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自我
我語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第一章
不可思議的思維切換
我們生活在一個代碼世界。有些嚴謹，譬如軟件；有些流暢，譬如母語；有些抽象莫測，譬如數學；有些偏執頑固；有些詩意盎然。它們都是語言，是我們思想的代碼。或許你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你的大腦已經在使用多種代碼——數學、音樂、口語、手語。人類的大腦能夠容納多種交流代碼，當我們學習這些代碼時，通向新經驗和新知識的大門就會打開。當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時，我們的大腦便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許多人持續錯過學習漢語、西班牙語或印地語等新語言帶來的好處，可能隻是因為學習多種語言的價值要麼被誤解，要麼被低估，甚至被賦予一些政治意味。但是，了解多種語言可以帶來新的思維方式，這是無法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就像掌握數學語言能使人類上天入地或讓機器像人一樣思考，學習音樂符號讓我們得以欣賞千裏之外或百年之前的樂音組合，學習另一門語言，會為你開啟一種對現實世界新的編碼方式和新的思維方式。
如果你曾經玩過拚字遊戲（Boggle），那麼你很有可能會因為另一個玩家在你寫單詞的時候旋轉拚字板而氣惱，也可能你自己就曾翻轉拚字板而讓其他玩家生氣
大吼，這一切都是因為在某個時刻你的大腦發現：網格的旋轉改變了視角，換個視角看相同的字母能讓你提取更多單詞，從而提高你的得分。
拚字遊戲
就如同旋轉拚字板一樣，我們掌握的每一種新語言都會讓我們以不同的視角提取和編譯信息，改變我們的思維和感受，轉換我們的感知和記憶，變更我們所做的決定，重新生成我們的想法和見解，從而影響我們的行動。從新的方向看拚字板會激活你大腦中一組不同的神經元，不同的神經網絡會對“我看到了什麼單詞”這個問題產生新的答案。同樣，在日常生活中，大腦會根據輸入信息的語言組織方式提供不同的答案。
一個簡單的詞語可以將大量信息編碼成小的可通信單元，優化存儲和學習，從而來傳達一個複雜的概念，如重力、基因組或愛情。語言作為符號係統的概念，是語言和思維科學的基石。
但單一的符號係統隻能讓你走這麼遠。獲得和使用多種符號係統不僅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也能改變大腦本身的結構。這種效果並不隻是簡單的疊加，而是脫胎換骨的。
世界上大多數人口都會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當你得知這一點可能會感到驚訝。當今世界有超過7000種語言。最常見的語言是英語和漢語，這兩種語言都有超過10億人使用；其次是印地語和西班牙語，各
有超過5億人；最後是法語、阿拉伯語、孟加拉語、俄語和葡萄牙語。對人類來說，會說不止一種語言是常態，而不是例外。一起來看一下：印尼語是印度尼西亞說得最多的語言，超過94%的人口使用印尼語，但其實真正母語是印尼語的隻占20%。相反，印尼人最常見的母語是爪哇語，但說爪哇語的人口卻隻占總人口的30%。在歐洲、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許多國家，兒童從出生起就接觸到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然後在學校或成年後又會學習其他語言。盧森堡、挪威和愛沙尼亞等國家的人90%以上具備雙語或多語能力。大約三分之二的歐洲人會說兩種語言（據歐盟委員會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會說三種或三種以上的語言），一半以上的加拿大人會兩種語言。對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這一比例甚至更高——據報道，歐盟80%以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說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
在許多國家，多種官方語言是一種國策。例如，加拿大有兩種官方語言，比利時有3種，南非有9種。在印度，憲法承認的官方語言超過20種，多語的使用完全是一種默認設置。全球範圍內有大約66%的兒童在接受雙語教育，並且在許多國家，外語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即使在傳統上以單語為標準的美國，懂得一種以上語言的美
國人也在迅速增長。在美國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在家裏說英語之外的語言（2020年的統計數字為22%）——這在過去40年中翻了一番，而且還在繼續上升，而在大城市這一比例估計接近50%。
然而，我們對多語思維的了解其實才剛剛開始，因為我們的語言學研究，就像在玩不曾翻轉拚字板的拚字遊戲。以往的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單語人群上，現今的研究仍是如此，這意味著我們對大腦和人類能力的理解，都是從單語者的角度出發的，因而是受限的，是不完整的，甚至在許多情況下是錯誤的。
在家說英語之外語言的家庭在美國各州所占比例
（續圖）
如果在研究人類思維時隻關注單語者，就好比研究心髒病和糖尿病時隻選擇了白種人中的男性作為研究對象，卻要把研究結果應用到所有人身上。我們現在知道，心髒病的症狀男女各異，糖的代謝在南北美原住民中也與其他人不同。說一種以上語言或方言的人與隻說一種語言的人相比，有著不同的語言結構及認知和神經結構。在很長時期的語言學研究中，這些差異被視為噪聲而非信號，被視為問題而非人類本性固有的複雜係統。
在研究中忽略語言的多樣性會有什麼危險？曆史上有個例子，是美國1924年頒布的《移民法》，這份由卡爾文·柯立芝總統簽署的法案，規
定了美國接受移民的來源國和限製移民的來源國。這個旨在“改善”美國基因庫的歧視性法案，被認為建立在對不同種族和族裔群體的智力測量研究基礎之上，而我們現在知道了這種心理學測量漏洞百出——這種“優生學研究”並沒有將語言和文化差異納入考量，對測試對象並沒有使用他們慣常使用的語言，收集來的數據自然成問題。想象一下，當一個農民剛下船在埃利斯島#pageNote#0上還沒站穩當時，突然被要求用一種不會說的語言進行“智力”測試。與使用和英語不相關的語言的人相比，使用英語或近似語言，或同屬日耳曼語係語言的人，在這些測試中會表現得更為優異，從而更占優勢，這有什麼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