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馮自由
前言
前
言
1912年對於當時很多中國人來說是驚變的一年。
1912年1月1日上午，上海火車站附近人流湧動，聚集了軍隊、官員、警衛、社會團體和市民，他們守候在這裏，為的是歡迎新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這天，孫中山乘坐滬寧專車前往南京，所經之地，皆受到了當地軍政官員和民眾的熱烈歡迎。下午5時，孫中山抵達南京，後換乘城內小火車直抵兩江總督署的東箭道車站。在車站下車後，又乘坐紮花馬車來到兩江總督署。夜裏11時，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那些夾道高呼“總統萬歲”的人也許並不十分清楚“總統”和“民國”究竟意味著什麼，但“孫文”這個名字對於一些能識文斷字的人而言也許並不陌生。早在十幾年前，“孫文”便頻頻作為“造反者”“革命者”等重金通緝犯的名字出現在報紙和各地的告示上。令許多人驚訝而迷惑的是，當年被四處通緝而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變成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那麼紫禁城裏的皇帝又算什麼呢？
如果說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已經足夠讓人震驚，那麼2月12日發生的，則是更加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一天，紫禁城裏發布了《清帝退位詔書》。緊接著孫中山辭去了臨時大總統職位，袁世凱被選為新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皇帝沒了，大清亡了。
在波雲詭譎的時代風雲中，普通人總是後知後覺的，如果沒有人對革命曆程進行書寫宣傳，那麼芸芸眾生就無法深入理解革命的曆史意義。
1912年4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了臨時稽勳局，曾擔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處秘書之一的馮自由就任臨時稽勳局局長，他遍往各地調查革命人物史跡。“革命童子”出身的馮自由，既是革命年代的親曆者，又是兢兢業業的書寫者。馮自由在書寫他者逸史的時候，他本人及其同孫中山的關係也值得大書特書。
目前學界有關馮自由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概括梳理馮氏生平事跡、分析其革命思想和辨析其所著革命史料等領域。例如辛亥革命紀念館編的《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名人傳略》（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4年）中《馮自由：國民黨的“太史公”》一文簡要介紹了馮自由的一生經曆。江映林的《馮自由和他的〈革命逸史〉》（《文史雜誌》2011年第5期）概括了馮自由的人生經曆，並對《革命逸史》加以介紹。熊誌翔的《試論馮自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佛山大學學報》1993年第11卷第3期）以時間為線索，根據馮自由的著述和經曆，分析了馮自由的民主革命思想。陶季邑的《從〈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看辛亥時期馮自由的社會主義思想》（《科學社會主義》1993年第4期）深入分析了馮自由的民生社會主義思想。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則利用日本檔案辨析了馮自由的著述，二人的《辛亥革命史料抉擇之困惑——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與〈革命逸史〉異議》（《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和孔祥吉的《略析馮自由〈革命逸史〉的嚴重缺陷》（《博覽群書》2012年第8期）都從史料來源的角度指出了馮自由著作的不足與遺憾。
整體而言，學界關於馮自由的研究還是偏少，對馮自由與孫中山關係的探究更是嚴重不足。林家有教授曾指出其參與主編的《孫中山評傳》林家有、張磊主編：《孫中山評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存在的缺陷之一就是“對於孫中山的人際關係、交往方麵的論述較少”，在個人交往方麵，林教授首先提及的就是對“後期孫中山與馮自由”的關係變化缺乏深入的研究。林家有：《〈孫中山評傳〉的出版與孫中山研究的未來》，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孫中山宋慶齡文獻與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125頁。
馮自由的一生跌宕起伏，其主要事跡大多圍繞著孫中山的革命生涯而展開，通過研究馮自由，我們能更全麵立體地認識孫中山。當今時代，人們深受解構主義等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在曆史寫作中，書寫者的立場往往備受質疑，因此在本書的寫作中，我們盡可能地綜合對比多種史料和前人研究，將孫中山與馮自由的關係及其革命曆程做出直觀呈現。為了使邏輯清晰和便於讀者閱讀，我們以時間為線索，通過梳理馮自由的人生經曆和他與孫中山的關係，從而呈現出紛繁複雜的民國往事。在短期主義和微觀史研究的意義深受質疑的時期，為了避免人物史書寫的單一性和臉譜化，我們盡可能描繪更為廣闊的時代圖景，以展現革命創業之艱辛，民國初創時期政治博弈之複雜，以及時代轉折中個人命運的複雜多麵性。
馮自由的一生受孫中山影響極深，他因孫中山的一席話而走上革命之途，從此碧落黃泉，百折不悔，而這一切緣起於1895年的秋天：
先生壯誌醫國手，猛士結草撼雷霆。
千載華夏驚天變，經年革命大廈傾。
浩浩山河生倥傯，滔滔碧血染丹青。
寶刀歌哭英雄老，秉筆欲將國魂銘。
目錄
目
錄
第一章橫濱華僑革命心初識中山馬前童1
一組建橫濱興中會1
二愛國華僑馮鏡如8
三革命“馬前一小童”16
第二章東京問道初涉報筆下藏鋒赴革命18
一大同大器名自由18
二初涉報界意風發29
三青年華僑革命團39
第三章香港分會風雲起美加籌款革命舉54
一香港同盟會史要54
二《中國日報》是非多62
三遠赴北美籌義款79
第四章機要秘書稽勳辦革命未竟共討袁93
一短暫的秘書生涯93
二擔任稽勳局局長109
三參與中華革命黨130
第五章護法運動斥北洋國共合作失黨籍145
一當選國會議員145
二參與護法運動155
三痛斥北洋黑暗166
四反對國共合作175
第六章經綸失意提朱筆憶昔崢嶸著逸史187
一政壇蹉跎187
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略述193
三《革命逸史》略述197
結語206
參考文獻209
後記219
孫中山與馮自由
第一章橫濱華僑革命心初識中山馬前童
第
一章
橫濱華僑革命心初識中山馬前童
一組建橫濱興中會
圖11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的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地地圖
圖片來源：東京紅團網，http:\/\/www.tokyokurenaidan.com\/sunyatsenyokohama2.htm。
1895年農曆九月下旬的一天，在日本橫濱外國人居留地山下町五十三番地的一家文具印刷商店內，三個久未剃發、身著長衫、麵色憔悴的年輕人前來拜訪老板。這家名叫文經的文具印刷店由英籍旅日華僑馮鏡如經營，而前來拜訪的三個年輕人正是孫中山、陳少白（又名陳白）和鄭士良。這是馮鏡如第一次見到孫中山，而這次看似毫不起眼的會麵，卻促成了大名鼎鼎的橫濱興中分會的成立。在此之前，馮鏡如雖未見過孫中山，不過其實在1895年的年初，馮、孫二人便已經互聞對方大名。
圖12青年時代的孫中山
圖13陳少白
圖14鄭士良
1894年，時值甲午中日戰爭，清軍連連敗退，舉國震撼，此時孫中山與陸皓東一起遊曆京津地區，
以窺清廷之虛實，接著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
《建國方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曆史係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後文簡稱《孫中山全集》，編者信息從略）第六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229頁。孫中山在天津時，曾帶著親撰的改革時政意見書請求拜見李鴻章，然而李鴻章並沒有把孫中山的求見放在心上，兩人亦沒有相見。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3頁。
此次上書失敗，使孫中山深感失望，決誌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
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一卷，中華書局，2017年，第81頁。兩年後，他回憶起這段經曆，稱：“吾黨於是憮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52頁。
這一年的秋天，孫中山來到夏威夷的檀香山，“擬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複漢之義舉”
《興中會組織史》，馮自由：《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648頁。。孫中山的想法得到了胞兄孫眉的支持，孫眉是檀香山茂宜島的大畜牧家，牧場裏有上千頭牛，資產頗豐，
圖15興中會誓詞
他表示願意劃撥一部分財產支援革命事業。然而，當孫中山致信給檀香山的其他親友時慘遭碰壁，當時檀香山“華僑風氣尚極閉塞，聞其言者多為掩耳。居數月，僅得同誌數十人”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3頁。。盡管起步艱難，孫中山還是在檀香山與當地華僑同誌組織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反清政治團體——興中會，提出振興中華，挽救危局；以“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建立合眾政府”為秘密誓詞。
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一卷，第82頁。同年11月下旬，興中會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在卑涉銀行（Bishop Bank)華人經理何寬的寓所召開，列席者有何寬、李昌、劉祥、黃華恢、程蔚南、鄭金、鄧鬆盛、鄭照、黃亮、鍾木賢、許直臣、李多馬、李祿、卓海、林鑒泉、鍾宇、劉壽、曹彩、劉卓、宋居仁、夏百子、侯艾泉、李杞等二十餘人。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26頁。
圖161894年興中會成立時的地點
興中會成立後，孫中山派人到夏威夷的茄荷雷（Kahului，今譯卡胡盧伊)、百衣（Paia，今譯帕依亞）等地建立分會，發展會員，數月間，會員發展至百餘人，遂決定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並先組織興中會會員從事軍事操練以為準備。關於這段經曆，他後來回憶道：“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讚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誌宋躍如[按：即宋耀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誌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230頁。
1895年1月下旬，孫中山由檀香山返香港，準備策劃武裝起義，途經橫濱，接觸了華僑陳清等人。
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一卷，第86頁。當時孫中山在船上向華僑們宣講“逐滿救國”的革命事業，引起圍觀。船上販賣雜貨的僑商陳清聽聞孫中山的演講後，十分驚奇，便告訴當地僑商馮鏡如、馮紫珊、譚有發（又稱譚發）等人。馮鏡如在橫濱經營文經印刷店，生平任俠仗義，
對於清廷之腐敗無能十分不滿，憤然剪除辮
圖17二十世紀初的日本橫濱街景
發；馮紫珊是馮鏡如的弟弟，經營著一家名為“致生印刷所”的印刷店；譚有發則是均昌洋服店的司理。這三個人都極為篤信新學，聽聞陳清說船上有高談“反清複漢”的奇人，都十分好奇，並“大為傾倒”，
《自序》，馮自由：《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8頁。立即派陳清邀請孫中山上岸共商國是。
不過孫中山乘坐的輪船起航在即，不便登陸，因此孫、馮二人未能見麵。即便尚未謀麵，孫中山還是從他人口中記住了這位號稱“無辮仔”的僑商馮鏡如，還囑托陳清將興中會的章程及“討虜”檄文交給馮鏡如，希望馮鏡如代為宣傳，按照章程設立分會，並且對陳清表示“廣州不日起義，陳若有意參加，可到香港投靠我”。
林家有、張磊主編：《孫中山評傳》（上），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頁。馮鏡如按照陳清的轉達消息，開始召集少數誌同道合的人準備組織分會事宜，而陳清也在幾個月後前往香港追隨孫中山，馮鏡如還讚助了陳清旅費三十元。
《興中會組織史》，馮自由：《革命逸史》（中），第655頁。
圖18楊衢雲
1895年3月，孫中山在香港與陳少白、鄭士良、楊衢雲等人謀於廣州發動起義，時間定在重陽節，不料計劃泄露，清政府加強防範，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楊衢雲、陳少白被港英當局判出境五年，於是孫中山攜陳少白、鄭士良東渡日本，楊衢雲西遊印度及非洲各地，其餘人等隱匿在港澳地區，暫停活動。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5頁。
孫中山東渡日本後，正式采用了“革命黨”的稱呼。在乙未年（1895年）廣州起義之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並未采用“革命”二字，對於從太平天國到興中會時期的各類革命活動，黨人都沿用“造反”“起義”“光複”等名詞來稱呼。1895年興中會廣州起事失敗，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被引渡出境，經過日本神戶時，三人登岸購買日本報紙，中間有一則新聞《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孫中山看到這則新聞後，對陳少白說：“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
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簡要地解釋了“革命”一詞含義的流變：“按日人初譯英文Revolution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之大變革，鹹通稱曰‘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
《“革命”二字之由來》，馮自由：《革命逸史》（上），第13頁。孫中山所發動的起義不僅意在推翻清朝的統治，更是要建立共和政府和民族國家，比起以往“王者易姓”模式的起義，孫中山的行動則更具有近代意義。
11月13日，孫中山乘船抵達橫濱，上岸投奔友人，繼續商議革命事業。孫中山首先拜訪了舊識譚發，譚發為他租了一個樓麵，隨後陳少白、鄭士良上岸。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上海：建國月刊社，1935年，第13頁。被安頓後不久，孫中山在譚發的介紹下，結識了馮鏡如、馮紫珊兄弟等當地較有威望的華僑。在馮氏兄弟等人協助下，孫中山召集富有進步思想的同誌十餘人，在橫濱創立興中會分會，分會推舉馮鏡如為會長，趙明樂為司庫，趙嶧琴為書記，馮紫珊為幹事。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20頁。半個月後，設興中會會所於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溫芬(炳臣)、鄭曉初、陳才、陳和、黃焯文、黎簡卿、陳植雲、馮懋龍(後易名自由)等十餘人陸續加入。孫中山將革命宣傳品《揚州十日記》、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選篇《原君》《原臣》等交給馮鏡如，由文經印刷店印刷上萬卷，分送到海外各埠。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第24頁。孫在馮鏡如店中二樓暫住一個星期後，便剪短頭發、改穿西裝去了美國，鄭士良回到香港，陳少白繼續留在橫濱。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第14頁。
圖19今日的橫濱山下町五十三號番地街景
圖片來源：東京紅團網，http:\/\/www.tokyokurenaidan.com\/sunyatsenyokohama2.htm。
橫濱興中會成立不久後，便麵臨缺乏資金的窘境。馮自由在《革命逸史》裏有如下記述：“總理提議向各會員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費。明樂、嶧琴為出口商永樂和號東主，資產頗富，與總理有同屬耶穌信徒之誼。及聞總理提議籌款，乃大為反對，且不再蒞臨會所。其餘各會員多一籌莫展，遂由鏡如、紫珊分任此數。總理乃以一百元給少白，一百元給鄭弼臣，餘充渡美川資。
總理抵檀未久，即以五百元彙還馮氏昆仲，旅日僑商鹹稱總理言而有信雲。”
《橫濱興中會》，馮自由：《革命逸史》（上），第14頁。寥寥數語，讓我們大抵可見橫濱興中會成立初期，橫濱僑商並無多大信心，並且在金錢問題上有所爭議，其中趙明樂、趙嶧琴二人則因此直接退會。而馮鏡如、馮紫珊兄弟二人的慷慨解囊令孫中山深為感動，或許可以推知，這種仗義疏財的精神也無形中影響了少年馮自由，讓他慷慨投身於革命事業。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馮自由之所以能夠走上輔助孫中山的革命之路，離不開其父親馮鏡如的影響。因此，評述孫中山與馮自由，自然需要先論述愛國華僑馮鏡如。
二愛國華僑馮鏡如
圖110馮自由父親馮鏡如
前文已經述及馮氏兄弟積極加入興中會，並對孫中山慷慨解囊，此舉已表明了對清廷的反抗之心，這與他們早年的經曆息息相關。馮自由在《革命逸史》自序中回憶家世時稱：“溯餘父之早年經商橫濱，亦有故焉。餘祖展揚世業儒醫。清鹹豐初年太平天國洪秀全遣部將陳金剛等謀在粵舉兵響應，各府縣從之者大不乏人，各以頭裹紅布為識，時人以‘紅頭賊’三字稱之。餘祖即以結交‘紅頭賊’嫌疑被清吏逮捕係獄，瘐死南海縣獄。餘父以是抱恨終天，憤然間關走日本謀生活，居橫濱數十年。甲午中日構釁，清軍敗績，餘父益憤清政不綱，毅然剪除辮發。時旅日華僑無去辮易服者，有之獨餘父一人耳，故同國人鹹稱餘父為‘無辮仔’焉。”
《自序》，馮自由：《革命逸史》（上），第7頁。
馮自由回憶其父馮鏡如是因祖父馮展揚慘死獄中後，憤而東渡日本，並且在甲午戰後去辮易服，被人稱為“無辮仔”。頗為蹊蹺的是，馮自由的著述中對父親馮鏡如和叔叔馮紫珊的記述都較少，僅在《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跡考》中對他們的生平做了簡單的勾勒《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跡考》，馮自由：《革命逸史》（中），第671—672頁。：
姓名籍貫職業住所組織年份
馮鏡如
南海商人橫濱興中會乙未
橫濱文經文具店主人。少任俠好義，旅日僑工鹹仰重之。甲午年已去辮易服。總理是年十二月舟過橫濱時，命其組織革命團體。及乙未廣州之役失敗，總理偕陳白、鄭士良到日本。馮與其弟紫珊招待一切。興中會成立，被舉為會長。未幾總理赴檀，馮氏兄弟助旅費五百元。陳白旋移寓文經商店二樓。戊戌（一八九八）後，馮屢設法使梁啟超與總理合組新黨，共同救國，以康有為從中作梗而止。辛醜年（一九〇一）文經商店被火，全部損失，乃赴滬就廣智書局總經理一職。癸卯年（一九〇三）因發起張園國民議政會，被清吏指名通緝。是歲冬上海《國民日報》發生內訌，與陳白出而調解息事。後數年返粵閑居。民二年冬病故。
馮紫珊
南海商人橫濱興中會乙未
橫濱山下町五十六番致生印刷店主人。人甚豪俠。興中會成立時被舉為司庫。戊戌後為康梁所惑，推為橫濱保皇會會長，複又兼《新民叢報》總理。康梁倚為長城。民十在粵逝世。
除了上述簡單的事跡回憶外，馮自由在提及其他人事的時候對其父親和叔父也大多一筆帶過，似為避嫌。所幸馮鏡如的孫子馮瑞玉
馮瑞玉的父親為馮偉龍，是馮鏡如第七子，也是馮自由的弟弟。馮偉龍於1895年在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地出生，十歲左右成為中國同盟會會員，先後在橫濱大同學校、香港皇仁書院、唐山交通大學學習。1913年與宋子文一道成為政府選派美國的留學生，攻讀電氣機械工學。後歸國，在1922年5月被孫中山任命為廣州大本營無線電報總局局長。在陳炯明叛亂期間，同孫中山一起避難於永豐艦，與總理生死與共。此後一直擔任國民政府官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作為中華民國代表團的接收委員來到日本，餘生在日本度過，於1975年病逝。參見馮瑞玉「馮鏡如『新増華英字典』をめぐって(1)辛亥革命を支えた英國籍の中國人」、『月刊しにか』、第12巻第９期、2001年、第105頁。在文章中對馮鏡如的一生有著更為詳細的憶述，現輯錄如下：
F是馮鏡如的英文Fung的首字母，Kingsell是鏡如的廣東音表記……馮鏡如的原籍是廣東省南海縣秀水鄉，先祖代代為儒醫。到十七世馮展揚時候移居香港，馮鏡如是四兄弟中的長子，出生於1844年。馮家家譜記載“原名俊明，諱泰初，字鎮朝，號鏡如，國學生”。1851年洪秀全太平天國起義，父親馮展揚因涉嫌“紅頭賊”而被逮捕，一年後死於獄中。《革命逸史》中寫道：馮鏡如一生都對清朝抱有怨恨，憤然前往日本。
關於來日本的時間，幕末時期的河井繼之助在1859年居住在長崎，根據他10月17日的日記，“廣東人馮障如乘坐英國船隻前來……馮氏字‘霜’，會寫書畫……喜好文字”。文中雖是“馮障如”，但據所藏由馮鏡如在1860年創作的墨竹圖中署名“馮霜”，可以判定他是1859年乘坐英國船隻抵達長崎的。
根據長崎縣立圖書館資料，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馮鏡如屬於長崎的Glover商會，也就是中國商社“廣裕隆”號。馮鏡如以“哲華”為筆名留下了很多字畫，收藏在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長崎市立博物館、澀穀區立鬆濤美術館等處。但是，在這些資料裏麵，記載著出生地是番禺縣，年齡也與橫濱的馮鏡如不同，因此出現了“馮鏡如二人說”（伊藤泉美，1991）和“同一人說”（鴻山俊雄，1972；鬆本武彥，1989）兩種說法。不過親族確實說“馮鏡如擅長字畫”。
……
馮鏡如於1878年左右移居到橫濱外國人居留地五十三番地（現在的中區山下町五十三番地附近），經營キングセル商會（Kingsell & Co.，中文名：文經活版所）。キングセル商會在印刷、製本、出版業之外，還經營墨、筆、紙等文房用品，還販賣雜貨、茶葉和生絲的包裝袋等……重義氣的馮鏡如在橫濱華僑社會裏麵有較高信用與聲望。
馮瑞玉「馮鏡如『新増華英字典』をめぐって(1)辛亥革命を支えた英國籍の中國人」、『月刊しにか』、第12巻第９期、2001年、第98—105頁。
圖111現今橫濱市山下町五十三號番地、橫濱山手中華學校等地理方位顯示圖
圖片來源：東京紅團網，http:\/\/www.tokyokurenaidan.com\/sunyatsenyokohama2.htm。
盡管和馮自由的記載大體相同，但馮瑞玉更為詳細地介紹了馮鏡如參加興中會之前的經曆，而且考證出馮鏡如來日本的時間為1859年，並提及馮鏡如擅長字畫等，以及他到日本後通過經營文經商店，家財逐漸豐厚。關於馮鏡如的品行，無論是他兒子還是孫子，都一致提及他重義氣及有聲望。可以推測，1895年橫濱興中會分會成立後，馮鏡如之所以被推舉為會長，其在僑商中的聲望是原因之一。
除了擔任橫濱興中會分會會長外，馮鏡如還在橫濱興辦教育，這也被認為是“橫濱興中會分會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工作”
沈渭濱：《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7頁。，在這一過程中他和康有為一派發生了聯係。在馮瑞玉的記述中，馮鏡如與鄺汝磐等人認為，為了國家的將來，有必要培養人才，遂發起設立華僑子弟教育機關，即中西學校（橫濱大同學校的前身）。
中西學校於1897年冬開校。最初，孫中山推薦上海《時務報》主筆梁啟超擔任校長，但是康有為代之以徐勤，隨即開始掌握主導權。康有為和梁啟超在1898年9月戊戌政變後亡命日本，此時革命派與保皇派之間的關係開始惡化。為了調和兩派，大同學校遂聘犬養毅擔任名譽校長，大隈重信擔任名譽理事長。馮鏡如也希望協助兩派和解，在文經印刷店的二樓，組織革命派的孫中山、陳少白、楊衢雲和保皇派的梁啟超、韓文舉、徐勤等人進行了幾次會麵相聚，秘密協商共同救國。不過多次協商基本上因康有為的反對而無法實現和解，馮鏡如到後來仍對此感到遺憾。當時馮鏡如是大同學校的行政人員，犬養毅和大隈重信時不時也會造訪文經印刷店。馮自由亦在大隈重信的介紹下進入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的前身）英語政治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