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政治的曆史向度 \/ 李裏峰著. 南京 : 南京
大學出版社, 2018.6
(學人文叢)
ISBN9787305203954
Ⅰ. ①中… Ⅱ. ①李… Ⅲ. ①政治製度史-中國-文
集 Ⅳ. ①D6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133821號
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
叢書名學人文叢
書名中國政治的曆史向度
著者李裏峰
責任編輯焦臘文官欣欣編輯熱線02583593947
照排南京南琳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江蘇蘇中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635×9651/16印張 2625字數 324千
版次2018年6月第1版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03954
定價10800元
網址: http:\/\/www.nju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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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號: nju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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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亞太論叢》
主辦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
學術委員會(以姓氏拚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順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陳誌敏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樊吉社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洪銀興南京大學商學院
孔繁斌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沈誌華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石斌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係
孫江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學哲學係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
張鳳陽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朱慶葆南京大學曆史學院
編輯委員會
主編石斌
副主編李裏峰毛維準
成員祁玲玲舒建中趙光銳
姚遠吳小康宋文誌
《學人文叢》編輯組
石斌蔡佳禾李裏峰
毛維準舒建中李恭忠
《南大亞太論叢》總序
《南大亞太論叢》總序
《南大亞太論叢》總序
“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得於2016年夏初創設並漸次成長,“南京大學鄭鋼亞太發展研究基金”之專項全額資助,實乃一大助緣、大善舉;眾多師友、同道的鼓勵、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樣厥功至偉。
此一學術平台之構建,旨在通過機製創新與成果導向,以國際性、跨國性與全球性議題為樞紐,將人文社會科學諸領域具有內在關聯之學科方向、研究內容與學術人才,集成為國際關係、國家治理、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等多個“研究群”,對大亞太地區展開全方位、多層次、跨學科研究,並致力於承擔學術研究、政策谘詢、人才培養、社會服務與國際交流等功能。
所謂“亞太”,取其廣義,乃整個亞洲與環太平洋地區之謂。不特如此,對於相關全球性問題的關切,亦屬題中之義。蓋因世界雖大,卻緊密相連。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時代,人類命運實為一榮損相儔、進退同步之共同體,斷難截然分割。麵對日益泛濫的全球性難題,東西南北,左鄰右舍,各國各族,除了風雨同舟,合作共贏,又豈能獨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謂“發展”,固然有“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等多重意蘊,亦當有“和平發展”與“共同發展”之價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儕身為黌門中人,對於大學之使命,學人之天職,理當有所思慮。故欲舊話重提,在此重申:育人與問學,乃高等教育之兩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大學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養成人格”,非徒灌輸知識、傳授技能;大學之根是學問,學問之道,在“善疑、求真、創獲”。二者之上,更需有一靈魂,是為大學之魂。大學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內核,即人文價值與“大學精神”:獨立、開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稟持理想與信念。大學之大,蓋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學乃享譽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獨底蘊深厚、人文薈萃,且英才輩出、薪火相續。於此時代交替、萬象更新之際,為開掘利用本校各相關領域之豐厚學術資源,凝聚研究團隊,加強對外交流,促進學術發展,展示亞太中心學術同仁之研究成果與學術思想,彰顯南京大學之研究水平與學術風格,我們在《南大亞太評論》、《現代國家治理》、《人文亞太》、《亞太藝術》等學術集刊已相繼問世的基礎上,決定再做努力,編輯出版《南大亞太論叢》。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自設門戶、畫地為牢,絕非智者所為。所謂“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如群流,歸於大海”,對於任何社會政治現象,惟有將各種研究途徑所獲得的知識聯係起來,方能得到係統透徹的理解,否則便如朱子所言,“見一個事是一個理”,難入融會貫通之境。辦教育、興學術,蔡元培先生主張“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論叢》的編纂,亦將遵循此種方針。
故此,《論叢》之內容,並不限於一般所謂國際問題論著。全球、區域、次區域及國家諸層麵,內政外交、政治經濟、典章製度與社會文化諸領域的重要議題,都在討論範圍之內。舉凡個人專著、合作成果、優秀論文、會議文集,乃至特色鮮明、裨利教學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學術前沿的迻譯之作,隻要主題切合,立意新穎,言之有物,均在“網羅”、刊行之列。此外我們還將組織撰寫或譯介各種專題係列叢書,以便集中、深入探討某些重要議題,推動相關研究進程,昭明自身學術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所執守之學術立場,亦即《論叢》之編輯旨趣:一曰“本土關懷,世界眼光”;再曰“秉持嚴謹求實之學風,倡導清新自然之文風”;三曰“科學與人文並舉,學術與思想共生,求真與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賴眾力。冀望學界同仁、海內賢達繼續鼎力支持、共襄此舉,以嘉惠學林,服務社會。值出版前夕,爰申數語,以誌緣起。
石斌
2018年元旦於南京
中國政治的曆史向度
目錄
目錄
上篇視野與方法1
從社會科學拯救曆史3
一、曆史學與社會科學4
二、曆史學的學科特質8
三、三部影片中的曆史哲學14
四、結語18
從“事件史”到“事件路徑”的曆史20
一、從《曆史研究》兩組義和團研究論文說起20
二、事件作為研究對象抑或研究路徑23
三、“事件路徑”的曆史何以可為28
四、“事件路徑”的曆史與社會史、總體史32
五、“事件路徑”的曆史與“敘事的複興”35
新政治史的視野與方法39
一、從政治史到新政治史40
二、政治事件的方法論意義43
三、政治行為從精英到大眾48
四、政治製度及其運作之道51
五、政治文化的多重維度55
六、結語59
個體記憶何以可能:建構論之反思61
一、實存的個體記憶與隱喻的集體記憶62
二、時間、空間與記憶的質感64
三、日常生活實踐與記憶的消費68
四、結語71
概念史研究在中國:回顧與展望73
一、自西徂東:概念史之譯介74
二、多源交彙:概念史之方法78
三、循名責實:概念史之實踐83
四、共築平台:概念史之展望91
孫中山形象建構與政治文化史研究95
一、孫中山研究:舊與新97
二、政治文化史:實與虛102
暴力是恒久的嗎?111
一、暴力的社會生態112
二、小地方、大曆史、長時段116
三、社會史與新文化史之間121
四、重新檢視“國家與社會”125
五、暴力是恒久的嗎?130
中篇知識與製度133
中國近代史上的保守與激進——以汪康年為例的思想史闡釋
135
一、作為思想史文本的汪康年135
二、“慢慢走”:變革道路的重新選擇137
三、“往回走”:回歸中國傳統文化143
四、中國近代史上的保守與激進149
“東方主義”與自我認同——梁啟超中西文化觀的再闡釋154
一、“保教”之說:一個兩難的文本155
二、人我之間:“東方主義”的文化認知158
三、不變之征:自我認同的尋求和困境165
翻譯的政治:嚴複譯著與近代東亞知識傳播173
一、“達旨”之術:思想挪用的政治174
二、“求其爾雅”:語言歸化的政治179
三、政治的翻譯與翻譯的政治186
在民族與階級之間:中共早期的“國恥”論述
——以《向導》周報(1922—1927)為中心188
一、國恥之紀念:從“九七”到“五卅”190
二、國恥之根源:敵人與朋友的譜係197
三、國恥之洗雪: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205
四、結語:從“國恥”到“喚醒”213
民國文官考試製度的運作成效216
一、應考和錄取人數217
二、任用資格和途徑223
三、及格人員的任職情形226
四、小結229
南京國民政府公務員考試製度的若幹問題231
一、名目:文官考試還是公務員考試231
二、性質:資格考試還是任用考試234
三、原則:考試黨化還是人才主義237
四、限度:公職候選人考試應否舉行240
五、錄取:憑文錄取還是分區定額243
六、方法:論文考試還是新式測驗245
下篇革命與治理249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抗戰時期的山東共產黨251
一、黨組織的規模和構成252
二、新黨員的吸納機製256
三、黨員的入黨動機263
四、對黨員的審查和清洗267
五、結語:在理想與現實之間270
革命中的鄉村——土地改革運動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274
一、基層組織網絡的建構275
二、國家功能邊界的擴張280
三、村莊權力結構的重塑287
運動中的理性人——華北土改期間各階層的形勢判斷和行為選擇
293
一、地富:合作或抗拒的艱難博弈294
二、貧雇:理性農民抑或道義農民305
三、中農:利益與安全的雙重考量314
四、結語:運動中的理性人323
中國革命中的鄉村動員:一項政治史的考察327
一、抗戰:民族話語下的鄉村動員330
二、內戰:階級話語下的鄉村動員338
三、中共鄉村動員的變與常348
群眾運動與鄉村治理——1945—1976年中國基層政治的一個解釋框架354
一、群眾運動與運動群眾357
二、群眾運動中的行動邏輯364
三、群眾運動與鄉村治理373
集體化時代的農民意願表達與黨的農村政策調整380
一、“生產力起來暴動”與集體化步伐的放緩381
二、從“退社鬧社”到公社化運動387
三、“瞞產私分”與人民公社體製的調整391
四、結語395
後記399
上篇
視野與方法
中國政治的曆史向度
上篇視野與方法
*本文原載《江海學刊》2014年第6期,第158165頁。
①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從社會科學拯救曆史*
20世紀曆史學的發展曆程,在某種程度上乃是曆史學不斷麵臨挑戰和危機,又不斷自我調適以應對挑戰、擺脫危機的過程。除了社會政治變遷的時代大背景之外,近百年來曆史學所遭遇的挑戰主要來自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後來又加上了文學理論及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性別研究等跨學科研究領域),吊詭的是,它借以應對挑戰的學理資源也大多來自這些學科。杜讚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曾撰寫《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書,在美國的漢學界影響甚大,其所謂“拯救曆史”,是要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邊緣立場出發,冀望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宏大敘述中發現多元、複線的曆史脈絡。①
筆者不敏,也想借用這一說法,簡要辨析曆史學的學科特質及其與社會科學的異同和交融,進而對曆史學重新找回自我的可能性略作反思。
一、曆史學與社會科學
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傳統曆史學皆以重大政治、軍事、外交事件及重要曆史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注重描述事件的起因、過程、後果,刻畫曆史人物的成長背景、言行舉止和性格特征,並對特定民族、國家興亡成敗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以資後人借鑒。19世紀,以實證主義為旨趣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學派興起,強調史學家的任務在於對史料進行甄別批判、去偽存真,在此基礎上據事直書,不偏不倚,從而讓曆史學擺脫哲學和神學的桎梏,開始向科學的行列邁進。和傳統史學相比,蘭克學派重政治、外交而輕經濟、社會,重事件描述而輕理論分析的取向愈演愈烈,在他們看來,研讀原始資料是最根本的史學研究方法,而隻有政府文件和軍事、外交檔案等才算得上真正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史學界對傳統史學和實證主義史學的不滿日益強烈。德國曆史學家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站在批判曆史哲學的立場上,斥責德國正統史學過於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社會心理學、人文地理學等學科汲取概念和理論資源,甚而宣稱“曆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心理學”。Karl Lamprecht, What is History? Five Lectures on the Modern Science of History, Biblio Life, 2009.法國曆史學家貝爾(Henri Berr)倡導打破過分專門化造成的狹隘局麵,拓寬曆史研究的領域,運用曆史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解釋曆史,並創辦《曆史綜合評論》雜誌來實踐這些主張。美國曆史學家魯濱遜(James H. Robinson)則明確祭起“新史學”的大旗,主張把曆史研究的範圍擴大到人類既往的全部活動,強調曆史學家應該吸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的成果,用綜合的觀點、進化的眼光來解釋和分析曆史事實。[美]魯濱遜:《新史學》,齊思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
1929年,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兩位教授布洛赫(Marc Bloch)和費弗爾(Lucien Febvre)創辦《經濟與社會史年鑒》雜誌,揭開了20世紀影響最深遠的史學流派——年鑒派的序幕。顧名思義,這份刊物是要以經濟史、社會史去挑戰和取代傳統的政治、軍事、外交史。進而言之,年鑒派主張一種“更全麵、更貼近人的曆史”,一種涵蓋全部人類活動、重結構分析甚於事件敘述的曆史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極力倡導曆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相互借鑒。該刊編輯部成員除了曆史學家外,還包括政治地理學家西格弗裏德(Andre Siegfried)、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等人,即是明證。第二代年鑒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其史學理論文集中明確聲稱,貫穿全書的“一個固執的想法”,就是要看其他學科能給曆史學提供些什麼啟示,以及曆史學家反過來能給鄰居們提供些什麼。[法]布羅代爾:《論曆史》,劉北成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前言”。他承認,“曆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永遠會在死的文獻和太活潑的證據之間、在遙遠的過去和太貼近的現實之間各執一端”,但他仍堅信“過去和現在是互惠地照亮著對方”。他對曆史時段所作的著名區分則似乎表明,至少在他所處的時代,向社會科學借鑒“長時段”的“結構”分析乃是曆史學家的當務之急,其重要性超過了曆史學能夠給社會科學帶來的啟示。[法]布羅代爾:《曆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收入《論曆史》,劉北成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自此以降,曆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叉融合愈益頻繁,曆史學家越來越多地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理論、方法,社會科學家也越來越注重將曆史向度引入自己的研究,並逐漸形成了曆史社會學、曆史人類學、曆史地理學等交叉學科。發展到今天,社會科學對曆史學的影響和滲透已經如此之深,以至於如果把來自社會科學的概念一律棄置不用,曆史學家將不僅無法很好地表達自己對曆史的看法,甚至也難以對曆史進行認真的思考。對此,英國曆史學家伯克(Peter Burke)在《曆史學與社會理論》一書中作了至為透徹的闡述。在他看來,如今曆史學家頻繁使用的許多概念,諸如社會角色、性和性別、家庭和親緣關係、社區和認同、階級、身份、社會流動、炫耀性消費、象征資本、互惠、庇護和腐敗、權力、中心和邊緣、霸權和反抗、社會運動、心態、意識形態、交流與接受、口述和書寫、神話等等,其實都是從社會科學借用而來的,離開了這些概念,曆史學家將會麵臨失語的危險。參見[英]伯克:《曆史學與社會理論》,姚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三章。
需要強調的是,概念借鑒絕不是詞彙挪用那麼簡單,而是把概念中所蘊藏的豐富意涵和理論前提融入史學研究,甚至內化為曆史學家觀察、分析、解釋曆史現象的一種“前知識”(preknowledge)。舉例言之,如果曆史學家要分析一位曆史人物的“角色”,難免會想到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擬劇理論,甚至下意識地把這位人物想象成曆史舞台上的演員,看他(她)是如何進行自我呈現(presentation of self)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如何在前台(front region)和後台(back region)之間進行轉換的。如果要研究某一時期普通民眾的“認同”問題,這位史家的腦海裏也很可能立刻湧現出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關於“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論述,借以考察這些民眾是如何把自己與素不相識的其他人想象成同一個國家、民族或階級之一員的。
對於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對曆史學的影響,伯克書中提到了比較研究、計量研究、類型分析、微觀分析(所謂“社會顯微鏡”)等。以比較研究為例,曆史學家關注的是特殊、唯一和不可重複的事物,所以往往傾向於拒絕比較方法;而以探尋社會現象本質和規律為己任的社會科學,則始終把比較方法作為研究的利器。[英]伯克:《曆史學與社會理論》,姚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3頁。韋伯(Max Weber)對世界各主要宗教及其與現代資本主義之關係的研究,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對“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一設問的回答,直至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對法國、俄國、中國革命之背景和後果的分析,都是堪稱經典的比較研究範例。如今曆史比較方法(包括求同的比較、求異的比較、影響的比較等)越來越有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社會科學所賜。
今天的曆史學家還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用社會科學的一些基本假設和分析模式(model)。例如“共識”(consensual)模式和“衝突”(conflictual)模式,前者為塗爾幹所倡導,強調社會關聯、社會一致和社會內聚力的重要性;後者為馬克思所倡導,強調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無處不在。[英]伯克:《曆史學與社會理論》,姚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頁。在分析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時,我們還會用到精英主義(elitism)模式和多元主義(pluralism)模式,在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等精英主義者看來,少數精英(統治者)對多數非精英(被統治者)的控製和支配是不可更改的“鐵律”(iron law);而在達爾(Robert A. Dahl)等多元主義者看來,競爭性選舉和多元精英之間的製衡仍足以奠定現代民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