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然耳的“人情”與活得精彩的“非人情”
什麼是“人情”？
《草枕》開頭是一段看起來像老生常談的俗話：太聰明的人會被聰明所誤，感情太豐富的人容易過於衝動，至於固執的人則會跟自己過不去。如果有這些個性上的問題，該怎麼辦？太聰明的人修正變笨一點，感情豐富的人要盡量別衝動，太固執的就放軟自己的身段，別一直那麼硬。
然而接下來，夏目漱石特殊的看法出現了。如此對治個性問題的方式，就是“人情”，即常識中的集體智慧，想當然耳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答案。但真的嗎？真的有這邊出了問題調整一下挪到別處就能解決的辦法嗎？小說的起點是，敘述者“我”領悟了“人世不易”，真正的艱難之處就在於沒有這種可以逃避的選擇，去到哪裏都是艱難的。
所以必須拋棄原本“人情”思維的固定模式，開始“非人情”的思考。守著“人情”到處都是艱難，那麼有沒有辦法可以找到高於這個“人情”世界的所在，過一種離開“人情”的生活呢？
在“非人情”的思考上，藝術具備特殊意義。“人世不易”無法逃離，那麼就接受生命短暫即逝的事實，不要避來避去應和“人情”，而是努力活得精彩。正是在這種態度中，詩人誕生了，畫家的使命出現了。藝術家各盡其才使“人世”得以恬靜、人們內心變得
豐富，這是藝術家值得崇敬的理由。
在“人情”中流轉，我們總是這裏遇到困難就躲到相反不同的地方去，不斷流轉，以為能找到不困難的生活。然而事實上沒有這種地方，你永遠找不到。那怎麼辦？那你就不逃了，轉過來麵對困難，將困難化為讓生命豐富的資源。
在這裏，夏目漱石顯然接受、承襲了西方浪漫主義對於藝術的看法。由夏目漱石以漢字定名的“浪漫”有兩種意涵：一種是我們想象情人節兩人共進燭光晚餐，或激情擁抱的那種“浪漫”，但還有另一種更龐大，即十九世紀席卷歐洲的集體思想與生命態度潮流，那是“浪漫主義”，其根本精神是要追求極端與超越。
浪漫主義的前提，是不接受任何現成認定的疆界，特別是感受與感情的疆界。浪漫主義要探求人的感官極限到底在哪裏，不願停留在“正常”的範圍中，要去冒險試驗“正常”以外的衝擊。在“正常”之外，究竟藏著什麼樣的波濤洶湧，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激動與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