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探源》題外話
《〈遼史〉探源》（以下簡稱《探源》）出版將近三年了。關於這本小書的核心關切和寫作過程，我曾在緒言、結語及後記中有所交代，後來又在《上海書評》的訪談《〈遼史〉與史源學》中做過補充，差不多算得上“題無剩義”了。這次有幸奉到“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組委會的命題作文，再談此書，一時間竟不知從何說起。思量再三，決定稍稍跳出拙著，簡單聊聊與之相關但又多少有些距離的幾點感想。
一、“是非”與“源流”
《探源》一書的寫作，依托於此前參與中華書局點校本《遼史》的修訂工作。如果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二十四史的第一次點校，確立了當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規範，那麼2007年啟動、至今仍在進行中的修訂工作，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學術研究範式的轉型。在我看來，這一轉型或可大致概括為：從是非式校勘到源流式校勘，從是非性考證到源流性考證。
傳統校勘學多注重軒輊異文，判別正誤，做出非此即彼的裁斷，或對底本不足處加以改動，或“不主一本，擇善而從”，努力恢複盡善盡美、惟一正確的理想文本。隨著修訂工作的深入，我們愈發深刻地認識到，諸多看似舛亂、不夠“正確”的文字，未必是後世流傳之訛誤，而很可能指向創作者當時無意間留下的文本
縫隙。對於這類問題，不僅不宜貿然校改，還可以此為突破口，窺見相應文本的資料來源與編纂過程。《探源》對於《遼史》各部分的討論多建立在此類源流式校勘實踐的基礎上。
舉一個小例子。《遼史·太祖紀》與《兵衛誌》都臚列了阿保機升任契丹可汗以前的早期戰功，記事基本相同而紀年體係迥異。前者稱“唐天複元年（901），歲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為本部夷離堇，專征討”，繼以“明年”複“明年”的形式縷敘戰功，直至所謂“太祖元年（907）”；後者則稱“遙輦耶瀾可汗十年，歲在辛酉，太祖授鉞專征”，其下係“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雲雲。中華書局點校本及修訂本均以同書《世表》《儀衛誌》曾記耶瀾可汗事在唐武宗會昌年間（841—846），斷定《兵衛誌》係年有誤，當以《太祖紀》為是，論者多從其說。不過在我看來，這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孰是孰非問題，而應從文本生成的角度加以解釋。二者內容大同小異，隻是紀年方式不同，一個以耶瀾可汗紀年，另一個則以痕德堇可汗紀年，說明在元朝史官所見原始資料中並沒有出現可汗紀年的形式，而僅有唐朝年號及幹支紀年（如作唐天複元年，歲辛酉……明年……明年……明年……）。也就是說，關於天複元年辛酉歲對應遙
輦時代契丹的哪一任可汗，元朝史官實無定見，且因分頭纂修，未及統稿，負責《兵衛誌》的史官係之於耶瀾可汗十年，而主修《太祖紀》者則以其為痕德堇可汗元年，同為編撰之時所增入，恐怕都沒有太充分的證據。參考五代時期史籍可知，天複元年契丹可汗確為痕德堇（欽德）而非耶瀾，然其任職期限應始自光啟年間（885—888）而至於天祐三年（906），約二十年，並非天複元年方才即位。由此看來，《太祖紀》與《兵衛誌》的兩種係年皆不無問題，單純的是非校勘顯然無法解決。這種矛盾與混亂實際上反映出元朝史官所據史源關於遙輦可汗世係的信息十分匱乏且語焉不詳，《遼史》相應記載的可靠性亦有待係統地重檢（如上文所稱《世表》《儀衛誌》關於耶瀾可汗時代的記述亦皆為元人新撰，本身就未必可信）。
不難看出，源流式校勘與源流性考證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所謂源流性考證，除了文獻本體的生成過程，還應充分考慮曆史敘述的演化過程。在研究一些重大的曆史關節時，麵對不同文獻乃至不同係統之間的記載分歧，如僅著眼於史料的截麵或者說現存的終端文本，往往會認定二者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忽略了曆史敘述本身可能存在的前後變化，既往關於契丹開國年代、阿保機即位方式等問題
的討論即是此類典型。如果從動態、生成而非靜態、現成的角度加以重審，看似不同的曆史敘述未必始終方枘圓鑿、難以融通。與此相關聯的是，如果在是非性考證的基礎上，增加源流性考證的維度，則會有助於從看似確定無疑的單一線性敘述中剝離出原本複雜多元的圖景，提出全新的曆史學問題，這也是《探源》實現由文本批判進入史學研究的基本路徑。
說到“源流”，從章學誠的《校讎通義》到張元濟的《校史隨筆》，再到陳垣的“史源學實習”，都曾有過不同程度的涉及。不過仔細揣摩就會發現，前賢所述校勘、版本以及史料學方麵的源流，重在“源流有別”，即區分文字優劣、版本高下和史料原始與否（如通常所說一手或二手材料等），落腳點仍然在於價值評判，在於如何利用。現在看來，這樣的源流意識顯然是不徹底的。《探源》中所稱“文獻源流”概念的核心在於將文獻看作有機的生命體，“文本”首先是文獻本身，其背景、來源、纂修、結構、抄刻、流傳、被接受、被改造等各個環節都可以作為剖析的對象，每一個文獻環節背後都牽涉到實際的曆史情境，包括整體的文獻環境、具體的人書互動關係乃至宏觀的書籍社會史圖景，連貫起來就是文獻的生命曆程。換言之，文獻源流本身在學術意義上是獨立的
、自足的，並不依附於使用者的價值評判，亦未必需要舍流而從源。
二、“史料熟”與“文獻熟”
“史料熟不等於文獻熟。史料熟隻是局限於某一斷代，而文獻熟則是一種整體的感覺。一旦文獻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從容處理。”這是先師劉浦江教授多年前的教誨，曾由我記錄在《走出遼金史》一文中。近年來，不止一位學友問到，這段話究竟是何義涵，史料熟和文獻熟到底有何不同。其實，我自己也一直在研究實踐中不斷增進對此說的理解，《探源·結語》中所強調的“碎片”與“整體”的區別，某種意義上正是在這一脈絡之下的延伸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