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本書係筆者在博士學位論文《19世紀英文期刊儒學譯介與研究述評》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學位論文從收集、翻譯文獻到寫成、答辯長達八年之久，這次修訂付梓又經兩年多。寫作之初，本書的具體內容未知、結論未知、難度未知，所遇見的問題，以及所得出的結論，均由文獻資料決定。導師朱漢民先生說，文獻的內容決定研究的內容，文獻的難度決定論文的難度，這是個難做的笨工作，但是學界需要這樣的笨功夫。老師所言既是對學生的關愛與信任，也是對於學術研究動態的敏銳判斷。老師之所以鼓勵我繼續碩士期間的國際漢學研究，一是充分考慮了我的學術背景和知識積澱，二是深感優秀中華文化外推是必然趨勢，基於國際漢學研究的文化傳播研究將成為持續的熱點。目前，中國文化外推戰略和實踐研究已然在國家層麵取得豐碩成果。本書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致力於彌補已見中國儒學西傳研究成果在時間上重“兩端”而輕“中段”，在資料選取上詳“書籍”而略“報刊”，在視域上多“譯介”而少“傳播”的缺環，並結合現實回應當今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宏大話題。
博士學位論文和本書稿《19世紀英文期刊儒學譯介與傳播研究》得以完成，離不開眾多師友的智慧加持。從開題、預答辯到正式答辯，複旦大
學何俊教授、浙江大學朱人求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朱傑人教授、中南大學呂錫琛教授、湖南師範大學徐儀明教授，嶽麓書院鄧洪波教授、肖永明教授、李清良教授、章啟輝教授、楊代春教授和錢永生教授都給予了悉心指導。十多年前各位老師對此選題的驚喜、擔憂和各種優化建議，猶在耳畔，寫作中時時銘記，時常求教於學界前輩與同人。此間，“中研院”林慶彰教授對此選題給予熱情鼓勵並饋寄相關資料；中國傳媒大學顏浩、劉起林教授伉儷根據書稿內容精心優化了框架設計；嶽麓書院蔣鵬翔、張科、謝一峰、向明文、鄧國軍等諸位青年才俊慷慨提出了不少話語表述方麵的建議。本書寫作中參考引用了大量海外文獻，很多我指導過的國內國際學生都參與了資料的收集，我的弟子兼同門馬兆仁先生為我借用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的資料；美國學生雷瀚傑先生從大洋彼岸淘到諸多二手書籍帶來中國贈予我；意大利的陶薇雅博士和德國的寶娜小夥伴為拉丁文和德語的資料核準提供過幫助；國內的研究生王歡、李瑛、龍花、雷穎、陳賀、夏依依、吳豔華、彭璐、曾小麗、胡玲等，曾經陪我翻檢整理浩如煙海的資料堆，本書付梓之際，這群小夥伴已經在教育、管理、文化外推等各個領域篤定前行。
就本人而言，自2002年開始
，我將主要學術研究與實踐方向定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領域，陸續刊出了係列論文和報告，得到師友與學界同行的諸多認可與期待。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朱鴻軍先生和張滿麗女士團隊的支持，感謝《新聞與傳播研究》一直未能謀麵的匿名外審專家給予的高度肯定、精心把關與不吝賜教；感謝《中國哲學史》編輯部李存山先生、趙金剛先生的辛勤努力。
本書是我主持的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缺席與在場：19世紀英文期刊儒學譯介與傳播研究”（項目批準號：22FXWB030）的結題成果，也獲得嶽麓書院大成基金部分資助。拙稿能如願成功申請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並順利付梓，離不開中華書局羅華彤先生團隊的集體論證和推薦。
在修訂完善出版書稿的過程中，立項專家的肯定性評價，諸如：文獻基礎紮實、學術視野宏闊、內容與觀點富有創建性、現實意義強，選題、寫作和立意上的時間之“縱向”、空間之“橫向”以及曆史與現實結合之“豎向”都值得肯定等等，都是熱情的鼓勵。而諸如：需要進一步優化結構安排，突出傳播學科特色等建議，則無疑有益於書稿最後階段的完善和潤色。責編陳喬女士的敬業和優異的編輯素質讓我十分感動和欽佩。
最感謝也最難以
言謝的是我的家人，寫作期間麵對突如其來的困難，是家人的嗬護，讓我重拾信心，堅守初心，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采用了大量自譯文獻，其中的不足、甚至錯誤與紕漏肯定不少，在此預先對專家、同行的包容與批評表達謝忱，並敬祈方家指正。
蔡慧清
2023年3月於湘江之畔曙光泊岸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