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元年(1621)三月，沈陽、遼陽相繼失守，袁應泰自殺身亡，京師大震。這時人們才認識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熹宗決定再起用熊廷弼，在給熊廷弼的敕諭中，熹宗肯定了熊廷弼前段時間守遼的功勞，對罷了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後懇切提出“勉為朕一出，籌畫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諭後十分感動，士為知己者死，他又一次踏上了去遼東的征程。
這時的遼東，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三岔河以東均落入後金手中。遼東官軍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萬多殘兵敗將撤到寧前一帶，四萬人逃到了海島或渡海跑到了登州、萊州（現在的山東半島一帶），還有兩萬多人流落到朝鮮。人心惶惶，兵力空虛，如軍事重鎮廣寧守軍隻有千餘人。
前麵我們講了薩爾滸大戰之後，明廷啟用熊廷弼經略遼東。但因與群臣不和，被大臣們彈劾，實際上深層次原因是熊廷弼是楚黨，明末朝政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顧憲成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呼應，東林黨因此得名。與此同時，另有一批官吏士紳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既互有矛盾，又互相利用。其中，以東林黨人勢力最為強大。起初，是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則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到明熹宗天啟年間，東林黨人得勢，浙、昆、宣各黨派受到排斥。於是，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便與浙、齊、楚、宣、昆各黨中的一部分人結成聯盟，被東林黨稱為“閹黨”，形成了直接對抗。
熊廷弼不僅是楚黨，還和首輔方從哲互相扶持，許多東林黨人，尤其是兵部尚書張鶴鳴，很討厭他。東林黨人上台後，就舉薦黨人袁應泰取代他。不料袁應泰大敗，遼東失陷，當大批難民湧入廣寧時，河西民眾人心慌慌，許多大戶人家攜帶細軟開始向關內逃亡，廣寧城朝不保夕了。東林黨黨員王化貞在此緊要關頭表現非常出色，他安置流民，籌集糧食，收集殘兵，布置城防。作為一名朝廷大臣，麵對危局所展示出來的膽略和勇氣，對士民是極大的鼓舞，廣寧城軍民的情緒在他的影響下漸漸趨於安定。正因為如此，朝廷才將一個正六品官員破格提升為正四品的右僉都禦史，並巡撫廣寧。熊廷弼官複原職，東林黨人就推薦王化貞當遼東巡撫。四月，朝廷任命右參議王化貞為巡撫。
麵對遼東的這種形勢，熊廷弼提出了收複遼東的“三方並進”策(或稱三方布置策)，即以廣寧為基地，部署重兵，抗擊後金，牽製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州、萊州等地建立水師，準備將來從海上進攻金地；在遼東、天津、登州、萊州各設巡撫、總兵，經略駐在山海關，統一指揮。熹宗批準了這個方略。接著，熊廷弼又提出，三方並進策要聯絡朝鮮。派有智謀的大臣到朝鮮，把流落到朝鮮的遼東軍民組織起來，與朝鮮軍合勢，與登州、萊州之軍保持聯係，構成複遼的又一方。這樣，三方並進策實際是四方並進。天啟元年(1621)六月初六，明朝升熊廷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駐紮山海經略遼東等處軍務”，同時，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為登、萊巡撫，與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撫畢自嚴、廣寧巡撫王化貞一起，構成了三方並進策的領導機構。
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策”應該說是一個切實可行、較為穩妥的作戰方案。熊廷弼經過周密考慮，又吸取曆次失敗的教訓，提出了這一方略。這個方略的核心，就是固守廣寧。
熊大人在廣寧城外五裏地處安營紮營，部署重兵，嚴防死守、騎兵和步兵相結合，形成犄角之勢，相互照應。又在廣寧周圍城堡廣設烽火台，一旦有敵情，立即點起烽火，相互支援。沿三岔河（遼河、渾河、太子河的彙流點以及入海之處）設遊騎，輪番出巡，迷惑敵方，使努爾哈赤不敢輕舉妄動。遼陽距廣寧隻有360裏，一旦努爾哈赤那邊有什麼風吹草動，熊大人會在第一時間進入陣地、嚴陣以待，在廣寧城外與努爾哈赤決一死戰，為此熊廷弼請求兵部負責抽選各鎮精兵二十餘萬，戶、工二部準備糧餉、器械；要求其所屬各部積極準備，抓緊一切時間征調工匠，買鐵，伐木，製車，造炮，從人、財、物力上，精心備戰，同時網開一麵，免去從遼陽逃跑的高出、胡嘉棟、傅國的死罪，讓他們其戴罪立功。任用對遼東事務較熟悉的劉國縉為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為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為職方主事，用收拾遼人心。推薦監軍副使梁之垣出使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