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亞堡，密西根
1952年9月我進入密西根大學部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會變成曆史學家，更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將曆史投射到現在，並逆轉推論，證實我對帝製中國時期的發現。如果我可以預見這項任務的艱辛，我一定會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隻是想到，以我在國民黨軍隊長達十二多年的資曆，我有很多經驗可說，因此我選擇主修新聞學。我已申請數所大學，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區，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根不隻最先給我入學許可，而且因為認可我畢業自雷溫烏茲要塞的參謀大學，還給我十二個後備軍官訓練團(ROTC)學分。我還想象，如果我更用功一點，也許可以在兩年內取得碩士學位。目標果然實現。但對我來說，畢業就是失業。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會說道地的美語，無法有一支快筆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聞界的工作非常難。但是，當時也不會有人雇我去整理圖片或編排索引。我試過出版業，但隻是增加一些被拒絕的經驗而已。有一份雜誌沒有拒絕我，還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曆史評論》(ThePacificHistoricalReview)。
同時我對曆史的興趣也被激活了。“至於這個，”我的朋友和老師都警告我，“別無捷徑。你可能要念個博士學位。”有人還說，這個最高學位是在大學教書的通行卡。十年後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根大學體育館裏，我們看到校長將一頂米藍色的方巾，放在詹森總統頭上，因此這位大社會(GreatSociety)的發起人，就能以名譽法學博士的身份，向畢業班致辭。現在我衣櫃中也有一式一樣的方巾，是我憑一己之力在同樣場合獲得的。詹森總統戴著方巾離開密大，搭乘直升機離去後，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後就收到一通來自伊利諾州艾德華維爾(Edwardsville)的電話。我成為南伊利諾大學助理教授，並在此遇到我未來的妻子格爾。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Hook)發表一篇文章，名為《天空中的賭場》(CasinointheSky)，強調機遇和事件可以改變人的命運。我完全信服這種說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須在特定時點做出關鍵決定。回顧過去，我不確定當時是否由自己來下決定，似乎是決定等著我。
我到安亞堡前的經曆如下：
我在東北的任務之旅沒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從長春回到沈陽，參加到美國留學的檢定考。接著全國大考在南京舉行，從一千多名考生選出約兩百名軍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內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數學、科學和兵法。口試是由一組美國軍官主考，我們進場前要先取下勳章。結果公布時，我又驚又喜，因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溫烏茲要塞，但他們軍階都比我高。我們從上海啟航，搭乘運輸艦“尚克號”(DavidCShank)，是由運輸軍團來負責。在船上我們就開始過美國式的生活。不過戰後不久的運兵船並沒有太多舒適的設備。我要睡覺時，發現上鋪離鼻尖不過幾英寸遠而已。我們要洗澡時，美國人警告：“小心一點，雖然標明是冷水，其實是熱的，標明熱水其實是燙的!小心不要被燙傷。”雖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樂隻要五美分，一條煙隻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奧克蘭以後，我們改搭火車往東行。軍方和鐵路局居然安排得當，讓我們搭臥車順利抵達目的地，毫不出錯，令人嘖嘖稱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來拜訪我們。她們是海軍雇員，預定前往巴爾的摩，車廂就在我們隔壁。有一個女孩先打開話匣子，最後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請與我們為伍，她還說：“我不是早告訴過你，這節車廂一定有趣!”我們彼此問了一大堆問題，一直問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們打算去回禮一番，卻發現隔壁車廂隻是一般乘客。
在雷溫烏茲要塞，我們的校長是哲樂(LeonardTGerow)中將。第二次大戰期間，他曾在歐洲帶兵。在戰前，他是五角大廈的重要人物。我們對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歡誇大炫耀，有一次，我們要照團體照時，他居然太過高興，還拍著太太的臀部。哲樂太太也同樣熱情活潑。在一次聚會中，高級軍官的太太問哲樂太太哪裏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頭吃雪花。”原來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樂並不被視為中國的盟友，因為根據已出版的資料，在珍珠港事變前，他建議美國政府就法屬中南半島和日本妥協，以犧牲中國為前提。但在雷溫烏茲要塞，他拜訪我們這群人。當時中國的內戰讓我們又沮喪又不好意思，將軍說，這沒什麼好擔心的。他認為，內戰之所以開打，是因為大家都太愛國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們全都參與美國內戰，而且有的屬於南軍，有的屬於北軍。
我們的課程持續了九個月，行事曆和一般文理大學差不多，學期從9月開始，6月結束，聖誕節放假兩星期。約三百名美國軍官就學，大多數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軍的軍官約六十名，官階就很雜亂，從英國的旅長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後者還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蘇格蘭軍官穿著蘇格蘭裙來上課。大多數拉丁美洲軍官都不說英文，有專門的西班牙傳譯人員為他們翻譯。
課程的大部分內容為地圖演練，問題是從陸軍的檔案夾抽出，但經過修正，以利課堂上使用。我們逐漸熟悉的地理區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設我們在聖羅(StLo)突破後，分兩路進攻，一是從呂曼(Le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從托敖(Tours)到奧良(Orleans)。另外一個經常用到的設想情況是九州的鹿兒島一帶。我們假想進攻，修補港口設備，建立進攻部隊，對島民實施軍事管製等。後勤和人事管理是美軍擅長的兩點，前提是紙上作業可以實際運作。在雷溫烏茲，我們首度得知歐戰可能提前半年結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廈來的客座講師所說的，如果“我們再聰明一點就好了”。在雷溫烏茲，他們常常提起原子戰爭，但實際上沒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來將如何影響傳統戰略。我們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代。
在雷溫烏茲上課非常氣派。在體育館一樣大的古伯廳(GruberHall)，近四百名軍官學生坐在其中，每個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氣，堪稱“總裁級”。麥克風有數十個，設置在走道兩旁和座位兩邊。一名上校擔任課堂監督，辦公室就設在大廳後方的小房間內。他指揮十數名男女士兵，調派他們分發教材，開啟和關閉麥克風。教師在講台上授課，麥克風別在領帶上。每個人都帶著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長線，方便在講台上踱步。他們名牌上的字高達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題下的專長發揮，即使授課時間隻有十五分鍾，也會有一名軍士將他的名牌掛在牆上，名牌不短於三英尺。作為視覺輔助工具的地圖和圖表則貼在木板上，從講台後方推出來，清晰易見，可以和足球場上的記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聖誕假期到紐約和華府去玩。一路上總會遇到好奇的民眾，他們看到中國的軍官不免驚訝。有些人甚至譏諷地說：“看，中國軍隊來了!”我常被問到關於內戰和毛澤東的問題。有些人還問，白修德(TheodoreWhite)的《雷霆後之中國》(ThunderoutofChina)有幾分真實性。有些人還問我屬於國民黨軍隊還是共產黨軍隊，我幾乎要認定這些人簡直是大白癡時，卻又發現他們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婦女說：“如果你們有兩種軍隊，我們就應該兩種都一起邀請來，這樣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們回到南京時，馬歇爾將軍早已停止調停國共間的紛爭。不過，美國政府仍然繼續協助國民黨軍隊的訓練和組織。我們這些從美國回來的軍官，都被分發到軍校或是和訓練課程相關的部門。我還獲得一個僭越的頭銜，成為參謀本部的資淺軍官，隸屬國防部。事實上，我還是個上尉，月薪約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將美軍提供的文獻譯成中文，但美軍的流程絕對無法適用於中國。對美軍來說，軍務、補給和人力的流動是采取“油管製”，裝備和軍庫都十分齊全。在前線和各駐紮地區設有中間聯絡站，補充兵源源不絕。人事和設備的流動經常而自動化。如果國民黨有能力做到，內戰絕不會產生，絕對可以預先防止共產黨的行動。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國，恐怕還是疑問。我們聽說，在軍閥時代，軍需官必須從團長太太手中拿錢，才能喂飽士兵。1947年時的國民黨軍隊已經脫離這樣的階段，但其實沒有進步太多，不時要找人、找食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油管製，其實不過是空想一場。
不過，我們的將軍對油管製仍存有幻想，因為這是外國來的現代東西。我很快就發現，這個現象不隻軍中獨有，留學國外的中國學生通常給人先進的感覺，他們的學識即使理論上很先進，大多數情況下卻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不過他們的長官仍然很看重他們，原因是可以替部門帶來裝飾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這番個人的體驗，因此最近聽說同樣的事又發生在中國派遣的留學生身上，不禁覺得沮喪。
1948年年底，我從五廳(訓練與組織)，轉到二廳(軍事情報)。我的任務是對外國軍隊和海軍武官簡報戰事，直屬長官是陸中校，他現在也住在美國，將名字改成JosephDLowe。在圖書館的參考室中，可以發現他的兩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對我說，行政院長翁文灝是他的舅父，他關心前線的戰事，卻沒有人提供足夠的簡報。透過正式管道的訊息不是早已過時，就是不正確。我們認為這簡直太過分。由於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產黨公開宣稱是“戰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戰事的發展，不知前線在哪裏!在陸中校的安排下，我到這位清臒的行政院長家去看他，做了約一個小時的個人簡報。
1949年年初，國民黨的副總統李宗仁還在做最後努力，和共產黨談和，但人民解放軍卻正準備渡江南下，國民黨的國防部將我們撤退到廣東。顯然下一個目的地就是台灣了。四月，同為雷溫烏茲畢業生的袁韋興(音譯)上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到東京去。他剛被任命為駐日代表團的副官長，願意找我當他的助手。我願不願意去?袁上校應該知道答案的，這種問題不需要問。不久後，在1949年5月，我並沒有加入成群的公務員和家屬之列，在臨時住所等著搭船過台灣海峽，而是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PresidentCleveland)的頭等艙，從香港開往橫濱。由於是為駐日代表團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著紅皮護照旅行。在香港，我訂製了兩套西裝，由外交部付錢。上述遭遇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我在東京的所見所聞才更叫我吃驚。
在密西根大學，新聞係係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Maurer)教授。我開始注意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響。他介紹我看約翰·彌爾(JohnStuartMill)的《自由論》(OnLiberty)、約翰·柏瑞(JohnBury)的《思想自由史》(AHistoryofFreedomofThought)及亞瑟·加菲爾德·黑斯(ArthurGarfieldHays)的《讓自由響徹雲霄》(LetFreedomRing)。莫勒下巴方正，總戴著無邊眼鏡，背景頗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訓練是要當美以美教派的牧師。事實上，他從神學院畢業後，也傳過幾次道，但最後還是臨陣脫逃。從此以後，他就熱心批評有組織的宗教。不過，莫勒教授既非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無神論者。提到聖經，他說：“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部典範，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路德、喀爾文和諾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區分他們分屬自由鬥士和暴君的麵向。他不斷提到星法院(StarChamber)、命運預定說的教義、陪審團審判等，好奇心驅使我去研究這些東西。我逐漸相信，我的中國知識和經驗應該透過曆史來評估，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是透過世界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兩者有何差別。
莫勒教授開的課“法律與新聞”，是所有新聞係學生的必修課，課堂氣氛總是輕快活潑。他說，在誹謗案時，可以用沒有惡意來當答辯，卻不能用事實真相。他又說：“有時真相愈多，愈構成誹謗。”大眾知情的權利和個人隱私的權利之間，的確有衝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課上，他提到色情書刊。他以同樣強而有力的語調強調：“有時真相愈多就愈猥褻。”坐在後麵的一個女生這時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們全轉過頭去看她，臉上帶著會意的笑。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同學，我們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獨特的相處之道。教授以慣有的精力朗讀“路德、喀爾文、諾克斯等人”時，拉米會平靜地插一句，“還有威斯理等人”。還有一回，拉米的插話更是恰當，教授提到聖物：“十字架、玫瑰窗、遺物……”這名外籍學生就說：“先生，還有聖牛。”在這兩個例子中，他的辛辣評語都引起滿堂笑聲。長期浸潤在莫勒的自由主義風氣下，我告訴室友：“在美國，三聲歡呼還不夠好，應該是兩聲歡呼和一聲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雖然夠自由開放，但卻沒空和我辯論蔣介石的事。我認為他對蔣介石隻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無法在課堂上和他辯論。下課後，他很願意見我，但一提到蔣介石，他的對話之門就關上了，他說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其實沒有帶給我太大的困擾。但是，有一天，他對全班說，有一些民間組織遭受到檢察長的監視。他甚至還念出黑名單上的一些組織。當時我剛好收到一個中國學生全國組織的傳閱信，我問教授該組織是否在黑名單上。他查了一下，沒有，但他又轉向我，以厭惡的語氣說：“而且中國遊說團(ChinaLobby)也不在名單上，那是一定的!”這和中國遊說團有何相關?我愈想就愈不對勁。莫勒教授可能不會把我當成中國遊說團的一分子，不過他可能認為我深受影響，原因是我的國民黨背景，這在係上是人盡皆知的事。後來我問拉米有何觀感。他很認真地說：“我不知道。不過莫勒有時很好笑。”
錯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蔣介石或國民黨並不受歡迎。我還不如談密西根這一年進軍玫瑰杯足球大賽的機會，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學院要改名為密西根州立大學，避免他們模仿抄襲我們。50年代初，美國對朝鮮戰爭已經十分厭倦，也受不了麥卡錫主義。當時麥卡錫這位參議員還未受到譴責，還在進行最後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對他的聲浪已迅速擴大，尤其是在校園裏。這樣的風氣正足以解釋中國問題。兩件事實是很清楚的：蔣介石將中國大陸輸給共產黨，是因為貪汙和無能，而美國政府給他二十億美元，他卻花得一幹二淨。這就夠了。
我想說的是，我打算純粹從曆史的角度來解釋這件事。我希望從中國人的立場來觀察，而不是從幹涉美國內政的角度，雖然兩者之間其實很難分辨。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大可以說，你們永遠不應該說貪汙和無能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因為如此一來，你們等於是以粗糙和過度簡單的結論，來提前結束一個複雜異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說，你們從中國搜集到的意見，其實非常狹窄，大體來說隻反映美國駐外單位的情緒。這些人對史迪威事件的情緒反應非常強烈，事情發展不如預期時，他們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說，你們太容易受到中國自由派書生的影響，這些人和你們一樣，對中國社會的運作方式並沒有第一手知識。他們告訴你們的，通常是他們理想中的中國。至於如何達到理想境界，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完全都沒有解決之道。
我大可以說，在對日抗戰勝利後，中美的關係根本就是一大敗筆。美國政策的缺失充分為赫伯特·費斯(Herbert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國結》(譯注：作者所寫TheChinaTango恐有誤，經查並無此書，應為TheChinaTangle)中的結論。在中國這一方，我們過度深信，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美國都會支持我們。我們站不住腳是因為我們不能要你們負責，你們並沒有簽約來保護我們。我大可以說，杜魯門總統說對了。他曾說，美國人民不容許他把資源一直放進中國的無底洞中。但他說，我們無視於馬歇爾將軍的勸告，不靠野外作戰而贏，反而擠在城市中。這話有欠公允，國民黨軍隊曾在野外打過許多戰役，我自己親眼見到在東北的一場。城市是我們的後盾，我們的活動範圍，我們的後勤運輸區。國民黨已接受馬歇爾的勸告，試著將三百多個師精簡成九十個師，希望借質的升級來爭取美方的認可，借量少質精的作戰部隊，更適宜接受美國的補助。(精簡也是馬歇爾的計劃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合而為一支國家的軍隊。)但精簡後，我們必須更依賴現代運輸及通訊。國民黨軍隊的結構非常不容易管理，在過去，總是讓非正規的輔助軍隊成為外圍的助力，那樣的軍隊更容易適應鄉村。在大規模的作戰中麵對共產黨軍隊時，強化作戰部隊的政策反而成為一大弱點。
至於貪汙和無能，我要說的是，這兩者的確存在。至於二十億美元，我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爭辯或證實這個數字。美國在抗戰勝利前後對國民黨的補助，代表的是絕大的善意和不見天日的管理，雙方都有濫用之嫌，賬麵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認為，美國替國民黨訓練和裝配三十九個師，通稱為“α師”，最後成為國共內戰時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部隊。但我還沒有看到以下的事實公諸於世：α師的設備和補給散置於全國各地，從內陸的軍庫到沿海的倉庫，管理沒有邏輯，也談不上優先順序。簡而言之，某個地方有一堆迫擊炮，另一個地方有許多禦寒衣物，介於其間的則是短缺和無法計算。那些師級部隊穿梭於補給區之間，裝滿行囊後繼續前進。國民黨軍隊並不是敗在設備和補給，要說這種話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證，受益者並沒有得到軍需後勤的援助，裝備也不夠充分，一開始就陷入技術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東北時，國民黨的軍力可說達到空前之高。單是新一軍炮兵營的一○五厘米榴彈炮，毫無疑問可以解決林彪的“人海戰術”。但是全營隻有五百發炮彈，而整個東北的炮彈也不超過一千發，幾分鍾就發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著尺寸過大的雪靴，事實上他們應該穿帆布鞋。前線的機關槍很多都沒法使用，原因是沒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億美元的補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溫烏茲念書時每個月領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貼，我很難有立足點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單是要維持美國軍事顧問團的開銷，就可以養二十五個中國師級部隊。無論美國人走到哪裏，都會帶著他們的配偶子女、電冰箱、汽車、其他家用產品，有時連寵物也包括在內。學校、俱樂部、郵政單位都必須隨之設立，汽車調度場也是。我們常會聽到：“生活水準有所差距，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事實上，差距非常大。兩國的體質差距太遠，直接輸血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其實雙方都很無知，一名美國顧問團的上校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幫我們整理一套手冊，理論上是要告訴我們如何草擬組織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訴班長，可以完全不予理會。例如手冊中寫著：“戰利品和紀念品不應該包括在組織表中。”他顯然不知道他在指導哪裏的部隊，也不知道我們在哪一世紀。戰利品和紀念品對我們一點用都沒有。我們實際需要的是一些如廁用的衛生紙，因為我們的士兵都還在用竹簽和玉米。
劉遠漢少將是五廳的廳長，有一次美國人建議，一個步兵連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隻要三名廚師。劉少將大惑不解，我必須對他解釋，在美國陸軍中，廚師是技術人員。他們有訓練廚師的專門學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們的野外烹飪爐點的是汽油，是用卡車運送。廚師人數不多，士兵就要輪流當炊事兵，幫忙削馬鈴薯皮、清洗打掃等工作。我們的美國顧問並不知道，在國民黨軍隊中，廚師天不亮就要起床準備煮稀飯。士兵用餐時，他們必須派出先發人員，背著大鍋、水桶、米袋等，往前走個十到十五英裏，到達中餐的預定地，尋找井水，撿拾幹木塊或稻草當燃料。水一定要煮開，有時候還必須向村民買食物，晚餐也必須重複同樣的過程。
我在安亞堡兩堂不同的課堂上，聽到二十億美元這個數字。但是，無論教師或同學都不知道，美國軍隊丟棄在太平洋群島上的救濟物資和補給品，全都算在二十億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鏽的器材如何銷賬，但我清楚記得，中國政府發給我們潮濕的煙，當成補充的配給。
我為什麼要提這些不愉快的細節呢?隻會使我自己不受歡迎而已。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曆史。當你們低估我們的表現和努力，你們同時過度簡化國民黨的作為和中國人的性格，最後你們也同樣會誤解共產黨的鬥爭。如果你們不過是提供發布新聞用的素材，解釋美國何以縮手，這也就罷了。但是如果你們想刻劃更完整的圖像供後世參考，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在50年代，我還沒有深究曆史，因此無法發掘內戰的真正意義。但即使在當時，我已本能地感覺到，內戰的層麵和在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眾嚴重誤解。
甚至在當時，我大可以說，一個三百多萬人的軍隊，而且士兵全由農民所組成，花了近四年的時間打仗，如果隻是為了保衛一個高壓而腐化的政權，怎樣說都不合邏輯。問題是，內戰末期國民黨軍隊的戰敗和大規模投降被廣為報道，但個人和部隊的英勇事跡卻幾乎不為人知。我在你們的戰報中看不到描寫戰事如何慘烈的事例。就許多戰役而言，其殘忍還超過對日抗戰中的最殘酷戰事。舉例來說，在對日抗戰中，我們還沒有損失這麼多高階將領。我可以隨手舉出二十個師長級以上的將領，他們全在內戰中捐軀。單是一場戰役就折損兩名資深將領，邱清泉、黃伯韜將軍，兩人分別率領第二兵團和第七兵團。張靈甫中將的事跡全中國皆知，1947年初，他率領的整編七十四師被共產黨的軍隊切斷時，他和轄下所有軍官全都自殺，包括副手、參謀長、高級與下級軍官。但外國特派員對這件事略而不提，我隻看到羅伯特·瑞格(RobertRigg)的書提到他的名字，但曆史學家根本忽視瑞格其人。我要說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於為他們平反，我隻想讓你們知道，你們的視野有多狹隘。
我在密西根念學士學位時，把一些想法和觀察寫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溫烏茲的教官羅傑·沃考特(Roger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幫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給他的一個朋友，此人是《聖路易電訊報》(StLouisPastDispatch)的編輯。雖然他剛開始很熱心，但我從他的來信中看出，他並不喜歡這份手稿。不過他仍然把稿件交給在紐約的編輯，後者很快退回，還表示遺憾。後來麥克格羅希爾(McGrawHill)的編輯到安亞堡來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歡，說要和公司談談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認為稿子值得付印，寫了封信介紹我給他認識的一位出版經紀人，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個月後被退回。這樣也好，依我現在的標準看來，當時的作品不夠成熟。當時的風格激烈好辯，恐怕比我前麵數頁失望惋惜的風格還糟，後來我就毀了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強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閱讀和反省工夫。
我們在駐日代表團時，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過，我們的房屋和補給卻來自征收。由於我們是占領軍之一，我們的補給事實上是由日本政府負責，我得以省下足夠的錢到美國去。不過這筆資金很快就花完了，時年三十四歲還是大學生的我，除了學費偶爾可以延後繳納外，得不到任何單位的幫助，長期的工讀生涯就成為很自然的結果。
數年前，唐納德·季林(DonaldGillin)教授(現任教於瓦薩學院)和其他學者辯論到中國內戰問題時，多次引述我的說法。不免讓別人問到：“誰是這個雷·黃?”唐納德就會微笑說：“是我在安亞堡認識的電梯服務員。”當時他初次來問我幾個問題時，我的確是在密西根聯盟(MichiganLeague)當電梯服務員。我對他說，我不介意回答他的問題，但我必須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電梯好幾次。後來我到紐普茲任教時，他邀請我到瓦薩去演講，離我不過十英裏遠。一名女學生得知我的國民黨背景，向季林抗議，說我既然在國民黨，一定很“肥”。季林必須向她確定，不但一點也不肥，“我認識的雷·黃是相當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時間過長以外，工作經驗也有助於我的教育。我曾經想，一名外國人要從裏到外認識美國的最好方法是閱讀《讀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國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業區，至少有一家名為“第一全國”的銀行；加油站和停車場通常離市中心有四、五條街遠，同時還有公共電話和洗手間；藥房通常也兼賣便餐和冰淇淋。我第一天在席爾斯(SearsRoebuck)當收貨員時，就不安地察覺到，我加入美國就業市場的準備工夫還不夠。倉庫裏一有人叫：“卡車來了，收貨員”時，事實上就暴露了我的輕忽。我應該更有警覺心，我應該感覺到事情會如何進展，並把這當成“第二天性”。我應該衝到收貨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顯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應揮舞手勢，讓司機可以輕而易舉把貨車停在後巷。不過，我卻很害怕。我實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機為什麼不會撞到電線杆或是建築物，我不想因為自己指示錯誤而讓他們惹上麻煩。
司機跳下車時，我理論上要表達友善之意。這又難倒我了，我不知如何開啟對話，那些卡車司機收入頗豐，但他們“每一分錢都是辛苦掙來的”。像我這樣的非技術勞工，應該主動表達讚美與敬意。我觀察其他同事，逐漸有了概念，有些收貨員會和司機展開如下對話：
“嘿，查理，風城怎麼樣啊，還在刮風嗎?”
“刮得可大咧。不管它了，你要的五十個輪胎，要放在哪?”
“嘿嘿，查理，你太太是棕發美女。那個紅發女人是約會對象。不要再搞錯了，小子。幫我個忙行不行?不要幾杯酒下肚就惹麻煩!”
“閉嘴，把筆給我。我的筆不能用了。該死，整整花了我一美元。”
“嘿，查理，我們是席爾斯，可不要蒙哥馬利·華德(MontgomeryWard)的包裹。”
“不管你喜不喜歡，我還是要給你一些。”
我無法做到這麼美國化，也想不出應該說哪一種話，隻好對著司機死命地笑。對他們來說，我一定顯得很傻氣笨拙。有一次，我來不及和司機建立友善關係，就站在停車場。他接近貨櫃時，我還是站在那裏，一臉茫然。忽然之間，我意識到他丟過來一個箱子，我接住了。他說：“老板，你以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嗎?隻要乖乖走來走去就可以了嗎?”
不久後，我聽到倉庫裏的女工說，有個收貨員心不在焉。我聽到她們在爭論：給這家夥一個機會吧，他從中國來的，他總會學到的。我聽到她們責怪在我之前的員工羅夫，他沒有事先遞辭呈，工頭因此沒有機會訓練替補的人。我開始覺得，席爾斯不會雇用我太久。
我不在停車場上時，應該要加入倉庫女工處理商品的行列。我們拆開箱子和包裹，核對裝箱單上的物品。價目表已經準備好了，我們隻要把價目表黏或貼在物品上，再放到推車上，等著送到各樓層。我的不合格至此顯露無遺，我不知道在絲帶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我以為晾衣線是很複雜的機製，根本沒想到隻是很簡單的一段繩子。我要別人告訴我，才知道茶葉罐是可以裝餅幹、糖和茶葉的容器。我從來不了解，後座揚聲器歸在汽車部門，是要連接汽車裏的收音機，裝在後車座，還附帶鐵絲和安裝指示。我甚至不知道哪種顏色算是嗶嘰色。因為我的笨拙，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減慢，我當然不受歡迎。
送貨員是個年輕人，名叫溫傑，叫我不要擔心，我會學到的。溫傑拿起兒童用午餐盒，說：“看，大衛·克羅凱特(DavyCrockett)牌的!現在每個東西都是這個牌子。在我們小時候，每個東西都是哈潑隆·卡西迪(HopalongCassidy)。午餐盒、帽子、腰帶，你隨便說個東西，全都是哈—潑—隆!”
他旁邊名叫哈莉葉的女人說：“溫傑，請不要在我耳邊大叫!”
我知道我不能讓哈莉葉不高興，她很不快樂。反正我很少和那些女人聊天，因為每次講話，都會問個問題，因此最好盡可能避免。年紀最大的潔西幾乎負責回答我的問題，有一天她問我對法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DRoosevelt)的意見。我說我很喜歡他，大多數中國人也都很喜歡他。她似乎很高興。南西最年輕，新婚不久。我和她唯一一次的閑聊是在她打開收音機時，我說她一定很喜歡亞瑟·高弗雷(ArthurGodfrey)。她說，那是因為她午休時，隻有高弗雷可以聽。我還沒和哈莉葉說過話。
我猜哈莉葉想辭職，但還沒決定，或是希望加薪卻無法如願。店裏的助理經理來和她談話，工頭也來了，他們提到席爾斯的福利和利潤分享計劃。但會談後，哈莉葉也沒有開心一點。她午休時走在大街上，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走在一起，因此很不愉快。“她們就像你我一樣白!”她對潔西說。哈莉葉有個女兒，有一天午休時間來倉庫，抱怨她的上衣，別人都說穿起來像老女人。哈莉葉不太高興。她問其他兩個女人：“你們覺得那件衣服看起來顯老嗎?”她們照理應該說，不會，當然一點都不會。哈莉葉氣瘋了。她不喜歡那些批評她女兒的高中生。最後她女兒可能不想穿那件有花邊的上衣，這樣她還要出錢再買一件。
無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有一天，我在核對完一些名為“夏日樂趣”(SummerFun)的物品後，理論上應當大聲念出裝箱單上的價格，讓哈莉葉寫下來，好製作新的標價。在槌球這一項我念著：“三元九十九分——等一下，好像是三元四十九分。”哈莉葉不高興地說：“說清楚點，可以嗎?”我請她自己來看不清楚的字跡，她看也不看，把鉛筆一丟，找工頭去了。工頭來了，對我說，不要管槌球了，去車庫吧，山姆需要人手。我不知道兩人之間的對話，但一定不是講我的好話。
不過，他們還是讓我又多犯了幾個錯誤。我不知道男褲上的標簽要別在左膝，這樣折疊起來陳列在架上時，標價才會朝上。我也不知道，白天不能去碰標簽印製機上的打印台。在下班前幾分鍾才能補充新印泥，利用晚上的時間變幹，否則標簽上的字會暈開。我當時不知道，現在還是不知道，如何將一個沒綁帶子也沒有把手的紙箱疊在另一個紙箱上。我的假設是，要一個比我高壯的人，紙箱要稍微離開胸前一下，但重心仍然要放在雙腳，可是雙腳又要能快速移動，雙手使力往上提時，腳才能迅速調適。
我當時應該告訴他們，這樣對他們或對我都不公平。我不是他們的一分子，他們應該給新人機會，在正式上工前再訓練一下。不過我還是多待了幾天，直到有一天下午，工頭說助理經理要見我。助理經理說，他會再讓我待一個星期。我說，不用了，我寧願馬上走。他說，他會請會計多給我一天工錢。我說，沒必要。他說，沒有惡意。我說，的確沒有。不過兩人臉上表情都很僵硬。
當天晚上，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學生合作社吃飯時，告訴坐在我旁邊的女孩：“我現在懂你說的話了。”
她問：“你被開除了?”
我點點頭。
她來自底特律。之前我問過她關於美國生活的種種層麵，雇用、開除、找工作、失業等等念頭是相當有趣的主題。在中國，我們的流動率沒有這麼高，這些事並不是尋常的經驗。我曾問她是否曾被開除過。她說是。怎麼會?她是餐廳的女侍，一名客人走進來時，她正和同事說話，沒有注意到。因此經理當場對她說：“你被開除了”?她說，沒有，沒有人會這麼直接。他會等到下班時說：“麻煩明天不用來了”之類的。聽起來很幽默，我不禁笑了出來。她語帶厭惡，反駁說：“一點都不好笑。”她說，她破產後，也在上班的媽媽給她一點錢，讓她可以去買份《底特律新聞》(DetroitNews)看征人啟事，找累了，還有餘錢買一杯咖啡。
後來我替一個叫賀柏的人工作了一陣子，他在離市中心兩英裏的高速公路旁開了一家高級夜總會。我是額外的洗碗工，酒保不能來時還調調雞尾酒。賀柏從廚師起家，現在已經有錢了，他還是和幫手混在一起，成為我們中的一員。整個地方的氣氛非常輕鬆。如果餐廳人滿為患，服務流程不夠順暢時，他的秘書兼簿記也會圍上圍巾，充當女侍。風琴師在餐後會過來問我：“雷，你最喜歡什麼音樂?我來為你彈一曲。”在連續工作了五六個小時後，老板通常會請我們喝杯啤酒，然後再打卡下班。也就是說，這十五到二十分鍾也算是上班時間。我們當然還享有免費的一餐。“你要點什麼?”賀柏不但邀請我們，有時甚至還親自下廚。夜總會的水杯設計別致，在曼哈頓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動。夏天時，有一天晚上十分悶熱，我在下班前拿了一個水杯，放入一些冰塊，用紙巾包著。我對老板說：“賀柏，我偷了你的一個杯子，裏麵還放了冰塊。我的房間現在很熱。”賀柏咧嘴大笑：“好，你是我的廣告商。請多多宣傳我的杯子。”
那年夏天，賀柏結婚了。史黛拉金發碧眼，十分美麗，年齡比賀柏小多了。她讓整個夜總會起了革命性的改變，打卡鍾上貼了一張告示，明令員工在上班時間不能喝啤酒。主廚被遣散，換上一個助理廚師，年齡隻有十來歲。經理也被趕走了，但沒有找人替補。史黛拉自己當老板娘，她盯著我調酒時，我覺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時隻要倒五分之三滿，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滿出來。我以前做得還算順手，這時卻偶爾會出差錯。有一天，在她的無情監視下，我按錯了收款機的按鈕，一張寫著二十的白卡跳起來，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實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應該是黑卡才對。賀柏不再圍圍裙了，他都穿西裝，站在屋內一角觀看一切過程。我感覺他似乎懷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時他總會愉快地說：“還好嗎?一切都沒問題吧?”有時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盡頭。他似乎想盡力討好她，可是並不成功，史黛拉總是噘著嘴，很少笑。
他們沒有開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幫傭的性質。他們有一陣子沒找我時，我又在安亞堡市內找了一份廚房的幫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