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六卷）——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

第三章（1 / 3）

③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２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５７年，第２０１、２０３頁。

④陳瀚笙：《帝國主義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２頁。

⑤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４—２１９頁。

⑥吳承明：《近代中國國內市場商品量的估計》，《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第２９１頁。

９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進口量亦連年增長，１９３２年糧食淨進口數更是達到７８４９８０００市擔。①１９３５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戶購買糧食的比例達３５％。②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工商業發展迅速，城鎮化進程加快，江浙滬地區的糧食普遍出現短缺，地處中部的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份為產米大省，這種區域間的“糧食調劑”擴大了糧食交易的市場規模。截至抗戰前，長江三角洲地區由於棉花種植麵積的增加，糧食普遍不能自給。如嘉定縣糧食自給率僅為２２％，太倉縣為５２％，武進、丹陽等地的糧食自給率均低於７０％，需從內地或國外調入大量糧食。③再以浙江為例，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提供的數據顯示，１９３３年浙江全省米糧不足額為２５３３９８４擔，④因此需要大量的糧食輸入。據張培剛等人１９３６年的調查，１９３５年浙江全省從省外輸入食米３３０萬市擔，其中約２００萬市擔來自國外，１３０萬市擔來自外省，而以江蘇、安徽最多。⑤可見，長江中下遊流域諸省和湖廣一帶的糧食貿易十分發達，糧食種植的商品率也較高，當時國內著名的“四大米市”（無錫、蕪湖、長沙、九江）均分布於長江中下遊地區。另據江蘇省農礦廳的調查，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江南地區有米行２６００多家，⑥足見這一地區糧食商品交易的發達。

在我國俗語常謂“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其實近代以來，北方食雜糧的成分比食麥的多，⑦而南方食雜糧的亦不少。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估計，全國糧食所占成數計大米２９％，小麥１７％，雜糧５４％，⑧說明雜糧是當時我國農村貧民的主要食糧。不過，我國雜糧的種植麵積僅占全國糧食種植麵積的１／３左右，⑨農民所產主要供應自給，作為商品運售市場的數量①許道夫：《中國近代糧食經濟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４頁。

②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３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５７年，第３１０頁。

③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６７頁。

④據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編《浙江之農產·食用作物篇》（１９３５年）第２５—３０頁之數據計算所得。

⑤張培剛、廖丹清：《２０世紀中國糧食經濟》，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１７頁。

⑥實業部國際貿易局：《中國實業誌（江蘇省）》，１９３３年，第３３—３４頁。

⑦張培剛、廖丹清：《２０世紀中國糧食經濟》，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７頁。

⑧《農家購買之各種糧食占糧食購買總額之百分率》，《農情報告》，第４卷第８期，１９３７年８月。

⑨許道夫：《中國近代糧食經濟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７頁。

９２第一章農業現代化的探索並不多。由此可見，稻、麥是我國主要的商品糧，據許道夫估計，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國內市場需商品稻約５０００萬市擔（若以全國稻產１０億市擔計，占５％左右），麵粉工業需小麥約３０００萬市擔（若以全國小麥產量４．５億市擔計，占６．７％左右）。①此數據不包括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市場交易量，也未涵蓋手工磨坊所需的小麥量，所以國內稻麥的實際商品率應當更高。在糧食進口方麵，１９１８—１９２７年，我國稻穀（大米折合稻穀比例＝１∶１．４３）年均進口量約２１４３．４萬擔；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稻穀年均進口量上升至２４３４．２８萬擔，②增加了３００萬擔。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每年從國外淨進口約１５００萬市擔。③上述數據都表明，這一時期國內商品糧市場規模很大。

一般說來，小麥的商品率高於稻米。因為小麥除了是麵粉工業的主要原料外，還是廣大貧民用以交換粗糧的主要“精糧”。在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華北很多地方興起了“糶精糴粗”、“糶貴糴賤”的糧食流轉和商品化新模式，④使部分地區小麥種植麵積增加以供給市場需求，提高了小麥的商品率。

如河北《滄縣誌》載：“邑之產麥，為田之十四，而食麥者，不及百一。”⑤鄭州以北鐵路沿線地區，農民大多以高粱、玉米為主食，但在糧食作物種植麵積的安排上，卻以小麥、小米為主，高粱、玉米居次要地位。⑥一些土地有限、經營規模十分狹小的貧苦農民，也“不得不犧牲穀產自給之安全”，通過糶精糴粗“以獲取商品換錢之購買力”。⑦據當時對國內７省２８６６個村場的調查，我國主要糧食作物的商品率總平均值為：稻穀３８．４％、小麥５２．５％、大麥６３．７％，⑧小麥的商品率明顯高於稻穀。

３．鄉村副業的發展和變遷近代中國的鄉村手工業，是農村副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農業商業化的重要促進因素。時任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工業實驗所所長的顧毓蠳認為，農①據許道夫《中國近代糧食經濟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７—４７頁數據整理。

②根據許道夫《中國近代糧食經濟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３—４４頁數據整理。

③許道夫：《中國近代糧食經濟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６—４７頁。

④⑥劉克祥：《１８９５—１９２７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鐵路沿線地區的農產品商品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１１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⑤《滄縣誌》第１１卷，《事實誌·生計》，１９３３年鉛印本，第１４頁。

⑦陳伯莊：《平漢沿線農村經濟調查》，上海交通大學研究所，１９３６年印本，第３９頁。

⑧淩耀倫、熊甫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重慶，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７０頁。

９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村“手藝工業在中國工業生產上已極重要，於農村經濟上更屬重要”。①國民政府初期，國內鄉村家庭手工各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衰落”。以手工棉紡織業為例，據中央農業實驗所１９３５年對關內１９省手工棉紡織業的調查顯示，１９省中，除山西、貴州外，其餘省份皆是“衰”多於“興”，可見手工棉紡織業的總體趨勢是衰退的。②不過隨著政府政策的調整，這種衰退並不十分明顯，甚至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複興和繁榮。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我國大部分手工業仍分布在農村地區，並以農民家庭副業的形式存在。③據１９３１年調查，河北省定縣家庭手工業從業人數為８０８００人，而作坊和工場手工業的從業人數僅為８３３１人。④方顯廷認為，我國“世代相傳之手工業，及農民主要副業之鄉村工業，……以生產數量言，此種工業———尤以鄉村工業為甚，其地位較新工業為重要”。⑤另有統計顯示，１９３３年我國手工紡織業總產值在２５７５６．４萬元，占全國紡織業總產值的６２．３％。⑥我國的農家手工業有紡織、造紙（土紙）、釀造（酒、醋）、榨油、製茶等業。但是由於造紙、釀酒、榨油等業需要投入的原料和設備均非一般農家所能承受，大部分皆由手工作坊生產，所以我國農村家庭手工業以棉紡織（以織布為主）、絲織業等為主。這一時期，這兩類家庭手工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這些農家手工產品不僅增加了農家收入，也繁榮了農村市場。

（１）鄉村棉紡織業從全國範圍來看，棉紡織業在鄉村副業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據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對河北定縣４５３村的調查研究，“從事各種家庭手工業之實①顧毓蠳：《發展我國手工業之途徑》，實業部統計處編，《農村副業與手工業》，實業部總務司第四科，１９３７年，第５０頁。

②劉克祥、吳太昌：《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２２頁。

③劉克祥、吳太昌：《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３６頁。

④根據張世文的《定縣農村工業調查》整理。轉引自彭南生：《半工業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９９頁。

⑤方顯廷：《中國之工業化與鄉村工業》，方顯廷編，《中國經濟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第６２０頁。

⑥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１８４０—１９４９）》，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附表２。

９４第一章農業現代化的探索際之數，約在４３０００家……全年各種手工業品貨總值有８７８３４１元”。①江蘇的鄉村家庭棉織業十分發達，１９３４年棉統會調查寧滬沿線１７縣（全省共６１縣）的結果顯示：“此區鄉村織布業總產量高達１４００萬疋。南通、江陰、武進、常熟４縣，年產均在２００萬疋以上，崇明年產在１００萬疋以上……這些地方的手工織布業，多已使用改良織機，織出寬幅布疋，其銷路不僅遍及大江南北，且能遠達南洋。”②而江蘇之南通，絕大部分農戶以織布為生，“每百戶之中，不賴織布為生者，占八家半，半賴織布為生者占五十四家，全賴織布為生者占三十八家”。③常州農村至抗戰前夕，“農村中共有一萬多台腳踏織布機……多以家庭為單位”。④據實業部１９３４年的調查，山東全省１４８縣中，有７２縣有農村棉紡織業，年產土布約１７１５萬餘匹，價值７５６０萬元。其中濰縣一地產量即達１０００餘萬匹，昌邑年產１００餘萬匹，菏澤、即墨、壽光、廣饒、鄆城等縣產額約３０萬—５０萬匹。⑤據１９３３年對河南平漢、隴海兩路沿線２４縣的調查，農家織布年產約９０萬匹，全省年產土布當在６４０萬匹以上。

陝西９２縣中，據１９３４年前後幾次對洛、涇、渭三河流３８縣的調查，每年土布產量達８４２萬匹，以興平、武功、扶風產量最多。⑥（２）農家絲織業傳統的繅絲業大多是以家庭手工業的形式出現，如江蘇吳江一般蠶戶“一戶一（繅）車”，蠶農多自己繅絲，間或也有在繅製高峰期雇人繅絲。⑦２０世紀初期，隨著繅絲工業的發展，廣東地區的手工繅絲廠開始大量向機器工廠轉化。據徐新吾估算，民國初年廣東生絲總量中，機器絲廠占７０％以上，農家自繅土絲已不足１０％。⑧不過從全國範圍來看，農家手工繅絲業的生命力依然十分頑強，直至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國的製絲業，尚在土法製絲發展①關星三：《改進我國手工業之應有認識與方案》，《實業部月刊》，第２卷第６期，１９３７年６月，第５８頁。

②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２６０頁。

③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製委員會：《推廣南通土布計劃書》，１９３４年，第１頁。

④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８９頁。

⑤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纂：《中國實業誌·山東省》（下），實業部國際貿易局，１９３４年。

⑥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２５８頁。

⑦《吳江縣誌》，第８卷·絲綢，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９８頁。

⑧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７頁。

９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為機械製絲的過程中”。①據浙江大學農學院１９２８年的調查，浙江崇德、桐鄉兩縣，全部蠶農均在家中自己繅絲。②浙江鄞縣，“山區、半山區，養蠶農戶均自養、自繅、自織，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均以家庭手工自繅為主”。③１９３３年《四川月報》載：“邛崍蠶絲，素為農村副業，每年出繭百餘萬斤，因絲質優良，爭相購買，貧家受其利者約十餘萬人。”④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的經濟危機導致各地機器繅絲工廠出現大麵積停產，這在某種程度上又刺激了鄉村手工繅絲業的“複興”，減緩了我國近代絲織業的機械化進程。如山東省益都地區手工業“向以絲著”，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後，“絲價狂跌，絲廠相繼歇業，隻剩兩家從事小本經營，蠶絲生產又恢複到家庭手工業階段”。⑤魯南蒙陰，經濟不景氣導致１９３０年“絲價低落，繅絲廠大部虧損停業，全縣又回複到一家一戶的土法繅絲”。⑥可見，由於特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這一時期各地的農村絲織業作為農村副業之一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和轉型，因此，截至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中期，我國手工繅絲業的產量仍然略高於機器繅絲。⑦即使是號稱“日出萬綢，衣被天下”的江蘇省吳江盛澤鎮，直到１９３６年，也僅有機電綢廠１０家，電織機１１００台，而農民家庭的織戶約有５０００戶，手拉機８０００台，農家手工絲織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⑧（二）國內農產品流通體係的發展近代以來，隨著全國鐵路、公路幹線網的初步形成和輪船業快速發展，農產品的流轉距離不斷延長，範圍逐漸擴大。我國農產品流通體係在此基礎上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具體表現在交通運輸方式進一步改善、近代市場組織的建立和完善、農產運銷合作事業的推進等方麵。

１．運輸條件的改善與農業商業化現代交通工具和通訊方式的出現及使用大大改變了商業發展的麵貌，對①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４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第１１１頁。

②《桐鄉縣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４８頁。

③《鄞縣誌》，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第５４５頁。

④《邛崍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３０頁。

⑤《青州市誌》，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８９頁。

⑥《蒙陰縣誌》，濟南，齊魯書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６１頁。

⑦劉克祥、吳太昌：《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８３頁。

⑧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４頁。

９６第一章農業現代化的探索農業的商業化發展也產生了明顯的積極作用。據統計，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鐵路年均鋪軌７６３公裏，年均增長率達４．６％，截至１９３６年，我國鐵路總長度超過２００００公裏；公路建設呈跳躍式發展的態勢，年均增長率高達１６％，到１９３６年，全國公路總裏程達１１．１萬公裏。①水運方麵，輪船運輸迅速增長，１９３５年國內輪船數量為３８９５艘，噸位６７．５萬噸（不含東北），而這一數字在１９２８年分別隻有１３５２艘和２９．０８萬噸（含東北）。②在通訊事業的發展方麵，電報、電話通信、郵政在晚清時期傳入中國以來，在這一時期也有顯著發展，其用途開始由之前的官用轉為以民用、商用為主。這些都為農業的商業化發展提供了極好的客觀條件和環境。南北貫穿的鐵路為大規模的區域間農產品運輸提供了可能性，公路的日益密集為農民的城鄉流動提供了便利，也為鄉村集市的發展提供了契機，促進了農村消費市場的開辟，通訊方式的改進使農民可以較快掌握市場信息，捕捉商機。

很多資料顯示，現代運輸方式在農業商品化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以鐵路為例，河南、河北、山東等省出產的棉花，向以自給為目的，鐵路修通之後，外運量大增。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末，華北地區棉產區出產的棉花運往天津、青島等沿海商埠銷售量約占收購總量的３／４左右。３０年代初，全國棉產區投入市場的棉花經由鐵路運輸的有２０餘萬噸。③河北省西河地區與天津和上海的鐵路連通後，當地農民為向上述兩地紡織廠提供原材料，紛紛放棄原有糧食作物生產改種棉花來增加收入。④又如，黃渡原本是上海西南五十餘裏外的一個小鎮，但由於京滬線鐵路開通後，這裏成為京滬線上的一個小站，“近年來，水田數量相當減少……旱地數量逐年增加。旱地多半是種蔬菜……完全是供給上海的需要”。⑤可見，鐵路交通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農業的種植結構，提高了農產品的商業化程度。

隨著農產品流通條件的改善，運輸成本隨之下降，促進了農產品的跨區①羅斯基：《戰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唐天巧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１１—２１７頁。

②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２２９頁。

③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６１８頁。

④葉謙吉：《西河棉花之生產與運銷》，方顯廷編，《中國經濟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第１９６頁。

⑤徐洛：《黃渡農村》，《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報》，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

９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域流動，推動了農業的區域化生產。如大米跨區域的大規模流動使浙江農民轉而種植最適合本地條件的作物，然後將產品出售給其他地區的消費者，再用這筆收入購買更適合自己口味的由外地輸入的各類食品。①２．農產品市場和交易製度的發展隨著農業商業化的發展，與之相應的農產品交易市場組織也在日益完善，緩慢地向近代化市場製度過渡。國民政府時期，國內的農產市場已漸成三級體係，各種近代的交易方式也開始逐漸被運用到農產品交易過程中，加速著農業的商業化進程。

丁長清等認為，自清末以來所形成的國內農村市場網絡，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層次：一是以上海、天津、大連等港口城市為代表的終點和消費市場，它們是農產品在國內市場的終點和向國外輸出的出口地，也是工業品向內地農村輻射的起點；二是以武漢為代表的中轉和消費市場；三是以蕪湖、九江為代表的聚散市場；四是以集鎮、廟會為主的產地市場。②劉克祥等認為，到１９２７年，我國棉花、桐油、茶葉、糧食等大宗商品的流通，已基本形成初級產地市場或原始市場、中級轉運市場或集散市場、消費或終點市場的三級市場結構。③可見，截至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我國農產市場已經形成了十分明顯的層級架構，雖然此二者將我國農產市場分別劃分為三級或四級體係，但是歸根究底其涵義大同小異。

聯接這幾大市場的主要有兩類商人：一是農村中的商人，包括小商販和鄉紳開辦的較大商店；二是城市中以經營農產品為主的大商人和往來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流動商人。以經營規模而論，農村商人絕大多數屬小商販。

在各類商品市場中，均有“牙行”的存在。“牙行”即指經紀人，是農產品買賣中的主要中介之一。其稱呼在各地不一，天津稱“鬥店”、北平稱“糧棧”、河北邢台稱“皮毛店”等。牙行一般是由政府發放牙帖承認的，每年向政府繳納稅收。有些地區伴隨著農業商品生產發達而產生了一批所謂“經紀人”，四①張培剛：《浙江省糧食之運銷》，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０年，第１８—２０頁。

②丁長清、慈鴻飛：《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近代中國農業結構、商品經濟與農村市場》，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０年，第３０５頁。

③劉克祥、吳太昌：《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５８頁。

９８第一章農業現代化的探索季不事生產，專從商品買賣中攫取傭金而生活。①行商交易。在中轉和消費市場，行商交易是農產品交易的主要方式。例如花生的出口主要集中於青島、天津、上海等地。青島之花生市場交易時期從１０月底至次年８月，主要由花生行在產地設分棧收購現貨。上海之花生交易主要在雜糧油餅公會內進行，雖有雜糧油餅交易所，但花生仍為現貨交易。雜糧行以代客出售為主，貨色到埠墊款七成，脫售後九九扣傭金。成交後，買方可從賣方的每包花生仁中扣去抄樣四市斤，花生果每包扣一市斤。

棧房交貨，期限１５天。天津市場運到花生均存貨棧，除上品作為堅果外，餘均脫殼以花生仁交易。傭金由賣方負擔，為貨價的２％，棧主得１．４％，經紀人得０．６％，另提每袋８分為棧租。存棧貨物如有損失，棧主負責。②大宗茶葉交易亦通過茶莊進行。上海茶業分為本莊和洋莊兩類。本莊分茶行與茶店：茶行為中間商，把茶葉客商運來的毛茶介紹售給土莊茶店及天津、煙台、廣州等處的客幫，取４％的傭金；茶店則經營零售業務及對鄰近縣鎮的批發業務。洋莊又分為土莊茶及路莊茶兩種：土莊茶乃將內地運來之毛茶加以精製為箱茶，售給外商；路莊茶乃內地茶商在產地茶區製成箱茶運滬售給外商。土莊及路莊都不能直接售給茶商，必須通過茶棧中介，並從中抽取２％的傭金。茶棧除經營代客買賣外，還對茶客貸款，利率為月利１．５％。

外商洋行直接經營茶葉運銷的很少，多係受本國茶商委托代購，抽取２％的傭金。③交易所交易方式。交易所交易分為現貨和期貨兩種。例如大豆現貨交易在大連交易所買賣可不經過經紀人之手，其交易單位為“車”，每車３５０袋，每袋１４０斤，交易地點為大連碼頭堆棧，計價單位以每百斤值銀若幹為準。

期貨交易必須由經紀人成交，交易單位為“車”，豆分五級，計算單位與現貨交易單位相同。交割日期為每月月底，最長可達五個月。交割地點為滿洲鐵路埠頭倉庫。交易稅為交易額的萬分之一。經紀人傭金規定連同特別手續費及交易稅每車１５元，交易保證金每車８０元。④中國東北地區有兩處大豆交①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３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５７年，第３１４頁。

②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０頁。

③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４頁。

④《調查：東省大豆實況》，《工商半月刊》，第３卷第２３—２４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第４４—４５頁。

９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易所：大連大豆交易所（日商經營）、哈爾濱食糧交易所（華商經營）。

３．農產運銷合作的興起我國的農產運銷合作組織興起於２０世紀３０年代農業合作運動，在新式農村金融機關的支持與推動下發展起來。所謂運銷合作社，就是“采用合作的方式，由小生產者相互聯合起來，共同營運其生產品，直接送達於消費市場，免除中間商人的操縱及剝削，並謀生產資金的增加，使農民（社員）相互間獲得經濟上的解放”。①抗日戰爭前十年，國內運銷合作社形式主要有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茶葉產銷合作社、蠶絲運銷合作社等。其中以棉花運銷合作社的發展最為成功，由表１１３可知這一時期棉花運銷合作社的發展情況。

表１１３中國棉花運銷合作社進展情況表（１９２６—１９３５年）年份（年）社數聯合社數社員人數（人）棉田畝數（畝）運銷皮棉（擔）１９２６１—２５—８４１９３１２—１２４８００１５６１１９３２３—４４４２３８７３５１６１９３３１１—１４１６０９５５８６１６０３７１９３４１００５１２５８５５４３８７３４１６４１４５１９３５２６７６３７１１５３９０１６６１０８９７９６５９資料來源：黃肇興，《中國棉花運銷合作社組織之研究》，《農村建設》，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１月，第１０—１１頁。

截至１９３５年，全國計有棉花運銷合作社２６７６所，社員１１５３９０人，凡主要產棉區，如蘇、豫、陝、晉、冀、魯等十二省，莫不有棉運合作社。②１９３５年，棉花統製委員會中央棉產改進所曾在上海設立運銷總辦事處，後又在西安、渭南、鄭州、運城等處設立運銷辦事處，代理全國各省棉花運銷合作社售棉、收花事宜。１９３６年，其自辦運銷業務共收皮花約４０５２０擔，合辦運銷業務約１８４７擔，代理推銷棉花約２２２７擔，代理辦貨計約７６７５擔，全年合計運銷棉①孫增齡：《農產運銷合作社之經營方法》，《農行月刊》，第３卷第８期，１９３６年８月，第６５—６６頁。

②黃肇興：《中國棉花運銷合作社組織之研究》，《農村建設》，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１月，第１０—１１頁。

１００第一章農業現代化的探索花數額約５２２７１擔，①三年來經手銷售棉花共十餘萬擔。②茶葉產銷合作社的經營也頗有成效。茶葉運銷合作肇端於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８日浙江杭縣無限責任茶葉運銷合作社的成立，２０世紀３０年代茶葉產銷合作主要集中於安徽祁門紅茶、江西寧州紅茶與浙江綠茶茶區，即所謂東南茶區。在茶葉產銷合作較為發達的祁門、婺源、修水等縣，茶葉產銷合作約占各縣茶葉產銷３０％—４０％。安徽省立茶葉改良場有鑒祁門茶產日漸衰落，於１９３３年３月組織“平裏村茶葉運銷合作社”，開展茶葉生產運銷。③至１９３６年祁門茶葉運銷合作社擴充至３６社，社員數目增至１３００人，製茶箱數達７６４４箱，占全部祁門紅茶產量的２９．４％。④此時，各大銀行對於商業化程度較高的煙葉、棉花等農產品的運銷亦是不遺餘力。例如每逢煙草上市季節，中國銀行即“派遣人員常駐山東濰縣二十裏堡地方的英美煙草公司，對該公司提供鈔票，以便公司向煙農及合作社收買煙草。金城、交通、中國、上海等行在山東、陝西等棉產區推行產銷合作事業”。⑤而江浙蠶絲主要生產區域，在金融機構的支持和促進下，蠶絲運銷合作社組織的發展在這一時期也十分可觀。

（三）農村經濟貨幣化的發展趨勢所謂貨幣化是指貨幣經濟向非貨幣化經濟領域（實物和易貨貿易領域）的擴展，或者指“通過貨幣進行（以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經濟活動的比例不斷增加”，⑥它是衡量經濟發展和商業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據卜凱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對安徽等７省１７處的調查資料顯示，農家貨幣收入和支出比例分別為５８．１％和４７．６％。⑦雖然這一數據在統計口徑和方法上有很大的不足，但通過它可以一窺我國２０世紀２０年代農村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之一斑。丁長清等以１９５０年華北的調查資料為依據，估算出２０世紀①《棉業月刊》，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３７年４月，第４６６—４６８頁。

②《棉業月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３７年１月，第６頁。

③《安徽祁門縣平裏村坳裏村無限責任信用運銷合作社之調查》，《農友月刊》，第２卷第３期，１９３３年３月。

④劉珍：《茶葉生產之合作經營》，《合作事業》，第２卷，１—２期合刊，１９４０年２月。

⑤桑潤生：《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北京，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７１頁。

⑥易綱：《中國的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１９８４—１９９３》，上海，上海三聯書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４頁。

⑦卜凱著：《中國農家經濟》，張履鸞譯，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０年，第８４、９６—９７頁。

１０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３０年代河北地區農戶收入的貨幣化程度為５２．７％，其中出售植物產品和出售農副產品合計占６６．９％；消費支出的貨幣化程度為３５．０５％，生產性支出的貨幣化程度為３６．７４％。①這一數據雖然比卜凱所統計的數據低，但從其來源和統計方法上看，應該較卜氏的更為可靠。然而，無論是哪組數據，都足以證明農村經濟發展貨幣化趨勢十分明顯。

交通工具的改進，能帶動人口的流動，促進城鄉交流，增加農民收入來源。在傳統的耕作方式下，每年的夏秋時節通常是農業生產最繁忙的時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其他季節則需要的勞動力較少，且從１０月中下旬開始有四五個月幾乎無須投入任何勞力，形成了季節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據時人估計：１９３４年，我國“十五至五十五歲的農村人口，每年至少有五千五百萬人是失業的”。②在近代化交通，尤其是公路的大規模修建的幫助下，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可以機動地來回於城市與農村之間。農民外出打工，不僅可以緩解農村的生存壓力，而且打工所得，可以“寄歸老家，此亦可貼補農村經濟之出超”，③改善生活條件。據鄭明矩估計，每年冬季，大約有２５０萬農民流向城市以尋找工作機會，僅這批人每年寄回家的彙款達２０００萬元之巨。④這些現金流入農村，緩解了２０世紀３０年代農村金融的饑渴，也在相當程度上刺激了農村經濟的貨幣化。

（四）農業商業化的幾個特點（１）我國的農業商業化進程，是受國際市場需求驅動的。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國門的被迫開放，中國農業發展也開始了其商業化的發展道路，這一趨勢在２０世紀以來表現得尤為明顯。２０世紀以來，中國的農產品輸出值快速增長（見表１１４）。一方麵，中國的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幾種主要農產品無一不是在國際市場的驅動下“成長”起來的。尤其是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油桐在中國的廣泛種植，更是國際市場刺激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麵，國外的廉價工①丁長清、慈鴻飛：《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近代中國農業結構、商品經濟與農村市場》，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２—２８６頁。

②戴東爾：《提倡手工業之我見》，《國貨月刊》，第２８期，１９３５年４月第２頁。

③吳至信：《中國農民離村問題》，《東方雜誌》，第３４卷第２２、２３、２４號合刊，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第９８頁。

④ＭｉｎｇｊｕＣｈｅｎｇ：犜犺犲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犐狀狋犲狉狀犪犾犪狀犱犈狓狋犲狉狀犪犾狌狆狅狀狋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犉狌狋狌狉犲狅犳犆犺犻狀犪，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３０，ｐｐ．１４７１４８。

１０２第一章農業現代化的探索農業產品在這一時期也開始大肆進入中國市場，尤其是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末期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資本主義世界對我國的市場傾銷更是刺激了國內農業的商業化進程。如１９３３年福建省的大米市場上，洋米居然占９３．２１％強，國米僅占６．７９％。①表１１４我國近代農產品輸出趨勢（１９１０—１９３６年）年份（年）農產品輸出額（千元）指數（１９１０＝１００）１９１０２３１９５７１００１９２０３０７０４７１３２．４１９３０６２８２８５２７０．９１９３６３１１０３７１３４．１資料來源：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７２頁。

（２）農民在農產價格體係中並未受益。中國近代農業商業化並未導致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為市場提供農產品的依然是廣大農民所經營的個體小農業。這種小農經營的生產力當然是十分低下的，顯然不可能提供多少剩餘勞動來維持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在事實上，農業商業化的程度卻仍在不斷提高。農民在出售其農產品時，往往既要受到城鄉農產品價格差異的剝削，又要受到季節差異，預買預賣中的壓價、扣斤等市場製度的掠奪。因此，在農業商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同時，農民的處境並未改善，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商業化的犧牲者。據統計，各地農產品價格中農民所得價格的比率普遍偏低。這主要是因為農民種植糧食一般不是作為商品來生產的，而是由於商業資本的運作而變成商品；而商人收購的糧食，又多半是地主出售的租穀，即作為地租形態的糧食。這就使得糧食價格可以大幅度地脫離其價值，糧價的形成不決定於生產成本，卻決定於通商口岸價格，而通商口岸的價格又被國際市場的價格所左右。②由表１１５、表１１６的數據可見，國民政府抗日戰爭前統治的十年，雖然農業商業化程度明顯提高，但是農產品的價格總體上處於下降的趨勢中，且與工業品的價格差越來越大。說明這種“變態的”商業化沒有改善廣大農①林列：《閩南的糧食問題》，《實業統計》，第３卷第４期，１９３５年８月，第８１頁。

②徐正元：《中國近代農產商品化的發展與米市的形成》，《安徽史學》，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９４頁。

１０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民的收入水平，反而使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

表１１５各地農產價格中農民所得價格的比率貨品產地終點市場農民所得價格占銷地價格比率（％）資料日期棉東鹿天津６４．７１９２９煙葉商城上海６９．７１９３３米臨川上海４９．６１９３３幹繭嘉興上海７２．０１９３５．６米長興杭州７４．４１９３４—１９３６米武義寧波６８．５１９３２—１９３６米邵武福州５３．６１９３５．６—１９３５．１０資料來源：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３３５頁。

表１１６工業品和農產品批發物價指數及農產品購買力指數（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以１９１３年為１００農產品對工業品的年份（年）農產品批發物價指數工業品批發物價指數購買力指數１９２８１６８．９１５５．４１０８．７１９２９１７４．５１６０．９１０８．５１９３０１７４．６１８０．０９３．９１９３１１５６．５１９４．０８０．１１９３２１４６．７１８４．６７９．５１９３３１１９．４１６８．３７０．９１９３４１０５．０１５４．０６８．２１９３５１３３．９１５５．２８６．３１９３６１６６．６１７４．７９５．４１９３７１８２．７１９６．５９３．０資料來源：南開經濟研究所編，《天津批發物價指數》，《南開經濟指數資料彙編》，第８頁。轉引自劉佛丁等，《中國近代的市場發育與經濟增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５—２０６頁。

總之，我國農業的商業化，是在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催生”出來的，農民在這一進程中扮演著被動的角色。麵對已經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農民隻能無奈地將自己融入這一環境當中，以求生存。這種被動式農業商業化模式，從一開始就充斥著商業和金融資本的身影。同時，由於農民的知識水平大多１０４第一章農業現代化的探索比較低，市場敏感度不高，在與市場打交道的過程中，很難獲得正常利潤；另外，農民自身缺乏資金，在交易過程中處於劣勢，幾無公平可言。

無論如何，在國民政府抗日戰爭前統治的十年時間裏，國外政治環境相對緩和，國內局勢比較穩定，使得我國農業的現代化進程逐漸加快。這一時期，雖然遭受世界經濟危機、“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以及連年自然災害等因素的打擊，國內農業經濟在總體上仍然能保持上升的態勢，這與政府的各項農業政策和技術改良等是分不開的。也正是因為農業經濟總量能夠維持在一定水平，才使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我國的農業商業化和近現代化進程得以推進。

１０５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第一節國民政府的工業政策及局限國民政府成立後，致力於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在其形塑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孫中山的經濟思想起著重要的作用。孫中山傾向國家社會主義，主張發展國家資本，節製私人資本，但其實並不排斥私人資本，嚐謂：“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占資本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①亦即私人資本隻要不壟斷、不操縱國民之生計，便可以自由發展。因此，孫中山強調：“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②這些思想為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所繼承。

１９２７年，南京國民政府發表宣言，強調：“實行總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之建設程序。吾黨民生主義，其最大原則，在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同時並建設國家資本，以發展有利民生之實業。”③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國民政府第四次國務會議通過的《國民政府訓政時期施政宣言》亦指出：“進行經濟建設之原則，必依個人企業與國家企業之性質而定其趨向。凡夫產業之可以委諸個人經營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由個人為之，政府當予以充分之鼓勵及①孫中山：《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５—１０６頁。

②孫中山：《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１６頁。

③《國聞周報》，第４卷第３９期，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９日。

１０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保護，使其獲得健全發展之利益。”①１９３０年３月，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決議案，對工業建設政策又提出以下原則：“一、煤鐵油銅礦之未開發者，均歸國家經營。政府得照總理所規定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在一定範圍內準外人投資或合資創辦。其他特種礦之采取，應照總理所定準租與私人立約辦理。

“二、中國之普通工業，在政府之提倡農業增加原料、減輕原料之價格及實施保護稅則範圍內，準其自由發展。

“三、中國之特種工業，在總理實業計劃內所規定應新創設之廠，均由政府計劃辦理，並得借用外資及人員。

“四、政府應在兩年內籌設（１）大規模之製鐵煉鋼工廠，（２）造船廠，（３）電機製造廠，得借外資興辦。

“五、黨員應竭力扶助及提倡工業農業之發展，並協助政府禁止一切破壞工業之非法行為。”②很顯然，南京國民政府的工業政策是一方麵加速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麵采取各種措施扶植私人企業的發展，以下擬從這兩方麵分述之。

一、建立國家資本工業１９２８年８月，國民政府工商部部長孔祥熙在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提出興辦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的方案，把鋼鐵、機器、水電、紡織、化工、製鹽、造紙等工業，列入由政府投資創辦的範圍。③不過，在南京國民政府執政前期，內部還有唐生智、馮玉祥、李宗仁等軍人的異動，甚至國民黨的改組派、西山會議派亦伺機奪權，蔣介石致力於軍事的統一工作，軍費的支出經常占政府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並無太多剩餘資金可供興辦工業，故此時國民政府主要是接收北京政府企業或沒收民間企業，來達到增加其國營企業的目的。如江①立法院編譯處編：《中華民國法規彙編》，第一編，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３５年，第４３—４４頁。

②朱子爽：《中國國民黨政策叢書》，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１９４３年，第５０頁。

③邱鬆慶：《南京國民政府初建時期工業政策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第８９頁。

１０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福州機器局等均接收自北洋政府；山東嶧縣棗莊的中興煤礦公司、金陵電燈管廠、湖州長興煤礦、江蘇武進戚墅堰電廠等，則沒收自民間企業。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確立了在全國的統治地位。國民黨深感“欲解倒懸以出水火，舍建設無他術矣”，於是更加注重經濟計劃工作。原本的工商部改組為實業部，在工商部所擬辦基本工業的基礎上，又聘請一批專家，成立國營基本工廠設計委員會，進一步規劃。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國民政府體認到中日一戰終將難以避免，必須加速工業發展以厚植國力，特別是與國防有關的工業。麵對此一情勢，國民政府在行政院轄下成立了全國經濟委員會，掌理全國經濟發展之設計、審查、監督、指導及實施特種經濟建設事宜。１９３２年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侵華的野心更加明顯，一個由軍事委員會所轄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秘密智囊團成立，它是蔣介石“用來防止現存機構對工業政策的方向和執行取得控製的手段”。國防設計委員會最初集中了近５０名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他們“呼籲以統製經濟去建立一個對日具有軍事抵禦能力的工業基礎”。該委員會計劃三年內“在華中一個新的經濟中心，開發由國家經營的重工業和礦產業”。①１９３５年４月，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稱全國資源委員會，成為擬訂工業政策和執行的主要機構，實業部反居於次要地位。

１９３６年資源委員會製定了“重工業五年建設計劃”，擬以２．７億元發展燃料工業、冶金工業、石油工業和重工業。這個計劃是因應蔣介石的軍事需要而定的，多數開發項目設在中國內地的湖南、湖北、四川、陝西和江西等省，以為軍事工業提供牢靠的基礎。該計劃很重要的一項是在湖南的長沙、湘潭地區建立一個重工業區。在這個區域內，新廠要建立，舊廠要歸公，使整個地區成為適應軍工需要的國有化的工業區，區內有鋼鐵廠、無線電機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電工器材廠、水電廠、煤礦、電瓷廠、煉銅廠。在湖南、湖北要建立輔助廠礦，包括煤，鐵、銅、鋅礦廠和發電廠；在江西要開發煤礦；在四川要開發銅、錫礦和石油。長沙—湘潭重工業區方案，是南京國民政府十年中由政府主辦的最宏偉的經濟發展計劃，然而沒有完全實現。２．７億元經費無著落，①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陳謙平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２、１１７頁。

１０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１９３６年政府隻撥款１０００萬元，１９３７年撥款２０００萬元。另有零星小款是從１９３６年創辦的兩個附屬機構長沙銻業管理處和南昌鎢業管理處盈餘來的。

這兩個管理處是開采中國西南部稀有金屬銻鎢的專賣機構。①截至抗日戰爭爆發，全國資源委員會在建立新工廠方麵的成就有限，總計隻建成了中央無線電機製造廠、中央電工器材廠、中央機器製造廠，另外有１５個項目沒有建成，反倒在合並現有企業方麵成就較大（詳見表２１）。

表２１全國資源委員會經辦工業（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企業名稱資委會參與時間設立地點備注中央鋼鐵廠１９３６年６月湘潭未完成中央無線電機製造廠—湘潭完成中央電工器材廠１９３６年湘潭完成中央機器製造廠１９３６年９月湘潭完成湘潭煤礦公司１９３７年湘潭沒收私人企業湘江電廠１９３７年湘潭未完成銻業管理處１９３６年１月長沙專賣機構中央電瓷製造廠１９３６年長沙和交通部合辦企業臨時煉銅廠１９３６年長沙未完成水口山鉛鋅礦探勘隊１９３６年湖南長寧未完成湘鄉恩口煤礦局１９３７年湘鄉合並私人企業茶陵鐵礦探勘隊１９３６年茶陵未完成陽新大冶銅礦探勘隊１９３６年陽新大冶未完成雲鄉鐵礦探勘隊１９３７年湖北未完成鎢業管理處１９３６年２月江西南昌專賣機構合並私人企業和江西天河煤礦１９３７年江西天河省政府合辦江西銀礦廠——未完成萍鄉煤礦局—江西萍鄉沒收晚清官礦局高坑煤礦１９３６年萍鄉沒收私人企業①小科布爾著：《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楊希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８５—２８８頁。

１０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續表企業名稱資委會參與時間設立地點備注彭縣銅礦探勘處１９３６年四川彭縣沒收晚清官礦局四川油礦探勘處四川巴縣未完成四川金屬礦辦事處四川鬆潘未完成雲南錫礦工程處１９３７年雲南個舊未完成延長油礦—陝西延長合並甘肅油礦籌備處１９３７年甘肅玉門未完成青海金礦辦事處１９３７年青海未完成宜洛煤礦１９３７年河南宜城未完成安慶電廠１９３７年安徽合並國外貿易事務所１９３６年上海漢口委員會貿易局資料來源：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３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第８４２—８４４、第８６８—８６９頁。

二、扶植私人企業發展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除了側重國營工業的規劃與發展外，也積極扶植民間企業，提出了不少獎勵措施。該時期工業獎勵主要是從三個方麵著手：一是獎勵特種工業的發展；二是獎勵技術的發明與創新；三是獎勵華僑資本。

（一）獎勵特種工業的發展１９２９年７月國民政府頒布的《特種工業獎勵法》規定，凡中華民國人民所辦的基本化學工業、紡織工業、建築工業、製造機器工業、電料工業及其他重要工業者；製造品能大宗營銷國外者；自己發明或輸入外國新發明，首先在一定區域內製造者；應用機械或改良手工製造洋貨之代用品者，都可以享受政府的獎勵。其獎勵方法是：①準在一定區域內有若幹年之專製權，但至多以五年為限。②準減若幹年國營交通事業運輸費，但至多以五年為限。

③準免或準減若幹年材料稅。④準免或準減若幹年出品稅。①這一辦法受獎的範圍受到限製，並不能有效刺激國內工業發展。

①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５輯第１編：財政經濟（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轉引自陳明輝、史亞楠：《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國民政府工業政策初探》，《中國礦業大學學報》，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９５頁。

１１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１９３４年國民政府頒布《工業獎勵法》，同時廢止《特種工業獎勵法》。《工業獎勵法》是在《特種工業獎勵法》基礎上的進一步修正和完善，如在獎勵對象方麵，《工業獎勵法》就概括得更為簡單明確：①應用機器或改良手工製造貨物，在國內外市場有國際競爭者；②采用外國最新方法，首先在本國一定區域內製造者；③應用本國享有專利權之發明，在國內製造者。二者在獎勵方式上也略有不同，《工業獎勵法》將原來的材料稅改為原料稅，並增加獎勵金一項，同時為預防冒充、影射等弊端，明定了處罰條款。總體而言，《工業獎勵法》的內容更為嚴謹，獎勵對象的門檻也降低了許多。①此外，實業部曾於１９３１年５月頒布《小工業及手工業獎勵規則》。該規則規定，隻要本國人民經營的小工業及手工藝製品合乎以下條件之一者，即可給予獎勵：①對於特種製造品有特品改良者；②應用外國成法製造物品確屬精巧者；③擅長特別技能、製品優良者。對於該三款的製品分別依研究之深淺、用途之廣狹、技術之高低，分為最優等、優等、二級三個層次進行獎勵。②據統計，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獲獎的特種工業企業，如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天原電化股份有限公司、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等，共３批２４家公司；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依照《工業獎勵法》而獲得獎勵的企業，包括五洲大藥房、大中華橡膠廠、華生電器廠等共７３家；依照《小工業及手工業獎則》獲獎的小工廠及個人，僅１９３２年一年，就有宋蓒卿之發網、華北油漆工廠之漆幹油等１８起。③（二）獎勵技術的發明和創新２０世紀為應用科學時代，凡科學技術為工業根本，倘國家工業行政上對於技術之發明與改進無獎勵之法，實不足鼓勵。自清末以來，即陸續訂有獎勵工業技術章程，並幾經修改。為了獎勵國內工業技術的發明創新，１９２８年６月國民政府工商部公布了《獎勵工業品暫行條例》，規定對新產品或新的製①②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５輯第１編：財政經濟（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轉引陳明輝、史亞楠：《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國民政府工業政策初探》，《中國礦業大學學報》，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９５頁。

③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５輯第１編：財政經濟（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轉引自郭雲：《試論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南京國民政府的科技政策》，《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２９卷第１期，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４９頁。

１１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造方法分別授予１５年、１０年、５年或３年的專利權；對仿造外國產品有顯著成績者，給予褒獎。該條例實施不久，就因與１９２９年頒布的《特種工業獎勵法》有含混之處，遂於１９３０年４月被明令廢止。但鑒於“我國工業技術幼稚，亟應製訂獎勵發明條例，以資誘掖，俾國內工業學者對於工業上之物品及方法經營探討，多有所發明”，且“獎勵國內工業技術係屬要政，未可中斷”。故實業部於１９３１年９月另行頒布《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對工業發明授予１０年或５年的專利權，並對侵權行為製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凡是偽造發明品損害他人之專利權者，處３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科五千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罰金；仿造發明品或竊用其方法損害他人之專利權者，處２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科３千元以下３百元以上之罰金；明知為偽造或仿造之物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於交易場所者，處以６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１千元以下之罰金。由此可見，《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是“專以獎進國內工業界之技術為主，而實際仍以專利方法獎勵發明”。①這種專利權還可以讓渡，如上海的金星建發明真空式自來水筆的吸水裝置而申請專利權，後來讓與金星斌承受，政府因而換發讓與證書。若詳加考究該條例的內容，可以發現此條例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專利法。國民政府也承認“本草案為獎勵發明而設，用意與各國發明專利之特法相同”，既然如此，為何不以“專利法”的形式公布呢？主要是考慮到如果直接采用當時世界性的特許法，在民國工商業幼稚的情況下，“吾國工業界之仿造事業反在在受專利特許法之禁製，不能自由。其阻遏國內工業之進步，為患匪細”。②故飭由實業部暫以部令發表施行，如若“外交上關於國際間請求保護其專利權之抗議，均以中國尚未公布特許法，未設立特許局，未辦到外國人專利注冊程序及未加入萬國工業所有權保護同盟相應付”。③（三）獎勵華僑資本華僑對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貢獻極大。因此，國民黨取得政權後，也非①③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５輯第１編：財政經濟（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轉引自陳明輝、史亞楠：《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國民政府工業政策初探》，《中國礦業大學學報》，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９５—９６頁。

②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５輯第１編：財政經濟（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轉引自陳明輝、史亞楠：《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國民政府工業政策初探》，《中國礦業大學學報》，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９６頁。

１１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常重視吸收華僑資本。１９２８年頒布的《華僑投資國內礦冶獎勵條例》規定，隻要華僑投資國內礦冶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由農礦部長呈請國民政府給予特定範圍的特許權和優先權，予以指導或保護、運輸上的便利等：①對於國內經營之礦冶業捐助巨款者；②對於國營之礦冶業貸予巨款者；③對於國營之礦冶業首先募集巨資者；④對於國營之礦冶業獨立募集巨款者；⑤籌集資本在國內自行經營礦冶業具有成績者。１９２９年頒布的《華僑回國興辦實業獎勵辦法》也規定，華僑興辦實業為其安全之必要，得請當地官署特別保護之，得請僑務委員會谘請交通機關於其需要材料及出產物品，予以運輸上之便利，僑務委員會派遣專員或行知地方官署，予以指導或保護，興辦實業確有成績者，得由僑務委員會呈請國民政府給予獎章或褒狀。①鑒於中國工業落後，“欲迅速發展其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事業之建設，須謀利用國內與僑胞之資本”。根據學者林金枝的研究，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資金１８６２—１９１９年是１．２６億元，每年平均２１８萬元；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年是１．６８億元，每年平均２０９４萬元；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是２．５１億元，每年平均是２５０７萬元。②不論是總額或年平均額，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都是最高，獎勵華僑投資確有成效。

（四）發展科研事業，推動工業技術進步與應用中國工業產品無法與舶來品競爭，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生產技術落後。當時中國既缺乏高等教育，也無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機構，國民政府注意到這一問題，在大學教育中強調自然科學與實用科學，增設理工科，扭轉過去偏重文法科的現象；在中學教育中則提倡職業教育，以培養工業技術人才。同時，也相繼成立了一些科研機構，對當時工業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１９２８年成立的國立中央研究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其主要任務有：第一，實行科學研究；第二，指導聯絡獎勵學術之研究。該院許多研究人員做了大量應用性的課題研究，以供社會生產的需要。如工程研究所的鋼鐵試驗場、與中央大學合辦的陶瓷試驗場、與棉業統製會合辦的棉紡織①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５輯第１編：財政經濟（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轉引自陳明輝、史亞楠：《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國民政府工業政策初探》，《中國礦業大學學報》，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９６頁。

②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頁。

１１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染實驗館等，推進了鋼鐵、棉紡、陶瓷、玻璃等行業新技術的研製與應用，促進了相關工業的發展。①１９２８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工業試驗所，也以工業技術的研究與推廣為宗旨，在工業原料分析、機械設計與製造、木材、電工電子、膠體與製革、纖維、釀造與澱粉、油脂、化工藥品、紡織染料、塑料、熱工等方麵，都有許多成果。

該所人員的發明創造獲得中國專利達８０種左右，占同期專利的１／４。所內辦有學術刊物，訓練出來的技術人員達７００餘人，培養出國留學人員６０餘人。②風氣一開後，各省也應工業發展之需，紛紛成立工業研究機構，其中有一些是私人創辦的。如福建省研究院、礦冶研究所、中國科學社、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等，其研究試驗工作“雖未能與歐美各國相提並論，然在經費支絀，設備簡陋之情況下，竟能殫精竭慮，百折不撓，表現工業試驗之成效”，③奠定了中國工業試驗之基礎，其貢獻不可忽視。

第二節十年間總體工業發展趨勢一、工業發展趨勢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工業的發展大致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間較為平穩，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間陷入深刻的危機，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間有明顯的好轉。根據劉佛丁的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華商製造業及公用事業投資年平均增長６６６２．６萬元，年增長率達１４．６％；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年平均增長１５７６．７萬元，年增長率僅２．４％。④兩階段呈現明顯的差別。茲分別敘述如下。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影響本國工業發展較重要的因素有：①金貴銀賤。自１９世紀７０年代以來，國際金銀比價朝金貴銀賤的趨勢發展，１９２７—１９３２年①②宗玉梅、林乘東：《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南京國民政府工業政策初探》，《民國檔案》，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８６頁。

③譚熙鴻主編：《十年來之中國經濟》，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４８年，第７５３頁。

④劉佛丁：《試論我國民族本企業的資本積累問題》，《南開學報》，１９８２年第２期。轉引自王方中：《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間的中國民族工業》，《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１７６頁。

１１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間尤甚。根據數據顯示，１９２４年金銀比價為１∶２７．７４，到１９３２年已達１∶７３．５。金貴銀賤對中國產業發展雖有不利影響的一麵，如卷煙、火柴等業因需要向國外采購原料，可能導致成本上升，但就整體而言，對中國產業的發展是較為有利的。由於中國以銀為貨幣，金貴銀賤代表中國貨幣貶值，中國進口的貨品價格會提高，從而使某些商品的進口量顯著減少，降低本國工業的競爭壓力。再者，１９２９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麵臨物價下跌，失業率增加，經濟處於一片蕭條的窘境。中國則因貨幣貶值，國內物價仍持續上漲，而呈相對繁榮景象。②農村經濟相對平穩。２０世紀以後，農村經濟對本國工業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本國工業產品的市場，以長江流域居首位，其次是東北和華北。這期間由於以外幣計算的出口價格下跌，中國農產品的外銷穩定增長，農村經濟情況較好，連帶著本國工業產品在農村的銷售也較好。如四川在１９２５—１９３１年棉紗線輸入值年平均為２９４２萬關兩，１９３２年也有２６８２萬關兩，此後才急劇下降；１９２３—１９３１年，湖南輸入國產機紗維持在１５萬擔左右，１９３２年才降為６０２４６擔；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江西輸入國產麵粉從２５９８０擔直線上升到３２３７０６擔。①然而，自１９３１年秋季起，情況開始逆轉，中國也卷入經濟恐慌的漩渦中。

這可從外部失衡與內部失衡兩方麵加以分析。就內部失衡而言，該年夏的江淮水災，受害地區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河南、山東等八省，範圍之廣為曆年僅見。據估計損失金額達４．５億元，災民有１４００萬餘戶。②數億元購買力的喪失，對經濟各部門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打擊。同時，日本的侵略亦嚴重影響中國經濟。首先是“九一八”事變日軍占領中國東北，東北是中國本部產業的一個重要銷售市場。１９３１年中國本部工廠所產棉布有１／４，所產麵粉有１５％，都是運銷東北。③東北淪陷後，對中國本部的棉紡織業、麵粉業衝擊不小。其次是從１９３３年起日本人在華北地區展開大規模的走私活動，走私進口的人造絲、棉紗、布匹、呢絨、卷煙、糖等，或是比正當進口貨便宜，或是比國產工業品便宜，工商業者因此受到沉重打擊。走私進口的紗、布侵奪滬貨銷售華北的市場，是導致上海紗廠減工的重要原因之一；走私進口①王方中：《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間的中國民族工業》，《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１７９頁。

②《中國銀行二十年度營業報告》，《銀行周報》，第１６卷第１０期，１９３２年３月，第７—８頁。

③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銀行的演進》，台北，１９８１年，第５５—５６頁。

１１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的紗布使天津華商資本紗廠生產無法維持；走私進口的呢絨充斥南方各埠，對國產呢絨構成極大的威脅；走私進口的人造絲匹頭比國產人造絲便宜很多，使上海人造絲匹頭廠家從１９３５年的１２家減少到１９３６年的六七家，織機從２萬部減少到三四千部。上海麵粉、卷煙、火柴等業都由於走私而受到很大的傷害。①就外部失衡而言，１９３１年英、日、美為了將不景氣經濟轉嫁他國，先後放棄金本位，實行貨幣貶值，國際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貨幣戰爭。中國以用銀之故，本位幣含有固定銀成分，無法采取相抗措施，隻能任由銀彙上漲。至１９３３年底，英鎊貶值了４０％，日元貶值６０％，美元貶值４０．９３％。②換言之，即中國對日彙率被抬高１３８％，對英美彙率被抬高６０％。③１９３４年６月，美國國會通過購銀法案後，國際銀價更是快速上揚，中國對外彙價亦隨之暴漲。

中國貨幣大幅升值，對工業發展至少造成三方麵不利影響。其一，彙率上漲阻礙了中國貨物的輸出，而中國出口貨物有相當大比重是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這就使農村經濟陷入破產邊緣，購買力大幅降低，從而削弱了其對工業產品的需求。其二，彙率上漲促使中國國內物價下跌。根據表２２資料，上海地區物價１９３５年較１９３１年劇跌三成一、華北地區跌二成八。物價暴跌的結果是，廠商無利可圖，經營倍加困難。其三，盡管中國貨幣隨著國際銀價的上漲而升值，然兩者之間有時間上的落差（ｔｉｍｅｌａｇ），在中國作為貨幣使用的白銀價值，趕不上國際上作為普通商品的白銀價值。因此從中國偷運白銀至海外就有利可圖，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金融業銀根緊縮，繼經濟恐慌之後又發生金融恐慌。上海、北平、天津、青島等大城市都相繼出現白銀擠兌情形。④各金①王方中：《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間的中國民族工業》，《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１８５頁。

②趙蘭坪：《現代中國貨幣製度》，台北，中華文物出版事業委員會，１９５５年，第８１—８２頁。

③此期間國幣與外幣之比價如下：１９３１年８月，國幣１元兌０．２１美元、１０便士、０．４２日元，至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則上升為國幣１元兌０．３３美元、１６便士、１日元。見張素民：《白銀問題與中國幣製》，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６年，第５３頁。

④根據交通銀行統計，自１９３５年４月６日至５月４日，上海的中央、中國、交通、四行庫共兌出白銀１３０餘萬元；自１９３５年月４月１４日至５月２５日，天津的中央、中國、交通、四行庫共兌出白銀１６８餘萬元；自１９３５年６月６日至６月２９日，北平僅交通銀行一家即兌出１６０餘萬元；自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４日至６月６日，青島的交通、中國、中國實業三行共兌出約４０萬元。轉引自鄭會欣：《試論一九三五年白銀風潮的原因及其後果》，《曆史檔案》，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１５頁。

１１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融機構為了自保，對工商企業的貸款明顯減少。工商界在最需要資金紓困的時候，卻發現告貸無門，無異雪上加霜。

表２２中國各主要城市物價指數表（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單位：１９２６＝１００年份（年）１９３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３１９３４１９３５上海１２６．７１１２．４１０３．８９７．１９６．４華北１２２．５５１１２．８７１０１９２．３１９５．５１廣州１１２．６０資料來源：沈雷春編，《中國金融年鑒》，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９６頁。

到了１９３６年，中國工業明顯好轉，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１）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新幣製為工業的複蘇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其一，幣製改革後，對外彙價幾乎釘住在１法幣兌英鎊１４．５便士，比１９３５年１—１０月的平均數大約貶低了兩成。①彙價壓低又能維持穩定，有助於貿易的好轉。表２３所列數據顯示，法幣改革後一年與前一年相較，出口增加３０％，進口減少３．５％。若除去彙價因素，折合成美元，則出口實際所增為４．６％，進口減少２２．７％，入超額亦減少一半。１９３７年上半期的情況更佳，出口較１９３６年同期增加４５％，進口增加３２％。進出口貿易均有大幅度的增長，足見國內的購買力已在推進中，這說明了中國國際貿易的條件，已因法幣的貶值而有所改善。

表２３法幣改革前後國際貿易的消長單位：國幣千元（美金千元）時間出口額進口額入超額１９３４．１１—１９３５．１０（Ａ）５３８３４８（１９８２４８）９３７１０２（３４７９７６）３９８７５４（１４９６９２）１９３５．１１—１９３６．１０（Ｂ）６９７９７７（２０７４３９）９０４６３８（２６８８５８）２０６６６１（６１４１９）Ｂ對Ａ之增（＋）減（－）率（＋）３０％（４．６％）（－）３．５％（２２．７％）（－）４８％（５９％）①１９３５年１月至１０月，國幣對英彙率平均為１８．４８便士，對美彙率為０．３７７２美元。法幣改革後對英彙價為１４．５便士，對美為０．２９７５美元。相較之下，對英鎊貶低２１．６％，對美元貶低２１．２％。見餘捷瓊：《中國的新貨幣政策》，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第２０８、２１０頁。

１１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續表時間出口額進口額入超額１９３６．１—１９３６．６（Ｃ）３３２７１１４５９０００１２６２８９１９３７．１—１９３７．６（Ｄ）４８２８５９６０６０１４１２３１５５Ｄ對Ｃ之增（＋）減（－）率（＋）４５％（＋）３２％說明：國幣與美元之比價，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係按每月彙率折算；１９３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則按全年平均彙率折算。

資料來源：進出口貿易額見《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月報；魏友蓒，《幣製改革後農民購買力的推動與入超》，《東方雜誌》，第３４卷第１號，１９３７年１月，第１１４頁；沈雷春編，《中國金融年鑒》，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８４頁。

對美彙率見餘捷瓊，《中國的新貨幣政策》，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第２０８頁；Ｌ．Ｙ．Ｓｈｅｎ．犆犺犻狀犪狊犆狌狉狉犲狀犮狔犚犲犳狅狉犿：犃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犛狌狉狏犲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Ｍｅｒｃｕｒｔ，１９４１，ｐ．１７７．其二，國內一般物價開始止跌回升。１９３５年１—１０月，上海批發物價各月的平均指數為９６．６，華北為９４．２９；到了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上海各月的平均指數為１２３．７７％，華北為１２９．９８％。上海的物價大約漲了２７％，華北物價大約漲了３６％。①企業的獲利率因而有所提高，如華商紗廠１９３５年平均獲利５．１％，１９３６年為７．２％；劉鴻生的大中華火柴公司，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連年虧損，而１９３６年轉虧為盈，盈利８４萬元。②其三，銀根鬆動，利率水平逐漸降低，較幣製改革前平均降低４０％以上，且其趨向亦平穩得多，而無突高突低的現象③，反映出金融市場的穩定，可增進產業的投資意願。

其四，因對外彙價穩定，上海的標金市價漲落極微。１９３６年標金市價的高低差距，最多隻有國幣５１元，與改革前一年的４７５．５元相比較④，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２）農產品豐收，推動農村購買力。１９３６年除川、豫、粵三省受旱災外，其他各省農業大致收成良好。棉花產額估計８４８５６５１公擔，較１９３５年增加６成，產額之高前所未見。大米較上年增收２．９％、小麥增８％、大豆增２２％、①以上物價皆以１９２６年為基期。見趙蘭坪：《現代中國貨幣製度》，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１９５５年，第１００頁。沈雷春編：《中國金融年鑒》，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９６—９７頁。

②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１６８頁。

虞寶棠：《試論國民黨政府的法幣政策》，《曆史檔案》，１９８３年第４期，第１７頁。

③餘捷瓊：《中國的新貨幣政策》，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第９８—１００頁。

④郭家麟：《十年來中國金融史略》，重慶，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１９４３年，第８３—８５頁。

１１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高粱增１４．５％、甘薯增１４．５％。１９３６年麥價較前三年漲４７％、棉價漲１５％、稻米漲１０％、生絲漲１３％。１９３６年農民因出售稻、麥、高粱、小米、煙葉等主要農產品所得收入，比前三年平均約增４４％。如將絲、茶、羊毛、花生、桐子等次要農產品之收益合計，約有５９億元，比三年前平均３９億元約增６６％。

農民既慶豐收，購買力也增強。於是日用品如紗布、油鹽、五金等類，銷路倍增。１９３６年“秋季以後，長江一路，上海去獲之多，為五三以後所未有，而尤以１０月１日起，更為擁擠”。２０餘日內，上海一隅開往長江中部及上遊之船，約七十班。“此七十班之江輪，幾無一不裝足十成客貨。……此二十餘日，上海一埠裝出至長江，往皖、贛、鄂、湘、川各省之去貨……已在一百萬擔之上……至係值三千萬元以上。”１９３６年山東也是“農產巨量增加，愈獲過剩之利益，累年貧困，於焉略紓。……青島濟南以及膠濟沿線各地交易日繁，市景日佳。……棉紗布匹五金雜貨之類，運入農村，絡繹不輟”。①工業品在農村市場的擴展，必然帶來工業形勢的好轉。

（３）世界經濟景氣的複蘇。１９２９年爆發世界經濟恐慌，在經曆數年的蕭條之後，自１９３５年起世界經濟有明顯好轉，國際市場實際需求增加，刺激了中國出口貿易從１０月後轉為暢旺，②此亦有助於中國經濟困難的解除。

二、工業發展成就關於民國時期的工業發展，過去學者普遍認為，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經濟壓迫趨緩，民族工業有長足發展外，戰後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又卷土重來，中國民族工業再度麵臨經營困境，特別是國民政府統治的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中國經濟逐步陷入破產邊緣。美籍華裔學者章長基早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已指出，中國工業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短期的衰退外，其餘時間基本上是呈成長趨勢。根據他的估計（見表２４），１９１２—１９３６年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９．４％，而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增長率也有８．４％，表現並不差。章長①以上農業相關資料，轉引自王方中：《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間的中國民族工業》，《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２０１—２０２頁。

②１９３５年９月以後，每月出口值約在４５００萬元左右，１０月上升為４８００萬元，１１月為６０００萬元，１２月為７１００萬元。見蔡致通：《二十四年份之中國對外貿易》，《中行月刊》，第１２卷第１、２期。轉引自王方中：《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間的中國民族工業》，《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２０２頁。

１１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基另以１９３３年的產值為基底，列出了１５種主要工業產品的指數表（見表２５），工業生產值從１９２８年的７．２５６億元增至１９３６年的１２．２７４億元；工業生產指數從１９２８年的７２．１增至１９３６年的１２２。但這並未改變一般學者對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產業衰退的論斷。

表２４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各時期工業增長速度單位：％時期（年）增長率時期（年）增長率１９１２—１９４９５．６１９２６—１９３６８．３１９１２—１９２０１３．４１９２８—１９３６８．４１９１２—１９３６９．４１９２８—１９４２６．７１９１２—１９４２８．４１９３１—１９３６９．３１９２３—１９３６８．７１９３１—１９４２６．７１９２３—１９４２７．４１９３６—１９４２４．５參考數據：ＪｏｈｎＫ．Ｃｈａｎｇ，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犻狀犘狉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犆犺犻狀犪：犃犙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犃狀犪犾狔狊犻狊，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ｌｄ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３９，ｐ．７１。

表２５１９１２—１９３６年工業生產值指數產品毛值淨增值年份（年）１９３３年指數１９３３年指數百萬元１９３３＝１００百萬元１９３３年＝１００１９１２１１９．６１１．６５８．０１５．７１９２０４０４．６４０．２１５８．５４２．９１９２２３４８．９３４．７１４４．１３９．０１９２８７２５．６７２．１２６０．８７０．５１９３３１００６．３１００．０３６９．７１００．０１９３６１２２７．４１２２．０４９９．１１３５．０參考數據：ＪｏｈｎＫ．Ｃｈａｎｇ，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犻狀犘狉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犆犺犻狀犪：犃犙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犃狀犪犾狔狊犻狊，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ｌｄ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３９，ｐｐ．６０６１。

近年來學者的計量研究，傾向支持章長基的觀點，傳統對於民國時期工業發展的論斷，已有修正的必要。如日本學者久保亨修正章長基的數據後，提出他新估計的工業生產指數。根據表２６資料，盡管麵對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期的世界經濟不景氣，但抗日戰爭前十年中國工業生產指數仍持續上升，至１９３６年達到最高點。

１２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表２６１９１２—１９３８年１５項工業產品生產指數單位：１９３３＝１００年份（年）久保亨推算章長基推算年份（年）久保亨推算章長基推算１９１２１６．６１３．３１９２６６３．８６２．１１９１３１９．１１７．５１９２７６８．８７０．９１９１４２２．６２２．５１９２８７５．４７６．３１９１５２３．６２５．３１９２９７７．８８０．５１９１６２５．３２７．１１９３０８０．６８５．３１９１７２６．９３０．２１９３１９０．９９１．９１９１８２８．３３１．１１９３２９０．８９２．４１９１９３０．５３８．４１９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９２０３５．８４５．３１９３４１０４．７１０２．３１９２１４３．４４７．３１９３５１１０．９１０６．７１９２２５１．０３７．４１９３６１２６．５１１７．３１９２３５１．５４４．５１９３７９０．７９５．９１９２４５８．７４９．６１９３８６４．７６８．３１９２５６６．６５９．１１９３９７５．４７９．７資料來源：久保亨，《關於民國時期工業生產總值的幾個問題》，《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教授也對近代具有代表性年份的工業資本總額進行了估算（如表２７所示）。１９１１／１９１４—１９２０年，中國工業資本總額由６６６２２萬元增加到１０６４８４萬元，增加５９．８％，而到１９３６年又增至２３４００１萬元，比１９２０年增加１１９．８％。若不計外國資本，單就本國工業資本總額而言，１９１１／１９１４—１９２０年由２８９３２萬元增至５６４８４萬元，增加９５．２％，而到１９３６年則增為１７８８７３萬元，比１９２０年增加２１６．７％，顯然本國工業資本額增加的數量遠比外國資本多。吳承明在另一篇論文中也估計了這時期不同階段工業資本的年均增長率，１９１１—１９２０年國營工業資本增長率是３．４４％，１９１３—１９２０年民營工業資本增長率為１１．９％；１９２０—１９３６年國營工業資本增長率是１０．６４％，民營工業資本增長率則仍保持在９．３７％的高水平。①①吳承明：《近代中國資本集成和工農業與交通運輸業總產值的估計》，《吳承明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６頁。

１２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表２７中國產業資本概況單位：萬元業別／年份（年）１８９４１９１１／１９１４１９２０１９３６產業資本（Ａ＋Ｂ）１２１５５１７８６７３２５７９２９５５４５９３Ａ工業資本總額７７４５６６６２２１０６４８４２３４００１製造業５７５５３８６８６６４５０５２１７４４６公用事業２１３９６７３１５０４２６５３４２礦冶業１７７７１８２６３２６９３７４１１９３Ｂ交通運輸業４４１０１１２０５１１５１４４５２３０５９２國內產業資本（官營＋民營）總額（Ａ＋Ｂ）６７４９７３５４８１２４９２９３５８６６９Ａ國內工業資本（官營＋民營）總額４９５４２８９３２５６４８４１７８８７３Ｂ國內交通運輸業資本（官營＋民營）總額１７９５４７６１６６８４４５１７９７９６國外資本為１９１４年，官僚資本為１９１１年，民族資本為１９１３年。

不包括東北。

資料來源：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３７—７３８頁。

第三節輕工業的發展輕工業是近代中國工業化曆程中較有成就的一環，盡管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經曆了深刻的危機，然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而且各業的情況亦有所不同。以下擬就麵粉業、絲織業、棉紡織業、卷煙業、火柴業和水泥業，分別論述之。

一、麵粉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初期（１９１４—１９２１年），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壓力減輕，且由於戰爭原因，西歐市場物資匱乏，糧食短缺，成就了中國麵粉開拓海外市場的契機，加之國內機製麵粉市場也不斷擴大，洋粉進口銳減，國產粉出口則大量增加（見表２８），構成國內機製麵粉廠發展的大好條件，是中國麵粉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由於本國麵粉廠的迅速發展，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後東北俄資麵粉廠大量撤退，此期間中國資本的投資很快超過外國資本。如表２９所示，１９２１年華資工廠所占比例已高達９０．６７％，資１２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本額總數所占比例亦達８０．５７％。

表２８１９１４—１９２１年中國麵粉輸出、輸入表單位：關擔年份（年）輸出輸入出超（＋）或入超（－）１９１４６９９３２２１９７２４１－２１２７３０９１９１５１６９５９６１７７６６７＋１９２９９１９１６２８９７４７２３３４６４＋５６２８３１９１７７９８０３１６７８８４９＋１１９１８２１９１８２０１１８９９４５５１＋２００７３４８１９１９２６９４２７１２７１３２８＋２４２２９４３１９２０３９６０７７９５１１０２１＋３４４９７５８１９２１２０４７００４７５２６７３＋１２９４３３１資料來源：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７—３８頁。

表２９中國資本與外國資本機器麵粉工廠比較表（１９００—１９２１年）１９００—１９１３年１９１４—１９２１年項目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創辦數（％）實存數（％）創辦數（％）實存數（％）統計（家）１０７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５１１００本國資本５８５５５７５７９８８６．７３１３７９０．６７外國資本４９４５４３４３１５１３．２７１４９．３３資本額（千元）２０１２９１００１９２０６１００３０１７８１００４０４２４１００本國資本９１２７４５．３４８８４７４６．０６２３２１３７６．９２３２７０９８０．５７外國資本１１００２５４．６６１０３５９５３．９４６９６５２３．０８７８５５１９．４３日生產能力（千包）１９６．８７１００１７４．５５１００２２０．８９１００３６３．１４１００本國資本７６．６２３８．９２７５．８１４３．４３２１９．１３９９．２０３１２．８８８６．０４外國資本１２０．２５６１．０８９８．７４５６．５７１．７６０．８５０．２６１３．９６資料來源：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５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壓迫又重新降臨，由於進口麵粉激增，並以低價在華傾銷，此時反轉為大量入超（見表２１０），嚴重威脅華資麵粉工廠的生存。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一方麵是世界經濟大恐慌逐漸波及中國，另一方麵是“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占領東北，華資麵粉工廠的銷售市場萎縮，使得中國麵粉工業麵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直到１９３６年才１２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明顯好轉。不過，各地區機製麵粉業的發展情況不同，茲分別敘述於後。

表２１０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麵粉進出口數量表單位：海關擔年份（年）進口數量出口數量出（＋）入（－）超１９２２３６００９６７５９３２５５－３００７７１２１９２３５７３３５０３１３１５５３－５６０１９５０１９２４６５７７３９０１５７２８５－６４２０１０５１９２５２８１１５００２８８０６０－２５２３４４０１９２６４２８５１２４１１８４２１－４１６６７０３１９２７３８２４６７４１１８０９９－３７０６５７５１９２８５９８４９０３８５６３３－５８９９２７０１９２９１１９３５２９６２６７４８－１１９０８５４８１９３０５１８８１７４４８６５－５１８３４８９１９３１４８８９２７５２５０１４－４８６４２６１１９３２６６３６６５８５４１３２２－６０９５３３６１９３３３２３７０６５６５７３１３－２５７９７５２１９３４９８５３６７１０６８０２－８７８５６５１９３５８４４３６０６３８９－８３７９７１１９３６５１２８５２１５２４５２－３６０４００資料來源：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６８—３６９頁。

（一）上海地區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麵粉工業麵臨不景氣之際，唯獨上海一些大廠不僅在市場上能與進口麵粉相抗衡，而且還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除了憑借其本身設備、技術等優勢外，更重要的是當時洋麥大量低價傾銷，上海因地利之便改以進口小麥為原料，大幅度降低成本。如表２１１所示，這段期間上海進口小麥占全國總數高達８５％—９８％。因此，即使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期中國遭受嚴重經濟困難之際，上海的麵粉工業仍相對繁榮，這從表２１２中各年上海麵粉廠的開工率便可以看出。在激烈的競爭中，小廠或停業或出租轉讓，逐漸形成福新和阜豐兩大係統。截至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上海的１２家麵粉廠總計日生產能力為１１１６００包，其中福新係統占５８．８０％，阜豐係統占１２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３５．４８％，其他廠隻占６．７２％。①表２１１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上海進口洋麥總數占全國百分比單位：關擔年份全國進口總數上海進口總數百分比１９２２８７３１４２８３１９５４９５．３１９２３２５９５１９０２２２５４６４８５．８１９２４５１４５３６７５０４７７９３９８．１１９２５７００１１７６６５２７９９５．０１９２６４２５６３７８４０６５６５５９５．５１９２７１６９０１５５１６４６４５１９７．４１９２８９０３０８８７８９８０６８７．５１９２９５６６３８４６５４６４０７９９６．５１９３０２７６２２４０２３９１１５４８６．５１９３１２２７７３４２４１９６１４７３１８６．１１９３２１５０８４７２３１１０２１３９２７３．１１９３３１７７２２００４１４１８６７５８８０．１１９３４７６９０１３８６７５２０９３８７．８１９３５８６１５８３０７４５３５９３８６．５１９３６１９３２０２５１９３４０７４９４．９資料來源：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８頁。

表２１２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上海麵粉廠開工率單位：％年份（年）開工率年份（年）開工率１９２８６６．４３１９３３９３．９２１９２９６７．７３１９３４８３．１１１９３０５５．８１１９３５８８．５７１９３１９３．４０１９３６６７．４２１９３２８０．７２資料來源：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３頁。

①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７頁。

１２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二）東北地區東北地區生產小麥，為發展麵粉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早在２０世紀初，俄商便開始投資機製麵粉工廠，日俄戰爭結束後，俄資麵粉廠曾一度出現危機，導致俄國資本向華商資本轉移，但後來又持續發展，而日本也積極開設麵粉工廠，形成中、俄、日資本競爭的局麵。１９１７年俄國革命後，俄資麵粉廠大都轉由華商接手，並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榮景，至１９２４年後才轉為蕭條。

日本侵占東北後，為了發展日本在東北的麵粉工業，於１９３４年實行新關稅，對小麥、麵粉獎勵輸出，壓製輸入，實行遠距離遞減運費，以及減收小麥運費等一係列措施，並在關東軍的支持下，由日本國內製粉界的日本製粉等十二個財團，集資１０００萬日元，聯合成立“日滿製粉會社”，擁有１１個工廠，日生產能力４０３００包。１９３６年，這些資本又另行單獨向東北擴展成５個資本集團，擁有１３家工廠。①盡管華資麵粉工廠也借由上述有力措施由衰轉盛，但華商資本隻得到短暫的實惠。日本企業的大量麵粉進入市場後，華商麵粉廠即受到排擠，迅速走向衰落。

（三）華北地區華北五省是中國主要產麥和麵粉消費地區，但近代機器麵粉工業卻出現較晚，發展也慢，主要集中在河北和山東兩省，其他省份尚屬零星分布。茲以天津為例。

天津是華北地區最大的麵粉市場，年銷量約２０００萬包。最早設立的機器麵粉廠，是１９０６年中日合辦的壽星麵粉公司，１９１２年始有華商創辦增興厚廠，日生產能力僅４８０包。當時天津市場所銷售的麵粉，除了本地機器磨坊的產品外，主要是進口洋粉，還有上海、武漢、濟南等地的麵粉。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初期，洋粉來源中斷，上海等地產品也因擴展外銷而來貨減少。由於市場的需求，很快就創辦了壽豐、大豐、福星和民豐四家規模較大的麵粉公司。但自１９２６年起，洋粉、申粉再度低價傾銷（見表２１３），資力比較薄弱的麵粉廠，如裕和、乾義和湧源三廠，均於１９２６年停歇。即便是資力比較雄厚的大廠中，也有因虧賠歇業而一再轉手的。１９２３年創辦的慶豐麵粉廠，資本額３０萬元，因虧累於１９３０年出租給大陸公司，改名為陸記慶豐麵①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５、２３０頁。

１２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粉公司，但終因業務不振，於１９３２年宣告歇業。①表２１３１９２８—１９３３年天津市場麵粉實銷數量表單位：萬包洋粉上海粉其他外埠粉當地生產麵粉年份總銷量（年）數量比例％數量比例％數量比例％量數比例％１９２８２１７３．８７１６．９３２．９８１０１５．２４６．７１８８．２４．０７３５３．５１６．２４１９２９２９６７．４１４４６．０４８．７６１２１８．７４１．０７４３．８１．４８２５７．９８．６９１９３０１３５６．８４７０．５３４．６８２９７．８２１．９５２３．２１．７１５６５．３４１．６６１９３１２０２５．２４２０．３２０．７５８２０．６４０．５２０．６０．０３７８３．７２９．６７１９３２１９２６．９３０２．１１５．６８１０５３．１５４．６５——５７１．７２７．４１１９３３２３９３．２４７５．８１９．８８１２５９．６５２．６３——６５７．８資料來源：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８０頁。

在激烈競爭中，楊西園等接辦的壽星麵粉廠後來改名為三津豐麵粉廠，因設備較好，經營有方，經過整頓，日生產能力由５０００包提高到６２５０包，獲利甚豐。楊西園等又於１９２９年接收大豐，更名為三津永年廠，１９３２年與壽豐廠合並，改名為壽豐二廠。同年又接辦民豐，改稱為壽豐三廠。到１９３６年，天津繼續開業的機器麵粉廠僅存６家，全市總日生產能力２１５３０包，而壽豐家合計日生產能力為１５２５０包，占全市的７０．８％。其次是福星麵粉廠在競爭中也增強了實力，１９２０年開業時，資本３０萬元，日生產能力４３４０包，後來增資至８０萬元，日生產能力５８００包，占全市的２５．３５％。換言之，壽豐與福星兩大廠已占天津所有麵粉廠日生產能力的９成以上。②二、絲織業絲織業是中國近代的重要產業，茲分別從繅絲業和織綢業論述其在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發展與所遭遇到的困難。

（一）繅絲業鴉片戰爭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絲、茶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兩大宗。隨①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７８—２８１頁。

②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８１頁。

１２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著絲織工業的發展，中國土絲質量不一的弱點暴露無遺，為了改善生絲的質量，主導華絲出口的洋商便開始創辦機器繅絲廠。１８７４年，華商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創辦了繼昌隆機器繅絲廠，此為中國資本所設立的第一家，截至１８９４年，全國機器繅絲廠共有８７家，其中上海１２家，廣東７５家，所產生絲幾乎全部外銷。①這是近代中國機器繅絲業的初!發展階段。

１８９５—１９２８年是中國機器繅絲業穩!發展的時期。甲午戰爭後，允許外人在華設廠，因此“設廠自救”的呼聲極高，清政府不得不改變政策，轉而提倡民間辦廠。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隨著世界生絲市場的擴大而逐漸興盛，全國主要蠶絲業區域都陸續有機器繅絲廠的設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法、意兩國絲織業一落千丈，加上華絲的質量不符合新興的、世界最大的美國市場的要求，中國生絲的世界市場萎縮。因此，中國機器繅絲業並未如其他工業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快速發展，反而成長相對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生絲銷往歐洲的數量逐漸增加，直至１９２９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為止，除個別年份外，大致維持一定的榮景。整體而言，此階段機器繅絲廠的數目從１８９４年的８７家增至１９２６年的３５７家以上（詳見表２１４）。

表２１４１８９４—１９２８年中國主要機械繅絲業地區之絲廠與絲車數單位：家年份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四川山東（年）絲廠絲車絲廠絲車絲廠絲車絲廠絲車絲廠絲車絲廠絲車１８９４１２４０７６７５２６３５６１８９５１３４２７６２４４８２４１６１９１０４４１３０７４１０２３８４４９００１０９４２１００１９１４５７１４９６４１３３４１０３７２０２０２３５１１９１９６５１７７５２１１３６２０１９２０６３１８１４６１９５６３６５１３０６１９２６８４１９４９０３０９４２８１５４０２０２０２９５２１５１８４４３２８１８４０１９２７９３２２１６８３１９７４８１０２０２９１９２８１０４２４３７５４３１１５５４１６４２３２資料來源；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１１—６１３頁。

①徐新吾：《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３頁。

１２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機器繅絲業遭受嚴重的打擊。蓋因中國生絲以外銷為主，所受國際經濟因素的影響最大。首先是１９２９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導致全世界生產萎縮，購買力大幅下降，生絲的需求大減。其次是日絲在國際市場上對華絲的排擠。世界經濟不景氣同樣衝擊了日本蠶絲業，蠶絲業生產過剩，工廠倒閉。但日本政府為了挽救當時占出口值１／３以上的蠶絲業，采取了收購補貼和貸款扶植等措施，維持蠶絲業的生存。此外又采用低彙率政策以刺激生絲出口，１９３１年日本放棄金本位製度，實行通貨管理製度，促使日元貶值４０％。當時中國采用銀本位製度，貨幣無法任意貶值，相較於日元，無形中升值。特別是１９３４年下半年美國通過購銀法案後，國際銀價暴漲，中國貨幣升值特甚，造成中國生絲出口更為困難。再者，世界經濟的蕭條使價格低廉的人造絲獲得很大發展，連帶著影響了生絲的銷路。①綜合上述因素，自世界經濟大恐慌以來，中國生絲的輸出量便嚴重衰退，根據表２１５資料，１９２８年華絲出口量為９１８１７公擔，至１９３６年則下降為３７１３９公擔，減少高達六成。同時期的日本雖也有減少，但不若中國嚴重。

不僅如此，這階段國際市場生絲的價格慘跌，更加深了絲廠經營的困難，倒閉風潮不斷。如表２１６所示，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上海繅絲廠從１０４家降為３５家，江蘇（以無錫為主）從５２家降為３８家，廣東從１４６家降為３７家。不但絲廠倒閉，而且僅存者開工率亦偏低。如１９３１年上海１０７家絲廠，開工者僅２０餘家；無錫４９家中開工者亦隻１０餘家。蘇州、鎮江、杭州、嘉興、湖州各廠，十之八九均已停閉。１９３２年，上海９７家絲廠，隻開工１１家；無錫４７家，隻開工９家。１９３３年，江、浙、滬絲廠共１１０家，年底繼續開工者，隻上海五六家，無錫十餘家，浙江六七家，不及１／５。②１９３４年上海絲業失業者７萬，無錫失業者３萬餘人。③①１９２８年世界生絲及人造絲產量分別為５８５１４４公擔及１６３７４９６公擔，至１９３６年則分別為５３９７８４公擔及４６３１２５６公擔。這９年之間生絲產量不但未增加反略為減少，而人造絲的產量則擴增１．８３倍。再就消費量而言，以美國為例，１９２９年生絲消費量為３７１８４８公擔，１９３６年為２７２７８４公擔，減少達２８．９％；１９２８年人造絲消費量為４５４０５４公擔，１９３３年為９３８０４５公擔，增加１．０７倍。

徐新吾：《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１５頁。

②③王方中：《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間的中國民族工業》，《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１９２頁。

１２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表２１５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中、日生絲出口量比較表單位：公擔年份華絲日絲（年）出口數量指數（１９２８＝１００）出口數量指數（１９２８＝１００）１９２８９１８１７１００３２９５５４１００１９２９９７０４７１０６３４８５７０１０６１９３０９５７４０１０４２８６３９３８７１９３１６２８５８６９３３６３４６１０２１９３２４０３６７４４３２９１２５１００１９３３４５８６３５０２９０４２１８８１９３４３１８８８３５３０４１４４９２１９３５４４５８５４９３３２９９８１０１１９３６３７１３９４０３０３１８０９２注：數據根據本書表２４、表２５、表２６資料改編而成。

資料來源：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３０９頁。

表２１６中國主要繅絲業地區絲廠絲車統計單位：家年份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四川山東１９２９年絲廠數１０４５２２４１４６１８１０絲車數２３５８２１４４０６６４５２７２４５５４４３２２０９２１９３０年絲廠數１１１５７２５１２１２０７絲車數２６１７５１７１００６７５６６２２９２６２５０１７０２１９３１年絲廠數７０５４２５１１１——絲車數１８３２６１６２９８６６３２５７２５５——１９３２年絲廠數５３２７２５５８１６２絲車數１３４７６８１９４６４７８３０２４３５５７０１１３２１９３３年絲廠數４４４３２５６８１２６絲車數１０７３０１２６１８６６４２３６２８８４２９２１６４２１９３４年絲廠數３５３８１６３７——絲車數８２７０１０３４８３３１４１９５０５——１９３５年絲廠數３９４２２９———絲車數９０６０１１９５２７５９８———１９３６年絲廠數４９４１３２５７６２絲車數１１１１６１３０９０８５９７３０２４３１９８０９２０資料來源：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２７頁。

１３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針對繅絲業所麵臨的困境，國民政府在其勢力所及的華中地區，采取了相應的挽救措施。１９３１年政府發行江浙絲業公債３００萬元，以此為財源，在生絲存貨（隻限機器絲，不包括土絲）輸出時，每擔補貼１００兩，並且免除生絲之輸出稅及附加稅，提高人造絲及其製品的輸入稅４０％，以期迅速處理滯銷品。①接著，組織各種蠶絲改進會，如１９３３年設立的浙江省蠶絲統製委員會、１９３４年設立的江蘇省蠶業改進管理委員會，及在全國經濟委員會下成立的蠶絲改良會等，②為謀求蠶絲生產之根本改良，分別在江蘇、浙江、四川、安徽等省設立蠶桑指導所、蠶絲模範區和改良區，銳意進行統製管理的一貫政策。③在蠶絲業生產發達的太湖流域無償配發桑苗、推廣優良蠶種、指導栽桑養蠶技術、組織養蠶合作社、規定繭價，直接由蠶絲統製委員會購繭分配給絲廠。浙江省蠶絲統製委員會購置新型機械設備給省內１２家絲廠，於上海設立生絲推銷委員會，以檢定質量，辦理直接輸出。在江蘇省，改良由蠶業改進管理委員會主導，在民間有力人士薛壽萱等的配合下，以改良原料繭、統製其價格、集中絲廠、改進機械設備與經營方式、直接連結原繭生產部門的農家為主。④１９３５年世界經濟回暖，國際市場生絲需求量增加，江南的廠絲輸出量也跟著回升（如表２１７所示）。⑤廣東省地方政府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雖也提倡絲業改良，然民間的努力不足，繅絲工業始終難以振作。

表２１７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中國生絲總產量與出口量統計表單位：關擔生絲總產量生絲出口量年份土絲廠絲土絲廠絲（年）合計（百分比）（百分比）合計（百分比）（百分比）１２７０２２１４１４６３１４３８６１２３１７０１９２８２６８４８５（４７．３％）（５２．３％）１５１８１４（９．５％）（９０．５％）１２５８９４１４７７６８１５８６１１２３０４５１９２９２７３３６２（４６．１％）（５３．９％）１６０４６１（９．９％）（９０．１％）①②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１８６０—１９４５）》，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６頁。

③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１８６０—１９４５）》，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２８５頁。

④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１８６０—１９４５）》，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３—１１３、２８５頁。

⑤中國生絲絕大部分經上海、廣州兩港出口。１９３５年上海生絲出口量較１９３４年增加１３２％廣州則減少３６．４７％。參見王方中：《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間的中國民族工業》，《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１９２頁。

１３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續表生絲總產量生絲出口量年份土絲廠絲土絲廠絲（年）合計（百分比）（百分比）合計（百分比）（百分比）１４５７８２１１６４５４１３８６７１００２４２１９３０２６２２３６（５５．６％）（４４．４％）１２５２３１（１１．１％）（８８．９％）１４４２３０１１８００６１１０７２８６７３６１９３１２６２２３５（５５．０％）（４５．０％）１０３９３２（１０．７％）（８９．３％）１４４５３４５８９５１９３２６６７４４（２１．７％）（７８．３％）１２０１５５９９３５１９３３７５８５６（１５．８％）（８４．２％）８８１３４０４３２１９３４５２７３８（１６．７％）（８３．３％）１９３５７３７５１１０５３８５７４７０６３３６１１１７３４６１０４０２４７５８１１９３６１９３１７３（３２．８％）（６７．２％）６１４２７（１６．９％）（８３．１％）９１０１５４０３５１９３７６７０３５（１３．６％）（８６．４％）注：生產量數據采用徐新吾的研究數據，出口量數據采用藤本實也的研究資料。

資料來源：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６１頁；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１８６０—１９４５）》，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２７頁。

（二）織綢業自明清以來，中國絲織業生產工具長期停留在木製手拋梭機階段。機戶都是采取個體生產的方式，至於所使用的原料則都是天然的蠶絲。自辛亥革命後，中國織綢業的生產技術與組織形態均發生重大變革。首先是引進手拉機與電力織機。１９１２年杭州緯成絲綢公司開辦，從日本引進仿法國式手拉機１０台，這是中國絲織業改用手拉機的第一家。雖仍是手工工具，但生產效率提高５０％至１倍多。１９１５年上海肇新絲織廠又引進瑞士產鐵製電力織機，是最早使用動力機的絲織廠。這種動力絲織機的生產效率較投梭木機高出四至五倍，較手拉機亦高出一至二倍。拜新生產工具所賜，手拉機的手工工場和電力織機工廠相繼出現，從而改變了中國絲織業的生產關係。其次是生產原料與織造品種的變化。過去絲織業使用的唯一原料是天然蠶絲，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中期以後各絲廠開始采用進口的人造絲。由於人造絲售價不及１３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蠶絲的一半，且與蠶絲交織後，可染成兩種以上的顏色，從而使絲織品品種日新月異又價廉物美，迎合了市場購買力。這就使傳統中國絲織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①當先進的電力織機工廠出現後，由於購置成本較高及工廠所在地電力的不足，很長一段期間是與手拉機的手工工場並存的，甚至在同一個企業裏長期使用這兩種織機，而且農村中及城鎮裏仍然使用著古老的投梭木機。以絲織業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為例，浙江杭州地區的手拉機多於電力機；盛澤、湖州、紹興等絲織業城鎮，投梭機與手拉機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江蘇除蘇州發展了電力機以外，南京基本上仍沿用著古老的投梭機。隻有上海地區因電力供應比較充沛，資金的籌措也比較便利，所以電力織機發展得最為迅速。直至１９３７年，江南絲織業已使用的電力織機為１７６４５台，手拉機２６２３５台，舊式投梭木機７６００台。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初期，盡管中國絲織業的生產技術與組織有重大的變革，整體產業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然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後期至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前期仍陷入極大的不景氣中。窺其原因，可以概括如下：①２０世紀２０至３０年代中國處於長期的內戰中，加上連續的水旱災，造成農村經濟的凋敝，購買力明顯減弱；②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強占東北，繼而蠶食華北，導致中國絲織工業的產銷呆滯；③日本人造絲織品的傾銷，使我國國內市場及國綢外銷最重要的南洋市場，都受到強烈的競爭；④為因應世界經濟不景，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放棄金本位，提高國際銀價，貶低貨幣，致使中國大量白銀外流，出現通貨緊縮，造成金融恐慌，工商各業無不受到嚴重衝擊。

三、棉紡織業近代中國棉紡織業誕生於洋務運動期間，蓋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棉紡織品便成為僅次於鴉片的大宗進口貨物，洋務派官僚為了收回利權及追求利潤，開始發展棉紡織業。１８９０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建廠完成，是中國第一①徐新吾：《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７—１２３頁。

②徐新吾：《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２頁。

１３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家機器紡織廠。①至１８９５年底，中國境內共有７家紡織廠（包括被毀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紗錠約２１萬枚，布機２３００台。②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既然允許外人在華設廠製造，清政府也改變政策鼓勵民間興辦實業。棉紡織業具有不須投入大資本、建廠容易和回本期短的特性，加上市場需求大，自然成為民間投資的重要選擇。從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１３年，全國共新創華資紡織廠１６家，中外合資３家，外資則有８家。③１９１４年歐戰爆發後，由於戰事關係，西方交戰國的海上運輸工具不敷應用，他們的廠商不得不放棄在東方的市場。再者，英國棉貨退出亞洲市場，立即導致日本國內棉紡織工業改弦更張。日本不是產棉國，為長遠之計，日本紡織廠應該像英國那樣由生產粗紗轉移到生產細紗，並由生產棉紗轉移到生產棉布，這樣才可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因此，從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１９年這段期間，日本國內的布機增加了８３．３０％，而紗錠隻增加了４４．５％。這種政策的改變，促使日紗的輸出總量由１９１４年的５７萬包降為１９１９年的２３萬包。其對華棉紗輸出量減少尤甚，從４５．５萬包，減為１５．６萬包。④突然之間中國紗廠所受的外來壓力大都消失，使得中國境內的紗廠普遍獲得巨額利潤，以１６支棉紗為例，１９１６年每件紗盈利５．４５兩，１９１７年１６．４兩，１９１８年４６．６５兩，１９１９年５０．５５兩，１９２０年雖略有回落，但仍盈利４６．４５兩，這種持續上升的趨勢直至１９２１年下半年才消退。⑤這是中國自有紗廠以來未曾有過的厚利。

如１９０６年所建的無錫振新紗廠，經營七八年並無重要發展，到了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股東紅利竟高達７６０％。江陰利用紗廠一向出租，１９１５年始由原股東收回自辦，其後６年內，以７２萬兩的資本，獲利達３００萬元。又如天津裕元紗廠，１９１８年完工時有資本２００萬元，開工後４年內就盈利６００餘萬元；天津華新紗①中國第一家棉紡織工廠是１８７１年在廣州設立的厚益紗廠。創辦人是美國商人富文（Ｖｒｏｏｍａｎ），但股本大部分是廣州華商所出。不過，這家紗廠的壽命很短，隻開半年就停歇了，故一般以１８９０年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為中國第一家新式紡織廠。參見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１—１３２頁。

②《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中國近代紡織史》，下卷，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１３頁。

③《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中國近代紡織史》，下卷，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１１、１４頁。

④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２—１５３頁。

⑤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１６５頁。

１３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廠，１９１８年完工時資本２００萬元，１９１９年便獲利１５０萬元。①在此有利環境下，華商資本展開了一波建廠的高潮，但由於歐戰期間機器設備很難順利運到，以致設廠時程受到延宕，多數完成於戰後最初幾年。

從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２２年華商紗廠總計成立５８家。這一時期所建的新廠大都不再依賴外國紡織工程師，而聘請本國人負責技術部門的工作。有關棉紡織的技術與管理的專業期刊與書籍也相繼出現。而整個產品的規格也由粗紗逐漸移向高支紗及細布，促使全國紡織廠出產棉紗的平均支數日益提高。同時，新建紗廠在地理上的分布則愈來愈廣，新建５８家中，有１８家在上海，４０家分散各地。②在外資方麵，主要是日資。１９１８年中國修改海關進口稅則，對於粗紗進口比較不利，而日本輸華之棉紗多屬此類。更重要的是日本警覺到中國政府正在謀求關稅自主，進口關稅遲早要大幅提高，為未雨綢繆，莫如趁早在華設廠製造。再者，日本紡織業在歐戰時大肆擴充，戰後已達飽和，加上西方棉貨卷土重來，日本廠家在戰時訂購而此時方始交貨的紡織機器，在國內難以立足，於是改變計劃向中國投資。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日本在華新建４家紡織廠，收買了１家華廠和１家美商紗廠，另外還租進一家華廠。然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竟有１４家新建日廠在華開工，其中三家在青島，其餘都設在上海。③１９１４—１９２２年期間，中國境內的紗錠總數由８６．６萬增至３０１萬，增加率為３１７％；布機由４７９８台增至１９２２８台，增加率也高達３００％。發展速度之快為前所未有，全部新增資金來自華商與日商兩大集團。④１９２３年起，歐戰期間亞洲國家的棉紡織業普遍都過分擴張，西方國家的紡織工廠在戰後也迅速複原。在彼此競爭的情形下，棉花價格達到空前高峰，而紗價則迅速下降。戰時的景氣一變而為全球性棉紡織品生產過剩的嚴重危機。中國當然也不例外，紗廠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的比率很高，但是能力①《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紡織史》，下卷，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頁。

②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５頁。

③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４—１５５頁。

《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紡織史》，下卷，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１６、１９頁。

④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４頁。

１３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強的廠商仍有利可圖，而且還能不斷擴充。如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所創辦的申新紗廠係統，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是其發展最快的時期，他們兩人一連收買了好幾個紗廠。申新第５至第９廠也都是在１９２５年後新創的。到了１９３１年申新係統發展到了最高峰，共有９個紗廠，另外與人合辦一廠，租辦一廠。永安紗廠係統的發展也是如此，其創辦人郭氏兄弟不但能設法渡過這段不景氣，而且還趁機收買了幾個紗廠。總體來看，１９２３—１９３１年間競爭雖激烈，倒閉率很高，但中國整個棉紡織工業卻仍不斷地成長。①１９３２年起，由於東北的淪陷及世界經濟恐慌波及中國，棉紡織業亦不可避免地陷入嚴重的危機中。盡管１９３１年政府提高了進口稅率，阻滯了紡織品的進口，多多少少補償了國內紡織廠的損失，並且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所掀起的全國性抵製日貨運動，對日本棉貨輸華及在華日本紗廠造成短暫的打擊，但並沒有改變華商紗廠的困境。除了華商間的競爭，日廠挾其雄厚的資本與精良的設備，對華商紗廠的威脅更大。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華商紗廠停工的紗錠總數高約１００萬至２７０萬。②華商的倒閉率甚高，這種惡劣情勢到１９３５年達到頂點，一年內全部９２家華商紡織廠中有２４家倒閉，另外１４家部分停工，致使１／３的華資紗錠閑置未用。③就地域的分布而言，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新建立的華商紗廠已較為分散，位於內地的紗廠可以就近利用原料，來滿足當地市場上的需求。然若與以前建立的紗廠合起來看，地區的分布仍極不平衡。根據表２１８的資料，１９３６年上海和江蘇省紡織廠所有紗錠占總數的５９．３％，布機占６６．８％，由此可見一斑。

表２１８１９３６年華商棉紡織廠生產能力的地區分布單位：％地區紗錠布機地區紗錠布機上海３９．１３２．４江西０．６０．０江蘇２０．２３４．４湖南１．６０．９河北１３．０３．６山西２．４５．６湖北１０．０１２．１陝西０．４１．２①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５—１５７頁。

②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１２８９—１９３７）》，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１９８頁。

③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６２—１６３頁。

１３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續表地區紗錠布機地區紗錠布機河南３．７０．９廣東０．７０．４浙江１．８２．５雲南０．２０．０山東３．８２．７新疆０．１０．０安徽０．６０．０東北地區１．７３．２資料來源：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６４—１６５頁。

四、卷煙、火柴、水泥工業（一）卷煙業中國資本卷煙工業發端於２０世紀初期，１９０２年天津設立了一家官商合辦的北洋煙草廠，次年山東兗州創辦了一家琴記雪茄煙，這兩家可說是華商資本卷煙工業的先聲。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抵製美貨運動，使得華商資本卷煙工業獲得初步的發展，上海、煙台、廣州和北京四地在１９０５年１年內，便創設了１１家卷煙工廠，其中５萬元以上的就有７家。此外，南洋華僑簡照南、簡玉階兄弟主持的廣東南洋煙草公司，也是在１９０５年在香港創辦的。到了１９０６年，設立卷煙工廠的熱潮仍然存在，新建煙草工廠８家，其中由廣東商人創辦的物華紙煙公司，擁有資本３０萬元，是當時新設卷煙廠中規模最大的一家。然而，抵製外貨的熱潮一過，華商煙廠立即感受到外商英美煙公司的壓迫而難以維持。誠如投資三星煙廠的盛宣懷在１９０９年所言，英美煙公司在市場上“不惜重資，招搖壟斷”，“內地行店均受其餌，各訂小合同，不準代賣中國卷煙”，使“自（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以後，華商製煙公司大小約三十餘家，現在能幸存者寥寥無幾”。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我國卷煙工業曆經了較大的發展時期。當時上海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條件，成為卷煙工業最為發達的地區。

據１９１５—１９２２年的調查，僅上海一地先後新設卷煙廠有１７家，特別是１９２０年１年中便新設了７家，各煙廠共有卷煙機達１０５台，職工５５６８人。１９２１年上海出口的卷煙價值已達１１００萬關兩，運銷到國內各地的卷煙價值達①汪敬虞：《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７９—１６８０頁。

１３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５０００萬關兩。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原廣東南洋煙草公司），成為華商卷煙業中最具代表性的公司。該公司自成立後，一向以廣東和南洋為主要銷售市場，此時體認到國內市場開拓的重要性，於１９１６年正式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和設廠，表示將企業重心逐漸由香港轉移到上海。為謀求企業進一步發展，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於１９１８年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並向北洋政府農商部注冊，額定資本為５００萬元。１９１９年又因生產日益擴大，資金周轉漸感不足，為增加實力，再次改組並向社會公開招股，資本額提高為１５００萬元，總部也改設上海。改組以後，公司生產單位不斷擴充，計“香港方麵製造廠凡３所，上海方麵製造廠凡５所，山東坊子、河南許州、安徽劉府均有焙葉廠，漢口新設製造廠，正在準備開機”。業務也蒸蒸日上，利潤極為豐厚，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公司純益均在４００萬元以上，各年的盈利率分別為３２．２％、２６．９７％、２７．３３％。公司固定資產的價值亦由１９２０年的４２２萬餘元增為１９２２年的８１５萬餘元，幾乎增加１倍，為公司創立以來所僅見。①不過，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最初幾年，華商卷煙業又陷入不景氣狀態。直到１９２５年爆發“五卅慘案”，全國展開抵製外貨運動，華商卷煙工業才有迅速發展的機會。據統計，１９２４年上海華商卷煙廠為１４家，１９２５年增為５１家，１９２７年又增加至１８２家。不過，當１９２７年抵製外貨的熱潮消退後，華商卷煙廠又再度受到外商英美煙公司的壓迫，落入業務不振的窘境。到了１９３０年，上海尚在營業的華商卷煙廠僅餘６５家。②此後直至七七抗戰爆發為止，華商卷煙工業始終慘淡經營。窺其原因約有數端。其一，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所采取的煙稅政策，不利於華商煙廠。國民政府於１９２８年１月對卷煙按售價高低分七級征稅，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改按三級征稅，１９３２年又改為二級製。在此過程中，低級煙的稅率不斷提高，從１４．６７％提高到５７．９７％；而高級煙的稅率則逐漸下降，由１７．８９％降為１６％。③由於華商煙廠以生產低級煙為主，這樣的稅製使中國廠商在同外國卷煙廠競爭中，必須負擔更重的捐稅。其二，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使華商卷煙在東北和華北的市場受到排擠。在①汪敬虞：《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８２、１６８４頁。

②高家龍著：《中國的大企業———煙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１８９０—１９３０）》，樊書華、程麟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５頁。

③陳翰笙：《帝國主義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陳絳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９頁。

１３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１９３１年以前，日本在中國雖亦設有卷煙廠，如東亞煙草會社等，但華商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英美煙公司。不論是在日本軍事、政治力量較強的東北和華北地區，或是在中國其他地區，東亞煙草會社都未能給英美煙公司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帶來嚴重的威脅。盡管“東亞”曾不止一次地提高了其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額，卻每次都受阻於反日抵貨運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開始製定在占領區實行工業控製的種種計劃，卷煙工業自不例外，中國卷煙工業的競爭格局於是發生重大變化。日本人以完全壟斷煙草為目標，在東北迅速設立了滿洲煙草會社，並與原有的東亞煙草會社劃分市場。“滿洲煙草會社”將傾全力開拓東北市場，“東亞”則以華北六省作為自己的獨占範圍。在軍部的支持之下，日資卷煙廠成功地將華商煙廠逐出東北和華北市場，形成與英美煙公司鼎立的局麵。１９３１年華商工廠每月運往東北三省卷煙，估計為５０００萬至２億支。自１９３２年以來，隨著日本在滿洲實行關稅統製，華商在東北的市場喪失殆盡。１９３５年起，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大批卷煙從日本走私到華北，國產卷煙被排斥出華北市場。到１９３６年中，上海２０多家華商卷煙廠設在華北的所有銷售處不得不停止營業。①華商生存空間受到壓縮，自然經營困難，形成一片蕭條景象。有關數據顯示，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中國卷煙銷售總數為２５７７．４２億支，其中國產卷煙僅１００４．９３億支，市場占有率不及３９％，１９３５年以後華商所占比例更進一步下滑。②（二）火柴業１８７９年廣東省佛山縣創辦了巧明火柴廠，是近代華資火柴工業的開始。

然進展非常緩慢，至甲午戰爭時，全國先後設立的火柴工廠僅１２家，實存的隻有８家。甲午戰爭後十餘年間，在設廠自救的呼聲中，火柴工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全國新設火柴工廠增加到５６家，擁有資本共計２８６萬餘元，平均每家５萬餘元。但由於中國火柴工業產品質量不高，難以滿足消費者的要求，故此時日本的火柴壟斷了中國市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初期，一方麵是日本乘歐戰將注意力集中於拓展歐洲火柴市場，減少了對中國火柴的輸①陳翰笙：《帝國主義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陳絳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３、３６頁。

高家龍著：《中國的大企業———煙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１８９０—１９３０）》，樊書華、程麟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第３０８—３１０頁。

②陳翰笙：《帝國主義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陳絳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８頁。

１３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出；另一方麵是“五四運動”爆發，民眾反日情緒高漲，包括火柴在內的日本商品輸華遭到有力的抵製。如１９１９年日本火柴進口數量為１３７７餘萬羅，１９２０年驟減為６０３餘萬羅，其後幾年輸入量也持續下滑，１９２３年輸入量更降為３７餘萬羅，僅及１９１９年的２．７％。中國火柴工業在此有利情勢下，得到空前的發展。１９１５—１９２４年，全國新設火柴廠達９３家，其中包括劉鴻生１９２０年在蘇州所開設的鴻生火柴廠。①然而，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後期，瑞典取代日本在華傾銷火柴，成為對華商火柴業威脅最大的國家。瑞典利用１９２３年關東大地震，日本工業麵臨極大困難之際，收買了日本的“東洋”和“日本”兩家火柴公司，並與鈴木、小林等２０餘家火柴廠聯合成立大同磷寸株式會社，取得了對日本國內火柴業的控製，同時以非常隱蔽手法收購日本在華的火柴工廠，使之加工趕製，跌價傾銷，對華北華商火柴業進行壓迫。此外，又在香港、上海等重要口岸囤積大批瑞典火柴，對華中、華南展開傾銷。到１９２９年下半年，東北各火柴廠幾乎全數倒閉，廣東火柴廠亦倒閉過半，蘇、浙、皖各廠雖根基較固，而停業亦不在少數。②為強化對抗外商的能力，１９３０年上海的熒昌、南彙的中華和蘇州的鴻生三個火柴公司並為大中華火柴公司，並由其主導結合國內大廠，於１９３５年成立聯合辦事處，接著擴大範圍，於１９３６年成立聯營社。但各廠之間仍不惜自動貶價求售，互相傾軋，被迫停業的廠家日有所聞。③（三）水泥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水泥產業發展緩慢，大部分的水泥都仰賴進口。１９０７年在唐山創辦的啟新洋灰公司，１９１０年在湖北設立的大冶水泥公司，是中國僅有的兩家水泥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國內工商業日益發達，基礎建設百廢俱興，外國的水泥供應斷絕，水泥需求量急劇增加，市場價格從每桶５元上漲至１２元。豐厚的利潤，給予本國水泥產業發展的良好機會，於是１９２０年上海華商水泥公司的成立和１９２１年南京中國水泥公司①汪敬虞：《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７２—１６７５頁。

②汪敬虞：《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７７—１６７８頁。

③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７７頁。

１４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的成立，改變了洋貨獨占市場的局麵。①此外，大冶水泥公司則在１９１４年為啟新洋灰公司收購，改名為華新洋灰公司。然而，從１９２３年起，外國水泥重返中國市場並進行傾銷，加上國內軍閥連年內戰，農村經濟破產，人民購買力降低，造成了嚴重的供過於求局麵。１９２８年中國水泥年產量約３００萬桶，而全國年消費量僅約２００萬桶，且其中至少１／４是由外貨供應。何況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又有１９２８年廣東西村士敏土廠、１９３４年山西太原西北洋灰廠、１９３５年江蘇南京江南水泥廠和１９３６年四川重慶四川水泥廠的設立，更加重了供需的不平衡。②水泥工業供需不平衡的原因，除了水泥廠的增設外，外貨的傾銷亦至關重要。根據海關貿易資料，１９２８年度進口水泥值關平銀２７０餘萬兩，１９２９年度增為３４０餘萬兩，１９３１年度又增為３８０餘萬兩。進口水泥中日本的輸入最多，以１９３１年為例，該年日本對外輸出水泥總數為３９７．９萬桶，其中輸華的比例約１／４至２／５，即至少１００萬桶以上，以每桶合關平銀兩計，占該年度輸入外貨總值的６／７。③有鑒於此，為了阻止外貨的入侵，國民政府於１９３１年提高水泥進口關稅，每袋由關平銀３錢２分改征收關金１．４１元，１９３４年７月又改征從價稅４０％。但供過於求的局麵仍然存在，１９３３年全國年產水泥３７０餘萬桶，總銷量卻隻有２７０餘萬桶，其餘均為過剩產品，市場競爭自然格外激烈。１９３５年是國產水泥業景氣最暗淡的一年，年初水泥價格就穩!下滑，８月達到最低點，批發價每桶包括納稅１．２０元在內，僅報價３．７０元，是水泥業曆史上最低價。④麵對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水泥市場長期供過於求的情勢，啟新、華商和中①基本上，近代中國水泥業形成了集中度很高的產業組織結構。其中啟新、華商和中國三家公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１９３０年三公司提供了全國水泥總消費量的２／３；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年平均產量占全國主要水泥廠年平均總產銷量的７７％。見陶莉：《需求不足與近代中國水泥業的競爭與聯營：１９２３—１９３５年》，《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０４頁。

②陶莉：《需求不足與近代中國水泥業的競爭與聯營：１９２３—１９３５年》，《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０４頁。

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７７頁。

③盧征良：《從中華水泥聯合會看近代中國同業組織的演進》，《蘭州學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第２１０頁。

④陶莉：《需求不足與近代中國水泥業的競爭與聯營：１９２３—１９３５年》，《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０５頁。

１４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國三公司為避免彼此過度削價競爭，曾於１９２５和１９３２兩度簽訂聯營合同，針對各自營銷區劃分、銷量分配、定價方式和聯合對外等達成協議。唯彼此仍矛盾重重，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考慮，因此也就難以一致對外，這可從１９３５年重提聯營時談判破裂看出。①第四節重工業的發展一、采礦工業與冶金工業近代中國采礦業以煤礦為最重要，其他各種礦產量相對不多（見表２１９），唯亦有一些礦產在國際總產量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下擬就煤、鐵、鎢、銻、錳等礦產略加論述之。

表２１９１９２７—１９３３年中國采礦工業產量統計表單位：萬噸礦產１９２７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３年煤２４１７２５０９—２６０４２７２５２６７９２８４６石油——２９０３１（桶）３６４１３７（桶）４５９６３３（桶）５２２５０８（桶）５４０３９４（桶）鐵砂１７１２００２６３２２５２４５４８—錫０．９５０．７６０．７５０．７２０．８６０．７９０．８０純銻１．５７１．６３１．８２１．８３１．１８１．０５１．１０鎢０．８４０．８００．９７０．６７０．６６０．２２０．５５錳７．１３６．３６６．１２７．０７３．１９２．１５０．９６資料來源：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上），台北，學海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第２８６頁。

（一）煤礦中國新式煤礦的創設，始於自強運動時期，其中以開平礦務局的規模最大。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國家在華掀起掠奪路礦權的風潮，他們用強占或①陶莉：《需求不足與近代中國水泥業的競爭與聯營：１９２３—１９３５年》，《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０７—１０９頁。

１４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合作的方式，控製了不少優質的煤礦，甚至已開采的煤礦亦逐漸落入外國人手中。①１９０３年展開的收回利權運動，激發了國人自辦煤礦業的興趣，然因開礦需要大量資本投資，回收成本時間較長，加以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民間資本投入煤礦業的並不多。如表２２０所示，外國資本在中國新式煤礦業的投資始終占較大優勢。國民政府時期，外資所占比例雖略微降低，然平均仍在七成以上。在外國所有煤礦總產量中，以英、日、德最為重要。根據表２２１資料，英國所有的煤礦產量呈長期下降趨勢，而日本人所有的則穩步上升，兩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其他項目中，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重要的，然在１９１４年日本占領了德國人在山東的煤礦後便急劇下降。

表２２０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外資和中外合資煤礦占全部新式煤礦產量的比重單位：萬噸年份機械開采外資煤礦中外合資煤礦合計（年）總產量數量百分比（％）數量百分比（％）數量百分比（％）１９１２５１６．６２２０．３４２．６２５４．７４９．３４７５．０９１．９１９１３７６７．８２８６．５３７．３４２７．２５５．６７１３．７９２．９１９１４７９７．４２８１．９３５．４４３２．９５４．３７１４．８８９．７１９１５８４９．３２９９．０３５．２４６２．７５４．５７６１．７８９．７１９１６９４８．３３１８．５３３．６４４２．２４６．６７６０．７８０．２１９１７１０４７．９３３８．３３２．３４９４．０４７．１８３２．３７９．４１９１８１１１０．９３７８．３３４．１４８０．４４３．２８５８．７７７．３１９１９１２８０．５４０５．２３１．６５６３．０４４．０９６８．２７５．６１９２０１４１３．１４４１．６３１．２６４３．５４５．５１０８５．１７６．７１９２１１３３５．０４１２．２３０．９６００．８４５．０１０１２．９７５．９１９２２１４０６．０５１８．５３６．９５８１．５４１．４１１０００．０７８．３１９２３１６９７．４５６４．１３３．２７７５．０４５．７１３３９．０７８．９１９２４１８５２．５６２５．２３３．８７８２．２４２．２１４０７．４７６．０１９２５１７５３．８６０２．３３４．３７０５．７４０．２１３０８．０７４．５①如開平煤礦在１９００年八國聯軍之役為英國資本所奪，北洋官僚周學熙為與之相抗，得到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支持，１９０６年用官款創辦灤州煤礦。然英商刻意壓低煤價，灤州煤礦虧損累累，最後被迫於１９１２年與開平煤礦合並，改名為開灤煤礦公司，完全由英商主導。見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７０２—１７０９頁。

１４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續表年份機械開采外資煤礦中外合資煤礦合計（年）總產量數量百分比（％）數量百分比（％）數量百分比（％）１９２６１５６１．７６４０．７４１．０５８２．９３７．３１２２３．５７８．３１９２７１７３９．４７６０．５４３．７５９０．５３４．０１３５１．０７３．７１９２８１７９８．１７０４．９３９．２６９７．３３８．８１４０２．２７８．０１９２９１８８５．５７４３．３３９．４７１９．２３８．１１４６２．４７７．５１９３０１９８９．２７３７．８３７．１７６６．３３８．５１５０４．１７５．６１９３１２１０９．３６７１．１３１．８７８７．１３７．３１４５８．２６９．１１９３２２０２１．３８４０．４４１．６７１４．１３５．３１５５４．５７６．９１９３３２２０７．５１０８８．８４９．３７５０．８３４．０１８３９．６８３．３１９３４２５８０．１１２５３．６４８．６８００．２３１．０２０５３．９７９．６１９３５３００９．４１２８１．０４２．６７３９．１２４．６２０２０．０６７．２１９３６３３７９．４１４０８．９４１．７８１３．５２４．１２２２１．９６５．８１９３７３１３８．７１４７４．６４７．０８０１．４２５．５２２７６．１７２．５資料來源：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１２４頁。

表２２１外資煤產量中各國企業所占比重單位：％時期（年）英國日本其他１９０２—１９０６８９—１１．０１９０７—１９１１５２．３２７．６２０．１１９１２—１９１６４４．１３８．３１７．６１９１７—１９２１５０．２４３．６６．２１９２２—１９２６３８．５５５．５６．０１９２７—１９３１３５．９５７．８６．３１９３２—１９３６３３．４６２．８４．７注：外資包括中外合資在內。

資料來源：賴特（ＴｉｍＷｒｉｇｈｔ）著，《中國經濟和社會中的煤礦業（１８９５—１９３７）》，丁長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９頁。

至於本國投資經營形態，在１８９６年之前不是官督商辦就是官辦，之後至軍閥統治時期，轉而以商辦為主，其次是官商合辦。不過，若就商辦者的社會背景分析，可以發現他們之中有很多是官吏或曾經是官吏，隻是以私人名義投資而已，足見官僚資本在煤礦業中始終占據支配性的地位。在１９０５—１４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１９１１年開辦的２４個煤礦中隻有５個是政府經營的，２個是官督商辦。而已知出身的商辦所有者中有１０個具有官吏背景，隻有４個是一般商人。如山東中興煤礦公司是由兩位北京的高級官僚裕祿和張燕謀支持，由在山東長期任職的高級官吏張蓮芬負責實際經營。河南的六河溝煤礦則是由一位候補道台和一位巡撫的兒子負責，遼寧撫順的兩個煤礦則是由候補官吏經營。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的情況也是一樣，此時掌握政治力量的派係及其同夥，控製了許多大型的煤礦。據統計，自清政府倒台到國民政府建立這段期間內，關於華人投資煤礦的股東、督辦和總經理的資料，確知身份者有７５％是出於文官或軍官。①到了國民政府時期，情況有些改變，較為多樣化的所有權和經營類型是其特征。政府試圖強化其在煤礦業的控製，一方麵試圖沒收軍閥投資的煤礦股份，如安徽的烈山煤礦（倪嗣衝）、山東的中興煤礦（倪嗣衝、張敬堯）和華寶煤礦（張勳）等；另一方麵積極介入煤礦的興辦。如１９２９年建設委員會在安徽開辦淮南煤礦，１９３６年後全國資源委源會在湘、贛、川、豫等省沒收或籌辦煤礦等。此外，當時與新政權關係良好的金融業，亦利用內戰頻仍及國際經濟不景氣等因素所造成的煤礦業破產危機，挾其雄厚資本，通過貸款方式取得不少煤礦經營權，如中興煤礦、河南六河溝煤礦和浙江長興煤礦等，都因債務問題，其經營權先後落入金融機構手中。不過，在軍閥勢力很強的地區，煤礦經營權的變化並不大。如在東北，直到１９３１年張作霖父子在礦裏有大量的投資，並且控製了遼寧省非日本人所有的大部分煤礦。而山西督軍閻錫山家族也控製了許多的煤礦業。再者，國民政府對於中外合資的煤礦業，亦無能力撼動，如當局曾數度欲以政府提名的人替換中日魯大公司的中國董事，都因日本人的阻撓而未能成功。換言之，到１９３７年為止，舊軍閥及外國資本仍然是中國煤礦業最大的支配力量。②盡管如此，國民政府對中國煤礦業的發展仍投以相當大的關注。在北伐後內戰期間整個運輸陷於停頓和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期世界經濟不景氣時，①賴特（ＴｉｍＷｒｉｇｈｔ）著：《中國經濟和社會中的煤礦業（１８９５—１９３７）》，丁長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第１９３—１９４頁。

②賴特（ＴｉｍＷｒｉｇｈｔ）著：《中國經濟和社會中的煤礦業（１８９５—１９３７）》，丁長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第１９９—２０４頁。

１４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煤礦業受到很大的衝擊。開始是廉價進口煤湧入，接著是更普遍的工業衰退所造成的財務困難。為了協助煤礦業者解決問題，１９３２年國煤救濟委員會在上海成立，次年實業部又召集煤礦業資本家開會。政府采取了三個支持煤礦工業的行動措施。其一是財政補貼，由政府發行２０００萬元債券，將來由煤礦業償還，主要用於修理和替換運煤鐵路車輛。其二是關稅保護，１９３３年５月政府將包括煤在內的進口貨品關稅大幅提高，促使進口煤的數量不斷下降，對於減輕外國煤的競爭壓力有很大的作用。其三是在煤礦業中實行各種形式的調整或卡特爾化。如山東政府企圖於１９３４年形成一個全省範圍內的煤炭卡特爾，但遭到這個地區日本勢力的抵製。１９３５年華北各主要煤礦公司在某些地區市場上達成了暫時的聯合協議。１９３６年實業部也試圖組成一個卡特爾，目的是凍結現存於市場的銷售額，改變中國煤礦業激烈的競爭格局，但因山東中部和安徽的一些重要公司拒絕參加而告失敗。①（二）鐵、鎢、銻、錳等礦在“七七”事變以前，中國的鋼鐵工業是非常弱小的。許多鐵礦尚未開采，已開采的產量也不多，而且重要鋼鐵廠大部分為日本人所控製，如湖北的漢冶萍公司、華北的本溪湖煤鐵股份有限公司和東北的昭和製鋼所（原鞍山製鐵所）等。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中國生鐵與鋼產量，如表２２２所示。

表２２２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中國鋼鐵產量及進口量統計表單位：噸產量年份（年）進口量合計生鐵鋼１９２８５０６９８９４７６９８９３００００６２４８９８１９２９４５６０４３４３６０４３２００００６３４１９２１９３０５１３３０６４９８３０６１５０００５２７４２８１９３１４８５８７９４７０８７９１５０００５５７６２８１９３２５６８３９１５４８３９１２００００４３１０００１９３３６３９２７２６０９２７２３００００５２８５６７１９３４７０５７２７６５５７２７５００００６２２４０８①賴特（ＴｉｍＷｒｉｇｈｔ）著：《中國經濟和社會中的煤礦業（１８９５—１９３７）》，丁長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第２０７—２０８頁。

１４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續表產量年份（年）進口量合計生鐵鋼１９３５１０４３６２６７８７０６１２５６５６５６３２６７０１９３６１２２４３１１８０９９９６４１４３１５６４９２１９１９３７１５１５０３０９５８６８３５５６３４７６４４０７７注：（１）海關關冊進口量係將生鐵與鋼合並計算。

（２）１９３５年後鋼產量突增是由於日本在東北新設鋼廠開工。

資料來源：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２頁。

鎢為國防工業的重要材料，其性堅韌而能耐高溫，可用以製造軍用品和冶煉高速鋼。鎢為稀有金屬，世界產量不多，而在第二次大戰前，中國的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５２％以上。中國鎢礦的分布首推江西，其次為湖南。據１９３３年統計，江西鎢礦國營公司開采６個區，民營公司開采３１個區，其他湘、粵、川三省的鎢礦皆為民營。中國在１９３７年所產的淨鎢砂為１１９２６噸，大部分均運銷國外。戰前中國鎢砂曆年出口數量，如表２２３所示。銻為中國特產，主要產區是湖南。中國銻產量占世界銻產總量的８０％左右，而湖南所產的銻又占全國的９０％以上。由於當時中國工業不發達，銻的用量不多，湖南所產的銻幾乎都運往上海、香港，轉銷國外。戰前中國銻出口量詳見表２２３。錳為煉製鋼鐵的重要材料，又可用於製造染料、電池及特種合金。中國錳產量居世界第三位，主要產於湖南。所產錳礦集中於漢口，再行輸往國外。漢冶萍公司也曾在湖南錳礦產區設局開采，然後運往大治鐵廠，以為煉鐵之用。①表２２３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中國鎢砂和銻出口量單位：擔年份（年）鎢砂出口量銻出口量年份（年）鎢砂出口量銻出口量１９２８１２１７４１１９６３３７１９３３９１５９０１３９３３３１９２９１４６６５４２３９６０２１９３４４７０６５１６１８４６１９３０１４４２９３１８３５００１９３５７３８３３１８７７２３１９３１１１４３５７１０５０３２１９３６７０４９９１７３１１６１９３２３４３３４１３１７０３資料來源：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上），台北，學海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第２８３頁。

①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９６—６９８頁。

１４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二、重化學工業的建立化學工業可分為重化學工業和一般化工業。重化學工業亦稱基礎化學工業，屬重工業範圍，包括製酸、製堿、製鹽和肥料等工業部門。一般化學工業屬於輕工業範圍，包括塑料、染料、製藥、橡膠和化妝品等工業部門。

早在１９世紀洋務運動期間，一些官辦局廠如江南製造局所設的龍華兵工廠，還有漢陽兵工廠、德州兵工廠等，即已著手生產硫酸、硝酸、鹽酸等酸類產品，但生產量少，隻作為製造軍火的原料。直至１９２６年，設於塘沽的渤海化學工廠才開始生產商品化的酸類化工品，而酸類產品中的硫酸銨（製肥原料），則要等到１９３７年永利化學公司南京廠投產後始有製造。至於製堿工業，到１９２０年代中期才出現，其代表性企業為１９２６年投產的永利製堿公司。

整體而言，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以前，重化學工業的發展頗為不足，基礎化工產品仍大量依賴進口（見表２２４）。

表２２４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年化工產品輸入表單位：擔年份（年）１９２４１９２５１９２６１９２７１９２８１９２９１９３０酸類９８３４９１１０４８１１３６９３８１９２０４０２０４６５７１６０２７７１５１０１１堿類１０６６２２７１２０３０１２１２５９５５８１３１６３３７１３９８２５１１４２４３７８１５３７８７９硫酸銨２８３１１７３９３６００８２４８０２９１３７６８１７５４８３１１８５７３５９３１３３４２７資料來源：顧毓珍，《中國基本化學工業之進展》，《中國實業》，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３５年２月；徐羽冰，《中國基本化學之現狀》，《國聞周報》，第１２卷第２８期，１９３５年７月；《天利淡氣製品廠股份有限公司開幕紀念冊》，轉引自徐建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中國基礎化學工業的發展及其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５７頁。

國民政府對於重化學工業相當重視。１９２８年工商部提出了９種基本工商業建設計劃，包括酸、堿兩大部門。１９３１年實業部繼續作出發展重工業的四年計劃，也涉及三酸工業。隨後“九一八”事變發生，基於戰備考慮，作為國防工業基礎的酸堿等工業，尤其受到關注。在１９３５年發起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資源委員會擬定了龐大的“重工業建設三年計劃”，１０大項目中的第８項即建設氮氣廠，年產硫酸銨及硫酸、硝酸共１０萬噸。①但由於經費有限、大戰迫近等原因，戰前的國營化學工業建設成效甚微。不過，國民政府對①沈雷春、陳禾章：《中國戰時經濟建設》，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４０年，第２０—２１頁。

１４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民營化工事業，亦采取了鼓勵和扶持的政策。如給予專利權、免征產品出口稅、減低國營交通運費、協助籌措資本等。截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前夕，中國的製酸、製堿工業情況如表２２５及表２２６所示。

表２２５中國製酸工廠一覽表廠名廠址創設時間（年）資本（萬元）產品年產量（噸）渤海化學工廠塘沽１９２６５０鹽酸５００得利三酸廠唐山１９２９５硫酸４００天原電化廠上海１９２９１０５鹽酸２５００硫酸２０００兩廣硫酸廠梧州１９３２１２０硝酸１５０利中硫酸廠唐山１９３３２０硫酸８００開成造酸廠上海１９３３７５硫酸３５００廣東省營硫酸廠廣州１９３３６２．１８硫酸３７００蘭州化工廠蘭州１９３４硫酸７２０江南化學製造廠上海１９３５２０醋酸３６０硫酸５００集成三酸廠西安１９３５硝酸５０鹽酸５０硫酸１００廣益化學工廠四川江北１９３５２硝酸５鹽酸５天利氮氣廠上海１９３６１００硝酸１６００永利化學公司硫硫酸４３２００酸廠六合１９３６１０００硝酸３６００硫酸２５００西北化學工廠太原鹽酸６００硫酸５０裕川化學工廠成都１硝酸１鹽酸１１４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續表廠名廠址創設時間（年）資本（萬元）產品年產量（噸）硫酸孝義兵工廠硝酸硫酸漢陽兵工廠硝酸硫酸太原兵工廠硝酸資料來源：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轉引自徐建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中國基礎化學工業的發展及其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５８頁。

表２２６中國製堿工廠表廠名廠址創設時間（年）資本（萬元）產品年產量（噸）同益曹達廠四川彭山純堿３５０開濟堿廠四川彭山純堿３００嘉裕堿廠四川樂山純堿３００純堿７２０００永利製堿公司塘沽１９１８４００燒堿５４００潔堿１８００泡化堿渤海化學工廠塘沽１９２６５０硫化堿合計３５３０興華泡花堿廠塘沽１９２９５泡化堿１３５０天原電化廠上海１９２９６０燒堿２２００開源公司上海１９３０４泡化堿１７３０廣東省立堿廠廣州燒堿１８６０資料來源：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轉引自徐建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中國基礎化學工業的發展及其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５８頁。

由表２２５可見，抗日戰爭前本國製酸企業有１５家（三家兵工廠除外），大部分創建於國民政府統治期間。總共資本額約１６００萬元，年產能力大致為硫酸５５０００噸、硝酸５４００噸、鹽酸３６５０噸、醋酸３６０噸。製酸工廠大都集中於天津、上海兩地，另在華南、西北及四川亦有分布。製酸工業的發展，促使酸類產品進口狀況產生變化，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進口三酸之中的硫酸由近２５００噸降至２９０噸，硝酸由２６０噸降至１７０噸，鹽酸則由１０３５噸微增至１２２０噸。醋酸由於本國年產量低，而需求日漸旺盛，由２８０噸猛增至４３０００１５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餘噸，其他酸類由７８０噸增至１６６６噸。①另據表２２６的資料，抗日戰爭前我國較有規模的製堿企業有９家，大部分建廠完成於一戰結束至國民政府統治期間。總共資本額約６００萬元，純堿年生產能力約７３０００噸，燒堿約７４６０噸，泡化堿、硫化堿及潔堿等共６６１０噸。製堿工廠的分布情況與製酸大致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出產高質量天然堿的西北地區尚無新式堿廠的出現。再者，製堿業內部的發展並不平衡，純堿的生產力、廠家數量都明顯高於燒堿和其他堿類產品。這時期雖仍有大量純堿進口，然從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後，進口數量已逐年下降（見表２２７），而且亦有不少純堿出口，基本上國產純堿已接近自給。相對的，燒堿和其他堿類的產能仍遠遠不足，必須依賴大量進口。

製堿工業內部的不平衡，對化學工業及相關工業的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製約。以下擬對在近代中國重化學工業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永久黃化工集團”及“天字號化工集團”略加論述。

表２２７１９２７—１９３３年中國堿類產品輸入表單位：擔、海關兩年份１９２７１９２８１９２９１９３０１９３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３純堿數量８７５０７５８４５８６１９３４５３０１０７６６５４７６８５９２７８５０９７３９４０３０價值２６８３３６１２４３３１０５２９５３６０８４３８９９７４４９１６６８９１９９１３５３１４２１７１１燒堿數量１４９７１２２２９７７６１９０７０７２１９１５６２００５４７１６２１４１２７４５４３價值８９１７０２１３０８００１１１９１９４６１８４５７８９２３０３６７６１２０８６８４１７５９１０４其他數量２９１５５０３２２６１４２９９１４１２４２０６９２３４２９１１８６０３１１９０５８０堿類價值１５３５７０３１６２２９１６１５５９２９４１１６０８９８１７０６５５１１３９７００２９８０７７４合計數量１３１６３３７１３９８２５１１４２４３７８１５３７８７９１２０３４３０８３３２６９８５９１５３價值５１１０７６６５３６４０２２５７０４８４８７３９６６６１８９２６９１６４５９７０３９４１６１５８９注：其他堿類指硫化堿、矽酸堿、硝酸堿。

資料來源：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第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４、５１３頁。

轉引自徐建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中國基礎化學工業的發展及其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６３頁。

（一）永久黃化工集團範旭東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化學係。回國後本著“實業救國”的精神，於１９１５年集資５萬元，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使用平鍋再製精①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第５１１頁。轉引自徐建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中國基礎化學工業的發展及其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６０頁。

１５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鹽，掀開了中國製鹽技術史上新的一頁。久大營業發達，獲利豐厚，以此為基礎，範旭東進而發展其他化學工業。當時中國的玻璃、製革、造紙、紡織、肥皂、染料等工業都有所發展，對於純堿原料的需求日益增多。而華商經營的製堿廠如同益、開濟、裕民等，全部采用路布蘭法進行小規模生產，量少質又不佳，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①在此情況下，中國隻得大量進口洋堿，其中英商卜內門洋堿公司（Ｂｒｕｎｎｅｒ，Ｍｏ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ｔｄ．）生產的峨眉牌洋堿，更是居於絕對的壟斷優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亞交通梗阻，洋堿輸入銳減，卜內門公司為獲取暴利，捂住存貨不放，致使堿價飆漲至每擔十二三兩，超過正常價格的三倍。②範旭東目睹這種企業生死操之在人的情景，甚為扼腕，乃結合一些有誌一同的人，於１９１７年創辦了永利製堿股份有限公司，預定集資４０萬元，采用蘇爾維法製造純堿。他派陳調甫赴美進行相關機器采購事宜，還禮聘剛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化工博士的侯德榜和美國工程師李佐華（ＧｉｌｍｅｒＴ．Ｌｅｅ）負責建廠的工作。

１９２２年永利塘沽堿廠興建完成開始試車，但運轉並不順利。範旭東本著堅毅和信任的精神，支持總工程師侯德榜繼續改進製程，終於在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９日，成功製造出雪白的純堿。範旭東激動地說：“今天我們總算製出了合格的中國堿，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夙願，為此我們付出多少心血，嚐盡人間辛酸，經過八年苦幹，才降伏了這條流水作業的長龍。用蘇爾維法製堿，在世界上我們永利是第三十一家，而在遠東、在亞洲，我們則是第一家。今天看到雪白純潔的產品，我心裏無比喜悅和激動。為使我們的產品區別於用土法生產的‘口堿’和進口的卜內門‘洋堿’，我提議將我們生產的堿取名為‘純堿’。”③他又說：“侯先生奮不顧身，寢饋於工廠，從事死拚。……煞費苦心，①當時世界上工業製堿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其一是路布蘭法，１７７８年由法國醫生路布蘭（Ｎ．Ｌｅｂｌａｎｃ）發明，這是一種以食鹽為原料的製堿法，但此法多為固相反應，隻能小批量間歇性生產，耗料較多，質量不純。其二是蘇爾維法，１８６１年由比利時化學家蘇爾維（Ｅ．Ｓｏｌｖａｙ）發明。在其生產步驟中，成功地借助了氨的參與，食鹽水在吸收塔中吸收氨成為氨鹽水，然後送入碳化塔，與二氧化碳反應得到碳酸氫鈉和氯化氨。蘇爾維法的反應多為液體或氣體，生產可連續進行，產量大，純度高。此法問世後，歐美各國紛紛采用，為了保持壟斷地位，這些國家組織了蘇爾維工會，圖紙和技術對非會員國絕對保密。見蘇兆瑞：《侯德榜與聯合製堿法》，《發明與革新》，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３０頁；趙匡華主編：《中國化學史：近現代卷》，南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２６頁。

②《外交部檔案：０３１９１２８０２００１》，台北藏。

③李祉川、陳歆文：《科學巨匠侯德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７頁。

１５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這工作比重新發明有什麼不同。”①同年８月，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永利製堿公司紅三角牌商標的純堿，榮膺大會的金質獎章，並獲得“中國工業進步的象征”之評語。②盡管永利公司克服了技術瓶頸，順利製造出純堿，但其經營危機並未解除，隨之而來的是卜內門公司的惡性削價競爭，意欲借此擠垮永利，繼續獨霸中國市場。兩年間，卜內門峨眉牌洋堿的售價降至原來的４０％以下。當時永利紅三角牌純堿成本每擔約六元五角，而英堿最後一次的售價是四元二角，其艱苦應戰可見一斑。③範旭東決定進軍日本市場，尋求殺出一條血路。

這時恰好日本三井和三菱兩財閥互相爭霸，三菱有旭硝工廠產堿，三井則無堿廠，因此同意在日本代為銷售永利純堿。由於永利純堿的質量好價格低，又有三井的宣傳與密布的營銷網絡，很快便得到日本用戶的認同。卜內門在日本售堿的數量遠高於在中國，自不樂見日本市場的堿價受到擾亂，隻得向永利妥協，要求雙方停止廉價競銷，並表示將來堿價如有調整，必先與永利協商，聯合行動。④此後，永利公司的經營才逐漸步入坦途，非但產能不斷提高（見表２２８），在國內市場的占有率也急速擴張，壓倒了洋堿（見表２２９）。

表２２８１９２６—１９３７年永利製堿公司純堿產量表單位：噸年份（年）年產量日產量１９２６４５０４１２１９２７１３４０４３７１９２８１５３５６４２１９２９１４７７８４０①徐盈：《範旭東及“永久黃”工業團體發展小史》，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５頁。

②李祉川、陳歆文：《科學巨匠侯德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８頁。

③餘嘯秋：《永利堿廠與英商卜內門公司鬥爭前後記略》，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７—７８頁。

④餘嘯秋：《永利堿廠與英商卜內門公司鬥爭前後記略》，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８—７９頁。

１５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續表年份（年）年產量日產量１９３０１９４６３５３１９３１２３４４２６４１９３２３１９２７８７１９３３３３６９９９２１９３４３７４５９１０３１９３５４４１９２１２１１９３６５５４１０１５２１９３７３６４５０１００因抗戰爆發，生產受影響。

資料來源：陳調甫，《永利堿廠奮鬥五十年》，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６５頁。

表２２９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國堿與洋堿市場銷售比例表單位：擔年份（年）國堿洋堿銷售總額洋堿占百分比（％）１９２８２０９４９１８４５８６１１０５５３５２８０１９２９２７７０７４９３４５３０１２１１６０４７７１９３０３１０７９５１０７６６５４１３８７４４９７８１９３１３４０７３１７６８５９２１１０９３２３６９１９３２４１３８３３４８５０９７８９８９３０５４１９３３４８５３２６３９４０３０８７９３５６４５１９３４６７２５２４４８５６５７１１５８１８１４２１９３５７１５６６８４４８９３９１１６４６０７３９１９３６６３５１７４４１４０００１０４９１７４３９１９３７６５０００５４４７４００１０９７４０５４１資料來源：陳調甫，《永利堿廠奮鬥五十年》，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６８頁。

永利製堿公司的營運甫站穩腳步，範旭東就又積極規劃將觸角伸向製酸工業。１９２９年，他呈請工商部要求國民政府以２０００萬元創辦國立酸堿廠，其中以６００萬元辦堿廠，鞏固永利已有的發明，另以８００萬元辦硝酸廠和６００１５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萬元辦硫酸廠，但並未得到政府的首肯。①１９３０年底，實業部（原工商部）部長孔祥熙命技術廳及農、工、礦各司擬具十項實業計劃，其中一項是創辦硫酸\"廠。這項計劃在上海各報批露後，引起了當時在中國推銷硫酸\"最多的英商帝國化學公司（原卜內門公司）和德商藹奇顏料工業公司（Ｉ．Ｇ．Ｆａｒｂｅ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Ａ．Ｇ．）的注意，他們表示願與中國政府合作組織中國氮氣公司，興建硫酸\"廠（化肥廠）。②在雙方會談之初，英、德代表曾言中國可以不必辦廠，因為英、德公司的技術高，製造成本低，中國萬難跟上，不如直接購買英、德貨以增加農業生產，反較有利。經中方的一再堅持，英、德始同意合作辦廠。實業部倚重永利公司在基本化工方麵的經驗，特任命範旭東為中國氮氣公司的籌備委員，範欣然同意，並呈上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所擬《創立氮氣工業意見書》，以供參考。１９３２年３月，英、德方麵提出一份建廠費用估計書，年產硫酸\"４．５萬噸需費１５００萬元，３萬噸需１１００百萬元。③實業部認為估計書過於籠統，要求分門別類重新作出詳細估算，且應盡快完成設廠計劃。英、德兩公司態度消極，一延再延，目的是想繼續控製中國市場。１９３３年初，他們甚至提出極為嚴苛的條件，包括１２年內中國政府不得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八省，與任何其他公司開設新廠；由英、德兩公司組織聯合公司包銷中國氮氣公司所出產品等項。④實業部以英、德公司缺乏誠意為由，中止雙方談判。

當政府與英、德公司的談判觸礁後，範旭東便積極投入自辦硫酸\"廠的準備工作。在爭取到中國銀行、金城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浙江興業銀行１２００萬元融資承諾後，範旭東於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正式向實業部提交申辦要①鄒秉文：《永利硫酸\"廠建廠經過》，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１頁。

②《國營工業硫酸\"廠———硫酸\"廠原料廠址之調查及設計意見書》，《實業部檔案》，“工業司”，“永利化學公司”，文件號：１７２２／１８，台北藏。

③鄒秉文：《永利硫酸\"廠建廠經過》，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０９頁。

④《國營工業硫酸\"廠———各類信函》，《實業部檔案》，“工業司”，“永利化學公司”，文件號：１７２２／１８，台北藏。

１５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求，而且很快獲得批準。①基於業務範圍擴大的需要，永利製堿公司更名為永利化學工業公司，並增加股本。除舊股２００萬元外，另增新股２００萬元，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認股１００萬元，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各５０萬元。另外，又通過資產重估的方式增股１５０萬元，使公司股本總額達到５５０萬元。②此次建廠，關鍵在於資金和技術。就資金方麵而言，民營企業上千萬元的投資案，在當時確屬空前創舉。範旭東一方麵增加股本，一方麵發行公司債因應。第一次發行公司債的金額為國幣５５０萬元，其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銀行各負擔１５０萬元，浙江興業銀行負擔１００萬元，金城、中南兩銀行各負擔７５萬元。③後來，隨著建廠的進行，範旭東又向各銀行臨時透支借款１１０萬元。④第二次預計發行公司債１５００萬元，分兩期發行，第一期實發１０００萬元，用以歸還舊公司債和透支借款，其餘的用來增辦一個新的堿廠、煉焦廠、煉磺廠、燒堿溶液廠和補充硫酸\"廠設備。⑤但這項合同銀行團未及會簽，抗日戰爭已告爆發。盡管如此，截至抗日戰爭前，銀行團給永利公司陸續支用的款項已高達９７０餘萬元，若加上各銀行的直接投資，則接近１２００萬元，完全兌現了銀行團事前所作的承諾。⑥這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蓋自１９３４年後，隨著經濟恐慌和美國購銀法案推升國際銀價，國內金融危機正逐步加深中，各銀行對企業的貸款都明顯趨於保守。⑦永利公司能夠得到銀行團巨額的貸款，除了“永久黃”企業集團信譽卓著外，國民政府的鼎力支持亦至為重要。按公司法規定，企業發行公司債總額不得超過其資本額，但①《國營工業硫酸\"廠———各類信函》，《實業部檔案》，“工業司”，“永利化學公司”，文件號：１７２２／１８，台北藏。

②③《永利化學工業有限公司》，《經濟部檔案》，“商業司”，“公司登記”，館藏號：１８２３０７２２１００００３６，台北藏。

④鄒秉文：《永利硫酸\"廠建廠經過》，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５頁。

⑤《永利化學工業有限公司》，《經濟部檔案》，“商業司”，“公司登記”，館藏號：１８２３０７２２１００００３６，台北藏；《國營工業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實業部檔案》，“工業司”，“永利化學公司”，文件號：１７２２／２１，台北藏。

⑥鄒秉文：《永利硫酸\"廠建廠經過》，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５—１１６頁。

⑦劉文賓：《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及其實施（１９３５—１９４８）》，台灣政治大學曆史所碩士論文，１９８８年６月，第８—２０頁。

１５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政府卻破例特許“永利”超額發行，並允諾代墊該公司所發行公司債的利息，為期５年，以後再由公司分年償還政府。①此外，硫酸\"廠所製成品，除硫酸及硝酸外，一概免征轉口稅及出口稅１０年，並給予降低鐵路運費的優惠。②至於堿廠所有原料及製品，則早在１９３０年便由政府核準免稅３０年。③再就技術方麵言，範旭東派侯德榜偕四位永利技術人員赴美考察。侯德榜一行先後考察了美國兩個工廠，一個是采用德國哈伯法的硫酸\"廠，另一個是法國克勞特設計兼作磷酸混合肥料的工廠，最後決定采用哈伯法。接著與美國氮氣公司簽訂合約，由該公司代為設計，費用是１０．２萬美元。而隨同前去的技術人員亦由美國氮氣公司分別安排到有關工廠實習。④生產硫酸\"的技術雖沒有遭到封鎖，但其工藝流程卻相當複雜，這從美國氮氣公司所繪全廠設計圖樣有七百餘種，為設計分別發出詢價及工作說明信件不下三萬封，可見一斑。⑤１９３５年５月以後，國外采購的機器設備，陸續運抵南京卸甲甸永利硫酸\"廠址，開始進行建廠工作。１９３７年２月，正式投產。其設備之精良，規模之龐大，在遠東堪稱一流，遠遠超出當時中國的工業水平。它的主要產品包括硫酸、硝酸、硫酸銨、液體阿摩尼亞等化工基本原料，與炸藥、醫藥、印染及其他化工生產有密切的關係。誠如範旭東所言：“中國基本化工的另一隻翅膀又生長出來，從此海闊天空，聽憑中國化工翱翔，不再受基本原料恐慌的限製了。”⑥（二）天字號化工集團吳蘊初是上海嘉定人，１９１１年畢業於陸軍部上海兵工學堂化學科，後到漢陽鐵場任工程師和廠長。１９２１年他在上海與人合辦燮昌硝堿公司和熾昌①②《國營工業硫酸\"廠———永利公司請免\"廠製品稅厘、原料調查探勘報告》，《實業部檔案》，“工業司”，“永利化學公司”，文件號：１７２２／２０，台北藏。

③《國營工業硫酸\"廠———永利製堿公司呈報創辦硫酸\"廠》，《實業部檔案》，“工業司”，“永利化學公司”，文件號：１７２２／２０，台北藏。

④張能遠：《永利硫酸\"廠始末》，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９—１２０頁。

⑤《國營工業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籌辦硫酸\"廠》，《實業部檔案》，“工業司”，“永利化學公司”，文件號：１７２２／２１，台北藏。

⑥徐盈：《範旭東及“永久黃”工業團體發展小史》，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６頁。

１５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製膠公司，從事火柴原料的生產。１９２２年吳蘊初研究出廣受中國消費者喜愛的日貨“味之素”的成分，並獲得廉價製造的方法。翌年，他得到上海醬業巨商張逸雲的支持，由張出資本，吳出技術，創建了天廚味精廠，生產“佛手牌”味精。天廚味精問世後，在中國市場上形成與日貨“味之素”抗衡的局麵，並遠銷南洋各地。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吳蘊初的味精製造技術先後獲得美、英、法等國的專利，開創了中國化工產品在國際上獲得專利的先河，吳氏也因此被稱為中國“味精之父”。①隨著天廚味精廠的成功，為解決國內尚無生產味精的主要原料———鹽酸的問題，吳蘊初購得越南海防法國遠東化學公司的整套鹽酸生產設備，１９２９年在上海成立天原電化廠股份有限公司。“天原”即“天廚原料”之意。該廠生產的鹽酸、燒堿、漂白粉等，以“太極”為商標。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天原電化廠正式開工，成為中國第一家電解化學工廠，被視為中國食鹽電解工業的鼻祖。

接著，吳蘊初搜集國內外有關電解工業的資料，於１９３４年自製電解槽成功，這使天原廠成為中國第一家設備國產化的化工原料企業。但因天原化工產品不能采用中國傳統陶製器皿盛裝，自產化工盛用陶器成為當務之急，吳蘊初便著手推動這項開發工程，１９３５年在上海龍華鎮創建天盛陶器廠。該廠用紹興白泥製成鹽酸吸收瓶、硝酸凝縮瓶、陶管等幾十種化工專用器皿，填補了中國化學陶瓷工業的一項空白。②同時，為了利用天原電化廠製造過程廢棄的氫氣，１９３４年吳蘊初集資１００萬元創立了天利氮氣廠，向美國西雅圖合成氬盤購全套合成氨設備，並向法國訂購一套硝酸合成設備，１９３５年底建廠完成投產，是中國第一家合成氨工廠。吳蘊初所創辦和掌握的天廚、天原、天盛、天利四廠構成當時中國南方最大的“天字號”化工企業集團。

第五節企業管理思想與製度的創新中國新式企業長期以來管理製度相對落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特①陳正卿：《味精大王吳蘊初》，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頁。

②王友平：《吳蘊初與近代中國民族化工工業的興起》，《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３５卷第１期，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１１９頁。

１５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別是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的企業管理思想與製度始有重大變遷。本節著重於市場競爭壓力與勞資關係兩大因素的分析，借以闡明管理思想演進的動因。

同時，論述企業家為提升管理效率，如何引進科學管理理論及行為科學理論，並將之與傳統儒家人性管理哲學相融合，朝“中國式管理”的方向邁進，依次論述此期間管理製度的變革。

一、企業管理思想的創新（一）企業經營環境的變遷誠如薩頓（ＦｒａｎｃｉｓＸ．Ｓｕｔｔｏｎ）所言，管理思想是企業經營者在執行業務職能時，因遭遇困難欲尋求解決之道所形成的一套觀念。與宗教或政治哲學不同的是，它並非潛在擁護者隻能選擇全盤接受或拒絕的既成信念（ｒｅａｄｙｍａｄｅｂｅｌｉｅｆ），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不容有任何異議的單一論調，而是由其支持者所創造並隨時加以修正。①換言之，管理思想將會因企業經營環境的變遷而有所不同。根據羅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ｔｈ）的看法，影響企業管理思想的因素，主要有社會經濟思想、技術發展、組織大小及市場壓力等四項。②這些因素或共同或單獨促使某一管理思想的形成。就民國時期而言，生產技術雖較清末有所提升，然整個工業結構仍以技術層次低的輕工業為主，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至於組織規模，清末的官督商辦企業如輪船招商局等，其規模並不亞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興大型企業。換言之，生產技術的變革及組織大小，固有助於此時期企業管理思想的發展，卻不是最重要因素，真正發揮關鍵性作用的，是激烈的市場競爭及勞工意識的覺醒。

１．市場競爭壓力的增強民國時期企業所麵對的市場環境，與清末有極大的不同。這可從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兩方麵來看。就國際方麵而言，清末中國喪失關稅自主權，雖有利於洋貨的輸入，然在２０世紀之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市場，基本尚未達到飽和狀態，企業所關心的是如何改進生產技術，以增加產能與降低①ＦｒａｎｃｉｓＸ．Ｓｕｔｔｏｎ：犜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犆狉犲犲犱，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ｐ．９，１１．②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ｔｈ，犜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犜犺犲狅狉狔：犘犪狊狋，犘狉犲狊犲狀狋，犉狌狋狌狉犲，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Ｒｏｔ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１９９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５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成本，並不擔憂產品的銷路問題。管理學者稱此時期為“生產導向”時代。至２０世紀初葉，西方國家所感受到的亦隻是資本過剩問題，並沒有明顯生產過剩現象。故企業所側重的是財務規劃與調度，亦即進入所謂的“財務導向”時代。但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以後，資本主義列強普遍麵臨嚴重生產過剩問題，企業注意力轉而投注於如何開拓市場上，“市場導向”的時代正式宣告來臨。①中國因無關稅保護，遂成為列強傾銷過剩產品的主要對象，所承受的國際市場競爭壓力，遠非過去任何時期可比擬。

就國內情況而言，清末的重要企業，特別是官督商辦企業，均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保護與扶植。輪船招商局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型企業，創立時礙於外商輪船公司已先存在的事實而無法加以禁止，然而，規定華商隻準附股，不得另設他局。②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部分可能的競爭對手。不僅如此，政府更給予承運漕糧的特權，以保證公司的基本營運收入，使其在麵對怡和、太古兩家外商公司激烈的削價競爭時，猶能站穩腳跟並有所發展。③設若沒有這項補貼，招商局非虧本不可，能否生存，不無問題。

上海機器織布局的保護色彩更濃。籌辦之初，在鄭觀應的建議下，由李鴻章奏準給予十年專利之權，其間雖有中外商人屢次試圖設廠，然皆為官府所阻而作罷。④此外，為加強織布局的競爭力，清政府亦采取減免稅負的措施，規定該局產品“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銷售，應照中國通例，免完稅厘；如由上海徑運內地，及分運通商他口轉入內地，應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內地沿途稅厘，以示體恤”。⑤這樣一來，上海織布局的產品若在本地銷售，免納一切稅厘，就比洋貨少負擔５％的進口稅，若運入內地或上海以外通商口岸，隻納５％正稅，亦比洋貨少２．５％的子口稅，對該局的營運幫助極大。

開平礦務局之煤稅亦同樣得到政府的優待，每噸由０．６７２兩降為０．１兩；①曾仕強：《中國的經營理念》，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９年，第２１頁。

②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１輯，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７７６頁。

③夏東元：《晚清洋務運動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８２—１９９頁。

④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１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５８—１６１頁，第１０５１—１０５２頁。

⑤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１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０５２頁。

１６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這不但使開平煤在天津打敗日本進口煤，而且打開了上海及海外市場。①電報局則在政府力阻大東、大北兩公司海線登陸下，免除了強有力的競爭威脅。②即便是張謇所創辦的民營大生紗廠，亦因其與政府的特殊關係而獲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大生紗廠的經營策略之一是“土產土銷”，即以通州附近所產棉花為原料，紡成紗後再回銷給附近農村織戶，以確保原料及產品市場的穩定，③此為大生紗廠初期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若沒有地方當局力阻華商朱疇兩度欲在崇明、海門設廠的企圖，④張謇的“土產土銷”策略，勢必麵臨一番挑戰。

民國以後，民營企業占主導地位，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都得不到政府的扶植與保護，它們所麵對的是自由競爭的市場，必須憑經營者的能力，謀求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歐戰期間，西方交戰國自顧不暇，民間許多交通工具都被政府征調為軍事用途，因運輸工具不敷應用，西方廠商不得不暫時放棄遠東市場，這就帶給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良好機會，於是再度掀起了一波空前的投資建廠熱潮。同時，日本亦利用此一西方經濟勢力消退的空當，大肆進行對華投資。以中國最重要的棉紡織業及麵粉業為例，１９１４—１９２２年，中國境內新設華商紗廠６９家，日商紗廠２２家，而１８９０—１９１３年所設立的華商及日商紗廠，則分別隻有２７家及３家。⑤再以產能來看，１９１３年全國紗廠的紗錠數為８４．３萬枚，１９２２年則遽增至２５６．２萬枚，增長達２．０４倍。⑥至於麵粉業，①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１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６４７—６４８頁，第６６５—６６６頁。

②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編輯組：《洋務運動》（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３４５、３５０頁。

③大生係統企業史編寫組：《大生係統企業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０—４１頁。

④張怡祖編：《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１９—２０頁。

⑤華商紗廠數參見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１８４０—１９３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８６—２９１頁。日商紗廠數參見杜恂誠，《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７頁。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１頁。

⑥丁昶賢：《中國近代機器棉紡工業設備、資本、產值的統計和估量》，《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六），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８８頁。另趙岡根據上海市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編《中國棉紡統計史料》（上海，上海市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１９５０年，第１頁）、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３５４—３５５頁）、方顯廷的《中國之棉紡織業》（上海，國立編譯館，１９３４年，第６頁），及其他相關數據所編製的曆年全國紗錠數表中，１９１３年全國紗廠的紗錠數為８６．６萬枚，１９２２年為３６１萬枚，增長更高達３．２倍。參見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第２８６頁。大致上，丁昶賢的估計應較正確，如１９２２年的數據，趙岡係完全依據《中國棉紡統計史料》，但該資料並未剔除擬添錠數，故有明顯高估情況，丁昶賢則對此做了修正。

１６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１９１４—１９２１年，全國新設麵粉廠１１３家，其中華商９８家，而１５家外商中，日商占１１家（包括５家中日合資）。①產能則由１９１３年的日產１７４５５４包增至１９２１年的３６２１８９包，增加１．０７倍。②過度投資的結果，遂使戰後中國市場的競爭壓力遽增。１９２２年後，華商紗廠與麵粉廠的獲利率普遍大幅滑落，甚至出現虧本情形，③原因即在此。其他如火柴業、卷煙業等，亦於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先後麵臨同樣窘境。④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華商企業不但要應付外貨的傾銷，更要麵對本國同業及外商企業的激烈競爭，特別是外商企業，因有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對華商的威脅更大。在此情況下，華商企業為求生存，唯有提升內部效率，以降低生產成本。所以，市場壓力的增強，可說是促使民國時期企業管理思想發展的重要因素。

２．勞工意識的覺醒近代中國官督商辦及民營企業逐漸壯大，大批的企業勞工於焉誕生，其中包括工廠工人、運輸工人、海員和礦工等。新式工業工人的數量逐漸擴增，據估計至１９１２年約有１５０萬人。⑤新式工業勞工既然產生，西方工業化的社會思想與製度，乃經由通商口岸和自海外返國的僑工傳入，因而促進了勞工意識的自覺。如某些開風氣之先的地區，已開始成立類似工會的組織。⑥自１９世紀中葉起，中國工人開始有近似罷工、抵製的反帝活動，除了受民族主義的感召參加或支持政治性的行動外，工人對其本身權益的維護也漸生覺悟，源自經濟性的共同行動也跟①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４頁。

②此時期主要是華商麵粉廠產能的擴增，外商則因俄商的大量撤資，產能反而大為減少。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３—３５、第４８—５１頁。

③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７６、８４、１５４、１６７、１７１頁。

④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劉鴻生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６—１０９頁。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１６９頁。

⑤陳明：《五四與工運》，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７９年，第６９頁。

⑥如鹹豐年間，廣州已有“打包工業聯合會”的成立。見陳達：《中國勞工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９年，第９９頁。

１６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著產生，如反對延長工時、克扣工資、拖欠薪酬、工頭剝削、廠方壓迫和拘押開除工人等事故。①這些勞動者的集體抗爭活動，足以顯示中國工人已有相當覺醒。唯因工人身處社會底層，尚未獲得社會的普遍關注與同情，故這些行動多數為當局或資方以高壓手段平息，能達到抗爭目的者可謂絕少。

民國以後，隨著各項社會思潮的激蕩，勞工意識的發展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最明顯的是政治界和學術界對勞工情況表現出高度的重視。民初政黨政治風行時，頗有些政治人物倡議成立與勞工界有關的政黨。如戴季陶曾鼓吹成立“勞動黨”，而譚人鳳的“自由黨”和陳其美的“工黨共進會”亦曾吸收部分工人。②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則組織了浦口碼頭工人與北方鐵路工人。③此外，朱誌堯、徐企文亦成立“中華民國工黨”，采取勞資協調的溫和路線，謀求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教育水平和社會政治地位。④根據張玉法的統計，民國初期３１２個政治性的黨會中，專門維護工人利益者就有７個，而黨綱中有涉及教育、實業與勞工議題者，則相當普遍，足見政治人物已開始重視勞工問題。⑤至於學術界對勞工的注意，早在清末無政府主義者所發行的《天義報》和《新世紀》刊物中，於介紹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時，亦嚐報導歐美各國的勞工狀況。⑥唯因在海外發行，對國內的影響較小。民國初年，劉師複在廣州成立“晦鳴社”，宣傳無政府主義工團思想，對廣東工人影響頗深。⑦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頗醉心於歐美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及社會主義思潮，對社會的改造和工人地位的提升，更為熱心。１９１８年３月，吳稚暉在上海創辦《勞動月刊》，是全國第一份專門報導勞工運動的雜誌，其宗旨在“尊重勞工，提倡勞動主義，維持正當之勞動，與排除不正當之勞動，培養勞動者之道德，灌輸勞動者以世界知識、普通學術，記述世界勞動者之行動，以明①陳明：《五四與工運》，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７９年，第６０、６２—６３頁。

②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１９１９—１９２６）》，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５—６頁。

③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１９１９—１９２６）》，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６頁。

④《中國勞工運動史》，第１冊，台北，１９５９年，第７３—７８頁。

⑤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台北，１９８５年，第３６—３８頁。

⑥陳明：《五四與工運》，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７９年，第６７頁。

⑦《中國勞工運動史》，第１冊，台北，１９５９年，第８５—８６頁。

１６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社會問題之真相，促進勞動者與世界勞動者一致解決社會問題”。①該刊物每期均報導海內外華工情況及歐美各地工人運動消息，並在第三期向國人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意義，直接啟迪了工人運動。同年１１月２８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北京的“協約國大戰勝利慶祝會”上說：“此次世界大戰爭，協商國竟得最後勝利……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１５萬華工，還有什麼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是勞工世界啊！……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②以蔡元培當時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他鼓吹“勞工神聖”的觀念，自有助於社會對勞工的觀感。此外，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刊物《新青年》，亦相當重視勞工問題，強調中國新社會的新青年，應該尊重勞動。③由於政黨的關切，輿論的同情和社會風氣的開放，勞工意識獲得了廣泛的覺醒。

除了來自政學界的關注外，歐戰本身對中國勞工意識的發展的影響亦不容忽視。首先，歐戰期間中國工商業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壓力減輕而進展神速，工人人數因此急遽增加，據估計１９１９年全國勞工人數約３００萬，是１９１２年的一倍。④這些工人絕大部分集中於工業發達的少數幾個大城市，確實使勞工的力量增強不少。再者，戰爭期間遠赴重洋幫助協約國的２０萬以上華工，與當地社會和工人多方麵接觸後，了解到歐洲工人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均較佳，及以強有力工會組織爭取權益的有效性，有些工人甚至得到提升教育程度的機會，並抱持有“人當為更好的地位而奮鬥”的新觀念。⑤他們回國後，直接把西方思想製度和勞工運動實況傳布於中國勞工界，並積極倡導工人組織新式工會。成立於上海的“留法勞工會”，就是由他們所組成的。對勞工地位的提高及勞工運動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隨著勞工意識的覺醒與工人社會地位提升的爭取，各種工會組織如雨後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２輯，上冊，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７—１６８頁。

②孫德中：《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台北，複興書局，１９６１年，第４６９頁。

③《本誌宣言》，《新青年》第７卷第１期，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第２頁。

④陳明：《五四與工運》，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７９年，第６９頁。

⑤陳三井：《華工與歐戰》，台北，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６頁。

１６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春筍般地出現。①它們的重要任務之一，當然是改善勞工生活和保障勞工權益，若目的無法實現時，罷工可能就成為重要的手段，這就必然會造成勞資間的緊張關係。特別是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初期以後，基於經濟和政治等因素，罷工案件急遽增加（見表２３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罷工事件有七成以上與爭取加薪或其他經濟因素有關。②因此，如何緩和勞資的緊張關係，並激發勞工的積極性，便成為此時期企業管理思想所思考的重點。

表２３０１９１８—１９３５年全國罷工次數統計年份（年）次數年份（年）次數年份（年）次數１９１８２５１９２４５６１９３０６３５１９１９６６１９２５３１８１９３１３９６１９２０４６１９２６５３５１９３２３２７１９２１４９１９２７１４５１９３３３５９１９２２９１１９２８２３３１９３４４６２１９２３４７１９２９１８７１９３５４５８資料來源：陳達，《中國勞工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９年，第１４６—１６４頁；［日］中村三登誌著，《中國工人運動史》，王玉平譯，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７頁。

（二）科學管理思想的引進自美國工程師兼管理學者泰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ｉｎｓｌｏｗＴａｙｌｏｒ）於１９１１年出版《科學管理的原理》（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一書後，③科學管理乃引起世人的廣泛注意，而逐漸風行於歐美及日本。泰勒及其追隨者所倡導的科學管理，主要是以客觀合理的方法，代替過去主觀因襲的管理模式，通過時間研究（ｔｉｍｅｓｔｕｄｙ）和動作研究（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製定工作標準，簡化及標準化工作流程，並運用成本會計製度、計件工資製度、獎金製度等工具，①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響應（１９１４—１９２４）》，台北，１９８９年，第３７０頁。

②陳達：《中國勞工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９年，第１４６—１６４頁。

③泰勒對於管理問題的意見，第一次公開是在１８９５年。他寫了一篇論文，名為《計件工資製度》（ＡＰｉｅｃｅＲ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在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發表。１９０３年發表《工場管理》（Ｓｈ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一文後，聲名大噪。１９１１年出版《科學管理的原理》，該書較完整地體現了他的科學管理理論。參見歐維克（ＬｙｎｄａｌｌＵｒｗｉｃｋ）、勃雷區（Ｅ．Ｆ．Ｌ．Ｂｒｅｃｈ）著：《科學管理史》，徐道鄰譯，台北，華國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第２９—３１、３６頁。

１６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以提高勞動生產率。①不過，泰勒認為上述工具要能發揮效用，必須實現管理者與工人雙方內心的完全革命，即不再把如何分配盈餘當作最重要的事情，而是應認清彼此的責任，並充分合作，將注意力轉移到如何增加總盈餘上麵，以達到工人工資和業者利潤均增加的雙贏目的。換言之，科學管理絕非單純機械性的方法，而是哲理性的概念，故他說：“沒有雙方此一精神方麵的完全革命，科學管理即不存在。”②其後，在許多管理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有關科學管理的原則和職能，得到進一步的係統化。

最早將科學管理理論引進中國的是企業家穆藕初，他在留學美國期間，便已認識泰勒及其弟子吉爾勃萊斯（ＦｒａｎｋＢｕｎｋｅｒＧｉｌｂｒｅｔｈ），並曾多次與他們探討管理的問題，獲益良多。③此外，穆氏在美時亦曾參觀過美國南方的塔虎脫農場，對於該農場運用科學管理法而成效大增，留下深刻的印象。④１９１４年，他學成歸國後，不僅為實現“實業救國”理想而積極籌辦德大紗廠，更於繁忙中抽空與董東蘇合譯前述泰勒的著作，書名定為《工廠適用學理的管理法》，由中華書局出版印行。⑤此為國人首次譯介西方的科學管理理論。

穆藕初興辦實業，相當重視管理問題。他認為我國實業發展之所以失敗，緣自管理法者有三。①總理與事隔膜，總理一缺，往往屬於稍有時望之人，至於此人之於此事，有何學說，有何經驗，能否專心致誌以辦此事，均不過問；②用人浮濫，中國人愛排場，重情麵，一廠之設，尚未開張交易，而某部若幹人，冠冕堂皇，與衙署相伯仲，一若啖飯之人不多；③苛待工人，間有苛刻之輩，以扣減辛工為能事，但求有形之減省，罔知無形之消耗。因克減辛工，大非工人之所樂，工人不能樂其業，則惰心生，惰則出貨遲，而成本遂加重。⑥不僅如此，當時中國紗廠普遍采用一種工頭製的企業管理形式，更大為影響生產技術的提升和勞工的積極性。原因是在此製度下，管理係統分為文場和武場兩部分，文場職員隻管錢財和營業，不懂也不過問生產。武場由工頭負①孫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５—８８頁。

②歐維克、勃雷區著：《科學管理史》，徐道鄰譯，台北，華園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第３２—３３頁。

③穆湘癑：《藕初五十自述》（上），台北，龍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１頁。

④穆湘癑：《藕初文錄》（上卷），載《藕初五十自述》（下），台北，龍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６頁。

⑤穆湘癑：《藕初五十自述》（上），台北，龍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１頁。

⑥穆湘癑：《藕初文錄》（上卷），台北，龍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１頁。

１６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責，直接掌握生產運行、技術管理及工人招募。基本上，工頭技術的獲得，主要來自經驗的累積，缺乏理論基礎，有些工頭甚至是由行幫直接安插進廠，本身毫無技術可言。①再者，工頭對工人經常任意使喚、打罵、解雇及克扣工資。②凡此皆有違科學管理的原則，而有礙於實業發展者。

穆藕初既然心儀科學管理，對這些混亂的管理體製，自不能接受。故他初辦德大紗廠時，即本著節省時間、精神、物質三大科學管理綱領辦事。③首先，他以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的身份，深入了解各項生產環節，並對工頭提出各項技術要求，包括必須填報表彙整每天的生產情況。此外，更製定詳細的廠規、廠紀，約束工人行動，將工人由工頭任意招呼的情況，變成由嚴格的廠規廠紀來管理工人。工頭雖仍可推薦工人，然須經廠方考核合格始能入廠工作。另一方麵，他聘請大量紡織專業人才，擔任企業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依賴他們來指揮生產。④通過這些改革，舊的工頭製已有名無實，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與產品質量均大為提升，並在北京賽會中名列第一。⑤他以一位初辦紗廠的新人，而有此傲人成績，不能不歸功於科學管理的奏效。

這種新管理方法當時並未引起企業界的重視。蓋在歐戰期間及戰後最初幾年，一方麵由於企業界的因循保守，另一方麵由於當時國內各產業欣欣向榮，獲利相當可觀，遂使經營者難以體認到管理製度改革的必要性，更遑論實施科學管理。１９２２年以後，國內經營環境丕變，不但麵臨強烈的市場競爭壓力，且必須因應勞工意識覺醒下頻繁出現的勞工運動。因此，如何提高經營效率，改善勞資關係，以激發勞工的積極性，遂成為企業求生存所必須麵對的嚴峻課題。部分企業乃開始嚐試運用科學管理，以改善經營素質，提高本身的競爭力。

榮氏企業的申新三廠，於１９２４年起進行管理體製的變革，不但以學有專長的技術人員為骨幹，準備取代原先工頭的位置，同時對工人厲行科學管理，①湯可可：《近代企業管理體製的演進———無錫民族資本企業發展曆程中的變革性轉折》，《中國經濟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５日，第１—２頁。

②湯可可：《近代企業管理體製的演進———無錫民族資本企業發展曆程中的變革性轉折》，《中國經濟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５日，第２頁。

③穆湘癑：《藕初五十自述》（上），台北，龍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２頁。

④趙靖：《中國近代民族實業家的經營管理思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４４—１４５頁。

⑤穆湘癑：《藕初五十自述》（上），台北，龍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２頁。

１６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使工人勞動強度大增。①其間雖曾激起工頭帶領工人毆打新職員，並要求新職員退廠風波，然廠主榮德生仍堅持改革的正確性。他說：“各新職員來廠後采用科學管理法，對於廠中確能改革，各項原料消耗大為減少，生產額也頗有增加。”不過，為減少改革阻力，乃改采漸進方式。在人事管理方麵，仍保留工頭製度，對勞工或工頭均采取自然淘汰法，避免強行解雇，並改用計件工資製度，以達到“降低工資總額而提高個人工資”的目的。至於生產技術與設備方麵的改進，則加速進行。在榮氏兄弟的堅持下，申新三廠的改革終於獲得成功，並逐漸推廣到榮氏所經營的其他工廠。

項康元所經營的康元製罐廠，亦於１９２７年開始實施科學管理，強調其目標為發展業務，增加勞資福利，並以增加生產、消除耗費、改良出品、分配工作為達成目標的四大綱要。為實現此四大綱要，則有辦理預算、成本統計、改良設備、分析工作與工作標準、改良行政、改善勞資關係、改良出品、發展營業等具體計劃。②他分三個階段，按部就班推行，獲得良好成效，被譽為采用科學管理法的典範。其他如薛壽宣經營的永泰絲廠及翟克恭的上海華生電器製造廠，亦陸續實施科學管理法。③１９３０年６月，中國工商管理協會的成立，更標誌著中國科學管理運動的新裏程碑。該協會在國民政府工商部倡導下，結合實業界及工商管理專家共同促成，以研究科學管理方法，增進生產效率，實現民生主義為宗旨，主要任務是：①征集關於科學管理及合理化問題之研究資料；②討論發表並實施改良工商管理之方法。工商部長孔祥熙（後為該協會理事長）在成立大會上致詞時，更明白指出該協會的三大使命是：改良人事行政，增進管理者及被管理者之服務道德與合作精神；改進生產技術，排除各種浪費；發展國產事業，增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３頁。

②《實施科學管理法工廠之調查》，《工商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４號，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第１４頁。

③湯可可：《近代企業管理體製的演進———無錫民族資本企業發展曆程中的變革性轉折》，《中國經濟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第４頁。

鍾祥財：《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經濟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０６—３０７頁。

１６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進民眾福利。①該協會在管理委員會下設有理財、人事、經營、會計、事務、廠務、推銷、設計等八組，分別就相關管理事宜定期提出研究報告。②該會還出版了《中國工商管理協會叢刊》及發行《工商管理月刊》，借以宣揚科學管理理論，並喚起國人注意。

同年１１月，國民政府召開全國工商會議，大會通過“提倡科學管理法以期達到實業合理化案”，其主要內容為：①由工商部通令各省市政府主管工商行政機關，召集工商領袖組織中國工商管理協會分會，研究科學管理法實施方案；②由工商部令各行業各廠，就可能範圍規定工作標準，對於超過標準之工人，按期給以獎金；③由全國工商會議發表宣言，一致讚助科學管理方法之研究及實施。③實業部（原工商部）旋於次年２月谘請各省市政府按照決議內容辦理。④可見當局對科學管理的重視。

由於中國工商管理協會的提倡與政府的大力倡導，科學管理的效用乃普遍為工商界所認知，而工會組織亦不再一味地排斥。至抗戰前夕，中國較大規模企業，均或多或少推行了科學管理法，相當程度上促進了企業管理體製的現代化。此時，關於科學管理的論著研究亦逐漸增多，其中以王雲五為代表。１９３０年秋，王雲五出國考察，曾參觀過四五十家工廠，訪問專家學者和實業領袖五六十人，研究所和團體二三十次，與勞工方麵亦有不少接觸，並且在世界最著名的圖書館，參考過許多關於科學管理的著作。⑤回國後，他把所獲科學管理心得運用於商務印書館的管理上，並出版一本小冊子，名為《科學管理法的原則》。之後，王氏屢受各界邀請講演科學管理法，強調此為化解勞資糾紛，提升企業經營效率的重要手段。

總體而言，西方科學管理理論的引進，除了促使中國管理體製的現代化外，更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管理思想的發展。首先，更多企業家意識到管①《中國工商管理協會成立大會紀》，《工商半月刊》，第２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０年７月５日，第２、６—７頁。

②《工商管理協會第二次理事會紀》，《工商半月刊》，第２卷第１８期，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５日，第２—４頁。

③實業部總務司、商業司：《全國工商會議彙編》，台北，文海出版社，第２０７頁。

④《實業部提倡科學管理》，《工商半月刊》，第３卷第４號，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５日，第２６頁。

⑤《王雲五先生科學管理法講演》，《工商半月刊》，第２卷第２１號，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日，第３１頁。

１６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理在企業經營中的突顯地位。民國時期的企業家大體已認識到管理為企業經營最重要的一環。穆藕初在《學理的管理法自序》中，論及管理人才時說：“實業界適用人才，約可分為甲乙兩種，甲為科學人才，乙為管理人才。科學人才為技術家，占製造上重要地位。凡原料之配合，出品之快速與優良，皆彼之所有事。……管理人才，在事業管理上所占地位，尤為重要。凡增進精良之產額，節省無謂之消費，直接發展工場之隆運，間接開拓國家之富源，皆此項人才之所有事。……僅僅有科學人才，而缺乏管理人才，其失敗仍不免。

得管理人才，即使科學人才，一時未得相當之人為之輔助，事業上固屬缺憾，然以管理得人，竟能措施合宜，立足於不敗之地。”①範旭東亦謂：“美國科技水平是世界第一流的，可是把美國的機器設備照搬過來，絕不等於就會產生另一個高效率的美國生產體係。印度也有夠水平的工業基礎（如鋼鐵、紡織等），還是處於貧困災難之中。政治當然是個主要原因，不過就事論事，為什麼同樣技術條件，美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就要比印度高得多！再以中國和日本的紗廠來比，日本人辦的廠子總比中國人辦的強一些，這中間就有個管理的問題。”②劉國鈞亦強調：“懂經營管理，又懂技術，是一等人才；懂經營管理，不懂技術，是二等人才；懂技術，不懂經營管理，是三等人才。”③足見他們對管理的重視。

既然管理在企業經營中的地位如此重要，管理者所承擔的責任自應較重，而不應像過去那樣，一味地將責任委諸工人。曾任職榮氏企業的趙錫禹對此有深刻的見解，他說：“現在我們工商機關的當局，一談到生產效率，便說是工人的程度低，能力小，訓練不足，工作不努力，好像所有的責任，都須加在一般工人身上，這是大錯特錯的。一個公司事業的改進，中等以上的職員及公司當局，要負９／１０的責任，工人至多隻負１／１０的責任。所以，在中上職員的效率未增進以前，談不到工人效率的增進，更談不到科學管理。”④這種看①穆湘癑：《藕初文錄》，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９８—１９９頁。

②黃漢瑞：《回憶範旭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８０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第４１—４２頁。

③中國民主建國會常州市委員會、常州市工商業聯合會：《劉國鈞經營大成紡織染公司的經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商經濟史料叢刊》，第３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４頁。

④趙錫禹、孔士諤：《采用科學管理法的先決條件》，《工商半月刊》，第３卷第２號，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５日，第３頁。

１７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法，與泰勒所強調的管理部門應多負責任的科學管理原則，①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科學管理促使中國管理思想轉向注重“法治”精神。儒家傳統一向重人治而輕法治，清末的企業思想亦大致承襲此一文化傳統。但科學管理強調管理上的例外原則，即高級管理人員隻接受有關超出常規或標準的所有事務，而一般性事務則授權給下級管理人員，按既定章程辦理，②此實乃法治精神的體現。因此，隨著科學管理思想的引進，中國企業管理思想人物亦強調規章製度的重要性。範旭東在其事業進入鼎盛時期時，為確保事業的繼續發展，召開董事、公司各廠、各營業區重要職員會議，討論製定公司“憲法”。他說：“以後事業，範圍愈大，同事分散各處，各人都有專職。用人一多，創業的精神不免一天天稀薄而難於團聚，甚至把事業的成敗，看得比一身得失還輕。

如果真到這般地步，再想挽救恐怕也無從下手，豈不可怕？所以憂心公司事業前途的人，無不主張把從前的組織，因時製宜地切實改變，不論廠店以及附設機關，都歸在統一章程之下管理，使用人行動有軌道可循，免得進退賞罰，因人而異，庶幾中國‘人亡政息’的傳統痼疾，不致在永利發生。”於是，他以公司原有組織規章為基礎，參酌國內各項工業成規，編成了《永利化學工業公司業務機關管理章程》，並把公司職員信條都用文字列舉出來，作為事業進行的根本。規定自經理以至雇員，都要受這信條的支配和章程的管理。他進一步指出：“我希望它將來可以做永利事業的憲法。條文的修改，自然可以因時製宜，而立法的精神，設若能夠始終一貫，那麼，永利的事業，就決不慮還有任何挫折了。”範旭東甚至將製定公司憲法視為自己對永利最後一階段的服務，蓋他認為隻要公司每一個人的行動不出章程範圍，事業自然就日有進益，至於有沒有他這位總經理的存在，並不重要。③（三）人性管理原則的運用梁漱溟曾說，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亦即是關係本位的社會；並說：“所①Ｃｌａｕｄ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ＪＲ．：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犜犺狅狌犵犺狋，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１９７２），ｐ．９３．②孫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８頁。

③王忠、韓正彬：《工業先導功在中華———記化工實業家範旭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江蘇文史資料》，第３４輯，南京，江蘇文史數據編輯部，１９８９年，第６７—６８頁。

１７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謂倫理者無他意，就是要人認清楚人生相關之理，而於彼此相關係中，互以對方為重而已。”①故倫理社會所貴者，是尊重對方。孔子在論君臣關係時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②孟子亦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③是皆強調人際關係的交互性。基本上，這種交互性是以中庸之道為本，居上位者非但要做到“克己”、“盡己”、“反求諸己”；同時必須將心比心，消極方麵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方麵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④才能建立真正和諧的社會秩序，達到孔子所說的“修己以安人”的最高境界。⑤此種重人修德的智慧，遂孕育出以人性為內涵的中國管理哲學，成為數千年來國人行事實踐的準繩。民國時期企業管理中人性管理原則的運用，殆脫胎於此一傳統文化背景。

另外一個影響民國時期人性管理的因素，則是西方管理學中行為學派的發展。從亞當·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至泰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ｉｎｓｌｏｗＴａｙｌｏｒ），西方傳統管理觀念皆將人視為“經濟人”，是機器的附屬物，以追求個人最大經濟利益為目標，故管理的重點若非放在機械式的改進工人工作方法，就是激勵性的提高工資或獎金上，完全忽略了人的心理因素。這種管理方式固大為提升了企業的經營效率，卻無法如預期般化解勞資的緊張關係。因此，早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初期，就有管理學者呼籲應重視管理方麵人的因素，以補科學管理之不足。⑥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美國管理學者梅奧（ＧｅｏｒｇｅＥｌｔｏｎＭａｙｏ）等人，通過霍桑試驗（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提出“社會人”的概念後，⑦行為學派理論得到了全麵性的發展。其後，馬斯洛（ＡｂｒａｈａｍＨ．Ｍａｓｌｏｗ）又提出關於①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台北，裏仁書局，１９８２年，第８０、９０頁。

②喬一凡：《論語通義》，台北，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７頁。

③溫晉城（選注）：《孟子會箋》，台北，正中書局，１９５４年，第１４９頁。

④喬一凡：《論語通義》，台北，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第９８頁。

⑤喬一凡：《論語通義》，台北，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４３頁。

⑥如管理學家郎屈利（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ｅｅｂｏｈｎＲｏｗｎｔｒｅｅ）謂：“工業是一種有人性的體係，人們到這裏來不但是為求生活，同時也希望在這裏得到一個值得他們生活的生活。”另一位學者謝爾登（ＯｌｉｖｅｒＳｈｅｌｄｏｎ）亦謂：“工業不是一堆機器和技術程序的集合，而是一個由人組成的整體；它不是一個由物組成的複合體，而是一個由人組成的複合體。”參見歐維克、勃雷區著：《科學管理史》，徐道鄰譯，台北，華國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第６９頁；孫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６２頁。

⑦孫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８８—２８９頁。

１７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人的五種需要層次理論，①更豐富了該學說的內涵。他們的共同觀點是，工人是從社會的角度被激勵和控製的，而效率的增進和士氣的提高，主要源自工人社會條件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改善，而非單純由於物質條件或物質環境的改善。這些觀念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陸續被介紹到中國，②對中國企業人性管理思想亦頗有啟發。

範旭東是“永久黃”企業集團的負責人，他的行事風格及相關言論，可說是傳統中國人性管理哲學運用成功的典範。範旭東將興辦企業視為是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不但做到不利用公司錢財、地位來謀取私人利益的自我要求，而且相當重視人才，並以誠相待。在人事管理上，首先他強調信任部屬，堅守“用人不疑，疑而不用”的原則。１９２６年，永利製堿公司（後改為永利化學公司）第一次試產失敗，財務陷入極度困難中，股東紛紛要求另聘外籍工程師，取代原先負責技術開發的侯德榜。但範旭東深感：“創業難，帶有革命性的創業尤難。”③乃力排眾議，要求大家要像支持他一樣支持侯德榜，不要挫他的銳氣。他對侯德榜的支持與信任，讓侯氏深受感動，決心“一意死拚，謀技術問題之解決，以報範公之誠”。④認為“萬一功虧一簣，使國人從此不敢再提‘化學工業’，則吾人成為中國之罪人”。最後他終能突破技術瓶頸，並使永利公司轉危為安。其次，範旭東頗能實踐不掠人美的哲學。以永利南京硫酸銨廠所附設之完善的試驗大樓為例，該大樓落成後，他為紀念侯德榜對公司社會的卓越貢獻，特命名為“致本樓”（致本為侯德榜的字）。侯德榜曾說：“範先①人的五種需要層次分別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和歸宿上的需要、地位或受人尊敬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孫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０６—３０７頁。

②蕭孝嶸：《實業心理學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東方雜誌》，第３２卷第１３號，１９３５年７月１日，第２０９—２１８頁。

③李祉川、陳歆文：《祖國·事業·科學·人才》，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天津市政協文史數據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２頁。

④李祉川、陳歆文：《祖國·事業·科學·人才》，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天津市政協文史數據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２頁。

王忠、韓正彬：《工業先導功在中華———記化工實業家範旭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江蘇文史資料》，第３４輯，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１９８９年，第６３頁。

１７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生遇事功歸於人，過歸於己。”①誠為不虛。這種用人待人原則，最能滿足部屬受人尊敬及自我實現的需求，從而激發部屬的潛能。

正是因為範旭東此種以人性為基礎的領導作風，使他所經營的企業能深得人心，願意全力以赴。侯德榜曾感動地表示：“吾人今日隻有前進，赴湯蹈火，亦所弗顧。……隻知責任所在，拚命為之而已。”②另一位永利高級主管任可毅也曾說：“旭東先生以誠待我，我也以誠答他，‘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③範旭東在總結自己的事業之能克服萬難終獲成功的原因時說：“久大有一個簡單的特性，就是久大同仁，自始至終是來久大做事，各人既沒有自己的得失夾在心裏，自然神誌清明，看事做事，毫無牽掛。”④這種心中隻有團體、不謀私利的精神，正是範旭東所培育出來的。

上海家庭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創辦人陳蝶仙對人性管理原則的闡述亦頗有貢獻。他認為：“現行的科學管理，也就是物理人情四個大字。”又說：“做經理的人，對於工作方麵，隻要合乎物理人情，就可使得產量增加，成本減輕，消耗減少，正不必在枯竭上用著偷工減料的手段呢。”那麼，管理者要如何才能做到合乎物理人情，為此他以《大學》為本，歸納出“九徑”和“三在主義”的原則。“九徑”指的是“修身”、“尊賢”、“親民”、“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三在主義”指的是“在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⑤陳蝶仙的人性管理哲學即體現於此。

陳氏所謂“修身”，指的是企業管理者本身的行為規範，“就是自己在正路上走，做一個表率給眾人看”。⑥此亦是“在明明德”的要求，“你若不能明其明德，他如何肯敬重你而服從你的命令，去謹慎從事。”⑦“尊賢”、“敬大臣”講①陳歆文：《中國化工人才的搖籃》，《化工先導範旭東》，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５頁。

②③李祉川、陳歆文：《祖國·事業·科學·人才》，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天津市政協文史數據研究委員會化工先導範旭東編輯組編，《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３頁。

④王忠、韓正彬：《工業先導功在中華———記化工實業家範旭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江蘇文史資料》，第３４輯，南京，江蘇文史數據編輯部，１９８９年，第４８頁。

⑤《經理須知》，《機聯集》，第２冊；《以治國之道治廠》，《機聯集》，第３冊。轉引自鍾祥財：《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經濟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００頁；⑥《經理須知》，《機聯集》，第２冊。轉引自鍾祥財：《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經濟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００—３０１頁。

⑦《以治國之道治廠》，《機聯集》，第３冊。轉引自鍾祥財：《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經濟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０１頁。

１７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的是尊重人才；“尊賢”的原則為“凡是品行好的人，你就該信任他、尊重他，不要聽信讒言去疑惑他，免得他不安於位，而做仗馬寒蟬”。“敬大臣”的內容則是“凡是重要的領袖，你應該敬重他，引起他的知己之感，使他肯負責任，任其勞怨”。至於在帶領企業職工方麵，則應運用“體群臣”、“子庶民”和“親民”的原則，一方麵，“主任以下的一般職工，你應該要體諒他們，不要一味的苛求”。

另一方麵，“要把眾人一律當作父子兄弟一般看待，使得大家不至於凍餒”。

如此才能達到“來百工”的目的，“使人感到賞識有真，都肯替你出力做工”。

除了要照顧職工本人外，還要照顧其家人，因為一廠之主，對於職工若僅僅隻能使他個人免於饑寒，而不顧及他的父母妻子，那是不夠的。所以，“一個廠家，製定職工的薪給，也就與‘明君製民之產’相同”，隻有這樣，才算“體貼人心，使他能感化”。①陳蝶仙的這些論點，可以說為儒家人性管理哲學賦予了現代意義，在中國企業管理思想史上是頗值得注意的一環。

民生公司創辦人盧作孚，在此方麵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盧氏的人性管理哲學除了有部分源自傳統外，亦汲取了西方管理學中行為學派理論的精華。②他說：“人是社會的動物，是由社會刺激而起反應的動物。”③這與西方行為科學管理家所說的“社會人”觀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既然人不是純粹的“經濟人”，則激勵職工的積極性，絕不能隻考慮職工的經濟需求，而必須顧及其社會或心理層麵的需求，故盧作孚強調，工商管理“其基本建設為心理的”。④又說：“人是社會的組合分子，所以他的活動都喜站在社會麵前……就是怕使了力別人沒有看見。理會了這些心理，管理人就應找尋常常接近工作人員的機會……時刻照料著他們，使他們一切活動常常在你眼麵前，那麼大家就不得不起勁了。”⑤“人類心理，在比賽中最易感到興趣……所以對任何工作，都必須要提出幾個比較標準。”⑥這些都可以說是行為科學的重要原則，而盧作孚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期便已付諸實行，且獲致良好成效，即便是①《經理須知》，《機聯集》，第２冊。轉引自鍾祥財：《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經濟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０１頁。

②熊甫、淩耀倫、馬昌銘：《民生公司的企業管理與行為科學》，《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９５頁。

③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７０頁。

④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６３頁。

⑤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９４頁。

⑥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９３頁。

１７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同時期的西方企業界亦不多見，確屬難能可貴。

盧氏深切體會到普遍存在於個人的自私自利行為，實乃阻礙企業，甚至社會、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並提出了改造的對策。盧作孚把中國人自私自利的行為，歸因於社會的錯誤要求，他說：“中國人是與世界上任何種人一樣，沒有自私自利的行動，病不在人們的自私自利，乃在於社會要求的錯誤……正麵的引誘，使你不能拒絕；反麵的壓迫，使你不能反抗。你唯有屈服於社會的要求。”①他進一步指出，這種錯誤的社會要求，實源於中國人的兩重社會生活。“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要的社會生活，親屬、鄰裏、朋友關係是中國人第二重要的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範圍了中國人的活動。”②所以他說：“我們常常覺得中國人個人的要求最強烈，常常有朋友要求你培植他或幫助他，而沒有社會的要求———要求一樁事業好或一個地方好；實則他個人的背後正藏著兩重社會———家庭和親戚鄰裏朋友的要求在。常常覺得許多朋友忙著為個人找出路，不肯為社會———一樁事業或一個地方找出路；實則他個人的出路背後就是兩重社會———家庭和親戚鄰裏朋友的出路。常常覺得許多朋友忙著為個人增加財富，不肯努力為社會———一樁事業或一個地方增加財富；實則他至少是為了一個社會———家庭增加財富。”③既然人們之努力追求並集聚其所有，非為了自私自利，而是為了社會要求，則醫治中國人自私自利的病根，自當從改變社會要求著手。基於此，盧作孚提出了“新集團生活”的主張。他說：“我們要進入現代，一向的集團生活即不能不有所轉變，不能不有現代的集團組織。分析起來，不能不有現代的互相依賴關係，不能不有現代的比賽標準，不能不有現代的道德條件。”④他所謂新的依賴關係，不是家庭、親戚、鄰裏朋友，而是企業、社會，乃至國家集團。

新的比賽標準，不是過去的門閥比賽，而是工廠間的效率、質量比賽，是學術團體間新發現和新發明的比賽，也是運動團體間的勝負比賽等。⑤新的道德①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７０頁。

②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４頁。

③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４０頁。

④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４２頁。

⑤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４３頁。

１７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標準，就是“抑製自己乃至於犧牲自己以為集團努力拚命的道德條件。”①具體言之，即企業家必須忠實於所集資經營的事業，學者必須虔誠於學術研究，工程師必須盡心竭力於機器之發明等。②盧作孚倡導的“新集團生活”，並不是要人們放棄家庭生活和親戚鄰裏朋友關係，而“是要以團體的工作，團體的講學，團體的娛樂，乃至一切生活包圍了他們，一直到他們的家庭。”③個人隻要努力於解決事業的問題即可，“至於每個人迫切的家庭生活問題，則由事業上幫助他們解決，隻須他們依賴事業，不須依賴他們的親戚鄰裏朋友。”④長久以來，中國的企業經營一直深受傳統社會結構的影響，此一社會結構即是梁漱溟所稱的“倫理本位”社會，或是費孝通所稱的“差序格局”社會。⑤在此情況下，經營者往往將企業視為成就家庭的跳板，所關心的隻是企業盈虧的問題，普遍缺乏對社會的責任感。同樣的，員工亦隻是把企業當作養家活口的工具，缺乏對企業的認同和忠誠。⑥兩者皆可為了家庭，致犧牲企業亦在所不惜，這對企業的經營當然有其負麵作用。早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盧作孚對此即有深刻的體認，並積極倡導“新集團生活”，對中國人性管理的理性化與現代化，提供了參考的典範及可以努力的方向，值得吾人重視。

大成紡織染公司創辦人劉國鈞，對於建構“新集團生活”亦極力倡導。他說：“大成一廠不是我劉某的廠，是江蘇武進大南門的廠，是地方事業。”⑦又說：“我們廠就是個社會，進了廠就要安心工作，要食於斯，居於斯，生活於斯，老於斯，葬於斯。”⑧可見他亦主張員工應擺脫過去以家庭、親朋、鄰裏為中心①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４７頁。

②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４４頁。

③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５７頁。

④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４頁。

⑤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書店，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３０頁。

⑥陳其南：《傳統家族製度與企業組織———中國、日本和西方社會的比較研究》，楊國樞編，《中國人的管理觀》，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第２３３、２３５頁。

⑦張一飛：《淺談國鈞先生的經營管理經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常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常州文史資料》，第８輯，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６頁。

富澤芳亞：《劉國鈞と常州大成紡織染股份有限公司》，曾田三郎編，《中國近代化過程的指導者》，東京，東方書店，１９９７年，第２４５頁。

⑧張一飛：《淺談國鈞先生的經營管理經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常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常州文史資料》，第８輯，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６頁。

１７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的相互依賴關係，建立起以事業為中心的新的相互依賴關係。

當然，上述人性管理原則之能發揮效用，必須有相關的配合措施，如實行福利製度，讓職工入股，以及民主化的管理等。在福利製度方麵，主要包括年終獎金、生活補助費、生活津貼、病傷津貼、傷亡撫恤、疾病療養、婚喪補助、子弟獎學金、職工宿舍、膳食、醫院、退職金、退休金等。程度上雖有不同，然當時一些較大企業大都已推行該項製度，對滿足職工生理及安全方麵的需求，進而激勵職工的工作情緒，有其一定的成效。在職工入股方麵，大部分企業均隻是讓重要職員入股，亦有部分企業如民生公司、東亞毛呢紡織公司及寶元通興業公司等，則倡導“職工股東化，股東職工化”，“勞方就是資方，資方就是勞方”的概念，①讓廣大的職工入股。這當然有助於建立職工對企業的認同感，甚至形成以企業為中心的生命共同體。至於管理製度的民主化，則較少受到注意。不過，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與蕭則可的寶元通興業公司，推行民主化管理確實頗有成效。盧作孚強調公司在製訂計劃時，應廣征職工的意見，而計劃製訂後，亦應讓職工徹底了解，以利計劃的執行。為達成此目的，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推行“會議製度”，此為民生公司民主化管理的重要措施。他認為：“采取會議製度，在思想上可相互影響，情況上可相互明了，免除隔閡，辦法上可以親切領會，聯絡一致。”②從而發揮縱橫聯係，集思廣益的效果。因此，他特別重視公司的會議，將其視為促進事業發展的唯一方法。③除一般公司都有的主管會議外，最能體現民生公司民主化管理的，是每周舉行二至三次，由全體職工參加的“朝會”。寶元通興業公司實施的民主化管理，則更為徹底。該公司“組織大綱”明確規定，職工與股東享有同①薑平：《民族航運業的元勳———記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第３４輯，１９８９年，第３２頁；黃涼塵、樊陶齋、李清法：《寶元通的組織管理及其轉向國營的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工商經濟史料叢刊》，第２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６頁；羅克祥：《毛紡巨頭宋蓒卿》，《江蘇文史資料》，第３４輯，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４頁；李靜山等：《宋蓒卿與天津東亞企業公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２９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９６頁。

②趙靖：《中國近代民族實業家的經營管理思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８９頁。

③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３１頁。

１７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等的決策權利，所有重要事務，必須經股東職工合組的代表會（即董事會）通過，才能執行。①這種民主管理方式，相當程度上滿足了職工自尊和自我實現的需求。

（四）重視企業文化的培養企業文化（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是人性管理更高階段的升華。就此點而論，它可被視為人性管理的一環，但卻並不等同於人性管理。蓋西方行為科學理論雖發端於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然截至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之前，企業文化關乎企業成敗的重要性卻未受到管理學者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１９８２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泰倫斯·狄爾（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Ｅ．Ｄｅａｌ）出版《企業文化》一書，針對當時美國管理學界熱衷於仿效日本管理模式，提出反省，他說：“今日幾乎每個人都在抱怨美國生產力的衰退，工業經營艱困的例子多而且令人沮喪。有些書說，隻有日本人的管理方法才是美國工業病症的良方。我們並不同意此種看法，我們認為解決之道並不在模仿日本，也不是科學管理的技巧方麵：企業管理研究所的分析、銀行有價證券理論、消費曲線或計劃模型。相反地，我們認為這個答案是將美國看作蘋果派。美國企業要倒轉到基本的概念和理想———那些造就了諸如國民商業機器公司（ＮＣＲ）、奇異電氣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國際商業機器公司（ＩＢＭ）、寶鹹公司（Ｐｒｏｃｔｅｒ＆Ｇａｍｂｌｅ）、三茂（３Ｍ）及其他大機構的概念。我們須牢牢記住，是人促使商業活動，因此也必須再學習那些有關文化如何聯係人們，並對他們每天的生活賦予意義的古老教訓。”②他明確指出，美國企業要恢複競爭力，唯一正途就是塑造強有力的企業文化。由於他的研究兼顧理論與實務，獲得了廣大的回響，企業文化與企業發展的關係，才普遍受到西方管理學界的重視。

根據狄爾的定義，所謂企業文化，“乃指自有企業文明以來社會各層麵的人，包括領導人士、經濟分析家、投資家，甚至於求職人士，在經濟成長與蕭條①黃涼塵、樊陶齋、李清法：《寶元通的組織管理及其轉向國營的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工商經濟史料叢刊》，第二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７頁。

②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Ｅ．Ｄｅａｌ，ＡｌｌｅｎＡ．Ｋｅｎｎｅｄｙ，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犆狌犾狋狌狉犲狊：犜犺犲犚犻狋犲狊犪狀犱犚犻狋狌犪犾狊狅犳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犔犻犳犲，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８２，ｐｐ．４５．１７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反複演進過程中，所輸入的內部投資”。①具體言之，就是企業內部成員的共同價值觀，故他進一步指出：“價值是企業文化的基礎，為企業成功之精髓。價值為所有員工提供了一般指導的意識及他們每天行事的指導方針。”②換句話說，企業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他們的員工認知、接受並遵照組織的價值行事。

民國以來，中國的一些進步企業家亦相當重視培養企業文化，茲以範旭東、宋蓒卿、盧作孚、劉國鈞等人為例，說明他們如何塑造企業文化。範旭東繼創辦久大、永利、黃海事業之後，又於１９２８年主持發行《海王》旬刊，其用意在建設團體文化，維持團體生命。他認為：“集合若幹分子構成一個團體，各個分子固然借著團體的力量來維持一己的生活，他們所構成的團體，從此也創出一種生命來，靠各個分子替之維持。”③因此，範旭東曾在《海王》刊物上公開征求團體信條，由職工提供意見，經過研究討論後，確定為四條：①我們在原則上絕對相信科學；②我們在事業上積極發展實業；③我們在行動上寧願犧牲個人，顧全團體；④我們在精神上，以能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④這些信條均刊在《海王》每期的刊頭上，成為“永久黃”團體上下成員的共同價值觀，成為行事的準則。由此可見他對培養企業文化的重視。

宋蓒卿經營在天津的東亞毛呢紡織公司，亦極為重視塑造企業文化，這就是有名的“東亞精神”。宋蓒卿是基督徒，故他所培養的“東亞精神”，可以說是基督教和儒家倫理的融合體。他在東亞公司大樓的牆壁上高懸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的標語，作為東亞公司的“廠訓”。⑤又在職工飯堂上寫著中英文對照標語：“軍事紀律，基督精神。”⑥並在這標語左邊掛著東亞公司主義：①以生產輔助社會進步；②使遊資遊才得到互助合作；③實行勞資互惠；④為一般平民謀求福利。⑦右邊掛①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Ｅ．Ｄｅａｌ，ＡｌｌｅｎＡ．Ｋｅｎｎｅｄｙ，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犆狌犾狋狌狉犲狊：犜犺犲犚犻狋犲狊犪狀犱犚犻狋狌犪犾狊狅犳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犔犻犳犲，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８２，ｐ．１２９．②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Ｅ．Ｄｅａｌ，ＡｌｌｅｎＡ．Ｋｅｎｎｅｄｙ，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犆狌犾狋狌狉犲狊：犜犺犲犚犻狋犲狊犪狀犱犚犻狋狌犪犾狊狅犳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犔犻犳犲，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８２，ｐ．２１．③王忠、韓正彬：《工業先導功在中華———記化工實業家範旭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江蘇文史資料》，第３４輯，１９８９年，第５７頁。

④張高峰：《苦海鹽邊創業紀實》，《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８頁。

⑤⑥⑦李靜山等：《宋蓒卿與天津東亞企業公司》，《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４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８９４年，第１０８頁。

１８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著“廠歌”，歌詞中一方麵宣傳實業救國，一方麵號召全體職工“愛護東亞，精誠團結”，“打起無畏精神，努力紡織生產”。①宋蓒卿用這種耳濡目染的方式，向職工潛移默化地灌輸了“東亞精神”。

除了這些醒目的標語外，宋蓒卿還請人事部主任、心理學家何清儒編寫《東亞精神》一書，作為職工進行精神訓練的讀物。規定每天上班前，各車間管理人員要召集本車間全體職工進行宣講“東亞精神”。公司每周一次的聚餐會，由經理主持，全體職員必須參加，有時也邀請部分工人，每次也要宣講“東亞精神”。②東亞公司的產品以“抵洋”為商標，表示要以“國貨”抵製“洋貨”的愛國主義精神。何清儒還以格言的形式編寫了《東亞銘》，內容包括：①主義；②公司之主義；③做事；④為人；⑤人格；⑥盡責；⑦功績；⑧過失；⑨耶穌聖訓。③其所闡發的是儒家的“忠恕”及基督教的“寬容”精神，要求個人對他人、社會、國家的犧牲奉獻。如第三條強調：“人若不作事，生之何益！人若隻作自私之事，生之何益！人若不為大眾作事，生之何益！人若隻為名利作事，生之何益！……若不服務社會，要我作什麼？若不效忠國家，要我作什麼？”第五條提到：“公而忘私者我們要師法，先公後私者我們要征集，先私後公者我們要規勸，有私無公者我們要力戒。”第九條謂：“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④宋蓒卿要求各辦公室都必須懸掛一份《東亞銘》，並規定每位職工人手一份，掛在家中，熟讀牢記在心。

盧作孚所倡導的“民生精神”，是另一個培養企業文化的典範。１９２６年民生公司初成立時，盧作孚即明示公司的宗旨為：“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⑤後來又強調民生公司的意義在三個運動上，第一是整個的生產運動，第二是集團的生活運動，第三是幫助社會的運動。⑥他不但奉此為經營企業的準則，並根據這些原則培養、塑造職工的共同價值觀念。除了在訓練班和朝會、周會、紀念會上宣講外，還通過公司辦的《民生雜誌》《新①李靜山等：《宋蓒卿與天津東亞企業公司》，《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４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８９４年，第１０８頁。

②羅克祥：《毛紡巨頭宋蓒卿》，《江蘇文史資料》，第３４輯，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５頁。

③④楊天受、李靜山：《宋蓒卿與天津東亞公司》，《文史資料選輯》，第４９輯，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５—１７６頁。

⑤葛向榮：《我所知道的盧作孚先生的艱辛曆程》，重慶市北碚區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重慶市北碚區盧作孚塑像及配套設施籌建委員會編，《北碚文史資料》，１９８８年，第７３頁。

⑥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８２—１８４頁。

１８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世界》《通訊》《簡訊》等刊物，以及職工讀書會來宣傳“民生精神”，使職工時時不忘民生公司的宗旨和要求。

盧作孚的“民生精神”，體現在幾個口號上。第一個口號是“個人為事業服務，事業為社會服務”。①他說：“工作的意義是應在社會上的，工作的報酬亦應是在社會上的。它有直接的報酬，是你作什麼就成功什麼……它有間接的報酬，是你的成功在事業上，幫助卻在社會上……最好的報酬是求仁得仁，建築一個美好的公園，便報酬你一個美好的公園；建設一個完整的國家，便報酬你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是何等偉大而且可靠的報酬……一點點月薪、地位，算得了什麼！月薪、地位絕不是你的工作報酬，隻是你的幫助。幫助隻需要最小限度，工作乃需要最大限度。最大的工作，可以得最大的報酬———直接在事業上有最大成功，間接的在社會上有最大幫助。”②第二個口號是“超個人成功的事業，超賺錢主義的生產”。③對此他進一步闡釋道：“人的成功不是要當經理、總經理，或變成擁有百萬、千萬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個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業，使事業能切實幫助社會。”④又謂：“我們做生產事業的目的，不是純為賺錢，更不是分贓式地把賺的錢完全分掉，乃是要將它運用到社會上去，擴大幫助社會的範圍。所以，我們的目的，往往是超賺錢的。”⑤第三個口號是“大膽生產，小心享用”。所謂大膽生產就是勤，小心享用就是儉。盧作孚認為應大膽地用現代方法生產，現代有什麼，我們便要生產什麼；但須小心以閉關自守時期的方法，節省物質上的享用，任何東西我們不能生產便不要享用，亦即我們能生產什麼，才享用什麼。⑥劉國鈞經營大成紡織染公司，對培養企業文化亦不遺餘力。在生產管理方麵，他提出：“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資等級化，華廠日廠化，出品日貨化”的口號，⑦要求職工能本著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在工作上互相監督，在技術上互相幫助學習，進而做到“三個一點”的目標，即質量要好一點，產量①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１０頁。

②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７７—２７８頁。

③④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２７頁。

⑤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２９頁。

⑥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６６頁。

⑦《１９３５年元旦在大成廠慰勞會上的演說詞》，《常州文史資料》，第８輯，１９８７年，第１９頁。

１８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要高一點，成本要低一點。①在精神方麵，劉國鈞提出“忠信篤敬”作為“廠訓”，②告誡全廠人員恪守。而每次在開職工大會時，都要唱“廠歌”，歌詞大意是激勵職工紡好紗，織好布，為廠爭榮譽，降低成本，多創財富，大家有好處等。③他並且印發《格言聯璧》，職員人手一冊，要大家奉為座右銘，內容均為先賢關於為人處事的箴言，如諸葛武侯的“人孰無私，要先公後私”等。④在劉國鈞的熏陶下，大成廠的職工確實能以改善生產技術，減少原料浪費，作為日常行事的共同準則。而且該廠職工之間，人際關係亦頗佳，從未有過工潮事件，這就當時工潮不斷的紡織業來說，確屬難得。

綜上所述，可以了解共同價值觀是形成企業文化的基石，問題是這些價值觀是如何為企業成員所共有。企業領導者所起的示範作用最為重要，畢竟企業文化是由領導者所提倡，若不能以身作則，一切將流於形式。所以，泰倫斯·狄爾說：“如果價值是（企業）文化的靈魂，那麼英雄就是那些價值的化身和組織力量的縮影。”⑤範旭東、侯德榜、盧作孚、宋蓒卿、劉國鈞等，均能將他們所辦的企業，視為一項社會事業，而非個人事業。他們在其經營的企業中所占的股份極少，卻傾畢生之精力貢獻於事業，並自奉節儉，與員工同甘共苦。誠如張群對盧作孚的讚語：“一個沒有現代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⑥在一定程度上，這可以視為那些創造企業文化者的共同寫照。

總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企業管理思想，已由清末偏向解決阻礙企業發展的外部因素問題，轉而注意企業內部經營效率的提升。科學管理的引進，人性管理原則的運用，以及企業文化的塑造，促使了中國管理思想的現代化。尤其是企業文化的強弱，更影響到企業內部人際關係的和諧與成員工作的積極性。例如，榮氏申新係統企業，雖在相當程度上實施了科學管理，並推①中國民主建國會常州市委員會、常州市工商業聯合會：《劉國鈞經營大成紡織染公司的經驗》，載《工商經濟史料叢刊》，第３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９頁。

②③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０頁。

④淩耀倫、熊甫編：《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０頁。

沈容寬：《愛國、敬業、樂群的國鈞先生》，《常州文史資料》，第８輯，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９頁。

⑤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Ｅ．Ｄｅａｌ，ＡｌｌｅｎＡ．Ｋｅｎｎｅｄｙ，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犆狌犾狋狌狉犲狊：犜犺犲犚犻狋犲狊犪狀犱犚犻狋狌犪犾狊狅犳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犔犻犳犲，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８２，ｐ．３７．⑥Ｔ．Ｈ．Ｓｕｎ：《盧作孚和他的船隊》，政協重慶市北碚區委員會編，《風範長存———重慶市北碚區各界隆重紀念盧作孚先生誕辰一百周年》，重慶，西南農業大學，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４頁。

１８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行種種福利措施，卻仍不免受工潮之苦。同樣是紡織業，劉國鈞的大成公司，則因有強力的企業文化，員工極具向心力，雖處在中國紡織業暗淡期的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不但仍有豐厚的盈利，而且其資本額與產能在短短七八年間擴充了八倍，①成為當時國內發展最迅速的企業。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認為，若沒有抗日戰爭的爆發，大成公司將發展成抗衡日本紡織業的強大對手。②這種鮮明的對比，足以說明企業文化的重要性。

實際上，管理思想本包含兩個層次，一是“管理哲學”（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是“管理科學”（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就後者而言，它具有普遍性，可用於西方，亦可用於東方；就前者而言，它具有特殊性，受各民族文化背景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理念。今日我們致力於建構“中國式管理”，其實就是建立符合時代需求的中國管理哲學，民國時期進步企業家所塑造的企業文化，無疑已為“中國式管理”邁出了一大步。這是我們在研究此時期企業管理思想時，值得特別加以重視的。

二、管理製度的變革法國管理學者費堯曾提出管理五要素，即計劃、組織、指揮、協調與控製。③其後美國管理學者古利克（ＬｕｔｈｅｒＧｕｌｉｃｋ）亦提出管理七要素論，分別為計劃、組織、人事、指揮、協調、報告、預算。④這些管理要素除計劃一項外，基本上可歸納為組織、人事及財務三大類，以下擬從此三方麵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企業管理製度的變革。

（一）企業組織１．企業組織形態傳統中國的商號組織，不是獨資就是合夥。合夥事業的合夥人又分為負實際經營責任的經營合夥人與單純出資的隱名合夥人。其中獨資者及經營合夥人對其所經營的事業負無限責任，隱名合夥人原則上隻按其出資額負有限責任。唯在實務上，即使是隱名合夥人亦往往負無限責任，蓋有限責任的①張一飛：《淺談劉國鈞的經營管理經驗》，《常州文史資料》，第８輯，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３頁。

②沈容寬：《愛國、敬業、樂群的國鈞先生》，《常州文史資料》，第８輯，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９頁。

③孫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３頁。

④孫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３２頁。

１８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觀念，在當時的商業界並未有明確的界定。①清末，中國開始引進西方的公司組織，根據當時較重要企業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及漠河金礦局的章程來看，基本上已具備了股份公司的某些特征，如，明確對資本額作出規定，非經一定程序不得變更；資本走向證券化，且股票可自由轉讓。②然而作為股份公司而言，此等企業仍存在一些問題。首先，由於當時尚無相配套的關於公司法令的規範，這些企業還不具有法人的地位。再者，股東應負的責任範圍，在章程中均未有明確的規定。換言之，此時期中國的公司組織，不論是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或是商辦企業，其股東皆負無限責任。事實上，西方股份有限公司早在１９世紀７０年代即在中國境內開始運作，③中國企業投資者對股東負有有限或無限責任的區別，亦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如１８９１年《北華捷報》在報導中外合資企業天津自來水公司成立的消息時，即曾提到：“這公司似乎不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現在人們對於股東得負無限責任的公司已經有些不喜歡了。”④唯因國人仍狃於傳統的商業經營習慣，以致股份有限公司無法順利產生。

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頒布《公司律》，此為我國公司法規之嚆矢。該律將公司按性質區分為合資公司、合資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四種，並給予正式的法人地位。⑤前三種反映現存的企業組織形式，隻是進一步確定其組織規則而已。此律真正重要的貢獻是將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正式引進中國，使股東負有限責任的觀念得以迅速普及。其後公司法經過三次修改，分別是１９１４年北京政府公布的《公司條例》、１９２９年國民政府公布的《公司法》及①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Ｋｉｒｂｙ，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１９９５，５４（１），ｐ．３．②易惠莉：《中國第一代實業家盛宣懷》，《江蘇文史資料》，第７７輯，１９９４年，第９頁。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６２９、７２４頁。

③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Ｋ．Ｋ．Ｃｈａｎ：犕犲狉犮犺犪狀狋狊，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狊犪狀犱犕狅犱犲狉狀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犻狀犔犪狋犲犆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犪，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１８２．④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９９０頁。

⑤《公司律》，《東方雜誌》，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０５年，第１３頁。

１８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１９４６年的《新公司法》。①各條例中公司分類稍有不同，如《公司條例》將公司分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股份兩合公司；《公司法》將公司界定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團體，使政府經營的事業得以規避公司法的限製。此外，有關各種公司的規定則更加周密化。

總體來說，公司組織在中國的發展相當緩慢。１９２９年國民政府頒布《工廠法》十三章，據統計１９３４年全國合於《工廠法》的工廠共２４３５家，其中獨資及合夥占６３．９％，政府經營事業占８．１％，而公司組織僅占２８％②；另一項於１９３１年對上海工業組織所作的調查數據顯示，在總數１８８３家中，獨資及合夥所占比例高達８２．５％，而公司組織隻占１７．５％。③由此可見，不具法人地位的獨資及合夥事業，在中國企業組織中仍占有相當的重要性。若進一步與日本比較，則更可凸顯中國公司組織發展速度緩慢的事實。１９２５年中國注冊的公司總數為９７７家，至１９３５年６月為止，登記的公司總數亦不過３７００家④；反觀日本，１８９６年就有４５９６家，至１９３５年則更增為８４１４６家。⑤究其原因，除了中國傳統觀念的民怕官幹涉外，法人稅製的有無更是關鍵之所在。

蓋日本自１８９９年修改稅製後，首次引進了法人稅製，對法人所得課以２．５％的比例稅，對個人所得則課征５．５％的累進稅，此一稅製明顯有利於法人組織，故而提供非法人事業走向法人化的極大誘因。⑥中國在１９３７年課征所得稅之前，基本上沒有法人稅製，因此所辦事業是否具法人身份，其重要性就沒那麼明顯了。

在公司組織發展過程中另一值得重視的現象是，股份有限公司不論是數量或資本額，均呈一枝獨秀的局麵。根據表２３１資料，１９１２年股份有限公①《公司條例》，載江蘇省商業廳、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商業檔案資料彙編》，第一卷，上冊，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７７—２０７頁；《公司法》，載《國民政府公報》，第３５６號，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６日；《新公司法》，載《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１０３２至１０３９號，１９４６年。

②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４輯，上卷，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第５７頁。

③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４輯，上卷，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第５８頁。

④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民國十五年中國年鑒》，台北，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７０９頁。

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４輯，上卷，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１年，第５７頁。

⑤西川俊作、阿部武司：《日本經濟史（４）———產業化的時代》，上冊，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９０年，第３７５頁。

⑥西川俊作、阿部武司：《日本經濟史（４）———產業化的時代》，上冊，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９０年，第３７９頁。

１８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司占公司總數的４９．７％，資本額則占７１．４％；至１９２０年此兩項比率分別高達８３．５％及９７．６％。而１９３４年的資料雖是新登記之公司數與資本額，基本上仍可看出相同的變動趨勢。當然，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具備許多優點，如投資者的責任隻限於其所投資的金額，對投資者私人財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采取股份製方便吸收社會資金，有利於資本主義企業的創辦，這些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吸引人之處。然而，股份有限公司能在中國企業組織中快速取得優勢地位，與它並不妨礙家族企業的發展應有密切關係。股份有限公司的精神固為分散股權，促使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實際運作並非如此，特定家族仍可經由掌握公司過半股權或轉投資方式，擁有公司的控製權與經營權。前者可以簡氏家族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為例，後者以郭氏家族對永安企業集團的經營模式為例，堪稱典型。

表２３１１９１２—１９３４年公司總數及資本額年份（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４１９１５１９１６１９１７１９１８１９１９１９２０１９３４６４４０３０２３３１２６１１９股份公司（６．６）（３．６）（２．８）（２．１）（３）（２．７）（１．４）（１．４）股份有限４８６５９０６７７６９０６９４６５３５８６５５１２２９公司（４９．７）（５３．１）（６１．９）（６３．３）（６７．８）（６８．３）（７６．９）（８３．５）（７６．９）９８１１６５５４６２８８１０６合資公司（１０）（１０．３）（６．９）（７．８）（２．７）（０．８）（１．３）（０．９）合資有限２０８１１６７５８５７１８１２０１２公司（２１．３）（１０．５）（６．９）（７．８）（６．９）（８．５）（２．７）（１．８）公司數８４９２９９７９９６７４５２６５（％）無限公司（７．６）（８．４）（９．１）（７．７）（１０）（９．７）（７．９）（２１．８）１１０１３１４１１１６８３兩合公司（０．１）（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２．１）（１．２）（１）股份兩合４２５７１８１０１２１公司（０．３）（０．２）（０．５）（０．７）（１．９）（１．３）（１．８）（０．３）１２１１６１１５２１２９１００６３３５１０未詳（１２．４）（１４．５）（１３．９）（１１．８）（９．８）（６．６）（４．６）（１．５）９７７１１１０１０９３１０９０１０２４９５６７６２６６０２９８合計（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８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續表年份（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４１９１５１９１６１９１７１９１８１９１９１９２０１９３４７５３４１２４４２８６８２８５０２７６４３３７３２９０２９７股份公司（６．８）（１．３）（１．８）（１．５）（１．４）（２．１）（０．２）（０．１）股份有限７９１４６７４２６５１４０７５４１６８０７９１７７３３２１５１４７１１７９２８８２４６６７６６１１４５公司（７１．４）（８２）（８９．７）（９０．１）（９２．６）（９３．４）（９５．６）（９７．６）（９７．１）１６４６４０２９２４４５１２８８９７８１２８１５０２７５合資公司（１．５）（４．５）（１．６）（０．７）（０．５）（０．１）（０．１）（０．１）合資有限４３０８４１５１３２２８３０２６２４１８１８７１４８１２８６公司（３．９）（４．６）（２．１）（１．６）（１．３）（１．２）（０．３）（０．１）資本額（千元）無限公司６８２３１４２４１６８４２２３３５０４３０６１３００１１４０７（％）（０．８）（２）（２．２）（２．２）（２．１）（１．６）（１．２）（２．２）３０１７５３６８６２５１７６４７２３３９１１０兩合公司（０．０３）（０．１）（０．２）（０．３）（０．１）（０．２）（０．１）（０．２）股份兩合８２０５１４３３１５２８５７４１６６９３００公司（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２）（０．３）（０．３）（０．７）（０．５）１８２５７６１１３４１５６６６７６２９２５１０８１３１８９２２６未詳（１６．４）（６．８）（２．６）（３．６）（１．５）（０．７）（１．７）（０．１）１１０８９１９０５２２１５６９７３１８６４６９１９１５９６１６２１３２１８７５０５２５２７６９６２９６２合計（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說明：１９１２—１９２０年公司數及資本額皆為累積數，１９３４年則為１９３３年７月至１９３４年６月之新登記數。

資料來源：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編，《民國十五年中國年鑒》，台北，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７０９—７１２頁；實業部中國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經濟年鑒》，第三編，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６年，第１—１７頁。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原為無限公司，為了解決公司生產規模擴大導致資金不足問題，以及為了因應英美公司的激烈競爭，於１９１８年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為對外募股預作準備。次年，公司本著“一家公司懼難久持，不如公諸國人”的理念，將資本額提高為１５００萬元，並擴大對外招股，借以厚實公司力量。①改組後簡氏家族占全部公司股份的比重仍高達６０．６％，②繼續有效控製著公司的經營權。郭樂、郭泉兄弟則在投資香港永安百貨公司獲得成功後，進一步投資設立上海永安百貨公司。若分析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初期的股權分配情況，可以發現最大股東是擁有其２０％股份的香港永安公司，而郭氏①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９—１０、１３３—１３４頁。

②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３８頁。

１８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家族所持股份隻有５．６％，其餘均分散在１萬元以下的眾多投資戶手中。①郭氏家族即通過對香港永安公司的控製權及利用股權集中的優勢，牢牢掌握上海永安公司的經營權。他們運用同樣方式投資永安紡織公司等企業，構成龐大的永安企業集團。這說明了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不僅未限製家族企業的發展，反而讓特定家族得以巧妙運用此一組織形態掌控大規模企業集團。民國以來，許多企業在擴充至一定程度而欲求更大突破時，往往有從原來的合夥、合資或無限公司組織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的趨勢。②盡管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並未完全改造中國企業，使其擺脫過去血緣或鄉黨的結合關係，轉向純粹資本的結合；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家族企業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也可以說是家族企業組織的趨向理性化。

２．股東大會與董事會中國早期以公司形態出現的企業，不是官督商辦，便是官商合辦。這些企業除了同樣采取股份製外，與西方公司組織有絕大的不同，最明顯的是它缺少代表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的股東大會與董事會。１９０４年清廷頒布《公司律》。根據該律的規定，股份公司設立後，每年至少須開股東大會一次，而於首次股東大會召開時，選舉公司董事，組成董事會。③凡股東大會議決之事，董事會有責任貫徹執行。至於董事會的職權，除了負有召開股東大會的責任外，更重要的是有任免總辦或總司理的權利；董事會決定的事，總辦或總司理必須遵行。④換言之，該律正式確立了股東大會與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的地位，這是公司製度引進中國以後，組織體製上的一個重要轉變。

民國時期，公司法雖經多次修改，但以股東大會與董事會作為股份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的性質則未改變。不過，由於董事會成員並不常駐公司，實際上，當時大部分公司不論是否有董事長的設置，公司的決策大權均掌握在董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和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１—１２頁。

②像榮家企業集團旗下之申新、福新、茂新係統各公司，在抗戰前始終堅持無限公司的組織形態，反倒是較特殊的案例。此與榮氏兄弟早期辦企業屢受股東掣肘的不愉快經驗有關，采取無限公司可以不必有董事會，股東會亦無實權，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誌支配企業。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５４—５５頁。

③《公司律》，《東方雜誌》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０５年，第１９、２２頁。

④《公司律》，《東方雜誌》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０５年，第２３—２４、２６頁。

１８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事會所聘任的總經理手中。嚴格地說，中國各公司所實行的是總經理製而非董事長製。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較著名的企業，如申新企業集團的榮宗敬、榮德生，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照南，劉鴻生企業集團的劉鴻生，永安企業集團的郭樂，永久黃企業集團的範旭東，民生實業公司的盧作孚，大成紡織染公司的劉國鈞，東亞毛呢紡織公司的宋蓒卿等，莫不以總經理的職位掌控公司營運大權。

盡管如此，若從實務上觀察，可以發現董事會往往起著為企業建立良好政商關係的作用，這雖非《公司法》中所規範的職能，卻對公司的發展影響甚深。蓋在中國，政治勢力一向淩駕於其他各種社會勢力之上，商人很難自外於政治勢力而無礙地發展企業。唐廷樞等人經營官督商辦企業，除了得到李鴻章的大力支持外，他們並各自捐有官銜，以提高社會地位，方便與地方官府的周旋。張謇、周學熙本身更具有官紳的身份，密切的政商關係是張、周經營企業獲致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學者將二人歸類為官僚企業家（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①民國肇建，政治高於一切的大環境依舊存在。北洋政府的統治力量薄弱，對企業的控製較和緩，但官僚與北方實業的發展仍息息相關。

國民政府時代，官僚對企業的壓力重新降臨，國民黨的經濟指導綱領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而民生主義所強調的是發達國家資本與節製私人資本，此一意識形態不僅成為國民政府擴大國營事業的護身符，更是部分國民黨官僚用以幹預民間企業的借口。科布爾（ＰａｒｋｓＭ．Ｃｏｂｌｅ，ＪＲ．）筆下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的緊張關係，②或許可以說明一切。因此，民營企業若想避免外在的政治因素幹擾其正常營運，除了平時的政商社交活動外，更直接的做法是將對其企業具有影響力的官僚或名流納入董事會成員中。再者，企業經營不能沒有金融業的支持，唯近代中國整個信貸製度極不健全，抵押品的有無，有時反不如關係的有無來得重要，企業為了資金方麵的考慮，亦會盡量安排一些與其往來密切的金融機構人士進入董事會。

當然，董事會得以遂行上述功能，與公司法對董事會成員資格的限製頗①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Ｋ．Ｋ．Ｃｈａｎ：犕犲狉犮犺犪狀狋狊，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狊犪狀犱犕狅犱犲狉狀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犻狀犔犪狋犲犆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犪，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ｐ．１０７１２５．②ＰａｒｋｓＭ．Ｃｏｂｌｅ，ＪＲ．：犜犺犲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狋狊犪狀犱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狋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４３４６，２０８２６０．１９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寬鬆有密切關係。清政府的《公司律》規定，凡股東持十股以上，就有被選為董事的資格，門檻並不高。①至於北洋政府的《公司條例》及國民政府的《公司法》，對於董事資格則隻規定必須為公司之股東，並不限製持股的多寡，特別是１９２９年的《公司法》，更強製規定各公司在自訂章程時，董事會持股的資格限製不得超過千分之三。②這就有利於公司彈性運用董事會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民生公司與東亞毛呢紡織公司可說是在這方麵運用得相當成功的例子。

民生公司創辦初期的董事會成員，除部分是公司創辦人或熱心實業建設者外，其他多為公司所在地合川及重慶的地方有勢力士紳。１９３０年以後，隨著公司勢力滲入長江流域，原有董事會中的地方士紳，大都被一些在各級政府或軍隊中擔任要職的人員及銀行家所取代，如國民黨要員宋子文、胡筠莊（宋子良嶽父）、杜月笙，及地方軍政要員劉航深、周孝標、何兆衡、唐隸之等，民生公司依靠他們溝通了不少關節，並調和其與國民政府的關係。銀行界如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美豐銀行總經理康心如、重慶銀行總經理潘昌猷、和成銀行總經理吳晉航、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及交通銀行總經理錢新之等，他們對解決民生公司營運資金上的困難，給予很多的幫助。③宋蓒卿經營東亞毛呢紡織公司，亦善於利用董事會拉攏各方勢力。東亞公司的開辦，得益於韓複榘軍閥係統的幾位要人拿出巨資。為了向他們示好，就把韓嗣燮（韓複榘家屬）、穀育德（師長穀良民家屬）、張慧中（師長孫桐萱家屬）等人拉上董事的席位。後來又將天津工商界聞人趙真吾、王文典及華南潮幫人物杜之紳邀入董事會，對擴展公司業務有極大的幫助。另外，王雨生為軍閥王占元之侄，久居津門，擁有巨資，在宋蓒卿力邀下，亦大量投資東亞公司，並被選為董事。抗戰期間，宋因王雨生與日人有所往來，必要時可以由他出麵應付日本人，遂請他擔任公司的董事長。再者，為了便於和銀行往來融通，宋蓒卿把上海銀行天津分行經理資耀華、天津新華銀行經理俞君飛都邀來當東亞公司的董事。抗戰勝利後，重慶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員，以接收敵產為名，企圖插足東亞公司，分取利潤。宋蓒卿便把天津市商會會長兼①《公司律》，《東方雜誌》，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０５年，第２２頁。

②《公司法》，《國民政府公報》，第３５６號，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６日。

③淩耀倫：《盧作孚與民生公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０３—１０４頁。

１９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河北省銀行總經理姬奠川抬出做東亞公司的董事長，利用姬氏與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及天津市長張廷諤的深厚友誼，作為東亞公司的後盾。其他如司徒雷登之私人顧問傅涇波、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子張錫羊（天津市公用局局長）及徐世昌之弟徐端甫等人，亦被網羅為董事，以壯聲勢。①這在相當程度上化解了來自政治方麵的壓力，降低了對公司業務發展的衝擊。

３．管理機構的變革傳統中國商號不論是獨資或合夥經營，其內部組織一般均極簡單。獨資者有的是親自經營，有的則采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方式，雇人代為經營，稱之為掌櫃；至於合夥經營，通常由出資較少的一位或數位負責實際經營，亦有雇掌櫃經營的情形。任事合夥人或掌櫃，除了有薪水外，另有俗稱人力股的紅利，其比例大致為純利的１０％—４０％。掌櫃可以視業務量的大小，雇用助手並招收學徒，幫其處理店務。掌櫃握有實際經營大權，隻須按契約規定，每隔一年或兩年或三年，向雇主呈報賬目情況。他唯一的限製是自己不得兼營相似商業。另外，掌櫃若因疏忽或詐欺行為致令商號蒙受損失，則須負完全賠償責任。②商號業務拓展而有設立分店之必要時，本店資深店員可被派為分號之掌櫃，但他同樣享有獨立經營大權，與本店缺少垂直整合關係。③換言之，企業主雖可借由開分號的方式，擴大經營規模，然因每家分號均單獨向其負責，故未能導致商號內部組織性質的變化，亦即一直維持由掌櫃率領數位助手及學徒的簡單管理模式，與現代企業內部管理組織的科層化（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有極大的區別。

近代中國新式企業開始時的內部管理組織，一方麵承襲傳統官工業或官府行政組織，一方麵模仿在華西方企業組織，而有了初步的科層化結構。以最具代表性的輪船招商局為例，初期總局由直隸總督李鴻章劄委的總辦、會辦負責，他們彼此之間雖有分工，卻未有具體的部門化。１８８２年，李鴻章邀①楊天受、李靜山：《宋蓒卿與天津東亞企業公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４９輯，第１６８—１６９頁。

②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Ｋ．Ｋ．Ｃｈａ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ｒｍ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ｄｅｒｎ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Ｒ．ＡｍｐａｌａｖａｎａｒＢｒｏｗｎ（ｅｄ．），犆犺犻狀犲狊犲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６，ｐ．２１７．③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Ｋ．Ｋ．Ｃｈａ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ｒｍ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ｄｅｒｎＲｅｆｏｒｍ，Ｒ．ＡｍｐａｌａｖａｎａｒＢｒｏｗ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６，ｐ．２１８．１９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請鄭觀應會辦招商局局務，鄭氏隨即提出局務改革方案，建議應仿西方公司常例，由眾股東公舉董事及總理、協理，並於總理、協理下，設管載、管船、管車、管銀、管漕五個部門，以專責成，可惜並未獲得采納。①１８８５年，盛宣懷任招商局督辦，為了獨攬大權，他廢止了總辦的職位，將總局分設八股，由三個會辦及一位提調負責，初步實現了管理組織的科層化。清末中國企業的內部組織雖已開始走向科層化，但類似西方因企業組織科層化而促使企業思想向管理思想轉化的情況則未發生，亦即企業內部的調和與控製問題，仍未受到企業思想家應有的重視。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中國企業快速發展的階段，到了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產生了不少規模龐大的企業集團，它們引進西方科學管理理念，為國內企業管理組織掀起重大的變革。蓋西方科學管理，注重的是企業內部效率的提升，而組織的合理與否，被認為是能否達成目標的關鍵之一。關於組織的重要性，科學管理之父泰勒有極精辟的闡述，他說：“良好的組織無論出何種代價，有很多比設備還要值得寶貴。”②因此，隨著科學管理在西方的盛行，組織理論亦獲得同步的發展。③在此氣氛影響下，中國企業管理人物亦開始注意組織與經營效率的關係。有些企業經理人如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趝等，甚至遠赴國外，實地考察西方各國企業組織情況，作為其調整企業內部組織的借鑒。

民生公司是當時頗負盛名的企業，其負責人盧作孚對組織的合理性極為重視，曾說：“管理問題的核心全在建設秩序。”④所謂秩序，就是組織一種管理體製。他強調組織的原則是要按事業的範圍或性質劃分部門，每個部門不但要有明確的職責，且必須做到將所有事務劃分到每人顯然有不同的工作。

在縱的方麵，各部門應層層節製，分層負責；在橫的方麵，則要顧及彼此的聯係。⑤民生公司的管理組織，即是在這些原則下逐步建立起來的，到了１９３７年，民生總公司發展成三室、一會、四處的辦事機構，並由總公司統一指揮各①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１０，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３年，第４頁。

②楊端六：《工商組織與管理》，重慶，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９年，第３—４頁。

③ＤａｎｉｅｌＡ．Ｗｒｅｎ：犜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犜犺狅狌犵犺狋，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４，ｐｐ．１７９１９８．④淩耀倫、熊甫：《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７３頁。

⑤淩耀倫、熊甫：《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６５—４６６頁。

１９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分公司及關係企業，發揮了高度的管理效率。當然，民生公司是在企業大幅擴張後，才有如此繁密的內部管理組織，但若與清末的輪船招商局比較，則可以發現，企業規模並不亞於民生公司的招商局，其組織科層化程度遠不及民生公司，且總局對分局亦未能作有效的控製。這其間所涉及的是管理思想進步的問題，而非單純的組織成長理論可解釋。

基本上，此時期較具規模企業的經營者，大致均已體認到組織的重要性，並盡可能按管理幅度（ｓｐａｎ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及專業化（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的原則，進行內部管理組織的安排與調整，促使組織科層化加深。

如榮氏企業在當時雖已執麵粉業及紡織業牛耳，管理組織一直未臻理想。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期，榮氏企業麵臨困境欲尋求突破時，管理組織的合理化被列為重點工作，①毋寧是最好的說明。

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企業管理組織除科層化的加深外，在專業化方麵，人事部門及研發部門的成立，更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當時各企業大都在總務部（或處）下專設人事股（或科），亦有一些將人事部門提升至一級單位者，可見對人事管理的重視。至於研發部門或機構的設立，亦逐漸受到企業界的重視。範旭東辦企業特別強調科學研究，他早在１９２２年即成立黃海工業研究社，為日後久大精鹽公司及永利化學公司的發展，貢獻良多。②可喜的是研究部門的設立並不限於生產事業，如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任總經理後，厲行科學管理，於１９３１年設研究所，與原有的印刷所、發行所、編譯所並列；中國銀行在總管理處下設經濟研究室；民生公司總公司原設有經濟研究室，後改為設計室。③①１９３５年申新公司成立廠務改進委員會，其改進計劃包括：①重整組織；②業務合理化；③廠務合理化；④整理各廠機械，自創機件製配所；⑤遷移申新一、二廠於內地，將廠址出售。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４６２頁。

②陳調甫：《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概略》，《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８頁。

③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陳應年、陳江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第７４４—７４８頁；中國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彙編》，上編（三），北京，檔案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５３６頁；淩耀倫：《盧作孚與民生公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００頁。

１９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二）人事管理傳統中國家庭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基礎，商號組織亦不例外，可以說是一種血緣鄉黨的結合。一方麵個人在飛黃騰達後，負有對親朋好友提攜照顧的責任，一方麵在傳統社會中亦沒有比血緣鄉黨更值得信賴的對象，故商號雇用夥計，首先考慮親族子弟，次及於鄰裏朋友，乃是極自然的事。近代中國發展新式企業，雖引進西方公司製度，然在許多方麵則是深深烙印著傳統家族製度的色彩，特別是在企業人事管理上更為凸顯。當時各大企業在職員的進用方麵，並無公開的任用過程，而完全是通過大股東私人引介，所憑借的主要是親疏關係，而非個人能力。

至於勞工的招募，當時勞工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臨時工，一種是包工頭製下的包工人。前者隻在農閑時短暫投入勞動市場，而且大都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後者則由包工頭負責招募、訓練、支薪及生活管理，包工人並不被視為企業的成員，而與包工頭之間存在著人身依附關係。因此，不論是職員的任用，或是勞工的招募，幾乎均承襲過去商號或手工業的用人模式，企業經理人並不認為有建立新人事管理製度的必要，故客觀的用人標準，乃至訓練、考核、升遷等製度的建立，均付之闕如。

２０世紀初期，西方科學管理思想盛行，科學管理強調選任及培訓第一流職工，並通過工作分析、製訂工作標準、改進工資製度及加強勞資合作方式，提高職工勞動效率，為西方人事管理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其後工業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的發展，更從考慮職工的內在需求，豐富了人事管理的內涵。這些新管理思想被引進中國後，亦促成了中國企業界對人事管理的重視。王雲五認為：“任何事不能不靠人去做，因此人事在工商管理上當然是很重大的問題。”①又說：“一個工廠，如果隻有良好的組織，良好的機器，和良好的工程師，就算已盡其能事嗎？我認為決非如此簡單的。組織要有人去運用，機器要有人去管理，工程師也要有人去聽其指揮；如果沒有優良的職員和工人，那個工廠能夠順利進行嗎？要獲得優良的職工，與確保職工的優良，不能不有賴於優良的人事管理製度。”②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後，中國大型企業組織，普遍均有人事部門的設立，充分反映出此一管理趨勢的發展。根據各企業組①王雲五：《工商管理一瞥（下）》，《談管理》，台北，華國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５７頁。

②王雲五：《人事管理》，《談管理》，台北，華國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９３頁。

１９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織章程，人事部門的職掌，包括規劃公司人事製度、辦理征用、任免及職務調整、辦理職工訓練及指導、規劃職工待遇、辦理職工請假、考核及獎懲、規劃職工福利及恤養等，大體已涵蓋了現代企業人事管理的範圍，足見企業界已努力建立一套客觀的人事製度。

１．職工選任選任是人事管理最重要的一環，此時期企業界大抵皆強調“任人唯賢”，“為事擇人，不為人設事”及“材具與職責相稱”的用人原則。①為了達到這樣的用人要求，企業經理人除須禮賢下士外，同樣重要的是采取公開的考試製度。考試取才在中國雖已有千餘年的曆史，然作為企業界取才的方式，則是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以後的事。盧作孚在民生公司所實行的“高級人員找，低級人員考”②用人政策，堪稱當時進步企業用人的代表。民生公司一般技術員、管理人員及工人（茶房、水手等），一律經過考試擇優錄取，不許徇私。③對於有真才實學的高級技術和管理人才，則采用聘請辦法，如征求、走訪、登報招聘、托人代尋、請求學校派遣、科研單位推薦等。通過這些途徑搜羅了大批人才，使民生公司處級以上的主幹人員，絕大多數具有專門知識或管理才能，甚至是知名學者和技術權威。④據１９３７年統計，該公司處級以上的幹部專家４１人之中，大學以上畢業者３８人，占９２％，其中５人是英、美、日等國留學生，年歲多在３０至４０歲之間，為民生公司奠立了良好的發展基礎。⑤然不可諱言，家族或地域觀念仍深深影響著企業的用人，這在家族色彩濃厚的企業尤其明顯。如榮家企業各廠負責人與榮氏兄弟不是親屬便是同鄉關係，而各廠職員中同族及同鄉所占比重亦高達６４．５％。⑥榮德生對此甚至得意地表示：“昔年好友，都為經理。”⑦另一著名家族企業上海永安百貨公①王雲五：《工商管理一瞥（下）》，《談管理》，台北，華國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５８頁。

②③淩耀倫編：《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５頁。

④例如原江南造船廠總工程師造船專家葉在馥，造船專家張文治，鍋爐專家李允成，領航專家金月石，海商法專家魏文瀚，著名作家李稢人，留日、美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江昌緒、童少生、張果任、賴彥於、周雁翔等，都成為民生公司中層以上的技術或行政管理骨幹。參見淩耀倫：《盧作孚與民生公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８頁。

⑤淩耀倫：《盧作孚與民生公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８頁。

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２８９頁。

⑦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２頁。

１９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司，１９３７年在全部５００餘位職員中，除少數當地人外，其餘皆來自企業主家鄉廣東地區。①同族或同鄉中固不乏企業經營人才，但隻因有血緣關係而無經營能力即占據高位者比比皆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協理簡英甫，本身毫無經營長才，甚至假公濟私，挪用公款，致令公司蒙受損失，卻仍身居公司要職，②這種案例在家族企業中極為常見。③關於勞工的招募，企業界已普遍認識到，傳統包工頭製度嚴重影響勞工技術與生產效率的提升，都希望加以廢止，將勞工置於企業的直接控製之下。

不過，由於當時中國缺乏自由的勞動市場，企業欲達到此目標困難重重。根據韓起瀾（ＥｍｉｌｙＨｏｎｉｇ）對上海紗廠女工的研究，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勞工運動雖蓬勃發展，勞工的階級意識仍相當模糊，反而因為勞工來自不同的農村，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和講不同的方言，彼此之間產生不信任感，且因地域不同，以致常有互相傾軋的事件發生。如上海紡織工人中，來自江南富庶地區的女工往往瞧不起經濟較為落後的蘇北女工；蘇北女工不但要受資本家的壓迫，還得忍受同伴的冷眼，最繁重的工作全部都落在她們身上。④盡管包工頭對工人是一種剝削關係，但至少可提供工人一層保護傘，免受不同地區工人的欺淩。這也是為什麼包工頭製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仍極為普遍的重要原因。３０年代盛行於上海的包身工製，更與地方惡勢力的抬頭有密切關係。蓋國民黨執政後，青幫勢力大為膨脹，不僅對上海的市政機關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更投入勞動市場的控製，包身工製即是這些唯利是圖幫派份子的傑作之一。上海各工廠迫於青幫的淫威，不得不大量雇用包身工。⑤凡此皆有礙於企業招募工人方式的合理化。

①郭官昌：《上海永安公司之起源及營業現狀》，《新商業季刊》，第２期，１９３６年２月，第４０頁。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４６３頁。

③當然，家族企業亦有其優勢，如可以利用血族鄉黨關係，強化人事上的凝聚力，及資金上的互相濟助。參見ＭａｒｉｅＣｌａｉｒｅＢｅｒｇｅｒｅ：犜犺犲犌狅犾犱犲狀犃犵犲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犅狅狌狉犵犲狅犻狊犻犲，１９１１１９３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ｐ．１４１１６４；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１９１１—１９３７）》，張富強、許世芬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５７—１７９頁。

④ＥｍｉｌｙＨｏｎｉｇ，犛犻狊狋犲狉狊犪狀犱犛狋狉犪狀犵犲狉狊：犠狅犿犲狀犻狀狋犺犲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犆狅狋狋狅狀犕犻犾犾狊，１９１９１９４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ｐ．６９７８．⑤ＥｍｉｌｙＨｏｎｉ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ｂ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Ｗｏｍａ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Ｍｉｌ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１９８３，９（４），ｐｐ．４４０４４６．１９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企業任用職工雖有種種主客觀因素的限製，然考試製度的普遍實施，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這些因素對企業經營的不利影響。即便是大量錄用同鄉的家族企業，大部分職員亦須經過考試，合格方被錄用，並非唯裙帶關係是賴。企業無力全麵廢止包工頭與包身工製，卻亦在可能範圍內推行養成工製，逐漸增強企業對勞動力的掌控。

２．職工訓練職工訓練是企業提升人力資源的不二法門，亦是企業負責人責無旁貸之事，誠如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所言：“工商管理方法的實施，特別重在工作人員的訓練，訓練所有工作人員使有秩序的配合活動，使其活動有效率，有技術，且有管理的技術。事業即學校，且為最實際的學校，此其精神為教育的。”①大抵此時期較大規模企業皆已重視職工的培訓工作。基本上，職工訓練可分為兩種。一種為職前訓練，即職工錄取後，必須經過短期的業務和思想訓練，然後根據不同的才能安排不同的工作和職務，如此可加速新進職工融入工作環境。另一種為在職訓練，即利用職工工作之餘，安排各項訓練課程。至於課程內容，範圍相當廣泛。以民生公司為例，有提升職工文化水平的識字班、語文班，有提升職工技術和管理水平的各種專業訓練班，亦有提升職工道德及責任感的思想訓練課程。②此外，為適應現代技術與管理發展的要求，各大企業還經常選送職工進入國內各種專業學校，接受長短期的訓練，甚至派職工出國考察或深造。③這種將文化思想與專業並重的訓練方式，對民國以來企業職工素質的提升，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３．考核與獎懲考核重在客觀，獎懲則貴乎公平。良好的考核與獎懲製度，可以提高職工的積極性，故亦是人事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隨著西方管理思想與製度的引進，考核與獎懲製度亦普遍受到企業的重視。在考核方①淩耀倫、熊甫：《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６３頁。

②淩耀倫：《盧作孚與民生公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１頁。

③如民生公司、永利化學公司、劉鴻生企業集團、榮家企業集團等，均實施這種培訓計劃。參見淩耀倫：《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頁；李祉川、陳歆文：《祖國·事業·科學·人才》，《化工先導範旭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２頁；趙靖：《中國近代民族實業家的經營管理思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６８頁；黃漢民：《略談榮家企業的人才培養問題》，《經濟學術資料》，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２７頁。

１９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麵，當時各大企業皆製訂各種考績表格，交由相關主管按照職工的表現加以評定。如民生公司的考績表共有２７種，各依職務來分類，表內分工作和性行兩大欄，每欄又細分若幹項目，各有標準分數，考核每人成績，即照此表格逐項登記。①基本上，考核除重視職工的業績外，品行、服務態度及對公司的忠誠度，亦是考核的重點。在獎懲方麵，各大企業均訂有明確的職工獎懲製度，獎勵的內容主要包括記功、獎金、加薪、升職等；懲戒則包括警告、罰金、記過、降級、停職及解雇等。至於獎勵的原則，部分企業如民生公司，特別強調“多獎少懲”，“免職解雇不可輕用”。②根據民生公司獎懲資料統計，１９３３年受獎勵者僅８４人，而受懲罰者多達３２９人。但在以後年份，受獎勵人數逐年上升，受懲罰者的比率則呈下降趨勢，１９３７年受獎勵者５８９人，受懲罰者４８１人。③這充分體現了該公司以獎勵為主的精神。不過，若從當時各企業職工獎懲規則來看，多數企業似乎仍偏重獎少懲多的原則，企業職工動輒罰薪解雇，這與大多數企業經理人較傾向威權式管理有關。

４．待遇與福利企業與職工的關係，最重要者莫如工資，工資製度是否合理，直接影響到勞資能否和諧。關於工資的訂定，此時期各企業大體皆將職務與年資的因素納入考慮，製定各種不同的工資級別，每一級別給予不同的工資。至於工資的給付方式，不論高、低級職員，一般均采用日給製或月給製，工人則主要采用計時或計件製。所謂計時製即是日給製，規定一日的工作時間，給予一定的工資；計件製則是按生產數量計算，規定每一單位工資，生產多少單位即給多少工資。此外，亦有采用兩者混合製的情形，即以日給製為基礎，規定每日應生產的數量，超過此一定額則另按件給予工資。由於當時企業家普遍受到科學管理思想的影響，而科學管理特別強調激勵性工資製度，故此時期工人的工資計算方式，有從過去偏向計時製轉為計件製的趨勢。④根據王子建、王鎮中在１９３３年對上海１８家華商紗廠及１０家布廠所做的調查顯示，紗廠工人采用計件製的比例為６７．９％，日給製者僅占３２．１％；布廠工人采用計件①《十二屆股東大會歡迎會紀錄》，《新世界》，第１０卷第７期，１９３７年４月，第２３—２４頁。

②淩耀倫、熊甫：《盧作孚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６７頁。

③淩耀倫：《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９頁。

④岡部利良：《舊中國の紡織勞動研究———舊中國の近代工業勞動の分析》，福岡，九州島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０２—４０３頁。

１９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製者更高達７９．８％，日給製者僅２０．２％。①然采用計件製對客觀厘定每單位工資，原本就比較困難，企業主又往往刻意壓低，故在一定程度上雖能增加勞動強度，獲利的卻不是工人。以上海紡織女工為例，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６年，采用計件工資，女工每月實際收入比日給工資製女工平均低一成左右。②總體而言，此時期工人的工資水平是偏低的。盡管國民政府於１９３０年公布的《工廠法》有工人最低工資率的規定，但隻籠統強調以各廠所在地之工人生活狀況為標準，無法提供工人應有的保障。③１９３６年政府又公布《最低工資法》，規定最低工資，應就當地生活程度，及各工業工人情況，依下列標準定之：①成年工資，以維持其本身及足以供給無工作能力親屬二人之必要生活為標準；②童工工資，不得低於成年工最低工資之半數。④從立法的內容來看，《最低工資法》顯然較嚴謹而明確，可惜並未明令實行日期。

除了正式的工資外，此時期各企業亦普遍實施年終獎金或分紅製度。有些企業如民生公司兩項均發，其中年終獎金是固定每年都有，分紅則須視企業有否獲利而定⑤；有些企業如上海永安百貨公司是兩者擇其一，１９２７年以前是發年終獎金，之後則改發紅利。⑥不過，紅利分發的對象，在清末隻限於司事以上人員，此時則普及於一般職工，這是企業做法上較進步的地方。

在福利製度方麵，當時各企業辦得比較普遍的項目包括：生活津貼、疾病療養、傷亡撫恤、婚喪補助、職工儲蓄、職工宿舍、膳食、康樂設施等。不過，退休金、退職金及職工保險等較進步的福利措施，則隻有少數企業開辦。關於退休或退職金，一般均以服務年資計算，如上海東方印書館規定，凡工作滿三年，超過五十歲，或滿一年為雇主辭退者，均可以領退職金。滿一年給一個月工資，其餘類推；１０年以上者，自第１１年起，減半計算。唐山啟新洋灰公司規定，年逾５５告老者，按在廠年數給予一次恤金。在廠滿３年者，給予２個①另根據同一資料，對上海以外地區２３家紗廠和１０家布廠所做的調查，亦呈同樣趨勢。紗廠部分采用計件製者為５１．４％，日給製者為４３．６％；布廠部分采用計件製者為８５．７％，日給製者為１４．３。參見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５年，第１１８—１２１頁。

②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７６頁。

③《中國勞工運動史（３）》，台北，１９５９年，第９５１頁。

④《中國勞工運動史（４）》，台北，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８６頁。

⑤淩耀倫：《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４頁。

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和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５頁。

２０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月工資，每３年遞加２個月，至１２個月止。天津華新紡織公司規定，男工年滿６０，女工年滿５０，並無過失而自行告退時，其在廠繼續工作滿十年者，得給予一年工資，以作為養老金。①至於職工保險，上海商務印書館、中國銀行、新聞報社、家庭工業社、光華火油公司及天津丹華火柴公司、民生公司等部分企業，均已陸續開辦團體壽險。②初期考慮職工負擔能力，大抵采用定額保險，保費由雇主支付。但這種方式的保額通常不高，如商務印書館每人為２００元，丹華火柴公司更隻有６０元；職工若遭逢變故，區區之數何以言安家？所以，後來大都傾向按職工薪資高低訂定保險額度，如商務印書館於１９３２年將保額改按職工十個月的薪資訂定，保費亦改由勞資分擔各半。根據當時該公司職工的薪資水平，保額最低仍有４００元，高者可達數千元。③另外，民生公司亦以薪資等級訂定保額，最高保１０００元，最低２００元；薪資３０元以下者由公司津貼１／２—１／４保費，薪資超過３０元者，則須自付保費。④保險額度提高，對職工家屬自然能提供較大的保障。然而，實施職工保險對雇主固是一項負擔，對微薄工資的工人更是不輕鬆，這或許可以解釋直到１９３０年代，職工保險仍不受重視的原因。整體而言，此時期福利措施並不完善，主要是福利觀念才剛萌芽，大多數企業家隻把福利當作激勵職工工作意願的工具，他們並不認為福利是職工應享的權利，反而視為對工人的一種恩惠。

５．勞資關係人事管理的終極目的，乃在建構和諧的勞資關係，以提高整體事業的生產效率。前述職工任用、訓練、考核、獎懲、工資、福利製度的良窳，無不關乎勞資關係的能否和諧。此處想進一步探討企業經營者的管理風格（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ｙｌｅ），特別是著重在經營者對職工的態度上。這可從兩方麵來分析。

首先是經營者對一般職工的態度。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企業經營者對低層①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鑒》，北平，社會調查所，１９３２年，第１９８頁。

②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鑒》，北平，社會調查所，１９３２年，第１９５—１９６頁；胡詠騏：《團體保壽問題》，《工商管理月刊》，第１卷第６號，１９４５年，第１４１頁。

③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人事管理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５年，第１４０頁；屠哲隱：《職工團體保險》，《工商管理月刊》，第１卷第２號，１９４５年，第２３—２４頁。

④甘南引：《本公司職工互助保險說明》，《新世界》，第１０３、１０４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日，第１０、１５頁。

２０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職工的管理，絕大部分仍延續傳統的威權管理，較傾向運用控製與懲罰的手段。工人在廠內外的行動，均受到嚴格的控製。如東亞毛呢紡織公司廠規規定，工人上廁所要用恭簽，同一時間隻準一定人數如廁；出入車間用自動記時表打號記時間，嚴防工人逗留時間過長，影響生產；出廠前必須排隊接受搜身等。①另如榮家企業申新四廠規定，住宿女工除假日外，平時不得外出，宿舍內亦不得任意交談。此外，為防止工人串聯，資方甚至限製申新四廠工人進入福新五廠，或福新五廠工人進入申新四廠，均不得逗留，否則予以扣留處罰。②至於對工人過失的處罰則更是嚴苛，如《申新五廠服務約則》中“罰例”即達８１條之多，這還隻是總罰例部分，其他清花間、粗紗間、細紗間、搖紗間等都有專門的罰則。③類似情況，在當時大部分企業的相關則例中，可謂屢見不鮮。

再就經理者對中、上層幹部的態度而言，顯然較傾向運用傳統儒家的人性管理哲學，以激發中堅幹部對企業的向心力。儒家所強調的人際關係的交互性，不外乎是誠以待人，禮賢下士。千百年來它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模式，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對中國人而言，絕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具有實踐意義的。民國時期的企業經營者，以敬重與信任的方式對待部屬，的確產生極大的效用。如申新三廠總管薛明釗，因感念榮德生之誠，棄教育而從實業，兩人維持密切的賓主情誼，“榮以國士待薛，薛亦以國士報之”。④似此情形在第三章中將有論述，故不再贅言。

此時期企業經營者為何並存兩種互相矛盾的管理風格？這是值得推究的問題。不可諱言，當時企業經營者對待一般職工的方式，並不符合進步的①楊天受、李靜山：《宋蓒卿與天津東亞公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４９輯，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３—１７４頁。

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５８４，５９１頁。

③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８頁。

④榮勉韌：《榮氏兄弟用人育才之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無錫縣文史資料》，第７輯，第９３頁。

２０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管理理念的要求，然若考慮當時工人知識水平偏低，絕大多數為文盲或半文盲。①在此情況下，這種管理模式是不是相對比較有效，是值得進一步深思的。企業經營者根據員工文化知識的高低，分別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或可視為傳統中國社會“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翻版。

（三）財務管理１．資金來源與運用企業經營，獲利能力當然是生存發展的最重要條件。但隨著經濟景氣的變動，企業營運亦會有高低潮，當麵臨逆境時，獲利能力必然大為降低，甚至出現虧損的情形，此時財務管理是否健全，往往關係到企業能否永續經營。

至於一個企業的財務管理是否健全，則其資金來源與運用情形不失為可供參考的指標。大體上，企業營運資金有三個主要來源，分別是股本、借款及盈餘轉增資。最理想的資金來源是股本或盈餘積累，至於為了擴充經營規模而舉債，則必須嚴格控製借款上限，否則負債比例過高，將使財務狀況轉壞，嚴重時更會危及企業的生命。

近代中國企業管理製度的發展，財務管理可以說是較弱的一環。就清末的企業而言，此時期企業思想家已認識到提列公積金及折舊費用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但是除了周學熙旗下企業較重視資金積累外，②其他都未能切實執行。下麵擬以輪船招商局與大生紗廠為例，說明清末民初企業財務管理的狀況。

根據表２３２資料，輪船招商局的資金來源，在１８７３—１８８２年主要依賴官款與借款，自有資金比例相對偏低，年平均隻占資本總額的２４．１％。此後，自有資金的比例大幅提高，１８８３—１８９６年占５９．９％，１８９７—１９１１年更高達７９．９％。若單純從資本結構來看，招商局的財務管理毋寧是健全的。然若換個角度分析，這未嚐不是犧牲招商局長期發展的結果。蓋自１８８１年招商局①根據榮家申新二廠在一九四七年所作的調查，在全廠工人中，文盲占５９．８％，半文盲占１３．６％，小學程度占２３．７％，中學程度僅占２．９％。參見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６８頁。

②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南開大學經濟係編：《啟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３年，第２６４—２７１頁；周俊旗：《周學熙實業集團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中國近代史》，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第１３頁。

２０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募足原訂股本１００萬兩後，至１９１１年為止，其間隻辦理過兩次增資，第一次是１８８３年向外募集１００萬兩，第二次是１８９７年由公積金及自保船險公積各提１００萬兩轉增資。①這兩次增資使招商局股本總額增為４００萬兩，直至１９１１年都未再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招商局自１８７７年購並美商旗昌輪船公司後，資本總額即擴充為３９６萬餘兩，１８８３年更創下５３３萬餘兩的高峰。②但往後各年，則隻有１９０７及１９１１年超越此數額。③這說明了招商局自有資金比例的提高，隻不過是反映官款與借款的減少而已，其可用資金並沒有明顯增加。因此，招商局除在１８８３年金融風潮爆發前取得較大的發展外，其餘年份幾乎陷於半停滯狀態。④表２３２１８７３—１９１１輪船招商局資本結構表單位：兩年份平均資本平均股本平均官款平均借款股本占資本比例（％）１８７３—１８８２３１６５６３８７６３９５６１２１９８７７１１８１８０５２４．１１８８３—１８９６３３３９１２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７０４４８４２０８０５９．９１８９７—１９１１５０１６６９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６６９３７９．９資料來源：張後銓編，《招商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０、５２—５３、１８４、２３５頁。

在當時投資風氣未開的情況下，要求不斷有新股加入，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招商局不以大量舉債方式增加營運資金，亦屬穩當。但招商局自１８７３年創業後，幾乎均年年獲利，其未能有更好的擴充機會，實因所得利潤用於厚實公司力量的積累太少。根據表２３３資料，該局１８７３—１８８４年公積金計１５５６３兩，僅占總利潤的０．５３％；１８８６—１８９３年亦不過９５１１９８兩，占３０．５９％；１８９５年以後則完全未提公積金。３９年間至少獲利１４００萬餘兩，用於積累者尚不足１００萬兩，其他利潤大都以股息、官利、花紅及報效的名目分配殆盡。實施官利製度以激發投資意願，有其時代的特殊背景，但投資人既已有官利的保障，按理應可以少發股息，增加公積金的提存。招商局卻未能如此，以致發展受到極大的限製，不能不說是財務管理上重大的缺失。

①張後銓編：《招商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９、２３４頁。

②張後銓編：《招商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３頁。

③張後銓編：《招商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３５頁。

④１８８４年招商局已有船舶３３３７８噸，但截至１９１１年為止，船舶亦僅４９３７３噸，增加速度極為緩慢。張後銓編：《招商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６、２３７頁。

２０４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表２３３１８７３—１９１１年輪船招商局利潤分配表單位：兩年份項目金額占利潤比例（％）利潤２９２７３４０１００股息９７０８３４３３．１６１８７３—１８８４官利１７８１１９１６０．８５其他１５９７５２５．４６轉入積累１５５６３０．５３利潤３１０９６６１１００股息１４８００００４７．５９１８８６—１８９３官利５２５１５９１６．８９其他１５３３０４４．９３轉入積累９５１１９８３０．５９利潤８０５９７０５１００官利５４８００００６８１８９５—１９１１餘利１５９１０４６１９．７花紅３７５３０６４．７報效１０７０９０４１３．３說明：（１）餘利即股息。

（２）１８９９年清政府規定招商局嗣後須按年酌提盈餘二成，以盡報效之悃。但實際報效金額則遠超過賬麵所列數字，因有些捐款作為專項開支，未列入報效項目。

（３）１８９５—１９１１年官利、餘利、花紅、報效總額為８５１７２５６兩，超過利潤總額部分達４５７７５１兩，亦即該局尚須借款分配給股。

資料來源：張後銓編，《招商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９０、１８７、２４２頁。

南通大生紗廠自開車以後，由於經營得法，獲利甚為可觀，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該廠獲得空前的高額利潤，但也正是此時，其負債比例逐步攀高。根據表２３４資料，１９１４—１９２１年間，大生紗廠借款占資本總額的比例約介於３０％—４０％之間，１９２２年該廠出現虧損後，整個財務結構急速惡化，負債比例提高至將近６０％。窺其原因，一方麵是由於該廠采取“得利全分”的方針，所提公積金相當有限。１９００—１９２１年共計盈餘１２３６．４萬兩，其中所提公積金僅８７．６萬兩，占７．１％。①若加上曆屆餘利中有２１７萬兩，存餘有９０００兩轉為投資之用，②則至１９２１年為止，盈餘被用為擴大生產的資金總共不過３０５．５萬兩，占全部盈餘的２４．７％，亦即盈餘的絕大部分皆以官利、餘利、花紅、存餘等名目分配給股東。另一方麵是由於大生企業集團也有盲目①根據南通大生紗廠第一屆至第二十三屆賬略數據計算所得數字，其中盈餘包括曆屆盈虧及官利。參見南通市檔案館等編：《大生企業係統檔案選編·紡織編（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１４８頁。

②大生係統企業史編寫組編：《大生係統企業史》，第１４０頁。

２０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擴張的現象。張謇倡導地方自治，在江北興辦許多實業，這些實業因無法公開募足所需款項，往往得靠大生紗廠資金的挹注。但大生紗廠本身積累有限，不足以支應需求，隻好向金融機構貸款再轉借給這些企業，此舉造成大生紗廠的負債比例節節升高，還本付息便成為其營運上的一項重大負擔。①表２３４１９１４—１９２４南通大生紗廠資本結構表單位：規銀（兩）未提取分借款占資本年份資本總額自有資金配盈餘借款總額比例（％）１９１４３４４６２６８１６８６０５５７８０８２８９７９３８５２８．４１９１５４６４０４２４２６１７９２３１８９１８９１８３３３１２３９．５１９１６４６５９８５３２６５５９０５１６７３７４１８３６５７４３９．４１９１７６１４９５９８２７４０５６４６５１４１３２７５７６２１４４．８１９１８５９７９１５７２８３７３７３５９６４４９２５４５３３５４２．６１９１９８５５０８９８４２１０７１２１７９２５９３２５４７５９３２９．８１９２０９３４３１４４４２７９９１７２０７７０８２２９８６１４５３１．９１９２１９０８３８２６３８２５１８４１２４２０３９４０１６６０３４４．２１９２２１２４２８７２０３９００２３５１４３０５３５７０９７９５０５７．１１９２３１３１２４８２０４７９２６６２４８８１８５７８４３９７３５９．８１９２４１３２９７３３０４８６６２０６４８８１２０７９４３００４５９．７說明：（１）自有資本包括曆屆賬略中股本、公積、折舊、自保險款、彙兌盈餘、股份存餘及下屆分配股份餘利等項。

（２）未提取分配盈餘包括當屆及以前曆屆已分配未提取之正息、花紅、餘利等項。

（３）借款包括調彙各款、抵押款、信用款、存入款、錢莊往來款及暫時存款等項。

資料來源：南通市檔案館等編，《大生企業係統檔案選編·紡織編（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９６—９９、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１—１５２、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８—１６９頁。

再者，若從大生紗廠的短期償債能力進行觀察，或許更可說明該廠在財務管理上的弱點。筆者擬嚐試運用會計學上流動比率的概念。此一概念為分析企業短期償債能力的重要工具。所謂流動比率，是指企業流動資金除以流動負債所得的值。按會計原則，流動比率最好是２以上，如小於１，代表企業短期償債能力不足，當麵臨逆境時比較容易發生財務危機。②在此將大生①如１９２１年調彙利（即利息）支出５８．５萬兩，占總支出的２９．１％；１９２２年更高達１００．３萬兩，占總支出的４３．８％。參見南通市檔案館等編：《大生企業係統檔案選編紡織編（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１頁。

②從會計學的角度分析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尚有其他標準，如速動比率等，限於數據，筆者在此僅就流動比率加以分析，雖不全麵，應仍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２０６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紗廠１９２２年的資產負債表列於表２３５，以資討論。根據２３５資料，大生紗廠的流動資產隻有２７２．４萬兩，而流動負債卻高達７０９．８萬兩，即其流動比率為０．３８，遠低於１。一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最初幾年曾獲巨利的企業，竟隻因１９２２年首度出現虧損，就顯露出幾乎毫無短期償債能力的窘境，這可以說是其長期忽略健全財務管理所導致的結果。因此，短短不到４年，該廠便因周轉不靈，於１９２５年為銀行團所接管。

表２３５南通大生紗廠１９２２年資產負債表單位：規銀（兩）資產負債固定資產業主權益機器成本２３４７３８４股本２５７５０５０附廠（１５０００錠）１１０７６１８公積５０３８２７全廠工程地基９６７５９６折舊５７６５８２各項生財用具１５５２３７自保險２０５０００流動資產２７２３４８３未付正息４０８７７６原物料及存貨２１３２６９６餘利滾存８８５５３６現金１５３５７上屆花紅７６０００借出款４７３１３２８流動負債７０９７９５１存出款１４２４２抵押款３９７３７５１鹽墾公司欠款１３３４２１６信用款１３６０９０２暫記欠款３７９６８５存入款１１３９２３５各項墊款１７５３２４４行莊往來４１４５５２催收各款１０１２５９２暫時存款２０９５１１在六廠１３６８８９在實業公司１００４６０本屆虧損合計資料來源：南通市檔案館等編，《大生企業係統檔案選編·紡織編（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５１—１５３、１６６、１７０頁。

說明：（１）借出款主要包括大生紗廠對張謇所辦地方實業的借款，及張謇舉辦地方公益事業的墊款或個人挪用款。這些事業的存在，端賴大生資金的挹注，很難在大生需要資金時，及時收回借款，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年，該項借款餘額分別為４８０．３萬兩及４３１．６萬兩，並無明顯減少。而這也是大生財務發生危機的重要原因。故另列一項，不歸入流動資產項目。

（２）抵押款包括不動產及有價證券抵押。當時金融機構的長期放款並不普遍，即使是抵押放款亦不例外。

２０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１９２０年以後，中國興起了許多大規模企業。這些企業雖仍無法完全廢止官利製度，然均已極為重視盈餘積累，較諸清末企業此為明顯進步的地方。

不過，這並不表示此時企業的財務管理已步上軌道。茲以榮家企業、劉鴻生企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永安紡織公司及民生公司等五家大型企業為分析對象，觀察其財務管理狀況。此為目前筆者所能收集到的資料，雖不夠全麵，應仍有相當的代表性。

根據表２３６數據，申新係統各紗廠除１９３２年外，其餘年份的流動比率均偏低，顯示其短期償債能力相當薄弱。主要原因是榮氏采取“要拿大錢，所以要大量生產”①的擴張政策，遠超過其本身積累所能負擔，另外申新是無限公司組織，限製了其向社會大眾募集資金的能力。故隻能依靠大量舉債的方式，滿足其擴充所需資金。再者，申新所借各款，絕大部分屬短期負債，亦即以短期資金支應長期營運的資金需求，無怪乎其財務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申新因營運不佳而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中，若非靠榮家與金融機構的密切關係，讓到期債款得以一年延過一年，恐怕早已破產或將經營權拱手易人。

表２３６１９２０—１９３６年申新係統紗廠短期償債能力分析表單位：千元年份（年）流動資產（犪）流動負債（犫）流動比率（犪÷犫）盈虧１９２０１０１５２６１８０．３９＋１３７８１９２１２０２１６５９８０．３１＋８２６１９２２３３９２９１３５０．３７＋６３４１９２３３７１２１１４７７０．３２－９２５１９２４３６３６１１６１２０．３１－３８４１９２５７５５７１７２７５０．４４－３１９２９１６１１４２７４６１０．５９＋２９８５１９３２２２３６１２４５６６０．９１＋２４６９１９３５１５２４２４２７１６０．３５－１２７２１９３６２３６６４４８２５８０．４９＋３０８５資料來源：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６４０—６４１頁。

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５２頁。

２０８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劉鴻記賬房的財務結構亦頗類似，根據表２３７資料，其短期償債能力固較申新公司為佳，但仍極不理想。此固為劉鴻生個人的財務數據，卻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其所投資企業的財務狀況。由於劉鴻記賬房所取樣本皆為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數據，而此時其所投資企業正麵臨營運困難，故短期償債能力的惡化，並非隻是財務管理不善單方麵的因素。至於申新係統，則即使在獲巨利年份，其流動比率均偏低，不能不歸咎於其平時對健全財務管理的忽略。

表２３７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劉鴻記賬房短期償債能力分析表單位：千元年份（年）流動資產（犪）流動負債（犫）流動比率（犪÷犫）盈虧１９３２２８９３３０４００．９５－１３５１９３３２４３１３０８１０．７８＋１４４１９３４１７９６２５０３０．７２＋８１９３５１３７０２３７００．５８＋７１１９３６１２３０２３２１０．５３＋７７１９３７１１１２２４６４０．４５＋１４４資料來源：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中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９—３１頁。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與前述兩家企業一樣，均在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麵臨過營運上較大的起伏變化，然綜觀其曆年流動比率，則大致都維持在合理的水平（見表２３８）。該公司於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曾發生５７０萬餘元的巨額虧損，其之所以未如榮家企業及劉鴻生企業般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中，實得益於此。

表２３８１９２０—１９３６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短期償債能力分析表單位：千元年份（年）流動資產（犪）流動負債（犫）流動比率（犪÷犫）盈虧１９２０１５２２７３０９８４．９２４８５３１９２１１７８６３７０３３２．５４４０４２１９２２１７８６０７３７５２．４２４０８５１９２３１９１９９８８１３２．１８３０９５１９２４１８７９８９７５５１．９３４８０１９２５１６７１３７２５５２．３０１２２０２０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續表年份（年）流動資產（犪）流動負債（犫）流動比率（犪÷犫）盈虧１９２６１６３２４６９８４２．３４２３０１１９２７１６０１０８３８０１．９１２８７１９２８１３２５０７１６８１．８５－２２４７１９２９１００３４７０７７１．４２－３２０２１９３０９３３８５３９４１．７３－３０６１９３１１３１９０５５８６２．３６７６２１９３２１２４１３５３１８２．３３１０５５１９３３１２４３２４３６１２．８５１３６０１９３４１３３３９５０３３２．６５１２０５１９３５１３１８９４９１０２．６９６０１１９３６１５４６４６７２５２．３０３０２說明：流動負債包括借入資金及其他負債兩項，因所引數據中被列為其他負債項目的是應付未付款項，按會計原則應屬流動負債。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２６１—２６６頁。

永安紡織公司與民生公司是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獲利頗佳的企業，但表２３９及表２４０數據顯示，這兩家公司的流動比率亦未臻合理，其中尤以民生公司為甚。永安紡織公司雖一向依靠聯號企業提供營運資金，很少向銀行借款，①即使一時麵臨逆境，尚不致有立即的財務危機，然本身資產流動性不足，終究不是理想的財務管理方式。至於民生公司，其經理人盧作孚本極重視財務管理。２０世紀３０年代該公司規模日趨擴大，盧作孚即意識到資本偏低的不合理財務結構，亟思有所調整。不過，由於公司章程有關入股及股東權利的規定，頗不利於大額投資者，很大程度影響了其對外招股的能力。②從１９３３年起，該公司股東大會幾乎年年通過增資案，但都未達到預期效果。

①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紡織史》，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１６頁。

②民生公司章程規定，股東每股有一議決權，但一股東如有十一股以上者，十一股起，每二股有一議決權，三十股以上之股東以二十權為限。這明顯不利於大額投資者。當公司須於短期間內募集大量資本時，依靠小額投資戶，有時難免緩不濟急。參見淩耀倫：《盧作孚與民生公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第１０１—１０２頁。

２１０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例如，１９３５年第１０屆股東大會決議將資本由１２０萬元增為２５０萬元，可是至１９３６年底實收資本僅１６０萬餘元，而總資產則已達９８８萬餘元，兩者相差７２８萬元之巨，盡管有曆年積累可資彌補，卻仍必須大量舉債，始能滿足公司營運所需資金。

表２３９１９２４—１９３５年永安紡織公司短期償債能力分析表單位：千元年份（年）流動資產（犪）流動負債（犫）流動比率（犪÷犫）盈虧１９２４２３１１１６９２１．３７４０４１９２５３５２６４１８３０．８４６０７１９２６４２３７４６１７０．９２５７４１９２７４６７８３９２５１．１９８０１１９２８７１９１６５８７１．０９１４３５１９２９１４２４１１２４６８１．１４３８１５１９３０１７２９５１９０４２０．９１１４５５１９３１１８５４４２０６３１０．９０２２３０１９３２２２９３６２４８３６０．９２１５２３１９３３２４００１２４３３９０．９９７０３１９３４１５９２１１６２６１０．９８３４０１９３５１０４９５１１６７７０．９０６７說明：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原物料及存貨、往來欠款、應收未收款及暫記欠款；流動負債包括往來存款、暫記存款、未領股息、應付未付款、未領花紅、撇二廠戰事損失。

資料來源：《永安紡織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檔案》，財務類，補財１０１，“公司及各廠１９２２—１９３６年資產負債、損益等表”。

表２４０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民生公司短期償債能力分析表單位：千元年份（年）流動資產（犪）流動負債（犫）流動比率（犪÷犫）盈虧１９３３９７１１５８７０．６１３１５１９３４１４４９２１４６０．６８１６５１９３６１６５２３２０００．５２４４１說明：１９３６年流動負債由下引參考資料計算，即流動負債＝資產總值－自有資本（包括股本、各項公積及準備金、折舊、純益等）－長期負債（公司債）。唯作者將曆年累計準備金及折舊誤為當年提存數，筆者在引用時已注意及此。

資料來源：雷輯輝，《二十三年本公司財政述要》，《新世界》，第６５期，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第８—１０頁；淩耀倫編，《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８１、９１—９３、２６３、２６５頁。

以上五家企業，除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外，其他企業資產的流動性均不足，２１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特別是營運效益不錯的永安紡織公司及民生公司，亦複如此，充分反映出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企業經營者普遍側重發展而較輕忽健全財務管理的一麵。相較之下，日本在華企業所采取的財務政策就穩健得多。如上海紡織公司和內外棉公司兩家著名日資企業，其１９３８年底流動比率分別為１．８２及２．７２，①顯示它們極為重視財務的健全性。

２．會計製度的改進會計製度的良窳關係到企業的財務管理能否健全。良好的會計製度至少必須達到兩個要求。其一，要能夠明確反映一個企業的真實財務狀況，以作為經營者決策的參考；其二，要能發揮防止舞弊的效用，亦即一切開支都必須經過適當的手續，而且時時有人稽核。這兩項標準，可以作為衡量近代中國企業會計製度發展的指標。不過，由於會計實務極為複雜，筆者隻能就一般原則加以分析。

中國傳統工商業發達，原本就有一套嚴密的會計製度。清末雖引進新式企業，然在會計製度上仍繼續使用舊式的記賬方式。以大生紗廠曆屆賬略為例，總賬包括收支賬及盤查實在兩個部分。②前者反映當期企業活動過程及其結果，性質類似西式借貸複式簿記中的損益表；後者反映企業資本來源及運用狀況，與西式簿記中的資產負債表相近。兩種會計報告，各有不同的效用，收支賬用於計算盈虧，盤查實在則用於平衡賬目，以達鉤稽賬目之目的。

兩者互有關聯，前者是後者的基礎，而後者之平衡對前者又有驗證的作用。

但若與西式會計比較，仍暴露兩大缺點。第一，賬略中的會計科目不統一，甚至有相同賬款在不同年度用不同科目的情形；第二，盤查實在中資產與負債的性質未作明確的分類，不像西式會計將資產歸納為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及其他資產，將負債歸納為業主權益、長期負債、流動負債及其他負債。畢竟資產與負債的性質明確，始能真實反映出一個企業的財務結構狀況，進而可作為經營者決策的參考。這兩項差別，正是傳統簿記與西式會計最大不同之處。

①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內外棉公司之流動資產為３７０３萬日元，流動負債為１３６１萬日元；上海紡織公司的流動資產為１５７２萬銀元，流動負債為８６２萬銀元。參見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紡織史》，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４，２２９頁。

②南通市檔案館等編：《大生企業係統檔案選編·紡織編（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２６頁。

２１２第二章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企業界與學界均體認到會計製度的不完善，將嚴重影響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因而展開會計製度的革新工作。這可從一般會計的改良、成本會計的運用及預算編製等方麵來談。在一般會計方麵，由於學界對於究竟應全盤采用西式會計或使用改良式中國簿記，仍爭論不休，相對的亦影響到企業革新會計製度的腳步。①部分企業如商務印書館，於１９２１年聘請財務金融專家楊端六為改革會計製度籌備處主任，全麵推行新式會計，並獲致良好的成效。②然而，大多數企業則新舊雜陳，一方麵引進新式會計製度，一方麵又保留舊式簿記，如申新總公司“財務科有財務科之舊式簿記，會計科有會計科之新式賬冊，工作重複而結果仍不完善。”③榮宗敬甚至不以為意地表示：“從來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最合時宜。我不采用銀行的純新式，我們是舊賬新表，中外鹹宜。”④足見企業界仍積習未改。不過，各企業亦逐漸編製新式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有利於其本身對自己財務結構的了解。另外，為防止弊端，大部分企業均已將管賬與管錢分開，由會計與出納各自負責。有些企業如中國銀行、商務印書館及民生公司等甚至設有稽核室（科）或檢查室，執行查賬的工作。⑤僅盡如此，企業的一般會計仍存在不少問題。蓋編製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的目的，無非是要借此說明企業的經營狀況，重點是必須力求準確。唯根據著名會計師潘序倫查賬的經驗，許多公司對存貨估價和折舊，缺乏統一標準，在企業處於虧損狀態時，往往少提甚至不提折舊，而為美化賬麵，亦會故意高估存貨價值；反之，當企業獲巨利時，則會多提折舊或壓低存貨價值。如此一來，損益計算書便無法真實反映當期的營運狀況，①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下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１３—５２０頁。

②陳應年、陳江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第６８９頁；王泊如：《回憶商務印書館進用人員的製度》，《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第２７期，１９８４年６月，第１８—１９頁。

③④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２９１頁。

⑤中國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彙編》，上編，北京，檔案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５３４頁；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陳應年、陳江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第７４３頁；淩耀倫：《盧作孚與民生公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頁。

２１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而各期之間亦無法做有意義的比較。①至於成本會計及預算製度，則是科學管理思想引進中國後，才逐漸為企業界所重視。一般會計隻能求得一期內各種產品的總成本，而無法求得各種產品的個別成本。實施成本會計則能克服此項弱點，通過單位成本的分析，可以明確知道各生產線或部門的營運成本，從而測知其營運效率，經營者可以據此針對效率不彰之生產線或部門，提出改善計劃或予以裁撤。換言之，成本會計是實施科學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環，兩者的關係，誠如工商管理學教授鄭世察所言：“科學管理是方法，成本會計是使得這方法實現出來，達到某種效果，故科學管理是因，而成本會計就是果。”②對於成本會計，劉鴻生是少數了解其精髓的企業家之一。他強調：“每一個企業，一定要有一套完整的成本會計製度。它可以告訴你哪一部門是廠裏最薄弱的環節，需要想法子改進；哪一部門有浪費，需要想法子克服。成本會計是你的眼睛。”③為此，他高薪聘請國內一流會計專家為其旗下企業設計會計製度。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更以標準成本與預算製度，作為控製費用及防止浪費的重要手段。④不過，此時期一般企業推行成本會計，基本上均隻注重成本的計算，而且缺乏科學的計算方法，幾乎談不上進一步發揮控製成本的效果。至於預算製度，當時隻有少數企業試行，並不普遍。

①潘序倫：《改良各廠商會計經驗談》，中國工商管理協會編，《工商管理問題演講錄選刊》，下冊，上海，中國工商管理協會，第５５—５８頁。

②鄭世察：《科學管理與成本會計》，《工商管理月刊》，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第７２頁。

③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回憶我的父親》，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６５頁。

④王雲五：《工商管理一瞥》，《談管理》，１９５９年，第６５、６９頁。

２１４第三章財稅的整頓與改革第一節財稅改革與稅收一、國地財政收支結構的劃分民國初期，國家財政收支十分混亂，尤其地方截留為甚，中央國庫日絀，因而整頓財政須先從整頓中央與地方收支著手。

辛亥革命後，為解決中央財政困難，北京政府曾一度效仿日、法兩國，劃分國地財政收支，但遭到各省地方當局的抵製而未能真正得到貫徹推行。①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麵臨著整軍經武、鞏固政權、安內攘外等一係列要務，迫切需要堅實的財政、經濟基礎。然而現實情況是各省財政多呈獨立割據狀態，國地財政混收混支，中央能夠有效控製的區域狹小，地方截留中央稅款之事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國民政府的稅收；而不曾間斷的軍事行動以及新的建設項目又在不斷加大中央政府的財政開支，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境對中央政權的鞏固產生直接威脅。國民政府將整理全國財政作為當務之急。

解決財政問題的關鍵是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加強中央政府的財力和財權，於是國地財政劃分自然作為焦點問題被提上國務日程。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２日，財政部長古應芬在南京召集蘇、浙、皖、閩、粵等省財政官員舉行財政會議，就中央地方稅劃分問題進行認真討論，擬訂國地收支劃分暫行標準，①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２年。

２１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並形成議決案，要求“劃分國家、地方收入”；“國家地方收入一經劃分，各省政府不得截留國家收入，以辦理地區事業”。①７月１９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實施《劃分國家收入地方收入暫行標準案》及《劃分國家支出地方支出暫行標準案》。

《劃分國家收入地方收入暫行標準案》將收入分為現行稅目和將來新設稅目兩部分。在現行稅目下，列入國家收入的有鹽務稅、關稅、常關稅、煙酒稅、卷煙稅、煤油稅、厘金及郵包稅、礦稅、印花稅、國有營業收入及禁煙罰款等；列入地方收入的有田賦、契稅、牙稅、當稅、商稅、船捐、房捐、屠宰稅、漁業稅和其他雜稅雜捐。在將來新稅目下，屬於國家收入的有所得稅、遺產稅、交易所稅、公司及商標注冊稅、出產稅、出廠稅及其他合於國家性質的收入；屬於地方收入的稅目有營業稅、地稅、普通商業注冊稅、使用人稅、使用物稅與其他合於地方性質的收入。②《劃分國家支出地方支出暫行標準案》將屬於國家支出的項目列為中央黨務費、中央立法費、中央監察費、中央考試費、政府及所屬機關行政費、陸海軍航空費、中央內務費、外交費、中央司法費、中央教育費、中央財務費、中央農工費、中央僑務費、中央移民費、總理陵墓費、中央官業經營費、中央工程費、中央年金費與中央內外各債償還費等１９項；屬於地方支出的項目列為地方黨務費、地方立法費及自治職員費、地方政府及所屬機關費、省防費、公安及警察費、地方司法費、地方教育費、地方財務費、地方農工費、公有事業費、地方工程費、地方衛生費、地方救恤費與地方債款費等１４項。③上述兩案將財政劃分為中央與地方兩級製，地方財政以省為主體，縣附屬於省，省控製著全部劃歸地方的稅源，縣則沒有獨立的賦稅收入。國地收支劃分案的公布實施，標誌著南京國民政府財政劃分製度的初步形成。④不過由於當時中央控製區域範圍有限，且處於戰亂時期，各省甚至包括中央控①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８、４１頁。

②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２年，第１９—２４頁。

③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２年，第２９—３２頁。

④張連紅：《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結構的劃分與實施》，《江海學刊》，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２１６第三章財稅的整頓與改革製的浙皖等“不能尊重法令一致奉行”。①因此盡管財政部呈請國民政府“嚴切申令各該省政府，須分清國省權限”，②但是實際上國地收支劃分案未能實行。

１９２８年初，宋子文執掌財政部後，繼續謀求財政統一，探索實現國地財政劃分的更佳方案。他認為必須“將舊日地方代辦者次第劃分，收歸中央，同時即將軍費及應歸中央支出各款，均由中央完全擔任支發，尤須各省一律定期，同時次第實行，否則中央既無點金之術，各省每多向隅之虞，非通籌全局，則支配不能平均，支配不能平均，則爭執將由是而生矣”。③同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在南京組織召開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會議就國地財政劃分問題提出重要建議案，認為“國地兩稅如何劃分，中央稅款如何征解，必各守軌轍，而後清界限，必收支適合，而後無挪移”，④並討論修訂宋子文依１９２７年頒布的劃分國地收支暫行標準案擬訂的修正案，最後通過《劃分國家收支地方收支標準案》。該案於１１月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

宋子文主持製定的《劃分國家收支地方收支標準案》，同古應芬主持的劃分案相比，“精神上則無二致”⑤，隻是修正後的劃分案顯得更加詳細具體。

該劃分標準規定屬於國家收入的稅目有鹽稅、海關稅及內地稅、常關稅、煙酒稅等１６項；將來新稅劃歸國家收入的稅目有所得稅、遺產稅、特種消費稅、出廠稅和其他合於國家性質的收入等５項。屬於地方收入的稅目有田賦、契稅、牙稅等１２項；將來新稅劃歸地方收入的稅目有營業稅、宅地稅、所得稅之附加稅和其他合於地方收入性質的收入等４項。屬於國家支出的項目有中央黨務費、立法費、監察費、考試費、政府及所屬機關行政費、陸海軍及航空費、內務費等２１項。屬於地方支出的項目有地方黨務費、地方立法費等①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７４頁。

②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７５頁。

③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９６—１９７頁。

④《國府秘書處奉準由財政部召集全國財政會議並抄送原提議函稿》（１９２８年４月２８日），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３頁。

⑤馬大英：《中國財政收支係統論》，南方印書館，１９４４年，第１６頁。

２１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１３項①。

１９３４年５月，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在南京召開，國民政府對國地財政劃分製度再次進行調整。財政部長孔祥熙向會議提交《財政收支係統法》草案，對國地收支係統進一步修正。該法經會議討論通過後，由國民政府於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４日公布。該收支係統法對原有國地財政收支劃分標準作了較大的調整，其規定屬於中央收入的項目有稅課收入、專賣收入、特賦收入等１９項。

而地方收入範圍同原先劃分標準，最大的不同便是將地方收入劃分為省與縣兩級財政，其中規定屬於省級財政收入的項目有稅課收入、特賦收入、懲罰及賠償收入等１７項；屬於縣級財政收入的範圍除稅課收入一項的內容與省級財政不同外，其他與省級財政項目相同。②中央與地方支出也分為中央、省和縣市三級。屬於中央支出的項目有政權行使、國務、行政、立法、教育及文化、營業投資及維持、國防、外交等共２３項。省級財政支出項目同中央相比，除了沒有國務、司法、考試、監察、國防、外交、僑務支出外，多一項保安支出，另外普通補助支出改為普通協助及補助支出，其他則完全相同，總共支出項目計１７項。縣市級財政支出項目計１６項③，其內容同省級幾乎雷同，隻是少一項移植支出項目。

據此，財政收支係統劃分為中央、省、縣三級，而省縣收支原則也有了明確規定，於是縣市級財源有了明確保障，即將一部分原為省級所有的稅源轉移到縣市級，如將田賦與附加合並之土地稅劃分為縣財政的主要稅源，這樣便在提高縣市地方財政地位的同時，一定程度上限製了省一級的財權，由此也削弱了以省為界各自為政的軍事實力派的勢力。不過該法公布時並未規定實施日期。④１９３５年後，各縣市預算繼省市預算而成立，省財政已不能如①李權時：《國地財政劃分問題》，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２９年，第５１—５７頁；施養成：《中國省行政製度》，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７年，第２９９—３００頁。

②在稅課收入一項中，中央包括關稅、貨物稅、印花稅、特種營業行為稅等，省級包括由縣市分得１５％—４５％的土地稅、１５％—３０％的房屋稅、由中央分得１０％—２０％的所得稅和中央分給１５％的遺產稅，縣級包括土地稅、房屋稅、營業牌照稅、使用牌照稅、行為取締稅、由中央分給２０％—３０％的所得稅、由中央分給２５％的遺產稅、由省分給３０％的營業稅。

③《財政收支係統法暨施行條例》，財政部檔案，檔案號：三（２）２２７５，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④錢端升：《中國政府》（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５年，第１４４頁。

２１８第三章財稅的整頓與改革先前那樣對縣財政加以控製，“財政收支乃有采行三級製之趨勢”①，即由過去中央和地方二級製演變為中央、省（市）、縣（市）三級製，這對於建立以縣為基礎的全國統一的財政收支係統，抑製苛捐雜稅的泛濫頗為有利。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５日，國民政府頒布《財政收支係統法施行條例》，通飭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起實施。至此地方財政收支始有法定範圍，並已分為省縣兩級。不過該辦法頒布後，“惜以抗戰軍興未及實行”。②二、南京國民政府的稅製改革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不得不對稅製進行全麵的改革，具體言之，其原因主要如下：第一，稅製改革最主要的出發點是為了解決嚴重的財政困難，滿足浩繁的軍費開支。國民政府成立之初，與地方軍閥之間的征戰連年不斷，為鞏固統治，極力擴大財政支出，政府的財政收入不足，導致財政赤字非常嚴重（見表３１）。

表３１南京國民政府的實支情況和財政赤字（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度）單位：百萬元年度實支總數實收總數（債款除外）財政赤字１９２７年１５０．８７７．３７３．５１９２８年４１２．６３３２．５８０．１１９２９年５３９．０４３８．１１００．９１９３０年７１４．４４９７．８２１６．６１９３１年６８３．０５５３．０１３０．０１９３２年６４４．８５５９．３８５．５資料來源：楊蔭溥，《民國財政史》，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３頁。

第二，統一財權、鞏固政權是國民政府進行稅改的主要原因。一方麵，財政大權旁落外人之手，１８４２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中國關稅主權逐步喪①中國財政史編寫組編：《中國財政史》，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６０７頁。

②財政部財政年鑒編纂處編：《財政年鑒三編》，第１２篇，中央印務局，１９４８年，第１頁，轉引自張連紅《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結構的劃分與實施》，《江海學刊》，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２１９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失，財政稅收大權開始操於外人之手；１９１３年４月袁世凱政府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合同》，“為了籌得這筆借款，中國不得不以鹽稅為擔保，並把它的全部鹽政事宜置於外國的監督之下”，①所以收回關稅和鹽稅主權，是稅製改革的應有之義。另一方麵，國民政府建立之初，隻是形式上完成統一，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地方與中央分庭抗禮的現象，財政支離破碎，“中央所恃以為稅收之源者，僅江、浙、皖、贛四省而已”②。統一財政是政治革命之第一要義，也是稅收體製改革的主要內容。

第三，清除積弊、簡化稅製也是國民政府稅改的重要動因。南京國民政府繼承了“一攤龐雜的稅目、附加稅和形形色色的苛雜，由遍布全國各地的無數稅務機關滿無章製地征斂”。③如被人稱為中國三大惡稅之一的厘金，自開征之後，弊端叢生，嚴重阻礙著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而且其抽無定數使得營私舞弊、敲詐勒索現象屢屢不絕；鹽稅的包商製度，鹽務主權的喪失以及各省截留的問題嚴重影響財政收入。因此，國民政府稅製改革是順應時代的需要，也是與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以及國內民眾的呼聲息息相關。其主要稅改舉措概述如下。

（一）統一稅務機構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財政部成立，負責全國稅務，凡全國財政收入、賦稅征課、法令解釋、製度頒布、公庫監督、支付簽發等均由其負責，隸屬於行政院，分關務署、鹽務署和稅務署。其中稅務署，設於１９３２年７月，掌管全國關、鹽兩稅以外的一切稅務，具體包括統稅、印花稅及礦產稅三大類。

第一，建立統稅組織係統。１９２８年１月，國民政府頒行《卷煙統稅條例》，規定卷煙稅為“國稅”，２月在上海設立卷煙統稅處。其初，區域隻限於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五省，江蘇省由卷煙統稅處兼理，其他四省則分設卷煙統稅局，並在交通重要地方建立查驗所和查驗分所。１９２８年９月，江蘇省設專局，隨後山東、河北、湖北、湖南、河南、廣東、廣西等省開始設立卷煙①萊特：《中國關稅沿革史》，姚曾訥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５８年，第４１７頁。

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合編：《國民政府財政金融稅收檔案史料（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７頁。

③楊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６９頁。

２２０第三章財稅的整頓與改革統稅局，卷煙統稅區域逐漸擴大。①１９３０年底，國民政府決定裁撤厘金，１９３１年１月頒布《征收棉紗火柴水泥統稅條例》，開始征收貨物統稅。２月，卷煙統稅處改組為統稅署，主管全國統稅政務。統稅署之下設區統稅局及分區統稅管理所、查驗所、查驗分所等機關。當時，全國共設有蘇浙皖區、湘鄂贛區、粵桂閩區、魯豫區等統稅局。②同時裁撤各省卷煙統稅局和麥粉特稅局，統一由各地統稅機關征收。

第二，整頓印花稅務機構。財政部內先設印花稅處，在各省設印花稅局及分支機構銷花收款。１９３０年底，印花稅處與煙酒事務局合並為印花煙酒稅處後，財政部又於１９３１年１月頒布了《各省印花煙酒稅局組織章程》，除廣西、寧夏、新疆、雲南、貴州、綏遠印花煙酒稅務由各該省財政廳負責外，其他各省，一律合並改組為印花煙酒稅局。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後，又將印花稅票全部委托各地郵政局代售，各省印花稅局所屬的印花稅分支機構均予裁撤。

財政部設煙酒事務局和各省煙酒稅局，１９３２年夏，將煙酒稅事務並入稅務署後，又屢經整頓。１９３３年７月，稅務署在蘇、浙、皖、豫、閩、贛和鄂七省境內開征土煙特稅，其他土煙苛雜，自特稅開征之日起，一律廢除；責呈各該省印花煙酒稅局監督征收此項特稅，並在產煙集中地區或運輸要道，設置土煙特稅分局專辦，已征熏煙統稅的地方，由各管區統稅局負責。同時也將土酒改征定額稅，亦歸各該省印花煙酒稅局掌理。③第三，建立礦稅征收機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礦稅大致分為礦區稅、礦產稅及礦統稅三種。名目繁多、稅製紊亂。國民政府於１９３０年公布《礦業法》，明定礦商應繳納礦區和礦統兩稅。礦區稅歸農礦部征收，礦統稅歸財政部征收。１９３３年４月礦稅劃歸稅務署後，始完全按照統稅原則，逐步整理，於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公布了《礦產稅稽征暫行章程》。④礦稅征收機構及稅製至此日臻完備。

財政部於１９３２年７月將印花煙酒稅處與統稅署合並改組為稅務署後，又接管了礦稅處。這樣，該署便成為總理全國稅收的決策機關，掌管統稅、印①《財政部各省區統稅局暫行組織章程》，財政部檔案：三（２）２８３８，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②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７１頁。

③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７２頁。

④財政部財政年鑒編纂處：《財政年鑒》，上冊，１９３５年，第１１４７頁。

２２１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花稅及礦產稅三大類，有利於財政部進一步統一稅政，集中領導，推行新稅。

（二）主要稅種的改革第一，裁撤厘金。厘金創辦於鹹豐三年（１８５３年），原是為了籌措軍餉鎮壓太平軍而開征的。初隻限於江南泰州、寶應等地，後來漸漸推廣到全國。民國時期，厘金製度沿襲下來，並立即成為中央政府的大宗收入，成為除田賦、鹽稅和關稅之外的重要稅源。１９１２年，全國收入３６５８４００５元；１９１３年（民國二年），收入３６８８２８７７元；１９１４年（民國三年）預算為４５６７２０９３元；１９１６年（民國五年）預算為４０４２９００８４；１９２５年（民國十四年）預算為４５６７２０９３。①１９２８年，經調查１９２７年中央政府全年此項收入為５０１４３８６７元。②厘金被人稱為中國三大惡稅（另外分別是鹽稅、資本稅）之一，自開征之後，弊端叢生。１９２８年，全國總計有厘卡７３５個，不僅厘卡林立，而且名目繁多，章程混亂，稅率不一。原定稅率１％，實際上許多地區都高達５—１０％，還實行“遇卡完納製”，即每經過一個關卡，就要繳納厘金一次，故商人實際上負擔奇重，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厘金製度早已引起國內外，尤其是國人的不滿與反對。國民政府在積極整頓全國財政的同時，決定裁撤厘金。

１９２８年７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通過了裁撤厘金案，議決組織裁厘委員會，裁撤厘金及國內一切通過稅，同時舉辦特種消費稅作為彌補。

１２月召開了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裁厘會議，議決在該五省試行裁厘工作，裁厘後改辦之新稅稱為特種消費稅；特稅稅率，日用品值百抽２．５至５，半奢侈品值百抽７．５至１０，奢侈品值百抽１２．５至１５。③特種消費稅原則上實行一物一稅，較之厘金有一定進步意義，但是從實施以及效果上它仍然存在若幹瑕疵。宋子文後來承認：特種消費稅“將來實施時，征收方法，或係就貨物出產，或集中地點，均不易辦理；稅製稅率，雖比較厘金好，但征收手續不良，難得不為世人詬病”。④事實證明，裁厘之前，特種消費稅唯一見諸實施的是麥粉，１９２９年及１９３０年分別收入２００萬①賈士毅：《民國財政史》（上），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１７年，第４２４—４２６頁；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２年，第４６２—４６３頁。

②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１７年，第４６５—４６８頁。

③財政部檔案：三（２）２９１５，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④《國聞周報》，第８卷１４期，轉引自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０頁。

２２２第三章財稅的整頓與改革元、４００萬元。①所以根本無法補償裁厘損失。而且，由於僅在五省實行，其他地區未曾裁厘，很多時候往往出現納了厘金又征特稅，或納特稅又征厘金的現象。所以特種消費稅又成了變相厘金。由此宋子文宣布停辦特種消費稅，另籌辦法。

１９３０年底，裁厘各項條件具備。中原大戰以蔣介石勝利而結束，蔣政權進一步得以穩固，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的財政狀況因軍費削減而有望好轉；為了換取各國同意中國實行關稅自主，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裁厘。早在１９２０年華盛頓會議上，中國政府代表提出關稅自主時，各國均以裁撤厘金為交換條件。１９３０年５月，中日關稅新約最後簽訂時，中國政府答應迅速裁厘。中原大戰的結果以及國際義務與工商界的承諾，終於促使裁厘成為現實。財政部決定於１９３１年１月１日起，“所有全國厘金及由厘金變名之統稅、統捐、貨物稅、鐵路貨捐、郵包稅、落地稅、正雜各稅捐中之含有厘金性質者，又海關五十裏外常關稅及內地常關稅、子口稅、複進口稅等，一律廓清”②。至此，“裁厘”工作遂告完成。

第二，開征統稅。在厘金裁撤過程中，麵臨可以預見的稅收減少，南京國民政府采取了兩個措施，一是卷煙統稅在１９２８年２月開辦，二是特種消費稅的倡導與舉辦。前述我們已經了解到特種消費稅的瑕疵與弊病，毋庸贅言。至於統稅，則是國內工業產品按照一物一稅的原則，進行一次性征收後，即可通行全國，此後不再征收稅捐。統稅以卷煙稅發端，以後逐步推廣，並且不斷擴大範圍，地位日益重要，逐漸與關稅、鹽稅並列成為國民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大支柱。③１９３１年１月１日，財政部卷煙統稅處改組為統稅署，主管卷煙統稅和由麥粉特稅改成的麥粉統稅。２月１日，棉紗、火柴、水泥開征統稅。④１９３２年又將印花煙酒稅處與統稅署合並為稅務署，負責專門管理統稅征收。後又將熏煙葉、洋酒、啤酒、火酒納入其中。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統稅的征收對象不斷增①楊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狀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４８３—４８４頁。

②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財政部檔案，檔案號：三（２）２９１４。

③張生：《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２頁。

④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行政院檔案，檔案號：（二）（２）９３８（２）。轉引自張生：《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４頁。

２２３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多，楊蔭溥先生在《民國財政史》中，認為統稅包括卷煙、棉紗、火柴、麥粉、熏煙、水泥、啤酒、火酒８項。①張生則認為，１９３３年６月，隨著統稅稅率的集體大調整，土煙特稅（它雖不叫統稅，但與統稅性質基本一致）加入其中。所以統稅物品總共有卷煙、麥粉、火柴、水泥、棉紗、啤酒、熏煙、土煙、火酒等９種。②統稅作為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新稅，是近代稅製改革的重要標誌，其中具有的現代新因素體現了民國之後中國在經濟上開始向現代民族國家演進的趨勢。裁厘改統之後，稅目簡化，稅收漸趨合理；一物一稅，不再重征，改變了過去關卡林立，重征苛斂的陋規，減輕了商人負擔，有利於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在統稅的實際操作中，或多或少采取了一些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措施。比如進口的統稅物品，除繳納關稅外，還要課以國貨同等的統稅，保護了本國的幼稚產業。但統稅改革具有明顯的局限性：首先，統稅政策遷就於外國在華企業的利益；其次，統稅物品出口退稅的實際意義，不易高估；統稅雖然使商人免除了厘金時代種種潛在負擔，但其本身稅率的不斷提高也使廠商的負擔加重了。③第三，改革關稅。關稅自主後，國民政府對關稅進行了改革。

進口關稅稅則的修訂。協議關稅時代，進出口稅一律定為值百抽五。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７日，國民政府頒布了《海關進口稅稅則》，規定１９２９年２月１日起施行。此次稅則，出口稅部分未變化（７．５％），進口稅部分由以前均一的５％改為７級等差稅率，並將附稅改為正稅，“綜合舊時正稅及七級附稅，與卷煙煤油之二·五附稅，成為新定稅率，廢除附加之名”，④共１４類７１８目，按照北京關稅會議上各國提議的稅率原則製訂，加上５％的舊有稅率之後分別為７．５％、１０％、１２．５％、１５％、１７．５％、２２．５％、２７．５％，即為關稅自主之後的稅則。

這是國民政府宣告的第一個國定稅則。該稅則作為過渡性的稅率，有效期為一年，待１９３０年裁撤厘金後，再實行國定稅則。該稅則僅限於對酒、卷煙、奢侈品等少數進口商品課以２０％以上的高稅，大多數進口商品，仍控製在低稅率上。而且日本尚未同意中國關稅自主，所以該稅則未曾很好執行。

①楊蔭溥：《民國財政史》，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９—５０頁。

②張生：《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４—７５頁。

③張生：《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５—１１９頁。

④吳兆莘：《中國稅製史》，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第１３２頁。

２２４第三章財稅的整頓與改革１９３０年５月中日雙方簽定《中日關稅協議》後，國民政府稅則委員會於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９日重新公布進口稅則，自１９３１年１月１日施行。此次稅則共１６類６４７目，為１２級等差稅率，即５％、７．５％、１０％、１２．５％、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該稅則“對進口貨一部分（大半為奢侈品）之稅率，稍為增加”。①該稅則作為國民政府製定的第二次國定稅則，與１９２９年的第一次相比較，未改變稅率的有２３２項，減少的有１５０項，增加的有４５１項，主要為一些國內製造的產品。中日簽訂的《中日關稅協議》中規定，由日本進口的棉貨物、魚及海產品、麥粉三類貨物，在３年內，維持舊有５％稅率不變。②所以此稅則有片麵優惠日本的傾向。

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日關稅協議》期滿，同時“九一八”事變後關稅收入減少，為此國民政府對全部進口關稅稅則進行修改，並於５月２２日開始施行。稅目計分１６類，６７２目，稅率共分１４級：５％、７．５％、１０％、１２．５％、１５％、１７．５％、２０％、２５％、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③該稅則與１９３１年相比，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競爭性產品的稅準上升較多，因此鄭友揆認為１９３３年的稅則在曆次稅則中最具保護性，“對當時為世界經濟危機及銀價上漲所困擾的國民經濟，提供了極為需要的幫助”。④１９３４年６月財政部頒布了新的進口稅則，並於７月１日起施行。財政部以１９３３年的進口稅則為基礎，分為１６類，６７２目，並擬定原則兩項：①為補助財政暨維持實業起見，對於若幹種進口貨物，酌加稅率；②為調劑海外貿易起見，對於若幹種進口貨物，酌減稅率。⑤此次稅率調整，作了有利於日本的調整，且使得中國的進口貿易結構發生變化，美國在中國占有的市場幾乎全部被日本占有。以至於當時的輿論評論說：“新稅則的根本目的不是……發展和保護中國的實業，它的重要目的是推翻１９３３年５月國定稅則的精神……就是要轉向到中日互惠協議時代那種歧視民族資本發展的路線上去。”⑥①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２年，第４２—４３頁。

②趙淑敏：《中國海關史》，台北，１９８２年，第７４—７５頁。

③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９８頁。

④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１８４０—１９４９）》，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⑤楊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狀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０頁。

⑥楊格：《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狀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５４頁。

２２５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國民政府對出口稅則也進行了三次修正。１９３１年５月財政部公布了新的出口稅則，並於６月１日起施行。此次稅則，稅目分為６類２７０目，分從量和從價兩種征稅，稅率分別為５％和７．５％，並先後對一些出口產品如絲綿、絲紗、純蠶絲製暨雜蠶絲製衣服及衣著零件、米穀、小麥、蕎麥、高粱、小米和各種雜糧等免征出口稅。

１９３４年６月，財政部根據先前擬定的兩項原則（①在財政許可的範圍內，對於原料品暨食品，在國外市場推銷最感困難者，酌量減稅免稅；②在財政許可範圍內，對於工藝製品宜予獎勵輸入者，酌量免稅①），對出口稅則進行修改，仍以１９３１年出口稅則為基礎，出口稅率降低的有３５項，新增免稅商品４４項。

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５日，國民政府又重新修改公布了出口稅則，該稅則對出口物品的稅率又大加減免，但這次未實行。

國民政府經此努力，關稅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一方麵，關稅收入大幅度增加，在抗日戰爭之前的十年間，關稅收入增長了三倍多，為國民政府進一步的財政稅收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麵，有利於穩定進出口貿易，為保護民族產業，促進本國產業的發展，鞏固國際金融做出了貢獻。當然，也不能忽視關稅改革存在的問題：關稅“國有化”程度進展緩慢，外國稅務人員依然大量存在，他們因自身利益所在阻礙著中國關稅政策的實施，妨礙關稅真正實現自主；在關稅領域，依然存在歧視國貨的現象，並且中國出口貨品在國外得不到同等的優惠；對許多關係民生之產業如毛紅茶、土特產等出口產品，並未加以保護，對進口貨物反而采取保留態度。這些都削弱了關稅改革的意義。雖然１９３１年稅則使得稅收結構得到簡化，但關稅附稅如海關附加稅、救災附加稅、碼頭捐、堤工捐、修橋捐、河工捐、浚浦捐、浚河捐等仍然存在並蔓延，這些都體現了關稅改革的不徹底性。

第四，整理鹽稅。鹽稅是近代中國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清末民初又成為舉借外債的擔保，所以整理鹽稅至關重要。進入民國之後，政治動亂，鹽稅也弊病百出，成為中國三大惡稅之一。

民國初年鹽稅問題積重難返，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包商製度。所謂包商，①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行政院檔案：（二）（２）２３５９，轉引自張生《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５頁。

２２６第三章財稅的整頓與改革就是某商人先向政府繳納一定數量的金錢，然後憑引票在鹽場購取一定數量的食鹽，再運到某個指定的地區銷售，銷售中，商人除將自己的利潤計入外，還會暗中加進稅收，銷售得款，上交一部分稅金。①它的危害在於使少量鹽商壟斷食鹽運銷，獲取巨資，與其掛鉤的分區和引案製度②更是造成地區銷售壁壘，致使人民負擔沉重。其次是鹽務稽核所的建立，１９１３年４月袁世凱政府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合同》，“為了籌得這筆借款，中國不得不以鹽稅為擔保，並把它的全部鹽政事宜置於外國的監督之下”③，成立鹽務稽核所，以中方人員為總辦，以外國人為會辦，但權力掌握在外國人手中，後其權力不斷擴大，成為中國鹽政的主管機關，損害了中國的鹽稅主權。第三，鹽稅遭到各省截留並附加各種稅收。袁世凱死後，軍閥割據局麵形成，地方勢力崛起，中央式微，各地紛紛截取鹽稅自用。據統計，１９２６年，僅１２月份一個月，各省截留即達３７７８１３８元，而該月鹽稅收入總數僅為７１０餘萬元，除去償還外債和河北、江蘇、湖北３省協款，僅餘三四十萬元。④除正稅之外，又另加征多種名目的附加稅。據載：“綜計各區抽征項目，自一種至二十餘種不等，名目紛繁，征率不一，以致全國之稅率隨之紊亂。”⑤這些嚴重影響中央財政收入和鹽稅征管的統一。

國民政府改革鹽稅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針對鹽稅存在的問題，宋子文及孔祥熙在任時都采取了諸多措施。

包商製度的廢除。１９３１年６月３０日，國民政府公布了新《鹽法》，第一條規定：“鹽就場征稅，任人民自由買賣，無論何人不得壟斷。”⑥，宣布了包商製①張生：《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０頁。

②程錫庚：《鹽務的重要問題及改革》，《鹽務雜誌》，第５２期，《新鹽法專刊》，１９３１年７月３１日。所謂分區，是指當時全中國在產鹽地上分兩淮、四川、東三省、兩浙、長蘆、山東、兩廣、河南、福建、雲南、甘肅等１２區，各區所產的鹽，有指定的銷售地區，不得到他區銷鹽，並且，必須由某一指定包商運銷，否則視為私鹽。所謂引案，即指那些不產鹽的銷鹽地區，像湘岸、鄂岸、西岸、皖岸等，這些地區銷售食鹽也要某一指定鹽包商運來，否則視為私鹽。參見張生：《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１頁。

③萊特：《中國關稅沿革史》，姚曾訥譯，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５８年，第４１７頁。

④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２年，第１８７—１８９頁。

⑤江蘇省中華民國工商稅收史編寫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二輯（上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８１頁。

⑥《新鹽法專刊》，《鹽法》。轉引自張生：《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２２７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經濟建設度的廢除。孔祥熙上任財政部部長後，為增加鹽稅計，曾重申包商保證製度，要求招商承辦課稅的，嚴格按照章程交納保證金若幹，並具殷實鋪保者方準承辦。隨後，他針對包商製度的弊端，做出了一些調整：１９３４年，福建１８縣改為自由運銷，兩廣３１縣廢除包商。１９３５年，將南京市區劃出淮南食岸專商承銷範圍，改為淮南北場及精鹽自由銷區，並廢止甘肅包商、四川富榮引岸專商。１９３６年，福建７縣、廣東中山縣及恩平等８縣改成自由運銷。①鹽務稽核所的衰與盛。１９２９年１月，財政部製定了《鹽務稽核總所章程》，規定：稽核總所主管鹽稅征收、發給放鹽準單、彙編鹽稅報告表冊及清償鹽務外債；稽核總所在遇有和財政部其他鹽務機關矛盾時，由稽核所會同辦理。同日頒布《財政部鹽務稽核分所章程》。②章程規定該部門為財政部直屬機關，這就逐漸將近代喪失的鹽稅主權收歸國家。孔祥熙上台後，南京國民政府清償以鹽稅為擔保的外債，並進一步穩定鹽務稽核所的地位，加強將原有鹽務行政機構並入稽核所的既定方針。鑒於新《鹽法》自頒布以後未曾付諸實際，１９３７年７月立法院通過一項《鹽務組織法》，規定必須在１９３７年４月１日實施。其間鹽務署改為鹽政司，鹽務稽核總所改為“鹽務總局”，一些法規動搖了外國會辦和洋員的特權，如第４條及１７條規定外國會辦、協理隻是一般意義上的副手。③治理地方截留鹽稅並整頓附加稅。１９２８年７月，在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上，通過《統一全國鹽稅收入案》和《統一各省鹽務機關征收人員任免權案》，把統一鹽稅提上議事日程。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７日，國民政府即向各省政府及各軍事機關發出訓令，要求各地鹽稅應由中央核辦，不得就地截留。④１９３１年，鹽務總局將各省附加稅統一劃歸中央，稱為中央附稅，而將原有征收的數目撥給各省自行使用。次年召開整理鹽務會議，統一鹽稅名稱，調整不同地區的稅率，使得這一時期的鹽稅稅目得以簡化。

總體來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鹽稅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包商製度一定程度的廢除，鹽務稽核所一定權力的收回，地方截留問題的解決，都促①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行政院檔案，檔案號：三（２）９５。

②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財政院檔案，檔案號：二（２）９２９（１）。

③楊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狀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６７頁。

④江鳳蘭：《國民政府時期的鹽政史料》，台北，１９９３年，第３２９—３３０頁。

２２８第三章財稅的整頓與改革進了鹽稅收入的增加。①但鹽稅修改過程舉步維艱，包商製度雖在理論上被廢除，實際上卻仍沿襲舊製，廢而不絕；鹽務稽核所在經曆短暫衰落之後更是曆久彌堅。以上隻是治標之法，唯有降低鹽稅與鹽價方為正途，可政府為財政計，不斷提高鹽稅稅率。“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領東三省，東北的關、鹽、統稅全部喪失，僅關、鹽兩稅每年即損失５０００多萬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１／１０。②為此，１９３２年中央政治會議核準了財政部的增稅要求。各省增稅情況見表３２。

表３２１９３３年各地鹽區增稅比率單位：元／擔鹽區長蘆山東淮北揚州兩浙鬆江濤雒江蘇上海所屬地區冀岸口北六縣皖豫六岸海門天長綱地引地常陽河租界原稅率３．３３．３２．３５．３３．３３．３４．５５５．２２．６５４．５５３．０５現稅率４．０４．０４．６６．０４．０４．０５５．０５６．０４．００６．００４．５０資料來源：《財政公報》，第５３期，１９３２年９月，第１９—２３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