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郭秉文具有卓越的管理能力與方法
郭秉文具有卓越的管理能力與方法，他在南高—東大的辦學經驗可以概括為“一二三四”法，即“一流師資、二者兼顧、三育並舉、四個平衡”的工作方法。
一、聘任一流的大學教師
郭秉文認為一流的大學，關鍵在於要有一流的師資隊伍。他在南高—東大期間，最為重視也最為成功的一件事就是為學校延聘了大批國內外優秀人才。他“遍遊歐美，考察教育，訪求名師”。[10]東大一時人才濟濟，“孔雀東南飛”成為教育界的熱門話題。如國文部的“柳詒征長於史學，姚孟溳長於經學，陳鍾凡長於子學，顧實長於小學，蔣維喬長於佛學，李審言長於駢文，吳梅長於詞曲”[11]；而理化部也多社會名流，如“吳憶琴教授算學，吳玉麟教授理論物理，胡剛複教授電學與磁學，熊正理教授聲學，王季梁教授定性分析化學，孫洪芬教授實驗理論化學，張子高教授理論化學、無機化學等”。[12]北京大學梁和鈞教授更有點睛之筆：“北大以文史哲著稱，東大以科學名世。然東大的文史哲教授，實不亞於北大。”因為“東大所延教授，皆一時英秀。”[13]
二、實行民主與效率二者兼顧的新型治校方式
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的自治體製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學生郭秉文。他主張推行民主與效率兼顧的新型治校方式。他的自治觀念主要有學術自治、校務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方麵。
學術自治。郭秉文擔任校長期間，社會動蕩，政局不穩，各地學潮此起彼伏，南高—東大卻始終未發生大的運動。他執掌南高—東大之時，正是學校學術發展的黃金時期，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各方麵均取得了良好發展。後來，當軍閥鬥爭波及東南大學，郭秉文意外被免職，學術自由遭到破壞之時，東南大學教師、學生抗議說：“大學……為學問之府，宜超然於政局之外，今教部於政變之隙，無故而更易校長，是明明納吾等純潔高尚尊嚴之大學於混沌汙濁政潮之中，此其貽害國家，殆非淺顯。”[14]
校務自治。郭秉文發揚光大了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改革的優良傳統，堅持實行校董會和校長領導下的“三會製”，即評議會、教授會和行政委員會，分別負責議事、教學和行政事務，由校長兼任會議主席。評議會由校長、各科代表、各係代表和行政各部代表組成，類似校務委員會，具有一定立法性質。教授會由校長、各科、各係主任和教授代表組成，負責指導全校的教學工作。行政委員會主任是校長，另設副主任一人，下設教務部、圖書部、體育部、建築部、女生指導部、醫藥衛生部、會計部、事務部等。這“三會”和增設的校董會，形成了模仿美國大學範式、有著較強民主意味的大學管理體製。
學生自治。學生建立學生自治會，實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學生自治會體製相當民主，設評議會、執行部、仲裁院三個機構，各司其職。學生可以自行組織一些講座、文體活動，夥食、住宿等事務也大部分由學生參與管理。這種自治體製，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勤勞、獨立、合作、互助的精神，也使校園更加和諧。
三、實行“三育並舉”的教育方針
1918年10月，郭秉文在《關於本校概況書中》比較詳細地論述了“三育並舉”的教育思想，即注重啟發和實踐的訓育，注重思想和應用的智育，注重普及和健康的體育。何謂訓育？郭秉文從江謙提出的“國民模範人格”出發，進一步明確了訓育的標準是“一品行，如智力、情感、意誌，要皆趨於中正；二行為，如容儀、言語、動作，要趨於和平。”訓育的策略是“訓練注重啟發，使學生知其所以然；管理注重實踐，使學生行所當然。二者交相為用，以期知行合一。”[15]
郭秉文認為智育的內容必須適合社會的需要。“至於所思想所應用之事物，均以適合與社會需要為本。總期所思所用，皆與社會生活有密切關係。”[15]因此，南高—東大既有文、理科，又有農、工、商、教育等應用專科。
南高—東大在培養人才時十分重視體育的重要性。“鼓勵學生注意體育之興味”，“以期學生畢業後，能以強健之身軀行教育之事業”。[15]“南高—東大是當時國立高校中提倡體育最早、最有力的一個。為進一步發展體育事業，1923年東大發起了建設體育館及遊泳池的募捐。1924年建成後，其體育教育的發展更為迅速”。[16]
四、堅持“四個平衡”的辦學理念
郭秉文堅持“四個平衡”的辦學理念，深得儒家中庸之道處世理念的精髓。
1．通才與專才的平衡
郭秉文主張大學應為社會培養各種各樣的人才，因此，大學既要注重設置文理等偏重於學理的“正科”，又要設置工、農、商、教育等偏重於應用的“專科”。正科是通才教育，專科是專才教育，“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但兩者並非截然劃分，一個綜合大學的好處，在於通才與專才互相調劑，使通才不致流於空疏，專才不致流於狹隘。大學生都應該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17]
2．人文與科學的平衡
郭秉文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國教育製度沿革史》中批評中國傳統教育偏重人文學科的思想：“我國數千年之教育性質，皆偏於文學、哲學與道德方麵，而近世所謂實驗教育，則百不得一焉。其教育之法，頗似歐洲希臘文學複興時代以前所盛行者。”[18]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認為中國教育必須徹底改變為政治服務、著重培養官僚的傳統，應為學生將來的生活做準備，即“以工業、農業及其他生活之預備為目的，使教育有關係於受者之生活”。[18]
3．師資與設備的平衡
郭秉文認為：“大學教育當然以師資為第一，但物質條件亦不容忽視。”[17]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三館缺一不可。東南大學在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兩手抓”：“軟件”與“硬件”兩手抓；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兩手抓；課堂講授與實踐訓練兩手抓，為培養德才兼備、具有創新意識的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和保障。
4．國內與國際的平衡
在辦學方麵，堅持國內與國際平衡，就是要立足國內，開門辦學。學校的學術活動、文體活動、人才引進、教師培養、畢業生就業創業活動等都有必要借助國際力量的支持。在學生視野方麵，教育學生既要有本土情懷，又要有國際視野。理想信念上既要“以國事為己任”，又要“以天下為己任”，力圖使學生具有寬廣的胸懷與廣闊的視野，具有愛國主義情操和國際主義精神。
第三節 郭秉文具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與社會活動能力
郭秉文利用自己較高的社會聲望與活動能力，為南高—東大的發展四處奔走而殫精竭慮、任勞任怨。他擔任校長時，東南大學聲譽鵲起，在我國大學發展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一、“學術貴大成”——創建東南大學
“五四運動”以後，全國教育聯合會會議上有人多次呼籲“改高師為大學”，郭秉文校長也積極支持。為促成南高改成大學，他“曆年在京列席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無不以此促全國教育家注意”。[19]1920年4月，郭秉文在會議上正式提出在南高師校址與南洋勸業會舊址上建立東南大學的意見。結果是大家一致同意。同年9月開學之初，郭秉文就前往上海，極力爭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一周內爭得了九位名流為發起人，他們是江謙、蔡元培、蔣夢麟、黃炎培、張謇、王正廷、袁希濤、沈恩孚、穆藕初。郭秉文與他們聯名上書教育部，提出在南京增設大學的提案，教育總長範源濂表示讚同。
後來，郭秉文“以歐美各大學為求社會讚助起見，常常設立董事會協助校務進行。”[19]建立了學校董事會。1921年3月18日，教育部聘蔡元培、王正廷、張謇等15人為東南大學校董，6月成立了我國公立大學第一個校董會——東南大學董事會。
二、八方化緣的集資募捐
郭秉文校長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聲望與社會活動能力，但個人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為爭取財政撥款，郭秉文可謂費盡心機。除爭取以所增關稅解決辦學經費問題外，他還曾爭取從德國賠款和法國退還庚子賠款中獲得辦學經費和學校資金。”[5]但後來這事不了了之。
在官方籌款非常困難的情形下，郭秉文不得不盡力爭取社會人士的資助。成立校董會，是郭秉文爭取社會名流資助的重要措施。在校董會中，穆藕初、錢新之、聶雲台三位經濟校董和陳光甫（上海銀行公會主席）、榮宗敬（棉紗麵粉大王）都是著名實業家，他們對東大的辦學均給予大力讚助。以郭秉文為首的校董，多方奔走，疏通各方渠道，經過艱苦的努力，為南高—東大募集到許多建校資金。
“據記載，1921年，穆藕初校董捐助農具院建築費6000元；又捐銀五萬兩，選送畢業生留學歐美；穆抒齊捐南彙造橋生試驗費1000元。勸說齊燮元獨資16萬元捐建圖書館。”[15]
“1921年，上海紗廠聯合會補助東大改良植棉試驗費，每年2萬元。上海合眾蠶桑改良會補助東大本年蠶桑試驗費4000元。各省高等專門學校補助東大采集植物標本費18000元。”[15]
“籌建上海商科大學時，曾向銀行借款30萬元。在建設東大學生宿舍時，郭秉文采用與銀行投資合作的方式進行，即由銀行出資建宿舍，建成後由銀行經營，收回成本後將宿舍返還學校。”[20]
“美國克蘭公使夫人捐助學費4000元，分贈東南大學學額2名，高等師範特別生學額10名，兩校合辦之星期學校學額2000名，外人之提倡女子高等教育，極為可感。”[15]
“1923年12月12日，東南大學主要建築之一——口字房毀於火災。郭秉文一方麵組織災後募捐委員會，另一方麵，提出籌建科學館的計劃。經過商洽，洛克菲勒基金會願意承擔費用的一半10萬元；另外的10萬元由學校自籌。1924年，科學館破土動工。”[5]
三、郭秉文與南高—東大的國際學術交流
郭秉文執掌南高—東大期間，非常注重學校與國內國際知名大學的交流，不斷提高學校的辦學水平，如選派留學生、資助出國、開展國際學術交流、邀請海外專家做報告等，以使師生“調和文理、溝通中西，放眼世界，虛懷若穀”。[5]
1．選派留學生
郭秉文主張選派優秀的師生出國留學，學習外國先進的技術與文化。“郭校長以曆屆畢業生，頗有誌願留學研究高深學問者，特商請校董穆藕初捐助留學基金5萬元。穆當即允許，唯所派之人，當以東南大學畢業生為限。”[15]
2．邀請海外專家訪問、演講
1920年，杜威來南高專門講授了教育哲學，羅素做了關於邏輯推理與科學方法的演講。192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門羅博士來東大做了“平民教育”的報告，孟祿博士也發表了演講。1922年，美國伊利諾大學加納博士在上海商科大學做了“關於世界政治發展趨勢”的演說。1923年，東大授予杜裏舒名譽博士學位。1924年4月20日，泰戈爾在東南大學演講。
3．參與國際教育事務
1923—1929年，郭秉文作為中國教育界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曆屆世界教育會議，如英國愛丁堡會議、加拿大多倫多會議、瑞士日內瓦會議及美國舊金山會議，並連任三屆世界教育會副會長，管理國際教育事務。“可以說，在20年代的國際科教文舞台上，國內似乎沒有比郭秉文更活躍的了。”[21]
第四節 郭秉文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對教育事業的滿腔熱忱
“平而乃和，和而能進”的人格魅力使郭秉文一生清廉，平易近人；“天下為公，教育救國”的理想使郭秉文執掌南高，建業東大。
一、“至平至善”與南高—東大精神
南高時期，郭秉文協助校長江謙製定了“誠”的校訓。到東南大學時，他提出了“止於至善”的校訓。“持誠至善，貫之以恒，於是便逐步形成了樸實、勤奮的南高—東大學風和以科學精神與民族精神為核心的南高—東大精神。[5]
郭秉文認為“平”是做人的根本：“平乃能和，和乃能進，進乃能善。”[17]執中務平，才能融洽和諧，才能不斷進步，從而達到完美，止於至善。“至平”是“至善”的積累階段，“至善”是最終目的。曹文彥回憶說：“無論大小各事，隻要他認為值得做的，他必盡可能做得十全十美。”[22]
郭秉文還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與科學精神。“不發揚民族精神，無以救亡圖存；非振興科學，不足以立國興國。”[11]郭秉文不僅具有較為深厚的科學文化素養，而且具有滿腔的科學救國與教育救國的熱情。他青少年時期親眼目睹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舊中國的落後貧窮，因此，他總有著那個時代青年知識分子普遍有的民族憂患意識。
為了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與民族精神，他經常教育學生要有“國士的氣節與風度”，以擔負國家社會的重任為誌向。他注重教職員工在日常教育教學活動中對學生進行科學精神與民族精神的熏陶。如柳詒征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國文化史》（三冊）中呼籲：“世界之文明古國，皆已淪喪，唯中國從未為外族征服；國難當頭，匹夫有責；欲撫危避險，有賴全體學子，品性體格並重，奮鬥不息！”[11]因此，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不斷在南高—東大校風中潛移默化並發揚光大。
在郭秉文的努力下，南高—東大形成了以樸、誠、愛、勤、儉為主要內容的“樸茂”學風。短短的十年時間，南高—東大由一個師範院校發展成享譽全國的綜合性大學，與北京大學一起成為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兩大支柱。
二、“公道自在人心”的“挽郭”
1925年1月6日，北洋政府突然免去郭秉文東南大學校長之職。這給了他一次很意外的打擊。之後東南大學學生自治會當即發表全體學生宣言，表示強烈反對“免郭”。他們致函郭秉文，稱讚郭校長“砥柱東南，樹人十載，春盈江南，有口皆碑，支大廈於一木，係一發以千鈞”[23]，表示了堅決抵製的決心。東大還有人致電教育部：“郭校長辛苦經營。10載與茲，於經費竭盡之秋，全校事業仍得以發展，熱心毅力，良非易得。校長非如普通官吏，可以任意任免。馬代部長曾任大學教授，當明此義，豈一為官吏，遂爾倒行逆施……”[24]
東大行政委員會任鴻雋、鄒秉文、孫洪芬等聯名致電蔣夢麟、沈恩孚、黃炎培等校董，請他們出麵主持公道。不久東大分設上海商科大學的學生也發表宣言“挽郭”：“東大之所以產生，與其有今日之聲譽，實係郭校長慘淡經營之功。比者雖則戰雲彌漫，國庫空虛，而弦誦未當中輟，與他處學校之日鬧索薪，夕議罷課者較，相去何止天壤，此誠由郭校長之艱苦維持。”“近年江浙數省，教育行政，尚能獨立，不受何等政治影響。今政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借口某某關係，免郭校長之職，在郭校長個人，縱可謂日月之食物，無損於明，惟此例一開，則今後一黨之興，一派之替，皆將換一校長，其極也必使最清高之校長，存五日京兆之心，最尊嚴之學府，成政客逐鹿之地。學術淪胥，斯文掃地。”[25]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教育部新派的校長胡敦複不敢去就任東大校長之職。1925年2月1日，東大校董會再次舉行會議，否認教育部之令，請郭秉文照舊任職，先赴國外考察教育。這樣，東大易長風波一直持續了近一年時間才逐漸平息。最終郭秉文未能回校任職，但胡敦複也未能履職。關於此事，正如冒榮教授所評述：“‘公道自在人心’——郭秉文被免職所引起的自發性挽郭運動反映了這一公理。對他不公道的免職，卻給他帶來那麼多的稱頌。對免郭的抵製，無疑反映了人們維護公道的正直與勇氣，也反映了一個卓有作為的教育家得到的理解與尊敬。”[5]
第五節 郭秉文辦學思想的現實指導意義
郭秉文的辦學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是“四個平衡”的思想。“平衡”乃中庸之道，這是郭秉文繼承和發揚中國儒家文化精髓的表現與結果。同時，他又深諳西方文化，因此它的“平衡”思想又抓住了現代大學精神的核心，這是東南大學製勝的法寶。這些都源於他的學貫中西的深厚文化功底。他對高等教育係統的理解是係統而完整的。
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像郭秉文這樣對“四個平衡”的高等教育理念的把握和構建還是不多見的。在這裏，所謂“平衡”，不僅僅局限在均衡發展的意義上，更重要的，它還包括了相互支撐、相互促進、進入良性循環等意義。同時，在理論層次上分析，我們認為，“人文與科學平衡”的觀點，在郭秉文整個大學教育理論中居於核心和基礎的地位，其他三個“平衡”，隻是在幾個主要方麵的補充和延伸：“通才與專才的平衡”主要是對其人才培養模式的說明；“師資和設備的平衡”是一所理想大學所必備的條件；“國內與國際的平衡”則提出了現代大學麵向國際與世界的重要問題。而這“四個平衡“的一個共同指向就是，不甘平庸而追求一種卓越的辦學效應，從而使大學在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進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撐和推動作用。
在20世紀初期，無論是客觀現實，還是高等教育自身的規律性，都要求郭秉文在實施自己的大學理想時必須拋棄過去那種封閉的辦學模式，而走上開放之路。郭秉文的確是這樣做了。從他的辦學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開放”，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麵是大學通過人才培養（通才與專才）平衡、服務社會等滿足社會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麵，大學通過各種方式、途徑從社會得到各種必要和急需的支持。
郭秉文“四個平衡”的辦學思想對當今大學的發展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當今世界，各國間經濟的競爭即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和人才的競爭。這一切最終又歸結為高等教育的競爭。這種競爭應是在謀求合作前提下的競爭，在競爭中合作。讓中國的大學走向世界，與世界著名的學府進行交流與合作，走開放辦學之路，從而提高中國大學的競爭力，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大學硬件設施的建設、教學內容的改革和專業課程的設置，以及人才培養的方式、規格和類型等方麵，都對大學的發展起著極其關鍵的作用。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至目前各國高教改革的總趨勢看，文、理學科的相互滲透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教改潮流之一。直至今日，郭秉文當年為東大早期建設所確立的指導思想仍值得我們今天的大學學習與借鑒。
參考文獻
[1]楊素芬．中大校史（上）[M]．中大（台灣中央大學）八十年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中大八十年，台灣，1995:23.
[2]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64.
[3]石猛．郭秉文與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J]．高教探索，2010（1）:104.
[4]陳訓慈．南高小史[J]．國風，1935（2）:56.
[5]冒榮．至平至善 鴻聲東南：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119,119,228,155,163,261—262.
[6]郭秉文．戰後歐美教育近況[J]．新教育，1919（4）:375.
[7]陶行知．辦理暑期學校及國語講習科報告[M]．陶行知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340—342.
[8]王德滋．南京大學史（1902—1992）[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30.
[9]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的梁啟超[M]．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第94輯[M]．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85.
[10]高明．郭故校長秉文行狀[M]．張其昀．郭秉文先生紀念集．台北：中華學術院，1971:45.
[11]王德滋．南京大學百年史（1902—1992）[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88,34, 62—63.
[12]國立南京師範學校．數理化部概況（1920），內部資料：12.
[13]王成聖．中國哲人郭秉文先生[M]．張其昀．郭秉文先生紀念集．台北：中華學術院，1971:1.
[14]東南大學學生自治會．東南大學全體師生抗議[N]．申報，1925-01-15（2）.
[15]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代理校長郭秉文關於本校概況報告書[M]．南大百年實錄（上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54,46,173,174,173,171.
[16]王悅芳．蔡元培、郭秉文辦學思想與實踐的比較研究[M]．合肥：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148.
[17]張其昀．郭師秉文的辦學方針[M]．張其昀．郭秉文先生紀念集．台北：中華學術院，1971:1,2,3.
[18]郭秉文．中國教育製度沿革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4,105.
[19]南大百年實錄（上卷）．中央大學史料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168,99.
[20]張善飛．論郭秉文的籌資思想[J]．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14.
[21]朱斐．東南大學史[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4:136.
[22]曹文彥．我所知道的郭鴻聲先生[M]．張其昀．郭秉文先生紀念集．台北：中華學術院，1971:58.
[23]東南大學學生自治會．東南大學學生致函郭秉文校長[N]．申報，1925-01-14（1）.
[24]東南大學學生自治會．東南大學學生致電教育部[N]．申報，,1925-01-20（3）.
[25]東南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學生自治會．東南大學上海商科學生宣言[N]．申報，1925-01-17（1）.
第四章 羅家倫的高等教育理念及其現實價值
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羅家倫實在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他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貢獻是不能忽略的。清華校史專家黃延複先生對他的評價是“羅家倫發展清華的決心和魄力極具‘客觀、坦率、有膽識與遠見’，實非過分溢美之詞……無論如何，羅先生仍不失為清華校史上最有貢獻和最值得紀念的校長之一”。[1]羅家倫後來又做了十年首都最高學府——中央大學的校長，經過一係列的教育改革，他成功地將中央大學建設成為大後方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一所國立大學。可以說，在中華民族最危急的時候，教育家羅家倫用他獨特的大學理念與人格典範創造的大學，引領著整個民族的文化和希望。
第一節 羅家倫學貫中西的教育背景和影響
羅家倫（1897—1969），字誌希，1897年12月21日出生於江西南昌，父親遊宦於江西。16歲時由江西返回原籍浙江紹興。幼年接受家庭傳統教育，18歲考入上海複旦公學讀書，三年後考入北京大學外國文學係，經常與其師蔡元培、胡適等談論學問，學業大進。1918年與同學傅斯年、汪敬熙等創辦新潮社，並負責《新潮》雜誌的編輯發行工作，與陳獨秀的《新青年》雜誌一起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刊物。1919年領導了“五四運動”。當天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為當時發動學生、群眾的唯一印刷品，其中的名句“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永遠激勵著中國人民奮起抗爭。同年5月26日，羅家倫以“毅”的筆名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首先提出了“五四運動”的概念和名詞，他因此被譽為“五四運動的健將”。
1920年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獲得穆藕初獎學金資助的羅家倫等五名優秀學子赴美留學，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曆史與哲學。後來又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做了教育家杜威的弟子。1923年冬，由美赴德，入柏林大學曆史研究所學習。期間又到巴黎大學、牛津大學訪學，專研曆史與哲學。他在海外學習期間，廢寢忘食，購買和閱讀了大量書籍。1926年回國前，將收集到的史料與圖書千餘冊裝船運回。8月，應東南大學曆史係教授之聘，開始了中國近代史的教學研究工作。
1928年，31歲的羅家倫被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9月18日，他就任清華大學校長，發表了《學術獨立與新清華》的就職演說。演說中他提出“謀造成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獨立發展之一主要基礎，以完成建設新中國之使命”。[2]這次演講表達了羅家倫希望將清華大學辦成具有現代意義的學術文化重鎮的美好願望。隨即羅家倫在清華大學進行了一些徹底的改革，如改隸廢董、奪回基金、教授治校、唯才是舉、重視圖書館等建設，使清華大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景象。就在羅家倫大刀闊斧地有計劃實施改革的時候，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新軍閥閻錫山公開與南京國民政府決裂。閻錫山的勢力控製了華北之後，清華園內掀起了“驅羅運動”，羅家倫不能繼續維持清華的局麵了，隻好辭職。盡管上任隻有兩年的時間，但羅家倫對清華大學的貢獻，仍然是卓著的，其中較為傑出的成就有兩個：一是使清華改屬於教育部管轄，為清華的發展掃清了製度上的障礙；二是從貪官汙吏手中索回巨額清華基金，為以後清華的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對此，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陳寅恪曾評價道：“誌希在清華，把清華正式地成為一座國立大學，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論這點，像誌希這樣的校長，在清華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3]台灣學者蘇雲峰也這樣感歎：
“曆史是不能切斷的，羅家倫的成就，上承舊清華傳統，同時開啟了日後新的發展。人皆以為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的功臣，而不知道羅家倫的奮鬥成果，實為梅氏鋪下了一條康莊大道。”[4]
1932年至1941年，羅家倫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中央大學校長，這是他教育生涯最為輝煌、他的教育理念體現得最充分的十年。他剛剛上任，就提出了辦理中央大學應“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本著這樣的思想，羅家倫在中央大學進行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改革，為中央大學的發展，規劃了許多宏偉藍圖。經過努力終於將中央大學建成全國高校中院係最多、門類齊全、規模最大的一所大學。即使抗戰期間西遷重慶後中央大學仍然招收了4000餘人，不愧為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界的龍頭老大。羅家倫曾有句名言：“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5]後來由於辦學過程中遭遇到一係列的困難，如經費困難、內部權力紛爭、國民黨內派係之爭等，無奈之下的羅家倫被迫辭職。這次權力之爭，他是失敗者，對他的打擊很大。由此羅家倫徹底失望，從此也完全脫離高等教育界。
此後的羅家倫轉入政治領域。他被蔣介石任命先後帶領兩個考察團，分赴中國西南和西北各省考察教育、民政、建設等工作。他以曆史學家的眼光，為邊疆各地的國防、經濟建言獻策。抗戰後他被任命為中國首任駐印度大使。退居中國台灣後，曾擔任了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台灣“國策顧問”、國史館館長等職務。1968年他主編的《中華民國史料叢編》第一輯出版，第二年聖誕節，因肺炎、血管硬化病逝於中國台北。
羅家倫作為一個學者、政客、教育家，無論在其執掌清華大學還是中央大學期間，都非常重視教育理念的確立與大膽的實踐。他始終堅持學術救國的信念，進行與時俱進的教育改革，將大學教育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羅家倫在中國近代最為艱難困苦、民族危亡的境遇中，嘔心瀝血、無私奉獻、苦苦支撐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持續發展。盡管他後來無奈離開了教育界，但羅家倫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貢獻無論如何是不應被忽視的。
第二節 羅家倫卓爾不群的高等教育理念
羅家倫擔任大學校長期間，擅長演說，富有熱情，氣度非凡，曾留下了上百萬字的演講記錄。而今這些文獻成為現代中國大學史研究中難得的文獻資料。最能代表羅家倫高等教育理念的兩篇曆史文獻為其執掌清華大學校長時的就職演說《學術獨立與新清華》，另一篇為出任中央大學校長時對全校教職員演講的《中央大學的使命》，明確提出以提高學術、創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中央大學的使命。抗戰期間，羅家倫還撰寫了《新人生觀》一書，鼓勵青年人格的修養，以此築就“建立國家的基礎”。他堅持嚴格的學生管理觀，倡導通識教育等高等教育理念，推動了大學的發展，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學術獨立觀：將大學建成“理想的學術都城”
1928年9月18日，羅家倫在北平清華園宣誓就職清華大學校長。宣誓後他向全體師生和嘉賓發表了《學術獨立與新清華》的演講。他強調國立清華大學的宗旨即謀中華民族在學術上獨立發展，以完成建設新中國的使命。
“中國以往的教育方針是借貸式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轉販外國已成的學術。留美預備部，就是這種態度的具體表現。這種態度，當然有它片麵的成立的理由，但是從民族的觀點看，一個民族要求獨立、自由、平等，必須在文化方麵、學術方麵，先求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方可。中國近幾十年來，派送了幾萬的留學生，他們學成回國後，對於本國，固有相當的貢獻；但是要謀我國學術的獨立，必須自己有獨立的最高學府，僅僅靠了外國的教育，那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6]
這種反思，正是羅家倫提出學術獨立的內在理由。
關於實現清華大學的學術發展與學術獨立問題，羅家倫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首先，他向清華大學董事會提出了“四化”方案：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四化”的核心是學術化，本質上就是學術獨立。目的就是要把清華大學從以往留美預備學校轉變而成國家的完整大學——“我們既是國立大學，自然要研究發揚我國優秀的文化，但是我們同時也以充分的熱忱，接受西洋的科學文化。”[7]馮友蘭先生曾說過，清華大學的成長，是中國近代學術獨立自主發展過程的標誌。羅家倫執掌清華，倡導清華國立化就是現代中國學術獨立過程中極為關鍵的一步。
其次，為了發展學術，羅家倫進行了院係學科改革。他讚同蔡元培的建議在清華設立研究院，也大力發展清華本科院係的規模，先後成立了文、理、法三個學院，整理原來的學係，強化理學院，並增設研究院。除此而外，他還製定了《國立清華大學條例》，堅持學術獨立的辦學方針，撤銷了留美預備班，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堅持獨立的辦學方針。
再次，“改隸廢董”運動的成功為他發展清華清除了障礙。所謂“改隸廢董”即是改變了清華原來由外交部與教育部共管的尷尬局麵，明確了“國立清華大學，直轄教育部”，保留了評議會、教授會，並增加了評議會、教授會代表的人數。1929年6月，教育部頒布了《國立清華大學條例》，規定“取消兩部共管和清華董事會。國立清華大學基金，委托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負責保管”[8]，至此，羅家倫與清華師生終於爭得了他們所需要的資金，取消了董事會，學校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基本鏟平。“改隸廢董”成功之後，羅家倫製訂了清華發展的長遠計劃：增加圖書儀器購置費，添建生物館、學生宿舍，擴充圖書館、氣象台，注重辦理研究院，培養研究高深人才，為學術獨立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羅家倫在闡述動用基金意義時表示：
“是為創立國立清華大學的新生命而動用，是為樹立中華民族在學術上獨立的基礎——也就是為謀進中國民族獨立的基礎——而動用，是為培養建設新中國的生力軍而動用。”[9]
羅家倫高等教育理念的一個重點就是加強學術研究，而研究工作的主要條件就是圖書和實驗室等設備。他認為清華大學的弱點恰恰是圖書和設備太少，因此，他決定以後每年從清華的總預算中拿出至少20%購置圖書和儀器設備，以保證師生的研究條件。他在任期間，建成了清華的四大建築：明齋學生宿舍樓、圖書館（擴建部分）、生物館、氣象館。後來在中央大學時，他一如既往地重視學術研究，將圖書館建成學生靜心研究學術的地方，以期將中央大學建設成“理想的學術都城”。
羅家倫在清華大學一係列的改革，使清華大學形成了一種積極向上、追求學術研究的風氣，並贏得了清華人的讚賞。西洋文學係主任王文顯就曾對吳宓說：
“羅校長力圖改革校務，並增善教授待遇，所認為庸劣及為學生攻擊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優良之教授反增加薪金……羅校長勵精圖治，人心悅服。此校前途或可樂觀也。”[10]
二、新民族觀：倡導“創建有機體的民族文化”
羅家倫認為：“教育就是傳授民族性的工具，沒有教育就沒有法子可以保持這個民族性。”[11]透析他一生的教育思想與實踐曆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實質上他是從民族複興的角度來確定大學的使命，始終將大學與民族文化創造及國家建設聯係在一起。因此，羅家倫在清華大學提出了學術獨立，中華民族要發展自己的大學和文化，在中央大學呼籲師生要以“創建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己任，希望中央大學成為中華民族複興的大本營。
羅家倫在他的《民族與教育》中闡述了民族與教育的關係。他說：
“教育是人類經驗的結果，是民族智慧的結晶。……教育可說是人類文明的遺產，這個遺產由前一代的人類交給後一代的人類，以創造燦爛的文明之花。因為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事業，是不斷地隨著環境和時代的演變而進步的。”[12]
他又在《中國大學教育之危機》中說：
“一個國家的現狀，往往就是過去大學教育的反映。現在中國的情形，正可以說是十年以前中國大學教育的反映。……現在的大學教育好，將來的情形也就會好；現在的大學教育壞，將來的情形也就會壞。……大學教育如果辦不好，實在可以危害民族的生命。所以社會對於大學，應該取愛護扶植的態度，尤其絕對的不要利用青年。”[13]
他認為，教育對於民族獨立與國家強大有著重要的關係。教育落後、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很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和當時許多教育家所持的“教育救國”理想是一致的。
羅家倫在離開中央大學校長職務之後，將他在中央大學的演講，整理出版成《新民族觀》一書。該書內容分六章：民族與民族性、民族的國家、民族與種族、民族與地理環境、民族與人口、民族與經濟。該書集中體現了羅家倫對民族問題的理論探索。“國立大學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是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表現，是民族文化的寄托。因此創建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本大學的使命。作為高等學府的大學生，應該當仁不讓地肩負起創造文化的使命，成為民族文化創造的生力軍和主力。”[14]在羅家倫看來，大學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文化力”建設的重要方麵，要承載起“民族複興大本營”的曆史重任，現代化中國能否實現，國立大學的發展水平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
“創建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不僅是羅家倫高等教育理念的個性表述，而且也反映在他治理中央大學的教育實踐中。抗戰爆發後，教育應該如何進行，國內出現了幾種不同的聲音，有人建議廣大學生應投筆從戎，報效祖國；有人主張停辦普通教育，采取戰時教育方針，強化軍事教育。最終國民政府做出了“戰時應做平時看”的教育方針，即戰時仍然應該維持正常的教育宗旨和教學秩序。對此決議，羅家倫等人功不可沒。他們認為盡管在戰時要重點發展工程技術、國防建設、軍事課程教育等相關科目，但基礎理論教學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學術研究重要性不能忽視，否則中國的教育事業不可能持續發展。
羅家倫十分推崇德國著名哲學家費希特在法軍壓境、德國人心渙散的危急時刻，“圍城講學”以喚起德國人民民族意識、挽救危亡的做法與主張。當日本侵略者對中央大學狂轟濫炸、被迫西遷重慶後，羅校長每周一次的演講，極大地增強了全校師生的愛國熱情。演講詞後來在《新民族》雜誌上發表。他創辦的這個雜誌，鼓舞民眾效法19世紀柏林大學的那批文人，為從文化上創造獨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的演講慷慨激昂、充滿活力，猶如“隆隆的鼓聲，蕭蕭的馬嘯，似乎在雲端有大旗在招展，指揮著民族文化大軍前進”。[15]
三、新人生觀：呼籲青年砥礪品行，以此築就“建立國家的基礎”
既然教育對於一個國家民族有如此重大的作用，羅家倫非常重視青年人的品德養成和人格的培育。抗日戰爭時期，羅家倫關於對青年的“體格”與“人格”教育（“兩格”教育）進一步充實和發展，形成了所謂以塑造“強者”為核心的新人生觀。
1．“兩格”教育是青年人生觀教育的重要內容
羅家倫認為體格和人格問題是中國教育最為缺少的內容。關於體格教育的重要性，他分別從審美角度與人生修養和國家前途方麵進行了闡述。他指出，中國人民的體格本來是非常強壯和優美的，隻是到了後來重文輕武，身體才逐漸弱化。《詩經》中標準男子公孫段身體高大，強健有力，為後人仰慕；女子文雅端莊，豐滿秀麗。秦朝是中國的尚武時期，出現了許許多多傑出的軍事人才。唐朝是中國繁榮時期，即使宮廷女子也“射生宮女宿紅妝，把得新弓各自張”。[16]隻是至宋代及其之後，由於武人屢遭打擊，地位低下，尚武習氣消退，漢民族的體格、精神風貌開始衰弱，逐漸頹廢。身體衰弱了，精神也隨之萎靡。因此，“我們現在要振作精神，就是要恢複我們唐以前的體格不可，非恢複我們唐以前形體美的標準不可！”[17]
從人生修養和國家前途的方麵看，羅家倫認為：
“體育運動與軍事訓練，除了增強體質外，還可以養成運動家的風度以及訓練國民政治道德的意蘊。因為健全之心，當宅於健全之身。何況中國民族前途的艱難困苦正多，設新興的一代，沒有持久耐勞的體魄，其何以擔負建國的重任？”[18]
“軍事訓練不僅是體魄的訓練，乃是精神的訓練，是習慣的訓練，當現在的中國，更是一種民族求生存的訓練！”[19]
而所謂運動家的風度，就是公平競爭。“君子之爭”勝固可喜，敗亦猶榮。要培養團結協作、相互配合的“群性”。主張學習歐美大學生活中注重團體的優點，“我們要效法人家的優點，如團體觀念。平時更須注重養成運動家的風度，尤其在政治方麵，一切傾軋排斥，都是因為在學校的時候，缺乏這一方麵的訓練。……我們為民族的前途打算，便要養成一種風氣，做起事來，要采取公開競爭的態度。”[20]
關於人格教育，他在中央大學時對青年學生提出了以“誠、樸、雄、偉”為核心的人格教育思想。“誠”，一方麵指要誠實，以誠待人；另一方麵指對待學問要真誠，讀書明理，不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樸”，性情質樸，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樸質無華。“雄”，即要有雄心壯誌，英雄無畏的氣魄，男生要有大丈夫氣概，女生無病態。“偉”，指的是要有偉岸高遠的心胸，不拘小節，要有寬廣的視野，著眼於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誠、樸、雄、偉”四字很好地體現了羅家倫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基本內涵。這四字後來成了中央大學的校訓，引領著莘莘學子高尚人格與精神的養成。
2．新人生觀應是動的、創造的、大我的人生觀
新的人生觀，應順應自然運動的規律。人類的動是在有意識支配下的有意識的動，因此，人們要發揮這種動力進行創造性的事業，即創造的人生觀，進行繼往開來的工作。所謂大我的人生觀，則是要衝破小我的束縛，努力承擔大社會的責任，不停留於小我，用小我來提高大我，不斷開拓自己的視野和心胸，放眼世界，放眼未來，為全民族全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奉獻自己的力量。
3．新人生觀的核心是塑造“強者”
羅家倫心目中的“強”，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強”。強麵對的是弱。搖尾乞憐，貪生怕死，苟且偷生，是弱者的象征。強者的道德信條是勇猛、無畏、正直、威嚴，心胸寬大，精神奮發。羅家倫心目中的強者是體魄健全、心智發達、追求和諧完美的自我實現者。
他一生貢獻最大的是教育領域，他的教育理念與實踐是相輔相成、互為印證的。他的新人生觀，既反映了他自身的理想追求，也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管理者通過塑造大學生完美人格以培養複興民族的優秀人才的良好夙願。這裏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羅家倫在傷心地告別工作十年的中央大學之際，仍然語重心長地勸告學生不要太重視物質生活而失去精神的追求，太注重專業知識的學習而忽視對人格的修養和品德的提高。
四、通識教育觀：培養“完人”的教育理念
培養“完人”是羅家倫心目中偉大的教育理想，也是他作為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留下的寶貴財富。到中國台灣之後，他進一步倡導在工業社會中如何做一個有文化的“完人”：
“有文化的人是心靈有修養的人，是有高級興趣的人，是愛好藝術文學的人，是願意追求真善美而毫無報酬地位而犧牲的人，自然也是把自己的心靈接受這種訓練的人。”“理性產生於科學哲學，道德感產生於倫理人生哲學，美感產生藝術。”[21]
那麼如何造就“完人”？理想的唯一途徑就是教育。作為一種對優秀人才進行培養的模式，通識教育的目標就是完成對學生的人格完善與學識提高。通識教育采取的手段是通過向學生提供文、理、法、工、農、商、藝術等全方位的課程，除了必修課程外，還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特長進行選修，最終達到知識體係的動態平衡，進而對學生的人文知識、自然科學知識和文藝修養進行綜合培養與訓練。這正好符合學貫中西、知識淵博的羅家倫培養“完人”的教育理念。在通識教育思想的指導下，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時，各係的課程除了各有特色外，還特別強調由博而專的通才教育，在大學一、二年級時設立通識教育的共同必修課，主要有英文、國文、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邏輯選一）、社會科學（西洋通史、經濟、社會、政治選一）等，培育學生的知識體係和人格精神。
在中央大學時的羅家倫認為：“現在本校各院係之課程，均經依據新定教育方針，重新組織，使必修選修科目，均有明確規定，不致因人因事而有變更。”[22]修業年限至少須4年。他不僅重視學生的專業課程，還十分重視通識課程的學習。如在教育學院，他要求學生必須修滿128個學分。其中除了國文、外語等專業必修課，還有物理、化學、生物、農業、地理等選修課。選修課也必須完成規定的學分，否則不予畢業。
1933年，中央大學的課程安排“注意發揚民族文化，培養其獨立進展之基礎，當此國難嚴重時期，一切課程之設置應特別注重民族生存問題，以養成健全實用之學術人才為主旨。”[23]課程教學中，重視實習課程，學校通過與政府機關、學校、基金會合作等，安排學生社會實踐，包括農作物和畜牧品種的改良、水工實驗、中等教育調查、農村問題谘詢等。“中央大學所開設的課程，在南京最後一學期時，一共開課524種，到1941年下學期增至829種，成為當時全國高校中院係最多、門類最齊、規模最大的一所綜合性國立大學”。[24]
中央大學西遷後，羅家倫為了尋求社會理解，對戰時大學實行通識教育而進行改革時，專門撰寫了《抗戰的國力與文化的整體性》一文。有人責問他打仗時期為什麼還要設立中國文學係、外國文學係、曆史學係、哲學係？他的回答是：
“請你看日本人為什麼要在東四省北平天津甚至於在金門灣逼學校裏教日本文？中國文學裏有許多是中國民族精神之所寄托的。讀外國文學是去當帝國主義的走狗嗎？不是。中國要吸收世界的文化，要豐富本國的文學，要得到外國科學的工具，這都非研究外國文學不可。否則，不特文法學院，各學院都受影響。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非懂得本國曆史不可。大家一定認為哲學係實在太空了，但是哲學是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工作。宇宙人生的問題必須有人探討，正確的哲學觀確立後對於人生的行為、民族的進步影響太大了。十九世紀德意誌民族解放與複興，就是與黑格爾、費希特等人哲學的影響與鼓舞分不開的。”[25]
第三節 曆史啟示與現實價值
作為民國時期傑出的大學校長之一，羅家倫留下的高等教育理念中依然蘊含著較為豐富的內涵，其中有很多超越時空而具有永恒價值的真諦，值得我們好好學習與借鑒。
一、回歸大學職能，教學與科研兩手抓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說過，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的學生羅家倫深表讚同並大力踐行。他認為大學是國家的最高學府，是一個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而學術研究正是民族振興、文化發展傳承的保證。一所大學，如果隻重視物資設備，缺乏科學研究，或學術水平淺薄，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學術研究又是提高教學質量和人才成長的催化劑。科研水平提高了，教師的教學水平也會隨之提高。因為教師深入開展科學研究的時候，往往要先博覽群書，廣泛涉獵本專業的相關研究成果，然後有所啟發，結合現實問題，深入思考，從而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或觀點。在課堂上教師對學生的傳授便不再是陳舊的知識，而是給予啟發，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創新思維的火花。無數中外高等學校的實踐證明，隻有在濃鬱的學術研究氛圍中，大學師生才能健康成長，磨煉成為社會需要的各類高精尖人才。
學術研究是項艱難而又高尚的事業，需要一個和諧安寧的環境去日積月累、厚積薄發。它不應當為狹隘的功利思想所左右，也應不受任何政黨或派係的幹擾。改革開放以來，大學的學術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大學活力有所回升。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官、學、商交織在一起，社會上追求實用之風、急功近利思想大為抬頭。基礎學科與基本理論受到冷落。當前許多大學內各類“研究中心”，比比皆是，各類科研項目，年年報批，而且大多數項目研究時間不超過三五年，便要出成果。但理論性強、功夫紮實、有重大突破、成果真正領先世界的甚少。
因此，要提高學術水平，首先，應當加強基礎學科、基本理論的建設，從根本上提高學術研究的水平；其次，應當排除各種非學術因素的幹擾，給廣大教師一個安靜的學術研究的環境和氛圍。社會能夠容納各種思想，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時應當嚴格執行學術規範，嚴格處理各種學術腐敗事件，加大科研成果獎懲力度，與職稱評審、職務晉升、評優等直接掛鉤，促進教師養成學術研究的習慣，不斷提高他們的科研水平與教學水平。
二、既要大樓又要大師，師資與設備須平衡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經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而羅家倫校長是既要大樓，又要大師。他講求師資與設備的平衡，既要重人，又要重物。他不僅重視師資，認為大學教育當然以師資為第一，但物質條件亦不容忽視。他多方籌集資金，發展硬件，尤其注重教學科研條件的改善。羅家倫認為，辦大學，除具備教學課堂之外，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三館”缺一不可。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也是學生自學的場所；科學館是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的中心；體育館是學生鍛煉身體，增強體質，也是學生吃苦訓練、團結協作、全麵發展的要件。所以，盡管經費緊張，“三館”必須優先考慮興建。他說：“大學知識的發源地，就在圖書館與實驗室。”[26]
在《兩年來之中央大學》的回顧中，羅家倫回憶了在中央大學時所增加的建築及設備：加建圖書館，新建音樂室，新建農學院種子室，新建農學院溫室，新建農學院昆蟲研究室，新建校門，新建實驗學校理科新教室，重修生物館，重修加建教育學院之教室，重修教習房，重修學生新宿舍……圖書儀器設備，除已定未付者不計外，實支付已達三十八萬九千二百八十元，合計建築及圖書儀器設備費，共八十三萬八千七百四十二元。[27]
羅家倫深知大學教育水平的提高、學校聲譽的保障和人才素質的養成，都是靠人來實現的。沒有大師，就沒有大學；隻有大樓的大學，也不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才。他曾經說過：“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的用人標準是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28]他堅持以學術標準聘任教師。這種作風從清華大學一直延續到中央大學。他對當時教育界內部任人唯親、找關係、走後門的風氣非常不滿，常常拒絕那些高官顯貴的推薦，堅持以學術成就標準用人。因此，得罪了不少政客和要人。
羅家倫還盡力提高教師的待遇，解除教職員工的後顧之憂。如他改變了原來職員的地位和待遇比教師高的傳統，大幅提高教師的薪金，使得教師能安心教學與研究。羅家倫在辦學過程中致力於追求“硬件”與“軟件”同步發展的教育方針，為創新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條件與可能。羅家倫堅持“人”“物”兼顧的遠見卓識，使他掌校時的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成為當時高等教育界的翹楚。對於我們今天辦成世界一流大學的藍圖，羅家倫的成功辦學經驗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適應並引領政治發展，大學與社會和諧共生
眾所周知，高等教育是一項惠及全社會的事業，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主要陣地，是無法完全獨立於政治的。古往今來，無論哪種社會形態、政治體製或統治階級，都會將大學教育納入到政府的事業領域進行控製。中國近代大學發展過程中，有不少著名的大學校長如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梅貽琦、郭秉文、竺可楨、張伯苓等均提出過“教育獨立”的主張，但是實踐證明他們有些太理想化了。事實上他們所在的大學一天也沒有與政府脫離幹係，隻是不同的政府對大學的控製程度有所增減而已。
毋庸諱言，羅家倫辦學的成功始終離不開他政治上的地位。他擔任校長期間，先後在國民黨內擔任重要職務，如中央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難會議籌備委員等職，並在五大、六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1926年回國後，跟隨蔣介石北伐，並憑借北伐的軍事餘威執掌清華。不久離開清華後，又是蔣介石的任命，再度執掌首都的中央大學。在中央大學西遷的過程中，無論是經費問題還是校址問題，都受到蔣介石的特殊照顧。羅家倫在任校長期間，由於受到蔣介石的信任，能夠放手在大學實施改革發展的計劃，在經費上更是得到大力扶持。關於黨化教育問題，他是自覺地加以執行，甚至有時也非常明顯地為蔣介石的政治鼓吹。有人把羅家倫歸類為“學者官僚型”的校長，“不過，成亦蕭何，敗亦蕭何，羅家倫最終黯然離開大學，成了政治派係紛爭的犧牲品，正是因其政治身份。”[24]
現代大學依靠自給的發展模式是無法維持長久的生存與發展的，政府、經濟等各方麵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現代大學的三大職能：教學、科研與服務社會，缺一不可。大學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適應現實政治的發展，為國家民族的發展出謀劃策、提供智力支撐。大學通過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族精神等品德，實現對政治的引領與發展。大學應是一個國家的智囊寶庫、海上燈塔、社會之光，始終引領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引領著民族素質的提升。
當然，由於高等教育是一項特殊的事業，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政府不應統得過多，管得過死，而應該實現由“管”到“治”的轉變。現代大學製度要求，大學、政府和社會之間應該形成大學麵向社會自主辦學、政府對大學進行宏觀管理的局麵。大學實行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是大學組織特征所決定的。大學是一個不斷探求真理的地方，而且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探索。對學術自由的威脅不僅來自學術組織本身，還常常來自政府官員對學術事務的直接幹預。“各地政府和官僚機構都可以直接窒息新思想並拒絕新空氣。大學的成功不可能根據政府計劃製造出來，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會成功。相反，世界上最強大的大學就是那些能夠得益於政府給予確實自主的大學。”[29]
四、全麵提高學生素質，通才與專才並重
1941年羅家倫在《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指出：
“現在大學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學生專門的知識，而太忽視其整個人生的修養。所以大學往往隻能造就專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隻能造就一技之長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達事理氣度雍容的領袖人才。文學哲學和藝術的修養是很重要的。這種修養，可以為你開拓意境，變化氣質，調劑性靈，使你人生更加豐富，更感覺有意義。”[30]
麵對許多學生重視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而對人文社會科學較為輕視的不良狀況，他指出應通過在大學裏實施通識教育的措施加以糾正。羅家倫在大學辦學實踐中，通過對課程和專業的設置調整，努力對人文學術環境進行營造，並高薪聘請了眾多人文大師任教，努力實現培養通才的教育目標。羅家倫非常重視教師在學校通識教育中的主導地位。他在清華大學時期，努力擴大教授陣容，不斷提高待遇。他深知教師的素質直接影響學校通識教育實施的成效。鑒於原清華大學師資水平參差不齊，羅家倫於1928年10月29日一天內重新頒發聘書18份，聘期一年，此舉相當於解聘了教授37人。後來半年之內新聘了近30人，其中有國內外的名師大家，如工程係孫瑞林，生物係陳楨，曆史係朱希祖，國文係楊振聲、錢玄同，物理係薩本棟，化學係謝惠，哲學係馮友蘭、鄧以蟄，地理係翁文灝、葛利普，政治係浦薛鳳、美國學者克爾文，經濟係陳錦濤等。新聘的教授薪金自260元至360元不等，比以前增加了40到70元，提高了教師的積極性。
要成為卓越的學問家和思想家，隻有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完美結合，才可能實現。在大學階段，大學生要盡量拓寬自己的知識麵，特別是文科與理科之間應相互溝通，開闊視野與思路，力求使自然科學知識與人文科學知識相融合，努力把自己塑造成社會急需的複合型人才。其實，通識教育並不排斥專業教育，而是給專業教育提供一個更廣闊的基礎和視角。現在的大學教育應當克服單純的專才教育的局限性，防止培養大批目光膚淺的“高級匠人”。實際上，在通識教育宗旨基礎上培養的人才，更能適應現代信息社會對高級人才的需求。以學分製為核心，將課程分為必修課、選修課等，允許學生跨學科選修課程，使學生的知識結構不斷完善，盡可能地成使其為具有通才知識結構的通專結合的人才。
總之，作為民國著名的大學校長，羅家倫在高等教育理念與實踐中留下了極為豐厚的遺產。他所倡導的“學術立國”“新民族觀”“新人生觀”“通識教育觀”等教育理念，不僅創造了一段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輝煌時期，對當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仍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參考文獻
[1]黃延複．清華的校長們[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93.
[2]羅久芳，李菁．三十一歲的清華大學校長[J]．文史博覽，2007（1）:18.
[3]毛子水．博通中西 廣羅人才的大學校長[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2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864.
[4]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28—1937）[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32—33.
[5]馬星野．我所認識的羅誌希先生[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2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820.
[6]羅家倫．養成一種領導時代的健全人格[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51—52.
[7]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台北：近代出版社，, 1989:19.
[8]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史料選編（二）[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142—145.
[9]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校史資料選編（二）[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18.
[10]吳宓．吳宓日記（第六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134—135.
[11]羅家倫．中華民族的存在與發展的道理[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6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667—668.
[12]羅家倫．教育的理想與實際[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6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161.
[13]羅家倫．中國大學教育之危機[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6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365.
[14]羅家倫．中央大學之使命[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238—239.
[15]柳長勳．羅誌希校長和中大[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2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647.
[16]王建．宮詞一百首之二十二，唐詩百家全集，張籍、王建詩全集[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2.
[17]羅家倫．恢複唐以前形體美的標準[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173—174.
[18]羅家倫．運動會的使命[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511.
[19]羅家倫．軍事訓練的意義和使命[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28.
[20]羅家倫．歐美各國大學之生活[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166—167.
[21]羅家倫．工業社會中的文化問題[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356,359.
[22]羅家倫．兩年來之中央大學[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390.
[23]各學院修訂課程時應注意事項，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全宗號：648，案卷號000830.
[24]許小青．誠樸雄偉 泱泱大風：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243,335—336.
[25]羅家倫．抗戰的國力與文化的整體性[M]．重慶：獨立出版社，1938:5—6.
[26]羅家倫．擴大知識源泉的蓄水池[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64.
[27]羅家倫．兩年來之中央大學[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395.
[28]羅家倫．提高學生創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7冊，台北：近代出版社，1989:234.
[29]教育部中外大學校長論壇領導小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文集[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9.
[30]羅家倫．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C]．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文存第6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8:108—109.
第五章 竺可楨的高等教育理念及其人格魅力
竺可楨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氣象學家和教育家，1890年出生於浙江紹興。他從小刻苦好學，後來離開家鄉到上海等地的新式學堂學習科學知識，入選了第二屆庚款留美生，去美國深造。1913年在伊利諾大學農學院獲得學士學位，1918年獲得哈佛大學研究院氣象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他深入領會了西方科學的精髓和精神，並決定通過氣象學為科學事業奉獻自己的一生。回國後應蔡元培邀請，出任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致力於中國氣象事業的開創近十年。1936年竺可楨47歲時出任浙江大學（以下簡稱“浙大”）校長。為了讓浙江大學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一所中國名校，他在海內外重金聘請了各專業的教授和學者，進行了一係列的教育教學改革。通過13年之久的不懈努力，他為浙大創造了良好的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條件，將其發展成為民國的著名高校——“東方劍橋”。
第一節 竺可楨高尚的人格魅力
竺可楨在浙江大學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近乎完美的人格特征。竺可楨有一種非常人所具有的感召力與特殊的魅力。具體而言，他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現在他的學者風範、為人師表、甘當保姆、廉潔奉公等方麵。
一、學者風範：教授竺可楨
竺可楨是一位學者型校長，任浙大校長之前一直從事氣象科學研究，到浙大之後也從未停止過研究工作。他的身上有一種強烈的學術責任感，無論工作多麼繁忙，他一直將科學救國、學術救國作為自己的理想，並一生踐行，著書立說，培養學生。在他的努力下，浙大聚集了一大批“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培養人才為無上職責”的教授，竺可楨是其中傑出的典範。
竺可楨一生活到老，學到老。即使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也堅持學習和研究工作。他非常重視圖書館建設，是圖書館的常客，經常去借閱圖書或閱讀報紙雜誌，了解學術信息和研究動態。他是我國氣象學界的專家，平時特別注意觀察氣候的變化，從在哈佛大學讀書起直到1974年2月6日離開人世的前一天，天天在日記中記錄天氣、溫度、風向等情況，成了日後科學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竺可楨還是中國近代物候學的創始人，提倡物候觀測並身體力行，把觀測到的現象用心記下，反映了他嚴謹的治學態度。71歲時，他還參加了南水北調考察隊，在野外考察時，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壩高原，下到險峻的雅礱江峽穀以獲得可靠的資料。竺可楨正是以如此一絲不苟、持之以恒的科學精神，完成了《論我國氣候的若幹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物候學》《中國近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等高水平論著，為我國現代地理學、氣象學奠定了基礎。
竺可楨還及時了解國際國內科學技術的新進展，並對多門學科發展史感興趣。他不僅專於氣象、物候、地學、天文等領域，而且能博覽群書，凡“古今中外，野外地下；文獻考古，實驗調查；觀象於天，察類於地；風雲變幻，草木枯榮；政治興革，方誌圖讚”[1]，都在他的視線攝照之中。他的學術研究，文理滲透，融會貫通。他的治學方法，不是隻停留在實驗室，還結合實際，指導生產，為民族振興和社會發展服務。竺可楨在任校長期間，學校行政工作占據了他大部分精力與時間的情況下，他仍然擠出時間從事研究工作，撰寫了不少學術論文，如1936年發表的就有《中國之雨量》《氣候與人生及其他生物之關係》《寒冬是否為水災之預兆》《南京的天氣》等，1937年發表的有《氣象淺說》《科學的民族複興》《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中國之溫度》《徐霞客之時代》《科學與社會》等。
二、為人師表：導師竺可楨
竺可楨對優秀青年總想方設法給予指點和幫助。如有個叫朱炳海的學生在東南大學讀書時本喜歡物理，但聽了竺可楨講課後便決定專攻氣象。大學畢業後他進入氣象研究所工作，後來又在大學教授氣象學。竺可楨回國後擔任了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此後繼任者趙九章、塗長望，均得到了竺可楨的熱心指點與幫助。
竺可楨主持浙大工作期間，仿照國外大學推行導師製，由一名導師負責聯係幾位學生，以增強師生間的交流。導師製開始時是由學校統一安排，校長因工作繁忙，不在安排之列。1941年起改變做法，可以由學生自己選擇導師，就有學生大膽地選擇了竺可楨。後來有幸成為校長學生的馬國均回憶說：“日子久了，我受竺校長的熏陶愈久，對他的敬仰愈深，他對我的認識愈多，對我的關心愈切。四時八節，總邀我到他家，享受一頓豐盛的晚餐。他了解學生們肚子饑渴的可憐，佳節思親的可憫。吃些什麼，我記不得了，但他對我的親切和愛護，使我終身不能忘懷。”[2]1944年冬，何植棟和吳壽鬆兩名學生商議要請竺校長當導師，本來隻是抱著試試看的打算，不料竺校長竟然答應了。這兩名學生感動不已，並這樣回憶他們之間的交往：“以後我們各自去拜訪校長數次，校長垂詢學業、家庭情況、生活困難等詳情，並教育我既要求學也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人，為國家出力。當我談到社會上貪汙腐化的風氣時，校長教育我要從自身做起，不要光知埋怨別人而自己上了社會也去貪汙腐化，要做一個公私分明、一絲不苟的人。”[3]
竺可楨生活中勤儉節約，非常關心貧困學生。1939年初，他將夫人張俠魂去世後半年中積累的薪金1000元全部捐給學校，成立俠魂獎學金，以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完成學業。同年，學生發起了義賣捐款活動，他將家中的繡花台布、陽傘、手杖、花瓶等12種物品捐獻出來義賣。在遵義時，學校得到美國方麵送來的魚肝油5000粒，竺可楨要遵義、湄潭、永興各處的校醫開出所需要者名單，“得湄潭12人，永興14人，遵義20人，擬每人給100粒”。當時他的長子竺津也開在需要之列，但竺可楨堅決不同意領取。[4]
三、浙大保姆：校長竺可楨
1．政治上堅貞不屈
竺可楨上任浙大校長前，就通過陳布雷向蔣介石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財政必須源源接濟；二是校長有用人的全權，不受黨政幹涉；三是時間以半年為限。[5]陳布雷代蔣介石表示，全權有一例外，即訓育方麵，“黨部不能有人參加”。但竺可楨對國民黨嚴密控製學生思想的做法極為不滿，“近來黨中央處處效法德國納粹，尤為餘深惡痛絕。”[4]上任後很快取消了黨化教育。
對於頻繁的學生運動，大學成了民國時期政界既想壓製又想利用的必爭之地。對學生，竺可楨堅守著“學生對於政黨信仰完全自由，不應做政治運動”。在之後浙大多次的學生愛國運動中，竺可楨都恪守自己的準則，冒著生命危險走在學生遊行隊伍的前麵，屢次以辭去校長職務抗議國民黨的行徑。在特務綁架殺害革命誌士費鞏教授時，他要求當局追查並嚴懲凶手；愛國學生於子三被殺害後，蔣介石等人要他承認於子三是自殺時，他斷然拒絕。在反動當局迫害潘家蘇、滕維藻等進步師生事件中，他親自出麵營救，或自擔風險，或借助報紙，公開真相，引起了當局的不滿和憤恨。
竺可楨指出，大學應弘揚明朝東林書院的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民主精神，成為“社會之光”“海上燈塔”。他政治上堅強不屈的精神使浙大成為堅強的民主堡壘。對於竺可楨的剛正不阿，黃秉維曾給予高度評價：“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以竺先生傲雪淩霜的氣節，的確當之無愧。”[6]
2．把教授當寶貝兒
竺可楨不僅在工作上重用教授，而且在生活中始終把教授當朋友、當寶貝。蘇步青教授曾這樣回憶道：“我和竺可楨從相識到相知，這樣的好校長，把教授當寶貝兒，我們怎不感動呢？凡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況如何困難，我都樂意去做。”[7]
竺可楨一上任就明確宣布：大學實施教育，教授人選最為重要。有了博學的教授，不僅是學校的榮譽，也是國家的光榮。他特別重視學校的師資隊伍建設。首先，為各個學院配好院長，再由院長組織各係的教授，形成院係的領導班子。其次，他唯才是舉，不拘一格用人才。“三顧茅廬”聘請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禮請前校長邵裴子先生，聘請談家楨、羅宗洛、盧嘉錫等教授，一時傳為佳話。竺可楨還重視青年教師的培養，從本科畢業生中選取品學兼優者任教，大力發展研究所，培養研究生，選派優秀青年出國深造等。由於竺可楨用人唯賢，當時盡管社會動蕩不安，戰火綿延，仍然有許多著名教授為他的高尚人格魅力所感召，陸續聚集到浙大。竺可楨在任浙大校長期間，浙大之所以迅速發展壯大成為“東方的劍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具有一大批學術水平高的教授隊伍。
3．為教育經費磨破嘴皮
竺可楨為辦好浙江大學，經常為經費問題多方奔走。他每年都會好幾次奔波於政府部門，提出增加教育經費的問題。由於浙江大學是國立大學，其教育經費由教育部直接劃撥。在南京與重慶，他多次與蔣介石直接對話，據理力爭。竺可楨掌校時，政府每年給予學校的經費是5萬多元的資助，其中4萬餘元用於學校教員的工薪，而學校還需修建校舍、實驗室、教學樓、圖書館等建築，還要出版學術刊物、資助教師出國深造、補助貧困師生的生活等，這些開支都需要大量經費。竺可楨校長經常為此殫精竭慮，愁眉不展。一次在蔣介石視察學校時，他特意帶他到破敗的房屋、陳舊的設備前參觀，不失時機地提出增加經費問題。他甚至幾次提出以“財政保障充分”作為繼續擔任校長的條件。總之，他與相關政府部門開誠布公地講明浙大的辦學困境，與政府官員磨破了嘴皮，終於爭取到了足夠的經費，為浙江大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四、克己奉公：廉潔典範竺可楨
竺可楨對國家的貪官汙吏，非常痛恨。1945年夏，他對即將畢業的學生再三強調說：“我希望你們能做官，能發財，但不希望你們做了官再去發財。為做官而發財，是沒有不貪汙的。”[4]他以身作則，廉潔奉公，從不占集體一點兒便宜。曾在農學院任園藝係主任的吳耕民教授對竺可楨這個品質很敬佩，他回憶說：“竺先生為人廉潔，不揩學校的油。農學院農產品多，如牛奶、雞、鴨、蛋、水果、西瓜、番茄等，多種多樣。竺先生每次都和顧客一樣付款購買，從不白拿。……他對學校辦公費開支也很節約，開校務會議照例由學校備便飯，竺先生不準供應老酒。有一次有酒癖的陳建功先生開會後，隻好自己去買酒吃飯。”[8]竺可楨的生活簡樸，不喝酒，不吸煙。“他的辦公室冬天不生炭盆，寧可在寒冷中辦公，致使耳朵、手腳年年都生凍瘡。那時物價一日飛漲數次，發到薪金都急於購米，以致米蟲都爬滿了屋子，全家有時還吃黴米。”[9]
1946年2月，師生要為竺校長慶祝六十大壽，有的張羅壽宴，有的準備排演節目。竺可楨知道後加以阻止，表示禮物一律不收，慶祝會不到場。竺可楨任浙大校長時，堅決抵製招生中的不正之風，堅持按分數錄取。他不會因官員、親戚或熟人喪失應有的原則，即使自己的家人也不例外。他的女兒竺梅報考浙大時成績不夠，他沒有錄取。吳耕民教授的兩個女兒考浙大沒有錄取，隻好改考他校。
第二節 竺可楨獨特的高等教育理念
竺可楨學貫中西的教育背景與他高尚的人格魅力，為其諸多高等教育理念的實施提供了重要的成功因素。他在長期的辦學實踐過程中，對大學的辦學方針、大學目標、大學使命以及大學精神等重要問題均形成了獨特的見解和追求。直到今天，他的這些先進的大學教育思想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確立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辦學方針
竺可楨曾在美國留學八年，受到西方科學文化的熏陶，因此回國後麵對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呼籲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必須與世界先進潮流相融合，實行開放辦學，國際化辦學。但是他自小接受了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的教育，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內涵，認為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雖然有缺陷，但仍有著現代教育的可取之處。不能盲目崇外，全盤否定。因此他在剛剛接任浙大校長時明確指出：“大概辦理教育事業，第一須明白過去的曆史，第二應了解目前的環境……我們應憑借本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根據本國的現實，審察世界的潮流，所養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10]
中國近代大學的發展雖然起步比較晚，但起點並不低，主要是因為中國近代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如蔡元培、梅貽琦、郭秉文、竺可楨、熊慶來等人出國留學回來後，相繼擔任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他們都抱著教育救國的熾熱情懷，將德國、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先進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他們所在的大學中，並結合中國本土的大學實際，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相繼開創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黃金時期”。竺可楨在美國的伊利諾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學習經曆為他的大學理念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感性材料。
哈佛大學有一大批優秀的教授，竺可楨的導師是當時著名的氣象學家沃德爾（Robert D.Word）和麥坎迪（Alexander Macandie）教授。哈佛研究院的教學大多采用討論式。因為這種教學方式很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竺可楨對此教學模式印象很深刻。後來他任浙大校長時，恰逢母校哈佛三百周年的校慶。他在發表的紀念感言中回憶道：“在1916年校長勞威爾開美國各大學風氣之先，實行導師製。這種導師製對於提高學生程度有不少功效。現任校長康諾德繼任後，他的辦學主要有兩點：第一，主張學校思想之自由，反對政黨和教會幹涉學校行政與教授個人的主張；第二，學校所研究的科目，不能全注重於實用，理論科學應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11]
浙大校長竺可楨一心想把浙大辦成像哈佛大學一樣的世界一流大學。他平時非常關心自己母校的發展和改革情況，以不斷吸取經驗來發展壯大自己的學校。竺可楨經常利用業餘時間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概況，閱讀哈佛大學等名校的學報、校刊、耶魯評論等刊物。由於長期對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關注，竺可楨後來在浙大的各項教育改革，諸如大學目標、大學使命、大學精神的形成等方麵毋庸置疑是中西融合的積澱和產物。
二、製定目標高遠、培養領袖的大學目標
1936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大肆侵略，中國人民受苦受難的時期，竺可楨校長對於大學培養目標的製訂，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當時嚴酷的局勢，充滿憂患意識。他認為大學應首先擔負起拯救中華的使命，培養救國人才，使之成為“養成一國領袖人才的地方”。具體而言就是培養“頭腦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具備“擔當大任，主持風會”的氣魄和膽略，能成為社會各界的領袖。為實現此高遠的目標，他認為大學應該實行通才與專才並重的教育，使學生德智體各方麵得到全麵發展。
竺可楨認為大學應是培養知識廣博的通才，而不是僅僅培養學生掌握一技之長的專才。大學“側重應用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於不顧，這是謀食不謀道的方法”。[12]一般的專才可以“由高等工業、高等農業學校，或大學內另設專修班為之，大學不必因噎廢食也去培養專才”。[13]為實現培養領袖人物的通才教育目標，竺可楨重視基礎理論課的教學，除了加強傳統的數理化、外語等基礎科目，還將中國通史、世界史等人文課程列為基本科目。竺可楨還聘請了許多知名教授為新生授課，如數學課程聘請了蘇步青、錢寶琮教授；物理課程聘請了朱福棠教授；生物課程聘請了蔡堡教授等。這些教授豐富的知識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學生們，對他們日後的學習和探索起到了模範作用。
竺可楨還仿照美國大學的做法，鼓勵學生跨院係選課，建立主輔修製度，鼓勵學生在學好必修課程的基礎上，按學校要求和興趣選修其他人文和自然科學的課程。這樣不僅鞏固了專業知識的學習，同時擴展了視野，提高了自身的綜合素質。實行通才教育，優秀的師資是重要條件。他求賢若渴，多方羅致英才。為了請到懂得七國語言的國學大師馬一浮，他三顧茅廬。1936年5月的一天，竺可楨去馬一浮住處拜訪，被婉拒後，他連夜寫了一封正式的邀請函，翌日又攜函拜訪，依然被拒；此後三四個月時間裏，竺可楨仍多次登門邀請，答應了馬一浮的一些條件，但還是沒有請到。盡管如此，竺可楨還是對他說，浙大的校門對你是永遠敞開的。抗戰爆發後，浙大西遷，馬一浮動蕩不安之際，主動聯係竺可楨，表示願意到浙大效力。竺可楨不計前嫌，到校門親自迎接他。馬一浮深受感動，決心為浙大貢獻力量。後來他為浙大創作了大氣磅礴、寓意深刻的校歌，沿用至今。與此同時，竺可楨還積極推行導師製。導師既教書又育人，一方麵有利於師生關係的進一步融洽，另一方麵有利於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
三、彰顯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的大學使命
“大學使命是大學理念的具體體現與外在形式，是依據大學理念所進行的實踐。在近千年的發展曆程中，大學使命經曆了從單純傳播知識，發展到科研為主、教學次之，繼而轉變為重視社會服務，兼及教學科研多方麵的功能。”[14]
大學是為國家培養各種人才的場所。竺可楨認為要培養出大量優秀人才，首先要把好入學這一關，要有好的生源。抗戰期間，考生的中等教育受到很大影響，考試成績很不理想。浙大的教務長張紹忠仍主張“嚴格錄取學生，使標準不致過低”。竺可楨也認為“以目前入學學生程度之壞，若再放寬，則不堪設想也”。[4]招生過程中，他堅持原則，不徇私情，無論是校內教職員工的子女還是社會上官員的關係，都一視同仁。1948年夏天，外語係教師方某、葉某夫婦想讓女兒免考直接進入浙大，否則不願應聘浙大。竺可楨並沒有因此放棄招生原則。1946年，浙江省主席沈鴻烈之女沈致平考中國文學係、浙江省參議會議長張毅夫之子張國維考文學院時，數學分別為2分和0分，都未被錄取。
招收了較好的生源進入浙大之後，竺可楨的大學目標就是把他們培養成為德智體全麵發展的社會需要的領袖之才。要造就領袖之才，必須使之掌握紮實的基礎知識。他為了避免新生過早地進行專業學習而忽視基礎，決定一年級不分係。竺可楨強調數理化、外語等基礎課程的教學工作，聘請了許多大師為一年級新生上課。他說：“餘之政策，數理化與國文、英文必須有第一等的教授。”[4]學校對一年級學生的嚴格要求，使他們受益匪淺。竺可楨還製定了必修課和選修、輔修製度。鼓勵學生在完成必修課程學習的基礎上，跨院係選修、輔修各種文理課程。這不僅加強了各學科之間的滲透與融合，還有助於培養高素質的研究人才。竺可楨還通過各種措施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實踐能力。他要求教師經常舉辦多種多樣的學術講座，使學生感受到濃厚的學術氛圍，從而提高求知的欲望。教師在開展科研工作時，可以指導學生一起參與，使他們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和技巧。教師對學生的實驗要求也十分嚴格，首先是認真指導，學生獨立完成實驗，不及格的必須重做；因搬遷而未完成的實驗，及時補做。
竺可楨將學生的德育工作，放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的首位。他認為倘若隻重視知識傳授，忽視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陶冶以及體育訓練，是培養不出社會需要的領袖人才的。領袖人才，必須德才兼備、具有愛國情操、集體主義和犧牲精神。關於體育訓練，他認為養成健全的體格是大學教育目標之一，也是未來領袖人才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為此，他在浙大時明確規定所有學生每周必須參加課外運動兩次，體育不及格者不予畢業。1940年定居遵義，雖然經費很緊張，但是為了方便學生運動，他還是批準了湄潭購置濱江背山的土地40畝，建成有400米跑道的大運動場。[15]總之，竺可楨始終堅持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希望浙大學生以後能夠成為社會各界的領袖，成為建設祖國的棟梁之材。
如果說人才培養是大學中永恒的主題，那麼科學研究則是大學最活躍的驅動力。竺可楨認為，大學教學與研究相互促進，不可偏廢。大學能夠發揚光大，在於開展科學研究。科研可以促進教學水平的提高。他在浙大期間，身體力行地倡導科研工作。作為一校之長，他需要處理大量的行政事務，為學校的發展規劃四處奔波。但他沒有忘記科學研究，利用業餘時間發表了《科學與時代》《大眾科學》《氣象雜誌》《教與學》等論文和科普文章。他還經常為學生做學術報告，如“孔子哲學與戰爭”“科學與世界和平”“古代中國之潮汐學說”“中秋月與浙江潮”“自由主義在中國大學之作用”等。
竺可楨一貫重視教授的選聘和研究工作，浙大教授由原先的70名迅速增加到223名（1948年數字），科學研究的實力也大大增加了。為了進一步提升浙大的科研實力，他建立了諸多的研究機構。如文學院設立了文科研究所、史地教研室；理學院設立了理科研究所、數學部和生物學部；工學院設立了工科研究所化學工程部；農學院設立了農科研究所農業經濟學部等。由於竺校長的高度重視，浙大的科研水平提高很快。全校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多、質量高。如1940年，數學係在中國權威的數學雜誌上就發表了5篇論文，國外發表了20多篇。生物係羅宗洛教授從事“微量元素及生長素對植物生長的影響”研究，在英美等雜誌上發表了6篇論文。貝時璋教授從事“豐年魚之遺傳”研究，成果卓著。1944年10月英國文化參讚李約瑟考察浙大的科研工作後，著文稱讚浙大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把浙大譽為“東方劍橋”。
竺可楨把大學的三大職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看成是一個和諧的統一體，三者是相輔相成、互為聯係的。竺可楨經常給學生做報告、演講或者講課，而他在講話中說得最多的就是要求學生樹立為國獻身、為民服務的理想，擔當起改良社會、服務社會的責任。麵對日軍的瘋狂侵略，他反複告誡學生：“國家給你們的使命，就是希望你們每個人學成，以便將來能在社會服務，做各界的領袖分子，使我國家能建設起來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日本或是旁的國家再也不敢侵略我們。諸位，請你們不要自暴自棄說負不起這樣的重任。”[16]
正如竺可楨所希望的那樣，浙大在艱難的西遷途中，都積極地為當地人民服務。如在江西泰和半年多時間，就為當地民眾做了許多好事、實事，如興建防水大堤、創辦澄江學校、推廣民眾教育、開辟沙村墾殖場、從事鄉村調查、經營蠶桑等。學校遷到遵義地區後，在校長的號召下，浙大師生以實際行動推動著當地的教育發展和經濟發展。浙大為貴州省培養了許多農業專門人才，為發展當地農業和科學研究，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浙大遷黔，改良了所在地人民落後、不良的社會風氣，傳播了現代科學文化，為所在地的現代化做出了很大貢獻。如組織學生為遵義貧苦煙民募集戒煙費用的義演，推廣馬鈴薯、番茄種植技術，推廣黔北病蟲害防治技術，以及推廣蔬菜種子、西瓜種植、胡桃育種技術，發現並開采了錳礦，農學院試製成功了“湄紅茶”等。總之，浙大利用自身的科技文化優勢，服務於西部廣大地區，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很大程度上彰顯了大學服務社會的重要功能。
四、製定浙大校訓、弘揚“求是”的大學精神
1938年11月浙大西遷到廣西宜山時，竺可楨校長在校務會議上正式確定了“求是”為浙大的校訓。他認為，“求是”兩個字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又有西方近代科學的真諦。“所謂‘求是’，不僅限於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16]
竺可楨認為，實踐“求是”的路徑，首先要有刻苦好學的態度。1939年，竺可楨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有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求是”，取自王陽明“君子之學，唯其求是”，被定為浙江大學的校訓，是浙大人的共同目標。他這樣引導浙大人“一方麵為學問而努力，一方麵為民族而奮鬥”，發揚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傳播剛毅不屈、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精神。他勸勉學生接受王陽明式的“堅危中立身報國的偉大精神”。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浙大每遷一地，將斷垣殘壁、廟宇祠堂稍加打掃，便作為課堂和實驗室。漫卷書籍，勤學苦讀，實驗不輟，農場不荒。1937年秋，日軍的飛機經常轟炸，學校空襲警報一響，師生們躲入地下室，學生仍不放過這個時間，紛紛抽出書來臨燈就讀。1938年2月，學校西遷到江西泰和，此地雖然清苦，環境卻十分安靜，學生們在漫山遍野，埋頭苦讀。在遵義時期沒有敵機的轟炸，同學們更加珍惜這一讀書的好時光。由於他們的刻苦學習，1941年在第二屆大學生學業競賽時浙大躍居到全國第一。
其次，實現“求是”，必須注重學生學術研究和創新能力的培養。創新精神是竺可楨“求是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當時浙大各係每周都有學術研討會，每逢著名科學家的誕辰和紀念日，學校均有學術紀念報告會。在竺可楨的大力支持下，浙大創辦了二十多種學術刊物。濃鬱的學術氛圍和豐富的學術活動，使浙大師生的科研成績碩果累累。
另外，實現“求是”，必須提高教師素質，形成良好的教風。竺可楨在任期間，為浙大引進了一大批三四十歲、學問淵博、人格高尚的教授，如張其昀、郭斌和、張肇騫、束星北、王國鬆、蔡邦華、黃翼、貝時璋、蘇步青等，創造了浙大曆史上的“黃金時代”。竺可楨本人率先垂範，身上處處體現出可貴的求是精神。他那強烈的愛國情懷、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吃苦耐勞的優秀品格、不畏強暴的凜然正氣、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堪稱“求是”的表率。浙大在抗戰時期、內戰時期由一所地方大學發展成為國內外著名的大學，這是與竺可楨校長長期遵循求是精神而不懈努力密不可分的。
第三節 竺可楨高等教育理念的啟示
竺可楨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夙願，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豐富深刻的大學教育思想，不僅成功地將浙江大學辦成民國著名的高等院校，而且直到今天，他的這些教育思想依然對我們培養創新人才具有現實的啟示意義。
一要注重學生德智體美全麵發展。黨中央曾明確提出素質教育的要求：素質教育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回顧70多年前竺可楨校長的教育思想中注重學生的全麵發展思想，無疑可為我們今天的素質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鑒。竺可楨極為重視對學生人生觀的教育和引導。他始終把培養高尚品德、無私奉獻、勇於獻身的人才作為大學的培養目標。在他的《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一文中，他以王陽明先生的報國精神和求學精神作為求是精神的典型，教育學生以王陽明、哥白尼、巴斯德等為榜樣，追求真理、造福社會。竺可楨還非常注重學生的智能培養，激發學生的創造精神。他不僅要求學生學習廣博的知識，還要求培養學生的敏捷科學思維能力。在他的倡導下，浙江大學無論在教師還是在學生中，學術研究蔚然成風，學術討論也異常熱烈。竺可楨認為體育運動既能強身健體，又能培養人的毅力和團體合作精神。為了推進體育運動，他規定體育不及格者不予畢業。他不但自己以身作則，每日參加體育鍛煉，還為學校聘請了優秀的體育教師。竺可楨對學生的美育教育也很重視。他曾聘請了著名畫家豐子愷教授為學生開設藝術欣賞課，聲樂家沈思岩教授開設音樂欣賞課等，讓學生時常享受著藝術的熏陶。反觀我們現在有些學校，任意削減思想政治理論課、音樂、體育、社會實踐等課時，讓學生整天忙於專業技術課程，急功近利的現象較為普遍。竺可楨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教育思想對當今學校的素質教育有著重要的啟示。
二要提倡通才教育。竺可楨提出大學教育不宜過早分係科，要注重學生基礎知識的掌握和學習。為此，他在課程設置方麵打破了文理界限，將一些科目如《中國通史》《自然科學概論》《邏輯學》《美學》等課程列入必修課程；二是加強基礎學科的教學力量，選聘了一批教授為一年級學生講授基礎學科；三是建立了主輔修製度，讓學生在全校各院係之間選修課程。長期的實踐證明，這種通才教育為社會培養了許許多多國家需要的優秀人才。浙江大學後來被譽為“東方劍橋”，這無疑與竺校長實施的通才教育理念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如今的大學文科學生對理工科知識望而生畏，理工科學生又對文科的知識不屑一顧，各自都在忙著學習自己專業的知識。由於知識麵狹窄，這些學生走上社會以後，就容易鬧出一些笑話，更難以勝任重要的工作崗位。因此，大學通才教育不僅有利於學生的全麵成長，而且還能適應未來社會對創新人才的高素質要求。
三要弘揚“求是”精神。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時確定了浙大校訓——求是，一直到今天，求是校風成為浙江大學的一麵光輝旗幟並代代相傳，而且他倡導的“求是精神”對中國教育界也有著長久的積極影響。首先，要培育一個求是的校風，因為良好的校風是影響一所學校發展的重要因素。本來名不見經傳的浙江大學，在竺可楨求是精神的影響下，全校師生刻苦努力，不斷進取，教學科研、服務社會等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求是精神一直成為浙大師生們可貴的精神力量。其次，要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科學精神。創新精神與科學精神是求是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在竺校長的鼓勵下，浙大各係每周都有學術討論會，還創辦了各種學術刊物，為廣大教師和學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發表提供了平台。這些均為我們今天開展創新教育提供了經驗。第三，竺可楨非常重視學生實踐動手能力的培養，在當時物質條件很困難的條件下，他還東奔西走為浙大籌措經費購買儀器和設備，使浙大擁有62個實驗室和許多實習工廠、農場等，為學生實踐能力的鍛煉和提高創造了較好的條件。目前我國大學生實踐動手能力的薄弱成為社會用人單位對高校畢業生不滿的焦點，高校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模式重新成為關注的重點。由此，竺可楨校長努力踐行求是精神的經驗和做法，應成為我們倍加珍惜的寶貴財富。
四要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竺可楨深知大學教育水平的提高，學校聲譽的保障和人才素質的養成，都是靠人來實現的。沒有大師，就沒有大學；隻有大樓的大學，也不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才。竺可楨上任以後，通過各種渠道為各院係引進了大量優秀人才，但他堅持以學術標準聘任教師。他對當時教育界內部任人唯親、找關係、走後門的風氣非常不滿，常常拒絕那些高官顯貴的推薦，堅持以學術成就標準用人。因此得罪了不少政客和要人。他還盡力提高教師的待遇，解除教職員工的後顧之憂。大幅提高教師的薪金，使得教師能安心教學與研究。由於竺可楨堅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的遠見卓識，使他掌校時的浙江大學能夠在當時極端艱苦的環境中由一所地方性大學發展成為當時國內外著名的綜合性大學。
根據竺可楨的教師靈魂思想，在當今的大學製度建設中，應當重視教師作為大學靈魂的中心地位，恢複大學教授治校的曆史傳承，淡化行政本位的大學價值取向，發揮教師的主體作用。大學既要注重名師的引進，更要注重名師的培養和激勵。這一點，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張伯苓、梅貽琦等也和竺可楨一樣做得很成功，通過傳幫帶、攻讀博士學位、選派出國進修、製定獎懲辦法等多種措施，為學校培養出了一批德才兼備的中青年教授。竺可楨十分重視學生尊師的態度，以調動教師的積極性與責任心。優秀教師的形成，還需要有個良好的寧靜的學術環境。竺可楨始終把自己定位為“浙大保姆”，全力服務於教師、學生和學校，努力為師生的教學、科研、學習提供保障。如今的一些教授們受到仕途與前途、官念與商念的誘惑，不少人難耐寂寞與空虛，抵擋不住這些誘惑，有的在外搞外語培訓、有的在外兼職經商、有的幫企業做項目取酬等，對學校的教學科研等敷衍了事。因此，根據竺可楨的思想，大學教師隊伍建設重在營造安定無憂的學術環境和正確的引導激勵機製，使教師有一張“平靜的書桌”！
總之，竺可楨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改變中國近代落後的狀況，他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對大學教育目標、大學教育使命、大學教育精神等進行了探索和總結，形成了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與豐富的教育思想，為我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與大學教育的持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竺可楨的人格魅力與大學教育方麵的理念與實踐，詮釋了他一生教育家的風骨與內涵，並將長期為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
參考文獻
[1]劉操南．“竺學”蠡測[C]．浙江大學校友總會·電教新聞中心．竺可楨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0:275.
[2]馬國均．懷念故校長竺可楨先生[C]．浙江大學校友總會·電教新聞中心．竺可楨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0:49.
[3]李春芬．紀念我國近代地學的先驅者竺可楨先生誕辰一百周年[C]．浙江大學校友總會·電教新聞中心．竺可楨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0:65.
[4]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2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99;34;850—851;522;854.
[5]程融钜．竺可楨辦學經驗與教育改革[J]．探索，1986（06）:53.
[6]黃秉維．我對竺先生的幾點印象[C]．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編輯小組．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2:24.
[7]勵如孟．竺可楨的大學教師觀與實踐[J]．師資培訓研究，1999（4）:2.
[8]吳耕民．竺可楨先生待人處事點滴[C]，浙江大學校友總會·電教新聞中心．竺可楨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0:16.
[9]陳汲．我的丈夫竺可楨[C]．浙江省政協文史委．一代宗師竺可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41.
[10]竺可楨．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N]．國立浙江大學校刊．1936（248）.
[11]竺可楨．竺可楨演講詞[N]．國立浙江大學日刊，1936（17）.
[12]竺可楨．新生談話會訓詞[N]．浙大日刊，1936-09-23.
[13]竺可楨．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N]．大公報（重慶）,1945-09-23.
[14]張彬．倡言求是 培育英才：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166.
[15]姚廷華．竺可楨體育思想研究[C]．浙江大學校友總會·電教新聞中心．竺可楨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0:245.
[16]李潔非．浙江大學西遷紀實[M]\/\/姚國偉，莊漢開，等．國立浙江大學（上冊）．台北：國立浙江大學校友會，1985:396;461.
第六章 熊慶來的大學教育思想及其現實啟示
教育思想是人們對人類特有的教育活動現象的一種理解和認識，這種理解和認識常常以某種方式加以組織並表達出來，其主旨是對教育實踐產生影響，進而推動教育活動的發展。一個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如何，直接決定了一所學校的辦學方式、辦學宗旨以及學校的發展走向。因為有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教育思想，才有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原則；因為有梅貽琦“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為也，有大師之謂也”的理念，才有了清華大學人才濟濟的盛況。而雲南大學（以下簡稱“雲大”）正是因為有了熊慶來的“夫大學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學術之生命與精神”的思想，才有了國立雲南大學的“黃金時代”。
第一節 熊慶來的教育背景及其辦學思想
熊慶來（1883—1969），字迪之，雲南省彌勒縣人。幼時在私塾讀書，1907年入讀雲南方言學堂（設於雲南武備學堂）。1909年考入高等學堂本科，後入雲南師範學校英法文專修科法文班，1913年考取雲南省官費留學。1914—1920年間，先後入法國巴黎大學、蒙柏裏大學、馬賽大學等校學習，獲得法國理學碩士學位。1932年獲法國國家理科博士學位。熊慶來是我國著名的數學家和教育家，近代數學教學的創始人之一，也是近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回國後他先後在東南大學、西北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創辦算學係。1937年出任雲南大學校長，直到1949年8月去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1957年，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從法國回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熊慶來既是知名學者，又是著名的教育大師，他倡導的一係列高等教育辦學思想，至今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值得後人進一步學習與弘揚。
一、廣延師資，增強師資力量
一所大學辦學能否成功，關鍵看它是否擁有一流的師資隊伍。熊慶來極為重視優秀師資的聘請。早在接受龍雲聘請之時，熊慶來就輾轉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聘請專家來雲大任教，但由於雲南地處邊陲，很多專家教授不願到雲大任教。為此，他想方設法以設立講座的形式，用中英庚款五席講座補助費，延聘專家來校舉辦講座。通過借聘的方式從其他高校聘請教師來校任教，如從清華大學借聘吳晗擔任曆史教授，還有數學家何魯等。抗日戰爭爆發後，西南聯大在昆明辦學，熊慶來抓住各方人才彙聚昆明的有利條件，延聘大批專家學者擔任專兼職教授，如馮友蘭、呂叔湘、方國瑜、張奚若、華羅庚、劉文典、趙忠堯、吳晗、費孝通、白壽彝、顧頡剛、吳文藻等187名專任教授和40名兼任教授，還延聘了一些外國教授來校任教，使雲南大學成為與西南聯大同享盛名的又一著名學者薈萃之地。到1949年，雲南大學在校生人數高達1500多人。此時的雲南大學師資隊伍強大，教學設備完善，教學質量高，在全國大學中是少有的，被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列為中國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學之一。
二、校務自治，教授治校
學者夏承楓認為：“大學為最高學術機關，應有校政自治、學術自由精神。政府對於大學的管理，應有其限度。教授治校為近代大學行政的普遍現象。”[1]熊慶來任雲大校長十二年間，並不專權校務，而是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製度平台，使雲大校務由人治走向法治，用民主的製度來規範學校管理。熊慶來沿襲了清華大學校務行政管理體製，推行清華校長梅貽琦倡導的民主製度，在雲大設立了教授會、教務會議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管理機製。他在任職前就和雲南省主席龍雲約定了“校務行政省政府不得幹預”的要求，以確保雲大校務行政的獨立性。正是這種民主的管理體製，使雲南大學的教師們產生了極大的凝聚力，為雲大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力支撐。而熊慶來的堅持也代表著當時大學校長和教授們對大學的學術權力、校務自治製度的堅守，也是對學術和教育尊嚴的維護。
三、培養研究風氣，提倡學術研究
眾所周知，學術研究是保證和提高學校聲譽的基礎，實施學術創新的動力，是實現大學職能的保障。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1]熊慶來也認為“教育學術為百年大計。”因此，他極力倡導學術研究，培養濃厚的學術研究風氣，重視開展學術講座，活躍氣氛。
雲南大學時期，盡管社會動蕩，硝煙彌漫，熊慶來仍然重視教學科研，主要體現在：一是充實設備，增加圖書資料。為此，他一方麵努力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請求加大行政撥款，用於大力購置圖書，增加資料；二是特別注重實踐教學，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服務地方。他積極鼓勵學校院係與政府部門合作，爭取經費資助，開展科學實踐活動，將教學科研活動中取得的成果應用於生產實踐，直接為社會服務。三是倡導學術交流，出版學術刊物。1938年雲大成立了雲南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出版了兩種學報——文史版和數理版。1942年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後出版了兩種專刊和八種叢書。四是舉辦學術講座，成立學術團體。如在興文、勸業銀行的資助下，設龍氏講座十席，邀請知名專家學者擔任主講。
教育為強國之基礎，學術是大學繁榮的象征；不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研究、提高、繁榮和發展學術，熊慶來都緊抓大學這個重要任務。正是因為熊慶來積極倡導學術研究，才使雲南大學的學術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在國際上也具有了一定的聲譽。當時美國國務院與我國交換留學生，指定我國五所大學具有交換資格，雲大即為其中之一。1949年4月20日，雲南大學建校27周年，熊慶來在紀念特刊上發文《本校之學生生命與精神》，再次詮釋了“大學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學術的生命與精神”的理念。
四、因地製宜，培養專才，服務地方
雲南省地處我國西南邊陲，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複雜的地形地貌，豐富多樣的氣候類型，造就了豐富的資源。雲南是我國植物種類最多的省份，有“植物王國”的美譽。雲南的礦產儲量大，有中國的“有色金屬王國”之稱。熊慶來早在歐洲留學之時，就立誌學習礦業回雲南報效祖國，然而“一戰”爆發，未能如願。後擔任雲大校長時，他認為：“雲南地處邊陲，但就物產、氣候、國防各方麵來說，都很重要”；“雲南省大所擔負的使命，應該是推進學術研究，造就實際建設人才。本省天然條件優越，如采礦冶金、動植物等，應有專家研究，省大應該培養開發資源的實幹人才。”[2]因此他在院係設置上既重視學校已有的曆史基礎，又重視雲南地方的條件和需要。他深知雲南有色金屬礦產資源豐富，動植物種類眾多，且雲南民族眾多，曆史複雜，經濟文化發展落後，所以，在教授的聘請上側重數理、文史方麵基礎學科和采礦、動物、植物、社會學、人類學等方麵的專家學者，增辦社會學係和植物學係。同時還從雲南醫療衛生、農林發展落後、急需加快發展的實際出發，特別注意聘請醫學、農林方麵的專家，為以後雲南大學成立農學院、醫學院創造條件。
雲大改組為國立後，完成了五院建製，擁有文法、理、工、農、醫五個學院，熊慶來鼓勵各院係與社會各界聯係，展開合作，既為學生提供了社會實踐場所，又為支持抗戰做出了貢獻。雲南大學社會學係、政治經濟學係等在以雲南為特定調查之後，熊慶來認為雲南大學以“地域與人事關係，負有研究西南文化之使命”，決定1942年7月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在對曆史與邊疆研究中，“以雲南、西康、貴州為主，次及西藏、四川、湖南、兩廣、又及安南、緬甸、印度、馬來半島諸境”[3]為範圍，開展對西南的開發、西南移民、西南地理沿革、西南民族史、西南文化、西南邊區的自然與人文等研究。短短幾年中，西南文化研究室搜集整理了大量文字資料，出版叢書報告多種。
總之，雲南大學以教育促進開發礦藏，發展雲南工業；改善雲南醫療衛生條件，增強人民身體健康；改進雲南農業作物，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調研雲南社會經濟狀況及各民族的發展，對改善民族關係和鞏固邊防做出了貢獻。這反映了熊慶來掌校期間急雲南社會經濟建設所急，想富民強滇之所想，有機地把學校的發展與地方發展的實際需要結合起來，很好地將以教育服務桑梓、振興邊疆建設的理念落到實處，成為熊慶來教育思想和科學實踐中耀眼的篇章。
第二節 熊慶來的人格魅力對其辦學思想的影響
人格是一個人的思想、情感及行為的特有綜合模式，這個獨特模式包含了一個人區別於他人的穩定而統一的心理品質。人格更多地表現為人的品德習慣，人格也是人在社會自我的外在表現，是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成熟起來的思考方式和行為上的傾向性，是其尊嚴、品質、道德的集合。可見人格對於一個人相當重要。大學既是向學生傳授知識、培養能力的地方，同時也是塑造學生人格的地方。校長的人格魅力不僅對學生人格的形成產生重要的影響，還會影響到其治學治校方略及學校的發展建設。熊慶來的人格魅力對其辦學思想的影響表現為如下四個方麵。
一、愛惜人才 知人善任
熊慶來到雲大前，他善於發現人才，培育人才，愛惜人才。到雲南大學後，他的這一知人善任的用人觀在治校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熊慶來破格錄用潘清華就是一例。後來成為中科院昆明動物所原所長、學生委員會主任、研究生導師的潘清華，因家境貧寒，初中未畢業就自謀生路，先後在蘇州中學、南京中央大學等地當過清潔工，又在河南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當過技術員，指導學生做實驗。因他技術高超，指導方法得當，獲得河南大學師生的好評。1937年初，原河南大學生物學係教授，時任雲大植物學係主任的嚴楚江教授邀請潘清華到新組建的雲大植物學係當助理，負責籌建植物學係實驗室。潘清華到雲大後，繼續發揮它的技術專長，為雲大植物學係實驗室製作了一流的動植物標本。1939年，從事動物學研究的崔之蘭的助教因故離校了，迫切需要一個助教幫他完成教學科研工作。崔之蘭希望潘清華接任，嚴楚江教授便立即向熊慶來推薦潘清華為助教，但關鍵是要得到熊慶來及校聘任委員會的同意。《國立雲南大學教職員資格審查暫行規定》明確規定擔任助教首先必須具有“國內外大學畢業，具有學士學位且成績優良者”。[4]隻憑學曆，不用多問，潘清華明顯不符合規定，熊慶來立馬可以拒絕聘用。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親自到生物學係觀看潘清華一手創建的標本室，聽取係裏老師的意見，了解他在河南大學的工作情況。經過調查，他心中有底了，認為潘清華是難得的人才。隨後他把自己調查的情況向校聘任委員會做了介紹，並建議破格聘用，獲得通過。在熊慶來、崔之蘭的培養下，靠自學成才的潘清華不僅走上了大學的講壇，而且成為中國動物學界的一位知名專家。
熊慶來用人時不囿於世俗的評價標準，對有真才實學的青年，大膽使用。如1938年初，有人向他推薦楚圖南到雲南大學任教，熊慶來當時對他毫無了解，隻同意讓其先來學校試一試。試用期間，熊慶來認真考察，實事求是。發現楚圖南確實不錯，是個人才。試用半年後熊慶來主動提出讓他擔任專職教師，之後兩三年，楚圖南經過努力，很快被提升為講師、副教授，並兼任曆史係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了民盟中央主席、全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楚圖南每次回憶其雲南大學的經曆時，都非常感激熊慶來的幫助和培養。
熊慶來唯才是舉、不拘一格用人才，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敢於聘用有爭議的國學大師劉文典。劉文典是民國初年學術界的知名人士，既是一位才高學廣的博雅之士，又是一個狂傲之人。1943年初，他因到普洱縣磨黑中學任教而耽擱了到西南聯大上課的時間，被聯大解聘。國學大師陳寅恪將他推薦給雲大校長熊慶來，熊慶來曾與劉文典同在清華大學任教，對他很了解。作為一位具有強烈的服務桑梓精神的大學校長，他清楚在人才匱乏的年代，要做大做強一所大學，就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知人善任，大膽用人。劉文典身上的缺點與他的學問和民族氣節相比，隻能算是白璧微瑕。他的這個想法得到了雲大文法學院院長薑亮夫的支持。正因如此，當熊慶來接到陳寅恪的來信後，親筆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邀請信給劉文典。在信中，他開給劉文典的薪水是和校長一樣的。劉文典接到信後，盡管內心仍有淡淡的憂傷，但熊慶來對他的推崇和賞識足以抹平他心中的不快。他於1943年11月19日到雲大報到並於第二周開始上課。
熊慶來聘用劉文典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如聞一多就曾說道：“謂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汙之雲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5]劉文典頂住壓力，很快發揮了他作為大師的作用，新開了許多課程，如王維詩、李義山詩、溫李詩、漢魏六朝、文選、莊子等眾多課程。他講課的時候，教室裏常常座無虛席。劉文典到雲大後直至去世，安心在雲大上課整整15年，使熊慶來在邀請信中的希望變成了現實。熊慶來聘用劉文典不僅提升了雲大的學術地位，同時也避免了一位“國寶級的教授”被埋沒。他獨具慧眼聘用劉文典，反映了他知人善任的用人觀，譜寫了一曲近代“伯樂識千裏馬”的樂章。
1940年到1941年，日軍先後三次轟炸雲大校園，建築物、公私財產蒙受巨大損失。維修雲南的經典著名建築，雲南曆史文化名苑的標誌——雲大的會澤園，當時存在著兩大困難，一是資金缺乏，不可能大拆大蓋；二是技術含量頂尖。熊慶來校長知人善任，選準了魯班巧匠王景賢。王景賢早年留學美國，攻讀土木建築、水利工程，回國後參加過整治淮河大型土建工程，1943年參與了美軍飛虎隊駝峰航線物資轉運內地唯一通道沾益機場的設計及現場施工，工程質量拔尖。他接受了熊慶來的重托後，精心設計了建築方案。這一方案不僅完好地保存了會澤院整幢大樓的原有風貌，而且又是最為經濟有效的。而今，雖然經過六十多年滄桑，該建築仍然氣勢磅礴、儀態從容。
二、誠實守信 為人厚道
熊慶來將“誠正敏毅”作為雲大校訓，在師生中產生了巨大的感召力。“誠”是人格之本，是社會文明之基。誠信道德是人們必須認真遵守的社會倫理規範和人生準則。“正”乃立人之本，剛正不阿，浩然正氣。“敏”，即聰穎敏捷，眼光敏銳。“毅”，堅毅不拔，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他提出如此校訓的目的在於使學生“立於德，誠於學，展於創、益於民”。熊慶來提出的校訓，也是他道德修養的真實寫照。他從小受其祖父為人忠實厚道的影響，“接人代物以誠，是他一向為人的原則”。[6]1948年10月，熊慶來收到北京大學物理係二年級學生張和生的信，想向他借一本《高等算學分析》的書。作為數學大師，又是一校之長，公務繁忙，對於這樣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學生，熊慶來沒有置之不理，不僅回信告知所提的問題，而且還對他透露“是書尚多錯誤和缺點，來（指熊慶來本人）早欲補正未果，甚以為憾。”[4]他向一位求助的學生自揭短處，敢於正視被人熱捧的著作還有缺點和錯誤，沒有誠實守信的態度是做不到的。
熊慶來誠實守信的態度是有口皆碑的。曾是他的學生、同事的數學家朱德祥回憶道：“熊慶來一生敦厚，尊人自尊，敬人自敬，實事求是，務求必成。”[7]熊慶來道德風尚成為吸引學者到雲大任教的凝聚力。不少海外留學生，特別是留法學生，在國外就對熊慶來的高尚道德有所耳聞，他們回國都願意選擇到雲大任教。祖籍四川的衛念祖在法國留學十年，1948年歸國，廣東、四川等地的幾所大學聞訊，紛紛邀請。而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雲南大學。有人問他原因時，他說：“熊校長知人善任，對人厚道，比什麼都重要，我就是衝這去雲大的。”
三、勤儉辦學 克己奉公
熊慶來在雲大的就職典禮上說：“餘謹宣誓……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於本職，餘絕不枉費一錢，妄用一人，絕不營私舞弊及接受賄賂。如違背誓言，願意受嚴厲之處罰。”實踐證明，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抗戰期間，經費緊張，教育部下放的經費往往不能按時到賬。物價飛漲，到賬的經費經常不夠支付一年的費用。為節省開支，熊慶來對每一筆開支都要精打細算。學校打算建造考究的美國式體育館，他認為沒有必要，隻需對原來的體育場做一些改造。他認為簡陋的實驗室仍然可以做出重大的研究成果。巴斯德發現細菌，居裏夫人發現鐳，都不是在漂亮的實驗室完成的。1944年學校創立航空工程係，按正常程序購置航空係的實驗設備需要很大一筆錢開支，教育部劃撥的經費遠遠不夠。熊慶來獲知美國飛虎隊以及後來改編的美國十四航空隊在昆明留下一批報廢的飛行器材。如將這批器材用來作為教學儀器，將省下一大筆經費。航空委員會讚同熊慶來的意見，航委會主任周至柔複函熊慶來的電文寫道：“貴校成立航空工程係，囑撥贈美國移交器材一部，自應協助。”[4]在航委會的支持下，雲大航空學係多數教學儀器，包括三架報廢飛機，均是贈來的。這樣雲大先後補充了機械係、礦冶係等教學實驗設備，為學校節省了大量開支。
熊慶來勤儉節約，以身作則。在國立雲大初期，學校不負責解決教師住房問題，大多數教師租住校外住房。1948年，國內通貨膨脹，房租不斷攀升，嚴重影響了教師的生活。為穩定教師隊伍，做好教學工作，熊慶來決定在校內建造教師宿舍。為籌備建房經費，他呈文教育部：“擬請準予將本校小轎車（一輛）及卡車（一輛）招標出售，所得款項，悉數充作教授住房建築費。”熊慶來準備拍賣的兩輛車，是學校當時僅有的三輛車中最好的兩輛，而轎車還是熊慶來出遠門時常用的車。
四、寬厚仁和 樂助襄教
熊慶來認為嚴格要求是使學生成為有用人才的必經之路。1937年他到校後，開始整頓學風，嚴格考試製度，嚴懲考試作弊行為，修改了學則並加以執行。用製度嚴格要求學生的同時，他對學生富有愛心，這是熊慶來最寶貴的品質，也是教育學生成為人才的關鍵。一個人有無德行，首先要看他有無愛心。熊慶來遵從孔子提出的“力行”的修身方法，嚴於律己，寬以待人。1937年9月，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顧建中受聘到雲大任教。由於人生地不熟，一到昆明就給熊慶來打電話。熊慶來放下電話就安排校工去車站迎接，並用人力車將顧建中送到學校早已布置好的房間住宿，當晚熊慶來親自到宿舍，噓寒問暖。熊慶來還經常收到學生寫來的求助信，他每次都認真閱讀每份來信並及時回信，傾聽學生的心聲，幫助學生解決問題。法律係三年級學生芮征侯的父母為供養他上學，60多歲還在耕田種地，家中一切值錢的東西都賣掉，這使得芮征侯心中很難受。入校後，又遇到物價飛漲，生活更加艱難，無奈之下隻好向熊慶來校長寫信求援。熊校長了解情況後，給他介紹了課外工作。
熊慶來被昵稱為“伯樂”，是中國教育界一直傳誦的佳話。早在東南大學和清華大學期間，他對有才華但家庭經濟困難的同學，均設法予以幫助，還盡力為他們創造出國深造的條件。如嚴濟慈到法國留學，就是由熊慶來與何魯等共同出資促成的。他在清華大學發現華羅庚這個數學人才後，破格錄用並為之提供出國深造的機會；他知曉吳晗的史學功底，特地向清華大學借聘吳晗到雲大，並提拔為教授。國內外知名的中國數學界精英如陳省身、柯召等，都曾於20世紀30年代受到過熊慶來的教育和幫助。錢三強留學法國，“二戰”烽火使其經濟來源被阻斷，滯留法國，熊慶來立即為之奔走，取得了基金會其他委員的同意，並函告錢三強在法國取款的辦法，使他在法國得以安心完成學業。熊慶來還鼓勵和支持雲大教師沈福彭到印度講學，促進學術交流等。
1943年政治係三年級一個學生，因與同宿舍一個同學爭床板，打傷了同學。事後，該生不僅出資醫治打傷的同學，並對自己行為做了檢討。盡管這樣，學校教導處仍主張開除該生。熊慶來看了悔過書，又向教務長了解該生學習情況及征求意見後，批示，“姑念該生勇於悔過，且平時成績尚佳，準予從寬懲處，如擬著記過二次，並取消其住校權，應即公布。”類似這樣個案的處理，充分體現了熊慶來對學生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教育思想。
熊慶來愛生如子來自對人民的愛，對祖國的愛。在國難當頭的舊中國，作為知識分子，他以科教興國來盡一份責任，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為國家的振興做出貢獻，支持軍民抗日救國。1938年，他支持學生組成的雲大抗戰歌詠團，同意利用假期到州縣巡回演出，開展抗日宣傳活動。1939年，礦冶係三年級學生施鳳詔見中日戰事緊張，要求投筆從戎。熊慶來批準他休學，發給他在校證明書，並特意寫道：“查該生以寇患日深，心切報國，深堪嘉尚。”[4]1945年6月，熊慶來接到雲大學生李維恭在對日作戰中不幸犧牲的報告。李維恭1940年從雲大附中畢業後考入雲大礦冶係。1944年秋，他大學畢業時，正值日寇大舉入侵中國。他目睹中國大好河山淪喪敵手，十分痛心。不顧家中數月的嬰兒，毅然投筆從戎，擔任了美軍十四航空隊陸空聯絡翻譯，犧牲時年僅25歲。熊慶來對雲大有這樣的壯誌青年而驕傲。學校為他建造了一座衣冠塚。塚前樹立了紀念碑，熊慶來為之撰寫了碑文：“烽火盧溝一夕驚，同仇敵愾誌成城；黌宮投卻班超筆，勝利償君不朽名。”熊慶來不僅號召全體師生向李維恭學習，同時他也從李維恭烈士身上汲取了愛國主義養分，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
第三節 熊慶來大學教育思想的現實啟示
熊慶來是民國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之一，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現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溫家寶曾說過：要提倡教育家辦學，要像宣傳勞動模範、宣傳科學家那樣宣傳教育家。總結包括熊慶來在內的民國大學校長的辦學理念與實踐，鏡鑒其曆史的經驗與啟示，對新形勢下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一、學術救國
熊慶來從1937年任職雲南大學校長以來，就把“以期蔚為西南學術重心”作為辦學方向。學術的生命與精神是什麼？熊慶來做過這樣的解釋：“其生命係表現於所有之教學工作、研究工作，以及師生之種種高尚活動；其精神，內則表現於教學之成績，鑽研之結果，與君德行之砥礪，外則表現於師生對社會之影響，校友對社會國家服務之努力。”[8]抗日戰爭爆發後，平津滬等地的學術機構遭到破壞，熊慶來對此極為痛心，覺得“吾國之整個學術生命，至是已瀕於危殆”。痛定思痛之後，他敏銳地覺察到雲南這個後方學術建設的重要性。當時有人建議後方年輕人應該全民武裝，無論學生、教員，都應投筆從戎、保衛國土。熊慶來覺得不妥。他認為前方已經遭受日寇的破壞與摧毀，作為後方應該立即補救；從長遠來看，如果抗戰勝利後國家需要重建與開發，應在後方早日奠定基礎，而這個基礎，學術建設是第一位的。在熊慶來看來，學術是救國的第一要素。他重視學術研究對大學、對國家的重大作用，直至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啟示。
二、慎選師資
熊慶來特別強調優秀教師對保證學校教育質量的重要性，把“慎選師資，提高學校地位”作為首要條件。1937年9月16日，熊慶來在雲大第一個開學典禮中提出雲大要向三個方麵邁進，第一個方麵就是“教授方麵，請有學問湛深，經驗宏富者數人以為領導，俾學生得善誘之譽。”[9]在熊慶來的教育理念中，教師的學識是非常重要的。為此，他在教師的聘任上一直堅持唯才是舉，不僅先後延攬了一批國內外知名學者，如吳文藻、趙忠堯、嚴濟慈、華羅庚、陳省身、張奚若、馮友蘭、潘光旦、劉文典等人，而且不拘一格大膽聘用有真才實學的青年。熊慶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思想對於新時期高校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三、民主管理
熊慶來早年留學法國，受當時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影響，他在對雲大的教育管理中表現出強烈的民主傾向。1937年，他回家鄉執掌雲南大學時，就明確提出：“校務行政省政府不得幹預。”他沿襲了清華大學校務行政管理體製，推行清華校長梅貽琦所倡導的民主治校製度，建立了三會（校務會、教授會、教務會）、三處（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五院（文理工醫農）體製。校務會議的主席是校長，職權是審議學校有關人事、財經經費、建築等重大事項。下設各種常設委員會如聘任委員會、招生委員會、畢業生審查委員會、出版委員會、建築委員會等。校務會議參加者為三大處長、各院院長、會計室主任、各係主任及教授會代表和與審議事項有關的委員會主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和各院院長、係主任、教授會代表組成。主要研究教學工作，由教務長主持。教授會由正副教授組成，設有常務委員三至十一人，由教授們推選，校長為當然委員。教授會是谘議機構，是以“加強教導效力，提高學術水準，協助學校發展及增進同仁福利為宗旨”。[9]教務會對校務會議、教務會議中與教授們有關的重大問題也有決議權。行政管理機構中教務、訓導、總務三大處處長、各院長、係主任均是由教授兼任。熊慶來民主治校的思想在雲大的全麵貫徹，改變了雲大原來管理不善的局麵，使進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得以參與到學校的最高決策活動中，使教師成為學校管理的主體，充分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進而使雲大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在西南邊疆顯得越發重要。熊慶來的民主管理思想對當今高校“去行政化”管理和民主治校等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四、服務社會
熊慶來確立了“立足本省，麵向西南”的服務之道。首先他在發展雲南大學時，擴充院係的原則是緊密聯係雲南實際。他在醫學院成立時說：“其目的，一方麵在培養社會需要之醫生，一方麵即在開發西南，謀取解決醫藥上之困難也。”[10]他還增設了以少數民族研究為特色的人類學係。此外，他還根據雲南礦產豐富的實際，加強了礦冶係，並結合雲南動植物豐富的特點創辦了生物係。
熊慶來積極鼓勵大學與社會有關單位合作，以合作的形式服務社會，並獲得學校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研究材料。如“社會科學研究室1936年在教育部、中國農業銀行、美國羅氏基金的資助下，對雲南農村經濟、鄉鎮行政及工廠的勞動狀況進行調查……不僅解決了雲南大學資金的困難，彌補了學校圖書資料、儀器設備之不足，培養了學生實際操作能力，而且促進了西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擴大雲大的影響。”[10]熊慶來“立足本省，麵向西南”辦大學，積累了兩個方麵的經驗，即在院係、專業、研究室設置上緊密聯係當地實際；倡導服務社會，與社會進行雙向互動。現在部分大學盲目追求所謂的熱門專業，而不結合學校實際和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僅造成專業特色缺乏，而且導致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服務社會是讓大學適當地參與到經濟發展、社會建設中。大學在服務社會中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保持一種良性互動。因此，大學校長辦學時應該堅持院係和專業的設置立足當地，突出自身的辦學特色。
參考文獻
[1]謝泳，等．逝去的大學[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34,25.
[2]張維．熊慶來傳[M]．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191.
[3]劉興育．雲南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史略（1938—1949）[M]．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9:116.
[4]劉興育．雲南大學史料叢書·教職員卷[M]．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8:248,260, 108,221.
[5]吳宓．吳宓日記（第九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291.
[6]熊秉明．熊秉明美術隨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206.
[7]朱德祥．懷念傑出的數學家和教育家熊慶來先生[C]．陶李．熊慶來紀念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40.
[8]熊慶來．本校之學生生命與精神[J]．雲大廿七周年紀念特刊，1949-04-20.
[9]吳道源．雲南大學誌·大事記（第2卷）[M]．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3:49,45.
[10]周川，黃旭．百年之功：中國近代大學校長的教育家精神[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453,454.
第七章 張伯苓：開創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者
張伯苓（1876—1951），南開大學創始人，因親曆西方列強侵占中國領土和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決心教育救國，曆盡艱辛創辦了南開大學等係列學校。張伯苓始終堅持愛國主義辦學思想和實踐，反對照搬歐美教育製度，主張結合實際，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模式做出重要的貢獻。張伯苓的一生，是獻身教育的一生，他被胡適譽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他堅韌不拔的毅力、樸實無華的作風、開拓創新的氣質及其倡導的巍巍南開精神，無疑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繼承和發揚。
第一節 創辦南開大學等係列學校的先驅者
張伯苓以“私立非私有”的辦學思想，先後創辦了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以及重慶的南開中學，形成了著名的係列學府。他為中國培養了各式優秀人才，從南開畢業的學生多達20萬人。
一、創辦南開大學等係列學校，被譽為“南開校父”
張伯苓，名壽春，出身於天津。十五歲時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189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剛剛進入海軍，恰逢甲午戰爭，中國慘敗。1896年張伯苓到通濟輪實習後，英國向中國提出租借威海衛要求。已經占領此地的日本在《馬關條約》中獲得許多新的利益的前提下答應撤兵威海衛。腐敗的清政府於是派出通濟輪去山東辦理交接手續。對此張伯苓曾痛苦地回憶道：“其時苓適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在通濟輪（戰後幸存的一艘練習船）上服務，親身參與此事。目睹國幟三易，悲憤填胸，深受刺激！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將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誌願，即肇始於此時。”[1]於是張伯苓棄武從教，先在嚴修家館中教授西學。1903年他和嚴修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決定把嚴氏家館改為中學，張伯苓擔任學堂總監（校長）。第一期收了70多人，有張彭春、梅貽琦、金邦正等人。後當局要求校名必須標明經濟來源，改為“天津第一私立中學堂”。
由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學校教室、宿舍、食堂都不夠用了，當地紳士鄭菊如捐出城南南開窪一帶十畝土地。1907年學校遷入南開窪，改名為私立南開中學堂。辛亥革命之後，將學堂改為學校，人數也增加到500多人。因為學校規模越來越大，應社會需要，1915年南開中學開始設立大專班，到1917年學生人數增到了1000多人。翌年，張伯苓開始製訂創辦大學計劃，不久，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南開大學正式成立。校園是張伯苓在距南開不遠的八裏台購買的700多畝地上建造的。1923年，張伯苓又創辦了南開女子中學，1928年又增設小學部，到1932年，南開各學校學生人數超過了3000人。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違背國際公約，派飛機將南開大學炸成一片廢墟。後來，南開與清華、北大在長沙組建了臨時大學，後又內遷至雲南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為中國保存了學術文化命脈，表現了中國人民堅貞不屈的氣概。其中，允公允能、學術救國的南開精神發揮了重要作用。1943年4月5日是張伯苓68歲（虛歲）生日，他立下了誓言：“為國家，為南開，當再努力12年，至80歲再退休。”[2]1942年秋，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駐的代表威爾基來中國訪問，參觀了重慶南開中學。回國後他寫了《天下一家》，文中高度評價了張伯苓的辦學成就。1944年1月，國民政府向他頒發了一等景星勳章，以表彰他終身從事教育取得的傑出成就。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南開大學北返天津，改為國立大學。到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南開的大、中、小、女、渝五部在校學生已經發展到4000餘人。
張伯苓通過四十多年的艱苦奮鬥，為國家培養出大批有用人才，創造了中國私立教育史上的奇跡。據不完全統計，南開走出了十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近百位院士、近百位人文社會科學家，如周恩來、陳省身、吳大猷、劉東生、周光召、朱光亞、葉篤正、陶孟和、曹禺、老舍、梅貽琦、吳玉如、張申府、熊十力等均為南開著名校友。張伯苓畢生熱愛教育事業，更熱愛南開學校。他曾動情地說過：“南開同學及各方好友最近問我，究竟要辦幾個南開中學，我的答複是簡簡單單六個字‘一直辦到我死’。”
二、倡導社會愛國人士捐資助學
張伯苓認為：“私人經營之教育事業，要得社會人士之讚助與提攜，方能發育滋長。”[1]從有關史料來看，張伯苓的辦學經費除了正常收取學生的學費外，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個人捐助，二是基金會讚助，最後是政府少量資助。個人的捐助需要校長出麵遊說，有時會很尷尬，這點張校長是深有感慨：“你們學生交的學費，和我在外麵捐來的錢，都不在少數，可是沒有一文入我私囊。我雖有時向人求助，被其擋駕，有辱於臉麵，但我非乞丐，乃為興學而作，並不覺難堪。”[2]正是這種思想的驅使，才使張伯苓到處奔走，呼籲教育救國，使得不少有愛國心的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慷慨解囊，幫助他興辦教育。他的兒子張錫祚回憶說，為了辦南開中學，除了鄭菊如先生捐贈了一大塊土地外，還有“徐菊人、盧木齋、嚴子均等先生，共捐銀2.6萬兩，建起了新校舍……轉年，複得袁慰亭先生捐助，修建了一座禮堂。到此，南開中學已經初具規模。”（這裏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後來當了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袁世凱）“南開中學建立後，以倡導新學，卓有成效，一時社會上熱心教育人士紛紛解囊相助，因此校舍得以年年擴建，學生也年年增多。”[3]
南開大學方麵，據該校負責財務的華午晴和伉乃如在《十六年來的南開大學》裏介紹：張伯苓和嚴修征得黎元洪與徐世昌的支持，又南下拜訪了南京督軍李純（字秀山）等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共募得大洋8.5萬餘元，作為南開大學的費用，從而“開創了個人捐資興辦大學的新範例”（司徒雷登語）。後來學校發展很快，經費再次短缺。張伯苓隻好又南下籌款。江蘇武進人張祖坤答應每年捐助三萬元。李純自殺前，在遺囑中表示願意將家產的四分之一捐給南開（有人說後來到位的隻有10萬元）。南開的“秀山堂”即是為紀念這位將軍而建成的。
1923年，南開大學在八裏台地方建校，美國羅氏基金團為學校的科學館捐助12.5萬元。之後，羅氏基金團多次捐助南開。1926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決定三年內撥款10.5萬元，作為擴充理科的專項經費。1927年盧木齋捐資10萬元修建了“木齋圖書館”。1929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再次資助南開理科建設，南開校友總會成立後也募集到8萬元建立“範孫樓”，以紀念剛去世的嚴修。1930年天津紳士李典臣捐書350箱，價值50萬元。同年，傅作義先生捐贈幾百畝土地，每年可收租上萬元。另外，據《南開大學曆年捐款出入表》（1919—1935）記載，當年捐款數額在5000元以上的，還有陳之琴、張學良、靳雲鵬、閻錫山、王占元、梁士詒、周自齊等人。[4]
當年南開大學借助社會力量辦學，接受了許多軍閥、政客的捐助，有的校友曾提出不妥，認為此舉有辱南開大學的名譽。但嚴修與張伯苓巧妙地給予了回答，那就是至今仍為南開人津津樂道的名言：“盜泉之水可以濯足”“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灌出來的”。
三、倡導不拘一格用人才
張伯苓非常重視優秀人才在學校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為提高南開學校的辦學水平，他千方百計、不拘一格延聘有真才實學的人才。他掌校期間，南開大學人才濟濟一堂，成為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並列的著名高等學府。與其他國立大學相比，由於私立性質，南開沒有充足的經費、教師待遇較低（通常隻有國立大學的一半），因此，張伯苓能夠延攬許多教授名流長期任教南開，不能不讓人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