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將曾國藩的“迷信”歸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動，反映出其思維的局限性和落後性的一麵。但同時，在曾國藩與中國神秘文化的關係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曾國藩窮盡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精神資源。
站在今天的知識高度反觀，曾國藩在他的曆史時代能接觸到的思想資源其實是有限的。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雖然汗牛充棟，但是基本精神千篇一律。而曾國藩要麵對的世界是複雜的、寬闊的、流動不息的。他身上肩負的任務太重了。他要指揮戰鬥，治理地方，修身齊家，內聖外王。他要恢複社會的秩序，指引國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對於這些，僅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的空疏教條是不夠的。
曾國藩不得不上窮碧落下黃泉，去尋找一切可能的精神依傍。他以最廣闊的胸懷、最勤苦的態度去對待古人留下的智慧。所以他身上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開闊性。他一生於書無所不讀，除了傳統士大夫致力的經史，曾國藩對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牘之文”也很感興趣。《曾國藩年譜》說：曾國藩在工部任侍郎時，“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校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曾國藩年譜》，第16頁。]。他一生考察研究範圍極廣，認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求闕齋日記類鈔·治道》，辛亥七月，《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11頁。]。這是他與當時諸多理學之士的明顯不同之處。
曾國藩是渾厚、開闊、無所不包的。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曾國藩像一隻敏銳的雷達，收集、分析著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從中提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興趣，自然在情理之中。當然，與經史子集比起來，神秘文化中的營養成分少得可憐。但凡事都願親身嚐試一遍的曾國藩仍然要榨取一下，才能放心。
（三）
曾國藩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並提煉智慧，與其說曾國藩從《易經》、從相術中學到了知識，不如說他讀《易經》、讀相法、讀風水過程中與自己的生命經驗偶有所印證而已。《易經》、相法之類對曾國藩來說，隻不過是些鉤子，用來係掛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說，曾國藩從《易經》中學到了“盈虛消息之理”，讀出了“一分為二”的觀點，讀出了謙虛謹慎，讀出了自強不息，其實更應該說，他是借《易經》中這些經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經驗係統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沒有自己一生的複雜曆練，曾國藩坐在書齋中讀一輩子《易經》，也不會有什麼所得。還是曾國藩自己總結得好：
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於可解不可解之間。[《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七年四月廿九日，第1497頁。]
神秘文化當然不會給曾國藩驅災祈福方麵帶來直接利益。如果從正麵來看，神秘文化應該給了他如下啟示：
神秘文化一方麵告訴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麵又啟示他宇宙的規律可以索解，人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經》中天人合一、陰陽相生的思維方式，相麵術中對精氣神的判斷，風水理論中關於水源的選擇，以及傳統養生術中的動靜結合理論，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對於他的日常生活發揮過正麵影響。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於他的，也許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國藩算卦之中的自娛自樂的成分，也許大於求索未來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實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緊張。至於“命運”之說，對他開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極度困難痛苦之際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