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二卷）——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

第三章（1 / 3）

②同①。

③同①。

④同①。

９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畝，或多至８０畝。”①在南和縣五鎮十八鄉的偽組織人員中，就有“專門學校畢業的６名，師範及中學畢業的２７名，高小畢業的１３名”②。日軍以為如此就可以將廣大的農村控製住，進而能盡可能多地搶奪農村之人力與物力。“事實上淪陷區絕大多數人不願參加偽組織工作，一些有錢的地主寧願在家裏安安生生的待著，不願出去挨鬼子的打罵和侮辱。一般知識分子看得更清楚，他們知道‘鬼子占不長了’，他們亦看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已經在望了！因此在遊擊區、接敵區、甚至敵占區的大鄉人員中，有些人逃離了，也有人采取實際雇用的辦法找別人頂替。當然，在日軍勢力比較鞏固的地方，在大的點線上（如正定二、三區），在這些地方的大鄉中，確實是有著一些中華民族的敗類在想著或正在當著偽大鄉長，以便乘機抓一把。但這種人究竟是不多的，華北淪陷區的廣大群眾始終都是擁護抗日的，因為他們親身體驗到他們的頭上又多了一重壓迫和一重負擔。”③另一方麵，日偽方麵對大鄉的態度亦不是一致的，偽縣公署的派款派夫雖大多通過大鄉公所，想把大鄉煞有介事地裝點起來，“但附近炮樓裏的日偽軍和特務們，卻不管那一套，還是直接找自然村，今天要這，明天要那，因為這對他們而言是最方便最盡情的勒索。這就無形地粉碎了日偽在大編鄉時向群眾宣傳所說的一切謊言濫調，而使大鄉的真麵目完全暴露”④。

此外，日偽還將農戶按一定序列編排，“組建大聯鄉，即將村落中一盤散沙似的農戶按一定單位實行統一編製，使其變成半軍事化性質的組織”⑤。

侵華日軍以法西斯式的集中營管理模式，造成所謂的鬆散村落有序化、零亂社區一體化的格局。

侵華日軍的“村政建設”給華北敵後抗日鬥爭造成了新的困難，通過采取“愛護村”、“集家並村”、“大鄉製”等舉措，強化了對華北淪陷區的統治和掠奪，使華北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泯滅人性、失道寡助的侵華日軍，最終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日偽的“村政建設”也隨著日軍的無條件投降①徐水：《華北偽村政權建設現狀》，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曆史檔案Ｅ８７１７：１。

②同①。

③同①。

④同①。

⑤同①。

９６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而徹底破產。

６．關於華北淪陷區“村政建設”的評析（１）華北淪陷區的“村政建設”效仿了偽滿洲國推行的“街村製”。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武裝侵占東北，對縣以下的基層實行保甲製度。到１９３６年前後，又參照日本的市街製，開始在東北推行“街村製”。製度層麵的“街村製”是以街、村取代原有的保、甲、牌建製，在縣城實行街製，在鄉村實行村製，以街、村作為偽滿洲國統治下的基層行政機構。偽滿洲國民政部於１９３６年頒布了《暫行街村製》，次年１２月１日公布《街製》與《村製》，１２月２１日，又公布了《街政施行規則》，規定：在縣城和農村分別設立街、村公所，街、村公所分別配備有街長、副街長、司計（會計）、事務員和村長、助理員、司計、事務員等“有酬吏員”；街、村作為法人受偽縣長、省長、國務總理大臣三級監督，其街長、副街長、司計和村長、助理員、司計等官吏由偽縣長任免。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偽滿洲國政府製定了《市街村自衛法》，使作為基層行政機構的市街村與警務機構結合在一起，並將以往“有薪製”的偽自衛團改為“無薪製”，擴大連坐罰金製的範圍，增加了《刑法》所規定的對帝室罪、內亂罪、背叛罪、妨害交通罪及汙毒飲料水罪等。１９３８年５月偽滿洲國又通牒取消偽自衛團“雇傭製”，實行“義務製”，並改“常備製”為“輪換製”。

偽蒙疆也效仿滿洲國建立起“街村製”，鄉村亦走向集中，如１９３９年涿鹿全縣３２村，１９４１年後則並成２０村。延慶縣在１９３９年有２９村，１９４１年並為２０村，１９４２年又並為１３村。“街村製”的頒布在於統一各地村製，其特點為：明訂排除“自治思想”，實施赤裸裸的統治，不設任何足以表示“自治思想”的議事機關，而置偽村政權於行政、自衛及經濟三位一體的組織，設總務、自衛及經濟三係。鎮村公所設鎮村長及司計，都由偽市縣長任免。為便於經濟掠奪，日偽推行合作社，強迫居民入股（每股１０元），使其擔任所謂“物資編製”及“產業開發”。在後備兵源的掠奪上設“自衛團”及“清鄉青年團”。１９４３年日軍改察南、晉北兩政廳為宣化、大同二省後，又廢除鎮村公所平行的製度，改鎮公所為政務所，廢除大村公所，使政務所成為區一級行政組織，上屬縣公署，下轄各村。這表明日偽對淪陷區農村的集中統治又進了一步。

日偽鼓吹“街村製”的製度優勢在於“排除封建榨取勢力”，“滅絕地方攤派”，“促進行政係統一元化”。其推行的結果表明，“行政係統一元化”有些進９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展，日偽的基層控製加強了，其他便民舉措則為一紙空文。實際上，自推行“村政建設”後，淪陷區地方封建勢力對基層民眾的敲詐勒索加劇，各種攤派統統轉嫁於民眾。

（２）“村政建設”體現了日偽利用中國舊有基層控製製度，實行法西斯統治的狡詐性。

華北日偽“村政建設”的舉措，主要源於中國曆史上統治者控製鄉村的統治術。華北淪陷區打造的形形色色的“村政建設”典型，實質上都是以往統治者控製農村舉措的翻版。偽山西省公署實行的“新村製”，實際上就是抗戰前太原附近各縣所實行的大編鄉形式的複活。日偽政權表麵上在指導民眾自治，實際上“隻獲得民眾為政治之用，而缺乏民眾自用政治之精神”①。在日軍法西斯槍刺下完成的“村政建設”，根本不可能自動地運行下去。

（３）日偽“村政建設”的目的在於根絕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活動的民眾基礎。

在“村政建設”中，日偽認為：集家是為了把可能成為八路軍遊擊區的邊界地區的住民集結到日軍據點及其附近地區，把民眾完全與共產黨八路軍的抗日活動隔絕，由日軍單方麵掌控民眾，從而封鎖扼殺共產黨八路軍人力物力的動員工作。因此，日偽“村政建設”的終極目的在於淘幹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活動的民眾基礎之水，水盡而魚亡。

（４）“村政建設”最終歸於失敗的原因在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對於侵華日軍推行的大鄉製的作用，亦須要有個足夠的認識。大鄉雖在群眾中的威信掃地，但這不等於它是廢物，它的建立確實給抗日工作以某些新的困難，及給了日軍以某些新的方便。”②日軍在軍事上的優點是武器精良，交通工具先進，但其基本缺點則是兵力不足，利於集中，不利於分散。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則相反。為製造優勢，日軍將一縣數十、百個分散的村莊集中、合並為一二十個大鄉政權，如偽河北省曾一度將原有的４９８３１個村政權，合並“編成３３２６個大鄉政權”③，並配以公路、電話及溝牆、碉堡建設，加強了對淪陷區農村的控製力，對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蠶食”①徐水：《華北偽村政權建設現狀》，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曆史檔案Ｅ８７１７：１。

②同①。

③同①。

９８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與“封鎖”亦進一步嚴密。但日軍的侵略性，以及對淪陷區及遊擊區廣大群眾的空前榨取和屠殺，使日偽在民眾中人心喪盡。日軍軍事上的優勢隻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其政治上的劣勢則是絕對的、永久的。華北日偽的“村政建設”最終歸於失敗，其根本原因在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①。

四、淪陷區偽聯莊會對鄉村社會的控製聯莊會是在中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生長發展起來的。自晚清開始，華北社會接續動亂，經濟不斷惡化，國家對地方的社會控製不斷削弱，逐漸形成了一種地方武裝化自保的格局。華北各地的聯莊會便是在此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下文以偽河北省聯莊會為例，探討日偽通過聯莊會組織對鄉村社會的控製。

１９３７年７月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大舉侵華，河北省廣大地區相繼淪陷。

在日軍侵華這一外力的衝擊下，華北社會固有的聯莊組織急劇反射。在日軍侵占河北，國軍南退，社會混亂不堪的無政府狀態下，各式各樣的雜牌武裝應運而生。“在‘保衛家鄉’、‘保衛祖宗墳墓田園’的口號下，利用潰軍丟棄的槍支子彈和散落在民間的槍械，成群結隊，以各種名義，活動在敵人側後。”②但是，到１９４０年代初期，隨著中日軍隊戰略相持的膠著化，河北省作為華北的重心地區，侵華日軍欲達成所謂的戰爭體製，加緊在河北淪陷區組織和利用聯莊會，並以此與中共爭奪民眾，強化對地方的統治。

（一）河北淪陷區聯莊會的組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河北省作為華北的重心，侵華日軍欲將其納入戰爭體製，聲稱：“根除‘匪共’，自為當前嚴重事實。”③偽新民會河北省總會、河北省公署認為，雖然在華北已進行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展開了多次“清剿”，但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力量仍在不斷壯大，並直接威脅著侵華日軍的後方。麵對“治安猶未確立”④的局麵，偽河北省公署認為①《孟子·公孫醜下》。

②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上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２０頁。

③新民會河北省總會：《聯莊會組織運營要綱》，河北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６５３１２５。

④同③。

９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其原因在於“過去之‘剿共’軍政工作未能兼籌並進之所致”①。“勝負之數決非限於武力與經濟，而實以爭奪民眾、組織民眾為焦點，故‘匪共’時警告其幹部曰：抗戰勿失掉民眾。‘匪方’既不失掉民眾即為我政權失掉民眾，證以目前種種事實，自能明懲（症）結之所在，故聯莊會之結成，為我方與‘匪共’爭取民眾之無上手段。以現有之武力育成民眾組織，以民眾之組織為武力之外圍，兩者互為因果，官民一體，以言滅共，以言建設，庶乎近矣。”②由上可見，偽新民會河北總會拚湊偽聯莊會的目的在於同華北敵後的共產黨八路軍爭奪民眾，爭奪民心。為此，從“剿滅‘共匪’施行自治，村村培養其愛鄉觀念起見，特組織聯莊會以期展開聯莊會自衛運動”③，加強基層控製，使共產黨八路軍沒有活動的餘地。

１．組建聯莊會的目的河北日偽組織聯莊會的企圖主要有三：第一，與共產黨八路軍爭奪民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侵華日軍在敵後“清剿”上曾作檢討，認為：戰爭的勝負決非限於武力和經濟，而且是以爭奪民眾、組織民眾為主要焦點。因此日偽在策略上一是軍隊特務緊密配合“清剿”；二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辦法和手段，抓住一切機會對民眾行假仁假義、欺騙拉攏，以達其“團結民眾”的目的。除抓取和利用會道門、拉攏某些頑固分子上層及部分民眾外，日偽又通過組織聯莊會這種帶有侵略性質的民眾組織，以“全民團結、守望相助、患難相共、共存共榮”④為幌子，達到其爭奪民眾的險惡企圖。

第二，企圖實現“官民一體”的防共體製。日偽組織聯莊會是“為和‘匪共’爭奪群眾的無二手段”⑤，企圖以現有的民力改成民眾組織，以民眾組織為武力的外圍，使兩者密切結合，互相配備，達到“官民一體”，“一麵滅共”“一①新民會河北省總會：《聯莊會組織運營要綱》，河北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６５３１２５。

②同①。

③同①。

④冀中第八專署公安科：《對敵組織、聯莊會的調查與初步的分析研究》，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曆史檔案１３１１３。

⑤同④。

１００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麵建設”①的目的。

第三，從民眾方麵著手“剔抉”。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華北日偽提出“剔抉”的口號，河北各縣敵憲兵隊長受訓返縣後組織“剔抉隊”，隨後在特務情報工作上開始“剔抉”化，同時日偽工作的各個方麵（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特務）都已提到“剔抉”的高度，因此河北淪陷區聯莊會的成立，是日偽在群眾中對共產黨八路軍展開的“剔抉”。

河北日偽在冀中地區首先劃定獲鹿、正定、槁城、井陘、元氏、平山、靈壽七縣為實施的重點縣，真定道其他各縣也一律實施。在保定道的安國等縣亦早已建立，縣城內已組織起來，但在鄉村尚未普遍著手組織。

２．聯莊會組建的“準備工作”在組織聯莊會前，河北日偽進行了以下先期準備活動：第一，刷新偽縣署內部。河北日偽稱：“吏治不良足以阻礙政治之發展，影響民眾對政府之信賴，故在結成聯莊會以前必須以縣長（指偽縣長）為中心，厲行刷新行政人員，及警兵過去之惡風，並求得根本之革麵洗心，以期官民間之真誠協力。”②這實際上是日軍在玩欺騙麻痹群眾的把戲，以求與其共同協力達到組織聯莊會的目的。日偽采用了“卸磨殺驢的手段”，即通過所謂的“內部剔抉與清內工作”，將出完壞水的沒有使用價值的漢奸“刷新”下去，把一些發足了財的漢奸也刷下去，將其財產“充”到日軍腰包裏去。日軍對各縣偽職人員進行裁減與扣押，甚至加以貪汙、妨害群眾利益的罪名，大肆宣傳某縣某某人被押或被槍決，以此編織“為民除一大害”等騙人的謊言，達到所謂的刷新縣政的目的。

第二，對新民會會員的整頓。日偽稱“新民會為民眾指導體，為了加強聯莊會的政治工作及指導效能，對新民會各縣人事具加整頓考核”③，同時通過侵華日軍的所謂“政治指導”，加強聯莊會的特務工作。

第三，召集地方有力者（士紳）召開聯莊會準備會議。河北日偽利用各縣①冀中第八專署公安科：《對敵組織、聯莊會的調查與初步的分析研究》，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曆史檔案１３１１３。

②新民會河北省總會：《聯莊會組織運營要綱》，河北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６５３１２５。

③同②。

１０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有力士紳的特點，政會雙方配合，竭盡全力搜求地方“有力分子”出席；召開聯莊會準備會議；聽取對聯莊會自衛活動的意見；由有力分子中互相推選偽聯莊會會長。

第四，河北日偽借有力士紳的金字招牌，替他們組織聯莊會，給他們支撐門麵。

第五，分期訓練聯莊會人員。如定縣日偽統治者向全縣各村強征１８歲至３５歲的青壯年，每２５戶１名，全縣共３千名，分別到城內或大據點內進行反共訓練。

第六，召開全縣鄉保長會議，並簽訂誓約書。日偽謂“鄉保長為剔抉工作之基礎，更為推行聯莊會工作之實行分子，在有力者開會後，即召開鄉保長會議，主要內容是簽定誓約書，及說明聯莊會的重要性質”①。

日偽企圖從思想上加以所謂“肅正”，通過宣誓的方式來控製人心，以達其“民共分離”的目的，但是這種辦法無多大作用，因為被迫的宣誓，徒有形式，難收實效。更由於中國共產黨占絕對優勢，廣大群眾深知抗戰的光明前途，而當漢奸是死路一條，這方麵的原因也應充分認識。在日偽這一手段的迷惑下，有個別壞分子以被日軍壓迫不得已做掩護為借口，實則忠心事敵，宣誓替日軍賣命。

３．組建聯莊會要領日偽在河北省組織聯合莊會的一般要領如下：第一，“擇定一個地區，注意人事與環境之條件，先行編組，俟有成效後，再普及各區（這是一縣為單位）”②。

第二，聯莊會編成一區時，即確保一區，確保辦法即實行以相當武力協同，區會長實行晝夜巡查搜索，各村的聯莊會員實行夜間勤務訓練。

第三，把握地方有力者及有產階級，使其積極協力，並起用所謂的地方公正有力士紳為聯莊會正、副會長。

第四，聯莊會以村組織為單位，由村而鄉、由區而縣，依次編成，同時履行互相簽訂誓約的手續以昭守信。

①新民會河北省總會：《聯莊會組織運營要綱》，河北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６５３１２５。

②冀中第八專署公安科：《對敵組織、聯莊會的調查與初步的分析研究》，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曆史檔案１３１１３。

１０２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第五，聯莊總會由縣知事擔任會長，副會長以當地“素負眾望”辦理自治自衛有經驗者充任為原則，如無適當人選時，可由縣新民會第二科長兼任。

第六，聯莊總會促進委員由新民會事務部長、“剿共委員會”事務主任、縣署民政科長、警察所長、保安隊副、大隊長充任。

第七，聘任當地新民會合作社顧問為聯莊會顧問，警察所長、保安隊副、大隊長為輔佐官，各區駐在警察分所長為區會輔導員。

第八，“正副會長以下設總務、宣傳、組織、警備、剔抉各組，其幹事及書記集合縣公署新民會、警察所、保安隊各機關幹部共同擔當其組織係統”①。

４．組建聯莊會的方法日偽在河北省組織聯莊會的過程，實際上是對敵後抗日軍民加強殘暴統治的過程。

為組織聯莊會，日偽首先對新民會總會各組幹事及區會的輔導員進行短暫訓練，使這些附逆者明了聯莊會的性能，以利開展工作。然後調查共產黨各村地下組織人員，同時對各縣進行殘暴的武裝“剔抉”和政治“剔抉”。武裝“剔抉”是指一縣之內如有日偽反動武裝力量，則展開武裝“剔抉”，利用武力將各村包圍，殘酷搜查共產黨地下抗日組織人員。實際上是配合侵華日軍進行“大清查”、“大掃蕩”。

河北日偽聲稱，通過武裝“剔抉”，務將中共組織一體撲滅，集合於縣“感化院”，施以長期“感化”教育，視地方治安狀況，再予以處分或開釋候傳，完全肅清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著手編成聯莊會（如偽安國縣已有感化院的組織）。

政治“剔抉”則是在編成縣聯莊會以前，日偽先圍繞外部重要村鎮，駐以重兵，施以“震懾”“掃蕩”後，召開偽保甲長會議，展開聯莊會自衛運動宣傳，使鄉保甲長自動檢舉報告村內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姓名（施行各別調查），造成名簿並飭其自動拘送。檢舉完竣，即著手編組聯莊會。在準備成立聯莊會之前，日偽往往先來一次較大規模的“清剿掃蕩”，並準備施行殘暴的鎮壓即所謂“震懾”“掃蕩”來驅逐共產黨八路軍抗日隊伍，摧毀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下層組織，爾後再組織聯莊會。

編製青壯年調查表，強化戶口保甲製度。日偽將各村所有１５歲以上５０①冀中第八專署公安科：《對敵組織、聯莊會的調查與初步的分析研究》，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曆史檔案１３１１３。

１０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歲以下青壯年登記３份，交偽縣公署備查，並與偽警察所首存戶口對照，以為“剔抉”的參考。這是日軍掠奪人力資源的先期準備。日偽還采取普通和特別調查兩種方式清查戶口，普通戶口調查是日偽飭各鄉保甲長，重造戶口清冊送交偽縣公署，以與首存戶口冊相對照，此項清查以區會長、鄉保長為中心。特別戶口調查是日偽組織人手考查各村外出青壯年的去向、職業，調查抗日組織人員的職業、人數，填寫所謂“不良分子”人名簿，加以重點監視。

５．組建聯莊會的過程河北淪陷區的“聯莊會運動，最初醞釀於冀東道玉田、豐潤等縣，始自民國３０年。當時有日係大田顧問等之協助支援……不久全道重點縣均猛烈展開聯莊會工作，冀東治安賴以確保，匪共一度絕跡。因鑒於冀東道試辦之成功，省方經長時間考慮後，乃確定聯莊運動為目前‘剿除匪共’、確立治安之惟一途徑”①。上述檔案資料表明，河北淪陷區聯莊會於１９４１年開始在冀東的玉田、豐潤等縣試辦，在日本顧問大田支持下推廣到冀東道所轄各縣，然後由偽新民會河北省總會會同偽河北省公署在全省淪陷區推行，並成立河北省聯莊促進委員會。

不久，日軍聯絡部長大本認為聯莊會的實踐體在縣，省方不必另設組織。

大本還親自出馬，赴河北省各道召開縣長會議，解說聯莊會工作。大本嚴令各縣，必須以“言必行，行必果”的精神，迅速展開工作。新民會河北省總會也召集道、市、縣事務部長會議，指示運營方法，編印《聯莊會組織運營要綱》。

各道、縣分別召開“懇談會”，研究推行聯莊會的方策。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０日偽河北省公署召開所謂的懇談會，河北省新民會總會派員出席，詳細說明聯莊會的“真諦”。但偽河北省民政廳方麵認為聯莊會運動似與保甲條例抵觸，聯莊會成立即等於取消保甲製度。同時保安司令部方麵也提出質疑。於是河北省新民會總會又發表《會領導下聯莊會性格之解說》一文，以取得日偽各關係機關方麵的諒解。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０日，由省總會創辦聯莊會指導者講習會，參加者有各道公署警務科長、道總會第二科長、保安隊合作社等關係方麵人員。２月，各道①《新民總會致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函》（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７９頁。

１０４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總會分別召開講習會，參加講習者有各縣民政科長、縣總會第二科長、保安隊警察所幹部及地方士紳一名（準備出任聯莊會副會長）。３月，各縣召集鄉保長進行自衛班等訓練。

１９４４年２月，偽河北省公署日籍顧問千阪對聯莊會的性質作進一步解說，“聯莊會不但是鄉村自衛組織，而且是鄉村協同體之建設，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麵建設，並編成河北省聯莊會育成指標，於是聯莊會進一步擴大”①。

１９４４年５月間，為強化對聯莊會的指導，由偽河北省公署有關機關共同組成“聯莊會委員會”，頒布河北省各級聯莊委員會組織大綱，河北省、道、市、縣聯莊委員會組織規則等法令，日偽河北省聯莊會由此形成獨立的係統。日偽稱：此後聯莊會在“各關係機關育成指導，以及新民會領導之下猛烈展開，將來不難有劃期之進展”②。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偽新民會總會會長王克敏、副會長喻熙傑致函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稱：“本會所屬河北省總會興辦聯莊會，其主要目的在育成民眾自治自衛自給力量，以實踐剿共自衛工作。”③可以看出，一直到了日軍敗亡的前一年，偽河北省聯莊會這一組織也沒有理清楚與該省其他形形色色偽組織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１９４５年８月，隨著侵華日軍的無條件投降，河北省淪陷區聯莊會土崩瓦解。

（二）河北淪陷區聯莊會的活動河北淪陷區聯莊會的發起是王克敏接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之後，為了達到其竭力“剿滅”共黨，確保農村的目的，在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之後，於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剿共委員會”組成後正式推出。

日偽稱聯莊會純為群眾性的武裝組織單位，以村為組織單位，凡加入該會者，均須宣誓簽約，在日偽指導之下“實踐約誓而實行其所謂徹底剿共互助①《新民總會致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函》（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８０頁。

②同①。

③同①，第４７４頁。

１０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之工作”①。其主要活動如下：１．訓練培植忠實於日軍的群眾性武裝聯莊會瘋狂地要求各鄉青壯年到城裏受訓，並在訓練中選擇忠實於日軍的漢奸，發展為日偽秘密情報員，隱蔽在組織內做情報工作，破壞共產黨八路軍的抗日鬥爭。

一些地區在組織聯莊會後，日偽籠絡了鄉村壞蛋分子或個別的頑固分子，給予公開合法活動的地位，他們“站崗放哨”，監視抗日幹部的活動中，獲取抗日幹部的活動規律，在一定的地點打槍放暗號報告日偽軍。還有反共分子及其特務分子利用聯莊會作掩護，打抗日幹部的黑槍，從事暗殺抗日人士的陰謀活動等。一些地痞流氓、小偷等社會渣滓在加入聯莊會後，往往趁晚上站崗放哨之時實施偷盜、路劫，達到其吃喝嫖賭的目的，令淪陷區社會更加黑暗。

２．開展反共、反英美的宣傳活動聯莊會訓練和指使其會員，展開反共、反英美的宣傳活動。如深澤新民會組織聯莊會訓練班，要求全縣每村各推一人，其受訓內容是“新國民運動”、“聯莊會組織要領”、“反共、反英美宣傳工作”，並在訓練中組織了兩個民眾團體，即“青年先鋒隊”、“同學會”。青年先鋒隊是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組織的青年訓練班結業時，從學員中選留下１５人而組織成的，隊長由偽新民會的委員於擇之擔任，其任務是做調查情報工作，通過與抗日幹部親友關係不錯的人，秘密調查抗日幹部隊員的姓名、住址活動及各村的地形、人口以及青壯年男女老幼數目。

聯莊會的漢奸們每７天進城報告一次，遇到緊急事（如知道抗日幹部的住處）可隨時進城報告。日偽還在訓練班中組織同學會，培植訓練青壯年，推動“新國民運動”的各項工作。

３．查戶口、巡邏、望、會哨凡屬聯莊會男性會員，都要在本村聯莊會長直接指揮之下，由保甲長領導，輪流抽拔執行勤務。日偽布置的所謂“各項勤務”如下：①冀中第八專署公安科：《對敵鬥爭參考資料》，第１期（１９４４年５月５日），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曆史檔案１３１１３。

１０６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第一，查戶口。由村聯莊會長指派村中識字及明了戶籍的會員二至四人，長期專司盤查過往行商旅客之責。如發現嚴重可疑者須解送鄉聯莊會轉解法辦；如僅屬可疑而盤查無據時，則派人押解遣送出境。每班須有帶班者一人，負責查視各卡，以免疏失，入夜則均增為二人，但須分開，不得集於一處，以免受抗日遊擊隊突擊，卡位處均設線鈴，以便臨時警告。

第二，巡邏。在各村四周及隱蔽地帶，每日由會員組織巡邏班，每班由一人負責率領出外巡邏，凡村之四周隱蔽處所及易為抗日人士潛藏之地，均須搜查，入夜則巡查村內，輔助崗卡。

第三，望。於村莊的適宜地點，加設高台或築碉壘，上置望哨以監視抗日武裝的活動，並操縱警鍾信號以警告全村及鄰村。

第四，會哨。凡入會各村，必須按照定時派遣會哨班赴鄉會會哨，計晝間每班二人，於上午９點及下午９點，各會哨一次，夜間每班三人至五人，每隔兩小時會哨一次（自午後６點起至次日晨６點止）。如某一村會哨人逾時不至，則可判斷某村一帶有特殊情形出現，須報告日軍據點，並警告在會各村，使抗日武裝不能立足，如係會哨人疏忽失誤時，則須從嚴懲處罰金。凡會哨人務須遵照定時攜帶會哨簿至鄉會會哨，到鄉會後，將會哨簿交由鄉聯莊會負責人，在簿內注明時間加蓋圖章，如有情況則詳為報告，並與其他各村的會哨人交換情報，然後返村，但中途行進時，各人須取相當距離，以免同遭抗日遊擊隊的突擊，夜間尤須注意，尤忌談笑、吸煙及明燈。

以上為各村向鄉會的會哨辦法，而各鄉聯莊會亦應同樣向該管區會實行會哨。

第一，凡區會所屬的各鄉會每日依照各村會所定時間、次數、辦法實行會哨，如某一鄉會會哨人逾時未至，則一麵派人偵察情況，一麵通知各鄉會對某處注意監視防範，如偵察確有抗日武裝活動時，則立即聯絡駐地日偽軍出擊，並令所屬同時聲援，以期一網打盡。如抗日武裝力量較大，不易消滅時則電報總會，並通知鄰區，聯絡日偽駐軍四麵“圍剿”，務使殲滅。如果距離區會５公裏以上的鄉會，不必直接會哨，可到位於區會中間的鄉會按時實行會哨，其一切情形由中間鄉會哨者到區會時轉為報告。區會與區會之間因距離關係，會哨不便，每日可利用電話互相交換情報，晝間二次，入夜四次，各派專責人員按次將交換情報登記入簿，以憑查考。若無電話可用時，則借通信網以互１０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相傳達情報，日間一次，夜間二次，至區會與總會間的聯絡與區會相同。

第二，各項勤務除派有專人辦理外，其餘均須全體會員輪流執行，但須於前一日晚由各村聯莊會長分配妥當，某項勤務人幾班，每班為某某人，於某時按班某時下班，均應詳登冊簿，這不僅易於派遣，就是一旦發生意外，也易於追查責任人。

第三，信號警鍾（鑼、梆、鼓）。每村置色燈一盞，由望看守。如該村遇有抗日遊擊隊活動則立即將旗（燈）下落，借向鄰村發出信號，並將係旗長繩割斷，至少在２小時內不易修複，以免被抗日武裝所利用，凡村中旗（燈）落下者即為“遇匪之征”，鄰村望哨看見後，須立即報告村聯會會長，並火速按法鳴鍾或擊鼓梆以警報四方，同時派人急報鄉區兩會，凡聞得警鍾鼓梆之聲者，均須毫不遲疑，按法接續鳴警，更向各方實行監視，如係“小匪則予以解決之，如匪勢較大則俟援隊到來一齊聲援出擊”。①緊急信號，為舉火升焰以示“匪警”，任何會員均有發此信號的義務，當一村突然遭“匪人”侵入，其日常信號及警鍾鑼鼓等，均感受威脅不克使用時，遇有機會，不論為柴草、房屋立即燃著，借以警告鄰村。

警鍾（鑼、鼓、梆），當村中發現“匪人”自力不易撲滅時，除使用信號外，應立即亂鳴警鍾（鑼、鼓、梆）等，煤油筒、鋼盆之類亦均可利用。

日偽對警鍾（鑼、鼓、梆）等打擊法有如下規定：遇有“匪警”之村亂擊警鍾（鑼、鼓、梆）連續不斷，比鄰各村聞聲後，應即鳴鍾（鑼、鼓、梆）響應。

比鄰之村聞得亂鍾（鑼、鼓、梆）之聲，判定明確後，應即以連五擊鍾法，擊打警鍾（鑼、鼓、梆），以作響應，而轉告後方。

與發出連五警聲之村為鄰的鄰村，聞聲後應即以連四聲鍾法，擊打警鍾（鑼、鼓、梆）以作響應，而轉告後方。

與發出連四警聲之村為鄰的村莊，聞聲應即以連三擊鍾法擊打警鍾（鑼、鼓、梆），以作響應而轉告後方，其連三以次之，各村聞聲後，則均以連二法的警鍾（鑼、鼓、梆）聲音傳來，按其點數則可判斷“匪人”之所在，“且‘匪人’一至警鍾立鳴，瞬息之間遍傳全縣，警鍾之為用不可不注意焉”②。

①新民會河北省總會：《聯莊會組織運營要綱》，河北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６５３１２５。

②同①。

１０８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在會各村聞得警報，均須立即召集會員準備，待機聽候命令出動應援，不得有畛域之分。

凡此種種，因聯莊會對於兵力少的抗日遊擊隊及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可以牽製，但對於強大的八路軍武裝不能長時間頑抗，隻能仰仗日軍及治安軍保安隊等的武力“進剿”。在此情況下，聯莊會須與日偽軍方協力做種種便於日偽軍方行動的配合工作，給予日軍討伐隊極大的便利，以進行徹底地“掃蕩”。

也因為此，聯莊會員最重要工作即為彙集正確情報以供侵華日軍。

不論男女聯莊會會員，均有隨時搜集共產黨八路軍情報的義務，如有情報時，應立即密報本管村偽會長或偽鄉區會長，如情況急迫，可徑直向日偽駐軍報告，如此情報在日軍侵華戰爭中獲得有效利用，管村鄉區聯莊會可按提供情報的價值給以適當酬金。

４．厲行連保，培植情報網日偽推行的“連保”，實際上是對發覺有通中共、八路軍或謂“不軌之徒，則負責之聯莊會長及左右鄰一律連帶論罪”①。

在培植情報網方麵，日偽以縣為總彙、以區為中心設立若幹中心村（即情報站），在河北省劃定若幹情報網絡，以傳遞迅速為原則。為了配合日軍的軍事活動，消滅八路軍抗日武裝，摧毀抗日武裝的民眾基礎，聯莊會提出每個聯莊會員最重要的工作即為搜集共產黨八路軍的抗日情報。甚至提出：“村鄉區各會均需設情報專人若幹，辦理情報工作，每日化妝搜集情報，並不論男女老少均有協助之義務。”“情報員的任務特殊，出生入死，不得與其他之義務或者一律待遇，視其所得之情報價值由會予以相當的獎金。”②日偽規定，凡是聯莊會各部所得共產黨和敵後抗日軍民的情報一律用情報網傳遞，如係特殊重要情報，“即派專人向關係機關迅速秘報”③。

（三）中共對河北聯莊會的爭取與改造抗日戰爭時期，河北地區聯莊會的成分複雜，既有舊有的民眾自發組織的聯莊會，也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偽河北省公署組織的聯莊會。在日軍侵華①冀中第八專署公安科：《對敵鬥爭參考資料》，第１期（１９４４年５月５日），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曆史檔案１３１１３。

②新民會河北省總會：《聯莊會組織運營要綱》，河北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６５３１２５。

③同②。

１０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與全民族抗戰浪潮衝擊下，聯莊會發生分化。“聯莊的政治傾向又可大體分為三種：抗日的，大部分是在遊擊區內或附近及遊擊戰爭發展地區；親日的，大部分是在敵據點及交通線附近或漢奸組織有基礎地區；灰色的，大部在前兩種中間地區。”①共產黨和八路軍則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從抗戰大局出發，因勢利導做好對聯莊會的爭取工作。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偽河北省公署組織的聯莊會，與以前相比較，其傀儡性更加明顯，反共目標更加明確，多為日偽漢奸所利用，甚至從事特務活動。因此，中共對此類聯莊會及其骨幹分子實行非武力和武力相結合的方針，采取更加謹慎的政策，更強調了對其進行武力威脅、軍事打擊。

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解放日報》刊載《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取締非法秘密教門防止敵奸利用活動》一文。文章認為，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對各種雜色武裝組織和會道門武裝的一般認識是：原則上要小心謹慎，耐心地去分別對待，要明確他們領導人物的成分與團結群眾的方法。也就是要長期地耐心地去爭取、轉化某組織，使之變為抗日部隊。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提出，爭取改造會門、聯莊武裝的方法是：一是對每個會門、道門、聯莊的武裝組織，都耐心去考察和了解他們，然後決定自己的爭取的方法，而且是長期爭取。二是抗日的部隊到會門武裝駐紮區域裏，要用紀律去感動他們。同時，注意“警戒”。三是若有接近的機會，就要向他們做政治宣傳工作，灌輸民族意識和政治知識，引導他們走上抗日道路，不要輕易反對其宗教信仰。四是八路軍抗日部隊應援助遭受偽軍進攻的會門、聯莊。五是在其自動請求收編時，要有步驟地處理和收容。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習俗，逐漸改變其習慣，不輕易撤換幹部。六是若爭取無效，對通敵有據的會門武裝，應堅決打擊。經八路軍打擊後，在其領袖有悔悟時，可酌量發還武器，以示寬大。七是對一切會門武裝，要瓦解其組織，破除其迷信，爭取其群眾。為達到瓦解目的，派幹部打入其內部還是必要的。八是對敵占區的會門武裝，要設法與他們取得聯絡，竭力爭取教育，務必不使其淪為死心塌地的漢奸和偽軍。

鑒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華北淪陷區的會門、聯莊日漸為日偽漢奸利用的①呂正操：《冀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５０頁。

１１０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狀況，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於１９４２年４月頒布了取締會道門的布告，宣布對一切受敵利用的秘密結社嚴加取締。其中明確規定：“一、凡本邊區內違反抗日利益的一切非法秘密落後迷信組織，如八卦道、大仙道、孔子道、長毛道、還鄉道等，或其它變相化名的組織，一律取締，並宣布解散。二、受敵利用，組織會門造謠惑眾，圖謀破壞抗日秩序，執迷不悟者，一經查獲，均按照漢奸處置。三、假借會門道門建壇設祭，索人民財產金錢（如收香錢）者，予以詐財之懲處。四、凡遠赴淪陷區（平、津、太原等地），受敵奸所組織道教、佛教等總會訓練者，應向各級抗日政府聲明，請求登記，悔過自新，不得再行活動。

五、凡參加會門道門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團體者，應即退出。”①按布告規定，晉冀魯豫邊區廣泛開展了反對漢奸會道門的鬥爭，先後破獲和瓦解了一貫道、萬國道德會、九宮道等會道門組織，打擊了漢奸會道門、聯莊的反動氣焰。

另外，還要利用聯莊組織的內部矛盾，通過各種關係，爭取其轉到抗日方麵來。如利用士紳、親屬、朋友寫信，或通過群眾會議散發傳單，揭破頑固反共首領的陰謀，同時廣泛宣傳共產黨八路軍的抗日主張。“我軍的政策，主要是從政治上爭取改造，分化上層，爭取下層。一般情況不訴諸武力。用武力對待，容易把他們推到敵人的方麵去。隻對少數堅決與我軍為敵的聯莊武裝，或不接受領導與拒絕改編的隊伍才用武力解決。”②“開始由於各聯莊會迅速地開展，使我們的群眾組織限於很窄小的地域，幾乎不能發展。這時我們就派有能力有地位的同誌參加聯莊會，爭取了數十村的領導權，同時靠會門附近我們有了組織的村子，一律參加，實行同化。結果那一帶所有的在豪紳地主領導下的聯莊會組織完全垮台變為救國會。”③對偽聯莊會首領的爭取，共產黨八路軍還采取了與爭取偽軍反正基本相同的方法，即記“生死簿”的辦法。記紅黑點又稱記“生死簿”，是抗日民主政府為促使偽軍、偽聯莊會等上層分子改惡從善的一種教育和鬥爭方式。抗日民主政府根據內線關係和當地群眾反映，對當地偽軍、偽聯莊會上層分子等記錄在案。偽職人員每做一件對抗日和人民有益的事，就在其名下記一個紅①魏宏運：《雷霆萬鈞，春風化雨———抗戰時期太行山抗日民主政府對封建會道門的整治》，《光明日報》，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４日。

②呂正操：《冀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５１頁。

③《直南豫北工作報告》（節錄），《中共冀魯邊區黨史資料選輯》，第２輯（上冊），第４７６頁。

１１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點；如做一件危害抗日和人民的壞事，則在其名下記一個黑點，並記下好或壞的事實。對有紅點或紅點多的給予鼓勵，對有黑點的及時進行教育，黑點多的則給予警告，直至懲處（夠十個黑點就殺）。該辦法對改惡從善的附逆者是一種鼓勵，對為非作歹的漢奸則是一種懲戒，實際效果十分明顯。

總之，共產黨八路軍對河北淪陷區的聯莊會“一般的是爭取，利用其兩麵派……不可把他們推到死心塌地的漢奸方麵去”①。爭取瓦解其組織，使下層聯莊會員加入抗戰中來。根據“不同性質，不同形式，不同活動方式與方法，采取爭取、分化、孤立打擊瓦解等不同的方式與方法，但這些方式與方法，必須適當的，互相配合的靈活運用，才能得到應有的效果”②。共產黨八路軍的這種“廣泛發動群眾，產生的政治影響是很大的，統治聯莊會的地主階層也在動搖，他要投靠敵人，下層群眾不會跟他走。我們看準了這一點，多從政治上、思想上做工作，隻要聯莊會把槍口對著日本侵略軍，就必然要接近我們，依靠我們。冀中各地的聯莊會，有許多是經過這樣逐步爭取，轉到抗日戰爭方麵來的”③。

在爭取聯莊會的鬥爭中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和不足，如冀中共產黨抗日武裝在爭取聯莊會過程中，一是一係列的勝利造成了政治上的麻痹大意。二是對於一些地區的反動地主們估計不足，隻看到其馴順的一麵，未看到其反動的一麵，以致放任個別隱藏的漢奸做了抗日政府的縣長，使他們能夠公開地在部隊裏活動。三是對於改編不久的聯莊、會門武裝，隻派去幾個高級幹部，沒有注意加緊其下層開展工作。四是沒有把個別已經改編的聯莊、會門武裝調到其他地方加以整訓，沒有徹底淘汰其內部的壞分子，克服其地方性，徹底割斷其與地方地主的聯係。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日軍在華北進行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之後，又推行其所謂的“新國民運動”，足以說明曆次“治安強化運動”未能獲得顯著效果。華北地區敵我間的軍事政治力量演成因相互鬥爭而隨之消長的形態。

麵對“剿共軍事之推展日就衰弱”的形勢，華北淪陷區一切既有農村組織，如①楊尚昆：《根據地建設中的幾個問題》，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１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７頁。

②王從吾：《如何進行會門工作》，《中共冀魯邊區黨史資料選輯》，第２輯（上冊），第１３９—１４０頁。

③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上），北京，戰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２９頁。

１１２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偽縣公署指導下的大鄉保甲製度，新民會領導下的農村分會、青少年團等，實際上已在共產黨八路軍的強大政治攻勢下土崩瓦解，日偽統治實際上已無民眾組織可依托。因此，華北日偽視聯莊會為“根據事實而產生之徹底剿共實踐組織，其勢力養成發揮，端賴軍政會各階層之熱誠培植”①。以下從多個視角對河北省聯莊會進行分析。

１．聯莊會是華北日偽與中共爭奪民眾的總合組織１９４４年６月《新民總會致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函》中稱：中共時時告誡其幹部抗戰勿失掉民眾。故中共集軍政黨之全力破壞日偽農村組織，而建立抗日地下組織，在獲得民眾後，根據靈活的情報，憑藉充實的物資，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因此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華北日偽就把對中共鬥爭的焦點確定為爭奪民眾，發揮軍政會民渾然一體的對共總力，實施“剔抉工作”、組織工作，以樹立政會雙方永久“下層力量”。日偽將聯莊會作為所謂的“一切正直民眾組織之總合組織，亦可曰對應非常時期之非常組織”②，由此而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偽河北省拚湊的形形色色的聯莊會組織，其本質是與共產黨八路軍爭奪民眾。

華北淪陷區農村既有的保甲製度及偽新民會統治下的農村分會、青少年團，“皆為自上而下遞相督勵而組成，民眾方麵率為盲然從事，使之動則動，一旦脫離指導，即無生機，此種組織根本雖有若無，自易於摧毀與破壞”③。日偽認為，原有的這些偽組織易於被共產黨八路軍爭取。“聯莊會為民間從事舊有的‘防匪’組織，純出於自動者，邇來農民遭‘匪共’之蹂躪，痛惡已達極點，自發熱情躍躍欲試。故聯莊會之組織，必須由地方有力者主其事，軍政為之提倡與支援，使其自主的獨立發揮，切勿急於圖功，草率從事，以致為‘匪人’所利用。”④日偽企圖使河北省聯莊會成為“官倡民辦”的“鄉村民眾組織”，實質上是成為日偽“官倡官辦”的民眾性傀儡組織。

①《新民總會致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函》（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７５頁。

②同①，第４７５—４７６頁。

③同①，第４７６頁。

④同③。

１１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２．聯莊會以縣委員會為“育成母體”日偽強調，聯莊會運動的核心為分會組織總合，分會的運營則為縣區委員會。因為，河北日偽感到“自治力量之基礎組織已被摧殘，以致委員會大半流於形式。聯莊會為農村自衛運動，亦即為自治運動始基，更為今後會運動下層組織之總合運動，故首應強化縣區委員會，由委員會之委員中互選縣區聯莊會長，以縣委員會為決定聯莊會運營之最高機關”①。由此可見，華北日偽企圖將聯莊會作為鄉村“民眾組織”，從鄉村底層與中共地下抗日組織爭奪民眾。由此可見，華北日偽“剿共滅共”的用心是極為險惡的。

日偽稱聯莊會為應付非常時期的非常組織，所以要使它發揮“獨立自主的活動，反共精神之灌輸，與夫組織運營之合理，端賴會力量之育成與指導”②。新民總會根據聯莊會活動的重點，除設置運營縣區委員會外，更增設自衛一科（第二科），由委員互選產生的聯莊會總會長任第二科科長，以區聯莊會長任區委員長，再遴選反共得力的會務職員任區聯莊會指導員（代替辦事處），這樣使整個聯莊變成與偽新民坐相結合的“反共滅共”的綜合性偽組織。

３．聯莊會與華北淪陷區農村原有偽組織的緊密關係就聯莊會與新民會農村分會的關係而言，新民會農村分會為新民會的下層組織，“恰似進入農民協同社會中之觸角，溝通政治方麵上下意誌之氣管也”③。日偽統治者認為，偽新民會控製下的農村分會，既未建有堅固基礎與嚴密組織，更因中共地下抗日組織的活動，早已名存實亡，所存的隻有書麵數字而已。在組建聯莊會過程中新民分會要把原來以“自治”為手段，達成“自衛”目的，改為以“自衛”為手段，而達成“剿共”時期男女老幼總動員為目的的混合組織，待地方日偽統治秩序確立，再建新民會的下層分會組織。

至於聯莊會與鄉村合作社的關係，華北日偽認為：“如求建設農民協同社會，解決農民經濟問題，應由合作社負全責，鄉村合作社即農民協同社會中之經濟動脈。合作社不僅限於辦理經濟事宜，應以建設鄉村為最大目標。尤以我華北方麵之合作社，對於治安方麵、思想方麵以及社會文化皆應有所貢獻，①《新民總會致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函》（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７６頁。

②同①。

③新民會河北省總會：《河北省聯莊會育成指標》，河北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６５３１２５。

１１４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然實際於組織方麵自然有法律限製，運營方麵難免受條例約束。”①華北日偽認為，聯莊會組織則相反，“毫無條件，不拘男女老幼，結合全體村民之互相扶助及愛鄉觀念，戮力一心共建農民之協同社會，因之，合作社即聯莊會機構內之農民經濟出路”②。上述論述可見，華北日偽是把偽鄉村合作社作為支持其推進聯莊會建設的重要經濟因素之一。

從聯莊會與自衛團的關係來看，華北日偽統治下的各縣，大都有武裝自衛團，以其所掌握的武力為憑借控製鄉裏，對確立日偽在華北地方統治秩序，表麵上雖似具有相當力量，但實際上大多在共產黨爭取下已轉向抗日武裝。

日偽為劃一反共精神，樹立全麵反共壁壘，企圖將偽武裝自衛團改組為聯莊會的縣區武裝自衛隊，以此推動聯莊會完成工作。

就聯莊會與各道縣總會的新民反共工作推行隊及農村建設隊的關係分析，偽河北省新民會總會管轄下的各道，曾組成反共推進隊及農村建設隊，作為新民會“剿共”活動的一部分。由於偽河北全省已決定聯莊會工作為“剿共建設之惟一路線”，既有的日偽所屬不同的基層武裝組織，一體改為聯莊會推動體。待聯莊會正式組織完畢，一律解消，以原有的武力轉變為聯莊會的武力，原有偽職員則改充聯莊會幹部，或任偽指導員。

對聯莊會與新民工作先鋒隊的關係來說，新民工作先鋒隊為新民運動核心工作的推動組織，目的在灌輸所謂的新民精神與政治思想。而各縣既有的工作先鋒隊多形成新民會工作武裝組織，有違先鋒隊的基本精神。所以，日偽以聯莊會的指導員為中心，將其改組為具有指導力量的新民工作先鋒隊，變為推動聯莊會的源動力，以保留其所謂的“指導性格”。

至於聯莊會與保甲製度的關係，日偽保甲製度是確立農村“自治自衛”的基礎，但“未能收理想中之效果”③。日偽認為，“聯莊會為農村固有的防匪、防護青苗之自動組織，其組織法則實吻合於保甲製度，例如知會連坐法，行之頗有效果，故而今提倡之聯莊會，即為保甲製度之先導，亦即由民眾自主的實①新民會河北省總會：《河北省聯莊會育成指標》，河北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６５３１２５。

②同①。

③《新民總會致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函》（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７８頁。

１１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行防匪連坐法。行政方麵，正可乘機再建保甲製度，重新改組保甲人員，加強保甲指導力量，將來聯莊會之解消，即為保甲製度之確立，故聯莊會推動者為鄉長保甲長即為此意”①。

還有聯莊會與保安隊的關係。河北各地的保安隊作為地方武裝，是由自衛團、常備團改組而成的，其成員多為地方辦團人員。保安隊表麵雖由偽縣公署管轄，“而實際則與地方散在自衛團發生極緊密之連係力量，故其勢力頗為雄厚，一再演變，化成一種軍隊性質，與民眾脫離聯係，始造成現階段紊亂狀態，實為痛心”②。所以，日偽認為，聯莊會運動成功與否，關鍵要看能否處理好與保安隊的關係。基於此種考慮，偽河北省“以聯莊會為保安隊調整的母體，以重新回歸為地方武力，與民眾發生緊密結合為原則”③。說穿了是新瓶裝舊酒，使蹂躪淪陷區民眾、早已聲名狼藉的偽保安隊披上具有地方民眾組織色彩的聯莊會的華麗外衣。

４．共產黨八路軍爭取聯莊會的有利因素在爭取聯莊會的過程中，共產黨八路軍充分發揮了自身的政治軍事優勢。共產黨以其光明磊落的政治風度，普遍地提高了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和威信，八路軍的英勇抗戰，更加增強了群眾對黨對八路軍的信仰。八路軍深入敵後開展遊擊戰爭，鼓舞了敵後廣大群眾的抗戰熱情，提高了群眾堅持敵後抗戰的信心。共產黨和邊區政府的正確領導，八路軍的英勇抗戰，以及對群眾保持良好的政治紀律，使共產黨取得了群眾的擁護。共產黨八路軍充分利用熱心抗戰的人士和先進青年知識分子在聯莊、會門中進行積極的爭取工作，同時因勢利導，爭取社會人士的同情和援助。

抗戰後期，華北日軍後方兵力不足，兵力分散，但其燒殺淫掠更加殘暴，更加激起民眾的民族仇恨和喚醒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大地主、資產階級的出走和頑固分子的逃離，使聯莊、會門的組織散漫和領導鬆散，在客觀上成為共產黨八路軍爭取聯莊會的有利因素。

組建河北省聯莊會是華北日軍侵華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華北日偽推①《新民總會致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函》（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７８頁。

②同①，第４７６頁。

③同②。

１１６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行“新國民運動”的重要舉措。共產黨八路軍在華北敵後農村展開強有力的抗日動員工作，迫使日偽不再空談理論，而是將聯莊會運動作為實踐“剿共”工作的重要手段。日偽“軍政會當局應具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千分熱誠萬分努力之條件，共同致力於聯莊會之運營研究檢討，使卒底於成，國家前途實利賴之”①。“聯莊會運動”的推進，進一步強化了日軍的殖民統治，也進一步惡化了華北敵後抗戰的環境，華北抗戰進入最為艱苦的年月。

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河北省聯莊會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爭取工作。

中共在河北地區爭取聯莊會的鬥爭中，不僅看到民眾仇恨日軍的心理，同時也看到恐懼日軍的情緒；不僅看到抗戰影響，同時也看到漢奸活動；不僅看到它的前進力量，同時也看到它的落後的封建性保守性。因此它有兩種可能同時存在，要把一種可能變為現實，固然要看所具備的主要客觀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發展如何，然而必須加上人的主觀能動性，根據主觀客觀條件盡最大的努力，化可能為現實。發揚同仇敵愾的民眾心理，克服悲觀失望的情緒，推動聯莊會中的進步力量，幫助克服它們的反動力量，爭取聯莊會走上抗日的道路。對聯莊會內部的部分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性應充分注意；對群眾中存在的恐怖心理，頑固分子的破壞活動，侵華日軍的威脅，以及漢奸的收買等，中共黨組織因勢利導，區別情況，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進而有效地壯大了人民抗日力量。由於共產黨八路軍采取政治說服、寬大為懷、打擊、消滅等方法進行工作，華北聯莊會、會道門等地方武裝組織大多接受改編，逐步成為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

第三節汪偽政權的基層控製一、偽維持會、軍警對基層社會治安的控製１９３７年８月，日軍進攻上海，同年１２月１３日攻陷國民政府首都南京。

①《新民總會致華北政務委員會內政廳函》（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第４７９頁。

１１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在侵華日軍的卵翼下，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８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在侵華日軍的支持下，汪偽在華東地區實行法西斯統治，極力強化基層控製。

汪偽政權對基層社會的控製，既效法中國封建王朝長期延續的統治手段，又沿襲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實行的縣以下基層行政組織製度———保甲製度，並加強軍警憲特的恐怖統治。

１９３７年８月，“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進行了頑強抵抗，但最終未能阻擋住日軍的大舉進攻。隨著戰場上的失利，江浙地區縣以上政權基本癱瘓，縣以下基層政權大多自行解散。基層社會在一段時間內，處於權力真空狀態，秩序混亂不堪，地痞流氓橫行，土匪幫會武裝趁機搶劫，地方殷實富戶為護宅守院則招兵自衛。日軍侵占華東地區之後，為有效控製基層社會，迅速在淪陷區扶植各級傀儡組織。

日軍侵占一地區後，為在各城鎮、村莊加強統治，便網羅變節分子，組織偽治安維持會。日軍剛拚湊起來的偽維持會一般隸屬於宣撫班並在其控製下展開活動。偽維持會的頭目往往由該地有影響的人物出任。盡管日軍威逼利誘拉攏地方實力派，但多數維持會的組建過程並不順利。盡管這些附逆者利欲熏心，“有奶便是娘”，但是，在真正“下水”時其心緒也往往是複雜的。

侵華日軍表麵上倡導由本地人參與完成維持會的組建，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偽維持會以維持地方治安和秩序為首要任務，還幫助修複因戰爭而遭到破壞的道路、橋梁、建築設施等。“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就以‘解除人民困難、恢複地方秩序、勸導工商複業、恢複地方交通’為目標。但大多數維持會則把主要精力放在為侵華日軍采辦各種軍需品，配合日軍進攻等事宜上，如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就對糧食、食鹽、煤炭、食糖、煙酒等實行統製並組織臨時工人收容所和廢鐵收聚處等機構，為日本軍隊提供苦力和廢鐵。因此，更準確地說，維持會是供應日軍軍需的準政權組織。”①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８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５月份以後，各地方偽政權建立。占據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要職的，大多是北京民國政府的失意政客。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登場。汪偽政權不同①《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簡章》，南京市檔案館藏，卷號１００２１９５。轉引自潘敏、陳謙平：《論日偽對江蘇地區基層社會的政治統治》，《江海學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７１頁。

１１８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於偽中華民國維新政權的最大特點是，汪偽國民政府奉所謂的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為正統。１９４０年８月，汪偽國民政府改各縣公署改為縣政府，縣知事改稱縣長。偽縣政府下設若幹科、局。

汪偽地方特別是各縣級偽政權的組建麵臨諸多問題。

一是基層偽政權的行政人員嚴重缺乏。地方士紳多不肯附逆出任偽職。

如江陰縣是由花甲老翁何佩仙出任偽縣知事。二是有的縣形式上建立了偽政權，但縣知事異地居住，不視縣政，偽縣署職員們則疏於職守。三是有的縣連形式上的政權機構也難以拚湊起來。如偽江蘇省到了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汪偽國民政府直接任命的縣長也隻有２７位。

自１９３８年６月開始，汪偽國民政府在其統治區組建縣級以下基層偽政權，各省日偽政權先後頒布法令，製訂組建縣以下基層偽政權的計劃，但是，直到１９４１年７月汪偽展開“清鄉”運動時，汪偽政權的實際統治區的廣大農村地區基本上是由國共兩黨和各種抗日遊擊隊控製。１９４１年夏，日汪合作發動“清鄉”運動，強化汪偽政權對基層社會的控製。然而，汪偽國民政府建立縣以下基層偽政權的舉措仍是屢屢受挫，不少縣以下偽政權是“兩麵”或“三麵”政權。

汪精衛發動“清鄉運動”的第一步是在“清鄉”地區修築碉堡炮樓、封鎖溝、封鎖牆、竹木籬笆，拉設鐵絲網、電網，分割和封鎖抗日根據地，然後對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第二步是“政治清鄉”，在大肆宣揚“中日親善”、“和平建國”的同時，實行編組保甲、連坐聯保，組建警察保安武裝，維護和強化法西斯統治；第三步是“經濟清鄉”，在“清鄉”地區實施嚴格的物資統製和物資封鎖禁運，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第四步是“思想清鄉”，即開展反共教育，控製學校，出版報刊，組織“青少年團”。為配合日偽“清鄉”宣傳，《清鄉日報》於１９４１年６月創刊，是汪偽江蘇省“清鄉”委員會機關報。版麵對開、四開、八開並無固定，也無定價。社址蘇州。名譽社長李士群，社長汪正禾，主編史訓遷。出版初期，大多刊登汪偽“清鄉”委員會的《清鄉法規》、《組織規程》和《賞罰規則》等。１９４２年，汪偽江蘇省宣傳隊接收《清鄉日報》，於２月２２日發刊《清鄉新報》，社長仍為汪正禾（汪任偽江蘇教育學院副院長）。此報由宣傳隊向吳縣、昆山、常熟、太倉四縣鄉鎮散發。

二、日汪“軍事清鄉”對基層控製的強化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起，汪偽政府“清鄉”委員會開始推行“清鄉”運動。

１１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一）“清鄉”運動的內容１．分割封鎖，增築據點。這一時期，日偽以“軍事清剿”為主，在“軍事清剿”之先就分布兵力，增築據點。如南通原有據點９個，新增日軍據點４個，汪偽據點１個；如皋原據點１１個，新增日軍據點４個，汪偽據點１個；海啟原據點１２個，新增日軍據點１８個，汪偽據點１２個；通海原據點１１個，新增日軍據點７個，汪偽據點９個。

總計蘇中四分區原有據點４３個，在“軍事清剿”開始時就新增日據點３３個，偽據點２３個，共增加敵偽據點５６個，其中有１９個據點在封鎖線上，擔任封鎖任務。此後，在“清剿”期中又增加許多臨時據點。在“軍事清剿”失敗後，又繼續增加不少據點，進行蠶食，最後幾乎縱橫間隔五六裏路即有一個據點。

２．築公路，打籬笆，設置封鎖線。這是日汪“軍事清鄉”中的重要方式。

從天生港向北經白蒲、林梓，到丁墊轉向東至岔河、馬塘、掘港，一直到海邊，此兩線遙遙三百餘裏，同時在從天生港東到崇明北口的沿江築有籬笆封鎖，從崇明北口沿海到南坎則每隔１公裏就築有碉堡封鎖，企圖以此將蘇中四分區和其他地區割裂開來，實現其籠中捉鳥的罪惡企圖。日偽從江南運來５００多萬根竹材，調動偽二十二師專負保護封鎖線之責，公開宣稱：“隻要封鎖完成，就等於‘清鄉’完成一半”；並規定封鎖線上“不準在籬笆邊快跑”，“不準拿東西在籬笆中傳遞”。在林梓、丁墊、石家甸演出了不少“慘死籬笆下”的悲劇。農民的麥田被糟蹋得一塌糊塗，有的田地被截成兩半，種田、生活，都要經過檢問所口子，甚至繞道十幾裏。

３．增設檢問所。在日偽江蘇中部地區檢問所如稅卡一樣，檢查封鎖線上的來往行人。全部共設大檢問所４８處，小檢問所百餘處。大檢問所駐日軍一個班，偽軍兩個班；小檢問所，駐日軍半個班，偽軍１個班。都配備武器，並負保護封鎖線之責，企圖以此來統製物資，並斷絕與敵後根據地交通，限製抗日活動。

４．“政治清鄉”。汪偽政權在“清鄉”地區大肆宣傳“中日親善”、“和平建國”，與此同時，實行編組保甲、連坐聯保，組建警察保安武裝，策動自首和告密，加強對民眾的政治統治。

５．“經濟清鄉”。汪偽政權在“清鄉”地區實施嚴格的物資統製政策和物１２０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資封鎖禁運政策，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

６．“思想清鄉”。汪精衛偽政權在“清鄉”地區設立文化思想控製機構，對學校、新聞出版實行法西斯式控製。

“清鄉”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強化日偽對基層的控製。

（二）“掃蕩”和“清剿”當汪偽“清鄉”部署就緒後，即開始全麵行動，集中優勢兵力，在一小塊地區進行突然包圍，然後反複搜索。如在二、雙墩、十總店、新河邊縱橫不到２０裏的地區，日軍與汪偽軍隊就使用絕對優勢兵力，將大小村莊全部占領，分路並進，挨戶搜索，翻箱倒篋，床底下、鍋灶裏、牆壁中、泥土中，甚至連死人的棺材裏，都要檢查。這種嚴密搜索，日夜不停，尤其是對新四軍常住的地方，更搜索得嚴密。

在“掃蕩”“清剿”的過程中，日軍與偽軍也進行分工，日軍指揮機關（聯隊部）設南通，分兩大隊的兵力駐通、如，兩大隊的兵力駐啟、海，派偽二十二師駐如皋馬塘掘港一帶，保護公路、籬笆，偽三十四師沿江沿海一線駐防；保安大隊分駐各縣守據點，警察大隊配合日軍“清剿”反複“掃蕩”。以圖消滅共產黨新四軍政權機關，破壞中共地方組織，日汪設想這樣一定可以驅逐和壓迫新四軍主力部隊退縮到濱海一帶，即可加以撲滅。其戰術特點為：１．突然增兵，多路出動。如湯家園二“清剿”時，日軍與汪偽軍警都是夜間增兵，夜間出動，少則七八路，多到十幾路同向一個目標合擊。

２．合圍一點，嚴密搜索。突然包圍一點，進行嚴密搜索及在小路布置抓捕抗日民眾。特別注意搜小草棚子，泥土鬆的地方，草堆裏，稻田裏，甚至糞缸裏，都要搜查。

３．依靠據點，日夜出擾。不分白天或黑夜，一天出動三四次，時間非常不規則。據點和據點之間，則每天定時聯絡，配合行動。

４．發現目標，多路出動。日軍與汪偽軍警分出小股部隊多路行動，一處發現槍聲或發現目標，馬上傾全部力量向一點合擊。

５．來往不息，行蹤不定。行動詭秘，不易使人捉摸，如從這一地區搜查後，突然回頭再搜索，聲東擊西，施“回馬槍”。

６．封鎖要路，保守秘密。日偽軍每到一個地區，即封鎖要路，連小路也封鎖，斷絕交通。隻準許老百姓進，不許出。日軍秘密出動，行動時間和方向都１２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要保密，甚至不讓偽軍和“清鄉”人員知道。

７．化裝偵察，便衣活動。汪偽軍警施展多種偽裝花樣，化裝成為各種各樣的人，如婦女、逃兵、叫化子等，甚至有人化裝成新四軍捉漢奸，使群眾模糊，識別不清。

８．長於遊擊，弱於硬拚。兵力分散機動，行動詭秘迅速，來去不定，因此如碰到新四軍主力，即行避免戰鬥。

９．造謠中傷，欺騙群眾。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欺騙宣傳，說“新四軍收公糧不好，皇軍不收公糧，保護老百姓”，“東亞人是一家人，我們是汪主席、張北生請來的”。有時還請老百姓吃飯，吸香煙。但日偽的這些欺騙說法，和他的殘暴行為完全不相符合，所以收效甚小。不過在海安、啟東的一些地方，汪偽政權的漢奸發香煙給當地老百姓，還大肆宣傳“皇軍紀律好”，使有些落後的群眾認為日本“鬼子也不錯”，淡化了民族意識。

（三）清查戶口，劃分保甲日偽政權在加強軍警憲特的恐怖統治的同時，還仿照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保甲製度，編組保甲，強化對基層社會的控製。

早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就發布《清鄉區內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暫行條例》，但由於偽維新政府的實力有限，編組保甲、清查戶口在很多地區流於形式。

汪偽國民政府建立後，將保甲編製作為“清鄉要政之核心工作”，“以保甲組織來強化自衛機構；以自衛機構來發揮保甲力量”①。在蘇南“清鄉”時，日汪主要做三件事：“一為清查戶口，劃分保甲；二為‘督辦軍米資敵’；三為設立封鎖管理處。”②汪偽國民政府時期的編組保甲，“首先是編查人口、編組保甲。保甲編製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保甲編組完成後，戶口的登記、異動、清查由戶開始逐級上報到‘清鄉’督察專員公署，這樣保甲便成為遍布基層社會的戶籍控製網絡。其次是負責基層社會的治①《江蘇省民政廳清鄉地區各縣保甲室主任等聯席會議紀錄》（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０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日汪的清鄉》，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第４８９頁。

②潘敏、陳謙平：《論日偽對江蘇地區基層社會的政治統治》，《江海學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７２頁。

１２２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安。根據《清鄉委員會清鄉地區各特別編組保甲戶口暫行條例》規定：保甲內必須辦理聯保連坐；保甲長須率領壯丁隊，協助軍警警戒，追捕違法者，緊急情況時有先行逮捕的緊急處分權；保甲長還須教戒居民不做違法之事，並有權對其中屢教不改者施以罰款等處分。上述規定所賦予保甲長的權力甚至超過鄉鎮長，因為後者還沒有對居民罰款的權力。再次是為政府和軍隊提供錢糧”①。

汪偽政府將保甲職能發揮到了極致。在“清鄉”地區，偽保甲實行每天彙報製，甲長每天向保長彙報，保長每天向鄉長彙報，鄉長每天則向區長書麵彙報。內容為“有無陌生人來往，有什麼活動，得到什麼消息。如有陌生人來往住宿，即要到警察所登記”②。

汪偽國民政府在基層社會除了設置區、鄉鎮、保甲等行政機構外，還設置了大量軍警和特務組織，這些組織積極幹預基層行政機構的運作，軍警組織控製下的“清鄉”區儼然是個集中營。

１９４１年７月，日偽軍在“大清鄉”掃蕩期間，沿新橫修築了軍用馬路，並在主要道口設據點。沿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一線打了竹牆，農戶家中的竹枝樹木都被日偽軍砍光拖走，脅迫農民打竹牆，築馬路。僅周家橋就設十多個據點，並築碉堡，設檢問所，日夜站崗放哨，把周家橋橋麵中間一段掀翻在套河裏，斷絕了南北交通。日偽軍對於來往人先查“良民證”，後抄身，再搜查行李，動輒打耳光或用刺刀威脅，對年輕婦女進行猥褻，甚至強奸。夜間嚴密封鎖，來往者好比過“鬼門關”。

三、汪偽特工組織對基層社會的嚴密控製汪精衛偽政權的一個重要支柱就是特工總部的特務組織。

汪偽特工總部“７６號”是汪偽政府的特務組織，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特工總指揮部”，位於上海的極斯菲爾路“７６號”（現在的萬航渡路４３５號）。汪偽特工總部７６號由李士群（副主任）和丁默村（主①潘敏、陳謙平：《論日偽對江蘇地區基層社會的政治統治》，《江海學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７３頁。

②譚震林：《江南反清鄉鬥爭的經驗教訓———在蘇中三分區司令部營以上幹部會上的報告》（１９４１年１１月），《蘇南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６２頁。

１２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任）帶領，其中有國民黨的潦倒特工（中統、軍統的叛徒），也有青幫中的一些人。這個特務組織曾使國民黨中統、軍統的上海站、南京站和天津站遭到重創。甚至有傳言說他們破獲了整個軍統上海站。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國民黨的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機構在上海淪陷區的大量潛伏特工，不斷懲處、刺殺日本侵略者和漢奸，給侵華日軍以打擊。日本間諜（特高課）在上海基本上無用武之地，所以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才想到拚湊與中統、軍統類似的特務組織———汪偽“７６號”。

另一方麵，當時由於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的叛變，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派出了軍統天津站的１９個特工到越南河內暗殺汪精衛。結果暗殺活動失敗，使得日本認識到了汪精衛的重要性，因而也催生了汪偽“７６號”。

“７６號”誕生後，由於人手不夠，李士群曾設法與青幫老大杜月笙拉攏關係，結果失敗了。後來，李士群拉攏了另外一個青幫頭目———季雲卿，季雲卿的弟子們也隨之投靠了“７６號”。汪偽特務機構“７６號”從此開張。這個特務組織是汪偽國民政府時期組織最龐大、對抗戰危害最大的一個日偽特務機構。

“７６號”特工總部以丁默村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為副主任。周佛海因不甘於眼看著這一政治資本抓在汪精衛的手裏，於是在這“執行委員會”與“特工總部”之間，攔腰加進了一個“特務委員會”，並自兼主任委員，丁默村為副主任委員，李士群為該委員會的秘書長。這樣一來，“７６號”的全稱，變成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特工總指揮部”。

“肅清委員會”與汪偽國民黨中央社會部也都設在“７６號”裏，這兩個機構，連同特工總部，都是由丁默村主持的。丁除任特工總部主任外，又兼“肅清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及社會部長。“肅清委員會”是專門收編蔣介石所散失的散兵遊勇和網羅一班失意軍人的。安排有特務兼任管理此事，如王天木、何天風都是老牌“軍統”特務。

偽中央社會部本來規定為“組織人民團體，領導民眾運動”的機關，可是這個漢奸組織的“弄堂政府”為了向汪精衛報銷索款，丁默村在社會部之下又設商運、工運、社會、青運、婦運、文教、報界、幫會、大學等機構。

“７６號”特工總部，專門從事破壞抗戰、鎮壓淪陷區抗戰力量的罪惡活動，強化對基層民眾的控製。

１２４第一章日偽政權對淪陷區的基層控製日軍指令汪偽特工總部應與日本影佐特務機構互相呼應，在“清鄉”中通力合作。日偽軍在“清鄉運動”中以軍事、政治為中心，汪偽特工在外圍施展其威力，以協助“清鄉運動”的推進。“日偽軍對於來往行人先查‘良民證’（偽政府發的），後抄身，再搜查行李，動輒打耳光或用刀威脅。”①汪偽特工為加強對基層的控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１．調查線索。對“清鄉”地區內翔實調查，如中國抗日軍隊軍情動態、政治趨勢、經濟組織及交通線網等，查明其線索，為肅清抗日武裝提供“向導”。

同時調查內部“純正人士”的行為，腐惡分子的舉動，以及日方人事的調度。

２．搜集諜報。“肅清工作自第一地區推進至第二地區，或自第二地區推進至第三地區，以及逐步擴展，均須於事前將每個階段區內情形，根據調查所得，以明細、正確、機密，敏捷的動作迅速報告。故諜報之功效，頗為偉大”②，務須大力搜集。

３．發揮義勇隊（謀略隊）的作用。“清鄉”區內所有的抗日性質的組織與抗日人員，還有隱蔽很深的抗日工作者，都須由“義勇隊”以迅速的行動，設法摧毀，解散分化，甚或誘捕與消滅，以絕抗日鬥爭的根源。

４．設置秘密警察。汪偽特工設置了秘密警察，經過特種訓練，專任偵察區內所有抗日武裝、槍械、彈藥及軍需品等物資的匿藏處所。秘密警察與憲兵合作，千方百計破獲槍械、彈藥及軍需品等物資的匿藏。並與憲兵合作，設法破獲沒收這些軍用物資。在“清鄉”竣事後可將該項秘密警察即並於地方警察機關。

汪偽特工叫嚷：“特工是黨政的核心”，“今天是特工治天下”。從這些口號中可以看到特工在“清鄉”中的重要地位。汪偽企圖用特務活動，來達到其政治上的統治，加強基層控製。同時正因為如此，特工人員在這一時期氣焰特別囂張，目空一切，大有“無法無天，壓倒一切”之氣勢。

汪偽特工有公開站和秘密站兩個係統（秘密站用特派員製度），均直屬於地區特工分區部。以下分情報、對赤、對渝、對己四部。公開係統則縣設縣①《日偽在澄錫虞沿線筇竹籬笆設卡的罪惡活動》，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日汪的清鄉》，第４７４頁。

②《清鄉委員會第一次籌備談話會議紀錄》（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４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日汪的清鄉》，第１７３頁。

１２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站，區設特工組（支站或分站），鄉設鄉村小組，機關設細胞小組，一般都以鄉為戰鬥單位，特工成分以國民黨的ＣＣ分子附逆者為最多。

凡關宣傳、情報、偵察、內線、逮捕、暗殺、辦理自首、發展特工網、組織群眾團體（如海啟的“青光社”之類）等事宜，都是特工的具體任務。

在“清鄉”初期，特工與憲兵隊合組突擊組，配合“掃蕩”“清剿”抗日組織，下鄉專做破壞工作，逮捕新四軍抗日工作人員，挑撥離間黨政軍民的關係。

待至“清鄉”後期，則利用其組織之情報網，配合日軍供給情報，以期消滅共產黨堅持敵後抗日的部隊，徹底破壞各地抗日組織。

汪偽特務組織對新四軍采取尋找內奸、策動自首、長期埋伏、一網打盡等政策，特別注意吸收本地青年及地方流氓，以收徒弟、“換帖”（拜把兄弟）的方式來擴大和鞏固偽組織勢力。

建立偽縣區鄉“清鄉”機構，強化基層控製。汪偽特工為了配合軍事“清鄉”，並奠定“政治清鄉”的組織基礎，便派出大批人員，建立縣區鄉“清鄉”機構，並用各種利誘威脅辦法，千方百計勾引鄉村的士紳、流氓等做偽鄉保長，幫助辦理各項“清鄉”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辦軍差。“據點附近群眾負擔明捐暗稅，非常慘重。僅以馬塘南街某保為例，該鄉保即被派，帳子十二頂，席子十二幅，洗澡盆六十四個，掃帚畚箕各十五具，竹子三百根，公草十三擔，軍糧五十石，菜金三百元，臨時招待費五千元，共值四萬元以上。據說還有‘嫌疑分子’被綁去四名，用去五萬元，香煙費四千元，除此以外，還要兩個‘花姑娘’。”①由上可見，汪偽特工在“清鄉”中充當外圍協助，並隨時應變，以強化日偽對淪陷區的殖民統治和基層控製。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侵華日軍在各個淪陷區實施各式各樣的統治方式和政策，大力扶植傀儡政權，以附逆者控製中國民眾。但是，日偽的法西斯統治激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抗爭，日本侵略者通過“以華製華”控製淪陷區基層社會的圖謀始終難以達到。

①吉洛、鍾民：《蘇中四分區反“清鄉”鬥爭勝利的經過》，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日汪的清鄉》，第７８０—７８１頁。

１２６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日軍及其扶植的偽政權在中國淪陷區瘋狂進行經濟掠奪和統製，淪陷區的金融業、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業和物資諸方麵也都操控於日本侵略者之手。

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東北推行備戰的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北邊振興計劃和百萬戶移民計劃等掠奪、殖民“國策”，目的在於支持侵華戰爭，“以戰養戰”，把東北地區變成其擴大侵略戰爭的兵站基地。日偽對東北地區的物力、人力、財力掠奪，給東北淪陷區的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為“以華治華”維護其統治的需要，侵華日軍和偽政權統治者在淪陷區進行殘酷的經濟掠奪的同時，還策劃了一係列經濟項目的開發與經營。如城市規劃、河渠疏浚、交通建設、礦業開采、農作物良種推廣等，客觀上促進了淪陷區經濟的發展，但其目的則都在於亡華、滅華。

客觀評價日偽在淪陷區的經濟開發活動，深入探討侵華日軍和偽政權所進行的經濟開發對中國經濟社會變遷的影響，是抗日戰爭史研究值得關注的問題。

第一節日偽在東北的掠奪與開發一、壟斷經濟命脈１９３２年３月９日“滿洲國”成立。為加強對東北地區的殖民統治，日偽統治者在經濟上實施統製政策。

早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８日，關東軍參謀部第三課就製定了《滿蒙開發方策１２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案》。關東軍特務部在當年的７月份又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共同擬定了《滿洲經濟統製根本方策》。偽滿洲國於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公布了《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同年３月３０日，日本內閣通過了《日滿經濟統治方策要綱》。６月２８日，偽滿洲國發表《關於一般企業聲明》，宣布國防上“重要事業、公共公益事業、一般產業之根本基礎產業，即交通通信、鋼鐵、輕金屬、金、煤、汽車、硫氨、曹達、采木等事業”①，由偽滿洲國“國家”特別統製，特別將其實行公營或交由特殊會社經營。對一般產業，則加以“某些行政的限製”。公營或交由特殊會社經營的事業共２２種，主要是特殊銀行、鐵路交通、通訊、工礦業等；須經許可經營的共２４種，如普通銀行、保險、地方鐵路、海運、漁業、硫銨等。

早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就在中國東北建立了殖民掠奪的中樞機關“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將掠奪的黑手伸向東北各地。

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日本關東軍派兵占領了沈陽東北三省官銀號大金庫，將庫存黃金洗劫一空。他們還吞並了東北各銀行，在此基礎上，於１９３２年７月１日成立偽滿洲國“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集中信貸管理、控製國民經濟。在偽滿洲國統一幣製的過程中，東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滿洲中央銀行”通過兌換貨幣搶奪東北群眾的巨額財富。與此同時，日本還占領了中國東北的鐵路、航空、郵政電信等交通、通訊機關，奪取了作為國家經濟門戶的海關，控製了東北的經濟命脈。日偽控製下的稅關不僅嚴防秘密運輸物資，並對進出口國境的貨物和商旅攜帶品苛以關稅。

日本占領東北後，即由原“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吉林永衡官銀號”、“黑龍江官銀號”４個金融機構合並組成偽滿洲國“中央銀行”，發行“滿元”，作為偽滿洲國政權及地方內的金融中樞，統製金融，調整各種金融機關，發展信用製度和運作金融市場等活動。偽滿洲國“中央銀行”明確規定，在營業範圍內，執行日本銀行代理業務，即代理日本銀行統製全東北的金融，這就意味著日本不需任何投資和準備金，便把東北過去最大的４個金融機構搶奪過去，變成日本銀行在偽滿洲國的分行。

為壟斷東北經濟，日偽在東北相繼建立由日本獨資或控股的“會社”，例①《關於一般企業聲明》，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第４２—４３頁。

１２８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如：壟斷東北電信業的“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控製航空的“滿洲航空株式會社”，壟斷東北煤炭事業的“滿洲炭礦株式會社”，壟斷東北重工業、軍工業的“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１９３５年７月，偽滿洲國外交大臣張燕卿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洲國大使南次郎簽訂了《關於設置滿日經濟共同委員會協定》，將偽滿洲國與日本的經濟納為一體，對東北實行全麵的經濟統製，東北經濟完全淪為日本經濟的附庸。到１９４３年９月，日偽成立了１０４家特殊會社與準特殊會社，完全壟斷了東北的經濟。

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隨即開始了瘋狂的殖民地掠奪。根據《日滿議定書》及其附件規定，日本不但攫取了中國東北的礦業開采權，占領了東北的煤礦、鐵礦、金礦等，還加速對中國東北石油的掠取，大肆砍伐木材，瘋狂搜刮糧食。“滿鐵”控製了各地煤礦，從１９３７年起掠奪原煤數量逐年增加。此外，１９３７年起，日偽開始推行“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更加劇了對東北物資的掠奪。

在偽滿洲國時期，日偽還以各種方式發行貨券，千方百計做手腳，以此來克扣東北百姓。

為了最大限度地掠奪中國東北人民生產的糧食，日偽頒發“糧穀出荷①法”，強迫農民到指定地點交納“出荷糧”。到偽滿洲國末期，農民生產的糧食幾乎５０％被迫出荷，剩下的還要交租、留作種子、飼料等，而做口糧的糧食所剩無幾。農民辛苦一年，卻要忍饑挨餓。日本侵略者還將林木砍伐殆盡，並將掠奪的大量木材外運，留下了一座座荒山。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日本在中國東北掠走煤炭２億４千萬噸，生鐵１千２百萬噸，黃金２２噸，糧食２億２千８百萬噸，木材１億立方米。從自然資源到物產資源，他們無所不搶，無所不掠。

這就是日本所謂的“開發”、“建設”。

此外，日本侵略者還挖空心思地繪製了“滿洲國”資源地圖，以此來最大限度地掠奪東北的各種資源。

二、強製征稅為了進一步適應日本繼續侵略擴張的需要，日偽利用各種狡詐的手段，①“出荷”是日語，意為出售。但偽滿洲國的糧穀出荷帶有強製性。

１２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壓榨東北人民。東北農民吃大米竟被日偽視作“經濟犯”，並接受日偽警察強行搜查。為增加對日供應，偽滿洲國政府強製推行所謂的“金屬獻納運動”，回收一切金屬製品。甚至關帝廟的大鍾和廟宇中的佛像都被強行獻納。偽滿洲國皇帝溥儀還親往拜會日本關東軍司令官，表示願率先垂範，獻出自己的珍寶和金屬器皿，以支持日本的所謂“聖戰”。僅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３日，溥儀就以“特別用”名義獻給關東軍各類物品近２００件。

鴉片專賣是日偽掠奪東北的一個重要方麵。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偽滿洲國在各地分別設立鴉片專賣公署，開設鴉片零賣所，供民眾吸食鴉片。吸鴉片會產生對毒品的依賴性，長此以往，不但精神萎靡不振，而且會逐漸喪失勞動能力。為掩人耳目，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偽開始推行“鴉片斷禁”，在新京設立戒煙所。而實際上卻是明禁暗縱，偽滿洲國各地的鴉片種植麵積依然有增無減。

在日偽統治之下，東北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他們四處流浪，沿街乞討。

因生活所迫，一些婦女淪為娼妓。民眾無以為食，隻得挖野菜充饑。為求生存，有的貧苦農民僅以十斤糧的價錢便將親生女兒賣給別人。

在東北淪陷期間，日偽通過征收種種苛稅惡捐，實行掠奪性稅收。偽滿洲國的國家稅計有３４種，其中鴉片稅、煙草稅、農業稅、牲畜稅、營業稅、關稅、戶口稅是大項，上述稅賦不包括大量的臨時追加稅和省、縣、旗、市和街、村稅等地方稅，名目繁多的地方稅還不列入偽滿洲國財政部的稅收收入。

“除了稅捐之外，還有各種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例如農村的村會費、城市的區會費、興農會費、協和義勇奉公隊費、愛路團費、鄰組費、國防獻金、飛機獻金等等，都是按土地和戶口抽稅，每頃地按１０元計算，總計又刮去２億多元。”①地方稅和各種攤派稅捐主要有地捐、營業捐、雜捐、房捐、糧食、土地、房屋稅等，甚至出生、死亡以及飼養、宰殺牲畜都要納稅。“民眾家中的車、馬、牛、羊、犬、貓、雞、鴨，一概登記交稅。賣豆腐、青菜、魚、果品，要領取營業許可證，並交納高額許可證費。婦女剪發，月稅４角，做個後髻發型要交２角錢的稅。逢年過節、紅白等事，也必須上捐上稅。”②宰一頭豬，征收３．６①王子衡：《偽滿時期經濟掠奪的“三光政策”》，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日偽政權與淪陷區》，第６卷，第６０頁。

②同①。

１３０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元，殺一隻雞，征收１．２元，這叫屠宰稅。

工廠、作坊、商業戶、零售店鋪除了繳納營業稅、所得稅、印花稅外，還有宴席稅、房地產稅等十多種形形色色的稅目。像絲綢布莊德盛號除了應付那些營業稅、印花稅、所得稅等數不清的苛捐雜稅以外，還要購買“國防獻金”、“必勝儲蓄券”；並且還要隨時出勞工，出“勤勞奉仕隊”的各種費用千餘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戰費激增，因此，偽滿洲國的稅率進一步提升。

九一八事變以前，東北地區國稅有２０種左右，稅製比較簡單。偽滿洲國政府成立初期，宣布了《暫時援用從前法令》，仍使用民國時期稅製，但到了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３日，偽滿洲國政府以“從前稅製混亂為由”，製定了《國地稅劃分納要》，劃分國稅與地稅歸屬範圍。原則是凡從前屬於中央與省政府的捐稅統屬國稅，其他市、縣收入統屬地稅。這樣就使得原屬地方的田賦、營業稅、煙酒稅等大宗稅收均集中於日偽中央政府，使其所控製的法定稅收收入達稅收總額的９０％以上，而地方政府隻有車捐、船捐等雜小稅種。為了擴大稅收，偽滿政府還層層強化稅務機構，整頓租稅製度，采取了所謂“安定民心，穩步前進”的方針，分期分批進行稅製調整，實際上進一步加重了對民眾的榨取。

偽滿洲國賦稅製的一大特征是中、日、偽稅製混雜。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日本開始對偽滿洲國政府控製區域內的各稅稅目、稅率統一規範，擴大征收範圍，設立新的稅種，這使偽滿洲國的稅收體製出現日本化趨勢。

偽滿洲國於１９３５年底實施棉紗、麵粉、水泥三種統稅法。１９３６年以後相繼公布實施了《勤勞所得稅法》、《征收法》、《印花稅法》、《地稅法》等２０多個《滿日國稅征收共助法》、《事業所得稅法》、《法人所得稅法》。逐步廢除了民國稅製，使稅收體製和征收製度均按日本模式改革。

曾任偽滿洲國專賣總局局長的盧元善供述：偽滿洲“專賣品目是鴉片、食鹽、火柴、石油、酒精五種。當時偽滿洲國（稅收）總收入為３億元偽幣，內國稅１億元偽幣，關稅１億元偽幣，專賣益金１億元偽幣。我負責偽滿洲國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鴉片收入為一半，約５０００萬元；食鹽為３４００萬元、火柴６００萬元、石油５００萬元、酒精５００萬元。這年由主計處要求增加５００萬元，從鴉片加價。食鹽收買價格，每１００斤僅一分錢，專賣價格每１００斤６元，每年每人配給２０斤，全偽滿洲國吃鹽的人口照３０００萬人，共為６億斤，１３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就是３０萬噸。產鹽地區為錦州、營口、複縣、莊河四處，每處有約２０００鹽業工人”①。

《國稅征收法》和《租稅犯處罰法》是日偽對東北淪陷區橫征暴斂的所謂法律依據。偽滿洲國《國稅征收法》共７章８０條，於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該法規定了一係列強製性苛征稅費製度，並賦予一定範圍的司法警察權等硬性職能。（一）規定了國稅的先取權以及納稅人負擔的納稅義務，同時尚負有其他向國家交納的款項和在民法上負有的一般債務，為保證稅收收入，規定國稅並對滯納所發生的督促手續費、遲納金及滯納處分費有優先於其公課和一般債權的先取征收地位。至於國稅及其督促手續費、滯納金及滯納處分費的征收，按下列順序辦理：（１）滯納處分費；（２）督促手續費；（３）滯納金；（４）國稅。（二）納稅義務人的連帶負擔納稅義務應由納稅人負擔，為確保稅收收入，對與納稅人有財產上的關係人，亦應使其連帶負擔納稅人的納稅義務。法人的財產，不能繳足其應繳納的國稅及其督促手續費、滯納金、滯納處分費時，該法人之各無限責任股東，亦應連帶負擔繳稅義務。（三）納稅義務的繼承，納稅人的財產，於開始繼承時，被繼承人（即納稅人）未納的國稅，須由繼承人負擔。如繼承為限度繼承時，以其繼承所得財產為限度負擔納稅義務。對於法人應納的國稅，其因合並存續的法人或因合並而另設的法人，須負納稅義務。法人解散時，各清算人以其所分得的剩餘財產為限，連帶負擔其納稅義務。（四）督促繳納在各稅法中均規定繳納期限，發給納稅通知書或一一通知納稅人，過期未納者征收機關填發督促通知書，督促其在指定期限內繳納。每份督促通知書征收督促手續費１角。受督促的納稅人，至期仍未繳納時，自繳納期限之次日起至其繳納或查封財產之前日止，按稅額每百元一日５分之比率計算，征收滯納金。（五）滯納處分是行使國稅征收權的手段。凡納稅人受督促至指定期限尚未繳納國稅的；在法定納稅前被命提前征收滯納的；納稅保證人至指定期限，未繳納其擔保國稅的，征收機關得查封其財產，執行滯納處分。１．查封和執行滯納處分的程序，先由查封財產開始。

查封的方法，對於動產，由稅員依法送交稅務機關保存也可暫令滯納入或第三者代為保管。對不動產，采用作出查封標誌，封閉、占有所有權證書等方式①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洲國官員供述》，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第３０２—３０３頁。

１３２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進行。對債權的查封，對滯納人發出“禁止處分該債權或受該債權清償，並禁止債務人向債權人清償”的通知。對船舶的查封，由管轄其停泊地之稅務機關，占有其國籍證書或通行證書。２．下列財產不得查封：（１）滯納人及其家屬在生活上不可缺少的衣服、寢具、家具及廚具；（２）滯納人及其家屬必需之３個月的食物和燃料或購買上述必需品所需要的現金；（３）交易或事務上必須的印章；（４）祭祀禮拜必需的物品；（５）滯納人或其家屬喪葬必需的物品；（６）家譜或其他滯納人家中必需的賬簿文件；（７）職務上必需的製服、祭服及法衣；（８）勳章或其他名譽之證章獎狀；（９）滯納人及其家屬供研究上必需的書籍及器具；（１０）未經公開發表的發明設計或著作；（１１）農業上必需的器具、種子、肥料與家畜及其飼料；（１２）滯納人因第三人資助而繼續取得的收入；（１３）法律上的贍養費。３．查封記錄稅務機關查封財產時，作下列事項的查封記錄，並簽名蓋章。（１）滯納人的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２）查封財產名稱；（３）查封的事由；（４）查封的時間及處所；（５）作成查封記錄之外所及年、月、日。４．查封財產的變價查封財產後，即進行變價處理：（１）拍賣或投標拍賣；（２）隨意契約；（３）政府收買，不能賣出的財產，即由政府收買。

５．變價款的分配查封財產的出賣價款，查封的現鈔以及因查封債權所取得的現鈔，抵充滯納處分費、督促手續費、滯納金和國稅及其他公課以及清償債權後，尚有剩餘時，交還滯納人。

《租稅犯處罰法》共２章５１條，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施行。它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為確保其殖民地稅收收入，對違反稅法和有關規定的違章人（偽滿洲國政府稱之為租稅犯）的處罰通則，稅務機關有權對違章人進行訊問、搜索、檢查、沒收直至拘留，並有權對違章人作出“即決處分”①給予刑罰。“即決處分”不需通過檢察機關和法院進行立案、審查、訴訟、審判等司法程序，而由稅務機關主要官職的稅捐局長徑行決定。“即決處分”與法院判決有同等效力。

同時稅務監督署長和稅捐局長得依法指派一定的稅務官員為行使司法警察職務的人員，執行司法警察的職權。不再另設稅務警察。違章人對稅務機關作出的“即決處分”認為有錯誤時，得請求變更或撤銷原“即決處分”；違章人不服“即決處分”時，得在指定期限內向法院請求正式審判。在規定上雖設有①鄭樹模主編：《遼寧稅務誌》（１８４０—１９８９），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７４頁。

１３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違章人得請求變更或撤銷“即決處分”和請求正式審判的條文，實質上形同虛設，在日偽政權的壓力下，無人敢於提出異議。《租稅犯處罰法》是對納稅違章人，進行殘酷的經濟掠奪和政治鎮壓的強硬手段。對違章人的處罰，在各種稅法中均有規定，處罰手續則一概在《租稅犯處罰法》中進行規定。

上述兩部法律旨在強化偽滿洲國稅收征管，以確保偽滿洲國的稅收為日本擴大侵華戰爭服務。

三、瘋狂掠奪軍用物資中日戰爭期間，日軍為“以戰養戰”，不斷擴大戰爭的規模，在偽滿洲國大肆掠奪軍用物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偽滿洲國總務廳於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宣布實行《戰時緊急經濟方策要綱》，這是一個對東北淪陷區進行全麵經濟掠奪的綱領，該《要綱》規定：“進一步整備並強化經濟的戰時體製；發揮自給資源的作用；加強同大陸各地之間的經濟聯係。同時，考慮到我國國防的特殊地位，應以及時滿足日本戰時緊急需要作為各項經濟政策的唯一目標。”①這一經濟掠奪的綱領一直推行到日軍無條件投降為止。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１日，東條英機在第７９次帝國議會上的演說中叫囂：“大東亞戰爭的關鍵，一方麵在於確保大東亞的戰略要點，一方麵在於把重要資源地區收歸我方管理和控製之下。”②可見掠奪“重要資源”乃是日軍發動戰爭的重要原因。由於長期侵華戰爭的消耗，日軍的軍費、資源嚴重不足，日偽在偽滿洲國開始搜刮黃金、白金、白銀，強行收買金店的金銀搜刮私人藏品，強行開展“國防獻金”支援“聖戰”等活動。

德都縣內唯一的古刹鍾靈寺，集數年間，陸續換得銅類１０多萬斤，然後開始鑄造佛像。除一般佛像外，更依此種指示，繼作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塑像，一麵於藥泉山頂修建簡單廟宇，以奉祀諸佛仙神。其後信徒愈來愈多，更增鑄２８宿、雷公雷母、四海龍君、孔孟諸聖、回耶教士、玉皇大帝等銅像，分別設祀供奉，共計２０７尊。１９４３年，日偽將鍾靈寺中１８７尊銅像進行“獻納”。

①《戰時緊急經濟方策要綱》，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１１１頁。

②複旦大學曆史係日本史組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８８頁。

１３４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並於“１０月８日午前１０時，於所占之藥泉山麓，隆重舉行盛大的獻納儀式”①。

承德市離宮管理處也有報告說：“銅殿即宗鏡閣，是承德避暑山莊中水月精舍西南山頂東端珠源寺中的佛閣。興建於１７５１年（乾隆十六年）。上有懸額‘宗鏡閣’下懸額為‘海藏持輪’，有‘梵天閣盠金光聚，香水瀾回珠顆圓’的字聯一副。該佛閣是無殿式重簷１６楹信木構清式建築。從頂到底包括所有裝修聯額檻牆，以及鬥拱等細部結構，全是銅質鑄造，其鑄雕鐫之技術可謂精巧麗已極。１９４４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處於危機時期，在淪陷區強#獻納銅鐵，大肆搜羅軍用物資。同時，將這座偉大藝術品拆毀盜運一空。”②１９４２年任偽滿洲國經濟部大臣的阮振鐸曾說，“１９４３年日偽加強經濟統製和增加軍事物資的生產，僅鞍山鋼鐵會社的７個熔礦爐，每個年產量約２０萬噸，一年一共就有１４０萬噸，加上其他本溪等地的生產量，至少總量在１５０萬噸以上。這些鋼鐵的大部分供給日本國內使用，剩下留在偽滿洲國的隻是一小部分。同年８月，偽總務廳企劃局和偽經濟部製定‘金屬類回收法’，僅在哈爾濱市就征收了價值約５０００萬元的舊機器和舊鐵，在奉天市也征收了約值７０００萬元”③的舊機器和舊鐵。日偽統治期間，日軍拆毀了熱河承德建於乾隆時代具有重要曆史文物價值的銅亭子，沒收了德都縣境內五大連池附近廟宇裏的銅佛約２００餘個，毀滅了沈陽城內中街二三十家多年經營銅類用品加工企業。把淪陷區人民私有的銅鍋、銅盆、銅製門拉手、銅窗鉤、櫃箱上的銅鎖等，都下令沒收。

四、對農業的掠奪東北淪陷之後，日軍為把東北變成擴大侵華戰爭的農產品重要基地瘋狂掠奪東北的農業資源。

日偽擺脫危機的政策主要是通過金融、流通方麵賑濟食糧；發放春耕貸①《德都縣銅像獻納參與記》，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４０４頁。

②《德都縣銅像獻納參與記》，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４０４—４０５頁。

③《阮振鐸證詞》，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４０３頁。

１３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款及貸與牛馬；配給種子及農具；組織大豆共同販賣會以及由偽滿洲國中央銀行、中央實業局和大興公司收購和販賣大豆、糧穀等。

早在１９１５年５月，日本就通過《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即“二十一條”）攫取了所謂的“南滿洲土地商租權”和“東部內蒙古的農業合作權”，以農業投資的形式進行土地資源掠奪。從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２２年，日人在內蒙東部設立的所謂合辦公司達１０餘處，攫取農場、林地和礦業占地約有１０２９９３６０畝之多，其中大倉財閥在內蒙古東部經營的水田就達數十萬畝之多。

１９１７年，日本“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簡稱“東拓”）勢力侵入中國東北地區，以長期低利貸款資助日人掠奪東北土地。到１９２２年末，“東拓”在東北直接占有土地達１３３８２００畝，通過貸款方式搶奪的土地更達３４７７０００餘畝。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滿鐵”以其雄厚的資本直接參與了南滿製糖、滿蒙毛織、滿蒙纖維三大會社的創立，把掠奪的觸角伸向內蒙古東部的農畜產品。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於１９３２年在東北設立“日滿土地開拓公司”，以沒收、強奪並銷毀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奪東北土地，分給日本移民耕種。

翌年１月，偽滿洲國正式宣布從該年３月份起允許日本人在東北自由購買和租用土地。１９３５年，“滿洲拓殖株式會社”成為日偽大規模“收買”土地的重要機構。１９３７年９月，日本、偽滿洲國政府和滿鐵、東拓、三井、三菱、住友等財團共同出巨資成立滿洲拓殖公社（簡稱“滿拓”），專門從事“移住用地的取得、管理及出賣”。為了與日本的移民侵略相配合，偽滿洲國設立了開拓總局，各省縣設開拓廳、科。該局名義上“開發未利用地”，實際上一切土地皆在其掠奪之列。到１９４４年，日本僅在偽興安總省就遷入４０個日本移民“開拓團”，共計遷入日本人５７３４人，共侵占草原地區的土地１６９６９２公頃。日本還在內蒙古東部草原設立了大批機械化農場，僅１９３６—１９４０年，在偽興安北省牙克石一帶即設立了７處大型機械農場，開墾草原２３８５０坰。據１９４３年統計，偽興安總省機械農場已達４１個，開墾土地２１６８７公頃。

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４１年日偽先後兩次製訂畜產開發五年計劃，實行畜種改良和畜疫防治，強化對畜牧業的管理，並實行畜產“統製”。控製畜產品流通，實行皮革類配給統製，控製畜產交易市場。為在生產領域控製畜牧業，日偽還設立各種畜產組合，實際上在生產、流通、交換各個環節統製東北地區的畜牧１３６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業，甚至連牧草也成為其統製、掠奪的對象。

在日偽政權的畜產“統製”和“出荷”的殖民掠奪下，東北的畜牧業迅速衰退。從東北牲畜的數量來看，“牛由九一八事變前的２７２．７萬頭減少為１９４３年的１２６．１萬頭；同期，羊由５８０萬隻減為１４９．３萬隻；馬由３２２萬匹減為１７４．３萬匹”①。東北原來是中國“重要的畜產出口基地，但到偽滿末期畜產品的出口貿易基本上停止了。東北牛的出口量，１９３７年為２４４３５頭，１９４０年僅剩１００頭；馬、騾、驢的出口量，１９３７年為５９９８匹，而１９４３年僅剩１６１匹，同期羊的出口量也由１３２８９７隻猛降為９０隻。與此同時，東北畜產加工品的出口也急劇下降。東北仔綿羊皮及仔山羊皮的輸出量，１９３７年為２０４４１１張，１９４３年僅剩５張；綿羊皮及山羊皮的輸出量，同期也由３９０１２３張猛降為１１６６３張。東北綿羊毛的輸出量１９３７年為２８８４５７４公斤，１９４０年急劇減少為３９８９３４公斤。正是由於東北畜牧業的衰退，導致東北由一個傳統上的畜產品輸出地區轉化為畜產品輸入地區。東北羊毛的輸入量，１９３２年為３０９４２５斤，１９３４年增至６１７３６７斤。皮革及皮革製品的輸入量，１９３１年為５７８９３９斤，１９３４年增至５１４０５１０斤。東北肉類及乳製品的輸入量１９３７年為９８８４７７公斤，１９４０年猛增至３２２８２９９公斤。就連活畜也已經不能滿足本地的需求，需要大量進口。東北牛的輸入量，１９３８年為１１６４４頭，１９４０年增加到１８９５４匹，１９４３年為２２８２２頭；綿羊和山羊的輸入量，１９３８年為４４０４隻，１９４０年增至７３９７隻。東北畜產品貿易的逆轉，反映了東北畜牧業在日本的殖民掠奪下所遭受的嚴重破壞”②。日偽的長期掠奪也使東北草原生態嚴重退化，生態惡化的後果可想而知。

１９３８年偽滿洲國政府開始向農民征糧。１９４０年收購５００萬噸，到１９４３年提高到１０００萬噸。

每年８月中旬，日偽在國務院大禮堂內召開偽省長會議。會上，首先由偽國務總理及偽總務長官分別訓話，要求偽省長竭力搶奪物資、搜刮錢財、抓人拉?，尤其強調搶糧任務必須完成。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末，偽中央催促各省提前完成任務。同時偽大臣、次長、參①東北物資調節委員會：《東北經濟小叢書·畜產》，沈陽，中國文化服務社，１９４８年，第３頁。

②衣保中：《清代以來東北草原的開發及其生態環境代價》，《中國農史》，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１１６頁。

１３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議府參議、協和會部長等分別到省、到縣、到村。……偽縣長來到村屯，揮起馬棒……亂打農民，偽警察等飛起拳腳連打帶踢，農民叫苦不迭，傾其所有交送糧食。１２月初，偽吉林省公署飛電向偽中央‘報捷’提前完成了搶糧２００萬噸的任務。偽總務長官立即傳令獎金１萬元並記大功一次。……但是日寇貪得無厭還不滿足，偽總務長官武部六藏說：今年滿洲地方風調雨順，普遍豐收，估計糧食收獲可能在２０００萬噸以上。現在政府僅收了９００萬噸，農民手裏還有１１００多萬噸，再收一些也不困難。因為農民全年糧食有７５０萬噸足夠食用，可以用‘獻糧報恩’的名義號召農民再獻出１００萬噸。偽中央便以‘獻糧報恩’的名義傳令下去。偽省縣就以‘獻糧、獻糧’‘報恩、報恩’的口號催逼農民，搶光了農民的食糧、種子，才完成了１００萬噸的數量”①。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由於戰局緊張，侵華日軍的軍需物資需求量激增，特別是對糧食的需求量不斷增加。為保證軍需，日偽統治者便不擇手段地向東北農民強征“出荷糧”，致使農民負擔沉重，生活愈加困苦。如清原縣境內的農民，全家老少起早貪黑，辛辛苦苦收獲的糧食，交了租稅、再交“出荷糧”後，就所剩無幾了。貧苦農民大都隻得以野菜充饑，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

農產方麵，１９４３年偽興農部所管的糧穀出荷量７５０萬噸中，供給日本國內３００萬噸和關東軍７０萬噸，東北淪陷區民眾生活卻無著落。

如清原縣從１９４３年開始征“出荷糧”，１９４４年征收量更大。１９４３年清原縣糧食總產量為６．８３萬噸，而“出荷糧”征了３．１１０２萬噸，占總產量的４５．５％；１９４４年糧食總產量為７萬噸，“出荷糧”高達３．５萬噸，占總產量的５０％，戶均交“出荷糧”近１５００公斤，除去留種子、飼糧後，農民的口糧所剩無幾。窮苦百姓的生存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出荷糧”任務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按品種下達任務，如水稻的全部、大豆的大部分全交“出荷糧”。種水田農民的種子、全家口糧等，都在來年返銷，農民口糧僅是高粱和苞米等。

二是按土地畝數下達“出荷糧”任務，即按全村土地畝數確定任務。

三是按全村自報“年成”下達任務，即全村村長，每年秋季報一次估產“年成”，以此確定任務。

①王子衡：《日寇在偽滿洲國進行掠奪的“三光政策”》，《文史資料選輯》，第３９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７２頁。

１３８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四是按“一個鎬頭”確定任務（指沒有其他勞動工具、牲畜的農民，單用鎬頭開生荒和種山地者）。

由於采取這種形式分配“出荷糧”任務，在現實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種水稻，要全部上交。農民自己種一年地，想挑選一點好品種的種子，也想留點大米自食，日本人一律不準許，誰吃大米就是“經濟犯”。有的偽村長為了報功，虛報“年成”，拚湊虛假數據。如要多交“出荷糧”，農民口糧就沒有了，因此廣大農民到處藏糧、埋糧，以保障次年的生產和生活。按“一個鎬頭”要糧更有問題，由於坡地、山地土質不一，可耕地數最不一，勞動強弱不一，按同樣的標準要糧，脫離實際，難以達到公平“公正”，往往是民怨沸騰，“出荷糧”任務沒有著落。

因此，每年莊稼上場，糧食上倉，農民交“出荷糧”這一關實在難過。日本兵、偽警察、村公所等有關人員傾巢出動，挨家挨戶搜查、翻找糧食。在此時期，碾子全部封上，不準使用，搞得家家提心吊膽，戶戶不得安寧。

交上“出荷糧”的農戶，可以得到一點布。交１噸“出荷糧”，給３尺布，１支線，同時給很少幾個錢，大約２０來元偽幣換１噸糧。

１９４４年，大孤家鄉興隆台村村長於天穀為了報功向上報了“十二成年成”。因下達任務過大，老百姓交不出那麼多糧食，日本人和警察便到各家各戶進行搜查和翻糧。有位姓金的朝鮮族農民種水稻，因完不成任務，被日軍抓走，用燒紅的爐鉤子往身上烙，然後用爐鉤子刨，活活給折磨死了。為逼交“出荷糧”，有的農民還給抓去“過電”。

不少農民因交不夠“出荷糧”而受盡酷刑。興隆台村的關國祿、毛海富，甘井子鄉的薑成珍等人，被抓去灌涼水、辣椒水，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後被裝在麻袋內，往地上亂摔，弄得半死不活，還被逼著交糧。

甘井子鄉宋文學的叔父，因為交不夠“出荷糧”，日偽抓去不僅灌涼水，而且用燒紅的爐鉤子烙，然後綁起來大打出手，致使受刑者把大便都拉在褲子裏。

甘井子鄉二道河子村民張忠漢的母親，也被抓去進行吊打，逼迫交糧。

日軍將張母打得流了產，回家後不幾天即傷重死亡了。

還有甘井子鄉二道河子農民金仁順，也因為沒交夠“出荷糧”，被打得死去活來，鼻口出血。金一看真是沒有活路了，回家後，一氣之下，把還沒打完１３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的水稻和豆子等放了一把火，燒個精光，勞累一年的果實，化為灰燼。

此外，楊樹崴子等各鄉、村屯，都有因交不夠“出荷糧”而被抓去打罵、“過電”、灌涼水或辣椒水、吊打等酷刑事件。在搜糧、翻糧中，有的把豬肉給翻出來了，也交了“出荷豬”，且分文不給。廣大農民全家辛辛苦苦勞累一年，除了交地租、“出荷糧”以外，再留點種子，就沒有吃的了。“一般情況，租土地種，如果打一石糧，要有一半交地租，４０％交‘出荷糧’，僅所剩下三鬥皮糧，這樣隻能以糠菜度日。如遇天災人禍，就更無法生活了。廣大農民，越來越貧困，討飯、逃荒到處流浪，賣兒賣女，家破人亡。”①五、對重工業資源的掠奪（一）對鋼鐵、有色金屬的掠奪１９３２年３月偽滿洲國剛成立時，日偽主要是積極發展那些與擴大侵華戰爭相關的基礎工業和軍需工業，推行一係列振興工業的政策。早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侵華日軍即以“滿鐵”為侵略中國東北的主要工具，加緊對工礦業的操縱和掠奪。“滿鐵”通過早期對東北資源的廣泛調查，攫取了東北路權，並控製了金融、工礦等重要產業，發展以基本原料為核心的軍事工業體係。１９３２年９月９日，偽滿洲國政府頒布了《關於規定國防上必需的礦業權的協定》，把礦山開采權出賣給日本侵略者。此後偽滿洲國頒布了《礦業法》，通過此法，日本侵略者完全控製了東北工礦業。１９３３年３月偽滿洲國《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進一步提出在偽滿洲國實行經濟統製的政策。依照上述法令，中國東北的國防、鋼鐵、煤炭等重要企業，都成為日本侵略者統治下的企業。

１．對鋼鐵的掠奪鋼鐵是偽滿洲國統製產業之一。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日、滿、“華”製訂統一的鋼鐵五年計劃。４月１日，偽滿洲國公布《鋼鐵類統製法》，加強對鋼鐵類產業的統製。偽滿洲國《產業五年計劃和昭和製鋼所的增產計劃》稱：在加強長期戰時體製的形勢下，鋼鐵企業就更加顯著地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為了更有力地保證日滿兩國的鋼鐵生產，越來越迫切地要求擴充滿洲鋼鐵企①張忠貴、王鳳誌、吳國華整理：《逼交“出荷糧”，清原農民遭災殃》，《撫順文史資料》等９輯，孫邦主編：《經濟掠奪》，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０４—２０５頁。

１４０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業。１９３８年９月，偽滿洲國製訂“修訂五年計劃”，該五年計劃從基於特殊戰略考慮的“就地籌辦國防的原則”和充分利用偽滿洲國煤鐵資源的這兩個優勢，來計劃相對和絕對地擴大偽滿洲國的鋼鐵生產規模。五年生鐵產量從原計劃的２５３萬噸改為４６５萬噸，鋼錠從原來的２００萬噸改為３１６萬噸，軋鋼為１４０萬噸。

在日本鋼鐵聯盟特別委員會內部，確定了“日本主產成品主義、滿洲主產原料主義”①的方針。

昭和製鋼所為適應奠定日本與偽滿洲國鋼鐵國策的迫切要求，製訂了以增產生鐵４０萬噸為目標的第三期增產計劃，並從１９３７年起，開始準備所需物資，並著手實施部分工程。因該所作為日本大陸政策的積極推行者，擔負著實現五年計劃的重任，並且是鋼鐵部門增產的主力軍，故特將增產目標進一步提高為５０萬噸。緊接著又製訂了增產目標為生鐵７０萬噸（包括粒鐵２０萬噸）、鋼錠５０萬噸、鋼材３４．５萬噸的第四期增產計劃，預定在１９３９年完成。

而到了１９３９年年初，昭和製鋼所又根據侵華戰爭擴大的需要，接連製訂第五、六期增產計劃。

在日本發動全麵侵略戰爭的形勢下，日本對偽滿洲國鋼鐵業要求是，“在質與量以及時間上來個飛躍的增產”②。為確立單一的戰時增產體製，謀求綜合利用原料資源、技術、機器設備等生產要素的統一配置，偽滿洲國改組鋼鐵工業的經營管理機構，將昭和製鋼所、本溪湖煤鐵公司、東邊道開發會社等三社合並，新設立滿洲製鐵株式會社（滿洲國特殊法人，三社資本合並為７．４億元）。１９４４年初研究製訂了關於合並煉鐵業的綱要草案，同年２月１２日經偽滿洲國國務院通過，接著又於２月１７日的參議府會議上通過。２月１８日在發表大綱的同時，立即根據上述《綱要》著手準備建立新會社，同月２９日遂公布了滿洲製鐵會社法。

因鋼塊［鋼錠］、鋼片［鋼坯］均為供應製煉鋼材之用，偽滿洲國生產的鋼塊長期向日本國內輸出。日偽稱是因鋼片生產設備較鋼塊生產設備要少，故未能製成鋼片。至於鋼片，在未實行統製以前，也曾大量輸往日本，迨偽滿政①《產業五年計劃和昭和製鋼所的增產計劃》，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３１７頁。

②同①。

１４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府實施統製後，偽滿洲國對境內鋼材壓軋設備進行整備，所生產的鋼坯對日輸出量有所減少。至１９４３年，偽滿洲國第二製鋼工廠建成投產後，中國東北淪陷區生產的鋼坯大量輸往日本國內。

日本侵略者將偽滿洲國企業詳細地劃分為三大類：一是包括交通、通訊、鋼鐵、煤炭、石油、電力、兵器、火藥等與國防有關的重工業和基礎性工業；二是需要批準的產業，主要是與軍事需要相關的民生產業；三是可以自由經營的企事業。可見日本對東北“開發”的重心已完全放在了與國防和軍事相關的產業上，因此，日偽工業統製的核心是以國防產業為重點，以滿足其擴大侵略戰爭的目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軍無條件投降，日偽當局根據戰爭的需要對鋼鐵、煤炭、輕金屬、非鐵金屬、有機合成物、電氣、化工、紙漿、水泥、機械，以及農副產品中的大豆、糧穀、纖維作物、油脂原料等物資確定了明確的掠奪指標。偽滿洲國國務院在侵華日軍的指使下，通過了《戰時緊急經濟方策要綱》，明確提出，偽滿洲國的經濟政策方針必須“考慮我國國防上的特殊地位，充分滿足日本的戰時緊急需要”①。控製偽滿洲國實權的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稱：“緊急經濟方策之首要是增加戰時緊急物資的生產，以圖擴大對日的供給……所謂戰時緊急物資，主要指鐵、煤炭、非鐵金屬等礦工業資源以及農畜品資源……如今，必須發揚我國資源的總力，以協助盟邦日本完成崇高的使命。”②武部六藏的此番說詞，再清楚不過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榨幹東北資源以擴大侵華戰爭的狼子野心。日本殖民統治，不僅使東北的礦業資源遭受到災難性開采，而且使東北民族工業特別是鋼鐵生產受到毀滅性打擊。

日本侵略者對東北鋼鐵的統製，完全是為配合其侵略戰爭服務的。在這種體製下，東北的工礦、鋼鐵業陷入了畸形發展的怪圈，其後果是災難性的。

２．對有色金屬的掠奪東北地區的有色金屬蘊藏量十分豐富。１９４４年日偽的統計數據稱：銅蘊藏量為１３２萬噸，鉛、鋅為１１３萬噸，菱苦土（製鎂原料）為２０億噸，鉬為①王承禮主編：《中國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綱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９０頁。

②同①，第４９１頁。

１４２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３５４萬噸，釩為９００萬噸。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初，有色金屬開采仍是新興工業，其中采金業成為日本掠奪的一個重要目標。偽滿洲國成立不久，日本關東軍就在其內部設立了采金事業調查部，勘查北滿地區的金礦。１９３４年５月成立的日偽“滿洲采金株式會社”，不久便壟斷了東北地區７６％的黃金開采權。１９３４年“滿洲采金”的黃金生產量隻有２０８公斤，一年後猛增到１３１６公斤。此外，生產黃金的還有滿洲礦業會社和滿洲礦山會社。１９３６年偽滿洲國的黃金總產量即達到３９７６公斤。１９３７年，根據日本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滿洲采金”等會社相應製訂了產金五年計劃，１９４１年計劃產量為３３２７７公斤，但實際產量隻有２３６１公斤，不僅計劃指標落空，還大大低於１９３６年度的黃金產量。實際上，日本產業開發計劃中執行情況最糟的是產金部門，原預計五年產金７３５６２公斤，實際隻生產了１３９２９公斤，這使得日本關東軍以掠奪黃金來保證軍火購買的企圖化為泡影。

鋁、鎂、鉛、鋅、銅等輕金屬同樣是日軍掠奪的重要對象。偽滿洲國建立後，日偽於１９３６設立“滿洲輕金屬製造株式會社”，１９３８年設立了“滿洲礦山株式會社”，與前述的“滿洲采金”一起壟斷了有色金屬業。“滿洲礦山”主要生產金、銀、銅、鋁、亞鉛等有色金屬，而“滿洲輕金屬”主要生產鋁、鎂等。

（二）對煤炭、電力和液體燃料的掠奪能源是工業生產的動力。日本為快速發展軍事工業，對中國東北的能源進行了瘋狂掠奪。

１．對煤炭的掠奪１９３４年，滿洲炭礦株式會社（簡稱“滿炭”）成立後，該會社陸續接收東北煤炭礦區，並由滿炭對中國東北地區煤礦的開發進行一元化的統製。但是，也有例外，其一就是滿鐵經營的撫順、煙台、瓦房店、老頭溝、蛟河等煤礦，沒有被納入滿炭的序列。撫順屬於滿鐵的特殊權益範圍，歸日本特殊會社所有，並且直接使用於鐵路及其他事業。同樣，本溪湖煤礦是根據清朝與大倉的契約而繼續到偽滿洲國時期的，因它是與低磷鐵的冶煉相結合而被除外。

日偽的煤炭掠奪，主要是由以撫順煤礦為首的滿鐵係和滿炭係兩大係統進行的，其中主體是特別承擔全滿煤礦統製開發的滿炭。１９３７年５月１日，偽滿洲國公布了《重要產業統製法》，明確規定年產５萬噸以上的煤礦業均需偽滿洲國政府許可的統製方針。自該年實施的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把煤１４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炭作為重要部門，強製推行增產計劃。“第一次五年計劃最終目標是２５００萬噸，根據１９３８年修訂的五年計劃提高到３８００萬噸的計劃目標。但是，從第一次五年計劃最後一年提高到１９４１年的實績不過是２１５０萬噸左右。”①偽滿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實施過程中就遇到了煤炭不足的問題。一方麵煤炭的增產未能達預期目標；另一方麵鋼鐵、化學以及其他工業、電力、鐵路等各部門對煤炭的需求急劇增加，取暖用煤也顯著增加，因而供求關係失衡。

偽滿洲國政府在確保重點部門的煤炭配給的同時，限定取暖期，提倡使用代用燃料，開展所謂的“消費節約運動”等等，在消費部門采取各種對策。同時還推出了增產計劃，如派遣出煤督促班，支付增產資金，實行增產周間（星期）等等，采取各種增產對策。但是，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擴大和長期化，資金、資材特別是勞動力的不足，給增產計劃的推行帶來很大困難。同時，物價的普遍提高，引起開發資材的上漲，工人工資也顯著提高，因而生產費用急劇增加。偽滿洲國政府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連續三年提高煤炭價格，但各煤礦收支狀況仍然急劇惡化，削弱了增產的願望。

於是，偽滿洲國不得不重新研究其煤炭掠奪政策，首先是對特殊會社製度本身重新研究，特別在煤炭礦業部門，刷新職能，采取措施改良以往的經營方法，並擬定了具體方策。１９４０年末，偽滿洲國政府與滿炭商議，對滿炭采取統務製理事製，以加強滿炭對子會社的統製力，並整備為綜合經營體製。

在此基礎上，從滿炭開始改變一業一社主義，使滿炭旗下各煤礦分離獨立，單獨設立會社，並決定使它們都成為滿炭的子會社。密山煤礦是滿炭與日本製鐵株式會社共同出資的單獨會社。其他煤礦在條件具備，有了人才之後，也陸續地將西安、北票、阜新、鶴崗等煤礦都變為單獨的會社。滿炭變成了各煤礦的服務機關。另外，１９４２年偽滿洲國政府決定開發鶴崗煤礦時，其南部地區由滿鐵單獨經營。這樣一來，關東軍、偽滿洲國所堅持的通過特殊會社而實行的一業一社主義，在煤炭業裏改變了，並同意了滿炭統製外的煤炭經營，從而明確修改一業一社主義的方針。再有，關於價格問題，限定礦山收買價格與公定價格的差額，通過運用經濟平衡資金製度，用榨取中國人民的資金加以填補。勞務問題，以行政力量依靠強製勞動來解決。然而，煤炭的增產①《煤炭業的兩大係統及其演變》，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３４９頁。

１４４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仍很緩慢，在１９４４年，煤炭年產量才勉強達到２８００萬噸。“日本的掠奪未能如意實現，隻是從撫順掠奪６０萬噸，從密山掠奪７０萬噸，結果不得不依靠從華北的掠奪來加以彌補，最後時期，每年從華北掠奪３００萬噸以上的煤炭。”①２．對電力和液體燃料的掠奪除前述的煤炭燃料外，日偽還瘋狂掠奪和開發電力和液體燃料。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地區特別是工業較為先進的遼寧省，電力產業已初具規模。“據統計，１９３１年時，東北三省有發電所（廠、公司）１３５個，其中日本３４個，中國７６個；實際資本總額４９８６萬元，其中日本２６４１萬元，中國２２１５萬元。”②日本侵占東北後，將原來的中國官產接收為偽滿洲國財產，並推行電力統製政策，於１９３４年１１月成立了“滿洲電業株式會社”，壟斷了東北電力工業。其後滿電又陸續收買了滿炭、滿鐵等的發電所，將豐滿、鏡泊湖水力發電站劃歸直營，滿電資本迅速膨脹。“到１９４４年時增資到６４億元，比成立時增加了６倍。在滿電的壟斷經營下，東北發電量由１９３２年的５９億度，增加到１９３６年的１３５億度，１９４４年達到４１８億度。其中遼寧所占比重仍為最大，大致在７３％—８６％。”③在發電設施建設上，日偽采取火力、水利發電並舉的方式，一方麵大力加強遼寧的撫順、鞍山、本溪等工業地帶的火力發電建設，如在撫順煤礦的發電裝機容量由偽滿洲國初期的８１萬千瓦，增加到１９４５年的２８５萬千瓦。另一方麵發展水力發電，興建了鬆花江豐滿電站、鏡泊湖發電所和鴨綠江水豐電站等三大水力發電設施，並相應修建了輸變電網。從工程技術角度看，豐滿電站在當時堪稱世界一流，但該電站是在日偽驅使中國人民的情況下建成的，無數的中國勞工葬身大壩。而且這些電能主要是為了保證軍事工業的發展，是日本侵略者掠奪東北資源的一個重要見證。

液體燃料是日本帝國主義很早就十分重視的掠奪資源。自１９０９年滿鐵在撫順發現“能燃燒的石頭”後，就開始研究通過油頁岩提煉液體燃料的方法。九一八事變前建立撫順西製油廠，年產原油約６３萬噸。九一八事變後，①《煤炭業的兩大係統及其演變》，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３５０頁。

②張傳傑：《日本掠奪中國東北資源史》，大連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０９頁。

③同上第３１０頁。

１４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為擴大侵略戰爭，日軍急需大量的液體燃料資源。由於日本石油資源貧乏，原油使用量的９０％靠進口。因此，日本投入很大力量在東北尋找石油資源，但始終未能找到可供利用的油田。於是，利用東北貯藏豐富的煤和油頁岩煉製石油就成為日偽解決石油資源不足的重要途徑。日偽掌控的撫順頁岩油煉製企業因此成為其掠奪液體燃料的重要手段。

１９３３年２月，在日本關東軍的指使下，偽滿洲國政府設立了“滿洲石油株式會社”，作為壟斷偽滿洲國石油開采、冶煉和銷售的特殊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４年，日偽在東北地區尋找原油資源無望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撫順西製油廠的第一期改建和擴建工程，以增產頁岩油。“頁岩油工業由於出油優選法的提高、富礦的精選和工作人員的特別緊張努力，因而取得了自從此項事業創始以來的好成績。幹餾了油頁岩２７３４４１１噸，平均含油率為６．１８％，出油率為５．２５％，幹餾效率為８５％，生產粗油１４３６７６噸，比執行的計劃增產３３１９噸（２．４％），從而煉油的收支也出現了良好的成績。”①１９３６年２月，偽滿洲國原油生產能力在７２萬噸基礎上翻了一番，達到１４５萬噸。接著又開始２期擴建，以達年煉油３０萬噸的能力。該計劃從１９３７年起被納入日偽產業五年計劃。但１９３９年的產量僅達到１９萬噸。為增產原油，１９３９年日偽又開始新建撫順東製油工廠，建成投產後可年產原油５０萬噸；另在三姓地區開發３０萬噸製油廠。但日偽計劃實施困難重重，撫順東製油廠建設一度停工，直到１９４４年才部分投產。雖然如此，產油量中的重油產量也從１９３６年度的６６萬噸，增加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１３萬噸；揮發油產量從１９３６年度的７千立升增加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３千立升。

頁岩油生產的增加，仍遠遠不能滿足日本侵華戰爭的需求，於是，日本又投入巨大力量開發所謂“人造石油”，即煤炭液化工業。１９３６年，經日本政府批準建立撫順煤炭液化工廠，並於１９３９年２月建成日處理煤炭１００噸（後改為５０噸）的煤炭液化設施，同年７月製成一次加氫液化油。１９４１年，二次加氫液化油也試製成功。

①《１９３８年日本掠奪頁岩油概況》，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３７９頁。

１４６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六、日偽對東北地區勞動力的掠奪日本對東北勞工的掠奪，經曆了初期由用工部門自行招募，到通過各級偽政權“強製招募”、“行政供出”、“勤勞奉公”、“緊急募集”等攤派和抓捕勞工等逐步強化的過程。

（一）“自行募集”與招騙勞工在實行勞動統製政策之初，日本從東北本地掠奪勞工的方式主要是各用工部門自行招募。其中，土建工程尤其是涉及保密的軍事工程，則大多數是采用從勞動力市場欺騙招募。日偽在招募勞工時大多許以優厚的待遇，如吃白米、住洋房、高工資、來去自由報銷路費等，一旦進入勞工營便失去了自由，食宿條件極端艱苦，勞動繁重，工資極低，在扣除所謂的路費、夥食費、床費後，再加上監工、把頭等日偽漢奸的敲詐勒索，多數勞工幹完活甚至還要倒欠許多錢，有的則命喪勞工營。

１．“行政供出”的起始階段———強製募集１９３７年４月，日本在東北占領區推行“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所需勞動力數量大幅增加。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日本侵略者通過偽滿洲國政府於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發布了《關於勞動力的應急供需對策之要件》，提出募集勞動者如不能滿足各所需數量時，可采取強製募集的方法。並規定了自由募集由保甲長進行，強製募集由偽滿警察署進行。這說明，超經濟的行政手段已經進入勞動力募集活動。隨後日偽又相繼出台了一係列以確保勞動力為目的的法令法規。１９３８年２月頒布的《國家總動員法》，規定偽滿洲國在戰爭或事變之際，需要國家總動員時，根據敕令所定，使人民從事政府指定的勞務，以此強製東北人民充當勞工。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日又公布了《勞動統製法》，該法規定：“為行公共之事業有緊急不得已之情形時，滿洲勞工協會對於管轄該事業地之省長或新京特別市長，得聲請勞動人募集之斡旋。”①這裏所謂的“斡旋”，不過是由偽滿洲國各省長或新京特別市長和其管轄下的市長、縣長或旗長攤派所需要征用的勞工數量，命其協助征集。這種“強製募集”勞工的①《勞動統製法》摘錄（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大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８６５頁。

１４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方式，被稱為“行政供出”。

１９３７年以後，偽滿洲國各地方統治機構逐步建立起來，對勞動者的登記、管理也逐漸完善。偽滿洲國勞工協會作為政府的代行機構，其派出機關“出張所”深入各縣進行勞工的征調、斡旋工作。各縣的勞工征用都由日本人直接負責，偽公署、警察起協助作用。這使得勞工的募集更具有強製性。

２．“行政供出”的特殊方式———“地盤育成”募集勞工中的所謂“地盤育成”，實際是在指定的地區內培育勞動力資源，以解決煤礦、鐵礦等較大礦山所用勞工的問題。這種募集勞工的方式，最初是日本人在北票炭礦的一大“發明”。炮製此方案的偽土默特中旗公署日本人板本登是一個“中國通”，他在偽土默特中旗公署擔任總務科長期間和偽旗長沁布多爾濟結拜為兄弟，並以職權之便，經常出入北票炭礦。當他了解到炭礦勞工不足，還要到關內的河北、河南等省去騙招時，便提出了在炭礦周圍縣旗就近解決勞工的辦法。板本登認為，招用煤礦附近的居民當勞工，他們的家都在附近，便於看管，正所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不怕勞工們不老老實實地工作。這一辦法最終形成方案，也就是地盤育成法。地盤育成的辦法首先在北票炭礦地區試行，依靠偽滿洲國地方政權的力量，在指定礦山附近地域強征勞工，實質上也是“行政供出”的一種特殊方式。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偽滿洲國民生部頒布了《炭礦、鐵礦業等勞動者募集地盤設定綱要》，提出在偽滿洲國推廣實施“地盤育成”方案，並規定了各重要礦山企業募集勞工的“地盤”，要求企業與指定地區農村加強聯係。實際上是分配了各企業強征勞工的勢力範圍，並通過控製住附近的農村，使之成為礦山穩定的勞動力供應基地。然而這種方式並未如預期那樣，成為各大型工礦企業解決勞工問題最基本的方式。其原因在於有的地方行政機構並沒有同企業在“地盤”內緊密結合，使得企業在指定的地區內募集的勞工數量常常達不到所需人數。因此，由強製“行政供出”和勤勞奉公隊構成了偽滿洲國後期勞工征調的主要方式。

３．偽滿洲國後期的行政供出———“國民皆勞”自日本在東北提出“第二次滿洲開發五年計劃”之後，東北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了。盡管日本加大了在華北和東北本地的募集力度，但仍無法達到所需求的數量。為此，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偽滿洲國國務院發布了《國內勞１４８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動者募集緊急對策綱要》，開始對勞動力募集施行“強力的行政斡旋”，即向縣旗攤派，縣旗則指揮勞工協會，將攤派之勞動人數限期供出。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０日，偽滿洲國國務院又頒布了《勞務新體製確立要綱》，決定解散滿洲勞工協會。過去協會所執行的事務中帶有行政性質之事務，改由政府處理之。同時以勞動統製協定為基礎，協助政府勞務行政，訓練企業內部辦理勞務職員，以經營有關招募、使用、管理勞動者的共同事業為目的，設立社團法人———勞務興國會。要使政府和興國會成為一體，在全國開展勤勞興國運動。事實上即試圖將整個滿洲國可用的勞力全部征用出來，以滿足日本戰時工業的需求。１９４２年２月９日和３月１日，偽滿洲國政府又先後推出《勞動人緊急就勞規則》和《關於勞動人緊急就勞實施要件》，規定在“公共事業或國策事業重要事項之遂行有緊急必要之時，辦理該事業者（以下簡稱事業人）得繕具左列各款事項，向民生部大臣聲請配置所需之勞動人”①，如偽民生部大臣時常命令偽省長或偽新京特別市長提供所需勞動力，而偽省長接到供出命令後，指令市縣旗執行，偽市縣旗長則就該地區內之居住者中指定就勞者，命其就勞。要件中規定凡１８歲以上５０歲以下的男子，隻要不是軍人及家屬、學生和“公務人員”，均將被指定為“就勞者”②，不得逃避。

這些強製措施的出台，意在更大程度上掠奪東北勞動力資源，以政治權力和武力強製推行，以法令的形式規定了平民們為國家勞動的義務。此種“行政供出”，以及不久即全麵施行的“勤勞奉公”製度，構成了偽滿洲國後期募集勞動力的主要方式。

４．“勤勞奉公”與青年勞工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偽滿洲國國務院頒布了《國民勤勞奉公製創設要綱》，隨後，偽民生部也於６月２９日製定了《勤勞奉公義務人選要綱》，決定從１９４３年開始正式實施“勤勞奉公製”。這是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勞動力資源的新一輪掠奪。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偽滿洲國民生部設立國民勤勞奉公局，半田敏治任局長。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８日偽滿洲國頒布《國民公法》和《國民勤勞奉公隊①《勞動人緊急就勞規則》（１９４２年２月９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大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８７０頁。

②同①。

１４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編成令》，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６日，偽滿洲國民生部又頒布了《國民勤勞奉公法實施規則》。根據以上一係列法令法規，全東北凡年齡在２０—２３歲的男性青年，除服兵役者、殘疾者、精神異常者以及公務員、重要事業從業者、家庭生計特別困難者之外，均必須參加“勤勞奉公”隊，服勞役１２個月。由此可見，所謂的勤勞奉公製不過是日本侵略者為解決東北勞動力問題，在偽滿洲國內采取的又一項強製征派勞工的措施。

“勤勞奉公製度”之所以能在日本統治下的東北創立，首先是偽組織“協和會”的“功勞”。“協和會”是在日本關東軍的支持下，由原“滿洲青年聯盟”中的活躍分子山口重次、小澤開作以及和田勁等人於１９３２年創立的，其綱領是以“協和主義”取代和打破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實現滿蒙現住民族之協和”，“確立國家統製經濟”，“致力於維持治安”。由於是在偽滿洲國內部由日本官方支持的法西斯組織，它成立後很快將觸角伸向東北各處，到１９４０年，已經發展分會３５００多個，會員人數達１７７萬餘人，在偽滿洲國各省、縣、旗乃至村鎮都建立了分會組織。“協和會”除進行反動的政治宣傳活動，參與鎮壓東北抗日運動外，還圍繞日本當局在各個時期的侵略目標極力開展活動，而實行產業開發、協助征派和招募勞工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所以，勤勞奉公首先由“協和會”的官員提出就不足為奇了！

而“勤勞奉公製度”能在東北迅速推廣，其根本原因是進入１９４０年之後，日本為擴大在東北的經濟掠奪，以及修築各種工程，勞動力奇缺。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日偽統治當局利用“勤勞奉公”的名義，開始無償征用東北青壯年勞動力。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８日公布的《國民勤勞奉公法》規定，偽滿洲國內凡年滿２１—２３歲之間的男子（１９４５年３月，修改後的《國民勤勞奉公法》，將適齡者年齡延長至２１—３０歲）除了殘疾、精神異常、身體特別虛弱、家境特別困難者，都必須服１２個月的勞役，如遇戰事特別需要還可延長時日，而故意逃避者要處以２年以下徒刑或２０００元以下的罰金。

“勤勞奉公”隊實行軍事化管理。凡在“國兵”征兵檢查中不合格的都必須加入“勤勞奉公”隊。根據人數的多少，各縣“勤勞奉公”隊編成大隊、中隊、小隊和分隊，仿照軍隊編製，實行三三製，即大隊轄三個中隊，中隊轄三個小隊，小隊轄三個分隊。一般副中隊長以上的偽職由偽縣公署動員科指派，小隊長、分隊１５０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長在勤勞奉公隊員中選拔。“勤勞奉公”隊參照軍隊編成後，到指定的就勞地點進行“軍事訓練”。一方麵訓練隊員的服從意識，另一方麵加強管理力度。

除此之外，為滿足對勞動力的需求，日本當局連在校生也不放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偽滿洲國政府頒布《學生勤勞奉公令》，規定以學校為單位編成“勤勞奉公”隊，大專學校學生每年必須參加１—１．５個月的勤勞奉公隊，否則不準畢業；１９４３年６月，偽滿洲國政府又頒布《學校勤勞奉仕規程》，將參加勞動的人員範圍擴大到中學、小學；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又頒布了《學生勤勞奉公令改正之件》。到了偽滿洲國後期，這種“勤勞奉公”活動愈發頻繁，無盡無休，許多學校幹脆停課，進行“全天皆勞”，全東北被動員的學生人數有上百萬。

被動員的學生有的被分到廠礦做勞工，有的被分派修路、修工事，從事的都是非常繁重的體力勞動，而提供的食宿條件卻極差。當時滿洲國民中學學生年齡一般隻有１３—１７歲，小學生一般７—１２歲，日本當局讓這些中小學生參加“勤勞奉公”活動，名為義務勞動，培養意誌力，實則做苦力當牛馬。日偽搜刮東北勞動力資源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此外，日偽還大肆抓捕“浮浪者”和開設“矯正輔導院”。所謂“浮浪者”，是日偽所指沒有戶口或勞動票等身份證明者，主要是城鄉的流動人口。日偽嚴控社會流動人口，一旦發現無正當職業者立即抓捕充當勞工，日偽士兵、警察經常在街道巡查，一旦發現證件不全或沒有職業者就進行抓捕，關入勞工營。為了強化對全東北民眾的“保安矯正”和“思想矯正”，偽政府在司法部下設立了“司法矯正總局”，並在各大廠礦附近增設“矯正輔導院”，常以“莫須有”的罪名抓捕民眾並投入輔導院，強迫在廠礦服苦役。實際上這也是日偽為解決勞動力不足，所采用的辦法。

（二）日偽管理勞工的方式日偽以各種方式抓捕、募集了大量勞工到工礦企業以及各類工程的工地從事勞動。由於人數眾多，需要一套有效的管理方式。由此，日偽在東北對勞工管理上先采用“把頭製”，後實行“直轄製”，最後又恢複了“把頭製”。

“把頭製”是日本管理工地勞工的主要方法。把頭製是企業通過把頭實施對工人的全麵管理的一種製度，即把頭獨立經營包公業務，大把頭與企業主之間是一種表麵上平等的合同關係，由把頭向企業承包工程或勞務，並從企業主處領取包公費用，類似於“包工頭”。大把頭擁有並管理工人，指揮並１５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監督工人勞動，向工人支付工資。所謂表麵上的平等，是指雖然把頭和企業是合同關係，但實際上，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是日本的企業主利用了大把頭的力量，實行全麵承包管理，而絕非完全意義上的平等關係。把頭向上對企業主負責，向下全權負責對工人的募集與工人勞動、生活、工資等方麵的管理，成為企業與工人中間環節。在把頭製度下，工人和企業主並不直接發生聯係，而是由大把頭介於兩者之間，將他們聯係起來。

把頭們一般在本鄉本土或自己熟悉的地方，利用親緣、地緣、業緣等方麵的關係，為企業招募勞工。具體做法是：由招募人到自己的出生地利用各種關係進行宣傳，以所謂優厚的待遇誘騙鄉親們到工地去做工。由於彼此之間多有宗親、血緣關係，所以人們往往不加提防，並對招募人———把頭有一種依賴和隸屬關係，彼此形成牢固的人際關係。即使是強製招募、抓捕來的勞工，同樣懼怕把頭這樣的頭領，所以把頭對於工人有很大的控製力。

把頭製度的組織形式是以大把頭為核心，大把頭在整個組織中處於核心地位，他通常負責決策，不做具體的管理事務。一般的管理問題則雇傭二把頭操辦，俗稱“二頭”。二把頭再雇傭小把頭，小把頭雇傭“拉杆的”。還有帶班的、催班的、遛掌子的等等名目繁多的小工頭。“拉杆的”是最小的工頭，他們拿著五尺的杆子作為分配活計的度量工具，也是毒打工人的凶器。規模小的把頭在組織上要更簡略一些，但基本結構未改變。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在東北沿用把頭製度，是因為他們認為，工人來源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貧民中，他們沒有資產，所受教育程度低，受封建意識影響深。封建社會的家族觀念、宗親觀念在心目中已根深蒂固，即使在城裏做工也不容易改變。他們習慣於按地域、血緣結成團夥和幫派，形成集團，團結在有實力或有威望的人旗下，尋求共同利益。並且由於受封建家族製度的影響，他們對自己團隊的領頭人一般懷有仰慕和服從的心態，比較容易管理。

而初到中國的日本企業，不了解中國國情，如果直接進行管理容易引發勞資衝突。因此把頭製在東北日企管理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封建把頭製度能夠被日本人接受的原因，一方麵，是把頭們可以幫助日本公司獲得進行生產和經濟掠奪的充足勞動力；另一方麵，是把頭們可以代替日本人對工人們進行管理，而且十分有效。這就滿足了他們掠奪東北經濟的需要。

但是，日本在東北推行勞動統製政策的逐步深化，便要求企業在工人的１５２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雇傭和使用上承擔一係列的責任，而不承認企業以外的責任人。這既是日本試圖加強對勞工的控製，進行直接管理，防範在勞工中出現勢力威脅，同時也是為了限製把頭勢力的上升。由於把頭們直接掌控勞工，在勞工中的威信極大，甚至出現“勞工在工地賭博打架，日本人阻止不了，而把頭一聲棒喝，勞工們立即收手”的現象。大把頭勢力的增長是日本人不願看到的，所以，對把頭製度的態度也就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了變化。其中比較普遍的做法是保留大小把頭，但限製他們的權力，剝奪他們的包工權，將他們由包工頭降為屬於企業的工頭。同時將工人由隸屬於把頭變為直接屬於企業管理，這就是所謂的直轄製。因為懼怕大把頭的權力過大而難以控製勞工，所以在一個時期裏實行直轄製，來削弱把頭們的權力，但由於日本人直接管轄，收效不佳，所以又逐步恢複了大把頭們的地位。但此一時非彼一時，這些把頭們都必須在日本人的控製下活動，成為傀儡、漢奸。

把頭們作為日偽統治的幫凶、走狗，充當他們的統治工具，在工地裏負責分派監督工程的進度，嚴格控製工人們的活動。為了獲取利益，他們壓低工人的工資，克扣工人夥食、住宿費用，敲詐勒索。此外，還在工地周圍開設高價商品店、妓院壓榨工人的血汗錢。同時殘酷對待不服管束的工人，其狠毒程度並不次於日本侵略者。

除了利用把頭製外，日偽當局還采用了發放勞動票和指紋管理製度等其他勞動監管製度。凡是被日本采用征派、騙招、抓捕等手段獲取的勞工，都要進行身份登記，而發放勞動票就是身份登記的一種手段。勞動票也稱勞工票，是勞工的身份證明書，持有勞動票才能證明某人是某公司招募的勞工。

如果勞工喪失了勞動票，就可能隨時被日偽軍警等部門作為“浮浪者”抓走，送到矯正輔導院，強迫服苦役。

指紋管理製度是日本監管勞工的另一項措施。在東北，最先引進指紋製度的是滿鐵撫順炭礦，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和對付工人的罷工鬥爭。“１９４２年，除了實施勞務動員計劃、勞工供出製、勤勞奉公製等，還采用了勞工手賬製度。這是束縛勞工人身自由的一種措施，規定每個勞工要帶著按上指紋的手冊，並寫上服務地點、年齡、住址等必要的事項，以便檢查防止流動。”①具①《古海忠之筆供》（１９５４年６月３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大案資料選編·東北經濟掠奪》，第８５７頁。

１５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體辦法是：勞工在進入工地時，要製成指紋表和采用卡片。在指紋表上除記入本人所屬部門、職員、職務號碼、工資額、姓名、年齡、原籍、現住所外，還要按上本人左右手十個手指指紋。采用卡片由所屬部門保管，指紋表則交庶務課華工係分類保管。勞工因死亡、逃亡、退職、解散等原因而發生遷移時，由所屬部門在采用卡片上書名理由，交庶務課華工係，華工係則在指紋表之記事欄內記載其事由，將采用卡作廢。在各單位錄取華工時，如發現是被解雇者時，立即給予解雇。如果工人這樣被解雇，生活上會立即陷入困境，不再有其他工礦雇傭他們，從此找不到合適的勞動場所。日偽用此法控製了勞工流動，使勞工甘受日偽的奴役和剝削。

（三）勞工們的遭遇勞工們一旦被募集使用，就進入了人間地獄。每年募集的二三百萬勞工一部分由關東軍直接管理，用於修建日軍遍布偽滿洲國各地的軍事工程。其中最大的軍事工程在中蘇、中蒙邊界接壤地區。勞工的另一部分則直接運往偽滿洲國各工礦企業、土建工地、水電站等處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被驅入煤礦挖煤。

勞工的生活悲慘，住的是不蔽風雨的席棚或是肮髒擁擠不堪的陋屋，吃的是填不飽肚子的豬狗食，從事的是超負荷、高危險的勞役，還要遭受日偽敲骨吸髓的壓榨、殘酷的迫害與虐殺。勞工的累累白骨堆成一個個“萬人坑”。

在大型工礦企業、電站就勞的勞工，生活艱苦，勞役繁重，死亡率不斷攀升。死亡勞工的屍體被扔進礦山電站附近的“萬人坑”。最早被埋入“萬人坑”的死難勞工，尚有一具薄板棺材裝殮，後來則用席子卷出或直接拋屍山溝。整個勞工營如同魔窟，日本資本家視勞工生命如草芥，對於患病者，根本不加醫治，隻靠患者意誌堅持，如果幾天內不能出工，就會被拉走，從此不知所蹤。為日軍修築秘密工事的勞工，每天都在日本兵的監督之下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工程完工之後，為了保守秘密，日軍往往將工人們全部殺死！

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勞工的掠奪和虐殺，比起明火執仗的大屠殺更具隱蔽性，也更為陰險、毒辣，它是侵華戰爭期間日軍暴行的重要組成部分。

１５４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第二節日偽在蒙疆的掠奪與開發一、日偽在蒙疆的經濟掠奪政策１９３３年７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動下，蒙疆地區的各盟旗王在綏遠百靈廟召開自治籌備會議，次年成立“蒙疆政府聯合委員會”，並以張家口市為中心，設立了“察南自治政府”。１９３９年，聯合委員會又與“蒙古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合並改組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該偽政權的首腦是德王，首都在歸化①，使用成吉思汗紀年。雖然此政權聲稱實行蒙古民族主義，但實際上，在日本設計的邊界線內有８０％人口都是漢族。

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是侵華日軍利用蒙古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在中國蒙古地區炮製的偽政府。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二次蒙古大會在歸綏（今呼和浩特）舉行，宣布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日本方麵指定雲王（未到會）為自治政府主席，德王為副主席。陶克陶、吉爾嘎郎、王宗洛分任政務院總務、財政、保安部部長。

吳鶴齡任參議會參議長，日方的最高顧問為金井章二。１９３８年３月，雲王病逝。同年７月，德王主持召開第三次蒙古大會，會議推德王繼任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主席（仍兼政務院院長），李守信繼任副主席。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下轄察哈爾（不含察南）、綏遠二省。德王將歸綏縣城恢複蒙古舊稱，漢文為厚和豪特，並升格為市，作為政府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的駐地，包頭也一並升格為市。又將原歸化城土默特旗和察右四旗地域各旗縣合並，新設巴彥塔拉盟。各盟統一設立盟公署，正式建成一級地方行政建置。行政區域重新調整後，下轄錫林郭勒、察哈爾、伊克昭（實隻占一小部分）、烏蘭察布、巴彥塔拉五盟和包頭、厚和豪特二市。

①歸化城，即呼和浩特市舊城，是一座有４３０年曆史的塞外名城。它北枕巍峨起伏的陰山山脈大青山，可通北部豐美的草原；南臨波濤滾滾的黃河水，與鄂爾多斯高原隔河相望；東連連綿起伏的蠻汗山；西連河套，為西進甘寧之門戶。它坐落於黃河、大黑河衝積而成的平原上。這裏土地肥沃，地形平坦，灌溉便利，地理上稱為前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史稱敕勒川豐州灘。

１５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日本侵略者為便於在察、綏、晉北實行殖民統治，指使蒙、察南、晉北三個偽政權派代表簽訂協議，在張家口成立了“蒙疆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職能主要是處理三政權有關“產業、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項”，金井章二任代理總務委員長兼最高顧問，淩駕於三偽政權之上，控製了蒙疆地區的經濟、交通等實權。１９３９年９月，在侵華日軍操縱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在張家口成立，德王任主席，察南、晉北偽政權的頭目於品卿、夏恭任副主席。金井章二仍為最高顧問，參議長、蒙古軍總司令分別為吳鶴齡、李守信。政務院院長為卓特巴紮普（後由吳鶴齡繼任），補英達賚、鬆津旺楚克等分任最高法院院長、民政部部長等職。原察南、晉北轄區改為與盟平行的政廳。

同時，沿用成吉思汗紀元，而將旗幟改為紅（赤）藍黃白四色七條旗，紅色居中象征日本，取“以日本為中心，大同協和漢、蒙、回各族”之意，偽政權的傀儡性暴露無遺。

蒙疆政權在日本駐蒙軍控製之下，製定了掠奪蒙疆經濟的一係列政策，其主要內容一是由日軍控製蒙疆的經濟命脈，蒙疆地區的金融、交通運輸、郵電、資源開發和土畜產貿易等行業，均由日資公司或日本人操控經營。二是圍繞為擴大侵華戰爭組織產業開發和生產經營。三是強製推行鴉片種植和低價收購，實行鴉片專賣政策。四是掠奪性開發農牧業，低價收購農牧產品並嚴禁貿易交換和輸出，甚至嚴令禁止食用大米、白麵，而定量配給民眾摻假、發黴的“雜合麵”。

１９４０年，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之後，日本當局又指使偽蒙疆政權與汪偽政權簽訂協議，蒙疆承認汪偽國民政府為繼承“正統”的新中央政府，汪偽承認偽蒙疆為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權。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偽蒙疆政府土崩瓦解，為虎作倀、掠奪蒙疆的群奸一朝覆亡。

二、日偽對蒙疆資源的掠奪與開發日本對中國內蒙地區豐富的資源垂涎已久。因而，掠奪內蒙地區的各種戰備資源，把內蒙地區作為日本工業品的傾銷地，是日本的既定方針。早在１９３１年，日本陸軍大佐板垣征四郎就詳盡地分析了滿蒙地區的農、畜、水、林、礦產等資源，並得出結論“滿蒙的資源很是豐富，有著作為國防資源所必１５６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需的所需的所有的資源，是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要的地區”①。１９３５年７月，關東軍參謀部針對內蒙地區的經濟情況，製定經濟方麵工作的“措施要領”，提出要設立“對蒙貿易公司收購蒙古產品”，“把便宜的日本製造的雜貨賣給蒙古人”，“在蒙古地區內努力使滿洲國貨幣充分流通”，並開設“中央銀行”分行，設立當鋪等。②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日本禦前會議作出的《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提出，要在“蒙疆劃定國防上、經濟上（特別是有關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麵）的日華緊密結合地區”。又說：“關於資源的開發利用，在華北、蒙疆地區，以尋求日滿所缺乏的資源（特別是地下資源）為政策的重點，中國從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的觀點出發，提供特殊便利。”③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日本政府與汪偽政權簽訂《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關於基本關係的條約》。該條約規定：“關於華北及蒙疆的特定資源，尤其是國防上必要的資源，中華民國政府同意兩國緊密合作，加以開發……兩國政府對於增進長江下遊地區的通商貿易，及日本國與華北及蒙疆地區間合理供給物資方麵，尤應緊密合作。”④顯而易見，日本帝國主義把內蒙地區的資源視為其侵略戰爭整體資源掠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容他人染指。

（一）掠奪煤、鐵等戰略物資京包鐵路沿線地區物產資源十分豐富，鐵、煤、皮毛、畜產品聞名於世界。

早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便派遣大批特務諜報人員在長城南北，調查各地礦產資源。在侵占察、綏、晉北等京包沿線地區後，隨即派各種名義的調查團勘察該地區的各類礦產資源。偽蒙政權建立後，為虎作倀，幫助侵華日軍掠奪煤、鐵等戰略物資。“蒙疆四年產業計劃”即把察南的鐵和晉北的煤列為重點劫掠對象。日本興中公司在張家口設立支社，在大同、厚和等地分設辦事處。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軍在大同的口泉鎮設蒙疆煤礦第一廠，資本為３００萬元，日產煤１３００噸。不久又在宣化的下花園設第二廠，資本為１００萬元，日產煤３００噸。１９３８年１月，日本在北平石景山開設鋼廠，定資本為１９００萬元，冶①複旦大學曆史係日本史組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頁。

②同①，第１７５—１７６頁。

③同①，第３１５頁。

④《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關於基本關係的條約》（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複旦大學曆史係日本史組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１９３１—１９４５），第３１５頁。

１５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煉宣化、龍煙鐵礦開采的礦石。１９３９年２月，日本又在大同口泉鎮設立蒙疆煤炭液化廠，定資本為一億元，提煉煤炭中的石油。”①同年７月，日本又在張家口設立龍煙鐵礦株式會社。１９４０年，日本開始掠奪綏遠石拐溝的煤礦。

“以１９３９年為例，日本從蒙疆劫奪的鐵礦占全年采掘量的８８％以上，原煤占２９％以上。”②綏、察、晉北等地的金、銀、鉛、石棉、雲母、硫黃、油頁岩等都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奪性的開發。

日本政府還積極鼓勵其國內財團、民間組織和個人到蒙疆被占領區辦企業，當時“蒙疆地區有三菱、三井、鍾紡、蒹鬆等１０多家日本企業建立的各種株式會社。據《蒙疆年鑒（１９４２年）》披露：有蒙疆電器通訊設備、蒙疆電器、蒙疆汽車、蒙疆石油、蒙疆運輸、蒙疆礦產販賣、蒙疆不動產、大同炭礦、龍煙鐵礦、蒙古食科、蒙疆新聞社等１０多個株式會社。還有蒙疆興亞、蒙疆畜產、蒙疆木材、蒙疆火柴、大蒙炭礦、大青山炭礦、日蒙製粉、滿蒙化學纖維、滿蒙皮革等５８個有限公司，注冊資金１．９億美元。各公司雖然冠名為‘蒙疆’、‘大蒙’、‘大青山’、‘滿蒙’、‘日蒙’之名，實際由日本各財團委派理事長、經理掌管，中國人隻有虛名”③。

日本侵略者在蒙疆假辦企業之名，行掠奪資源之實，在滿足屯軍和侵略戰爭需要的基礎上，其餘部分運回本土。在蒙疆地區，日本主要掠奪的資源有鐵、煤炭、鹽及各種農畜產品。

鐵礦是日本進行大規模侵略戰爭的軍工原料，察哈爾省龍煙鐵礦是儲量多、含量高的富礦，被列為掠奪的重點。《蒙疆年鑒》稱龍煙是世界著名的矽質赤鐵礦，僅次於美國沽多林鐵礦。１９３８年，由興亞院興中公司在張家口設的支社主持開采，大同、厚和豪特、下花園等地設有辦事處。礦石運到北平石景山或日本冶煉，１９３８年上半年運回日本７萬噸。日軍侵華８年，從龍煙鐵礦運回日本的鐵礦石達３００萬噸之多。

蒙疆地區是中國煤炭儲量富集之地，當時勘查晉北、察南、包頭的煤田儲量為４００億噸。日本占領蒙疆地區後，沒收了民族資本的礦業，由日本壟斷金融資本所經營。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本在大同口泉、宣化下花園開采煤礦，日①張洪祥：《近代日本在中國的殖民統治》，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２４—３２５頁。

②同①，第３２５頁。

③錢占元：《日寇對蒙疆地區的經濟掠奪》，《內蒙古日報》，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第２６版。

１５８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產分別為１３００噸、３００噸。１９３８年大同、察南、包頭石拐溝３個煤田年產１００萬噸，其中輸入日本３５萬噸。１９３９年，日本在口泉開設蒙疆煤炭液化廠，提煉石油。１９４０年，日本為運輸石拐溝煤炭，修建了包頭至石拐溝鐵路。

日本侵華８年，共計掠奪了蒙疆地區的煤炭約８０００萬噸。

（二）對畜產品和糧食的掠奪牲畜和畜產品為蒙疆地區的特產。為掠奪這些特產，在“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時就專設“畜牧部”，“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時也設置了“牧業總局”。日偽統治者規定“各種牲畜和畜產品均由鍾紡、三菱、三井、大蒙、蒹鬆、滿蒙、白毛等日資公司壟斷經營，將收購數量下達各旗縣，限期完成。這些公司統一定價，即所謂大大低於市場價格的‘公定’價格，如１９４４年牛肉的‘公定’價格每公斤５元（蒙疆幣），市場價為２０元；一匹馬‘公定’價格為８００元，市場價為２０００元；牛皮每公斤‘公定’價格９．５元，市場價為１００元；老羊皮每張‘公定’價格２３．５元，市場價為２５０元。價格上的雙軌製，實際上就是一種超經濟的掠奪。據蒙疆畜產股份有限公司的決算報告統計，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牧業年度，以‘公定’價格收購：綿羊皮６７４１４張、山羊皮２８３８０張、仔綿羊皮３８２１４張、仔山羊皮３４３３２張、綿羊胎子皮１０７６張、山羊胎子皮１７４２張、犬毛皮１２７４２張、牛皮３１７０２張、馬皮１７６６張、狐皮７７３張、驢皮１７２１張、黃羊皮４３９３張、貓皮１８４１張、狼皮１５８張、鞣製皮１７７張、黃鼠皮１５張。據１９３８年《蒙疆概觀》載：蒙疆地區年產羊毛３５００萬斤，年輸入日本１０００萬斤。抗戰勝利後，據《晉察冀日報》調查：日本侵華１４年間，在蒙疆地區共掠奪牲畜１１３萬多頭（隻）、獸皮３７８萬多張、畜毛４４５０多萬斤”①。

日本對蒙疆糧食的掠奪也是極其瘋狂。偽蒙疆政府曾下達《糧穀管理令》、《主要食料品搬出取締令》，強令農民向日軍“出荷”，即以低價向日軍出售農產品。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出荷”後所剩無幾，他們和城鎮居民隻食用配給的劣質雜合麵。

（三）控製金融業金融侵略是日本掠奪蒙疆的重要手段。“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寇侵占蒙疆①錢占元：《日寇對蒙疆地區的經濟掠奪》，《內蒙古日報》，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第２６版。

１５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地區以後，勒令國民政府中央、中國、交通三家分行和地方辦的察哈爾商業錢局、綏遠平市官錢局、豐業銀行、山西銀行大同分行以及私人錢莊停業，並沒收它們的部分資本，停止央行發行的法幣和地方發行的紙幣、銀票流通；逼迫銀行和錢莊及老百姓用法幣和地方紙幣兌換偽滿洲國和察南銀行的紙幣。

這樣日本就通過偽幣套彙了合法的國家和地方貨幣，用來在國統區購買所需物資，從中大發橫財。”①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本又成立了偽蒙疆銀行，“作為偽蒙疆政府的中央銀行。偽蒙疆銀行在張家口、北平、天津、大同、厚和、包頭、平地泉、豐鎮、懷來、宣化、涿鹿、張北、多倫、延慶設了分行，在東京、長春、貝子廟設了辦事處，由蒙奸包悅卿任總裁，日本山田茂二任副總裁，酒井麾馬（日本）、劉東漢、沈文炳、呂登瀛任理事。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偽察南、晉北、蒙古聯盟三個自治政府又分別設立了‘實業銀行’，均由日軍掌控。日寇通過偽蒙疆銀行、偽實業銀行壟斷了蒙疆地區的金融業”②。在各所屬地區的城鎮均設置分行。

偽蒙疆銀行通過發行偽鈔控製貨幣流通，禁止中國貨幣的流通與使用，與此同時多方搜刮金銀財寶，嚴禁金銀品類出境，違者還要處以徒刑。

“日本侵占蒙疆以後，就開始控製金融業。首先停止市麵上流通的平市幣和法幣，發行偽滿洲國官號銀鈔票，暫時流通市麵。１９３８年，日本實行經濟統製，合並（實則沒收）歸綏、包頭等１８家錢莊，改組為蒙古實業銀行。隨後，京包西線各市縣又有三十餘家金融資本被改組沒收，加入實業銀行。”③同時，日本還合並中國、交通、平市、豐業等四家銀行為察南銀行，發行偽幣。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２日，根據偽蒙疆政府銀行組織條例，察南銀行改為蒙疆銀行，於１２月１日正式開張，由日本人宗像敬久擔任總裁。總行先設在厚和豪特，後移駐張家口，並在各地設立分行，成為偽蒙疆政府的中央銀行。它承擔國庫事務，辦理內外一切銀行業務，製造、發行貨幣，指導內蒙地區的金融，實施各項金融政策和執行“政府委托有關發展蒙疆經濟等事務”。日本“通過偽蒙①錢占元：《日寇對蒙疆地區的經濟掠奪》，《內蒙古日報》，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第２６版。

②同①。

③張洪祥：《近代日本在中國的殖民統治》，第３２５頁。

１６０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疆銀行、偽實業銀行壟斷了蒙疆地區的金融業”①。

（四）巧立名目，強征民財日本侵略者還巧立名目增加稅收，大大加重了蒙漢農牧民和工商業者的負擔。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軍費開支空前浩繁。為轉嫁軍費開支於淪陷區人民，日偽“通過‘出荷’，強征民財，使原本已不堪忍受的負擔更加沉重。以新巴爾虎左旗為例，１９４５年每１００隻羊‘出荷’２５隻，每３００匹馬‘出荷’１００匹；此外每２０頭牛‘出荷’牛皮一張，每五隻羊‘出荷’羊皮一張。……在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５年期間，牲畜頭數下降７３％。在遼寧阜新縣，日軍強迫農民種棉花並規定全部‘出荷’。農民交不出棉花，就被毒打甚至投入牢獄。許多人被迫投井、自縊而死。在哲裏木盟科左中旗，日軍為收足‘出荷’糧，竟下令在完全‘出荷’前封閉全部碾磨，嚴禁碾米”②。而賣身投敵的蒙奸、漢奸還利用“出荷”中飽私囊，廣大農民僅有的糧食和牲畜被迫“出荷”以後，饑寒交迫，無以為生。在日本法西斯殖民統治下的蒙疆地區，蒙漢各族人民政治上遭受極其殘酷的壓迫，“經濟上遭受空前的掠奪，生產嚴重衰退，人口急劇下降。在日本統治時期，綏遠的土地荒蕪達一千多萬畝，錫林郭勒盟的牲畜損失了４２８５００多頭。土默特旗的人口也由原來的４８０００人減少到２００００人”③。蒙疆民眾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三、日本對蒙疆鴉片的統製與掠奪日本對蒙疆鴉片的統製。“可以認為鴉片的吸引力比之龍煙鐵礦、大同煤礦，有過之而無不及。”④在偽蒙疆地區，１９３８年種鴉片５０萬畝，１９３９年就增加到８０萬畝。在綏遠省境內，七七事變前的鴉片稅收為２５６萬元，１９３９年即激增到４２３萬元。這不僅是對蒙漢各族人民經濟上的殘酷掠奪，而且也是精神上的毒害。

國內外學者對於日偽統治時期蒙疆地區的鴉片毒品問題，曾有不少研①錢占元：《日寇對蒙疆地區的經濟掠奪》，《內蒙古日報》，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第２６版。

②張洪祥：《近代日本在中國的殖民統治》，第３２８頁。

③同②。

④［日］江口圭一：《蒙疆政權》，金海、白拉都格其譯：《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１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５８頁。

１６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究。１９８２年日本學者江口圭一發現了沼野①所藏蒙疆鴉片的有關資料，並根據這些資料寫成《日本對中國的毒品戰》（原題：日中鴉片戰爭）。“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後期，日本學者還編輯出版了有關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鴉片、毒品問題的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農偉雄先生對蒙疆煙禍進行了較深層次的論述和研究。由於史料的散失和搜集的困難，有關蒙疆煙毒仍有進一步挖掘、拓展的餘地。如對於日本興亞院蒙疆聯絡部以及蒙疆偽政權與蒙疆煙毒的內在關係等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實際上蒙疆煙毒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在華毒品政策的反照與折射，本節將圍繞日本在華鴉片政策的調整與蒙疆鴉片生產、收購、銷售的波動，探討日偽毒品政策與蒙疆煙毒的關係。”②日本侵略者在蒙疆地區進行的殖民統治是極其殘酷的，軍事占領、煙毒掠奪和荼毒人民構成日本統治蒙疆地區的突出特點。

（一）鼓勵罌粟種植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策劃在中國淪陷區大量種植鴉片。

日本駐察哈爾特務機關首腦鬆室孝良大佐於１９３４年２月，在《滿洲國鄰接地區占領的統治方案》中稱，產業以畜牧為主的蒙古地區，適合罌粟種植和鴉片專賣。由此可見，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已在醞釀把鴉片種植政策推行於蒙疆。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日軍在占領察哈爾省張北縣後，隨即頒發文告，指出“內蒙古是個不毛之地，缺乏農產、礦產，其主要財源為畜牧業和鴉片交易”③。

“實際上……蒙古軍政府在經濟上處於破產的窘境中，……如依靠鴉片生產便可以自立。”④在日本侵略者看來，鴉片的吸引力超過“龍煙鐵礦、大同煤礦”⑤。１９３５年綏遠全省財政總收入為８３８萬元，而鴉片收入竟達３７０萬元，①沼野（１８９６—１９８１），即沼野英不二，生於東京。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曾任“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經濟部次長。沼野去世後，他保存的有關蒙疆鴉片資料流落東京舊書店。後由日本學者江口圭一購得。

②張同樂：《日偽的毒品政策與蒙疆煙毒》，《史學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９期，第６０頁。

③［日］江口圭一：《蒙疆政權》，金海、白拉都格其譯：《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１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３頁。

④同③。

⑤同③，第２５８頁。

１６２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占全省年財政總收入的４４％。

１９３５年底，“察哈爾盟的六個縣（多倫、寶昌、沽源、張北、商都、康保）都已被日本的傀儡軍隊所占領，日本特務機關也同時進駐”①。李守信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實行“麻醉政策”，獎勵百姓增產罌粟。並在察北六縣開設了許多“海洛因”店，在“多倫建立起製造‘嗎啡’及‘海洛因’的製毒工廠”②。

表２１１９３５年察北麻醉品交易如下表③地區店鋪數經營者海洛因價格（美元／每兩）多倫縣１５日本人３７寶昌縣９日本人３８或３７沽源縣１２日本人３８或３７張北縣９日本人３８或３７商都縣５日本人３８或３７康保縣５日本人３８或３７張家口……４５為鼓勵罌粟種植，日軍指使偽縣長發布告，對種植者給予下述獎勵：“１．按要求種植罌粟者，免征地租；２．種植５畝以上者，除上述獎勵外，免除強製兵役；３．種植２０畝以上者，除上述獎勵外，由縣政府發給名譽證；４．種植５０畝以上者，除上述各項中的獎勵外，授予村及地方長老資格，登記為縣公職候補者；５．由日本商行及地方偽縣政府聯合主持，成立各縣鴉片配給合作協會。由這些協會按每兩６０錢的價格從百姓手中收購鴉片。為實現低價收購，日本人還規定種植每畝罌粟必須向專賣代理店賣１００兩生鴉片。”④１９３６年起，張北縣城附近的東西關、馬場房、九卜樹、腦包底、北樹灣、武老二房子、龍王廟、楊家營等村莊的農戶，開始利用土質肥沃的上等土地種植鴉片。大煙種子由日本占領者提供，並且由有種植鴉片經驗的中國東北人進行技術指導。日偽縣公署每年春季按土地質量劃分等級，以畝數定產量，以①《李守信自述》，政協內蒙古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內蒙古文史資料》第２０輯，［內部發行］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６頁。

②［日］江口圭一：《蒙疆政權》，金海、白拉都格其譯：《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１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７頁。

③同②。

④張同樂：《日偽的毒品政策與蒙疆煙毒》，《史學月刊》，２００３年９期，第６０頁。

１６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產量定繳數。夏季收割時，先由各鄉村自行組織收集，然後集中上繳到煙土組合（日偽政權設立的收購大煙的專門機構），算作交“官煙”即“任務大煙”。

煙土組合雇人曬、收大煙，並分等級製成煙塊，交清查公署。違者輕則灌辣椒水，重則被吊打。在日偽政府的引誘脅迫之下，罌粟的種植在張北縣蔓延開來。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財務官Ｅ．Ｍ．佳克布鬆於１９３６年在《關於察哈爾６縣淪陷後當地受到麻醉品的威脅》的報告中寫道：李守信統帥的傀儡軍隊獎勵百姓增產鴉片。此外，還按照日本人的意願，修改鴉片政策。１９３７年４月，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另一位財務官Ｍ．Ｐ．尼克鬆的一份報告說：“為鼓勵種植鴉片，駐察哈爾６縣的日本官員，用當地縣長名義發布公告，凡種植鴉片者可給予免繳地租、免征兵役、作為候補公職人員注冊等獎勵。”①１９３７年７月盧溝橋事變前夕，日本駐張家口總領事館的９００多名日本人中，有很多人利用綏遠方麵的關係走私鴉片，並與北平、天津的同僚互相勾結，從事製毒和販毒活動，從中牟取暴利。

總之，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５年日軍著手在蒙疆地區大量種植鴉片。到１９３７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前，日偽在蒙疆地區的鴉片種植和毒品走私已初具規模。

蒙疆罌粟遍地，毒品泛濫根其源蓋出源於日本侵略者的縱毒政策。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侵華日軍將蒙疆作為其鴉片供應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本關東軍在“蒙疆方麵政治工作指導綱要”中規定：“調查財政，積極努力求得自給自足。為此，……鴉片、煙草等與各政權有很大關係的事，要由聯合委員會統製。”②在此方針下，鴉片成為蒙疆政權的重要財源之一。１０月４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植田在給張家口日本特務機關首領鬆井的指示信中提出，“要確立當地的鴉片和鹽務政策”，尤其關注籌措蒙疆財源。由此可見，在追逐財源的巨大誘惑下，日本侵略者想方設法鼓勵種毒、製毒，致使蒙疆地區鴉片種植麵積、交易量連年遞增。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偽蒙疆聯合委員會公布《鴉片業務指導綱要》，宣揚擴大鴉片生產是為了“發展戰時醫療事業”，多種者“可免除地租、兵役”，還可授予“地方長老”稱號或發給“榮譽證書”等。《綱要》規定自治政府不直接收售鴉①張同樂：《日偽的毒品政策與蒙疆煙毒》，《史學月刊》，２００３年９期，第６１—６２頁。

②［日］江口圭一：《蒙疆政權》，金海、白拉都格其譯，《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１輯，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８頁。

１６４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片，而由其所屬的鴉片公會專賣，設立專門管理販運鴉片的“鴉片榷運總署”。

察南、晉北、蒙古聯盟三個偽政權各自組織收買、販賣鴉片的鴉片公會，非公會會員不允許經營鴉片。到１９３７年底，張北等６縣區開設販毒店５５家，僅張北鎮就開設煙館１０處。在張家口開辦的毒品工廠中，“就業者有１７０人，每日製造海洛因能力為８０包，淨重１８兩，價格為６００美元”①，獲利頗豐。在高額利潤誘惑下，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由甘肅等地運來種子，命令農民廣種罌粟。

（二）實行鴉片統製、專賣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３日，偽蒙疆聯合委員會公布《京津商人入蒙購買鴉片要領》，其中規定，平津商人須持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證明書，方可在蒙疆地區購買鴉片。同年６月１０日，發布的《蒙疆地區商人的鴉片交易許可證要領》中進一步規定，蒙疆鴉片商須持有蒙疆政府的身份證明和鴉片交易證，方可進行正常交易。

１９３８年９月，蒙疆各地偽政權規定，隻限於發給身份證明書的指定商人及有收購認可證、收購許可證的商人，方可進行鴉片交易，從而形成了鴉片生產、交易、吸食等的申報製和許可證製。實行這套製度的目的不是禁煙，而是在“官管私營”的製度下確保蒙疆偽政權的鴉片稅收。

通過實行鴉片申報製及許可證製，蒙疆偽政權劃定了鴉片種植區，刺激並鼓勵鴉片生產。“１９３８年蒙疆鴉片種植麵積至少有５０萬畝，晉北年產鴉片６０萬兩，察南年產鴉片２５０萬兩，內蒙古年產鴉片８７０萬兩。根據日軍的指令，１９３８年蒙疆輸出鴉片共計９８５４７９９兩（合３５４８００公斤），其中除少量（９４６７３９兩）向‘滿洲國’出口外，主要部分（８９０８０４０兩）向北平、天津輸出。”②與此同時，蒙疆的鴉片輸出量也成倍增長。

１９３８年底，日本在東京成立興亞院總部。１９３９年成立了蒙疆、華北、華中、廈門四個聯絡部及青島派出所。興亞院成為侵略中國的指揮協調中心。

在興亞院掌管的諸項事務中，規劃蒙疆鴉片種植、配購也是其主要工作之一。

為貫徹興亞院的毒品政策，１９３９年春，蒙疆三個傀儡政權合為“蒙疆聯①［日］江口圭一：《蒙疆政權》，金海、白拉都格其譯，《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１輯，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９頁。

②張同樂：《日偽的毒品政策與蒙疆煙毒》，《史學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９期，第６２頁。

１６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合自治政府”後，當年４月，日本“蒙疆聯合委員會”製定了《阿片政策施行綱案》，認為蒙疆既是鴉片生產地，又是鴉片轉運地；為適應“滿洲國”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需要，應該在蒙疆三地實現一元化的鴉片政策。為確保擴大鴉片生產，從６月６日起，又相繼公布了《暫行阿片管理令》、《土藥公司法》等一係列命令。“蒙疆聯合委員會”設立清查總署，傀儡政府內設立禁煙科，負責鴉片事宜。在指定地域內勒逼農民種植罌粟，並收取禁煙特種稅。在“張家口、大同、厚和成立了清查署和１８個清查局，４８個清查分局，又建立了蒙疆土藥股份有限公司”①，日偽政權完全控製了鴉片的生產和銷售。１９３９年６月的某一天，日本大藏省次官和秘書課課長突然通知時在仙台稅務監督局關稅部任部長的大平正芳②回東京，第二天即宣布他調任興亞院蒙疆聯絡部經濟課主任。大平正芳於６月２０日到達中國的“土城”張家口。日本學者認為“大平正芳到任雖在鴉片新政策發表之後，然而就其職務而言，對鴉片政策的實施具有密切的關係是無可置疑的”③。實際上，從上述所列的時間表推斷，在興亞院出台新的鴉片政策的同時或稍後，大藏省即選中了大平正芳到蒙疆貫徹落實新的鴉片政策。但是，１９７８年大平正芳自己撰寫的《我的履曆》一書中，僅有“赴蒙疆”一節，但絲毫未提及“鴉片”二字。大平正芳去世後，大平正芳財團於１９８４年編著出版了《大平正芳傳》。該書中有“在中國大陸”一章，也僅僅提到“蒙疆向上海和天津出口罌粟製成的鴉片”。但稍加分析即可從中看出“大平正芳被派往蒙疆負有開發鴉片的使命”④。事實表明：在日本興亞院的直接“規劃”下，蒙疆地區建立起“罌粟種植者———蒙疆土藥股份有限公司———清查署———阿片配給人———鴉片吸食者”這樣一種近於專賣的清查製度。１９３９年指定張家口、大同、厚和種植罌粟１０１１０００畝，預計產量２０２２００００兩，預計收繳量７５６３０００兩。⑤蒙疆逐步成為日本在中國占領區中最大的鴉片生產基地和滿洲、華北、華中、華南毒品的主要供應基地。

①鄧一民：《日本鴉片侵華大事記》，《近代史資料》總９８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９頁。

②大平正芳，曾任日本首相，１９８０年６月大選中突然去世於首相任上。

③［日］江口圭一著，楊光塵，董秀敏譯：《日本對中國的毒品戰》，《近代史資料》總８６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５６頁。

④農偉雄：《大平正芳與蒙疆煙禍》，《毒品問題與近代中國》，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０頁。

⑤同③，第２５７頁。

１６６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據統計，從１９３９年起，張北縣每年種植鴉片的麵積都在萬畝以上。為從精神和肉體上奴化占領區人民，維護其在中國的長期統治，日本侵略者便強製誘迫這些地區的農民種植、吸食鴉片。張北位處要塞，交通方便，是偽蒙疆察哈爾盟的經濟中心之一，故鴉片在張北風行一時，煙土生意興隆。張北煙毒愈演愈烈。在晉北地區，１９３９年罌粟種植麵積超過１萬畝。１９４０年，大同等１２縣的罌粟種植麵積為１６萬畝，１９４２年鴉片產量達２３６９０００兩。此後罌粟種植麵積仍在不斷增加。煙館充斥山西城鄉，就是偏僻的鄉村都能買到鴉片、嗎啡、海洛因。山西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成了癮君子，８０％的偽政權的公務員都吸食鴉片，更有甚者，少年兒童也出沒於煙館。在綏遠地區，１９３９年，日偽政權指定歸綏種植鴉片８０多萬畝。

煙農收獲的鴉片都由土藥公司收買，土藥公司積聚總資本達到１５０萬日元，總公司設張家口，在歸綏、張北、崇禮、興和、多倫、集寧、托克托、薩拉齊、包頭、豐鎮等地設立分公司。“清查總署”指定原鴉片膏商為配給人，並收取營業稅。日偽采用公司製本以為可激發蒙疆鴉片生產和經營者的熱情，但因鴉片征收價格過低，結果１９３９年鴉片的收購和銷售量跌至低穀。

１９３９年日軍侵占包頭後，指使偽軍以開設俱樂部為名，大開煙館、賭場。

如偽軍軍官郭玉書在哥老會的配合下，在東前街洋井院設立東俱樂部，並在另一街道設立西俱樂部。“俱樂部”內煙、賭俱全，免費提供大煙和海洛因，每日進出的賭徒有１２００多人，其中９０％有毒癮。這兩個俱樂部經營近８年，榨取錢財達４０００萬元以上。在這兩個俱樂部的帶動下，當地先後開業的大煙館多達３００餘家，幾乎每條街都可以看到以紅燈籠作為幌子的形形色色的煙館。就連藥房也出售毒品，如規模最大的包頭中西藥房也公然擺設著本地產的料麵、日本產的“巴畢那爾”和朝鮮製的“西巴諾露”等各色毒品。在罌粟種植方麵，日偽政權規定，當地農民每戶種大煙少則１—２畝，多則３０—４０畝。此外還有不少漢奸武裝、土匪和幫會占地開種罌粟。漢奸武裝“大漢義軍”總司令王英率部在西公旗強迫農民種罌粟，他曾邀哥老會頭領盧占魁在烏蘭腦包逼迫農民合作種大煙，每年約種植１３萬—１５萬畝。收割鴉片後，王英每年都要召開分配大會，給日本顧問每人５００兩，翻譯１００兩，部分賣給“土業組合”，部分精製成海洛因，其餘部分運往天津銷售。蒙疆的各級偽政府都設有“特產科”，該科夥同“土業組合”負責收購鴉片。因暴利驅使，種了１６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即刻發財，故當地有俗語“誰種誰威（意發了橫財，抖威風），誰抽誰灰”①之說。但與此相連的吸毒者與日俱增，無數煙民因吸食鴉片傾家蕩產。為攫取巨額錢財，駐察哈爾日軍瘋狂推廣罌粟種植。鴉片管製總局的職能就是負責清丈煙地，視察煙苗，征收煙稅，收購鴉片等。

（三）進一步擴大鴉片種植１９３９年以後，“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在管轄地大肆推行罌粟種植政策，種植麵積達９０萬畝，年收鴉片４０００多萬兩。蒙疆偽政權在張家口設立“土業組合”和“阪田組合支社”，專門從事加工和販賣毒品。當年北方旱澇成災，鴉片產量不高，平、津一帶鴉片黑市每兩高達２０多元，而“土業組合”給農民的收購價卻隻有每兩３元②。偽蒙疆自治政府僅鴉片一項，年收入額即超過５０００萬元。

１９４０年起，為了籌措擴大侵略戰爭的經費和因戰爭爆發帶來的毒品短缺，日本興亞院在東京數次召集鴉片會議，決定進一步擴大蒙疆的鴉片種植麵積。１９４０年２月１日，偽包頭市政府以市長金朝文的名義發布布告，公開號召農民種植罌粟。布告稱種植罌粟是“繁榮經濟活躍市場的樞紐。在醫療上是不可缺少的特效藥材，更是人民發財致富的捷徑。希我廣大農民大量播種，以期達到利國裕民之目的”③。“凡居民人等，不論民族、畛域都有種植權力，所播種煙苗，政府決予大力支持和保護……煙苗成熟時期，應由煙政負責人員會同鄉保公所進行勘查丈量，不得以多報少，以丈量畝數交納稅收（成品），由土業組合負責收購，開給完稅證，以資證明。”④偽包頭市政府的布告表明，日偽統治者在鴉片種植收購上開始嚐試全麵推行“土業組合”體製。

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７日，偽蒙疆政權公布了《關於廢止蒙疆土藥股份有限公司之事》的文件，放棄公司製而改行“組合製”。組合製即按照組合員的鴉片收購業績，允許給予組合員一定比例的蒙疆以外地區販售權的經營方式。這一措施刺激了鴉片收購者，對提高鴉片收購數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１９４０年蒙疆地區的鴉片產量比上年有明顯提高。以察哈爾盟的張北縣為例，１９４０年①王金誠：《萬全縣鴉片毒害的始末》，《張家口文史資料》，第１３輯，第２２４頁。

②同①。

③馬模貞：《中國禁毒史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５３９頁。

④同③。

１６８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全縣三個罌粟種植區統計附表如下：表２２１９４０年張北縣種縣植罌粟統計表①（單位：畝、兩、元）畝產量（兩）區種植麵積（畝）每兩價格畝費用純利益最高最低平均（元）（元）（元）一６９６８．８２５１５２０８１４０２０二４６２１．５３５２０２７８１４０７６三５１２９．５２５１５２０８１４０２０大平正芳在蒙疆的１年４個月，正是蒙疆鴉片大發展的時期。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大平正芳回日本，得到興亞院的進一步重用，擔任了興亞院總部聯絡部第二課課長。從大平正芳的回國和升遷這一事實推斷，大平正芳在蒙疆鴉片開發方麵為日本軍國主義立下了汗馬功勞。１９４１年，蒙疆地區鴉片種植麵積擴大至９０餘萬畝。在綏遠，僅歸綏、包頭、托克托和清水河等５縣，種煙６０萬畝。所有鴉片均交給“禁煙局”，嚴禁私自買賣，違者處死刑。所收煙土大部分運往北平、天津製造海洛因或交特務機關高價出售。

從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通過實行“清查製度”，日本興亞院控製了蒙疆鴉片的生產和銷售權，而公司製和組合製的相繼推行，隻是經營方式上的變更。

組合製按照組合會員的收購鴉片業績給予獎勵，獎品則是“一定比例的蒙疆以外地區的鴉片販售權”。這些獎勵，在流通領域提高了鴉片的收購量。但由於鴉片的官方收購價與平津地區私價相差懸殊，未收繳的鴉片走私到了其他地區。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日本興亞院在東京召開鴉片會議，決定實行“大鴉片政策”。其實質是：隨占領區的擴大，日軍掌管了“東亞共榮圈”內的鴉片供給，但因外國鴉片輸入中斷，不得不完全靠“共榮圈”內自給自足。因此須實行通盤考慮“東亞共榮圈”鴉片供給的“大鴉片政策”。興亞院會議按照“大鴉片政策”製訂了《中國鴉片供需計劃》。取締私自種植、私下交易，充分利用指定收買人製度，集中全力實現鴉片的完全收繳。

這樣，組合製維持到１９４２年即告終止。日偽蒙疆政權由於貫徹日本興①李桂蘭、楊萬堂：《鴉片在張北的種、吸、禁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張家口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家口文史資料》，第２２輯（社會卷下），冀內刊字ＪＲ２００６號，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２２１頁。

１６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亞院新的鴉片政策和自身財政上的需要，調整了鴉片專賣價格，並使鴉片生產區以外的販售逐漸轉變為日偽官方主導的方式。這一調整，由蒙疆鴉片產區的生產、銷售壟斷，擴展到鴉片產區以外的販售以官營為主導的鴉片專賣與榷運的確立。“大鴉片政策”的實施，增加了日偽政權的收入，但更大程度上損害了鴉片生產者和銷售者的利益。煙農們隻得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通過地下渠道將鴉片販往平、津，以牟高利。１９４２年偽蒙疆榷運總署收繳鴉片１２４９５３兩，輸出金額為５７７９．８萬元，獲利達３１９６萬元。當年罌粟種植麵積超過１００萬畝，但蒙疆地區的鴉片收購總量仍比上年有所下降。

盡管麵臨很多困難，但日本為了支撐戰爭的擴大，一再堅持提高鴉片收入在蒙疆財政中的比重。“１９４２年日本興亞院決定擴大蒙疆的罌粟種植和鴉片輸出，以保證每年能向日本控製區輸出１０００萬兩鴉片。但是，由於以下原因使１９４３年以後的蒙疆鴉片生產出現了衰退。第一，鴉片的收購價格仍過低，如官方的收購價僅為每兩８．２０元，而走私價格可達每兩１９．７５元，這樣煙農自然要追求高價而設法走私。”①第二，糧價過高，致使農民對罌粟種植失去興趣。第三，罌粟種植稅額極高，通常是高粱種植稅的３．２倍，小麥種植稅的２．４倍。另外，種植罌粟還要繳納種種攤派。第四，抗日武裝對日偽的打擊，使蒙疆的鴉片生產有所萎靡。到１９４３年以後，蒙疆地區的鴉片種植進入相對低潮期。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２日，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經濟部長馬永魁關於運土藥過境事致華北政務委員會禁煙總局公函稱：華北政務委員會禁煙總局長殿徑啟者：關於日本厚生省之要請，今此讓與蒙疆產鴉片４２０８３０兩（一兩三六瓦），依左記運送查照，即希貴總局屆時放行為荷。此致再者經過貴地之通稅，係日本厚生省繳納一切，伏祈查核施行是荷。

記：一、數量蒙疆產鴉片４２０８３２兩（一兩三六瓦）。

一、包裝樣式木箱裝２０００兩。

①蘇智良：《中國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１４—４１５頁。

１７０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一、運送期日昭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邊。

一、運送經路自張家口至塘沽（北京經由鐵路）、自塘沽至神戶（船船神戶著路）。①由此足見，即使在相對低潮期，蒙疆鴉片貿易也具有一定的規模。

１９４３年春，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亞洲大陸各地區鴉片會議，會上確定把偽滿洲國和蒙疆作為鴉片生產地。《新華日報》１９４３年６月３日載文指出，日本在包頭開設大阪公司，建立大規模製毒工廠，高價收買大宗鴉片，供其工廠提煉毒品之用。據聞該工廠已發明一種毒品，比海洛因強出１倍以上，嚐試者一二年內即可喪命，現在大量趕製中，不久可運銷各地。同年９月，日本大東亞省召開的中國鴉片供需計劃商洽會議決定，在蒙疆收繳鴉片５００萬兩，向華北、華中、華南、香港等地輸送。偽蒙疆新聞社編寫的《六年來之蒙疆》稱，１９４４年張家口署種植罌粟３０．８萬畝、大同署種植罌粟３９．４萬畝、厚和署種植罌粟９３．８萬畝。張家口近郊的萬全縣，１９４４年“全縣種植竟達５萬畝，涉及１０４個村，２３００多戶”②。至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蒙疆地區的罌粟種植和製毒業仍保持了相當大的規模。

（四）對蒙疆煙毒的揭露與抨擊“日旗所到，毒品隨之。”從１９３１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和１９３７年發動全麵侵華戰爭開始，日本在軍事侵華的同時，喪心病狂地推行罪惡的毒品戰略。由於日偽縱毒政策的誘惑和刺激，蒙疆地區罌粟遍野，製毒工廠林立，蒙疆成為日軍全麵侵華毒化中國人的重要鴉片毒品基地。從蒙疆的罌粟種植、鴉片專賣和毒品加工中，日本侵略者獲得巨額不義之財。而蒙疆地區罌粟種植泛濫。種植和吸食鴉片惡性循環，吸毒人數累年遞增，日偽對蒙疆人民所造成的災難是難以估測的。鴉片毒化了世風，助長了罪惡。日偽統治下的蒙疆，“官方規定鴉片是一種社會必需品，用於宴會、饋贈、節日慶賀等相互應酬活動中”③。“癮君子”的畸形情態與侵略者的獸性交互發作，演成了一幕幕①馬模貞：《中國禁毒史資料》，第１５５８頁。

②王金城：《萬全縣鴉片毒害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張家口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家口文史資料》，第２２輯（社會卷下），第２２４頁。

③王德溥：《日本在中國占領區內使用麻醉毒品戕害中國人民的罪行》，《民國檔案》，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５９頁。

１７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駭人聽聞的屠殺中國人民的慘劇。

日本統治下的蒙疆，煙毒泛濫，毒品走私猖獗，給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禍患。“受日偽毒化侵略，時經八載，同胞中毒之深不可言喻。”①可見蒙疆煙毒危害之烈，影響之遠：一方麵導致中國境內毒品泛濫成災，嚴重危害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麵日本侵略者也在鴉片經營中攫取了巨額財富，日本特務通過交易竊取了大量情報。

隨著罌粟的大量種植，鴉片加工和買賣十分興隆，淪陷區吸食者與日俱增。不僅地主、資本家、官商富戶吸食成風，就連許多貧苦人家也漸吸成癮。

以張北縣為例，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５年，隨著該縣罌粟種植的不斷增多，鴉片吸食者竟占到全縣總人口的３０％左右，其中嗜毒成癮者約占１０％—１５％。１９３９年，張北縣城內開設的大煙館共有１０處。大的設１０至２０個床位，能同時容納三四十人；規模小的有４至６個床位。一般煙館每天約有１００多人光顧。

除此之外，張北縣城內的４２家糧店以及其他的店鋪和大戶人家，都自備煙燈煙槍。吸食時，一個大鴉片吸食３—４次之後，還會把剩下的煙灰喝入腹中，以解煙癮之苦。眾多吸食者精神頹廢，喪失勞動能力，甚至賣兒賣女，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由煙民淪為遊手好閑的遊民。正如張北縣當時流傳的順口溜：“大煙鬼，好吃幹的好喝水，好偷東西好說嘴；好占寬處羅圈腿，男的懶，女的孬，不務正業撈外快。”②日本侵略者在蒙疆地區實行的毒化政策，也是其滅亡中華民族“既定國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盧溝橋事變後，特別是當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擴大到整個太平洋地區後，侵華日軍更是不擇手段地強令占領區的農民擴大種煙麵積，強行以低價收購，高價壟斷配銷，以此籌集太平洋戰爭的軍餉，負隅頑抗。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陳應道曾就日偽在綏遠省托縣種毒獲取高額收入致傅作義的電報中說：“１．托境偽縣公署本年實仗［丈］煙畝３０４頃，每畝須繳出官煙２０兩，共收購官煙６０８０００兩。買價每兩按上中下規定偽幣７至９元，按此數目估計，托縣運往北平，即在不加以精治［製］每兩利得約１０元左右。故敵人在托縣境內之榨取，僅煙土一項，每年即有６００餘萬元之收入。２．煙稅每①《綏遠省禁政座談會記錄》，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藏，綏遠檔案１９４７９２７。

②李桂蘭、楊萬堂：《鴉片在張北的種、吸、禁始末》，《張家口文史資料》，第１３輯，第２２２頁。

１７２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畝６元７角，全縣共收２０餘萬元。”①由此可見，日偽統治者僅在托縣每年通過種毒就榨取６２０多萬元。“日本侵略者利用煙毒這把雙刃劍，在把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大煙鬼’的同時，實現著其侵占中國的狂妄野心。在醉生夢死的煙毒掩蓋下，日本侵略者一方麵製造著荼毒生靈的罪惡淵藪，一方麵滿足著侵略者掠奪占領的強盜欲望。日偽在蒙疆實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精神上侵華、徹底滅亡中華民族的侵略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②為蒙蔽國際輿論，欺騙占領區人民，日本侵略者及其培植的傀儡政權也曾實施過所謂的“禁毒政策”，並且炮製了一些“禁煙法令”，諸如鴉片法、關於加強查緝違法毒品訓令稿、禁煙辦法大綱等，但其目的都是為了明確日偽經營鴉片的壟斷權。“日偽政權所謂的禁煙，實際上是取締私人經營鴉片，根本不是要禁絕煙毒。禁煙醫院，名曰戒煙，實際上是訛詐煙民的拘留所。至於所說的戒煙所，實際是賣煙所。美妙的謊言，掩蓋不了日偽在中國瘋狂縱毒的滔天罪行。”③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內政部曾對日偽統治下的蒙疆煙毒進行過多次揭露，以尋求國際正義力量的支持。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６日國民政府軍委會辦公廳報告說，綏遠日本人在偽蒙疆區域大量種植鴉片。１９４１年，“僅就綏遠之歸、薩、包、托、清五縣論，即種植６０萬畝……所產煙漿均由日寇收買，嚴禁私自買賣，違者處死刑。其專事收購煙土機關，在偽厚和市設總清查處……各縣城鎮設經理處，每畝水地收購百五十兩，旱地每畝收購百兩”④。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６日，國民政府內政部禁煙委員會關於日偽在托、薩兩縣毒化情形致外交部電說：“案準東北挺進隊總司令部政治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政字１１７８號條代電開：‘查今春三月間托、薩兩縣之偽政府即規定種罌粟之田畝，減賦２／３，並在托縣設立俱樂部９所，薩縣設立１１所，以售賣鴉片、海洛英、紅丸、白麵、嗎啡針為主務。……此外，更規定①陳應道：《陳應道就敵偽在綏遠省托縣種毒獲取高額收入致傅作義電》，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１９４１１２０８。

②張同樂：《日偽的毒品政策與蒙疆煙毒》，《史學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９期，第６６頁。

③同②。

④馬模貞：《中國禁毒史資料》，第１５４５頁。

１７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民眾宴客須以鴉片為應酬必備之物品，逢節遇慶以毒品為饋贈之禮物……由此可見，暴敵對淪陷區之毒化情形矣。’”①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６日，重慶《中央日報》興集２４日電、同年山西省政府寅銑代電報告及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報告也說：“１９３９年，晉北各地區共種罌粟１萬餘畝，產煙１７０５００餘兩。１９４０年大同、陽高、天鎮、懷仁、山陰、朔縣、渾源、左雲、右玉、平魯、廣靈、靈邱等１２縣，共種罌粟１６萬餘畝，產煙１２９６５５兩。１９４１年種區及種植畝數與１９４０年略同，但產量則至２３６９４００餘兩。１９４２年日本人又明令劃定介休等２６縣為種煙區域，強迫人民普遍施種，僅太穀一縣……每年勒收煙稅２００餘萬元。各村煙鋪林立，大量銷售鴉片及料麵、金丹等毒品，人民吸用煙毒者達５０％以上，甚至９歲以下之兒童亦有出入煙毒店。至偽組織中縣長以下人員，竟有８０％吸食煙毒。”②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４日，國民政府內政部關於日本在察哈爾毒化情形致外交部電文說，“案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本年７月午陷代電開：據冀察戰地黨政委員會分會報告：１．察哈爾省敵以鴉片為收入大宗，強令各縣普遍播種，設清查署以統製之，清丈煙地，視察煙苗，征收煙稅，收買煙土等，均歸該署負責管辦，除懷來一縣尚未普遍種煙外，其他各縣均設分署，實施統製，其清查人員均係日之浪人及東北之無賴，營私舞弊，蠻悍無理。民眾均痛恨入骨。張垣及各縣城大市鎮，均設有鴉片配合所，由清查署授以４角５分之煙泡，轉給各配合所加價６角分售。２．其大批煙土，偽政府以官價４元至８元收買，航運上海售價４０元之巨”③。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國民政府內政部關於日本在山西提倡種煙一事致外交部電文稱：準山西省政府本年６月２０日第２９９３號代電，以據報中陽、離石兩縣交錯區人民，毀麥種煙者甚多。查種煙苗，原係敵人提倡，奸偽遂借機極力鼓勵包庇，凡種煙者每畝發給銀幣６元，“收煙時每畝以１０兩征收，一般無知人民均圖一時之利，爭先播種。等由。除複請轉飭查禁並呈請軍事委員會轉飭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設嚴禁外，相應民請將本案毒化情形譯轉國聯，以①馬模貞：《中國禁毒史資料》，第１１５０—１５５１頁。

②同①，第１５７７—１５７８頁。

③《國民政府內政部關於日本在察哈爾毒化情形致外交部電》（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４日），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檔案１２２８４０１。

１７４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彰敵人罪行為荷”①。

侵華日軍“推進毒化政策情形日益嚴重，蔑棄人道主義，違反國際公約，凶頑殘狠，實所僅見”②。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也對日偽統治下的蒙疆煙毒進行過多次揭露，並領導抗日軍民進行過多次禁毒鬥爭，沉重打擊了日偽的毒化政策。一些敵後抗日根據地報刊發表文章認為，在艱苦抗戰、爭取民族解放的緊要關頭，禁絕鴉片的運動，應當用堅持抗戰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的決心與努力來進行。日本侵略者“一方麵是用飛機大炮的狂轟爛炸在殘殺我同胞，滅亡我國家，同時還用鴉片白麵的私販偷運來毒害我同胞，滅亡我種族；前者是我中華民族生存的大敵，非全力抵抗不可，後者也同樣是我中華民族生存的大敵，非全力禁絕不可。我們要求得民族的生存，不但要從日本侵略者凶殘的屠殺中解放出來，同時也要從它惡毒的謀害中解放出來”③。“禁煙與抗戰同樣是民族解放的鬥爭。”④禁毒鬥爭是一種全麵性，民眾性的鬥爭，要動員廣大的民眾來共同努力。

總之，鼓勵種植鴉片和製毒販毒，是日偽控製“蒙疆”經濟、掠奪“蒙疆”財富的重要舉措。在日偽統治之下，蒙疆經濟墜入殖民地深淵。

對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蒙疆毒品問題的研究，有益於從更深層次上認識和剖析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亡我中華的狂妄野心。

第三節日偽在華北的掠奪與開發一、物資統製與經濟掠奪實行物資統製，在華北進行經濟掠奪，為侵華日軍提供戰爭物資，是華北偽政權施政舉措的重要方麵。

①馬模貞：《中國禁毒史資料》，第１５７２頁。

②同①，第１５４５頁。

③同①，第１６０８頁。

④同③。

１７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了《支那事變處理綱要》。在這個《綱要》中，日本政府確定了關於華北經濟開發的根本方針，明確提出“華北經濟開發的目標在於，加強日滿經濟的綜合性關係，以確立實現日、滿、華提攜共榮的基礎”①。使中國當地資本和日方的資本和技術結合起來，開發擴充經濟的各個部門，設法維持秩序、安定民眾生活，並有助於擴充日、滿“兩國”的“廣義國防生產力”②。為實現這一目標，日軍在侵占北平後，在經濟上，或者野蠻地直接搶掠，或者進行掠奪性的強製開發。

１９３８年４月，日本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寺內壽一與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委員長王克敏簽署協議，規定“因軍事上的需要，得由日軍華北最高指揮官，對於交通、通訊及航運等加以管理”。而實際上日軍實行軍事管理的範圍要比上述規定大得多，北平的工商業，不論公、私營，隻要日軍認為必要，就以軍事管理的方式霸占，對該企業的財產享有絕對支配權。１９３８年４月，日本在北平成立華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隨後又相繼成立了華北交通、汽車、發電、煙葉等一批子公司，控製了北平和華北各地的經濟命脈。日軍強行霸占的企業有華商電燈公司、石景山煉鐵廠、長辛店機車修理廠、清河製呢廠等。華北鐵路上的全部設施均被日軍當作“戰利品”占為己有，其中有鐵路工廠１０個，機車３００餘台，客貨車４６００餘輛。日方開設的企業，有些是靠掠奪中國的場地新開設的，如北京鍛造株式會社、琉璃廠水泥廠、厚生橡膠廠等；有些是以“合辦”為名強行霸占的，如燕京造紙廠、永增鐵工廠、東安市場、東來順飯莊等。所謂“合辦”，多數是日本人不出分文或出少量的錢“收買”企業的部分股份，然後操縱企業的經營，攫取企業的利潤。

在農產品統製方麵，為加強對華北農產品的掠奪，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頒布了《實業部關於棉花輸出許可暫行條例》，該《暫行條例》規定，“棉花非經實業部總長之許可，不得輸出”③。也就是，未經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的批準，不許將棉花運出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管轄地域以外。凡違反規定“輸出或將輸出者，處以３年以下徒刑或１萬元①《日本內閣閣議決定“支那事變處理綱要”》（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大案資料選編·華北經濟掠奪》，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７５頁。

②同①。

③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編：《實業公報》，第６期，第６頁。

１７６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以下之罰金，但其交易目的物之價額超１萬元時，罰金為其價額之３倍以下。

有前項之情事者，其輸出或將輸出之物品，為犯人所有或持有者，得沒收之”①。上述處罰由各級法院執行。

在金融統治方麵，日本侵略者強製發行毫無儲備的不兌現紙幣“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兌換券”即“聯銀券”，並強行規定其為惟一通貨，禁止其他一切貨幣的流通，使得“聯銀券”成為掠奪民間財富、支撐日偽統治和進行侵略戰爭的財政工具。１９３９年２月６日，偽臨時政府財政部公函稱：“查舊通貨流通期限將於３月１０日截止，為便於人民兌換起見，凡未設銀行之各縣，由友軍協助縣長設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票兌換所，各縣公署如有友軍之指示，得向附近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分行借用所需資金，即行開始兌換。除分電各省公署轉飭各縣長知照與當地友軍接洽辦理，並將開始兌換日期呈報備案外，相應谘行貴部查照。”②此公函由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財政部長汪時瞡簽署。由此可見，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通過聯合準備銀行發行“聯銀券”，實現了對華北淪陷區的金融壟斷。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４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財政總長汪時瞡在關於《臨時政府成立後之財政》廣播講演詞中稱：“關於安定金融方麵，自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成立後發展極速，信用日增。中聯鈔票推行內地各處，其發行額超過２萬萬元。同時市麵舊有各種通貨，業已一年期滿，分別禁止流通。就幣製說已達完全統一。”③“聯銀券”的迅猛發行，引起物價飛漲，日偽政府還不斷搞些五花八門的“獻納”運動，比如“獻金”、“獻機”、“獻木”、“獻袋”等，使華北人民苦不堪言，掙紮於水深火熱之中。

１９４０年３月，“華北政務委員會”成立之後，進一步加緊對華北實行物資統製與經濟掠奪。“華北政務委員會”發布了一係列統治經濟的訓令。如１９４１年３月８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總署發布《華北建築統製要綱》，訓令各建設工程局、各工程局遵照執行。

華北偽政權同時還通過對農產品的控製，對華北實行經濟統製與掠奪。

①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編：《實業公報》，第６期，第７頁。

②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彙編》第５輯第２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４６頁。

③《財政總長汪時瞡關於“臨時政府成立後之財政”廣播講演詞》，《政府公報》，第７１期。

１７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華北地區逐步淪為日本帝國主義“以戰養戰”的原料產地。

日偽首先是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如天津特別市對糧食、煤炭、金、銅、鐵、鋼材、鋁、鹽酸、布、皮鞋、紙、豬鬃、火柴等戰略物資嚴格禁運，不準上市交易，一律征作軍用，或運回日本，或供在華的日本侵略軍使用。為此，還設立了“內線”、“外線”和“水上”等檢查所２３處，以控製出市的各種物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的擴大，各種軍用物資需求量激增，日偽的掠奪和搜刮也隨之加緊。為此，偽市政府設立了“聖戰獻金運動總會”、“收集銅鐵委員會”等專門機構，開展了“獻金”、“獻銅（鐵）”運動，強令市民（包括中小學生和幼兒園的兒童）無償捐錢和交納銅鐵。偽市政府規定，“每戶最少獻廢金屬２件或錫紙２０張”。有的地方派出保甲人員，挨戶搜索，見有銅、鐵就強令交獻，連新婚婦女的陪嫁物品上的銅飾、銅鎖，小學生的銅墨盒、銅筆帽都不放過。關於“獻金”運動，偽市政府規定：“所有本署及各機關公務員，月薪在５１元以上者一律按原薪額三成為一次獻金”，“各公、私立學校所有校長及教職員，均應按照本俸獻納百分之一”，“專科以上學生每人獻納１元，中等學校學生每人獻納５角，小學生及幼稚園兒童每人獻納１角”，普通居民“以１人１元為最低限額”。據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和１９４２年２月統計，計搜刮銅６０多萬公斤、鐵４１萬公斤、錫紙１５０００多張。僅一次“獻金”就從市民和工商企業手中掠走偽幣３００多萬元。天津特別市偽市長溫世珍親自搜刮自行車３９０多輛獻給日本侵略軍。另外，還采取攤派、增加捐稅和漲物價等手段搜刮錢財，以充軍費。據不完全統計，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日偽從天津榨取了偽聯銀券４．４億元之多。

其次是為掠奪更多的物資，對糧食、棉布、糖、燃料等強製推行配給、統購製度。特別是對糧食控製更嚴。從市到區都成立了“糧食配給統製事務所”，還鼓吹使用“雜合麵”。偽市政府指令全市市民均應暫停用大米及白麵，改食雜糧，強令提供劣質雜豆、高粱、玉米等２４０００包，混合磨麵，交各糧店發售。

偽市政府規定“無論大人、老人、小兒，每人一律配給麵粉１市斤、高粱２斤７兩、穀子１斤８兩、綠豆１斤１４兩，計１２斤１３兩”（斤１６兩製）。對天津南郊盛產的小站稻，既不允許買賣，更不允許人民食用，一律收歸“軍用”，對買賣或食用的，以“經濟犯”罪名抓捕。

最後是對某些戰備物資，以“軍管理”的辦法統製，並建立了“華北纖維統１７８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製協會”控製華北地區的棉花，建立“火柴聯營社”控製了火柴的生產和銷售等，還強行接管了永利堿廠、久大精鹽公司等企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沒收了英、美等國在津辦的工商企業。還建立了５７個“機械廠”，直接生產槍、炮、火藥等軍用物資。

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華北日偽政權通過掠奪性實業開發計劃，開辦了許多工廠，進行了不少開發。因此，產生了一種觀點：日偽在華北淪陷區的經濟開發，客觀上影響了華北的工業化進程。

從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９年，日本對華北經濟實行全麵統製，華北淪陷區殖民地經濟體製正式形成。日本內閣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底製定了《華北經濟開發的根本方針》，一方麵以武力強行軍管的方式霸占了華北交通、能源和通訊等基礎產業，煤、鐵、鹽、棉等重要資源產業，委托興中公司和日本有關殖民財團進行統製和恢複經營；並且強行軍管了中國海關，剝奪了華北海關關稅與鹽稅自主權，強製修訂了統稅，建立起殖民主義的稅收財政體製；同時還扶植起日本殖民銀行卵翼下的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通過偽金融統製機關對華北實施貨幣金融統製和掠奪。另一方麵，在霸占、劫掠華北原有資產及實行國內資本總動員的基礎上，於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７日建立起對華北經濟實施殖民統製和掠奪的華北開發公司，從興中公司手中逐步接收並實現了對華北全部國防基礎產業和重要資源產業的全麵統製。在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１年底形成的《華北產業開發第一次五年計劃》（修正案）中，規劃了日本對華北實施大規模經濟“開發”和掠奪的方案。到１９３９年底，華北基礎產業和重要資源產業資本總額的８５％以上、輕工紡織行業資本和生產能力的５０％—９０％被日本所壟斷，“日本在華北占領區的殖民經濟統製體係已正式形成”①。

從１９４０年初到１９４１年底，由於歐戰爆發後日益緊張的國際形勢和日軍戰略物資來源範圍日益縮小，日偽對華北國防基礎產業和煤、鹽、糧、棉等重要資源產業實施大規模重點“開發”和掠奪。日本對華北產業投資金融占投資金融的７０％以上，使華北交通港灣航運、通訊和發電能力迅速恢複或超過了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水平，發電能力達到戰前的１５０％，為日本此後在華北大規模地“開發”掠奪戰略資源打下了基礎。在重要資源產業的“開發”與掠①居之芬、張利民主編：《日本在華北經濟統製掠奪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７頁。

１７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奪上，煤炭、鹽和棉花是日本大規模掠奪的重點。“到太平樣戰爭爆發前，華北煤、鹽、鐵礦石產量和輸出量分別比戰前擴大了６４％、６８％和２倍以上，但糧棉生產雖有所恢複，卻始終未達到戰前水平，小麥隻及戰前產量的８成，棉花隻及戰前產量的５成。”①從１９４２年初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日本大力推行建立“大東亞經濟共榮圈”的狂妄計劃。為充分發揮華北作為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的作用，１９４３年７月，日本開始強行實施《基於黃海渤海地域國土計劃之華北產業建設要綱》（１９４３—１９５７年），通過實施五次“強化治安”運動，大規模“掃蕩”、“清剿”和“三光政策”，來擴大偽治安區。在這一階段，日本在華北的產業“開發”和掠奪計劃仍能得以較快實施，對華北煤、鐵、鹽、棉等重要戰略資源的“開發”和掠奪量基本上也是持續恢複和上升。

從１９４３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抗日戰爭勝利，由於戰局逆轉，日本敗局已定，日本實施內線決戰體製，企圖鞏固以黃海、渤海及其附近地域為核心的最後決戰國防經濟圈，即退守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日滿華經濟共同體”的“基本生存圈”內。此時，華北在“生存圈”中的經濟地位尤顯突出，日本對華北的經濟統製掠奪也達到瘋狂程度。隨著《基於黃海渤海地域國土計劃之華北產業建設要綱》的實施，日本侵略者不顧華北資金、器材、糧食與人力資源均嚴重匱乏的惡劣現實，堅持瘋狂開采與掠取華北重要戰略資源，在華北急速發展小鋼鐵工業，為減輕長途運輸的壓力，還緊急設立了一批小型重化工加工業，將此前華北向日本、偽滿洲國等地輸出工業原材料，轉為輸出成品、半成品，致使華北的所謂國防產業及其代表———華北開發公司在最後崩潰前夜卻呈現出畸形膨脹的瘋狂態勢。與此同時，日本對前期曾準予自由經營的全部輕紡行業及商業也實行大規模“整頓”、削減與兼並，使之完全置於其嚴密統製之下，並對國防重要資源、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等全部生產和生活物資之產、供、銷、輸入、配給實行了全麵的法西斯統製，隻保戰爭、軍隊與僑民之口糧與原料供應，置華北廣大民眾的生死於不顧，故遭到了華北人民的強烈抵製、反抗與抗爭。在八路軍和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猛烈的反攻打擊下，日本在華北的統製經濟最後崩潰。

①居之芬、張利民主編：《日本在華北經濟統製掠奪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７頁。

１８０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日偽的統治和掠奪，使華北地區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導致華北的民族工業大批破產。在日本戰敗前夕的１９４４年，日本更是不顧一切地搶掠物資，以補充日見枯竭的戰爭物資，從而加劇了華北民族工業倒閉。如天津的自行車製造業，由於日軍進攻中原地區需用大批自行車，１９４４年４月，日本出動軍隊查封了天津６大車行的全部存貨，勒令自行車業公會“協助大東亞聖戰”，強行購車１５０００輛，隻給１％的價格，完全是搶掠。經過數次搶劫，天津的自行車業一蹶不振，數家自行車行相繼破產倒閉。日本還以種種借口強迫各地民族企業進行“獻金獻機”運動，不僅紡織廠等要拆毀三分之一的金屬設備以“獻納”，就連民間的銅鐵雜物，如銅招牌、鐵牌坊、鐵門窗、香爐蠟台、公園的鐵欄杆和鐵門等皆被掠充作軍需物資的原料，這更加速了華北民族工業的破產倒閉。據不完全統計，臨近１９４５年的青島，共有１１００家左右工廠企業，其中２００多個完全停產，近５００家產量大減，其他或為中日合辦，或被日商企業所控製，成為其加工廠。中日戰爭後期，由於日本瘋狂的摧殘掠奪和法西斯統治，華北民族工業已完全陷於絕境。

誠然，日偽在華北進行了不少經濟開發，辦了不少工廠，開了不少礦山，修了不少鐵路、公路，推廣了一些農業技術和良種種植，但其目的是“以戰養戰”，掠奪支持侵華戰爭的資源。盡管蜜蜂盜蜜客觀上會導致果實豐實，但是，“盜”終究是“盜”，隻有不明事理的被盜者才可能感覺因盜而“歪打正著”，因盜而得福，進而替燒殺搶掠的強盜開脫罪責。由這一問題上產生的種種爭辯，昭示有識之士和愛好和平的人們：新時代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在青少年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華北偽政權參與掠奪勞工、華工，給華北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由於戰爭的發展，日本國內勞動力嚴重不足，中國境內一些戰略物資要擴大生產（如各種礦山）也需要大批勞力。華北偽政權組織成立了“華北勞工協會”、“華北滿洲蒙疆勞務聯合會議”等組織，動用偽軍警和幫會、漢奸、流氓，在華北各地誘騙、抓捕大批青壯年“華工”，經天津運到日本國內或中國東北地區，以及南洋各地戰場、礦山、碼頭，從事各種勞役。被抓走的華工失去人身自由，承擔極其繁重的勞動，生活條件低劣，備受虐待，許多人因勞累或凍餓而死，不少人被無辜殺害。如“劉連仁，中國山東高密縣草坡鄉一位普通農民。１９４４年春天的一個早上，他啃著一塊幹糧，披著一件妻子還沒來得及縫上領子的棉１８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襖出門，被偽軍叫到了村公所，隨後被日本兵押解到青島，同８００名同胞一起被裝入船艙，運往日本北海道的一個礦山做苦工”①，劉連仁不堪忍受虐待，逃入北海道冰天雪地的山林，過了１３年“穴居”生活。被掠勞工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部血淚史。

二、日本對華北煤炭資源的掠奪與開發———以井陘煤礦為例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對華北煤炭資源進行了大肆掠奪，以應對其發動侵華戰爭後國內煤炭資源的異常匱乏的狀況。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內閣曾多次“商討對策，當時的《中央日報》對此有如下報道：‘日本煤炭缺乏，已至電力供給不敷應用，此種情形，遷延不決，已非一日，日本內閣於本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連續開會三次，討論結果業已決定，即準許外國煤炭入口，作為緊急補充之計，同時商工省當局與各煤販代表，尤其是三井、三菱兩大會社代表，經長期磋商後，各代表已應允加緊接濟。’”②在此情況下，日本為彌補煤炭資源短缺，確保戰爭對煤炭之需，製訂了詳盡的“開發”計劃，加緊掠奪華北的煤炭資源。以下以井陘煤礦為例進行探討。

井陘煤礦地處河北省境內，是日本急需的強黏結性煤的主要掠奪地之一，亦成為重點“開發”的煤炭資源的地區。

（一）製訂“開發”計劃早在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日本滿鐵經濟調查委員會便在深入調查井陘煤礦的基礎上形成了《關於興中公司經營井陘炭礦的收支預想調查》，其內容主要是關於井陘礦務局被興中公司收買並經營的預想，以及由此製訂的四個方案，“第一案：在津井鐵路完工後向八幡③輸送５０萬噸。第二案：在津井鐵路完工後向八幡輸送１００萬噸。第三案：在津石鐵路完工後向八幡輸送５０萬噸。

第四案：在津石鐵路完工後向八幡輸送１００萬噸”。④這個《預想》考慮津井、津石鐵路修成通車後，從運費、產、銷價格等方麵①趙冬苓、李九紅：《未被審判》，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５頁。

②胡海香：《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統製下的山東煤炭業》，碩士學位論文，曲阜師範大學，２００３年，第９—１０頁。

③八幡是位於日本福岡縣的重化學工業地區。

④滿鐵、經濟調查委員會：《興中公司經營———井陘煤礦收支計劃》，昭和１１年１１月，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９５１８４。

１８２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對四個方案進行量化比較，計算出各個方案給興中公司帶來的利潤率，以便其選擇最優方案。並且，興中公司還將井陘粉煤與開灤粉煤的質量成色及在天津市場的價格進行了比較，並同八幡渡的煤炭市場價格進行比對，以確定開發炭礦的標準是否妥當。經滿鐵經濟調查委員會調查，用滿洲化學工業庫存的井陘煤礦的粉煤同與其平衡值相近的八幡庫存的開灤煤礦的粉煤進行比較後，得出井陘煤礦粉煤在水分、揮發油、固定碳素、發熱量方麵均優於開灤粉煤，隻在灰粉與硫黃兩方麵稍劣於開灤粉煤，且井陘粉煤的價格在天津市內的價格要低於開灤粉煤及八幡的粉煤價格，所以日方認為井陘煤礦是華北最適宜其開發的煤礦。

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在日軍對井陘、正豐煤礦進行軍事保護管理以後，菅波豐一行受興中公司的命令，於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２月上旬對井陘、正豐礦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並製作了調查報告書。該報告書對兩礦的位置及交通、煤礦的采掘（采煤、坑內運輸、坑道支柱、填充及排水、通風設施）、坑外設備（坑外搬運、選煤設備、鍋爐、工場、發電所及配電線）、工人的福利設施等方麵做了詳盡的統計。其中在以下幾方麵作了特別說明：第一，關於井陘、正豐炭礦的采煤方法。井陘礦的煤炭共有五個煤層，其中因第三層煤的厚度僅為五公寸，所以隻開采一、二、四、五層；第一層的煤層高度為０．６—０．９米，在第二層煤層上麵７米的位置，故兩層同時開采，但每隔６０米的距離，便在第二層的坑道用豎坑進行聯絡，為了不讓煤質變硬，采用爆破後用手工采掘的方式；第二層的煤層高度有０．４—０．５米及１．０—１．１米兩層，中間有０．２３米的夾硬部分，采掘方式為炭柱式，煤質稍堅硬時，使用爆破然後手掘；第四層的高度為１．０—１．９米及０．４—０．６米的兩層，中間有０．４—１．０米的夾硬部分，一般采掘上下兩層，開采方式用炭柱式；第五層的高度為７．０—８．０米，由於此層的岩石為頁岩，煤層並不結實，故在采煤方法上有兩種方式：一種為炭柱式自然崩落式，另一種為手塞填充式，若煤礦硬度一般，除用手掘外也使用黑色火藥。正豐礦采煤層也為一、二、四、五層；采煤方法總體上使用炭柱式加部分回采式，炭柱大小約為２０米，坑道為雙線式坑道；第一層與第二層同時采煤，全片坑道通過第二層建造的暗井，使第一層的煤落入第二層坑道；第四層煤質為中硬度，所以采掘時先起出中硬部分，然後用手塞填充法采掘下層部分；第五層的采掘分三段，用黃土填充或各處分別用手１８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工塞填。

由調查資料可見，井陘、正豐煤礦被日軍占領以前，兩礦所采用的采煤方法以炭柱式塌陷法為主，輔以黃土充填法。雖充填法的優勢很多，但無法采用時，“井陘煤礦不得不仍采用炭柱式塌陷法”①。

第二，關於井陘、正豐兩礦的搬運、排水、通風的基本設施。井陘礦主要有南井、北井和新井。主要坑道到采掘場的運輸基本使用手推，此外“在新井還配有１００匹馬匹進行運輸，另有１２６７輛Ｕ型鐵製煤車、７台坑內卷與３台壓縮機；在排水方麵，坑內各處湧出的水使用小型電泵、空氣壓縮泵或是手壓泵汲取。並將其通過主要坑道的排水溝，導入主要水泵座，主要水泵座位於北井及新井的坑底，其中新井１台、北井４台，並以蒸氣筒向坑外排水，另有輔助水泵電動式１５馬力至３０馬力的機器５台及空氣壓縮式１１台；在通風方麵，在排氣豎坑裏設置了２台蒸汽風扇作為通風機，風量分別為６０００ｍ３／分鍾和２０００ｍ３／分鍾，平時運轉６０００ｍ３／分鍾的風扇。在正豐礦主要有一號、二號和三號井，坑道內的搬運除主要坑道裏使用３０匹左右的馬之外，全部使用人力，還沒有使用機械力；排水方麵，正豐礦坑有內排水用的蒸汽泵５台和電動輪機泵２台，其中２台蒸汽泵為常用排水設施；通風設施方麵，三個豎井坑口都安裝有蒸汽力運轉的風扇，風力為３０００ｍ３／分鍾”②。

第三，關於井陘、正豐兩礦的坑外搬運及煤的選洗。１９３７年，井陘礦將坑外車道的軌寬改為１米，並使用火車頭與北井、新井之間連接運輸；還在北井和新井各設置一台篩機與手選帶組合選煤機，且在南井附近配置了兩台１０噸／小時的水洗機。而正豐礦均有雙軌式鐵軌和鐵製煤車通往三個主要坑道口，煤車數量為７７９輛，可使用５３９輛；選煤廠配有發動機１台、選煤機２台、手選帶２塊、翻鬥機５台。

第四，關於井陘、正豐兩礦工人的福利設施方麵。在被日軍占領之前，井陘礦為煤礦員工提供免費宿舍、自來水、電燈及燃料；並配有俱樂部、運動場等設施；設有容納２００名學生的小學；有能同時容納３０名患者的醫院；並有消費社解決工人的生活之需。

①楮保三：《井陘煤礦八公尺厚煤之兩種采法及其優劣》，《北洋理工季刊》，１９３４年第４期。

②王瑛：《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間日本對井陘煤礦的掠奪與“開發”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８年，第２２頁。

１８４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在對井陘、正豐煤礦做了詳盡的調查之後，侵華日軍根據煤礦製訂了一套“開發”計劃，即《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井陘、正豐事業運營計劃案》（以下簡稱“計劃案”）。“計劃案”分為七個部分，分別是：“一、井陘煤炭資源的調查；二、煤炭開采量的生產計劃；三預計收支；四、盈利額分配方案；五、獎金計劃書，其中包括所需獎金調查、獎金周轉、既出資金；六、與煤礦相關的支出費用部分；七、石門骸炭工場的相關部分。在這七部分中，日本詳細的計算出了井陘、正豐煤礦的煤炭埋藏量、可采量及營業年數，並對占領後井陘、正豐煤礦的年產煤量做了計劃；計劃中還對礦區設備進行了評估、折舊費用的計算以及對新事業費做了詳盡的預計，以備‘開采’更多的煤炭資源。”①日本占領者對井陘、正豐礦區可采煤量及作業年數做了詳細的估算。日方推測井陘礦的可采煤量為３９２４萬噸，如果按１９３８年度開采煤炭量為４０萬噸，１９３９年以後煤炭開采量為１００萬噸計算，則１９３８年後，井陘煤礦可作業年數為３９年；推測正豐礦的可采煤量１８２４萬噸，如果按１９３８年開采量為１０萬噸，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０年的開采量均為３０萬噸，１９４１年以後的煤炭開采量為４０萬噸，則正豐礦的可作業年數為４６年。並且日方還打算在井陘、正豐煤礦的壽命完結、停止作業後，將從未開發區域增加出煤量２００萬噸。但日方在計劃中也提及“為了維持這樣的出煤能力，滿足現在的設備，還需要最新的開發設施”②。所以計劃的重要一部分便是“煤礦相關的支出費用部分”，其中將占領後開采煤炭所需修複的原有機器設備的費用及增添新的機器設備的費用都做了詳細的計劃，以滿足其對井陘、正豐煤礦充分而迅速的開發。

日軍的最終目的就是將井陘、正豐兩礦的煤炭資源掠奪殆盡。

到了１９３９年，日本又製訂《井陘炭礦株式會社事業計劃案》和《井陘炭礦株式會社事業計劃參考表》。其中，“計劃案”中包括：１．事業計劃（計劃概要、煤炭開采量生產計劃、預計收支）；２．企業費用預算（現有設備及礦區評估額、新事業費預算、流動資金預算）；３．預計收支（計劃收支、獎金勘定、盈利額分配方案）；４．資金計劃（所需資金、資金分配）。“參考表”則主要對１９３９—①王瑛：《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間日本對井陘煤礦的掠奪與“開發”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８年，第２３頁。

②井陘煤礦股份有限公司：《井陘煤礦業務報告書》（１９３９年８月２日），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９０１６８。

１８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１９４１年間井陘、正豐兩礦經營所需的事業費、收支預想及利益金分配按年份做了詳細規劃。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１日，日方列出了《昭和十七、十八年度（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事業主要目標及計劃案》，１９４４年又列出了《井陘煤礦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計劃表》。

在日本侵占井陘煤礦的８年中，侵華日軍緊隨當時的戰爭形勢，製訂出“周密”的掠奪煤炭計劃，並按計劃實施“開發”，以滿足侵略者的煤炭需求。

（二）“開發”計劃的實施七七事變後，日軍攻占石家莊後迅速占領了井陘、正豐煤礦。日本軍方還接管了井陘礦務局和正豐煤礦在煙台、石家莊、北京、天津、塘沽、保定等地的辦事處，並由興中公司受托管理。在對井陘礦務局及正豐煤礦公司職員的處置上，日軍采取了“我公司希望他們能夠為我公司服務，我們將其錄用為我公司的職員，且薪水不低於事變前的水平”①的方式，並迅速恢複生產。

“井陘坑內的設施也於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０日以後，由８００—１０００名員工進行維持，隨時都可以出煤作業，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末礦區治安完全得到恢複”②；“正豐煤礦於１９３８年５月９日，正式被軍隊接管後，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著手修複荒廢的坑道，完成了正式出煤的準備”③。在一切工作就緒後，日軍立即實施其“開發”計劃，掠奪井陘、正豐礦的煤炭資源。

從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在井陘煤礦共采出煤炭８２７．８４５萬噸。而從１９０８—１９３６年，井陘煤礦２９年間的煤炭產量也隻有８１２．８８萬噸④。日本用８年的時間挖掘了比井陘煤礦以往２９年還要多的煤炭資源，其掠奪之巨由此可見。

首先，掠奪式開采。從日本對正豐礦的開采方法來看，在１９４３年３月的《正豐采炭所概要》中記載，日本對正豐煤礦的采煤方法，是“以殘柱式為主；對於以往的炭柱式，正在計劃使用；不久之後也將采用長壁式采煤法，目前根①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井陘煤礦株式會社案參考附書》（１９３９年４月），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７２１５５。

②井陘煤礦股份有限公司：《井陘煤礦業務報告書》（１９３９年８月２日），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９０１６８。

③《河北省井陘縣正豐煤礦業務報告書》［文件時間不詳］，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７８１６０。

④康貴春：《井陘礦區誌》，北京，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０５頁。

１８６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據計劃正在準備”①。所以，可以推斷，從１９３７年日軍占領井陘煤礦到１９４３年，其采煤方法均以殘柱式為主，而這種采煤方法投資少，出煤率高，充分利用勞動力，但缺點則是危險性大，丟棄的煤多，實際上是掠奪式開發，因此，日本能夠從井陘煤礦掠奪８２７．８４５萬噸煤炭資源的原因之一，便是采用勞動力密集型的高出煤率采煤方法。

其次，拚設備，追求高產。從日本對正豐礦的坑內搬運、排水、通風等設施來看，主要坑道內的搬運方法還是采用手推或馬匹運送，但是在“坑內主要坑道鋪設有１５公裏的鐵軌，主要是坑內煤車使用”，所以相較於占領前坑內毫無機械力的狀況，這無疑加速了日本對煤炭的快速外運。在排水設施方麵，由於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３日，正豐一號井在掘進過程中，發生透水，將礦井全部淹沒，一號井從此停產。為了維持原有的產量，從１９４２年７月到１９４３年２月，日本占領者連續開鑿了東斜井、北斜井、南斜井、周斜井（後稱四礦）。在日軍留下的文件中提到“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３日，掘進過程中坑道中出現湧水，水量甚大。出現湧水後不到十日，坑道被水淹沒。因此，豎坑不得不暫停出煤。

作為解決措施，礦方決定在正豐礦區的低處區域開鑿新礦口。礦方著手在舊坑的低處區域采掘，采掘進程順利，至１９４３年３月，平均每月出煤９７３噸”②。

日軍占領前正豐礦坑內有排水用的蒸汽泵５台和電動輪機泵２台，其中２台蒸汽泵為常用排水設施。但據史料記載，到１９４３年正豐礦坑內所用的排水蒸汽泵共有５台，電動輪機泵共有９台，雖在數量超過被占領前，但是５台排水蒸汽泵全部被水淹沒在正豐一號井坑底，電動輪機泵中，有２台被水淹沒在正豐礦五段，有２台被水淹沒在第一段二層，有１台被水淹沒在第二段二層，有１台被水淹沒在第四段西部，隻有周家坑的２台用作備用設施，僅有１台常用的電動輪機泵則安置於南斜井五層，而這一台電動輪機泵也是安裝於１９４２年７月以後。由此可知，正豐礦的原有礦井已被日軍破壞殆盡，為了提高煤炭開采量，隻有迅速開掘新礦井來滿足侵略需求。從通風設施看來，日軍占領前正豐礦三個豎井坑口都安裝有利用蒸汽力運轉的風扇，風力為①井陘煤礦股份有限公司：《正豐采煤所概要（作業）》（１９４３年３月３１日），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９６１８９。

②井陘煤礦股份有限公司：《正豐采煤所概要（社員事情）》（１９４３年３月３１日），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９６１９４。

１８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３０００ｍ３／分鍾；日軍占領期間，風扇的數量增至４台，但是僅在三號井坑外安裝有１台風力為３０００ｍ３／分鍾的蒸汽力拉托型風扇；其餘３台中均為電力局部風扇，其中有１台安裝在南斜井第二層局部開鑿坑道，有２台分別安裝在周家坑第二層及第四層用以采礦。所以，日軍占領期間的通風配置設施亦不如占領前，而通風狀況不好，則不利於瓦斯的排出。追求高產量，拚設備，不管礦工死活，造成礦難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再次，增加部分機械設備，提高煤礦裝運效率。日本占領時期，從正豐礦的坑外運輸及煤的洗選情況看，自坑口到儲煤場的距離為１１００米，運送方法上使用馬匹；自儲煤場到裝貨場的距離為２００米，使用翻鬥車；此時，鐵軌已延伸至坑內主要坑道１５公裏，並配有鐵製和木製炭車共５８９輛。比戰前有所改進的是裝貨場的裝貨設備，“日本占領期間，在裝貨場安裝了底卸式貯料機和鏟煤機。底卸式貯料機的用法是將煤車置於底卸式儲料器上，通過翻車機打開，然後經濾幕細分後，經‘ｐａｃｋｉｎｇｂｕｎｔ’（譯為‘包裝係統’）或‘Ｕ型槽’裝入貨車。它的效能為１７０噸／小時，２７００噸／天。裝貨場的鏟煤機分為無蓋車鏟煤機和有蓋車鏟煤機，其中無蓋車鏟煤機的效能為１４０噸／小時，２２００噸／天；有蓋車鏟煤機為８５噸／小時，１４００噸／天。另外，儲煤通過在儲煤場設置鐵軌，並使用‘翻鬥車’裝上貨車。這些設備提高了煤礦的裝煤能力，同時也大大增強了日本對煤炭資源的外運能力”①。在煤的洗選方麵，正豐礦在第一、二號井配置了翻車機５台、分節機３台、手工選帶２塊。

最後，在煤礦的安保設施方麵，日本占領者采取的措施有：“配置安全燈。

其種類有本菱式鎧型安全燈、Ｂｏｎｈｏｔｔｏ型雙層網安全燈、油浸二層網安全燈，還有１８７個乙炔燈，不使用無罩燈。並配置瓦斯幹擾儀。白天坑內負責人進行巡視時，進行物理研究，使用物理化學瓦斯幹擾儀，檢測瓦斯含量和有無危險的場所。負責人每天在處理煤礦事務的同時還提交保安日記。配置坑內照明。主要搬運坑道裏安裝的有電燈，其餘使用安全燈。這些安全保衛設施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日軍為了開采更多的煤炭資源，也盡力避免礦難的發生。”②①王瑛：《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間日本對井陘煤礦的掠奪與開發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８年，第２５—２６頁。

②同①，第２６頁。

１８８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由日本占領者的采煤方法、坑內搬運、通風、排水、坑外運輸、煤的洗選及對煤礦采取的安保措施來看，在坑內搬運、坑外運輸設備和對煤礦的安保措施方麵較優於占領前，而在采煤方法、通風及排水方麵則落後於占領之前。

其原因在於，用殘柱式采煤法，出煤率很高，坑內、外運輸設備的改進，可以更加快速地將煤炭資源運出；而有效的安保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礦難。但殘柱式開采方法對煤礦的破壞極大，不僅造成了煤炭資源的浪費，也不利於礦內的通風及瓦斯氣體的排放，正因如此，才導致了井陘煤礦礦難頻發。一旦礦難發生，原礦廢棄，侵略者則再開新井，如此反複，惡性循環，致使日本在井陘煤礦內濫采亂挖，對煤炭資源的破壞越來越嚴重。

（三）“統一”經營管理１９３７年日軍侵占井陘煤礦後，首先實行了所謂軍管理，“據日本興亞院的解釋，是依‘國際公法’或‘戰時法規’沒收‘敵人官產’之行為，但因防止‘不逞之徒’加以破壞，私人產業亦多暫為保管”①。侵華日軍采用軍管理的目的在於完成作戰；軍管理的對象不論是地方資產或是民有資產，隻要軍部認為有必要，就可以實行軍管理。日軍軍部對該管理財產享有絕對支配權。實際上，這是日軍利用軍事手段來恢複占領區各個企業的生產，借機控製華北的經濟命脈，掠奪緊缺的戰略物資，為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服務。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本軍部陸續接收了井陘、正豐煤礦後，並將其改組為軍管理煤礦。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北京事務所長、軍隊特務部第二課課長石本中佐與興中公司社長十河信二簽訂了《井陘煤礦臨時經營受托件》，日軍又將井陘煤礦的臨時經營權委托於興中公司，興中公司向軍部附《承諾書》一份，承諾遵守如下諸條款：“１．‘井陘煤礦’的臨時經營以軍隊的名義實行，決不冠以我方的名義。２．將來進行正式的開發或是經營之時，我方不會提出任何異議。３．盡快拿出事業計劃的概要、經營組織的要點，得到軍隊的許可，之後如要變更時，將事前得到軍方的許可。４．我方將報告主要的職員名稱，之後如有變更，將迅速報告。５．經營受托後，我方將盡快向軍方提交財產目錄。

６．經營過程中要將固定財產進行處理或是變更時，將預先獲得軍隊的許可。

對於流動財產，將把責任委托賢良的管理者。７．經營中所需的經費，目前由①鄭克倫：《淪陷區的工礦業》，《經濟建設季刊》，１９４３年第４期，第２４９頁。

１８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我方負擔。８．雖然經費的欠缺，目前由我方負擔。但對於我方以外的人員，在得到正式的經營者的決定時，將會交給軍方所允諾的補償。由經營產生的利潤，暫時控製對股東的分紅，用於補充諸設施的改善。９．每月月末進行調查，將固定資本及諸設施的增減、業務成績的概要、收支明細書於下一個月十五日之前，報告軍隊。１０．經營上我方出現不當行為，在得到軍方允許後，無論何時將委任取消，我方都不會提出異議。”①由此看出，興中公司經營井陘煤礦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滿足日本軍方對井陘煤炭資源的掠奪，以提供其軍需供應。但興中公司設立後既缺乏管理經驗又沒有煤炭等事業方麵的技術力量，但又擔負起軍管理工廠的責任，所以，“軍部為了達到軍管目的，必須有效地經營軍管工廠，如果軍部本身不能經營，可委托適當業者。受托的業者必須根據軍部所指示的條件很好的經營。經營的責任歸根到底要歸之於軍部，所以受托者業務很重大。委托者絕不能像經營自己事業那樣的想法經營軍管工廠”②。因此，當興中公司托管井陘煤礦後，一方麵向滿鐵要求人員支援，另一方麵就井陘炭礦的接收管理，通過日本陸軍當局的援助指示，要求貝島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援。經交涉，雖然貝島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已經有樺太煤礦開發的計劃，但貝島決定中止該計劃，並將該計劃中所需要的人員全部派遣至華北，支援興中公司。關於資金和人員的派遣，興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十河信二與貝島煤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貝島太市於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簽訂了臨時委托經營的合同書，內容如下：“興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社長十河信二（以下簡稱甲）與貝島煤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社長貝島太市（以下簡稱乙），基於此次甲根據軍隊指令，接受井陘礦務局煤礦經營的臨時委任，於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０日由甲與貝島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玉井磨輔之間交換備忘錄。以此為依據，甲方接受委任的井陘礦務局的煤礦作業按如下各款實施：１．對於甲方取得德方在井陘礦務局的股份上，乙方為此事業，出資作為甲方取得上述股份的支付金額（１３５萬元相當的①《井陘煤礦臨時經營受托件（承諾書）》（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９５１８４。

②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華北經濟掠奪》，第２３３頁。

１９０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貨幣）。但乙方的出資日期以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日期為準。２．為了本事業的經營按照協議實施，將設置事業幹部。關於事業幹部的組建，將另做協商。

基於事業幹部協商方針的煤礦作業，在甲方的名義下，由甲方負責對乙方的所出的煤進行處理。３．營業年度為每年四月一日至第二年的三月三十日。

甲乙雙方對於本事業擁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４．將來正式決定井陘煤礦經營方針時，將遵守該方針的變更或是解除本合同。５．因第四項或其他原因，將對返還出資金及其他情況，另做協商以進行核算。本合同書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①正豐煤礦也於１９３８年５月９日正式轉為軍管理，並將管理運營委托給興中公司，貝島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從旁協助。

但是，正如在《華北的中國工場、企業等專務管理相關之通牒》中提及的那樣，“軍方委托現在存在於華北的興中公司和滿鐵等機關，配合作戰，作為軍事活動的一部分，實施上述事務。但這隻是適應當前局勢的暫行變通辦法，至於將來由誰正式進行開發和經營，目前正在研究之中”②。所以“軍管理”隻是日本戰時經營煤礦的一種過渡體製。隨著１９３８年華北開發公司的成立，興中公司的托管被逐漸接替。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２日，井陘煤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軍的軍管理時期才徹底結束，日軍經營的井陘煤礦也進入了中日合辦的階段。

（四）“中日合辦”幌子下的日本獨裁統製七七事變後，華北的統製企業開始實行軍管理或者委托給興中公司等會社經營。但由於興中公司在地位、資金、技術和能力等方麵受到滿鐵的限製，不具備統製華北經濟的條件。同時日本各財閥紛紛湧入華北，需要有一個中樞機關統一規劃、調配各種力量。於是，１９３７年９月日本華北方麵軍製定了《華北開發國策會社要綱草案》，其方針是，要把華北的國策性事業綜合統一起來經營，“以資補充日、滿經濟圈的缺陷”，“促進華北的經濟開發”。③到①《興中公司與貝島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書》（１９３８年３月），井陘縣檔案館藏，井陘煤礦檔案２０５７９７２１４８。

②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華北經濟掠奪》，第２３２頁。

③居之芬主編：《日本對華北經濟的掠奪和統製———華北淪陷區資料選編》，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７頁。

１９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１９３７年底，日本政府又在《華北經濟開發方針》中決定，“為了開發和統製華北經濟，設立一個國策會社，它是以體現舉國一致的精神和動員全國產業的宗旨而建立的組織”①。於是日本軍政當局開始組建華北開發公司。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７日，華北開發公司成立，成立大會在日本藏相賀屋興宣的支持和操辦下於東京首相官邸隆重召開。此次大會由政府任命了華北開發公司的正副總裁，並確認其理事和監事，由此華北開發公司正式成立，其總社設在東京，在北京、張家口設有分社，在天津、太原、濟南、青島設辦事處。

華北開發公司作為日本的國策會社，是當時日本在關內最大的公司，主持並實施日本統製華北經濟的方針、政策和計劃。“它的成立不僅可看出日本已經對華北的重要行業和經濟命脈進行有計劃的統製性管理，而且也標誌著日本對華北的經濟掠奪開始進入新階段。”②華北開發公司成立後，日本政府便指令滿鐵和滿鐵興中公司將其在華北投資的股權和經營的事業轉讓於華北開發公司。１９３９年１月３１日，滿鐵按照日本當局的命令將興中公司的全部股票讓與剛剛成立的華北開發公司，使興中公司成為華北開發公司的子公司，逐步“發展地消解”。至此，華北開發公司便很快掌握了華北的經濟命脈。

華北開發公司開發煤炭資源的方針是：確保對華北煤炭資源的控製力；充分補給日本煤炭的不足，並將開發資金限製在最小數額。在“開發”過程中，為了使日本對中國煤炭業的掠奪具有“合法”的形式，日本公司大多采用與華北偽政權共同出資設立煤礦公司的“合辦”形式。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３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亦下發了《關於各煤礦由中日合辦的公告》，其內容如下：“為公告事。查自事變以來，各省煤礦多由日本軍部管理經營。茲擬將各礦本中日經濟合作之原則，改組合辦。所有各該礦一切財產，依照現值公平估價，為此公告。……計開：井陘礦務局、正豐煤礦公司、六河溝煤礦公司、中興煤礦公司、華東煤礦公司。”③然而這種中日合辦，名為“合辦”，實際上企業完全被日方所操縱。“井陘①樊吉厚、李茂盛、嶽謙厚：《華北抗日戰爭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７０頁。

②關捷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叢書之三———日本對華侵略與殖民統治》（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２５頁。

③居之芬主編：《日本對華北經濟的掠奪和統製》，第９０頁。

１９２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就是華北開發公司與貝島財團、華北偽政權勾結，打著中外合辦的幌子，掠奪井陘煤礦資源的產物；也是日軍對井陘煤礦“中日合辦”的開始。

井陘煤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２日，總公司設北平朝陽門大街６９號，“中日合資”經營，由中方代表曹汝霖任董事長，日方代表草場義夫為副董事長，常務董事遠藤萬之助、渡邊哲夫，董事有鶴田為次郎、沈鬱、王錄勳、馬彝德，監察人上野欲正、遊捷。經營的煤礦包括：井陘采炭所，即淪陷前的井陘礦務局；正豐采炭所，即淪陷前的正豐煤礦；受托經營的“軍管理”的六河溝煤礦，即淪陷前的六河溝煤礦公司；石門骸炭工場，即淪陷前井陘礦務局的石家莊煉焦廠。共有資本金３千萬元，其中中方１３５０萬元，華北開發株式會社９００萬元，貝島煤礦公司７５０萬元。實際資本隻有２１２６萬元，如下表所示：表２３井陘煤礦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金情形（單位：元）股東股數每股金額金額中國方麵２００００５０元１００００００現金出資開發會社１３００００同上６５０００００貝島會社１５００００同上７５０００００小計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０中國方麵２５００００５０元１２５０００００現物出資開發會社５００００同上２５０００００貝島會社００小計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０合計６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資料來源：居之芬主編《日本對華北經濟的掠奪和統製》，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０１頁。）“該公司的成立，結束了井陘縣境內井陘、正豐兩大煤礦各自獨立經營的曆史，正式合並為一體經營。”①對煤礦組織機構的調整與“統一”。１９３７年日軍占領煤礦後，設立井陘礦務局，由中德合辦經營，此時井陘煤礦的組織機構為：①張殿興：《中外合辦井陘煤礦史述論》，江沛、王先明主編：《近代華北區域社會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１頁。

１９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KK&-\/09EJ&AE\/\/\/\/\/（資料來源：《河北井陘礦務局局廠組織係屬一覽表》，兵工署資源司：《井陘礦務局調查報告》１９３４年１１月，井陘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２８２７６２５１５。）其中，礦廠又分為駐礦委員（礦市、礦工房、礦廠學校、礦廠保衛隊）、事務部（醫務處、材料處、文牘處、會計處、運輸處）、工程部—工程師（測繪處、機務處、采煤處）。

井陘采炭所的機構職能：“庶務係：管理全礦的業務事宜及日係華係社員的開支、來往電報、用機器印刷表格、居住證明書以及全礦慶祝會的籌備等事；主計係：管理全礦對外收支及一切財政開支事宜；倉庫係：管理全礦一切用物，購買缽土、石、鐵、鋼、錫、銀等物；采煤係：負責管理馬牛牲畜及大車數目，使用並監督工人出炭；運碳係：管理每月新出碳噸數，及火車拉碳等數字；勞務係：調查礦上工人及管理工人生活，一切配給均由部門管理，並在工房內設有勞務分室，直接統治剝削工人；生計所：管理收發全礦一切食糧及雜務；福祉股：負責分配管理及補修工人宿舍；保安係：負責窯下治安及防火事宜；電汽係：此係最重要，是全礦的動力發源地，日本人稱為全礦生命，主要管理全礦礦電、發電、安置修補電線、電燈，及看機器、擦油等事宜；土木建築係：建築修補房子及其他土木雜工；機械係：創造全礦所用的新機器及修理配置一切機器的零件，分設有內廠、鐵匠房、木匠房、玻璃廠、翻砂廠、$工廠、模具房、鍋爐房等部門；測量係：管理全礦井上井下工程建築及測量繪圖等事宜；警防係：主要管理礦警所用新舊兩礦周圍的炮台，和礦上各部門的崗哨。勞工研究所：專門進行特務工作來威脅鎮壓工人，所以一般叫它為閻王殿；另在礦內設情報室，在礦市街設密探室；勞務股：直屬工房共１２個號，設勞務室，１９４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每室均由日人主持，並用中國先生及裏工班長來監視管製工人；善鄰班：管理一切通勤工人的生活配給及工人之增減，如調查通勤工人一切事宜，在工人間宣傳中日親善，欺騙蒙蔽工人抗日思想；礦病院：診療新舊兩礦一切人員的病疾；技術員養成所：又名工徒訓練班，訓練的科目為機械、製圖、算術、代數、日語等；俱樂部：管理請客席筵等事項。”①日軍占領前後最明顯的不同是：日軍占領前，井陘煤礦設有自己的分銷處，煤炭都是自由銷售；而日軍占領以後，實行煤炭專營，占領初期的煤炭銷售是統一由興中公司販賣部統製的，到１９４０年興中公司解體後，由日軍設立華北石炭販賣股份有限公司，統製井陘、正豐、六河溝等煤礦的銷售。另外，在統治管理工人方麵，設置了警防係、勞工研究所、勞務股、善鄰班等。日本侵略者用殘酷的手段管製和殘害工人，以便於掠奪更多的煤炭。

侵華日軍還扶植幫會，以救助幫助工人的名義，來麻痹工人。如日軍在正豐炭礦成立了“大東亞建設實踐團”，凡是加入該團的團員，“１．必須深認時局以和忠協同的精神向業務厲行精進。２．團員須持敬虔感謝之觀念實施日華提攜親睦以互相研究而求人格之向上。３．團員處於大東亞戰爭之使命下以連帶關係之責任而排擊赤化工作更於防諜上之注意事項務須嚴守保持機密……”②此外，日本侵略者還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日製定《正豐炭礦中國從事員工共濟會簡章》，規定“共濟會”的主要作用是：以中國人在礦從事員工，凡有慶吊及其他要事感覺經濟拮據時，當盡其協力共濟之義務，以達和睦和共同上進；凡正豐礦中國人之職員、雇員、職工、長職工、庸員及警士等均為共濟會會員。共濟會設會員身故吊慰金、婚娶紀念品金等。

日本侵略者除在製度上對礦工進行管理外，還以各種團會的名義籠絡礦工，將礦工置於其統治之下。通過對礦工進行精神麻痹，使礦工“心甘情願”當牛做馬。

對煤礦運輸和銷售的“一體化”管理。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能源和交①王瑛：《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間日本對井陘煤礦的掠奪與開發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８年，第３１—３２頁。

②《大東亞建設實踐團則》［具體時間不詳］，石家莊市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０２２４４。

１９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通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煤業之發達全賴交通便利，苟交通不便，雖原有良好之煤田，與豐富之煤產，亦難有發展之望；煤礦賴有鐵路之運輸，而有發展之可能，而鐵路亦賴有煤礦之發展，使其運輸興旺。”①“鐵路運輸之所以成為煤炭運輸的首選，首先是由煤炭自身產品體積大、產地偏的特點決定的。

其次，鐵路運輸具有的運量大、運費低、距離遠、很少受自然天氣影響等優點就讓鐵路在眾多交通運輸方式中突顯而出。”②“井陘煤礦的運輸問題一直使興中公司撓頭，難以解決。”③據記載，“井陘煤礦所產的煤，出廠後還需倒裝在容量為５噸的小車內，十車為一列，用老式機車運至正太路南河頭站，再倒裝正太路上容量為２５噸的煤車內，才能運至石家莊。兩次倒裝，煤塊易變成煤末，煤質減色，且浪費時間和工料”④。

運輸是製約井陘煤礦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日軍占領井陘煤礦前，興中公司社長十河信二就曾兩次到天津會見冀察政務委員長宋哲元，談判關於津石鐵路（天津—石家莊）的修建、井陘運煤線路等事項，取得了宋哲元的承諾，但遭到南京政府的強烈反對。日軍在占領井陘、正豐煤礦以後，便積極著手整理和改善與井陘煤礦有關的交通係統。當然，這種改善和整理首先考慮的是軍事和戰略意義。華北開發株式會社成立後，於１９３９年４月以資本３億日元（６０萬股）設立華北交通，“整理”華北的交通。

在占領井陘、正豐煤礦期間，日本侵略者對與兩煤礦相關的交通路線進行了如下的改建和修建。

正太路：從石家莊至太原，長２４２公裏。它聯通山西和河北，所經地區煤炭資源豐富，開發煤炭資源是該路修建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太鐵路的建成通車更是直接促進了沿線煤炭資源的開發。但因地勢之關係及受軍閥時代閉關割據政策的影響，正太鐵路用一公尺（１米）軌距的窄軌鋪設，在運輸上頗有不便。日軍在占領井陘煤礦後，為了掠奪井陘煤礦的煤炭，著手將正太路改為標準軌，同時進行技術改造。從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間，日本開始改換石家莊至井陘間的寬軌，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通車。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起又著手改換井①徐象數：《中國煤礦業與國防之關係》，晏孝欽筆錄，《礦冶》，１９３７年第２期。

②佚名：《國煤產銷狀況調查》（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工商半月刊》，第６卷第１號，第７８頁。

③關捷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叢書之三———日本對華北侵略與殖民統治》（上），第６２０頁。

④何東寶：《正太鐵路與沿線經濟發展：１９０７—１９３７》，碩士學位論文，河北師範大學，２００８年，第１４頁。

１９６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陘到太原之間的寬軌，１０月２日開始直達通車，並從是日起將正太鐵路改稱為石太鐵路。日軍將鐵軌都統一標準，即將一公尺（１米）軌距的窄軌改建為“１．４３５公尺之標準軌距”①。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日的華北偽政權機關報《新民報》上，還發表《正太鐵路展寬軌，今舉行盛大通車式，試行經過極為平穩》一文，詳細介紹了正太鐵路改軌過程。正太鐵路井陘至石家莊段改建標準軌距，解決了以往井陘煤炭由窄軌火車在石家莊車站卸貨，再裝上標準軌距火車的運輸瓶頸問題，大大提高了運輸效率，減少了裝卸和搬運費用。

石德路：華北淪陷以後，日軍為了運兵和掠奪井陘的煤炭資源，特利用一部分滄石路基由石家莊改接鐵路至山東德州，稱石德鐵路。“線路自石家莊東南向，經槁城、晉縣、束鹿、衡水，至津浦鐵路之德州站，橫貫華北平原，聯接平漢鐵路與津浦鐵路，並與正太鐵路相通”②，全線長１８０．７公裏。日軍對石德鐵路的修建始於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９４１年２月完工。“因本路位據河北腹地，東接津浦，以達天津，西連正太，以通同蒲，而至晉陝。所以在軍事上它進可以溝通津浦、平漢、正太諸路，便利華北軍運；退亦可控製整個華北，使我晉冀綏與黃河以南之交通，完全斬斷，而成腹心之患。在經濟上又可將資源由此路東運經津浦、膠濟兩路由青島出口，開鑿一新海口，可減少天津車站之擁擠，增加運輸之便利。”③井陘煤礦的一部分煤炭便是由石德路轉青島出口的。④津石、滄石公路：“抗戰期間，日本原準備和‘中國合辦’滄州至石門的公路，想利用這條公路將井陘及山西的煤炭運到天津，並開采鐵路沿線的資源，而且準備日後將其作為運兵南下的一條軍用路線。但是由於投資巨大，又改修建滄石路為津石路。直到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５日滄石路建成通車，這是日本在河北修建的一條重要的公路。”⑤①賈葆：《事變後華北鐵路建設狀況》，《建設》，１９４２年第７期。也有說將軌距改為１．６８公尺一說，如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日《新民報》，《正太鐵路展寬軌，今舉行盛大通車式，試行經過極為平穩》一文；《日本在我淪陷區之鐵路交通措施》；１９４１年國訊，港版第６期中亦提到為１．６８公尺。國際鐵路協會在１９３７年製定１４３５ｍｍ為標準軌，比標準軌寬的軌距稱為寬軌，比標準軌窄的稱為窄軌。

②中華民國交通史編纂執行小組編：《中華民國交通史》，台北，華興文化事業中心出版，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１頁。

③立人：《日本在我淪陷區之鐵路交通措施》（港版），《國訊》，１９４１年第６期。

④淩宇：《井陘煤礦的開發與石家莊市的近代化》，《河北煤炭》，複刊２００６年４月。

⑤淩宇：《井陘煤礦的開發與石家莊市的近代化》，《河北煤炭》，複刊２００６年４月。

１９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運河：日本經濟專家曾決定在河北省組織一家河北省運河公司，總辦事處設於天津，資本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日元。並計劃在河北開鑿石家莊至天津的運河，以便於運送山西煤礦及井陘煤礦的煤炭資源。該運河以“石家莊為平漢路中心地，正太石德兩路之起訖點，乃晉冀兩省物資之吞吐地，戰前物資輸出，多由石家莊經淦陽河子牙河，通天津入海河轉塘沽。惟輾轉費時，極為不便，故後又擬於獻縣附近臧家橋另一運河與滹沱河平行並在上流正定河，石家莊間建築三萬萬立方尺之蓄水池，以供屯結水量”①。

日軍在修建和完善交通路線的同時，還采用威逼利誘等手段，組織鐵路沿線的村民組成“愛護村”，進行護路工作。“愛護村”最初是由南滿鐵路局仿效偽滿洲國情形設立的，到１９３９年４月華北交通公司成立以後，在華北交通要線繼續組織“愛護村”，由“華北交通公司直接管轄，於該公司內設愛路課，各鐵路局及公路局內設愛路科，各主要站設愛路係”②。與井陘、正豐兩煤礦有關的正太線和石德線兩旁的村落，亦組建了“愛護村”，情形如下：正太路沿線鐵路警備隊活動異常，組織有非常嚴密的愛護村，“每隔數裏則築碉堡一座，入夜後，敵鐵路警備隊乘鐵甲車，裝上小鋼炮與輕重機槍，不斷巡邏。各大小車站之四周，加護圍牆，似碉堡建築，敵軍十餘名日夜駐守。

敵偽護衛本線之加倍嚴密，由此可見”。③石德線本是日偽新築鐵路線，沿線所經之地均為冀中膏腴之地，農產豐饒，棉產尤盛。日軍修此線乃為聯接平漢津浦兩線，它的護路方法與正太路各線基本相同，１９４２年時，石德沿線還挖掘護路溝。

此外，日軍還在華北組織所謂的“護河村”，責令沿河的村寨保護河道的安全，並威脅村民協助日軍進行防衛，由此足見日軍對華北的交通的整理和控製非常的周密。這些交通線路的修改和完善，無疑增強了日軍對井陘煤礦資源乃至整個華北礦產資源的掠奪。

井陘煤炭的統一銷售。日軍在改善井陘煤礦交通運輸條件的同時，還實行煤炭專營。盧溝橋事變前，井陘煤礦所生產的煤炭都是自由銷售，日軍占①樊星日譯：《日本開發中國的計劃》，《民力周刊》，１９３８年第１２１期。

②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華北經濟掠奪》，第４９７頁。

③同②。

１９８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領井陘、正豐煤礦初期，其煤炭統由興中公司販賣部統製。到１９４０年興中公司解體後，日軍即設立了華北石炭販賣股份有限公司，統製井陘、正豐、六河溝等煤礦的銷售。

華北石炭販賣股份有限公司總部設在北平，在東京及太原兩地設分公司，並於北平、天津、濟南、保定、石家莊、新鄉、開封、徐州等地設立販賣事務所，經營配銷華北當地用煤及輸出煤炭。

北石炭販賣股份有限公司從根本上改變了井陘煤礦的銷售方向。“從１９４１年開始，每年約有１００萬噸井陘煤炭運往偽滿洲國、日本，占外銷量的２?３以上，剩餘煤炭銷往平漢鐵路沿線。”①日本還於１９４１年在石家莊投資四萬元建成了３．９萬平方米的儲煤場，成為當時華北最大的儲煤場。該儲煤場專門積存井陘、正豐各礦的煤炭。為方便運銷，日軍還建立了長約３５米的兩條鐵路專用線。

運費和稅捐與煤業有很大的關係，如果運費和稅捐昂貴，則煤業很難得到發展。為了降低煤炭成本，華北石炭販賣股份有限公司向華北政務委員會的石門（石家莊）統稅局提出免稅請求。華北石炭販賣股份有限公司職員永鬆正生來石門（石家莊）統稅局接洽該公司的日滿商事，要求自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９４２年３月，“準予開灤、井陘、正豐、六河溝等六礦的煤癬經過山海關由陸運至滿洲。上項煤癬係屬軍需品，請求準予免稅出礦”②。

此外，日本侵略者每月都編輯《井陘炭礦業務月報》，對井陘煤炭資源及礦區的基本情況進行彙總。該刊的內容主要包括：采煤概況（出煤量、各坑出煤比重、采煤效率、出煤計劃）；煤礦職員；運輸情況；山麓當地賣煤；礦廠自銷費用；儲煤；治安狀況；保安狀況（坑內坑外受傷者狀況、通風情況）；衛生狀況（本月診療概況、患者分類受診數、可別受診患者數）；重要工程；重要物品補給；礦區小學；其他（活動、重要人事蒞臨、涉外事項）。內容詳盡，涉及全麵，為揭露日本對井陘煤礦的煤炭資源的掠奪提供了可靠且有力的證據。

上述事例表明，日軍用盡一切手段對井陘、正豐煤礦實行統製管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對煤炭資源的掠奪進入最凶狂的掠奪階段，為擴大侵①淩宇：《井陘煤礦的開發與石家莊市的近代化》，《河北煤炭》，複刊２００６年４月。

②石門統戰局公令：《煤癬至滿洲準免稅等因請》（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５日），石家莊市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０２２１５６。

１９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略戰爭，日本產業界全麵動員財閥力量，推行所謂決戰的緊急掠奪體製。但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失敗，中國抗日軍民的戰略反攻，以及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日本侵略軍已窮途末路。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五）日偽對井陘煤炭資源的劫掠井陘煤礦的煤質特征及屬性為高度瀝青有煙煤，黏結性強，做製鐵原料煤非常合適。而且火力猛、硫黃成分少，可適用於鍋爐、火車、家庭燃料。不僅可以緩解日本國內的“煤饑饉”，而且可以滿足日軍戰爭的需要。所以從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軍占領井陘、正豐煤礦起，就不遺餘力地開采和掠奪兩礦的煤炭資源。

１９３７年，井陘礦“有南井、北井、新井三口礦井。新井日產煤１４００噸，北井日產煤６００噸，３口井年產量約在８０萬噸左右。正豐礦有一號、二號、三號井，日產煤９００至１０００噸，年產量３０萬噸”①。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對井陘、正豐開采長達八年時間。由於１９４２年６月正豐煤礦一段四層透水，礦井被淹，日本為保證其采煤量，又開鑿了東斜井、北斜井、南斜井和周斜井。據史料統計，從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在井陘煤礦共采出煤炭８２７８４５０噸。具體數據如下表所示：表２４日本對井陘、正豐煤礦的采煤量（１９３７—１９４５）②（單位：噸）年份井陘礦正豐礦合計備注１９３７年８９９０５８９９０５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９３８年３月３１日１９３８年２２４４１３１０２０００３２６４１３每年自４月１日至（轉年）３月３１日１９３９年６８３６１９４５２０００１１３５６１９１９４０年３３９３４５６９３２７６１０３２６２１１９４１年６３２６９０７４５５０６１３７８１９６１９４２年９５８２６３３０４７７８１２６３０５３１９４３年８５５１３４４１４０３６１２６９１７０①井陘礦務局誌編審委員會：《井陘礦務局誌》，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３頁。

②本表為年度計算，除下麵別有說明者外，從１９３８年起，均係由當年四月算起至翌年三月為止。１９３７年度是指從１１月１日至１９３８年３月３１日的產量。正豐：１９３７年１—６月的產量為２７２０２２噸，此後至１９３８年３月３１日的產量無從查證。

２００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續表年份井陘礦正豐礦合計備注１９４４年９１０７３５５２０１１０１４３０８４５１９４５年２５２７９９９９８２９３５２６２８１９３８年４月１日至１９３８年８月３１日（資料來源：居之芬主編《日本對華北經濟的掠奪和統製》，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０６、４１０頁。）日本對井陘、正豐煤炭資源的大量開采，是以滿足其煤炭需求為目的的。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６日，《庸報》發表名為《井陘大同煤礦首批即輸日———定本月２０日起運，計８千餘噸》一文，文章中提到“以華北二大煤礦著稱之井陘、大同礦，隨治安之恢複，已由興中公司之手著手采煤。井陘煤本月二十日遂有八千四百五十噸之向日本作第一次輸出，至於因輸送難之關係，尚未見向外運出之大同煤，亦有數日前運向天津二千噸、該煤最近移向塘沽，即向日本運出，運出大體在下月上旬左右……”①１９３９年１—５月井陘礦煤炭資源配送情況如下表：表２５１９３９年１—５月井陘礦煤炭資源配送情況（單位：噸）炭種種類計—月份配車塊煤毛煤②粉煤洗煤１５軍管理工場用煤４２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６２５０５８７５０１２３９車軍用煤１０５９０１０５９０６１車送發鐵道用煤４５２０４０７７２４５２９２９２３車興中公司運送９５８１１１７２０９７５３１２６８７車共計４５２０１８９６７３１１７２０６２５０２１２１６３４９１０車當地賣出１１５７４１１５７４礦礦區機器用煤１３６３５１３６３５區礦區其他用煤１３８４６１３８４６共計３９０５５３９０５５合計４５２０２２８７２８１１７２０６２５０２５１２１８４９１０車由表中可知，１９３９年１—５月份共使用煤炭２５１２１８噸，其中向外發送的①《井陘大同煤礦首批即輸日》，《庸報》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６日。

②毛煤：煤礦生產出來的，未經任何加工處理的煤。毛煤主要作動力用，也有一部分用作工業原料和民用原料。

２０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煤炭為２１２１６３噸，占總量的８４．４５％；礦區自用煤３９０５５噸，占總量的１５．５５％。在向外發送煤炭當中，軍管理工場用煤５８７５０噸，占向外發送煤炭量的２７．６９％；軍用煤１０５９０噸，占４．９９％；鐵道用煤４５２９２噸，占２１．３５％；興中公司運送９７５３１噸，占４５．９７％。在礦區自用煤中，當地賣出的煤為１１５７４噸，所占自用煤比例為２９．６４％；礦區機器用煤１３６３５噸，占３４．９１％；礦區其他用煤１３８４６噸，占３５．４５％。而在所有的煤炭中，未經過任何加工和處理的毛煤總量為２２８７２８噸，占配用煤炭總量的９１．０５％；經過篩選加工處理過的塊煤、粉煤、洗煤，僅占配用煤炭總量的８．９５％，即便如此，這些經過加工處理的煤，也隻是向外發送，礦區自身使用的則全是毛煤；向外發送的毛煤為１８９６７３噸，占毛煤總額的８２．９３％；礦區自用毛煤３９０５５噸，占毛煤總額的１７．０７％。而車輛則隻針對向外發送的煤炭進行配用，配用的車輛多少則由煤炭數量的多少決定。若除去礦區機器用煤和其他用煤，能夠留在當地進行銷售的煤炭僅為１１５７４噸，占配送煤炭總量的４．６１％；而在向外發送的煤炭中，供日方軍用煤和軍管理工場用煤的總量為６９３４０噸，占配送煤炭總量的２７．６０％；鐵道用煤４５２９２噸，占配送煤炭總量的１８．０２％；而向興中公司運送的煤炭為９７５３１噸，占配送煤炭總量的３８．８２％。

綜上所述，１９３９年１—５月的配送煤炭總量中，有近４０％的煤炭是向興中公司運送的，而在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３０日華北石炭販賣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前，華北當地的煤及輸出煤炭是由興中公司石炭販賣部受托經營。《１９３９年４月興中公司關係事業現況》中提及“今年度對日輸出煤，中興煤４０萬噸，井陘正豐煤２０萬噸，目前正為此計劃而努力中”①，１９３９年井陘、正豐礦的產煤總量為１１３．５６１９萬噸，按向興中公司運送的煤炭比例為３８．８２％來推算，那麼在１９３９年井陘、正豐煤礦向興中公司受托經營的煤炭總數約為４４萬噸，如果僅按計劃中所提及的對日輸出數量的話，會有將近一半受托經營的煤炭將被運往日本。此外，日方軍用煤和軍管理工場用煤占配送煤炭總量的２７．６％。如此一來，有近７０％的煤炭運往日本和被日方使用。而用於礦區生產、生活和鐵路運輸的煤炭資源約占配送煤炭資源總量的２８．９７％，如此一來，能夠留給當地的煤炭資源僅有４．６１％。絕大部分的煤炭資源都被日方①《興中公司關係事業現況》，《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華北經濟掠奪》，第２３８頁。

２０２第二章日偽在東北、華北淪陷區的掠奪與開發或運往本國內，或用於軍事，或用於侵占地區的再生產。興中公司經營管理時期，井陘、正豐兩礦所產之煤雖仍能供應北平、天津、太原、石家莊等地，但運往日本本土的煤炭量卻在日益加大。

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對煤炭需求量激增，日軍還實行“增產獎勵”措施，鼓勵礦工更多更快地挖掘煤炭資源，以供其國內和戰爭的需求。所以日本對華北煤炭資源掠奪之巨，可想而知。

２０３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自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軍在上海擴大侵略戰爭開始，江蘇、浙江二省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大部分淪為戰區，戰爭造成的損失極為慘重，甚至連偽維新政府也把這次侵略戰爭稱為“華中浩劫”①。整個上海以及蘇南的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和浙北的寧波、紹興、杭州、嘉興、湖州等京滬杭地區全部淪於戰火之中。而這一地區實際上也是當時中國農村經濟最為繁榮的地區，自宋朝以來就有“蘇湖熟，天下足”的美譽。由於日偽的破壞和許多掠奪式的措施，在日據期間，富庶的京滬杭農村急劇地衰落。本章主要利用偽維新政府、汪偽政府以及抗戰後國民政府的調查和近年來各地新編的方誌對京滬杭農村的各項損失作一統計，並對這一時期京滬杭淪陷區農村的經濟狀況作一闡述。

第一節抗戰時期京滬杭農村經濟的衰變一、日軍對農村人口的殘害就戰區而言，戰爭首先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傷亡。日軍攻占京滬杭城鄉時，無地不施行燒殺暴行，給當地的城市、鄉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據南京國際賑濟委員會的調查，日本侵略軍蹂躪南京城的最初幾個月中，江寧、句容、①《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５２頁。

２０４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溧水、江浦、六合（部分）等縣被日軍殺害的平民有４萬餘人，其中多數是農民。①整個日據期間，日軍從未停止過屠殺平民的行為。日軍在青浦的一次“清鄉”，即造成“青滬沿線，遺屍遍地。逃難抵滬者講，沿路踏屍而過”。新編的縣誌對抗戰期間被日軍直接殺害的農村無辜平民統計如下：青浦縣１５８３崇明４００—５００寶山１１２３３上海３８０嘉定１６０００南彙１２６２奉賢５２１昆山３７６太倉１３０吳江２３７３常熟１３００宜興１３３１吳縣１００００無錫１４２５０江陰２０２７４武進８７９０溧陽６０４４金壇７００丹徒３９１１句容３０００溧水１８６０揚中２２４江寧９１６０餘杭１４３２５富陽（包括新登）２４３１臨安１４００桐廬１２８７淳安２０建德１６０蕭山３０諸暨２０８９以上３１縣被日軍直接殺害的農村平民共１３９４５０餘人。

以上數字中沒有包括那些比較模糊的統計（如“殺死多人”等），且遺漏極多。即以青浦縣為例，據新編《青浦縣誌》所載，日據期間，青浦縣被殺害人數共為１５８３人②，而據汪偽政府的一次賑災報告所雲，僅１９４０年春在青浦蟠龍附近，“各鄉鎮因遊匪活躍，以日軍掃蕩，橫遭焚殺慘禍，鄉民被殺者達二千人，房屋被毀者，不可勝數”③。

另據統計，各地也有相當的平民被日軍傷害後致殘，其中嘉定有４９９００人、溧陽１３６５９人、餘杭４４５０人、富陽１９３８人、臨安４００人，５縣致殘人口達７萬餘人。

此外，京滬杭地區有大量農民對日軍的殘暴行為進行過反抗，其中許多人被日軍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殺害或殘傷。京滬杭１１個縣所統計的抗日時期被害、傷殘人數列表如下：①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南京經濟史》（上），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９３頁。

②上海市青浦縣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青浦縣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３２頁。

③《調查常熟、昆山、太倉、鬆江、金山、青浦等縣災況報告書（１９４０年９月）》（調查員王宗湯），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２０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表３１京滬杭抗敵死亡、傷殘人數統計縣份人數男女幼童不明重傷１４９２１２揚中輕傷２５１５４６０死亡３８２６５２５合計７７５０１１９７重傷３４１８１１１４金山輕傷４００１３４８９７０１０７死亡１９３１２５３２１４２２合計６２７２７７１２２８５１４３重傷川沙縣輕傷死亡３１２９２合計３１重傷１０３７６１６６５無錫輕傷２２２１４５５４１３１０死亡８９７５７０２２０２２８５合計１２２２７９１２９０４１１００重傷２２９１７２４８６３江浦輕傷３１７２４４５６７１０死亡１０２０７１０２４０１４５６合計１５６６１１２８３４４２７６９重傷６３２１吳縣輕傷１０８２死亡１３７１１７１３６１合計１５３１２８１７６２重傷１０９１南彙輕傷７６１死亡１１５９１１８６合計１３２１０６２０６２０６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續表縣份人數男女幼童不明重傷３９９５１９０３１５１３４３２１４７溧陽輕傷９６６４４７２２３７８４８６４２９４死亡６０４４２６０５１４３５１３３９６６５合計１９７０３９２２０６７３２２６３５１１０６重傷１２２７３２９１８２高淳輕傷１９２１２５３７１９１１死亡１３９５１０８２１９６２９８８合計１７１２１２８０２６２６６１０１重傷３１２４１４０４９６０４５８３０２江寧輕傷５４１３２６９９１４５１７４４５１９死亡８２４５４８１１１８９０１２８６２５８合計１６７８２９９１４４３０１２４８８１０７９重傷７０４０３０崇明輕傷１２０８７３３死亡１２２１０１２１合計３１２資料來源：江蘇省公安廳藏檔案：《江蘇省抗戰期間陣亡人數統計》，芬特號６，目錄號８，案卷號４。調查時間１９４６年；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抗敵傷亡人民調查表》，全宗號１００２，目錄號乙，案卷號２９４７。

據表３１，被日軍殺害的抗戰人口達１８２３７人，傷殘２３８３９人。被殺害的人口中，絕大部分來自農村，其中大部分為農民。據對部分被害的抗戰人員身份的調查，其職業分布如下：表３２日據時期被日軍殺害抗戰人員職業調查表職業縣份人數農工商其他川沙縣１６８８江浦縣１６５１３５９１３８揚中縣２０４４６６昆山縣１９６０４９奉賢縣５７２０４１４９太倉縣７６４４６９１７資料來源：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抗敵傷亡人民調查表》，全宗號１００２，目錄號乙，案卷號２９４７。

２０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在表３２身份明確的３５３名遇害者中，農民人數為２１７人，占總數的６１．４％。

實際上，直接被日軍殺害的人口僅是戰爭中死亡人口的一小部分，還有許多人是死於戰事結束後的各種疫病或饑荒。據偽維新政府的調查：“此次事變，附近鐵路公路沿線區域之農民，死於轟炸及炮火流彈者，為數殊不鮮。……事變之前，尚有被強迫受壯丁訓練，補充兵役，因而戰死沙場者，且大戰之後，必有大疫，而戰後農村，對於防疫設備，極感困難。將來農民之犧牲於疫病者，為數亦必更巨。則此次事變，對於農村人口，直接及間接之死亡率，雖現尚不能知其確數，惟其數字，必將驚人。當可斷言也。”①如寶山縣全縣直接被日軍殺害１１２３３人，另有２３０００人死於戰禍。②間接致死的人數為直接被害人數的２．０５倍。新編《南彙縣誌》載，抗戰期間被害人數為１２６２人，而據國民政府的檔案，南彙縣抗戰期間非自然死亡人數如下表：表３３南彙縣抗戰期間非自然死亡人數農民工人商人學齡兒童幼童老弱合計１００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２００１２８００資料來源：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調查各地房屋損毀程度》，全宗號１００９，目錄號乙，案卷號１７３８。

據上表，南彙縣在抗戰期間非自然死亡人數為被日軍直接殺害人數的１０餘倍。

值得注意的是，日軍在殘殺中國平民時，常常是當眾虐殺，以收恐嚇之效，許多被逼旁觀的平民往往受到較大的驚嚇，失瘋等心理致殘的人非常之多，更不要說那些受害者的親屬們所受的心理折磨和心理打擊了。筆者在查閱汪偽政府振濟委員會的檔案時，發現許多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就是在戰時被日軍的暴行嚇病的平民。

除被日軍直接殺害的無辜平民和抗日群眾外，還有大量農村平民被日軍抓去服各種各樣的苦役，有的被抓去當偽軍，有的被拉去當民夫苦役，有的為①庶：《維新政府農林行政之機構及善後方策》，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３—１１４頁。

②上海市寶山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寶山縣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０４—８０６頁。

２０８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日偽軍築碉堡、修公路、運送戰爭物資等。僅溧陽一縣，被抓服苦役者達６５４７０５工。①江寧縣湯山區興義鄉在抗戰期，被日軍強迫征工建築孝陵衛區馬群鎮飛機場的民工，每日達２００人，工作達半年之久；修築京湯馬路、京龍馬路，每日服役民工也達２００人，工作達２個月；戰後被調遣至外地服役回鄉者約５０人，失蹤約３０人。②湯泉鄉被征做苦役的人數更多，所受的折磨也更重。詳見下表：表３４南京市湯山區湯泉鄉抗戰時被敵強迫征工及苛待損失查報表１９４６年查報調遣損失保別強迫征工情形及數量人數苛待情形數量備注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每月平均被敵強征約計八百工。常以惡犬狂吼或用第一保每工二千元計算，每月損失無水灌吊打等酷刑７人１６０萬元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每月平均被敵強征約計九百工。常以惡犬狂吼或用第二保每工二千元計算，每月損失無水灌吊打等酷刑１３人１８０萬元１９４５年７月被敵１９３６部隊強迫征工８３０工，挖掘壕溝修築正值農忙之時強迫第三保馬路砍斫路邊樹木。征工不給工資反以每工約２０００元，合計損失１６６木棍毆打萬元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每月平均被敵強征約計八百工。正值農忙之時強迫第四保每工二千元計算，每月損失征工不給工資反被１６０萬元毆打１９４５年７月被敵強迫征工７５０工，挖掘壕溝修築馬路砍斫路正值農忙之時強迫第五保邊樹木。征工不給工資反被合計損失１５０萬元毆打①《溧陽縣抗戰時期損失報告書》，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１００９１７４２。

②《損失調查》（１９４６年），江寧縣檔案館藏，抗戰事項卷（一）２０９１１０。

２０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續表調遣損失保別強迫征工情形及數量人數苛待情形數量備注湯泉鄉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每月平均被敵強征約計八百工。常以惡犬狂吼或用第一保每工二千元計算，損失１２８００水灌吊打等酷刑７人失蹤萬元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每月平均被敵強征約計九百工。

第二保每工二千元計算，８０個月共損１３人失蹤失１４４００萬元第三保資料來源：抗戰事項卷（一）“損失調查”，全宗號２０９，目錄號１，年代號民國３５年，卷號１０。

江寧每個鎮被征做苦役的人數通常都在數百人左右。詳見下表：表３５麒麟、東流兩鎮人民被敵征服勞役調查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起征集征集部隊番號服役種類服役地點服役時間被征集服役及主管姓名人數工數損失工資數當時每人每工八橫山部隊日本土工雜務馬群附近每人每日兩鎮每日角，該軍隊發給四空軍番號不詳等建築飛機八小時二百人上４０００工角，損失總數計場工１６００元資料來源：抗戰事項卷（二）“損失調查”，全宗號２０９，目錄號１，年代號民國３６—３７年，卷號７１。

表３６湯山鎮古泉鄉人民被敵征服勞役調查表征集征集部隊番號服役種類服役地點服役時間被征集服役及主管姓名人數工數損失工資數作廠炮校中島部隊番號土工雜務湯山兵工每天八九每日二百６０００損失總數２４００元不詳等廠小時人資料來源：抗戰事項卷（二）“損失調查”，全宗號２０９，目錄號１，年代號民國３６—３７年，卷號７１。

在南京、上海一帶，被日軍強征去修築軍事工程的民夫，在工程完工後，日偽當局為防“泄密”，將征來的數萬名民工慘無人道地集體殺害。更多的人在服役中被折磨致死。

淪陷區的青壯年農民因不堪日偽的殖民統治和殘酷蹂躪，紛紛逃亡他２１０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鄉，據１９３８年５月的調查，江寧縣農村的鄉民被迫逃亡的人口達１１．１萬人。

據戰後調查，當時江寧每區都有數千人被迫流亡，詳見下表：表３７湯泉鄉流亡人力損失調查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流亡人數縣市庫及慈善團體流亡人力工資損失男女兒童合計支出救濟金總數總數１９３７年陸續回鄉占約４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９０００百分之六，損失總數約２０萬萬元。

資料來源：抗戰事項卷（二）“損失調查”，全宗號２０９，目錄號１，年代號民國３６—３７年，卷號７１。

表３８第１３區流亡人力損失調查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和１２月２日流亡人數縣市庫及慈善團體流亡人力工資損失男女兒童合計支出救濟金總數總數約７０００約５０００約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約２５萬萬元資料來源：抗戰事項卷（二）“損失調查”，全宗號２０９，目錄號１，年代號民國３６—３７年，卷號７１。

表３９湯山區興義鄉流亡人力損失調查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０—２０日流亡人數縣市庫及慈善團體流亡人力工資損失總數男女兒童合計支出救濟金總數二十七八年回鄉者十分之五，於當時計算損失約計７９約３０００約２０００約１０００６０００萬元。嗣後回鄉者人數雖少，工價提高，概括計算數目殊為驚人，約計５萬萬元。

資料來源：抗戰事項卷（二）“損失調查”，全宗號２０９，目錄號１，年代號民國３６—３７年，卷號７１。

江浦等縣流亡人口有近６萬人，句容有１５０００餘人、富陽有８７８５０人、桐廬有１６４００人，江陰為軍事重地，這裏農民被迫流亡的數量也最多，達２５４０００人。

除隨意殺害平民外，日軍還到處燒毀房屋。據偽維新政府的調查：“京滬、杭滬一帶房屋被焚到處皆見，其中以常州、無錫、嘉興、鬆江為甚，一片焦土，慘不忍睹，人民流離失所，無衣無食者不知凡幾。”①據汪偽政府在１９４０年①《實業部派員調查京杭杭滬兩鐵路沿線實業狀況》，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偽維新政府檔案２１０３４０８。

２１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的調查，鬆江縣“城內被毀房屋達十之八九，城外十之七八，滿目瘡痍，狀殊可憫。……並查悉戰前城內居民，約有二萬七千餘人，現僅有六千餘人，身入其境，不禁感慨係之”①。泗涇鎮“經過二三次大火，幾無完整房屋，居民大都暫搭草屋，聊避風雨”。葉謝、張澤等鎮“當日軍在金山嘴登陸時，適當其衝，焚殺甚烈”②。金山縣“地處海濱，八一三戰事西移，日軍在金山嘴登陸時，適當其衝，各鄉鎮被災甚重，縣治所在地之朱涇鎮，房屋被毀者十之三四，泖港區泖二鄉，因沿鬆楓公路，所有民房被毀無遺。抽查時查見原有村落，現已叢草荊棘，一片荒地矣。被災居民，均架草棚暫住，聊避風雨，狀殊可憫”③。青浦縣雖受八一三兵災較輕，但“城廂房屋被毀者十之三四，其他各鄉鎮如朱家閣、天馬山等處亦相若”。太倉縣“受八一三兵災，以劉［瀏］河為最重，城廂次之。劉［瀏］河一片瓦礫，已無完整房屋存在。城廂房屋被毀壞亦達十之五六”④。無錫縣“在事變時受災甚重，城區及附郭被毀房屋百分之四十”。武進縣“在事變時遭受損失奇重，城內及附郭房屋被毀兩分之一”⑤。江陰縣“在事變時兵災損失亦重，城廂房屋被毀三分之一”。⑥宜興縣“在事變時中日軍兩度進出，以致遭受損失較他縣更重，城內及附郭被毀房屋百分之九十，所剩房屋亦均破壞不堪，滿目瘡痍，情況至慘，城內居民現僅三千餘人，城外附郭各鄉六萬六千三百餘人，綜觀城內市容，不及一小鄉村，其蕭條情形可見一斑，恐非數十年難於複興”⑦。丹陽縣“在事變時城區居民逃避一空，遺火蔓延焚燒數日夜，以致被毀房屋百分之七十”⑧。金壇縣“在事變時城區被毀房屋估計百分之四十，損失亦重”⑨。

以下將各地新編縣誌中有確切統計的被毀房屋數量，列舉如下：被日軍毀壞的京滬杭１９縣房屋數量：①《調查常熟、昆山、太倉、鬆江、金山、青浦等縣災況報告書（１９４０年９月）》（調查員王宗湯），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②同①。

③同①。

④同①。

⑤同①。

⑥同①。

⑦同①。

⑧同①。

⑨同①。

２１２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青浦１０６４２崇明５６５０寶山１０６８１５上海５５００吳縣８４０７無錫１６００００武進３６５８０丹陽１４００００句容２３３５００溧水１１２００江寧１５５０００杭縣３２５５５５富陽（包括新登）５３２４０臨安３４５０於潛１８５０昌化１３０桐廬９６０８蕭山３８４２９諸暨２２８００以上１９縣被毀房屋共１３２８３５６間另據戰後國民政府的調查，各縣房屋損失情形如下：揚中６０７川沙２４９金山９２５昆山２２７７２無錫（東亭、前洲）１３１５７①溧陽１１１６５４②日軍在８年戰爭中，更毀壞或搶走了其他許多財物。據國民黨縣政府上報，溧陽縣住戶糧食損失達１８９７３０６．３萬元、衣物損失１２８８９６２．４萬元、家具損失５６７２３９．７萬元，除古玩、書畫６０８３８９件，價值無法估計外，住戶直接損失１３６３８３８１９１３０元，另外，日軍搶走牛１９２１６頭、豬１４３２３６隻、羊９２６１隻、鵝６３２２隻、雞１３２６４５４隻、鴨２２６１１６隻，公私直接與間接損失達２２６５１４１３２６３０元。③日軍侵占金壇期間，全縣被搶走耕牛數百頭，豬數千隻，現金十數萬元，金銀首飾及其他貴重物品２萬餘件。④句容縣內的日軍燒毀衣服４６．１萬餘件，農具、家具１１０．２萬件，燒死、打死耕牛等大牲畜１０００餘頭，搶奪金飾品２００餘兩，銀飾品９００餘兩。⑤日軍在揚中縣搶走魚５８０擔、牲畜２５５６頭、家禽１０．８３萬隻、禽蛋６．８２萬隻、衣服２４３２件、布匹１２４８尺、金戒指２７隻、白銀１２９６兩、銀元２２塊、煤油１８０公斤。⑥據陳文《一年來的杭縣政情》，日軍在餘杭縣期間，造成農產物損失約值７３０．４２６億元（１９４６①《房屋損毀及木材、石灰調查》，江蘇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１００９１７３９。

②《溧陽縣抗戰時期損失報告書》，江蘇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１００９１７４２。

③同②。

④金壇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金壇縣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７７頁。

⑤句容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句容縣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４７頁。

⑥揚中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揚中縣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４１頁。

２１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年６—７月份幣值）。①抗戰期間，江蘇省農業改進管理委員會在武進損失衣服２００件，合１４００００元；家具２４０件，合３００００００元；書畫１６０件，合１４０００００元。②由於日軍肆意屠殺、虐待農村平民，燒毀房屋、搶劫財物，許多農民被迫逃難他鄉，農村勞動力銳減。此外，由於日軍大批掠奪捕殺耕畜，以及在農家四處逃難過程中多數耕牛因無法飼養而大批死亡，日占時期，許多縣份農村役畜損失達７０％以上。勞動力和役畜減少，使農業生產耕作失時，種植粗放，有的甚至荒蕪棄耕，農業生產急劇衰落，其間南京郊縣主要農產物稻米產量僅及戰前的４０％。③二、日軍對農業生產的破壞截至１９４３年，江蘇淪為戰場的農田為１９３４７３０００畝，災區麵積達３１０７５６０００畝，兩項合計為５０９４２２９０００畝，占江蘇農田總麵積的９１．６％。

“本省農業富饒，素稱魚米之鄉，第經敵偽八載荼毒，……農村幾頻［瀕］絕境。”④浙江淪為戰場的農田為８４７０２０００畝，災區麵積達１３５６９６０００畝，兩項合計為２２０３９８０００畝，占其農田總麵積的９７．７％。⑤據偽維新政府的調查：１９３７年滬寧會戰後，“江浙皖各處農區，因此次事變，所受損失之大小，及破壞程度之輕重，視其地點之沿線鐵路公路線與否，即可區別之。蓋鐵路公路沿線區域，為兩軍接觸之區，損失較大，破壞較重。

而非鐵路公路沿線區域，則損失較微，破壞亦較輕也”⑥。實際上，滬寧會戰發生時，正值秋穀行將登場之際，戰區內鐵路、公路沿線的農田，秋穀大都未來得及收獲，離鐵路、公路較遠的地區，農民雖然勉強收獲，但所收米穀，多被焚燒搶掠，至於春熟小麥、大豆及菜蔬等，大都未能播種；即便在沒有被戰火①餘杭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餘杭縣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９１頁。

②《抗戰損失》，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４８７。

③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南京經濟史》（上），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９３—３９４頁。

④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抗戰損失》，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４８７。縮微膠片第３６頁。

⑤韓啟桐：《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影印，第１３頁。

⑥庶：《維新政府農林行政之機構及善後方策》，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３頁。

２１４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波及的區域，收成也隻有平時的半數。①據估計，截至１９４３年，三省作物減產數量見下表：表３１０淪陷區作物減產損失估計陷區原轄耕地總麵積受損作物麵積損失數量損失數量區域（千公畝）（千公畝）（千公石）（千元）江蘇５６３２１４８６９２７８２４９９１７１８３６８９０浙江２５３１８８１５１４６７３８７７６２８５００４安徽３２８７７２３０７５２４８５４９２６２８３６６資料來源：韓啟桐：《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影印，第６３頁。

為侵華戰爭的需要，日軍還強占民地，拆毀民房，興建機場、倉庫、兵營、碼頭、汽車修理廠等軍事設施。１９３８年，日軍在寶山丁家橋建立王浜飛機場，強占土地２８５８畝，平毀村莊２２個、民房７５９間，１７２戶百姓流離失所。

同年，又在大場圈占土地４１３６畝，建大場飛機場，１７個村莊被毀，３９７戶百姓無家可歸。次年，日軍在江灣興建機場，圈占土地７０００畝，殷行鎮和周圍４８個村莊被毀，１１２１戶６０００餘鄉民流離失所。日軍為興建馬橋軍用倉庫、場中路兵營及汽車修理廠而強圈大量民地，使３００餘戶鄉民無家可歸。據日偽上海市政府地政局關於日軍在滬圈用民地等情況的報告記載，淪陷期間，日軍在縣境建機場、倉庫、軍營共占土地５１１９９畝。②戰爭還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嚴重地威脅著人民正常的經濟生活。據偽維新政府的調查：“近來各縣城區雖較為安靜，然近郊及四鄉仍盜匪橫行，散兵襲擊，以是民不聊生，困苦難言。”③滬寧會戰後，“各處農民，有流落異鄉，未能回家從事耕種者；有雖已回家，而房屋被焚，無處容身者；亦有房屋雖尚幸存，而耕牛農具戽水機器等，均已喪失殆盡，仍無力從事於耕耘者”④。１９３３年江、浙、皖三省所產糧食、木棉①庶：《維新政府農林行政之機構及善後方策》，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４頁。

②上海市寶山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寶山縣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０６頁。

③《實業部派員調查京杭杭滬兩鐵路沿線實業狀況》，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偽維新政府檔案２１０３４０８。

④庶：《維新政府農林行政之機構及善後方策》，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頁。

２１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產量分別為５９１９５１５００、７７６９０００擔。戰爭至少使糧棉產量減產一半，僅糧棉減產就使得三省農民損失９６５６２７２５０元。①下表是偽維新政府對滬寧會戰後，江蘇５個縣農戶資產所受損失情形所做統計。

表３１１江蘇五縣（江寧、句容、溧水、江浦、六合［半縣］）農戶因事變所受之損失表每戶所受單位之值每戶所受損失農戶所損失農戶所受損失類別損失（元）之平均值（元）之總數量之總值（元）牲畜（頭）３３．８５單位：頭６２９７７６５水牛０．３２７０．００２２．４０５９５３６４１６７５２０牛０．１１５５．００６．０５２０４６５１１２５５７５驢０．１８３０．００５．４０３３４８９１００４６７０穀類（擔）２１．３５單位：擔４００１２００小麥１．００４５．００５．０２１８６７９４９３３９７０大麥０．６１２３．００１．８４１２３８６２３７１５８６稻２．６６４３．００７．９９４９５６３７１４８６９１１穀粒０．１２７２．７５０．３５２３６２８６４９７７黃豆０．９７２４．３０４．１８１８０８４０７７７６１２其他０．４９２４．００１．９７９１５３６３６６１４４農具（件）２５．９２單位：件４８０２３４６犁０．４９６．５０３．１８９１１６４５９２５６６耙０．４１５．５０２．２５７６２８０３９７５４０抽水機０．５７３３．００１８．８１１０６０４８３４９９５８４四齒鋤１．６７１．００１．６７３１０７０３３１０７０３鋤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８６０１８６０其他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５１８６９３總計８１．１２１５１０１３１１資料來源：《實業部特派員滬杭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６月出版，第２０９頁。

據偽維新政府劫後調查，蘇南一帶，“至於農具及耕牛等，則更屬毀損無餘”②。僅南京市及江寧、句容、溧水、江浦、六合５縣的農村損失，計牲畜損失價值６２９７７６５元，農具損失價值４８０２３４６元。“觀此六處之損失，已如是之巨，其他當可類推矣。”③①庶：《維新政府農林行政之機構及善後方策》，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頁。

②同①，第１１４頁。

③同①，第１１４頁。

２１６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據對蘇州地區的調查，１９３６年度蘇州的米產量為２０２０６９７石、麥６１３２８３石、豆１６３７２９石、菜子７３６５１石。１９３８年春，因農民逃亡極多，小麥多未能按時種植；即使在未被戰火波及的地區，種植麵積也僅及平時的半數，稻作僅及平時的十分之七。農民的農具、耕牛大半損失於戰火，僅耕牛就損失２０００頭以上。①設於蘇州閶門虎丘西南之西郭橋的江蘇省稻作試驗場吳縣分場“自民二十六年十一月淪陷後，本場場務亦即隨之停頓，所有工作人員大率西遷，場內無人照管，日寇占據該縣後，即將本場水泥樓房完全付之一炬，即又將四周平房拆去，幾度從事破壞，即今僅剩房屋七間，然已敗陋不堪。而場內儀器農具家具等或任意焚毀，或為搬移應用，以致全部物件蕩然無存”②。

戰火波及鎮江時，江蘇省農業改進管理委員會損失洋房１幢（計２４間），價值２００００元；全部家具１５０餘件，約５０００元；全部什物計２００件，約３０００元。③職員個人還損失許多房屋、家具、衣服等，其中劉三詩個人損失３９６５７元，蘇又興損失６２０元，崔壽彭４４９元、薑鉞２３３３５元、張世慶１３３００元、閔錫鈞６５００元。④當時的大麥、小麥幸已大部分播種完畢，但在公路兩旁三裏之內的農田仍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預計１９３８年其他地區的收成隻能達到１９３７年度的七成。⑤戰前南京農業極其發達，每年米麥產量頗豐，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軍進攻南京時，所幸當地小麥均已下種，但因鄉民大量逃亡，次年春小麥大多未能刈收。１９３８年春耕，因農民回家仍然較少，當年秋收不及往年的一半。

日偽軍經常對農民的農具肆意破壞，由此造成許多農田荒蕪，不少農家棄耕。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對將日據時期蘇南農村農具損失與農家失耕情形，以鄉鎮為單位進行了全麵的統計，現為節省篇幅起見，隨機抽取６０個鄉鎮的農具損失與農家失耕情形列表如下：①《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４６頁。

②《調查各場所戰時損失情形及目前狀況》（１９４７），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１００４乙２０５４。

③《抗戰損失》，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４８７。

④同③。

⑤同①，第１６８頁。

２１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表３１２日據時期蘇南農村農具損失與農家失耕情形一覽表農田（畝）戶口農具損失地區全損戶半損戶總麵積戰時荒蕪總戶數失耕戶占％占％鎮江辛豐區大同鄉１８４００２１３１０８０４８８１１鎮江上黨區普濟鄉１３８８４６７８１１２６６５４３鎮江高資區高資鄉５２００３２８１１２８５４５４鎮江城區京峴鄉７９３３４２４１２８４６６４２鎮江大港區大港鎮１０１３３５６８１１２２５８４．５２鎮江寶堰區寶堰鎮１１２１４５８８９９８５６４．５３鎮江高橋區連城鄉１３２６８６８４１１８９６１５４金壇縣第１區沈溪鄉１３０００２５０１２００１４１０７０金壇縣第２區堯塘鄉１１５００１５０１０８０７１５６８金壇縣第３區儒林鄉１０５００７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６５金壇縣第４區社頭鄉１３０００１２０１２５０１１２５５５金壇縣第５區唐王鄉１１５６０３５１２０８８１２７４金壇縣第６區臨山鄉９６５０４１１１８０５１９５７吳江城區湖梅鄉１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８００９２５０２５吳江同裏區尖山鄉１２０００１００９００８７５０２５吳江盛澤區盛南鄉１２０００９０９００７５５０２５吳江黎裏區大義鄉１６０００２００１１００１００５０２５吳江震澤區雙楊鄉２１０００９９１０００８５５０２５吳江嚴基區徐源鄉１０９００９５７００２０５０２５吳江平望區十三鄉９２００５３７００３９５０２５吳江蘆墟區秋水鄉８３００３０３００５５０２５吳縣第四區包殷鄉１７６５１４０７５０１５０３５８吳縣第一區滄浪鄉１８６６１９０５９９４０２０７４吳縣第三區光福鄉１５００３００６５０１５０３０３０吳縣第七區盛浜鄉１８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２０１０１０吳縣第十二區潦田鄉１２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０８０２０１０吳縣第八區楓橋鄉９４５０２１０１５４０１７０５０１０２１８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續表農田（畝）戶口農具損失地區全損戶半損戶總麵積戰時荒蕪總戶數失耕戶占％占％無錫縣東亭區吳倉鄉２２３００１１０８５９８２４５１無錫縣城區黃泥鄉１９８７２１００８９７８２９５０無錫縣長安橋區鬥山鄉２１４２５１５０８７９１２２８５２無錫縣張涇橋區八士橋鄉２１８７０１１０９１５１２２８５１無錫縣安鎮區東棣鄉２７５８４１１０１３２５１８２４４２無錫縣蕩口區南金鄉３１２５０１２４１０４５５２１５４無錫縣前洲區金麗鄉２７４５６９５１００３７２１４２無錫縣洛社區楊墅園鄉２０７８４８５８９５５２６３５無錫縣藕塘橋區盛福鄉２１４５０８５８９７４２２４２無錫縣周新鎮新安鄉２２７２４７５８８５４２１３３無錫縣自治實驗區玉祁鄉２４３１０５８１０２１５２４４５宜興縣孝候區隱風鄉４５８０９８４２３４０２１６０４０宜興縣和橋區漕橋１００００多０１５００３６０４０宜興縣張渚區太華鄉３５００多０１００００７０３０宜興縣竺西區區亭鎮１３０００多１０多２１００多０７０２０丹陽縣第七區留合鄉４７７００６２０８５０１５丹陽縣第四區張堰鄉７８７０２３００７７０１２２０７５丹陽縣第五區德平鄉４５００×６８２２４２０８０丹陽縣第六區訪仙鄉１１０００２３００１８５０２５１５７０丹陽縣第七區荊林鄉６２００×１０５０１０２５６０武進縣第一區龍遊鄉８８００１２００１０５０１２５１０２０武進縣第二區陳渡鄉８３００×１２４０１２０９１６武進縣第三區奔牛鎮８６３０×１４００１５０８１９武進縣第五區戚墅堰鎮８９５０３００１０５０１２５１５２３武進縣第五區橫山橋鎮８６００２７０１２１０１８０１０８０武進縣第七區湖塘橋鄉８８００４５０１５００１２０９１５武進縣第九區莊村鎮９０００３４０１３５０１５０２５１８２１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續表農田（畝）戶口農具損失地區全損戶半損戶總麵積戰時荒蕪總戶數失耕戶占％占％太倉縣雙鳳區雙鳳鄉１３９５０３８０１１５０２７３０太倉縣璜涇區璜涇１６５００３６０１４５０３０３５太倉縣城廂區南郊鄉９０００１２５１４３０３４０南彙縣周浦區勝橋鄉１８０００２７０１５４０５３３１０南彙縣惠南區嚴路鎮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２６８２１０２４２０南彙縣竹橋區江鎮鄉１５０００３０２１００８０６２８說明：×係１９３８年荒蕪土地。

資料來源：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農具損失情形調查》（一）、《農具損失情形調查》（二）、《武進縣農具損失情形》，全宗號１００４，目錄號乙，案卷號２０５１；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農具損失情形調查》（二），全宗號１００４，目錄號乙，案卷號２０５２。

以上６０個鄉鎮中，失耕土地共１８５８２畝、失耕戶２９７６戶，每個鄉鎮平均失耕３０９．７畝、４９．６戶；農具全部損失的戶數占總戶數的２４．９％，農具半損的農戶占總戶數的３３．２５％。

京滬杭①地區也是戰前國民政府與其他各種社會團體進行鄉村建設的重點地區，各種農事改良機關非常之多，這些機關在改良種子、活躍農村金融、推廣農業技術、推銷農產品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戰前江蘇省麥作試驗場即育成了４３８號麥種，稻作試驗場育成了３１４號稻種，“質佳產高，推廣極具成效”②。僅南京較著名的農事機關就有十數處。戰事發生後，主持人均避難他往，農業改良工作完全停止，各機關室內物品，多被劫掠一空。茲將各機關名稱抄錄於下。

表３１３抗戰初期南京被劫掠的農業改良機關一覽表名稱地址牛首山中央模範農場中華門外牛首山中央大學農場中華門外板橋中央大學畜牧場中華門外鐵心橋①京滬杭指民國時期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區。

②《抗戰損失》，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４８３—４９４，縮微膠片第３８頁。

２２０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續表名稱地址救濟院農場中華門外鐵心橋湯山在央模範林場中華門外鄧府山遺族學校農場中山門外湯山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山門外中央黨部農場中山門外孝陵衛中央大學大勝關農場中山門內中央大學農學院蠶桑試驗場太平門外中山林園水西門外大勝關曉莊政治學校農場燕子磯曉莊中央大學農學院三牌樓小門口中央大學農學院蠶桑館三牌樓小門口中央大學農學院牧場成賢街中央大學農學院牧場龍蟠裏中央大學農學院勸業農場勸業會場所資料來源：《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６月出版，第１７４—１７５頁。

蘇州原有兩處農業機關，一為省立農具製造所，在胥門外棗市橋，專門造各種新式農具出售給農民，戰後主管人員被迫逃亡，所內所存機器，散失殆盡。據戰後調查，該所共損失房屋３２間、六尺鑽床１０架、小號鑽床８架、九尺車床１０架、大磨床１５架、六尺車床１０架、八尺鑽床８架、中號鑽床９架、１２匹引擎８隻，等等，價值４３３５７８５元。①另一為省立稻作試驗場，在虎丘西郭橋，由於戰後無人經管，場內生財器具，悉數被毀，收存的稻穀也被軍隊掠走。②京滬杭其他地區的農業改良機關在戰爭時期均程度不同地受損，現將這些機關的受損情形列表如下：①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抗戰損失》，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４８７。

②《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４６—１４７頁。

２２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表３１４京滬杭農業改進機關戰時損失情形調查表機關名稱地址損失情形備考樓房３間，草屋６間，林地麵積約計溧陽縣第一１０００餘畝，植有黑鬆１６年生１００００江蘇省溧陽縣農區清溪鄉狄株，１３年生５萬株，１２年生６萬餘株，在戰前亦稱農業推業推廣所家界村石１１年生２００００株，９年、６年生各廣所，勝利後於灰嶺１００００株，馬尾鬆１３年生１００００餘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恢複株，農具３００餘件，家具１３０餘件江陰縣農業檢房屋４間，耕具、農具、家具全部被毀，查所江陰南門外損失豆麥各約５００石，價值８００萬元原有西式平房３５間，全部被日軍拆毀。

十八、四十五馬力戽水機各１架，機船房屋約８７５０萬江蘇省無錫縣農無錫縣周兩隻被日軍運去。辦公桌、椅、床鋪用元，戽水機約５９００業推廣所涇巷具１００餘件、各種小型農具約計９０餘萬元，機船３６００件、乳牛２頭、豬４頭、乳羊６隻被日軍萬元，辦公用品約搶走８００萬元瓦、草房２４間，農具一應俱全，引擎３隻，寄存引擎４隻，牛２頭，羊７頭，雞３００隻，農產品稻、棉、麥，樹苗約３萬嘉定縣農業推東門外先棵，木椅８張，桌２張，全部廚房用具，廣所農壇床鋪８張，鍋６隻，碗大小４桌，長凳２０上、下車２座餘條，缸５隻，床袋５０隻，書籍３００本，天平、顯微鏡等５付，實驗台２隻，掛圖５０幅，棉稻、動物標本各５０件鬆江東北門鬆江縣農業推廣內小北庵及辦事處１幢，稻田６３畝，全部儀器及農所農林場及分場亭林具均損失，計２億元蠶室２幢１４間，繭灶４副，製種室１幢６間，茅屋２幢１４間及飼蠶用具全部，江寧縣橫溪農場橫溪鎮桑田３００畝及苗圃２０畝，牛６頭及農具等，約值２億元草房２幢１８間，牛８頭，騾馬牲口４江寧縣淳化農場淳化鎮匹，大車３輛，棉花３００擔，雜糧１００擔及農具，約合５０００萬元江寧縣東山示範洋房２幢１０間，牛２頭，鋤、鍬、糞桶等農場東山鎮農具４０副，林苗５０萬株，計１億元房屋損失約８２０萬元，設備損失約１４０太倉西門外萬元，家具損失約２１０萬元，農具損失合作農場倉橋約６２萬元，農產損失２２３萬元。計１４５５萬元２２２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續表機關名稱地址損失情形備考平房７間，雞舍３間，豬舍２間，打水機上海縣農業推１座，牛２頭，農具全套，噴霧器１架，廣所俞塘稻穀４０擔，棉花１５擔，桃樹３００株，種豬４頭，雞５０隻丹陽縣農業改城內西門良場大街房屋８間江蘇省丹陽合作東門外尹實驗區公橋房屋３０餘間丹陽縣實驗農民教育館西門外黃陵房屋１０餘間武進縣卜弋橋農村改進實驗區卜弋橋鎮一切生財等，損失約合時價２０００萬元武進縣東翰農村改進實驗區東翰一切生財等，損失約合時價２０００萬元武進縣堰城農村改進實驗區堰城一切生財等，損失約合時價２０００萬元武進縣馬跡山農村改進實驗區馬跡山一切生財等，損失約合時價２０００萬元房屋８間，合８０００萬元，樹苗８０萬株，合１２００萬元，農具及林具約合６００鎮江縣立楊巷楊巷萬元，辦公桌１２張，約值２４０萬元，家農場具等物約合４００萬元，草房６間，合９００萬元，大豆８０擔，合３６０萬元禮堂３間，宿舍５間，廚房２間，溫床１昆山縣農業推座，及所有設備（合２０００餘萬元），桑廣所馬鞍山前園３０餘畝、桑樹２４００多株，苗圃２畝，有白楊等萬餘株昆山縣農業推廣各類房屋全毀，六匹馬力抽水機１部，所附設正儀農場正儀區犁耙等農具全套，耕牛２頭，豬鴨等青年會農村服吳縣第九區務處夷陵鄉全部辦公器具資料來源：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農業改進機關戰時損失情形調查》，全宗號１００４，目錄號乙，案卷號２０５４。調查時間１９４６年１２月。

上述農業改良機關的損毀，嚴重地破壞了京滬杭農村的社會生產力，不但使京滬杭農業生產無法獲得先進的科技扶持，各種農產品質量退化，而且２２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造成了農村商品化程度下降，金融呆滯。在抗戰前，京滬杭地區實為中國農村的希望和楷模，由於日軍的侵略，京滬杭農業現代化進程被打斷。一個最有希望的農村成了一個殘敗不堪的農村。

在京滬杭農業減收的情況下，日軍為了“以戰養戰”，在京滬杭大量掠奪農產品。戰事結束近１年，偽維新政府的調查稱：“此次京滬、杭滬一帶，人民於戰時之損失慘不忍言，戰後人民對於其所有物仍無處分之可能，就其大者言之，如京、杭、蘇、錫等地倉庫機房所堆存米、麥、麵粉、絲繭等貨物，無論係屬自有或係受押在均為私有之物，依曆史上戰爭之向例，應有自由處分之權，但迄今仍然封閉，物主無權提取，損失可觀，長此遷延，人民生產之資力已告缺乏，商業何以繁榮？”①日軍在金壇曾直接搶走糧食千餘擔，②在句容搶奪糧食６６．２５萬餘擔，③在揚中縣搶去糧食１１０．３萬斤，④在浙江奉化，僅溪口鎮就被搶走大米１．５萬石、稻穀２３萬斤、茶葉２０００箱等，⑤餘杭縣在日偽侵占期間，被搶走公糧３７５０餘石。⑥在所謂的“和平”時期，日軍在京滬杭大量采購軍糧。據汪偽政府１９４０年的調查，因日軍掠奪式的“采購”，京滬杭許多著名的產米縣發生了米荒。

如昆山，“全縣農田約一百萬畝，每畝產米一石，約共產米一百萬石。除其他農產約以七折計，每年淨產米七十萬石，全縣人口約僅二十七八萬人，故產米年有過剩。近因友軍（指日軍———筆者注）大量采運，致起嚴重恐慌”⑦。鬆江縣，“本為產米區，年有過剩，過去一年中，友軍（指日軍———筆者注）采運軍米，除四鄉不計外，就城廂附廓而言，達萬石以上。又因各鄉各自禁運，以致城區米荒，較四鄉為尤甚”⑧。金山縣，“該縣農產，稻八成，棉二成，全縣產米，足供全縣食用。過去一年中，友軍（指日軍———筆者注）設‘軍糧局’采運①《實業部派員調查京杭杭滬兩鐵路沿線實業狀況》，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偽維新政府檔案２１０３４０８。

②金壇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金壇縣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７７頁。

③句容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句容縣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４７頁。

④揚中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揚中縣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４１頁。

⑤寧波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寧波市誌》，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４１頁。

⑥餘杭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餘杭縣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９１頁。

⑦《調查常熟、昆山、太倉、鬆江、金山、青浦等縣災況報告書（１９４０年９月）》（調查員王宗湯），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⑧同⑦。

２２４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軍米達萬石以上，故米價增加不已，現在米價，每石五十元左右，所有存米，足繼新穀登場，如友軍（指日軍———筆者注）不再大量采運，米價尚有下跌之勢”。青浦，“該縣農田約七十二萬畝，種棉花者極少，全縣產米數量，達一百十餘萬石，年有過剩，過去一年中，友軍設‘米穀組合’，采運軍米達六、七萬石，以致發生米糧恐慌”①。並且，據汪偽政府的調查，“友軍（指日軍———筆者注）以半價向米商采辦”②，可見日軍的采購，實與掠奪無異。為了保證日本軍隊的糧食供應，日軍常從京滬杭人民口中奪食。１９４１年４月，武進縣城８１家糧行被封，凡５歲以下、５０歲以上者不得吃大米，青壯年每人每天隻供應大米半升（相當現新製７兩半），所扣下的糧食均被充作“軍糧”。③米糧供應不足，阻斷了京滬杭農村商業化的進程與專業化分工，如大倉縣，“按該縣農田約八十萬畝，棉花占七成，稻占三成，每年產米不足自給，平日仰給於常熟、昆山等縣，現因各該縣禁運出口，來源稀少，故米價日漲”，汪偽政府為了解決糧食短缺，隻得犧牲農民的副業生產，提出“在此糧食發生嚴重恐慌時，似應督促農民多種禾稻，以期供求適應”④。

此外，日偽還大肆加重京滬杭的田賦。１９４２年１月至５月，吳縣、昆山、太倉、常熟、無錫、江陰、武進等７縣，共收田賦２３２萬石，比前一年同期增加４倍，營業稅等其他各種捐稅也比前一年增加１０倍以上。⑤綜上所述，日軍發動的侵略戰爭，使京滬杭的大量良田淪於戰火，由於日軍的掠奪，向來被譽為魚米之鄉的京滬杭農村，在日據期間竟長期處於米荒中。尤為令人痛心的是，這場侵略戰爭打斷了京滬杭農業的現代化進程，阻斷了京滬杭農村的改良建設和社會發展。

①《調查常熟、昆山、太倉、鬆江、金山、青浦等縣災況報告書（１９４０年９月）》（調查員王宗湯），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②《江蘇省分會調查各縣災況報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③江蘇省武進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武進縣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６９—６７０頁。

④《調查常熟、昆山、太倉、鬆江、金山、青浦等縣災況報告書（１９４０年９月）》（調查員王宗湯），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⑤江蘇省武進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武進縣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６９—６７０頁。

２２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三、日軍對農村副業經濟的摧殘戰前京滬杭農村的副業經濟極為發達。日據期間副業損失同樣極為慘重。

江、浙二省農民的副業以蠶桑為大宗。戰前江蘇省有桑園約９５萬畝，產繭１８萬餘擔，到１９４５年，江蘇桑園僅存半數，產量降為３萬擔左右。①滬寧會戰後，不但蠶種散失大半，就是冷藏、檢子等，也無法繼續辦理。副業方麵損失更大的依舊為鐵路、公路沿線區域的居民，他們的桑樹“均被砍伐淨盡”，致使養蠶副業完全停頓。離鐵路、公路沿線較遠的地區，雖然能夠照常育蠶，但“所育之蠶，較之去年，不及半數”②。整個農村副業的損失可想而知。

蘇州設有蠶種場多家，戰時損失情況如下：表３１５蘇州蠶種製造場調查表場名資本額（元）戰後損害估計（元）大有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滸關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壬戍館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三豐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於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虎丘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永新１５０００５０００天遠１５０００３０００國華２０００１０００附注：蘇州農種場多在滸關，故受戰時損失殊大，本年銷種僅及往年之半數，廠屋及設備亦有焚毀被劫等。幸該製種業向來努力，或可於短期內有一部分恢複之望。

資料來源：《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６月出版，第１４７—１４８頁。

江蘇另一蠶桑生產地———無錫的蠶種場同樣被戰事波及。據對無錫一處農民財產損失的調查，其中大部分損失財產是蠶具。

①《抗戰損失》，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４８７。縮微膠片第４２頁。

②庶：《維新政府農林行政之機構及善後方策》，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頁。

２２６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表３１６無錫南門外新安鎮下塘財產損失報告單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５日損失項目單位數量購置時價值（元）損失時價值（元）蠶室間１３１４３００１４３００樓房間１２１０８００１０８００地下室間６９０００９０００平房間１４８４００８４００蠶匾隻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２２００蠶架付１３２１９８０１９８０蠶網張５０００２５０２５０顯微鏡架２８００８００製種板塊１３００９１０９１０製種架付３０６００６００給桑架付８０２４０２４０鋁圈盤７５００１４１０１４１０其他蠶具２０００２０００蠶種張１２６８４１０１４７．２１０１４７．２蛾口繭擔１２２１６０２１６０廚房用具５００５００家具什物２０００２０００運桑船隻３１０５０１０５０合計６８７４７．２資料來源：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無錫縣抗戰期內財產損失的調查》，全宗號１００９，目錄號乙，案卷號１１１６。調查時間１９４６年２月。

無錫郊區有大新、天一、東亭３家蠶種場被損毀。①在無錫堰橋鎮，第九保第二甲第九戶胡鴻勳、胡鴻翥、胡鴻均所屬的安定蠶種製造場，創辦於１９２８年，生產雙喜牌蠶種，“設備完全，成績優良，曆年銷路推廣產額日增”，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６日，該場北部房屋兩幢計３開間、１拱假三層樓房及有欄杆①《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５２—１５３頁。

２２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房１幢全部被焚毀，所有器具、儀器、衣飾、圖書、字畫等均付之一炬，蕩然無存。①詳細損失情形見下表：表３１７安定蠶種場各項損失表分類１９３７年價值（法幣元）共計６１５３１房屋９６００器具２２２７９儀器藥品２７２５生產品１７２７７其他９６５０資料來源：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無錫縣抗戰期內財產損失的調查》，全宗號１００９，目錄號乙，案卷號１１１６。調查時間１９４６年２月。

無錫洛社鎮孫勵青的通裕、利大繭行東臨皋橋、南麵惠山、北濱運河及京滬鐵路，為常州、無錫水陸要道，麵積計達９．５畝，建有平屋、樓房９６間，繭灶７２副，淪陷時被日軍轟炸，全行幾乎全部焚毀。②詳情見下表：表３１８洛社通裕、利大繭行戰時損失一覽表項目數量損失時價值平房１０間樓房４０間繭灶６０副萬元廠間２０間５０蠶坊２０間生財全部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無錫縣抗戰期內財產損失的調查》，全宗號１００９，目錄號乙，案卷號１１１６。調查時間１９４６年２月。

①《無錫縣抗戰期內財產損失的調查》（１９４６年２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社會處檔案１００９乙１１１６。

②《周新鎮區方湖鄉公私財產損失調查表》（１９４６年２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社會處檔案１００９乙１１１６。

２２８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戰前常州蠶桑業極為發達，家家養蠶，戰事結束後，“今則與春耕並廢矣”①。現將常州蠶種場受損情形列表如下：表３１９常州蠶種製造場調查表製種場名場址戰後情形福安製種場定東鄉戰前存有蠶種紙６０００張，今售出一半雙全製種場升西鄉戰前存有蠶種紙３０００張，今售出１０００張中南製種場延政鄉全部焚毀鹹豐製種場太平鄉戰前存有蠶種紙５００張，今售出１００張大有製種場太平鄉全部焚毀雙生製種場升西鄉全部焚毀馬山製種場迎春鄉全部焚毀三山製種場豐北鄉戰前存有蠶種紙６０００張，今售出４０００張東門製種場定東鄉全部焚毀大豐製種場新塘鄉戰前存有蠶種紙５０００張，今售出１５００張大生製種場城內戰前存有蠶種紙５０００張，今售出２０００張大福製種場德釋鄉全部焚毀河豐製種場惠化鄉戰前存有蠶種紙５０００張，今售出２０００張振華製種場通江鄉戰前存有蠶種紙１５００張，今售出４００張河東蠶種場河東鄉蠶室、附屬室、貯藏室及雜室被炸，損失３１５０１．５１元資料來源：《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６月出版，第１６１—１６２頁；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抗戰損失》，全宗號１００４，目錄號乙，案卷號４８７。

日軍攻占鎮江時，江蘇省棉作試驗場總場麵積原有３３２畝，房屋３２間（其中瓦房２２間、草房１０間），大水牛４頭、小水牛１頭，６匹馬力柴油引擎１具，３２寸輥軸軋花機４架，牛力軋花機、人力軋花機各１架，另有牛力打水用具２架，棉花條播機４架，五齒中耕器８架，洋犁４架，磅秤１具，高倍顯微鏡１架，精細天平５架，鐵搭小鍬一應俱全。戰後，“除總場場地無損外，其總分各場房屋、儀器、什物、機器、農具、牲畜、卷宗、文件、家具全部被掠奪，焚毀無①《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６０頁。

２２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存。據有關人士估計，如上設備，根據目前物價狀況，恐至少須［需］二十億元”①。鎮江地區另有許多特種農場，這些農場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詳見下表：表３２０鎮江副業農場受損一覽表場名地址麵積（畝）出品戰後損失情形惠農雞場２雞蛋種雞大部被搶新農園第一種苗場新洲中興鎮４００種苗損失較輕新農園第二苗圃南門車站１０園林設計損失較輕中國養蜂場寶蓋路數畝蜂蜜被毀，損失極重資料來源：《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６月出版，第１６９頁。

浙江滬杭路沿線、杭嘉湖三地，過去年產鮮繭１２０餘萬擔。估計農民自繅的土絲總值在１億元以上。戰事發生後，絲商、廠商完全停業，育蠶農戶也多避難外逃，加上各地匪氛不靖，軍事緊急，１９３８年蠶絲兩業僅占往年的十之二三。②棉花長期以來為江蘇省大宗出產物，為了保證日本紗廠的原料供應，日軍對京滬杭的棉花進行統製，據“蘇浙皖淮四省棉花收買要綱”的規定：“中日軍政當局依據統盤指導方針，關於運輸警備、走私、隱藏等循棉統會之請示，設法采取所需一切措置。”“凡已收買之棉花應全部集中棉統會，嚴禁私行采購本廠自用或囤積用之棉花。”③棉花統製極大地壓低了棉花的收購價格，挫傷了棉農的生產積極性。１９３７年江蘇計有棉田１１８２３７５畝，年產皮棉２３３１０１５擔，１９４５年戰爭結束後，棉田麵積僅有３７５１４０畝，生產皮棉７７５５４１擔，不及戰前的三分之一。④戰爭對江、浙二省林業的打擊同樣很大。二省在戰前均設有林業行政機關，專管林業行政事務。江蘇省設有林務局，浙江省設有農業改良場。中央①《查報各機關遷移及抗戰損失費》，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４８９。

②《實業部特派員滬杭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７８頁。

③《卅三年度蘇浙皖淮四省棉花收買要綱》，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日軍檔案２０１２５９７９。

④《抗戰損失》，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４８７，縮微膠片第３９頁。

２３０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模範林區管理局也設在江蘇省，下設湯山林場、鍾湯林場、小九華山林場、牛首山林場、龍王山林場等模範場５處。江、浙二省各縣均設有縣立林場或苗圃，各縣建築鐵路及公路時，在路基兩旁遍植樹木。戰前江、浙二省的林業正處於方興未艾之時。然而，“此次事變，各處林場苗圃，在戰區內者，均受損甚巨。而沿鐵路及公路之樹木，則均被砍伐一空，喪失殆盡。第樹木種植雖易，長成頗難。……今以數十年之努力，毀於一旦。則林業者所受此次事變之打擊，其損失誠不可以數字計矣”①。在南京牛首山普覺寺，設有林場總辦事處及第一分處、林工宿舍及林具儲藏室，在戰時均被焚毀，林警室及辦公室雖然存在，但門窗、樓板等均被拆一空，器具被劫掠無餘。寺外苗圃原有平屋數間，及該場林工宿舍，悉數被焚。牛頭山的天然林木，原來極為茂盛，樹齡達數百年的蒼鬆翠柏被砍伐一空，人造林被砍伐十分之二。該場附設的國藥圃的藥材被拔得精光。祖堂、大山、吉山等各分處的損失，與總場大致相同，房屋雖仍存在，但所有門窗、器具等均損失無存。祖堂山的天然林被砍伐一空。②鎮江跑馬山苗圃：“所造之林均被莠民砍伐一空，僅殘存辦公室八間，廚室二間亦複瓦殘破，門窗俱無，餘則或燒或毀，不複存在。場地則荊棘塞途，蓬蒿滿目，儀器、家具、農具等一無所有。”③日軍還在金壇等縣到處砍伐樹木，④僅在揚中縣就砍伐樹竹６０３４萬斤，⑤在溧陽砍伐樹竹分別為６９９５２０００、１３５６２００擔。⑥抗戰前，蘇南大部分縣份還設有林業、棉業與蠶業改進機構，這些機構在日據時期均慘遭破壞。詳見下表：①庶：《維新政府農林行政之機構及善後方策》，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６—１１７頁。

②《南京牛首山林場視察紀》，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９年第３期，第１６２頁。

③《調查各場所戰時損失情形及目前狀況》（１９４７年），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２０５４。

④金壇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金壇縣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７７頁。

⑤揚中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揚中縣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４１頁。

⑥《溧陽縣抗戰時期損失報告書》，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社會處檔案１００９乙１７４２。

２３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表３２１全國各省林業改進機關戰時損失情形調查表機關名稱地址損失情形備考瓦屋６間，林地麵積約計６３０市畝，植有７年生麻櫟５萬株，８年上項房屋林木係被江蘇省省立林業試溧陽縣第一區仙生馬尾鬆９萬餘株，１３年生黑鬆６敵偽焚毀盜伐，今驗場溧陽分場鹿鄉大山下村萬餘株，農具１１０餘件，家具８０林場機構尚未替令餘件。成立。

瓦房１２間，草房４間，軋花廠內有江蘇省立棉作試驗周浦區蘇橋鄉南小引擎１座，軋花機數架，耕牛１原有設備、房屋均場南彙分場邑１７保２圖頭，手耕農具數十件，日常用具數毀失無存。

十件。

茅房４幢２８間，牛８頭，騾馬牲口江寧縣東善林場東善橋６匹，大車４輛，其餘農具均遭損失，約值１億元。

林區１０００畝，鬆３０萬株、林苗２０江蘇省林業試驗場江寧上方鎮青萬株，草房５間，牛３頭及林具等青龍山分場龍山約值１億元。

房屋２０餘間，時價６０００萬元，所武進縣蠶桑改良區東門外東倉橋南有農、家具標本儀器約合時價６０００萬元。

房屋４０餘間，合時價１２０００萬武進縣立初級女子東門外東倉橋南元，校具儀器、養蠶等用具合時價蠶桑職業學校８０００萬元。

資料來源：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農業改進機關戰時損失情形調查》，全宗號１００４，目錄號乙，案卷號２０５４。調查時間１９４６年１２月。

浙江省在戰前，茶葉產量每年為４萬多擔，“自事變後，關於茶葉行政之組織全部解體，所有國立及省立之指導與試驗等機關，如茶葉改良場、模範合作社、茶葉指導所、生產合作社、倉庫等，或毀於炮火，或在不屬現政府（指偽維新政府———筆者注）統治範圍下之浙東。故目前浙省於茶業行政方麵可謂全無”①。

京滬杭農村的手工業同樣慘遭破壞。戰前蘇州手工業非常發達，滸關的織席、唯亭的編毯、城鄉女工的顧繡等非常著名，使用鐵機、木機的絲織廠遍及城鄉內外。戰事結束後，手工工人大多逃散，工場存料機件均遭毀損，許多廠屋更被軍隊侵占。現將偽維新政府戰後對蘇州手工業的調查情形列表如下：①《派員調查杭嘉湖各產茶區域產銷狀況》，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偽維新政府檔案２１０３４１３。

２３２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表３２２蘇州手工業調查表業別家數戰後現狀搖襪６０多少數複業製帽數十家少數複業製扇百餘家在停頓中象牙骨貨５０多少數複業車玉器３０多少數複業紅木器６０多在停頓中皮箱５０多少數複業置器數十家少數複業顧繡百餘家少數複業絲邊３０多在停頓中織席數百戶少數複業毛毯數十戶在停頓中燒窯十餘戶在停頓中資料來源：《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６月出版，第１４９—１５０頁。

江、浙兩省沿海為中國漁業最發達的地區，兩省漁業受戰事影響也非常大。１９４０年６月６日，日軍一巡洋艦在象山檀頭山漁場，炮擊東門島作業漁船，擊沉多艘，燒毀１１艘，用鐵絲綁走漁民３２名，澆上汽油活活燒死。７月１７日，日軍掠走鎮海婦女１８０人。入夜，縱火城區武寧鎮、西門外，燒至２２日，焚毀小港、港口、京滬杭等地房屋三分之一，未及逃出城者９人被殺。

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２日，屠殺鎮海民眾４０餘，蹂躪婦女４０餘名。①１９３９年日本在定海槍殺２９人。１９４０年４月，在岱山燒毀民房３００餘間，燒死１人。同年９月，日偽軍在定海馬嶴鄉燒毀７４０餘戶居民的房屋２１００間。

１９４４年，日軍折磨死數百名修建定海機場和嵊泗“自殺艇”掩蔽體工事的工人。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軍在秀山刺死１７名青年。②１９３７年８月，日軍侵占嵊泗列島達３個月。在各漁島上燒殺搶掠，建立①寧波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寧波市誌》，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４０—２０４１頁。

②舟山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舟山市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２９頁。

２３３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軍事基地，強拉漁民做苦力，給嵊泗漁業造成嚴重損害。民國２８年（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８日，侵華日本海軍一部從舟山竄至嵊山，殘殺漁民５３人。同時，日本漁輪在侵華日本海軍兵艦掩護下，公開地大批侵入中國領海，霸占嵊泗一帶的優良漁場，對中國海洋漁業資源進行肆意掠奪。①現將日軍在嵊泗漁場的暴行列表如下：表３２３日軍在嵊泗漁場的暴行日軍暴行鄉鎮名時間備注殺人數傷人數毀房數泗礁山１９３７．８．１８４五龍北朝陽、外山嘴１９３７．８．１８２１０８黃龍山１９３７．８．１８１灘滸島１９３７．８３１００多箱子嶴１９４０．３．１８５３五龍會城嶴１９４１３五龍田嶴等修工事１９４４２４０高場灣１９４４．８１大洋１９４４年冬１０高場灣１９４５．４．１５６資料來源：嵊泗縣誌編纂委員會編：《嵊泗縣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５３—４５４頁。

１９３８年蘇、浙兩省漁業幾乎全部停止，尤其是４、５月間為黃魚收獲期，漁業損失極大。僅舟山列島、華頂山等漁區的漁民損失就達１０００萬元左右。②內地漁業同樣受到一定影響。江蘇東鄰大海，境內湖沼羅布，江河縱橫，漁業繁盛，因遭敵偽摧殘，一落千丈。無錫地濱太湖，魚產一向豐富，附近有許多居民賴此生活，沿梁溪湖一帶兩岸有魚池３５００畝，素以出產鯖、鯤、鯽、蝦、蟹等著稱。戰事發生後，地方土痞隨意捕捉，每日至該地搶魚達數擔至十①郭振民：《嵊泗漁業史話》，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８頁。

②《王部長對農村漁業複興之說明》，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２２４頁。

２３４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餘擔不等，甚至連五六寸的小魚也被捕走。①為了統製上海、南京等的漁業市場和掠奪中國的漁業資源，日本還組建了華中水產股份有限公司。至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底，該公司擁有拖網輪船４隻、手繰網發動機漁船１４隻、運搬船７隻，合計２５隻。②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至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期間，該公司在上海魚市場經手魚類產品金額達日金１４５５４４３７．７７元、在南京魚市場達日金８５５８２．５０元。③尤為重要的是，該公司擁有在中國東海、黃海等海域捕撈的特權，第一年即在中國海域捕魚產品２０３３８３箱，共值日金１０４３１８５．０３元。④第二年捕獲魚產品３１８０００餘包，合日幣２５０餘萬元之巨。⑤水利事業在戰時也備受破壞。戰前，江蘇“水利冠全國者，皆人事之功焉，迨經八年抗戰，堤塘失修，川渠溝港淤墊，以致水患頻仍，民生凋敝”⑥。

丹陽城西北的練湖，在戰前曾建有鋼筋混凝土結構的５門水閘及閉涵洞３座，“在抗戰期內，均損壞失效”⑦。

抗戰前京滬杭農村的社會保障體係在中國最具特色，各種各樣官辦、民辦慈善機構種類繁多，日軍在占領京滬杭期間，這些機構絕大多數慘遭破壞，有的還被日軍占為他用。如鬆江縣，“查悉前項慈善款產，最近經諮訊會議議決，由友軍（指日軍———筆者注）接收，改為‘日交俱樂部’，並以醉白池為部所，向縣府提取前項慈善款四萬七千元為修理費，業已開始動工。嗣經地方人士力爭，現雖允準養老等事業，暫仍其舊，勉予維持，但添日人六名為董事會董事雲”⑧。戰前蘇南義莊在社會救濟、普及教育、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麵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義莊中有的也遭到了破壞。以下是無錫東河頭陳①《實業部特派員京滬線視察報告》，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５８頁。

②華中水產股份有限公司：《第壹期決算報告書》（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至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日軍檔案２０１２５９３７。

③同②，第７頁。

④同②，第７—８頁。

⑤華中水產股份有限公司：《第壹期決算報告書》（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至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日軍檔案２０１２５９３７，第６頁。

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號１００４，目錄號乙，案卷號４８３４９４，縮微膠片第１１０頁。

⑦同⑥，縮微膠片第１１２頁。

⑧《江蘇省分會調查各縣災況報告》，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２３５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氏義莊戰時損失情形。

表３２４無錫東河頭巷底陳導源義莊戰時損失損失項目單位數量損失時價值（法幣：元）房屋間１０８００００器具件５５３００００雜物件２４１５０００書籍本２００１５０００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無錫縣抗戰期內財產損失的調查》，全宗號１００９，目錄號乙，案卷號１１１６。調查時間１９４６年２月。

日軍對慈善機構的破壞，摧毀了京滬杭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據汪偽政府的調查：丹徒縣該縣共有人口４５２５７０人，災民共１４５２５１人，占全城區人口３１％強。①江寧，“被災（兵災、匪災、旱災）之嚴重為江南各縣冠，麵積占全縣百分之九十，災民約有二十餘萬，占全縣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強”②。句容縣總麵積為５７００平方公裏，人口共計２８４４５５人，受災（兵災、匪災、旱災）麵積約１５００平方公裏，受災人口約１０餘萬人，占全縣半數。③高淳縣麵積為２４０方裏，人口共計７３８２５人，“全縣受災（兵災、匪災、火災、拆讓房屋災）……人口百分之百，亦雲慘矣”④。溧水總麵積約５００方裏，人口共計１９萬餘，受災麵積約２００餘方裏，被災人口約８萬餘，占全縣人口５０％弱。⑤可見，在日據期間，整個京滬杭農村的副業經濟，包括蠶業、林業、棉業、漁業等均慘遭破壞，受災破產的農村人口之多，為曆史上所未有。加上日軍破壞了京滬杭農村的社會保障體係，京滬杭農村經濟更無從恢複。

由於日軍肆意屠殺、虐待農村平民，燒毀房屋、搶劫財物，許多農民被迫①《丹徒縣災況報告書》（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調查員朱世良），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②《調查江寧縣報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調查員鄧複初），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③《調查句容縣總報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調查員鄧複初），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④《調查高淳縣總報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調查員鄧複初），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⑤《調查溧水縣總報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調查員鄧複初），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汪偽振務委員會檔案２０７６５６９。

２３６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逃難他鄉，農村勞動力銳減。此外，由於日軍大批掠奪、捕殺耕畜，農民在被迫逃難過程中，大多數耕牛也因無法飼養而大批死亡，致使日占時期許多縣份農村役畜損失慘重，造成農業生產耕作失時，種植粗放，有的甚至荒蕪棄耕。農業產量急劇下降，許多縣份主要農產品產量不及戰前半數。由於日軍的掠奪，向來被譽為魚米之鄉的京滬杭農村，在日據期間竟長期處於米荒之中。與農業相似，整個京滬杭農村的副業經濟，包括蠶業、林業、棉業、漁業等均慘遭破壞，受災破產的農村人口之多，為曆史上所未有。尤為令人痛心的是，這場侵略戰爭打斷了京滬杭農村的現代化進程，阻斷了京滬杭農村的改良建設和社會發展。加上日軍破壞了京滬杭農村的社會保障體係，受災與破產的農民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愈加增加了京滬杭農村的貧困化程度。

第二節戰火中的京滬杭城鎮經濟一、淞滬戰役後的上海產業抗日戰爭發生前，以工業而論，全國工廠的７０％簇集於江蘇、浙江、安徽３省，沿江、沿海城市更為集中，上海、武漢、無錫、廣州、天津５市擁有全國工廠總數的６０％，其中全國民族資本工廠總數的５０％、資本額總額的４０％、年產額的４６％，集中於上海一地。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至１１月中旬的淞滬會戰曆時３月之久，市街戰的激烈程度為近代中國前所未有。上海工業所遭受的嚴重損失，可以想見。該市工廠集中於公共租界東北兩區，滬戰發生後，這些地區很快被波及。據工部局戰事結束後的調查，計兩區遷移的工廠達４２２家，完全被摧毀的工廠達９０５家，隻有滬西蘇州河以南自曹家渡至叉角嘴地區的工廠未受戰事影響。另據上海金城銀行調查，自八一三滬戰爆發至１９３８年３月止，總計上海市及其近郊，中國的工業損失達１５５７６４千元，在戰爭發生的３個月中，直接為炮火所毀的物質損失達８５４８４千元。以上兩項數字由於調查不係統，統計並不全麵。一般認為上海在滬戰中被損毀的工廠達２０００餘家，損失總額達８億２３７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元左右。①據偽維新政府１９３８年的調查，上海各業受損情況如下：木工業２３家、五金業７２家、車輪業３家、化學品業４９家、衣服業４４家、食物飲料及煙草業４０家、科學及音樂用具業３家、家具製造業２家、機器及五金製造業４１０家、磚瓦玻璃業８家、紡織業１３６家、皮革橡皮業１９家、印刷及紙料等業７５家、其他工業２１家。②據外國學者的調查，在所有的損失中，華商的損失最重。外商的工廠也有一定的損失，其中英國財產的損失約５萬金鎊；日本工廠和堆棧的損失約為６０００萬日元（合３５０萬金鎊），其中棉紗製造工業損失約為１５００萬日元。③在上海的中國紗廠共有３０家，其中２３家被毀或被迫停工，隻有廠址在租界內的７家紗廠在滬戰期間尚在開業。中國紗廠中每廠至少雇用工人６００名。日本紗廠也有３０家，每家至少雇用工人２０００名，其中１家被毀，１家無法開工。英國紗廠至少雇用工人３０００名，均未被戰火波及。中國顏料工業受害慘重，被毀工廠達１９０家。縫織工廠被毀５０家，９家房產被毀，日商廠隻有１家被毀。在租界防區內的繅絲廠僅存４家，餘則全部被毀；上海絲織廠有４００家，其中３００家被毀。出版印刷業中，規模最大的２家均遭受巨大損失，另有１家遷往香港；日商有２家印刷廠被毀。被毀的小規模印刷廠約為２００家。被毀的火柴匣製造廠１家。其他還有１家船塢工程廠、１家大鐵廠、１家印刷機製造廠、１家科學儀器廠遭到慘重損失，完全被毀的小規模機器廠達數百家。教育用品、苧麻品等工廠亦有多家被毀。④電業約損失①據上海社會局的調查，滬戰期間，上海工廠約有２２７０餘家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損失總額在８萬萬元左右，其中，閘北區的工廠全部被毀，虹口及楊樹浦的被毀工廠約占７０％。這個數字與日本人的調查數據基本相符。據日本大阪貿易調查所的統計，在南市未陷以前，上海已有１９５８家工廠被損毀，損失總額為５６４５０萬元，若將南市被毀工廠計算在內，則上海全市被損毀的工廠不下２０００家，損失總額可達８萬萬元以上（鄭克倫：《淪陷區的工礦業》，《經濟建設季刊》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４３年４月出版，第２４７頁。）中國實業部估計上海工業損失為８萬萬元，複旦大學李權時估計為８４４５０萬元。美國駐滬商務副參讚的估計，比較研究周到，也認為上海的工業全部損失約為８萬萬元，直接工業上的損失為６５０００萬元（ＲｏｂｅｒｔＷ．Ｂａｒｎｅｌｔ著：《太平洋戰事暴〔爆〕發前之上海工業》，中央銀行：《經濟彙報》，１９４２年第５卷第９期，第２５頁。）②《上海公共租界內工廠損失估計》，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２０頁。

③ＲｏｂｅｒｔＷ．Ｂａｒｎｅｌｔ著：《太平洋戰事暴〔爆〕發前之上海工業》，中央銀行：《經濟彙報》，１９４２年第５卷第９期，第２５頁。

④同③，第２６頁。

２３８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３０００萬元，自來水等公用事業損失約為２６００萬元，造船業損失約為１６５０萬元。

上海一市被損毀的大絲廠達３３家，毀壞的絲車數為６８３６部，僅這些絲車設備的價值即達千萬元以上。租界內被毀損的小織綢廠達１１８家，在租界內生產的各廠，因上海紡絲廠大多被毀，熟絲供應斷絕，多數隻得改用進口原料。全市大小絲廠共達４００家，有３００家被毀損。上海周圍的紡絲廠同樣遭受重大損害。戰事結束後的半年裏，紡織業因廠屋毀壞及營業不振而所受損失估計有１萬萬元。查１９３２年中日戰爭以前，上海有紡絲廠１０８家，一·二八事變後減至５１家，其中又有半數以上在１９３７年戰事以後停閉。上海四郊被毀損各廠，從前共有工人１８８９６名，資本總額計２８２２５８０元。另據中國染織業公會估計，上海受損害的染織廠（包括外商）共有１９０家，損失金額共約９８３萬元。因此而造成的該業失業工人為２１０００餘名。上海原有針織廠５０家，平均每家使用工人約１５０名，完全被毀損的工廠１５家，其中９家在被毀損前，曾設法將其一部分機件運出。在戰事結束後的８個月中，營業損失４０％至７０％的工廠有１５家，其中大半設於法租界之中。華商針織廠中以華盛路五和織造廠受損失最為嚴重，該廠從前曾有工人５００名。日商康泰襪廠在外商針織廠中受損失最嚴重。①較大的化學工廠有９家被毀，其中各廠多出產硝酸及硝化物、工業酒精、醬油、氧及亞羸質瓦斯等。②設在龍華的上海水泥公司所受損害非常嚴重，該公司的機器價值２００萬元。而設在白利南路的天原電化廠，製造漂白粉及鹽酸，資本３０萬元，戰事結束後毀損殆盡。附近的天利廠生產硝酸、鹵精、水硝酸、硝酸鈣及鹵砂等，肇新化學廠出產硫化鈉及碳酸鈣等，兩廠均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害。設於閘北的江灣化學廠，製造硝酸、木炭、酒精及蒸木油等，工廠４０％被損毀。設在民生路的永和實業公司，專造牙膏、橡皮物品及油漆等，工廠幾乎全部被毀。浦東的酒精廠受到不小損害。設於楊樹浦的天一廠，製造味精及豆醬，全部被毀。製造氣體的中國實業公司剛建成的新式工①《上海工部局發表戰後工業實況》，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１—１３２頁。

②ＲｏｂｅｒｔＷ．Ｂａｒｎｅｌｔ著：《太平洋戰事暴〔爆〕發前之上海工業》，中央銀行：《經濟彙報》，１９４２年第５卷第９期，第２６頁。

２３９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廠，廠址在遼陽路，落成不久，就部分被毀損。江灣永固油漆廠被毀損。在閘北其他３家漆廠，也受到一定的損害。①另外，上海閔行中孚興業化學製造廠戰時各類損失達９２００萬元，其中製成品損失１２００萬元、原料損失２０００萬元、機械及工具損失４０００萬元，其他方麵損失２０００萬元。②肥皂業所遭受的損失也很重，大規模的肥皂廠有６家被毀，其中１家係英商所有，被毀後尚能恢複工作，另有１家係日商所有。③華商皂廠損失最重。五洲藥房固本皂廠，損失達５０萬元。江灣永華、蝴蝶兩廠、南市同豐皂廠、閘北南洋燭皂廠及西區廣東皂廠皆遭受重大損害，昆明路的日商瑞寶皂廠全部被焚。規模較小的皂廠及皮革廠，大都設於上海四郊，被戰火毀壞殆盡。八字橋的精益皮革廠，全部毀於大火。白利南路的大華皮革廠因炮火而受重損。④上海製造橡膠鞋及硬橡膠物品的工廠在戰前達３５家，且日益發達，戰後僅剩６家，損失總額估計達２００萬元，因此而失業的工人約７０００名。據橡膠業同業公會提供材料，宏大、信大、利亞、大中華、永和等５廠直接毀於炮火的損失共為１２３萬餘元。租界外馬路上２廠均毀於火，大連灣路的正泰橡膠廠，全廠被毀，損失４８３０００元；斜土路協康製胎廠被炮火所毀，損失約３０萬元。大中華廠除上海各廠直接損失５１１０００餘元外，１９４１年６月外埠各分支機構損失共達５３６２０００元（當時法幣值）。另外，該廠共有機器、原料、成品等１２０餘噸被日軍劫走。⑤造紙廠中有５家全部被毀，１４家損失慘重，其中隻有４家在滬戰結束後複業。⑥設立在上海、蘇州、杭州、寶山、嘉興等地的江浙造紙廠計有十餘家，①《上海工部局發表戰後工業實況》，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２—１３３頁。

②《抗戰損失》，江蘇省檔案館藏，江蘇省建設廳檔案１００４乙０４８６。

③ＲｏｂｅｒｔＷ．Ｂａｒｎｅｌｔ著：《太平洋戰事暴〔爆〕發前之上海工業》，中央銀行：《經濟彙報》，１９４２年第５卷第９期，第２６頁。

④《上海工部局發表戰後工業實況》，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３頁。

⑤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工作組等：《上海民族橡膠工業》，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第４１—４３頁。

⑥ＲｏｂｅｒｔＷ．Ｂａｒｎｅｌｔ著：《太平洋戰事暴〔爆〕發前之上海工業》，中央銀行：《經濟彙報》，１９４２年第５卷第９期，第２６頁。

２４０第三章日偽在京滬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控製其中以上海天章及龍章造紙廠的規模最大，出品最多。戰爭發生後，各廠所在地相繼淪陷。據紙業界調查，天章造紙廠因在滬設有東西兩廠，廠屋機件幸未受損壞，但營業損失約達１０萬餘元。龍章造紙廠在南市日暉港的廠屋機件全部毀壞，損失也達１０萬餘元。寶山八字橋廠損失約為３０萬元，上海江南造紙廠損失約為１０萬元，上海造紙廠損失７萬元，大中華紙廠損失３０萬元，華豐造紙廠損失１０萬元，大華、華成、竟成造紙廠各損失５萬元。總計各廠廠屋、機器及營業損失至少為２５０萬元。①茲將戰事結束半年後，偽維新政府對造紙業的調查結果附後：表３２５京滬杭造紙工業損失一覽表廠名廠址資本額（萬元）損失狀況生記（音）上海４０７５％被毀天章上海１００尚未估計竟成上海７５仍在開工中國（美商）上海２００仍在開工寶山上海５０尚未估計江南上海１００尚未估計上海上海５０全部被毀大中華上海１００尚未估計神州上海１５全部被毀光華上海５全部被毀上海５全部被毀硬紙板上海７５尚未估計龍章龍華２００尚未估計資料來源：《上海工部局發表戰後工業實況》，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６月出版，第１３３—１３４頁。

上海玻璃業同業公會會員工廠共有２６家，其中１３家製造玻璃瓶，５家製造熱水瓶，２家製造化學器皿，６家製造各種雜項玻璃物品，各廠資本共計８７萬元。戰事中損失總額約為半數。新華廠受損最重，該廠原有資本額２４①《江浙各造紙業蒙受巨大損失》，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９頁。

２４１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與偽政權萬元。中山路的福興玻璃廠，設於塘山路的中漢公司均被毀損，①中漢公司原有工人約３００名。浦東熱水瓶製造廠的閘北分廠全部被破壞。設在楊樹浦製造電燈泡的工廠，有５家被毀。②１９３２年中日戰事期間，商務印書館在閘北損失即達１６００萬元，事後該廠在閘北重建的部分廠屋又在１９３７年受到重創，損失約在５０至１００萬元之間。另一規模較大的印刷公司中華書局，滬廠戰後被迫停工。開明書局的虹口廠屋，資本３０萬元，全部被毀。大連灣路的世界書局幸免遭殃，但廠屋則被日本軍隊占用。昆明路的華商三一印刷公司亦遭摧毀。綜計全市被毀的小印刷廠約有２００家。受損最重的外商印刷廠為齊齊哈爾路的日商中國橡皮印刷公司。③上海華商煙草業共有１８家較大的工廠，其中８家全毀；外商煙草業隻有１家遭受損失，旋即修複。④上海華商煙草業資本總額約在１２００萬元以上，損失價值約為５００萬元。百老彙路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廠屋受損最重，其次為彙山路的華成煙草公司，這兩家公司原來雇用工人約６０００名。公平路的大東煙草公司受損也相當嚴重。楊樹浦的頤中煙草公司廠屋，曾被炮火擊毀數處。⑤上海麵粉廠共１５家，有８家被毀，⑥其中一家設於閘北，每日產額為３５００包。⑦華商木料廠２２家，均在租界外，大都被毀或損失慘重，被毀的英商和日商木廠各１家。⑧滬西白利南路一帶受害慘重，華商源茂木廠、日商野村木材會社及英商貝樂、精藝公司的廠屋，均蕩然無存，英商兩家公司的損失約為①《上海工部局發表戰後工業實況》，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４頁。

②同①，第１３５頁。

③《上海工部局發表戰後工業實況》，偽維新政府實業部：《實業月刊》，１９３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５頁。

④ＲｏｂｅｒｔＷ．Ｂａｒｎｅｌｔ著：《太平洋戰事暴〔爆〕發前之上海工業》，中央銀行：《經濟彙報》，１９４２年第５卷第９期，第２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