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第4954頁。
“東方主義”與自我認同
——梁啟超中西文化觀的再闡釋*
在中國近代史領域，梁啟超研究堪稱顯學，國內外學者發表的論著難以計數。由於梁啟超的“流質易變”已為世人所熟知，學者們越來越重視細致考察他在不同時期的思想與活動，使研究得以不斷深入和細化。不過，在“變”的研究已成學術定勢之後，其“不變”之處卻易於遭到忽略，而這些不變的地方，往往能夠見出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共相特征。本文通過釋讀梁啟超各個時期的若幹論著，發現自我（self）與他者（other）之間的緊張狀態始終存在於他的思想中，從而導致了貫穿其一生的兩種基本“傾向”，即以西方為鏡像、具有濃厚“東方主義”色彩的中西文化認知，和在此語境之下對中國文化之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追尋，二者之間既相互聯係又彼此衝突。這也正是康有為、章太炎、嚴複等同時代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思想特征。
一、“保教”之說：一個兩難的文本
1902年《新民說》的發表，使梁啟超繼戊戌變法之後再度成為時代的風雲人物。在《新民說》的寫作間隙，他完成了以駁斥“保教”之說為主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刊於當年2月22日的《新民叢報》第二號。作者在文章小引中稱：“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4314頁。本節以下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此文。因此，這篇七千餘字的短文常被研究者視為梁氏善變的明證。但細讀此文，作者對保教之說的駁斥是沿著兩條實際上相互矛盾的思路展開的：一方麵是孔教“不當”保，這反映了梁氏在近代語境中對孔子、孔教的疏離；另一方麵是孔教“不必”保，卻又展現出他對孔子、孔教的難以忘情。從中頗可見到梁啟超對傳統文化的兩難態度。
孔教“不當”保的基本要點是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文中寫道，思想自由是“文明之所以進”的總因，而中國二千餘年來的孔子之教，都以“所謂表章某某、罷斥某某者”為“一貫之精神”，所以有正學異端之爭、今學古學之爭、師法之爭、道統之爭，致使“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這就是“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保教論者將近代的新學新理與孔教相緣附，“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這種做法既“重誣孔子”，又阻礙了“思想自由之路”。梁啟超說，以孔子的聖明和智慧，其所見與近代新學新理相暗合極其自然，但若一定要將它們相互比附，那麼接受新學新理就隻是出於“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其“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如果在四書五經中找不到可比附之處，那麼即便“明知為鐵案不移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所以那些以西學緣附中學之人，“名為開新，實則保守”。作者又以“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闡述教不可保，認為保教論者與近代西方的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在他看來，歐洲列國以宗教門戶之爭而戰亂不已，又以信教自由之理而終至富強，信教自由的原則足以使國民性趨於高尚，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更能“畫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而保教論者既無力將“耶教”拒之門外，又在“耶教”、“孔教”之間“畫鴻溝焉，樹門牆焉”，勢必因教爭而引發政爭，進而導致國民之分裂。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對保教說的極力駁斥，使得康、梁師徒間的裂痕進一步擴大。康梁分歧雖早在1899年已見端倪，二人分歧的公開化，則在此文發表之後。梁啟超在文中雖未提及乃師之名，許多言論卻顯然是針對康有為而發。文中說，“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模仿佛、耶，惟恐不肖”，這些正是康有為此時在海外的重要活動。該文結尾稱“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1920年梁啟超撰《清代學術概論》，即專立一節論康梁之分歧：“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製’。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義，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689頁）所謂“先輩”，指的正是其師康有為。此文發表三月之後，梁啟超致書康有為，重申反對保教的主張，認為設廟祀孔諸舉“徒為虛文，浪費金錢”，遠不如投資於學校或其他公共事業。康有為說“保教而教強，教強而國強”，梁啟超則認為“教強非國之利”。梁啟超：《致康有為書》（1902年5月），《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1324頁。這些論述足以表明，梁啟超對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已大有疏離之意。
但與此同時，梁啟超又一再地表現出對孔子和孔教難以忘情，這在文中駁斥保教說的另一條邏輯思路——孔教“不必”保——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其要點有三：一曰教非人力所能保。文中說，國家由人民組成，舍人民則無國家，所以國家必須依靠人力以保之；宗教則恰恰相反，是“保人而非保於人者”。各宗教的教主都是“不世出之聖賢豪傑”、“人類之導師”，常人的智慧能力遠為不如，保教之說不過是狂妄自大而已。二曰孔教非宗教。他所說的宗教“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宗教務須“起信伏魔”，所以會禁止懷疑，妨礙思想自由。而孔子則“不語怪力亂神”，無迷信，無禮拜，關注的隻是國家政治與倫理道德，所以孔子在本質上是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不是宗教家，孔教也因此“有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三曰孔教無可亡之理。文中寫道：“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而萬古不能滅者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於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梭格拉底、亞裏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教，猶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顧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對孔子和孔教的頌揚鼓吹，其程度絲毫不亞於同時期之康有為。作者的看法似乎是，保教之舉有害無益，應該反對；孔教本身則有超越時空之價值，必須堅持。其自相矛盾之處顯而易見：若孔教果真是“萬古不能滅者”，則保教論者自也無可厚非，既然所保的是價值超凡、生命力旺盛之物，那麼保教充其量是無謂之舉而已，又何至於擔上束縛國民思想自由的罪名呢？前引致康有為書中，梁啟超終於還是說出了這句讓他為難的話：“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顯然，他很難自圓其說。
梁啟超又說道，孔教與佛教、“耶教”的“惟我獨尊”不同，其精神是自由的而不是專製的。“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孔子乃“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所以孔子之“通義”固為萬世不易，其“別義”則當與時推移。另一方麵，佛教的博愛、大無畏、勘破生死、普度眾生，“耶教”的平等、視敵如友、殺身為民，都應“采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古代希臘、近代歐美之學說，也都可以“兼容而並包之”。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要與時俱進實行變革，要引進西方文明的優長之處。結論固然無可厚非，但其邏輯起點和思路卻大有漏洞。他在文中極力抨擊“以西學緣附中學”之舉，但他自己在“孔子之精神”與近代自由觀念之間劃上了等號，似乎同樣難脫緣附之嫌。他的邏輯是，若孔子生於今日，其教義也會有所變化，故今日當變革；孔子並不拒斥外來文化，故今日當引進西方文明。如同他所批評的做法一樣，這也並非以是否合乎真理為標準，而仍然是從孔子的立場出發進行價值判斷。盡管他自稱三十以後已不談“偽經”，少談“改製”，但其思維方式與康有為的“托古改製”仍有異曲同工之處，並未完全脫離其軌道。
這樣，在短短數千字的一篇文章中，梁啟超卻表現出這麼多的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麵力駁保教之說，提出思想解放、學習西方等很有價值的主張，另一方麵仍然情係孔子、孔教，視之為“萬古不滅”之物；一方麵反對中西學相緣附，另一方麵自己也不覺墮入緣附的陷阱；一方麵開始提出自己新的、獨立的思想見解，另一方麵又難以完全擺脫康有為的理論模式。在此文中，梁啟超思想上的兩難得到了極其生動的反映。
二、人我之間：“東方主義”的文化認知
隻有理解了近代中國遭逢西方文明所形成的獨特語境，以及近代知識者在此語境之下的心理特征，這種兩難方可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簡言之，在與西方文明相遇而形成的“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李鴻章：《籌議海防折》，翦伯讚等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31頁。，梁啟超等知識分子對西方和自我的認知實已具備了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這既可以幫助國人拋開成見，掙脫傳統的束縛，向西方學習救國救民之道；另一方麵卻又對向來不成問題的自我認同形成了堪稱致命的衝擊，使近代知識者陷入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境。
“東方主義”的概念來自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他賦予該詞三個方麵的含義，即關於東方的一種學術研究學科，以東西方相區分為基礎的一種思維方式，以及西方對東方進行描述、殖民、統治的一種權力話語。[美]薩伊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5頁。不過其銳利的批判鋒芒主要體現在後兩種含義中，學界對這一概念的評論與借用也大多著眼於它在思維方式上給人的啟迪和對西方加諸東方之話語權力的揭露。參見羅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該書收入了四位西方學者對《東方主義》的評論和薩伊德的一篇回應文章。根據薩伊德的描述，東方主義把人的連續存在二分為“我們—他們”的對立，使分出來的“他者”本質化。在西方曆史上的每一個時期，凡是把東方與西方這一基本二分法作為起點，對“東方、東方人、東方習俗、東方‘心性’、東方命運等等”進行本質主義陳述的寫作，都屬於東方主義。[美]克利福德：《論東方主義》，載羅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4、26頁。由此可知，作為一種認知模式的東方主義，其基本特征就在於二分法和本質化，即明確地區分出“自我”和與自己相異的“他者”，並將他者視為一個總體，有時甚至將其泛化為一個符號、一種象征。“東方主義”顯然是在西方語境中形成並主要用來言說西方世界的一個概念，但是如羅誌田所說，“東方”和“西方”對不同的具體對象卻可以有許多層次的含義，這正是薩義德所不曾討論的中國情形給我們的啟發。羅誌田：《“東方主義”與“東方學”》，《讀書》2000年第4期。由此出發對梁啟超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考察，不難發現他們對中西文化的認知中也存在著濃厚的、不同形態的“東方主義”色彩。
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中，並沒有可以在本質上與中華相區別的他者，西方作為他者的形象直至19世紀末才由康、梁等維新知識分子建構起來。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中，梁啟超批評尊孔保教、西學中源之說隻是因為“古已有之”才對西方事物予以接納，亦即以中國的標準來看待西方事物，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恰恰是以西方為座標來為孔子、為中國傳統文化定位。林毓生引用錢穆之語指出，康有為的尊孔“並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驚於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是長素尊孔特其貌，其裏則亦如彼《不忍》諸論所譏之無恥媚外而已”，他之所以奉孔子為教主，正是因為西方也有教主之故。所以愈尊孔，孔子便愈被工具化，孔子的純正性與神聖地位便愈動搖。林毓生：《熱烈與冷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47頁。這一段話，已經點出了康梁等人以西方為鏡像反觀自身的“東方主義”認知特征。《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將近代自由觀念視為“孔子之精神”，又以違背西方文明精神為由反對“保教”論，表明梁啟超無論是褒揚孔子還是反對保教，皆以西方為參照。
韓國學者白池雲通過對《新民說》的重新解讀指出，梁啟超對“新民”的強調表明他已經認識到了他者的存在，因為隻有在發現與他者不同的自我之後，才會產生自我更新的要求。而且新與舊的判斷已經明確包含著價值優劣的觀念，在將中國表述為“舊”時，其思維中已有了使他者（即被表述為“新”的西方）絕對普遍化的前提，而自我則被置於差異性、特殊性的領域。在梁啟超文本裏經常出現的“民主主義”、“議會政治”、“新民”、“新小說”、“政治小說”、“國家”、“公德”等名詞，是他為了把西方作為一個認識對象加以想象和再創造而挪用的符號。[韓]白池雲：《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閱讀梁啟超〈新民說〉的一個方法論的試探》，《文藝理論與批評》2002年第３期。作者還指出，在梁啟超所闡述的“新民”的兩個內涵中，“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不外是表明“其所本有”的普遍者之前提；而“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則意味著在特殊者固有的因素之中，挑出與普遍者的因素相同的部分，以使特殊者變成普遍者的可能性。在依賴於普遍者中心主義這一點上，兩方麵是一致的。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在對另一文本《中國積弱溯源論》進行分析時也認為，梁啟超為了探究中國之“病源”而列出的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弱、無動等民族特征，隻不過是他假想存在於西洋的各種理念的反義語，也就是說，中國之所以是中國，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沒有西洋文明國家中存在的東西。他進而認為，當時作為civilization的譯語出現的“文明”一詞，就分明是以曆史的進步為前提，包含著對以西洋為排頭的一元性順序和普遍公理的價值判斷，因此隻要使用了“文明”這個詞，則不管願意與否，都隻能是在認識一種非中國“自己的”價值的存在。[日]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收入[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18、98頁。這些研究實例都印證了這一論斷：近代中國從梁啟超起的許多趨新學者，並不認為用西方人的眼光來看中國的曆史文化是錯的，反而認為用西方的眼光或學習西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曆史甚至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中國問題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他們自覺並反複強調其勝過昔人之處。這就是中國士人主動投入西方“文化霸權”之下的所謂自我“東方主義”傾向。羅誌田：《“東方主義”與“東方學”》，《讀書》2000年第4期。
與此同時，在“東方主義”這種鏡像化自我認知的背後，梁啟超等人對西方的認知同樣具有二分法和本質化的色彩（毋寧說這本就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在對西方文明的一片盛讚聲中，西方文明本身恰恰遭到了扭曲，一方麵被抽空了其細致而微的具體存在形式，而蛻變成為民主、自由、合群之類的價值象征符號；另一方麵往往因為接受者的各取所需，而失卻了其本真內涵。
研究者早已指出了嚴複、梁啟超等向西方學習的先驅者對西方文明的誤讀。例如王克非《中日近代對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攝取——嚴複與日本啟蒙學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一書，即通過細致比較《天演論》、《群己權界論》等重要著作的英文原本、日譯本和嚴譯本，對嚴複譯介過程中的加、減、改、案等取我所需的攝取方式作了深入論述。梁啟超對譯書之難早有所知，在其早期著作《變法通議》中即曾專立一節詳論此事，認為譯書極易順從華文而失卻西文之本義，若順從西文當作華文來讀則又會發生梗礙，所以譯書最要緊的便是使人深知原文之意。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譯書》，《飲冰室合集·文集》卷1，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5頁。不過認識到是一回事，身體力行又是一回事，梁啟超自己對西學的引入（無論是翻譯還是介紹）距離原義之遠，早已為世人所熟知。有意味的是，梁啟超認為嚴譯《天演論》是譯書的理想範例，後世的研究者卻恰恰視之為增刪改動原著的代表（例如，見王克非前揭書，第二章）。新近麵世的一部海外梁啟超研究的力作，更通過眾多學者細致的文本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梁啟超在通過日本認識和引進西方文化的過程中，是怎樣對西學進行了種種有意無意的誤讀。桑兵在書評中將其歸納為三種情形，即接受過程中所據文本不同造成的差異、接受的時代和環境變遷導致的變化、傳播與接受者選擇取舍不一引起的差別。即前麵已經提到的《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該書是由狹間直樹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這項研究的主題就是“以日本為媒介認識近代西方”的梁啟超。中文書評見桑兵：《梁啟超的東學、西學與新學》，《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狹間直樹在書中指出，梁啟超的工作常帶有一種被稱之為“梁啟超式的輸入”的淺薄性，這是在日本的“日本式輸入”的“知識層壘”基礎之上所堆積的新的“知識層壘”，恰好可以概括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西方近代化的特點。[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8頁。村尾進則更明確地指出，康有為、梁啟超正是以看待中國傳統學術的同樣方法去理解西學，他們雖在中學、西學之間進行比附，卻並非真的認為中西學文本所記述的內容在事實上是相等的，而是指撇開其實際曆史關係，僅就其所“欲言”來說是有著先天性相類關係的。也就是說，和六經、諸子一樣，西學的文章也不被看作是記述曆史事實的東西，而是在公羊家所說的微言大義上與中國傳統之學相契合。[日]村尾進：《萬木森森——〈時務報〉時期的梁啟超及其周圍的情況》，[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2頁。
這一點，正是梁啟超等人認知和言說西方文化的要點所在，循“東方主義”之例，或者可以稱之為“西方主義”。其特征在於：其一，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認識和看待西方文化；其二，以引入西方文化要素為己任；其三，以西方作為自我認知和自我批判的鏡像。用這三個特征來定義“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的深層內涵是一致的。其中第一點不必多說。關於後麵兩點，美國學者德裏克（Arif Dirlik）的分析很能說明問題，他認為，東方主義雖是西方人針對東方的一種權勢話語，但與此同時，東方主義者都應對把亞洲文化要素引入自己的社會負責，他們用“東方”作為自我批評以及批判歐美現代性的一麵鏡子，這“幾乎就是東方主義話語內部的一種話語”。參見氏著《中國曆史與東方主義問題》，載羅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79頁。在薩伊德著作麵世之後，“西方主義”一詞的確已在西方學界流傳開來，陳曉眉的一部著作即以“西方主義”為題，意指中國對西方的物化（本質化和鏡像化），並在中國語境中區分出通過再現西方來證實國內壓抑合理性的“官方西方主義”和作為抵製壓抑之合法化的“反官方西方主義”。參見[美]德裏克：《中國曆史與東方主義問題》，載羅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87頁。陳的西方主義指向的是當代中國，但是回溯到梁啟超的時代，這種鏡像化的西方主義同樣是對“專製”、“落後”、“封建”等國情和國民意識進行批判和改造的理論源泉。
上述分析表明，梁啟超對中西文化的態度，確已具備了薩伊德筆下“東方主義”的基本特征：以二分法對東方與西方、自我與他者加以區分，在二者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采取本質主義的方式，將西方與進步、文明相等同，而將東方與落後、愚昧相聯係；一方麵以本質化的認知方式去看待原本作為“他者”的西方，另一方麵又以西方為參照對中國文化自身進行一種鏡像化的認知。
這種“東方主義”特征，有其深刻的認識論基礎，這就是在19世紀末期傳入中國的進化論和進化史觀。康有為以今文經學的公羊三世說為理論依據，首次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引入了進化論的因素，將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視為人類社會進化的普遍規律。梁啟超立即接過此說，將其作為自己重新認識和解釋中國曆史的出發點。在1897年寫給嚴複的信中，他已將中國和西方的曆史加以比較，認為《春秋》所言的據亂、升平、太平三世即分別相當於西方曆史上的多君為政、一君為政、民為政之世。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1897年春），《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41頁。隨即他又進一步將三世各分為二種，統稱“三世六別”，細化了曆史階段的劃分。梁啟超：《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年10月6日），《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頁。嚴譯《天演論》麵世之後，社會進化論更成為梁啟超等人引入西學、宣傳變法和進行“史界革命”的有力武器。對於梁啟超等近代中國知識者來說，進化史觀最直接的功用是將中西之間的種族之別、地域之別轉換為曆史進化鏈條中的時序之別，這就為向西方學習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以上所論的“東方主義”特征，已經蘊含了中西文化關係的這種時空轉換。無論是對西方文化的本質化認知，還是以西方為鏡像的自我觀照，其認識論前提都是將東西方的地域差別轉化為時間序列上的先進與後進、文明與野蠻之別。這種“空間時間化”的認識模式，將中與西之間的空間對立變成了古與今、新與舊之間的時間對立，在近代中國，這是極為普遍的一種傾向。
三、不變之征：自我認同的尋求和困境
以上的論述已基本闡明了梁啟超思想和話語中疏離傳統文化而靠攏西方文明的一麵。《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之兩難的另一麵在於，他在疏離傳統文化之時又對其有所依戀，在靠攏西方文明之時亦對其有所拒斥。
這無疑與梁啟超的傳統教育和早年經曆密切相關。以學業言之，他四歲始讀四書，六歲五經卒業，八歲學作八股，九歲能綴千言，十三歲入於段、王訓詁之學；以舉業言之，他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十七歲鄉試中舉，走的正是“學而優則仕”的“正途”。早年長期而規範的傳統教育對他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不難想見的。梁啟超的學術史、思想史著作常被譏為駁雜、浮淺，但他對傳統思想學術的宏觀把握之精當卻不能不使人歎服，這表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理解和價值的體驗，確有非常人所能及者。
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梁啟超等人所向往的西方近代文明，恰是伴隨著侵略戰爭的炮火以強力進入中國的，從而中國在向近代邁進的過程中，還必須麵對救亡的時代主題。在此情形之下，尋求並固守一種足以整合民眾信仰、增強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在新的思想資源極度匱乏的世紀之交，這種精神支柱隻能從傳統中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正是最方便的選擇。這就涉及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弱勢民族及其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問題。
根據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定義，自我認同是指“個體依據個人的經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英]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75頁。所謂反思性的自我，必須要有一個與己相異的他者作為參照，正如薩伊德所說，“每一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並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的存在”，所以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美]薩伊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426頁。傳統的“天下”觀中既然沒有“與其相異質並且與其相競爭”之他者的位置，自然也難以對自我進行“反思性”的理解，所以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世界裏，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自我和自我認同問題。而到了19世紀末期，作為他者之西方形象的出現，卻使得梁啟超等倡言學習西方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下子置身於雙重的尷尬境地中。在實際的經濟、政治體係和文化、話語體係中，東方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當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這種權勢反差並試圖以學習西方來救國救民之時，事功層麵的取人之長與價值層麵的自我認同之間便會產生一種持續而強大的張力。向西方學習不僅意味著在物質、製度乃至精神的各個具體層麵上取人之長，更會導致在價值體係上的認同他者而疏離自我，會有意無意地采用他人的視角、立場、標準來觀照自身，其關懷固然仍在自我，價值取向上卻早已將他者視為主體，自我反被顛覆為他者了。這既反映了東方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消解的事實，也進一步揭示出東方主義不僅僅是西方人傲慢與偏見的產物，而且是在西方經濟、政治、文化權勢背景之下，由西方人和東方人合謀形成的一種話語權勢。
德裏克在評論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時，借用了“接觸地帶”（contact zones）的概念，其原意是指“殖民遭遇的空間，在地理和曆史上分離的民族相互接觸並建立持續關係的地帶，通常涉及到壓製、極端的不平等和難以消除的衝突的狀況”。近代中國與西方文明的遭逢雖與“殖民”話語的所指有所差別，但是德裏克的借用相當準確地道出了近代中國知識者的處境。他說道：“接觸地帶是統治的地帶，因為它並未廢除權力結構，它是這種權力的表達，也是為這種權力服務的中介地帶。但是，接觸地帶也意味著疏離，與自我的社會的疏離，以及與他者的社會的疏離。一如前述，東方主義者在知識上和情感上進入‘東方’的過程中本身已經‘東方化’了。‘東方人’也完全相同，她\/他與東方主義者的接觸以疏遠自己的社會告終，他\/她成了懷疑的對象，最終與東方主義者的交往比與自我的社會的交往還要自如。”[美]德裏克：《中國曆史與東方主義問題》，載羅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8990頁。在這樣的情形下，突破傳統的藩籬與尋求愛國的根基勢必發生衝突，從而，“反思性”自我出現在中國語境中、自我認同成為必要與可能之際，卻也正是勢如潮湧的西方經濟、政治和話語權勢造成國人自我認同的危機之時。近代知識分子許多看似矛盾的思想和言論，其實都表達了在這種極其尷尬的局麵中尋求自我認同的努力及其困境。有學者注意到，近代中國人最熱衷學習的榜樣並非歐美諸國，而是既象征著“西方”而對西方認同又不那麼明顯的俄國和日本，其原因之一或許便是俄、日兩國的道路在中西二元對立中隱約意味著不中不西的認同，因而更能適應中國士人“尊西而不失為中”的心態。參見羅誌田：《“東方主義”與“東方學”》，《讀書》2000年第4期。
康有為和章太炎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即頗有意味，二人一主今文，一主古文，卻都堪稱既破壞傳統又認同傳統的代表。康有為一生未離“托古改製”，視孔子為素王，卻以政治實用主義的工具性消解了孔子作為“教主”的神聖性，從而間接地破壞了儒學傳統；章太炎痛詆孔子孔教，去除了六經、三代的神秘光環，卻又不得不以曆史的獨特性（uniqueness）和排他性（exclusiveness）來為自己的愛國主義尋求合法性。參見林毓生：《熱烈與冷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44152頁。不過他同時也指出，獨特性和排他性並不必然產生愛國主義，相反可能導致民族自卑感，章氏的革命愛國主義事實上是依賴排滿的種族主義而建立的。與之相比，梁啟超更多地是從中西文化的共同點和相通之處中尋求對中國文化的自我認同。這一點從前述“空間時間化”的認識方式中即可看到。將中西文明之差異轉變為時序之別，其實本身就是具有雙重意義之舉。它最直接的意義固然是破除華夏中心論的遮蔽，為向西方學習掃清障礙，因為時間鏈條上的排序已經明確包含著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的價值判斷。而與此同時，卻也為中國在遭遇西方文明之時的不堪一擊找到了較為合理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或有重塑民族自信之功效。在《與嚴幼陵先生書》中，梁啟超既強調西方文化先進而中國文化落後，卻也不忘提醒一句，西方近代文明亦不過百年來之事，“就今日視之，則泰西與支那誠有天淵之異，其實隻有先後，並無低昂，而此先後之差，自地球視之，猶旦暮也”。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1897年春），《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頁。經過這樣的時空轉換，中國固然仍遜色於西方，卻已不是難以改變的本質差異，而是可以通過學習西方奮起直追的先後差異，“天淵之異”頓成“旦暮”之別，既可促國人奮進，亦不致生發自卑自棄之心。有論者指出，這種“空間時間化”的做法，在很多情況下可以當作一個策略來看待。其本意是論證中華文明整體上落後於西方文明，但由於兩個文明是在同一軸線上排序的，便開放了落後者超越領先者的可能，於是很多人把這個方法倒過來用，成了近代中國“趕超”意識的思想基礎。參見章益國：《近代史學思想的空間意識及其權力結構雜想》，http:\/\/ehistory.myetang.com\/shixue\/shixue54\/11.htm。
應該注意的是，“東方主義”認知與自我認同之間的張力，實是貫穿梁啟超一生而未變的思想特征。仔細考察梁啟超中西文化觀的發展演變，其實並不像他所自稱和後人所論述的那麼階段分明，各個時期的因素和特征往往相互粘連，難以區分。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對孔子和孔教的兩難態度，早在戊戌時期已經顯露出來，也遲至歐遊歸來之時仍然存留在梁啟超的思想之中。發表於1896年的《古議院考》直截了當地說：“問子言西政，必推本於古，以求其從同之跡”，在議院“於古有征乎”的提問之下，將《洪範》中的卿士、庶人，《孟子》中的諸大夫、國人等皆視為“古之議院”。梁啟超：《古議院考》（1896年11月），《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34頁。這篇文章開了梁啟超在中西之間進行比附的先例。1897年春致信嚴複時，梁啟超表示接受批評，承認“其說之訛謬”，但又自我辯解道，“然在報中為中等人說法，又往往不自免”。這一辯解之辭意味深長，既反映出作者的矛盾心態，也預示他很難真正拋棄這種自己深知其弊的做法。前文對《保教非所以尊孔論》的分析已經表明了這一點。1915年發表的《複古思潮平議》，稱“孔子之教，本尊時中，非若他教宗之樹厓岸、排異己，有以錮人之靈明而封之以故見也”，梁啟超：《複古思潮平議》（1915年7月20日），《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58頁。仍是同樣的做法。在這封信中梁啟超還說道：“來書又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讀至此，則據案狂叫語人曰：‘不意數千年悶胡蘆，被此老一言揭破！’”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1897年春），《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頁。嚴複“來書”中所說的“教不可保”和“不必保”，正是五年後梁啟超在那篇著名檄文中駁斥保教之說的基本論點。由此可見，梁啟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中說自己“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並非事實，“保教黨之驍將”與“保教黨之大敵”並非你死我活的對手，而是同時存在於梁啟超思想之中的兩個麵相。此文在梁啟超思想發展中的階段性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和研究者共同建構的結果。這樣，民國初年梁啟超以孔教會代表的身份上書北京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也就不難理解了。
梁啟超在歐遊期間撰寫的《歐遊心影錄》，一反以往對西方文明的極力讚頌，著筆點盡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破產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長，因而被人們視為其晚年思想上的又一大變，標誌著他從西方文明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但是仔細玩味，其中的思想內涵乃至思維和言說方式都仍與他以前的論著有一脈相承之處。例如文中談到社會主義思潮時說，“精神和方法不可並為一談”，其精神“原是我所固有”，孔子的“均無貧，和無寡”、孟子的“恒產恒心”就是這主義“最精要的論據”。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錄》（1920年3月），《飲冰室合集·專集》之23，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暫且不論梁啟超對社會主義的真實態度如何，這種“原是我所固有”的想法和說法與他在戊戌時期、留日時期的一些論著別無二致。將精神與方法相區分，在較為抽象的精神層麵上賦予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明相等的價值，而把中西之間的差異降格為較為具體的方法之別，也與前文所論“空間時間化”的思維方式完全一致，正是試圖緩解學習西方與自我認同之間張力的一種嚐試。再如文中在申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之後，不忘加上一句“我們不肖，不會享用，如今倒要鬧學問饑荒了”。這話是在肯定傳統的上下文中所說，其本意是要表達對中國文化的自豪之感，卻也是對傳統文化一種不由自主的申辯，即傳統是好的，不過為後人所誤解、所遮蔽，中國在近代的衰退不能由傳統本身來承擔責任，這其實也正是康、梁等人一以貫之的方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提出的著名公式：“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係統；第四步，把這新係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這一方案其實已經同時顯現出本文所論的兩個主題：一方麵，必須借助西方的方法（從前文的論述可知，其所言僅為方法，其所指卻實為西方文明的整體價值取向）才能得到自我的真相，這正是鏡像化自我認知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麵，本國文化足以讓全人類得其好處，自然可以激勵國人的自信與認同（“尊重愛護本國文化”雖然被他列為第一步，但觀諸近代中國的實際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卻須以其後各步能夠實現之信心為基礎）。這些簡單的分析表明，《歐遊心影錄》在梁啟超思想的發展中固然有著重要意義，卻仍是在“東方主義”與自我認同之間尋求平衡，與早期梁啟超的深層思想特征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隻是，歐戰後西方文明的衰敗和西方人對自身文明的失望、對東方文明的向往，為他提供了重塑國人對中國文化之信心和認同的契機。
總而言之，梁啟超的一生雖極善變，但是在他生活的時代，中國作為弱勢民族的地位未變，西方近代文明的衝擊和侵略未變，致使他的思想和言論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特征：以二分法和本質化為特點的“東方主義”文化認知模式，在學習西方文明之時對自我認同的追尋，以及二者之間強烈而持久的張力。章開沅先生指出，近代中國一些開創新製度的思想先驅往往也向傳統文化回歸，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擔心獨立的民族精神的喪失，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與同化”。章開沅：《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係試析》，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頁。處身“過渡時代之中國”梁啟超：《過渡時代論》（1901年6月26日），《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6頁。的知識分子，都難以擺脫亦新亦舊的過渡人的角色，康有為從“以複古為解放”的旗手變成頑固派的象征，章太炎一麵鼓吹革命一麵護存國粹，嚴複從翻譯《天演論》發展到擁袁複辟，甚至“五四”翹楚的胡適也被戲稱為“新文化的典範、舊道德的楷模”，都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由是觀之，本文所論的思想特征，既貫穿了梁啟超一生中的各個時期，也為大多數近代知識分子所共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共相特征。
*本文原載《廣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第107114頁。合作者徐蕾。
①大陸學界已有多部專書或文集討論嚴複的翻譯思想、活動和著作，如高惠群、烏傳袞：《翻譯家嚴複傳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沈蘇儒：《論信達雅——嚴複翻譯理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王宏誌：《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北京：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俞政：《嚴複著譯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論嚴複與嚴譯名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另據“近百年嚴複研究文獻索引”（載孫應祥、皮後鋒編：《〈嚴複集〉補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統計，在20篇“有關嚴複的學位論文”中，有3篇係直接探討嚴複的翻譯思想，5篇係對嚴複譯著與西文原文的比較研究；在850篇嚴複研究論文（含“相關論著中有關嚴複的篇章”）中，約有110篇與嚴複的翻譯直接相關。
②這方麵的研究綜述，參見沈蘇儒：《論信達雅——嚴複翻譯理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黃忠廉：《嚴複翻譯思想研究百年回眸》，《福建外語》1998年第3期。
翻譯的政治：嚴複譯著與近代東亞知識傳播*
嚴複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由他作為思想家和翻譯家的雙重身份所奠定的。從1925年賀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嚴複的翻譯》一文算起，學界對嚴複翻譯的研究已有近百年曆史，相關研究論著的數量頗為可觀。①
既有研究大致集中於嚴複的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兩個方麵，前者主要是對“信達雅”翻譯準則進行分析、闡釋和評價，②
後者則試圖通過嚴譯與原文之比較對勘，揭示其翻譯過程中的刪削附益。如王克非：《中日近代對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攝取——嚴複與日本啟蒙學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本文擬從“翻譯的政治”視角重新探討嚴複譯論和譯著，借以揭示近代東亞知識傳播之獨特麵相。
20世紀後半期，西方譯學理論發生所謂“文化學轉向”，研究者的目光不再局限於翻譯本身，轉而關注翻譯背後的社會文化因素，由此，“翻譯的政治”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術命題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參見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所謂“翻譯的政治”（politics of translation），其實質在於翻譯過程中的各種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s）和操控策略（strategies of manipulation）。費小平：《翻譯的文化之維：“翻譯的政治”問題研究》，《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筆者以為，嚴複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的“信、達、雅”三大翻譯準則，分別代表了翻譯活動中的不同權力關係：“信”體現的是傳統翻譯活動中原文與譯文、作者與譯者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達”意味著譯者以己意對原文進行選擇、改動、刪削、附益，從而將翻譯改造為挪用，體現出一種“思想挪用的政治”或曰“譯者主體的政治”；“雅”代表了譯者在主體文化與客體文化的特定權力關係背景下，借修辭術護存主體語言之純粹性、主體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構成了一種“語言歸化的政治”或曰“文化抵抗的政治”。
一、“達旨”之術：思想挪用的政治
顯而易見，“翻譯的政治”首先涉及本源語與譯入語、作者與譯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如印度學者尼南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所說，翻譯這門“經驗科學”，實際是由壓抑了貫穿於不同語言之間的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產生出來的。[印]尼南賈納：《為翻譯定位》，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71頁。20世紀最後30年間，西方翻譯研究經曆了一係列重要轉變：從原文轉向譯文，從規定性轉向描寫性，譯文地位從“低於原文”經過“等於原文”一直到“比原文更重要”，譯者的地位從低於作者到被認為在翻譯活動中起決定作用，等等。潘文國：《當代西方的翻譯學研究》，載楊自儉主編：《譯學新探》，青島：青島出版社，2002年，第287頁。
嚴複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尤其是在其譯著中隨處可見的“達旨”之術的嫻熟運用，充分顯現出作為譯者的主體地位和自覺意識。嚴複本人首先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談論“達”的：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王栻編：《嚴複集》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21頁。
由此可見，所謂“達”的基本涵義，係指與逐字逐句的直譯相對的意譯，由於中、西文句法差別甚大，隻有適當轉換為中文句法，才能準確表達原文的意思，因此，“達”是服務於“信”這一首要目標的。最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例子是嚴譯《天演論》的開篇第一段話。王佐良發現，嚴複是把整段原文拆開，照漢語習見的方式重新組句，原文裏的複合長句在譯文裏變成了若幹並列短句，主從關係不見了，讀起來反而更加流暢。但是許多人也注意到，嚴複早期譯著往往是“達”甚於“信”，譯者對原文的改動其實遠遠超出了忠實表達原文的要求，這樣一來，“達旨術”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而涉及對原文與譯文、作者與譯者之關係的重新認識了。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38頁。
如諸多譯學理論家所言，翻譯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轉換行為，而是譯入語社會中獨特的政治行為和文化行為。謝天振：《翻譯研究新視野》，青島：青島出版社，2003年，第12頁。嚴複為什麼要選擇這些西方社會科學著作來翻譯，在翻譯時對原著做了哪些刪削附益，譯著為何能產生如此之大的社會影響，都是與近代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密切相關的。
翻譯對象的選擇（“擇書而譯”），從一開始就為嚴複的翻譯活動打下了深刻的社會政治烙印。他於1903年擬定的《京師大學堂譯書章程》，提及其翻譯“宗旨”有四：“一曰開瀹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樸學，以棣貧弱；三曰借鑒他山，力求進步；四曰正名定義，以杜雜龐。”王栻編：《嚴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0頁。明白昭示了嚴複從事翻譯活動的基本取向。如論者所說，嚴複、林紓、魯迅等早期翻譯家，總是在尋找對國家民族有益的東西，從起初的資本主義理論和愛國主義，到後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都是如此。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23頁。和其他翻譯家相比，嚴複的翻譯活動具有最顯著的政治特性，即以譯介西學、啟迪明智、尋求富強為鵠的，就此而言，嚴複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翻譯家，而是一個作為啟蒙思想家的翻譯家。高惠群、烏傳袞：《翻譯家嚴複傳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7頁。
因此，嚴複對譯著之選擇，始終以中國的實際需要為基本原則。以《原富》為例，該書譯自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嚴複在譯例言中提到，斯密的論著屬於西方“計學”（經濟學）中“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為公例”的“內籀”（即歸納）之學，但近世以來耶方斯、馬夏律等人已“漸入外籀，為微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換言之，斯密之書已不足以反映西方經濟學日趨精細化、科學化的最新進展，而他之所以“獨有取於是書”，除了“溫故知新”、“足資考鏡”、便於“淺學”之外，一個重要的考慮在於“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王栻編：《嚴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98頁。即是說，選擇此書是因為它與本國財政的實際情形相吻合，足以為國人提供借鑒。同樣，正是出於“救亡”的迫切需要，嚴複在介紹進化論時既沒有選譯生物進化論方麵的名著《物種起源》，也沒有選譯斯賓塞的大部頭綜合哲學著作《第一原理》，而是選擇赫胥黎的小冊子進行精心改作。皮後鋒：《嚴複大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2頁。
通過文本比較不難發現，嚴複譯著並非對赫胥黎、穆勒等人著作的簡單翻譯，而是大量地陳述己見、羼雜己意，將翻譯變成了“挪用”。和純粹的翻譯活動不同，挪用既是借鑒和汲取，也是改造和重寫。嚴複“托譯言誌”的途徑大致有三：在序言和譯例言中直陳己見，在譯文中插入大量按語，將己意融入譯文而不加說明。皮後鋒：《嚴複大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2頁。例如，研究者比較嚴譯《天演論》與赫胥黎原書時發現，嚴複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的增刪改動，不僅僅是為了“前後映襯，以顯其意”，更是要強化他最關注的“自強保種”這一主題。王克非：《中日近代對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攝取——嚴複與日本啟蒙學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5160頁。
嚴複譯著攝取西方思想的方式，很容易讓人想起翻譯理論中長期爭論不休的“可譯性”問題。對於嚴複及其同儕來說，關鍵問題似乎在於，中西之間的差異究竟屬於何種性質——是文化特質上的差異（空間差異），還是時代序列上的差異（時間差異）？如果是前者，則意味著這兩種文化之間很難對譯，蘊含著“不可譯”的理論預設；如果是後者，則承認中國文化落後於西方文化，可以通過學習西方來“尋求富強”。嚴複從事翻譯，一方麵如斯坦納（George Steiner）所言，是要“穿透兩種語言表麵的分歧”，將其相似之處揭示並發揮出來；參見[美]斯坦納：《通天塔：文學翻譯理論研究》，莊繹傳編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87年。另一方麵又有其明確目標，即以本源語文化（西方）中被他視為富強之源的社會政治思想來激活譯入語文化（中國）。
其實，嚴複本人對“達”的態度是很曖昧的，對於純粹技術上的變通之道，嚴複視為不得不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賦予其合法性；而對於內容上的刪削附益，則自知非譯書之“正法”，不稱為譯而稱為“達旨”，並告誡後人勿以為訓。更有學者從嚴複的“信達雅”和“達旨術”中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變譯”理論體係。與嚴格忠實於原文的“全譯”不同，“變譯”是指譯者根據特定條件下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並、改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在他看來，嚴複之所謂“信”，並非全信於原著，而是取信於讀者。參見黃忠廉：《變譯理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第1719頁。由此可見，嚴複的翻譯思想與翻譯實踐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作為翻譯家的嚴複與作為思想家的嚴複之間也有一定的衝突，前者服務於後者，為著啟蒙國人、尋求富強之目標，可以放棄翻譯之正法，讓原文順從己意。作為翻譯家，嚴複認同本源語的核心地位，以“信”為翻譯之首要標準，“為達即所以為信”；作為啟蒙思想家，嚴複“擇書而譯”並對其思想內容加以選擇取舍甚至增刪改動，變翻譯為挪用，突顯了譯者和譯入語文化的主體性。
二、“求其爾雅”：語言歸化的政治
如果說，嚴複對翻譯對象的選擇和在譯著中羼以己意的加、減、改、案，體現了近代中國知識者借助翻譯來學習西方、尋求富強的“思想挪用的政治”；那麼，嚴複譯著中“求其爾雅”的文體選擇，則代表了他們護存本國文化認同的“語言歸化的政治”，或曰“文化抵抗的政治”。在翻譯西人著作時，嚴複在內容上期冀挪用西方思想資源為我所用，給中國文化增添新的血液，以實現其啟蒙、救國、富強之目標；在形式上則力圖杜絕西方語言（主要體現在文體選擇上）和日本語言（主要體現在譯名厘定上）之“汙染”，保持本國語言和文化的純粹性，以維係國人的認同感和自信心。
對照嚴譯名著與原文，不難發現，嚴複並不認同譯著應該忠實於原文風格的看法。照他自己的說法，所謂“雅”即是“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如此則“為達易”。但是很顯然，“雅”與“達”之間並無必然聯係，相反，過於古奧的文字往往會增添讀者閱讀理解的難度。他本人似乎也深知自己的譯文頗為艱深，故而預先進行辯護，稱其在翻譯之時已經在“刻意求顯”了，讀者之難以理解，原因在原文而不在譯者。嚴複的同窗薩鎮冰則對嚴譯文體提出了簡要卻一針見血的批評：文體當隨時代社會而變，嚴複譯文則率以古人為標準，他宣揚進化論卻不承認文體之進化，不能不說是“通人之一蔽”。戴鎦齡：《記薩鎮冰談嚴複的翻譯》，載《戴鎦齡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7頁。
對嚴複譯著采用典雅文體的另一種解釋，是考慮到嚴複從事翻譯活動的受眾期待，將“雅”視為吸引讀者之手段。在答複梁啟超《新民叢報》中“學理邃賾，宜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的委婉批評時，嚴複聲稱自己的預期讀者乃是“多讀中國古書之人”。王栻編：《嚴複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16517頁。魯迅據此認為，嚴複求其爾雅而不惜背離原文，是因為“鏗鏘”的古文體可以引起士人的興趣。高惠群、烏傳袞：《翻譯家嚴複傳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6頁。今日之研究者更明確指出，“漢以前字法、句法”，其實是嚴氏的“推銷術”、“招徠術”，是塗在西方近世思想這一劑“苦藥”上的“糖衣”，用以打動他心目中特定的讀者人群。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38頁。
以當代翻譯理論觀之，嚴複采用的乃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說的“歸化策略”，其目的在於消融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異國外觀”。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相對，後者是指刻意呈現出原文的異域外觀，讓讀者清楚地看到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前者則是要抹殺異域文本的語言和文化之異，使之納入目的語文化的主導價值中，變得易於辨認，看上去就像沒有翻譯一樣。[美]韋努蒂：《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仍以研究者耳熟能詳的嚴譯《天演論》第一段為例，論者認為，原文裏第一人稱的“I”成了譯文裏第三人稱的“赫胥黎”，很可能是為了要使譯文讀起來像中國古代的說部與史書。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4142頁。還有人指出，赫胥黎的文稿原是在大學做的報告，用的是講演體裁，話起話落，節奏自然成章；而嚴複用的是古文家紙上的筆調，開篇的那個長句譯文雖然頗有氣勢，但讀起來費力，和赫胥黎講稿的語氣很不相像。戴鎦齡：《記薩鎮冰談嚴複的翻譯》，載《戴鎦齡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7頁。這段譯文，正是嚴譯“語言歸化”策略之體現。
一些從事語言學和翻譯學研究的學者，已經通過譯文與原文之對照，揭示了嚴複譯著是如何“歸化”原文的。例如嚴譯《天演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但設今者有高明深識之士，其意氣若塵垢粃糠一世也者，猝於途中，遇一童子，顯然傲侮輕賤之，謂彼其中毫不一動然者，則吾竊疑而未敢信也。李將軍必取霸陵尉而殺之，可謂過矣。然以飛將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閑視之，其憾之者猶人情也。”西人論著中竟然出現中國典故，委實令人驚訝。嚴複在案語中說明，原文中提到的人名是哈猛、摩德開、亞哈木魯，“今以與李廣霸陵尉事相類，故易之如此”。王栻編：《嚴複集》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461347頁。此類例證在嚴譯《天演論》中並不鮮見，論者據此認為，嚴複頻繁使用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表達去替換原文，無非是為了減少譯文的異國情調，增強其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以達到譯者的預期目的。田野：《嚴複的選擇——論目的語文化對翻譯的幹預》，《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其實嚴複本人在所譯《名學淺說》的序言中早已承認，譯著的“中間義旨”雖然“承用原書”，但“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因為“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王栻編：《嚴複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66頁。
“語言歸化”策略的另一表現，在於譯名之厘定。嚴複譯著涉及社會科學領域中大量的抽象概念和範疇，它們在西文中自有其社會文化背景，翻譯成別國語言，必然涉及不同概念體係、文化背景之間的差異和衝突。專有名詞如何厘定，正是翻譯活動中原文與譯文、本源語文化與譯入語文化進行角逐的重要場所之一。嚴複在確定譯名時，既要探尋其西文本意，以求準確譯出，又要盡量淡化其西文原文的味道，使之適合國人的語言習慣和思維方式。他的做法是：“蓋翻艱大名義，常須沿流討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義而思之，又當廣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後回觀中文，考其相類，則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離。”王栻編：《嚴複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19頁。
令問題更複雜的是，本源語（英語）與譯入語（漢語）之間又摻雜了日語漢字譯名這一中介環節。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來詞彙進入漢語的典型模式是，日語用“漢字”翻譯西方詞語，再回流到漢語之中。所以，嚴複在翻譯穆勒、赫胥黎、斯賓塞、斯密等西人著述時，總要竭力抵製日語外來詞的流入，捍衛漢語詞庫之純潔。其譯著中的專有名詞，或用中國古語，或自創新詞，而拒絕采用自日語轉道而來、在當時非常流行的那些術語。劉禾：《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43244、265267頁。除了眾所周知的把evolution譯為“天演”而非“進化”之外，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logic譯為“名學”（日語譯為“邏輯學”）、economics譯為“計學”（日語譯為“經濟學”）、sociology譯為“群學”（日語譯為“社會學”）、capital譯為“母財”（日語譯為“資本”）、induction譯為“內籀”（日語譯為“歸納”）、deduction譯為“外籀”（日語譯為“演繹”）、monarchy譯為“獨治”（日語譯為“君主製”）、democracy譯為“庶政”（日語譯為“民主”）、republic譯為“公治”（日語譯為“共和”）、vote音譯為“威朵”（日語譯為“投票”）等等。參見《翻譯按語中西名表》、《〈天演論〉中西譯名對照表》，載王栻編：《嚴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四冊第10551074頁、第五冊第13981409頁。當然，嚴複本人也意識到，在自己的翻譯中完全排除與日語相關的新詞語（如議院、自由、文學等）是非常困難的，參見劉禾：《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66頁。
盡可能不用經日語回譯的漢字詞彙，而以中國人習見或易於理解的、古文獻有征的詞彙出之，嚴複的這種做法固然有各種不同的考慮，如便於理解、統一譯名、傳之久遠等，但“捍衛漢語詞庫”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則是這樣解釋的：“這位高傲的中國人，完全相信他對於本國語言淵源的理解遠遠超過‘東方島夷’那些自命不凡的家夥，這裏摻合著他對近代民族主義者的不滿。”[美]史華茲：《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葉鳳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6頁。嚴複既要通過厘定譯名為中國文化和漢語語庫增添新的血液、確立新的概念體係，又欲此新概念體係與傳統文化、傳統語言協調一致，因此之故，其譯名之厘定既有創新又有守成，既有挪用又有抵抗。
不難想象，譯名在譯入語中的最終確定，取決於許多因素。一是譯名與原文之關係，即是否準確表達了原文的意義；二是譯名與譯入語文化之關係，是否符合該文化之習慣；三是譯名與時代思潮之關係，時代是趨新還是守舊，譯名是先出還是後出，是恰逢其時還是生不逢時，其命運殆大不相同；四是譯名與權力機構（或文化事業讚助人）之關係，後者之態度對於譯名的傳播關係甚大。除第一種為技術因素外，餘下三種皆為社會文化因素，足以體現翻譯中的權力關係。如所周知，嚴複所選擇、厘定的眾多譯名，僅“天演”一詞取得暫時性的成功，但不久即為來自日本的“進化”所取代，其他譯名更很快便如明日黃花般去無影蹤，僅在思想史上存一席之地。其中固有技術性因素在，即嚴複選擇的譯法未必能準確表達原文之內蘊，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些譯名與時代潮流不相合。
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複尚屬士人中之趨新者，其譯著可謂內容趨新而形式守舊，或者說“舊瓶裝新酒”，其內容之新與形式之舊，適足以投合當時知識階層之喜好，天演之說大受歡迎在情理之中。但近代中國變化之快實在超乎想象，時代趨新超出了許多知識者個人之趨新，趨新者遂成為守舊者，守舊的形式勢必隨之被遺棄。西方社會科學概念轉道日本回譯而來的漢字詞彙，成為其時風行的潮流，嚴複著譯之時已然如此。
以“翻譯的政治”視角觀之，自日文轉譯而來的漢字詞彙風行中國並最終取代嚴複譯名成為定讞，正體現了世紀之交西、日、中三者間極不對等的權勢關係。在時人眼中，西方文化在物質、製度、精神諸層麵皆高出一籌，日本率先引入西方文化並已取得成功，中國則處於等級序列的最末端，體現在以翻譯為主要形式的知識傳播中，便是另一個等級序列：西文為本源語，日文為高級譯入語，漢語則是次級譯入語。中國文化遭遇“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而不得不或主動或被動進行調整，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劇烈衝突和頻繁交流，正是語言係統更新及新詞彙、新句法、新文體出現的契機。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西、日之間的階梯式權勢關係，決定了嚴複譯名的不幸命運。劉禾曾設想，倘若嚴複所製定的譯名早些年出現，或許可以在新的漢語詞彙係統中占據一席之地。參見《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66頁。
在用“歸化”一詞來描述嚴複譯著的語言風格和抵抗策略時，還須注意，其發明者韋努蒂是在第三世界文本譯成英文的意義上使用它的，本意是指17世紀以來譯成英語的翻譯作品為了追求流利、自然、透明的效果而讓“譯者隱形”的一種翻譯策略。而他對此是持批評態度的，認為這樣做會帶來兩個不利的後果，一是使翻譯成為派生的、潛在的、虛假的文本，二是造成譯者仿佛不在、譯文好似原文的假象。參見[美]韋努蒂：《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潘文國：《當代西方的翻譯學研究》，載《譯學新探》，青島：青島出版社，2002年。正是針對這種做法及其弊端，韋努蒂提出了異化的翻譯策略，他認為隻有保持異國情調，必要時甚至故意采用半通不通的句子，才能使譯者“顯形”。在從第三世界語言向英文的翻譯活動中，本源語代表弱勢文化，譯入語代表強勢文化，所以“歸化”一詞既指明翻譯活動本身的權力關係，也反映出兩種文化之間的權力關係，二者是統一並相互關聯的。然而，嚴複是在正好相反的語境下使用歸化策略的，他選擇加以翻譯的西文文本乃是強勢文化的象征，譯著所要服務的對象卻身具半殖民地的、弱勢文化的屬性。進而，嚴複譯著中的“歸化”，是以譯文為中心、突顯和護存譯入語文化的歸化。這樣一來，韋努蒂加諸“歸化”策略的兩大罪狀，反倒成了弱勢文化中知識者進行“文化抵抗”、建構和書寫自我身份的有力武器。
秉持後殖民主義立場的當代西方譯學家，大多強調翻譯活動對於殖民關係的建構起著共謀作用。斯皮瓦克（G. C. Spivak）認為，在殖民者語言（如英語）和前殖民地語言（如孟加拉語）之間的翻譯活動中存在著不同的權力關係：從英語到第三世界語言的翻譯，往往會不自覺地接受殖民者的態度；而從第三世界語言到英語的翻譯，民主法則往往會變成強權法則。參見[美]斯皮瓦克：《翻譯的政治》，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尼南賈納更明確地宣稱，殖民主體的建構是以象征控製為前提的，這些象征控製的威力正在於“被殖民者乃至後殖民地人民以其對日常生活中的話語實踐，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重新殖民化”。所以她呼籲後殖民地的人民正視問題的嚴重性，重新給翻譯定位，把它當作一個抵抗和轉化的場所。參見[印]尼南賈納：《為翻譯定位》，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嚴複譯著對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譯介和傳播，無形中自然加深了西方文化霸權地位；但其為我所用的姿態、尋求富強的目標、典雅古奧的文體，又在一定程度上與尼南賈納的倡導相呼應，蘊含著將翻譯作為文化抵抗之場所的意味。
三、政治的翻譯與翻譯的政治
嚴複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的地位，是以思想家和翻譯家的雙重身份突顯出來的，但作為翻譯家的嚴複與作為思想家的嚴複之間，是一種既相互關聯、相互支撐，又充滿矛盾和張力的複雜關係。嚴氏以學術翻譯之手段，達思想啟蒙之目的，譯著乃是他傳播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有力武器；反過來，思想傳播、思想啟蒙的強烈願望，又為他提供了從事翻譯活動的強大動力，嚴複作為思想家對西方思想的透徹理解和對中國現實的深刻體認，也增強了嚴複譯著的思想魅力。然而與此同時，盡管嚴複以“達旨”之術為變通，對西文原著進行了順從己意的增刪改按，突顯了譯者的主體地位和譯入語文化（主位文化）的需要，翻譯卻終究隻是翻譯，終究要受到原文的限製。嚴複自己也認同以“信”至上的翻譯準則，在後期翻譯著作中逐漸放棄“達旨”之術，而其思想感召力和受歡迎的程度卻也不可與最早的譯著《天演論》同日而語。作為思想家的嚴複在譯著中羼雜己意，既提高了譯著的含金量，卻也使他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翻譯家，無論是以“信達雅”和“達旨術”為核心的翻譯思想，還是近200萬言的翻譯著作，都使他成為當世和後世學者爭論不休的對象。
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也存在於作為啟蒙思想家的嚴複與作為精英士大夫的嚴複之間。基於精英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對這一身份的自覺體認，嚴複從未稍減其憂國憂民之心和拯救中國文化之願，為此而不斷向西方尋求可資利用的思想資源，成為譯介、傳播西學的啟蒙先驅。但是對西方思想資源的借用，與西方相對於中國的多重霸權交互作用，致使西學的引入足以進一步削弱國人對本土文化的信心，“思想挪用”與“文化抵抗”之間，遂出現難以消解的張力。
針對文化人類學家的文化翻譯，劉禾問道：他們究竟是在“用誰的術語，為了哪一種語言的使用者，而且是以什麼樣的知識權威或者思想權威的名義”，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之間從事翻譯活動？劉禾：《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06頁。如果對嚴複提出同樣的問題，答案應該是確定的：他和大多數同儕一樣，是要采用中國的術語，為了漢語的使用者，來從事思想譯介活動的。當年對嚴複譯著的毀譽聲中，曆史學家傅斯年的看法頗為獨特，他對嚴複的譯論和譯著皆不以為然，並稱嚴複譯著中《天演論》和《法意》最為糟糕，因為譯者並不對原作者負責，而隻對自己負責。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51頁。這話隻說對了一半。嚴複的確未曾打算對原作者或者原文負責，但其譯著絕非僅對自己負責，實負載著譯者開啟民智、尋求富強的良苦用心。在此錯綜的思想、文化、社會背景中，嚴複譯著充分展現出翻譯活動——尤其是以思想挪用推動本國社會政治變革為目標的“政治的翻譯”——中的各種權力關係，從而成為“翻譯的政治”命題的一個頗有價值的研究樣本。
*本文原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第98110頁。
①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②Eric Hobsbawr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③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在民族與階級之間：中共早期的“國恥”論述
——以《向導》周報（1922—1927）為中心*
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建構，是近代以來各國政治變遷的基本線索之一。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來，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乃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和生產關係的產物，尤其有賴於“印刷資本主義”所激發的國族想象。①
這種想象共同體的形成，既要通過“被發明的傳統”投射到渺遠的過去，②
又與當下情境中自我與他者的區分，進而形成一種“反思性的自我”密不可分。③
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在西方強國的堅船利炮之下被動走上現代國家之路的，因而，在建構自己曆史記憶的同時，還須直麵列強侵略所帶來的集體創傷和認同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始終是和“國恥”（national humiliation）意識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它既是民族主義思潮的催化劑，也是其重要表征之一。
學者們已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通過曆史想象和記憶重構，來為國族建構提供一套堅實的曆史基礎的。其中，沈鬆僑借由黃帝神話在晚清知識界的廣泛流傳及其與傳統黃帝傳說的斷裂，考察了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曆史過程及其蘊涵的矛盾與衝突。沈鬆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第177頁。
他還透過晚清知識分子對中國“民族英雄”係譜的建構，討論了曆史書寫與國族想象之關係。沈鬆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譜係與晚清的國族想象》，（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第77158頁。楊瑞鬆探討了“四萬萬人”如何在近代中國從一個人口數字，配合所謂“同胞”的血緣親屬想象符號，型塑出具有高度同質性意涵的國族認同。楊瑞鬆：《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族論述想象》，（台北）《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第283336頁。和這些正麵考察國族建構的學者不同，費約翰從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探討了“喚醒政治”的隱喻在帝製中國和歐洲啟蒙思想中的根源，及其在近代中國國家和民族建構中的流變。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瓦格納進一步深化這一主題，生動地描述了近代中國大眾傳媒中以文字和圖像出現的“身體”隱喻，是如何激發國人的危機意識和國族認同的。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2011 (1), pp.4139.
這些研究都多少涉及外國侵略、國恥意識與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之關係，但因研究旨趣和視角有別，對於中國共產黨如何敘述與紀念國恥，並借此進行革命宣傳與動員，學界尚缺乏深入的探究。本文以中共中央第一份機關報《向導》周報為中心，對此問題略作探討。《向導》1922年9月創辦於上海，先後由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擔任主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始終給予大力支持，並長期為其撰稿。因遭當局查禁，報社隨中央機關一度遷往北京、廣州，1926年底遷到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變先後發生，國共關係徹底破裂，《向導》於7月18日被迫停刊。五年間，共計出版201期。周報創刊時的印數不足3000份，1925年初中共四大時增至7000餘份，到1927年中共五大時已達5萬份，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報紙之一。馬福龍：《〈向導〉：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上海黨史與黨建》，2012年9月號，第3637頁。透過《向導》中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到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國共產黨，如何借助紀念國恥、剖析國恥到洗雪國恥的邏輯鏈條，成功地將階級鬥爭融入民族解放的敘述框架，進而實現革命動員之目標。
一、國恥之紀念：從“九七”到“五卅”
近代中國領土主權被破壞，始於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但直到1895年甲午戰爭敗於“蕞爾小國”日本、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國恥”意識始在朝野上下廣泛蔓延。1897年，清宗室壽富與康有為等人在北京發起“知恥學會”，梁啟超為其撰《知恥學會敘》，稱外患日亟，貴在知恥，而中國相較於日本，知恥者尚少，故“奮然恥之，特標此義，立會以號召天下”。梁啟超：《知恥學會敘》，《時務報》第40期，1897年，第34頁。壽富所撰《後敘》，曆數鴉片戰爭以至甲午戰爭，列強環伺，蠶食鯨吞，中國喪師失地之奇恥大辱，聲言國人不可不知恥，知恥“莫如為學，學則智，智則強，強則大國親我，小國畏我；不學則愚，愚則弱，弱則大國鄙我，小國犯我”。壽富：《知恥學會後敘》，《時務報》第40期，1897年，第34頁。
與此同時，種種“國恥”言說開始在報刊上出現和流行。1898年，《蜀學報》刊載《明國恥以激公憤議》一文，開篇即用一連串觸目驚心的意向，表達了對國勢危亡的極度焦慮：“嗚呼！戎禍亟矣，大局裂矣！抵我之瑕，剔我之隙，餌我之餒，蹴我之躄，而鈐挾我，而縛縶我，而剜臠我，迨其卒也，則將波蘭、印度我。”鄧榕：《明國恥以激公憤議》，《蜀學報》第12期，1898年，第26頁。先後在香港、上海等地發表的政治漫畫《時局全圖》，則以最直觀醒目的方式，將中國麵臨瓜分豆剖的嚴重危機呈現在國人麵前，進一步推動了國恥意識之發展與傳播。《時局全圖》的版本及意義之演變，參見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2011 (1), 4139.
辛亥革命終結帝製，造就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然而在北京政府統治下，中國的主權狀況並未好轉，反而更見沉淪，一次次外交失敗和屠殺事件不斷刺激著中國人敏感的神經。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嚴重破壞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要求，兩天後，中國總統袁世凱被迫表示接受。消息傳出，立刻被國人視為奇恥大辱，“五七”、“五九”兩個日期被稱作“國恥日”廣為紀念。青年毛澤東深受刺激，於當年夏天寫下十六字以明誌：“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毛澤東：《〈明恥篇〉題誌》，1915年，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1頁。事件發生不久，各種以國恥為題的小冊子開始出現。以“知恥社”名義編印的《國恥》上下冊，介紹了國恥的起源、“五九”之後全國各地之輿論、政府所持態度與各省官廳之舉止、日本對此事之論調、世界各國之公論等。知恥社編：《國恥》，上海：知恥社，1915年。又有孫鑫源所撰《國恥鑒》，對割地、國疆被侵、領事裁判權、利權喪失、租借地、劃定勢力範圍及利益均沾等各種恥辱，一一加以討論。孫鑫源：《國恥鑒》，上海：文明書局，1915年。此後，種種以“國恥”為題材的著作、地圖等出版物源源不斷。如公民救國團編：《國恥痛史》，1919年；河南省政府編印：《中華國恥地圖》，1922年；沈文濬：《增訂國恥小史》，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25年。將發生喪權辱國事件的特定日期稱作“國恥日”自此成為一種慣例，每逢其時，社會各界都會以通電、撰文、集會、遊行等方式進行紀念。據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調查，全年“國恥紀念日”已達26個之多。參見《社會科學辭典》，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497498頁。
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綱領和政策，同時也擔負“批評傳播國內外時事”之責，其政治宣傳總是融於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之中。除篇幅較長的評論文章外，《向導》還先後開設“時事短評”、“中國一周”、“世界一周”、“各地通信”、“寸鐵”等欄目，隨時報道國內、國際大事。從其主題和觀點來看，《向導》的報道、評論、宣傳幾乎總是或顯或隱地以“國恥”意識為底色。該報對鴉片戰爭以來的曆次軍事與外交失敗，均有較詳細和深入的論述，尤其關注1900年的八國聯軍之役及次年《辛醜條約》的簽訂、1915年的“二十一條”事件和1925年的“五卅”事件，相應的“國恥日”（9月7日、5月7日或9日、5月30日），也成為這一時期中共革命宣傳的重要契機。
義和團事件是一次中外矚目的排外運動，卻導致大英帝國、美利堅、法蘭西、德意誌、俄羅斯、日本、奧匈帝國、意大利等八國對中國的聯合侵略。1901年9月7日，戰敗的中國被迫簽訂《辛醜條約》，近代中國喪權辱國的曆程至此臻於頂點，條約簽訂之日，遂被國人視為重要的國恥象征加以紀念。
1924年，《向導》周報於《辛醜條約》簽訂23周年前夕出版“九七特刊”，發表陳獨秀等人的紀念文章，高度評價義和團運動，稱之為中國“民族革命史”或“民族運動史”的悲壯序幕。文中，陳獨秀極力駁斥所謂“排外論”，指出義和團的批評者隻看到其“野蠻排外”，卻看不到排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鴉片戰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向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45646頁。彭述之對義和團發生和失敗的原因進行反思，指出義和團之發生乃是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必然結果，而義和團之失敗，是由於他們不知道革命的組織和策略，並被反動階級所利用。述之：《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向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46652頁。蔡和森稱頌義和團的“排外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革命史上悲壯淋漓可歌可泣的遺產”，指出義和團因為沒有近代化而失敗，辛亥革命則因為“效顰近代資產階級化”而失敗；隻有將反帝國主義的政綱與義和團的排外精神結合起來，國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和森：《義和團與國民革命》，《向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52654頁。1925年9月，《向導》再次推出“九七特刊”，瞿秋白撰寫長文《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以階級分析方法對義和團運動的意義和缺陷進行反思，並指出“五卅”運動既是義和團反抗侵略運動的繼續，又在無產階級的指導、階級鬥爭的意識、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方麵超越了義和團運動。秋白：《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向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第116772頁。
1915年的“二十一條”事件，是促使“國恥”意識在中國廣為傳播的關鍵導因。每年5月7日或9日，《申報》、《益世報》等報刊都會刊發大幅政治廣告，登載事件經過及“二十一條”內容，報道各界人士的紀念活動等，以喚起民眾的國恥記憶。參見彭南生：《屈辱的記憶：以“廿一條”國恥紀念為討論中心》，《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1924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國嚴禁人民於“五七”、“五九”開會紀念國恥，《向導》立刻予以抨擊，稱之為“軍閥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又一證據”。獨秀：《軍閥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又一證據》，《向導》第67期，1924年5月28日，第538頁。5月7日，《向導》發表《國恥紀念日檄告全國同胞》，曆數近年來日、英等國在華掠奪利權、打殺民眾之惡性事件，發出“我們抬起頭來罷！或者是死！”的呐喊。《國恥紀念日檄告全國同胞》，《向導》第64期，1924年5月7日，第509510頁。1925年“二十一條”事件十周年之際，《向導》刊文介紹“五七”國恥之由來，描述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從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步步加深對中國之侵略，呼籲民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親日的北洋政府。雙林：《五七國恥與日本帝國主義》，《向導》第114期，1925年5月10日，第10511052頁。5月7日，北京數千名學生紀念“五七”國恥受阻，憤而圍攻衝擊教育總長章士釗住宅。《向導》隨即發文介紹事件經過，稱此次為紀念“五七”國恥而起的怒潮為“反帝國主義的覺醒”和“攻擊賣國的安福係之群眾運動”，號召民眾聯合起來，奮起抗爭。和森：《五七紀念北京學生奮鬥的意義》，《向導》第115期，1925年5月17日，第10591060頁；羅敬：《北京五七怒潮的經過》，《向導》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第10711072頁。
1925年發生的“五卅慘案”，將近代中國的國恥紀念和反帝宣傳推向了高峰。5月15日，中國工人顧正紅被日本職員槍殺，上海工人憤而罷工。中共中央反應迅速，於次日發布緊急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號召工會、農會、學生會等社會團體，以各種形式援助上海罷工鬥爭。《中央通告第三十二號》（192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415416頁。17日，《向導》刊文報道槍殺事件，呼籲民眾“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親日派政府”。超麟：《上海日本資本家槍殺中國工人》，《向導》第115期，1925年5月17日，第1060頁。19日，中共中央再發通告，號召發起一場“反對日本的大運動”。《中央通告第三十三號》（1925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417418頁。28日，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上海總工會，並發動群眾在上海租界舉行反帝示威。在30日的反帝遊行和演講中，學生與租界工部局巡捕發生衝突，英國巡捕開槍射擊，打死十餘人，打傷數十人。是為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北洋時期，列強在中國製造的屠殺事件時有發生，但從政治影響和曆史意義來看，其他事件都無法跟“五卅慘案”同日而語。事件發生後，中共在《向導》發表“告全國民眾”書，開篇即觸目驚心地寫道：“血肉橫飛的上海，現在已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屠場了！”隨即指出，慘案是日本、英國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階級和民族運動的“鐵血鎮壓”所造成的，號召“全國各種被壓迫階級的群眾來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向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第1075頁。同時刊登鄭超麟的文章，詳細介紹從5月30日到6月4日上海屠殺及民眾抗爭之經過。超麟：《帝國主義屠殺上海市民之經過》，《向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第10821084頁。接下來的一兩個月，各期周報都有對屠殺及抗爭情形的跟蹤報道和詳細評論。其要點包括：“五卅”屠殺是帝國主義國家壓迫弱小民族的必然結果，也是鴉片戰爭和庚子之役以來列強奴役、屠殺中國人民的繼續；“五卅”運動也是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以來中國人反抗帝國主義不斷強化的必然結果；“五卅”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事件，中國人民的抗爭不能滿足於懲罰凶手或補償受害者，相反，這場運動應該以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為目標。獨秀：《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麵》，《向導》第120期，1925年7月2日，第11041105頁。
事實上，從此時開始直到兩年後停刊，幾乎每一期《向導》都有關於“五卅”事件或直接或間接的評論，“五卅”已成為貫徹國民革命始終的一個象征符號。1926年“五卅”周年、1927年“五卅”兩周年之際，《向導》都推出紀念特刊，回顧事件經過並號召國民為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而抗爭。例如，見《五卅周年紀念告全國民眾》，《向導》第155期，1926年5月30日，第14881489頁；秋白：《五卅二周紀念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向導》第196期，1927年5月30日，第21352139頁。
“五卅慘案”本是在紀念“五七”國恥的背景下發生的，兩大國恥交疊累積，激發了前所未有的反帝國主義熱潮。中國共產黨運用“五卅”事件所激起的民族義憤，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民眾反帝運動，又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下，成功塑造了自己作為民族主義旗手的形象。所以不難想象，中共領導人對這場運動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促使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迅速擴大、各階級的反帝聯合戰線迅速鞏固，造成了“一個空前的民族解放運動，不但普遍全國，而且是自覺的和有組織的運動”，心誠：《民族解放運動的新時期》，《向導》第127期，1925年8月31日，第1172頁。標誌著中國曆史上一個新時期——國民革命——的開端。秋白：《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向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第11461147頁。
“九七”、“五七\/五九”、“五卅”紀念之外，《向導》周刊還不定期開設“外患日誌”專欄，介紹近期列強侵淩、侮辱中國之事件。例如該刊第64、68、72、79等期，都設有此欄目。每有列強屠殺中國民眾等情形發生，周刊也都會在第一時間加以報道，並以“國恥”之名號召民眾奮起抗爭。1926年9月5日，英國軍艦在四川萬縣江岸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炮轟縣城人口稠密地區，致使中國軍民死傷數千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萬縣慘案”。記者：《慘無人道之英國帝國主義屠殺萬縣》，《向導》第173、174期合刊，1926年10月10日，第1774頁。慘案發生後，中共迅速聯合國民黨左派人士成立“萬縣九五慘案後援會”，組織大規模的抗英示威遊行。同時在《向導》發表《告民眾書》，嚴厲譴責北伐以來英軍的多次暴力挑釁，號召民眾動員起來，“形成第二個更廣大的反英的五卅運動”，這樣“才能免除英國帝國主義強盜之第二第三次的大屠殺”。《中國共產黨為英國帝國主義屠殺萬縣告民眾書》，《向導》第173、174期合刊，1926年10月10日，第1771頁。
1926年，瞿秋白撰文回顧過去十年間的中國革命運動史，發現五月是國恥和革命紀念日最集中的月份，稱之為“革命的五月”：“五一”是“國際總同盟罷工以檢閱世界無產階級軍力而（向）世界資產階級示威”的紀念日，“五四”是“中國革命的學生運動發難的紀念日”，“五五”是馬克思的誕辰紀念日，“五七”和“五九”是日本將“二十一條”強加於中國的國恥紀念日，“五卅”則是列強暴行促成“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紀念日。秋白：《中國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向導》第151期，1926年5月1日，第14261428頁。這從一個側麵，展現了國恥話語對於革命動員的重要意義。
二、國恥之根源：敵人與朋友的譜係
甲午戰爭和“二十一條”事件後，中國朝野的國恥意識和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逐漸高漲。不過中共建黨之初，並未提出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中共一大通過的政治綱領稱，“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並最終“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而沒有提及收回主權、民族獨立之類的主張。《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頁。但是沒過多久，黨的領導人開始意識到民族主義對於民眾動員的重要性。1922年6月，中共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把國內“封建式的軍閥勢力”作為主要討伐對象，但論述的出發點已經變為“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壓迫。《中國共產黨關於時局的主張》（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346頁。隨後中共二大通過的大會宣言，明確將“打倒軍閥”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實現民族獨立，列為最重要的兩項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頁。一年後召開中共三大，再次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的口號。《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69頁。自此，帝國主義和軍閥作為中國革命主要敵人的形象被日益牢固地樹立起來。不僅如此，反對帝國主義的重要性甚至逐漸超過了反對軍閥。1923年11月通過的《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以“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為依據指出：“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中國國民運動中，比反軍閥運動更為切要，在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有衝突時，吾人得助軍閥以抗外人，斷不可借外力以壓倒軍閥。”《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00頁。
《向導》創刊於1922年9月，時距中共二大召開不過兩月。創刊號《本報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當前最大多數中國人民所要的乃是“統一與和平”，然而內有軍閥割據混戰，外有帝國主義壓迫，致使“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唯有“打倒軍閥”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方有望實現統一與和平。《本報宣言》，《向導》第1期，1922年9月13日，第1頁。在每周一期的世界大勢之觀察、時政要聞之評論中，《向導》為中國革命勾勒出一個清晰的敵人與朋友的譜係，揭示出國恥的根源之所在，進而為洗雪國恥指明了方向。
從“九七”、“五七”到“五卅”，曆次國恥無不來源於“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幹涉和屠殺，這些國家無疑是中國民族解放的障礙和國民革命的敵人。敵國的名單和等級，既與它們對中國主權的破壞程度直接相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共在階級框架中對國際秩序的想象。
國民革命時期的反帝國主義宣傳，一般都把英、日、美、法等國視為中國革命主要的外部敵人，尤其把英國和日本當作“頭號敵人”，因為這兩個國家對中國主權破壞尤甚，對國人情感的刺激也最為強烈。據1929年出版的《社會科學辭典》，在被國人紀念的26個“國恥日”中，有15個與英國有關，7個與日本有關。《社會科學辭典》，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497498頁。對中國人“國恥”意識之形成和傳播至關重要的兩大標誌性事件——“二十一條”事件和“五卅慘案”，也正是由日、英兩國一手造成的。美國和法國也是欺壓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法國還因壓迫國內的工人罷工而被稱作“反革命的國家”，《法國底政治經濟狀況》，《向導》第65期，1924年5月14日，第523頁。但美、法兩國很少直接製造屠殺事件而激起國人義憤，所以通常被視為次要的敵對國家。
日本是中國近鄰，對中國侵略之深、危害之巨在其他各國之上，也是“二十一條”事件的始作俑者。《向導》刊文指出，作為亞洲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帶著凶暴的形態而以軍閥主義為後盾”，因為它剛剛發生便遇到了歐美列強經濟勢力的競爭，加之國土很小，資源匱乏，便不得不向外侵略，其矛頭所指首先就是中國。雙林：《五七國恥與日本帝國主義》，《向導》第114期，1925年5月10日，第1051頁。中國是“日本貨物的惟一銷場，煤鐵的來源地，戰時的後路糧台”，停止侵略中國無異於“宣告日本資本主義的死刑”，所以它對中國“非繼續侵略不可”。國燾：《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危險麼？》，《向導》第6期，1923年10月18日，第48頁。英國是資曆最老的帝國主義國家，隱然為列強之首，侵略中國的曆史最久，也是“五卅”屠殺事件的罪魁禍首，被陳獨秀稱為“始終壓迫中國的死敵”。獨秀：《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向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第1077頁。美國在歐戰後漸成世界經濟的霸主，要尋找商品銷售所和資本經營地，但是殖民地早已被英、日、法等國瓜分，隻剩下中國是“可以供他們自由發展和自由爭奪的地盤”，所以美國“非出全力爭得中國市場不可”。國燾：《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危險麼？》，《向導》第6期，1923年10月18日，第47頁。法國曾多次和英國一道侵略中國，20年代又在金佛朗案（要求中國以金佛朗償付對法庚子賠款）、拒絕如期歸還膠州灣、拒絕召開關稅會議和提高關稅、幹涉中俄交涉等問題上損害了中國的權益。仁靜：《法國之新政局與對華外交》，《向導》第69期，1924年6月11日，第550551頁。
這些國家屢屢幹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主權，是中國國恥的直接根源，也是民族解放必須要打倒的外部敵人。1924年“五七”國恥九周年之際，《向導》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所聲討的對象首推日本，其次為英、美、法三國。文中稱，自華盛頓會議以來，已由日本“單獨壓迫我們”變成了四國“公同壓迫我們的新局麵”。《國恥紀念日檄告全國同胞》，《向導》第64期，1924年5月7日，第509頁。“五卅”事件發生後，陳獨秀稱英國為“帝國主義之王”，日本追隨英國以“獲得在華和英國不甚衝突的利益”，英、日帝國主義者乃是中國國民運動“眼前的死敵”。美國雖不完全讚成英國的政策，但為了維持帝國主義在華的整體利益及實施門戶開放政策，也“終須與列強取一致行動”。獨秀：《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向導》第124期，1925年8月15日，第11351136頁。
相比之下，德國、奧地利、俄國等雖也曾是帝國主義國家，參與了八國聯軍之役，對“九七”國恥負有直接責任，但它們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協約國打敗，變成了“非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之策略也已變為“和平通商”，跟“剝削踐踏”中國人的英、美、法、日等國完全不同。因此，中國不應該再把它們視為敵人。獨秀：《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向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第1078頁。
《向導》創辦不久，蔡和森對國際局勢提出了自己的觀察。他認為，中國和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一樣，長期“陷於帝國主義四麵掠奪宰割的重圍中”，但是1914年爆發的世界大戰使國際情形發生了“絕大變化”，“帝國主義的俄羅斯變成為根本取消掠奪製度的工農共和國，帝國主義的德意誌變成為協約國的被征服者”，使被壓迫民族有了“超脫帝國主義的圈套，而聯合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大民族以圖獨立自決之可能”。對中國來說，就是要“一致擁護中德俄聯盟政策，脫離英美法日的羈勒”。和森：《中德俄三國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陳炯明之反動》，《向導》第4期，1923年10月4日，第2526頁。在這裏，昔日的敵人德意誌和俄羅斯，已被歸入“非帝國主義”甚至“反帝國主義”的陣營，成了中國革命可能的朋友。《向導》上的國際時事評論，往往對一戰中的戰敗國持同情態度，認為它們和中國一樣遭到英、美、法等國的蹂躪，和森：《賠償問題與帝國主義》，《向導》第18期，1923年1月31日，第144145頁。甚至對“法國帝國主義進行分裂德意誌的陰謀”加以譴責。和森：《德國的分立運動》，《向導》第44期，1923年10月27日，第340頁。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俄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蘇俄是將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付諸實踐的成功先驅，是自己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持者。十月革命爆發不久，蘇維埃政府即宣布放棄帝俄政府在中國境內之特權，並在一係列秘密磋商之後，於1924年5月31日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及相關外交文書。蘇俄政府主動放棄舊俄在華特權、廢除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這在中外交涉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與列強頑固維持對華不平等條約體係的態度形成鮮明反差。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1頁。不難想見，這一舉動會對中國人的世界想象和民族情感產生多麼強烈的衝擊。
中國共產黨從其成立之日起，就把蘇俄視為中國革命最真實、最強大的朋友。中共二大稱，蘇維埃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和農人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勞苦群眾的祖國，也是全世界工人和農人與世界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抗的壁壘”，並號召中國工人和被壓迫群眾“加入世界工人的聯合戰線”，保護“無產階級的祖國”和“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先鋒”。《關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5960頁。《向導》刊載的評論文章，總是把蘇俄與昔日侵略中國的舊俄區別開來，強調蘇俄對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扶持、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太雷：《列寧與義和團》，《向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54655頁。陳獨秀寫道：“列寧的十月革命，卻實實在在以無產階級的國內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倫斯基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政府，實現了芬蘭波蘭及其他國內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獨立或自治。”在他看來，俄國革命正是國內階級革命與世界民族解放良性結合的典範，也是中國革命必須效法的榜樣。獨秀：《十月革命與東方》，《向導》第178期，
1926年11月15日，第1849頁。
至於土耳其、印度、朝鮮等“東方弱小民族”，和中國一樣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中國理當與之同仇敵愾，為實現民族獨立而共同戰鬥。一篇文章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勢時，便列舉“業已發生激急的革命獨立運動”的“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包括愛爾蘭、土耳其、印度、波斯、埃及、菲律賓、朝鮮、安南等。和森：《中國國際地位與承認蘇維埃俄羅斯》，《向導》第3期，1922年9月27日，第1718頁。
值得注意的是，最為中共領導人津津樂道並引為同道的國家，是在一戰失敗和帝國瓦解後取得革命成功而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在1922年擊敗英國和希臘軍隊，恢複了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同時也廢除延續數百年的蘇丹製，成立了共和國。《向導》高度稱讚這一成就，稱土耳其的勝利“不是回教徒打敗基督教徒的勝利，也不是黃種人打敗白種人的勝利，更不是亞洲人打敗歐洲人的勝利”，而是“被壓迫的土耳其民族反抗歐洲帝國主義宰割的勝利”。君宇：《土耳其國民軍勝利的國際價值》，《向導》第3期，
1922年9月27日，
第2223頁。在分析國內政局時，也時常以土耳其為參照和榜樣，期待中國國民黨能像土耳其國民黨一樣真正代表國民的利益而奮鬥，中國革命家能像基瑪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一樣率領國人取得革命的勝利。春木：《羞見國民的中國國民黨》，《向導》第29期，1923年6月13日，第213頁。在號召國人反抗外國侵略、打倒北洋軍閥時，仍以土耳其為例證：“土耳其國民黨若不先反抗英國與希臘的侵略，怎能推翻君士坦丁政府（如中國北京政府），怎能管理土耳其？”和森：《國民黨應號召國民反對英國的侵略》，《向導》第39期，1923年9月8日，第293頁。《向導》也時常關注印度、蒙古、朝鮮等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多次發表評論或譯文介紹相關情形，並討論其經驗與教訓對於中國革命的啟示。如永釗譯：《一九二二印度國民運動的分析》，《向導》第19期，1923年2月7日，第153156頁；登德布：《蒙古及其解放運動》，《向導》第5期，1922年10月11日，第4344頁。
國際層麵的敵友關係，又與國內的政治局勢和階級結構一一對應。英、日、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之所以能在中國肆意侵略、掠奪甚至屠殺，是因為國內的北洋軍閥對它們俯首聽命。陳獨秀把國恥區分為外部之恥與內部之恥，“歐美日本人殺傷華人侮辱華人”固然是國恥，北洋政府“懦弱昏聵”更是“中國民族的奇恥大辱”。在他看來，“無恥下流媚外”才是真正的國恥，“比別的一切國恥都厲害”。獨秀：《華洋人血肉價值的貴賤》，《向導》第25期，1923年5月16日，第182頁。北洋軍閥既是“邪惡的專製餘孽”，是中國政府之上的“超級政府”，又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奴仆”和“幫凶”。獨秀：《怎麼打倒軍閥》，《向導》第21期，1923年4月18日，第152頁。因此，將“列強”與“軍閥”並列為中國革命的兩大敵人，成為國民革命中民眾動員的基調。1924年6月，《向導》為紀念“六三”罷工而發表宣言，特意用大號字體標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六三”紀念與最近軍閥列強之聯合進攻》，《向導》第68期，1924年6月4日，第541頁。欲求得革命之成功、民族之解放，必須同時向外部的敵人和內部的敵人開戰，“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乃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麵。
內、外敵人如此強大，隻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革命方有成功的希望，這就提出了建立革命“聯合戰線”的要求。根據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分析，工人階級處於最受壓迫的地位，“除了鎖鏈之外一無所有”，又有一定的組織力量和理論指導，是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先鋒隊。“五卅”事件發生後，廣大農民、學生、商人、士兵等，也在列強侵略所造成的利益損失和國恥意識之下成為“革命群眾”，加入反對帝國主義的行列。秋白：《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向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第11451148頁。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一樣受到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可是生性軟弱，容易動搖。陳獨秀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個部分：一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軍閥和帝國主義妨礙了工商業的發展而讚成革命；二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依靠列強和軍閥的恩惠而獲得了畸形的商業資本，自然要依附於後者而反對革命；三是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經營的工商業規模極小，因而沒有政治上的需要，對於民主革命采取消極中立的態度。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向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第162164頁。
毛澤東於1925年底撰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對各階級與革命之關係作了最經典的論斷：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反動的知識階級即所謂中國大資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敵人，乃是我們真正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乃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作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第2期，1926年2月，第1213頁。
這樣，中國共產黨將階級分析與國際時事觀察相結合，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麵確立了一個層次分明的朋友與敵人的譜係，對國恥何以發生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釋，進而為如何洗雪國恥提供了順理成章的方案。
三、國恥之洗雪：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
《禮記》雲：“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國恥意識和國恥話語的興起與傳播，往往是近代民族主義的先聲，當民族恥辱感與尊嚴感升華為洗雪屈辱的決心，就會成為民眾動員的有力工具。20世紀初葉，洗雪國恥、振興中華的民族主義觀念逐漸在國人心中形成。1902年，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中就曾這樣寫道：“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為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第106頁。1905年，《東方雜誌》又雲：“甲午以後，欲雪割地賠款之恥，於時人人言自強；庚子以後，欲彌賠款失權之憾，於時人人言自立。”《自存篇》，《東方雜誌》第2卷第5期，1905年，第100頁。
進入20年代，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以及國民革命的興起，革命精英逐步認識到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進而提出，洗雪國恥之道無他，唯有發動國民革命，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把中國變成一個獨立、團結、強大的現代國家。
從喚醒國恥、紀念國恥走向洗雪國恥的邏輯和決心，在《向導》周報的宣傳和評論中表露無遺。1924年5月，一篇紀念“五九”國恥的文章指出，紀念不隻是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恥辱，而是為了“終想雪恥”，5月9日這一特定日期“已不是紀念著民國四年的國恥，而是中華民族獨立運動對於列強的一種定期警告，同時也是鼓勵國人前進的日子”。正廠：《我們底出路》，《向導》第65期，1923年5月16日，第519頁。同年的“九七特刊”強調，“國恥之日”也正是“全國反帝國主義潮流最高之時”，國人當“激勵奮起，以滌此奇恥大辱”。慰：《辱國殃民之醜亥和約》，《向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56頁。甲午戰後以“知恥”為名的社團，此時已經變成了形形色色的“雪恥會”。《向導》周刊即曾提到“日人慘殺同胞雪恥會”、“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萬縣英輪慘斃同胞雪恥會”等名目。《向導》第116期，第1068頁；第122期，第1124頁；第173、174期合刊，第1776頁。據稱，在“五卅”事件發生之後，“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獨秀：《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向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第1153頁。1926年萬縣慘案發生，《向導》刊發各地通電，亦以“抵死力爭，戢彼凶焰，伸我國權，雪此奇恥大辱”為旨歸。《各法團電》，《向導》第173、174期合刊，1926年10月10日，第1787頁。
陳獨秀於“五卅”周年紀念之際發表的一篇短文，將紀念與動員、國恥與雪恥之間的關係講得最為透徹：我們不但要紀念敵人的屠殺，並且要紀念我們的反抗；不但要紀念我們的反抗，並且要繼續我們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紀念，並且要求五卅紀念運動。若隻是有紀念而無運動，即紀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們的紀念盡管紀念，他們的屠殺侵略高壓仍是屠殺侵略高壓，這樣滑稽的紀念，隻是增加五卅運動中已死者的悲傷與未死者的恥辱！獨秀：《對於上海五卅紀念運動之感想》，《向導》第156期，1926年6月3日，第1504頁。
總之，要通過國人的努力奮鬥，把國恥紀念日“變成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紀念日”。龍池：《廢約運動與九七紀念》，《向導》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第1726頁。事實確實如此，每一次國恥紀念都不僅是對國恥本身的紀念，而總會形成喚醒民眾奮起抗爭的運動，“慘案”、“國恥”等名詞，總是和“反抗”、“革命”、“打倒”、“推翻”等動詞聯係在一起，最終指向的目標始終是恥辱之洗雪、民族之獨立。
為雪恥而抗爭，是整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基本邏輯，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怎樣才能取得革命成功、贏得民族獨立，兩黨的方案又有實質性差異。國民黨奉行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理論，其所謂“民”者，都是指全體國民而言，除了國民革命要打倒的北洋軍閥之外，各色人等皆在國民之列。而北洋軍閥之所以被列為革命的敵人，也主要是因為他們是外國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代理人。相比之下，中共的國恥敘述的獨特性在於深深地打上了階級分析的烙印，外部敵人與內部敵人、國家之恥與階級之恥、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都是在“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話語框架中被整合起來的。北洋軍閥成為革命的內部敵人，既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幫凶，也因其代表了國內反動階級的利益。因此，國民革命不僅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也不僅是打倒北洋軍閥的民主革命（政治革命），而且是底層工農民眾打倒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革命。
《向導》創刊三周年之際，陳獨秀撰文回顧，提到中共革命口號從“民主革命”到“國民革命”的轉變。他說道，中共最初采用“民主革命”的口號，乃是繼承了辛亥革命的觀念，強調用民主革命去推翻北洋軍閥的專製統治；但是這一口號“未免偏於純資產階級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決沒有歐洲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向導》第二期《造國論》一文中，改用“國民革命”一詞取而代之，後來被國民黨采用，“成了全國普遍的口號”。獨秀：《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向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第1173頁。
其實，國民革命的概念並非中共所發明，至遲在20世紀初已見於中國報刊。1903年出版的《國民日日報彙編》提到，“俄國之專製實足為其國民革命之原動力”。《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一集，1903年8月7日，第3頁。1913年《民德報》在巴黎創刊，汪精衛在發刊詞中寫道：“是故言民族革命者，以種族之幸福不均，而欲均之也；言國民革命者，以貴賤貧富之幸福不均，而欲均之也。”汪精衛：《民德報發刊詞》，《東方雜誌》第9卷第11號，1913年，第16頁。1916年，有人將革命分為武力革命與平和革命、對外革命與對內革命、朝代革命與國民革命等不同類型。張嘉森：《英法美革命後建國事業之比較》（1916年11月10日），《東方雜誌》第13卷第11號，1916年，第14頁。但是這些地方所講的國民革命，都是指本國民眾為了經濟權利和政治平等而鬥爭，屬於“對內革命”。把國民革命與弱小民族爭取獨立解放聯係起來，確係國共兩黨所為。而將其闡釋為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階級革命於一體的複合性概念，更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
中共階級話語對國恥敘述和民族主義敘述的楔入，在國際、國內層麵都有顯著體現。一方麵，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衝突可以視為國際層麵的階級鬥爭。近代中國國恥的根源當然在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壓迫，但列強與弱小民族之關係並非純粹的國際關係，而毋寧是階級關係在國際上的反映。從世界範圍來看，列強是資產階級國家，蘇俄和中國則是無產階級國家，因此，國家之恥也是階級之恥，反帝鬥爭也是階級鬥爭。這樣一來，中國革命就不僅是為了中華民族之解放，而且具有世界革命的意義，“中國無產階級將站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前麵而為帝國主義主要挖墳者”。超麟：《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在世界革命上的意義》，《向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第1180頁。
另一方麵，在國內革命運動中，民族鬥爭亦與階級鬥爭密切交織、不可分割。階級鬥爭不僅是本國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反抗外部敵人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國民革命的直接對象固然是國內的軍閥統治，最終目的則是為了推翻列強壓迫、求得民族解放。陳獨秀指出，“國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兩個意義相類的名詞，所以反抗國外帝國主義之壓迫是國民革命運動之中心工作”。《假革命黨與反革命黨》，《向導》第74期，1924年7月16日，第594頁。在國民革命中，“反帝國主義運動是我們最初步的而且是根本的辦法，其餘都是治標的罷了”。文恭：《國民革命與反帝國主義運動》，《向導》第80期，1924年8月27日，第641頁。但與此同時，又不能因排外而忽略了內部的敵人。瞿秋白曾將階級鬥爭區分為“對內的”和“對外的”兩種，前者是平民階級反抗“滿清”貴族的鬥爭，後者是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在他看來，義和團運動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們“被狹義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所蒙蔽”，缺乏明確的階級意識，從而被本國的貴族階級所利用。秋白：《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向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第1168頁。
根據中共的階級理論，不同階級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北洋軍閥，分別被貼上“反抗帝國主義的領導力量”、“民族利益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等標簽。因此，要實現國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目標，也必須借助階級革命的途徑。
《向導》周報刊行期間，恰好經曆了國民革命從興起到發展、國共兩黨從合作到決裂的全過程。該報五年間刊載的時事評論和政治宣傳，清晰地展現了民族話語與階級話語的此消彼長。隨著國共關係日益惡化，中共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其國恥敘述的焦點也從民族解放之中介，逐漸演變為階級革命之手段。
1922年9月《向導》創刊之際，中共對國民黨評價極高。陳獨秀在一篇《國民黨是什麼》的文章中斷言，“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不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政黨；因為他的黨綱所要求乃是國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其黨員主要由知識者（代表資產階級）和工人（無產階級）組成，二者都是國民革命的支持力量。作者並坦承，“國內產業發達的程度，尚未到階級反抗顯然分裂的時期，因此代表一階級的政黨自然不易發達”。隻眼：《國民黨是什麼》，《向導》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6頁。他強調軍閥政治之存在是因為“民主革命的勢力未曾集中”，號召一切革命分子“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使他成功（為）一個強有力的革命黨”。獨秀：《怎麼打倒軍閥》，《向導》第21期，1923年4月18日，第152頁。各階級“眼前的社會利益”，則應該“繼續服從更長遠的民族利益”。獨秀：《國民黨與安福交通》，《向導》第25期，1923年5月16日，第182頁。反過來，也呼籲國民黨“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向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第164頁。即便對國民黨偶有批評，也不過是“沒有和國民接近”、“沒有盡一點鼓起國民精神的責任”之類。春木：《羞見國民的中國國民黨》，《向導》第29期，1923年6月13日，第213頁。到1924年夏，仍盛讚國民黨“為民族民權民生奮鬥”，是帝國主義列強和北洋軍閥“始終不能妥協的唯一敵人”。《“六三”紀念與最近軍閥列強之聯合進攻》，《向導》第68期，1924年6月4日，第541頁。
但是從1925年初開始，尤其是在孫中山去世後，國共兩黨關係日益緊張，中共領導人開始公開談論國民革命中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性。國民黨在《向導》周報中的形象日益負麵化，最終被歸入革命敵人的行列。
1925年夏秋之際，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與中共領袖陳獨秀之間發生了一場公開爭論。戴季陶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中，圍繞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和方向問題，對陳獨秀的階級鬥爭觀念展開猛烈攻擊。作為回應，陳獨秀在《向導》上發表了一封針鋒相對的公開信。信中稱，戴季陶等人“排除共產派”的根本錯誤在於“隻看見民族爭鬥的需要，而不看見階級爭鬥的需要”，這種錯誤觀念不但抹殺了階級的利益，而且會使民族爭鬥遭受極大的損失。信中以廣東商團叛亂、“五卅”運動、沙麵慘案等事件為例，指出工農群眾是國民革命的支持力量，而大商人、大地主階級則是革命的破壞力量，“這些事實已明白告訴我們：在民族爭鬥中實有階級爭鬥之必要”。這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掌握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手，民族資產階級在客觀上很難發展，也就不會有歐美式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國民革命隻能依靠工農群眾，而工農群眾的力量又隻有由其切身利益而從事階級組織和階級鬥爭才能得到發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張停止階級爭鬥，便是破壞民族爭鬥的主要力量。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導》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第11861190頁。這封信對外部矛盾與內部矛盾、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之關係作了透徹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中共工作重心從民族革命走向階級革命的一個轉折點。
1926年相繼發生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國民黨右翼對共產黨的猜疑和排擠越來越嚴重，兩黨關係進一步惡化。《向導》一麵為本黨理念進行辯護，一麵對國民黨的排共舉動進行譴責。陳獨秀撰寫的《國民黨右派大會》一文，不僅就中山艦事件聲討國民黨的反共行徑，而且從理論上批評國民黨右派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上都背離了孫中山的初衷。獨秀：《國民黨右派大會》，《向導》第150期，1926年4月23日，第58頁。及至1927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的形象進一步逆轉。陳獨秀明確宣稱：“代表封建軍閥及代表封建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他們勢不能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長久合作。”獨秀：《中國國民黨的危險及其出路》，《向導》第200期，1927年7月8日，第2198頁。昔日“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此時已墮落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走狗、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敵人，成了中國革命必須打倒的對象。
四、結語：從“國恥”到“喚醒”
1895年戰敗於日本，是中國近代政治變遷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戰敗和不平等條約的強力刺激，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認知和世界想象，將中國推向政治上的變革時代和思想上的轉型時代。參見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民族國家這一“想象的共同體”，正是在此急劇變革和轉型的背景下，經由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斷想象與建構而逐漸形成。一方麵，在“身體”、“醫病”等隱喻象征和“強與弱”、“睡與醒”等對比敘述之下，近代知識分子構築了一個在“弱肉強食”的殘酷環境中苦苦掙紮的“病體中國”形象，以喚醒國人的危機意識；參見顏健富：《“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煉——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台北）《台大文史哲學報》2013年第79期，第83118頁。另一方麵，又通過對中國傳統曆史書寫的徹底改造，建立了一套以起源神話（如黃帝）和英雄譜係（如嶽飛）為中心的國族主義化的“新史學”，以激發國人的國族認同。參見沈鬆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係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33期，第77158頁。輝煌的過去與病弱的現在形成巨大反差，這正是近代中國“國恥”論述的根源所在。
從《馬關條約》到《辛醜條約》，從“二十一條”到“五卅慘案”，30年間，國恥事件屢屢發生，國恥觀念也不斷累積和擴散，為知識精英和革命政黨進行民眾動員提供了無窮的動力。進入20世紀20年代，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和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成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兩黨精英都是浸潤著濃厚“國恥”意識的民族主義者，因國恥事件而覺醒，以國恥論述為手段，又把洗雪國恥作為孜孜以求的目標。
將國恥論述與國民革命連接起來的，是一種以“代表”和“喚醒”為特征的列寧式政治構想。國民黨與共產黨是長期的競爭對手，卻又是“一根藤上結的兩個瓜”，二者都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產物，在組織形態上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章開沅“序”，第3頁。兩黨都遵奉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都有一個特定的“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而且同樣重要的是，無論孫中山對“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種人群的區分，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1頁。還是中共關於先鋒隊與人民群眾之關係的論述，參見李裏峰：《“群眾”的麵孔——基於近代中國情境的概念史考察》，載王奇生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157頁。都體現了精英應該且必須代表民眾、喚醒民眾的政治理念。正是經由革命精英持之不懈的喚醒與動員，國恥意識、國恥紀念方一步步轉化為以洗雪國恥為目標的國民革命。
但這隻是故事的一部分。國、共兩黨皆以代表民眾、喚醒民眾為己任，其代表和喚醒的政治意涵卻大不相同。國民黨堅持自己可以代表整個民族，其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民”，所指向的都是全體國民，而不是其中的某一個階級。在此意義上，的確可以恰當地把這個黨稱作“Nationalist Party”（民族黨）。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政治”則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為基礎，首先將自己定位為無產階級利益“真正的”和“唯一的”代表，又借助“聯合戰線”獲得了“喚醒”其他民眾的資格。在中共的階級框架中，國民黨失去了代表整個民族的權利，而被貼上易於動搖和妥協的資產階級之代表的標簽，條件具備的時候，就會和它所代表的階級一道，墮落為人民的敵人、革命的敵人。
中國共產黨將階級鬥爭理論引入民族主義思想，使二者在20年代的國民革命中彙聚到了一起。研究民族主義的著名學者格爾納曾經這樣嘲笑馬克思主義者：覺醒的消息本來是要遞送給階級的，卻被郵遞員錯誤地交給了民族。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29.費約翰則指出，在中國，郵遞員似乎把階級覺醒的消息和民族覺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個地址。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nclusion”.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中共為19世紀以來席卷全球的民族主義大潮所譜寫的新篇章。
*本文原載《曆史檔案》2004年第1期，第101107頁。
①戴季陶：《考試院的籌備成立和五院製的運用講詞》（1929年10月），載《戴季陶先生與考銓製度》，台北：正中書局，1984年。
②《擬請舉行資格考試及任用考試案》（1934年11月），《全國考銓會議彙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七，案卷號514。
民國文官考試製度的運作成效*
1929年10月，剛被任命為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在一次演講中說道：“本來定一個製度，立幾項法規，是比較容易的事，不過在推行的時候，是否行得通，是否沒有阻礙，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①1934年11月，湖北省政府向全國考銓會議提交的一項議案又雲：“是則中央之法令自法令，而各級政府之事實自事實。法令愈繁，而事實愈闊，事實愈闊，則其去法令愈遠。”②
這兩段話，道出了民國文官考試製度中存在著的一個顯著問題，那就是法令與事實的脫節，製度與運作的分途。關於民國文官考試製度，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側重於法規和製度本身的探討。參見謝青、湯德用主編：《中國考試製度史》，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董卉：《南京政府公務員製度考析（1930—1937）》，《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朱金瑞、王少卿：《民國時期公務員製度述論》，《史學月刊》1990年第1期；尹全海、賈政武：《北洋政府文官考試製度述評》，《信陽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經盛鴻、徐俊義：《南京國民政府高等文官考試製度述論》，《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竇澤秀、王義：《1929—1937年國民黨政府推行公務員製度的特點及其曆史反思》，《曆史檔案》1996年第4期。但是更重要、人們也更關注的問題或許是，民國文官考試製度的運作和實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其應有的功效。具體而言，文官考試吸引了多少人參加考試？為國家選拔了多少人才？他們在整個文官隊伍中占有多大比重？文官考試與任用之間能否緊密銜接？考試及格人員能否得到合理任用？本文將從民國文官考試應考和錄取的人數、文官任用的資格和途徑、及格人員的任職狀況等方麵入手，對上述問題作一個簡單的回答。
一、應考和錄取人數
民國文官考試製度是作為中國傳統科舉製的替代物出現的。科舉製度不僅是曆代王朝選拔人才的一種手段，其功能更在於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提供一條製度化的渠道，使中下層知識分子有機會進入統治階層，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危機，有利於政權穩定。民國時期的文官考試製度同樣是如此，它既是國家行政官員的一種選拔機製，同時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種調節機製。正如時人所說：“社會的不安定，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在於聰明才智之士，心裏覺得不平。政權是多數人所喜歡的，若是沒有公平的方法，確定的製度，使大家能循這種方法和製度，以為進身之階，則這種心裏上的不平，是無從消滅的。”《建議確定公務員考試製度並實行抽考現任公務員以刷新政治安定社會促成教育案》（1934年11月），《全國考銓會議彙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七，案卷號514。為聰明才智之士提供進身之階，以免其因不平生怨恨，走向政權的敵對麵，是民國曆屆政府推行文官考試製度的重要考慮之一。
根據文官考試應考資格的規定，其主要考試對象應是大學或高中畢業生。民國曆屆政府的文官考試法規，除南京臨時政府對應考資格並無學曆要求外，其他各屆政府均以大學專科畢業或同等學力作為應高等文官考試的基本資格，高級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作為應普通文官考試的基本資格。詳見南京臨時政府《文官考試令草案》，《民立報》1912年3月24日；北京國民政府《文官考試令草案》，《政府公報》第243號；南京國民政府《考試法》（1929年8月1日），陳天錫編：《考試院施政編年錄》初稿第一編，1945年，第3941頁。由於民國時期政局動蕩，社會極不穩定，學校畢業生就業十分艱難，“畢業即失業”的現象相當普遍，在此種情形之下，應文官考試不失為一條不錯的出路。據記載，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除了官僚權貴及富商子弟有條件自費留學外，大學生的最好出路，一般是考公費留學或應高等考試”。兩者都需要經過激烈競爭，但前者考試門類不固定，錄取名額又極少，一般人成功的希望不大；而參加高等文官考試錄取以後，即可取得薦任官的任職資格，還可憑年資晉升和加薪。北京國民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規定，高等文官考試及格者以薦任職分發任用，普通文官考試及格者以委任職分發任用。詳見北京國民政府《文官任用法草案》（1913年1月），《政府公報》第243號；南京國民政府《公務員任用條例》（1929年10月29日），陳天錫編：《考試院施政編年錄》初稿第一編，1945年，第5153頁。從另一方麵看，薦任官員與國立大學教授的一般待遇相當，“不少國立大學教授轉任政府官吏後，也隻能得到一個薦任官，更多的自費留學生回國以後，想求一委任而不可得”。所以，高等文官考試製度“很能滿足那些打算在仕途上奮鬥的知識分子的要求”。金紹先：《戴季陶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製度》，《江蘇文史資料》第24輯，1988年。
那麼，民國時期的文官考試究竟吸引了多少人來應考，又有多少人真正通過文官考試進入了民國政府的行政官員隊伍呢？南京臨時政府製定了考試法草案，但因其存在時間太短而未能由參議院以正式立法程序通過，更來不及付諸實施。北京國民政府在1916至1920年舉行高等、普通文官考試各兩次，但應考人數已無法統計。
與這兩屆政府相比，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文官考試製度遠為成熟和完備，具體實施的情況也要好得多。根據南京國民政府《考試法》的規定，任命人員、候選人員（後稱公職候選人）、應領證書的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都須經考試“定其資格”，其中任命人員考試又分為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和特種考試。詳見南京國民政府曆次頒布的《考試法》，陳天錫編：《考試院施政編年錄》初稿第一編，第3941頁；第二編，第4951頁；第三編，第6971頁。由於職技人員考試和候選人員考試主要采用的都是檢核（即資格審查）方式，特種考試又因其舉行過於分散和不規範而難以統計，所以現在所能找到的，隻有任命人員考試中高等考試和普通考試的應考人數。
根據表1中的統計數字，南京國民政府曆年高等文官考試的應考人數多在1000至4000人之間，隻有1937年為174人，1946年和1947年超過6000人例外；普通文官考試應考人數則從數百人到數千人不等，而多數年份僅有幾百人應考。從1931到1946年，曆年高等考試的應考總人數為31791人，及格總人數為3409人，及格率為10.74%；曆年普通考試的應考總人數為22323人，及格總人數為4267人，及格率為19.11%。以常情判斷，這裏所顯示的高等和普通考試的錄取率都是相當高的。但考試的高錄取率可以有兩種相反的解釋，一是考生水平高，錄取人數多；二是考試標準低，應考人數少。民國文官考試的高錄取率顯然屬於後者。十五年間兩類考試的應考人數總計不過數萬人，錄取人數總計不過數千人，實在不能算多。
表1曆年高等、普通考試應考與及格人數比較表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
年別應考人數及格人數錄取比率年別應考人數及格人數錄取比率
193120701014.88193341214099.93
19332296994.311934225124410.84
193534122487.27193531042658.54
193614791137.611936281229110.35
19371743520.1119371463523.97
1939135220815.3919392945619.05
1940188731016.43194062514542.72
1941164632119.50194154815139.23
1942257427510.68194287212914.79
1943259737214.3219432880111038.54
1944293739113.311944204672135.24
194527381836.69194588628832.28
1946662975311.361946173842324.29
總計31791340910.74總計22323426719.11
資料來源：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考選製度》，1947年9月印行，第2527頁。原表中的中華民國紀年改為公元紀年，曆屆考試的具體名稱和備注欄略去。
當然，絕不能僅僅根據應考人數的統計，就認為南京政府的文官考試隻對這幾萬人產生了影響。一位學者在研究科舉製度時曾經說道：“我們還須注意到古代選舉，尤其科舉的宏大場麵和某種表演性質，各種儀式的聳動視聽對於旁觀的大眾的廣泛影響。”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曆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435頁。在了解民國文官考試製度的時候，同樣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民國文官考試製度有著與科舉製相類似的“宏大場麵”和“表演性質”，盡管其程度遠不如科舉製。據記載，南京國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就有一套從發榜到傳見的繁瑣程序和儀式。金紹先對這些程序作了詳細的描述：“黃榜用白絹泥金灑製而成，寫榜完畢，由主考官用朱筆在第一名頂上點完。再由試務處長捧榜，主考官率全體典、襄委員魚貫出闈，鳴炮奏樂送榜。榜貼定後，主考官又率領全體委員向榜鞠一躬，口中念念有詞以表‘為國求賢’之意。”發榜之後是授證典禮，由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親自主持並訓話，然後由金榜第一名致答詞。授證典禮完畢，“戴季陶率領典、襄委員及全體考試及格人員謁中山陵，環繞陵寢一周，瞻仰中山先生遺容”。謁陵歸來，由戴季陶賜宴，並賜其親筆題名的《總理遺教》及其他物品。此後還須經戴季陶個別傳見，發榜之後的一係列程序方告結束。參見金紹先：《戴季陶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製度》，《江蘇文史資料》第24輯，1988年。通過考試發榜的象征儀式，通過應考人員的口傳身教，通過報刊媒體的介紹宣傳，民國文官考試的影響力應該超出人們僅憑應考人數所得到的印象。而且，姑不論應考和錄取人數的多少，作為一條知識分子入仕渠道和一種社會垂直流動機製，民國文官考試製度至少是長期存在和運行著的，這對於緩解政治參與危機和鞏固政權穩定是至關重要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民國文官考試製度的確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再從錄取人數來看。北京國民政府於1916年、1919年舉行了兩次高等文官考試，錄取人數分別為194人、490人（含外交官領事官10名）；於1917年、1920年舉行了兩次普通文官考試，錄取人數分別為295人、400人；四次考試總計錄取1379人。以上數字分別引自錢端升等：《民國政製史》，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45年，第99頁；《東方雜誌》第16卷第12號，1919年；北京國民政府《政府公報》第1692號。南京國民政府各類考試的錄取總人數如下表。
表2南京國民政府各類考試錄取總人數統計表
考試類別錄取人數
任命人員
考試
高等考試4069
普通考試6738
特種考試155220
小計166027
公職候選人考試2747964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45685
檢定考試3011
總計2962687
資料來源：表中數字均引自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檔案中有關統計表格，統計截止時間為1948年5月，所以表中高等考試、普通考試錄取人數較表1中的數字（截止時間為1946年）為多。
表中所列各類考試，公職候選人考試是以檢核方式銓定候選資格，職技人員考試主要以檢核方式銓定從業資格，檢定考試則是一種應考資格考試。考試及格後可以直接任用、進入國家文官隊伍的，隻有任命人員這一類考試。任命人員考試之中，特種考試的情形又至為複雜，其中僅複員軍官佐轉業人員考試的錄取人數就達10萬人以上。實際上能直接為文官隊伍提供和補充人才的，主要是高等考試和普通考試。而從表中可以看到，在各類考試近300萬的及格總人數中，高等和普通考試及格人數僅有1萬餘人。
如果先不考慮考試及格人員在實際分發銓敘中的困難，假定這1萬餘人全部得到任用，那麼他（她）們在整個文官隊伍中究竟能占到多大比例，產生多大影響呢？據1931年的調查，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及其直屬機關的公務員為46266人，有人據此估計，“如果把各省綜合計算，其數目恐將十倍於此”，《建議確定公務員考選製度並實行抽考現任公務員以刷新政治安定社會促進教育案》（1934年11月），《全國考銓會議彙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七，案卷號514。也就是46萬人左右，考試及格人員不到總數的1\/40。另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1946年統計，中央機關及各省市政府公務人員已有35萬人，若連司法人員、外交官、領事官及其他公務人員合並計算，總數當在70萬人以上，梁之碩：《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製度之檢討及改進》（1948年），中國第二曆史當案館藏，全宗號二七，案卷號457。那麼考試及格人員僅占其1\/70。可見，民國文官考試雖然舉行多年，但它為國家文官隊伍輸送的人才實在有限。
二、任用資格和途徑
考試與任用是文官製度中最基本的兩個環節。與文官任用的銜接程度，直接決定著文官考試製度的實施成效，因此有必要對文官任用的資格和程序略作考察。
南京臨時政府曾規定，“凡二人以上同有受任之資格時，以有文官考試之合格證書者任之”。《任官令草案》，轉引自林代昭主編：《中國近現代人事製度》，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9年，第145頁。但是北京政府的考試法規中不再有類似條款，從而取消了文官考試及格在眾多任用資格中的優先權。北京政府任用文官時強調的是任職經曆和行政經驗，文官考試及格不占主要地位。以薦任文官為例，1913年《文官任用法草案》規定的任用資格共有五種，除第一種為“參加文官高等考試及格者”外，其餘均為任職經曆。同時頒布的《文官任用法施行法草案》中又增加四種資格，所強調者全部是任職經曆，或者是任職經曆與一定學曆的結合。見北京民國政府《政府公報》第243號。南京國民政府一再宣稱要秉承總理遺教，一切候選及任命官員均須以考試定其資格，但是從文官任用資格來看，這顯然是一句空話。根據《公務員任用法》的規定，國民政府的薦任和委任官員分別可以通過高等和普通文官考試取得任職資格，而簡任官則無須考試，也無法通過考試得到任官資格，隻能由“曾任薦任職最高等三年以上者”升任，或從有“特殊著作”或“特殊貢獻”者中遴選。這就形成了一種“考小不考大”的格局，為高層文官的任用私人打開了方便之門。即便是級別較低的薦任和委任職文官，文官考試及格也隻是眾多任用資格中的一種。依照《公務員任用法》之規定，薦任、委任公務員的任用資格分為考試、經曆、勳勞、著作、學曆五種。例如薦任文官任職資格為：一、經高等考試及格或與高等考試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二、現任或曾任薦任職，經甄別審查或考績合格者；三、現任或曾任最高級委任職三年以上，經甄別審查或考績合格者；四、曾於民國有勳勞，或致力國民革命七年以上而有成績者；五、在教育部認可的國內外大學畢業而有專門著作經審查合格者。見陳天錫編：《考試院施政編年錄》初稿第二編，1945年，第62頁。
更重要的是，本來作為文官考試之補充的種種任官措施無限擴張，最終對文官考試製度形成了致命的衝擊。北京政府的文官甄別、甄用製度，首開不經考試而以其他途徑任用文官的製度先例。甄別指對現任文官的文憑、經曆、學識、經驗等進行審核考查，以確定其是否具備任官資格；甄用指不經過文官考試，而以保薦的方式任用官吏。甄別、甄用本是作為文官考試製度的補充而進行的，但由於政府所需官吏數目龐大，而考試錄取人數又非常有限，所以甄別與甄用反倒成了文官任用或在任用後取得合法資格的主要途徑。例如，1914年舉行的知事試驗共錄取618名，而1915年保薦縣知事卻達2408人。《內務部辦理知事試驗事務處呈報大總統知事試驗辦畢情形》、《章宗祥呈報審查保薦縣知事免試各案情形及大總統批令》，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一○○一，案卷號5548、2039。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繞開考試任用文官的名目更加繁多。一方麵是為國民黨員進入公務員隊伍大開綠燈。國民政府規定，曾“致力國民革命”十年、七年、五年以上者，分別可以擔任簡任、薦任、委任職文官，在以黨治國的體製下，致力於黨便是致力於國，“致力國民革命”的年限遂簡化為加入國民黨的年限。“這就使得國民黨內一些既無學術專長，又無行政管理工作經驗，甚至缺乏中等文化水平的國民黨員，憑一份黨證或一個老黨員的介紹證明，即可取得任官資格。”汪振國：《國民黨時期的文官製度與文官考試》，《江蘇文史資料》第24輯，1988年。國民政府還以“甄別審查”和“從政考試”的方式，為黨務人員向公務人員轉化提供種種方便。通過“甄別審查”，純粹黨務出身的人員即可具備政府公務員的任職資格，可以隨時進入政府充任相應級別的公務員，而且按照規定，黨務人員隻需很短的任職年限（在中央黨部擔任一定職務者隻需兩年）即可獲得很高的文官任用資格（簡任或薦任）。“從政考試”由國民黨中央主持進行，與考試院舉辦的文官考試全不相幹，及格者可以取得相當於高等考試及格的證明書，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直接分發。另一方麵是為退伍軍人和軍官佐進入政府提供便利。根據國民政府的有關規定，曾任軍職人員皆可以其軍職官等“比照文官簡、薦、委認定資格”，從而直接在軍隊官等和政府官等之間劃了等號，免除了考試和訓練兩個重要環節，為軍人進入文官隊伍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些任官途徑充分體現出南京政府公務員考試製度中的黨治和軍治色彩，參見董卉：《南京政府公務員製度考析（1930—1937）》，《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文官任用資格過於寬泛，考試之外的任官途徑嚴重泛濫，再加上沒有對違法任用的強製處罰規定，文官考試與任用之間的脫節現象就很難避免了。正如梁之碩所指出的，國民政府雖曾規定薦任、委任職公務員應就分發之考試及格人員盡先任用，“然既無違犯任用之強製製裁，複無控製濫用之工具，審計機關對於薪俸之核銷更未切實依照銓敘機關之審查結果辦理，故此項規定，仍乃具文而已”梁之碩：《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製度之檢討及改進》（1948年），中國第二曆史當案館藏，全宗號二七，案卷號457。。
三、及格人員的任職情形
文官考試的初衷是為國家選拔人才，從統治階層的整體意願來看，當然希望考試及格的優秀人才能夠順利進入各種行政機關，為統治階層服務。但上述考試與任用脫節的實際狀況，使這種意願難以真正實現。
關於考試及格人員的任職情形，的確有一些正麵的記載。據1936年高考及格後分發到內政部任職的汪振國回憶，內政部的司長、參事、科長、秘書、編審、視察等薦任職官員中，有五分之一以上是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後分發該部工作的。汪振國：《國民黨時期的文官製度與文官考試》，《江蘇文史資料》第24輯，1988年。另一位高考及格人員金紹先回憶，高考及格人員擔任縣長的有100多人，擔任中央及其派出機關的高級人員的約有40人，還有個別人升到了政務官一級。在1949年國民政府逃離大陸前夕，高考及格人員擔任的重要官職大致包括1名大使，1名高等法院院長，7名省政府的廳長和省轄市長，2名行政督察專員，1名國立大學的法學院代理院長，10名國大代表，5名立法委員。所以他認為，“高考人員在國民黨政府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金紹先：《戴季陶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製度》，《江蘇文史資料》第24輯，1988年。。
文官考試及格人員一般年富力強，頭腦靈活，具備一定的知識、工作能力和表達能力，在國民政府推行的“公文政治”之下，他們能夠占據政府機關的一席之地實屬理所當然。但是據此認為高考及格人員的地位“舉足輕重”，則顯然是作了過高的估計。即以金紹先所提供的數字而論，如果與同類官員的總數和高考及格人員的總數相比，人數都不能算多。考慮到國民政府對考試取才的高度期許和當時文官考試已舉行了近二十年的事實，就更不容樂觀。梁之碩在論文中提供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行政院直屬各機關，除軍政部外，共有簡、薦、委三級職員1127人，其中簡任職無考試分發者；薦任職中有高考及格者42人，普考及格者1人，其他考試及格者3人；委任職中有高考及格者6人，普考及格者8人，其他考試及格者10人。考試及格人數總計70人，占全體人數的6.2%，若僅以高考和普考人員計算，則隻占5%。梁之碩：《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製度之檢討及改進》（1948年），中國第二曆史當案館藏，全宗號二七，案卷號457。
金紹先自己也承認，“高考人員擔任了上述一係列的要職，並不意味著高考人員已經不受排擠和歧視”。他所說的歧視，就是指前文所提及的任官資格和途徑過於寬泛，實際上削弱了考試及格者的合法性。金紹先：《戴季陶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製度》，《江蘇文史資料》第24輯，1988年。這種情形直接妨礙了考試及格人員的任用機會。1945年銓敘部長賈景德呈文戴季陶指出，高等考試舉行的次數和錄取人數“逐漸增多”，“各機關員額有限，敘補不易，分發遂感困難”；而經甄別審查、登記審查、黨務甄審、軍人登記審查而任用的人員太多，其中薦任合格者已經“數逾萬人，多繼續在職，或有所位置”，從而導致“高等考試及格人員之任用機會，於法律於事實均受相當之限製”。戴季陶在批示中則稱這是“數年來因戰事而生之必然現象”，並未提出任何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七，案卷號554。
文官考試及格者不能分發任用而賦閑在家，是當時比較普遍的情形。一位考試及格人員因未受任用而抱怨說：“凡經考試及格者，其一身一世均在政府掌握之中，一才一技均在政府運用之下，凡遇失業者，政府當設法錄用，以不負考選之美意。如斌全現賦閑在家，與吾同處一境者，想不乏人，政府一麵既注意考選人才，一麵又遺棄已考選之人才，殊有加意之必要。”《考試及格人員馬斌全就考試問題向考試院提出建議》（1946年7月20日），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七，案卷號217。
相對於以其他途徑入仕者而言，文官考試及格人員不僅任職機會受到限製，即在任職以後，其地位也極為低下。梁之碩指出，英國規定文官考試及格人員可以享受優厚的年金，非考試及格者則無此權利，“隻此一端已足以獎勵士子之趨向考試一途”。而“我國現行考試製度，對於考試及格人員，匪特無特殊之權利，且較諸非考試及格人員之待遇，尤為低微”。非考試及格人員可以直接上任，即日支俸；考試及格人員雖經初試再試及格，大多數仍須先行學習，學習期間的津貼與試署人員所支俸祿相差懸殊。1939年“高考改製”以後，初試及格者還須先經過一定時間的訓練，受訓期間的各種費用多需自理。所以，“考試及格人員，不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均不如非考試及格人員之優厚”。不僅如此，非考試及格人員之進身多由於親私的引薦，考試及格人員之來曆則由於政府的分發，“前者與機關長官有先天之關係，不但職位優越，工作方便，抑且考績優良，升遷容易；後者則與機關長官素昧平生，不但備受歧視，工作不利，抑且考績低劣，升遷困難”。致使一般士子“寧可奔競鑽營，以求夤緣幸進，不願辛勤苦學，以循考試之途”。梁之碩：《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製度之檢討及改進》（1948年），中國第二曆史當案館藏，全宗號二七，案卷號457。
就筆者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民國時期從不同角度對文官考試製度及其實施情況所提出的批評意見相當之多。直到40年代末期，仍然不斷有人針對文官考試提出各種建議。梁之碩寫於1948年的論文指出，要使文官考試發揮其應有的功效，必須嚴定任用資格，刪除不合理和過於寬泛的任用資格條款；每年按在職人員的一定比例增用考試及格人員；將公務員任用的事後審查改為事前審查；在各項考銓法規中增加懲罰條款以便強製執行；提高考試及格人員的地位；等等。梁之碩：《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製度之檢討及改進》（1948年），中國第二曆史當案館藏，全宗號二七，案卷號457。1948年仍在提出這樣的建議，表明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末期仍然沒有解決這些問題。
四、小結
前文所引的數據和文字表明，民國文官考試製度在其運作過程中，其一，錄取人數很少，在文官總數中所占的比例相當低；其二，因文官任用資格寬泛和非法任用情形嚴重，考試及格人員時常不能正常分發任用；其三，與通過其他途徑進入文官隊伍的人員相比，考試及格人員總體地位低下，待遇微薄，升遷困難。
就法律條文和製度本身而言，民國文官考試製度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建立了一整套考試法規體係，具備了比較多的現代性特征，因而已經趨於完備和周密；作為一種人才流動和社會調節機製，它也對削弱社會不滿情緒、緩和政治參與危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實際運作情況來看，民國文官考試製度由於受到種種體製和人為因素的幹擾，在其基本功能即“為國求賢”方麵所發揮的功效卻是極其有限的，無論是對國家，對社會，還是對知識分子個人而言，都遠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1948年，戴季陶在一次報告中不無惆悵地說道：“兄弟承總裁及全體同誌與全體國民的厚愛，擔任考選行政至今二十年，愧無建樹，且常在病中，大家不加責備，容忍他，原諒他，實在誠惶誠恐……對一件事做了二十年的我，如果再做下去，一定不會有多大功效，我並不是因為做不好，所以不做，而且做不好就應負做不好的責任，但是為了為國求賢，為國求能，我實是早應退讓的，區區之心，希望各位同誌鑒諒。”戴季陶專檔，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二○，案卷號31。戴季陶的這一段自謙之詞，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傳遞出曆史的真實信息。民國文官考試製度曆時數十載，設置了專門的考選機構，製定了數以百計的考試法規，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秘書處1947年6月編印的《考銓法規集》，分為官製、官規、考選、銓敘四類，其中僅考選一類所收法規已達130餘種，這還不包括以前頒布、當時已被廢止或者修訂替代的法規（根據《考試院施政編年錄》的記載，其數量相當之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卻不能選拔更多的人才，取得更大的成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曆史的遺憾。
*本文原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1期，第6571頁。
南京國民政府公務員考試製度的若幹問題*
南京國民政府的公務員考試製度秉承孫中山的文官考試思想，借鑒近代西方文官考試製度和中國傳統科舉製，同時參照北京政府的部分實踐經驗，在製度建設和實際運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學界已有多篇論著討論南京國民政府的公務員考試製度，但研究者大多沒有注意到，對這一製度中許多或根本性或枝節性的問題，時人並未達成一致的看法，可以說，南京政府的公務員考試製度從一開始就是伴隨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不同聲音形成和發展的。本文從南京國民政府公務員考試的製度規定和時人評說出發，對若幹相關問題略作辨析，以期對這一製度得到更深入的認識。
一、名目：文官考試還是公務員考試
民國時期的四個政權，即南京臨時政府、廣州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頒布過以選拔人才為目的的考試法規，但其名目卻不盡相同。南京臨時政府、廣州政府和北京政府皆以“文官”名之，南京臨時政府的基本考試法規為《文官考試委員官職令》和《文官考試令》；北京政府為《文官考試令》、《文官高等考試令》和《文官普通考試令》（1919年改稱考試法）；廣州政府的《考試條例》也以“文官考試”名之。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卻逐漸改稱“公務員”。南京國民政府最早使用“公務員”一詞是在1928年，當年公布的《中華民國刑法》第六條有“本法於民國公務員在民國領域外犯左列各罪者適用之”的字樣，第十條進一步說明“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中華民國刑法》，載《國民政府公報》，1928年12月17日。1929年10月，國民政府公布《公務員任用條例》，正式以“公務員”之名進行立法。1933年3月公布《公務員任用法》，此後又陸續頒布《現任公務員甄別審查條例》、《公務員考績法》、《公務員敘級條例》等一係列法規，表明“公務員製度”已全麵替代北京政府的“文官製度”。
這種名稱的改變主要是因為：其一，北京政府雖已通過立法建立起了文官製度，但軍閥混戰導致大批官吏隨政權更迭而被撤換，大違文官製度的基本原則。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新軍閥仍持續混戰，中央和地方政局變動頻繁，官吏地位的不穩定幾與北洋相類，機關更迭時大部分隨之更動，“其甚者則上自科處，下及雇員，概行變置，如疾風掃葉，無一幸免”陳之邁：《中國政府》第二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212頁。。為加強人事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南京國民政府亟須對文官製度加以改進。更改名稱以示區別，正是這種改進的外在表示。其二，孫中山一貫持官吏為國民公仆的主張，稱“民國如公司，國民如股東，官吏如公司之辦事者，故總統、官吏皆民國之公仆也”。孫中山：《在桂林廣東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5頁。對政府文職官員以“公務員”相稱，“既可以標榜南京國民政府是孫中山人事思想的‘推行者’和‘忠實的繼承人’，又可以加強對文職官吏的管理”。林代昭：《中國近現代人事製度》，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9年，第209頁。
但南京國民政府對“公務員”一詞的使用相當混亂，並無明確的概念界定，即使在國民政府頒布的正式法律條文中，“公務員”所指的範圍也差別甚大。前述《刑法》中所稱的“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大概是其多種含義中最寬泛的一種。陳之邁從中提取出三個要素：第一，公務員所占的職位應當在法令上有所規定；第二，從事公務的人員必須經過選舉或正式任命的程序方能成為公務員（例如大學教授的職務是由聘書而來，因而不是公務員）；第三，必須從事於公務者方能視為公務員（例如退休後便不再是公務員）。陳之邁：《中國政府》第二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213214頁。
1929年《公務員任用條例》稱，“凡公務員之任用，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依本條例定之”，但其條文中僅規定了具有簡任、薦任、委任職務的人員。陳天錫編：《考試院施政編年錄》初稿第一編，1945年，第51頁。據此，一切未定有簡、薦、委名義者都不能算作公務員。這是公務員最狹窄的一種含義。
1935年修訂頒布的《考試法》規定：“公職候選人、任命人員及依法應領證書之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均應經考試定其資格。”並在其施行細則中注明：“任命人員謂政務官以外之公務員。”考試院秘書處編：《考銓法規集》第一輯，1947年，第97頁。這裏公務員是指包括政務官在內的政府工作人員（否則無須強調將政務官排除在任命人員之外），這種含義的範圍介於上述兩種規定之間。
這樣，南京國民政府法規中所稱的“公務員”，依其所指範圍的大小，實際具有以下三種含義：一、泛指從事公務的一切公職人員，包括政府工作人員、民意機構人員、專門職業和技術人員；二、指包括政務官和事務官在內的政府部門所有工作人員；三、僅指政府任命的簡任、薦任、委任職官員。
民國文官製度主要參照、借鑒的是西方近代文官製度，“文官”和“公務員”均由英語civil servant或civil service翻譯而來，王敬鬆：《也談官吏製度與文官製度》，《光明日報》1989年12月20日。這兩個英文詞中本沒有官的含義，直譯過來應該是“公眾的仆人”，與孫中山“公仆”之意相同。就字麵意思而言，顯然“公務員”與“文官”相比更接近其英文原意。但若從南京國民政府各類考試的實際情形來看，卻又不然。南京國民政府所舉行的考試包括公職候選人考試、任命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和技術人員考試（簡稱職技人員考試）。其中公職候選人考試針對的是“有公職被選舉資格之人員”，與西方文官製度毫不相幹；職技人員考試的對象主要是律師、會計師、農工礦業技師、醫師、助產士、護士等“依法應領證書之人員”，陳天錫編：《考試院施政編年錄》初稿第一編，1945年，第155頁。顯見是一種職業資格考試。近代西方文官考試的對象，僅與上述任命人員，即“政務官以外之公務員”大致相當。因此南京國民政府所稱的“公務員考試”，既包括西方近代文官考試的內容，又大大超出其範圍。在談及南京政府的考試製度之時，若稱“文官考試”，指的是與西方文官考試相當的“任命人員考試”；若稱“公務員考試”，則尚包括針對公職候選人和職技人員進行的資格考試。
二、性質：資格考試還是任用考試
根據考試及格後能否確保任用和立即任用，可以從考試性質上將公務員考試區分為資格考試與任用考試。所謂資格考試，是指以考試銓定資格，及格後不一定立即任用；所謂任用考試，是指以考試錄用公務員，及格後立即分發任用。換言之，資格考試是“儲才以待用”，任用考試是“因事以擇人”。《全國考銓會議彙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七，案卷號514。
南京國民政府的三類考試中，公職候選人考試是要銓定被選舉資格，職技人員考試是要確定從業資格，很顯然都屬於資格考試。1945年的一篇論文明確指出，公職候選人和職技人員並不是政府所任用，本無任用問題，隻有任命人員考試才有資格考試與任用考試的分別。《考試法》中的條文“因為要偏就公職專職及任命人員三大考試概括規定，所以隻能說及資格，不得兼及任用”。至於“任命人員考試”（如前所述，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文官考試），作者的觀察是：“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和特種考試，在當前可以說是一種任用考試，即在將來資格考試實現的時候，特種考試大多是依事實的需要而舉行，仍然可說是任用考試。至純為資格考試的也有，如所謂學校畢業生的銓定資格考試是；純為任用考試的也有，即大家所習知的升等考試是。”趙汝言：《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製度》，載《考銓學報》第2輯。在他看來，任命人員考試是一種帶有資格考試性質的任用考試。
公務員考試究竟應該采用資格考試還是任用考試，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1940年行政院向中央人事行政會議提交的一項議案指出：“因考試及格人員缺乏，遂至中央各院部，每當需人之際，往往感覺適當人才之不易尋求，邊遠省份，則各機關職員更多以不合格者濫竽充數。”為此行政院提議，高等及普通考試均應按定期舉行，考試及格者給予及格證書，但不必分發任用，“以免各機關限於員額經費無法安置”，全國各機關需用人員時，“應令盡先就考試及格人員中遴選任用”。《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應按定期舉行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二七，案卷號457。儲備人才以應各機關之需，正是資格考試的主要優點；以考試確定任用資格而不必即刻分發任用，也正是資格考試的基本做法。
更多的人則針對考試及格人員難以合理分發任用、許多人才長期閑置的現象，主張采用任用考試。同樣在這次中央人事行政會議上，內政部提議“由中央及省人事聯係機關，調查統計每年需用之公務員人數及種類，送請考試機關舉行考試”。《逐漸完成考試製度及改進考試方法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二七，案卷號23。多數學術論文也認為公務員考試應該是一種任用考試。在趙汝言看來，考試及格後不予分發任用、造成投置閑散，違背了考試為國求賢的基本宗旨。在考試製度推行伊始，任用考試更是“極端需要”。梁之碩認為，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資格考試“當無任何價值”，應采取任用考試為宜。梁之碩：《中國現行公務員考試製度之檢討及改進》（1948年），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二七，案卷號457。
仔細分析，資格考試與任用考試的區別實際上在於對公務員供與求的側重點不同：資格考試強調為公務員係統提供充足的人才來源，任用考試則主張根據需要進行考試和錄取。對於一個正常運轉的公務員體係而言，人才的供與求應該相互契合。許多人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主張資格考試與任用考試並重，並謀求二者之間的聯係貫通。1934年舉行的全國考銓會議上，一份議案認為，英、法等國實行的是資格考試，其公務人員不受政潮之影響，原因就在於“事務官之任用，必以資格考試之錄取者為宜候選人員，凡未經資格考試之人員，政府概不得任用”。美國實行的是任用考試，“必先有需要而後定錄取名額，錄取以後立刻委用，無須聽鼓轅門，谘嗟白首”。資格考試與任用考試各有其優點，所以中國應兼采二者之長，以“補目前之偏，救時政之弊”。《擬請舉行資格考試及任用考試案》，載《全國考銓會議彙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七，案卷號514。1948年考試院擬定的《考銓法規草案修正要點》，亦力求建立供需平衡的分發製度。文件認為，由於公務類別繁多，不但要以考試用人，且須用人與職務相當，所以必須求得供給（考）、需要（用）、管理（銓）三方麵“權職分明，事務專一”。為此提出所謂“雙管並進辦法”，“先采自動合作方式，即他邦現行之製，再以強製分發及停止核銷等辦法，以濟其窮”。《考銓法規草案修正要點》，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三七，案卷號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