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黟縣黃山腳下的皖南山區。這裏盆地平坦，是糧食和油料作物的主要產地，自古富饒美麗的黟縣小盆地十分富庶。南唐詩人許堅曾有《入黟吟》詩這樣描繪：
“黟縣小桃源，煙霞百裏寬。
地多靈草木，人尚古衣冠。
市向晡時散，山經夜後寒。
吏閑民訟簡，秋菊露溥溥。”
因此黟縣自古就有“小桃源”之稱。關麓村就在這美麗富饒的盆地西南部。
關麓村不大，它西有南北走向的西屏山，南有東西走向的武亭山，其間有一道嶺，合兩山首字為名，叫西武嶺，嶺頭建西武關。“西武關”是從黟縣到祁縣的必經之路，穿過埡口再分趨安慶和景德鎮的大道。由於這條路是官方修築的大路，村子建於路邊，起名“官路村”。又由於村子緊鄰關口和山麓，又稱為“關麓”村。
桃花源裏人家
關麓村位於山麓的邊緣，它賴以存在的命脈關麓村地理位置圖，一是穀底的水田和坡上的旱地。村子的東側是一條發源於武亭山的小溪，它從南向北繞村而過，灌溉村東、村北的大片農田。關麓村處於靠山可采集薪炭木料，傍水可耕作百畝糧田的優越環境之中。二是過境的大路，村子位於嶺根，過往行人上山下山，都要在這裏歇腳。需要吃一點、喝一點，或者甚至睡一晚。但是，田地不多，坐地設店則被條件更為優越的古築鎮占了先手，古築鎮就位於關麓村東3公裏。因此兩方麵都很局促，以致從早年始村人便踏上了徽州人的慣行路，外出經商，或者西武雄關外遷到附近另建新村，關麓村的規模因而不大。
徽州農村都是聚族而居，關麓村是汪姓的血緣村落。汪姓是徽州大姓。據嘉慶《黟縣誌》載，官路下(即關麓村)於“嘉靖四十五年定載”，但實際成村更早。據《汪氏統宗世譜》所載《編錄汪氏族譜序》的推測，關麓至遲當在明代正統初年成村。
《世譜》又載《社公下七十六世諱子真分遷官路》條雲：“官路上門始祖曰孑真，即下門始祖振美之季父也。其先世由黃陂遷大塢(按：在六都)，緣地處僻壤，滋息良艱。子真以官路居孔道，偕侄振美貿纏以市。居數載，贅查氏而家焉，生子振靜。”今關麓村已無查姓’，但村落峽穀對麵的小山岡名查李岡，下有查李村。“靜與美雖非同胞，無間手足，合造祠堂，額曰世德，蓋承先誌以勵後人也。依祠左右為居，故有上下門之別。振靜若孫居祠左，是為上門。”由此可見，一，正統九年以前已有官路村；二，子真是看到官路村位居孔道來做生意的；三，造總祠世德堂時，振靜已有孫子，則推算時間大約在成化末或弘治初。
到明末，上門八十四世祖士禮舉家從關麓村遷居到村東——華裏黟祁大道北側的宏田村，自成房派。稱“五家”。下門八十三世祖瑚，立房派為“六家”。瑚的三弟瓊生三子，立房派為“三家”。
下門八十四世祖士寵也生子五人，四子乏嗣，五子早夭，其長子華栩育七子，此房派以後便稱“七家”(現稱為老七家)。
第八十九世時，承德堂派有昭文(生於乾隆三十九年，歿於道光二十四年)、昭兄弟二人，昭文生七子，稱“七家”(現稱“新七家”)，昭救生八子，稱“八塚”。這是兩個支派。自此以後，關麓汪氏就有了崇德堂、“六家”、“三家”、(老)“七家”、“誌順公(第八十世)後裔”等主要房派和承德堂的“八家”、(新)“七家”等支派共同發展，但實力最強的當屬昭一支，即“八家”。
昭的八個兒子，即“八家”的第一代，生於道光年間，到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同治、光緒年間，正值盛年。那時候江南一帶徽商已趨沒落，他們卻因善於經營，曆數代而人多財盛，成為關麓村汪氏最旺的一支。關麓村的主體，即黟祁大道以南古名“塹下”的地段裏，大多數整齊的住宅都是“八家”人興建的。所以，直至現在，附近各村的人慣於把關麓村就叫做八家。其餘各房派和支派，或者因後嗣單薄，或者因有人外遷，或者因行為不端，或者在太平天國戰爭中遭到嚴重損失，都不如“八家”發達。
徽商的故裏
關麓村雖是個封建性的血緣聚落，卻又是徽商的故裏。汪姓成年男子，十有八九出外經商，躬耕於壟畝之間的不足一二。
徽商的形成，起初出於不得已。康熙《徽州府誌》說：“徽州介萬山之中，地決人稠，耕地三不贍一，即豐年亦仰食江楚……天下之民寄命於農，而徽民奇命於商。”於是敝衣糲食，負擔遠出，經商便成了徽氏的風習，竟至於“業賈者十七八”。徽民觀念因而改變，“輕本重末”，“即閥閱塚不憚為賈”。這種價值觀念的轉變影響到文化，以致黟縣流行的堂屋楹聯，也有了商人氣息，如現存盧村某商人大宅裏有副對聯是：“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己莫求人”。也有赤裸裸地把千餘年耕讀傳統變為“學而優則商”的，如“九章大學終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財”之類。
徽商富甲東南，但老家仍然是閉塞落後的。由於交通困難，資源缺乏，除了販運茶、木之外，徽商並不在老家開展什麼經濟活動。他們把妻子兒女留在家裏，給她們買不多的一點田地，再按時寄度日費用，自己一年一歸或三四年一歸，到了遲暮，回家終養、埋骨。因此，徽州始終停留在不發達的農業經濟之中。
他們經營的事業，新的投資，大都在外地。徽商對故土的影響主要是：第一，他們建祠堂、修宗譜、置祭田、設祀會、施義塚，鞏固宗族關係。第二，他們捐資興學、助學，創立文會。第三，他們眷屬和他們自己晚年殷實的生活，促進了消費性的民俗文化的繁榮，如四時八節的祭祀、各種迎神賽會、婚喪嫁娶、春報秋祈、戲文宴樂等等。第四，他們從蘇州、揚州這些長江下遊人文發達的地方帶來了鑒賞和收藏文物古玩、珍本秘笈之類的風尚和對書畫篆刻的愛好，名家輩出，形成了“新安畫派”和“黟山派篆刻”等。第五，他們大量興造舒適的住宅，也興造廟宇、文閣、園林、書院等等的公共建築。康熙間歙人程且碩，居揚州多年，將返鄉所見撰成《春帆記程》一書，其中稱：“鄉村如星列棋布，凡五裏十裏，遙望粉牆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說“宛如城郭”不無誇張，但遍及徽州各地農村聚落的完整，住宅的精致，以及祠堂、廟宇、牌坊、亭閣、園林等等公共建築類型的多樣和形式的優美甚至壯麗，確是非常特殊的。不過，就住宅來說，他們大都是城深深宅院市型的中等規模住宅，更重親切安寧而不事鋪張豪華。第六，由以上生活諸端，引發出徽州百工技藝的繁榮發展。建築業中有大小木作，磚、石、木“三雕”和油漆彩畫；家具有方木、圓木、雕木；用品有各種篾作、棕絲作、漆作和銅錫作。還有傳統的著名特產筆、墨、紙、硯。明清兩代，徽州的雕版印刷，尤其是木刻版畫，精美絕倫，為全國之冠。徽商故裏的種種，也大都極為典型地在關麓村中有所體現。
鄉間生活
關麓村在鄉商人的生活，雖然遠不如淮揚一帶的徽商那樣奢侈豪華，卻也相當優裕。他們熟悉長江中下遊富庶的城市，多少會把那裏的一些風俗帶回老家，從而突破老家千百年的“儉嗇”舊俗。他們起造的中型住宅，雅潔精致，家具陳設都很整齊細精美的宅門巧，考究品位。家中有侍女仆人供役，出門稍遠便乘轎子。
徽商向來不廢誦讀，自稱為“儒商”。他們雖然十二三歲便外出學徒，但童年經過學塾的舊學教育，有相當不錯的文化素養。日常也有些風雅的文化生活。家家堂屋裏有中堂和條幅的字畫，有木板刻的對聯，有些人家且有收藏字畫、書籍和文玩的愛好。康熙年間，關麓村出了一位書畫家，叫汪曙。道光《黟縣續誌》記載：“字曉山，……少孤，善事母，友愛諸弟。弱冠，師皖江何龍，寫山水人物，有生動之致。後益肆力倪、黃、沈、董諸家，寒暑不輟。稱其畫者謂風神秀潤，青出於藍。”
盡管商人們自詡“儒商”，生活富足，畢竟還不能完全抹去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社會品級觀念在他們心裏投下的陰影。他們從少年時代就要學做生意，不可能通過科舉獲得功名，但他們有錢，可以用救災助賑或其他各種名義出錢捐官，代替十年寒窗苦功。有些人還為自己、父親、祖父和兒子買封。但有錢有閑的寄生生活對他們腐蝕性很大，有些浮浪人放蕩而不自檢點，賭博、抽鴉片、嫖娼。至今關麓村尚有硬木雕花鴉片煙床兩張。據說“三家”、“七家”、“六家”等房派的敗落都不是因經營挫折或遇意外，而是由於坐享其成的子弟的腐化。“八家”子孫都比較謹嚴，連吸煙的都沒有，所以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