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學的產生與發展，自五代以來，綱常失序，禮崩樂壞，君臣之道喪盡。直到北宋一統，宋太宗，宋真宗大倡文風，佛學的中國化，融儒入佛，經過宋初的文化積澱，以及守初三先生的開創引領，至北宋中期即宋仁宗時期達到新儒學的高潮，開始加大從儒家經書中探討義理之學。四庫館巨評論《毛詩本義》“自唐以來，說詩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中而新義曰增，舊說幾廢。”在此時期，儒學兼采佛道，形實現了儒學的第二次新生，它進一步著重綱常，以三綱五常，明確社會關係，家庭關係與財產歸屬關係，強化了社會的等級秩序。儒學走入社會生活之中，走向世俗化，逐步形成封建社會的綱常禮教。通過對於社會秩序的固化，以及人身依附關係與父係血緣關係的名流，宋朝的階級社會承現出一種穩定性，保障了宋的三百年的內部安定。
宋代的橫向異化亦包括兩方麵，即承唐之弊，矯枉過正；軍政相悖，居安忘危。唐承北京朝方輿之氣，宋踵五代以壞之局。唐中後期，宦官侵奪相之軍權，而有樞密院，自五代以來，遂有二府，三司自唐中以後，皆由丞相兼管財權，但宋以來，為了防丞相之權，由於五代君主全然出生於軍旅，都知兵馬動，糧草先行之理，他們對於財權的掌握需求，自然也是不信任朝仕一君暮仕一君的五代丞相。從此承唐之流弊，相本一分成三而立參知政事，分行政之權，樞密副使侵軍權、禦史以監察百官，諫官以謹防丞相，此分權自唐以來至宋而登頂，權散於野，事事推諉，有功則人人爭封，有罰則法不責眾。雖神宗有光複之意，荊公有中興之才，卻難有複興，隻能在宋之機製裏內耗。來生承唐而起，為防車人擅政，又立三衙，三司分割練兵調兵之本，此禦內之術，但宋北有胡虜，西有胡夏，此極需軍政財之相結，如諸葛武候北出漢中，王景略東進前燕。十室之內，心有忠義，宋之內耗將自損而失神器。宋之財政，耗天下之資，以富汴梁，然而中間損耗，所資巨甚。唐安史之亂，兩都均覆，但四方財富仍豐，所以仍能克複神京，抵禦胡虜。但宋一遭靖康之變，天下土崩瓦解,徽宗以天下之姿而造一城之盛世怎能防敵之侵。宋既未一統，政權分散，為防唐武功而耗天下之資，卻造成空守而矣，守亦不能用天下來防敵，而用一城以禦敵，這就成了宋代以天下而不能擋胡虜，難道不是一種橫向結構異化。
軍政相悖，居安忘危。此分三方麵相悖之製，以儒立國與以戰立國之間的矛盾。“故本朝以儒立國與以戰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然而秦一統六國，仍北上破胡，雄據河套，漢有長城禦敵，山川之固，亦漠北封狼，祭告天地，唐擁山川險栗，仍破實厥於塞外。其後，明雖托長城，仍時有出擊，清聯年圍獵示武於漠北。此中所立國，無不是戰勝而後立，宋朝二次北伐失利，當時雖值微弱之際，然而立國之戰當然不會如此輕鬆，宋定十國之戰，縱用奇謀詭計，也可見宋代軍旅不振，沒有曆代國家用武立國，久經沙場之軍。因止而儒士手無縛雞力空談富國之術，儒士缺乏經略實際之學，宋代科考以選拔人才,但是此時已無地方世家對家族子弟的培養，儒士忠君，卻無吏幹之才，“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宋自軍人起以竊國寶，空知腐儒忠君，而權柄自在上輿，但是僅利一室而壞天下單以儒立國而缺武功，異化軍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