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一條鞭、地丁銀
明朝，農民需按年向政府交納夏稅和秋稅。交糧稱“本色”；發展折合成銀錢交納稱“折色”。明後期，在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同時，財政問題亦日趨嚴重。為化繁為簡，平均賦役，1581年，張居正在丈量全國土地的基礎上，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嘉靖初已在福建、江浙、直隸、廣東等地推行的一種新稅製，稱為“一條編”，“編”俗稱“鞭”，故稱“一條鞭法”。基本特征如下：以州縣為單位，將全部田賦、勞役（或代役的丁銀）貢納和雜差，均折合成銀兩，歸並成一個總數字，然後按本州縣田畝分攤，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賦稅。
一條鞭法上承唐宋的兩稅法，下啟清代“攤丁入地”製，改變了曆代賦、稅平行的征收慣例，役法統一，稅製簡化。這一變革，在賦役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一條鞭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製豪強勢力，減輕農民負擔，鬆弛對農民控製的作用。其賦稅統一征銀的做法，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起促進作用。
清朝，沿用明朝的“一條鞭法”。1713年，清康熙帝鑒於戶口繁衍但地畝並未加廣的實際，下令依據兩年前（康熙五十年）各地所報人丁的數字，作為丁銀的固定稅額，以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清史稿·食貨誌》。。這樣，丁銀成為固定不變的數額，導致賦稅製的進一步變化。1716年，清政府首先在廣東、四川兩省“統計丁銀，按畝均派”，這種將丁銀全部攤入地畝征收的辦法稱“地丁合一”，又稱“攤丁入畝”。清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頒布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的詔令，即將康熙五十年固定下來的丁銀額，全部攤入田賦銀中統一征收，封建國家開始實行單一的土地稅製，沿襲了幾千年的人頭稅到此基本結束。
“攤丁入畝”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我國賦稅製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的實行，有助於封建國家稅收的穩定，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弊端，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也大為減弱。
第三節貨 幣 製 度
一、 貨貝
貨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在商代的商業交換關係中已使用了貨幣。海貝殼是早期貨幣的雛形，稱貨貝。海貝帶齒槽，是社會上非常珍貴的吉祥品、裝飾品。貝以朋為單位計算，10枚為1朋。在殷墟的商王之妻婦好墓中，發現有6000枚海貝，為600朋。
海貝量少，不敷周轉。從商王朝開始，又以玉貝、骨貝和銅貝輔之。貝在商業交換中，充作媒介、支付、價值尺度和貯藏手段，成為貨幣。西周貨幣仍以“貝”為主。當時，貨貝的種類很多，計有海貝、玉貝、石貝、骨貝、陶貝等。其中，最珍貴的是紫貝，其次黑貝，白貝最普通。
商代的青銅品相當精美，其銅鑄貨幣稱為銅貝，是目前所見的最早的金屬鑄造貨幣。銅幣是稱量貨幣，其計算單位是“寽”。
二、 雜幣
春秋戰國，各諸侯國的貨幣鑄造權歸中央政權或大商業城市的地方政權。其中，楚國的貨幣則由中央統一製造。當時，各國鑄造的金屬貨幣形狀各異，有的還鑄有造幣地名、幣值。
（一） 布幣
“布”是“鎛”的假借字，是古代的一種農具。“布”分兩類。① 空首布。春秋時期的空首布，其狀似鏟。② 平首布。已脫離鏟的原始形狀，抽象為布幣。因鑄造時間、地區的不同，布幣形製差異很大。鑄於布的銘文有“”、“梁半”等，為幣值，是布的一種貨幣單位。
（二） 刀幣
齊、燕、趙等諸侯國鑄造刀幣。齊國刀幣較大，麵文有“節（即）墨刀”、“安易（陽）刀”等。燕國刀幣較小，帶有“明”字，習稱“明刀”。趙國的刀幣也較小，鑄有“甘丹（邯鄲）”等銘文。
（三） 圓錢
秦和周使用中間有孔的圓錢。秦錢銘文有“重一兩十二朱（銖）”、“重一兩十三朱”等，周錢銘文有“西周”、“東周”等。銖是重量單位，1兩等於20銖。
（四） 蟻鼻錢
楚國的主幣為一種帶有幣文的小方塊金餅，習稱“餅金”。一塊大金餅為10到20小塊不等。輔幣為一種近似海貝的銅質幣，俗名“蟻鼻錢”。
三、 方孔圓形錢
秦始皇統一全國，廢止六國舊幣，規定幣分二等，上幣黃金，單位鎰（24兩為1鎰），下幣銅錢，以半兩為單位。圓形方孔錢為方孔圓形，正麵鑄“半兩”二字，又稱半兩錢。半兩銅錢是一種進步的幣製形式。其價值單一，交換方便；圓形方孔，規格一致；個體輕巧，便於攜帶。自秦始皇以後，方孔圓形錢為中國銅錢的固定形製，沿用至清，計2000餘年。
四、 五銖錢
漢初，黃金和銅錢是法定的貨幣。漢朝也是中國貨幣史上使用黃金最盛的時代，金餅由黃金鑄成，大的重1斤，折合10000枚銅錢；小的1兩，折合625枚銅錢。
漢初，幣製不穩。中央、各郡（國）官府和地主、商人均可鑄造貨幣，各行其是。貨幣的大小、輕重、規格、質量沒有統一的標準。混亂的幣製嚴重影響國家的賦稅征收和商業發展。公元前118年，漢武帝下令上林三官鍾官、技巧、辨銅。鑄造五銖錢，作為法定貨幣，通行全國。同時，禁止各郡（國）和私人仿製。舊製貨幣一律作廢。五銖錢因其重量為五銖，故名。該錢流通方便，五銖錢一直沿用至三國，為中國貨幣史上數量最多、流通最久的貨幣。該錢幣有周郭，鑄“五銖”二字，不易盜鑄。
西漢末年，王莽托古改製，廢除五銖錢，仿舊貨幣鑄造新幣，有刀、布、貝等形製，且頻頻更改。王莽的幣製改革造成經濟財政和市場物價的混亂，無法使人接受，至東漢複行五銖錢。
魏晉南北朝的幣製采用鑄造新錢與利用舊錢並行的方式。此時，戰亂紛紛，在“雖有千黃金，無如我鬥粟。鬥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述異記》卷下，見杜文瀾輯《古謠諺》卷六十九。的歲月裏，布帛穀物成為主要的支付手段。
五、 新五銖錢、開元通寶
隋和唐朝前期，交易繼續以布帛穀物等實物為主，貨幣輕重大小不一，印質低劣。為扭轉幣製混亂的局麵，隋文帝下令改鑄新五銖錢。該錢背麵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開皇三年（583年）詔令四方諸關，各以百錢為樣品，從關外攜錢來者，皆需與樣錢勘對，相同者才能入關，不同者，沒收入官，壞以為銅。
唐代前期，貨幣形狀等承前代製度，但改貨幣重量名稱為“寶”。唐朝主要通用“開元通寶”和“乾元重寶”銅錢。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開元”意即開辟新紀元，“通寶”是通行寶貨，簡稱“通寶”。後為曆代王朝沿用，僅在通寶或元寶、重寶二字前冠以年號、朝代、國名，以示區別。
六、 交子、錢引、對錢
圖81北宋的交子
宋代，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貨幣需要量隨之增加。真宗時，為了解決金屬貨幣不足和流通不便的問題，經政府特許，四川、成都十六家富戶聯合印製紙幣，稱為“交子”，以替代市場上流通的銖錢。交子成為中國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紙幣。至仁宗朝，交子收歸官辦，並設立本錢，在四川地區定期限額發行使用。
徽宗時，交子改名為“錢引”。南宋時，四川地區交子全部由錢引取代。此外，南宋還流行一種稱作“會子”的紙幣。
“對錢”即配對使用的錢幣。宋仁宗起所鑄錢的銅質、大小、厚薄、內外郭均相同，僅錢幣文字采用兩種或多種字體。當時錢幣上的“崇寧”、“大觀”等字出自宋徽宗趙佶禦筆，為“瘦金體”，鑄造精細。元祐（1086年—1094年）通寶的文字則出自司馬光、蘇軾等名家手筆。
七、 鈔幣
元代，以使用紙幣為主，其中中統鈔和至元鈔一直行用不廢，成為主要的紙幣。幣的數量、種類均不及其他朝代。元滅金後，政府廢止銅錢，但難禁民間用錢，同時，沿用金朝舊製，印造紙幣。忽必烈即位後，在中統元年（1260年），發行中統交鈔和中統元寶鈔兩種紙幣。中統交鈔以絲為鈔本，以兩為單位，每二兩當銀一兩；中統元寶鈔以金銀為鈔本，麵額自十文至二貫，一千文為一貫，共九種。每一貫當交鈔一兩，兩貫當白銀一兩。至元二十四年（1283年），又發行至元寶鈔，簡稱至元鈔，是以金銀為鈔本，與中統鈔並行，麵額自五文至二貫共十一種，每一貫當中統鈔五貫。元朝初年由於鈔本比較充實，如中統鈔和至元鈔皆可兌換金銀，所以紙幣信用頗高，通行全國。元朝後期，隨著鈔本的逐漸空虛，政府濫用鈔幣，鈔法日益敗壞。至元末順帝至正年間的至正交鈔竟沒有鈔本，導致日印紙幣無數，交鈔散滿人間，物價暴漲，紙幣失信，交易遂回歸以物易物。
八、 元寶、銀元、銅幣、製錢
明清，隨著工商業的發達，白銀替代錢、鈔（紙幣）成為市場上流通的主要貨幣。當時，朝野上下普遍用銀，民間大、小交易亦用碎銀。明政府的田賦、徭役、工商業稅、海關稅乃至官吏俸祿、國庫開支也均以銀折價，按銀計算。
（一） 元寶
元寶，又稱寶銀，是一種將白銀作為貨幣的固定形製。元寶以重量計算。明中葉，金銀比價為1∶7至1∶8，明末為1∶10左右。清初為1∶14左右。清代銀錢比價為銀1兩合銅錢1000文。
（二） 銀洋
清時，西方銀幣流入我國，俗稱銀洋。17世紀後期，福建漳州鑄造“漳州軍餉”銀元，重一兩，為中國較早鑄造的銀元。道光十八年（1838年）福建台灣亦鑄造有壽星圖像的“足紋銀幣”。
近代，張之洞奏準朝廷，在湖北試製銀元，該幣以龍為圖案，稱“龍洋”，清末龍洋有三款，即“光緒元寶”、“宣統元寶”和“大清元寶”。中華民國成立後，先後鑄有以袁世凱、孫中山頭像為造型的銀元。
（三） 銅幣、銅元、銅板
銅幣一枚重1錢，也稱1文。平時，1000枚為一串，習稱“一千”、“一貫”、“一吊”。北京等地一吊為100文。清末，銅錢以外還有銅元。銅元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開始在廣東鑄造，第二年起，清廷令沿海沿江等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仿造。銅板分當五、當十、當二十，即當製錢5文、10文、20文等幾種，頗受社會各界歡迎。起初，一枚銀元可兌換七八十枚銅元，後可兌銅元100多枚，至民國初年更甚。遂稱銅元為病民惡幣，流行30年後終於被光閃奪目、製作精細的鎳幣取代。
（四） 製錢
製錢是明清兩代鑄造的銅錢。製錢的含義是貨幣的形式、文字、重量、成色均有定型，以區別於前期舊錢和本期偽錢。製錢與前期舊錢對比，稱“今錢”，與本期偽錢對比，稱“官錢”。
第四節度量衡製度
一、 度量衡的萌芽
在人類進行生產行為的同時，產生了度量衡。原始社會的先民，在漫長的生產實踐中，逐漸產生數量和形狀的觀念，如大小、多少、方圓等，並形成“數”的概念、計數的方法。“協時同正日，同律度量衡”《尚書·舜典》。是中國古代關於度量衡最早的文字記載。度，指丈量長度的器具，如尺；量，指量體積的容器，如斛；衡，指稱重量的衡器，如秤。
商周時，我國的度量衡器及度量衡管理製度已初步完備。如殷墟（位於河南安陽）出土的兩支商代牙尺。尺上標有寸格，刻有分格，分、寸均采用10進位。一支長15.8厘米，另一支長15.78厘米。尺上刻10寸，每支刻10分。說明早在商代，計量方法已采用先進的十進位製。
周朝，設有管理度量衡的專職官吏，負責頒發、檢定和使用度量衡標準器具。“內宰”頒行度量衡製度，“大行人”兼管國家統一標準器。地方度量衡，歸管理市場的“質人”負責。所謂“市尺”、“市鬥”、“市升”、“市秤”之名，即源於此。在長期檢測度量衡的實踐過程中，人們知道了在缺乏恒溫條件的情況下，以溫度變化較小的春秋季節校正度量衡器具較為精確，所謂仲春、仲秋“日月同長，則同度量，正權衡”《禮記·月令》。。
迄今為止，考古發掘未見殷商西周的量、衡器和西周尺具的實物。有人根據文獻的推算，周代1尺約長19.91厘米，1升約合139.7毫升，1斤約重288.9克。
二、 度量衡的歸一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度量衡製由混亂逐步趨向統一的過程。
春秋時，諸侯國各自為政，各方麵製度均較混亂。度量衡製受經濟、政治因素的製約，單位量值不斷增加，速度很快，差別很大，以1斤為例，齊國為198.4克，魏國為212.6克，楚國為227.2克。
圖82山東省膠州市靈山衛出土子禾子銅釜（戰國）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適應征收賦稅與交換商品的需要，著手整頓和統一度量衡。齊國的田氏當政後，製定並頒發標準量器，即傳世的田氏三量：齊開國君主子禾子銅釜（容20460毫升），公元前4世紀末的陳純銅釜（容20580毫升）和左關銅。據《管子》記載，田齊1釜等於5區或100升。據“三量器”實測，算出田齊的量值如下：1升約205.8毫升，1豆約820毫升，1約2020毫升，1區約4116毫升，1釜約20580毫升。春秋時，薑齊的量器是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左傳·昭公三年》。。至戰國田齊，增加了“”，並使升、（釜形）成10進關係。戰國時，諸侯國的度量衡已較少差異。尺長23厘米左右；斤重250克左右；升容200毫升上下。
公元前344年，商鞅頒行商鞅銅方升，作為標準量器。其“平鬥桶、權衡、丈尺”之法是商鞅變法中整頓度量衡的一項重要內容，在舊中國度量衡製中最具代表性。
圖831964年西安市阿房宮故地出土的高奴禾石銅權（秦）
銅方升的自銘容積為16.2立方寸，實測方升長、寬、高，計算出當時秦國的1尺約合今23.3厘米，1升容200毫升。商鞅銅方升在秦代統一全國後，成為量器的標準器。“權與物均而生衡”《漢書·律曆誌》。。衡的初始形製似天平，但不是兩端托物，而是取橫杆（稱為衡），並係一紐於其正中，兩端分別係盤，一盛權，一盛物，斤兩之數記於權上。這實際上就是天平，權即砝碼。戰國時期，我國還利用杠杆原理製造稱重用的衡秤，天平逐步向杆秤過渡。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下令廢除六國舊度量衡，以原秦國的度量衡製為基礎，規定新的統一的度量衡製、標準器，頒行全國。秦度量衡的統一，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並為中國封建社會度量衡製度奠定了基礎。按秦朝標準器計算，秦時，1尺合23.2厘米，1升合202毫升，1斤合258克。
漢承秦製，兩漢400餘年度量衡的量值基本穩定，度量衡的具體度量標準，亦與秦代基本持平，見表83。表83漢朝度量衡製基本情況
名稱 單位 換算度 分、寸、尺、丈、引 十進製 裏 龠、合、升、鬥、斛 除一龠等於半合外，餘均十進位製 衡 銖、兩、斤、鈞、石 24銖等於1兩，16兩等於1斤，30斤等於1鈞，4鈞等於1石據出土文物測量，漢時1尺約為23厘米～24.1厘米，1升為194毫升～205毫升，1斤為238.3克～258克。
三、 度量衡的量值
南北朝時，封建國家分裂，政權更替頻繁。多變的政局導致度量衡製的混亂，封建國家的統治者采用不斷增加對民眾剝削的手段來增加財政收入，維持其統治。這一時期，度量衡製最大的特點是量值的增加。
度量衡單位量值的大幅增加，不利於繪製天文儀器，配製藥劑處方等。古代製造天文儀器的標準尺係測定日影長短變化的量天尺，其長短不能隨意改變。用藥的劑量也存在同樣問題。為此，南北朝時度量衡分大小製。大製，用於日常生活，習稱“俗製”；小製，即秦漢之製，主要用於調樂製、測日影、定藥量以及製作禮服禮器等。
隋朝，楊堅統一全國後，把北朝增大的度量衡製及量值固定下來，再次統一度量衡，並推行全國，見表84。表84隋度量衡標準
名稱 古製（漢）隋製 今製度 1尺2寸 1尺 29.51厘米 量 3升 1升 594.4毫升 衡 3斤 1斤 668.19克 可見，隋尺較之漢製增長28％，量和衡的單位量值亦增長約2倍。
唐代度量衡製源於隋，並使之完備。唐時，尺長31厘米，升合600毫升，斤重693克。唐朝還規定度量衡器具的檢驗程序，製定了違規處罰措施，並嚴禁民間私造度量衡。
四、 度量衡的精細
宋代，度量衡製更為精細。宋朝標準尺是征收布帛用的三司布帛尺宋時，三司使主管貢賦。，“太府布帛尺比晉前尺一尺三寸五分”《律呂新書》。，1尺當長31.2厘米。還有浙尺、準尺等地方尺，“浙尺僅比準尺十八”程文簡《演繁露》。。量製，將10鬥1斛改為5鬥1斛，2斛1石，量器形狀無論升、鬥、斛，均廢除以前的圓筒斛，改為截頂方錘形。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的銅則，就是宋代的一種標準權衡器，自銘重100斤，實測64千克，可證明宋1斤為640克。唐時，“錢”為最小的重量單位；宋增設分、厘、毫、絲、忽，均為十進製，開創長度單位移於衡製的先例。
宋朝的衡器開始製作戥秤，靈敏精密，最小可稱1厘，合今0.04克。
明代，伴隨商品經濟的繁榮，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度量衡製日趨完善。明清時期，常用尺分為三種：營造尺、裁衣尺和量地尺。營造尺長32厘米，裁衣尺長34.2厘米，量地尺長32.66厘米。量器，明代1升為1022.5毫升左右，並由國家鑄造鐵斛、鐵鬥、鐵升作為標準量器，用以檢驗地方的木斛、木鬥、木升。衡器，有天平、杆秤、戥子等種類。清時，又增加一種重秤，引用英國磅秤形式，民間習稱磅秤，實為台秤。
明清度量衡比較，見表85。表85明清度量衡比較
度營造尺 裁衣尺 量地尺 量 衡明32厘米34.2厘米 32.66厘米1升為1022.5毫克左右1斤合今582克～589克清32厘米35.5厘米 34厘米 1升合1043毫克 1斤合今598克
思考與練習
1． 何謂“井田製”？何謂“均田製”？
2． 明清時期，封建地主經營土地主要有哪些形式？
3． “初稅畝”有什麼曆史意義？
4． “兩稅法”、“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和意義是什麼？
5． 談談從先秦到明清度量衡的發展曆史。
6． 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製度對古代社會文化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
延伸閱讀與參考書目
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田昌五、漆俠：《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
中國社科院等合編：《中國經濟通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
林甘泉：《中國封建土地製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吳恩裕：《中國度量衡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7年。
第九章科 技 文 化 掃碼可得相關
圖像信息
第九章科 技 文 化此章參考陰法魯、許樹安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一冊，1989年；第二、三冊，1991年），杜石然等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稿》（科學出版社，1982年），王玉哲主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科學技術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科技成就輝煌，從秦漢到宋元的1000多年間，中國人民在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數學、農學、地學、醫學、建築學等各門學科中，均有許多重大的發明和創造。其中，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活字印刷術是中華民族奉獻給世界並改變了人類曆史發展進程的重大發明，是輝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明的集中表現。
中國的古代科技注重實用性，這是中國科技長期處於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但正是這種實用性思維和國人重視經驗的習慣，嚴重地製約了中國科技向更高層次的發展。由於不善於將經驗上升到理論，往往在經驗階段停滯不前，使中國一直沒有能夠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科學學科體係，這也是近代中國科技之所以落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一節農學
中華民族以農業為根本，輔以林、牧、漁業的立國方針，是由華夏大地特定的地理環境與自然條件決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文明發達的程度可以農業科學技術水平作為衡量的依據。
一、 主要農具的產生和發展
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發明創造了種類繁多的農具，對發展中國農業乃至世界農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 原始農具
人類最早的工具是打製的石塊和經過初步加工的木棒。原始農業的生產流程一般為：石斧等砍伐器砍倒樹木→開墾荒地→尖木棒鬆土→播種→石刀、蚌鐮等進行收割。這裏的石斧、尖木棒、石刀、蚌鐮等，就是舊石器時代的最早農具。新石器時代，農具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耒、。耒、作為原始農業生產中的常用農具，不僅直接孕育出後來耕地的犁以及鍬、鏟等農具，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許多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發明。
（二） 青銅農具
我國的青銅時代在商周時期。當時，雖然仍以木、石、骨、蚌器等農具為主，但也開始出現了青銅農具，種類較多。青銅農具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並為鐵製農具的誕生和推廣奠定了基礎，在我國農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三） 鐵製農具和牛耕
商周時期，開始認識並使用鐵。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第一次農具大變革時期，鐵器普遍用於農業生產，設計已很精巧，牛耕技術得以推廣。牛耕的推廣和鐵農具尤其是鐵犁的出現與普及，是農業生產技術質的飛躍，它不僅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古代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使我國封建社會中最基本的耕地方法得以確立。
（四） 機械農具
我國機械農具的創製也很早。秦漢至五代，為我國機械農具的初始階段。這時，隨著冶鐵業的發展，機械農具也不斷出現和更新。常用的農具計有鐮、錐、犁、鋤、枷、耙、耨等30餘種，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水平。耕犁的不斷改進，促進了牛耕技術的迅速發展。西漢後期，我國的牛耕形式基本定型。
除犁耕技術外，其他機械農具的發展也很快。以灌溉工具為例，東漢時的“翻車”是一種很有效的提水機械，也是後世農村水車的雛形。
隋唐時，農具改進尤為明顯，曲轅犁和水轉筒車的出現便是最好的例證。至此，我國的犁耕方法基本定型。唐代的灌溉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各種不同形式的水車紛紛出現，水轉筒車最為出色。
（五） 改良農具
宋元時，在更新農具方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農業史把這一時期稱為我國農具史上第二次大變革時期。此時的農具更新，主要在動力、種類、用途等方麵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
幾千年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用辛勤的勞動和聰明才智創造、發展著農業生產工具，在我國乃至世界農業發展史上產生了重要作用。
二、 精耕細作的中國農業
中華先民很早就注意到因地製宜的耕作方法。《管子·地員》依土地肥沃的程度，將九州土壤分為上、中、下三級共十八種，因土製宜，分別種植各類作物。中華先民在區別土質的基礎上，努力改良土壤。漢代《氾勝之書》有許多這方麵的記載，如“強土弱之”、“弱土強之”等。戰國時，人們發明了引水灌溉、洗去鹽堿的改土方法，使不毛的鹽堿之地得以莊稼茂盛。中華先民的傑出創造，還表現在科學地使用土壤，充分發揮“地力”的效能，使土地“常新壯”而不衰。棄耕製是早期恢複地力的主要方法。
農業豐產的關鍵是精細的田間管理。“鋤不厭數”是中華先民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中華先民在與洪澇幹旱的抗爭中，掌握了興修大規模水利工程的科學原理和施工技術。公元前3世紀，李冰父子主持興修的岷江流域的都江堰工程，為成都平原變成千裏沃野創造了條件。李冰還製定“深淘灘，淺作堰”的歲修原則，使這一工程至今還發揮著排洪、灌溉的巨大作用。
三、 舉世矚目的三大農書
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中華先民不斷總結經驗，撰寫出一大批農學著作。《齊民要術》《農書》《農政全書》號稱三大農書，最負盛名。
（一） 《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為北魏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全書共92篇，分成10卷，共11萬字。該書總結了勞動人民的生產經驗，對選種、施肥和輪作等精耕細作的方法及家畜、家禽和魚類的飼養等均作了介紹。《齊民要術》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農書，也是世界農學史上的優秀著作之一。
（二） 《農書》
《農書》的作者是元朝的農學家王禎。王禎經過十多年的潛心研究，於1313年完成了《農書》。全書共37卷，插圖330餘幅。該書由《農桑通訣》《百穀譜》和《農器圖譜》三部分組成。《農桑通訣》為農業總論，概述了我國農業生產的起源和發展，論述了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意義。《百穀譜》對80多種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起源、品種和種植方法進行了分門別類的介紹。《農器圖譜》是《農書》中最有創造性、最為重要的部分，占全書4／5的篇幅。書中詳盡地介紹了包括王禎自己創造的257種農具、農業機械和生活用具，繪成圖譜306幅，並附有文字說明，具有很高的實用性。
（三） 《農政全書》
《農政全書》係明朝後期傑出的科學家徐光啟所寫的一部農業百科全書。全書60卷，引證文獻200多種。書中記載了我國古代有關農業的理論和科學方法，還介紹了西方科學知識。《農政全書》的編纂結構說明徐光啟對生產管理諸環節相互聯係、彼此製約的重要性的充分認識。《農政全書》是我國農學史上最早傳播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書籍。
第二節手工業
在悠久的曆史歲月裏，我國人民以其精湛的手工技藝，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青銅、紡織和陶瓷的輝煌成就，以及改變人類曆史進程的四大發明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 青銅和紡織
（一） 青銅器
中國的青銅製造業有著自身的發展過程，具有濃鬱的民族風格和特點，在世界青銅器製造史上獨樹一幟，成就卓越。
圖91中國最重的單體青銅禮器——後母戊鼎（商代）
我國的紅銅冷鍛和鑄造技術出現在夏代。《周禮·考工記》記載：“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周禮·考工記》的“六齊”“齊”同“劑”，是調劑、劑量的意思。，是古代配製青銅的六條規則，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對合金規律的認識。就世界範圍而言，我國的青銅冶煉技術並非最早，但我國在青銅冶煉技術的發展上卻非常迅速，這是因為我國最早掌握了金屬冶煉的高溫技術和有關合金的知識和技能。
商代，是我國青銅文化的繁榮鼎盛時期，所以稱商代為“青銅時代”。當時，青銅冶鑄的規模很大，器物的種類繁多，花紋繁縟，製作者已能準確地掌握銅錫合金的不同配比。商朝青銅鑄造工藝相當完備，有製模、翻範、熔鑄等一係列工序。四羊尊和後母戊鼎代表了商代青銅業的最高水平。
戰國時，普遍采用青銅鑄造技術，青銅器逐漸成為庶民百姓的日用器物，而不再是一個時代的重要標誌。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編鍾，型製、音律準確，能演奏古今樂曲，鑄造技術已達相當高的水平。
漢代以後，由於鐵器的普遍使用，加之漆器、瓷器的衝擊和禮製的崩潰，青銅製造業的優越地位逐漸失去，青銅僅用作鑄造家庭用品、工藝品和錢幣。
（二） 紡織
我國素有“東方絲綢國”的美譽，我國古代的紡織技術，在世界紡織史上獨占鼇頭，熠熠生輝。
我國古代的紡織品種主要是麻、葛、絲和棉。世界紡織史上的許多關鍵性的重大發明，多在我國完成或奠定基礎。
我國最早的紡織原料是麻（大麻、苧麻）、葛的纖維和蠶絲。據考古資料，我國的麻、葛、絲紡織技術至遲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已出現了。
1. 紡車
要把麻、葛、絲等纖維製成紡織品，第一步就要將其紡成紗線。我們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時代，就使用“紡摶”紡紗。漢代，出現了手搖單錠紡車和繅絲的輕車，提高了紡紗繅絲的速度和質量。東晉之前，又發明了多錠（三錠）紡車，而且將手搖改進為腳踏，紡紗工效大大提高。腳踏多錠紡車是我國古代紡織機械的一項重要發明。元代，發明了腳踏五錠紡車，每晝夜可紡1公斤紗。不久，以人力、畜力、水力為動力的32枚紗錠的大紡車也出現了，尤其是水力大紡車，它是紡織機械史上的重要發明，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紗機械，歐洲直到1769年才由英國人阿克萊特製成“水力紡紗機”。
2. 織機
紡摶，是目前我國也是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原始織布工具。其後，又出現了原始織機——席地而坐的踞織機，也叫腰機。踞織機是現代織布機的始祖。經過不斷改進革新，漢朝之前發明了腳踏提綜綜（ｚèｎｇ），織布機上使經線交替著上下分開以便梭子通過的裝置。的斜織機。腳踏提綜斜織機的工效，比踞織機提高了十倍以上，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織機。由於一般的織機隻能織出平紋織物，要織造提花織物，必須在織機上裝置提花設備。在河南安陽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銅器上，發現過提花絲織物的痕跡，說明至遲在商代，我國就已經使用提花裝置。周代可以織造多色的提花錦。漢代，提花機得到進一步的改進，能織成各式各樣的花紋。另外，根據馬王堆出土的絨圈錦（起毛錦），可以斷定當時已使用分組的提花束綜裝置，以及用地經和絨經分開提花的比經軸機械。這類織機，歐洲到6世紀才出現，廣泛采用更遲到13世紀，且都是由中國傳過去的。
我國的棉花，東漢時從印度傳入現在雲南的少數民族地區。中原地區從北宋末年才開始普遍種植，其紡織技術相應地也在宋元時期才發展起來。南宋時，我國紡織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棉紡織業的興盛。從此以後，棉布逐漸成為人們的主要被服原料。元代，鬆江勞動婦女黃道婆曾流落到海南島崖州（今海口市），向當地黎族人民學習紡棉紗、織棉布的技術，回到故鄉後，加以推廣和改進，使彈棉的速度和紡棉的工效迅速提高。在黃道婆的影響和帶動下，鬆江成為當時棉紡織品的中心，所產的“烏泥涇被”名滿天下，推動了長江下遊一帶棉紡織業的發展。
總之，我國古代曆史悠久、精益求精的紡織技術，在較長的一個時期內，始終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我國古代的先進紡織技術傳往國外後，對推動世界紡織技術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四大發明
中國古代的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是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史的重大貢獻。四大發明改變了人類曆史進程，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集中表現。
（一） 造紙術
我國出現文字的曆史極為悠久。在沒有紙以前，中華先民用刀子把文字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稱之為甲骨文；刻鑄在青銅器皿上，稱為金文。後來，人們又把文字刻寫在長形的竹片和木條上，這樣就出現了“竹簡”和“木簡”。稍後，人們又嚐試在帛上寫字或畫畫。帛為絲織品，造價昂貴，常人難以享用，不易普及。
西漢時，終於出現了價廉物美的紙。紙的發明是人類文字載體的一次革命。紙最早采用麻絮製作，故稱“麻紙”。西漢發明的紙，受到當時製作材料和技術水平的限製，大都質地粗糙，一般還不能作為正式的書寫材料，而隻宜用來包裹物品。
東漢時，漢和帝的太監蔡倫，在擔任禦用手工作坊的主管（尚書令）時，廣泛吸收前人的造紙經驗，不斷改進造紙技術。他率先嚐試將樹皮、麻頭、破布、破漁網等作為造紙的原料，大大地擴充了原料來源，降低了成本，使之成為便於推廣使用的常用書寫材料。為了緬懷蔡倫的卓越貢獻，後來便把使用這種方法造出來的紙稱為“蔡侯紙”。蔡倫是造紙業的祖師。
東漢以後，在蔡倫改進造紙方法的基礎上推陳出新，造紙術逐漸普及全國各地，出現許多各具特色的紙張。其中，著名的連史紙和皮紙分別在江西、福建和貴州、雲南生產。宋代，有楮桑皮紙、宣紙。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安徽的宣紙，具有質地細密均勻，色澤潔白光豔，手感柔軟輕飄，書寫凝重飄灑，保存經久不變的特點。宣紙一出，馳名中外，獲得“紙壽千年”的名聲，曆來為書寫、繪畫、印刷中的精品。
我國總結造紙技術的著作，著名的有宋代的《紙譜》，元代的《紙箋譜》，明代宋應星著的《天工開物》。尤其是《天工開物》中的《殺青》一卷，為當時世界上造紙技術的最為詳盡的闡述，頗具史料價值。
（二） 印刷術
印刷術的發明，對人類文化的傳播、發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人們稱譽印刷術是“文明之母”。
我國早期的書籍采用手抄的形式，抄書既費時、費力，又容易出錯，不利於文化的傳播。
我國的印刷術淵源於公元4世紀，當時，人們用紙在石碑上拓印，以得到黑底白字的拓本，拓印是最原始的印刷方法。
隋唐時，人們發明了雕版印刷。唐代的《金剛經》采用木版雕刻印刷，所印字、畫頗為精美。《金剛經》是世界上最早的標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宋代的雕版印刷技術趨於完善，雕版印本十分精美，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
但采用雕版印刷技術，既浪費材料，又浪費人力，很不經濟實用。北宋時，出身布衣的畢昇，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經反複實踐探索，終於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的優點是能夠大量地節省人力和物力，並提高印刷的效率。因此，此法一出，很快成為印刷書籍的主要方法。
元、明、清三代，活字印刷術不斷進步和發展。元代科學家王禎完善並推廣了木活字印刷法，木活字較之泥活字不易破損，提高了效率。與王禎同時代，還有人開始嚐試錫活字製作。明代中葉，銅活字印刷的出現，把活字印刷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活字印刷的發明，奠定了現代印刷術的基礎。
（三） 火藥
火藥的發明經曆了一個長時間的探索過程。古代火藥的成分是硝酸鉀、硫和木炭。
煉丹，是火藥發明的前奏。我國古時候的煉丹家，在煉“仙丹”的過程中發現和掌握的技術，為火藥的發明準備了充裕的條件。
唐初，“藥王”孫思邈在《丹經內伏硫黃法》一書中，記敘了把硝石、硫酸、含碳物質混合在一起製造火藥的硫黃伏火法，這是我國最早配製火藥的確切記載。
唐末，火藥開始用於軍事。火炮、火箭等火器在戰場上出現，標誌著武器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進步。最初的火器，主要利用火藥的燃燒性能，其後才逐步過渡到利用火藥的爆炸性能。南宋初年，發明管形火器“突火槍”，近代槍炮製造術就是從管形火器發展起來的。
在日常生活領域，火藥也有廣泛的用途。喜慶之時，人們燃放的鞭炮、煙火就是由火藥製成的。
唐代，在醫藥煉丹術西傳的同時，硝石也逐漸為各國人民所熟知，阿拉伯人稱硝石為“中國雪”，波斯人則稱之為“中國鹽”。13世紀，火藥經印度傳入阿拉伯，其後又由阿拉伯傳至歐洲。火藥在歐洲的傳播，有力地推動了歐洲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火藥的西傳，加速了歐洲封建製度瓦解的過程，同時也推動了近代工業的長足進步。
（四） 指南針
古時候人們采用晝看太陽、夜觀星星的方式辨別方向。遇到陰雨天，往往束手無策。最早的人工確定方位，傳說是我們的祖先黃帝製造的指南車。如果這個傳說成立，4000年前我國就有了能指示方向的工具。
戰國時，已有關於磁石性能的認識，當時，人們把天然磁鐵做成一個勺子，放在光滑的銅盤上，轉動勺子，等勺子停下來，勺把總是指向南方，稱之“司南”，這是有史籍記載的最早的指南工具。
但是，天然的磁性具有不穩定性，因此司南指示方向的準確率並不很高。北宋後期，人們將磁鐵製成魚形，並讓磁魚浮在水麵，磁魚靜止後，魚頭總是指向南方，這就是“指南魚”。此後，人們把磁鐵磨成磁針，使磁針的兩端分別指向磁的南極和北極。這樣，就出現了指南針。
宋代，科學家沈括著的《夢溪筆談》中對指南針的製造和使用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北宋末年，指南針開始應用於航海，成為中國古代航海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元代的航海家，不論陰晴晝夜，一概利用指南針導航。采用指南針導航的航道稱作“針路”。此外，海道圖在宋代也已出現，這是最早的航海海圖。針路著作和海圖的出現，標誌著當時航海技術的重大進步。
第三節天 文 曆 法
天文曆法在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中產生並發展。中國天文曆法成就頗豐，在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一、 天文
（一） 天象記錄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記載日食、月食、太陽黑子、彗星和新星的國家。
我國古代隨同文化的萌芽就極為精確地觀測並記錄天象，並將看到的天文現象記錄在生活中使用的器皿上，這是我國最原始的記錄天象的方式。
《尚書·胤征》記載的：“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這是世界上關於日食現象最早的記錄。春秋以後，史書中開始記錄日食。詳細的日食記錄從春秋到清乾隆年間總共有1000多次。
月食的記錄也極為豐富。《詩經·小雅·十月之交》記載的：“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是公元前776年8月21日發生的一次月偏食，它比埃及最早的月食記錄（公元前721年2月19日）早了55年。
中國古代將太陽表麵的黑子稱為日斑，《淮南子》記載“日中有馬”，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到太陽黑子。《漢書·五行誌》關於公元前28年“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如大錢，居日中”的記載，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關於黑子的記錄。歐洲要到17世紀，初伽利略發明天文望遠鏡以後才得以觀測到黑子。
彗星，我國民間稱為掃帚星，史書上則稱彗星或孛星，亦有稱掃星的。世界上最早對哈雷彗星的記錄是《春秋》一書：“有星孛於北鬥。”時為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1年）秋七月。由此往後，自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到宣統二年（1910年），我國對哈雷彗星進行了連續性的記載，計有30次。中外天文學者總是根據中國古代的完整記錄來推算哈雷彗星的周期及其軌道的變化。
流星，常在夜晚出現。隕石，就是流星落到地麵的碎片。流星在空中成群結隊地出現，宛如從一個輻射點飛射出來，這種現象稱為流星雨。據文獻統計，流星雨共出現180次左右。世界上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記錄亦在《春秋》一書中：“夜中星隕如雨。”
（二） 天象儀器
為精確地觀測天象，我國古代創製了多種天象儀器，大致分為兩類——表和渾儀。
1. 表
表是最早的天文儀器，依據太陽光照射一根直立的竿子的投影方向和長度的變化來觀測天象。古人定方向、定節氣和定時刻就是靠表來進行的。戰國時期的《周禮·考工記·匠人》有古人在建都城時立表定向的最早記錄。
根據表影的長短及方向的變化，可以在推算太陽的位置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節氣。殷商時期，我國就應用冬至正午日影最長，夏至正午日影最短的原理確定冬至、夏至及計算一回歸年的長度。由於定節氣要測量的是日影的長度，因此表的製作也需相應改進。後來，出現了一種專門在平地上量度影長的工具——土圭。隨著人們對圭表的不斷改進，其精確度也不斷提高。
隨著地球的自轉，表影也隨時刻變換著方向。人們根據這一原理用表來確定一天內的不同時刻。這種觀測太陽投影以定時刻的儀器叫日晷。
2. 渾儀
渾儀，是我國古代用以觀測天象的又一種儀器。渾儀，專門用來觀測天體在天球麵上的坐標，係根據我國古代渾天說（關於宇宙模式理論）建立的。渾儀的形製模仿天球形狀，製成多層同圓心的圓環，整體似一個圓球。
圖92現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代渾儀
在天象觀測中，渾儀具有重要作用。我國古人很早就運用渾儀測出一些重要的恒星座，如二十八宿和日月運動的坐標，並且得到很精確的數值。
除表和渾儀外，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觀測天象的儀器，還有北宋蘇頌等人發明的水運儀象台和元代郭守敬等創製的簡儀。
二、 曆法
曆法，是指年、月、日等計時單位，以一定的法則組合以計算較長時間的係統。它與天象的觀測、太陽的出沒、月亮的盈虧規律有著密切的關係。晝夜交替的周期為1“日”，月相變化的周期為1“月”，寒暑交往的周期稱作“年”。我國的曆法現在通用陽曆和陰曆。陽曆即公曆，它始創於羅馬，後經羅馬教皇格裏哥利命人修訂，所以又稱格裏哥利曆，是現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運用的曆法。陰曆又稱農曆，它是我國使用曆史較長的曆法。
我國民間還流行用幹支紀年、紀月、紀時的做法。幹，指天幹，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共10幹。支，指地支，即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共12支。10幹與12支依次相配，正好是60個單元。每個單元分別代表1年或1天。60個單元用完後，可再循環。所以人們常將60年稱為一甲子。幹支紀月法，《史記·曆書》就有記載。1年12個月，以“夏曆”為例，配置如表91。表91
夏
曆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冬春夏秋冬幹支紀時法，民間一般將一天24小時分為12個時辰，用12地支表示。每一時辰相當於現在的2小時，每一時辰中又細分為初、正兩種。前一小時為初，後一小時為正。其對應關係見表92。表92
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初2313579111315171921正24246810121416182022古代還把一夜分為五段，即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稱五鼓或五更。每更兩小時。
我國獨具民族特點的傳統曆法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曆史。我國曆法的特點是陽曆的年和陰曆的年相配合，稱為陰陽曆。我國的陰陽曆是從商代開始實行的。
1. 《夏小正》
《夏小正》相傳是夏代的曆書，是我國最古老的曆法。原為《大戴禮記》中的一篇，後單獨成冊。《夏小正》正文僅400餘字，該書除記載人們根據對天象和物候的觀察決定農時季節的內容外，還按10個月的順序記述了每月的星象，另外，對每月的氣象、物候以及應該做的農事和政治活動也有記載。
2. 《太初曆》
《太初曆》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曆法，為漢武帝太初年間鄧平、落下閎等人創作。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采用了有利於安排農時的二十四節氣，並改變了過去將閏月放在歲末的習慣，依氣候冷暖插入閏月。
3. 《授時曆》
《授時曆》是我國古代各種曆法中最優秀的曆法。《授時曆》係郭守敬等作，頒布於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是古代曆法中使用最久的曆法。《授時曆》在天文數據、計算方法等方麵已臻完善，是古曆的巔峰之作，被稱為中國古典係統曆法的終結之作。此後，西方天文知識逐漸傳入並不斷影響曆法的編纂。
《授時曆》以365.2425天為1年，較之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的實際時間僅差26秒，與現行國際通行的公曆（格裏哥利曆）完全相同。《授時曆》是我國古代最精確的一部曆法，它比格裏哥利曆要早300多年。
第四節中國醫藥學
中國醫藥學，是保健延年和醫病治傷的民族醫學。中醫因醫學理論獨特、診聞方法精湛、醫療效果奇特、中藥學說頗為卓著而享譽世界，曆來受到國際醫學界的推崇。
現在，中國古代的科學已基本融入西方現代科學體係，但是中國醫藥學卻始終一枝獨秀，以其強大的生命力，與現代西醫同時並存。中國醫藥學以中國哲學為基礎，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係和治療方法。
一、 中醫經典
我國古代的醫學家在臨床實踐中，通過對疾病的觀察、分析和治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留下了許多精湛的醫病方書，成為中醫學的寶貴遺產。
（一） 《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是一部專門論述中醫基本理論的著作，名為黃帝所著，實際上成書年代約在先秦至西漢間。全書共18卷，分《素問》和《針經》兩部分，唐以後將《針經》改稱《靈樞》。該書運用陰陽五行學說，解釋人與自然的密切關係，以及人體內部髒腑之間的相互關係，並提出診斷和治療疾病的方法，奠定了中醫理論的基石，也為後世臨床醫學發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曆來對它研究不多，直至明清以後，才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二） 《傷寒雜病論》
《傷寒雜病論》為東漢張仲景所著。該書由《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分組成，前者專論外感熱病的診治，後者敘述疑難雜症的診治。
《傷寒雜病論》共收300多藥方，其中一些著名藥方經過千百年臨床實踐的檢驗，為中醫方劑提供了變化和發展的依據。《傷寒雜病論》除介紹大量內服方藥外，還介紹多種治法，如針灸、烙、溫熨、坐藥、洗浴、浸足、吹耳、舌下含藥、人工呼吸等。
《傷寒雜病論》確定辨證施治的原則，奠定了中醫臨床治療學的基礎。因其為中醫理論與臨床實踐緊密結合創造了典範，遂被後世醫家尊為“眾方之宗，萬方之祖”、“萬世寶典”。同時張仲景也獲得了“醫聖”的美譽。
（三） 《千金方》
《千金方》係唐代著名藥學家孫思邈撰寫。該書由《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兩部分組成。《千金要方》為中國最早的醫學分類專著，《千金翼方》輯錄藥物800多種，並專門論述了200多種藥物的采集與炮製，還繪製了3幅大型彩色針灸掛圖。《千金方》內容豐富，頗具學術價值。孫思邈以其傑出的藥學成就，被後人尊為“藥王”。
二、 中醫理論
中醫講究辨證論治，診斷病情的基本方法為“四診八法”。四診，即望、聞、問、切。中醫看病，需通過看病人的氣色，聽病人發出的聲音，詢問病情，按病人的脈搏四個途徑，綜合起來確定症狀，稱為“證”，對“證”的仔細辨別（還要結合天時等自然情況）是討論治療的前提，最後才能給病人開出藥方。上述過程，即中醫看病的過程——“辨證論”。中醫學治療疾病的八種治療方法稱為“八法”，包括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個具體方麵。八法應對症施行，靈活運用，隻有這樣，才能療有成效。
中醫的基本理論就是辨證論治，注重人的整體性和人體的陰陽平衡。這種思想集中表現為陰陽五行學說。
（一） 陰陽學說
中醫陰陽學說是中國古老的哲學思想在中醫領域的具體表現。中醫是哲學的醫學，中醫理論即“經驗+哲學”。中醫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由陰、陽兩個方麵構成，人體健康時，陰陽兩方麵應該是相對平衡的，一旦陰陽的相對平衡被破壞，就會生病。因此，中醫看病，首先要診斷病人是陽盛陰虛，還是陰盛陽虛，然後才能有的放矢，對症下藥。
（二） 五行學說
中國哲學中的“五行”，指木、火、土、金、水，“行”即運動變化。古代哲學家認為，五行之間相生相克。五行之間通過相生相克，使世界萬物保持動態平衡。
中醫把五行結合到人體中，以五髒為中心構成一個循環。中醫五行，計有五髒（肝、心、脾、肺、腎）、五腑（膽、小腸、胃、大腸、膀胱）、五體（筋、脈、皮、肉、骨）、五官（目、舌、口、鼻、耳）、五華（爪、麵、唇、毛、發）。中醫在將上述人體器官組織分別歸屬五行的同時，又以五行的特殊性來闡述五髒、五腑、五體、五官、五華這些人體器官的生理功能以及彼此間的關係。
三、 中醫藥學
中藥，特指中醫使用的藥物。采用中藥治療疾病是中醫的主要治療方法，也是中醫區別於其他醫學的重要標誌。
中藥的構成主要有三類，① 植物藥，用植物的根、莖、葉、果入藥；② 動物藥，用動物的內髒、皮、骨、器官等；③ 礦物藥。其中，中藥的大多數且用得最廣泛的為植物藥，所以中藥常特指中草藥。中藥目前已達5000種左右。中草藥這一中醫所使用的獨特藥物，經數千年的研究，還形成一門獨立的科學——本草學。
中草藥的應用形式很多，主要有湯劑、粉劑、中成藥等。中成藥服用方便，受到大眾歡迎。目前研製成功的中成藥達8000多種。
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在對中草藥的探索過程中，形成了眾多的醫藥學著作，其中，尤以《神農本草經》和《本草綱目》最為著名。
（一） 《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成書於漢代，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著作。該書托名於新石器時代的“藥皇”神農，所謂“神農嚐百草，始有醫藥”。書中記載藥物365種，分上、中、下三品，包括有毒和無毒。該書對每一味藥的產地、性質、采集和主治的病症均有詳細記載，並發現了許多特效的藥物。《神農本草經》在北宋以後曾散失，明以後進行輯佚，大致恢複了該書的麵目。
（二） 《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是我國古代一部偉大的醫藥巨著，係明代李時珍用27年時間，親自到許多地方訪問、采集標本、摹繪圖像，並參考了800餘種有關書籍，三易其稿完成的。
《本草綱目》共190多萬字，全書把藥物按其自然形態分為16部，部下又分為60類，收集的藥物共1892種，收入藥方共11096個，繪製插圖1110幅。李時珍尊重科學，把我國的藥物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本草綱目》不僅是一部醫學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學巨著。1647年，一位波蘭人把《本草綱目》譯成《中國植物誌》，1659年出版後，在歐洲植物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此後，《本草綱目》先後被譯成日、英、德、法、俄、拉丁等多種文字，流傳於世界各國，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
我國古代藥物學著作影響較大的還有魏晉之際陶弘景編撰的《本草經集注》，唐朝由官府組織人員修訂的藥物學專著《新修本草》等。
四、 針灸療法
針灸療法，這一神奇獨特的治療疾病方法，是我國古代醫學的寶貴遺產。針法，在病人身體的一定部位用針刺入，以達到療病的目的；灸法，用火的溫熱刺激燒灼局部，灸法的前身是“熱熨法”，相當於現在的熱敷治病。
針灸療法曆史悠久。針法的前身為砭石療法。砭石是新石器時代應用的一種石製醫療工具。灸法也是在新石器時代用以治療疾病的。我國金屬的針灸用針出現在周代。針灸療法在春秋戰國時期已比較普遍。河北滿城西漢墓中曾經出土針灸用的金針。針灸作為我國醫學中的一種重要的醫療手段，幾千年來綿延不斷，推陳出新，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經絡學是針灸學的理論基礎。針灸之所以有療效，就是因為針灸的刺激部位和針灸所引起的機體傳導之間產生了作用。《內經》把人體經脈總括為12條，稱12經脈，並對每條經脈的循行部位，以及經脈和疾病、治療的關係等內容都做了全麵的說明。此外，還提出了12經脈外的奇經八脈。在經絡學說的基礎上又進一步發展了腧穴。腧穴又稱“孔穴”或“穴位”，每一個穴位都在身體表麵的某個部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甫謐（215年—282年）撰寫的《甲乙經》共記有經穴總數654個。到了北宋，醫學家王惟一監鑄了立體的針灸銅人，銅人身上布滿了孔穴，並撰寫了與之相適應的《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一書，給醫學針灸的推廣普及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針灸以它的神奇的療效贏得了人們的信賴。新中國建立後，中西醫密切合作，針灸療法進入飛躍發展時期，臨床應用也更加普及，在傳統針灸療法的基礎上還創造出很多新的醫療方法，如電針、耳針、頭針、穴位注射、穴位結紮、磁穴療法等等。所有這些，都進一步擴大了針灸醫療的範圍和研究的課題。特別是針刺麻醉的研究成功，開辟了麻醉學的新途徑。
目前，針灸療法已在世界上12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正為人類的健康發揮著神奇獨特的作用。
思考與練習
1． 簡述中國的“三大農書”。
2． 簡述中國的“四大發明”。
3． 中國古代有哪些重要的天象記錄？
4． 中醫的基本理論是什麼？
5． 針灸療法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6． 中國古代科技文化對當今社會的發展有什麼積極意義？
延伸閱讀與參考書目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1—6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2011年。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十章語 言 文 化 掃碼可得相關
圖像信息
第十章語 言 文 化此章參考陰法魯、許樹安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一冊，1989年；第二、三冊，1991年），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鄭曉江、程林輝著《中國人生精神》（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及《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等。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支柱，任何一種曆史悠久的文化傳統都主要靠語言來傳遞的。同時，語言本身又是一種出色的文化現象，蘊藏著深厚的文化意義。所以，探討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實在是一個極重要、極自然的角度。而且，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6000年左右的曆史。世界上幾種古老的表意文字（如古埃及文字等）體係都消亡了，唯有漢字一枝獨秀，仍然呈現出勃勃生機。這就使人們更加關注漢語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所煥發出來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第一節漢字
一、 漢字的起源
關於漢字起源，人們說法不一。一是倉頡造字說。這一說法最早見於戰國晚期的文獻，如《韓非子·五蠹》說：“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秦代李斯所編的字書《倉頡篇》也是由於首句是“倉頡作書”而得名。古人稱文字為“書”，作書就是造字，倉頡作書的傳說在戰國晚期顯然已經很流行。但是在戰國晚期的古籍中並沒有倉頡造字以外的事跡記載。漢代人多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此說未必有確據，很可能倉頡隻是古人所虛構出來的一個文化英雄，也未可知。二是文字出自八卦說。這是一種較晚出的說法。文字產生以前，結繩和八卦曾經起過類似文字的作用。“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繩結而為網罟，以佃以漁……”，“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為書契”《周易·係辭下》。。包犧氏就是伏羲氏。“書契”據漢末鄭玄注，指寫的文字的本質契券。後來“書契”用作“文字”的同義詞。據《易經》中的《象傳》和《說卦傳》可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分別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象征。易緯《乾鑿度》進一步認為八卦就是“天”、“地”等8個字的“古文”。眾所周知，八卦是由陽爻“━”和陰爻“ ”組合而成的八組符號，古文字中的“水”則是個象形字，兩者的相似隻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係，也很可能就是在夏商之際，原始文字可能開始出現於公元前三千年的中期。夏王朝（約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6世紀）的建立，標誌著我國進入了階級社會時期。統治階級為了實行統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漢字改進的速度一定會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係遺留下來的事實，就是原始文字有巨大改進的反映。約在公元前17世紀，即在夏商之際，漢字形成了完整的文字體係，而起著主要作用的正是那些為部落首領或國家統治集團服務的巫、史之類的人們。
二、 漢字形體的演變
即使隻從商代後期算起，漢字也已經產生3300餘年了。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裏，漢字的意音文字本質並無改變，但是無論是在形體還是在結構上，都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漢字的造字法及其規律，後人總結為“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所謂“象形”，即文字象實物之形。上古文字是由圖畫簡化而來，象形文字象實物之形，與圖畫最相近的，多為名詞，或許是最早創造的文字。如日、月、水、鳥、燕、目、眉的古字，摹繪具體實物，惟妙惟肖，十分逼真。所謂“指事”，即用點、劃來指出人或物的動作、狀態或位置，是一種抽象的描繪。如上、下、本、末、刃、旦的古字，指出部位，讓人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所謂“會意”，即組合兩個以上的已有的字，表達無形的意向、物性的區別、生物的活動。如“武”字的甲骨文，從行從止，從戈操戈，英武之貌，躍然紙上。又如“明”字，日月交相輝映。甲骨文“明”字的另一寫法，意為月光照進窗欞，不僅含意，且富詩意。所謂“形聲”，即用一個形旁和一個聲旁合起來的造字方法。它以事物造字，表義之“形”，又取譬於語言中呼此事物之聲，合於表義之形以成新字。例如“江”、“河”，取水表其形義，又找古音相近的“工”、“可”合而成新字，指長江、黃河。“盂”為上聲下形，“皿”是形旁，表示器皿；“於”是聲旁，表示讀音。所謂“轉注”，即把某一個字形的音和義，轉輸灌注到另一個字裏，是一種造同義字的方法。如“考”、“老”二字同屬於段玉裁古韻的第三部，又都有“長壽”之義，故二字互為轉注。“走”、“趨”亦互為轉注。所謂“假借”，是因為語言中有些詞彙有音而無字，或用文字表意時，感到字不夠用，便借用同音字來代表，被借的同音字也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甲骨文中，就借翩翩起舞的“鳳”為風，借以手執斧的“父”為斧，篆文中“西”字本是鳥棲息於窩中之意，現卻假借為“東西”之“西”。大體說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是文字造字條例，轉注、假借二者是文字運用的條例。在文字變簡規律的製約下，文字越來越遠離了寫實，但其間架結構乃至偏旁部首，根底裏仍然潛伏著象形的因素，誠如魯迅所言：“文字初作，首必象形，……漸而演進，則會意指事之類興焉。今之文字，形聲轉多，而察其締構，什九以形象為本柢。”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章《自文字至文章》。
倉頡造字說，一方麵體現了漢民族對漢字文化功能的無限崇敬，從而使漢字的創造人格化，另一方麵又揭示了漢字文化形態的形成過程。如前所說漢字由圖畫文字發展而來，所以漢字的發展圖101甲骨卜辭（商代）
史，又是圖畫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漸退化的曆史。當然，這種退化不是要將漢字發展為一堆純粹假定性的符號，而是要使漢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適應語言與思維的發展。在漢字表意功能的不斷完善中，漢字的結構形態無論在曆時層麵還是在共時層麵，都經曆了很大變化。從曆時層麵來看，漢字的文化形態經曆了一個不斷符號化的嬗變過程。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漢字由圖畫文字向象形文字的過渡，大約距今4500年。甲骨文已是比較成熟了的中國文字，因為它具備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多種造字法，並大量使用假借字。但這種早期漢字還保留著種種圖畫文字的痕跡，一些近義字還可用不同的方式造形，同一個字的偏旁還可繁可簡。這些都表明甲骨文字也還沒有完全定型。然而與圖畫文字相比，甲骨文畢竟在符號化方麵邁進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經線條化、輪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種強勁有力的趨勢，用形與聲的互注發展漢字的表意功能，使漢字能適應日常交際中大量新概念新語彙的形成。甲骨文是殷商的文字，周代則主要用金文。金文與甲骨文在結構上沒有太大的不同。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變革，封建割據衝破了漢字的統一規範。雖然各種地方勢力和地域文化對漢字做了種種改造——或分化、或繁簡化，但是，漢字發展的方向和曆程並未中斷。作為漢字發展主流的秦係文字，出現了直線化、筆畫化的趨勢。尤其秦統一後，推行小篆，字形簡化固定，減少異體字，合文淘汰。秦係文字的發展，導致漢字形態的巨變，隸書應運而生。隸書前的古代漢字大都以曲線構形以象實物之形。這種寫實型的曲線雖經小篆改為圓潤的線條，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隸書一改小篆風貌，將圓潤的線條變成方折的筆畫，這種變革擺脫了漢字“描繪”成符號的傳統，大大簡化了漢字的形符。許多以不同實物為摹寫對象的形符統一簡化為單一的符號。如隸書中“鳥”字的四點改用鳥爪的象形符號。隸變後的漢字結構雖然褪去了古漢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筆畫態勢中，依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象形表意的依據。顯然，隸變後的漢字確實大大利於書寫。戰國時期，下層人民開始使用文字，這為文字的放任和簡便提供了曆史條件。他們文化水平低，掌握漢字時無傳統成見，有較強的功利性，這導致了文字向簡易方麵發展的力度加大、速度加快，使漢字書寫按照生理習慣運行。秦統一中國後，李斯等參照籀文將漢字整齊折一，形成新的字形規範。秦漢之際社會動蕩，孕育了隸書，漢末和南北朝社會動蕩孕育了楷書，這一切充分證明，漢字的共時變異，往往是曆時演變的杠杆。漢字數千年的發展過程，是其與生俱來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斷完善的過程。世界上許多文字都曾經曆過圖畫文字階段，然而後來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記音的發展道路，成為語言符號的符號。而唯獨漢字卻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態發展、保存了下來。為了適應漢語表達的需要，漢字在表示詞音上創造和使用過多種手段，但它的邏輯框架依然是以表意為核心，形成其獨具一格的文化樣式。漢字的文化形態使其成為世界上罕見的、能蘊涵深厚文化傳統的書麵語符號，也使它在維係民族統一、繼承曆史文化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當然在語言與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中，漢字前進的步伐永不會停止。它將在新的科學技術與社會曆史條件下，不斷發展與完善其象形表意功能，為人類對文字形態的理解提供前所未有的新的途徑。毋庸置疑，漢字亦有自身的先天不足，但是以漢字為代表的表意文字，直接體現著民族的傳統文化。它的發展和成熟過程，或明或暗地演示著中華民族精神風貌、氣質風範的曆史積澱與揚棄、升華的曆程。事實上，漢字與漢民族思維方式和文化精神已融為一體，它獨特的表現形式，在中國文化發展中起著表音文字難以企及的作用，這正是漢字的旺盛生命力之所在。
漢字的字體複雜多樣。通常，人們研究漢字字體的主要資料，往往依靠各種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它們是：① 甲骨文。指刻在占卜用的龜甲獸骨以及一般獸骨或骨角器上的文字。② 金文，指鑄在或刻在銅器上的銘文。古代銅器銘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經開始。1000年來陸續發現的有銘文的古銅器為數頗多，屬於先秦時代的就有萬件以上。③ 石刻文字。先秦的石刻文字往往見於戈、磬等器物上，非器物的刻石為數不多，其中最著名是石鼓文。④ 簡牘文字。我國在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長期以竹木簡圖102懷素《自敘帖》，草書
為主要書寫材料。簡是細長條的薄片，用繩把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通常用毛筆蘸墨在上麵書寫。簡很窄，通常隻寫一行字。牘可以寫幾行字，往往是寬度不一的長方形木板。⑤ 帛和紙上的文字。帛是絲織品，價格高昂，不能取代簡牘。2世紀初蔡倫造紙後，取代簡牘，紙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除此而外，還有春秋時期用朱或墨寫在玉或石片上的盟書，戰國時期的貨幣文字，秦漢時代的印章文字，商以後的各種陶品文字，戰國以來的漆器文字。我們把早於小篆的各種字體和小篆都看作古文字，這一階段通常被稱為古文字階段。這一階段字體複雜。按照傳統文字學的看法，所謂古文字是指古文、大篆（以籀文為代表）和小篆。古文字又有正體和俗字之分，正體演變為小篆，俗體演變為隸書。小篆在秦代是法定的主要字體，而到漢代隸書取代小篆，漢字發展史進入隸楷階段。隸楷階段的主要字體有：① 隸書。隸書有八分體和新隸體兩種，隸書通過解散篆體、省並、省略、偏旁變形、偏旁混同等方法改造篆書字形，盡管漢字象形性質大大削弱甚至幾乎消失，然而這在漢字書寫史卻是一場革命。② 草書。草書有廣狹兩義。廣義的草書，不論時代，凡是寫得潦草的字都屬草書。狹義的，即作為一種特定字體的草書，則是在漢代才形成的。草書主要用於起草文稿和通信。漢代的草書稱為章草，東晉以後的草書叫今草。今草比章草更草，唐以後的所謂狂草，一般很難辨認，純成藝術欣賞品。③ 行書。據說行書是東漢晚期桓、靈時代劉德昇所創造。這是一種介乎楷書和今草之間的字體。劉德昇的行書“雖以草創，亦豐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行書沒有嚴格的書寫規則，寫得規矩一點接近楷書的，稱為真行或行楷，寫得放縱一點的，草書味道較濃的，稱為行草。④ 楷書。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楷書書法家是鍾繇，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楷書是鍾繇《宣示表》《力命表》等帖的臨摹本的刻本。圖103鍾繇《宣示表》臨摹本刻本，楷書
南北朝時，在鍾繇、王羲之楷書的影響下，由新隸體演變而成魏碑體，它有仿古傾向，筆法略帶八分意味，麵貌較鍾、王古拙。楷書有正書、真書、隸書等名稱，正書、真書相對於行書、草書而言，隸書相對於八分而言。楷書通行後，漢字字體基本定型。從漢字的演變史看來，漢字結構主要發生了三項變化：一是形聲字由少數變為多數；二是所使用的意符從形符為主而變為以義符為主；三是記號字、半記號字逐漸增多。綜上所述，西周以前，漢字的象形程度較高，漢字所使用的字符主要是意符（以形符為主，義符為次）和音符（借音符），形聲字不多，隨著字形的發展變化，所使用的字符逐漸既有大量的意符（以義符為主，形符為次）和音符（借音符），也有相當多的記號，同時形聲字逐漸占據絕大多數。漢字象形程度的降低，促進人們少造表意字多造形聲字。文字結構的變化，客觀上常常造成字形繁化或簡化的後果，這種後果常常造成改變和破壞文字的結果。記號字的大量出現，主要是漢字形體的變化所引起的。這在文字結構上是一種倒退，然而這又是為了簡化字形、提高書寫速度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記號字如果增加過多，漢字便極難記憶，使用也極不方便。可以預言，在今後漢字的演變發展過程中，正確處理好字形簡化與文字結構的矛盾，仍然是擺在漢字研究者麵前的嚴峻的問題。
第二節漢語
一、 漢語方言
方言語言的變體，蘊藏著大量的文化積澱。東漢王充說：“經傳之文，聖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論衡·自紀》。他明確地指出了語言曆時的古今變化，又有共時的方言差異。方言又可分為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兩大類。地域方言是語言的地域變體，一般說來，同一種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個地區，也有移民把它帶到遠離故鄉的地方去的，如流布到海外的閩南話和粵語。社會方言是語言的社會變體，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因職業、階層、年齡、性別等的不同，口音、措辭、言談也會有差異（如過去常州方言有街談和紳談的區別）。此外，語言的個人變體叫個人方言，個人方言本質上是屬於社會方言的範疇。我們這裏談談地域方言。中國境內的語言，分屬漢藏語係、阿爾泰語係、南島語係、南亞語係和印歐語係。其中漢語是漢藏語係中最重要的語言，它包括官話、吳語、贛語、客家話、湘語、閩語、粵語七大方言。因為人們講話的時候，使用的總是方言，即使標準的普通話，也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所以分布最廣的官話也應統計在方言之內。在七大漢語方言中，北方方言（即官話）可以粗略地看成古漢語數千年來在廣大北方地區發展的結果，其餘六大方言則是由於曆史上北方居民不斷遷往南方逐步形成的。秦漢以前，廣大江南地帶，主要還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們所使用的古越語和古漢語屬於兩個民族的語言，相差很遠，基本上是不能通話的。後來北方的漢族一次又一次大規模地南下，帶來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北方古漢語，分散到南方不同的地域，這就是漢語各南方方言的曆史淵源。吳語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泰伯奔吳，其所帶來的語言，是吳語的基礎。不過吳語曆史雖然久遠，在形態上卻一直受到不斷南下的北方話的強烈影響，比較原始的吳語特征反而保留在閩語中。湘語源於古楚語，其形成晚於吳語。隨著歲月的推進，在湖南境內的古楚語逐漸發展為古湘語。古湘語和古吳語比較接近，至今湘話和吳語還是保持著這種關係。粵語晚至秦代才形成。戰國時，楚國南疆隻到五嶺。當時秦人攻占嶺南地區，花費了很大的氣力，為了防止得而複失，所以留下戍卒50萬人駐守其地。這50萬戍卒所使用的語言就成為日後粵語的先聲。閩語的形成比粵語更晚。從漢末到晉代，來自江南、浙北的移民，分別從海路和陸路大批湧入福建，閩南沿海地帶相繼新設了羅江（今福鼎）等5縣，閩西北也出現了漢興（今浦城）等6縣，這些是古閩語形成的基礎。由於移民來自兩條不同的路線，所以閩語自古就存在著沿海閩南語和內地閩西話之間的歧異。贛語和客家話的形成最晚。今江西地區古稱吳頭楚尾，應當是古吳語和古楚語的交彙處。漢代揚雄《方言》於此地留下空白，想來是有原因的。東晉南朝，有部分北方移民進入贛北和贛中，他們帶來的北方話，對形成贛話和客家話，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以上追溯了各大南方方言的最初源頭，這些方言實際上都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北方話與南方土著語言交融的產物。南方方言由於受到北方南下移民的不斷影響，形成了層次積壓的關係，在每種方言內部都可以找到其他方言的某些特征。方言的地域差異實際上表現為時代之間的差異，不同的時代都給原有的方言添上不同的層次。例如粵語就不是秦代出現的古粵語在後世的獨立發展，相反的是粵語曆來受到北來的漢語的影響，尤其是戰爭年代，北方人民長驅直下比較容易，所以粵語在形態上不比閩語古老，以至任何現在歌曲都可以用粵語歌唱。而閩語卻不行，本字無考者很多，許多普通話填詞的歌曲都很難改用閩語演唱。其原因就是福建僻處一隅，長期以來與外界交往較少，受北方方言的影響相對說來不大，所以保留了較多的古代語言的特色。曆史上移民的大方向主要是從北向南，其中隻有吳語侵入江北南通、啟東、海門、靖江、如東5縣，這種情況較為特殊。可見，方言是由於一個社會內各地區不完全的分化，或是幾個社會間不完全的統一而造成的。一個社會內各地區發生了不完全的分化，各地區的居民彼此間的交往就會減少。這時候，在一個地區內，語言中出現的新成分一般就不會傳播到其他地區去；這個地區內，語言中某些固有成分的改變或消失，一般也不會涉及其他地區。這樣，各地區使用的本來相同的語言、共同點將逐漸減少，不同點將逐漸增加，逐漸形成各地區語言相對獨立發展的道路。於是，共同語就在各地區形成了變體，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方言。一個生產不發達的統一的社會，隨著人口的逐漸增長，疆域的日益擴大，經濟、政治都不能再保持統一的局麵，就會形成社會的不完全的分化，因而促使方言的產生。實踐證明，任何疆域較大的封建社會所使用的語言，都有方言的差別。一個社會內某一部分居民的大規模的集體遷徙，也會形成社會不完全的分化，從而促使方言的產生。我國從東晉到明朝初年，原住在中原一帶的居民三次向我國南方大遷徙，這就是漢語客家方言形成的社會因素。另外，幾個社會間不完全的統一也會促使方言的產生。幾個毗鄰社會（它們過去往往曾是一個社會），可能以一個比較強大的社會為中心而統一起來。由於各個社會的經濟本來都不發達，結果一地並不能形成一個完全統一的經濟單位，因而在政治上也常常不能高度集中。人們一方麵要更多地在原來較小的區域來往，另一方麵又要在整個社會內活動交際。這樣，各地區原來使用的不同的語言，就不能溝通全社會人們的思想。於是，其中一種語言擴大了流通的領域，吸收了其他語言的有益成分，逐漸發展為更大範圍的全民語言，而其他地區的語言則互相吸收，特別是向這種全社會範圍的語言吸收有用的成分，彼此更加接近起來，變為這種語言的方言。一般說來，方言間的差別，主要表現在語音和詞彙上，語法上的差別卻不大。語音、詞彙、語法間的分歧，有時也可能存在於同一方言區的內部各地區間。事實上，同一方言區可以分為若幹個次方言，而一個次方言內不同城鎮的居民又可能操著不同的土語。例如漢語北方方言區可分為狹義的北方話、西北話、江淮話、西南話四個次方言，即使在西南話次方言中，就以四川一處而論，成都話、重慶話、萬縣話彼此間又不盡相同。但是一種語言的方言分歧不論多大，總有相當顯著的共同點，在分歧的語音現象之間，也往往存在著有規則的對應關係，如上海話和北京話，在雙唇塞音間便存在某種對應關係。
方言總是先於普通話而吸收外來詞，有些外來詞隻流行於方言區，它們多是通過口頭傳入的。反之，通過口頭傳到域外去的漢語外借詞，也有一些隻是方言。至於朝鮮語、日本語、越南語，曾受過漢語較大影響，以致有“域外方言”之稱。這種域外方言的現象，說明和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化與這些國家文化之間的特別關係。語言是文化的化石，文化史濃縮在語言史中，通過對方言詞的研究和比較，可以發現文化傳播的信息。如北方人炒菜用“鍋”，浙江人、江蘇人用“鑊”，福建人用“鼎”，其實三者異名而同物，“鑊”和“鼎”——即“鍋”，是從北方傳到南方的。又如玉米在各地方言中的叫法形形色色，這從側麵反映，玉米的起源地並不在中國，因而沒有統一的稱呼。地名的方言現象也透露出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信息內涵。方言集中體現了地方的文化風貌，對民歌、戲劇、小說等通俗文學創作有著直接而特別的影響。有時，方言中同一成分的不同表達法，並不反映移民的曆史層次，而隻是反映文化浪潮的層次。江浙吳語中常用“鈔票”、“銅鈿”、“番鈿”三詞表示“紙幣”這個概念，而這三個詞代表著不同的曆史層次：“銅鈿”顯然是還沒有紙幣時產生的稱呼；“番鈿”是開始流通紙幣時產生的稱呼；“鈔票”則是晚近時代叫出來的產物。
《詩經》時代，周室王畿一帶的方言稱為“雅言”，“雅”字借為“夏”。雅言是諸夏（華夏族）共同使用的語言。根據《左傳·文公十三年》的記載，“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可知當時秦國和魏國的方言不能相通。秦漢之際，原來有很大差別的秦晉方言已經糅合為一，成為當時全國最重要的方言。後世的北方漢語，就是以這一帶的方言為基礎而逐漸定型的。魏晉以來，漢語方言大抵可以分為河北、東齊、關中、中原、巴蜀、吳、楚七大區。南宋末年，除北方方言區外，南方方言有吳語區、粵語區、湘語區和閩語區。明清時代，方言分布已與現代差別不大。由於方言是曆史地形成的，所以各地方言的聲母、韻部、聲調等語音差異，無疑都是曆史發展的積澱。現代吳語（以蘇州話為代表）有27個聲母，現代閩語（以廈門話為代表）有18個聲母，現代粵語（以廣州話為代表）有20個聲母，現代客家話（以梅縣話為代表）有18個聲母，現在北京話的聲母與清代後期大體一致；韻部則比明清時代多了“車遮”（）一部。
提到方言文化，不能不說到揚雄。中國古代在先秦時，君王常派使者到民間去采集方言俗語，予以登籍珍藏，但可惜這些著錄並沒有留傳下來，而且此風漢代以後也已廢止。西漢揚雄蜀郡成都人，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在世。的《方言》，在記錄口語詞彙，比較各地詞彙異同，反映漢代方言地理方麵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是世界上第一本方言詞彙集，早於歐洲同類著作整整17個世紀。《方言》原名《殊言》，全稱《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這個全稱有三層意思，“軒使者”暗示全書的資料來源，“絕代語釋”和“別國方言”為全書所包括的內容，所謂“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郭璞《方言注》。，即指此。《方言》在訓詁上，有兩大發現：一是《爾雅》裏的不少同義詞，實際上就是古代不同的方言詞；二是古今語、方言詞的差異，是由“語之轉”（即音轉）所致。當然，《方言》亦留下不少遺憾，其中最主要的是：隻限於記錄部分詞彙，缺少對語音的敘述，所謂僅“考名物之異同，不顯聲談之是非”《顏氏家訓·音辭篇》。，不能反映漢代方言全貌。曆代研究方言的學者不乏其人。晉代郭璞不僅注釋《方言》所錄的詞語，並且常拿當時的方言與之比較，因此郭注成了研究晉代方言的寶貴資料。元末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對於了解和研究元代北方的語音係統是極為重要的文獻。清代在考據學風氣影響之下，出現了不少考證方言本字和詞的著作，這些成為今人研究方言的寶貴財富。
二、 漢語的神韻
漢語的句法盡管簡短，卻變化無窮，以致造成千姿百態的語體風格，漢語可以在語言藝術的廣闊領域裏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漢語語法的特點是以簡馭繁，以能動、發散的基本單位為主體做創造性的發揮。所以，任何先驗的、堅硬的框架都無法框住漢語語法。隻有從基本單位主體發揮的動態過程中，把握語法脈絡，融簡單與複雜、能動與規律、有法與無法於一體，才能從本質上去理解、“頓悟”漢語的人文精神和神韻氣質。毋庸置疑，漢語語法“形”的因素不是主要的，“神”的因素倒是更基本的。如果說西方語法是以形攝神，那麼漢語語法則是以神統形。“神”即漢語為文造句的一種主體意識。當然這種主體意識最終是由一定之“法”來實現的，是“可說”的。但誠為古人所言：“法有死法，有活法。”葉燮《原詩·內篇下》。章學誠先生在《古文十弊》中指出：“文成法立，未嚐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可見“法”以意為轉移。文意恰當地表現出來，文法也就立在其中。“無定”之法一旦經過人的“心營意造”，即成“一定”之“法”。因而漢語語法如清人沈德潛所說，是“以意運法”的“活法”，而非“以意從法”的“死法”。
西方民族從古希臘開始就注重形式邏輯或抽象思維，力求從獨立於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某種純粹形式的簡單觀念，追求一種純粹的單一元素。它表現在西方語言樣態上，就是以豐滿的形態外露；而表現在語言分析上，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形式化描寫。可見西方語言學傳統，是西方語言學者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以西方語言為基本材料思考的結果。形式化的原則對於形態語言來說，雖然它也存有缺陷，但恰恰是這種相對自足的方法，是符合西方語言實際的有效理解方法。中國古代漢語講究“神而明之”，語言分析所用的概念範疇，都出自人的主觀感受，運用辯證的兩端來具象化。用簡單的性狀來表述自己的語感和體驗，從形式和內容的有機統一所產生的表達效果上來整體把握語言特征。這與古人“文以意為主”，“意在筆先”，“以意役法”的文辭觀是和諧的。用西方形式主義的語言分析眼光來看，漢語的理解幾乎是隻有“人”而沒有“法”。當西方民族汲汲於向外探索，以發展世界、改造世界為獲得自由的途徑時，中國人卻正好相反：向內探求，以認識自身和完善自身為獲得自由的途徑。這種內向型文化所顯示出的獨特的人文性，往往是西方的科學傳統眼光既很難理解又很難企及的。
漢語的“神韻”精神，還表現在修辭上。修辭的目的是加強語言的表達效果。漢語很講究修辭，早在戰國時期，孟子就提出了“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孟子·萬章上》。的修辭主張。陸機的《文賦》，“文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首先提出“警策”的修辭功用，開始注重語言的音韻。劉勰告訴人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文心雕龍·章句》。由此可見，古漢語修辭對詞的選擇，在詞義方麵做到動聽和諧；在形貌方麵，注意避怪字，省去偏旁相同的字，不讓雷同的字重出，盡可能將肥字、瘦字交錯參伍地使用。古漢語修辭對詞的選擇，則講究奇偶、複省和常變。主張奇句偶句（對偶、排比、層遞）交替，以省略求跳脫，常句與變句（語序、句序倒裝）相配。這些都為構成漢語的“神韻”增加了動人的旋律。
提到漢語的“神韻”，不能不說一下古漢語的音韻。現存最早的韻書是《廣韻》，《廣韻》的前身是《唐韻》，《唐韻》的前身是《切韻》。《廣韻》基本上保持了《切韻》的語音係統。韻書中的韻，與韻母概念不同，它隻要韻腹、韻尾相同就歸為一部，不僅不計韻頭，而且不計聲調。中古音的韻母係統，在《廣韻》中也有明確的反映。切韻分為193韻，《廣韻》在《切韻》的基礎上，再分韻增字，因而有206韻之多。韻書是正韻的依據，《切韻》在唐代被朝廷定為作文模式，但由於分韻繁多，唐人已難於掌握，“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封氏聞見記》。。作為中古標準語的《切韻》《廣韻》音係，到後來發展成了近古音係。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韻》就是近古音係的代表，音韻是構成“神韻”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材料，但神韻主要強調韻律之神，注重語言內在意韻的流動，追求韻律的清亮和意境的優美、空靈。
思考與練習
1． 何謂“六書”？
2． 談談漢字的字體演變。
3． 漢語包括了哪幾大方言體係？
4． 漢語的音韻係統可分為哪幾個階段？
5． 漢語方言對古代社會文化產生了哪些影響？
6． 漢語方言對當代人的地域觀念有何影響？
延伸閱讀與參考書目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奴隸製時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
周振鶴、遊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十一章文學 掃碼可得相關
圖像信息
第十一章文學此章參考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譚家健主編《中國文化史概要》（增訂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及《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等。
中國古代文學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文學之一，它經曆了長達3000多年未有中斷的發展曆程，以其輝煌成就而成為全人類文化寶庫中的瑰寶。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有活力的一部分，深刻而且生動地體現著中國文化的特質和基本精神。
第一節古 典 詩 詞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有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風包括15國風，雅分為大雅、小雅，頌分周頌、魯頌、商頌。《詩經》是中國古典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光輝起點，尤其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民歌，從各個方麵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表露了勞動人民的生活境況和思想感情。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強烈地反映出當時勞動人民對統治者的怨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揭露了剝削者的貪婪，表達了勞動者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在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直接反映了周朝農民一年四季生產生活的場景；《東山》：“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製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寫出了出征多年後的士卒在歸家途中的複雜心情，表達了百姓對於戰爭的厭倦。《詩經》十五國風中大多是這一類的經典之作。雅詩《小雅》中的部分民歌除外。和頌詩一般出自統治階級各階層人物之手，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經濟、軍事、政治等狀況。《詩經》以四言為主，多采用重章疊句的結構形式，語言質樸、格調清新。其表現手法主要是賦、比、興，它們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極為深遠。
《楚辭》是繼《詩經》之後的新詩體。屈原運用流行於江漢一帶，長短參差，雜有“兮”字的自由民歌體創作了以《離騷》為代表的大量詩歌，這便是楚辭，又稱“騷體”。《離騷》是中國古代最長的一首抒情詩，其中有“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餘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掔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鹹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餘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餘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之句，寫自己雖已遲暮，猶不改愛國憂民之心。整首詩表達了屈原對楚國忠貞不渝的熱愛之情和對理想的不懈追求，閃耀著奇異的浪漫主義色彩。詩人還大量采用象征、比喻的手法，把神話傳說、曆史人物、山川日月、香草幽花等羅織起來，構成一幅幅雄奇瑰麗的圖畫。其筆法富於變化，寫得波瀾起伏，宛轉多姿。《九章》表現了屈原高尚的人格和詩人對祖國的深摯感情，其文筆質樸，多直抒胸臆。《九歌》是詩人根據民間祀神樂歌加工創作的一組祭歌，共11篇。其中《國殤》有“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淩餘陣兮躐餘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之句，以祭為國捐軀的英靈；《湘君》中有“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湘夫人》中有“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餘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山鬼》中有“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之句，描寫了神與神、人與神之間的愛情，離合悲歡，情致纏綿。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他那些洋溢著愛國激情的詩篇，是中華民族寶貴的財富，他所創造的“騷體”，大大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離騷》的浪漫主義手法，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浪漫主義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影響極為深遠。
漢魏樂府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比《詩經》的敘事性更強，如《東門行》：“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哺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發時下難久居。’”《十五從軍征》：“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裏人：家中有阿誰？遙看是君家，鬆柏塚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舂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陌上桑》中的，“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這些作品都以精煉傳神的筆墨描寫了生活中的一個個事件或一個個場麵。代表作《孔雀東南飛》從“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到“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完整地敘述了一個愛情悲劇故事的始末，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被明代王世貞讚為“長詩之聖”。南朝樂府題材比較狹窄，大多為出自女子的情歌，其中《西洲曲》：“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采紅蓮。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杆頭。欄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表達了女子連綿不絕的相思。這首長篇愛情詩為曆代人所傳誦。北朝樂府民歌主要反映北方人民在戰爭年代所受的苦難，如著名的《木蘭辭》，其中“萬裏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寫出了木蘭替父從軍、征戰沙場的英雄經曆，“爺娘聞女來， 出郭相扶將； 阿姊聞妹來， 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 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 坐我西閣床， 脫我戰時袍， 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 對鏡貼花黃。 出門看火伴， 火伴皆驚忙：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蘭是女郎”，則敘述了木蘭從征歸來，榮回故裏的場景，作品歌頌了代父從軍的女英雄木蘭，形象真實感人。值得一提的是，東漢末年也出現了一批像《古詩十九首》那樣的優秀的文人五言詩，雖然思想內容比較貧乏，然藝術造詣很高，被梁劉勰譽為“五言之冠冕”。 如《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裏，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麵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都是其中的抒情佳作。
建安時期湧現了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劉楨、陳琳、阮瑀、徐幹、應瑒。為代表的大批作家，他們敢於直麵黑暗現實，描寫動亂，感歎人生，傾訴憂國之思，抒發濟世宏誌，“誌深而筆長”、慷慨而多氣，鑄成別具特色的“建安風骨”。另外，西晉左思的《詠史》詩筆力雄渾，獨樹一幟。《詠史》其二感情尤為激烈：“鬱鬱澗底鬆，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 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反映了賢才大才不得施展，反倒是高門子弟占據高位的社會現象，表達出作者對魏晉時期門閥製度的有力控訴。
東晉時期，以闡述老莊哲理為主旨的玄言詩盛行，而陶淵明則以直率自然的筆觸描繪田園風光和田園生活感受。其詩《歸田園居》五首（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遊氛，天高肅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鬆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等，自然平淡、言淺旨深，宛如一股清新的晨風吹進了沉悶的詩壇。陶潛開創了田園詩派，其詩作一直被後人奉為典範。劉宋時期的謝靈運和鮑照成就引人注目。謝靈運是山水詩派的創始人。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很出色，風格遒勁，為後來的七言歌行體開了先河，其詩如《擬行路難》其四：“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複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擬行路難》其六：“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都是慷慨激憤、宣泄情感的名作。齊梁時期的沈約和謝朓，把魏晉以來聲韻學研究的成果運用到詩歌創作之中，創造了一種講究聲律和對仗的新詩體——“永明體”，它標誌著中國詩歌從比較自由的“古體”走向格律嚴整的“近體”。
初唐詩風承襲齊梁餘緒，流行“以綺錯婉媚為本”的“上官體”，而“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開始將綺靡的詩風引向明快清新。沈佺期、宋之問學習前人的經驗，使五律詩、七律詩定型化。陳子昂高舉詩歌創新的旗幟，不僅在理論上反對齊梁詩風，提倡“漢魏風骨”，而且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開創盛唐剛健雄渾之詩風，《感遇詩》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都是上乘之作，如《感遇》其三十五：“本為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零塞，北上單於台。登山見千裏，懷古心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頗有建安詩人的梗概多氣和豪情壯誌。開元天寶年間，是唐詩迅猛發展的全盛時代，名家輩出，詩體大備，風格多樣，整個詩壇洋溢著蓬勃向上的昂揚精神。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多描寫奇麗寥廓的邊境風光，抒發慷慨從軍、馳騁沙場、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高適《燕歌行》、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王昌齡《從軍行》《出塞》，李頎《古從軍行》等均為邊塞詩中的傳世傑作。李頎《古從軍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鬥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裏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寫出了沙場邊塞環境之惡劣和君王窮兵黷武給將士帶來的苦難，是這一類詩歌中出色的作品。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詩人則寫山川秀麗之景、山野鄉居之趣，形成了山水田園詩派。王維善於營構意境，以精湛的語言來表達自己對大自然的獨特感受，情韻雋永。他的《渭川田家》《積雨輞川莊作》《送元二使安西》令人難忘。孟浩然詩情疏雅簡淡，言約意幽，《過故人莊》《夜歸鹿門歌》寫得雋永清新。王維的《積雨輞川莊作》：“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鬆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寫夏日雨後之景，色彩明淨而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寫出了詩人隱居山林的閑適生活，是山水田園詩的代表作品之一。
最能代表盛唐詩歌藝術成就的是李白與杜甫。
李白是屈原之後的又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作熱烈追求光明和理想，猛烈抨擊黑暗現實，充分表現詩人蔑視權貴的傲岸性格，詩風豪放飄逸，詩情一瀉萬裏，筆勢靈活多變，誇張想象大膽奇特。李白的主要代表作《夢遊天姥吟留別》《蜀道難》《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行路難》等，令人傾倒。如其《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鬥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回崖遝嶂淩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既描寫了廬山的秀美風光，又抒發了李白求仙訪道不為世俗所羈絆的豪邁氣概，是李白歌行體的代表作之一。
杜甫是中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由盛而衰的唐代社會現實、安史之亂的慘況釀造了杜甫“沉鬱頓挫”的詩風。他的詩作思想內容宏深博大，藝術才力海涵地負，對祖國和人民的感情深摯篤厚，其作品被公認為“詩史”。代表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兵車行》《麗人行》和“三吏”“三別”都堪稱千古佳作。尤其是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誌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誌，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幹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淩晨過驪山，禦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穀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樛嶱。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寧舍一哀，裏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將自己的懷才不遇和憂國憂民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是杜詩“詩史”性質的名作。
李白與杜甫無愧於高照中國古典詩壇的輝煌星鬥。
中唐詩壇上主要有兩個詩派：一是元、白為代表的通俗詩派；二是韓、孟為代表的奇險詩派。白居易強調詩應表現民眾疾苦，提出“惟歌生民病”的主張，他自製樂府新題，創作大量平實通俗的詩，針砭時弊，代表作有《賣炭翁》《輕肥》《上陽白發人》等，令人聲淚俱下。其《輕肥》：“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用內臣、大夫、將軍的奢靡和“衢州人食人”的慘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發人深思。其長篇歌行《長恨歌》《琵琶行》更是傳世珍品。元稹、張籍、王建亦有較好的樂府詩問世。韓愈作詩追求奇崛險怪，他的《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山石》《南山詩》等詩篇格局恢宏，章法靈活，語言古樸蒼勁，充分顯示了他深厚的古文修養。韓愈以文為詩，講才學、發議論，開創詩壇新局麵，不但名揚當時，而且滋潤後人。其《山石》：“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鬆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氣勢遒勁，風格壯美，顯示出韓愈“以文為詩”的特色。孟郊、賈島都屬“苦吟”的著名詩人，曾有“郊寒島瘦”之稱。還有劉禹錫的懷古之作，氣韻沉雄、意境壯闊，其《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借西晉滅吳之事，將人事興廢融入曆史陳跡之中，氣魄宏大且又渾然天成，是劉禹錫懷古詩中的代表作。柳宗元的山水詩清朗疏淡，寄寓了詩人幽靜的心緒，《江雪》《登柳州城樓寄漳、汀、連、封四州刺史》等詩令人難忘。其《登柳州城樓寄漳、汀、連、封四州刺史》：“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裏目，江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登高遠眺，滿目悲涼，寫出了柳宗元在貶謫之地苦悶哀怨的心情，亦形成了他詩歌冷峭簡淡的風格。李賀的詩奇崛幽峭、穠麗淒清，詩中充滿了出人意料的奇特想象，語言驚妙絕豔，《金銅仙人辭漢歌》《夢天》《秋來》等詩別樹一幟。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裏，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鹹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全詩設想奇特，而又深沉感人，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再如其《秋來》：“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吊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語言淒冷豔麗，驚人心魄，無怪乎有詩鬼之稱。
晚唐詩壇彌漫著濃重的感傷氣氛，不僅盛唐氣象灰飛煙滅，就連中唐格局和中興氣象亦蕩然無存，但是形式上卻趨向精美，藝術造詣有所發展，出現了杜牧、李商隱等著名詩人。杜牧多感傷時世之作，《感懷》《郡齋獨酌》藝術精湛。《郡齋獨酌》：“前年鬢生雪，今年須帶霜。時節序麟次，古今同雁行。甘英窮西海，四萬到洛陽。東南我所見，北可計幽荒。中畫一萬國，角角棋布方。地頑壓不穴，天迥老不僵。屈指百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為彭殤？……”以曠達之語寫出了自己年近不惑，身懷濟世安民之心卻無處施展的悲涼，頗見其誌向與才情。杜牧又是七絕大師，《江南春》《泊秦淮》等出手不凡，廣為傳頌。李商隱的“無題”詩和愛情詩藝術獨到，多寓象征意義，情思綿邈、意蘊含蓄、辭句精麗、藝術高超。如其組詩《無題》其三：“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其五：“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都是這類詩中傑出的作品。
宋朝是詞極盛的時代，詞成為宋代文學的標誌。宋初詞壇主要承襲晚唐五代的婉麗風氣，晏殊、晏幾道父子是其代表詞人。較早為宋詞開創新意境的是範仲淹和歐陽修。與晏、歐同時代的柳永是一位風格獨創的著名詞人，他大量製作慢詞，拓寬詞的內涵容量，豐富了詞的藝術表現力，常以白描見長，語言清淺，大量吸收口語俗語，一洗晚唐詞人的雕琢習氣。他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唯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杆處，正恁凝愁！”《雨霖鈴》：“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裏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都深切地表達了落拓江湖的文人悲情，情景交融，道盡“宦遊滋味”。柳詞流傳頗廣，真可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蘇軾不僅在散文和詩歌創作上卓有成就，而且在詞史上亦有突出地位。他將詞引入廣闊的人生，闖出“詞為豔科”的傳統藩籬，凡懷古、感舊、記遊、說理等詩人慣用的題材，他都用詞來表達，大大開拓了詞的領域。蘇軾有不少作品風格豪放曠達，時見奇懷逸氣。代表作如《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蟬娟。”《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這些詞完全改變了晚唐詞風，成為豪放派詞的開山鼻祖。北宋後期的秦觀、賀鑄、周邦彥也較著名。秦觀為“蘇門四學士”之一，詞風清婉，近於柳永一派。他寫情，則真摯纏綿，如《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 朝朝暮暮。”寫愁，則淒迷哀絕，尤其善於通過寫景渲染氣氛，如《踏莎行》：“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賀鑄詞多寫人生滄桑之感及個人閑愁，最著名的《青玉案》，“淩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所誰與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隻有春知處。飛雲冉冉蘅皋暮。彩筆新題斷腸句。若問閑情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寫江南煙雨之景，傳誦一時。周邦彥多寫豔情羈愁，言情體物，窮極工巧。他創製新調，講究詞的音律、法度，對詞的形式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備受後代詞家推崇。
李清照是北宋與南宋之交傑出的女詞人。她早期詞作多寫閨情，如《醉花蔭》：“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都寫得纏綿如絲；後期詞作則蘊含國破家亡之痛，多抒個人不幸遭遇，其《永遇樂》：“落日熔金，暮雲合壁，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可謂聲淚俱下，哀婉動人。她詞風清俊，婉約之中透示豪放之氣，在兩宋詞壇上獨樹一幟。辛棄疾是南宋最著名的愛國詞人，他繼承蘇東坡豪放詞風，並以強烈的政治熱情和豪爽的英雄本色，把詞引向更廣闊的社會現實。辛詞中充溢著以英雄自許或以英雄許人，熱望收複祖國河山的壯誌豪情，宣泄壯誌未酬的憂憤心情。《水龍吟》《南鄉子》和《破陣子》等意境雄奇，筆墨酣暢，感情沉鬱，長於比興，大量運用典故，為千古絕唱。尤其是《水龍吟》一詞：“楚天千裏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 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寫得酣暢淋漓，將一腔抱負付諸筆墨，最見辛詞的豪放風格。與辛棄疾同時唱和的還有陳亮、劉達和稍晚的劉克莊，是謂“辛派詞人”。南宋後期的重要詞人是薑夔和吳文英。薑詞以清遠空靈見稱。
宋代詩歌在繼承唐詩成就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風貌。蘇軾這位傑出大家，詩受韓愈影響，格局恢弘，意象闊大，詩情自由奔放，比喻層出不窮，《遊金山寺》《惠崇春江晚景》等是不可多得的好詩。黃庭堅是繼蘇軾之後的有影響的詩人。他要求詩歌“無一字無來處”，提倡“點石成金”和“脫胎換骨”，提倡創製拗律。黃庭堅的創作主張在北宋後期和南宋前期風靡一時，形成了較有聲勢的“江西詩派”。從蘇軾到黃庭堅，宋詩逐漸形成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點。南宋的陸遊以激昂悲壯的詩篇集中反映廣大人民雪恥禦侮、收複失地的迫切願望。陸遊是一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詩人，代表作如《書憤》：“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關山月》：“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鬥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發。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幹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複，幾處今宵垂淚痕。”都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精神。同時期傑出的詩人還有楊萬裏、範成大。
南宋後期，文人的激情呼聲漸趨微弱，代之而起的是“四靈”詩派和江湖詩派。文天祥、汪元量、謝翱、鄭思肖等人為南宋唱了一曲慷慨淒涼的挽歌，文天祥的《正氣歌》《過零丁洋》都不失為千古傳誦的愛國佳篇。其《正氣歌》一詩：“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閉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癘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存，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將千載浩然正氣抒發出來，體現了以文天祥為代表的古代正直的士大夫的氣節。
宋金時代，民間興起了一種新的詩歌形式——散曲。元代前期較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是些地位低下的書會文人。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都是一流的散曲家。關漢卿的［南呂·一枝花］《不伏老》以生動的比喻、潑辣的語言寫出詩人的精神風貌和富於反抗的個性形象。其［黃鍾尾］曲雲：“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恁子弟每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會圍棋、會蹴踘、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那，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以潑辣肆恣的語言，寫出了當時讀書人不屈不撓頑強抗爭的意誌。馬致遠［雙調·夜行船］《秋思》以枯藤、老樹、昏鴉和小橋、流水、人家的普通景致，烘托出淪落天涯者的彷徨苦悶，堪稱一絕。元後期的散曲大多“嘯傲煙霞，嘲弄風月”，較有亮色的作家有張養浩、張可久、喬吉、劉時中、睢景臣等。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劉時中［正宮·端正好］《上高監司》等散曲，針砭時弊，激情沉痛。劉時中［正宮·端正好］《上高監司》中的［滾繡球］曲雲：“去年時正插秧，天反常，那裏取若時雨降，旱魃生四野災傷。穀不登，麥不長，因此萬民失望。一日日物價高漲，十分料鈔加三倒，一鬥粗糧折四兩，煞是淒涼。”以口語化的語言寫出了百姓的疾苦，是這一類散曲的代表。睢景臣［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運用漫畫筆法揭露統治者無賴的本質麵目，刻畫淋漓盡致。其中［二煞］一曲：“你身須姓劉，你妻須姓呂，把你兩家兒根腳從頭數：你本身做亭長耽幾杯酒，你丈人教村學讀幾卷書。曾在俺莊東住，也曾與我喂牛切草，拽壩扶鋤。”數落漢高祖當年的寒酸和劣跡，一下子就揭穿了漢高祖劉邦的本來麵目，諷刺了統治者裝腔作勢的虛偽。
明初的劉基、高啟等人曾親曆元末動亂現實，詩歌寫得充實。此後，相當長時間詩壇上“台閣體”獨尊。明中葉以後，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反對“台閣體”，提出複古的文學創作主張，在詩歌創作上推崇漢魏盛唐，主張從章法、結構到詞彙都進行亦步亦趨的摹擬，唯古人是尚。“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相繼遭到“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反對。“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對後來的詩論和創作都產生較大影響。明末的詩壇發生了變化，陳子龍、夏完淳等人以自己的詩作表達了對時事的關切，發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呐喊。在抗清鬥爭中，張煌言、瞿式等寫下了激昂悲烈的戰鬥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