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心是綠的。
39把春天寄給你蘋果放在桌子上，大家都沒有吃，紅紅的，像一顆顆心。
幾年過去了，大家心裏都平靜不下去了。身邊有這麼一個活雷鋒，咱們不做好事，心裏過意不去啊。
齊大山鎮上有一家櫻桃園郵政所，是郭明義向外彙款的必由之地。
郵政所裏的幾位女郵政員都很納悶，這個人寄錢的地址多而散，又經常變換，且大都是農村和學校。有一次，郵政員馮渤就問：“這些都是你親戚？”“不是啊。”“那是誰啊？”他的臉紅了，含含混混地說是自己資助的幾個窮孩子。
幾個女孩子的眼睛都瞪大了，真是親眼見到活雷鋒了：“這麼多窮孩子，你也是一個窮工人，有能力啊？”“盡力唄。”郭明義歎一口氣，平靜地說。
71他仍是經常來寄錢。相互點點頭，看著他，來了，走了。
幾年過去了，大家心裏都平靜不下去了。後來，不知誰提議，最美咱們也捐助幾個孩子吧。身邊有這麼一個活雷鋒，咱們不做好事，心裏也過意不去啊。
於是，她們就從希望工程辦公室提供的貧困孩子名單中選定了幾個，進行長期捐助。
後來又響應郭明義的倡議，主動獻血，一下子就去了6個女郵政員。郭明義知道後，特意送來一兜蘋果，詢問：“第一次獻血，有沒有不適應？”“沒有什麼啊。”女孩子們輕輕鬆鬆地說。
“那就好，那就好，其實獻血對身體有好處的。”說著，就讓大家猜他的年齡。的確，他50多歲了，卻顯得年輕很多，他經常說那是獻血的原因。不過，最主要的是，他有一顆年輕的心。
蘋果放在桌子上，大家都沒有吃，紅紅的，像一顆顆心。
後來，凡是郭明義倡議的活動，隻要有時間，隻要有條件，她們全參加了。郵政所長王亞軍，還有韓曉威、馮渤等9個女郵政員，都加入了郭明義的愛心團隊，希望工程、獻血、捐獻造血幹細胞、捐獻遺體……40咱們的愛心團送人玫瑰，手留餘香。而愛心就是一株永遠盛開的72玫瑰，四季翠綠，競相綻放，永不凋謝。
所以，愛是可以再生的。奉獻越多，幸福越多！
郭明義最早資助的“女兒”王詩越已經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王詩越早早地就加入了他的愛心團隊，長期資助著2個貧困學生。
王爽，是郭明義資助過的一個工友的兒子，也是郭明義眾多的“兒子”之一。他於1996年考入大連海事大學，大學三年級時就開始學著“爸爸”義務獻血了。2010年，王爽被上海一家大型船舶企業錄用，參加工作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請長期資助幾名特困學生。
還有十多個“女兒”和“兒子”大學畢業後，從第一個月的工資裏拿出300元，交給郭明義，請求他幫助選定資助對象。
2010年12月，郭明義收到兩封來自新疆的信，是一位叫辛亮的退休教師寫來的，還寄來兩張500元彙款單。辛老師承諾，今後每個月從退休金中拿出500元，請郭明義代捐給最需要的人。
對於郭明義，張國斌真是無以言謝啊。他說，過去聽到有人說郭明義是“傻子”，自己曾在一旁看熱鬧，可等到真正遇到困難，才體會到這樣的“傻子”是多麼珍貴，多麼難得！
張國斌夫婦一直琢磨著用什麼方式感謝郭明義，可他們太知道他的脾氣了，給東西不要，請吃飯不去，怎麼辦呢？最後，夫妻倆商量，咱們跟著郭明義一起去獻血吧！
除了獻血，夫妻倆還加入鞍山市義工團隊，到街道上打掃衛生，到公園裏撿垃圾……以前坐公交車從沒有意識到讓座，現在張國斌見到老人上車，就會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渾身總有一種幫助別人的欲望。
73張國斌說：“以前總覺得雷鋒離我們很遠，現在才體會到，你隻要伸伸手，彎彎腰，你就是雷鋒，你就是郭明義……”最美這幾年，郭明義陸續組織了7個愛心團隊：希望工程愛心聯隊成員已達8000人，總捐款超過200萬，資助了2000多個貧困孩子……無償獻血聯隊已有10000多人，累計獻血超過1200萬毫升。
捐獻造血幹細胞誌願者已有4000多人，為中華骨髓庫增添了4000多個血液樣本。
還有，捐獻遺體（器官）隊伍、慈善義工、紅十字急救隊等等。
齊大山鐵礦共有職工2400多名，凡符合條件的人，基本上全部參加了郭明義的愛心組織。
我采訪時，齊大山礦宣傳部的時部長告訴我，他的嶽母是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村婦女，聽別人說郭明義，始終不肯相信，後來看得多了，聽得多了，也信了，就主動報名了——捐獻眼角膜。
郭明義的愛心團隊，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
我們希望他的團隊越來越大。
我們希望全國的13億公民，都能參加他的團隊……（節選自李春雷《幸福是什麼》，春風文藝出版社2011年出版）74“賈立群牌B超”◎星河引子1977年。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這是新舊更替的一年，也是感情複雜的一年。已中斷了10餘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得以正式恢複。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個月裏，570萬考生走進考場，試圖靠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
讓我們選取12月底年關歲末的一天——這一天，22歲的曾津津、20歲的沈穎和20歲的孫寧都在焦急地等待著高考成績。大約2周之前，他們都參加了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場考試。在延慶插隊2年、返城後在豐台醫院做衛生員的曾津津還不知道，她很快就要被北京醫學院醫療係錄取；正在順義插隊的沈穎也不知道，她很快就要被北京第二醫學院兒科係錄取；而在東城一家街道小廠做鉗工的孫寧同樣不知道，他注定會因為家庭政審不合格而重考一次，半年之後才會被北京第二醫學院兒科係錄取。
這一天，13歲的部隊子弟張濰平正在北京十一學校初中部就讀，他已經意識到未來的大學選拔之路必然會通過考試；8歲的北京女孩焦莉平和9歲的黑龍江男孩倪鑫分別在北京和黑龍江的小學準備著期末考試，焦莉平尚不知道自己長大後要做些什麼，而生於醫學世家的倪鑫卻已堅定了學醫的信念。
這一天，王玉和王佳梅還都沒有出生……還有……77上述這些人並不知道，在未來的歲月裏，他們的生命軌跡將在某個空間點交彙。而同樣是在這一天，一名剛滿24歲的年輕人已提最美前來到了這個交彙點——北京兒童醫院。
北京兒童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西二環西側，醫院自1955年“六一”國際兒童節遷入現址後就再也沒有挪過地方。不過1977年二環路尚未修建，更沒有巍峨氣派的金融街，在醫院東牆內堆滿了一年前抗震救災的剩餘物資，所以醫院的正門向西開在南禮士路上。
這一年，正好是這名年輕人的第二個本命年。此時他還不知道，從這一天起，他在這裏一幹就是30多年——在這裏度過他的青春時光，在這裏度過他的中年歲月，在這裏度過他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本命年。
他，名叫賈立群。
?在日曆上壓縮兩個月正所謂“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35年同樣是一晃而過，甚至不及“彈指一揮”的瞬間。此時此刻，已是2012年3月初的一天。
35年前賈立群萬萬想不到的是，北京兒童醫院會擁擠成現在這個樣子：清晨，掛號隊伍像長龍一樣一直蜿蜒到西二環路上；入夜，醫院草坪上搭滿了掛號者棲息的大小帳篷。這一幅幅畫麵，已成為京城這方土地上一道令人尷尬的風景。
78賈立群走進門診樓大廳。就算電梯前沒有無數患兒和家屬的擁堵，他也不會去乘電梯，因為他的工作地點就在二層北側。賈立群是影像中心的一名醫生——1977年剛入院時他被分配到放射科，而現在他在超聲室負責B超檢查。賈立群在放射科幹了足足10年，醫院超聲室成立時他參與了創建。1989年10月超聲室晉升為包括超聲室、心動圖室、心電圖室、肌電圖室和腦電圖室在內的功能檢查科，賈立群擔任副主任，一幹又是10年。賈立群剛當上主任沒兩年，功能檢查科又於2003年6月並入以放射科為主的影像中心，孫國強任主任，賈立群任副主任。讓賈立群做回副主任，院方本有擔心，院長專門來做工作，但賈立群表示毫無問題，保證把工作幹好。再後來，比賈立群晚入院的曾津津做了影像中心主任，賈立群還是副主任，他仍表示毫無問題，對老同事曾津津說：“咱們肯定能合作好。”超聲室外，同樣麇集著眾多的患兒和家屬。北京兒童醫院日均門診量8000，暑期飆升到10000，使得年門診量超過250萬。這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的患兒需要做B超檢查。
賈立群開門進去。迎麵有一些玩具，以備哄逗患兒之需。賈立群來不及穿上白大褂，先把幾個寫有“醫用超聲耦合劑”的塑料瓶擺上暖氣。其時剛剛入春，天氣乍暖還寒，依照國家規定，北京市仍在集中供暖。
這是賈立群的一項發明。做過B超的人都知道，檢查時要塗上冰涼的耦合劑，天冷時會讓人不由打一個激靈。成人尚且如此，孩子更會害怕，所以在寒冷時節，賈立群總是先把耦合劑用手捂熱，後來為了節省時間，改為事先用暖氣加溫。
賈立群這樣做，緣於一位家長的啟發。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位父親抱著尚未滿月的嬰兒來做B超，看到賈立群要往孩79子身上塗耦合劑，便請求他先把耦合劑擠在自己手上焐熱，以免孩子受到驚嚇。賈立群理解父親的愛心，自此每逢天涼都要先焐熱耦最美合劑。
這看起來隻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這種細心卻讓人想起北京兒童醫院早年的傳承。在醫院院史上，記載著創始人諸福棠在創辦醫院時對醫護人員的教誨：“冬天給孩子叩診或觸摸身體的時候，要先在熱水裏或暖氣上溫溫手。”諸福棠於1942年創辦北平私立兒童醫院，1949年將醫院獻給國家並繼續擔任院長。此後在他的一手策劃下，於1955年又建成了如今的北京兒童醫院。可以說，諸福棠把一生都獻給了北京兒童醫院，他的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兒醫人”。
1994年4月諸福棠謝世，次年6月賈立群與很多人一起在醫院西門的海棠樹下參加了諸福棠院士銅像的揭幕儀式。自諸福棠之後，北京兒童醫院又經曆過胡亞美、樊尋梅、李仲智三任院長，他們始終保持著諸福棠的優良傳統。
事實上早在賈立群來院工作之初，就與諸福棠有過一次近距離接觸，那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科裏通知賈立群去查房，他有些不解：我一個放射科醫生查什麼房啊？到了病房才知道，年近78歲的諸福棠院長親自帶領幾名不同科室的年輕醫生查房，而且指名要求放射科醫生參加。諸院長詢問患兒病情，查看檢查結果，同時考察年輕醫生對病情的了解和判斷。在看X光片時，諸福棠反複強調如何才能照得更清楚，如何才能使影像效果更好，如何才能更準確地判斷病變，這對賈立群來說無疑是生動的一課。
8點就要到了，賈立群迅速換好白大褂。他知道，馬上就要進入一個沒有片刻喘息的階段，甚至連喝水如廁的時間都沒有。
第1號進來了。後麵可能還有50個號，或者70個號。
80賈立群檢查得非常仔細，不過效率還是很高。回想自己剛接觸B超這一新技術時，從早忙到晚也看不了幾個患兒，而現在竟能達到近70例的紀錄，實在有些不可思議。但有時家長卻很急，不是因為孩子哭鬧，也不是因為病情嚴重，而是源於心底的焦慮。他們總是催問：“做好了嗎？做好了嗎？”每逢此時賈立群隻得無奈地笑笑：“您不能著急呀。這就跟蒸饅頭似的，您不能老是揭蓋去看它。”無論家長如何焦慮，賈立群依舊按部就班，認真細致。賈立群有一個好習慣，不管醫生開出的B超單要求檢查哪裏，最後總要在孩子身上全方位地再橫掃三下，由此發生的故事不是一兩個。
2003年初春，一名6歲男孩來到北京兒童醫院，症狀是說不清原因的腹痛。此前孩子已在其他醫院就診，疑似闌尾炎，但經過檢查闌尾又沒問題。家長放心不下，送到北京兒童醫院。
二話不說，先上“賈立群B超”——北京兒童醫院的品牌檢查項目。有了先入為主的概念，賈立群自然先看右下腹的闌尾。男孩是個小胖子，腹壁偏厚，賈立群找得滿頭是汗，還是沒找到闌尾。
憑經驗賈立群知道，化膿的闌尾肯定沒有，但是否有輕微炎症就不好說了，必須看見才敢確證。10多分鍾後，賈立群到底把闌尾找著了，確信沒有問題。事情本來到此為止了，但賈立群依照習慣，沿著孩子的身體習慣性地又橫掃了三下——左側一掃，沒事；中間一掃，沒事；右邊一掃……當天醫院行政值班的影像中心主任曾津津正好站在B超機前，她不禁“哎喲”了一聲。
——賈立群憑借自己的良好習慣，終於發現孩子肝下的一個同心圓包塊。診斷結果：腸套疊。這種病一般出現在1歲半以下的孩子身上，症狀是腸管與腸管嵌套在一起，雖說不是大毛病，但時間81久了會因缺血導致間歇性腹痛。最後，外科醫生沒用手術就解決了問題。
最美第10號進來了。後麵可能還有40個號，或者60個號。
在賈立群為患兒做檢查的同時，一位家長抱著一名5歲的發燒患兒走進醫院。從掛號大廳到分診台，再從候診大廳到診室，奔波忙碌，一刻沒有停息。
始終有一個人默默地跟在後麵，跟蹤注視著全部過程，並記錄下每一步花費的時間：掛號25分鍾，測體溫和分診20分鍾，候診20分鍾。折騰了一個多小時，進入診室後不到5分鍾就出來了：醫生開出兩張血化驗單。接著，抽血和等結果又是15分鍾，再回來重新排隊候診。
看完這一切，這個人沒有說話。他在思考。
這個人，就是北京兒童醫院第五任院長倪鑫。
倪鑫，1991年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學臨床醫學係，進入北京同仁醫院做耳鼻喉醫生，後相繼攻讀了碩士和博士學位。2004年，36歲的倪鑫成為北京市最年輕的醫院副院長。2012年3月5日，倪鑫來到北京兒童醫院出任院長。前任院長李仲智看了看日期：“來了個活雷鋒。”麵對這位活雷鋒，李仲智也請他做好心理準備，兒童醫院有四大難題：相當辛苦，待遇偏低，孩子不會自己表述病情，家長期望值過高。上任第二天倪鑫就領教了兒童醫院的特色：由於門診量有限，醫院隻能“限號”，結果他一下車就被號販子截住，對方對醫院專家了如指掌，諸如臨床專業、主攻方向、出診時間全倒背如流，給倪鑫留下深刻印象。
那麼目前的門診量是否還有攀升的可能？倪鑫想起上任之前，82當時的北京市領導對這6位即將上任的醫院院長講話，要求就是一個字：“變！”所以上任第一周，倪鑫決定微服巡視。第一天他在候診大廳隻站了10分鍾，孩子的哭鬧就讓他覺得頭都大了。而今天的情形又讓倪鑫陷入困境：究竟該如何“變”？
——既然所有的發熱患兒都要化驗，為什麼不能在候診時把檢查先做了？
第20號進來了。後麵可能還有30個號，或者50個號。
時間已近正午，門外的家屬變得焦躁不安，患兒更是啼哭不止。
賈立群打開門，安撫那些焦急的家長：隻要你們能等，午飯前我肯定給你們做。家長自然不信——這麼多人午飯前怎麼可能做完？隻有賈立群知道，他一定能做完——事實上近20年來，隻要是在班上，賈立群從來不吃午飯。很多患兒的B超檢查需要空腹，那些忍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從早晨餓到現在，賈立群不忍自己去吃午飯。所以賈立群一天的第二頓飯往往要等到下班以後，有時甚至要到晚上8點。
不管賈立群吃不吃午飯，下午的工作都要繼續。長期的飲食不規律消耗著賈立群的身體，有時他在B超單上簽字時手都在顫抖。
有一天上班前賈立群就感覺腹痛，疼得直不起腰來，他一手捂肚子、一手拿探頭，堅持著把當天的檢查做完。晚上到其他醫院就診時，醫生很不滿意：“虧你也是醫生，來這麼晚，闌尾都穿孔壞疽了，相當危險。”醫生給賈立群做了急診手術，但沒過幾天賈立群就回來上班了。由於尚未完全恢複，賈立群嚴重腹瀉，一米七八的個子顯得異常消瘦。
第二天倪鑫就布置醫護人員對照實驗，發現“先檢查再看病”的新程序比原來節省了36分鍾！不要小看這36分鍾——掛號隊伍83變短了，家長情緒好多了，票販子不敢說完全沒有，但近乎絕跡了。
與此同時，倪鑫還實施了諸多改革措施，包括科室扁平化、管理立最美體化、小夜門診、特需門診，等等。而在3月底的一天，倪鑫找到了賈立群。
目前B超的預約時間是兩個月，倪鑫希望賈立群縮短這一周期。賈立群回去籌劃了一番，報送了“五個工作日”的計劃（相當於一周時間）。一周後主管副院長沈穎找到賈立群，告訴他還要提前：必須限定在三天之內。賈立群感到為難，甚至掉了眼淚。這種感情頗為複雜，有激動也有無奈。目前所有醫生都已超負荷運轉，再提速實在很難。不過賈立群也知道，來院就診的大部分患兒來自外地，拖家帶口，大包小包，每多住一天就意味著一筆不小的開支；而預約時間每縮短一天，就能為家屬減輕不小的負擔。
賈立群不僅是一名優秀的醫生，也是一名執行力很強的領導。
於是，一係列舉措得以實施：挖掘內部潛力，實行“三班倒”——早班提前到6點，晚班延長至22點；與病房溝通，在檢查時間上把病房患兒與門診患兒的高峰錯開；成立集中預約大廳，優化超聲檢查流程。與此同時，醫院也給了他足夠的政策：4月10日超聲科影像中心獨立，同時任命賈立群為主任。
提速還有一個問題：以前積壓的預約怎麼辦？賈立群決定，利用一個月時間加班。那段時間被醫生們描述為“恐怖”，正常班也要上到晚上8點。但賈立群安慰大家：堅持完這一段就好了。最後在5月10日前，終於將積壓的檢查全部處理完畢。
按照新規則，B超檢查爭取當天就做，如需預約最多不超過三天。事實上，超聲科獨立後人員和機器並沒有增加太多，真正起作用的還是全新的製度與管理模式，以及在賈立群帶動下的一種奉獻84精神。
半年後，新模式運行良好，賈立群在2012年年底的述職報告中承諾：三天變兩天，2013年春節後開始實施。
最終統計下來，過去一天滿打滿算也就做270例，如今最多能做650例以上。現在的狀態，基本上是“人轉機器不停”，從6點到22點隨時可做B超檢查。
?那年9月：分子量126的神秘物質按照院長倪鑫的說法：“像賈立群這樣的先進典型應該大力宣傳，否則院裏就對不起人家。”自1992年至2007年間，賈立群獲得過眾多的獎勵和榮譽，除去本院的各種先進，還有市衛生局、市總工會和市委宣傳部的諸多榮譽稱號。
而作為一名資深的B超專家，賈立群精湛的業務水平在同事中更是有口皆碑。北京兒童醫院前黨委副書記蔡紅曾問腎外科教授、主任醫師張濰平：“你最佩服賈立群什麼？”張濰平未加思索就答道：“業務。”張濰平對賈立群相當佩服，他在給學生上課時，課件的第一張圖片就是賈立群的B超圖像，下麵的標注則是“沒有什麼不可以”，以此來表達B超技術可以把問題解決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而在一次臨床醫師考試中，麵對“典型闌尾炎的臨床診斷標準”的考題，一名醫生以“賈立群B超”代替了“轉移性右下腹疼痛、惡心、嘔吐、低燒”的標準答案。這也許是一個下意識的回答，但確實反85映出一定的事實——為了準確起見，很多醫生在疑難病患兒的檢查單上會特別標注：賈立群B超。甚至連主任會診時都會習慣性地問最美上一句：賈主任B超做了嗎？
這一說法的最初源頭，應該來自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某一天。一名在外院被診斷為膽囊結石的5歲女孩，來到北京兒童醫院進一步確診。賈立群檢查後，正常；不放心，再查；檢查了三遍，賈立群確信沒有結石。賈立群遞給家長一張膽囊正常的報告，不料家長嚴肅地指著機器問：“您這是‘賈立群牌B超’嗎？”賈立群聽罷——又想笑，又不敢笑。說“是”也不好，說“不是”也不好。
不願讓家長失望，又不願讓回答脫離事實。
這個故事傳到最後則演繹為：一台普通B超機＋賈立群＝賈立群牌B超。
孫寧則更強調賈立群的人品。按照孫寧的說法，整個醫院他真正佩服的隻有兩個醫生，其中之一就是賈立群。孫寧認為賈立群屬於“真正的醫生”。所謂“真正的醫生”，應該對這一事業有一種宗教般的虔誠。
不管是人品還是業務，賈立群真正進入公眾視野，還是源於2008年秋季發生的一起重大事件。
首先要追溯到這一年的春節——2008年2月22日，正月初六，最後一班客機自黑龍江牡丹江起飛。機上有一名3歲男孩：他先天隻有一個腎髒，又多日未排一滴尿，牡丹江、哈爾濱三家大醫院都做出了同樣的診斷——“腎實質損害合並腎積水；急性腎衰竭”，同時患兒家長接到孩子“病危”的通知。
進京看病之舉本有爭議：既然已宣判“死刑”，父親擔心孩子死86在外麵；母親卻堅持要來，就是死也要做最後的努力。抱著賭一把的心態，父親抱著孩子來到機場。當時孩子幾乎奄奄一息，父親生怕人家不讓登機，加之天氣寒冷，他用被子把孩子捂得嚴嚴實實。
深夜，父子倆從機場乘出租直接來到北京兒童醫院。
深夜，剛剛入睡的賈立群被電話叫醒。
B超機旁，賈立群手持探頭，沿著孩子唯一的輸尿管向下移動，腦海中不斷閃現出可能的種種病因，再一個個予以排除。就在這時，賈立群突然發現輸尿管遠段堆成柱狀的沙礫樣結石——無尿的根源找到了。賈立群明確告知患兒父親：孩子腎髒沒有病變，隻是輸尿管堵了太多的結石，造成尿路完全堵塞，就像大壩截流一樣，尿排不動了，導致孩子“無尿腎衰”；隻要及時疏通尿道，腎衰即可治愈。
這位已經47歲的父親沒想到孩子能在北京撿回一條命，雙腿一曲就要下跪，被賈立群一把攙住。沒等走出B超室，這位父親就給家鄉打了平安電話，而遠在北方家鄉的親人一起向南磕頭……檢查結束開始治療。先是腹膜透析，接著孩子被送進泌尿外科手術室。沒有開刀，醫生把膀胱鏡插入輸尿管，用導管振搗結石並疏通尿路，“嘩”的一聲，結石與積蓄已久的尿液俱下，孩子的腎積水、腎衰和全身中毒症狀迅速緩解……診斷正確，治療及時，但賈立群依舊陷入沉思：此前夜間他也經常被叫，但涉及腎結石卻很少。事實上這類泌尿係結石在嬰幼兒中十分罕見，近來卻驟然增多，原因究竟何在？莫非與飲食習慣有關？賈立群與臨床醫生詳細詢問了數十名同類患兒的喂養史，發現他們都吃同一牌子的奶粉……數月之後，“××奶粉事件”正式爆發。北京兒童醫院小兒腎87病專家沈穎臨危受命，被衛生部任命為嬰幼兒泌尿係統結石診療專家組組長。
最美沈穎，北京兒童醫院副院長，小兒內科主任，教授，主任醫師。
1977年考入北京第二醫學院（後更名為首都醫學院，現首都醫科大學）兒科係，1982年畢業即來到北京兒童醫院。
在沈穎的印象中，以前小兒腎結石並非沒有，但是極少，可自2007年底2008年初開始，類似症狀的患兒急劇增多。因為結石患兒肯定要做B超檢查，所以沈穎與賈立群接觸，繼而與北京兒童醫院小兒外科主任、小兒泌尿專家孫寧商討，三人都覺蹊蹺。沈穎和賈立群專門去看孫寧的手術，發現這類結石並非真的“石頭”，而是仿佛黃金海岸的細沙一般，從患兒尿道噴湧而出。賈立群的描述是：好像什麼東西把這些沙子粘到一起了。於是他們開始兩條腿走路：沈穎與孫寧尋找結石原因，留好樣本，並在6月間送往一家研究所鑒定；賈立群繼續進行影像篩查。好在賈立群一向注意觀察和積累，留有很多第一手材料，同時他對疑難病例具有極為敏銳的觀察力。
2008年9月11日，“××奶粉事件”進入國家視野，衛生部召開緊急會議應對危機。會上很多專家感到茫然，因為誰都沒有見過，很難確定方案。但是參會的沈穎和孫寧見過，沈穎在發言中大致介紹了自己了解的情況，衛生部領導當即要求專家製定出一個“××奶粉致嬰幼兒泌尿係結石診療指南”，7點30分就要。
散會已是下午5點，沈穎和孫寧匆匆趕回醫院，與賈立群商討方案。“診”的部分要靠B超，賈立群當場口述，沈穎的研究生打字記錄，一二三四……立刻成文。根據醫院半年來接診數十例患兒的經驗，特別是賈立群所總結的該病症的超聲影像學特點，他們僅用兩小時就製定出了超聲篩查腎結石流程及診斷的詳細標準。7點上報至衛88生部，8點衛生部便將此方案放到網上。
當晚9點，沈穎和孫寧隨衛生部調查組前往石家莊。接著便組建全國專家組，沈穎任組長，孫寧與另外兩名專家任副組長，另有專家組成員30名，賈立群名列其中。
一般來說結石分兩種：陽性結石通過X光時可看到一個強回聲團，而陰性結石透光，所以X光看不出來。××奶粉造成的結石就屬於後者，密度低，X光很難檢測，但用B超卻能看到。當然用CT也可以，但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與其他手段相比，B超檢查具有方便、快捷、安全、無創等特點，所以這一方案當即被衛生部采納，並迅速向全國推廣。此後在這一事件中所有篩查醫院都采用了B超檢查，卻很少有人知道這一標準的最初製定者是賈立群。
9月12日上午10點，衛生部通知賈立群開會，但賈立群一時難以抽身，就通過電話介紹了一些情況。說來也巧，恰好在這一天，研究所在曆時兩個多月之後，終於發現了15例結石樣本中都含有一種分子量為126的化合物，所長肖宏展打電話告知沈穎：現在正在進行光譜分析，以最終確定其成分。最後研究所終於確定這種物質就是三聚氰胺（C3N6H6），其分子量正是126。
9月13日，賈立群前往衛生部，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為各地醫生講解診斷標準。
9月14日是中秋節。一大早賈立群便與張濰平以及剛從石家莊趕回的沈穎隨衛生部人員前往首都機場，自北京飛往蘭州。賈立群開始還以為隻是普通會診，後來才得知衛生部部長陳竺正從上海飛來甘肅。陳竺一下飛機就在車裏聽取了情況彙報，同時汽車直接開進蘭州解放軍第一醫院。這裏顯然是重災區，幾家醫院的病房裏都住滿了結石患兒。當晚陳竺召開專家會議，討論應對辦法。就是在89這次會上，決定啟動麵向全國的篩查政策，標準就是賈立群製定的標準。
最美9月20日，國家免費篩查政策出台，北京兒童醫院成了篩查的首要陣地。前來篩查的患者從原來的數百人增至二三千人，把醫院擠得水泄不通。不管吃不吃奶粉的，吃的是不是問題奶粉的，還有已經上學的，甚至連大人都來了。麵對增長了近10倍的患兒，醫院設備和B超醫生嚴重不足，市衛生局緊急調配20多台儀器和40多名醫生前來支援。賈立群立即行動，協調人員、找房子、收機器、鋪線路、定流程、貼標識、安裝、調試……一切準備就緒，已是淩晨3點。
清晨6點，40多名B超醫生就位。臨時抓差，水平難免參差不齊，為使大家盡快掌握篩查技術，賈立群分組培訓，重點講解這類結石的性能和形狀等指標。
上午8點，20多台超聲機準時開啟。篩查地點是門診樓一層剛被搬空的2間數百平方米的舊急診觀察室，每間20張床，每張床還要配備1張桌子、2把椅子、1個桶。2名北京兒童醫院的B超醫生負責巡查，被戲稱為“看場子的”。已經連軸轉了3天的賈立群也沒能得空休息，他必須總攬全局，對每天的疑難病例和篩查結果逐一核實，以免漏診誤診。與此同時，日常的B超檢查還得做，賈立群一刻都歇不下來。那段時間北京兒童醫院每晚都燈火通明，晚11點結束時賈立群讓大家乘出租回家，結果連出租車都很難叫到。
在賈立群及其團隊的努力下，最終完成了3萬多例患者的篩查，查出905例腎結石患者，76人住院治療。事實上，賈立群他們完成的不僅僅是3萬多例篩查，而是及時化解了3萬多個家庭的幸福危機和社會信任危機。
90篩查本來隻針對××奶粉所致腎結石，但賈立群不允許自己放過一個疾病特征。有些患兒沒有腎結石，卻查出了其他疾病：480多例腎髒器官畸形、180多例惡性腫瘤。有些惡性腫瘤隱蔽性很強，一般在三四期才能發現，但賈立群卻在一二期就發現了，為患兒提供了最佳治療時機。這些患兒家長流著淚表示感謝。
除了勞累還有不快。有些家長拿著國家免費篩查之前的檢查單要求退費，有些家長要求反複做B超檢查，有些家長要求免費治療，有些家長把對××奶粉的怨氣撒到賈立群身上……麵對這些誤解和要求，賈立群始終微笑著耐心解釋。
這段時間賈立群奇忙無比。作為專家組成員，賈立群要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培訓上萬名各地兒科超聲醫生，為大規模篩查提供技術支持；作為醫院B超室負責人，賈立群要協調日常工作；作為B超醫生，賈立群還要親自為患兒檢查。一天下來，賈立群累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在篩查間隙靠在B超機上都能睡著。與此同時，賈立群還要隨專家組奔赴河北、甘肅、遼寧等地指導篩查，會診救治重症患兒。3個多月下來，賈立群基本上沒睡過安穩覺，連續工作12個小時以上更是常事。賈立群去了貴州3次，卻根本不知道貴州是什麼樣——晚上從機場直接到醫院，工作結束後直接從機場回京。
有時賈立群剛返回北京，就又接到了外出培訓的電話，有時一天就要跑三四個城市，甚至來不及準備洗漱用品，經常胡子未刮就出現在會場。有一天，已是傍晚6點，賈立群正在給患兒做檢查，突然接到衛生部緊急通知，要他連夜趕赴廣東處理疑難病症。賈立群連家都來不及回，安排好科裏工作便匆匆出發，這個時間京城必然大堵車，結果賈立群沒用單位派車，自己乘地鐵趕往機場。隨後幾天，賈立群轉戰兩省三市，連續工作四天四夜，困了就在車上眯一會兒，91一到目的地就開始工作。連中秋節和國慶節賈立群都是在外地度過的。
最美張濰平記得，那一段曾與賈立群一起出差，旅途勞頓，每天大概也就能睡三四個小時。大家下了飛機全都回家睡覺，隻有賈立群直奔醫院，按照預約給患兒做B超。事實上這些B超在賈立群上飛機之前就已一一約好，他的兩個手機一直響個不停，直到起飛前關機。
——專家組成立之時，根據奶粉的銷量預計全國有25萬左右的患兒。篩查了3000多萬後，最後的統計結果是28萬。在公布診療方案之後，全國再沒有一例患兒死亡。按照沈穎的說法：“賈立群在其中功不可沒。”“精確製導”目前，B超檢查是臨床醫學中非常普遍的基本檢查項目之一，但真正能說出B超到底是什麼的人卻不多。那麼，究竟何謂“B超”？
超——單位時間內完成振動的次數被稱為頻率，單位是赫茲。
聲波源自振動，所以聲波也有頻率。一般來說，人耳能聽見的聲波介於20赫茲至20000赫茲之間，在此範圍之外的聲波就聽不見了。
低於20赫茲的聲波被稱為次聲波，而高於20000赫茲的聲波被稱為超聲波。與普通聲波一樣，超聲波可以定向傳播，穿透物體，遇到92障礙也會產生回聲，而遇到不同的障礙則會產生不同的回聲；通過儀器將這些回聲收集並顯示出來，即可用來了解物體的內部結構。
利用這一原理，人們同樣可以用超聲波來了解人體。“B超”裏的“超”，就是指“超聲波”。不過用於醫學的超聲波頻率通常更高，達到數兆乃至數十兆赫茲。
B——醫學超聲檢查技術源自國外，而國外習慣以ABC表示123。所謂“B超”就是“二維超聲”，其結果可以構建出一個二維平麵圖像，在顯示器上清晰顯示出各髒器及周圍器官的橫斷圖像，圖像富於實體感，接近解剖學的真實結構。相比之下，所謂“A超”則指“一維超聲”，屬於隻有一個維度的反射超聲，在臨床上用於定位，比如定位積液或囊腫，但無法形成平麵圖像，如同心電圖一樣是線條圖，不如B超更加直觀。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了三維甚至四維超聲，但沒有再按照原來的習慣稱為“C超”或“D超”。
醫學超聲檢查的曆史並不長。這一技術在20世紀50年代興起於國外，70年代末引入我國。作為一種輔助手段，B超在醫學史上曾立下汗馬功勞。在外行眼裏，B超機顯示屏上黑乎乎的一片，什麼都看不出來，就連沒受過訓練的臨床醫生也未必能看明白；B超醫生則不然，一眼就能看出有病沒病，是什麼病，等等。但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CT（ComputedTomography，電子計算機X射線斷層掃描技術）、核磁共振等檢測手段已成為醫學新寵，B超似乎正在被邊緣化，在一些醫學院校的教科書中甚至找不到相關內容。
當然，就醫療資源和醫療費用而言，B超仍具有一定優勢：對於某些病症，一些不必要的大檢查也會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而與B超相比，CT、核磁共振的費用相對較高，會在無形中加重患者的經濟負擔。B超醫生王玉說得更直白：隻做B超的話，家長也許每天能93吃上一碗方便麵；假如非做CT的話，家長這碗方便麵可能就吃不上了。
最美然而，B超最本質、最獨特的優勢還不在這裏。
在宣傳賈立群事跡時，曾有記者寫過“比CT還準的B超”，這就難免引起業內爭議。從純醫學角度來看，這樣說並不準確，因為就清晰度和分辨率而言，B超明顯不如CT。但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CT由技術員來做，結果由醫生診斷，技術員的工作隻是單純操作；B超則不然，它不但具有動態和實時的特點，而且是一種帶有個性化的技術手段，需要操作者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敏銳的判斷力。事實上，B超檢查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操作者的水平——不同的人看到的圖像都不同，報告結果更是大相徑庭。
所以賈立群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發掘了B超的優勢，彌補了B超的不足，將這樣一個相對傳統的技術手段——用到了極致！
具體到兒童來說，B超還有兩重優勢。第一是身體本身：成人肉厚，B超效果自然不明顯；而孩子肚皮很薄，當然就容易看清，隻要患兒別哭、別鬧、別脹氣，效果往往非常好。第二是患者表述：嬰兒不會說話，即便是會說話的幼兒，有時也說不出自己哪裏不舒服，所以很多兒童疾病無法由醫生問診，而要靠B超確診。
B超檢查的最基本要求，自然是以描述清晰為目的。為了讓其他醫生在手術前對患兒病情能夠了解清楚，賈立群總是盡最大可能將腫瘤與其他器官的關係、腫瘤周圍血管走形等情形在診斷報告中描述得極為詳盡。
腎內科接診過一名4歲患兒，她在外院做完疝氣手術後出現血尿，做了各種檢查仍找不出原因。來北京兒童醫院，上“賈立群B超”。檢查後賈立群發現：當初的疝氣手術傷及膀胱，甚至能看到漂94浮的線頭。在檢查報告裏，患兒膀胱壁的損傷程度以及線頭長度被描述得一清二楚，幾乎還原了整個手術過程，為下一步治療提供了重要信息。
關於B超檢查，賈立群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有些經驗源於主動鑽研，有些經驗源自醫生或患兒的要求。自2009年至2012年，賈立群與同事一起開辦全國兒科超聲培訓班，迄今已4期，學員逾300名。賈立群對學員講：“咱們B超，除了頭發不看、指甲不看，其他都看。”話音剛落，就有患兒出現這種狀況：此前掉進膀胱的頭發找不到了，請賈立群幫忙在輸尿管裏找。膀胱裏好找，輸尿管裏可就難了，首先得憋尿，然後再折騰半天——這下頭發也看了。沒過幾天，一名患兒患甲溝炎，醫生要看腳指甲吃進肉裏多少，再決定是否先拔指甲——這下指甲也看了。
假如僅僅做到“描述清晰”就止步，那賈立群就不是賈立群了。
賈立群真正的功績在於，他使B超不再是一項輔助的檢查手段，而是變成了一種有效的診療手段。
先說“診”。賈立群被譽為“B超神探”，同時有一種說法：“賈立群的超聲技術可以用‘爐火純青’來形容，賈立群的診斷結果可以用‘板上釘釘’來概括。”假如覺得這樣的稱讚過譽，不妨以“中國B超醫生在美國”的故事來佐證。
王曉曼也是從放射科轉來B超室的，現在是主任醫師。就對B超的感情而言，王曉曼很像賈立群。她特別鍾情於B超檢查，也要把它用到極致。有過一個“王曉曼帶病上班”的故事——她一邊掛著點滴一邊做B超。不過據說不止一個人有過邊打點滴邊做B超的經曆，據說還會經常看到。
為了學習前沿技術，2012年4月王曉曼來到超聲技術一流的美95國費城兒童醫院進修，為期3個月。與北京兒童醫院相比，這裏的病人鳳毛麟角。醫院B超由技術員來做（很像中國醫院的CT），照最美出片子醫生再看。每人每天做8例就到頂了，5個技術員一天也就40例，還經常不滿額——想想北京兒童醫院的600多例，簡直不是一個數量級。
一天美國專家從電腦中調出一張B超圖片，王曉曼當即指出：“梅克爾憩室。”美國專家十分驚訝，他不知道王曉曼如何僅憑一張B超圖片就做出如此判斷。王曉曼告訴他：“這種病我們見多了。”所謂“梅克爾憩室”，是一種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由於患兒腸道細小，在國際上用B超診斷兒童腸道疾病始終是個空白。檢查梅克爾憩室一般會用同位素掃描，準確率90%，但有一定的輻射性和假陰性。在賈立群之前，沒人用B超做這種診斷。但賈立群喜歡鑽研，一開始他能看出比較典型的，對照臨床手術，發現自己從無錯判；結果臨床醫生有了“賈立群能看梅克爾憩室”的概念，遇到類似情況就直接開B超檢查單，這樣一來無論是否典型，賈立群都必須查了。開始賈立群要做很久，恨不得一小時才查一個，經過反複琢磨，逐漸有了感覺，在患兒腹部壓那麼幾下就能找到，時間大大縮短了。
再後來其他B超醫生也掌握了這項本領。
類似的還有結腸息肉。在美國隻要發現小兒便血，就會借助結腸鏡診斷，同時切除息肉，但準確率隻有8%，患兒還要經曆住院、洗腸、全麻等一係列痛苦，即便在我國治療至少也要花費5000元以上。經過摸索，賈立群找出腸道息肉的B超圖像特點，單用B超就能做到100%確診。這樣做的缺點是耗時較長，需要患兒反複排空大便，往往要一兩個小時才能完成。賈立群自己耗時受累，卻做到了讓孩子少受罪、讓家長少花錢。
96在B超檢查中，患兒的腹部急性疾患較多，腸套疊最為常見，相對容易把握。但腸梗阻就不那麼容易診斷了，國外都要靠CT確診。而賈立群不僅能判斷是麻痹性腸梗阻還是機械性腸梗阻，甚至能細化到後者梗阻點的位置和造成原因。孩子腸道裏的東西千奇百怪：電池、戒指、遊戲幣、硬幣等，大多是因為好奇誤食；賈立群還在患兒腸道裏發現過一大團蛔蟲，因為擠壓無法通過，繼而引發絞窄性腸梗阻。總之，賈立群的B超檢查結果將直接影響到後續治療——如果是麻痹性的腸梗阻，如腸道蠕動減慢，就可先由內科治療觀察，服用藥物；如果是機械性的完全性腸梗阻，就需要外科手術，假如腸壁血流不暢或者已經壞死，必須馬上進行手術。
一名1歲多的患兒不停嘔吐，B超檢查判定為機械性腸梗阻。
但賈立群不放心，發報告前又把患兒叫回來，拿著探頭一次次清查，終於發現梗阻點處有多個弧帶狀強回聲團。賈立群想了想告訴家長：“孩子可能吞進了吸鐵石。”因為人的腸道是呈回字形，假如吃進吸鐵石，兩段腸子裏的吸鐵石就會吸在一起，造成腸道閉合，從而導致腸梗阻。最後醫生果然從患兒腸道裏取出8塊吸鐵石——原來孩子偷偷把家裏一個按摩頭上的吸鐵石拆下來吃了！
賈立群用B超診斷梅克爾憩室、結腸息肉和腸梗阻這樣的國際難題，已經讓人歎為觀止了。而賈立群還用超聲診斷闌尾炎，這就更不可思議了。
闌尾不同於其他器官。首先闌尾位置偏深，加之腸氣幹擾，B超很難找到，那個患腸套疊的小男孩就是明顯例證。賈立群最早做此嚐試，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後來他不但可以通過B超診斷闌尾炎的類型，還能看出輕重程度以及是否穿孔，甚至以0.5毫米的微小差別來判斷是否有炎症。
97此外對於膽道閉鎖等疾病，“賈立群B超”同樣準確有效。這其中最具學術價值的梅克爾憩室和非囊腫型腸重複畸形的B超診斷，最美在國外醫學界也鮮有提及，而賈立群已經成功地總結了這兩種疾病的B超診斷標準和方法，每年都有數十例患兒要靠B超確診。總之在消化道方麵，北京兒童醫院的B超相當厲害，直接就能診斷，而且所有B超醫生都能做到。
2012年，北京兒童醫院外科給美國《北美小兒外科》雜誌投稿，文章為《小兒結腸息肉臨床特點和B超診斷價值》，其介紹了外科在結腸息肉方麵獨特的診治經驗，因為這裏的手術量堪稱世界第一。可審稿人對稿件提出質疑——用超聲診斷結腸息肉，在美國兒科醫生看來絕無可能。其實在北京兒童醫院，賈立群用B超診斷出了上千例結腸息肉的患兒。事實上，王曉曼與賈立群已在《中華醫學超聲雜誌》2011年1月號上共同署名發表了論文《超聲在兒童結腸息肉診斷中的應用價值》，總結分析了2005年5月至2009年11月342例經病理證實的結腸息肉的超聲聲像圖特征。後來外科方麵補充了詳細的數據資料，論文得以發表。
後來王曉曼又給一個1歲多的患兒做頸部B超檢查，直接診斷為淋巴結炎，美國醫生建議再做CT核實，結果與王曉曼的診斷完全一致。總之最後學生成了老師——王曉曼用帶去的B超圖像，為醫生和技術員講解診斷標準。
以上是所謂“診療”中的“診”——B超不再是一個輔助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診”的作用。但賈立群更進一步，在“療”上同樣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賈立群憑借他用到極致的B超技術，推動了臨床醫療技術的發展，在他的B超引導下創新了一係列臨床治療手段。如果說手術就是用精確製導武器對病灶敵手進行準確打擊，98那麼“賈立群B超”就是這顆導彈上的高精度製導係統。
闌尾膿腫是兒童常見病之一，排膿是治療的第一步。過去外科的治療方法是腹腔引流：在腹部做一個切口，把腹腔內的膿液引出來。弊端是孩子至少要接受一次麻醉，挨一次刀子，膿液還要幾天才能排淨，恢複時間也較長，給孩子增加了很多痛苦。在國內，北京兒童醫院最早改進方法，改為注射器穿刺：無須開刀，直接用注射器把膿液從腹腔吸出來。這樣一來，大大簡化了治療手段，減少了患兒的痛苦和家長的經濟負擔。但這一方法的關鍵，在於賈立群精準的B超定位。因為在腹部做穿刺風險很高，稍有不慎就會紮著腸管等髒器。
有一次醫院收治了一名患兒，“賈立群B超”確診是闌尾膿腫。
在賈立群的引導下，醫生一針下去，果然抽出一管惡臭撲鼻的黃色膿液。緊接著一管又一管，濃液裝滿了600毫升的可樂瓶子，整個B超室彌漫著揮之不去的臭氣。醫生看看被熏得夠嗆的賈立群，有些過意不去，但賈立群則說：“我倒沒關係，就怕其他病人受不了。”後來醫生根據賈立群的建議，把闌尾膿腫穿刺安排在最後。
除了闌尾膿腫穿刺，依靠“賈立群B超”的精準定位，醫院還開展了多種超聲引導穿刺手術，如腎髒穿刺、肝髒穿刺、肺髒穿刺等。僅腎穿一項，一年就有300多例，10年來從未發生過一例失誤，這其中賈立群的功勞極大。
對於腎內科副主任醫師焦莉平來說，每周三下午都是腎穿手術的固定時間，而這就需要B超的配合。
盡管焦莉平在北京兒童醫院工作20年，有著豐富的經驗，但還是覺得腎穿是一個相當麻煩的手術，不僅在於它複雜，還在於孩子與成人的區別。因為是局部麻醉，患兒還有感覺。大一點的孩子還99能配合，10來分鍾就做完了；四五歲的孩子疼得厲害，會哭鬧不止。
穿刺手術中最怕孩子哭鬧，這樣會導致髒器位移，造成誤傷，所以最美要等、要哄、要穩，時間一拖就很長。焦莉平知道賈立群不吃午飯，每次都顯得異常疲憊，但也隻能為賈立群倒上一杯水，看著他在做B超中間稍微休息會兒。有時一做就是8例。
麵對哭鬧的患兒，賈立群總是有足夠的耐心。一名4歲女孩被倒下的課桌砸中後總喊肚子疼，經診斷是脾髒受損，需要用注射器吸出積液，具體的下針點需要B超定位。女孩剛躺下就開始哭，不讓爸爸媽媽離開。賈立群小心地點好穿刺位置後，和藹地告訴她：“把髒水抽出來，明後天就能出院了。”由於囊腫較大，總共抽出400毫升積液，當抽完第四管後，剛才還在喊爸爸媽媽的孩子突然喊起了爺爺，而且不要爺爺離開。賈立群則說：“你攥住我的手，我不走，摸我就不疼了。”不到20分鍾的時間，孩子已把賈立群當成了親人，最後還要爺爺抱。
即便事先的B超結果十分清晰，手術中還是有可能出現問題。
2010年春節前夕，一名8歲的甘肅女孩來到北京兒童醫院。她的肚子斷斷續續疼了6年，在當地開刀兩次都沒找到病因。上“賈立群B超”，發現患兒十二指腸腸壁上有一個黃豆般的囊腫——這就是病因，需要做十二指腸重複畸形手術。
術前外科醫生做了充分準備，可腹腔打開後卻怎麼也找不到病灶了。賈立群趕到手術室，將消過毒的B超探頭經切口直接放入患者腹腔，終於發現小囊腫的位置在胰頭後麵，被胰頭包著。外科醫生認為手術難度很大，一旦損傷胰腺或者碰了胰管形成胰瘺，危險極大。賈立群藝高人膽大，憑借探頭影像進行準確定位，找到一處距離囊腫5毫米的部位作為手術切點，引導手術刀一點點劃向深層組100織……兩個小時過去，刀尖終於碰到囊壁，手術獲得成功。
有一次，一些來自新疆和廣西等邊遠地區的進修醫生學成離去，在送行宴上張濰平叮囑他們，回去一定要把小兒泌尿外科盡快開起來，他們說沒問題，但隻有一個條件——把賈立群調過去。
?24小時聽班的“縫兜大夫”自1987年起，賈立群一直住在離醫院300米的職工宿舍，房屋使用麵積隻有43平方米。當初與賈立群一起分房的職工，早已搬進寬敞明亮的大房子，但賈立群怕自己住遠了，醫院找他無法及時趕到就一直沒搬家。平時賈立群外出都很少超過5公裏，春節時老同學聚會都被安排在他家附近。有一次賈立群與妻子到妻妹家拜訪，都走到人家門口了，一個電話又把他召回醫院。有一天是休息日，賈立群正在理發店理發，突然接到醫院的電話，隻好頂著理了一半的頭發來到醫院。至少有兩次，賈立群穿著兩隻不同的鞋出了門，走到醫院才發現。雖說都是黑色皮鞋，但鞋跟略有不同，感覺有點兒瘸，賈立群這才發現自己穿的不是一雙鞋。
賈立群從不抽煙，但偶爾喝酒，而且酒量不小，隻是習慣慢飲。
2010年的世界杯，賈立群曾與朋友們一邊看電視一邊喝到天明。不過為了隨時聽班，賈立群酒也不敢常喝，免得這邊剛放下酒杯，那邊一個電話，一身酒氣地給患兒做B超，家屬不喜歡。
周六日、節假日和夜間，醫院的中層幹部都有行政值班任務，101每班兩人，被戲稱為“代理院長”。而在值班時賈立群晚上基本休息不了，始終在忙——這是所有中層幹部與賈立群一起值班的感覺。
最美而每逢節假日或夜間，醫院除了值班製度還有聽班製度。值班容易理解，所謂“聽班”，就是“二線值班”——該回家回家，該吃飯睡覺吃飯睡覺，但別出遠門，隨時待命，一旦有突發事件，招之即來。
值班、聽班，一般一個人每月輪上一次，最多兩次。但賈立群不然，他是一年365天全天候隨時聽班。
早在B超科“三班倒”之前，加班對賈立群來說就是一個常態。暑期是北京兒童醫院的高峰期，各科醫生都忙，B超檢查同樣如此，忙到午夜時分也是常事。但再晚也還算是白班——夜間怎麼辦？
由於人員短缺，北京兒童醫院的B超檢查沒條件開設夜班急診，但許多病症又不得不做，於是賈立群就自覺承擔起這個不算夜班的夜班。賈立群曾向同事承諾：隻要自己在北京，24小時服務，隨叫隨到。這一承諾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已踐行20多年。
20多年來賈立群卻從未報過一個夜班，從未索過一份報酬。如今科室擴充了，但賈立群心疼手下那些年輕同事：“他們辛苦，他們家遠，他們事多，他們孩子小……”總之賈立群依舊獨自承擔著這個夜班。
這可不是一個象征性的夜班。賈立群常常被半夜叫醒，而且還一夜數次，剛一躺下電話又來了。最多的一個夜晚，賈立群竟被叫起來19次之多！1992年，醫院破格給賈立群家裝了電話，很多老醫生至今記得那個782的分機號碼。有了手機後，找賈立群更方便了，而賈立群偏偏還把電話鈴聲設成“醫院來電話了”。為了及時趕到科室，賈立群把白大褂放在從家到醫院的車裏，後來幹脆就把一件白大褂放在家裏。
102其實賈立群如此，不僅僅出於醫德，還與他的性格有關。從內心裏講，他是一個總為別人著想的人。舉幾件與醫療毫無關係的例子，賈立群的為人和處事方式可見一斑——大約在2010年夏天，護士部主任張琳琪換新車後不熟悉操作，在醫院停車場倒車溜坡，撞了後麵的車輛，車主正是賈立群。張琳琪到保險公司報險，保險公司要求拍現場照片。偌大的醫院停車場，第二天很難找到原位。張琳琪對賈立群說了，賈立群一口答應。第二天早晨不到7點，張琳琪還堵在路上，就接到同事電話，說賈立群一直在車場等她。她到達停車場，發現賈立群把車停好後，站在車前，為張琳琪占了預留的前方車位，以便保險公司過來拍照。張琳琪十分感動。這個感動可不是一般的客氣說法，她確實由心而發。
20世紀90年代初，賈立群與同事前往張家界參加全國小兒泌尿外科會議。時值旅遊旺季，返程車票難買，一行人好不容易坐進了“加”字頭的車廂。上車後乘務員告知，加車沒有開水，要喝開水需要各車廂出人去打。沒人去——誰去啊？但賈立群決定去，同事攔他：“你又何必？”賈立群說：“大家總得喝水。”於是，賈立群去了。開水打來了，車廂裏的人紛紛搶在賈立群與他的同事之前來倒水。說實話，賈立群為患兒診病不收錢物，至少在患兒家屬心裏落一個“好”字，但是打水這件事，不會有人知道他是誰，更不會有人記得他。
還有一件事在醫院幾乎盡人皆知，賈立群的孩子1歲多時，有一次去醫院幼兒園，大冬天沒穿鞋隻穿著襪子，同事問他怎麼回事。
一般人會以為是因為忙、忘了或男人粗心，結果賈立群從書包裏拿出鞋來——車上人多，怕孩子鞋上的髒土弄到別人身上。按曾津津的說法：“這事也就賈立群能做得出來。”103——這樣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的人，在醫德方麵還會有問題嗎？
最美大約2年前的一個晚上，外科接診了一名8個月大的患兒。孩子從早上8點開始嘔吐，送來時已處於昏睡狀態。醫生懷疑是腸係膜內疝，這種病病情進展迅速，病死率超過70%，需要立刻開腹檢查。但家長不願給這麼小的孩子做手術，一再追問值班醫生：“能保證是內疝嗎？不能保證就不同意手術。”老實說，在許多疾病麵前醫生也難下保證。這時值班醫生想到賈立群，但那時已是淩晨1點，賈立群在郊區開會，本該次日返回。不過值班醫生最終還是撥通了賈立群的手機，結果賈立群二話沒說就往回趕，在寒風凜冽的大冬天開了一個多小時車。經賈立群確診後，家長才在手術同意書上簽了字。
還有一次，賈立群正在做B超檢查，做著做著眼看床上的孩子就不行了，賈立群連忙抱起孩子往急救室跑。把孩子放到搶救床上，賈立群告訴醫生：“孩子嚴重血性腹水，需要馬上搶救。”此時孩子已經休克，急救後馬上實施手術。打開患兒腹部一看，裏麵全是鮮血，原來是腸係膜血管破裂，裂口竟有1厘米長。主刀醫生感慨：“多虧賈立群把孩子及時抱來，再晚一會兒可能就沒命了。”這時賈立群才向家長解釋，給孩子做B超時，原本懷疑孩子是腹水，但檢查發現腹水渾濁，仔細一看竟是腹內出血，所以顧不得向家長說明情況，爭分奪秒地送孩子來搶救。
對於紅包，大多數醫生是拒絕的，但有時醫生不要而患者堅決給。很多有職業道德的醫生選擇了無奈的辦法：先收下，手術後再退還。首先這樣做也未必合適，另外並非對所有醫生都適合——並不是所有醫生都做手術。
104自從賈立群成為一名B超醫生，就有患兒家長給他送紅包——為了加號，為了得到精心診斷，更多的是為了感謝。
10年前，一名來自秦皇島的患兒要在當地做盆腔腫瘤手術，為此先到北京兒童醫院檢查，當地外科醫生隨診。賈立群用探頭一掃，不到一分鍾就推翻了此前的診斷，認為隻是闌尾囊腫。隨診醫生當即與賈立群爭執起來，但賈立群堅持自己的判斷。他征得家長同意，一針紮下去，膿液噴湧，隨診醫生頓時歎服。家長不知該說什麼好，掏了半天兜拿出五元錢要給賈立群當零花，簡直讓他哭笑不得。
屈指算來，幾十年裏賈立群隻收過一個患兒家長送的禮物——一包自家炸的麵食“咯吱盒”。麵對如此盛情，他實在推脫不掉，卻馬上打電話讓妻子買了一個生日蛋糕送還孩子——那天剛好是這個孩子的7歲生日。
20世紀90年代初，來了一名河北大廠的4個月的女孩。她生下來肚子就大，就診時腹部高度隆起，好似一個球，肚皮被撐得發亮，一條條靜脈清晰可見，孩子平躺下來張著嘴都喘不過氣來。賈立群見孩子病情危重，就加班為她做了檢查，發現腹內有一個巨大腫瘤。可是賈立群反複探查就是找不到右腎——腫瘤擠走了腸子，而腸子裏又充滿了氣體，嚴重影響觀察；而讓嬰兒俯臥的話，由於腫瘤的存在，孩子的呼吸就更困難了。半個小時過去了，依舊找不到。賈立群讓孩子趴著，然後讓媽媽托住孩子的肩膀和大腿，孩子整個懸空，終於從後背發現了右腎——已經被腫瘤壓成了“扁片”，被推移橫置於右膈下。這下就可以排除腫瘤與右腎的關係了。這個畸胎瘤實在太大了：兩側緊貼左右腹壁，上邊直頂劍突，下緣達恥骨聯合，有如嬰兒頭大小。需要馬上住院手術！但手足無措的家長一時慌了，賈立群一邊安慰一邊幫忙掛號和聯係住院。當孩子出院105時，家長將1000元錢塞給賈立群。他卻婉言拒絕：“我是醫生，這是我應該做的。孩子看病需要錢，這錢你留著吧。”最美“紅包現象”讓賈立群十分頭疼。拒絕，再給；再拒絕，硬給；又拒絕，直接塞進白大褂口袋。這麼三拉兩扯，耽誤功夫不說，口袋總是被撕爛。2006年的一天，一名患兒家長非要把2000元錢塞進賈立群白大褂的口袋，錢推掉了，但一隻兜卻被扯破了，耷拉著十分難看。無奈之下，賈立群幹脆把白大褂下麵的兩個口袋拆了下來。
拆下來也麻煩，沒口袋的白大褂怎麼看怎麼像廚房大師傅，再說醫院對著裝也有要求，總不好擅改樣式。賈立群隻好請同事王景麗把兩個兜又縫上，但這次把下麵的口袋全都縫死，縫線在兜口下2厘米處，從外表上看和沒縫一樣。再有人往賈立群兜裏塞錢，塞不進去，賈立群就告訴他：“兜縫著呢。”為此賈立群被稱為“縫兜大夫”。
白大褂不能沒有口袋，否則連支筆都沒地方插，所以賈立群的上口袋還保留著，但能裝的東西卻少多了。這都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但是卻沒辦法。這不算什麼，還有更極端的。
首先是檢查過程。賈立群再耐心，也有哄不住的孩子，無論怎樣都會哭鬧不止，於是就產生了一些“非正常”要求，能滿足的話賈立群都盡量滿足。
經曆過醫療過程的孩子都怕白大褂，因為白大褂意味著無窮的檢查、痛苦的吃藥以及難受的打針。早年間很多孩子一見到食堂的大師傅和理發館的理發員都會大哭，因為這種服裝的樣式和顏色讓他們引發聯想。有一次，麵對大哭的孩子，家長懇求賈立群：“能否把白大褂脫掉？孩子見到白色就害怕。”賈立群脾氣很好地脫下白大褂。但孩子還是哭個不停，家長向賈立群指出：“您羊毛衫上也有一塊白色，能否把它也脫掉？”賈立群再次滿足了這一要求，又脫下106了羊毛衫。所幸賈立群裏麵的襯衣是藍色而非更為普遍的白色，否則他恐怕真要赤膊上陣了。
再有就是加號的要求。患兒家長為了加號，無所不用其極。一名來自內蒙古的腎積水患兒腹部經常疼痛，需做B超檢查，但預約時間較長，於是家長在賈立群去廁所時尾隨其後，估摸著賈立群正要開始，拽住他的胳膊猛搖：“賈主任求您了，給加一個號吧！”賈立群隻好請他撒手：“給您加就是了。”這位家長得了便宜還賣乖，逢人便介紹經驗：“你去廁所搖他就給你加號，比搖車號容易。”過了一段時間，又一位家長跟進廁所“搖號”，結果他去早了，賈立群還沒開始，家長隻好拿著B超單看著賈立群。賈立群歎口氣道：“我給您加就是了，您看著我尿不出來。”這位家長更賣乖：“現在更省事了，連搖都不用了，你就看著他他就給你加。”兄弟醫院經常和沈穎合作一些關於腎髒方麵的課題，大多數需要B超篩查或製定標準，賈立群總是全力幫忙，從不拒絕，而且不要求署名。與他合作過的人都深有感觸，有位經常合作的北大醫院教授對賈立群讚不絕口。
為方便職工喝水，賈立群把自家的飲水機搬來；當戀愛的職工與戀人鬧別扭時，他會親自打電話幫同事向對方解釋；職工家中遇到困難時，他會登門探訪、解決問題。
作為一名醫生，僅僅有醫德是不夠的，還要業務精深。賈立群就是一直在追求更高層次，進行不斷的鑽研與探索。
賈立群很愛琢磨，從他小時候裝收音機起就是如此。據說賈立群一天隻睡三四個小時，經常通宵研讀學術期刊，以印證自己在實踐中獲得的經驗。B超醫生王玉是賈立群非常器重的年輕人，有著自己獨特的專長，他感覺賈立群最高興的時候就是——一個疑難病，107大家都沒想到，他突然靈機一動，會不會是這個？最後手術證實了，確實是這個。那就是他最高興的時候。
最美一位旅法華僑曾帶患病的孩子前來就診，此前法國醫生的診斷是腎母細胞瘤。賈立群做了兩次檢查，總覺得診斷有問題。
在做手術的前一個晚上，賈立群又給患兒做了第三次檢查，最終推翻了腎母細胞瘤的診斷，確診為神經母細胞瘤，而第二天的手術證實了他的診斷。還有一次，一名醫生接診了一名出生僅23天的患兒，申請單上的症狀是嚴重嘔吐，連膽汁都吐了出來——這是典型的上消化道梗阻症狀。再看B超圖像，一個腫物把腸腔徹底堵死了。B超醫生的第一反應是腸道息肉，一種最常見的兒童腸道占位性疾病。但他不確定，把診斷報告交給賈立群審核。
賈立群感覺不對，不像是腸道息肉那麼簡單。賈立群又給孩子做了一遍B超，隨著探頭移動，賈立群的表情日趨嚴肅，得出不一樣的診斷——腸道惡性腫瘤。病理結果出來後，果然與賈立群的診斷一致——絨癌，一種源自胎盤的惡性腫瘤。根據醫生提示，患兒母親也做了檢查，發現體內也有絨癌——世界罕見、國內唯一的母嬰絨癌轉移病例，在賈立群手下得到了準確診斷。
還有一個許多報刊都介紹過的典型病例，更有助於我們了解賈立群。
1993年，一對雙胞胎姐妹降臨在河北石家莊。僅2個月後，姐姐就被抱到北京兒童醫院。孩子的肚子比正常孩子大，在當地醫院做了B超，診斷是：重度肝腫大；良性肝髒血管瘤——而且醫生說沒法治。多年之後孩子的祖父回憶說：“當時難到什麼程度？孩子這個腦袋就不能直著，光是這麼背著，睡覺也整個這麼背著，成一個反弓形。前麵是一個大肚子，這樣睡覺，受罪著呢。我除了給她們108倆送飯，平時也不敢見我孫女，一見就難受……”說著說著眼淚就流了起來。
外科醫生做了初步檢查，開出一張B超檢查單，並特別注明：“請賈立群主任做B超。”當時本該下班了，但賈立群主動提出給他們加號檢查：“讓他們進來吧。”這一查就是45分鍾。
從B超顯示屏上看，孩子重度腫大的肝髒上布滿小結節。賈立群判斷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良性的肝髒血管瘤，一種是惡性腫瘤肝轉移——後者會致命。問題是在這兩種病的B超圖像上幾乎沒有區別，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惡性腫瘤肝轉移，會有一個“元凶”——原發瘤。賈立群手拿探頭，一遍遍地在患兒腹部劃過，終於在無數的小結節中，發現一個直徑不到1厘米的小結節——在孩子哭鬧時，它不隨著肝髒移動！賈立群意識到，這就是“元凶”。
在這張1993年8月7日出具的B超單上，賈立群寫下了“左腎上腺神經母細胞瘤，肝轉移”的診斷，任何醫生都理解它的意思：神經母細胞瘤特殊四期。後來的手術和病理檢驗證實了賈立群的判斷，這是一種惡性但可治愈的腫瘤，及時的治療挽救了孩子的性命。
一個月後，家長又抱來了雙胞胎妹妹。兩個孩子病情完全一樣，妹妹的肝內也彌漫著微小病灶，可賈立群反複探查就是找不到原發瘤。於是，賈立群鑽進文獻堆研讀了幾天，終於找到了答案——國際上確實有過報道：雙胞胎同患此病，原發瘤在懷孕時就已出現，一個胎兒腎上腺神經母細胞瘤，不但本身肝轉移，還通過胎盤轉移到另一個胎兒的肝髒內！換言之，姐妹倆得的是一種病，隻是病根不在妹妹身上，而在姐姐身上。這種情況在中國僅此一例，世界罕見。
自此，姐妹倆經常來北京兒童醫院治療和複查，賈立群的B超109檢查伴隨著她們長大。她們家中保留的全部B超單上，都寫滿了賈立群工整的筆跡。1996年6月，妹妹來醫院做最後一次複查，祖父最美母以全家名義送給賈立群一麵錦旗：“火眼金睛緝病禍，孿嬰奇疾被偵破，求實進取講奉獻，醫術精湛稱楷模。”1999年8月，姐姐來醫院做最後一次複查，自此徹底康複。如今姐妹倆都已長大成人。
?賈立群其人1953年11月29日，賈立群生於北京中關村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農電局水電專家，母親是中科院微生物所科研人員。賈立群排行老大，還有一個妹妹。
或許是由於家庭的影響，或許是由於中關村一小學同學的影響，有一段時間賈立群瘋狂迷戀無線電，喜歡照著線路圖安裝半導體收音機。當時從中關村到西直門的公交票價是1角，但賈立群經常徒步從家走到西直門，用省下的車錢在那家半導體元器件處理店購買所需材料。小學畢業後賈立群進入人大附中，繼續他的“無線電事業”，最高成就是安裝了一台四個管的收音機。賈立群本想繼續提高境界，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他隻好帶上他的無線電元器件動身了。
1969年8月，年僅16歲的賈立群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被分配到一師六團。深夜到達後，賈立群被拉到了汽車連，地點在德都縣（現歸五大連池市）。開始賈立群被分配去燒鍋爐。賈立群做什麼都認真，隻要他當班熱氣就充足——冬天要110烤車，沒問題；大家睡暖炕，都滿意。燒了一冬天後，賈立群被調去開車，這讓他很興奮。賈立群不但學會了開車，還學會了修車——在冰天雪地的東北修車可是苦活兒。遺憾的是沒過多久，沒人燒鍋爐了，大家想起把鍋爐燒得格外熱的賈立群，又把他調了回來。這一燒就是3年多，賈立群年年都是模範。後來張濰平曾問他：“為什麼別人有啥事求你，你都答應？”賈立群說：“我一直就這樣吧。”說是汽車連，農忙時節也要參與農業生產。麥收時節下雨，地上泥濘一片，收割機無法使用，賈立群他們拿著大扇刀呼啦啦割倒一大片麥子；開春時給大豆除草，小跑著跟不上當地人，除草一天除不到一壟——據說那一壟足有28公裏長！吃5個饅頭都不覺得飽。不過賈立群始終沒有放棄文化學習，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父親。賈立群的父母身在幹校——父親在四川，母親在河南，但仍關心著兒子的成長。父親不知從哪裏找來一些數理化參考資料，把那些習題逐字逐句地抄下來寄給賈立群。父親這份辛苦，賈立群覺得不該辜負，就在鍋爐房上麵搭了一個矮棚，每天晚上就著台燈窩在那裏解題。
1974年9月，賈立群被選送上大學。當時的原則是：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同時也有一個形式上的報名，填誌願時賈立群按照自己的興趣寫了“華中工學院無線電係”。不過賈立群沒能如願。9月25日，賈立群走進北京第二醫學院兒科係。
北京第二醫學院坐落在豐台區右安門外，當時隻有一棟教學樓和兩棟宿舍樓，周圍全是農田，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賈立群非常珍惜這一學習機會，成了每天學習到很晚的人之一。
不過這時賈立群再次顯露出自己在學習上的特點：他更喜歡鑽研式111的學習，而對死記硬背的東西有些怵頭。但很多醫學知識就是需要死記硬背的，比如人體器官的名稱。為了學好解剖，賈立群曾把頭最美顱骨借回住有6個人的宿舍，抱在懷裏反複琢磨，記憶進出血管和神經的不同小孔。看著看著就進了夢鄉，再醒來時發現自己與那具頭顱骨同榻而臥共枕而眠。
1977年年底，賈立群自北京第二醫學院畢業，並被分配到北京兒童醫院。此前兒科係60多人都在北京兒童醫院實習，但最終僅留下了20人。原定報到時間是1978年1月3日，但大家擔心這樣一來將來的工齡會少算一年，於是改在1977年12月提前報到。
入院後，學兒科的賈立群被分到放射科。按照一般理解，放射科是服務於臨床的輔助科室，而且有輻射，很多人不願意去。開始賈立群也不看好這項工作，不相信在這一崗位能做出什麼成績。他至今也不知道，是不是檔案裏“華中工學院無線電係”的誌願影響了這次分配？但帶他的老師告訴賈立群，這裏麵還是有很深的學問的。
賈立群在放射科一幹就是10年。
1982年，當賈立群在放射科幹了5個年頭之後，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後更名為北京醫科大學，現北京大學醫學部）的曾津津來到放射科，此後與賈立群共事多年。開始曾津津也不喜歡這一職業，甚至想找後門兒離開，但老一代醫生胡亞美告訴她，這裏的資料最全，放射科主任徐賽英是相當有造詣的前輩專家，還是能做出一番事業的。
當時徐賽英比較喜歡3個年輕人：孫國強，曾津津，還有一個就是賈立群。原因是他們3個人都很愛學習，工作起來非常認真。
徐賽英有一種觀點：檢查報告能說清就應該盡量說清，不要模棱兩112可。這一點對賈立群影響很大。
據曾津津回憶，從那時起就能看出，賈立群工作從來不急躁，凡事一定要認認真真，力求盡善盡美。賈立群看片子都與別人不同，別人插在燈箱上就看，而賈立群不同，他看得非常細致——遠看，近看，正看，反看。那時的片子不像現在這樣能在電腦上看，隻能憑肉眼看；而且當時片子是水洗的，衝洗的不是特別幹淨，有水印，有時會有“偽影”幹擾。別人可能就看一眼，但賈立群看得很細，先插在燈箱上，往後退。房間也就三四米，後麵有個水池，賈立群經常退著退著就碰上了，然後他再往前走回來看。
不管是造影還是透視，隻要落到賈立群手上，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而且賈立群寫的每一個報告都很細致，從來沒有煩的時候。
後來曾津津寫論文，需要總結以往的病例，發現隻要是寫得特別認真的，署名一定是賈立群。
1988年，根據張金哲院士的建議，北京兒童醫院添置了第一台黑白B超機，賈立群被抽調組建超聲室。此前賈立群從沒見過B超機，兒科B超在國內也是一片空白。1989年9月，醫方選派賈立群前往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學習，為期1年。
賈立群抓住機會努力學習，很快便掌握了B超檢查的基本技能。但成人B超與兒童B超畢竟不同。比如從一些症狀可以準確判斷成人得了什麼病，但對孩子卻不行，因為孩子在不同年齡段有可能得不同的病。1990年10月，賈立群學成歸來，他白天做檢查，晚上則到手術室觀摩手術，與臨床醫生交流，反複檢驗自己的診斷，查找實際病例與診斷之間的差距，不斷積累經驗。當時國內資料奇缺，隻能從難以獲得的國外資料中采擷點滴。賈立群脫產學了半年英文，借助字典通讀了英文版的美國超聲學專著《兒科超聲學》；賈113立群還自學了日文，研讀了日文版《小兒外科》雜誌的“胎兒型結腸專號”。此外賈立群還把手術中切下來的標本拍成照片，對照B超最美圖像仔細比對。多年之後，B超設備早已更新換代，但賈立群跑手術室的習慣卻保持至今。
給孩子做B超難度比較大，尤其是腹部檢查，探頭壓在孩子身上重不得、輕不得——重了孩子會哭，輕了又看不清病變。為了提高檢查速度，賈立群在自己身上實驗，最後發現用小器官探頭比用常規探頭效果更好。這種給成人檢查甲狀腺等器官的高頻探頭，雖然穿透力差，但清晰度高，特別適合為孩子做腹部檢查——孩子腹壁薄，前後徑小，小器官探頭可以看到許多不易看到的病變和微小病灶。
高頻探頭不僅有效，還能減少患兒的痛苦。一名剛滿月的患兒反複嘔吐，瘦得皮包骨頭，像個小老頭兒，醫生懷疑是先天性幽門肥厚性狹窄。確診方法是去放射科做鋇餐檢查。所謂“鋇餐”，就是把石灰粉一樣的硫酸鋇粉末加水衝成奶狀讓孩子吃下去，這種物質在X光下可以看到，從食道跟蹤到幽門，觀察通過的情況以做出診斷。因為孩子的幽門本身已經受阻，胃裏再積蓄了這些外來物，在強烈蠕動後就會把它們全吐出來，甚至是噴射狀嘔吐；而且在嘔吐過程中，還可能把硫酸鋇嗆進肺中，造成吸入性鋇劑肺炎。賈立群來自放射科，他知道這一檢查有多痛苦：孩子哇哇大哭，家長默默流淚。自1991年起，賈立群開始用高頻探頭為孩子做腹部B超檢查。隻要懷疑是先天性幽門肥厚性狹窄，不做鋇餐，直接上B超，而且診斷精準。確診後外科再施腹腔鏡手術，孩子痛苦減少，預後也好。
使用高頻探頭，加溫耦合劑……這些看似微小的改進，減少了114對孩子的刺激，使檢查速度明顯加快。後來賈立群把經驗介紹給同行，這些做法很快在各家醫院推廣開來。如今用高頻探頭給兒童做B超檢查已成為國內兒科通例，但應該記住它最早的發現者和實踐者——賈立群。
就這樣，賈立群在B超機前一幹就是20多年。但在這20多年裏，被電話影響的不僅是一個人。所以在賈立群日複一日的忙碌與奉獻中，不應該忘記賈立群背後的妻子和兒子。
賈立群1982年結婚，妻子賈京燕與他同姓，是進修學校的一名教師。賈京燕白天要上課，晚上要休息，夜間反複叫賈立群，不可能不影響她。盡管手機鈴聲調成振動，但起床總會影響到別人。被叫起19次那次，妻子難免有些抱怨：“你這一宿光在這兒做仰臥起坐了。除了你醫院就沒人能做B超了？”後來賈京燕為賈立群建了一個微博，注冊的名字就是“西城夜貓子”。
賈立群太忙了，所以賈京燕一生都在等待賈立群。等他哪天不那麼忙了，周末陪自己出去遛遛彎，哪怕隻是去趟超市；等他哪天不那麼忙了，假期陪自己出去玩幾天，哪怕隻是北京郊區。說到激動處，說到動情處，賈京燕不禁抹起眼淚。但她從不敢奢求，因為她知道賈立群每天有多累，有時吃完飯恨不得坐在沙發上就睡著了；而賈立群同樣不敢有任何承諾，他怕承諾後自己做不到。
2011年賈京燕退休後，每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為賈立群預備早餐。她知道賈立群不吃午飯，晚上也很難按時吃飯，下午可能會隨便泡塊方便麵或找些熟食湊合。賈立群的妻子還擔心賈立群有高血糖和高血壓，在膳食上也盡量控製。
對於妻子所做的一切，賈立群由衷地感到愧疚，自知對不起她的事情不是一兩件。2011年夏天，雨天路滑，剛退休的賈京燕不慎115摔倒，左腿腓骨骨折，在家臥床休息。賈立群本來說好中午給她從食堂買飯，結果她等到晚上8點都沒看到賈立群的影子——賈立群最美一忙就給忘了。賈京燕哭著打來電話：“你要餓死我呀！再不來送飯，我就要打110報警了！”不過賈立群脾氣很好，有時夫妻倆難免吵架，但隻要一吵架，“醫院來電話了”的手機就會響起，後來賈京燕才知道，賈立群用另一部手機給自己打電話，以便借機逃之夭夭。
賈立群是一名孝子。有一段時間，賈立群的母親身體不好，他要經常回中關村那邊照顧。有一次他去母親家，安排好一應飲食，剛匆匆忙忙回來，結果母親打來電話，說水杯蓋打不開，賈立群隻好又匆匆忙忙回去，幫母親打開水杯蓋，再匆匆忙忙趕回醫院。
賈立群夫婦在1984年有了兒子賈悅。夫婦倆是雙職工，沒時間照看孩子，孩子生下來56天就在醫院幼兒園給他報了名——56天！
幾天後就入園了。賈悅上幼兒園時，賈立群還沒住上醫院宿舍，蝸居在六鋪炕的一棟筒子樓裏，距醫院至少10公裏的路程。為了趕時間，賈立群在鼓樓地鐵站和複興門地鐵站各放了一輛自行車。路上十分驚險，現在想想都有些後怕——賈立群一手扶把一手抱孩子。
當時地鐵裏沒有本次列車和下次列車到來的時間提示，但賈立群已經掌握了規律：感覺一陣風迎麵撲來，說明有車進站，連忙抱著賈悅緊跑兩步。假如時間掐算得準，半小時即可抵達醫院。
賈悅上學了，賈立群也沒時間過問，主要是賈京燕在管。每天上學、放學，賈悅在家和學校之間的往返時間至少兩三個小時。每天六七點鍾，兒子從中關村上320路公交車，賈立群騎車在玉淵潭公園接他。但因為加班，忘接的事情不止發生過一兩回。
一天下午將近5點，腎內科一名3歲的住院患兒病情加重，多日少尿，初步診斷是急進性腎炎。這種病的特點是發病快，可能在116數日或數周內急劇惡化，最終導致腎功能衰竭。病情緊急，需要立即做腎穿活檢以確定發病原因，這就需要B超定位。孩子偏胖，加之哭鬧不止，圖像不清晰，穿刺不順利。賈立群一邊哄孩子，一邊用探頭引導醫生進針。與此同時，窗外下起瓢潑大雨。穿刺成功後已近7點，賈立群突然想起，兒子還在車站等著呢！賈立群傘都沒拿，騎車衝進雨裏。小學一年級的賈悅正孤零零地站在暴雨裏，渾身濕透，連書包裏都灌滿了水。賈立群又心疼又生氣：“你傻不傻啊，不知道躲雨啊？”賈悅委屈地大哭：“上次你忘了接我，我差點兒走丟了，你說以後就讓在車站等著，不準動！”賈立群的眼淚當即就止不住了。
時光荏苒，光陰似箭，當年與父親一起打籃球的小男孩上了大學。讀計算機專業的賈悅經常在電腦上為父親總結病例，製作課件。
賈悅學習非常用功，出國讀書也非常節儉，隻在隨導師來京開會時才回家探親，平時通過網絡與父母聯絡。賈悅在國外獲得了碩士學位，還想再繼續攻讀博士，但賈立群實在沒能力再供下去了——一個從來不肯收一分錢紅包的醫生，自己孩子的博士學業卻無力去供。
好在賈悅非常爭氣，獲得了足夠的獎學金，同時為導師兼職工作。
賈立群不僅自己鑽研，還注意培養年輕人一起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賈立群把那些年輕的手下當作自己的孩子，而那些年輕人也把他視為父親。王佳梅每次看到賈立群，都覺得他十分疲憊，頭發亂糟糟的，肯定夜裏又被叫過來，“說心裏話挺心疼他的”。王佳梅出於一種對長輩的心疼，很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休息，同時自己應該好好工作。賈立群對下屬並不嚴厲，從沒發過脾氣，但他以身作則的態度卻是一種無聲的激勵。
王佳梅剛來北京兒童醫院的時候，也不喜歡做B超醫生。她認117為做B超檢查不像一名正經醫生。學醫的人都有一種情結，希望掛著聽診器、手持手術刀為病人看病，她的一些同學寧可選擇小醫院，最美也要做一名真正的臨床醫生。不過在賈立群的影響下，王佳梅漸漸了解，B超也能打出一片天地。
剛開始獨立值班時，王佳梅心中多少有些忐忑，生怕出現自己處理不了的情況。賈立群對王佳梅說：“你別害怕，有事電話找我。”有一次科裏送來一名剛出生的男孩，B超顯示陰囊裏沒有睾丸，但腹股溝處卻有一個大包。這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腫瘤，一種是睾丸扭轉壞死。若是前者可以等待時機再手術，若是後者則必須馬上處理，否則睾丸可能徹底壞死。王佳梅判斷是後者，但這麼大的事她不敢輕易做主，馬上向賈立群求助。從電話裏王佳梅就能聽出賈立群的疲憊，知道他前一個晚上肯定熬夜了，但他還是匆匆趕來了。
賈立群檢查後肯定了王佳梅的判斷，但後來王佳梅才知道，賈立群昨晚又被叫來多次，心裏特別過意不去。
隨著賈立群的悉心培養，北京兒童醫院的B超醫生除了能應對各種B超檢查，還都各有專長：王曉曼擅長診斷腫瘤，王玉對髖關節頗有研究，王佳梅專攻胃腸道疾病，其他諸位也都各有千秋。現在出現在臨床醫生筆下的，除了“賈立群B超”，還有了“王曉曼B超”“王玉B超”“王佳梅B超”等，產生了新一代品牌檢查項目。
目前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擁有高檔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12台，醫生15人左右，年檢查量超過15萬人次。據說現在兒科係畢業生對超聲科也不像以前那麼拒絕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裏有賈立群。
118尾聲2013年4月8日，在北京“深化中國夢”宣傳教育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對賈立群同誌說：“你是超聲科的醫生，你的事跡我知道，很感人！”是的，賈立群的事跡很多人都知道：三十六年如一日，接診患兒超過30萬人次，明確診斷出7萬多例疑難疾病，挽救了2000多名急危重症患兒的生命；連續工作最長達36小時；超聲查一個患兒最長耗時2個小時……按曾津津的說法：“認真地對待每一個病人。”這話說起來簡單，真要數十年如一日地這麼做，卻相當不容易。
作為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主任醫師，賈立群至少是包括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超聲醫學專業委員會等至少10家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在有些學會中還是理事或常務理事，此外賈立群還是《中國超聲醫學雜誌》編委，並在首都醫學院教授與超聲有關的課程。
賈立群在學術上貢獻頗豐：主編《實用兒科腹部超聲診斷學》，參與編寫《實用兒科學》《小兒泌尿外科學》《現代小兒腫瘤外科學》《實用兒科放射診斷學》《小兒內分泌學》中的超聲章節，在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其中《超聲在診斷腎盂輸尿管連接部梗阻的應用》一文曾獲北京市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
賈立群說：“我在報告單上寫下的每一個字，都要對得起我的良心，對得起家長的信任。雖然我手裏拿的隻是一個小小的探頭，但我希望不要有一個孩子漏診誤診。”119北京兒童醫院是國內規模最大的三級甲等綜合性兒科醫院，也是國內最大最權威的兒童醫院，有著長達71年的曆史。這裏每天要最美接診患兒8000多人次，其中60%以上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患者。像賈立群一樣的醫生還有很多很多，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奉獻著，默默實踐著“公慈勤和”的院訓，默默實踐著院歌的歌詞：“我們是白衣天使，我們是護花的神，為了兒童健康成長，我們要奉獻青春。”多年來，賈立群經常收到家長送來的感謝信和錦旗，也獲得過不少榮譽，但大多不為公眾所知。但近幾年來，榮譽突然接踵而至，獲得了“全國醫藥衛生係統先進個人”“群眾心目中的好黨員”“北京市先進工作者”等諸多稱號。2013年賈立群榮獲“首都十大健康衛士”和“首都道德模範”榮譽稱號，並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敬業奉獻道德模範”。
麵對這些紛至遝來的榮譽，賈立群有些應接不暇。他隻想平靜地生活，隻想默默地繼續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賈立群出名之後，曾津津也表示：不希望賈立群成為一個帶著光環的人，很多人出名後一宣傳，“就好像不是人了似的”。她希望賈立群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北京兒童醫院的普通醫生，一個B超機前的普通操作者，一個共事多年的普通同事與朋友。
事實上，作為一名榮獲了各種榮譽的超聲專家，賈立群無疑是一名相當出色的醫生；但與此同時，他仍是芸芸眾生中極為普通的一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正是這許許多多普通個體的努力，構成了我們民族與國家的恢宏曆史，構成了“中國夢”的一個個具體章節，構成了整個人類文明向上奮進的一步步階梯。
（《北京文學》2014年第3期刊載）120“我是導遊，請先救遊客”◎李朝全她最大的特點是愛笑。這使她格外討人喜歡。她是一名導遊，她的名字和她的長相一樣美，叫文花枝。2005年，在一場意外的車禍中，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先救遊客。她失去了左腿，但是由於她危難時刻仍然忠於職守、先人後己，人們依舊稱她是“中國最美的導遊”。
17歲的打工妹文花枝，1982年11月出生於湖南湘潭市韶山大坪鄉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她是家裏的長女，下麵還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父親在村裏開拖拉機，在農閑時也去拉沙石、運煤。媽媽身體不好，要操持農活和家務。由於家境貧寒，花枝從小就很懂事，6歲起就開始幫家裏擇菜做飯、打豬草和照顧弟弟妹妹。
小花枝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孩子。讀小學三年級時，有一天，雨下得很大，她回到家裏，衣服完全淋濕了。父親看到了，火冒三丈：“寶崽，你的雨傘呢？你不是帶了傘嗎？”要知道，那時候對於窮人家，一把傘可是一件重要的財產。父親以為孩子把傘弄丟了，生氣是可想而知的。才8歲大的文花枝嚇得直往媽媽的懷裏躲。
第二天，隔壁村一位年輕的阿姨送回了雨傘。她對花枝的媽媽123說：“昨天下大雨，花枝看我挺著個大肚子，就把傘借給了我。她說，我肚子裏的小毛毛可不能淋了雨！花枝真是個懂事的好孩子。”最美父母這才知道，原來孩子的雨傘沒丟，她還做了件好事。
村裏有個盲人，家裏就他和一個生病的老母親。為了給母親掙錢買藥，盲人每天都要到村邊的河裏去撈沙石賣錢。
那時候，小花枝每天上學都要路過那條小河。有一天，她看到爸爸開著拖拉機來拉沙石，就對他說：“爸，這個盲人叔叔好可憐啊！你每次少拉一點，或者多給他一點錢，他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爸爸回答：“寶崽，你的心眼真好！但是，爸爸如果少拉或者多給他錢，買這個沙石的建築老板都不會答應的。”“爸，那你也得想辦法幫幫他呀！”花枝懇請道。
“好，孩子，我就幫他撈撈沙石。”說完，爸爸卷起褲腳就下河撈起沙石來。花枝放學後，也下河學著撈石子。她想，自己多撈一點，盲人叔叔掙的錢就會多一點，日子也就會好過一點。
1997年，花枝初中畢業，考上了一所中專——湘潭工程學院旅遊管理專業。
2000年，還沒滿18歲的她中專畢業。為了減輕家裏的負擔，讓弟弟妹妹都能有機會上大學，她選擇了外出打工。
17歲的文花枝開始走進社會，經親友介紹，到浙江麗水的一家酒店當客房服務員。開始時，她每月的工資300元，除了留下18元自己花之外，她將其餘的錢全都寄回家。她長得美，也很愛美，但卻舍不得花錢買漂亮衣服。在浙江打工3年，她都沒有回過家，因為回家得花一筆路費。另外，春節加班還有加班費賺呢。
因為她特別敬業，很快就被提拔為酒店領班。
124請先救遊客2002年，文花枝通過自學，考取了職業經理人證書。這時，她的堂兄文雷在老家開辦了湘潭天地旅行社，特別需要一個得力的幫手。花枝辭去了酒店的工作，回到老家參加堂兄公司的創建。
開始的時候，花枝隻是公司的一名普通的業務員。但是她特別勤快，完成的業務量占公司很大比重。文雷很倚重她。
花枝還是像以往一樣，非常節儉。旅行社的同事平常都是吃3元錢一盒的盒飯，她卻舍不得花這個錢，每次啃個饅頭就算一頓午餐。
“她真的太苦自己了！”同事們都這樣說。但文花枝自己卻毫無怨言。令她倍感欣慰的是，自己的弟弟妹妹很爭氣，相繼考上了大學。她自己也打算繼續去大學深造，提高自己。
2005年3月，文花枝考下了導遊證，可以獨立帶團了。
花枝為人熱情開朗，非常愛笑。對待遊客很有耐心，因此深受遊客喜愛。每帶一個團，她總是信守事先的承諾，處處真心實意地為遊客著想。她帶團時，不帶他們去商店購物自己拿回扣，而是盡量安排他們多欣賞風景。遊客自己去購物時她還要提醒要謹慎不要上當受騙。旅程中出現點小問題，遊客間有了什麼爭執或疑問，她都熱心地幫助排解。而每到吃飯的時間，她都先安排好遊客，自己最後才吃。
125沒想到，不幸會在突然間降臨。
2005年8月，文花枝帶著湘潭電化集團“紅色之旅”旅行團一最美行20多人赴西安、延安等地旅遊。28日上午，大家剛開心地參觀了黃帝陵、軒轅廟。吃過午飯都坐回大巴車上，要冒雨前往延安參觀。
他們來自毛主席的家鄉，下午就要到毛主席當年領導革命的陝北去，大家的心裏都很激動。
因為上午走了半天，遊客們都有點累了，陰雨天人又特別容易犯困，大夥兒就陸陸續續地靠在椅背上睡著了。
花枝手裏緊緊地抓住裝著3萬元旅費的棕色坤包，也靠在椅子上休息。
這時，雨下得更大了，視線模糊。司機把車速降了下來，在雨中穩穩地沿著210國道向前行駛。
大約在14時35分左右，文花枝他們的旅遊大巴正行駛在洛川縣境內，突然，彎道前方有一輛載重40噸的運煤大卡車由於雨天路滑，加上嚴重超載，在超速車道突然改道，速度飛快地朝著大巴斜衝過來。
大巴司機使勁往右打輪，想躲避運煤車，可是哪裏還來得及？
隻聽見“哐咚”一聲巨響，兩車撞到了一起，大卡車由於慣性，一直頂著大巴向後退了幾十米才停住。卡車車頭都撞進了大巴駕駛室1米多。大巴司機當場死亡。
出事時文花枝正坐在車門右側的座位上。兩車相撞後，她被死死地卡在座位上，動彈不得，人一下子便昏迷了過去。
幾分鍾後，花枝清醒過來。她聽見車廂裏滿滿的都是哭叫聲、救命聲和痛苦的呻吟。她根本顧不上疼痛，艱難地掏出手機撥打110求救，並努力地扭過頭去，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喊道：“大家一定要挺126住，救援人員很快就要到了！”“大家不要慌，堅持住，我們一定要活著出去！”她又趕緊給公司經理文雷打電話：“文總，我們的車被撞了。”說完，就又昏迷過去了。
文雷聞訊，感覺如晴天霹靂，使勁地追問：“你們在哪裏？現在情況怎麼樣了？警察來了嗎？”然而，電話那頭卻久久沒有回音。
獲救遊客謝冬華事後反映：“正是小文的鼓勵，讓大家堅定了求生的欲望。但她是所有受傷者中最重的一個啊。這麼堅強的姑娘，實在少見！”8分鍾後，洛川縣3名交警趕到了現場。車禍現場慘烈的程度超過了他們的想象。大巴車損毀得很嚴重，玻璃全碎了，車門變形得厲害，根本無法打開，車上的28人都受了傷。
交警一麵打120電話求救傷員，一麵和附近趕來的農民一道，破窗進去救人。
救援者一進車廂，就看到門邊被卡在座椅上的文花枝。她的左腿翻轉，血流不止，腳底板都被扭反過去朝著自己的臉，露出了白森森的骨頭。他們拿著棍子，要敲開椅子先救她。
這時，花枝清醒過來了，她對救援者說：“我是導遊，我沒事，請先救遊客！”聽見這話，車上的遊客才知道，剛才一直在給他們打氣鼓勁的原來就是他們的導遊，她也受傷了動彈不得。
聽到女孩自己這麼說，老交警王劉安帶著其他人就先到車廂裏去救傷員。
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救援時間裏，文花枝一次次地昏迷過去，但當她一清醒過來，就不停地為其他遊客鼓勁：“挺住！加油！”127“大家一定要堅持住！我們一定要活著回去！”因為每搶救一個人都要花很多時間，許多遊客因為傷痛都昏迷最美了過去。聽到文花枝不停的鼓勁聲，大家才不至於昏睡過去。車禍的幸存者萬眾一事後說，當時要不是小文不斷鼓勁，自己可能一口氣上不來就完了。
王劉安帶著救援者最後來到了文花枝身邊。看到她的左腿幾乎斷成了三截甚至都快被扭斷了還如此地堅強，交警們都被感動了。
他們小心翼翼地撬開座椅。當王劉安把她抱下車去時，文花枝手裏還緊緊抱著裝錢的坤包，用虛弱的聲音問道：“車上還有傷員沒有？”聞聽此言，看到這個20歲出頭的小女孩在身受重傷的情況下，竟然如此的頑強，關心的還是別人，王劉安被感動得一下子眼淚都流下來了。
這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14人重傷和8人輕傷。文花枝是其中受傷最重的一位。
一被抱下車，花枝便被緊急送往洛川縣醫院。
直到上手術台清創前，她才將裝著3萬多元旅費的小坤包交給了院長保管。
醫生經過會診發現，她胸右側第4、5、6、7根肋骨骨折，右股骨骨折，骨盆骨折，左腿有9處以上骨折。由於失血過多，她臉色蒼白，一次次地昏迷過去。因為病情危急，文花枝被連夜轉送往西安的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附屬的西京醫院。
第二天上午，文花枝的父母、文雷等也都趕到了西京醫院。
他們看到的花枝已麵目全非，整張臉都腫起來了，左小腿扭轉了180℃，除了脖子和頭部外，全身都嚴嚴實實地裹著紗布。
一看到親人們來了，蘇醒過來的文花枝嘴唇動了動，好像要說128點什麼。
文雷湊過去，耳朵貼近她的嘴邊，聽到她微弱的聲音：“客人怎麼樣了？”文雷再也抑製不住，眼淚滴落到了花枝綁著的紗布上。
傷口感染嚴重，文花枝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現在已回天乏術，為了保住性命，隻有將她的左腿截除。
手術進行了九個半小時。
手術結束後，主治醫生李軍不無遺憾和惋惜地搖搖頭說：“太可惜了！如果早點做清創處理，不耽誤寶貴的搶救時間，她這條腿是能夠保住的。”而這時的文花枝，還隻有22歲，正是花枝招展、風華正茂的年齡啊！
截肢以後，病人在一段時間裏會產生“幻肢”的錯覺，以為自己的腿腳都還好好的。在半個月的時間裏，文花枝都沒發覺自己的左腿沒了。直到9月13日，親人們才告訴她截肢的事實。文花枝根本就不相信。但當她看到了自己的腿部CT掃描照片，再摸摸自己已經空出來的左腿時，她才不得不相信。她捂著臉哭了，從紙巾盒裏抽出一張又一張的紙巾抹眼淚。
她本是一個愛美的漂亮女孩，美麗的人生才剛剛開始，而今命運卻給了她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她的心裏哪能不難過呢？！
過了好久，她止住了哭泣，揉揉眼睛，對圍在身邊的親人們說：“沒事的，我沒事！”洛川縣交警大隊的領導到洛川醫院去看望事故中的傷員。一位交警對傷員周密群說：“你們的導遊真不錯，少見的頑強啊！我們在勘察事故現場時，她的左腿翻轉，腳板底衝著自己的臉，露出骨頭，129右腿血肉模糊。可當王大隊長把她從事故車上抱下來時，她還問：‘車上還有傷員沒有？’這是令我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一句話。”最美當得知文花枝被截肢的消息時，周密群等幸存的遊客們紛紛表示：“這樣的好妹子，等我們出院了一定去看她！”經曆了這次不堪回首的車禍，花枝在她們心目中已不僅僅是一名導遊，一位美麗善良、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她更是一位患難與共的朋友。出院後，他們曾多次去看望花枝。每次見到她，印象最深的，還是她臉上那依然綻放著的燦爛的笑容。
隨著女兒病情一天天好轉，在身邊看護花枝的父親忍不住問她：“寶崽，你怎麼那麼傻啊！別人要先救你，你還推開，讓他們救別人？”花枝回答：“爸，我隻做了自己應該做的，我不後悔！”治療過程是異常痛苦的。文花枝夜裏經常都要痛醒過來五六次。
但在人前，她從來不掉眼淚。
經過先後四次手術，身體內四五處地方都打著鋼板和鋼釘。花枝終於逐漸康複了。
花枝先人後己、恪盡職責的事跡被媒體披露以後，人們紛紛以電話、信件和網絡留言等方式，表達對她的欽佩、理解、安慰和支持。
當年12月，文花枝即被授予“湖南省模範導遊員”“湖南省優秀共青團員”等榮譽。
2006年1月26日，袁新華主編的《中國女孩文花枝》一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天，眾多媒體蜂擁而至，采訪花枝。
文花枝顯得特別平靜：“少了一條腿，讓我學會了什麼叫堅強。
也就從出事那天起，我總是用微笑麵對一切。”130接著，由尹智博、範林采寫的《花枝俏：陽光女孩感動中國》一書由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後來，影視《花枝的故事》也推出了。
文花枝越來越被全社會所廣泛了解。
2006年5月，國家旅遊局授予她“全國模範導遊員”稱號，並為她免費安裝了最好的假肢，讓她重新站立起來。這一年她還獲得了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等稱號。
同年9月，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心下，她被推選進入湘潭大學管理學院學習。
2007年9月，文花枝當選首屆全國道德模範。
2008年，她被選為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2009年9月，她當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淡?定?依?舊盡管獲得了諸多的榮譽，長時間地被鮮花和掌聲所包圍，但是，花枝始終淡定地看待這一切。她說：“其實所有榮譽都是授予那種精神的，我隻是幸運地成為載體。”“期盼不少年後，人們想起文花枝，不再是當年那個救遊客的導遊文花枝，而是一個更優秀的文花枝，我不想永遠活在當年的光環裏。”在博客上，她誠懇地寫道：“我還是原來的文花枝，不是英雄，也不是名人，隻是億萬人中普通的一個。”因為左腿高位截肢，依靠安裝的義肢行走，腿腳不便，她也不131敢上人多的地方，常常宅在家裏，上網淘寶。但是，開學後，她都是自己搭乘公交車去上學。
最美老師和同學特別照顧她。每天總是有同學幫她帶早餐。
重新回到自己向往已久的校園，文花枝十分珍惜這一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上課時，她總是第一個到教室，坐到第一排認真聽講，認真記筆記。老師提問，她總是積極搶答。遇到沒弄懂的內容，課後及時向老師請教，或者自己跑圖書館去查資料。
為了幫助她補習基礎薄弱的數學，學校專門成立了一個輔導小組。同學們也都自發地幫她補習功課。到假期時，她還留在學校用功，力爭把學習搞上去。憑借頑強的毅力，她的期末考試終於取得了高分。
在生活中，文花枝依舊活潑開朗，熱情大方。同學李安然說：“無論在哪兒，隻要有她在，就會有歡樂和笑聲，她的樂觀精神時時感染著我們。學習中的花枝姐，勤奮上進，踏實刻苦。走進人群中，她會平凡得讓你注意不到她的身影。”花枝對待同學就像對待自己的兄弟姐妹。當她得知班上部分北方的同學對學校的飲食不很適應，便常常邀請他們去自己家，讓媽媽親自下廚，給他們改善生活。班上有位同學手骨骨折，花枝馬上請媽媽熬了一罐母雞湯送給這位同學。
她常說：“對於現在的我而言，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更多的是出於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我隻希望盡我自己最大的力量為社會做些事情，回報那些關心、愛護我的人。”她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即使再忙，她都要給那些參加高考的學生、軍人和牢役人員回信，因為學生高考，關係到其一生的前途命運，牢役人員性格容易抑鬱古怪，要多加鼓勵，而軍132人保家衛國，則是她最崇拜的。
在校園的各種活動中，也總能看到花枝的身影。在籃球場上，能聽到她熱情的加油聲。在開學時的迎新點上，她熱情地關心那些新生。在新生才藝大賽上，她又積極登台，激情放歌……2008年初，文花枝被湖南省推選為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作為最年輕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一，她開始積極履行代表職責。
她說，幾年來自己受到了全社會的關懷和愛護，雖然沒能力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但這並不妨礙自己回報社會。通過走訪韶山市的一些旅遊單位，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她提交了一份關於做大做強韶山市紅色旅遊的建議。
這一年，她又被推選為湖南省的奧運火炬手。6月5日，在韶山參加了火炬接力。她一路瀟灑地快步走著，臉上帶著優美的笑容，完成了200米左右的聖火傳遞。
2010年，四年的大學本科學習畢業後，文花枝又接著讀研究生。
“舟曲之子”王偉和“最美導遊”文花枝的成名與成功，源於他們恪守自己作為一名武警、一名導遊的職業道德。他們信守承諾，始終認真履行自己的義務，尤其是在生死關頭，他們還能表現出如此的淡定和堅決，因此感動了億萬人。職業道德與職業操守，是我們每一個在社會上工作和謀生的人所應該堅持並遵循的基本規則，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必然要求。
133時代楷模徐立平的家與國◎趙韋引言“藥，就是這樣的。”徐立平從展示架上取下一塊青灰色的長方形固體，比礦泉水瓶的體積稍大，看著像砂輪，捏著卻如同橡膠，壓在手裏沉甸甸的。
這種“藥”不治病，而是含有巨大能量的“火藥”，學名叫作“固體複合推進劑”，導彈的專用燃料。徐立平幾乎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這是模擬藥，裏邊不含燃燒劑，質感跟真藥一樣，學徒工練習整形時用的。真藥根本不能放外邊，一丁點兒火星就能引著。”“如果這是塊真藥，被引燃，有多大的威力？”徐立平撓撓頭，“這個屋子裏的人，肯定都跑不了。封閉空間，熱量和氣體沒法迅速擴散。”這是一間三十多平方米的休息室兼會議室，十幾名穿著寶藍色工作服的工人剛開完當天早晨的例會，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他們端起各自的茶杯，將杯中茶水一飲而盡，再將杯子放回碩大的會議桌上。因為任何私人物品都不能帶進操作間，連水杯都不行。
徐立平是他們的組長，他們的工作，是將發動機內的推進劑切割修整到要求的形狀和尺寸。有人曾形容他的工作是“雕刻火藥”，聽上去頗為浪漫，但對推進劑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是以生命為代價的“浪漫”。
“在整形組工作，首先要知道危險性，分配到這兒，就得先去看137一次銷毀殘藥。”當年徐立平剛參加工作時，師父就帶他見識了推進劑的威力。“整形鏟下的廢藥，是那種薄片狀的藥條，攢到幾百克就最美要銷一次。我參加工作時，單位還在藍田的山裏，山坡上有塊專用的空場，廢藥放在8號鐵絲做成的托架上，人撤離到十幾米外。廢藥被引燃時，轟的一下熱浪打過來，眼前一片白光，不到一秒鍾就燒沒了，衝起一團蘑菇雲。就那一下，8號鐵絲做的托架都融化了，剩下幾根插在土裏的支腿，像燒過的蠟燭。”“被引燃的推進劑，能撲滅嗎？”“撲不滅，推進劑就是由燃燒劑和氧化劑組成，不需要外部氧氣，把它放在水裏、真空環境裏都能燃燒，隻能由它自己燒完。”“發生過意外嗎？”“發生過……那次是小型發動機整形，有個同事操作時，推進劑突然燒著了，人就沒了……推進劑燃速特別高，零點幾秒的時間，整個藥麵都會引燃，人根本沒有反應時間，跑不了。”事故原因是，整形刀在金屬殼體上碰出一顆小小的火星，引燃了敏感性極高的推進劑。
“你們整形的發動機裏，有多少推進劑？”“各種型號的都有，小的幾十公斤，大的十幾噸。”“如果十幾噸的被引燃……”“整個廠房肯定就沒了……幹我們這行，不能有一點差錯。”138工匠、楷模準備間的門外，是通往操作間的走廊，就是那個都是“真藥”的地方。窗外，是高大的防爆牆。說是防爆牆，其實是一圈經過精準設計而保留的山坡。廠房建在山坡深挖下去的一塊平地裏，連房頂都露不出來。
這片山坡內，高大寬厚的防爆牆之間，“陷”落著幾十座廠房，每座都相隔幾十米的距離。一條戰壕般深陷山坡內的U型道路將它們連接起來，開車走一圈，需要十幾分鍾。山坡被高大的圍牆緊緊圍住，牆頭上密布攝像監控，任何人進入廠區，都必須持有特許的通行證。這裏是7416廠的生產區，製造固體火箭發動機的地方。
山坡周圍，密集分布著幾家研究所和工廠，它們和7416廠一樣，都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四研究院所屬的單位，分別承擔火箭發動機研製的不同任務。職工家屬生活區就在不遠處，被圍牆隔成幾個小區，依然保留著“軍工廠大院兒”的痕跡。但大院兒以外，很少有人知道這裏的研究所、工廠是製造什麼的。
事實上，這個位於西安市東郊的航天四院，是中國規模最大、曆史最久、水平最高、實力最強的固體火箭發動機研製、生產基地。
固體火箭發動機技術是世界級的高科技，能自行設計製造固體火箭發動機的國家屈指可數，各國都將其製造技術列為最高機密。
因為這種特殊性，航天四院被列為中國保密級別最高的單位之139一。幾十年間，航天四院的科技工作者和技術工人們都必須隱姓埋名默默工作，外界甚至很少知道有這樣一個機構、這樣一群人的存最美在。但徐立平卻是一個特例，他“意外”地成為全國知名人士。
那是2015年10月1日國慶節，中央電視台推出《大國工匠》係列專題片，第一集《大勇不懼》便是講述徐立平的故事。電視畫麵中，身穿航天藍工作服的徐立平專注鏟藥的場景，震撼了所有觀眾。這部收視率極高的專題片播出後，徐立平便走入了公眾視野。
徐立平是航天四院7416廠的一名藥麵整形工，所謂藥麵整形，就是在固體火箭發動機製造過程中，將藥柱端麵上多餘推進劑鏟除，並修整為設計要求的形狀和尺寸精度的工序。這是危險性極高的技術工種，在國家標準中，被列為一級危險崗位，全國從事這一工種的不到一百人。
從1987年進廠到2016年，徐立平多次獲得省部級、國家級“技術能手”稱號，奪得“中華技能大獎”，被評為國家高級技師、航天特技技師。他參與過所有國家重點型號的研製攻關和批量生產任務，幾乎每一台大型固體發動機，都經過他的整形才出廠裝備，為國家的航天事業和國防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也因此獲得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即便獲得過眾多獎項，外界也不知道他的存在，長達29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和四院所有的同事一樣默默無聞。
《大國工匠》係列專題片播出後不久，航天四院政工部接到通知，推選一位有感人事跡的優秀職工，參加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2015年度人物》的評選。“收到這個挺意外。”政工部部長王玫說，“以前，我們這兒根本不能參加這類公開評選。”“推選誰，真是一個難題。”王玫說這番話的時候，其實帶著自豪感。航天四院有1.2萬名職工，其中包括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140名，中國科學院院士1名，中國工程院院士1名，國家級、省部級航天專家近百名。技術工人中，全國技術能手14名，省部級的技術能手上百人。“我們這兒，高水平的科技人員、技術工匠太多了。每個人都為中國的航天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即便是最普通的職工，都有感人的事跡。”經過幾輪篩選，最終決定，還是推送徐立平參評。但整理好申報材料，王玫卻再度猶豫起來，“當初央視來拍《大國工匠》時，我們就擔心畫麵中出現泄密的問題，這次推他參加‘感動中國’評選，還是擔心保密的問題，心裏特別沒底。”她壓著那份申報材料考慮了幾天，才“把心一橫，送上去了”。此後很長時間沒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們覺得，應該是出於保密，上麵沒有批準。我們都習慣了。”2016年年初，頒獎典禮即將舉行的前幾天，王玫突然接到通知，“徐立平當選了，立刻去北京，參加頒獎典禮錄製。”2016年2月14日，“2015年度《感動中國》人物”頒獎典禮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播出。徐立平依然穿著那身航天藍工作服，在轉播大廳裏高高舉起獎杯，這一舉，更讓他名揚全國。
各級媒體蜂擁而來，有時，他正在車間裏工作，就被叫出去接受采訪。四院的各項大型活動他也必定列席參加，並且每一次，都會被記者拉住，單獨對著攝像機鏡頭說上一段。
但每次采訪，徐立平都像是在背誦課文，記者們試圖再“挖出”些更有意思的細節，而徐立平所說的，僅限於那些已經背誦過的“課文”，於是，有記者說他“不善言談”。事實上，他不能隨意說什麼，這是“特殊的地方、有保密紀律的地方，不該聽的不聽，不該看的不看，不該說的不說”。並且每位記者的采訪資料和稿件都要經過嚴格的保密審查。
141從隱藏在山坡下的廠房默默無聞地工作，到站在鏡頭前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徐立平完全沒有了在車間裏修整推進劑的從容，他最美覺得自己根本不屬於那個“曝光”在公眾麵前的世界。
他也不曾想到，更大的榮譽會接踵而至，2017年3月30日，中央宣傳部再度發布徐立平的事跡，並授予他“時代楷模”榮譽稱號。這讓徐立平覺得很不安，“我隻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與‘時代楷模’的稱號還有很大差距。我覺得，這個榮譽，是給四院全體職工的”。
王玫也曾對媒體記者說過，“我們四院，絕不是隻有一個徐立平。”讓她無奈的是，他們沒法把每個人都樹成典型，隻能選出一個代表人。
而徐立平也確實具有代表性，他的工作，他的經曆，甚至他的家庭，都是典型的四院人的生存狀態。
留?守?兒?童徐立平的父母也在航天四院工作，他是典型的“航天二代”——出生在大院兒裏，上學在大院兒裏，工作在大院兒裏，結婚生子也在大院兒裏。對他而言，航天四院的大院兒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故鄉。
但這座大院兒並非一個固定的地理位置，它總在不斷地遷徙。
從1956年北京近郊成立固體推進劑3人研製小組，到1996年坐落於西安東郊擁有上萬職工的專業研究院，航天四院40年間經曆了7142次搬遷，行跡遍布北京、瀘州、呼和浩特、湖北襄陽、陝西藍田、西安等地，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固體發動機生產機構。
徐立平的父母，便是在四院不斷搬遷的過程中，融入這個群體的成員。徐立平的母親溫榮書是1964年四院駐紮瀘州時期招收的職工，她被分配到發動機裝藥車間工作，負責發動機澆注後的推進劑烘幹工序。
徐立平的父親徐桂林1966年從部隊轉業到四院工作，那時已搬遷至內蒙古呼和浩特郊區。徐桂林曾服役於543部隊，那是中國第一支導彈防空部隊，曾多次擊落美製RB-57D、U-2高空偵察機。
徐桂林是一名汽車兵，負責駕駛地空導彈轉運車，還能熟練吊裝導彈，退役後便被分配到四院。
和那個時代所有人一樣，徐立平的父母經組織批準結了婚。
1968年10月，徐立平在呼和浩特郊區的四院大院兒裏出生，幾個月後，他就被父親送回了四川瀘州長江邊的姥姥家，那時候他還不會走路。
當時的中國，正麵臨著一場全麵戰爭的威脅。靠近中蘇、中蒙邊境地區的單位職工，必須將子女、家屬向內地疏散。
那時節，中國從東到西的邊境線附近，開往火車站的卡車接連不斷，車廂裏擠滿了抱著孩子的家長，數以十萬計的兒童、少年被送往內地。徐立平和四院職工的孩子們也在此時，被疏散回各自的老家。那是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必須在國家危急時刻堅守自己的崗位。
徐立平的母親沒能親自送他回姥姥家，已經調到檢驗組的溫榮書正參與一項重大任務，根本脫不開身。
她正負責檢驗一台發動機的推進劑澆注狀況，這台新型發動機143就要進行熱試車試驗，北京的總體設計部急等試車數據，用於計算運載火箭內彈道參數。這款發動機為中國衛星發射計劃專門研製，最美將用於“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第三級，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
溫榮書和同事們在檢驗中發現，發動機藥柱頭部出現了裂紋缺陷。這會影響推進劑燃燒方向和速度，造成測試數據不準，而產生的超量燃氣，甚至會引起發動機爆炸。
按常規，這台發動機隻能報廢銷毀，重新製造。但衛星發射任務緊迫，銷毀重做的周期漫長，必然導致多個相關部門工作進度受阻，研製工作將因此拖延。
發動機設計室主任崔國良和裝藥車間工藝員陳明義等人提議，將推進劑開裂部位挖掉，用“灌漿法”修補，先解決試車的當務之急。有人堅決反對，認為這是不合規範的冒險之舉，雙方爭論激烈難以決斷。
主管科研生產的副院長楊南生，通過力學理論分析了開裂原因，又聽取陳明義“用帶水鋼刀挖藥”的建議之後，認為可以嚐試，最終拍板決定挖藥。陳明義第一個站起身，“我自願報名，示範挖藥！”楊南生點點頭：“我陪你一起挖！”見此情形，眾多技術員和工人也紛紛報名，一支由副院長率領的挖藥“敢死隊”迅速組建起來。隊員們都知道，如果稍有閃失，就會與那一千多公斤推進劑一起灰飛煙滅，但沒人因此退縮。
冒險奮戰一個多星期，“敢死隊”挖出32公斤推進劑，重新灌漿固化後，產品符合設計要求，並且取得了試車成功，衛星發射計劃得以繼續進行。但第一個報名挖藥的陳明義，卻因為長時間操作導致中毒，被送進醫院救治，休養半個多月才康複。
144此事在溫榮書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那時，她時常思念遠在千裏之外瀘州老家的兒子徐立平。她根本不曾想到，二十年後，徐立平也會經曆同樣的事情，並且情況更加嚴重。
子?承?母?業徐立平五歲時被接回呼和浩特，四年多未曾見麵的父母，在他眼裏就是陌生人。弟弟徐凡平已經三歲，妹妹徐豔平剛出生，他們很幸運，一直跟著父母生活。
雖然徐立平很快習慣了與父母相處，但像弟弟妹妹那樣可以跟父母隨意撒嬌耍賴的親近感卻始終未能建立。與他年齡相仿的那一代四院職工子弟，因為同樣的原因，都與父母有著或多或少的疏離感。那些小學畢業或初中畢業後才被接回大院兒的孩子，甚至對父母的“無情”還帶有一絲怨恨。這是老一輩航天四院人心中的痛，“哎，當時也沒辦法呀，形勢所迫必須送回去啊。”一位航天老專家說，“但是，孩子們畢竟接回我們身邊了，總能照顧到。最感到愧疚的是……我們離家鄉上千裏，工作又忙……沒機會在父母身邊盡孝啊。”自古忠孝兩難全，四院的職工們為了國家的航天事業，辭別父母遠離家鄉，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不斷地遷徙。搬遷，是那個年代軍工單位的常態。
1974年，徐立平兄妹三人跟著父母離開呼和浩特，來到位於西145安市50多公裏外的藍田縣，那裏是秦嶺山脈的邊緣地區。父母是為即將搬遷至此的四院營建新大院兒和廠區，其實，四院的大院兒很最美鬆散，下屬的幾個單位，分別位於藍田縣山區的幾條山溝，每條山溝裏，都要建廠房、辦公樓、職工住宅，還要自建醫院、學校、商店、糧站、食堂、鍋爐房，每條山溝都是一個獨立的“小社會”。
徐立平和那一代四院孩子們一樣，在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中學。1985年，因為對自己的語文和英語成績實在沒把握，跟父母商量後決定放棄高考，報考了四院自辦的航天第一技工學校。1987年，徐立平以化工班第3名的成績畢業，分配回四院工作。
在老一輩兒職工們的眼中，四院是一個矛盾的存在。“搞化工的就沒什麼好工作，要麼是易燃易爆，要麼是有毒有害。”但真要讓子女去外單位工作，他們還真不願意，因為“各方麵情況都熟悉，並且，國家需要的單位，不可能倒閉”。
與天下所有父母一樣，他們自己可以毫無畏懼地麵對危險，卻不願意自己的孩子遭遇任何風險。為子女選擇工作時，都想挑個遠離危險的崗位。徐桂林也提前為兒子看好了一個“安全”崗位。可是，到了分配的時候，卻因各種原因沒去成，“安全崗位”實在是稀缺資源。
徐立平選擇了7416廠三車間整形組，這個三車間就是媽媽溫榮書當年曾工作過的裝藥車間，徐立平還問過媽媽，那裏怎麼樣。可溫榮書已經調離十幾年，當年在那兒工作時，還沒有端麵整形這道工序。她也隻是聽別人說，“這是缺不了的崗位，能學到技術”，覺得是個不錯的工作。
報到那天，溫榮書親自將兒子送進三車間，在四院，這並不是奇特的事，很多職工家庭都是兩代人同在一個設計室、一個車間工146作。溫榮書知道三車間的危險，當年她曾親眼見到推進劑燃燒事故，一位同事手指、耳朵當場被燒掉，那還隻是一次小劑量的試製裝藥。
辦完報到手續她對兒子反複囑咐，以後一定要“注意安全”。
工?匠?修?養徐立平報到的整形組，算上他這個新來的學徒工，也隻有7個人。那時發動機生產任務不多，藥麵整形不需要太多人手，其他車間也有整形工，但全廠加起來也就十幾個人。
整形組組長王廣仁是徐立平的師父，藥麵整形的高手，其實從事這行也隻有8年。他1970年進廠工作時還沒有端麵修整工序，幹的是灌漿工，因為當時推進劑性能不高，常出現開裂現象，必須進行灌漿修補。去除開裂缺陷部分時，要使用鏟刀進行挖除，跟後來的藥麵整形有些類似，隻不過沒有精度要求。
1979年前後，端麵整形才成為發動機生產時的必備工序，王廣仁那批灌漿工才開始探索整形技術。他們借鑒鞋匠的修鞋刀和木工刨刀，自製出修整刀具，邊幹邊總結修整技術，終於摸索出一套工藝方法。直到1984年，“藥麵整形工”才被列入國家職業工種設置，王廣仁便成為中國第一批藥麵整形工之一。那時，全中國也隻有二三十人從事這一行當，四院就占了一大半。
徐立平參加工作時，正是軍工行業最困難的時期，眾多重點型號研製工作被延緩或取消，資金投入大幅縮減，軍隊裝備采購量也147被極度壓縮，工廠裏各車間都處於半停工狀態。雖然廠裏活兒不多，但對學徒工的培訓卻從來沒有鬆懈。
最美進廠就要參加一個月的安全培訓。“我們廠房裏有逃逸通道，也有一些消防器材。我們新員工上的第一節課，就是推進劑發生燃燒時怎麼辦。第一個動作是什麼？大家都猜不到。”徐立平說，“不是去救火，而是趕緊逃生！因為推進劑內自帶氧化劑，隻有全部燃燒完才會滅，根本救不了。其實，能逃生的還隻是旁邊的非操作人員，推進劑被引燃隻有零點幾秒，操作人員連反應時間都沒有，更別說逃跑了。”安全培訓結束後才能跟師父學手藝，對於一個學徒工而言，跟高水平的師父學技術，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學徒期隻有一年，徒弟要跟著師父一起幹活兒，學會基本技術和車間裏的各種規矩。
如果徒弟幹出了廢品，罰款和處罰都落在師父頭上。在車間裏，“師父”與“師傅”雖然發音相同，但意思完全不同。“師傅”前麵必須加上對方的姓氏，而“師父”隻能叫“師父”，絕對不能加姓氏。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傳統在工廠裏一直保留著，這種師徒關係會一直維持下去，出徒後遇到技術難題，依然要向師父請教。
徐立平帶徒弟的時候，情況有了一些變化，“我們現在的工作方式比較多，有手工整形的、機械整形的、數控整形的，學徒們都要掌握，會有很多老師傅去教他。”徐立平當學徒時，藥麵整形全靠手工操作。如今，各種機械化、自動化整形技術已經應用，但手工操作依然是不可缺少的手段。手工整形三項基本功——磨刀、鏟藥、手找平，全靠精細入微的手感。
磨製鏟刀時，刀型和角度需要手感掌握；鏟藥時，進刀速度、力度，以及不超過0.5毫米的鏟削厚度需要手感控製；輕拂藥麵找平時，需148要手感判斷0.1毫米的起伏變化。最複雜的操作，都是在基本功的基礎上進行變化，但剛接觸這個行業的人，根本不知道需要的手感是什麼，隻能靠大量的練習才能獲得。
徐立平按照師父教的基本要領，練習了半年多，磨禿了幾把鏟刀，鏟平了幾十塊模擬藥塊，終於練出了精細入微的手感。師父一直暗中觀察，對他的表現頗為滿意，覺得他真是幹這行的好料。
30年後，徐立平已經成為全國知名的“大國工匠”，他將多年積累的技術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青年員工，先後培養整形骨幹30多名，帶徒7人，其中絕技絕招人才1人，國家級技師4人。他擔任組長的整形組連續多年獲得四院“金牌班組”、集團公司及陝西國防科工委“安全生產示範崗”、陝西省“工人先鋒號”等稱號。
徐立平依然記得第一次麵對一台真正的發動機整形時的狀況，“我在假藥上練了幾個月，才上手幹正式產品，其實就是前期的粗加工，快到尺寸時，還是得師父幹。粗加工也很緊張，下刀都提心吊膽的。師父一直站在旁邊看著我幹。幹我們這行兒都這樣，師父覺得你技術有把握了，才會讓你去整發動機。我剛上班那時候，發動機都是單件生產，價值很高。就是因為價值高，才有了1989年的那次挖藥，真的很危險。”曆?練?青?春1989年10月初，徐立平和師父以及另外兩名整形工從三車間149抽調到五車間，參加一項重要任務，那時他工作剛滿兩年。參加這項工作的有將近20人，都是從各車間挑選出會鏟藥並且手巧心細的最美技術骨幹。
入選的年輕人必須是四院子弟，隻有四五個，徐立平是最年輕的。這並非照顧“自己人”，而是因為任務危險，可能發生不測，他們父母知道本單位的工作性質，萬一出現意外，也能理智地對待——這項工作任務是，鑽進一台大型發動機燃燒室內挖藥。
那是四院正在研製中的某重點型號項目，一台用於全程熱試車的發動機，出現推進劑脫粘的重大缺陷。技術專家們經過商討，決定再度啟用“挖藥修補”的非常手段，檢查脫粘部位，以便分析缺陷的成因。而另一個更現實的原因是，這台發動機裏麵裝填了十幾噸推進劑，價值數百萬元，在人均工資隻有一百多元的年代，這是個天文數字。那時研製資金緊縮，四院沒有經費再重新製造一台發動機。
徐立平和所有參與這項任務的隊員們一樣，在入選挖藥“突擊隊”時，為國效命的榮譽感和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他當然知道這項任務的危險性，跟家人隱瞞了自己入選“突擊隊”的事。20年前，母親溫榮書就曾檢測出推進劑開裂，親眼看著同事們冒著危險挖藥修補。20年後，兒子徐立平也入選挖藥“突擊隊”，執行同樣的任務。
兩代人，為了國家的航天事業發展，從事著同樣的工作，麵對著同樣的危險，擁有著同樣的無畏精神。
20年前，推進劑開裂部位出現在頭部，站在殼體外就可以操作，並且缺陷部位隻在推進劑表麵。20年後，情況卻複雜得多，發動機增大了十幾倍，脫粘缺陷出現在燃燒室的中間位置，必須鑽進發動機內挖藥，裏麵空氣不流通，光線昏暗，操作難度極大。而且150挖藥麵積更大，還要深挖到殼體襯層，發生意外的概率比20年前的任務高出幾個數量級。
徐立平將要鑽進發動機黑黢黢的芯孔時，“心跳不由自主就加快了，手心也不停地往外滲汗。”那台發動機的直徑比他個子還高出一頭，裏麵堆滿了厚重的推進劑，他想起老師傅們開玩笑說的，“都小心點兒啊。不然這幾百萬的東西，就是你的豪華棺材，火葬場都不用去了。”推進劑的芯孔僅比肩膀略寬，筆直地通向發動機另一端，芯孔的星角，如同巨獸口中的利齒，仿佛隨時會將進入其中的人吞噬。
“爬的時候特別小心，生怕摩擦出靜電，這才是最可怕的。”一個小小的火星兒，就能引燃那十幾噸推進劑。推進劑藥麵上鋪著幾層純棉帆布，徐立平從裏到外的衣物也都是純棉製品，腳上穿著布麵羊皮底的舞蹈鞋，腳腕上還係著一根靜電導線。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防止產生摩擦靜電。
臉上捂著的兩層棉口罩，隻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裏麵的化學品氣味特別濃，熏得人呼吸困難，剛進去時眼睛被刺得不停流淚。”防毒麵具無法使用，因為視野太窄，並且容易磕碰到推進劑，那反而更危險。
爬到操作位置，接過輔助人員從另一端遞進的靜電導線，綁在手腕上，才能開始鏟藥。發動機內空間狹小，隻能側身半躺半坐在裏麵，如此別扭的操作姿態下，還必須保持下刀、推鏟的動作不變形。每鏟五、六下，就要把廢藥遞給外麵的輔助人員。被十幾噸高敏感度推進劑包圍在狹小空間內，精神壓力是巨大的。“悶在裏麵真是另一個世界的感覺，安靜得讓人恐懼。”徐立平說，“挖藥時，能聽見整形刀劃過藥麵時的沙沙聲，還有自己的心跳。”151偌大的廠房裏，隻有鑽進發動機燃燒室中的操作者和站在發動機外的一名輔助人員，其他人都在廠房外山坡拐角處的麥田邊等候最美換班。裏麵氣味實在太強烈，每次進去隻能堅持10分鍾時間，鏟下100多克廢藥，每人每天要輪班進去三四回。
徐立平越挖越覺得緊張，即便在寒冷的12月份，他鑽進發動機就開始出汗。每次完成一班出來時，都覺得渾身癱軟，眼睛也被熏得酸脹難忍。此時，他的腰部和右腿開始隱隱作痛，並且痛感越來越明顯。
兩個多月的持續工作，共挖出300多公斤推進劑，脫粘部分被全部鏟除，設計人員得以直接觀察其狀況，迅速分析出缺陷成因，為此後的研製工作排除了技術隱患。
灌漿修補工作也隨即展開，同樣由徐立平他們鑽進殼體中進行灌漿，這項操作必須一氣嗬成。徐立平跟著老師傅們連續工作一天一夜，粘稠流體狀的推進劑揮發出大量對眼睛刺激強烈的化學物質，完成操作走出廠房時，眼前仿佛蒙著一層霧一樣看不清東西，兩三天後才漸漸恢複視力。
重新澆注修補的發動機取得了試車成功，後續的研製工作得以繼續進行。徐立平卻被送進了醫院。
英?雄?無?悔結束了那次挖藥任務，徐立平的腰腿疼痛越發嚴重，去醫院檢152查了幾次，都查不出原因，醫生隻能采用封閉療法給他鎮痛。但這樣的治療根本起不到作用，逐漸劇烈的疼痛讓他走路都開始一瘸一拐，幾個月後，竟嚴重到無法自主行走，被送進了醫院。
女友梁遠珍趕到醫院陪護，兩人相戀將近一年，正是熱戀期，徐立平住院讓她心急如焚。梁遠珍也是四院的二代子弟，徐立平參加挖藥前的兩個月，剛從技校畢業，經朋友牽線，才跟徐立平開始了戀情。其實，她父親跟徐立平的父親還是很要好的朋友，那時，四院還在藍田縣山溝裏，二代子弟們的戀愛，無論是自己追求，還是媒人介紹，選擇範圍都在這個半封閉的大院兒裏。徐立平住院時，梁遠珍剛考入職工大學，在西安市上學，聽說此事，便請假去醫院陪護。她隻想照顧好自己的戀人，根本沒考慮將來可能會麵對怎樣的狀況。
徐立平住院一個多月，情況卻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要由兩個男同事架過去，醫生依然查不出病因，推斷他可能會因此而癱瘓。
溫榮書認為，兒子生病，是鑽發動機挖藥時，吸入過量推進劑揮發出的毒性氣體所致。20年前，同事陳明義就因挖藥中毒住院半個月。而徐立平參與的這次挖藥，持續時間更長，並且鑽進了不通風的發動機內，環境更惡劣。為什麼其他人沒事，偏偏徐立平就不行了？因為每個人對化學品的抗敏性不同，20年前參加挖藥的“敢死隊”員中，也隻有陳明義出現了中毒反應。但醫生卻無法做出這樣的診斷，推進劑中含有多種化學物質，醫院沒有查出發病原因的技術手段，自然不能下診斷，更拿不出有效的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