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說就說
村支書和村委主任“一肩挑”不宜量化為硬指標
村支書和村委主任“一肩挑”不宜量化為硬指標
■高 中 郭涵荔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 中之重，大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 《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該文本第五章“鄉村振興戰 略規劃主要指標”的專欄中設定的“村黨組織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的村占 比”預期性指標，引人矚目。2016年基期值為30%, 2020年的目標值為 35%, 2022年的目標值為50%o之後，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湖 南省鄉村振興戰略計劃(2018—2022年)》對該指標設定的2016年基期值 為20%, 2020年的目標值為50%, 2022年目標值為>50%,預期累計增加 >38. 9%。
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一肩挑”的治理結構是推進農村基層組 織建設的一項製度創新。此構想最初源自200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 辦公廳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做好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該通知 指出：“提倡把村黨支部領導班子成員按照規定程序推選為村民委員會成員 候選人，通過選舉兼任村民
委員會成員。提倡黨員通過法定程序當選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提倡擬推薦的村黨支部書記人選，先參加村委會的選 舉，獲得群眾承認以後，再推薦為黨支部書記人選；如果選不上村委會主 任，就不再推薦為黨支部書記人選。提倡村民委員會中的黨員成員通過黨 內選舉，兼任村黨支部委員成員。”推行此政策的意圖無疑是期望充分發揮 黨組織和黨員在鄉村治理中的引領作用，強化以黨組織為核心的農村基層 組織建設，進一步提升鄉村治理能力。
宏觀政策一條線，鄉村狀況卻是千差萬別的。具體問題仍然應當具體 分析。近期中央大力推進的掃黑除惡大行動中，新聞媒體曝光了不少村支 書或村支書兼村委會主任涉黑涉惡、損害村民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例如, 2019年4月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判定，長沙市天心區某村原村黨支部書 記兼村主任朱某某利用其職務便利，采取私下收買、排除異己、培植親信 等方式，長期把持基層權力，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壟斷農村資源，侵 吞國家集體資產，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被判處 25年有期徒刑。據《都市現場》報道，在江西省南昌市紅穀灘新區以某村 支書熊某某為首的黑社會性質團夥通過暴力、恐嚇、威脅等手段，在村
裏 操縱基層選舉，欺壓村民，橫行鄉裏，共製造故意傷害、尋釁滋事、聚眾 鬥毆、行賄受賄等各類刑事案件12起。另據雲南昭通市官網信息，村支書 兼任村委會主任因違紀違法受到相應處罰的，2015年有三個村，2016年有 兩個村，2017年有三個村。其他地區亦有諸如此類案件的發生，可謂不勝 枚舉。英國史學家阿克頓指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一肩挑”的政策在應然邏輯上或許確實有利 於基層黨建和鄉村自治的有機結合，提升決策效率，也更有利於政令通達。 但上述現象亦顯示，在鄉村基層治理結構中刻意推行村委和黨支部“一把 手”由一人兼任的做法，盡管或許確實符合相關選舉程序，卻可能在實踐 上導致基層權力運行結構上的失衡。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 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往往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權力在內在特征上具有天然的擴張性和權力濫用的 可能性，如果缺乏足夠的約束和監督，任何權力都可能會滋生腐敗。實行 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一肩挑”的政策導向，可能會導致鄉村基層 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之手，弱化了鄉村黨組織與鄉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