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起義高潮的再起與明王朝的覆滅
逼令張皇後自殺後，已是深夜時分。明思宗召來提督京營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換上他的輕便靴子，手持三眼槍，由王承恩領著持斧的數十名太監陪同，企圖出城逃跑。他們出了東華門，走到齊化門（今朝陽門），想夾雜在百姓中混出城外，沒有成功。又到安定門，同樣碰壁而回。十九日，天剛破曉，大順軍已攻入內城。明思宗走投無路，與王承恩來到煤山，在衣襟前書寫一段文字：“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故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無傷百姓。”
一、起義高潮的再起
崇禎十一年（1638）下半年到第二年五月，許多農民起義首領接受明廷的招撫，不肯受撫的少數起義首領也連遭挫折，躲進深山老林，起義暫時進入低潮，呈現沉寂的狀態，“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可以了結了。主持撫局的五省總理熊文燦是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楊嗣昌推薦的，楊嗣昌便以知人善任而得意揚揚，喜形於色。滿朝公卿都認為困擾多年的“流寇”問題已經解決，“天下無賊”，從此太平。正是基於這種盲目樂觀的情緒，崇禎十一年冬，明思宗因清兵入塞，急調洪承疇、孫傳庭率部入衛京師，清兵飽掠出塞之後，也未將這些邊兵遣回原地。
但是，社會矛盾在繼續激化。崇禎十年（1637）三月，楊嗣昌就任兵部尚書，提出對付農民軍的“十麵張網”的征剿方略，請求征派“剿餉”280多萬兩。明思宗批準了他的請求，說是“累吾民一年”#pageNote#0，即僅征收一年。不過，到了第二年，又打著“勉從廷議”的幌子繼續征收，此後剿餉就成為固定的稅收項目，直至崇禎十二年（1639）才停止征收。崇禎十一年（1638）冬，因清兵入塞，京師戒嚴，一些大臣建議多練邊兵。翌年，在楊嗣昌的主持下，又做出抽練各鎮精兵73萬多名的決定。接著，根據總兵楊德政的建議，又決定在全國各地訓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pageNote#1，先在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實行，而後推行全國。要練兵，就得增加餉銀，於是又決定增派“練餉”730多萬兩，明思宗照樣批準執行。加上崇禎三年（1630）十二月為對付清兵的進攻，在每畝加征遼餉9厘的基礎上增派3厘，於翌年開征，使遼餉額增至667.9萬多兩。遼餉、剿餉、練餉三項攤派共計1670多萬兩，超過常年國家財政收入一倍，人民因此怨聲載道，“呼崇禎為重征”#pageNote#2。百姓負擔不起，棄田逃亡的現象與日俱增，“餉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pageNote#3。崇禎十二、十三年，山東、河南、
河北等地又接連發生旱災、蝗災，赤地千裏，流民遍野，餓殍載道，更把貧苦農民逼入絕境。社會矛盾因而迅速激化，為農民起義高潮的再起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在熊文燦對農民起義軍展開招撫攻勢的時候，不僅李自成和革左五營的起義首領拒不投降，而且就是接受招安的張獻忠和羅汝才等起義首領，也隻是把“受撫”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暗中做著再舉義旗的準備。在穀城受撫的張獻忠，不但拒不解散隊伍，“人不散眾，械不去身”#pageNote#4，也不服從熊文燦的調遣，而且製造戰船，“買馬製器”#pageNote#5，用屯田和征稅的辦法籌集糧餉，還招攬生員潘獨鼇、徐以顯，舉人王秉真等下層知識分子，充當軍師，教授《孫子兵法》，操練團營方陣及左右營諸法。他還暗中聯絡李自成、羅汝才，撥出部分騎兵及衣食、鞍馬支援李自成。羅汝才在房縣受撫後，不願“受官領糧”#pageNote#6，也“不從解散之令”#pageNote#7，而是將部眾分插於上庸（今湖北竹山）、房縣、竹溪、保康等地，“帶力以耘”#pageNote#8，屯糧積草。很顯然，隻要時機成熟，他們就將重舉義旗，再度造反。
不少明朝官員看出張獻忠、羅汝才的受撫是偽降，必欲除之而後快。崇禎十二年（1639）春，湖廣巡撫餘應桂致信熊文燦，亟“言獻忠必反，可先未發圖之”#pageNote#9。書信被張獻忠的巡邏哨兵截獲，
張獻忠將其謄抄，發給鄖陽巡撫戴東旻轉告熊文燦。熊文燦上疏彈劾餘應桂破壞撫局，餘應桂被逮捕遣戍。此事既使張獻忠加強警惕，也促使楊嗣昌加快進剿張獻忠的步伐。當年三月，清兵北撤出塞後，楊嗣昌就把目光投向張獻忠。四月初，他和熊文燦都上書明思宗，指出張獻忠必反。四月下旬，楊嗣昌經與熊文燦密謀，決定趁北方邊境暫時安靜的時機，抽調大批官軍秘密向鄖陽、襄陽地區集中，力圖一舉殲滅張獻忠起義軍。他一麵派人刺探張獻忠營內兵力的數量、強弱以及人心的向背；一麵檄調隨洪承疇入援的甘肅總兵柴時華、寧夏總兵祖大弼所率的部隊前往湖廣，歸熊文燦指揮，但柴、祖皆以各種借口不肯就道。楊嗣昌又奏請明思宗下令，命陝西總督鄭崇儉出師關洛，向鄖陽、襄陽移動；四川巡撫傅宗龍統川軍入鄖，配合熊文燦麾下的左良玉、張任學、陳洪範、龍在田等部，分路並進，包圍穀城，擬出其不意地偷襲張獻忠。張獻忠密切注意官軍的行動，決定先發製人，重新舉起義旗。
就在明廷調兵籌餉之時，張獻忠於崇禎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率部再舉義旗。他輕而易舉地占領穀城縣城，在通衢大道上張貼告示，宣布“自己之叛，總理使然”#pageNote#10，並公布熊文燦和其他官員向他索賄的數量、日期，既揭露明朝統治的黑暗
，也申明自己重新起義的正義性。為了避免官軍的包圍，張獻忠決定向西挺進，同羅汝才等部會合。五月二十三日，張獻忠部到達房縣，羅汝才、白貴、黑雲祥等三部起而響應，於二十八日聯合攻占房縣。均州一帶“受撫”的農民軍除王光恩外，也群起響應，但他們後來又投降了官軍。
穀城、房縣起義的再起，宣告了明廷的招撫與偷襲的失敗。熊文燦感到大禍臨頭，立即向朝廷密疏自辯，遭到言官的彈劾。明思宗悔不當初，下令革去熊文燦的所有官職，令其立功自贖。熊文燦接到聖旨，不及審時度勢，就強令總兵左良玉率部進剿張獻忠。左良玉認為房縣一帶盡是大山，路途險阻，運糧不易，不應匆忙前去追擊。熊文燦為了贖罪，仍堅持要他進兵。左良玉隻好讓副將羅岱打前鋒，自己率部繼後。走了兩天，糧食就接濟不上，隻得采集野果、樹葉，甚至宰殺馬匹充饑。張獻忠、羅汝才以逸待勞，在房縣西80裏的羅山（又名“羅猴山”）埋下伏兵，故意先敗二陣，誘敵深入，待官軍進入埋伏圈，即奮起衝殺，一舉斃敵數百人，俘斬了羅岱。左良玉帶著百餘名殘兵敗將突圍逃出，軍符印信盡失。明思宗聞訊，異常惱怒，下詔逮捕熊文燦治罪，令左良玉降三級，隨軍戴罪立功。
楊嗣昌是熊文燦的舉薦人，熊文燦遭皇上治罪，使
他惶恐不安。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新任兵部尚書傅宗龍抵京，楊嗣昌向他移交部務後，上疏請罪。明思宗批示，著楊嗣昌“還內閣”，繼續留任大學士。楊嗣昌再次上疏請罪，盡管疏中並未自請督師，明思宗卻命他以禮部兼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的官銜就任督師，“仍賜尚方劍，督師各省兵馬，自督、撫、鎮以下俱聽節製，副、參以下即以賜劍（軍法）從事”#pageNote#11。九月初四日，明思宗特在平台召開禦前會議，討論有關進剿農民軍的各種問題。會議結束，諸大臣退出後，明思宗獨留楊嗣昌進行密談，強調“張獻忠曾驚祖陵，決不可赦，其餘剿撫並用”#pageNote#12。隨後賜給楊嗣昌精美黃金100錠、大紅紵絲衣料4套、鬥牛服1襲、賞功銀4萬兩、銀牌1500副。過了兩天，楊嗣昌入宮向明思宗辭行，明思宗還特地設宴為之餞行，並賜給親題的禦製詩一首，曰：“鹽梅今暫作幹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生民。”#pageNote#13鹽味鹹，梅味酸，均為調味所需，亦喻指國家所需的賢才。此詩把楊嗣昌比作周代征伐狁有功之方叔、漢代平定八王之亂之周亞夫，期望他馬到成功。楊嗣昌感激涕零，便於九月初六離京，二十九日到達襄陽，進入熊文燦行營。未幾，熊文燦被逮捕，並押解赴京，坐以大辟。十月初一，楊
嗣昌召集諸路將領，研究進剿方略。其時，李自成隱匿於湖廣、四川、陝西三省交界的山區，比較活躍的農民軍主要有張獻忠部、羅汝才部和革左五營，以張獻忠部勢力最大。楊嗣昌根據明思宗的密諭，決定首先圍剿張獻忠部，而對羅汝才等部盡可能采取招撫政策。他意識到，為了集中兵力打垮張獻忠部，必須改變以往各路官軍進山不一的戰法。考慮到自己雖然位居高位，但畢竟是文官，為了防止武將跋扈，不聽調遣，需要有一位實力強勁的將領來充當自己的助手。於是，他在十月初五上疏，請求任命左良玉為大將，掛平賊將軍印，賦予指揮其他參與進剿的各鎮總兵的權力，得到明思宗的批準。崇禎十三年（1640）閏正月，楊嗣昌命令諸道進兵，並派人到湖北、河南、陝西、四川等地張貼榜文，懸賞通緝張獻忠，許諾“能擒張獻忠賞萬金，爵通侯”。張獻忠針鋒相對，命人散發傳單，上寫“有斬閣部來者，賞銀三錢”#pageNote#14。
羅山大捷後，張獻忠、羅汝才於崇禎十二年（1639）九月分別行動。張獻忠由湖廣西進，轉入川陝交界地區。楊嗣昌估計實行追剿後，張獻忠會折入陝西，因而命令左良玉以主力進駐陝西興安（今陝西安康）、平利，而遣偏師3000入蜀，並命陝西總督鄭崇儉率副總兵賀人龍、李國安從漢中入
川，參與追剿。但左良玉不同意這個部署，認為隻讓自己遣偏師參與追剿，未必能夠奏效，而張獻忠也未必北上陝西，萬一向西進入成都平原，就難以控製。因此，他拒絕執行楊嗣昌的命令，而於崇禎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率部入川。二月初七日，左良玉與鄭崇儉部合兵，在太平（今四川萬源）瑪瑙山同張獻忠展開一場大戰，大敗張獻忠，“斬首千三百餘級，擒獻忠妻妾”#pageNote#15，俘獲潘獨鼇等人。左良玉雖然沒有執行楊嗣昌的命令，令楊嗣昌感到不快，但能大敗張獻忠，他還是飛章向朝廷報捷，明思宗頒賜白銀5萬兩（後又追加內帑銀1萬兩）、錦帛1000匹犒賞三軍，並加左良玉太子少保銜。三月初五，明思宗還給楊嗣昌發去一道手諭，曰：“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辭朝至今，半載有餘矣，無日不懸朕念，與行間將士勞苦備嚐，而須發盡白，深軫朕懷。又聞卿調度周密，賞罰嚴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pageNote#16乃賜給鬥牛服1襲、鞍馬2副。
張獻忠敗走瑪瑙山之後，左良玉緊追不舍。情急之中，張獻忠心生一計，派親信馬元利攜禮物去見左良玉，對他說：“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思之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閣部（楊嗣昌）獨專，無獻忠，即滅不久矣！”#pageNote#13此前，楊嗣昌因不滿左良玉未按自己的部署行事，曾寫信同新任兵部尚
書陳新甲商量，擬用陝西總兵賀人龍取代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陳新甲將此議上報後，得到明思宗的批準。朝命下達後，陳新甲又請求朝廷收回成命，以免影響左良玉與自己的關係。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既得罪左良玉，又得罪賀人龍，遂“失二帥之心”#pageNote#18。這件事在左良玉心中留下濃重的陰影，現在聽馬元利一說，不覺心動，便佯稱有病在身，在竹山一帶按兵不動，聽任張獻忠率領殘部逃逸。楊嗣昌無可奈何，隻得去信好言相勸，並謊稱以賀人龍取代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係出兵部的主意，他曾出麵加以製止。但賀人龍因恨楊嗣昌出爾反爾，早已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了左良玉。因此，不管楊嗣昌如何催促，左良玉就是安臥不動。
張獻忠在瑪瑙山敗退後，又接連失利，遂折返湖廣興山、房縣山中休整。羅汝才與張獻忠分手後，曾在崇禎十二年（1639）十一至十二月在興山香油坪，與李自成部聯合，圍攻並擊殺楊世恩、潘安邦。楊嗣昌派人招撫，遭到羅汝才的拒絕。隨後羅汝才轉戰川東，再於次年七月出川，返回興山、房縣，與張獻忠重新會合。兩部會合後，有眾數千人，於是決定再度入川，當月就到達巴霧河。
崇禎十三年（1640）八月，四川巡撫邵捷春調兵防守巫山一帶的險要，控扼張獻忠、羅汝才的入川之路。與
此同時，監軍萬元吉調陝西將領賀人龍、李國奇，左良玉手下的總兵張應元、汪雲鳳和四川將領張奏凱，令他們各率所部合擊農民軍。但是，此時不僅左良玉、賀人龍對征剿持消極觀望的態度，各省的督撫、總兵也不用命，甚至想辦法從征剿中脫身。陝西總督鄭崇儉在圍堵農民軍入川之前，竟在川北太平稱病，不久幹脆折返陝西。張應元、汪雲鳳自達州到達州，在土地嶺紮營，而賀人龍、李國奇到達開縣後，卻借口缺糧按兵不動。張應元、汪雲鳳雖是京營總兵，但所率部卒都是從湖廣招募來的新兵，既未經過嚴格的訓練，更缺實戰的經驗。在大昌縣（在今重慶巫山北）附近的土地嶺，張獻忠指揮農民軍，對張應元、汪雲鳳的5000楚兵發起強攻，從早晨戰至傍晚，擊斃副將潘應奎，張應元負傷突圍，汪雲鳳死於逃跑路上，而楚兵則“多潰亡”#pageNote#19。
楊嗣昌見張獻忠、羅汝才複入四川，楚地稍靖，於崇禎十三年（1640）九月趕往巫山。張獻忠、羅汝才采取“以走致敵”的戰術，在攻破巫山東北的觀音岩及上、中、下馬渡，擊敗邵捷春部將邵仲光後，繞過大昌，奔向開縣。官軍隻是跟在農民軍後麵尾追，不敢截擊。楊嗣昌因丟失觀音岩斬殺邵仲光。農民軍自開縣西走達州，楊嗣昌又下令逮捕川督邵捷春，命廖大亨代之，
並罷免陝督鄭崇儉，令賀人龍、李國奇等“戴罪討賊”。
張獻忠繼續采用“以走致敵”的戰術，與楊嗣昌周旋。從崇禎十三年八月在土地嶺擊敗張應元、汪雲鳳起，在半年之內，幾乎跑遍大半個四川，北抵廣元、昭化，南到瀘州、南溪，東到巫山、夔門，西逼成都。楊嗣昌原是一介書生，對行軍打仗完全外行，主張采取尾隨戰術，“躡賊疾追”#pageNote#20。監軍萬元吉見左良玉、賀人龍與楊嗣昌有隙，互相掣肘，主張采用穩紮穩打的戰法，對楊嗣昌說：“軍心不一，未可以戰。盍令前軍躡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俟濟師，此萬全策也。”楊嗣昌卻說：“賊易與耳，焉用分軍示弱耶？”#pageNote#13不予采納。不僅如此，楊嗣昌還“好自用”，凡事皆必自躬親，“軍行皆必自裁進止”，所轄部隊的進退都由他親自決斷，“千裏待報，坐失機會”#pageNote#22。更可笑的是，他還將《南華經》當作克敵的法寶，不光自己念誦，還讓地方官員如法炮製。朝中大臣感慨地說：“文弱其將敗乎？擁百萬之眾，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哉？”#pageNote#23結果，他指揮官軍跟在農民軍後麵苦苦追趕，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卻往往被農民軍落下三天的路程。張獻忠有次在軍營裏唱酒，就挖苦楊嗣昌說：“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
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pageNote#24
張獻忠、羅汝才再舉義旗，拖住官軍的主力，為其他農民軍的複起創造了條件。李自成從崇禎十一年（1638）到十三年的兩年時間裏，往來活動於湖廣、四川、陝西三省的交界地區。崇禎十三年夏，明廷調動大批官軍向此地集中，李自成便在六七月間，由湖廣房縣地區取道陝西平利、洵陽（今陝西旬陽），到商州的商洛地區，十一月再進入河南，遊哨突至淅川。楊嗣昌坐立不安，對鄖陽撫治袁繼鹹說：“闖賊（李自成）若出中原，定奔於左革（左金王、革裏眼），而襄陽、南陽降人所在搶奪勾引，二俱可憂。”#pageNote#25楊嗣昌命左良玉進行堵截。李自成利用左良玉與楊嗣昌的矛盾，突破武關（在今陝西丹鳳縣東南），進入淅川、內鄉；十二月從南陽地區北上，攻破宜陽，再克永寧，殺萬安王朱采，而後又迭克新安、偃師、寶豐等地。河南土地原本就高度集中，此時旱蝗災害又特別嚴重，加之不堪遼餉、剿餉、練餉的重負，民間藏蓄罄盡，“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無獨行之客，雖東西村不敢往來”#pageNote#26。李自成一進入河南，大批饑民前來投奔，一些小股起義軍也紛紛加入李自成隊伍，李自成的部眾由初入豫時的不足千人很快就發展到幾十萬人。一些下層知識分子，也加入了李自成隊伍。
其中，比較有名的有牛金星和宋獻策。牛金星是河南寶豐人，天啟七年（1627）中舉，為人慷慨不羈，在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中，被革去功名，遣戍充軍。崇禎十三年（1640）冬李自成到達河南時，他“謁見於牙門”#pageNote#27，被委為重要謀士，對李自成製定規章製度、網羅人才和創建政權方麵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宋獻策的籍貫有河南永城等說法，他“善河洛數”#pageNote#28，以賣卜為生，由牛金星舉薦加入李自成隊伍，進獻“十八子主神器”的讖語，被尊為軍師。這些下層知識分子的加入，對李自成隊伍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史稱“闖‘賊’在陝西時為饑民，在山西時為碌碌‘賊’，出車箱峽（應為出漢中棧道）後為大‘賊’，至是（牛金星、宋獻策等參加李自成起義軍後）群策群力，居然以英雄自命”#pageNote#29。
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率部兵臨洛陽城下。洛陽為豫西重鎮，也是福王的封藩地。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最寵愛的鄭貴妃之子，明神宗原擬立他為太子，因違背明太祖製定的立嫡長子和兄終弟及的皇位繼承製度而遭到群臣的反對，隻得封其為福王；但在福王就藩之時，卻賜給大量的財物和莊田。福王視財如命，就藩之後大肆搜刮民財。當地人說：“先帝（明神宗）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指皇宮）
！”#pageNote#30此人又特別吝嗇，河南大旱，出現人食人的現象，他就是不肯拿出一個銅錢去賑濟災民。李自成農民軍攻打洛陽周邊的縣城，僑居此地的原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琪給福王寫信，建議他敦促河南巡撫李鳳仙急派軍隊來洛陽加強防守，讓他出錢助餉，他就是不肯。正月十九日，農民軍開始攻城，守城士卒知道福王府裏金銀財寶堆積如山，而自己卻餓著肚子，滿腹怨氣，都不願積極防守。二十日晚，總兵王紹禹的部卒更是在城頭起義，打開北城門迎接農民軍。次日淩晨，農民軍占領全城，活捉福王朱常洵，福王世子朱由崧脫逃。李自成親自審訊福王，訓斥他道：“汝為親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pageNote#31立即下令將他斬首示眾，並沒收王府財產，打開倉庫，賑濟災民，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擁護。
同樣在李自成攻打洛陽的崇禎十四年正月，張獻忠、羅汝才趁四川東路官軍防禦空虛之機，率部從陸路出川，奔襲楊嗣昌督師衙門的駐地襄陽。二月初，張、羅兵臨城下，攔截督師衙門的差官，用28名騎兵偽裝成官軍，拿著差官的調兵軍符，騙過守門官軍，進入城裏。四月初四日夜半，他們放火焚毀承天寺和襄王府等建築。城中頓時大亂，負責守城的監軍僉事被殺。天明，張獻忠所部大隊人馬趕到，裏應外合
，一舉攻破襄陽城。農民軍打開監獄，救出被俘的張獻忠妻妾和潘獨鼇等人；收降守城官軍數千人，繳獲楊嗣昌所積存的五省餉銀及大批弓刀、火藥；活捉襄王朱翊銘及其子貴陽王朱常發。年逾七旬、須發盡白的襄王被押到西門城樓上，張獻忠遞給他一杯酒說：“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pageNote#13隨即將襄王和貴陽王一並斬首。張獻忠還下令沒收王府的全部財產，並打開王府倉庫，取出15萬兩銀子，救濟災民。
楊嗣昌在四川聽說張獻忠出川東下，拖著重病之軀由水路順江而下。早在崇禎十三年底十四年初，他即已患上絕症。到十四年正月初六日，病情已經相當嚴重。初八日，他向皇上奏報軍情時，就順便提到自己的身體，憂心忡忡地說：“臣憂勞病瘁，奄奄垂斃，襄庫罄盡，心益憂煎，不知死所。”#pageNote#33二月十八日，趕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得知襄陽失陷，襄王被殺，更是驚悸，上疏請死。接著，來到荊州沙市之徐家園，收到洛陽已被李自成攻克、福王被殺的消息，更是憂懼異常，遂不進飲食，臥床不起，將所有的軍政事務都交給監軍僉事萬元吉代理，並派人叫其家屬前來會麵。萬元吉問他，為何不將病情報告皇上，他回答說：“不敢！”這位顯赫一時的閣部，此
時已經完全絕望，心如死灰，正如他致廣東巡撫宋一鶴的信中所透露的：“天降奇禍，突中襄藩，仆嘔血傷心，束身俟死，無他說矣。”#pageNote#34三月初一日，他在徐家園咽下最後一口氣，終年54歲，宣告他圍剿農民軍的作戰計劃徹底破產。
明思宗接到楊嗣昌的死訊，對他是又恨又憐，對身邊的大臣歎道：“督師功雖不成，誌也堪憫，宜用輔臣禮歸葬。”並親自為他寫了一篇祭文。此時，他對諸臣提及此事，還連聲哀歎說：“楊嗣昌死後，廷臣無能剿賊者！”#pageNote#35
不過，楊嗣昌畢竟負有失職之罪，如果不加追究，今後群臣便難以駕馭。因此明思宗在隆重祭葬楊嗣昌的同時，也不得不頒發詔旨：“嗣昌二載親勞，一朝盡瘁，雖有瑪瑙山功，不能掩其闖獻鴟張、兩藩罹禍之罪。”#pageNote#36責令有關部門會勘議罪上報。有關部門的官員深知皇上偏愛楊嗣昌的態度，便根據傳統法律中對勳臣的“議功”（即將功抵罪）原則，為其解脫罪責，免予懲處。但是，許多大臣並不買賬。在楊嗣昌去世前幾天，戶科給事中左懋第就曾彈劾楊嗣昌“擁兵自衛，迄無成功”之罪#pageNote#37。楊嗣昌死後，彈劾者更是陸續不絕，要求追究其罪責。刑部主事雷祚疏論楊嗣昌“六罪可斬”#pageNote#38，禮部侍郎蔣德璟甚至認為楊嗣昌“奸欺誤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斫棺戮屍”#pageNote#39。明思宗一概
不予理睬，後來在乾清宮召見六部、九卿、科道等官，訓斥說“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才有可取，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爾等知之”#pageNote#40，才將輿論平息下去。
二、頻換主帥，難挽狂瀾
崇禎十四年（1641）三月楊嗣昌死後，明思宗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督師人選，四月經兵部尚書陳新甲的推薦，才任命陝西三邊總督丁啟睿為兵部尚書，改稱“督師”，代楊嗣昌總督陝西、湖廣、河南、四川、山西及大江南北諸軍，仍兼陝西三邊總督，賜給尚方劍和督師印。丁啟睿，河南歸德府永城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舉進士，崇禎初年開始踏入政壇，初為文職官員，崇禎十一年（1638）代孫傳庭任陝西巡撫，兩年後得楊嗣昌之薦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代替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丁啟睿原本是個庸才，“為督、撫，奉督師期會，謹慎無功過，及督師任重專製，即莫知為計”#pageNote#38，拿不出對付農民軍的計策。
李自成率部攻入河南後，在幾位謀士的幫助下，針對當時土地高度集中、賦役征斂苛重的狀況，提出了“均田免糧”#pageNote#42的口號。所謂“均田”，就是反對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並，含有反對封建土地所有製的內容。不過，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貴族官
僚和地主或被殺，或逃亡，荒廢的土地較多，農民可以隨時隨地耕墾，農民軍沒有采取過具體的土地分配舉措。所謂“免糧”，就是實行“蠲免錢糧”#pageNote#43“三年免征”#pageNote#44的政策。當時的民謠唱道：“迎闖王，不納糧！”#pageNote#45農民軍還針對明朝官府對城鎮商人的橫征暴斂，提出“平買平賣”#pageNote#43的政策。這些口號和政策的頒布，贏得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李自成的隊伍也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攻占洛陽後，李自成得知開封城守副將陳永福率兵前來支援洛陽守軍，開封的防禦力量因此大為削弱，遂於崇禎十四年（1641）二月率部南下，佯攻汝州，然後掉頭向東北方向挺進，準備奇襲開封城。開封的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正如當時的汜水知縣周騰蛟所指出的：“汴城（開封，五代晉、漢、周與北宋皆定都東京開封府，此地隋、唐時為汴州，故又稱為汴京）不守是無河南，河南不保是無中原，中原不保則河北之咽喉斷，而天下大勢甚可憂危也。”#pageNote#47二月十二日，李自成農民軍進抵開封城下，立即攻城。河南巡撫高名衡急忙調動能夠動員的力量上城防守，封在此地的周王朱恭枵也拿出50萬兩銀子犒賞士卒，並懸賞格：“有能出城斬賊一級者賞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石擊傷者賞十兩。”#pageNote#48開封城內一批亡命之徒
紛紛上城同農民軍對抗。前往洛陽赴援的陳永福，又於十六日回師，進入開封城裏。十七日，李自成親至城下觀察形勢，不慎被城上官軍射中左眼，加上傳聞左良玉和保定總督所統官軍正向開封趕來，農民軍隻得在圍攻七晝夜之後撤圍，轉移到密縣、登封、嵩縣一帶。
七月，因與張獻忠發生意見分歧，羅汝才率部到達河南淅川，與李自成部會合。“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pageNote#49李、羅的聯合，使活躍於中原大地的農民軍力量大增，對明王朝的統治構成最大的威脅。
新上任的督師丁啟睿也是膽小如鼠。他出潼關後，不敢進入河南，去同李自成對壘。聽說張獻忠在光山、固始一帶活動，力量較為單薄，遂傳檄左良玉對其發動進攻，與之激戰於麻城。開封守軍每天向丁啟睿告急，明思宗催他往援。他卻回答說：“我方有事於獻忠，不赴矣。”#pageNote#27明思宗無奈，隻得接受兵部尚書陳新甲的建議，在崇禎十四年（1641）五月將關在獄中的前任兵部尚書傅宗龍釋放出獄，命為陝西三邊總督，“專辦自成”#pageNote#51。
傅宗龍，字仲綸，雲南昆明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成進士，除銅梁（今屬重慶市）知縣。久之，授為禦史。天啟年間，因在貴州參與平定安邦彥叛亂而威名大震。崇禎三年（1630）由孫承宗推薦，被擢
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後因小故被奪官。崇禎十年（1637），當農民軍連陷四川30多個州縣時，明思宗拊髀而思念傅宗龍，傷感地歎道：“使宗龍撫蜀，賊安至是哉！”遂重新起用之，命入川征剿農民軍。兩年後，經楊嗣昌推薦，召為兵部尚書。他性樸忠，陛見時滔滔不絕地力言民窮財盡，惹得明思宗不高興。楊嗣昌出任督師後，傅宗龍又批評他“徒耗敝國家，不能報效，以氣淩廷臣”。不久，明思宗即以“戲視封疆下吏”#pageNote#52的罪名，將其逮捕下獄，坐了兩年大牢。
崇禎十四年（1641）六月，傅宗龍到達陝西，與陝西巡撫汪喬年共謀“平賊”之計，決定盡括關中餉銀以供征剿之用。但屬郡皆遭旱蝗之災，已無法提供所需的餉銀。盡管如此，九月初四，傅宗龍還是率總兵賀人龍、李國奇所部秦兵2萬出關，至新蔡與保定總督楊文嶽率虎大威所部保兵2萬會合。次日渡過洪河到達龍口，準備北上項城。此時李自成與羅汝才在洪河上遊，擬渡河西攻汝寧（今河南汝南），偵知官軍的動向，即將精銳埋伏於新蔡通往項城的要道孟家莊附近的樹林裏，而以部分兵力架浮橋西渡，佯裝進擊汝寧。賀人龍、虎大威派騎卒偵知農民軍的動向，於九月初六日從龍口揮師追擊30裏，進至孟家莊人困
馬乏，停下歇息，卻被李自成的伏兵打個措手不及。賀人龍、虎大威、楊文嶽紛紛卷甲而逃，傅宗龍抵擋一陣，也在九月十八日夜半突圍而逃，次日中午，尚未逃到項城，即被農民軍追及俘殺。
項城之戰後，李自成、羅汝才轉向西北，於十月攻破葉縣，殺死叛徒劉國能，又攻舞陽，在北舞渡殺死叛徒李國慶。十一月，包圍南陽，擊殺守將猛如虎，俘殺唐王朱聿釗。十二月，乘勝揮師北上，迭克開封屬縣十幾座城鎮，再次進圍開封。開封城在金代經海陵王重新修整，城高牆厚，城基深入地下數尺，非常堅固。農民軍見城牆堅固難攻，采取挖地洞用地雷爆破的方法，想炸開城牆，但未獲成功，反使自己的一些騎兵受到損傷。聽說左良玉正率部趕來，李自成、羅汝才乃於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十五日撤離開封，回師迎擊左良玉，將其包圍於郾城（今河南漯河郾城區）。但因新任陝西三邊總督汪喬年又率兵趕來，農民軍未能攻破郾城。
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1959年沒入新安江水庫）人。天啟二年（1622）成進士，“自負才武”“習弓刀擊刺”#pageNote#53，崇禎十四年（1641）出任陝西巡撫，曾奉詔掘毀李自成的祖墳。傅宗龍死後，明思宗命其為兵部侍郎，總督三邊軍務，要他火速出關，與左良玉夾剿李自成。當
時關中精銳已盡沒於項城，他收散亡、集邊卒，勉強湊集馬步兵3萬人。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出潼關，二月到達洛陽。汪喬年認為農民軍銳氣正盛，如果直赴郾城，難與爭鋒，不如直撲農民軍的後方基地襄城（今河南襄城縣），李自成勢必回救，郾城之圍即可解除。於是，他將步兵和火器留在洛陽，親率2萬騎兵，於二月十二日進占襄城，命總兵賀人龍、鄭嘉棟各為一路，進駐城東40裏之處，以聲援左良玉。李自成因汪喬年掘其祖墳而恨之入骨，得知其進占襄城，即率數十萬主力前往，準備與之決一死戰。汪喬年的部隊根本不堪一擊，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不及接火就掉頭逃竄，左良玉在郾城解圍後，也不派兵前來支援。汪喬年僅率千餘步兵卒守城，兵敗城陷，被農民軍割去舌頭，寸磔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