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業的特點，一是工人流動性大，這給宣傳、組織、發動群眾的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二是把頭一般有技術，大部分參加勞動。在民主改革過程中，除懲辦少數罪大惡極者外，對小把頭進行教育改造，使他們為經濟建設服務。廢除把頭製度後，由工會代表工人與私營廠商或國營企業簽訂集體合同，取消中間剝削。為了徹底改變把頭壟斷勞動力雇傭權的狀況，各城市勞動局成立建築工人調配處（或聯絡處等），對建築工人統一登記，統一調配，各國營建築公司逐步招收一部分固定工人。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對建築工人的需要日益增加，大批建築工人被吸收進國營建築公司，這使把頭從根本上失去了活動市場。
三、成效與經驗
通過民主改革，打垮了城市的封建殘餘勢力，調整了企業內部的生產關係，為生產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在國營企業中，建立起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把舊企業改造成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在私營企業裏，工人的政治地位提高，促進了新的勞資關係的形成。在城市各行業裏，建立了新的勞動組織和管理製度。通過民主改革，激發了工人自覺的勞動熱情，這對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民主改革的主要經驗是：（1）不同地區采用不同的方式。其中主要的是兩種：一種是以行政、法律手段為主；另一種是以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鬥爭為主。用這兩種方式都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務。事實證明，在人民民主專政的體製下進行階級鬥爭，可以不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這種方式的好處是，有利於保證生產的正常秩序。可惜的是，這種新經驗沒有受到重視與推廣。（2）嚴格區分不同性質（工人與封建勢力、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根據不同行業、不同的所有製企業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解決辦法。（3）提出了廠長負責製與民主管理相結合的方針，創造了工人群眾參加民主管理的組織形式。
第八節
開展城鄉物資交流與重點建設
一、恢複國民經濟的中心環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國民經濟遭到12年全國規模戰爭的破壞，經濟上的首要任務是實現國民經濟的恢複。為此，必須在每個階段抓住關係到經濟恢複全局的關鍵環節，為恢複生產創造條件。
首先要迅速安定社會秩序。在新解放區的農村，殘存反革命勢力的破壞搗亂和嚴重的饑荒是不安定的主要因素。於是，人民政府在農村開展清匪反霸鬥爭，肅清國民政府的殘餘軍事勢力，改造鄉村政權，建立農民的自衛武裝，在農村中建立起秩序。同時開展減租減息和生產救災運動，發放賑濟糧，或以工代賑，扶助災區農民開展農副業生產，通過生產自救度過災荒。在城市，職工失業和通貨膨脹、物價陡漲是不安定的主要因素。通過“三原”的接管方針和對舊黨政人員包下來的政策，通過打擊投機資本，製止了物價惡性上漲，穩定了局勢。城鄉實行民主改革，鎮壓反革命，打擊橫行霸道、壓迫人民的惡勢力。由於采取以上各項措施，城鄉社會秩序初步安定。
在社會秩序基本安定後，開展商品流通，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振興經濟的一個中心環節。這是因為多年戰爭的破壞，使商品流通，特別是城鄉物資交流的渠道堵塞。農副產品滯留在農民手中，影響了農民收入的提高和農業再生產的進行。農村市場狹小，工業品下不了鄉，不利於城市經濟的發展。1950年第二季度，由於通貨膨脹停止後虛假購買力消失，出現工業品滯銷的現象。疏通工農產品流通渠道，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加速商品流通，打開農產品在城市的銷路和工業品在農村市場的銷路，成為刺激工業生產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和活躍商業的主要環節。
將開展城鄉物資交流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環節，是貫徹經濟工作根本方針中“城鄉互助”的具體化，是一種市場經濟的操作方法。
疏通流通渠道的工作，是從打開農村土特產品的銷路開始的。195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土產會議，加強推銷土產的指示》。隨後，各大區紛紛召開土產物資交流會議。通過土產交流會議，交流信息，開展現購、預購、代購業務，迅速打開土特產品的銷路。據粗略統計，1951年，全國通過交流大會成交的土產金額達10.4億元。
1952年第一季度，因“三反”、“五反”運動引起市場蕭條。為了改變這種狀況，1952年3月，中財委發出恢複交流、活躍經濟的指示。4月下旬，貿易部召開全國土產會議，要求各地在1951年土產交流的基礎上，鞏固和擴大國內土產交流。隨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第二次城鄉物資交流的高潮。1952年城鄉物資交流的主要特點，是在推廣大區和省級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經驗的基礎上，普遍召開專、縣以至區的物資交流會，以開展短距離物資交流為主要任務。據不完全統計，1952年共召開初級市場物資交流大會7738次，成交金額16.38億元，比1951年全國物資交流會成交總額多一半以上。
城鄉物資交流的開展，對於工商業的調整，推動工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活躍國內市場，促進全國經濟的恢複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促進了農村農副業生產的恢複和農民生活的改善。據當時的測算，僅豬鬃、桐油、茶葉、藥材、雞蛋等項，平均占農民收入的10%～20%。1950年土特產價值相當於當年農業稅的總額。1951年與1950年相比，東北農民購買力提高40%，皖北提高1倍，浙江提高60%，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提高20%～60%不等。第二，溝通了全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係，促進了全國市場的活躍。中南地區的瓷器、土布、土紙、砂糖、竹器、水果等遠銷西北、內蒙古、新疆等地。內蒙古的天然堿、奶油、瓜子運銷中南地區和其他地區。在華北物資交流展覽會的成交額中，華北及內蒙古采購占66.14%，推銷占84.3%，其他大區采購占33.86%，推銷占15.7%。推銷中以土產為主，占推銷總值的60%以上。第三，增加了工業品銷售額，促進了工業生產的恢複。起初，物資交流主要是推銷土產，後來，土產推銷與城市工業品下鄉逐漸結合，農民對工業品的需求逐步增加。這促進了工業的恢複和發展。第四，促進了城市商業的繁榮。以北京、西安、天津、青島、重慶、開封、漢口為例，1951年上半年與1950年同期相比，開業的商業戶數增加258%。第五，有利於增加稅收。1951年財政收入比1950年增長1倍多。這一年因抗美援朝增加國防開支80%，但因財政收入增加較多，收支相抵仍結餘10.1億元，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收支平衡並有結餘的年份。中國經濟的恢複是從流通領域開始的，並以流通領域為中心環節。
二、“邊抗、邊穩、邊建”方針下的重點建設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軍事費用迅速上升，迫使經濟又轉入戰時經濟的軌道。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爭取長期的和平建設的環境，在短期內必須把支持國防開支放在第一位。這樣，用於經濟建設的資金更少，隻能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把有限的資金用於事關恢複國民經濟全局的重點建設上去。1950—1952年，在財力緊張的情況下，重點建設投資額度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逐年有所增加：1950年18.4億元，1951年22.1億元，1952年為26.5億元。三年總計，用於基本建設的投資為67億元，占三年財政支出的18.3%。
建設重點是解決水利失修、提高運輸能力、擴大能源和原材料供應等恢複工農業生產的關鍵性問題。
在水利建設方麵，三年水利建設經費共計7億元，約占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10%；完成土石方17億立方米。第一是加強堤防建設。1950—1952年，對全國4.2萬多公裏堤防的大部分進行了整修。1950年，黃河出現曆史最高水位，由於黃河中下遊動員了數十萬人整修堤防，黃河兩岸人民平安地度過了汛期。第二是開始對江河流域的治理，重點是淮河和長江中遊的“荊江河曲”地帶。對淮河的治理初見成效，荊江分洪工程在1954年長江特大洪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水利建設投資主要用於東部地區。
在交通運輸建設方麵，三年中，交通事業投資17.7億元，占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26.4%。重點是鐵路的修複和新建。三年修複和加強舊線1萬多公裏，相當於舊中國通車裏程的一半。新建了來睦線、天蘭線、成渝線，新建鐵路1320公裏。其中連接成都和重慶的成渝鐵路，1950年6月動工，1952年6月完工，全長505公裏。這條鐵路從清朝末年開始籌建，人民出了不少錢，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卻未鋪一根鐵軌。新中國成立不到三年，就實現了四川人民和全國人民的夙願。這條鐵路的建成，對於天府之國——四川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公路建設方麵，新建公路3868公裏，主要有康藏線、昆洛線、新蘭線、西寧黃河沿線等。在港口建設方麵，經過15個月的建設，塘沽新港於1952年10月開港。從地區上講，鐵路、公路的投資主要用於西部。
在重工業建設方麵，從地區上講，投資的重點地區是東北，特別是遼寧省。因為東北地區，尤其是遼寧省重工業基礎比較好，交通也比較發達。在東北地區的工農業總產值中，重工業占的比重達到34%，而全國平均隻有8%。在東北地區首先進行恢複性建設，是投資少、見效快的最好途徑。工業建設的方式是以改建擴建為主，同時開始建設新的項目。從行業上講，重點建設的項目包括煤炭、冶金、電力等。這些都是基礎產業和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又是落後的部門。1950—1952年，重工業投資21.6億元，占全部投資總額的32.4%。
從恢複發展城鄉商品流通和交通運輸入手，將資金用在重點項目上，為恢複發展工農業生產、活躍城鄉經濟創造條件，這是一條比較成功的經驗。
第九節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建立與國民經濟的恢複
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中國經濟發生很多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一是社會生產力基本恢複到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二是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1952年，接收和改造國民政府企業的工作和消滅封建土地所有製的任務已經完成，國營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共存的格局已經出現，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最終建立。
一、幾種經濟成分的變化
1949—1952年，中國經濟中幾種主要經濟成分及其組成發生了如下變動。
（一）國營經濟
新中國成立前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國有企業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的國有企業。解放區地方政府所有的公營企業轉變為國有企業。外資企業轉為中國國家所有的企業。這些國有企業都由國家經營，國有經濟被稱為國營經濟。經過三年經濟恢複，國營經濟得到進一步壯大。它控製了國家經濟命脈，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並不斷加強。
國營經濟得到了國家的支持，人民政府利用財政手段把社會再生產積累的大多數資金掌握在自己手中。1950—1952年，國家財政用於基本建設投資的資金總額為67億元，相當於1952年私人資本資金總額43億元的1.5倍。國家投資建設的是國營企業，因而國營經濟比其他各種經濟成分的發展速度更快。
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優勢地位，這種地位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在工業方麵，1952年，國營工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1.5%。在現代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產值的比重1949年為34.2%，1952年上升為52.8%。在大型工廠的產值中，國營工業占60%。國營工業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在全部產量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如表8-1所示，國營工業在生產資料生產方麵的優勢擴大；在消費資料生產方麵，在一些主要產品的生產中也開始占有優勢。
表8-1 1949—1952年國營工業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在全部產量中占的比重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統計提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78年，第12～17頁。本表中的“全部產量”，含資本主義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不包括手工業。下同。
從資本存量方麵看，1952年底，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淨值和流動資金即資金總額為146.8億元，而同是經營著現代化經濟事業的私營工業資本總額隻有26億元。國營工業是私營工業的5.6倍，占有絕對的優勢。
在交通運輸方麵，國營企業在鐵路、航空、郵電業務量中占100%；在水運貨運總量中占的比重，從1949年的43%上升到1952年的75%；同一時期，在公路貨運總量中占的比重，從21%上升到54%。到1952年，國營企業已全麵地占據主導地位。
在商業方麵，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相結合，建立了全國性的商業網，掌握了糧食、花紗布、煤炭等主要物資，控製了大部分社會商品的流通過程。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在全國商業機構商品批發和零售額中的比重，1950年分別為23.8%和14.9%，1952年分別上升到63.2%和42.6%，主導著市場價格，並通過加工訂貨、價格政策調節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生產經營。國營外貿機構在進出口總額中占的比重，由1950年的66.5%上升到93%，在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
在金融方麵，1952年，通過組織包括全國所有私營銀行、錢莊的公私合營銀行（第一個全行業公私合營企業），完成了對私營銀行、錢莊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銀行和信用社掌握金融機構存放款業務的99%，國家銀行成為全國現金、短期信貸的結算中心，國營銀行在金融業務中占絕對優勢。
1952年，在國民收入中，國營經濟占19.1%，合作社經濟1.5%，國家資本主義經濟0.7%，個體經濟71.8%，資本主義經濟6.9%。國營經濟所占比重不到1\/5，但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做後盾，控製了國家經濟命脈，掌握著大部分的社會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國營經濟據此確立了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成為能夠決定社會經濟發展方向的經濟成分。這是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和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物質保證。這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建設過程就是一個向著既定方向前進的可以控製的過程。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對引導國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經濟充滿信心的依據。後來的事實證明，在這樣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隻用了四年的時間，用和平的手段，便把私有製經濟（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變成公有製經濟。這提供了一條曆史經驗：國營經濟占的比重雖不大，但它卻具有對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的控製力，不必為私有經濟占的比重大小而擔心。
（二）個體經濟
在五種經濟成分中，個體經濟占的比重最大。在農村和整個國民經濟中，在勞動力數量上，在經濟單位數量上，個體經濟都占大多數。1952年，在國民收入中，城鄉個體經濟占71.8%，也是占大多數。
城市民主改革與農村土地改革完成之後，個體經濟發生三個重大變化。第一，數量增多。土地改革後，農村小農生產普遍化，一些無地雇農等分得土地成為個體經濟，致使個體經濟數量增加，其產值也增加。第二，地位下降。1949年，手工業和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76.8%，1952年為67.3%，下降9.5個百分點。這種下降主要是由於另一些經濟成分產量增長更快，現代經濟的比重上升，而不是由於個體經濟的產值減少引起的。第三，獨立性增強。新中國成立之前，許多農民要租種地主的土地，在市場上依附於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土地改革後，農民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在政治上翻了身，擺脫了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依附，成為獨立的生產經營者和完全的市場主體，從而成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個體經濟。
個體經濟本身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個體經濟是半自給性質的，它與市場有相當密切的聯係。由於1949年前後國內市場以及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係有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個體經濟的外部環境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獨立了，外國勢力已不能控製中國的國內市場。在國內市場上，國營經濟居領導地位。它通過收購農產品，供應生產資料和日用工業品，和個體經濟發生密切聯係，並通過價格來調節個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活動。由於市場上資本主義還有較強的勢力，個體經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由於國營經濟的強大和居領導地位，由於個體經濟是勞動者經濟，由於工農聯盟的曆史傳統，由於農民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分得土地成為獨立的個體經濟，國營經濟對個體經濟的影響大於資本主義經濟，對個體經濟的發展方向起決定性作用。個體經濟產生於家族主製社會，存在於奴婢主製社會、莊主製社會、地主製社會和雇主製社會。在任何社會中，它都不占主導地位，都處於依附地位。它的命運與變化趨勢取決於在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成分與所有製的性質。1952年，中國的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經濟是國營經濟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其運行與發展趨勢由國營經濟決定。在政治上，個體農民與手工業者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在經濟上，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後備軍，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同盟軍。
（三）合作社經濟
在人民政府倡導和組織下，在生產、流通等領域出現多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在農業生產領域裏，有農業生產互助組。它們是個體農民在生產資料私有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目的在於共同克服生產過程中勞力、耕牛、農具不足或不全的困難，以增加產量。此時還出現了少數土地入股與分紅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個體手工業者的合作組織形式是手工業合作生產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在商品流通領域裏有農村供銷社、城市消費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個體農民組織供銷合作社的目的，在於能買到要買的商品，並將需賣的產品賣出去，並在買和賣的過程中避免中間剝削。它受到國家的支持。供銷合作社通過代替國家收購農副產品，供應農民需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和日用工業品，把個體經濟生產活動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在城市和工礦區，職工和居民組織消費合作社，目的是能買到質優價廉的商品。消費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成為國營商業組織商品流轉，與私營商業作鬥爭，穩定市場物價的助手。在資金流通領域，城鄉居民組織信用合作社，它主要在農村發展。在國家銀行支持下，它幫助農民解決資金困難，促使私人貸款降低利率，引導農民按國家需要進行生產，並支持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它是國家銀行的助手。互助合作組織以私有製為基礎，在這些組織中，或是集體勞動，或有集體財產（如股金等）。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這種集體勞動和集體財產具有社會主義傾向。各種形式的合作組織是個體經濟走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橋梁。1952年，全國共有各種類型的合作社3.6萬多個，社員1.1億多人。其中，農村供銷社3.2萬多個，社員約1.1億人，建立了10多萬個固定零售商店和近4萬個貨攤和零售點。農村信用社2271個，供銷社的信用部1578個，信用互助組16218個，吸收存款10億多元。農業生產互助組802.6萬個，入組的農戶4536.4萬戶，占農戶總數的39.9%。農業生產合作社3644個，入社的農戶為59028戶，占農戶總數的0.05%。手工業合作社社員達到23萬人，占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3.1%；在全部手工業總產值中，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所占的比重為3.5%。
（四）資本主義經濟
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三個重要的變化。
第一，數量增加，即得到發展。1952年與1949年相比，私營工業產值增加54.2%，年均增長15.5%；私營商業零售額增加18.6%。私營工業企業戶數增長21.6%，職工人數增長25.1%。
第二，在國民經濟中的所占份額即相對比重下降。1952年與1950年相比，私營現代工業在現代工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由54.7%下降到44%。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麵，私營工業占的比重都下降，但下降的程度不同。在商業批發總額中，私營商業批發額占的比重，由76.1%下降到36.2%；在零售總額中，私營商業占的比重，由85%下降到57.2%。私營工商業絕對量增長而相對比重下降，是因為其他經濟成分的絕對量增長得更快。
第三，結構得到改組。私營工商業的變動，各個行業不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行業，特別是經濟建設急需的重工業，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費品工業，發展得快一些。有關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受到製約，發展得慢一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行業受到限製，有的趨於衰落，有的被淘汰。1952年與1949年相比，私營工業中，機器工業產值增長3.98倍，冶煉業產值增長4.04倍，造紙業產值增長1.88倍。迷信品製造、奢侈品製造等行業基本轉產。一些與國民生計有重大關係的私營商業，特別是其批發業務，逐步由國營商業替代。部分私營批發企業轉向工業或零售業。私營對外貿易企業主要轉向國內貿易。還有部分私營企業由沿海地區搬遷到內地。這樣，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得到改組。
三年經濟發展過程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在資本結構上發生著適應政府偏好和新的社會經濟需要的變化，成為國家可以調節和控製的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在設計新中國經濟藍圖時確定了把資本主義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經濟成分，對其實行利用、限製的政策。實踐證明，這種設計符合國情，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踐還證明，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整體利益是有矛盾的，這種矛盾可以得到調整並控製在一定範圍之內。在平抑市場物價和“五反”運動中，因對私人資本打擊過重，造成市場蕭條。通過調整工商業，私營工商業得到恢複和發展，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這說明，在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形態內，如何磨合多種經濟成分，使其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是一個嶄新的課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在這方麵，1949—1952年的實踐經驗極為可貴。
（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產生於接收國民政府企業和隨後的清理國有資產過程中。1949年以前的一些股份製企業中，既有國家股份，又有私人股份。國有股份多的，被人民政府接收為國有企業，其中有私人股份；私人股份多的，人民政府未接收其企業，這些企業仍屬私營經濟，其中有國家資本。這樣，就存在著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企業。隨後，出現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多種形式。在1950年和1952年的兩次工商業調整中，國家和國營商業對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發展很快。1952年，加工訂貨（包括統購、包銷、收購）的價值占私營工業產值的49.8%，公私合營工業企業的產值占私營工業企業產值的11.4%。兩者合計已占61.2%，私營工業自產自銷的產值隻占38.8%。這就是說，私營工業生產經營的大部分已直接或間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
“五反”運動以後，私營企業內部的關係發生變化：資本家對企業有經營管理權，但這些權力受到工人群眾的監督，資本家的分配權力也受到一定的限製。
到1952年底，私營企業中實行公私合營的數量不多，但幾乎都是些大型工廠或公司。它們對私營工業（包括交通運輸業、礦業等）的發展趨勢與資本家階級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的影響甚大。
如前所述，1952年，所有的私營銀行與錢莊都加入了公私合營銀行。這創造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形式，且使國家控製了全部金融機構。從此以後，私營工商業者要融通資金，必須依賴國家控製的銀行。這對私營工商業的資金運轉影響極大。
人民政府通過各種處理形式，接管美、英等發達國家在華的企業，但外國資本家仍有股權（在20世紀70—80年代，先後獲得補償）；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在華企業在繼續經營；中國與蘇聯、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合辦一批企業，這些是中國經濟中的外資成分。國民政府所有的財產已為人民政府接收，其企業已完成民主改革。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封建土地所有製已被消滅，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資本主義經濟得到改組，個體經濟已擺脫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合作社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產生。五種經濟成分（就主要經濟成分而言是五種，如果加上中外合資和外資企業，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氏族主製經濟、奴婢主製經濟、莊主製經濟和地主製經濟，則是九種）各得其所，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在全國範圍內確立起來，或者說，已經出現了典型形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它在1949—1952年這三年間的變化趨勢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三種經濟成分，或生產資料中的公有製部分，在絕對數量上迅速增長，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加大；個體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即生產資料中的私有製部分，在絕對數量上增長，但不如前三種經濟成分快，因而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縮小。依此趨勢發展下去，在若幹年後，公有製經濟將占絕對優勢，私有製則會降至無足輕重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各種經濟成分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社會生產力將如1949—1952年一樣迅速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演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形態。
二、國民經濟的恢複
（一）總量恢複
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52年，就工農業生產總量而言，已超過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其中，工業總產值比1936年增加22.3%，農業總產值超過18.5%。工業主要產品，農業中的糧食、棉花、家畜、水產品的產量，均超過曆史最好水平，國民經濟總量恢複的任務基本完成。
1950—1952年，社會總產值由557億元增加到1015億元，增長了85.2%，年均增長22.8%。其中，工農業總產值由466億元增加到810億元，增長了77.6%，年均增長21.1%。國民收入由358億元增加到589億元，增長69.8%，年均增長19.3%；人均國民收入由66元增加到101元，增長了57.6%，年均增長16.4%。從數字上看，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各個曆史時期最快的。當然，這種增長速度是恢複性質的。
在農業生產方麵，因興修水利，增加灌溉麵積5000萬畝，1.8億畝農田改善供水條件。新式農具、良種得到初步推廣，施肥量有所增加，1952年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技術比1949年有所改善和提高。土地改革後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有助於生產資料不全的農民克服生產中的困難。1952年與1949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由326億元增加到461億元，增長48.4%，年均增長14.1%。糧食產量從11318萬噸增加到16392萬噸，增加了5074萬噸，增長了44.8%，年均增長13.1%；超過曆史最高水平（1936年，15000萬噸）。棉花產量從44.4萬噸增加到130.4萬噸，增長了193%，年均增長43.1%；超過曆史最高水平（1936年，84.9萬噸）。其他如黃紅麻、糖料作物、烤煙、牛、豬的產量都超過曆史最好水平，馬、驢、羊接近曆史最高水平（1935年），油料籽、大豆、芝麻、花生、茶葉、桑蠶繭等重要經濟作物的產量距曆史最好水平有較大差距，其中，茶葉是1932年產量（曆史最高水平）的36.4%，桑蠶、繭產量僅為1931年（曆史最高水平）的28.1%，恢複得快的是人們解決溫飽要求最急需的糧食與衣料。農業的迅速恢複和發展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在工業生產方麵，1949年與1952年相比，工業總產值由140億元增加到349億元，增長了145.1%，年均增長34.8%。這個速度比農業快。與農業的另一不同之處是，主要工業產品都超過曆史上最高水平。其中，棉紗超過47.4%，棉布37.3%，食糖9.8%，原煤6.5%，原油37.5%，發電量21.7%，鋼46.3%，生鐵7.2%，水泥7.2%，硫酸5.6%，燒堿558.3%，金屬切削機床153.7%。在產品產量迅速增長的同時，原有的生產技術和工藝流程開始得到改進，產品品種增加，質量提高。冶金工業生產出許多過去自己不能生產的產品，如低矽製鋼板、鋼軌、大型鋼材、無縫鋼管等。這期間修建的成渝鐵路，所用鋼軌全部是國產。機械工業生產出多種精密機床和成套設備，新建的5個紡織廠中，有4個成套設備是國內生產的。
（二）全麵好轉
在國民經濟總量迅速增長的同時，產業結構發生可喜的變化。在國民收入構成中，農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之比，1949年是68.4∶12.6∶0.3∶3.3∶15.4，1952年變為57.7∶19.5∶3.6∶4.3∶14.9。工業、建築業和運輸業共提高11.2個百分點，農業降低了10.7個百分點，商業下降0.5個百分點。其中，農業比重的下降和工業比重的上升是主要特征。
1950—1952年，工業增長速度高於農業，重工業增長速度高於輕工業（1949—1952年間，輕工業總產值增長115.5%，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230%）。工農業總產值的構成或國民經濟中農、輕、重的比重，從1949年的70∶22.1∶7.9，變為56.9∶27.8∶15.3。工業內部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從73.6∶26.4變為64.5∶35.5。在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產量同時增長的基礎上，第一產業占的比重下降，第二產業占的比重上升，是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經濟發展的基本標誌。因此，這種結構變化是合理的。
隨著工農業產值的增長，人民收入的提高，運輸業的發展和城鄉物資交流的開展，市場日益繁榮，國內貿易迅速增長。1952年與1950年相比，商品零售總額增長62.3%，農副產品采購額增長62.1%。商業部門農業生產資料供應額增長93.2%。在1950年6月以後，盡管受到了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和禁運，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是以相當快的速度發展。1952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19.4億美元，其中出口額8.2億美元，進口總額11.2億美元，分別比1950年增長71.7%、49%和93.1%。
經濟的發展帶來財政收支狀況的改善。1952年與1949年相比，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將近3倍，支出增加2倍多，國家財力不斷增強。1950年仍有赤字。從1951年起實現財政收支平衡。1950—1952年收支相抵，節餘15.4億元。在市場繁榮、財政收支平衡的基礎上，物價基本穩定。
經濟製度變革與工農業發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在農村，一部分農民無償獲得7億畝土地。他們人均每年免除了近200斤的地租，同時擺脫了高利息的負擔。由於在土地改革中分得房屋、糧食與衣物，以及農業生產產量增多，1952年與1949年相比，農民人均收入增長30%左右，人均消費水平約提高20%，食油、肉、棉布的消費量提高50%左右。在城市，就業人數增加，職工工資水平提高70%。國營企業實施勞動保險製度，興辦福利事業，職工實際生活水平改善的程度比工資提高幅度更大。
1952年，大專、中專、普通中學、小學在校生人數比新中國成立前最高年份分別增加23.2%、66.1%、66.4%和115.8%。大規模開展掃盲活動和職業教育。醫院增加，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普遍開展，霍亂、鼠疫、肺結核病等傳染病基本得到控製。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為經濟建設提供一個重要條件。
20世紀20—40年代，中國經濟遭受戰爭破壞的時間之長，破壞之嚴重，是同一時期內世界上僅見之一例。而在1950年之後，恢複速度之快，恢複所用時間之短，也是僅見之一例。它是這個時期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之一。這顯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製度的優越性：它適合中國的國情，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
（三）人均水平低下
上文所說國民經濟已於1952年恢複，是就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多數主要工農產品的總量而言的。中國的人口數，抗戰前約5億，1952年是5.75億，增加了15%。按人均計算，1952年的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多數主要農產品和部分主要工業產品，都未達到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很落後，生產水平低下。
按當年價格計算，1952年，社會總產值1015億元，人均176.58元。國內生產總值679億元，人均119元。國民收入589億元，人均102.47元。按統一的中國貨幣價值計算，1952年人民幣2.56元折合1936年銀元1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6.48元，人均國民收入40.03元，均不及1936年52元的水平。
按統一的“1990年蓋·凱美元”價值計算，1929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79美元，1952年為752美元。1952年比1929年少27美元。1929—1936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率約為2.7%。按此計算，1936年比1929年增加20.5%，1936年應為939美元，比1952年高187美元，即高24.83%。
表8-2 1952年主要工農業產品人均產量與曆史最高水平的比較
1952年工農業產品人均產量，與曆史最高年份人均產量的比較，在農業中選擇糧、棉、油3項，工業中選擇原煤、鋼、生鐵、水泥、紗、布6項。其情況如表8-2。在這9項中，1952年超過曆史最高水平的4項，不及的5項。農業3項中，1項超過，2項不及。工業6項中，3項超過，3項不及。工業的恢複比農業好。在農業3項中，超過的1項（棉花）是0.38公斤，增加了20.1%；不及的2項（糧食與油料）分別為47.83公斤與6.2公斤，減少了14.36%與45.96%。中國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國民經濟的恢複情況主要看農業。農業多數產品人均產量尚未達到曆史最高水平。
表8-3 1952年中國國民收入與發達國家的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國外經濟統計資料》，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79年。
1952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下麵是三個方麵的比較。
首先是國民收入。情況如表8-3，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相當於美國的1\/42.6，日本的1\/4.5。
其次是工業生產水平。1952年，中國煤炭產量隻相當於美國的7.4%，英國的14.6%，蘇聯的18.9%，低於日本和印度。發電量隻相當於美國的1.6%，蘇聯的6.1%，加拿大的11%，英國的9.7%，法國的18%，日本的14.1%。鋼的產量隻相當於美國的1.59%，蘇聯的3.9%，英國的8.1%，西德的8.5%，日本的19.3%。若按人均水平比較，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水平則更低。1952年，中國的人均鋼產量為美國的0.5%，蘇聯的1.03%，英國的0.7%，日本的2.9%。人均發電量隻為美國的0.4%，蘇聯的2.2%，英國的8.4%，日本的20%。
再次是經濟結構。1952年，農業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仍為57.7%，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雖然從1949年的30%上升為43.1%，但手工業產值在其中占有相當大的部分，現代工業產值隻占26.7%。蘇聯開始有計劃經濟建設時，現代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45.2%（192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一些國家國民經濟恢複，轉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工業化程度低的波蘭為65.5%（1949年），工業化程度高的捷克為75%（1948年）。與這些國家相比，1952年的中國，工業基礎薄弱。
此外，中國國民經濟的商品化、社會化程度低，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低，專業人才缺乏。
結語
（一）在1949年10月至1952年年底的三年三個月的時間裏，經濟上發生了大變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變成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延續十多年的嚴重通貨膨脹變成物價穩定；經濟由下降變成上升，大多數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總產量恢複到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所有製結構發生急劇變化的同時，生產力快速發展，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少有的事。這種成就的獲得，關鍵在於選擇的經濟模式——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合乎國情，因而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中國共產黨紀律嚴明，廉潔奉公，與群眾同甘共苦，不謀私利的作風，獲得廣大人民的擁護。這有助於它的政令通暢與落實。1949—1952年，中國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民主主義經濟製度的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國民經濟的恢複，為進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準備了基本條件。
（二）195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是6.25%，1952年上升為7.1%，平均每年上升0.29個百分點。195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數的29%，1952年為33%，平均每年上升1.3個百分點，上升速度快。更為重要的是，自16世紀以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的變動趨勢是在波動中下降，從1950年起變為在波動中上升。這種從幾百年的下降轉為上升，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它是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開始。
複習題
1.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特征與優越性。
2.1949—1952年經濟工作的主要經驗。
第九章
將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改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與將市場經濟體製改造為計劃經濟體製（1953—1956）
1952年秋，眼看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和國民經濟恢複的任務都將基本完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考慮今後怎麼辦。按照原來的設想，是在新民主主義製度下發揮各種經濟成分、各個階級的積極作用，開展經濟文化建設，為將來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物質文化條件。就在此時，毛澤東的思想發生重大轉變，他要求立即開始著手消滅一切私有製，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優先發展重工業，以迅速實現工業化。在他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製定並執行從1953年開始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使市場經濟體製轉變為計劃經濟體製。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從此發生一次重大的戰略轉軌。
第一節
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一、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
（一）國家總任務與中國共產黨總路線的內涵
在1954年9月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將中國共產黨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思想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涵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與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條總路線的實質是解決所有製問題：消滅私有製，擴大社會主義公有製。毛澤東指出：“總路線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製問題。”通過國營企業的新建與擴建以擴大全民所有製；通過發展合作社經濟，把個體所有製改造成為集體所有製；采用國家資本主義辦法，用贖買的方式，把資本主義所有製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所有製。這樣，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成為社會唯一的經濟基礎。劉少奇說：“中國共產黨的這條總路線，是引導中國社會由當時的既有社會主義經濟，又有資本主義經濟，又有個體經濟的複雜的經濟結構，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的路線。”
這條總路線的主體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隻有實現工業化，才能使國民經濟建立在現代化技術的基礎上，並為改造私有製提供物質條件；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鞏固國防，國家才能獨立和富強。實現工業化的中心環節是發展重工業。發展重工業需要的資金多，重工業的產品不能直接滿足人民消費的需要，這要求全國人民節衣縮食，艱苦奮鬥。
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一方麵，隻有發展社會主義工業，才能把整個國民經濟置於先進的技術基礎之上，才能擴大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成分，才能吸引、改造和代替資本主義工商業，才能領導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另一方麵，隻有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這個問題涉及如何處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革命與建設之間的關係。在宣傳這條總路線的內容時，人們把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簡稱為“三大改造”；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簡稱為“一化三改”。對於“一化”與“三改”的關係，毛澤東用一個比喻作說明：“一化”，如鳥的主體；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如同鳥的兩翼。這個比喻一方麵說明，“一化三改”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要同時前進；另一方麵說明，像鳥飛行中前進一樣，主體由兩翼帶動，“一化”由“三改”帶動，改變私有製是工業化的動力。總路線就是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解決所有製問題，消滅剝削製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過渡時期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這是因為：（1）中國的經濟和文化落後，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來創造為保證社會主義勝利所必需的經濟和文化的前提；（2）中國有為數極多的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還有在國民經濟中占很大比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要求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來逐步地改造它們。中國共產黨估計過渡時期為“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三個五年計劃或更長的時間”。
毛澤東認為，他在這個時候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在民主革命任務完成後，及時地提出了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為全國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1953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強調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二）總路線的形成過程
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有一個形成的過程。1940年前後，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個體經濟通過合作社的形式走向現代化、集體化的方向，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製的政策，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和私人資本主義合作的形式，形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政策。這些政策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所接受，載入會議製定的《共同綱領》，成為這次會議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綱領。《共同綱領》中沒有提及社會主義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頭三年，工作的重點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恢複國民經濟。與此同時，在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中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主要發展勞動互助組，試辦少量初級社，並形成了從低級向高級逐步過渡的思想。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製的政策，發展了加工訂貨、公私合營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積累了經驗。
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後開始過渡。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第一次提出“現在就要開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後才開始過渡”的思想。11月3日，毛澤東說，要消滅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但要分步驟，一是要消滅，二是還要扶持一下。首次明確了要立即著手消滅資本主義。從現在就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和立即著手消滅資本主義，這與中國共產黨1949年前後的設想有很大的區別，因而標誌著政策思想的重要轉變。此後，毛澤東多次講到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195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總結前幾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把資本主義企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的設想。這一設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認可，解決了和平改造資本主義的具體途徑。1953年6月，毛澤東在李維漢給中共中央報告的批語中，明確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準並轉發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這個《提綱》最後確定了總路線的表述，詳細闡述了總路線的內容，對總路線的有關問題予以論證。在論證中引證列寧、斯大林的一些話，都是關於實現戰時共產主義的思想，對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理論卻未予反映，這是總路線理論淵源與理論基礎上的一個重大失誤。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準了這條總路線。
（三）關於過渡時期與發展戰略的轉變
總路線表述中的第一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這就是說，過渡時期是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的。這就產生了從哪裏過渡到哪裏，從什麼社會過渡到什麼社會的問題。上述《提綱》中引用列寧關於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提法，毛澤東在後來的文章和講話中也有此種提法（如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說：“中國實現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這種提法有三個問題。第一，俄國十月革命前是資本主義社會。列寧說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一段時期是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既是沿襲馬克思的提法，也是從俄國實際出發的。中國曆史上隻有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沒有資本主義社會。在中國，不可能發生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事實。換句話說，這種提法是從馬克思、列寧的書上搬來的，不符合中國曆史的實際情況。第二，把過渡時期的時間起點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時，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長期以來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後，不可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現在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起開始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也就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事實上，1949年10月，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比1936年低得多，就是到了1952年，國民經濟也隻是在總量上基本恢複到1936年的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比1936年低。如果認定1949年或1952年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可以開始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那麼，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已具有這樣的物質條件。如果這種理論能成立，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的理論就是錯誤的。第三，中國共產黨人原來的認識是：中國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經曆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階段。從1939年起，毛澤東一再地論證，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將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和9月的《共同綱領》都認定新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提法，與中國共產黨曆來的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不同。將1949年10月以後中國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改為進入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標誌著對新中國社會性質與曆史方位的認識發生了質的變化。故自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後，再也不提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社會。
從1952年秋天起，毛澤東的思想變了，黨內許多人仍持原來的觀點，這就產生了分歧。1953年6月，毛澤東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批判劉少奇等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的觀點，認為這些觀點是右傾的表現。這說明毛澤東不再認為在中國要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總路線的提出，表明他放棄了在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
毛澤東的新觀點，與中國共產黨和他自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觀點不一致，並明顯地受到列寧關於戰時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關於過渡時期所需要的時間，也是以蘇俄經驗為參照係的。俄國共產黨於1917年奪得政權，蘇聯於1925年結束國民經濟的恢複時期，1936年宣布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從1918年算起，到1936年，是18年。中國1953年提出用15年時間，加上1950—1952年的3年，也是18年。實際上，蘇聯在1917年、1925年的生產力和工業化程度，比中國1949年、1952年高得多。
在“過渡時期”這個概念，從什麼社會過渡到什麼社會的提法，以及過渡時期所需的時間上，毛澤東搬用了蘇聯的經驗。他因此放棄了自己以及中國共產黨從20多年實踐經驗中抽象出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毛澤東認識上的這種變化，對1953年以後中國經濟工作的影響極大。
毛澤東在認識上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在於：
（1）新民主主義理論包括革命和建設（或革命論與社會論）兩大部分。經過20多年的革命實踐，其革命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已經成熟，係統而具體；其建設部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由於實踐經驗不足，由於是在1949年以後才成為主要議題，它多限於綱領層次。在理論層次，特別是經濟理論層次上，尚未深入和係統化。
（2）在毛澤東的理論修養中，相對於革命理論、軍事理論而言，經濟理論是一個薄弱環節。在經濟理論方麵，關於個體經濟，他的個體經濟、個體生產“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理論，使其始終不承認個體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應有一個獨立存在和發展的時期。這種理論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共產黨內，首先提出要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是張聞天。曆史上大量事實證明，凡是自己從理論研究中創造的觀點，本人很難放棄；若是接受別人的結論並將它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往往不易堅持。
（3）1952年，當國民經濟已經恢複和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已經建立之時，毛澤東考慮的經濟問題，主要是兩個：在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和怎樣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形態。這兩個問題是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和進行工業化，在中國，既無現成的係統理論，也無已見成效的經驗。因而要借鑒國外的理論與經驗。當時，在世界上，隻有蘇聯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和實現了工業化。它是建設社會主義唯一可以參照的榜樣。對於工業化來說，除了蘇聯的工業化道路外，另一條是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道路。在這兩條道路中，毛澤東基於同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斯大林有相同的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所當然地隻會選擇前者。所以，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強調向蘇聯學習，主要是學習蘇聯的過渡時期理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和工業化建設的道路。
從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到《共同綱領》的製定，以及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在中國要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這兩種私有製通過何種途徑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製等問題上，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總路線提出的本身表現出1952—1953年間認識上的變化：從曆來的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提法變為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提法；變新民主主義社會為過渡時期；變五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為立即著手消滅兩種私有製，強調隻有改變多種所有製為唯一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才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15年、20年或30年後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變為立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並規定了過渡時期即消滅私有製的具體時間為10年到15年（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速度）；等等。這表明兩者性質根本不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與《共同綱領》是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過渡時期總路線則是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
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一）編製過程
製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下簡稱“一五”計劃或“一五”）的基本依據是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一五”計劃的編製，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和幾次修改、補充的過程。1952年8月提出《關於編製五年計劃（1953—1957）輪廓的方針》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其中規定了1953—1957年五年建設的方針、政策、目標和建設內容。它的缺陷是擬定的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工農業生產發展速度過高。1953年和1954年做了多次補充和修改。1955年2月，“一五”計劃草案編製完畢。3月31日和7月30日，經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先後通過。
“一五”計劃編製過程的特點是邊實施、邊修改、邊補充。這是由於資源情況不清，統計資料不全；缺乏經濟建設和計劃工作的經驗；蘇聯援助建設的156項的主要部分，到1953年5月才最後確定；抗美援朝戰爭到1953年7月才實現停戰。邊實施、邊修改、邊補充是這種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從“一五”計劃的提出開始，中國的經濟建設就存在追求大規模、高速度的傾向。邊實施、邊修改、邊補充，使“一五”計劃比較接近實際。
“一五”計劃是在借鑒蘇聯的經驗和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完成的。中國的經濟建設，特別是在建立計劃經濟體製方麵，從此時開始，更多地、更具體地學習蘇聯的做法。
（二）任務
“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設計的156項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694個限額以上的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製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於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
圍繞著這些基本任務，在經濟建設方麵，規定國民經濟各部門、各行業、各方麵的具體任務和指標。在工業方麵，重點發展重工業，建立和擴建能源、動力、冶金、基本化學、機械製造工業，建立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物質基礎；相應發展輕紡工業和為農業服務的中小型企業，滿足人們對生活必需品和農業生產資料的需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業企業，發揮它們的生產潛力。五年內，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4.7%。其中，生產資料增長17.8%，消費資料增長12.4%。交通運輸事業的建設重點是鐵路。保證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逐步克服農業落後於工業的矛盾。五年內，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4.3%。繼續保證財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財政和物資的儲備力量。保證市場穩定，發展城鄉物資交流，擴大商品流通，對供求關係緊張的主要工農產品逐步實施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發展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積極培養國家建設的急需人才。五年內，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增長33%，農民的購買力增長近一倍。加強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互助和合作，促進各少數民族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麵，進一步開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和逐步地把手工業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到1957年，參加初級社的農戶將占全國農戶數的1\/3左右，參加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人數將占手工業者總數的30%左右。逐步擴大公私合營企業，加強對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工作，開展私商為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代銷、經銷業務。到1957年，國營工業、合作社工業、公私合營工業占現代工業總產值（即不含手工業）的比例，從1952年的61%上升到87.8%；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的比例，從1952年的34%上升到54.9%。
（三）投資規模與分配
“一五”計劃的基本建設投資為427.4億元，占國家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教育事業支出總數的55.8%。
在部門分配上，工業部門是重點，占總投資額的58.2%；農業、水利、林業部門占7.6%，比例較小。給農業投資比例小的理由是個體農民自己可投資100億元左右。在工業內部，輕重工業的投資比例是1∶7.9（11.2%∶88.8%）。給輕工業較少投資的理由是：輕工業基礎比較好，現有企業有相當大的潛力可以挖掘；輕工業增長需要農業提供充足的原料，而農業不可能實現很高的增長速度。
在地區分配上，內地是重點。694個限額以上的工程中有475個在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占總工程項目的40%以上）；城市、鐵路、公路的建設重點也在內地。作出這種選擇的主要原因，一是想改變不合理的工業地區布局，二是考慮到國際環境。
“一五”計劃的投資，在部門和地區的安排，兼顧了需要與可能，重點與一般，基本上是合理的。存在的問題是：在投資分配中，農業的比重太小，這不僅不能逐步克服農業落後於工業的矛盾，反而擴大工農業發展的差距；輕工業的比重也太小，不利於充分發揮勞動力多的資源優勢，不利於迅速地積累資金；投資建設的重工業企業基本是自我服務型的；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落後，新設的大型項目成為嵌入式的，難以發揮效應；相應地，對沿海地區投資不足，不利於充分發揮這些地區生產力的優勢，使全國經濟的發展有更高的速度和更好的效益。
（四）技術設備引進
“一五”計劃建設的重點是建立起一批大型骨幹企業。原有的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後，無力為這些企業提供成套設備，必須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想迅速實現工業化目標和經濟現代化，要趕上先進國家，這是必經的途徑。
“一五”計劃引進技術設備的主要項目，是從蘇聯引進的156個大型企業的成套設備。此外，從東歐國家引進技術設備69項。從蘇聯引進的156項，包括25個煤炭企業，2個石油企業，25個電力企業，7個鋼鐵企業，13個有色金屬企業，7個化工企業，24個機械企業，1個造紙廠和2個製藥廠，以及一批軍工企業。這些項目的設計生產能力包括：鋼200萬噸，鐵237萬噸，原煤1000萬噸，發電機組容量120萬千瓦，載重汽車3萬輛，合成氨5萬噸。
“一五”計劃在引進設備的同時，注意引進技術，引進人才和管理方法。在引進關鍵設備的同時，注意利用自己的技術力量，生產配套齊備，引進技術設備與利用外彙相結合。這些經驗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第二節
糧棉油的統購統銷與多種物資的統購派購
一、市場緊張狀況及其原因
1950—1952年糧食生產迅速恢複，糧食產量逐年增加：1949年11318萬噸，1950年13213萬噸，1951年14369萬噸，1952年16390餘萬噸，比1951年增長10.6%，比1949年增長44.8%。可是，市場上卻從1951年起開始出現糧食供不應求的現象。1952年和1953年，這種情況變得嚴重起來。根本原因是農業生產水平低下，人均糧食數量少，1952年才570公斤。在此情況下，土地改革使原來食不果腹的貧苦農民生活改善，他們生產的糧食中自己消費的部分增多，出售的部分減少；土地改革同時使原來的糧食商品率高的農戶（經營地主、富農、富裕中農）消失或萎縮，他們向市場供給的糧食減少。所以市場糧食供求關係緊張的情況，在土地改革完成之時和完成之地立即出現。
1953年以後糧食供求關係進一步緊張，是由於1953年開展的經濟建設，一開始便追求大規模、高速度，基本建設和工業上的項目多且大，工人人數增加快，城市和工業區人口迅速增多（市鎮人口，1952年7163萬，1953年7826萬，增加663萬，增速是9.26%），人民購買力提高。由於工業的發展，要求農業提供更多原料，種植經濟作物地區擴大，部分生產糧食的農民變為種植經濟作物的專業戶，他們由市場糧食的供給者轉為需求者。國家對農業投資偏少，使一些人民生活必需的農產品供應日趨緊張。其中，糧食問題尤為突出。1952年，國家征購糧食665億斤，供不應求，糧價上漲，農民待價而沽，私商搶購囤積。這加劇市場局勢的緊張，糧價進一步上漲。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後，資金緊張，財政動用了曆年的結餘，銀行擠收國營商業的貸款，迫使國營商業“瀉肚子”，這削弱了國營商業對市場的控製能力。1953年，糧食產量略有增加。秋糧上市後，國營商業9、10兩月連續未完成購糧計劃，銷量卻猛增。油料、棉花因1953年產量下降，供求關係更緊張。
二、艱難的決策
市場上糧食、油料、棉花供求關係緊張，表現出農業落後狀況對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製約作用，反映了原有的市場經濟與政府開始著手建立的計劃經濟體製，以及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集中全國財力、物力迅速實現工業化目標的矛盾。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是決策者麵臨的一個難題。第一種辦法是提高農業生產力，改變農業落後狀況。采取這種辦法，一要資金，二要時間。正在開展的經濟建設，是以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為中心，這使國家感到最缺乏的資源就是資金。而且工業項目已經上馬，不可能由於要等待農業生產發展而下馬。第二種辦法是減少糧、油出口。這會減少外彙收入，勢必要減少機器設備和工業原料的進口。第三種辦法是放開糧食市場，任價格上漲。這會減少資金積累和提高工業產品成本。這些都會延緩工業化的時間與速度。第四種辦法是堅持集中財力、物力盡快地實現工業化，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蘇聯就是這樣做的。但這必然削弱市場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並損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53年10月10日，負責財政經濟工作的副總理陳雲在談及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原因時說：“基本理由是，我們的需要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糧食來源不足，需要與來源之間有矛盾。前幾年，我們搞城鄉交流，收購土產，農民增加了收入，生活改善了，沒有糧食的要多買一點糧食，有糧食的要多吃一點，少賣一點。結果我們越是需要糧食，他們越不賣。有的同誌提出，去掉商人，我們可以多買一點糧食。我看去掉商人並不等於農民的糧食一定可以多賣給國家。鑒於糧食供應緊張的狀況，必須采取征購的辦法。如果繼續采用自由購買的辦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過‘年三十’。這個辦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購買的辦法把糧食買齊呢？如果能夠買到的話，那當然是求之不得。我這個人不屬於‘激烈派’，總是希望抵抗少一點。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麵是黑色炸藥，後麵是黃色炸藥。如果不搞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的家夥。現在的問題是要確實把糧食買到，如果辦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講，糧食市場一定要混亂。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現在隻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實行征購，一個是不實行征購。如果不實行，糧食會出亂子，市場會混亂；如果實行，農村裏會出小亂子，甚至出大亂子。我們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跟農民結成了緊密的關係，如果我們大家下決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許農村的亂子會出得小一點，而且，這是一個長遠的大計，隻要我們的農業生產沒有很大的提高，這一條路總是要走的。”
1953年11月，政務院發布《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和《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其主要內容是：在農村，向餘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對城市人口和農村缺糧戶實行糧食計劃供應；國家嚴格控製糧食市場，嚴禁私商經營糧食業務；在中央統一管理之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工負責管理糧食。這就是統購統銷。
在決定實行統購糧食時已經估計到農民可能反對、抵抗。實行統購統銷的初期，由於工作缺乏經驗，在農村購銷任務的分配上，有畸輕畸重的缺點；城市供應偏寬，糧食銷售計劃過多。1954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水災，糧食減產；國家又多征購了70億斤糧食，一些地區的部分農戶，在完成統購任務後，留下的糧食不敷自足，引起“家家戶戶議統購”，農村關係緊張。統購損害農民的利益，限製農民經濟活動的自由，農民心裏是反對的。陳雲已預見了這一點，事實也證明了他的預見。“統購中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是緊張的，強迫命令、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象都發生過。個別地方還發生了聚眾鬧事的事件。”1955年，國務院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提出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在城市，對城鎮人口按人分等定量供應糧食，對工商用糧戶按計劃定量供應，使糧食統購統銷在實施中進一步完善。
在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同時，對油料、食油實行統購統銷。1954年9月，對棉花實行計劃收購，對棉布實行計劃性收購和計劃供應。1955年實行生豬派購。1956年對烤煙、黃麻等10多種重要農副產品實行統一收購。以後，多次擴大派購、統一收購的農副產品的範圍。
統購統銷政策規定，農民在完成統購任務後，可將自己留用的產品在國家領導的市場出售。後來改為：凡屬國家計劃收購和統一收購的農副產品，一律不準進入自由市場，農民完成國家計劃收購任務後，自己留用部分如要出賣，必須賣給國家。這樣，農民產品中的商品部分，隻有賣給國家這一條渠道。
三、兩重作用
在農業生產落後的情況下，要實行快速發展工業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通過實行統購（包括派購）統銷，國家集中重要農副產品商品部分中的絕大部分，以滿足城鎮人口、農村缺糧戶、軍隊、工業原料和出口的需要；通過統購統銷中的價格差，將農民的部分積累轉化為國家的積累，是國家得以集中物力和財力，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重要保證。
統購統銷使指令性計劃調節的覆蓋麵擴展到農業生產領域和居民消費領域。農民生產什麼、出賣多少、賣的價格，與居民消費什麼、消費多少、買的價格，都由國家計劃控製，這加強了計劃經濟體製高度集中統一的特性。統購統銷製度是計劃經濟體製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實行統購統銷，在主要農副產品範圍內割斷了個體農民與市場的聯係；排擠或取代了一批經營農副產品的批發商，迫使私營零售商和私營工業依靠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取得貨源或原料。這樣，一方麵使私營工商業無路可走，迫使私營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另一方麵縮小了市場經濟的範圍，限製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在農民隻能將產品賣給國家的條件下，通過價格政策擴大工農產品交換的剪刀差，將農民的一部分積累轉化為國家積累。統購統銷政策違背價值規律。在低水平配給的基礎上實現的供需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改變農業落後狀況的緊迫性。這對於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首先是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加速農業生產的發展，很不利。中國農業生產從此進入長期緩慢增長的階段。
實行統購統銷以後，國家一方麵要將糧食等物資統購上來，一方麵要向城市居民統銷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動因與目的是要保障供應城市居民對糧食等物資的需要，為了保證城市居民能得到糧食等稀有物資，國家必須嚴格控製城市居民數量的增長（多一個城市居民，國家就多一分供應糧食的負擔）和農村戶口的減少（統購糧食的任務落實到每一個農戶。少一個農戶，國家就少一個統購糧食等物資的負擔者）。為此，製定一種戶籍製度，使農村人口不得遷入城市變為城市戶口。於是，全國居民被分成交統購糧、吃自產糧的農村人口（“農業戶口”）和吃統銷糧（供應糧、商品糧）的城市人口（“非農業戶口”）。
第三節
將個體農民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有製
中國共產黨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一五”計劃的執行，加快了改造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公有製的進程。設想要1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做到的事情，竟在短短的4年內基本完成，進展之快超出了預期。
改造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公有製被劃分為三個領域：改造農業領域中的個體農民私有製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有製，改造手工業領域中的個體手工業者私有製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所有製，改造工商業領域中的工商業私有製為國家所有製。本節敘述農業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土地改革後農村的中農化趨勢
中國農業通過什麼途徑走上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麵臨的重大課題。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解答，首先涉及對土地改革後農村形勢的正確估計。
土地改革後，農民發展生產以致富的積極性之高，是曆史上未曾有過的。他們辛勤勞動，積極進行生產積累，渴望先進技術。農村出現一片興旺景象，土地改革完成較早的地區，部分農民已不滿足於在狹小土地上的經營。他們努力尋找新的致富途徑，兼營商業、運輸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這是農村商品經濟在新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好兆頭。
農民遇到的問題是經營規模小，耕畜與工具不齊全，資金短缺。1952年，國家統計局對25省16000多家農戶調查，土地改革結束時，每個農戶平均占有土地15.25畝，擁有耕畜0.64頭，犁0.54部，水車0.1部。農業人口人均農業產值僅91.62元，人均生產毛糧652斤。農產品的商品率低（據典型調查，1954年商品糧隻有25.7%），農戶積累率也很低（據典型調查，1954年中農戶平均年購買生產資料79.80元，其中包括對生產資料的補償）。中國的農業是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半自給性質的經濟。
1953—1954年，大多數農戶生產條件改善，生產規模擴大，經濟狀況改善。據典型調查，農村各階層每戶所有的耕地、耕畜和大型農具犁、水車的數量，如以土改結束時為100，1954年底則如表9-1所示，貧雇農、中農、富農的生產條件都在改善。其中，貧雇農最為顯著。
表9-1 農戶生產資料統計表
注：*為有可比性，貧雇農是指土改時劃定的成分。
在此基礎上，農村階級結構發生了變化。各類農戶占農村總戶數的比重情況如下：
表9-2 農村各階層的戶數比例表
從土地改革結束到1954年年底，時間不長，原貧雇農中的50%上升為中農，富農中的40%左右下降為中農，這使中農在農戶總數占的比重由35.8%上升到62.2%。中農化是農村經濟與階級結構變化的基本趨勢。
有少數農戶，因無勞動力，或勞動力外出當工人、幹部，參軍，經商，或遭天災、人禍，生產、生活麵臨困難，無法經營土地而出賣土地。據1953年中南地區6省35個鄉的調查，土地改革後有1%到2%的農戶出賣土地。其中，因生病、負債、自然災害導致經濟困難和因無勞力（殘疾人、孤寡老人等）經營土地而出賣土地的占56%，懶漢、二流子因不願生產而出賣土地的占4%，因調劑土地、婦女出嫁帶走土地、職業變動（當脫產幹部、教師，參軍，進城當工人，經商，等等）而不再從事農業生產等占40%。上述三類情況中，第一類屬於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問題。第二類屬於教育問題。他們出賣土地，與兩極分化無關。第三類屬於社會進步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對經濟發展起積極作用。出賣土地農戶中的絕大多數，隻是出賣所有土地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將所有土地賣完。買入土地的，絕大多數是耕地不足的農民。在土地私有、可以買賣、缺乏社會保險的情況下，出現貧富差別和土地買賣勢難避免。如何在保護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同時，幫助那些麵臨困難的農民擺脫困境，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極為關切的問題。
土地改革後，農村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社會主義經濟和個體農民經濟的聯係日益密切。隨著國營商業、供銷合作社的發展和實行統購統銷，國家控製了農戶出售產品和購買生產資料、日用品的絕大部分。人民政府通過價格、征購和稅收政策，調節農民收入的分配和經營方向。國家通過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發放農業貸款，掌握農戶的資金活動。在經濟曆史上，個體農民經濟從來依附於在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成分，它的發展趨勢受占主導地位經濟成分的性質、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之政策的影響。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社會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由於人民政府的農村政策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土地改革後農村中出現中農化的趨勢，說明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個體經濟的發展趨勢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個體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兩極分化）根本不同。
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指導思想
在土地改革以後，農民怎樣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和避免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同時又最有利於采用先進技術，興修水利，迅速提高農業生產力，適應工業化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蘇聯的事實，認為合作化是唯一出路。
對於中國應在何時實現合作化（涉及合作化條件、步驟與對農村形勢等）問題，領導人的認識與思路多種多樣。
1.關於農業生產合作化的物質條件
劉少奇主張先機械化後合作化，毛澤東後來提出先合作化後機械化。一些人認為，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如南方各省和平原地區），合作化的經濟條件越成熟。另一些人認為，越是經濟落後的地區，生產工具不全的農戶越多，他們對合作生產的要求越迫切，因而提出合作化不受經濟發展水平限製。山區、經濟落後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都可實行合作化。
2.關於土地改革後農民的積極性與合作化的群眾基礎和階級基礎
1949年以前，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文化落後和沒有合作化的傳統，組織合作社會遇到困難。個體農民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因此，在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後，應立即將其改造掉。1949年6月，他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1955年下半年，毛澤東認為農民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某些幹部思想落後於群眾。占農村人口的60%～70%的貧下中農積極擁護合作化，他們是合作化的群眾基礎和階級基礎。劉少奇認為，土地改革以後，農民發家致富的積極性很高。這種個體經濟積極性使農戶經濟迅速充實，有的已上升為富裕中農，這說明農村形勢好。這些富裕戶生產條件好，是發展生產力的帶頭人。富裕戶生產資料齊全，沒有在生產領域合作的要求。生產資料不全的貧困戶要求互助，他們一旦有了齊全的生產資料，也就沒有互助的要求。全體農戶都有在流通領域（資金借貸、產品出售、購買商品）合作的積極性。195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指出，土地改革後，農民有兩種積極性，即個體經營的積極性和互助合作的積極性。
3.關於貧富分化與兩極分化
一些人認為，對1%～2%農戶出賣部分土地的現象要進行科學分析。貧富分化與兩極分化既有聯係，又性質不同。另一些人認為，有1%～2%的農戶出賣土地說明農村中兩極分化現象嚴重，若不立即合作化，農村將走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貧下中農將不會再跟著共產黨走。要趁著農村兩極分化尚未嚴重，農民剛從共產黨手中得到土地，熱情地擁護共產黨，他們生產生活還比較困難，對過去的苦記憶猶新，“趁熱打鐵”，立即引導農民迅速實現合作化。現在看來，這種分析不僅未看到農村變化的基本趨勢或主流是中農化，也未弄清兩極分化的內涵，將貧富差別誤認為是兩極分化，從而導致驚慌。
4.關於合作化的形式與步驟
一些人認為，普遍發展各個領域中各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應先重點發展以個體農民私有製為基礎的（即不動農民的私有製和不改變農民的生產方法與生活方式，因而容易為農民接受）流通領域的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幫助個體農民解決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購買、產品銷售與資金運轉中的困難。通過這種合作，即通過流通領域裏農產品流通與資金流通，影響和製約農民的生產活動，使農民懂得合作的好處，養成合作的傳統，然後將重點轉向生產領域的合作。另一些人認為，在普遍發展各種互助合作組織時，一開始就應將重點放在生產領域的互助合作上，在生產過程中實行集體勞動，以便立即改變個體農民的生產方式。
在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中，毛澤東的先合作化後機械化的觀點，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觀點，趁熱打鐵的觀點，在生產過程中實行集體勞動的觀點，成了合作化的指導思想。
在指導思想中，對於以下兩個問題，在理論上沒有出現過重大分歧。
1.逐步過渡的思想
在生產領域裏，從農業生產勞動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即逐步過渡的思想。這樣便於逐漸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按勞分配，使農民逐步適應經營方式的變化，避免經濟體製改革中出現大的社會震動。
2.堅持自願原則的思想
農民是勞動者，對他們不能實行剝奪。要通過思想教育和典型示範，使他們自覺自願參加合作社。要貫徹自願原則，必須堅持互利原則，沒有互利便不會有自願。互利的重點在於處理好貧農和中農的關係。
領導農民通過合作化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實現農業現代化，這個方向是毋庸置疑的。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其中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諸如：合作化是否就是集體化，是否就是生產過程中的集體勞動、集體分配？大規模集體經營是否就是農業現代化、社會化的唯一形式？當個體農民用手工生產的條件未改變時，生產過程集體勞動式的大規模經營是否比家庭經營優越（規模經濟問題）？合作化需要什麼條件和過渡環節，合作化與工業化是什麼關係？合作化與市場化是什麼關係，它是農村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還是越窮越落後越易於實現合作化？合作化的速度是否受客觀條件的製約？由於缺乏經驗，由於對這些問題未做過深入的、自由的、係統的、認真的理論探討與試驗，由於向外國學習時隻限於蘇聯的集體化經驗等一係列的原因，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可避免帶有曆史的局限性。理論上的局限性決定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存在著難以避免的曆史性的缺點。
三、農業互助合作的三個發展階段
把個體農民私有製改造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有製，經曆慎重起步、快步發展和跑步完成三個階段。
（一）慎重起步
在農忙季節換工，是中國農民勞動互助的傳統方式。在這種方式中，農戶之間或直接交換自己的勞動，或以人工交換牛工、農具的使用。互助多發生於族人、親戚和鄰裏之間。這種勞動互助不涉及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的所有權，它是自然經濟與農民貧困條件下的產物。在解放區，中國共產黨利用傳統勞動互助形式建立互助合作組織，幫助農民解決缺乏勞力、農具和耕畜的困難。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起步於1928年以後的解放區。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解放區農民勞動互助的基礎上，互助合作運動向全國發展。經過土地改革的地區，互助組有進一步的發展。互助組的特點是土地私有，家庭經營，調劑勞力，勞動等價交換。互助組有臨時的（季節的）和常年的（固定的）。臨時互助組成員一般隻有幾戶、上十戶，農忙時臨時相邀互助，其他時間各幹各的，成員不固定。常年互助組的成員比較固定，有的互助組將勞動互助擴大到農業生產之外的副業生產。常年互助組有初步的勞動調撥安排和簡單的賬目，有的還有少量的公共積累。
隨著農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原來的貧農，大部分的經濟狀況上升到中農水平。他們可以獨立地進行家庭經營，不再需要使用別人的農具或耕牛。那種因缺乏農具、耕畜而成立互助組的要求已經不存在，或者說，原有的互助組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新要求。在經濟上升較快的農民中，出現要求退出互助組的傾向。對農民退出互助組和在新的形勢下如何把互助合作運動進一步推向前進，人們的認識不同。中共山西省委在一個報告中，提出互助組渙散的原因是農民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為了克服這種傾向，必須在互助組內增加公共積累，采取按勞力、土地兩個標準分紅，並逐漸增加按勞分配的比重，不斷增加社會主義的因素，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製。中共中央華北局在有關報告中提出，目前麵臨的問題，是如何改良生產技術，解決銷售問題，是如何完善互助組的生產內容，而不是逐步動搖私有製。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提出的辦法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華北局和劉少奇沒有提出互助組進一步前進的組織形式，但反對不從提高生產入手，而是著眼於分配的平均主義思想。這與毛澤東關於合作化的目標模式發生碰撞。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這個《決議（草案）》肯定了以土地入股、集體經營、按勞力和土地分紅的初級社，是從互助組到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集體農莊之間的過渡形式；認為初級社實現了統一經營，解決了互助組集體勞動和分散經營的矛盾，可以逐步克服小農經濟的弱點。《決議（草案）》的貫徹實施，推動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到1952年底，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40%，同時試辦了3634個初級社。
（二）快步發展
1953年春，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出現急躁冒進的傾向。在新解放區，這種傾向主要表現為強迫農民大批加入互助組，侵犯中農利益，打擊單幹農民。在老解放區，它表現為一味追求高級形式，輕視互助組，盲目提倡土地、農具、耕畜公有，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正在此時，1953年2月，中共中央將《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做了部分修改，作為正式決議公布，這進一步推動互助合作運動的快速發展。
1953年冬，在全國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上，通過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並對各地下達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農業社”）的計劃即任務指標。會後，各地抓緊發展農業社工作。1953年底，全國成立農業社1.4萬個。1954年春，全國出現互助組大量轉為農業社的勢頭。到1954年6月，農業社發展到9萬多個；年底，發展到50萬個。1955年春，發展到67萬個。鑒於在發展農業社工作中重數量不重質量，以及由於發展過快帶來的問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這次整頓和鞏固合作社的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組織整頓。在完成發展計劃的地區，停止發展，全力鞏固；在未完成計劃的地區，有條件地在鞏固中繼續發展；計劃過高的地區適當收縮。二是經濟整頓。要根據貧農與中農互利的原則確定土地報酬的數量或比例，並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不急於降低；處理好牲畜入社問題，新辦農業社不急於將牲畜折價歸社，采取私養公喂公用的辦法，合理評定畜工報酬；條件成熟的農業社，牲畜作價入社，其價格應高於不合理的市價（當時大批農民變賣牲畜，市場牲畜價格猛跌）；解決農業社的勞動管理問題，建立或健全勞動組織，實行包工包產，克服勞動管理混亂的缺點。經過1955年上半年的整頓，縮減了2萬個農業社，其他65萬個農業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鞏固。
（三）跑步完成
中共中央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定，是經毛澤東同意的。到了1955年6月，他對整頓工作使農業社減少2萬個極為不滿。7月，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批評負責農業互助合作工作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等同誌“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犯了右傾的錯誤。他批評這是從資產階級、富農，或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立場出發。要求全黨幹部克服右的錯誤，加快合作化的步伐。這次會議要求在1955年下半年，全國農業社的發展要在原有的65萬個的基礎上增加1倍，達到130萬個左右。1955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講話中又一次運用不恰當的鬥爭方式來對待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會議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再次規劃了合作化運動進展的速度和規模：在互助合作運動比較先進的地方，到1957年春以前，合作社應發展到當地農戶的70%～80%，基本上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實現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會後，在全黨上下以及黨外群眾中開展批右傾的運動，以此為推動力，1955年下半年掀起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
1955年上半年，在全國農戶總數中，參加互助組的占50.7%，參加初級社的占14.2%，參加高級社的不到1‰。到1956年底，全國參加農業社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6.3%（其中，高級社為87.8%），農業生產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將個體農民私有的生產資料變成了農業生產合作化集體所有，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
加速完成合作社的進程有經濟上的原因。1953年冬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農民對此不滿意。1954年，農業增長不快，農副產品供應不能滿足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需要。1955年上半年，工業發展快，農業跟不上的矛盾更加明顯。統購糧食、棉花、油料的對象是個體農民。個體農民的抵抗，使收購工作很不好做。如何解決這個矛盾？開荒、興修水利，不能在短期內見效。國家沒有能力提供大批農業機械、化肥，對農業實行技術改造。於是希望通過發展農業社來迅速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糧食和棉花等原料的產量，同時通過農業社來統購農產品（這比向一個個農戶去統購，要方便和可靠得多），解決農業不適應工業化的矛盾。這是加快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的一個重要考慮。
四、曆史作用與問題
（一）曆史作用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實現了土地由私有製到公有製的轉變。這是中國土地製度史上第二次大變化（前一次變化發生在兩千多年以前，是由國有製向私有製的轉變）。伴隨著土地所有製變化的，是1億多個以土地私有製、農業生產過程家庭勞動為特征的個體農戶經濟，轉變為100多萬個以土地公有製、農業生產過程集體勞動為特征的農業合作社經濟。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在經濟上切斷了資本家階級和農村的聯係，在政治上使它更加孤立，迫使其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二）兩個問題
農業合作化中的問題，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目標模式。實踐中采用的目標模式是蘇聯的集體農莊。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土地及主要生產資料歸合作社公有（它是每個社員戶的，又不是每個社員戶能支配的），生產過程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產品統一分配。這是集體化。在生產仍是手工勞動，生產工具照舊的情況下，集體勞動隻是勞動力的簡單集合，農民稱它為“大呼隆”。在生產的產品隻夠維持基本生存條件、而分配又必須保障所有社員基本生存條件的情況下，統一分配無論采取何種形式，結果隻能是平均主義，農民稱它為“吃大鍋飯”。“大鍋飯，養懶漢。”農業生產合作社製度使農民失去支配自身勞動、生產資料、勞動產品的自由。在此情況下，勞動力的簡單集合，不僅不能提高勞動效率，反而損害勞動者的積極性，即社員“出工不出力”，不利於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中國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之所以一開始就把蘇聯集體農莊作為合作化的目標模式，是因為在理論上把社會主義生產簡單理解為集體生產。認為互助組具有社會主義萌芽，是因為互助組實行集體勞動。認為家庭個體經營（如按戶包工包產）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也是因為它不是集體勞動。
另一個是工作上要求過急，步子過快，工作過粗，形式過於簡單。1953年12月，《總路線宣傳提綱》規定15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求1957年有20%的農戶參加農業社。1955年3月公布的“一五”計劃，規定1957年有1\/3農戶參加農業社。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1956年實現初級合作化，1959年或1960年實現高級合作化。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1958年實現高級合作化。這是不斷地縮短完成農業合作化的期限。結果是，1956年基本完成高級合作化。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是最快的。從新中國成立時算起，隻有7年。從土地改革完成時算起，僅4年。蘇聯共產黨1917年奪得政權和宣布土地國有化，1932年宣布全盤集體化（其時僅57.6%的農戶加入集體農莊），1936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曆時19年。匈牙利從土地改革完成時算起，8年初步實現合作化，15年基本實現合作化。羅馬尼亞從土地改革完成時算起，經過17年才完成合作化。民主德國從1949年算起，16年才完成合作化。
中國農業合作化推進速度最快的是最後階段。1955年上半年，14.2%的農戶參加初級社，50.7%的農戶參加互助組，35%的農戶是個體戶，參加高級社的不到1‰。1956年底，已有87.8%的農戶參加高級社。多數農民沒有經過初級社，或雖有入初級社之名，卻沒有參加過初級社的生產和分配，就進入高級社。有些農戶沒有經過互助組就進入了高級社。這就是說，多數農戶沒有經過逐步過渡。這種實踐過程與原來的逐步過渡的理論與設計區別甚大。
在工作方式上，某些地區為了完成合作化進度的指標，用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的辦法，造成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反自願原則。在經濟問題的處理上，主要是損害中農利益。土地報酬過低，或急於取消土地報酬。急於把大牲畜、樹木作價入社，或作價過低。這引起社會震動。一些地區出現了畜價狂跌、濫宰耕畜、亂伐樹木等嚴重現象。以大牲畜言，1949年6002萬頭。1949—1955年，年年增多，平均每年增加462萬頭。1956年開始由增加變為減少，該年比1955年減少2萬頭。1957年比1956年減少391萬頭，1958年又比1957年減少618萬頭。直到1966—1967年，大牲畜數才恢複到1955年的水平。以樹木言，1955—1956年是新中國曆史上三次林木大砍伐，林木數量陡降的第一次。1956—1957年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也不好。這些現象反映了不顧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高的形式，急於完成過渡的指導思想，對農業生產很不利。
形式過於簡單，主要表現在合作社形式少。合作社本有多種形式。如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等等。解放區有過犁牛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等單一生產要素或單一商品的合作。1949年以後，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直接目的是把它作為改造個體農民私有製的手段，所以強調直接從生產領域入手組織生產互助合作，對從流通等環節入手的合作社形式的作用與地位重視不夠。在農村組織了大量的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但把它們僅僅看成是國營商業和銀行的助手，沒有充分發揮它們是聯合農民的主要形式的作用。農業互助合作的發展，關鍵的一步是在互助組促進生產恢複後，如何繼續前進的問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根據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發展生產和流通領域各種形式的合作組織。實際的做法卻是從既定模式（就是集體生產、統一經營、生產資料公有的高級社即集體農莊）出發，著眼於克服農民的自發性，在手工勞動、半自給性質小農的基礎上，堅持集體生產的內容，進一步實行統一經營，把互助組引向土地入股的初級社。逐步過渡的內涵，是首先解決集體勞動和分散經營的矛盾，然後又解決統一經營與生產資料私有的矛盾。這就把合作的主要內容局限於集體生產，而且是小而全的半自給性質的生產，對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利。
形式過於簡單也表現在農業社經營管理體製上。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創造了各種形式的責任製，其總的趨勢是從集體勞動、統一經營到有統有分，包產到戶等形式已產生，這種趨勢反映了生產力的客觀要求。這一點，直到20年後，即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為全黨所認識。
在上述兩條缺點中，第一條是根本性的。因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可以改正的，後來也在努力改正。由於目標模式錯了，改正也隻能局限在既定目標模式範圍之內做些修補、完善的工作，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目標模式的錯誤決定了農業社自己的曆史命運：1978—1983年，經過改革，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集體勞動與統一分配的模式被幾億中國農民拋棄了。
第四節
將個體手工業者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所有製
一、手工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及其特點
將手工業與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並列為“三大改造”的內容，是因為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著重要地位並具有自身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時，手工業生產是國民經濟基本生產部門之一。從整個手工業生產來說，從業人員眾多，行業多，產品種類繁多，地域性強。它在工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大，與人民生產生活關係非常密切。它生產農民所需要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為大工業承製配套零件和包裝用品。它生產各種建築材料。在對外貿易中，它占有獨特的地位。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於大工業落後和手工業自身的經營特點決定的。
手工業的經濟形式有個體手工業者、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個體手工業者屬於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手工工場一般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被劃入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範圍。手工作坊依其雇工數量與規模大小，分別劃入前者或後者。
個體手工業者的主要特點是：工具簡陋，設備落後，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個體勞動為主，生產規模小；“廠”“店”合一或前店後廠；實行家長製管理；資金微薄。
二、個體手工業者合作化的進程
個體手工業生產從傳統到現代的理想途徑與長遠目標是實現合作化與機械化。新中國成立後，手工業者逐步合作化，在合作化過程中或合作化基礎上，部分手工業生產轉為機械生產。
手工業合作化經曆了如下三個階段。
（1）1950—1952年的重點試辦、典型示範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立即著手恢複手工業生產，在城市失業工人中和個體手工業者中組織起為數不多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對手工業實行加工訂貨；通過組織物資交流會和手工業產品展銷會，解決手工業原料來源和產品銷路問題。在此基礎上建立手工業供銷生產小組或合作社，通過發原料、收產品，在供銷方麵保證手工業的正常進行，使手工業者擺脫對商業資本的依附。與此同時，調整師徒關係，建立尊師愛徒的新型師徒關係。對手工業者自發組織的合夥組織，人民政府為它們配備幹部，幫助建立規章製度，把它們改變成供銷生產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1951年6月召開全國第一次手工業工作會議，在總結前段工作經驗教訓基礎上，製定《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章程準則草案》。會後，組織社員學習社章，進行合作社教育，對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進行整頓，使既有的手工業合作社得到鞏固。在1952年8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上，提出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確定以手工織布和手工造紙業為組織合作社的重點行業；糾正了某些地區把帶有學徒和雇傭少數幫工的手工業者當成工業資本家對待的錯誤傾向；肯定了供銷生產合作社（從供銷入手將個體手工業者組織起來，生產資料私有，分散生產，由合作社統一經營供銷業務）與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實行統一經營，集中或分散生產）的組織形式；明確了解決產品銷路問題的關鍵是提高產品質量。1952年，個體手工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119%。該年年底，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組）發展到2600個，社（組）員22.8萬人，占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3.1%。
（2）1953—1955年的全麵發展階段。1953年8月召開的全國第三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決定，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既反對要求過急、貪大求多，也反對放任自流、停滯不前；組織形式有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方法步驟是從供銷入手，從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逐步過渡。朱德在會議上強調，要防止盲目集中和盲目機械化；要根據手工業者的要求，采取不同組織形式，反對規定一個死格式到處亂套。會後，手工業合作化運動進入全麵發展階段。國家對於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給予大力支持。國營商業、供銷合作社通過供銷業務支持和指導手工業合作社的生產和銷售。國營工業組織手工業合作社為其加工、配套。國家把清倉呆滯物資低價出售給手工業合作社，並實行減免稅款、提供低息貸款等各種優惠政策。可是，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麵展開，手工業與大工業在產銷方麵的矛盾趨於尖銳。不少手工業合作社買不到原料。在這方麵，個體手工業者尤為困難。為此，1954年12月召開全國第四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會議提出“統籌兼顧，全麵安排，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改造方針；確定1955年的工作任務是繼續摸清手工業主要行業的基本情況，對全國手工業進行調查、摸底、排隊，按行業擬定供、產、銷和手工業者的安排，為有準備、有步驟地實行行業改造準備條件；整頓、鞏固、提高現有社（組），為進一步改造奠定穩固的基礎；從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領導機構，加強對手工業改造的領導。1955年底，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者達220.6萬人，占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26.9%。
（3）1956年的快步實現合作化階段。1955年下半年批右傾運動，促成農業合作化高潮，也促成手工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1955年12月召開全國第五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要求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國家工業化發展速度，與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相適應，在1956年至1957年兩年內基本上完成手工業合作化的任務。1956年春，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1月12日，北京市全部實現手工業合作化。在做法上，采用全市全行業全部組織起來的辦法。1956年3月，毛澤東提出手工業改造的速度慢了，要求在1956年內完成改造。這對加快手工業合作化產生很大影響，在全國大中城市推廣北京市的做法。到年底，全國手工業生產的合作社（組）發展到10萬多個，社（組）員603.9萬，占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91.7%，基本上完成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手工業所有製和經營形式趨向單一
從1950年到1955年，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創造了手工業合作化的三種形式，走出了從流通到生產，從小到大，從低級到高級逐步過渡的道路，提出要防止盲目集中的傾向，要保留某些手工業的特色。這些都是寶貴經驗。在1956年的高潮中，為了迅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一些地區不顧某些手工業生產與經營的特點，盲目地將全部手工業者個體所有製改變為集體所有製；忽視手工業供銷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這些組織形式具有的適應性，一味追求公有化程度更高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或把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一律轉化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盲目撤小社，並大社，集中生產、集中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這導致所有製形式和經營形式趨向單一。在改造高潮中倉促建立起來的合作社，由於缺乏鞏固的思想基礎和幹部等一係列條件，有些社管理混亂，成本提高，質量下降；有的原生產協作關係和供銷關係中斷，造成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困難。盲目采取統一核算、統負盈虧，在合作社內部助長了平均主義思想，影響社員的生產積極性，產品數量減少。致使市場上適合人民需要的手工產品品種減少，數量減少，服務質量降低，給人民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中共中央對上述問題很快地有所察覺。在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的後期，對手工業合作社進行了調整和整頓。工作的重點是根據各行業的特點和具體條件，從有利於生產和更好地為居民服務出發，適當地解決集中與分散的問題。這對於方便居民生活，起了一些作用。但是，由於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模式是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手工業所有製和經營形式單一化這個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在既定目標模式下，這個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由這個根本問題帶來的其他問題也不可能得到解決。
手工業合作化的發動，是出於“小生產者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徹底消滅私有製這些理論概念，因而要把所有的手工業者變成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社員，消滅個體手工業者。這是對中國社會生產發展狀況和手工業生產的作用認識錯誤的結果。從實踐上看，絕大多數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成立，不是出於手工業者的自願。手工業合作化以後，手工業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手工業者的收入，手工業對人民生活及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並不比合作化以前更大或更多。1979年以後，個體手工業大批湧現；原有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經過種種變遷，絕大部分已不複存在。事實表明，在手工業者自願的前提下，引導他們加入各種形式的合作組織，對他們、對國家、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都有好處；在短時期內將全部手工業者納入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中，以消滅個體手工業者，在現階段的中國，是不必去做的事。
第五節
將工商業主私有製改造為國家所有製
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這些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中，沒有工商業中小商小販等小業主。在對這條總路線的宣傳解釋與執行過程中，未將資本主義工商業主與小商小販等小業主區分開來。工商業中的資本主義所有製與小業主所有製性質不同：前者靠資本謀取利潤，後者靠自己的勞動謀生。由於實踐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了對工商業中小業主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將它們放在“一鍋煮”的，所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是對工商業主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對工商業資本家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居主要地位，它是本節敘述的主要對象。
一、利用、限製、改造——中國式消滅資本主義所有製的道路
（一）從利用、限製到利用、限製、改造，消滅資本主義經濟任務的提出
在對中國經濟發展曆史過程進行分析與總結領導解放區經濟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新中國成立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製的政策；在構成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五種經濟成分中，有一種資本主義經濟，還有一種國家與私人資本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在接收國民政府所有企業的過程中，產生了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共存的公私合營企業。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通過調整公私關係、勞資關係、產銷關係，使資本主義工商業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行業與企業得到恢複和發展；打擊投機資本，開展“五反”鬥爭，逐步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的管理製度，限製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消極作用。在利用、限製的實踐中，產生了代銷、經銷、加工、訂貨、公私合營等可以將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製改造為國家所有製的經濟形式。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提出了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任務和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由企業外部的聯係發展到企業內部的聯係，企業裏社會主義因素逐步增加，直至最後過渡到完全的社會主義。這種變革生產關係的方式，是在利用、限製中實現改造的，是一種和平的漸進的形式，即采取非暴力剝奪的形式。
“利用、限製、改造”是一個完整的政策，其中，改造是重點，是目標，是實質。利用是為了發展生產力，為最終消滅資本家所有製，在全社會範圍內建立社會主義所有製創造物質前提。經濟落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有利於增加社會財富和國家稅收；有利於城鄉交流，滿足市場的需求和方便人民生活；有利於增加就業機會；有利於利用資本家階級中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為國家建設服務。新中國成立後頭三年經濟迅速恢複，證明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政策是正確的。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性，資本主義經營的投機性、生產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必然與國家的經濟政策、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發生矛盾和衝突。對資本家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這個方麵，必須加以限製。恢複時期限製與反限製的鬥爭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種限製和反限製，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限製的目的是使資本主義工商業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範圍內發展，使它變成國家能控製的資本主義，從而為進一步改造資本主義創造條件。新民主主義社會前進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造是這個既定目標的內在要求。改造必須在利用、限製的基礎上，根據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逐步進行。
中國具有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掌握著國民經濟命脈的強大的國營經濟，是實行利用、限製、改造政策的物質基礎。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與人民民主專政日益強大，不怕資本家階級造反；中國資本家階級力量較弱，他們中的多數人有愛國主義的傳統，不可能有組織有預謀地同外國帝國主義勾結，這是實行利用、限製、改造政策的政治條件。
（二）國家資本主義——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形式
對采取什麼樣的步驟、方法、形式消滅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是在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逐步地明確和具體化的。毛澤東在195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時說，現在，工業中，私營占32.7%，國營占67.3%，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五年，私營比例會更小，但絕對數字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五年以後如此，十年以後會怎麼樣，十五年以後又怎麼樣。到那時，私營工商業的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務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離不開共產黨了。1952年10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十九大期間，受毛澤東委托，在莫斯科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寫道：“我們估計，再過五年，即我們執行了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之後，在工業中，國營經濟的比重將會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則會縮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再過十年，則私人工業會縮小到百分之十以下。私人工業在比重上雖將縮小，但在絕對數上則還會有些發展，因此，多數資本家還會覺得滿意，並和政府合作。在十年以後，中國工業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百分之十，而這些工業又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它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在征收資本家的工廠歸國家所有時，我們設想在多數情況下可能采取這樣一種方式，即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的消費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活，有特殊情況者，國家還可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我們估計：到那時，中國的資本家可能多數同意在上述條件下把他們的工廠交給國家。”毛澤東、劉少奇在強調國營經濟迅速增長和私營經濟比重下降的同時，還容許私營經濟在絕對數上有所增加；設想在國營經濟的比重達到絕對優勢時，“勸告”資本家“把工廠貢獻給國家”，“有特殊情況者，國家還可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1953年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調查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情況後，向中共中央提交《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調查報告》，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進行了分析；把原來已經實行，但以前未認定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性質的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認定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低級形式；建議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公私合營這一主要環節，來實現資本主義所有製的變革。這個建議被中共中央采納，國家資本主義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成為中國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道路。
二、國家資本主義從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的發展
（一）國家資本主義的低級形式
工業中，國家資本主義低級（或稱初級）形式包括收購、統購、包銷、訂貨、加工等五種，人們習慣上將它們簡稱為“加工訂貨”。在兩次調整工商業的過程中，加工訂貨作為維持私營工業生產的手段，得到較快發展。這些形式對資本家有利，因而，是他們樂於接受的。中國共產黨在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明確了加工訂貨是改造資本主義的重要形式之一，推動了加工訂貨進一步發展。1953年，加工訂貨產值占私營工業總值的53.6%。1954年以後，由於公私合營形式的發展，加工訂貨所占比重開始下降。
商業中，對資本主義批發商改造的主要形式是取代，或使其轉化為國營公司的二級批發站，或促使其資本轉入工業，其從業人員由國營商業安排錄用。在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零售商業中，國家資本主義低級形式是批購、經銷和代銷。批購（又稱批購零銷或批銷），是指私商以現款向國營商業批購商品，並按照規定的牌價或核定的價格出售，私商在零售中取得批零差價的收入。經營批購的私商仍可在自由市場進貨。經銷，是指國營商業把商品委托給私營零售商店經銷，經銷私商按國營商業供應計劃，以現款從國營商業進貨，並按國營商業規定的零售牌價和供應辦法出售，從經銷中取得批零差價的收入。它與批購不同的是：經銷店對其經銷的商品，不得再從自由市場進貨。代銷，是指國營商業把商品委托給私營零售商店代銷，私商代銷店在按國營商業的供應計劃和規定的牌價出售商品後，把貨款交給國營商業，同時從國營商業領取規定的手續費。執行代銷業務的私營商店，須向國營商業繳存一定的保證金，並不得再向自由市場購進屬於代銷品種的商品。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商業中的國家資本主義低級形式處於萌生狀態。1953年以後，尤其是對糧、棉、油實行統購統銷後，國家掌握大量商品的貨源，私營商店已不可能從自由市場上取得糧、棉、油等商品，商業中的國家資本主義低級形式得到較大的發展。
國家資本主義低級形式的作用在於：（1）在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能力與經營能力的同時，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間接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在一定程度上限製其生產、經營的盲目性。（2）由於國家規定加工費和價格，這使資本家的利潤受到嚴格的限製。（3）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資本主義工商業與市場的聯係，使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逐步喪失了外部條件，不得不日益依賴於國營經濟。這樣就為進一步的改造創造了條件。（4）國營經濟由此掌握了大量的商品和銷售網，加強了它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在生產領域，國家資本主義低級形式是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外部聯係形式。在企業內部，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掌握經營管理權。在與國家的關係方麵，資本家憑借企業經營管理權，經常以拒絕加工訂貨、偷工減料等方式抗拒限製。“五反”運動後，工人階級的政治優勢加強，勞資矛盾日益尖銳。加工訂貨的利潤按成本計算。在加工訂貨製度下，資本家缺乏改進技術、降低成本的動力。資本家為國家加工訂貨，而國家訂貨計劃又很難做到完全適合市場需要，因而往往造成產品積壓，這使資本家與國家的矛盾趨於尖銳。這些矛盾推動人們尋找解決矛盾的新形式、新製度。
（二）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的初級階段
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是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在發展過程中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它被稱為初級階段；第二階段是某個行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它被稱為高級階段。
在工礦業中，個別企業公私合營的發展經曆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1950—1953年），公私合營企業產生的主要途徑和原因是：（1）接收國民政府企業中的私股，或沒收私營企業中國民政府所有的股份。於是，這些企業中既有國家資本，又有私人資本，成為公私合營性質的企業。（2）“五反”運動後，少數資本家無力退賠，將其應退款折作公股。（3）個別私營企業在資金方麵發生困難，國家投資其中。這個時期公私合營的企業規模較大。1953年，公私合營企業生產的產值占全部私營工業產值的13.4%。第二階段為1954—1955年。1953年進入社會主義改造階段以後，公私合營成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主要形式。1954年，中共中央批準中財委《關於有步驟地將十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製定了發展公私合營企業的計劃和具體政策。從經濟形勢上講，國家掌握的工業原料日益增多，私營企業經營日益困難；較大工業戶的公私合營，從政治、經濟上對整個資本家階級產生了很大影響。從1954年起，公私合營開始有較大的發展，趨勢是從大廠發展到小廠，從主要行業發展到一般行業，從大城市發展到中小城市。1955年，在全部私營工業產值中，公私合營占49.7%，加工訂貨占41%，自產自銷占9.3%。
1952—1955年，在資本主義性質的交通運輸業中，主要大戶先後實現了公私合營。
在私營商業中，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商業戶不多，大戶更少，個別企業公私合營發展較慢。1955年8月，在全國私營商業企業中，實行公私合營的隻有440戶。
公私合營企業利潤分配的辦法是“四馬分肥”，即企業的利潤分成四個部分：國家征收的所得稅、企業公積金（用於擴大再生產）、企業工人的獎勵基金、資本家的紅利。資本家的紅利占利潤的25%左右。
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後，性質發生重大變化。企業的生產資料已由原來的資本家占有變為公私共有。人民政府派出的公股代表參加企業管理，在企業中居領導地位，實際上掌握了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直接納入國家計劃。資本家的剝削受到進一步的限製。這樣，企業轉成半社會主義性質。私營企業變成公私合營企業，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關鍵的一步。
（三）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的高級階段
全行業公私合營是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基本形式。1952年，私營金融業務首先實現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不斷發展，計劃經濟範圍不斷擴展，市場經濟範圍不斷縮小，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漸失去了其生存的外部條件。統購派購對象的增加，使國營經濟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工業原料，私營企業的原料來源必須依靠國家供應。加工訂貨範圍的擴大與國營商業壟斷批發商業，私營工廠與私營商業的聯係被割斷。加上按行政區劃的地區之間的封鎖，私營工業產品銷售發生極大困難。中小私營企業技術、設備落後，不能達到國家成批訂貨所要求的質量標準和成本標準。它們得不到加工訂貨任務，又無自由市場環境，困難更為嚴重。私營商業因得不到貨源，也很困難。1954年（尤其是下半年），有些資本家準備停工、歇業，有些資本家抽走資金。這種情況對於維持就業，對於進一步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都不利。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共中央提出“統籌兼顧、全麵安排”的方針。根據這個方針，從1954年底到1955年上半年，對私營工業采取如下措施：統籌安排整個行業的生產，國營工業適當讓出一部分原料和任務，維持私營工業的生產；通過合營、合並、遷廠等方式，對私營工業按行業進行改組、改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建立或加強對私營工業的業務領導機構，各大城市設立工業局，按行業將國營、公私合營、私營企業統管起來。這些措施的實施，使私營工商業的困難有所緩和，促進了國家資本主義各種形式的發展，並逐漸產生出新的改造形式——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統籌安排的目的既是維持生產，又是進一步的生產改組和企業改造。要進行全行業的生產改組，企業的生產資料、資金和職工要經曆一個重新組合的過程。對此，不僅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不能適應，就是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形式也不能適應。在個別企業公私合營的形式上，資本家根據某個具體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按比例分得紅利，他對生產資料的部分所有權表現為對企業的部分經營權。在這種形式中，無法根據生產需要進行生產改組。隻有通過全行業公私合營，由統一的領導機構來承認資本家的所有權，按一定原則支付股息，使資本家的所有權脫離具體的企業，才可能統一生產改組。1955年下半年開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試點。1955年10月，上海八個輕工行業首先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上海方式”的特點是：行業的改造以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為基礎；全行業公私合營不一定包括行業中的每個企業，個別企業不願合營，還可以等一等；工作是按照計劃，在專業機構的領導下，派遣工作組，一行一業分別進行；企業改造和生產改組相結合，或先生產改組再全行業合營，或邊合營邊改組。1955年下半年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使資本家階級在經濟上與農村市場的聯係被徹底割斷；在社會主義好的宣傳鼓動下，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私營企業內部工人群眾迫切要求擺脫資本家的剝削與管理，盡快進入社會主義。在企業陷入嚴重困難以及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資本家除了接受改造，交出企業，已別無出路。1955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從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推進到全行業公私合營階段，在全國掀起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高潮，其特點是全行業公私合營在短期內全麵鋪開。這種做法於1956年初出現在北京，辦法是：首先批準全行業私營企業進入公私合營，各企業生產經營依舊，從業人員不動，然後進行清產核資、人事改組和生產改組。3月底，除了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工商業戶全部實行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私營工業產值不到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取消“四馬分肥”的利潤分配辦法，實行定息製度，即按核定的資本家的股份金額，每年付給年息5厘的定息。全國私營工商業核定資產共計34億元（其中工業24億元），年付息1.65億元。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製度後，企業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統一分配和安排，資本家對生產資料完全喪失支配權。企業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本家領取的定息，與企業經營不發生聯係。留在企業任職的資方人員，不是以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作為職工參加企業工作。除此之外，這些企業已與國營企業沒有區別。
三、理論創新與理論缺陷
在將資本主義所有製改變為社會主義所有製的問題上，中國有不少理論上的創新。其中，引人注意的有三點。
第一，從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企業所有權關係和它們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將資本主義分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兩部分。在政權交替過程中，接管前者，對後者實行利用、限製的政策，注意利用私人資本主義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製其消極作用，以利於生產力的恢複與發展，並為逐步改造它為社會主義經濟創造物質條件。這從理論上解決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係。
第二，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從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發展，實現了對資本家階級的和平贖買，使資本家所有製逐步轉變為國家所有製。這創造了和平改造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與步驟。與蘇聯等國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時，采取沒收資本家的企業方法比較，中國的方法保護了生產力，減少了社會震動。
第三，在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注意把企業的改造與人的改造結合起來。對資本家開展前途教育，使他們認識到必須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對他們給予安排和使用，使他們的生活有保障，使他們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能為社會服務，使他們在工作、生產中發揮才幹，並逐步轉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減少改造的阻力。
在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改造麵過寬，把許多本屬於個體勞動者範圍的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所經營的作坊、商店列入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對象，即作為資本主義改造的對象，把這些個體勞動者劃為資方人員，讓他們拿定息。全行業公私合營後領取定息的114萬股東中，投資在2000元以下的91萬人，占股東（投資人）人數的79.7%；他們的投資總額37350萬元，人均資本410元。在被列入資本主義改造對象和拿定息的人中，80%左右不是資本家，他們經營的企業不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這件事表明，中國在改造資本主義經濟之時，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時，既沒有完全弄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也沒有完全弄清楚什麼是資本主義。在這種理論狀態下，動手迅速地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和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反映了一種急切心情，並必然使行動帶有某些非理性的因素。
小商小販小業主經營的作坊或商店轉為或並入國營企業，其後果是：（1）這些人往往有較高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經驗，因為被錯誤戴上資本家帽子，使他們受了委屈，不利於發揮他們的作用。（2）這些人的資本很少，所得定息平均每人每年隻有20元，少數人多於20元，多數人隻有十幾元甚至幾元，不足以維持生活，政府不得不予以救濟。（3）這些人的商店、作坊轉為國營企業，在經營管理上過於集中，不利於滿足市場需要和方便人民生活。如保留個體經營的方式，在經營上可以保留更多的靈活性。集中、合並過多的錯誤不限於小商小販小業主的企業，對所有被改造的企業都是如此。在工業方麵，不適當地“裁、並、改、合”，搞大廠和全能廠，過多、過急地改變了企業原有的生產秩序，打亂或中斷了原有的協作關係。在改組中沒有注意保留名牌產品，影響產品信譽，使原來的產銷關係受到影響。在商業方麵，盲目撤點並店，破壞了商品流通秩序，給居民生活帶來許多不便。
1955年以前近百年和1979年以後20多年的事實證明，在中國現階段生產力狀況下，私營經濟有其特有的優勢與存在的必要性，沒有必要將私營工商企業不論大小一律徹底地改為國有製。
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國大陸上的資本主義剝削製度和工商業中的私有製度被消滅。這個過程是與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完成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由此而建立起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落後和社會主義經濟製度處於剛剛誕生的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處於初級階段。
第六節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建立
隨著幾種生產資料私有製被改造為公有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被改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與此同時，市場經濟體製被改造為計劃經濟體製。計劃經濟體製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經濟決策權力和資源配置權力高度集中在政府手裏。
一、曆史淵源、蘇聯模式與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
解放區經濟工作的基本目標是支援戰爭。戰爭要求指揮權的高度集中與統一，解放區的基本經濟政策也是統一的，由中共中央決策。管理的方法是各解放區自成一個體係，按軍政係統組織領導。在軍政係統內，消費品無償供應使用，按照基本平均與照顧級別的原則分配。這種戰時共產主義體製在物資方麵保證了戰爭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物資缺乏，財政赤字龐大，物價飛漲。為了遏製惡性通貨膨脹，1950年3月實行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體製。該年10月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經濟又轉入戰時軌道。這要求集中財力、物力以支持抗美援朝戰爭，平抑市場物價，進行重點經濟恢複和建設。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管理工作的許多方麵沿用以往的做法（另一些方麵有改變），黨政軍係統仍實行供給製。供給製帶來了平均主義與忽視市場經濟作用的後遺症。
新中國成立時，缺乏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經濟建設取得了世界公認的成就。中國選擇了蘇聯式的工業化道路，中共中央提出“向蘇聯學習”的口號。斯大林1952年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和理論的影響頗為深遠。蘇聯實行的是一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
“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是以發展重工業為重點。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資金與物資的投入，在經濟落後、缺乏資金與物資的條件下，隻有在集中統一的體製下，才能集中全國人力、財力、物力，實現“一五”計劃的目標。經濟體製趨向集中是既定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客觀要求。
二、以中央為主的經濟決策權力體係
新中國成立前後，重大的決策皆由中共中央做出的同時，為了照顧各地解放的時間有先有後，情況不同，中共中央在各大區設立派出機構——中共中央局，這些中央局將中共中央的決定與本地具體情況相結合，做出因地製宜的決策。如前述中共中央華中局在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關於將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決定時，認為華中地區是新解放區，情況與老解放區不同，工作重心仍應放在農村，實行以鄉村為重心，同時兼顧城市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又如前述城市與工礦區的民主改革，有的地區采取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另一些地區采取行政與法律結合的方式。它們都為中共中央所認可。1953年，在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即將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經濟決策的權力逐步從地方向中央集中，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各大區中央局和行政委員會，將它們的有關管理權集中於中央。這是繼1950年3月統一財政經濟工作之後，將地方權力集中於中央的又一個重大步驟。
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係統的經濟決策機構是政務院的財經委員會。1952年11月設立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它們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管理。同時設立的各種專業管理部門，既是政府管理各行各業的職能部門，又是直接管理若幹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的管理單位。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省、縣兩級地方政府負責管理行政區內的經濟建設工作。地方政府相應設有經濟管理職能機構，受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的業務指導。
在資金方麵，中央直接支配的財權很大，地方和企業支配的財權很小。基本建設投資項目的絕大部分，由中央各工業部直接安排投資和管理。地方的基本建設，主要是一些農田水利、城市公用事業、文教衛生等項目，須經中央有關部門批準，設計施工任務由中央下達。
在物資方麵，全國重要的生產資料由中央統一支配，按其重要程度又劃分為統配物資和部管物資。統配物資由國家計委統一分配。部管物資由中央各主管部門分配。實行統購統銷後，主要農產品由國家商業機構掌握，實行定量供應，在中央統一領導下，中央與地方分工管理。
在勞動力方麵，1954年以後，職工人數計劃由國家逐年批準下達。企業用工須經有關主管部門批準，不得自行在社會招用。工資管理權逐漸向中央集中。國家職工工資等級、標準、定級、升級的辦法，增加工資的幅度，都由中央統一規定。
在工業管理方麵，大中型企業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從產值來看，在工業總產值中，中央直屬工業企業占49%。在幾個主要部門產值中占的比重是：鋼鐵94%，有色金屬87%，電力部門83.3%，煤炭72%，化學57%，機械47.2%。
此時期形成的經濟決策與管理體係是：在中央設置決策與管理部門；發展戰略由中央決定；大中型項目的基本建設由中央直接投資；大中型企業由中央直接管理；大部分財力、物力、人力由中央直接支配；工資製度由中央直接規定和管理。
三、逐步形成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經濟調節體係
國家計委成立後，中央各部門和省（市）、地、縣各級人民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門和各大中企業，相應設立計劃機構，形成從上到下的經濟計劃管理體係。在國家計委領導下，通過編製和執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計劃管理的範圍廣，包括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各方麵；指標齊全，具體規定各部門、各企業的主要經濟活動。計委對其他國家機構、國營企業及重要經濟活動下達的指標具有指令性，用行政辦法保證計劃的執行。
國家對國營企業實行直接的計劃管理。國家向國營企業下達指標，由主管部門供應生產資料，由商業、物資部門收購或調撥其產品，財政部門統收統支其資金。國家下達的指標包括產值、產量、品種、經濟技術、成本、勞動生產率、利潤、職工人數和工資等12種。通過這些指標，用行政辦法規定企業幾乎所有經濟活動的方麵。
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經濟中存在非國營的經濟成分，即合作社、私營工商業、個體農戶及農業社。對這些經濟成分或企業，國家通過經濟杠杆（稅收、價格、利率等）、經濟政策、經濟法令，配合行政手段，將它們的經濟活動間接地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隻存在國家所有的企業和合作社所有的企業。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活動，分別納入國家商業、金融、工業計劃係統之中。由於統購、派購任務指標具有指令性，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要經濟活動被納入國家計劃的範圍。
四、具有濃厚供給製和平均主義色彩的國民收入分配體係
1950年統一財政經濟工作後，財政管理高度集中。1951年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統收統支的財政體製。1954年以後，預算管理上初步貫徹包幹的管理辦法。但總的看來，中央集中了財力的絕大部分。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固定分成比例和調劑分成比例一年一變的情況下，地方超收和結餘是有限的。加上中央對地方機動財力使用的指令性計劃控製，地方能機動使用的財力很有限。
在統收統支的體製中，國營企業實行經濟核算，但不自負盈虧。企業的利潤和折舊基金全部上繳國家，納入國家預算；虧損由國家財政補貼。企業所需基本建設資金、流動資金、固定資產更新和技術改造所需技術措施費、新產品試製費和零星固定資產購置費等，由國家財政撥款解決。企業不償付資金占用費用。季節性、臨時性的超定額部分，由銀行貸款解決。國營企業的這種資金活動製度具有供給製性質。在這種製度下，企業可以吃國家的“大鍋飯”。
在國家統一管理勞動力招收和調劑製度下，勞動者一旦進入企業，實際上就得到了終身勞動職位，得到了一個“鐵飯碗”。1956年全國工資製度改革後形成的新工資製度，其基本特點：一是實行固定工資製，獎金所占比例很小。何時升級加薪，升級人員比例，升級辦法，均由國家規定。二是在全國範圍內，按產業、部門、地區類別，統一規定職工工資等級標準，企業職工的工資水平與企業經營效果無關。企業內部勞動者之間，在分配方麵存在著平均主義傾向，職工工作、勞動幹好幹壞工資一個樣，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工資不能起到獎勤罰懶的作用。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工資等級標準參照國營企業的規定執行，相應人員工資水平不得超過國營企業。農業社內部實行評工記分製，估工分、“大概工分”的現象普遍存在。工分製度很難真正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
五、單一的公有製結構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在所有製和經濟形式方麵的特點是高度單一。1956年底，全國96.3%的農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西藏和若幹少數民族地區之外的地方，農業個體戶所剩無幾。手工業從業人員的91.7%參加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全國個體手工業從業人員隻剩下54.4萬人。在全國機器工業總產值中，私營工業占的比重不到1‰。在商業企業商品零售總額中，私營商業隻占4.2%。
1956年，國民收入中各種經濟成分占的比重：國營經濟32%，合作社經濟54%，公私合營經濟7%，個體經濟7%。這說明生產資料所有製結構已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轉變為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製結構。
六、從市場經濟體製到計劃經濟體製
1949—1956年是以計劃經濟體製代替市場經濟體製的經濟體製轉變時期。在這七年中，前三年和後四年的進度不同。
1949年前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共同綱領》規定五種經濟成分並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與此相適應，規定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麵八方”工作方針。這是一種市場經濟體製下的工作方針。《共同綱領》中規定的國家計劃是建立在市場經濟體製基礎上的。從1950年起，一些實際工作措施使許多資源要素退出市場。1949—1950年接收國民政府的企業及征用外國在華企業，使之變成國營企業，這些企業基本上是按國家計劃生產，市場機製對它們的調節作用逐步縮小。1950年關閉證券市場，使證券退出市場。同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城市及其郊區的土地為國有，使這些土地退出市場。1950—1952年國家對私營企業加工、訂貨、統購、包銷製度的實施，使大部分私營企業的生產被間接納入國家計劃範圍，這種生產與企業對市場信號的敏感程度大為降低。1952年私營金融業全行業實現公私合營，資金市場萎縮。這時是一種市場經濟加計劃的體製。
1953—1956年是市場經濟體製轉向計劃經濟體製的關鍵時期，亦即二者並存的時期。1953年實行的四項措施，對這種轉變具有重大作用。第一，實行“一五”計劃。“一五”計劃的推行標誌著以計劃經濟體製取代市場經濟體製目標的確立，即以計劃取代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第二，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製度。主要農副產品因此變成計劃收購與分配，主要消費品和部分工業原料退出市場流通，個體農民和私營工商業同市場的聯係被割斷。第三，批判“四大自由”，禁止土地買賣和自由雇工。由於禁止土地買賣，農村的土地退出了流通領域。由於農村禁止自由雇工，國家統一安排城市就業製度的推行，以及城鄉分割的戶口製度的建立，勞動力市場開始消失。第四，實施過渡時期總路線。它的實質是變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公有製，到1956年，私營工廠和商店，個體農戶和手工業戶基本上被消滅，市場主體消亡。1956年底，中國實現了經濟計劃化。至此，形成高度集中的宏觀經濟管理體係，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經濟調節體係，以及政企合一的企業模式，計劃經濟體製的特征基本具備。各類市場，如生產資料市場、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資金市場，或萎縮，或變形，或消失。國民經濟中也存在市場，但這個市場已失去資源配置功能和作為經濟體製的獨立品格。它已淪為計劃經濟體製的附庸，或者說是計劃經濟體製外的市場。這是一種計劃經濟加市場的體製。這種體製對於集中全國人力、財力、物力進行工業化建設起過積極作用。但是，它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利於調動地方、企業、勞動者的積極性，因而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第七節
經濟快速發展
一、在不斷克服急躁情緒的過程中前進
1950—1952年國民經濟恢複速度很快，一些人對這種速度的恢複性質認識不足（當時的報刊、文件在涉及速度時，幾乎沒有提到恢複性質的），以為中國的經濟建設以後也可以保持這種高速度。在長期過著苦日子和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之後，全國人民，從領導人到一般老百姓，都渴望經濟快發展，生活快改善。1952—1953年安排的“一五”經濟建設規模大，要求的速度快。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一開始就存在著急躁情緒，追求高速度。
1953年，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75.49億元，比1952年增長103.4%。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增長如此之多，除思想上要求增長快之外，還由於缺乏工作經驗。在製訂1953年計劃時，動用曆年財政結餘來增加基本建設撥款，而曆年財政結餘已被銀行作為資金來源貸給了商業部門。這種“一女嫁二男”的做法，使1953年上半年出現財政赤字21億元（占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的27.82%，這是超過國力的部分）。於是財政擠銀行，要銀行拿出貨幣來彌補財政赤字；銀行擠國營商業，要國營商業歸還借去的資金；國營商業被迫拋售物資，減少商品庫存。這削弱了它對市場的控製能力。
1953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增長103.4%，大大高於建築材料鋼材（增長38.7%）、水泥（增長35.7%）、木材（增長42.3%）的增長幅度，造成需求大於供給，建築材料供不應求，大量建設項目窩工待料。這導致費用增加，工期拖長，投資效益降低。
由於基本建設投資額的大約40%要轉化為消費需求，投資規模增長過猛導致消費品市場的緊張。1953年全國購買力增長25.8%，消費品貨源僅增加18.7%，差額甚大。1953年，農業總產值增長3.1%，糧食產量略有增加。農產品市場供求關係更是緊張，價格猛烈上漲，國家被迫在秋後實行統購統銷。由於急於求成和沒有經驗，使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一開始便與總量失衡，物資短缺相伴而來。
由於基本建設規模超過當年工農業生產增長的可能，致使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供應緊張。政務院發現這個問題後，一方麵增發通貨，另一方麵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強調適當集中財力，反對百廢俱興，嚴格基本建設審批程序等一係列措施。經過努力，1953年全年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結餘，緩和了國民經濟各方麵關係的緊張狀態。
1953年，工農業生產總值比1952年增長14.4%，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1.36%。1954年、1955年，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分別為9.5%和6.6%，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為4.25%和5.94%，比1953年和以後的1956年都慢。直接原因是1953年投資增長過快，造成超支；根本原因是農業落後狀況不能適應工業化的要求。1953年、1954年兩年農業產值分別比上年增長3.1%和3.4%。農業增長不快的原因，除這兩年中（尤其是1954年）災情比較嚴重之外，主要是國家將財力集中用於工業，沒有財力進行大規模的農業投資。1955年財政結餘隻有2.7億元，是1951年以後結餘最少的一年。
1955年7月，毛澤東發起批判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不久，即出現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在這種形勢下，部分人認為批右傾是促速度的有效手段。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不斷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同時，又在經濟建設問題上不斷批右傾保守思想，要求加快步伐。這是對本來已存在的急躁情緒火上加油。1956年的計劃對各方麵要求過高，基本建設項目不斷追加，投資額大大超過原定計劃。該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6.5%，工業增長28.1%，農業增長5%，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2.97%；國家基本建設投資147億元。其後果是基建投資增長速度超過同期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國家財政出現赤字18.3億元，超過生產資料增長速度。經濟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可能，造成資金和材料供應緊張，出現停工窩工現象；擠了為市場服務的生產所需原料的供應，影響市場供應；職工人數增加過多，加上1956年工資改革中工資有較大增長，購買力增長超過消費品供應的增加，加劇市場供不應求的現象，商業庫存比上年減少27億元；信貸突破計劃，被迫增加鈔票的發行，市場貨幣流通量比上年底增加17億元。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麵都出現緊張局麵。這是急躁冒進造成的失誤。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陳雲在發現上述問題後，要求予以糾正。《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尖銳指出，急躁冒進之所以成為嚴重問題，是因為它首先存在於上麵各係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麵的急躁冒進有許多是上麵逼出來的。
二、集中力量進行重點建設
1953年開始經濟建設時，根據資金、物資和技術人才都很少的情況，決定經濟建設必須集中力量進行重點建設。這項決策的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根據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原則，安排重點工程的建設順序。1952年2月，全國第三次建築工程會議決定，重點工程建設必須依照國防、重工業、文教、一般財經機關團體的順序安排，集中使用力量，首先保證主要工程，然後適當照顧其他工程。國家將集中起來的財力使用於重點工程的建設；采用集中管理、調配物資的辦法，將70%～90%的鋼材、水泥、木材等重要物資，優先滿足重點工程的供應；抽調大批幹部和工程技術人員，充實基本建設隊伍，加強技術培訓，提高基本建設隊伍技術素質。
第二，按照基本建設程序辦事，確保重點工程建設的速度和效益。1952年1月9日，中財委發布《基本建設工作暫行辦法》，強調基本建設工作集中管理的重要性，規定基本建設有關原則、紀律、程序和製度，確定以中央為主的基本建設項目審核批準程序。國家規定的基本建設程序，要求建設工程必須首先經過調查、勘察、設計，並按審批程序上報，經過批準後再按計劃施工，完工後須經驗收，驗收合格後才能交付使用或投入生產。
第三，集中力量和全麵安排相結合，使國民經濟各部門按比例發展。在重點保證軍工、能源、冶金、機械製造等項目建設的同時，采取有效措施，促進交通運輸、農業和輕紡工業的增長；在集中投資大型骨幹企業建設的同時，對中小企業的建設和現有企業的更新改造進行統籌安排。
三、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一）主要指標
到1956年，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或接近，或超過“一五”計劃的要求。據此，可以說五年計劃四年完成。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1952年679億元，1956年1028億元，比1952年增長51.34%，平均每年增長10.9%，速度很快。
在基本建設方麵，1953—1956年投資額為445.15億元，新增固定資產358.26億元，全部建成投產大中型項目333個。到1956年上半年止，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156個項目中，有38個全部建成投產。工業建成的重要項目包括：鞍鋼三大工程（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七號高爐係統），撫順鋁廠，哈爾濱量具刃具廠，長春汽車製造廠，山西榆次紡織機械廠，沈陽第一機床廠，大連化工廠，佳木斯造紙廠，北京國棉一廠等。這些大中型項目的建設，提高了工業生產能力（通過基本建設新增生產能力：鐵礦開采757.4萬噸，煉鐵239.2萬噸，煉鋼255.5萬噸，煤礦開采4495萬噸，發電機組容量172.8萬千瓦等），革新了某些原有的工業部門，創立了一些新的工業部門（新興工業部門包括汽車、飛機、大型電機設備製造業，重型和精密機器製造業，冶金和礦山設備製造業，黑色及有色金屬冶煉業，高級合金鋼、無縫鋼管和鋁加工業，化學工業等），這使基礎工業得到加強。生產了許多過去不能生產、國家建設又急需的產品。在水利方麵，興建了官廳、佛子嶺、梅山等大中型水庫，對於保障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交通運輸方麵，新建鐵路線路4743公裏，集二、寶成、天蘭等線通車；全國新建公路65931公裏，康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車。
在工農業生產方麵，1953—1956年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均遞增11.6%。
工業增長速度很快，年均遞增19.6%。其中，輕工業為14.3%，重工業為27.1%。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1956年比1952年，煤炭增長66.7%，生鐵增長150%，鋼增長231%，發電量增長127%，水泥增長142%，棉布增長53.3%，機製紙增長97.3%。
農業總產值4年平均增長4.8%。人口平均糧食產量1952年579斤，1956年620斤，增加41斤；棉花由4.6斤增至4.7斤，增加0.1斤；食油由14.7斤增至16.4斤，增加1.7斤。
1956年國民收入882億元，比1952年增長46.4%，年均增長10%。在國家財力方麵，1956年國家財政收入287.4億元，財政支出305.7億元，分別比1952年增加56.5%和73%（按當年價格計算）。每年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結餘。國家財力增長建立在工農業生產增長和國民收入增加的基礎之上，它們基本上是同步增長，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1956年隻比1952年增加1.2個百分點。所以，財政收入的增長是可靠的。
其他各項事業也有發展。1956年與1952年相比，在交通運輸方麵，客運量增長106.5%，貨運量增長138%，郵路長度增長40.4%。在貿易方麵，國內商品零售總額增長66.5%，外貿進出口總額增長68.2%。
（二）新工業化的起步與經濟結構的改善
中國的工業化從19世紀中葉起步之後，到1937年被日本侵華戰爭打斷。在中斷了16年之後，1953年重新啟動。這次工業化進程，既是1937年以前工業化進程的繼續，又與1937年前的工業化不同：社會經濟製度不同，國際環境有很大區別，領導者的指導思想迥異。這是新的工業化。
1952—1956年經濟結構和技術結構的變化，表明新工業化起步情況良好。
1952—1956年，由於工業增長速度高於農業，重工業增長速度高於輕工業，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發生了如下的變化（見表9-3）。
表9-3 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比例的變化表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第20頁。
表9-4 國民收入構成表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第24頁。
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三種產業之間的比重，1952年為50.5∶20.9∶28.6，1956年變為43.2∶27.3∶29.5。
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到1956年，在國民收入中，農業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工業與建築業之和首次超過30%。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首次超過了50%，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首次超過40%。與此同時，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略有增加。
工業布局不合理的狀況有所改變。工業建設的方針是以沿海工業為出發點，大力發展內地工業。1953—1956年間，限額以上的工業建設單位有一半以上放在內地。1953—1955年間，在內地的投資占工業投資的55.3%，新建企業投資的73.9%。一批新興的內地工業基地，如武漢、西安、蘭州、太原、包頭、洛陽等正在逐步形成。1953—1956年，工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的速度，內地為26.1%，沿海為19.5%。內地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比重，1952年為27%，1955年上升為31.3%。這樣，工業集中於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初步得到調整。由於分布在內地的工業主要是重工業，特別是采掘業與冶煉業，產品多數運至沿海地區使用，國家確定的價格偏低，內地工業產值雖增長較快，卻未能改變內地與沿海人均收入差別擴大的趨勢。
（三）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初步改善
由於工農業生產有較快的增長；由於在開展經濟建設時兼顧了人民生活，1953—1956年國民收入積累率為24%；由於分配製度的改變，這些因素使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
1956年底，職工人數為2917萬人，比1952年增長85.7%。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城鎮失業人員基本上得到安置。1956年國有製企業人均工資610元，比1952年增長36.8%。國家投資興建一批職工宿舍，職工的居住問題得到改善。在職工中實行勞動保險、公費醫療和各種福利製度。職工生活水平得到較大的提高。農業生產發展，農民收入增加，而農業稅一直穩定在1953年的水平上，這使農民在收入增加的基礎上，負擔相對下降，農民生活有改善。這主要表現在農副產品消費量有所增加。城鄉人民的衛生醫療條件有所改善。1956年底，醫院、療養院床位有41.4萬張，比1952年增加79.2%；衛生人員達120.1萬人，比1952年增加46.6%。
全國居民消費水平由1952年的76元增加到1956年的99元，提高20.1%（未扣除物價變動因素）。其中，城鎮等非農業居民由148元增加到197元，提高23.7%；農村居民由62元增加到78元，提高15%。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落後於城鎮居民，城鄉差別又一次進入擴大階段。
第八節
兩翼先飛，主體滯後
這個時期的經濟工作，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其中，處理三種關係的做法頗為重要。
一、市場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在國家和負責經濟工作領導人中，有的對市場在經濟發展與經濟工作中的地位看得比較重要，對市場運作及其理論比較熟悉；有的認識不足。
前一類人在處理經濟問題時，注意研究經濟運動的內在規律，運用與市場經濟有關的各種經濟杠杆，與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相配合，取得好的成效。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穩定物價的鬥爭中，除運用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外，通過緊縮銀根，集中調運、集中拋售物資，使投機資本受到嚴重打擊；以爭取財政收支平衡為重點，配合以金融措施，調運物資，實現物價的根本穩定；對分散的個體農民經濟，主要是通過調整糧、棉、油比價，簽訂預售合同等辦法，將其經濟活動間接地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事實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據經濟活動內在規律，運用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手段相結合，而以經濟手段為主，既實現了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同時又有利於保障商品生產者的正當利益，發揮其積極作用，有利於活躍經濟，繁榮市場，發展生產。
後一類人不懂得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他們沒有認識到，中國經濟基本上是一片半自給性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經過一個與社會主義經濟因素增長相伴隨的市場經濟發展階段，才能建立國家與小生產者之間，以及各種經濟成分、生產者、經營者之間的正確經濟聯係，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生產力得到較大的發展。他們由於受到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傳統模式）與傳統觀念的影響，有意無意地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在經濟工作中，一方麵采取種種措施推進工業化的發展，同時采取種種措施限製市場經濟的發展，縮小市場經濟的影響，不斷擴大直接計劃管理的範圍，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製。這樣，在中國就出現了經濟現代化的兩個主要層次——市場化與工業化逆向而行的格局。實踐證明，這種經濟思想與模式不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二、主體與兩翼的關係
毛澤東將過渡時期總路線中的工業化比喻為鳥的主體，對農業、手工業個體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工商業中資本家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比喻為鳥的兩翼。鳥的飛行是由兩翼帶動主體，意味著要由社會主義改造帶動工業化，即從抓生產關係的改革帶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從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期起，毛澤東就急於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急於抓社會主義改造，盡力使其早日完成。
全部經濟史的事實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變化必須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隻有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生產關係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滯後於生產力，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超前也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主要靠開展經濟建設，經濟建設的規模和經濟發展速度，要受到資源及其開發程度、現有的生產能力和積累的能力、人口數量與質量、全民族的文化技術水平、經濟結構等多方麵條件的限製。其中，有的條件是人力不能創造的（如自然條件、自然資源），有的條件是在很長的曆史過程中形成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改變（如人口數量、民族文化特征等）。這些因素對經濟發展是在較長時期內起製約作用的，因此，經濟建設隻能在現有基礎上量力而行，循序漸進，欲速則不達。1950—1956年，基本建設規模與國力基本上相適應，國民經濟各部門各方麵比例大體平衡，速度較快，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值得汲取的經驗是：1953年、1956年的急躁冒進，引起國民經濟各方麵關係的緊張。兩次急躁冒進的出現，反映了在經濟建設中急於求成思想的存在與發展。這種急於求成的思想，既表現在生產力的發展上，更表現在對生產關係的改變上。後者具體表現在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長期性認識不足。中國經濟落後，需要在一個相當長（100年以上）的時間內，充分利用各種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經濟成分的優勢與相關人群的積極性，發展社會生產力。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在各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快於非社會主義經濟，使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逐步壯大，並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最後占絕大多數；使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發展進程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逐步降低，最後成為微不足道的因素。這是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正確途徑，但由於急於過渡到社會主義，因而急於否定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優越性，大大加快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通過不斷開展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在很短時期內，從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過渡到隻存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的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其結果是：工業化尚未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卻已完成，即“兩翼先飛，主體滯後”，出現了一個建立在落後生產力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
三、農業發展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關係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重視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農業的發展。新解放區仍然將工作重心放在農村。土地改革既解放生產力，又使農民的生活馬上得到改善。土地改革以後，經濟建設資金積累的源泉主要來自農業。人民政府通過安排積累和消費的比例，處理工業化與發展農業、改善農民生活的關係。1950—1952年，國民經濟處於恢複時期，積累率較低。1953年以後，積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終保持在26%以下。1953—1956年平均積累率為24%。中國國情的一個基本方麵是農業落後，全國80%多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養活百分之十幾的城市居民，還很緊張。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農業生產率的高低，製約著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發展的規模和進度。農業落後狀況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製約作用，在工業化建設開始的第一年就表現得很明顯。由於急於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以致在開展經濟建設的第一年，就出現糧、棉、油等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緊張局麵。國家為了保證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得到工業原料，采取了統購統銷辦法，這使國家和農民的關係比較緊張。
1952—1956年的情況表明，如果某年農業增長緩慢，農產品就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城鎮人口對農業消費品的需求和輕工業對原料的需求。這影響到當年和次年輕工業原料的供應、資金的積累、可供出口的商品數額（此時積累資金主要靠農業和輕工業，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農產品和輕工產品）。出口就減少，外彙就減少，換回機器設備的能力就下降。如果某年農業增長快速，其後果恰恰相反。這幾年經濟建設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上年農業豐收，下年整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上年農業歉收，下年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就減慢。因此，要使國民經濟快發展，首先要使農業快發展。
中國農業對國民經濟的這種製約作用，在當時已被一部分人看出來了。可惜，沒有對此作出必要的理論分析與抽象，沒有因此引起人們在製定經濟發展戰略和安排經濟工作時對農業的足夠重視，沒有把農業放在顯著的位置上。在以後幾十年的發展中，農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
1953—1956年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有的具有長久借鑒的意義，有的造成有深遠影響的後果。
結語
（一）1950—1956年，中國社會生產力高速恢複與發展。1950—1956年，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如下：中國317%，蘇聯105%，美國27%，英國17%，法國50%，聯邦德國95%，日本152%，印度67%。中國工業高速度增長，使中國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經濟的差距。1956年與1950年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1.44%，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4.67%。1956年與1952年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6.67%，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0.29%。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1950年為6.25%，1952年升至7.1%，1956年再升至7.5%。按人均計算，中國1956年比1950年增長35.04%，比1952年增長15.96%；1950年中國為世界平均數的29%，1952年為33%，1956年升至34%。從16世紀以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數之比，呈下降趨勢，1950年開始轉為上升。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二）1949—1956年經濟變化的主題是經濟形態的轉變。經過新政權接收舊政權所有的資產，農村土地製度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被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經過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將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改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這是兩次經濟形態的轉變。這兩個相繼發生的變化，使中國從以私有製為基礎的經濟形態變為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經濟形態，從人剝削人的經濟製度變成沒有剝削的經濟製度，這是5000年中國曆史的一大變化。5000年前開始由公有製向私有製演變，1950年以後開始了從私有製到公有製的演變過程。這次變化的意義，隻有用長遠的曆史眼光才能認識清楚，同時它也需要經過長期的曆史實踐予以檢驗。
以往人們將1949—1956年這個時期稱為“過渡時期”，用“過渡”二字描述這個時期經濟變化的本質。前文已經說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與馬克思、列寧所說的“過渡時期”內涵不同。且“過渡”一詞既不能確切表達上述第一次經濟形態轉變的基本特征，又不符合第二次經濟形態轉變的實際。實際情況是，這兩次經濟形態的轉變都是憑借強大的政權力量與群眾動員，對既存經濟形態實行改造。描述這個時期經濟變化的特征，用“轉變”一詞或“改造”一詞，比用“過渡”一詞更符合實際。“過渡時期”一詞，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中，特指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曆史時期。中國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社會。如果說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的過程也是一種過渡，那麼過渡的起點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的終點不是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上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因此，稱這個時期為“過渡時期”並不貼切。與其稱為“過渡時期”，不如名為“轉變時期”或“改造時期”。
（三）這兩次經濟形態的轉變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實現的。他為這兩次經濟形態的轉變設計了轉變的途徑、動力與確定轉變的時機。為此，他對相關的問題提出了理論的說明。正是在中國經濟形態這兩次轉變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使他在經濟思想家中獲得獨特的地位。
古今中外的經濟思想家，就其思想的內容與社會效應的大小來說，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人的著眼點是解決經濟的全局性問題、大問題、高層次的問題，包括經濟形態問題、經濟發展道路問題、國民經濟運行機製問題、經濟整體結構與演變問題等。在這些經濟思想家所考慮的各類經濟問題中，這些問題在其經濟思想中處於首要地位，其他低層次的、具體的、局部的、部門的經濟問題則處於次要的、從屬的地位。另一類人的著眼點是具體的、局部的、部門的、低層次的問題，如農業問題、企業管理問題、利率問題等，他們本無意於解決那些整體的，高層次的問題（研究的對象或著眼點的大與小，高與低，並不決定研究成果價值的大與小，高與低）。亞當·斯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希克斯等人屬於前一類經濟思想家。毛澤東也屬於這類經濟思想家。他研究過許多經濟問題，但著眼點、基本內容和主要貢獻，是分析中國的經濟狀況，論證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到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再到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必然性與具體途徑。
古今中外的經濟思想家，就本人發揮其經濟思想的社會效應的情況來說，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人是由於種種原因（如沒有機會或個人的興趣就在於學術研究等等），他們本人沒有將其經濟學說付諸實踐。另一類人是本人將所提出的經濟理論付諸實踐。前一類人是純經濟思想家，主要限於認識經濟。後一類人是經濟思想家兼實踐者，既認識經濟又將認識用於改造經濟。在以經濟形態為改造對象的經濟思想家兼實踐者中，由於曆史條件所造成的機遇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從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到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必然性的學說，並為之奮鬥終生，但未能親自實現這種經濟形態的轉變。列寧在俄國領導了從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到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轉變。從經濟思想家本人發揮其經濟思想的社會效應的角度來考察，毛澤東在經濟思想家中占有獨特的地位。因為他創立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到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再到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學說，並在中國領導人民實現了這兩次經濟形態的轉變。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毛澤東是創立兩個經濟形態轉變學說並親自領導人民實現這種經濟形態兩次轉變的第一人。他是唯一的一個有這種機遇與成就的經濟思想家。
複習題
1.中國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曆程。
2.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的轉變。
3.1950—1956年經濟工作的主要經驗。
第十章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特點
在中國大地上，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產生於1928年，終止於1956年，曆時29個年頭。在1927—1949年間，新民主主義經濟隻存在於分散的、局部的地區。1949—1952年，在全國範圍內，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被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從1953年起開始了將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改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的進程。這項工作從1955年下半年起加速進行，至1956年基本結束。1950—1955年的中國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典型形態，它是本章理論分析的主要對象。
第一節
實踐中的創造
一、新民主主義經濟與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的誕生
（一）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的特點
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與壯大的過程，已在第七章敘述。這裏概括它產生的幾個特點。
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割據的解放區裏。1927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裏實行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經濟，出現大批獨立的小農經濟；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所有的公營經濟和在個體勞動者私有製基礎上集體所有的合作社經濟，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濟形態。它的產生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的存在為前提，先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和憑此武裝建立的政權，後有新民主主義經濟。在經濟與政權、武裝產生的關係上，以往是某種新經濟產生，同時出現與這種新經濟相聯係的階級，然後出現這個階級所掌握的武裝和政權。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產生卻不同，它的命運自始至終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權、武裝聯係在一起。
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於武裝割據的解放區，這使它在產生時期與戰爭分不開，即處於戰時經濟狀態。
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於武裝割據的解放區，這些解放區基本上是農村，解放區內的基本生產事業是農業，因而具有農村經濟和農業經濟的特色。
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於武裝割據的解放區，這些解放區是地區性的，被分割的，因而是分散的地區經濟，或者說不是全國性經濟，不具有國民經濟形態。
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出現之前，世界經濟史上未曾有過這種經濟形態。它是中國人民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一種嶄新的經濟形態。
（二）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
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根據現成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建立的。在中國，先有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事實，然後才有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理論。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是在總結實踐經驗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在生產力落後，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在數量上占很大比重，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中國，共產黨如何走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以實現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目標，這是一個新課題。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按照列寧的學說建立的。它從成立之日起，就是以俄為師。1921年，中共一大提出的綱領是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製。這是照搬《共產黨宣言》與俄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綱領。1921—1922年，列寧提出民族和殖民地理論。1922年，中共二大按照列寧的理論，對中國社會進行分析，提出打倒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主革命性質的最低綱領，開始確立革命分兩步走的思想。經過1923年“二七”慘案，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沒有廣泛的同盟者，不可能戰勝強大的敵人。1924年中共三大後，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組成統一戰線，在農村開展農民運動，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4—7月，共產黨與國民黨分裂。這次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獨立掌握武裝和與農民結成鞏固同盟的重要性。從1927年秋天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開展獨立領導的武裝鬥爭，在農村建立解放區，作為武裝割據的根據地。在根據地內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和公營經濟，實行土地革命，興辦各種形式的合作社。這樣，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雛形。1929年，中共六大肯定了中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的產生奠定了政治前提。1931—1934年，張聞天根據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理論，以及他在蘇聯的觀察和解放區的實際，提出解放區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毛澤東根據土地革命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改“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所有”為將封建土地分給農民所有。這是提出並部分地解決了允許資本主義私有製和農民私有製存在的問題，走出了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不同的第一步。
根據1927—1934年解放區經濟工作的經驗，特別是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左”的政策的教訓，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認識到保存私人資本主義的必要性。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在延安時期，他經過實際調查，提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在現階段“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不利於帝國主義，而有利於中國人民。”這種認識逐漸為黨的其他領導人接受，並按此製定對解放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私營工商業發展對解放區經濟、政治的積極影響，使人們相信這種理論的正確性。
1939年以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張聞天、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抓緊取得相對穩定環境的有利時機，為解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進行理論研究。這種理論研究是為了解決黨所麵臨的實際問題，是與中國革命實踐密切聯係在一起的，因而是從總結建黨以來的經驗教訓入手，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得出新的理論知識。就經濟問題與階級關係而言，經驗教訓集中在對待資本主義經濟與資本家階級問題上。1939年5月，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製，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它比起現在的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製度也不相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中是不要資本家的；在這個人民民主主義的製度中，還應當容許資本家存在。”“這種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在中國曆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製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百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後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麼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而鬥爭，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那答複是：走曆史必由之路。”1939年12月，毛澤東和幾位同誌合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係統闡述中國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革命的性質、領導、同盟者、對象、前途、奪取政權的道路與方式，革命的兩個階段以及兩個階段的區別與聯係等一係列問題。毛澤東認為：“在革命勝利之後，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說：“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在這本著作中，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文化等範疇，並對它們作了係統的論述，奠定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係的基礎。
1928—1940年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時期，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產生時期。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張聞天等在解放區領導經濟工作的共產黨人，總結經濟工作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提出解放區經濟由公營（最初又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等構成，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的核心觀點。這些觀點是對長期實踐經驗的理論抽象。這種抽象經曆了一個從政治鬥爭策略、經濟政策到經濟學，從實踐到理論的發展過程。它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而獨創的全新的經濟學說。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的若幹年，並沒有提出中國的革命應該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經濟這類概念。隻是到了抗戰期間，才由毛澤東等人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誌，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誌，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隻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在抗日時期，我們才製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當中國民主革命的必然被認識之後，中國革命的步伐就大大地加快了。理論一旦被群眾所掌握，便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1940年以後的第五個年頭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第九個年頭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與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的豐富
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產生以後，新民主主義經濟進入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發展的新階段。隨著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這個時期解放區保護私營工商業政策實施的後果，私營工商業存在與發展給居民經濟生活、政府稅收帶來的好處；隨著抗日戰爭時期資本家階級的愛國行為與資本主義企業在抗日戰爭表現出來的作用日益明顯；隨著中國共產黨在1942—1944年整風運動期間對自身經驗教訓總結分析的深入，新民主主義理論得到不斷豐富。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豐富主要表現在對待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上。這種認識集中表現在毛澤東在1945年4—6月中共七大關於利用資本主義的論述。在書麵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在當前，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奮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在口頭報告中，毛澤東對利用資本主義的問題作了很多發揮。他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發展資本主義這一條，是可以的，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在我們黨內有相當的時期對於這個問題不清楚，這是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裏是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直接由封建主義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道路。毛澤東強調，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在《關於政治報告的總結》的發言中，毛澤東專門談了“中國應該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提倡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中國應該發展資本主義，在一定的條件下，在不操縱國民經濟的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有他的好處。落後的地區還要發展資本主義，農業國家要發展一部分資本主義，這一部分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對社會主義有幫助。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對中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通俗稱謂是官僚資本或官僚資本主義）作了分析，把沒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並列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1948年，張聞天根據在東北解放區工作的經驗與調查，提出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應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應在一個較長的時期裏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同時限製其消極性；他提出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應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一種重要成分。劉少奇、毛澤東對他的主張作了重要補充。他們的意見為中共中央接納。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指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在經濟學說史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範疇。在此基礎上，他勾畫了新中國經濟體製的藍圖，製定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
在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到1949年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過程中，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問題上，有一係列的理論創新。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下述兩點。
第一，從生產力的角度論證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必須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根據是：“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製度和封建製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係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這種以生產力狀況作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符合曆史唯物論的基本原則。從這種角度出發，比從尋求革命力量同盟者從而要保護同盟者經濟利益的角度或從政治策略層次出發作出的分析深入了一大步。
第二，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更加深入。首先，將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成一分為二，即區分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對它們采取不同的政策：接收前者，保護後者。前者的所有權歸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資本中占80%左右，起著操縱國計民生的作用。人民政府接收了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這個部分，使之變為人民共和國的國有經濟，這種國有經濟就能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居於領導地位。其次，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一分為二，即區分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和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對前者予以利用，對後者予以限製。這樣，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便從“利用”發展到“利用與限製”。1948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指出：“就我們整個經濟政策來說，是限製私人資本的。隻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製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製，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他對“利用”與“限製”的含義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製，在人民民主革命鬥爭中常常采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由於這些，並由於中國經濟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經濟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製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麵被限製——在活動範圍方麵，在稅收政策方麵，在市場價格方麵，在勞動條件方麵。我們要從各方麵，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製政策。”“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製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製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製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製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後，劉少奇到剛解放的天津調查資本主義工商業。在調查期間及之後，他從經濟學角度對為什麼要保存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作了理論闡述。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製定的《共同綱領》，其中有關經濟部分，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在政策綱領上的具體化與完整的表現。《共同綱領》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這構成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區別於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裏，在國家根本大法中規定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存在，並扶助其發展，這在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是空前的。它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式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氣魄。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的要點包括：在消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外國在華資本所有製時，產生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消滅封建土地所有製後，出現獨立的個體農民私有經濟；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私人資本主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在個體經濟基礎上建立合作社，通過合作社引導個體農民與手工業者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國有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產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變成社會主義經濟。由這些經濟成分構成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增強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充分利用各種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積極作用，經過較長時間生產力的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必備的物質文化基礎，然後逐步轉向社會主義。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雛形出現於20世紀20年代，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理論，完成於20世紀40年代。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比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晚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用於國情特殊的中國，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而作出的一係列新的經濟學結論。它是一種在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前途的全新理論，揭示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這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創舉，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理論創造，為馬克思主義和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個科學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使新民主主義經濟從地區性的變成全國性的經濟形態，從而出現了1950—1952年國民經濟迅速恢複的奇跡。
1949—1952年，是在全國範圍內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時期。到1952年冬季，接收國民政府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處理外國在華企業的工作結束，人民共和國國有經濟賴以建立，通過打擊投機倒把、“五反”運動等一係列鬥爭，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開始樹立；消滅封建土地所有製的土地改革運動基本結束，獨立的個體經濟遍及農村；接受加工、訂貨、統銷、代銷與公私合營等形式的私營企業逐漸增多，它們組成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流通領域的消費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與生產領域的農業、手工業勞動互助合作組織，組成合作社經濟。此時，出現了典型的或標準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
在1949年10月到1952年的時間裏，根據經濟工作的實踐經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共領導人在經濟理論上作出了一些新的概括與補充，其中重要的是：市場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國家的調控作用，五種經濟成分的相互關係，中外經濟關係，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過渡的途徑，等等。隨著典型的或標準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出現，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也同時步入成熟的階段。
在1952年冬季，典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出現之時，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也就是宣布要將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改造為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事實上，經過1953—1956年，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就被改造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這四年實際上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被改造的時期。這樣，典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存在的時間很短，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運行中的矛盾未全部展開，與新民主主義經濟運行有關的理論探索也未充分展開。這種曆史的實際給人們留下了曆史的遺憾。
第二節
生產力的落後性
一、繼承的遺產與擔負的任務
（一）起點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力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產生於20世紀20—40年代的中國農村。農村的生產幾乎全部是手工勞動，及至1949年全國性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形成時，社會生產力也是很落後的。按照毛澤東在1949年的說法：“在國民經濟中，現代性工業占10%左右，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農業和手工業占90%左右。”這就是全國性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繼承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發展的曆史起點或起始時的物質基礎。換句話說，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最初是建立在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的。
中國之所以需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經曆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曆史階段，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生產力落後，在這種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上不可能直接實現社會主義。與這樣的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隻能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特定階段的經濟形式。
（二）終點應是經濟現代化的實現
中國共產黨人把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與完成工業化相聯係。他們認為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曆史階段裏，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將充分調動各種經濟成分及相關階級的積極性，進行經濟文化建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即建立起大規模的工業，使其“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發展起“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由工業提供大量的農業機械，發展起“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所有這些，也就是實現經濟現代化。隻有在這時，在中國社會經濟具備了必要條件的時候，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才完成它的曆史使命，中國將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此，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是中國從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到實現工業化這種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形式。
社會生產力要從現代性隻占10%左右到全部現代化，這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這決定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存在的長期性。
毛澤東等人在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過程中，特別強調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並以此作為新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區別之一。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說：“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民粹主義在中國與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之所以很大，是因為中國的小農經濟產生很早，大同思想代代相傳，到了20世紀40年代，仍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人口中的80%是農民。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來自農民。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黨員出身於農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長期以農村為根據地。這種曆史傳統、社會環境和階級基礎為民粹主義的生長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人們即使不是自覺地接受民粹主義，也容易自發地產生類似民粹主義的思想傾向。
1944年，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起草了一篇題為《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建立在家庭裏》的社論稿，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後，給解放日報社社長博古寫信，其中寫道，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中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新民主主義的基礎是什麼呢？他在回答英國記者斯坦因的提問時說得很明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因此，工業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隻有工業社會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會。”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時，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上必須是工業，必須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這兩個問題上，注意與民粹主義劃清界限。
二、曆史的實際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承擔的曆史任務，是將90%處於古代狀態的社會生產力提高到現代化水平。這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生產力狀況，起點是傳統的、落後的，終點是現代的、先進的。這決定了它的曆史階段是長期的。曆史的實際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存在的曆史止於1956年。1952年，中國經濟在總量上恢複到20世紀30年代的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多數工農業產值，是在以後幾年分別達到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水平。1953—1956年生產力發展速度快，但時間僅為4年。1956年社會生產力的基本狀況，如社會生產力的落後性、多層次性、地區與部門的不平衡性等依然存在。成為曆史事實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其起點（1928年）與終點（1956年）的生產力都處於落後狀態。這是它的重要特征之一。這就是說，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過程和終結的實際情況與新民主主義理論有很大的差別，它既沒有“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也沒有形成工業社會的經濟基礎，便轉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
第三節
多種所有製並存
一、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本質特征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麵，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多種所有製、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它們之間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在所有製結構方麵的主要特點和本質。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其他特點，都是從它的生產力水平與所有製結構引申出來的。
二、國營經濟
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幾種經濟成分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即它們各自的地位、作用及相互關係，《共同綱領》也有原則性規定。
《共同綱領》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國營經濟的所有者是國家，也就是國有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存在的時期內，國有經濟幾乎全部由政府派人經營，稱為“國營經濟”是符合實際的。
國營經濟之所以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是因為：第一，它有政權的支持。它是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經濟基礎。第二，它是生產社會化的形式，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第三，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代表著整個國民經濟前進的方向，前途是不可限量的。第四，它控製了國民經濟命脈及國有資源，具有領導整個國民經濟的物質力量。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數量上不占優勢。這是由於現代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很小。但國營經濟卻在現代經濟中居統治地位。1949年，中國現代性工業的產值雖然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左右，但是它卻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企業集中在政府的手裏。社會主義性質工業（包括占比重很小的合作社工業）固定資產占全部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的80.7%。國家掌握鐵路、航空等大部分現代交通運輸業和金融事業，統製外貿。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國營經濟在質量上處於優勢。毛澤東因此認為：“農村個體經濟和城市私人經濟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的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起決定作用”，是指它有控製、調節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命運的力量，並決定社會經濟前進的方向。
三、資本主義經濟
《共同綱領》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共同綱領》中的“私營經濟”是指資本主義性質經濟。1949年以前，農業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微弱。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在抗日戰爭中已銷聲匿跡。經營地主在土地改革中被消滅。富農的多餘土地被征收，已不再具有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鐵路、公路和航空業中也不存在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主要存在於工業、商業、金融業中。1952年，金融業中的私營銀行、錢莊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後，資本主義經濟隻存在於工商業中（所以“資本主義工商業”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另一稱謂）。在工業中，重工業基本上歸國家經營。資本主義工業隻是一些輕工業。在商業中，國家掌握對外貿易和國內批發商業，資本主義商業主要是部分販運商業和大量的零售商業。
資本主義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一個基本經濟成分。國家對它的基本政策是：利用它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製它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是限製的根本界限，在各個具體方麵，則實行“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製政策”。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經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資本主義經濟包括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兩個部分。前者控製國民經濟命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過程中，它被人民政府接收，變成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後者受到保護，繼續存在。保留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經濟，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資本主義經濟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不占主導地位的部分。故資本主義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比重、地位與作用，遠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
第二，20世紀20年代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政權代表資本家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利益，資本家階級的代表在其中處於領導地位。雖然資本家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有矛盾，資本家階級內部各階層、集團之間有利益衝突，政權對不同階層、集團的態度各異，但在總體上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受到這種政權的保護。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主要代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資本家階級的代表雖然也參政，但處於被領導的次要的地位。處於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是資本家階級的對立麵，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經濟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不同，這決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前途迥異。
第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資本主義經濟與市場經濟同步發展。在市場中，競爭是無序的，也沒有計劃的限製。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資本主義經濟依賴市場經濟，與其共命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計劃性，要求消除無序的競爭與生產的盲目性，要求限製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活動，這使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動受到限製，決定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動範圍，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根本不同。
四、勞動者個體經濟
1949年，農業和手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為76.8%，在經濟單位的數量上占統治地位。其中，又以個體農業為最大部分。個體經濟在經濟上“是落後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的一個顯著的特點。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個體經濟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的個體經濟有重大區別：在個體經濟中占多數的佃農，擺脫了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和對地主的依附，成為勞動者自己占有生產資料的獨立經營的勞動者；個體經濟從處於資本主義經濟領導下轉變到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個體經濟所有者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人民民主專政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它要保護農民和手工業者、小商小販的利益，他們從受壓迫者變成國家的主人翁，政治地位大不相同。
農民、手工業者、小商小販既是私有者，又是勞動者。個體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都想在私有的基礎上勤勞致富。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內部某種程度的貧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要使他們向社會主義發展，需要做比較長期的教育與示範工作。隻要堅持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可以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經濟狀況逐步改善，上升到富裕的水平，餘下的極少數無勞力的困難戶得到社會保障，避免產生階級分化（兩極分化）現象。國營經濟在同資本主義鬥爭中占據日益巨大的優勢和廣泛地發展合作社，是引導個體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的保障和途徑。
五、合作社經濟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合作社經濟，是“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共同綱領》規定：“鼓勵和扶助廣大勞動人民根據自願原則，發展合作事業。在城鎮中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合作社經濟能幫助個體農民擺脫貧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合作社經濟，建立在農民、手工業者個體經濟私有製的基礎上，是引導農民、手工業者達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所有製的道路與橋梁。“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合作社經濟是國營經濟的重要助手。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合作社經濟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的合作社經濟的區別在於：第一，數量與地位不同。前者在生產與流通領域普遍發展，因而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後者主要在流通領域，生產領域僅限於部分地區的手工業合作，在國民經濟的基本生產事業——農業中，生產過程中的合作根本沒有，因而在國民經濟中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第二，任務與作用不同。前者不僅幫助勞動者解決生產與生活中的困難，還擔負著引導個體勞動者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任務。後者則隻能使合作社社員免除部分商業剝削與高利貸剝削。第三，性質不同。在任何經濟形態中，合作社經濟都受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成分的製約。前者受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製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後者受資本主義經濟的製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
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共同綱領》規定：“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資源等。”國家資本主義先是利用、限製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後來又發展為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形式和途徑。隨著國營經濟的壯大，對資本主義經濟限製與改造工作的開展，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區別在於：第一，前者是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形式，後者是國家資本。第二，前者擔負將私人資本轉變為國家資本的任務，是私人資本轉變為國家資本的渠道。因此，它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削弱與終結。後者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增強，並導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成為控製國民經濟的力量。
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領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所有製結構的兩個最重要特點。
第四節
共同發展與“四麵八方”政策
多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運行機製的特色。
一、五種經濟成分同時得到發展
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存在著五種經濟成分。這五種經濟成分能否共同發展，能否在共同發展過程中使中國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經濟結構沿著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方向前進，這是檢驗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優越性以及能否獨立存在的試金石。
1950—1952年是貫徹《共同綱領》規定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三年。1952年下半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開始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經過醞釀和討論，1953年下半年在全社會宣傳，並貫徹到各種經濟政策中，開始了“三大改造”，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終止了。據此，考察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效果與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運行機製的時間，以1950—1953年為宜。在這個時期，遭受多年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得到了奇跡般的恢複，經濟成分結構發生了漸進性的變化。在缺少各種經濟成分在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統計數據的情況下，下列兩組數據反映了這種變化的趨勢。
表10-1 1950—1954年國家財政收入來源
注：*原表作“全民所有製經濟”。
**原表作“集體所有製經濟”。
資料來源：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當代中國的財政》（下），第530頁。表中1950年各子項合計為65.83億元，1951年為124.36億元，1952年為171.52億元，1953年為207.87億元，1954年為242.13億元，均與表中合計金額不同。%是作者計算的。
表10-2 1949—1952年工業總產值中各種經濟類型的變化*
注：*原表中的經濟類型依次為“全民所有製”、“集體”、“公私合營”、“私營”、“個體”。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194頁。
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1953年都比1950年大。1953年與1950年比，它們分別增長：國營經濟529.1%，公私合營經濟300%，合作社經濟143%，私營經濟57.65%，個體經濟56.95%，這五種經濟成分都在增長，但增長速度不同，前三種經濟成分比後兩種經濟成分快得多。這使它們的相對比重發生很大的變化：國營經濟由33.36%增加到64.17%，即由1\/3升至2\/3；私營經濟由30.17%下降到14.55%，即由3\/10降至1\/7；個體經濟由34.53%降至16.57%，即由1\/3降至1\/6，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占的比重迅速縮小。沿此趨勢發展下去，經過一段較長的時期，私營經濟與個體經濟占的比重將微不足道。
從1949年到1952年，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公私合營經濟、私營經濟與個體經濟的工業生產產值的絕對金額都在增長，它們是在共同發展。其中，國營工業增長了2.88倍，合作社工業15倍，公私合營工業5.23倍，私營工業0.54倍，個體工業1.19倍。但增長的速度不同，故彼此間的相對比重有升有降。1949年，這五種工業的相對比重是26.25∶0.5∶1.57∶48.72∶23，1952年變為41.54∶3.27∶3.99∶30.65∶20.57。
工業生產的變化趨勢與國家財政收入來源所反映的變化趨勢完全一致，即五種經濟成分的絕對量都在增長，公有部分的相對比重變大，私有部分變小。按照這種趨勢變化下去，私有部分的絕對量可能增大，也可能變小，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它的相對比重將越來越小，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將變得微不足道。
各種經濟成分的絕對量都增加，國民經濟總量就一定會增長。私有經濟的相對比重不斷變小，公有經濟的相對比重不斷加大，這就使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演變，逐步地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過渡。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發展過程證明，新民主主義經濟充滿活力，適合中國國情，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它的發展進程可以控製，社會主義的長遠目標可以保證。實踐也證明，中國找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起點上，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前途，又不雷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最終走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切實可行的道路。
二、“四麵八方”的經濟政策
五種經濟成分能同時發展，得益於實行“四麵八方”的經濟政策。
《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這句話中的“公私”、“勞資”、“城鄉”、“內外”被概括為“四麵八方”。“四麵八方”是毛澤東對多年來逐步形成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概括。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要把經濟建設好，就要調動起一切積極因素。調動積極性的辦法是處理好各方麵的關係，兼顧各有關方麵的利益。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之所以是不可超越的階段，是因為在中國的條件下，隻有這種經濟形態才能兼顧中國社會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成分及相關階級的利益，調動起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促進國家的建設事業。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隻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麵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麵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麵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麵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這是毛澤東製定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與政策的出發點和基本精神。
解放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再度轉向實行土地改革，從總政策的角度看，幾億農民的利益得以實現。此時，統籌兼顧的重點，在於如何解決好公私關係和勞資關係。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毛澤東的“四麵八方”政策，涉及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四個方麵，兼顧國內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等階級的利益和對外發展經貿關係。它是新中國處理內外各種經濟關係的總綱。
公私兼顧中的“公”，主要是公營（國營）經濟，其次還有合作社經濟；“私”，主要是私人資本主義，其次還有個體私有經濟。公私兼顧是有條件的，即資本主義經濟必須接受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在恢複和發展工業生產的問題上，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國家要對資本主義經濟在稅收、價格、勞動條件、活動範圍等方麵進行調節，采取恰如其分的限製政策。在這樣的大前提下，資本主義經濟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利益。
勞資關係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它的複雜性源於勞資雙方地位的二重性。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是領導階級，但在私營企業中，工人還要受到資本家的剝削。他們必然會利用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優勢爭取減輕以至消滅剝削。資產階級在社會生活中處於被領導的地位，但在企業裏，他們卻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是企業的主人。他們要利用自己支配生產資料的優勢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允許資本主義的存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資本家剝削；利用資本主義的含意，不僅在於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增加社會產品，還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積累機製——剩餘價值資本化——增加社會的總資本。提出過高的工資或福利要求，超過實際可能，會使資本家無利可圖，企業不能維持，反而對生產發展不利，工人的就業也就成了問題。新民主主義條件下的勞資關係具有特殊性。勞資鬥爭是有限度的，可以調節的。通過調節，勞資雙方可以在發展生產與改善經營的基礎上，在相對“兩利”的情況下形成妥協，共同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做出貢獻。
“城鄉互助”是指處理好城市和鄉村的關係，核心是工業與農業的關係，工人與農民的關係。土地改革是建立工農聯盟的基礎，是調動起農民積極性的基本措施。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後要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必須幫助農民發展農業生產，改善生活。幫助農民發展生產的措施是多方麵的，如組織生產互助、興修水利、減輕稅收等。其中重要的、具有根本性的一項，是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上發展商品流通。組織城鄉商品交流、實現城鄉互助的辦法有：組織供銷合作社，並運用國營商業的力量，幫助農民推銷產品，供應農用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避免中間剝削；國營商業通過供銷社與農民簽訂農產品收購合同，運用價格杠杆，發放預訂金和優先供應農用生產資料，引導農民發展國家建設急需的經濟作物，減輕市場風險，有利於市場的穩定；通過城鄉商品交流，推銷農民的土特產品，使農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增強了生產能力，提高了購買力，擴大了農村市場，使城市工商業獲得原料，增加了生產，並疏通了工業品下鄉的渠道；城鄉市場的活躍與興旺，使國家稅收增加。推動城鄉商品交流是整個國民經濟走向恢複的中心環節，又是城鄉互助的具體途徑。
“內外交流”，是指在維護主權和獨立、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對外經濟關係。
三、不同所有製之間的互補與競爭
（一）公私經濟關係的新模式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曆史，給經濟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啟示，包括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公私經濟是可以共存並互補的，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是可以共存並互補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是一種典型的互補經濟形態。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五種經濟成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國營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的形式，合作社經濟是在個體私有經濟基礎上的社員經濟合作的形式。所以，五種經濟成分中，主要是國營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在這三種經濟中，第一種是公有經濟，後兩種是私有經濟。五種經濟成分之間的關係，可以概括為公私經濟關係，其中核心的關係是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
馬克思認為，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消滅私有製。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製，從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製到社會主義社會公有製，有一個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的過渡時期。列寧、斯大林在俄國實踐這一理論時，強調在過渡時期內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之間是“誰戰勝誰”的關係，認為它們是絕對對立的，互不相容的。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它們同時並存，這隻是解決經濟困難的策略，一種暫時的退卻，一種短時間內存在的暫時現象。一旦經濟狀況稍為好轉，立即向私營經濟進攻，在短短的幾年裏將它消滅掉。即使在短暫的並存時間裏，公私經濟也是“誰戰勝誰”的關係，是勢不兩立的。
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發展的曆史表明，公私經濟可以長時期並存，並可以共同發展。若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采取比較靈活的、鼓勵的政策，私營經濟活躍起來了，國民經濟就繁榮；反之，若對私營經濟采取打擊、排斥的政策，使私營經濟停滯、下降，國民經濟就蕭條、停滯。公私經濟之間，既非誰戰勝誰的關係，亦非私營經濟是公有經濟可有可無的補充關係，而是一種既互補又矛盾的關係。在公私經濟既互補又矛盾的關係中，互補的一麵是主要的，矛盾的一麵是次要的，是可以協調的。
對公私經濟關係的認識與處理不同，是新民主主義理論與過渡時期理論，新民主主義社會與過渡時期區別之所在。過渡時期理論認為，工人階級之所以應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根本動因是解決資本主義私有製度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矛盾。既然資本主義私有製已成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因素，那麼，在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就談不上還有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談不上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新民主主義理論則認為，由於中國經濟落後，在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勝利後，還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私有經濟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以利於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這種情況使新民主主義社會與過渡時期承擔的曆史任務不同。過渡時期的曆史任務是消滅一切私有製，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曆史任務，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和控製了國家經濟命脈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政治的和經濟的保證，充分利用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在內的各種有利於國民經濟發展的經濟成分的積極作用，發展生產力，實現經濟現代化，為建立消滅一切私有製的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
新民主主義社會與過渡時期的曆史任務之所以不同，是由於它們的曆史前提不同。過渡時期的前身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已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奠定了必備的物質基礎。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生產力落後，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都不發達，不具備直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不同社會的基本矛盾不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因。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內部自發產生，從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到建立社會主義經濟製度，要經曆剝奪剝奪者的過程，這便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與中國近代革命的動因，不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而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統治，革命勝利的直接結果是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所以，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曆史的發展階段上經曆的不同階段，與馬克思所說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屬於不同的曆史範疇。
（二）優勢互補
多種經濟成分或公私經濟之間互補的前提，是它們各有優勢、長處和各有劣勢、短處。在經濟生活中隻有充分發揮它們各自的長處，以一種或幾種經濟成分的長處去彌補另一種或另幾種經濟成分的短處，使它們優勢互補，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快速穩步發展。
多種經濟成分或公私經濟之間優勢互補的內涵廣泛。其中，功能上的優勢互補與經營方式上的優勢互補最為重要。
1.功能上的優勢互補
無論是公營經濟還是私營經濟，都是通過生產經營，提供商品和勞務來滿足社會的需要。它們的側重點不同。私營經濟主要的功能，在於利用市場價格機製或企業家的行為協調機製，進行資源配置，供應產品、勞務，完成收入的分配，即主要的功能在於組織生產，提供產品和勞務。公營經濟具有穩定宏觀經濟、生產公共產品等特殊的功能。公營經濟和私營經濟功能上的不同優勢可以互補。
國營經濟能發揮穩定國家宏觀經濟作用的原因，在於它的國家所有權決定了它對國家的各種調控措施反應比較及時，它控製國民經濟命脈決定了它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力度強大，因而成為國家調控經濟的一個良好工具。新中國成立之初，持續了十幾年的通貨膨脹搞得人心惶惶，投機盛行，人們無法正常生產與正常生活。人民政府的解決辦法，除了實行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少發貨幣，加緊貨幣回籠），提高稅收，增發公債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利用國營貿易公司和國營鐵路、內河航運，大力收購、及時調運和統一拋售多種緊俏物資，實現了打垮投機資本，降低物價的目標。具體事實是：1949年11月15日到30日，每日從東北調運1000萬～1200萬斤糧食入關；天津先後從東北調集糧食6000萬斤，同時準備了布匹35萬匹，棉紗5000件；上海準備了棉布110萬匹，棉紗28000件；漢口準備了棉布30萬匹，棉紗8000件；西安準備了棉布40萬匹。準備就緒後，11月25日集中拋售，12月26日物價即開始下降，10天後糧、棉等商品的價格猛跌34%～40%。從1950年3月開始，全國物價逐步穩定，投機資本受到嚴重打擊，延續多年的物價上漲、市場混亂的局麵消失了，為正當的生產經營提供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沒有國營商業、交通運輸業和銀行對國家宏觀調控的這種積極、有效的反應與支持，經濟穩定的狀況不會這麼快就到來。正如陳雲所說：“國有製經濟與私有製經濟承擔的責任不同，私有製經濟雖然也供應市場的需要，但它隻做買賣，賺錢。國有製經濟則為了維持生產，為了穩定市場，就必須有相當多數量的積存物資。如果沒有這個積存，私商的投機活動就打不下去。有積存，商業部門就要負擔很重的銀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時還要做賠本買賣。”
在經濟功能上，國營經濟還有一個特殊的優勢與作用，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並生產公共產品。這是私營經濟所不具備的。國營經濟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統一，使所有者能夠方便地建設一些規模較大的項目。這些項目往往是國民經濟的瓶頸，或是基礎性的，或能顯著提高生產力，或是國民經濟的製高點。這都是單個的私營企業所無力完成或不願從事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國營經濟發揮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基本的方麵：一是重點恢複，二是重點建設。前者使中國較快地醫治了戰爭的創傷，恢複了經濟，克服了財經上的困難；後者則使中國在財力極其有限的情況下，開展了大型工業建設。
2.經營方式上的優勢互補
各種經濟成分的生產力與物質基礎的不同，所有製的不同，導致它們的運行機製不同，並由此產生它們經營方式的差異。國營經濟需要國家財政投資的特性，決定了它層層報批的決策機製，因而運行成本比較高。加上製度化的、相對僵化的作息時間與價格、品種調節機製，使它雖然有利於國家的計劃性，有利於穩定市場，有利於保證基本的物資供應，但經營方式不靈活，在很多方麵不能很好地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生產上的無計劃性，有可能因盲目生產而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市場危機等不良後果，但它除了能增加生產，滿足人民需求，提高生產力外，還有國營經濟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它不僅不需要國家投資，還可以吸納民間的閑散資金，有著相對靈活的經營時間、經營方式等。例如小商小販這種商業形式，分布麵廣，接近消費者，沒有固定的營業時間，可以賣一針一線的零星貨物，也可以收購居民無用的廢品。在農村中，他們還起著短途運輸的作用。私營商業的一些經營方法，如貨源及時、商品對路、送貨上門、代修代補等為顧客服務的方式，也是國營經濟所不具備的。這種運行機製、經營方式不同而形成的經濟互補，不僅表現在方便群眾的日常生活上，更重要的是在城鄉交流、進出口貿易、增加就業、擴大財政收入、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等方麵，都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城鄉交流中的優勢互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交流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心環節。城鄉交流的主要內容，一是將鄉村的農產品、土產品收購起來，運進城市，一是將城市的工業品銷到鄉村去。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收購土產。因為收購土產後，農民就有了錢，就可以買工業品，工業品有了銷路，工廠就可以開工和增產。在促進城鄉物資交流上，雖然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能發揮很大作用，但由於受國家財力與人力的限製，在幅員遼闊、情況複雜的農村，廣泛地開店設點的可能性不大。因農產品、土特產有季節性，國營經濟長期設固定的收購點也沒有必要。對於這種交易，經營方式靈活、形式多樣的私營商業和個體商業是最合適的。1951年，全國土產品的商業價值44億元，其中，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經營19.4億元（44.1%），其餘的24.6億元（占55.9%）是由私商和小販完成的。
其次，在對外貿易中的優勢互補。新中國成立之初，國營經濟比較容易進行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但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方麵並沒有優勢，而私商因長期的從業經驗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商有著較好的私人關係，他們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中具有相對的優勢。在1950年進出口總額中，國營經濟占66.53%，私營經濟占33.47%。在原來進出口貿易較活躍的華南等地區，私商所占的比重更大。如華南地區，1950年1月至6月的出口，國營占17%弱，私營經濟占82%強，外商占1%弱；進口，國營占總輸入額的33%弱（大米進口未計入），私營占67%，外商占0.3%。
再次，在勞動力就業方麵的優勢互補。國營經濟規模大，技術先進，適合高素質的技術人員與工人就業。私營經濟和個體工商戶規模小，數量大，可以吸收大量各類勞動力就業。1950年，私營工業、商業、飲食業從業人員963.6萬人；1951年1082.3萬人，比上年增加11.23%。1952年，私營工業職工和私營商業、飲食業從業人員共1027.4萬人。該年國營、合作社營工業企業職工和國營及合作社營商業、飲食業從業人員共435.8萬人。前者為後者的2.36倍。如果沒有私營經濟，上述1027.4萬人都由國家“統包統配”，國家可能力不從心。
（三）競爭與互補共存
多種經濟成分之間存在互補關係，也存在因經濟利益不同而產生的種種衝突即矛盾關係。國營經濟代表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私營經濟代表私營企業主的利益，公私經濟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一種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公私經濟之間的矛盾，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領域裏，有不同的表現形式。1950年前後主要表現為私營經濟哄抬物價，投機牟利；國營經濟打擊投機，穩定市場，反高額利潤。1951年主要表現為私營企業主不滿足國營經濟給它的加工訂貨的基本利潤，希望多做自產自銷，抗拒加工訂貨，以及偷稅漏稅、行賄、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違法犯罪的行為；人民政府開展“五反”運動，依法整頓私營經濟的不良經營作風。這些都是限製與反限製矛盾的表現。
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矛盾是可以協調的。正如毛澤東在論述新民主主義社會存在的各個階級之間的矛盾時所論述的：“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的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這種情況和這個原則，適用於這些階級所代表的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矛盾。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相互的矛盾。這是因為在新民主主義經濟條件下，不僅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個體經濟有了好的發展環境，私營經濟也有好的發展條件。正是因為各種經濟成分之間有著共同的利益，它們相互矛盾的一麵處於次要的地位，所以這種矛盾是可以調節的。
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矛盾的調節，在不同經濟成分之間，在不同的領域，矛盾的情形不同，調節的方法也不同。經營範圍上的衝突，以分工合作方針處理之；對資本主義追求自由發展和國營經濟要維護領導地位的矛盾，以節製資本的方針處理之；對勞資糾紛，以勞資兩利的方針處理之；對各種經濟成分的所有者、從業人員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以製定相應的規章製度調節之；對資本家違法經營造成的與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的衝突，以法律為準繩解決之，如以“五反”解決“五毒”經營作風，等等。矛盾林林總總，協調的辦法也是千千萬萬，不能窮舉。1949—1953年的實踐證明，隻要本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依法辦事的原則進行處理，各種經濟成分之間的矛盾都能妥善協調，它們都能獲得發展。
第五節
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同時發生作用
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同時發生作用，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調節機製的特點。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雖已有長期領導解放區經濟建設的經驗，但解放區畢竟是建立在經濟落後的農村地區，其經濟是以自足為目的的半自然經濟。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意識到，組織管理全國性的經濟將是一個新的課題，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任務。1948年9月間，他在修改一份文件時提出，由於有了多種經濟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商業私人資本主義這一切情形，使我們必須有明確而周密的經濟政策、計劃與整套的經濟組織去指導國民經濟建設，絕不容許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亂。
管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複雜性和艱巨性，首先是存在著多種經濟成分。因此，不可能簡單照搬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其次在於各地區、各部門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是自然經濟或半自然經濟，有的地區商品經濟比較發達。有的部門是現代化經濟，有的部門是傳統經濟。城鄉之間也是如此。因此，也不能照搬管理解放區經濟的經驗。新中國誕生前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如何管理新民主主義經濟有所論述。其基本思想包括：
（1）把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相聯係，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相聯係，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經濟，因此，要不斷加強計劃性。1948年9月間，毛澤東指出，實行國民經濟的組織性與計劃性必須嚴格地限製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內，國營經濟首先要適應這種組織性與計劃性。他認為，在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條件下，不具備立即全麵實行計劃經濟的可能和必要，而必須分步驟地進行，首先隻能在國營經濟的範圍內實行計劃管理。市場調節是當時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況。毛澤東是針對這個現實狀況談在可能和必要的範圍內實行計劃管理的，在可能和必要的範圍之外，市場調節發揮基礎性作用。
（2）新民主主義經濟中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運行，主要是由市場調節，國家通過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等多種手段對它們的經濟活動進行調節。1949年1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認為是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向資本主義發展，那是極端錯誤的。”《共同綱領》第八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這是一種以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政策。關於國家對於各種經濟成分的組織管理，同一條文規定：“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麵，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裏講的“調劑”，包括多種方式、多種手段的管理、調節、引導。其中包括計劃調節的手段。
關於對各種經濟成分、各個經濟部門的計劃調節範圍，《共同綱領》中亦有原則性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應爭取早日製定恢複和發展全國公私經濟各主要部門的總計劃。”關於農林漁牧業：“人民政府應根據國家計劃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爭取於短時期內恢複並超過戰前糧食、工業原料和外銷物資的生產水平，應注意興修水利，防洪防旱，恢複和發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農具和種子，防止病蟲害，救濟災荒，並有計劃地移民開墾”。“保護森林，並有計劃地發展林業。”關於工業：“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複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製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同時，應恢複和增加紡織業及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輕工業的生產，以供應人民日常消費的需要。”關於商業：“保護一切合法的公私貿易。實行對外貿易的管製，並采用保護貿易政策。在國家統一的經濟計劃內實行國內貿易的自由，但對於擾亂市場的投機商業必須嚴格取締。”關於金融：“金融事業應受國家嚴格管理。貨幣發行權屬於國家。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彙、外幣和金銀買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理。依法營業的私人金融事業，應受到國家的監督和指導。”
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打擊投機資本，統一財政經濟工作，國營經濟初步取得對市場的領導權，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財政體製和國營金融體製。
國家對國營企業、供銷合作社，大型公私合營的企業實行指令性計劃。計劃的內容限於產品的品種、數量等幾項主要指標，不是麵麵俱到。這些企業的原材料（或商品）從市場自由采購；產品（或商品）除國家有規定的外，在市場上自由銷售；工資製度也不統一；企業有一定的招工和辭退員工的權力。
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主要由市場調節。國家通過運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經濟的各種手段進行計劃調節，經濟手段是多種多樣的，包括稅收、價格、貸款及其利率、經濟合同等。對這些手段，國家靈活掌握，綜合運用，發揮國家計劃的指導作用，使非社會主義經濟間接納入計劃軌道。毛澤東在1952年3月提出，要通過“國家逐年增加對私營產品的包銷訂貨”，來不斷“增加對私營工商業的計劃性”。這是通過經濟合同，將私營工業的生產經營間接地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
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不大（1952年，在國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到20%），所以指令性計劃和完全行政管理的辦法涉及麵不大。受國家計劃指導或間接納入國家計劃的範圍逐步擴大。有很大一部分經濟活動完全由市場調節。從部門看，工業、商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都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多種調節形式並存。在重要物資的批發商業、金融和外貿市場中，國營經濟居支配地位，結合用財政手段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國家對資源配置發揮重要作用。商品、勞動力市場活躍，微觀運行又很靈活。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建設的實踐證明，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運行機製，靈活而有序，充滿活力，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複與發展。此中包含許多有特色的思想和好的經驗。
第六節
逐步地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演變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發展的結果是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到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是個漸進的過程，其間不需要經過突發性的社會革命。逐步地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演變，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發展前途方麵的特點。
一、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發展的前途是逐漸地演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形態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是中國共產黨人在20世紀20—40年代，為了改造中國既有的經濟形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尋找一條能使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道路，而在革命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和經濟形態，是為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準備必需的物質技術與文化條件。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是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走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過程中不可逾越的曆史階段。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中，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必然前途。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麵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麵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麼呢？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加以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他的這段論述說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並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社會製度後，無產階級領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優勢，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與勞動人民合作經濟的經濟優勢，加上國際環境的有利，構成了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基本保障。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中，國家資本主義和外國資本勢力強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相對弱小。這決定了在進入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時，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與以沒收國家資本主義和處理外國在華企業為物質技術基礎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力量對比中必然處於劣勢。國營經濟控製國家經濟命脈，有強大的物質基礎，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對比，既有質量優勢，又有數量優勢。再加上國家（特別是政策手段與財政手段）的支持，使它成為能夠決定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命運和整個社會經濟前進方向的經濟力量。強大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是新民主主義最終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保障。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政治上建立起工人階級（通過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中國革命的必然結果。不是資本家階級，而是工人階級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偉大鬥爭的勝利。“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資本家階級在新中國的政治生活中處於從屬地位。它隻能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它領導。據此，在新中國即將成立之時，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從力量對比的這個角度來說，特別是在政治領域裏，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在新中國成立時已成定局。
有了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和國有經濟，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便有了基本的保障。
二、不經過資本主義製度卡夫丁峽穀的具體途徑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已經經過多個經濟形態，諸如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這些經濟形態的演進是有序的，它們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各個國家、民族在曆史發展進程中會表現出差別性、多樣性，即它們並不都依次經過其中的每種經濟形態，這種差別性、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總趨勢的具體實現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運行規律後認定，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之後將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至於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能否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問題，馬克思有過一個設想：在特定的曆史條件環境中（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同一時代），在特定的條件下（如西歐國家工人階級革命取得勝利並在其幫助下），像俄國這種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的國家，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製度的“卡夫丁峽穀”而向社會主義過渡。馬克思的這種設想為落後國家工人階級積極進行革命鬥爭並爭取社會主義前途提供了理論根據。在馬克思之後，人們在討論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問題時，強調的是它們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製度發展階段這種道路的特殊性，忽視了這些國家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否也要經過相應的特殊的發展階段。這些人認為，在落後國家，工人階級一旦奪取政權，就必須按照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發展階段的設想依次前進。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發展階段設想的主要內容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要利用政權的力量剝奪剝奪者。這個時期是社會經濟變革的時期，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任務是消滅資本主義和一切私有製，然後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最後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蘇俄十月革命的實踐是依此順序進行的。蘇俄的實踐和相關理論表明，人們對於跨越卡夫丁峽穀的內容，僅僅理解為在落後國家裏工人階級可以奪取政權以進入社會主義，一旦政權到手，跨越資本主義製度的卡夫丁峽穀便大功告成。他們認為，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的落後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應有一個與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不同的特殊發展階段。
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的學說，認為中國近代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生產力水平低，不具備直接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文化條件。在這種條件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不能像俄國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那樣，經過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要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社會階段，一個“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發展經濟與文化，為將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準備必需的物質文化基礎。這樣，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前接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後接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構成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曆史階段，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條獨特道路。這就把馬克思、列寧關於落後國家爭取社會主義前途的設想，通過獨特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具體化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道路，從而避免了不同國家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的發展道路不能有多樣性的機械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各國、各民族曆史發展進程差別性、多樣性理論的發展，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
在這個獨特的社會發展階段論中，跨越資本主義製度卡夫丁峽穀的內容，不再僅僅限於落後國家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奪取政權僅僅是跨越的開始，僅僅是為跨越準備了前提，修起了橋頭堡。在奪取政權後，必須經過特殊的發展階段，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階段，去完成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實現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曆史任務。這是因為，資本主義製度這個社會製度階段可以跨越，社會主義社會所需生產力發展水平這個物質條件階段不能跨越，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不能跨越。經濟關係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生產力采取的社會形式，因此，這個特殊的社會發展論雖然避免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製度，但還包含了生產力一定階段的某些經濟形式。例如，允許商品貨幣關係存在和市場關係的發展，允許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所有製長期存在，如此等等。這就完善了跨越資本主義製度卡夫丁峽穀的思想，找到了在中國條件下實現這一思想的具體途徑。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實踐中產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及從實踐中抽象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提出了落後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曆程中，要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階段。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性質，既不是歐美式的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也不是蘇俄式的經濟形態——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首要任務是將社會生產力提高到一定水平，為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準備好物質技術基礎。在生產力低下的落後國家，完成這個曆史任務必須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在這個意義上，它具有穩定性。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包含兩種以上的所有製和生產方式，它必然要發展到某種所有製或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製度。它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其前途是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在這個意義上，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具有過渡性。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是一種存在於一個相當長曆史時期內的、相對穩定、相對獨立的過渡性經濟形態；是落後國家跨越卡夫丁峽穀到達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
結語
（一）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建立時的物質技術基礎是落後的生產力。這種經濟形態在經濟結構方麵的特點是多種所有製並存和各得其所；在運行機製方麵的特點是各種經濟成分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在資源配置與調節方式上的特點是市場與計劃同時發生作用。它的前途是逐步演化為社會主義經濟形態，這個過程是可控的，無須經過社會革命。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這些特點與優點，使它能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二）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曆史產物，是中國人民的一大創造。從這種實踐中抽象出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20—50年代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經濟思想中最具有創造力的部分。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個別結論的修修補補，而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從中國的特殊國情出發獨創的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它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豐富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由於多種原因，毛澤東等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的創造者，於1952—1953年放棄這種理論，導致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於1956年結束和從1957年開始的20多年經濟徘徊局麵。在今天，重新研究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理論的形成過程、內涵及過早被放棄而造成的後果，對於中國人民深化對國情的認識，理解中國共產黨另一重大理論成果——20世紀60—80年代形成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理論，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對於一些經濟落後國家的人們探索前進的道路，仍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鄧小平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一生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1989年3月23日，他在會見烏幹達共和國總統穆塞韋尼時說：“我很讚成你們在革命勝利後，不是一下子就搞社會主義。我和許多非洲朋友談到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也不要搞封閉政策，那樣搞不會獲得發展。”在這“許多非洲朋友”中，有一位是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1988年5月18日，鄧小平對他說：“有一個問題，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麼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向與中國同處於經濟落後狀況的非洲國家朋友介紹的，是中國經濟曆史中最重要的經驗教訓。
（三）落後國家利用其後發優勢，可能繞過西方發達國家曆史上的某些具體發展階段（卡夫丁峽穀），卻不能繞過私營經濟、市場經濟存在和生產力現代化這類的曆史階段。繞過某些具體階段的前提正是充分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已有的現代化成果。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曆史表明，在中國當代這個曆史階段，私營經濟、市場經濟的存在具有曆史的合理性。
複習題
1.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特征。
2.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時期經濟工作的主要經驗教訓。
第十一
章全麵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經濟大上大下（1957—1966）
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製轉變為公有製，市場經濟轉變為計劃經濟的過程基本完成，中國進入了新的曆史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時期與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是新時期的主要問題。從1956年開始，邁出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第一步。探索起步所麵臨的是單一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製。
第一節
對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開始
一、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的提出
1950—1956年，在經濟工作中強調學習蘇聯的經驗。“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乃宣傳口號之一，這種學習起過積極的作用。
學習蘇聯經驗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學習蘇聯的經濟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在世界社會主義曆史上，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付諸實踐，並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也隻有這種模式。1945年以後，東歐和亞洲十多個共產黨執政的、準備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都學習蘇聯的模式。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中的弊端，諸如管理權限過分集中，束縛企業經營的自主權，使經濟的發展缺少動力；計劃配置資源引起高成本、高浪費、低質量、低效益；片麵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緩慢，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此等等，經濟學家早已指出。一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也有所察覺。南斯拉夫首先突破蘇聯模式，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走上工人自治的道路。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猛烈抨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時期經濟模式存在的弊端。蘇聯開始醞釀改革。到1956年，東歐個別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已很尖銳，也在醞釀著改革。1953—1955年，中國建設的實踐告訴人們，蘇聯模式存在一些問題，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效果不好。因此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尋找自己的道路。
1956年初，正當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將勝利完成，轉入經濟建設為主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這年年初，劉少奇、毛澤東聽取國務院各部門的彙報，了解經驗，發現問題。在詳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劉少奇、毛澤東發表了多次講話。其中重要的是毛澤東於4月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和隨後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這是探索中國建設道路的開始。在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報告、講話中提出一係列重要觀點。其中主要有：（1）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反麵教訓，引以為戒，走自己的路，使中國的經濟建設比蘇聯進展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2）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仍然存在矛盾。為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需要調整、完善生產關係，必須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簡政放權。這是在理論上對蘇聯模式的突破。（3）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關係。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對一個農村人口占80%以上的農業大國來說，這是符合國情的主張。（4）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這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建設的必然結論。
二、八大的經驗總結與經濟學界的理論探索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八大”）。在八大會議上，在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製變為公有製之後階級關係的根本變化，認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製度的曆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已經基本建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確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建設上來。今後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盡快地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反映了全國人民要求迅速改變經濟文化落後麵貌的迫切願望。
八大將1956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在經濟建設中既要反對保守、也要反對冒進的意見，概括為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周恩來提出，應該根據需要與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
在八大的發言中，陳雲提出經濟中存在“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同時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在生產計劃方麵，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按計劃生產，但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按照市場變化，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在統一市場方麵，國家市場是主體，但是同時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他以此闡述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他同時提出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其基本點是：量力而行，循序漸進。他認為，隻要財政收支和信貸是平衡的，社會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之間，從全局來看就會是平衡的。實踐證明，實現了這三大平衡，整個經濟局勢是穩定的；建設比例失調，經濟混亂，反複折騰，又往往是從破壞這三大平衡開始的。針對中國人多地少、糧食問題非常突出的國情，他指出：“如果我們隻注意搞工業，不注意解決吃飯穿衣問題，搞了工業以後，老百姓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再回過頭來搞農業就晚了。究竟回頭搞好，還是先搞好？當然是先搞好……經濟不擺在有吃有穿的基礎上，我看建設是不穩固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提出，在合作社內部，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是鞏固集體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另一位副總理薄一波提出，在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的比重不低於20%，或者略高一點；國民收入中，國家預算收入的比重不低於30%，或者略高一點；國家預算支出中，用於基本建設的比重不低於40%，或者略高一點。這被後人稱為“二、三、四”比例。
八大以後，這類經驗總結與理論探討在繼續。在1956年11月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上，黨的副主席劉少奇提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這個觀點，恐怕還值得研究。1957年，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上，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提出，工業企業要建立新的管理製度和政治思想工作製度，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是擴大企業民主，吸引廣大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監督行政、克服官僚主義的良好形式，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應當充分運用和全國推廣。
他們提出的這些設想和觀點，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八大以後，在實踐上也有一些重要改革。如在國營企業中，用黨委負責製代替從蘇聯學來的一長製（後推廣到集體企業），用“鞍鋼憲法”代替蘇聯的“馬鋼憲法”，用政工人員治廠代替蘇聯的專家治廠，用群眾運動代替蘇聯的科層管理，用政治掛帥代替蘇聯的經濟核算，等等。這些改革中也寓有理論的探索。
經濟學界也在進行積極探索中國經濟建設道路問題。他們研究的課題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是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存在的原因。1956年以前，主要從兩種公有製並存來說明。1957年以後的觀點有：（1）按勞分配。（2）兩種公有製、按勞分配和經濟核算。（3）兩種公有製和消費品個人所有製。（4）部分勞動者的個人所有製或勞動力私有製。（5）全民所有製企業之間保留經濟利益上的界限，是全民所有製內部存在商品生產的原因。探討的局限性在於：把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限定在計劃經濟體製之中，沒有涉及市場經濟問題。
二是關於經濟體製問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認為要改革現存的經濟體製，改革方向是下放管理權限，避免集中過多。探討的局限性在於：下放管理權限隻是在中央與地方、“條條”與“塊塊”之間做文章，沒有明確提出改革國家與企業的關係。
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
（一）“超英趕美”的發展戰略
在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即將建立之時，毛澤東開始談及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和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問題。1955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有人問趨勢如何，大約十五年左右，即三個五年計劃左右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還要再加一點：大約五十年到七十年左右即十個到十五個五年計劃左右，可以爭取趕上或超過美國。”又說：“五十年以後會出現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他將趕上和超過美國的時間作為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時間。1956年8月，在八大預備會議上，他提出要在50年或60年時間內超過美國。1957年7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他寫道：“十年到十五年以後的任務，則是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準備著逐步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準備以八個至十五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這是毛澤東最早談及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及具體時間問題，10～15年以後為起點，50～70年以後為終點，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經濟條件和趕上或超過美國相聯係。美國的生產力是世界上存在著的現實，是人們所能看見的最高生產水平。1957年開始，用50～70年時間在經濟上趕上或超過美國，實現共產主義，顯然要求過急；同時，趕上或超過美國也不意味著已具備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從毛澤東的這些話中可以看出，他把生產力的大發展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主要條件。他已開始考慮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和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發展生產力。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蘇聯提出要趕超美國，毛澤東提出15年內超過英國。這就形成15年超過英國、50～70年趕上或超過美國的發展戰略。這是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一個趕超戰略。
這個戰略形成的1956—1957年，國內外發生了如下一些變化。蘇共二十大在蘇聯國內引起強烈的反響，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一場大混亂。1956年夏，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和蘇波關係事件。隨後發生匈牙利事件和蘇聯軍隊開進布達佩斯。波匈事件中，一部分群眾用暴力去對付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國際反共勢力利用這個機會，煽動一場世界性反共的風潮。許多國家大批共產黨員退黨。這些情況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後國內階級關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57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同時號召群眾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一些人對具體工作中的錯誤、缺點提出尖銳的批評。毛澤東等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右派攻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6月，開展反右派鬥爭。隨後，反右派鬥爭在全國擴大成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達55萬多人。這些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毛澤東估計，在知識分子中，資產階級“右派”占10%左右，大部分是資產階級的中間派，他們是同工人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反右鬥爭嚴重地擴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從1955年年中起，毛澤東思考的中心問題，就是在中國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初期，他思考的側重點是生產關係，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怎樣才能變成社會主義性質。他認為，隻要把生產資料私有製變成了社會主義公有製，中國也就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加速對農業、手工業中個體私有製和工商業中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反右傾加群眾運動，掀起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結果，隻用了1年的時間，他的目標就達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各項成就，特別是對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為公有製一事的成功，在毛澤東看來是心想事成。這造成了他思想中的一種迷霧：原來以為那麼艱難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和“嚴重的問題”（1949年6月，毛澤東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竟如此這般地容易。“一五”計劃到1956年基本完成，1957年結束。“一五”期間（1953—1957年），新增固定資產達491.4億元；施工的工礦建設單位達1萬個以上，其中限額以上的有921個；新興的工業部門不斷建立和充實，一批技術力量正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作用。這使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在毛澤東看來，經濟建設也不是什麼難事。他開始驕傲起來了。
1956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世界平均數的34%，與其他國家比，中國的經濟仍然很落後。1957年，人均國民收入，美國為2331美元，蘇聯為612美元，法國為1304美元，中國為53美元。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發達的美、英等國水平相差懸殊。毛澤東看到，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可農民吃的是窩窩頭。他要“想個辦法”“加速實現社會主義”。此時要“加速實現”的社會主義，所指已經不是生產關係，而是要想辦法加速發展生產力。他根據加速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也把反右傾加群眾運動作為加速生產力發展的主要辦法。反右傾的主要形式有兩個：
一是批評“反冒進”，提倡、鼓勵躍進和“大躍進”。從1955年下半年起，毛澤東一再提出反保守。1956年，幾位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認為1955年經濟發展速度太快了，造成各方麵的緊張關係，使這種速度難以為繼，提出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的方針。1957年，毛澤東認為對1956年冒進提出頗為尖銳的批評，影響1957年農業生產未能達到計劃要求。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反冒進的主張是錯誤的，並把1956年的反冒進說成是右傾的表現，對1956—1957年生產發展速度表示不滿，認為太慢了，且把慢的原因歸咎於實行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的方針。他認為這個方針中反對的冒進實際上是躍進，反冒進就是反對躍進，即反對高速度。1958年1月，在南寧召開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參加的會議（簡稱南寧會議）上，他尖銳地提出，一反冒進，人民就泄氣，這是個政治問題。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以後不要再提“反冒進”口號了。從這次會議以後，急躁冒進的錯誤日益發展。
二是對未來生產的發展提出比原計劃更快的速度、更急的時間表，表現在經濟計劃上就是特定期限內的產品產量的高指標，以顯示原計劃是右傾了。正是在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目標。在同一時間，毛澤東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11月13日發表），其中提出：“我們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來一個大的躍進。”“大躍進”是作為實現“超英趕美”的途徑與手段提出來的。這一口號的提出，標誌著毛澤東的“加快”發展生產力的理論從思想轉化到實踐的階段。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思想與理論，是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他既沒有清醒地看到中國經濟基礎薄弱的現狀，又沒有深入研究過經濟現代化的規律。隨著“超英趕美”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對“反冒進”的批判也逐步升級，這是以後開展“大躍進”運動的認識論根源。
對1955年的發展速度，一些人認為是冒進，要反對。另一些人認為是躍進，要提倡。這是關於發展速度上的分歧。分歧還表現在多個重大問題上。
（二）對主要矛盾認識上的分歧與第二次工作重心轉移的失敗
從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澤東根據他對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及社會主義製度剛剛建立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狀況的分析，認為中國已由革命時期轉入建設時期。他說：“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根據這種情況，他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以便調動一切積極的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服務。毛澤東的這種分析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1956年9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標誌著和宣布了中國由革命到建設的轉變。這次大會通過的決議認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毛澤東作為這次會議的代表與領導人，在會上舉手讚成這個決議。事實上，他對“這一矛盾的實質”“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句話，是有保留的，他認為這個提法是拿現在同將來比，拿中國同外國比，不符合實際，因而是不適當的。後來，他在1957年10月7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組長會議上講話時說，這個提法也反映了一個要求，要求加強物質基礎。
毛澤東領導的1957年夏季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對他自己的思想發生了重大影響。反映在理論上，最主要的就是對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改變。在1957年7月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文章中，他提出了在整個過渡時期，城市和農村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到了9月19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毛澤東說：“整個過渡時期，總的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次全會討論了他提出的這個觀點。10月9日，會議結束時，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樣，他改變了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因為這是他為這次會議討論此問題所作的結論，也就表明八屆三中全會接受了他的觀點，導致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作出改變八大決議的正式結論。這樣，八大路線的理論基礎被推翻，同時為階級鬥爭的擴大化提供了理論根據；打斷了中共八大提出的從革命到建設的轉變的進程，而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也隨之發生變化，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偏離了正確的軌道。第二次工作重心轉移失敗。
從理論上講，主要矛盾是和主要任務聯係在一起的，主要矛盾決定主要任務。毛澤東在改變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以後，卻堅持把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作為主要任務。他從1957年冬到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正是為了替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加強物質基礎。這樣，從1957年冬至1958年，在毛澤東的理論中，發生了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不一致的情況。由於在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關係中，是前者決定後者，所以兩者的關係必然一致的內在要求，終於導致以階級鬥爭為綱，使全黨的工作重心又從經濟建設轉移到階級鬥爭上去了，給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三）人口論與人手論之爭和二元人口管理製度的形成
1.人口理論大辯論
在1957年至1960年間，中國發生一場人口問題大論戰。論戰是采取大批判形式進行的。其影響之深遠，後果之嚴重，無論在中國或世界人口理論史上，還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學術論壇上，都是少見的。
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在全國取得政權的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1949年8月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中國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中國人口太多，對土地造成了不堪負擔的壓力，中國的政府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中國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針對這種理論，毛澤東發表《唯心史觀的破產》一文。他批判艾奇遜的人口決定論，指出舊中國之所以存在嚴重的人口問題，是因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因此，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起來革命，廢除私有製，“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人口總數60193萬人。1950—1953年，平均每年增長21.08‰。如何看待人口空前迅猛增長的現實？要不要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控製人口增長？人們的認識不一致。1953年秋，鄧小平率先提出“要節製生育”。同年8月，政務院批準衛生部關於《避孕及人工流產法》，指示衛生部幫助群眾節育，向群眾提供避孕藥具。1954年12月，劉少奇主持召開節育問題座談會。他指出：“關於節育問題，我們黨，我們衛生機關和宣傳機關，是提倡還是反對？有些人是反對的，有的人還寫了反對文章。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讚成節育的。”他對墮胎、絕育、避孕藥品與器具的供應問題作了具體的指示。1955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製人口問題的指示》，其中指出：“我們黨是讚成適當地節製生育的。”1956年9月，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又一次強調“我們讚成在生育方麵加以適當的節製”。邵力子、馬寅初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利用各種機會反複闡述要控製中國人口。馬寅初於1954—1956年三次到浙江實地調查人口增長情況，發現1953年以及以後的兩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超過20‰。他看到人口發展趨勢的嚴重性，在實地調查、分析研究的基礎上，他提出了控製人口增長的見解。
1957年2月，毛澤東說：“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1958年4月又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他提出要破除“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的迷信。他提出實際人口到了7億至8億時再控製，現在還是人多好。毛澤東的上述論斷後來成為批判“人口控製論”者主張計劃生育和控製人口增長的依據。
在1957年春人口理論的學術討論中，對人口問題素有研究的學者馬寅初、吳景超、費孝通、陳達、孫本文等撰寫文章，主張控製人口增長。在隨後的反右派鬥爭中，這些主張控製人口增長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口學家，一部分被打成右派分子，對他們的人口理論進行批判。1957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的文章。馬寅初雖未被劃為右派分子，但他的《新人口論》被扣上了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的帽子。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說：“某些學者甚至斷定，農業增長的速度還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們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得多，積累就不能多。因此，他們對於我國農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作出了悲觀的結論。這種思想的本質是輕視我國組織起來了的革命的農民，因而不能不受到曆史的反駁。”這是用不點名的方法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觀點。7月，《光明日報》開辟專欄指名道姓批判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在批判中，被批判者無權答辯。這是用政治壓力的方法把辯論中的一方壓製下去，以結束一場學術爭論。
論戰雙方的觀點針鋒相對，被批判的一方，以馬寅初《新人口論》為代表，主張“控製人口增長”；批判他的一方，以“人手論”為代表，主張“人越多越好”。論戰問題的實質是：在中國人口基數大、經濟落後的條件下，人口增長速度與社會生產力增長速度的關係問題。具體地說，涉及以下幾個方麵。
（1）是讓人口自發地繼續高速增長，還是實行控製，讓其低速增長？“人口控製論”者認為：“每個社會，每個時期，根據各種條件可以算出一個人口的適中數。人口增長率超過了這個適中數，是會遲緩社會發展速度的。”“人多固然是一個很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如果不加控製，任其盲目增長，勢必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要提高人口質量，控製人口數量。“人愈多愈好論”者認為：“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就能愈快地促使人民群眾的生活優裕，文化提高。”因此，國家要為人口高速度增長創設一切有利條件。人口不斷地增加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口規律，是社會主義社會優越性的表現。提倡計劃生育和節製生育，是馬爾薩斯主義。他們認為：“馬寅初的人口理論的一切基本觀點，都是馬爾薩斯主義的，隻是表現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
（2）人口與人手的關係。“人口控製論”者馬寅初說：“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太慢。”“因為人口大，所以消費大，積累小……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製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批判者自稱是“人手論”者，他們認為：“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國民收入，就可以增加社會積累。社會人口數與社會積累數不是成反比例，而是成正比例的。”“新人口論者把新出生的人口看作是純消費的因素，是妨礙積累的因素，這是馬爾薩斯仇視人的觀點的翻版，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歸根到底，我國工業化建設資金能不能積累起來，取決於社會製度，而不是取決於人口多寡和增殖快慢。”這種分歧，涉及一個重要認識問題，即人作為物質財富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相互關係問題。這是理解人口與資金積累、人口與工業化關係等一係列問題的關鍵。
（3）人口與提高勞動生產率及就業的關係。“人口控製論”者認為：“為了提高我國勞動人民的生活程度，最要努力之點，不在於增加整個社會的總勞動量，而在於提高每一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事業愈發展，機械化、自動化必然隨之擴大，從前1000人做的事，機械化、自動化以後，50個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處都是1\/20），請問其餘950人怎麼辦？”“因此一麵控製人口，一麵加速發展工農業，就業問題的解決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批判者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永遠不會產生失業現象，永遠不會感到勞動力過剩。”“誰都知道，‘機器排斥工人’是作為馬爾薩斯主義所興起的資本主義特有的對抗性矛盾。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人成了機器的主人，這一個矛盾也就根本消滅了。”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根本不會產生人口過剩現象”、“不會產生失業現象”的說法，既沒有理論根據，也不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的實際。
（4）人口增長與農業發展的關係。“人口控製論”者認為：“我國地少人多，全國6.4億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3畝地。……雖然在1953年至1956年之間，每年開墾了1400多萬畝荒地，但由於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由1953年的2.8畝降至1955年的2.7畝……故就糧食而論，亦非控製人口不可。”“人口增殖，糧食必須增產，經濟作物的麵積就要縮小，直接影響到輕工業，間接影響到重工業。”“人口多了……糧食不夠吃，要鬧事。”“人愈多愈好論”者認為：“解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我們依靠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依靠我們6億人民的偉大力量，喝令高山低頭，河水讓路，使土地變出更多的糧食來。”由於糧食作物的單位麵積產量在不斷提高，“到1967年我國糧食的總產量不知要比現在高出多少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糧食數量將是幾千斤，甚至於幾萬斤，都是可能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不是認真地探討問題，而是隨口說胡話。麵對著這樣的一堆胡話，馬寅初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中說：“自《新建設》11月號登出我的文章後，同意我的信已經不是少數了，有的是表示同意，但不敢簽名，隻寫‘讀者謹上’字樣，這部分地表明了今日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真實情況，我隻得唱‘獨角戲’。我隻得單身匹馬出來應戰。”在此情況下，人愈多愈好的理論占了上風。在實際政策上，馬寅初提出一對夫婦最好隻生育兩個孩子，主張“兩個有獎，三個有稅，以稅作獎”。但是這一寶貴意見沒有被采納，節製生育、控製人口的措施也停止實行。1957年中國人口6.4億，到1976年增加到9.3億。這就是“批了一個人（批馬寅初），多生了3億人”一說的來源。
2.二元戶籍製度的形成
戶籍製度是以家庭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是一項基本的國家行政製度。新中國成立之初，《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都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遷徙的自由權。那時，人口在城鄉之間可以自由流動。1950年到1952年，大約有1500萬農村人口遷入城市。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1949年是10.6%，1952年，上升到12.5%。1953年，國家開始執行“一五”計劃，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農業哺育工業，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金的原始積累、農產品和勞動力。工業化的開展使城市人口增多，城市糧食供應出現嚴重緊缺，國家由此實行了農產品統購統銷製度。農產品統購統銷製度的實行，一是擴大了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二是形成一種戶籍製度，在這種戶籍製度下，國家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供給，以及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公民權益與戶口性質掛鉤。城市人口享受國家保證供應的、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糧、油等農產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供給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福利。農村人口則在保證向國家交納糧、油等統購物資任務後，享受其剩餘的部分，絕大多數農村人口消費的糧、油比城市居民少。國家的政策向城市一方傾斜，從此出現一個“不平衡的中國”。於是，變成一個吃商品糧的城裏人，成了農民的理想。農村人口有了湧入城市的強烈利益驅動，隨即出現了新中國第一次人口遷移的高潮。從1954年到1956年，遷移人數高達7700多萬。重工業資金投入大，而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較弱，這使城市壓力加大。國家為減輕這種壓力，開始將控製人口流動的功能引入戶籍管理。1955年8月，國務院發布關於農村糧食統購統銷和市鎮糧食供應兩個暫行辦法，戶口與糧食直接聯係起來了。三個月後，國務院又頒布了《關於城鄉劃分標準的規定》，將“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作為人口統計指標。按“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進行劃分與管理的二元戶籍管理體製開始形成。1956年，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嚴重的“盲流”問題。1957年，全國職工人數達到2450.6萬人，城市人口增至9949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增至15.93%。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明確規定了遷移審批製度和憑證落戶製度，對戶口遷移作了約束性規定，將限製人口自由遷徙的功能納入戶籍管理，嚴格限製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國家為保證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在城市，以社會福利製度，保持城市居民低工資的充分就業；在農村，則以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方式來保證農業生產的相對穩定。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展，使政府可以通過公社體製，直接介入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全過程，限定農村基本生產資料即土地和勞動力的使用方式。從此，城鄉人口二元管理的戶籍管理製度開始與人民公社體製相互融合，成為維持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兩個基本製度。
這種戶籍製度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建立起來的，是計劃經濟體製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帶來的製度效應，是在短缺經濟下的被動選擇。國家通過這一製度的實施，最大限度地掌握了社會資源，在小農經濟基礎上，迅速完成了工業化的起步，但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社會成本。
首先，這種二元戶籍製度，使城鄉分割成兩大塊，勞動力、資金、物資等生產要素不能在城鄉間自由流動。這種不合理、不科學的戶籍製度使經濟僵化，對經濟發展很不利。在城市裏，以戶籍製度為中心，附著了住宅製度、糧食供給製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製度、生產資料供給製度、就業製度、醫療製度、養老保險製度、勞動保護製度、婚姻生育製度等十幾項製度。城市居民可以享受較高的生活福利和行政性硬性劃給的就業機會。農民則沒有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從而演化為兩種不同的身份製度，形成不平等的兩個社會集團。這就是通過限製人口流動，以犧牲農民利益來使農村服務於城市，城鄉差距因而拉大。
其次，戶籍製度取消了農民遷徙的自由。農村人民公社製度使農民喪失了支配自身勞動力的自由，在農民爭取自由的曆史中，這是一次製度性的倒退。這種戶籍製度不僅限製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也限製了城市間的流動，使人口流動長期處於凝固狀態，抑製了社會有機的活力。
再次，這一製度的實行，控製了城市人口的膨脹，具有保護城市的功能，但同時也割裂了城市化與工業化過程，使中國的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造成了城市化進程的遲滯。由於限製城鄉人口流動，1949年至1978年間，城市人口增加了1個億，農村人口增加了3個億。全國80%的人口分散在廣大農村，成為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的相對貧窮人口。
最後，國家把一些認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從城市趕到農村以維護城市的安全，以政治運動的形式將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遷徙到農村以解決城市就業不足的問題，向農村、向土地轉移人口壓力，使本來就人地關係緊張的農村更加窘迫，這造成農業生產率低下和農村人口貧困化。
所有這些，都有違於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社會主義平等原則，成為嚴重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項製度性障礙。
（四）急於求成思想的發展
從1957年開始，經濟工作中的急於求成思想不斷發展。這表現在經濟工作的各個方麵。其中，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表現在上文所說的批判“反冒進”的逐步升級。
第二，表現在計劃工作由“留有餘地”到“積極平衡”和1958年計劃指標的不斷加碼。計劃工作的原則由綜合平衡、留有餘地，改為“積極平衡”、計劃留缺口。1958年1月，在杭州召開的部分中央領導人與地方領導人參加的會議（簡稱杭州會議）上擬出《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要求生產計劃製定三本賬。中央兩本賬：第一本是必成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計劃，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這在地方是必成計劃；第二本賬，在地方是期成計劃。這三本賬的實際內容就是要求計劃指標層層加碼。1958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的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其主要指標安排情況是：同1957年比，農業總產值增長6.1%，工業和手工業總產值增長13.9%，基本建設投資增長17.8%。這些指標已經過高。3月，成都會議確定的第二本賬中的各項指標是：與1957年相比，農業總產值增長16.2%，工業總產值增長33%。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再一次提高計劃指標：糧食從2月批準的計劃指標3920億斤改為6000億～7000億斤，棉花從3500萬擔改為7000萬擔，鋼從624萬噸改為1070萬噸。提出這種一年內成倍增加產量的指標本身就是浮誇，而中央計劃指標的不斷加碼必然導致地方的“浮誇風”，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作風開始受到破壞。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簡稱八大第二次會議）提出要求縮短“超英趕美”的時間，爭取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10年趕上美國。在製定1959年計劃時，其主要指標（除發電量外）均超過了英國。這就是說，“超英”的時間由1957年11月的15年，到1958年5月的7年，到秋天就改為2年了，主觀主義思想發展到了高峰。
第三，表現在要求地方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期限不斷縮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要求在5年到10年內，各地的工業產值（不包括中央直屬企業）都要超過農業產值。在成都會議上，把地方工業產值趕超農業產值的期限，從5年至10年改為5年至7年，並進一步要求在7年內（爭取在5年內）基本上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這對各地製訂“躍進”計劃有很大的壓力。要求各地地方工業產值在短期內超過農業產值，不符合中國國情：（1）人口80%在農村，工業基礎薄弱；（2）經濟高度集中，大型企業、廠礦等集中於中央，地方工業很落後；（3）工業布局極不合理，工業集中在沿海和內地少數省份，有的省隻有很少的地方工業。至於全國農業機械化，至今也未實現。
第四，表現在要求各大區、各省建立各自獨立的工業體係。1958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協作區（每個協作區包括鄰近的幾個省，全國共有7個協作區）建立各自獨立的工業體係。8月，毛澤東視察天津時提出，地方應該想辦法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首先是協作區，然後是許多省，隻要有條件，都應建立比較獨立的但情況不同的工業體係。建立地區獨立的工業體係的要求不切合實際，第一，在當時辦不到；第二，這種做法不符合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是造成地區分割和小而全、大而全重複建設的主要原因。
（五）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內容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內容，有其形成與變化的過程。1955年，周恩來提出建設事業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補充還要省，這些意見得到毛澤東的讚同。1956年春，周恩來提出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正式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這條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基本點包括：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麵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通過這些，盡快地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化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條總路線的核心是快，即高速度。
這條總路線提出工業、農業、科學文化三個現代化作為奮鬥目標，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全國人民熱切期望國家迅速現代化並因此繁榮富強起來的情況下產生的。同時，它也是在急於求成思想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產生的。
總路線的部分內容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後八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些寶貴經驗，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部分成果，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改變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迫切心情與高度熱情。在總路線的內容中，將技術革命、文化革命與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相提並論，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急於求成思想占主導地位下，從主觀願望出發，不顧客觀規律，提出一係列的“同時並舉”，都是為1958年鋼產量翻一番，為“大躍進”和迅速“超英趕美”戰略服務的；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和1951—1958年對重工業多年大投資之後，還強調重工業優先發展，破壞了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關係；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一切圍繞高速度，一切為早日超英趕美，這是總路線不科學的症結所在，也是導致這條總路線在貫徹之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出現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第二節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在急於求成的思想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導下，出現了違背經濟規律人為地加速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係改革的過程，造成嚴重的後果。
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動
（一）農業“大躍進”和畝產“衛星”
“大躍進”的口號是在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中提出的。1955年底，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鼓舞下，毛澤東提出：“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1955年12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召集有關負責人，傳達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批示，其中說道，一切工作都要反對保守主義。毛澤東要求加快工業化的步伐，正是針對他所認為的保守思想而來的。
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熱潮中，1956年的經濟建設出現了冒進。周恩來、陳雲、劉少奇等發現此問題後，及時加以糾正，效果很好。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在1957年整風中，人們對於1956年冒進引起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緊張局麵頗多批評，最尖銳者如黨外人士張奚若、陳銘樞。他們批評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在第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報告》時，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躍進的步驟”、“有了一個躍進的發展”的說法。毛澤東對此深為讚賞，說應該頒發獎章。《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的社論中，認為反冒進者是“把正確的躍進看成‘冒進’”，提出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此社論發表後，毛澤東建議將“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毛澤東如此讚賞“大躍進”這個提法，是因為它從褒義上概括了1956年經濟建設的高潮，為“冒進”正了名。他解釋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後，倡導“大躍進”就與反右傾保守、批判反冒進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了一種組織經濟建設的方針與理論。
1958年2月，《人民日報》根據南寧會議的精神發表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麵大躍進”的口號。這個口號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具體實施，是急躁冒進思想急劇發展的標誌。發布這個口號後不久，浮誇風就吹遍全國。這種浮誇風首先表現在農業生產上。5—6月正是夏收時節，報紙上不斷刊登小麥豐收、畝產量“放衛星”的信息。先是河南省遂平縣畝產2015斤。《人民日報》報導湖北省光化縣幸福公社小麥畝產3215斤的“高產”紀錄，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放出小麥畝產3530斤的“衛星”，並發表《向創造奇跡的農民兄弟祝賀》的社論。這些畝產都是假的，人們心中對此都有數。這些報導和社論使製造假產量的人得到表彰，推動說假話現象的進一步發展，“高產衛星”不斷放出畝產3664斤，4353斤，4412斤，4535斤，4689斤，5103斤。7月23日的《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西平縣和平農業生產合作社小麥畝產7320斤；同時刊登農業部1958年夏收糧食作物產量公報，說總產量達到501萬噸，比1957年增加206.5萬噸，增長41%；小麥的總產量超過了美國，為此發表《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麼》的社論，認為在夏季大豐收麵前，一切以為農業產量隻能按百分之幾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幾十的速度增長的悲觀論調已經完全破產了，現在，“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們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了。”對於這些假話、大話與唯心主義的判斷，在報刊、電台等輿論陣地上沒有也不許有公開的反對者。對那些私下懷疑的，毛澤東稱之為“算賬派”、“觀潮派”、“右傾保守思想”和“促退派”，予以壓製。於是，浮誇風步步升級。8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麻城縣溪河鄉的早稻畝產36956斤。後來新的紀錄，中稻畝產有3萬多斤的，晚稻有10萬斤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判“條件論”，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唯心主義口號。在報道中，這類高產紀錄往往是中共縣委書記或縣長，中共地委書記或專員，中國科學院或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專家親臨檢驗的，大批幹部、群眾參觀目睹的。很有名望的科學家著文論證這是可能的，將來的產量還可以比這更高。這一類的報道、文章和彙報，正是毛澤東所希望的，他也相信了。
浮誇風造成生產“大躍進”的假象。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到河北省徐水縣南梨園鄉大寺閣莊視察了棉花、穀子的生長情況後，對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解學恭和副省長張明河說：“世界上的事情是不辦就不辦，一辦就辦得很多！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實際上，該縣當年糧食畝產200多斤，人均工農業總產值130元。毛澤東把地方幹部浮誇的數字當成了生產實際。並據以作為估計中國經濟、構思美好未來的依據。
正是在徐水縣，毛澤東第一次在中下層幹部中公開提出辦人民公社。而此時，毛澤東考慮的人民公社，是尋求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組織形式。他離開徐水縣後，緊接著發生了與該縣有關的三件大事。（1）中共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在全縣躍進大會上號召全縣成立人民公社，向共產主義過渡。（2）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到徐水縣，傳達要在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的意圖。8月12日，成立有中共中央、河北省委、當地地委派人參加的徐水縣委試點規劃小組。22日，製訂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規定到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中共徐水縣委將它立即公布，並在全縣掀起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群眾運動高潮。（3）8月23日的《人民日報》，在《奔向共產主義的樂園》的標題下，報道徐水縣該年糧食畝產將達2000斤，並說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時期，把社員帶向人類曆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自由王國的時光。
強勁的、曠古所無的浮誇風掀起塵霧，彌漫在神州大地的上空。當毛澤東俯察中國國情時，迷霧遮住了智者慧眼，使他看不清事情實況。以浮誇的“事實”作為認識國情、作出決策的依據，自然會使這些認識、決策遠離實際，不可避免地成為空中樓閣。
毛澤東相信，在農業戰線上，糧食畝產“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小麥的總產量比美國多；在工業戰線上，鋼產量10年可以超過美國，趕上或超過美國是毛澤東關於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需經濟條件的現實標準。所以，在他看來，向共產主義過渡已經成為迫在眉睫、需要立即討論和作準備的現實問題了。1958年8月17—30日，也就是他視察徐水等地之後，在他的主持下，在北戴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其中寫道：“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這裏提出了把人民公社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具體途徑。會議認為困擾中國幾千年的糧食問題得到了解決，經濟工作的注意力必須轉移到工業上來。對工業生產提出“以鋼為綱”的方針，要求1958年鋼產量在1957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即達到1070萬噸。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等一係列文件，製訂一批發展國民經濟的高指標計劃。會後，一個以全民大煉鋼鐵為標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展開，使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刮“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二）人民公社化運動與“共產風”
1955年下半年掀起合作化高潮之時，毛澤東多次談到大社的優越性，提倡辦大社。他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提出，小社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並。有些地方可以一鄉一社，少數地方可以幾個鄉為一社，更多地方可以一鄉數社。成都會議通過《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並為大社的意見》以後，各地開始並社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八大第二次會議後，並社工作普遍地展開。河南、遼寧在全省開展並社工作，並社後基本上是一鄉一社，最大的社有18000戶。在河南省遂平縣成立了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後，8月上旬，毛澤東先後視察河北、河南和山東等省的一些農村，稱讚河南“七裏營人民公社”這個名稱，指出“還是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農、兵、學、商合在一起，便於領導。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的北戴河會議是在1958年8月17—30日召開的。8月底，河南全省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化。該省為了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采取“充分發動群眾，開展鳴放”的辦法，即通過群眾運動、強迫命令的方式在一個月內完成人民公社化。10月底，全國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000多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9.1% ，基本實現了公社化。這種進度可謂神速。
毛澤東考慮辦人民公社，是尋求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組織形式。所以在作出關於建立人民公社決議的北戴河會議期間，他集中地講了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問題，認為按勞分配、工資製度、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差別等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殘餘，要求考慮逐步廢除工資製，恢複供給製。在“大躍進”的年代，他批判資產階級權利（“資產階級法權”），倡導供給製，是要推動按需分配的逐步實現。對於人民公社化初期實行的吃飯不要錢，毛澤東很感興趣。1958年9月，他視察安徽省，當聽到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他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在此之後，在浮誇風之外，又刮起共產風，迷眼的塵霧更濃了。這塵霧使毛澤東看不清楚中國大地上經濟的實際情況，把中國的經濟成就，尤其是經濟發展速度與經濟潛力，估計得很高很高，而且是越來越高，幾乎是日新月異。北戴河會議後的第三天，1958年9月2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信中寫道：“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10月30日，他認為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提出的1959年生產鐵4500萬噸，鋼3000萬噸的報告“很好”。這就是說，鋼鐵的產量在1959年就要超過英國。這是工業戰線方麵。在農業方麵，他為糧食多了沒有地方儲藏而擔憂，並醞釀實行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11月，他設想過“到一九七三年，爭取全國現有耕地麵積十八億畝中，每年播種的麵積隻要六億畝左右，以另一個六億畝左右的耕地休閑和種植綠肥，其餘六億畝左右的耕地種樹種草，使整個農村園林化。”此時，全中國都成了共產主義的樂園。
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提出，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什麼叫過渡到共產主義，要搞個定義。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提到山東範縣的計劃，因為他在這天看到《山東範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該文報道了1958年10月28日中共範縣第一書記所作範縣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報告（摘要）。報告中談了工業，農業生產萬斤化，林業、漁業、畜牧業多種經濟，共產主義的樂園建設規劃，文教、科學、衛生，福利、豐衣足食，共六個方麵，其中，將1960年該縣人民勞動生產、衣食住行等方麵的情況描繪如下：
“到1960年基本上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製度。到那時：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新樂園，真正強，四方八麵是樓房；有大學，有工廠，公園街上百花香；柏油馬路明又亮，汽車穿梭排成行；有電影院，有戲院，勞動以後去聽唱；冬天室內有暖氣，夏天開開電扇乘乘涼；生活真是大變樣，萬年幸福樂無疆！”“各種生產用機器，勞動、學習、娛樂‘三八製’；出門坐上電汽車，到處花香真噴鼻；室內室外公路電燈化，有事搖搖電話機；定時廣播有喇叭，飯前飯後開開收音機，北京、上海好戲隨便聽聽它。”
“生產操作按電鈕，難分勞動和休息；能產鋼鐵能產布，能造化肥、發電機，拖拉機、汽車也會造，生產用品樣樣齊，果品罐頭範縣酒，何時需要何時有。電燈電話收音機，使用起來真便利。這樣的日子何時到，苦幹二年拿到手。”
對於這個從經濟文化很落後的境地兩年進入勝過天堂的人間天國式的共產主義社會“新樂園”的規劃，毛澤東於11月6日寫了如此的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