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箍棒與禹鑄九鼎
至於孫悟空與大禹關係更直接證據，筆者在《悟空性格的凱旋——“大鬧天宮”中的孫悟空》[11]中有雲，“金箍棒”在《西遊記》之前的相關作品（話本、雜劇）中沒有與悟空的性格融為一體，“隻有到了吳承恩筆下，金箍棒之於孫悟空，才如那鬥篷之於唐·吉珂德，通靈寶玉之於賈寶玉，青龍偃月刀之於關雲長一樣，不可或移。吳承恩家鄉有座禹王廟，廟中有一巨石，名曰浮山，相傳是大禹治水時鎮海眼的‘定海石’（事見《廣陽雜記》）。吳承恩巧妙地將這優美的民間傳說與話本、雜劇中的金棍、鐵棒相結合，點石成金，創造出孫悟空手中那神威無比的金箍棒。吳承恩先寫它來曆非凡：龍宮神珍——大禹治水探江海深淺的定子，這就平添風采了；再寫它雖重過萬斤，卻是‘如意金箍棒’：專如大聖之意——能大能小，大可頂天立地，小能藏之耳際，這就更為神奇了。像大禹探江海深淺那樣，孫悟空用此神珍，踏遍天堂、人間、地獄三界，譜寫了一支威武雄壯的‘神曲’”。如果說那“金箍棒”可大可小的神性與大禹父子治水所用的“息壤”能自由生長的形態有某種相似之處，庶幾能夠成立。
至於禹鑄九鼎，則對吳承恩以筆鑄一巨鼎《西遊記》，則更有深刻的靈感啟示。《左傳·宣公三年》記：“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吳承恩在《二郎搜山圖歌》中將之融入詩境：“軒轅鑄鏡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禹鼎誌序》則雲：“昔禹受貢金，寫形魑魅，欲使民違弗若。讀茲編者，儻愯然易慮，庶幾哉有夏氏之遺乎？”直接點明其逐禹鑄九鼎之遺緒，來創作《禹鼎誌》。《西遊記》之創作動機，亦與之無二致。筆者曾有雲：“吳氏自幼至壯搜求不已的奇聞中，就包括有神話。他之所以將自己的誌怪小說集命名為《禹鼎誌》，是因為‘昔禹受貢金，寫形魑魅，欲使民違弗若。’大禹本是神話人物，禹鑄九鼎也是神話故事，禹鼎寫形之‘形’更隻能是魑魅之類的神話形象。禹為‘使民知神奸’，‘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不啻鑄造了一個神話寶庫。吳氏追其遺緒，以墨為鼎，自然也少不了以其‘旁求曲致’的神話作為再造的原料之一。書名為《禹鼎誌》，則足見他對大禹神話體係的珍視與借重。”正是在此邏輯基礎上，筆者進而認定：“《禹鼎誌》或可稱為《西遊記》的雛形，《西遊記》則實一尊巨鼎，其間更是‘百物而為之備’。而孫悟空出生入死所致力的也不外‘使民知神奸’。”[12]經過上述之研究，筆者更堅信吳承恩創造性地將大禹神話融入了《西遊記》的創作，才使孫悟空形象中湧蕩著大禹的血脈。
四、《西遊記》與《玄怪錄》
既然吳承恩的《禹鼎誌》是傾慕唐代牛僧孺（奇章）、段成式（柯古）的傳奇小說“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的產物；欲證明《禹鼎誌》與《西遊記》出於一人之手，而今《禹鼎誌》既已散佚，那麼尋找《西遊記》與牛僧孺的《玄怪錄》、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的關係，則不失為一種可行之途徑。學界也曾有人（包括筆者）言及過這種途徑，可惜迄今不見象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