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信息
書名：民國著名大學校長的高等教育理念與實踐探析
作者：李玉勝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11
ISBN：9787305178276
前言
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以1862年創立京師同文館為起點，先後經曆了四個曆史時期，即洋務運動時期、維新運動時期、辛亥革命前後、國民政府時期。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在中西文化衝擊、碰撞、交彙中不斷變革、更新、轉換的曆史過程；是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中國高等教育學習借鑒西方教育，改革更新傳統教育，努力追趕世界先進教育水平的曆史過程。中國的高等教育曾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輝煌一時，造就了一大批大師級的學者、教授，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對新中國的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一方麵固然與學者本人在學術上的辛勤耕耘有關；另一方麵，也是和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郭秉文、竺可楨、陳裕光、吳貽芳等民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教育管理思想與實踐密不可分的。
本書圍繞民國大學校長的高等教育理念與辦學實踐這一主題，探索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等民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治校方略，展現了他們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個性風采，進而確立了他們作為教育家、科學家在中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應有的地位。
我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學習國外先進大學的辦學經驗，更要繼承和發揚我國近代著名大學的優秀傳統。重溫民國著名大學校長的高等教育理念與實踐，有著重要的當代價值：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必須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要求，順應時勢辦學，為社會服務；人的觀念的現代化是關鍵，治校理念的更新是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先導；通識教育是造就創新人才的重要基礎，變革人才培養模式乃當務之急；重視發揮教師在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作用，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既要堅持國際視野，又要堅守本土情懷。
筆者不揣筆陋，將長期以來研究的民國大學校長高等教育理念與實踐創新的學習心得編撰成本書。通過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大部分經過整理刊集的原始資料（如校史、校史資料選、文集、日記、著作等），梳理和解讀民國著名大學校長領導下的中國近代大學發展的曆史，總結其曆史經驗。研究方法上采用了點麵結合的方法，既有大學校長的個案研究，又有大學校長群體的包容氣度、人格魅力、用人唯賢、教育救國情懷等共性研究，還有校長之間的比較研究等。其精義內涵著重反映民國大學校長掌校時期的獨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成功實踐及其當代價值。這些論述相互之間既有聯係，又有獨到的見解，以供讀者參考。由於時間倉促與水平有限，文中難免存在諸多需要完善和改進之處，敬請各位同仁不吝賜教。
李玉勝
2016.9.15
上篇
第一章 蔡元培北大教育實踐美的三重向度
蔡元培（1868—1940），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作為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資產階級教育家和教育改革的卓越先驅，他“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勳勞卓著”。[1]民國教育史上的許多重大變革，都與他的名字緊密相連。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不僅教育培養了一代人，還影響了無數的後代。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校長十年的有限時間裏，對新文化啟蒙時期的中國大學改革和發展進行了大膽的創新性改革。
蔡元培認為，近代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急功近利、缺乏高尚的思想境界。而要提高國民素質，使他們具有高尚的品德、美好的情操，最好的辦法就是實行美育。美育在塑造人類心靈與培養人的獻身精神與創造能力方麵都具有特殊的功能。在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發表了《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具體闡述了美育的重要作用。三年後他又撰寫了《美育實施方法》闡述了美育實施方法和途徑。而且在改造北大的過程中，他身體力行地做出示範，把自己的美學理論付諸實踐，並取得了卓著成效。蔡元培的教育實踐活動不僅從質的意義上探索了大學發展的基本邏輯，挖掘了大學生命力的根源，而且折射出諸多美學意義，給我們後人留下了永恒的美學啟迪。具體而言，蔡元培的畢生教育實踐活動體現了崇高之美、和諧自然之美、獨立精神和自由之美。
第一節 崇高之美
崇高是內容壓倒形式，是善而帶有某些醜的因素的事物向美的過渡形態。[2]縱觀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短暫曆史，這種“向美的過渡形態”清晰可見。
蔡元培在北大教育實踐的崇高之美，首先體現在他不拘一格地選用人才的膽識與魄力上。辦好一所大學，最重要的莫過於聘任有真才實學的、高水平的教師，以滿足青年學生的求知欲望，進而誘發其研究問題的興趣，這是培養良好校風、提高教學質量的不二法門。蔡元培深悉此理，以極大的精力，從各個方麵“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進京伊始，他便采納湯爾和、沈尹默二人的建議，決定聘任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以接替業已辭職的原學長夏錫棋。陳獨秀欣然應允，並向蔡元培推薦《新青年》的投稿人，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蔡元培翻閱有關文稿後，囑其促胡早日來校任教。此後，蔡元培還先後聘請了錢玄同、李大釗、楊昌濟、周作人、魯迅、梁漱溟等人到北大執教或兼課。其中，錢玄同於1917年9月被正式聘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劉半農也在同年被聘為文科預科國文教授。周作人於1917年9月被聘為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編纂員。李大釗於1918年1月被聘為北大圖書館主任，後兼經濟、史學等係教授。楊昌濟於同年春被聘為倫理學教授。魯迅因在教育部任職，於1920年8月被正式聘為北大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
在延攬人才工作中，蔡元培繼續實行民國元年他任教育總長的辦法，做到不拘一格，唯才是舉。他既聘請有真才實學的社會名流，同時也注意引用嶄露頭角的青年新秀。如胡適任北大文科教授時，年僅24歲。而當他聘請梁漱溟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時，梁也隻有24歲。梁不但沒有胡適的博士頭銜，而且在中學畢業後報考北大也未被錄取，但蔡元培卻慧眼識才，認為梁的文章頗能成“一家之言”，堅持破格請他來北大執教，即使梁的學術觀點與自己相左亦不介意。由於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資曆限製，北大的教師隊伍迅速實現了年輕化。據1918年的統計，北大教師平均年齡隻有三十多歲，其中不少隻有二十六七歲。這在中外大學的曆史上，都是不多見的。
用人方麵，蔡元培還能做到吐故納新。他在延聘積學而熱心教員的同時，堅決裁撤一批不稱職的本國和外國教員。如英文係的青年教員徐佩銑道德敗壞、品質下流，蔡元培首先將這個害群之馬裁撤出校。1920年又把那位雖然精通英語、德語，但在課堂上大部分時間胡謅“君師主義”的陳詞濫調的辜鴻銘裁去。蔡元培頂住各方麵的壓力，對那些或托中國駐外使館、或有外國駐華使館介紹進來的濫竽充數的外國教員，一律撤聘，聲言“本校對於教員之延聘及辭退，純以教科為標準。……新增之教科，不得不別延相當之教員以任之，決無何種特別關係。對於所辭退之教員，本校唯知按照合同辦理。”[3]自1917年3月起，蔡元培陸續辭退的外籍教員有克德萊、燕瑞博、牛蘭德、斯華曾、倫特、紐倫等數人，其中多數為英籍教員。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曾出來幹涉，威脅說：“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長了。”蔡元培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這在當時半殖民地的中國，是要有一點兒虎口拔牙的勇氣的，體現了蔡元培作為一位正直的學者，一生堅持原則，不為壓力所屈的錚錚本色。綜上所述，蔡元培彙聚人氣，選用人才的魄力和辦學實踐的過程，無不“是善而帶有某些醜的因素的事物向美的過渡形態”，無不充滿著崇高之美。
蔡元培教育實踐的崇高之美，還體現於他在辦學製度方麵所做出的大膽改革。在北大的管理體製上，蔡元培力圖貫徹教授治校、民主辦校的原則，改變北大以往校務隻有校長、學監主任和庶務主任少數幾個人獨攬的做法。蔡元培對北大學製的重大改革是將年級製改為選課製。他主張教育應崇尚自然和發展個性，曾言：“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4]蔡元培對北大所做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實行男女同校，提倡平民教育。他在北大推行的男女同校，不隻是我國大學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同時也是對封建禮教的一大衝擊。實行平民教育，使全國人民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權利，這是蔡元培教育實踐的又一重要思想。他任北大校長後，同樣將這一思想貫徹到對北大的改革之中。他在招生製度上廢除了由各地衙門推薦選送的辦法，采取考試製度，擇優錄取。這樣，就使得那些出身貧寒而學業優秀的平民子女能有機會進入北大學習。後來成為北大名教授的楊晦曾深情地說，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大校長，改革了招生製度，他是不可能進入北大的。[5]蔡元培的教育實踐，隱隱地讓後人感覺和意識到，那“就是法則”，而這種感覺和意識是對蔡元培教育實踐“更肯定的關係的萌芽”， [6]是蔡元培教育實踐美的向度之一。這種美的向度給予人們的正是崇高之感。
第二節 和諧自然之美
美是和諧，和諧即美。和諧是整個美的範疇在各個曆史發展時期的共同理想。縱觀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他認定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受教育者養成完全的人格，成為一個自由的人；而這種教育本身也必須是自由的，因此他提倡學術自由，其“雜多因素的統一，不協調因素的協調”幾乎成為其在北大辦學風格的主調。
一、全麵和諧發展的“五育”並舉教育方針
1912年初，蔡元培發表了《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他在這篇專論教育方針的重要文章中，批判了清朝末年頒布的《欽定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封建專製主義教育宗旨。明確主張以“五育”作為教育方針，即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這是民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也是蔡元培完全人格教育的重要體現。在北大期間，他特別強調教育應以“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7]為根本目標。軍國民教育即軍事技能教育；實利主義教育隸屬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世界觀教育是教育的終極目標；美感教育即美育。蔡元培以獨創精神，把美育列為教育方針之一。他指出，“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8]美育是實現世界觀教育的重要手段，它不同於智育，也不同於德育；它不屬於知識和意誌，而是“屬於感情”。因為，人類一切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社會一切生死離合、禍福利害之象，一進入美術領域，就成為“渾然之美感”。後來，蔡元培又明確揭示了美育與德育、智育的關係，提出：“美育者，與智育相輔而行，以圖德育之完成者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