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運用語言的第一要求應當是：用最經濟的語言材料，傳送最大信息量，達到最高的準確性和可理解性，收到最佳的表達效果。簡言之，就是提高運用語言的技能、技巧。優美、妥帖永遠是修辭所追求的目標，也是語言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課題。語言表達分為口頭表達和書麵表達，二者分屬兩套係統，各具特點常常不能互換。我們的古人喜歡說：“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愛爾蘭作家蕭伯納也說過：“與別人交換蘋果你還是隻有一個蘋果，而與別人交換思想你就會擁有兩種思想。”在真實的寫作實踐麵前，所有的說教都顯得蒼白無力，書本上的東西永遠不能與五光十色的現實生活相提並論，雖然文學評論家們總是津津樂道，鼓吹種種所謂“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之類的理論。但是如果跟真正的作家討論寫作技巧，他們十有八九會令你失望，因為作家們大多不會承認自己運用了什麼文學技巧。有些文學大家（比如巴金先生）甚至說“文學的最高的技巧是沒有技巧”。雖然此話聽起來有些玄妙，甚至好像其本身就有點賣弄語言技巧的嫌疑，但是仔細琢磨，或許還是有一些道理的。而語言事實是一種絕對的存在。
一般說來，作家都是編故事的高手，因為但凡人們津津樂道的大都是主要情節和貫穿於故事情節裏的一些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即便是在許多方麵都為人們津津樂道的經典佳作，其絕大多數也是以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而打動讀者。但是，英國著名小說家和小說理論家福斯特在他的《小說麵麵觀》中認為“故事是小說的基本麵”，但他同時又主張“故事是文學肌體中最簡陋的部分”。文學作品光有故事情節是遠遠不夠的。文學的價值，在於以神奇的故事和優美妥帖的表達，給人們以愉悅和啟迪，這就需要高層次的鑒賞者的獨到品位。有許多人對文學評論家們不屑一顧，認為他們是無病呻吟，可有可無。因為“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讀者心中都有一杆秤，自然可以衡量出作品的分量。但是我們知道由於每個人的認識水平不同，審美視角不一樣，對同一部作品的品評自然也會參差不齊，見仁見智。評論家實際上隻是在較高的水準上給人們以指點和啟發。任何時代的人們都需要信仰追求和精神的引導，所以在人類曆史的不同時期總會有經典作品問世，而麵對偉大的、震動人們心靈的作品，也總會有“好事者”去想辦法探究其偉大之處，為人們導讀引路的同時，也將自己的世界觀和文學觀傾注其中，用以求得更多的共鳴。所以，就數量而言，評論文章常常遠比經典作品要多得多。比如一部《紅樓夢》，自問世以來就有數不清的人在做文章、在研究，但是直至今日許多問題依然沒有真正搞清楚。而人們對於未知問題的想象和求解過程本身既是對傳統表現手法、審美觀的解讀與繼承，又是對新的寫作風格與審美修辭的探究與創造。
在人類曆史的演進過程中，人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世界和自身的探索、研究，而人類對自身的審視歸結出的三個定義十分引人注意。一是把人界定為智性動物，二是把人界定為語言動物，三是把人界定為工具動物。但是，這些定義都不具排他性，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某些非人動物也會說話，會思維，會使用簡單工具。於是有人便合三者為一體，把人定義為“能說話、會思維、能使用工具的動物”。其實，這個定義仍然具有缺漏性，因為一隻水獺就可能同時具有這三個屬性。那麼，人到底是什麼？哲學家、人類學家同時得出了一個新的結論：“人是修辭的動物！”［美］肯尼斯·博克：《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因為人不僅有語言，而且極盡語言的一切可能性；人不僅會思維，而且具有思維的無限創造性；人不僅會使用工具，而且注重所用工具的多維延伸性。這三性的共同特征是其高效性，而這恰與修辭同構。因為狹義的修辭是指高效表達，廣義的修辭是指高效生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修辭該是人的本質屬性。
有哲人說，“世界，尤其是與知識相關的世界是由語言構築的”［美］羅賓·洛克夫：《語言與戰爭》，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而我們進一步認為，語言世界又是以修辭的方式完成的。正因為如此，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把修辭與修身修業看得同等重要，甚至把修辭與邦國的興亡聯係起來。直到今天，西方世界仍舊把修辭看作組織、規範人類思想和行為的重要工具。然而遺憾的是，在人際交往日益頻繁、文化接觸日益廣泛的今天，在西方修辭學已成“顯學”的時候，中國修辭學卻越來越萎縮了。（見修辭學家高萬雲教授《中國修辭學的現狀和出路》一文。）
舉世公認中國人聰明，智商高，我想這與中國人善於借鑒、博采眾長、具有創造性是密切相關的。從古至今人們通過不斷的語言實踐，研究總結出許許多多規律性的東西，為人們的創造性及使用和豐富語言提供依據。然而正像魯迅先生所說的：“寫作偏偏沒有訣竅，若是有，那些大作家一定是首先傳給子孫的了，但是我們注意到，祖傳的作家卻極少見。”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一些獨特的表達手法，至今已有數十種之多，他們構築起修辭學的基本理論框架，並在無形中指導並影響著人們的創作實踐，盡管許多人在極力否認。修辭學是有關表達的學問，不同的民族的人，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表述習慣。所以，人們又說“語言的界線是世界的界限”。但是世人實際上在許多方麵又都一樣，因而人們又說“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人喜歡以事喻人，古代梁山伯與祝英台化蝶雙飛的淒美愛情故事，被現代人用流行歌曲《兩隻蝴蝶》演繹成了“我和你纏纏綿綿翩翩飛/飛躍這紅塵永相隨/追逐你一生/愛戀我千回/不辜負我的柔情你的美/等到秋風盡，秋葉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