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悔缺改過遷善
“不怕無明起，隻怕覺照遲”。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有心無心之間不知做錯了多少事情，說錯了多少言語，動過多少妄念，隻是我們沒有覺察罷了。其實，我們少的是一種覺醒。不欺人也不自欺，這是曾國藩一生之本，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的忠信、廉恥。曾國藩的思想，實可用來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作為人本質上至純、至善、至美的追求。
生活是一種慣性行為，人在其中，隻要沒有什麼大的波瀾，往往會“隨波逐流”。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行為，基本都會被一帶而過。但這種庸常的腐蝕性後果卻是嚴重的。因此，經常性地檢點自己的言行，並及時作出調整和約束，是十分有必要的。從積極方麵來講，自查自省是修德建業的需要；從消極方麵講，是少犯和不犯錯誤的關鍵所在。一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凡事皆可善始善終。
須知，世界充滿了誘惑，有時候，僅僅依靠人自身的意誌作抵抗是不夠的。由於“病毒”的無孔不入，所以必須經常性地給自己打“預防針”，並且應隨著“病毒”的升級而更新換代。其實，大多數人缺少的也正是這一種自我省察和約束的精神。讓自己做到這一點，將為自己的做人做事打造好優良的“軟裝備”，邁出超越一般人的了不起的一步。
曾國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
有一件兩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後，往往會犯驕傲的毛病，曾國藩也有這樣的時候，但是他卻能在因驕而敗之後，立即戒躁，改弦更張。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曾國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個不苟言笑、沉穩木訥的君子形象。實際上這代表了他成熟時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矯，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他在《日記》中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當天他在《日記》中說：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
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小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以小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言語碰撞，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
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曾國藩的父親看到他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他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