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先生有部小說曾走紅一時，這部社會學品性更重的小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對10年來社會變遷的觀察筆記，讀者對這部小說見仁見智，書中提到的帝王師卻讓人感歎。因為真正的帝王師是要拐走英雄豪傑的，他們自己也是英雄豪傑，從孔子、墨子、孟子、韓非子，一直到後來的張良、諸葛亮、王通、劉伯溫，都是了不起的人間英雄。這個源遠流長的東方政治倫理學時斷時續，其內在的精神、風骨最終成為絕響，到今天，在陳先生筆下，帝王師成了一個極不堪的一類人的代表，借用魯迅的說法，他們是不學無術的“流氓”，隻會借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遮羞。
陳先生的作品讓我想到了我國帝王學的最後一個大家--王闓運。王闓運當得起英雄豪傑的評價，用我們現代人的標簽，他是國學大師，是大史學家、大教育家、大文學家、大詩人、大社會活動家。這個人坦坦蕩蕩，作家王開林說他的特點是“硬”和“趣”:腰杆硬，膝蓋硬，筆頭硬;有逸趣，有雅趣，有諧趣。這個傳統中國文化孕育出來的巨人，卻因為帝王學的式微命運失去了光芒，他的曆史意義或社會功用也被同時或後來趨新的仁人誌士取代。人們更注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一類人物的言行，社會劇變也求變，康、梁們也被拋下，陳獨秀、胡適、魯迅們上場，“五四”新青年上場……從王闓運的曆史命運裏，可以總結出太多的經驗教訓，既有益世道人心，又有益於文明的重建新生。隻是今人看王闓運，多以一己之意來理解。
這種對曆史的謬托知己，單舉一例來說，即人們仍以新舊來給人物貼標簽。在不少人眼裏，王闓運屬於舊式人物，屬於過時的人物。這種唯新是尚的心理說明鹹與維新、與時俱進一類的時髦仍主宰著我們當代，我們社會因此沉澱不下來什麼厚重的人物，產生不出深思熟慮的知識產品，我們的曆史和現實難以開結“時間的玫瑰”。
對王闓運的誤解還有很多，比如人們把他當做蘇秦、張儀一類的縱橫家，他自己也說過“縱橫計不就”。但實際上如前所述，作為帝王學的傳人，他稱得上希聖希賢的實踐者，他的性格和言行中沒有縱橫家一類的陰柔、刻毒、自私。相反，他有著對天下蒼生的傳統仁愛，也有著明、清以來的個體自覺，他絕不缺乏對民眾個體的關懷。對有心向學的普通人，他的誠懇、和易是我們今人多未做到的。一個打鐵的張仲颺，因為喜歡寫詩，而被他待若上賓。這樣的故事在當時和後人眼裏，隻是增加了他作為大名士的名聲，今人很難會通這種名士心中真正的人性和文字的尊嚴。
我在不少地方說過，由於我國現代性啟蒙的特殊，使得今人難以做這種古今會通的工作。“五四”前的華夏子民，跟我們似乎是兩種人類族群;即使今天批評“五四”中斷傳統的人，也未能切實地向我們講明古人、舊人跟我們今人、新人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如果我們誠實，我們就應該承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僅體現在東、西之間，也體現在前人和後人之間。但遺憾的是，人們今天介紹王闓運，多把他當做戲劇化、臉譜化的人物。人們談論王闓運，有拿這樣一個文明或文化的承載者打趣之嫌，或做談資之無聊。稍微嚴肅者，也隻是把他當做大名士，而少有顧及他與我們今人的意義。流氓帝王師在當代的泛濫，正說明我們沒能把王闓運一類的曆史人物當做思想資源的惡果。
要知道，一個生前為各路精英側目或看重的人，一個死後有當時總統黎元洪親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的人，一定有他的重量。這種重量絕非恃才傲物的名士所可比擬。這種重量級人物，首先是他的道德、文章、事功有益於國家社會，用今天的話說，他的人生堪稱一國國民的典範;或說，成敗不論，成就高低不論，他的人生是一個公民所應努力的人生。用王闓運自己的話說:“求友須交真國士，通經還作濟時人。”
現代人愛把行動、生活跟人類的經典尤其是自家的經典隔離開來，現代人愛更富、更強、更快，現代人總想走捷徑、投機取巧，王闓運卻是一個認真生活的人。這方麵，他的認真精神甚至是後來的章太炎、梁啟超都有所不及的。他少年時並不聰明，得到老師激勵後，“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到15歲時，才開始學有所得，最後終於成為經學大家，即我們現在所說的通儒、大學問家、國學大師。但這個人即使以名士享譽，以趣味為人稱道，守身卻正大之極，他一生早眠早起，不吸煙喝酒。著書立說也都是自己親筆抄錄，書法凝厚，無一筆苟且，直到晚年的應酬文字都不潦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