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南星搖搖頭，“不一樣，西漢初定，全國隻有一千五百萬人口，大明現在兩萬萬人口。且西漢取消農稅非治國良策，百姓對人丁稅、勞役均產生嚴重抵觸，幸好晁錯提出納粟授爵建議，靠富人救濟才不致中樞崩潰，可見這種辦法無法延續，隻對當時那種民不思種的情況有用。”
朱鼎順點點頭，“趙先生見識非凡，《貞觀政要》開篇中，唐太宗向臣子三次發問，探討為君之道，提出為政者應注意的主要問題。臣子的答案，也堪稱盛世治國的總綱。趙先生給兄弟們長長見識。”
趙南星立刻告訴其他人。貞觀二年，太宗即位，提出第一個問題：什麼叫做有道明君、無道昏君？
魏徵答：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魏徵還列舉曆代偏聽偏信的帝王，往往導致國破家亡的危機。
因而他總結道：君主隻有多方聽取采納諫言，才能避免欺上瞞下，下情上達天聽。
貞觀十年，天下逐漸走向穩定的治世。太宗提出第二個問題：在帝王的事業中，創業難還是守業難？
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宰相房玄齡的回答是“創業”。若成就帝業，隻有戰勝所有人，收服並統一所有力量。
魏徵則相反，他認為帝王興起，往往是推翻昏君，終結前朝亂世，百姓樂於擁戴，也願意歸順。因此創業是天命所歸，並不難。
但帝王打江山後，容易滋生驕奢。需要休養生息的百姓無休止地從事徭役，國家就會迅速走向衰敗。因此，魏徵認為守業更難。
房玄齡是打天下的功臣，曆盡千辛萬苦，所以認為創業更艱難；魏徵輔佐太宗安定天下，擔心皇帝放縱欲望，導致國家危亡，所以認為守業更艱難。
貞觀十五年，大唐王朝已成盛世，太宗又問第三個問題：守江山是難還是易？
魏徵回答：很難。
太宗又問：我選賢任能，從諫如流就行了，有什麼難的？
魏徵說：國家充滿憂患危機時，皇帝選舉賢材，接受忠言；太平盛世時君王心懷憂懼，時刻警醒，這是難事！
就這三個問題，讀書人研究了上千年，唐太宗看似隨意，其實是執政不同時期的治國本質。
無論在任何時候，為君者隻有保持理性自省頭腦，才能讓國家持續繁榮，給百姓帶來真正的盛世。
趙南星說完了，朱鼎順看著若有所思的幾位武將，突然暢快一笑。
“諸位，說句令人不齒的話。是否清廉根本不是官員任命的首要考慮，世宗的帝王之道堪稱曆代之最，無論讀書人怎麼貶低，一個昏庸的帝王不可能同時戰勝南倭北虜。
一兩銀子，他可以讓嚴嵩貪墨六錢，上繳國庫十錢。
因為嚴嵩可以弄來銀子，嘉靖朝南倭北虜匪患不斷，能力才是官員第一原則。海剛峰號稱絕世清官，若大明靠海剛峰當首輔，早亡國百年了。
但嚴嵩遺臭萬年，海剛峰成為官員清廉榜樣，證明選官製度有大問題。以後大湏中樞官員，沒有知縣、知府、布政使履曆，一律不得入中樞。
想要官員清廉，必須靠律法，而我們，必須保證中樞官員的理政能力，那種除了之乎者也什麼都不懂的清流，一律去藩國搞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