1945年——1991年
E連兄弟中，有48位為國捐軀，有100多人受過傷，其中許多人受過重傷，不少人受過兩次傷，有幾個受過三次傷，一位受傷多達四次。大多數人都受到過精神上的壓力，而且通常是很嚴重的壓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們視為最好的青春年華交給了戰爭。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殺手，習慣於戰場上的打打殺殺，迅猛的作戰行動早已是家常便飯。他們在戰前幾乎都沒有上過大學，大多數人掌握的本領隻有一個——步兵作戰技術。
戰後，他們決心挽回失去的時間。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這個被老兵普遍讚譽為美國立法機構有史以來製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們迫不及待地進了大學。他們盡可能快地結婚生子，開始創造自己的生活。
他們很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決心大，有抱負和工作勤奮，部分也歸功於他們在陸軍這三年裏所學到的東西：他們學會了自信、自律和服從，他們能夠忍受各種出乎預料的艱難困苦，他們具有能夠和其他人協同工作的團隊精神。他們曾自願成為空降兵，因為他們想與最優秀的人並肩作戰，並使自己也成為最優秀的人。他們成功了。在退役後的生涯中，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也絲毫沒有降低，他們同樣也成功了。
他們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們出生於1910年到1928年之間，是大蕭條中的孩子，曆史上最偉大的戰爭中的戰士，戰後快速建設的直接參與者。他們接受了大兵法的賜予，但並未就此止步。他們走出了自己的路。他們中，有幾個成了富翁，有幾個擁有了相當的權勢；他們幾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從事著自己的工作，養活著他們的家庭，過著好日子。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充分利用了他們在戰爭中為之奮鬥所保存下來的自由。
讓我們還是從受過重傷的人說起吧。沃爾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時背部中彈了，癱瘓了。在英格蘭的醫院裏，他無助地躺在T形支撐夾裏待了6個星期後，下肢開始有了些感覺。為他療傷的斯達迪厄姆大夫經常站在床尾拿話激他：“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懶漢，戈登。”戈登也總是生氣地跟他頂嘴。由於斯達迪厄姆醫生不願放棄他，一直千方百計地救治他，戈登說：“當時，我根本就沒想過我會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殘廢。”
支撐夾拿掉後，斯達迪厄姆扶戈登練習走路，其實隻不過是挨著地麵拖著腳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為“能夠行走的傷員”，乘坐醫療船回到了美國。他在美國亞特蘭大的勞森總醫院緩慢地恢複。歐洲戰場上的戰事結束時，他還在這個醫院裏。無論是走、坐還是躺，他都要忍受著背上的傷痛。他什麼體力活也不能做，很顯然，他對陸軍已經沒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親問他什麼時候能夠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隻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體檢。年輕的醫生告訴他，他將被轉到本寧堡，被列為適合有限勤務者。就戈登的理解，這位醫生的理由是：“神經上的損傷恢複起來很慢，像我這種傷殘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將會獲得一大筆補償金。再多留我幾個月，我的情況無疑會好轉起來。”
戈登打電話給他的父親告知他這一消息，卻激起了他父親的滿腔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經受了兩次傷，而現在呢，用他的話來說，是個殘廢。他覺得我已經做了所有我應該做的，現在是該讓我回家的時候了。”然後他命令兒子把他這個口信告訴軍醫。
盡管有點難為情，戈登還是照父親說的做了。戈登詳細解釋了他是如何從父親那兒得到這個想法的，並申明他與這個想法沒有任何關係。
“滾開！別胡扯了！”醫生大聲嗬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親叫我告訴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會過來帶我飛到華盛頓，而且，必要的話，他會到參議院扒光我的上衣給議員們看。”
醫生的臉拉了下來。戈登知道這招奏效了，也許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個密西西比的參議員。那可是張飛過太平洋的機票啊。還是放他走吧。”
那位醫生說道，“好吧。把你列為完全殘廢，可以馬上退役了。”他叫人給戈登領了一套新軍裝，帶他到牙醫那兒補好了牙，並讓人給他結了帳。
戈登進了田納西州萊巴嫩的坎伯蘭大學學習法律。除了美國軍人人權法案中規定發給的津貼外，他每月還能取200美元的全殘補助金。他說：“我是個富有的學生。”同時，他也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在取得法學學位之前，他就通過了密西西比的律師資格考試。“於是，我成了一個仍在就學的擁有執照的辯護律師。”畢業後，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為幾家從事石油產業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度假時認識了貝蒂·露迪歐。一年以後他們結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後來，他們有了5個孩子，其中有4個是女孩。“我意識到我沒有足夠的薪水來滿足貝蒂的需求，”戈登說，“於是，我開始自己幹了。”
他開始從事一種高風險的生意：買賣石油租約，投資期貨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裏斯琴、密西西比、新奧爾良和阿卡普爾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舊沒能消除，走起路來有些困難，但戈登夫婦卻大享了好兒孫的福氣，他們夫婦依然相愛，他們喜歡拿自己開玩笑，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陸軍裏的那幾年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在3天的采訪結束後，我問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這3年對我產生的影響是驚人的。那時候的戰友情誼是我所擁有的最有意義的東西。我活下來了，這真是太幸運了，更幸運的是我曾與這群傑出的兄弟共同戰鬥。”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爾夫波特的《太陽先驅報》上看到了一篇報道，說的是荷蘭艾恩德霍芬的簡·瑞特塞瑪市長拒絕與諾曼·施瓦考將軍會麵，因為這個美軍指揮官在海灣戰爭中“雙手沾滿了鮮血”。瑞特塞瑪評論施瓦考時說，“是他策劃了盡可能多地殺人的辦法。”
戈登給瑞特塞瑪市長寫了一封信，信上說：“1944年9月17日，我參加了解放你國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動。作為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一員，我在一個名叫索恩的小鎮附近著陸。第二天我們開始向南行進，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執行任務期間，我們遭受了傷亡。戰爭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們在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裏呆了兩個多月。我們像動物那樣住在戰壕裏，穀倉裏，什麼苦都吃過。天氣又冷又濕。盡管有這麼多不利條件，我們仍然頑強地堅守著曆盡艱辛才拿下來的陣地。
“當鮮血從侵占你們城市的德國人身上流出時，荷蘭的平民們並不像你這樣反感流血。我們遺忘得太快了。曆史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如果你們的德國鄰居周末感到沉悶或他們的高爾夫球場有點擁擠的話，荷蘭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請別讓你們的國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岡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現在，你們還是好自為之吧。”
喬·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戰後經曆：“我在巴斯托涅中彈後（因為這次負傷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獎章）經曆了一係列的手術。一個主要的手術就是右腿膝蓋以上的截肢。在這之後，我又做了兩次手術，都是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彈片。為了取出彈片，手術從我的後背做進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結的婚，那時我仍在大西洋城的醫院裏。1946年2月8日，我從陸軍退役。”
醫院為他開具了80％殘疾的退伍證明。戰前他在一家鑄造廠當鑄工，但現在，帶著一條木頭假腿的他已經無法勝任原來的工作。他在位於賓夕法尼亞的雷丁的一家紡織廠找到了工作，後來又在伯利恒鋼鐵廠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常帶男孩子們去打獵，釣魚，但我從不拿槍——我總是擔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麼東西絆住了這條假腿，我就完了，但我會帶他們去打鹿和釣魚。每年我都和他們到加拿大野營。”
從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進。托伊覺得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的醫生對他很好，始終為他使用了最先進的設備。但他確實也有點兒不滿，他想要兩條腿，一條在假腿的聯結處能夠稍長一點兒。但醫生卻說一條已經足夠了，“我的體重不能有任何變化，否則這該死的玩意兒就不合適了。”
比爾·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條腿的，它從膝蓋以上被鋸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後，他同樣被定為80％殘疾。他結了婚，生了一個孩子，做過印刷工、銷售員、退伍軍人管理局職員和木匠，所有這些事都是帶著一條假腿做的。他的履曆中有一些混亂不清的地方，這使他經濟上受到了損失，為此，他多次到退伍軍人管理局去說理。1967年，他最終以全殘的證明書得以退休。在後來的24年裏，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動。他能移動得很快，比大多數雙腿健全的年輕人走得還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蘭住在費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兒長大的。他們生育了5個孩子，長子在越南當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積極地參與101師戰友會的活動，而且在召集E連弟兄聚會方麵很積極。
“查克”·格蘭特中士戰後被一個喝醉的美國兵射中了頭部，後來被一位德國醫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複，但言談方麵仍有困難，左胳膊也部分癱瘓了。在獲得醫院開具的全殘退伍證明書後，他定居於舊金山，在那兒經營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後來的歲月裏，他經常出席E連的聚會，在101師戰友會中表現得也很積極。邁克·蘭尼提名他擔任101師戰友會506團的代表，他當選後頗感自豪地為大家服務。他於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蘭被自己兄弟誤傷了兩次，被用飛機送進了格拉斯哥的一家醫院，然後又乘伊麗莎白女王號去了紐約。在後來的兩年半時間裏他又轉過三次院，還接受了皮膚和神經的移植，於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津貼，他進了馬薩諸塞大學，1950年畢業並取得了園藝裝飾學的學位。在以後的40年裏，他為各種景觀公司工作，並為高爾夫球場當顧問和供應商。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依然保留著用帶倒鏃的箭打獵以及觀鳥和野營的愛好。
利奧·博伊爾中士在比利時、英格蘭和美國的醫院裏住了共9個月後於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為30％殘疾。他找到了一份鐵路司閘員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過度勞累。後來他又在郵局工作，分揀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無法支撐下去。“那時，我十分難過和困惑，便去退伍軍人管理局的醫院檢查。幾天後，一個由三名內科醫生組成的小組宣布我的殘疾程度為50％，然後就讓我出院了，對我將來的前途也沒有給予任何指點。”
博伊爾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津貼上了俄勒岡大學，他主修政治學並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他加入了中學教師的行列，最後致力於殘疾人教育。“這是一個擁有特殊回報的職業。殘疾人與老師之間總有一種溫暖和友好的感覺。”1979年退休時，他因為從事殘疾人士教育的領導和研究工作成績突出而被授予了職業教育方麵的榮譽。
連裏的另兩個成員——最後一任軍士長和第一任連長也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爾伯特中士身上也有傷和傷疤，這倒沒對他造成什麼大影響，但有關戰爭的記憶卻打倒了他。他成了一個四處流浪的酗酒者。為了謀生，他幹過許多職業：在加利福尼亞北部當過漁夫、獵人，做過向導，有時還用捕獸機捕獸。他還曾犯過幾次心髒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