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銀興自選集

第三章（1 / 3）

突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學科性質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問題是要解決好為什麼人的問題。為什麼人的問題，反映一種經濟理論的階級性，決定這門學科的性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同誌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這一根本立場反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上，就是要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學，其理論體係構建要體現實現人民整體利益這一目標。

根據黨的十九大確定的新時代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民立場體現在四個方麵。一是增加人民福祉，以讓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為研究目的。二是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即致力於研究人的現代化問題。三是實現共同富裕，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重點研究如何使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在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階段，重點研究如何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重點研究如何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雙贏。從新時代的條件出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發展目的提升為最大限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致力於讓人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中有更多獲得感。

以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為主線

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範式。以資本主義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致力於揭露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之間的矛盾，分析對象主要是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繼承了社會基本矛盾分析的範式，但服從於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需要，注重分析如何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其分析對象不僅涉及生產關係範疇中的經濟製度，還涉及生產力範疇中的經濟發展，其研究主線自然要聚焦於分析和解決社會主要矛盾。

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改革開放後，我們黨進一步明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由此出發，指引富起來的政治經濟學關注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即落後的社會生產，著力於發展生產力。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說明，一方麵，我國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人民群眾的需要已經不隻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麵的要求日益增長；另一方麵，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麵進入世界前列，過去對主要矛盾的表述——“落後的社會生產”，已經不能反映我國發展實際。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係全局的曆史性變化，對社會主要矛盾及其發展變化的分析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線。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本原因是生產力水平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此，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質上就是要建立解放、發展和保護社會生產力的係統化的經濟學說。

根據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依據“兩點論”和“重點論”的分析方法，研究社會主要矛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具體表現及相應的解決路徑。因此，社會主要矛盾分析要更加關注矛盾的主要方麵，著力點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涉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涉及通過發展質量、效率、動力三大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問題，涉及在產業、區域、城鄉等方麵優化經濟結構問題，等等。這些方麵大大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經濟規律的。習近平同誌指出，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這一闡述是對經濟發展規律性認識的理論升華，是對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新特征、新趨勢的科學把握。在遵循新時代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習近平同誌提出並深入闡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其中，創新著重解決發展動力問題，是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著重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補齊短板；綠色著重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突出生態文明建設；開放著重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享著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新發展理念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引領發展理念、發展目標、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的深刻革命。係統闡述新發展理念，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容。

新發展理念是對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科學指南，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新發展理念不僅是引領發展的理念，也是引領改革的理念。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進一步堅持和完善改革開放中形成的重大理論：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方麵，既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又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方麵，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完善基本分配製度方麵，既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又要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製機製，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在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方麵，要實現“四化同步”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係。在完善對外開放體製方麵，要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所有這些，均成為基於新發展理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基於以上分析，可以從四個層麵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體係。一是經濟製度層麵，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引領，涉及基本經濟製度和基本分配製度等方麵的分析。二是經濟運行層麵，以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和質量為引領，涉及市場、企業和宏觀調控三大運行體製問題的分析。三是經濟發展層麵，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引領，涉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動力的分析，尤其要關注現代化經濟體係建設。四是對外經濟關係層麵，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涉及經濟全球化新態勢、對外開放新格局和新體製的分析。這四個層麵構成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體係。

利用好四大資源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利用好四大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核心；二是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資源，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寶貴財富；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基礎；四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資源，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有益滋養。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資本論》不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提供話語體係基礎。其中包括：《資本論》中建立的係統的經濟學範疇和所使用的方法，《資本論》對未來社會的預見和規定，《資本論》闡述的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等。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許多方麵都可以用《資本論》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說明。

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為中國古代經濟長期領先於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引。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華傳統經濟思想依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價值，其合理內核和積極要素值得進一步挖掘。

講好中國經濟故事需要形成新的理論概括、新的經濟範疇並體現中國智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係和話語體係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不斷創新和完善。例如，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等，不僅是中國的實踐創造，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包括向西方經濟學開放。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前提下，應有選擇地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範疇，如資源配置理論、二元結構理論、“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全要素生產率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知識經濟理論、國家創新體係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應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內容，並進行中國化改造。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構建這一理論體係，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新時代中國經濟實踐相結合，針對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解決我國強起來即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麵對的各種經濟問題。

二、經濟改革研究

關於企業家製度建設的幾個問題

關於企業家製度建設的幾個問題

本文原載於中國工業經濟2001年第4期。

一、經營者和企業家

在當前的討論中，出現了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等概念。我認為職業經理人是崗位的概念，即以經營者為職業的人，對經理人來說有各種崗位的職能和責任的要求。企業家則是一種能力、精神的概念，屬於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中，經營者是企業經營活動的中心和靈魂。經營者並不都是企業家，什麼樣的經營者能夠成為企業家，這就涉及對企業家標準的認識。

現在對企業家標準形成共識的是熊彼特的定義，他認為企業家同創新聯係在一起，經營者隻有在從事創新活動時才能成為企業家。“每一個人隻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一旦當他建立起他的企業以後，也就是當他安定下來經營這個企業，就像其他的人經營他們的企業一樣的時候，他就失去了這種資格。這自然是一條規則。”因此，敢冒風險、不斷創新、不斷進取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也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家的基本職能。

從資本主義企業製度的演變來看，最初資本家和企業經營管理者是合一的，經營者同時就是資本所有者，而且這時的企業基本上是家族式管理，管理者存在著家族內的繼承關係。隨著產業規模擴大和股份公司的出現，從20世紀初開始，資本主義的企業製度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一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美國經濟學家伯利和米恩斯從股份公司形成中發現，在股份公司中，支配權已經幾乎和所有權沒有關係了。“當某一個人把資本投入大公司的時候，他就把運用這筆資本進行創造、生產和發展的一切權力賦予了經營者，同時他就放棄了對產品的一切支配權，他通常在貨幣形式上保留著獲得一部分利潤的已被改變了權力和把參加權賣給他人換成現金的非常高級的權力……可是，他必須把生產和創造的機會讓渡給他人”，這就促進了“經營者支配”的形成，進而出現了“領薪水的”企業家階層。二是管理和技術專家成為企業家。許多資本主義企業最初大都是世襲的家族製管理，在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同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由具有專門的技術和管理才能的專家來擔任經營者以替代原先的家族製管理，於是出現所謂的“經營者革命”。這是競爭機製作用的結果。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企業持續的能力，即持續的產品創新、持續的技術創新、持續的市場創新、持續的組織和管理的創新。所有這些創新都要由企業家來組織和推動。企業家是創新活動(包括製度創新、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等)的倡導和實行者。我國現階段進行的市場化改革正在表現出對企業家的需求。政企分開後的國有企業開始有了真正的經營者，但企業有沒有競爭力的關鍵在經營者能否成為企業家。家企分開後的私營企業也會提出由企業家經營企業的要求。

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創新的重點是不完全一樣的。在前一階段產品創新、市場創新是重點，因此在產品和市場方麵經營和創新成功的經營者便可成為企業家。而在現階段，一方麵，資本經營越來越成為經營的重點，另一方麵，受發達國家出現的新經濟的帶動，知識經濟初見端倪，與此相應，知識和技術創新成為重點。這樣，資本經營的成功者、風險投資成功者便成為企業家的中堅。

二、企業製度和企業家

經營者成為企業家是企業進入市場並占領市場的關鍵。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過程，也就是政府和企業職責分開，企業經營者與政府官員脫鉤，經營者成為法人代表的過程。這一過程需要大批的企業家。如果企業產權結構、利益結構、經營機製發生了重大變革，企業經營者依然如故，新的體製和機製會因缺乏相應的主觀因素而落空。

公司製形式的現代企業製度對企業家的形成提出了客觀要求。出資者所有權和企業法人財產權分離的製度賦予了企業法人很大的權力和責任。企業法人是一種經營組織，但其核心是企業經營者，即作為法人代表的董事長或主持企業日常經營的經理，他們是企業法人責任和權力的人格化。顯然，這種現代企業製度的運行需要一代組織型、管理型、智能型的專家成為企業經營者，需要這些經營者成為開拓市場的企業家，成為人格化的“資本”。

現階段，我國企業改製與企業家隊伍的建設同等重要，這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但企業家的成長有個自然的過程，為了加快體製轉軌，加快經濟發展，我國不能等待企業家的自然成長，否則會形成現代企業製度建設的瓶頸。

企業家的產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天賦素質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適合企業家產生和成長的機製。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製下我國缺少企業家，不是說我國缺少成為企業家的能人，而是不具備促使企業家產生和成長的土壤和機製。顯然，企業家形成的關鍵仍然是製度問題。根據調查分析，影響企業家健康成長的環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場的不公平、不規範競爭及由此產生的過高的競爭費用；政企不分及由此產生的行業主管部門行為不規範；企業家的評價機製不客觀及激勵機製不健全，所有這些都同製度相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真正能夠有效解決讓企業家進入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的機製，隻能是市場機製，而不是行政機製。按照這種思路，企業家製度的建設主要涉及以下製度安排。

第一是產權製度安排。企業改製需要真正解決出資者產權與法人產權的分離。經營者作為企業法人代表享有出資者賦予的完全的法人財產權，出資者不能隨意幹預其自主經營，其對資產有充分的支配權。政企職能徹底分開，企業性質和級別也同行政脫鉤，不以行政級別評價企業領導人的大小，這就為企業家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幹的機會。與此同時，企業法人又有明確的資產保值和增殖責任及承擔債務的責任，建立起完善的對經營者的出資者所有權的約束機製。

第二是市場評價機製。市場經濟體製要用企業家的標準評價經營者，其基本要求是以市場業績及資產市值作為核心標準檢驗和評價企業家，建立經營者的市場考核機製，以企業的市場經營成果來檢驗經營者是否成為企業家。出資者有權通過合法途徑依據經營者的市場業績辭退或選擇經營者。這就將企業家標準與政治家標準作了區別，由此形成一種激勵，隻有具有創新精神、敢冒風險、勇於開拓、善於經營的經營管理者才是企業家。

第三是建立和完善企業家市場。企業家作為生產要素，應該進入市場。經營者進入市場流動，可以造成人盡其才的社會環境。企業以競爭方式通過招標、投標、公開招聘等方式選擇經營者，出資者及代表出資者利益的專家是選擇經營者的主體。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價值及其實現形式——年薪——通過企業家市場來評價。通過這樣一些市場製度安排可以保證企業家通過競爭進入企業成為經營者，或者經營者在競爭中成為企業家。目前，企業家市場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企業家信息係統的建設，其目標是克服企業家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三、激勵機製和企業家

比較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的效率，便可發現兩方麵直接影響效率的深層次的問題。一方麵，國有企業經營者在其經營企業期間創新和冒險精神普遍不足；另一方麵，一些經營者在其經營企業期間兢兢業業，奉公守法，但到臨近退休時就開始貪汙，以致成為階下囚(所謂的“59歲現象”)。這就給國有企業的企業家隊伍建設提出了一個重要課題，如何在製度安排上解決經營者在位期間的創新和冒險精神，如何在製度安排上克服“59歲現象”。相應的激勵機製有兩類：一是利益刺激型，經營者的收入同企業的經營成果掛鉤，企業經營得好，經營者的收入也相應地高，由此經營者從自身經濟利益上關心企業的經營成果，關心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二是事業刺激型，相當一部分成功的企業家不是看重收入分配的利益，而是看重施展才幹的機會，看重自己經營的事業的發展和與此相聯係的社會地位的提高。在我國現階段，無論是追求經濟利益的企業家還是追求事業成就的企業家都應得到承認和鼓勵，國家要在體製上、政策上保障企業家的追求。對追求經濟利益的企業家，企業經營成功，就必須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給予兌現；對追求事業成就的企業家，企業經營成功，就必須在榮譽和社會地位等方麵給予充分的肯定。當然兩者不能決然分開。成功的企業家不僅要得到物質利益上的激勵，也要得到精神上的激勵，其相對獨立的合法權益應該得到保障。企業家成長的激勵機製也應包含承擔其風險的機製，這就是真正打破隻能上不能下的“鐵交椅”，這也是激勵企業家成長的重要機製。

研究激勵機製不能離開分配。分配作為激勵機製不僅要激勵勞動效率，還要激勵要素配置的效率。按照經濟學的分析，企業家也是一種生產要素，而且是最稀缺的要素，理應在分配中得到實現，其實現方式就是確認企業家要素股權和相應的企業家要素股權收益。從現代企業理論分析，隻有當經營者分享了企業利潤，或者說，經營者具有剩餘索取權，他的目標才可能和所有者目標一致。經營者如果和一般的職工一樣，也僅僅是拿工資，僅僅是參與收入分配，而沒有參與資產收入分配，那麼他的目標就不一定能和所有者的目標一致。許多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素質並不比私人企業主的素質差，但是創新精神不足，不願意承擔風險，不敢冒風險，原因在於我們的分配製度問題。實際上，我們解決股權的收入問題，就是要解決經營者的風險收入問題，要促使企業經營者敢於冒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現實地提出經營者的股權問題。

過去我們講的將經營者的收入同其經營成果掛鉤，基本上限於收入分配刺激。對企業家的利益刺激不能僅僅限於收入分配利益刺激，還應考慮產權利益刺激。不僅要考慮經營者持有企業部分股權，還應該允許經營者持大股，經營者持大股是相對於企業其他層次員工而言的，經營者持大股本身就意味著他的責任、風險、利益是連在一起的。解決好了經營者創新收益和冒險的收益，就可以促使經營者以企業家精神經營企業。

企業家報酬不僅僅是其股權收入，還有年薪製形式。目前的年薪製中，有一個機製問題沒有解決好，當前許多經營者的所謂年薪，相當於是經營者自己給自己開的高工資或者是上級行政部門給經營者開的高工資。年薪製同樣需要規範，年薪製要建立在一個完善的企業家市場之上，年薪就是企業家的勞動力準確地說是人力資本的價格，就是企業經營者的價格。作為這樣一種價格，它必須要在充分競爭的經營者市場上才能確定。價格有多高，需要看人力資本的價值有多高，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年薪同樣要和資產的增值目標、利潤的增值目標掛起鉤來，這才是完善的機製。

四、文化道德和企業家

在強調企業家形成的經濟激勵時，不能忽視文化和道德建設對企業家形成的作用。在實踐中不是所有的企業家都是靠經濟利益刺激成長的。即使是由經濟利益激勵的企業家仍然麵臨文化和道德規範的問題。由此,企業的改革過程應該包括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一是企業製度的轉變，這是基礎；二是進行正式製度以外的建設，其中包括企業倫理、企業文化的建設，企業家精神的培養等。製度轉變使企業成為“經濟人”，道德和倫理規範則是要使這些“經濟人”受道德規範的約束，成為“社會人”。企業的經濟活動不僅要受由其製度基礎決定的生產目的支配，還要受反映企業文化的價值觀念支配。企業的行為，無論是產品開發，還是市場競爭的手段，都可發現其背後起作用的價值觀。企業轉向市場經濟製度絕不意味著價值觀念也是轉到唯利是圖、利己主義。即便是在西方國家，企業的價值觀也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成功的企業絕不是靠那種在一般的價值判斷下不正當的行為發展起來的。事實上，企業以實現社會責任和員工福利為目標不但不會影響企業的利潤目標，還會促進企業利潤目標的實現。

顯然，在企業價值觀念變動的趨勢中，我國企業改革所要明確的問題是企業的價值觀念不能隨著企業製度的轉變而完全轉到唯利是圖的企業文化上來。企業要由原來的不賺錢轉到賺錢，但不能成為單純的賺錢的機器；企業經營要追求經濟利潤，但不能成為經濟動物。我國過去長期宣傳和鼓勵的集體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規範，以及已經存在幾千年的儒家文化不能在企業製度轉變時全部拋棄。

企業家的道德水準與其文化水準密切相關。道德同文化水準是成正比的，因此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時特別要重視提高經營者的文化素質。我們已經注意到，在鄉鎮企業發展的初期，得益於率先發展市場經濟的優勢，湧現出一批鄉鎮企業家和農民企業家。現在全麵進入市場經濟後不少當年的企業家落馬。這反映了這些經營者的先天不足，缺乏企業家應有的現代文化和意識。這就對土生土長、單憑經驗型的企業家提出了轉向麵向國際市場的、知識型企業家的要求。

現代企業要賺錢，但不是純粹的賺錢機器，不是經濟動物，其重要標誌是企業的文化。企業活動所要實現的價值不僅是物質的價值，還要實現企業的文化價值，特別是其價值觀。企業管理不僅要采取經濟的手段，還要采取文化的手段。世界上許多成功的企業表明，企業的文化對內可形成內部的凝聚力，對外可形成企業在公眾中的形象。在現代社會中，企業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形象的競爭。

企業成功和發展的關鍵是經營者具有企業精神。應該肯定，創業精神、創新精神和不斷進取的精神是企業家精神的精髓。而在實踐中往往是以企業盈利水平論英雄，誰的企業盈利水平高，誰就是更優秀的企業家。而不管其采取什麼樣的手段，不管其社會形象如何。這同企業的單一利潤目標是一致的。從目前世界企業的發展趨勢看，企業家精神還必須加上企業家的文化標準，即企業家必須具有推動社會富裕和進步的價值觀，樹立企業在公眾中的良好形象。加上這個標準來評價我國現有的企業家，其中許多是不夠格的。對我國而言，當前特別重要的是，以包括文化標準在內的完整的企業家精神來培養企業家。

主要參考文獻

[1]　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人資本及其收入的屬性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人資本及其收入的屬性

本文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馬克思資本理論的現代應用

在社會主義現階段深化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深化馬克思資本理論的研究。其現實意義是，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並需要大力發展的私人資本給予正確的價值判斷，對按資分配的收入的屬性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一、資本一般和資本特殊

100多年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依據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建立了科學的資本理論。用馬克思的方法研究其資本理論，可以發現馬克思對資本的界定有兩個方麵的定義。一是從資本一般下的定義，二是從資本特殊下的定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提出了資本一般的概念。資本一般是一種抽象，“不過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抓住了與所有其他財富形式或(社會)生產發展方式相區別的資本的特征的一種抽象。資本一般，這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4.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一般有兩個層次的規定。

首先是生產關係的規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界定：資本是一種生產關係。“紡紗機就是紡棉花的機器，隻有在一定的關係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係，它也就不是資本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2.顯然，這裏所講的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資本。特別要注意的是馬克思所界定的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係相關。正因為存在資本雇傭勞動的關係，才可能產生依靠資本所有權無償占有剩餘勞動關係，資本收入才是剝削收入。其價值實體是剩餘價值。

其次是功能的規定。首先，資本是能實現價值增殖的價值。隻有能帶來利潤(剩餘價值)的價值，才成為資本。企業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就要不斷地將利潤轉化為資本。由此實現資本的增值，這就是資本積累。其次，資本的生命在於運動。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運動一旦停止，資本就不是資本。這種運動根據馬克思的分析，主要涉及兩大運動：一是資本循環和周轉的運動，即資本不間斷的實現從貨幣資本到生產資本到商品資本再到貨幣資本的轉化；二是資本從一個部門流向另一個部門的運動。歸結起來，資本的回流和回報，增殖和增值是資本的一般規定。

至於資本特殊，在馬克思那裏指的是資本的具體形式。馬克思關於資本一般和資本特殊的規定可以成為分析社會主義現階段的資本規定的工具。在現階段的資本有兩類，公有資本和私人資本。對這兩類資本可以分別用資本一般和資本特殊的規定來說明。這種說明對我國現階段的資本界定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現階段的公有資本和私人資本都是資本的特殊形式，都含有資本的一般規定，各自所包含的資本一般規定性是有差別的。

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資本界定，也就是對公有資本的界定。根據馬克思關於生產關係的資本界定，資本範疇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因此在社會主義經濟學中長期不使用資本概念，而用資產、資金等概念來代替。經濟分析表明，資金、資產等概念隻能說明資本某一個方麵的特征，無法完整地表達其應該具有的內容。特別是在現實經濟中，資金、資產都要采取價值運動的形式，但價值的運動沒有資本運動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導致公有製企業不講成本和利潤，不講價值增殖，投資不講回報等低效益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經濟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突破是確認了資本概念，國有資本、資本市場、資本經營等現在已廣泛應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在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公有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概念的確認，賦予了企業資金和資產等形成的價值運動資本運動的要求。這是從追求資本增殖、資本回報意義上使用資本概念。顯然，這是從馬克思的資本一般的功能界定引申出來的公有資本概念。而它不包含屬於生產關係界定的雇傭勞動內容，因此，它又是資本特殊，即不存在雇傭勞動關係的資本。它不是屬於某個私人的資本，而是屬於全民或集體的資本。

按資本一般的功能界定，明確國有企業的資金和資產也是資本，不僅對提高國有資本效益，還對國有資本的有效流動起了明顯作用，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麵。一是進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時按照價值增殖的要求確定調整方向：國有資本逐步地從不能實現增殖的企業中退出，投入能實現增殖的企業(除了某些特定的行業)。二是目前企業正在推進的股權多元化及私人持股的改製實際上也是在明確了公有資本概念後進行的。三是企業的融資結構進行調整，企業不僅通過銀行進行債權融資，還進入資本市場進行股權融資。四是按資本要求建立企業治理結構，尋求資本人格化的製度安排。

社會主義條件下私人資本也有資本一般和資本特殊的界定。私人資本實際上可分為兩類：一是執行雇傭勞動職能資本，二是不執行雇傭勞動職能的資本(即進入資本市場和信用的資本)。執行雇傭勞動職能的資本的具體形式是私營企業的資本。它包含了完整的資本一般的內容，特別是生產關係的界定。在社會主義現階段我國不僅允許還要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其中包括大量的私營企業。私營企業是指私人所有並雇傭勞動的企業。這種私人資本符合馬克思關於資本關係的規定。根據資本界定，既然存在雇傭勞動關係，就存在資本無償占有剩餘勞動的關係，資本收入就是剝削收入。不能因為在現階段需要它而否認其收入的剝削性質。當然，承認剝削不等於不允許其存在。私有製經濟合法存在，其剝削收入自然也是合法的。

在確認私營企業中存在的剝削關係的同時，還要對私人資本在財富創造和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做出科學的判斷。

在私營企業中，資本與勞動等其他要素的關係，固然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係，但同時也是一種要素間的合作關係。在各種生產要素屬於不同的所有者的條件下，各種要素是被資本黏合或者並入生產過程的。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資本雇傭勞動的權利是由資本的生產關係決定的。正是這種關係，資本便取得了支配和利用其他要素的地位。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其他要素是被資本並入價值創造過程的。“資本一旦合並了形成財富的兩個原始要素——勞動力和土地，它便獲得了一種擴張的能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3.其他要素的生產力，如勞動的生產力、土地的生產力均成為資本的生產力。

過去的研究在說明資本的功能時往往使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資本自行增殖”。現在看來這是一種誤解。仔細研究《資本論》，可以發現馬克思隻是在資本形式(G—G′)上做出這個判斷。其實質和現實並非如此。一定量的資本有多大的增殖額，主要應該由資本家的企業家素質和知識來說明，因此利潤(剩餘價值)與其說是資本的自行增殖，不如說是資本家(企業家)的人力資本的增殖，或者說是資本和企業家要素合作的結果。

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可能有兩種狀況，一種是職能資本家同時執行監督和管理的勞動，一種是將監督和管理職能交給別人。在前一種場合，企業主收入中包含了其監督和管理的報酬；而在後一種場合，監督和管理的報酬就同作為企業主收入的利潤分離。馬克思在當時已經分析了這種狀況，企業主收入中可能包含其監督和管理的勞動報酬，這樣，“他創造剩餘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他除了作為資本家的性質之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餘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餘價值，而是一種和剩餘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30.我國現階段的私營企業主基本上是這樣。他們不僅僅是投入資本，而且還有其他要素的投入：或者投入技術，或者投入管理，這些都是投入勞動，因而他們實際上也參與價值創造。從這一意義說，私營企業主不是單純的剝削者，還是包括勞動要素在內的其他要素的提供者。

相對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私人資本，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人資本又有特殊性。雖然在雇傭勞動場合的資本收入都屬於剝削收入，但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人資本的價值判斷不能簡單地套用馬克思當年對私人資本的詛咒。根據馬克思理論，勞動者與勞動條件(資本)所有權分離，在曆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的起點。資本原始積累就創造了這種起點。針對當時“羊吃人”之類殘酷剝奪生產者的行為，馬克思詛咒：“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29.不可否認，我國現階段確實有這樣一些私營企業在其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有這種應該詛咒的剝削行為。但是從總體上說，不是所有的私人資本都具有這種特征。觀察現有的許多私營企業，就企業主的資本來說，有的是依靠自己的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起步；有的是靠買斷工齡、集資或銀行貸款，有的是靠技術和專利入股，逐漸實現資本積累的；有的是國有企業改製時通過購買企業股權而成為企業主的。就雇傭勞動者來說，有的是國有單位的下崗職工，有的是離開土地的農民，有的是在原國有企業改製時買斷了工齡後轉變身份成為雇傭勞動者的。在這裏無論是資本還是雇傭勞動者都不是剝奪的結果，而是改革的結果。不僅如此，這些私營企業在解決就業和增加社會福利方麵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私營企業雖然存在剝削關係，但其對社會福利的貢獻不能抹殺。

二、執行職能的資本和不執行職能的資本

在現代經濟中，信用與資本的關係非常密切。馬克思在信用與資本關係的分析中區分了執行職能的資本與不執行職能的資本，並進而對這兩類資本的收入性質作了判斷。

根據馬克思的規定，所謂執行職能的資本是指在再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資本在它投在產業或在商業中帶來利潤，並由它的使用者用來從事營業部門要求的各種活動的時候，才執行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0.而生息資本“不是以雇傭勞動為自己的對立麵，而是以執行職能的資本為自己的對立麵。”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6.這種不執行職能的資本，馬克思稱為單純作為所有權的資本。所謂不執行職能是指不直接雇傭勞動。

單純作為所有權的資本，產生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不是所有的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資本都不執行資本職能。隻有居民在資本市場購買的股票、債券和銀行儲蓄單等，才能稱作單純所有權的資本。它們之所以不執行資本職能，就是馬克思所認為的，它們實際上被信用所利用，進一步說是作為社會資本被企業經營者(或大股東)所利用。“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別人的勞動的權利。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6.可見社會資本就是由這種股份形式的私人資本組成的。由此產生馬克思所描述的情況：“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的非所有者所使用。”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8.

單純作為所有權的資本，馬克思用虛擬資本概念來描述：“人們把虛擬資本形成叫作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複取得的收入按利息率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資本會提供的收入，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8.這部分虛擬資本主要由債券和股票構成。它們作為所有權證書存在，並進入市場流通。

虛擬資本(不執行職能的資本)運動與現實資本(即執行職能的資本)運動相分離，反映在其價值運動的分離。就是馬克思說的，投入股票的資本價值不能有雙重存在，“一次是作為所有權證書即股票的資本價值，另一次是作為在這些企業中實際已經投入或將要投入的資本。”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9.資本價值運動隻存在於後一種形式。作為所有權證書存在的股票和債券的流通，不是現實的資本價值的流通，是虛擬資本的運動，是收入索取權的轉讓。

股票作為所有權證書，不執行資本職能的原因是，股票持有者“不能去支配這個資本。這個資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這種證書，隻是在法律上有權索取這個資本應該獲得的一部分剩餘價值……現實資本存在於這種複本之外，並且不會因為由於這種複本的轉手而改變所有者。”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0.

債券的市場流通也是這樣，在一定期限內，債權人不能要求債務人解除契約，隻能賣掉他的債權，即所有權證書。國債券“代表已經消失的資本的紙製複本，在它們是可賣商品，因而可以再轉化為資本的情況下，對它們的所有者來說，就作為資本執行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0.

不執行職能資本雖不執行雇傭勞動的職能，但作為資本總還是要執行增殖的職能。與現實資本運動相區別，股票、債權作為所有權證書的價值有獨特的運動和決定方法：“一方麵它們的市場價值會隨著它們有權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發生變化。”另一方麵“這種證券的市場價值部分地有投機性質，因為它不是由現實的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得到的、預先計算的收入決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0.市場上各種因素的變化，例如：利息率變化，進入市場的證券數量，投機心理，虛假信息，操縱市場等都會導致虛擬資本的市場價值遠遠脫離其現實資本的價值。這些紙製複本的價值額和它們有權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無關，而取決於證券交易所中的行情。獲取信息的能力，敢於冒風險的能力，理性預期的能力，資產組合的水準便成為這些不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增殖能力的主要說明因素。

虛擬資本不是虛無資本。它隻是表明私人資本與直接的雇傭勞動關係相分離，由此擴大了私人資本作用的範圍。進入資本市場，持有有價證券都可以視為私人投資和私人資本。私人資本無須直接通過舉辦企業雇傭勞動來實現價值增殖，可以通過投資於資本市場來實現價值增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都發現了這種趨勢。馬克思的分析是，由於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的作用，最低資本限額提高，使大量資本進入股票投資等投機領域。這樣小額資本是直接在資本市場上作為投機資本運作，而不是作為創業資本運作。這意味著，在股票交易市場上運作的相當大數量的資本可以說完全沒有作為現實資本進入現實的資本運動過程。恩格斯在修訂《資本論》第三卷時依據當時的現實發現，市場上出現了單純為了買賣某種有息證券而成立的金融公司：“資本這種增加一倍和兩倍的現象，已由例如金融信托公司大大發展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3.這些金融公司單純投資於股市，而不是投資於實體經濟。

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虛擬資本的範圍大大擴大，收入可以資本化的不僅包括馬克思當時所指出的債券、股票，還有外彙和金融衍生工具，如金融期貨、股票指數、期權等。虛擬資本的數量也大大增加，據有關資料顯示，每天在各類資本市場上交易的虛擬資本是現實資本的數十倍。單純以運作虛擬資本為業的機構也遠遠超過了當時恩格斯所發現的金融信托公司。

虛擬資本模糊了企業中的所有者。由於現在的投資大都采取在資本市場購買股票和銀行儲蓄的方式，因此企業的融資基本上采取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方式。在現代公司中，不僅股東分散，企業中的出資者也不是固定的，就像托賓說的，投資者可以借助股票市場迅速地將其持有的鐵路公司的股權轉變為航空公司的股權，而且根據投資組合理論，一個投資者往往持有多家公司的股權。對於投資者來說，它最為關心的是資產價格，並不關心成為哪個企業的所有者，是否在企業中執行資本職能。因此在股權分散的企業資本所有者越來越模糊。

私人資本與雇傭勞動關係分離的理論的現實意義在於，現階段我國發展私人資本經濟，途徑不隻是私人投資辦企業一條。私人購買股票、債券，持有企業股權都是發展私人資本的形式。從發展趨勢看，隨著股份製經濟的發展，這部分私人投資有上升的趨勢。

三、剝削收入和所有權收入

依據上述執行資本職能的資本和不執行資本職能的理論分析，可以對股份製公司中私人資本的收入是否是剝削收入做出判斷。在前麵的分析中已經將私營企業中執行雇傭勞動職能的資本收入認定為剝削收入，因此這裏的分析撇開了這種類型的資本收入。

馬克思依據當時出現的股份公司指出了資本所有權與資本職能的分離：“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後者得到的收入(利息)是“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4.

根據要素報酬理論，資本收入同其他要素收入一樣，都是所有權收入。至於資本收入是否是剝削收入則是對其性質的判斷。執行資本職能和不執行資本職能的資本的區別表明資本可以同雇傭勞動關係脫鉤，進一步的分析將說明資本收入並非都具有剝削性質。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明剩餘價值分配時將產業資本家得到的利潤分割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兩部分：“利息對他來說隻是表現為資本所有權的果實，表現為抽掉了資本再生產過程的資本自身的果實，即不進行勞動，不執行職能的資本的果實；而企業主收入對他來說則隻是表現為他用資本所執行的職能的果實，表現為資本的運動和過程的果實。”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0.這種區分對我們區分資本收入是否是剝削收入有方法論的啟示。

根據馬克思的資本理論，資本收入是否是剝削收入，與其是否執行資本職能相關。執行雇傭勞動職能的資本收入顯然具有剝削性質，但居民將其閑置的暫時不消費的收入作為生息資本交給銀行使用，其本身沒有執行資本職能，因而不具有剝削性質。馬克思說：假定職能資本家為資本的非所有者，代表資本所有權的是貸出者，因此，職能資本家支付給貸出者的利息，表現為資本所有權的果實，而屬於職能資本家的那部分利潤即企業主收入，“表現為他用資本執行的職能的果實，表現為資本的運動和過程的果實。”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0.顯然，在馬克思的定義中，利息是單純的資本所有權的果實，雖然其歸根到底是職能資本運動的結果，但對資本貸出者來說，不能算作是剝削收入。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如此，更何況在現階段居民提供儲蓄所取得的收入呢。我們注意到，馬克思在這裏講的不執行職能的生息資本的提供者指的是借貸資本家。而在現階段提供生息資本的基本上是居民。

研究現階段居民的財富持有方式，可以發現，不同的人是按照其對持有的財富的風險程度，以及對經濟前景的不同估計來選擇財富持有方式的。“對於那些主要關注資金是否能夠及時而確定地獲得以便應付不時之需的人們而言，可以持有銀行存款或者能夠在市場上輕易出售的證券；對於那些甘願冒些風險追求長期資本增值的人們來說，則可以持有特定的有形資產。”

托賓等.貨幣、信貸與資本,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6.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截至2001年10月，我國個人金融資產總量超過10萬億元，其中個人擁有的儲蓄超過7萬億元，個人擁有的外幣儲蓄接近800億美元，個人購買的各種債券、股票也超過1萬億元。居民持有的銀行存款、國庫券、保險單、債券、股票以及在企業中持有股權都可以看作是居民財富的持有方式，因此產生的利息、債息、股息以及股票轉讓收入都是財富收入或資本收入。這些收入也可以看作是不同風險等級的風險收益。如果像有人所定義的隻要是資本收入就是剝削收入，豈不是人人都是剝削者了嗎？

現在最為活躍的是居民在資本市場的投資。居民在股市上的投資大都不是直接投資於企業，屬於虛擬資本的運動，而不是現實資本的運動。居民在證券市場購買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有兩類：一是獲得股息；二是獲得轉讓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投資股票參與分紅獲取股息，實際上就同銀行儲蓄一樣，投資者僅僅是以單純的資本所有者的身份獲取資本收入。而股票轉讓收入就同其資產價格相關。證券收入不是由現實的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收入決定的，因而其收入具有投機性。就如馬克思所說，“信用在這裏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因為財產在這裏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7.資產價格反映資本市場資產的供求。供求關係取決於個人對資產的偏好。與這些偏好相關的不是具體的資產，而是這些資產所具有的前景和風險。顯然證券轉讓的收入與其說是剝削收入，不如說是風險收入。

進一步分析投入企業的私人資本所取得的收入，也不能一概認定為剝削收入。本文的判斷是，隻有在資本雇傭其他要素的場合所取得的收入才是剝削收入，如果資本是被其他要素利用所取得的所有權收入，就不一定是剝削收入。

在每個發展階段，各種要素的作用不可能是等量齊觀的，其中必定有某一種要素起決定性作用，其他要素依附於其發揮作用。例如，資本是經濟增長諸要素中的一種。在不同的增長階段，資本在諸要素組合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樣的。它可能將其他要素組合進經濟過程，也可能被其他要素組合，依附於其他要素發揮作用。

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時代，各種生產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知識、技術、管理和企業家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要素。在許多方麵，資本不再是起主動性作用的要素，它可能被其他要素所利用或雇傭，而不是它利用和雇傭其他要素。特別是構成企業股權結構的不僅僅是投入的資本，還有技術股、經營者股權。在這裏資本收入與其他要素收入一樣，僅僅是要素所有權收入而已，不存在誰剝削誰的問題。

在以股份公司為代表的現代企業中，出資者和法人財產權分離，出資者在投入企業資本後既不能抽出資本，也不能處置資本。對資本具有處置權和控製權的是企業經理。這些企業經理可能不持有企業股權，但可以支配和處置數量可觀的出資者的資本。錢得勒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中描述了現代公司中“企業的管理和它的所有權分開”的狀況：企業所有權變得極為分散，股東無法參與或影響企業決策；企業完全被支薪的經理人員所控製；公司對於所有者來說隻是收入的來源，而不再是可管理的企業了。

錢得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商務印書館,1987：580581.顯然，它與傳統的企業不同，不是資本利用和雇傭企業家，而是企業家雇傭和利用資本。在這種公司中資本所有者得到的收入，與其說是剝削收入，不如說是風險收入，或者說是機會收入。原因是，第一，由於企業投資者不參與管理和控製企業，它對企業的投資是有風險的；第二，對投資者來說，將資本投入企業還是投入銀行本身就是一種風險選擇，如果說銀行利息是其投資的機會成本的話，在企業中的資本收入就是機會收入。

在馬克思的分析中，不執行資本職能的資本收入和執行資本職能的收入都屬於剩餘價值分割(因而是剝削收入的分割)，產業資本家在其中起主導作用。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私人資本收入是否也要以此為依據進行判斷。這需要研究現代企業製度的特征。

在現代經濟中，投入企業的資本、技術、企業家等要素實際上都會作為企業股權結構的組成部分參與分配。因此，企業就是各種要素的集合，企業中的收入分配是根據企業中投入要素的比例及相應的作用安排的。這就是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馬說的：“在企業中，每種要素都是由某個人擁有的。企業隻是一個合同集，而這些合同不過是規定投入品的聯合方式以創造產出以及從產出中獲得的收入在投入品間的分配方式。”

尤金·法馬.代理問題和企業理論，載《企業的經濟性質》，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387.從這種合同關係中，各種要素的收入均是要素所有權收入。資本收入也不例外。製度經濟學理論把企業看作是“合同訂立關係的連接，它的特征是在組織的資產和現金流上存在著可分割的剩餘索取權。這些剩餘索取權一般無須其他訂約人的同意即可出售”。

邁克爾·詹森等.企業理論：經理行為代理成本和所有權結構,載《企業的經濟性質》，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412.這意味著，這裏的分配比例是由合同安排的，代理人(經營管理者)對資本可得收入起著實際的決定性作用。

再看推動高科技產業化的風險投資。在現代經濟中，科技企業的創辦者往往是有專利等科技成果，缺乏創業資本，於是風險投資應運而生。與高科技產業化相關，風險投資作為創業投資具有如下主要特征：一以科技企業孵化高新技術為投資對象；二采取股權投資形式；三不以長期作企業股東為目標，而是在科技企業進入成熟階段後就要退出，以便進行新的風險投資。從風險投資與科技企業的關係來說，究竟是誰雇傭誰？明顯的事實是，風險企業不同於物質資本雇傭勞動和技術的傳統企業，是知識和技術雇傭資本，是知識資本家雇傭貨幣資本家。

高科技的投資具有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即使在美國成功概率一般隻有20%。因此風險投資收入實際上是風險收入。而且，風險投資者與其他投資不同，他不隻是為科技企業通過資金，還要為之提供有關管理方麵的谘詢和服務。這樣，風險投資收入作為創業利潤是科技企業給予的投資回報，其中包括其提供管理服務方麵的收入，對於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承擔者的補償。這種收入也不是剝削收入。更何況，現在的風險投資一般采取基金形式。其來源多元，政府、居民和企業將資金交給專業投資者理財。

在現階段的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結構中，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是要素報酬，企業的股權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形成股權的不僅有投入資本的股權，還有技術股，企業家股，以及各種無形資產所形成的股權。物質資本股權在企業股權中的比例明顯下降。在這種股權結構中所形成的收入，沒有必要將其中的哪一種收入稱為剝削收入。

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製度的演變，資本被其他要素並入經濟過程，被其他要素雇傭，可能會成為趨勢，由此產生的生產力不是資本生產力，而是其他要素生產力。如人力資本生產力、知識資本生產力。收益的更大份額不是歸物質資本，而是歸人力資本、歸知識資本，這正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綜上所述，依據與時俱進的思想方法研究馬克思資本理論得出如下有現實意義的結論：私營企業主不僅僅是獲取剝削收入，他們對社會福利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私人投資的範圍不限於雇傭勞動，購買股票等有價證券也屬於私人投資的範圍；在資本被其他要素利用和雇傭時所取得的收入不屬於剝削收入，僅僅是所有權收入。基於這些規定，現階段可以理直氣壯地動員更多的私人資本進入經濟過程。

主要參考文獻

[1]　路易斯·普特曼等.企業的經濟性質[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2]　托賓等.貨幣、信貸與資本[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3]　洪銀興.資本及其收入的屬性研究[J].現代經濟研究,2002(1).

政府幹預效率的經濟學分析

政府幹預效率的經濟學分析

本文原載於《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2003年第5期。

一、政府作用的領域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市場的作用，或者是替代，或者是補充。這反映不同學派對政府作用的價值判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使是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不是單一地由市場機製配置資源，而是政府和市場結合在一起調節資源配置。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幹預經濟活動的範圍基本上同市場失靈的範圍相適應。

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最終實現社會利益。針對這個教條，福利經濟學認為，單靠市場調節，並不能自動實現社會利益。其原因是，人們進行私人決策時，隻考慮其行為的私人成本，並不考慮由此帶來的不由他本人承擔的社會成本，這部分成本轉嫁給了社會。當私人行為的成本和收益不對等時，資源就得不到有效配置。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存在著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壟斷以及公共產品的需求等一係列市場機製無法自行解決的問題。因此，涉及社會利益的目標需要國家幹預來實現。具體地說，政府主要進入以下市場失靈的領域。

一是調節收入分配，解決由市場製度造成的收入分配懸殊問題。效率和公平是任何一個政府都要麵對的問題。在市場經濟體製中，市場機製的作用能有效地實現效率目標，但對公平目標的實現則無能為力。這就是說，帕累托效率不能保證競爭過程導致的分配與廣為接受的公平概念相一致。這就引出了政府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權衡和出於公平的考慮對收入的再分配問題，其目標是適當縮小不同階層、不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以防止不同所有製企業、不同集團、不同階層的收入過於懸殊。公平目標的實現則要靠政府幹預，政府主要通過稅收和財政的轉移支付等途徑調節再分配收入，實現公平目標。現在收入差距最為突出的是地區差距，因此在地區間的轉移支付是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內容。

二是彌補市場不完全的缺陷。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基本條件是，經濟處於完全競爭狀態，存在完整的市場、完備的信息。現實中這些條件不可能完全滿足，於是產生市場失效，從而產生政府幹預的要求。首先，市場功能難以充分發揮，原因是完全競爭狀態不可能達到，但可以借助政府幹預創造有效競爭狀態。其途徑有兩方麵。一方麵是通過反壟斷法等法規，防止單個或少數幾個企業壟斷市場，反對企業串謀；另一方麵是對某些部門中存在的完全壟斷的企業進行拆分和管理，防止其以影響消費者福利為代價謀取壟斷利潤。其次，市場不完備。達到帕累托最優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對於未來所有有關時間和風險存在完整的市場，如遠期市場和保險市場。政府有建設完備市場的責任。第三，市場信息不完全。在獲取信息的成本十分高昂的情況下，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充分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也可能造成壟斷力量。政府的介入就是要克服這種不完全信息問題，為廠商提供在現有市場上不能獲取的全局性的長期性的信息，並強製要求廠商披露有關信息。

三是提供市場製度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國防、保安、基礎研究等公共物品可能是私人部門生產的，但它們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是由政府為社會提供集體利益的物品和勞務，與私人產品相區別，它們被集體加以消費時有兩個特點：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消費的非排他性是指無法排除他人從公共物品中獲得收益；消費的非競爭性是指消費者的增加並不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即增加的消費者引起的社會邊際成本為零。由此產生的問題：第一，對公共物品的消費按市場價格分配，管理成本太大；第二，免費搭車現象難以避免。每個人都消費它，而不論是否為此而支付。消費公共產品的免費搭車現象造成公共產品的私人供應的失靈，因此需要政府介入公共物品的供應過程。將稅收作為消費公共產品的代價，可克服市場難以解決的搭便車問題。

四是針對自然壟斷部門的幹預。水電氣等行業屬於自然壟斷，在同一個地區建立多個相互競爭的水電氣企業是不經濟的。這意味著自然壟斷不可能被打破，市場上隻有一個賣者的完全壟斷就有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條件。而且自然壟斷借助其壟斷地位所獲得的壟斷利益不能完全被其經營者所享有，應該由全社會分享。為了維護消費者利益，為了使全社會得以分享自然壟斷產生的壟斷利益，政府必須介入，或者是由國有企業直接經營自然壟斷行業，或者是在私人企業經營時國家對其價格和分配等行為進行必要的規範。

五是克服市場製度可能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外部性是在相互作用的經濟單位中，一個經濟單位的活動對其他經濟單位的影響，而該單位又沒有根據這種影響而從其他單位中獲得報酬或向其他單位支付賠償。外部收益或損耗是不納入生產者的私人成本的，從而造成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不一致。具體地說，企業活動有有益外部性和有害外部性兩個方麵問題。有害外部性，如環境汙染、違反經濟合同等問題，造成企業內部成本外部化。這是市場失效的反映，靠市場調節是無法克服的，這就提出了政府幹預的要求。政府要通過法律等途徑克服這些有害外部性問題。其目的是使外部化了的企業成本內部化，由企業自己承擔造成的外部化成本。

六是穩定宏觀經濟以維持健康的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目標一般要求公平分配，防止和克服通貨膨脹，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通貨緊縮)是市場失效的宏觀反映，防止和克服通貨膨脹，保障充分就業是政府的職責。影響經濟健康增長的宏觀問題主要是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市場本身無力克服這些宏觀失衡問題，宏觀問題隻能靠政府的宏觀調控。就如我國當前的通貨緊縮問題需要政府以擴大內需為內容的宏觀政策來調節。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2001年到2002年美國接二連三地出現像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和維旺迪環球公司之類的世界級大公司因蓄意做假賬而破產的案例，聯手做假賬的有安達信公司這樣的世界級財務公司。做假金額高達數千億元，受此影響美國股市連續9周下跌。這種狀況表明市場不僅無法自動調節宏觀的不均衡，也無法自動克服企業的信用缺失。西方有的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市場製度的機能障礙，具體地說是金融市場製度的機能障礙。一方麵股市控製著整個經濟，另一方麵股市又沒有能力指導企業選擇適合於長遠發展的道路。股市的規則實際上總是敦促企業遵守短期的金融運作標準，由此導致安然公司之類的上市公司蓄意做假賬，虛報業績，不惜一切代價取得人們期望的業績。與此同時，金融市場的監控者，如安達信等中介機構，往往成為做假賬的合謀。麵對被股市操縱的市場製度的失敗，政府必須改變對金融市場過分放任自流的做法，加大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控力度。

以上政府作用的範圍基本上是依據發達國家的市場失靈提出來的。麵對發展中國家，政府幹預的領域需要擴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市場背景不盡相同，即使是獨立後一開始就走市場經濟道路的國家，市場的發育程度和完善程度都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又麵臨著緊迫的經濟發展任務。其經濟發展又不能等待經濟的自然發展，需要政府的推動。這意味著，政府對經濟幹預的範圍和程度，在發展中國家有特別的內容。

首先，經濟發展需要政府推動。在西方發達國家，一些壟斷性企業的產值規模大到超過許多發展中國家一國的產值總量，其競爭能力也很強。在這樣的國家，政府作用越大越是壓抑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在這裏奉行減少直至取消政府幹預的自由主義理論是非常自然的。而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總體規模小，競爭能力弱。這樣的企業成長到能同發達國家的壟斷企業抗衡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磨煉。政府扶持成長性強的企業並使其盡快形成規模就顯得非常必要。再者，發達國家的經濟主要是增長問題，而不是發展問題，因此在那裏結構調整完全可以交給市場。而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發展，製約發展的主要是經濟結構問題，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結構性問題不僅在於其失衡，尤為突出的是處於低度水準，沒有政府的大推動，單靠市場調節，結構性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內克服，因此政府的結構調整作用不可缺少。有重點地扶持主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是政府推動發展的重要內容。

其次，政府培育市場。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作用的必要性和範圍還同其市場的不完善相關。發展中國家市場的作用不同於發達國家，由於市場的分割，信息流動的障礙，價格、利率的管製等使現實市場中的價格、信息和流動性等嚴重地背離了“完全”市場的客觀要求。價格對商品和服務的供求的調節作用沒有發達國家那麼大，市場無論是在結構上還是在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生產要素市場缺乏良好的組織，市場信息既不靈敏也不準確，不能及時準確地反映商品的真實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幹預實際上是彌補市場作用的不足：在促進價格的真實性、信息的可獲得性以及資源的流動性等方麵彌補市場不完全的不足。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育市場，采用多種誘導的辦法去發展私人經濟，政府還要像企業家那樣去投資，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刺激和指導經濟發展。當然，政府的這些職能會隨著經濟的發達程度和市場的發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減少，直至市場發育成熟，政府得以退出這一過程。

國有經濟需要政府作為國有資本的所有者身份經營和管理國有資產。我國國有經濟的比重較大，但國有經濟的效率明顯不高。適應轉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要求，政府在這方麵的功能會有兩個轉變。一是國有資本會退出相當一部分沒有必要進入的領域，這個過程也要由政府推動；二是政府要從計劃體製下形成的“全能管理者”的角色中脫離出來，政府職能與企業職能分開。政企分開的關鍵是政資分開。在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機構調整的過程中，按照國有資本所有權和行政管理權、宏觀調控權相分離的原則，重新構造國有資本管理體製。國有資本由行政部門和各級政府代理轉向由經營性的公司代理，由代理國有資本所有權的公司對國有資本進行投資、經營，達到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目的。

政府幹預經濟並不都是與克服市場失靈相關的。它還在不存在市場失靈的場合起作用，其職能是實現國家的福利目標。因此政府對市場不僅僅是替代，還是補充的機製。

人們進入市場的決策存在著個人選擇和社會(集體)選擇的區別。社會是個人的集合，每個個人具有一係列獨特的偏好。因此定義“社會需要什麼”就成為社會選擇的問題。所謂社會選擇，就是設法總合個人偏好的過程。在市場上存在單獨個人選擇偏好的條件下，所形成的集體選擇，是由社會福利函數來說明的。根據對社會福利函數或社會選擇函數的文獻的探討，社會福利是社會中各個人所購買的貨物和所提供的生產要素以及任何其他有關變量的函數，即社會所有個人效用水平的函數。在現實中，社會保障、國家安全、公共衛生和教育等屬於社會福利函數的內容，不可能在市場調節下的個人追求個人效用函數中實現。

市場經濟的實踐表明，假想的自由市場情形並非真能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實現。也沒有理由相信市場能夠以“無政府經濟”中假設的方式運行。在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財產權立法，控製貨幣和金融活動，維持市場經濟秩序，都是國家幹預的具體內容。

二、政府也會失靈

個人選擇有非效率，集體選擇也存在著大量的非效率。如果說有市場失敗，那麼也同樣有政府失敗。市場失靈並不意味著可以推論政府幹預必然有效。就如斯蒂格勒所說：“市場導致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情況並不意味著可以推論政府的幹預必然導致情況的改善。”斯蒂格勒將這種推論比喻為皇帝對兩個樂手的比賽的裁決：隻聽了第一個樂手的演奏，覺得不滿意，就將獎杯授予第二個樂手。這就是說政府糾正市場經濟失靈的措施也不一定是“靈”的。原因是，政策是由人製定和實施的，而他們的行為反過來受各種法規、習慣、激勵等因素的影響，他們是在信息不完全以及各種約束條件下作決策的。而且，政府的管理者往往以自身的偏好指導其行動，甚至政府的決策可能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相對力量。最為明顯的是在不少國家，政府廣泛地采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幹預經濟的方法並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靈，在許多國家出現了高通貨膨脹、高政府赤字、低增長等一係列問題。特別是在政府集中分配的資源較多、計劃性較強的國家，一旦發生政府失靈，其損失之大遠遠超過市場失靈。這又促使人們探究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幹些什麼，應該怎樣幹等問題。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勒在《公共經濟學》一書中特別告誡讀者：應用國家作用的福利經濟學觀點時必須十分謹慎。對政府行為做經濟分析，可以利用公共選擇提供的分析工具，把政府納入收益—成本的框架內分析，提供判別政府行為的標準。政府行為隻有在提供的社會總收益大於總成本時，才是合理的。這就對政府的性質和行為有了一個客觀的評判準則。不合這一準則的任何政府都是“官僚化的”“壟斷的”，應該得到改革。

公共選擇理論提供的政府失敗理論，不是以政府能力缺陷為基礎，而是以製度性缺陷為基礎。政府效率所麵臨的不是經濟方麵的挑戰，而是製度方麵的挑戰，其突出問題是官僚主義。其原因是，進行政治活動的主體也是經濟人，對成本、收益的計算指導著他的行為。政治活動主體往往是在為自己服務的前提下服務社會。政府機構的官僚在現存的製度約束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的行為目標同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未必一致，甚至有可能發生衝突。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完全排斥市場機製的政府幹預肯定是低效率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市場機製補充的政府幹預的效率也是不確定的。公共選擇理論從三個方麵揭示政府機構的低效率趨勢。第一，政府機構壟斷服務供給，由於沒有競爭，就無法判斷其支出是否合理，或其提供的服務是否太少。第二，政府機構追求規模最大化，而不是成本最小化。由於機構規模越大，在預算安排中討價還價的能力就越強；提升的機會越多，權力就越大，各種非貨幣性待遇就越高。而成本與收入之間的分離，意味著資源的錯誤配置程度增加，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激勵機製受到抑製。第三，政府機構會使浪費最大化，而不是提供的服務最大化。

高鴻業、吳易風.現代西方經濟學(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5.

政府失敗的製度性表現：一是政府管製，二是尋租，三是官僚主義。

就政府管製來說，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可以看到，管製措施所維護的是一些廠商的既得利益，是使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得以獲得穩定和有保障的壟斷利潤。佩茲曼(Peltzman)在1976年發表的《走向更為一般的管製理論》一文中，提出了一個管製者的行為模型。在該模型中，利益集團被簡化為廠商與消費者兩方。管製者通過調節利益集團間的價值轉移達到自己選票數量的最大化。該模型說明了政府和利益集團對管製都有一定的需求，並非是為了所謂的“公共利益”。政府所采取的管製政策實際上是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的。正是利益集團提出對政府管製的需求，政府才提供了管製的供給。

即使政府對市場缺陷的糾正是正確的，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政府的公共管製政策：一類是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管製，如自來水、電力、煤氣等，其結果往往是產出下降，供不應求；另一類是對非自然壟斷行業的管製，其結果往往是成本和價格的提高。

在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管製中，政府通過限價政策來消除壟斷企業的超額利潤。然而在壟斷企業的平均成本隨產量增加而下降的情況下，企業的邊際成本小於平均成本，若政府規定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則壟斷企業必然會以減少產量供給來減少管製帶來的損失。現實中往往是政府限價壟斷企業產品供不應求，就是這個原因。斯蒂格勒在《管製者能管製什麼?——電力部門實例》中，通過實證分析，說明了對電力公用事業的管製沒有任何顯著的效果。

喬治·J·斯蒂格勒.產業組織和政府管製，上海：三聯書店，1993.

對非自然壟斷的行業的管製，往往導致成本和價格的提高，保護現有廠商而反對新的競爭者。路易斯·德阿萊希認為，沒有政府的支持，幾乎沒有幾個具有巨大市場實力的壟斷企業，能夠生存和繁榮下去。據測算，因壟斷而損失的福利在美國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

斯蒂格勒以國家幹預產業結構為例說明國家管製成本：國家可以而且確實通過禁止或強製，取走或給予資金等方式有選擇地幫助或損害了許多產業。管製通常是產業自己爭取來的。國家擁有一種在純理論上即使是最有勢力的公民也不能分享的資源：強製權。國家可以通過稅收獲取金錢，還可以決定資源的運動和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製定家庭和廠商的經濟決策。這些權力就為一個產業利用國家提高盈利提供了可能性。一個產業謀求從國家得到的主要政策有四種：（１）　直接的貨幣補貼；（2）　阻礙新競爭者的進入；（3）　對替代品和補充品生產的幹預；（4）　固定價格。當一個產業取得國家的權力支持時，該產業得到了好處，但其他人則會受到損害，這是國家管理成本的一個方麵。問題不僅在於此，政府管製並不是免費提供的。一個產業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需要為之提供費用。其中包括遊說和勸說的費用，向政府官員支付某種“價格”。為取得政府的管製而付出這些成本後，並不能取得相應的收益。原因是管製機構不能控製企業的日常運行。

就官員尋租來說，政府幹預經濟活動，介入公共產品的分配會出現“尋租”行為，從而影響政府幹預經濟活動的效果。經濟租原指支付給生產要素的報酬超過為獲得該要素供應所必須支付的報酬部分，相當於馬克思所講的超額利潤。要素所得到的報酬等於要素的機會成本時不會有經濟利潤的存在，租金就是要素收入超過其機會成本的部分。若一個產業中要素的收入高於其他產業的要素收入，該產業就存在這種要素的經濟租。自由競爭使任何要素在任何產業產生的經濟租都不會長久存在。隻要存在自由競爭，一個產業因技術進步、企業家創新等使之獲得經濟租，但競爭也導致要素在產業間自由流動，終將使要素在該產業中的收入和在其他產業中的收入一致起來，經濟租消失。

在正常市場秩序下人們依據自己的資本、能力和機會追求利益最大化。其結果產生有利社會的正外部效應：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社會總福利的增加。這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無可厚非。但是，若人們不是依賴自己的投入，而是利用社會賦予的權力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其活動的性質就變成了“尋租”。

尋租即利用權力尋求“租金”，包括兩個層次。一是企業向政府有關官員交租，尋求在某種政府保護的製度環境下阻礙生產要素在不同行業之間的自由流動，阻止其他企業進入競爭，以維護其壟斷地位，維護既得的經濟利益或對既得經濟利益進行再分配，從而尋得租金。二是政府機關某些官員利用權力設租和收取租金。這種尋租行為阻止了社會從市場競爭中獲益，降低了社會福利。例如，實施許可證製度往往把其他潛在的競爭者拒之門外。企業為了從政府那裏獲得許可證之類的批件和有利於自己的政策，就得向政府有關部門繳租，這不但導致政府腐敗，同時也是資源的浪費。這種製度安排一方麵導致從消費者轉向尋租者的價值轉移，另一方麵鼓勵潛在競爭者投入本來可能用於其他生產目的的資源去進行尋租。人們或者是去獲得某種人為稀缺機會的權力的最初分配，或者是當別的特權所有者被取消資格時去取而代之。

企業的尋租活動在西方國家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直接進行疏通活動，如通過院外集團活動謀求政府幹預；二是直接進入政治領域，爭奪有租金決策權的職位；三是製定進入或退出受影響的活動的計劃。

政府官員的尋租，以我國為例，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某些計劃部門的官員可能在分配投資項目時尋租。計劃經濟體製被打破後，又出現審批經濟，某些審批部門官員可能在審批公司上市或某種項目時尋租。可以料想，轉到登記經濟後，尋租現象就可能大大減少。

顯然，尋租活動總是同政府權力相聯係，或者是政府官員直接利用權力，或者是企業借助政府權力。問題的本質在於政府運用自身的權力製造出某種壟斷權益，並阻礙競爭。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幹預作為對市場缺陷的糾正，並不總是有效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加劇市場的無效性。就如曼瑟爾·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中所指出的，當政治聯盟和院外活動集團由於長期的任期和經驗而使其得到增強時，市場的失靈最為顯著。非市場機構通過遊說等各種活動，會迫使政府采取一些行動，通過社會其他人的代價來獲取他們的集團利益。在此過程中，政府和市場都存在功能失靈，產生既低效又不公平的結果。

再就官僚主義來說，尼斯卡寧(W.　A.　Jr.　Niskanen)認為，有幾個變量可能進入官僚的效用函數，它們是：薪水、公務津貼、公共聲望、權力、庇護、機構的產出、變革的便利性以及管理機構的便利性。除最後兩個變量外，所有變量都是機構總預算的正單調函數，由此使政府機構預算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官僚主義理論還提醒人們注意：政府機構存在自增長機製，社會中官員越多，“官員斂取物”就越有可能增加。

政府規模與官僚主義是互動的，官僚主義又導致政府效率的下降。在市場上企業能夠要求因效率提高而產生的利潤歸於或部分歸於自己，而政府官員的薪水與效率的改善無關。微弱的外部控製和內部激勵結合，使官員們能夠在較弱的製度約束下追求自己的目標，這個目標不一定符合公眾利益。政府部門或公用事業部門製定和執行的政策，往往是由該部門領導人根據自己對共同利益的理解來決定的，而不是真正符合最大限度增加共同利益的目的。這就產生所謂“內部化”效應：用政府機構的內部目標取代了公眾所期望它實現的目標。這和官員是否正直無關。可能每個人都確信他在盡最大努力捍衛社會的利益，但上述現象依然存在。問題的關鍵是官僚主義內在的運行機製使然。

在提供公共產品的市場上，政府部門具有壟斷性質。一般說來，在政府管轄的任何範圍內，一般都隻有一個部門從事一種特定的工作，居民通常對其供給沒有選擇。若他們不喜歡，他們無法退出。不僅如此，公共產品的提供由政府機構壟斷，且存在進入壁壘無限大的特征。在市場上，若壟斷廠商的成本太高以致定價太高，就會導致其他潛在廠商的進入以分享利潤，而政府機構通常不存在被接管的可能性。由於在公共產品的市場上不存在競爭，因此無從對政府機構的效率進行有效的判斷。

公共產品具有非市場性，使得對預算的監督更為困難。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來源於政府的稅收，而政府機構並不承擔這些稅收的機會成本。政府機構是公共產品的唯一提供者。公共產品的購買或使用部門雖可以對政府機構進行外部控製，但有關公共產品的生產技術、信息等實際上都是從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機構得到的。因此，政府機構具有信息上的壟斷優勢，不能指望購買或使用部門能對官僚機構進行有效率的監督和控製。

錢穎一教授在《市場與法治》一文中提出了“有限的(limited)和有效的(effective)政府”的概念。一個無限的，無論是權力無限還是規模無限的政府都是無效的政府。隻有權力有限、規模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有效的政府。麵對政府增長的趨勢，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失敗，需要通過有效的製度安排對政府權力及政府增長進行約束。這種有限政府在我看來有三個限製：一是政府幹預範圍有限，二是政府幹預手段有限，三是政府規模有限。限製的一條途徑就是預算限製，在稅收和支出之間建立聯係。這要求在預算批準程序上更直接地聯結賦稅和支出決策，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規範政府行為不僅靠財政和稅收的約束，還要靠法治。布坎南認為，如果沒有“正當的法律過程”和合適的補償，政府不能公開地攫取財產，政府攫取的權力應受到憲法的限製。政府的許多目的可以通過征稅來達到，賦稅權力要滿足一致性、普遍性和非歧視性要求。布坎南認為，政府為了滿足利益集團的需要，通過發行債券，或製造通貨膨脹等非賦稅收入來彌補政府支出的赤字，都是濫用了政府權力。對通貨膨脹的控製，不能僅僅通過政府的貨幣供給規則的改革，還必須通過整個政府規則的改革，如施加財政約束等，才能見效。

既然政府失敗是由其製度性原因造成的，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徑就是製定政府行為規則，規範政府行為。政府行為的規則，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對尋租行為的約束，二是對管製行為的約束，三是對官僚主義行為的約束。

三、政府幹預市場的規則

正如市場要在一定的製度約束下才能良好運轉一樣，政府也要在一定的規則下運行。市場上的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效用函數，由於在市場上人們遵守共同的市場規則，隻要交易達成，就意味著交易雙方的福利狀態得到了促進，或至少任何一方的福利不會受損。同樣地，把政治過程看作是市場過程，政治過程交易的對象是公共產品。進入政治領域的人們也有著各自不同的價值觀和偏好，這些價值觀和偏好需要有一定的政治行為規則來保障。

政府替代市場主要限於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職能的錯位、政府權力的濫用都會引起市場秩序的混亂。企業的非規範行為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由政府的行為不當進行解釋。例如，政府超越了所應該擁有的權限，直接介入了企業的微觀經營活動，可能造成企業行為機製的扭曲。政府實行的歧視性政策，使不同的企業享受著不同的經濟待遇，從而使企業在起點上就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地方政府利益導致的“諸侯經濟”肢解了統一市場，限製競爭和保護落後，使本地區企業與外地區企業之間的競爭遭受著人為的障礙，間接地還損害本地區居民的福利水平。所有這些政府行為都會造成市場的無序性。因此，政府行為也應受到市場規則的約束。

從效率考慮，政府和市場作用的範圍和領域應該有有效邊界，一旦超出範圍，政府幹預和市場機製都會帶來低效率。“政府的失敗既可能是由於它們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於它們做得太多”。

W·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0.其重要原因是，政府行為目標與市場行為目標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會目標，追求社會得益最大化；後者則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因此，界定政府職能，明確政府的幹預方式和幹預範圍，劃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無論是對提高市場調節效率還是提高政府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政府針對市場的行為主要涉及界定和保護產權，涉及由政府充當“裁判”和“警察”維持市場秩序兩個方麵。

產權是一種最基本的競爭約束規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認為：“理解製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其理由是“國家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根據諾思的總結，政府提供的規則有兩個目的。

一是界定和保護產權。“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任何商品隻有在產權界定清楚的情況下才能進行交易，市場價格機製也才能發揮作用，資源也才可能獲得有效配置。不僅如此，對於外部性來說，有效率的產權結構就是要使外部性成本由產生者承擔，從而使社會成本和個人成本保持一致。在諾思的製度變遷理論中，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推動製度變遷的基石之一，就是因為隻有政府(國家)方有能力或權力對經濟主體進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這是政府的一種特殊的職能。國家保護私人產權，才可能有基本的市場秩序。

二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

上述兩個目的的意義就是諾思所說的“將導致一係列公共(或半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以便降低界定、談判和實施作為經濟交換基礎的契約所引起的費用”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

競爭的市場需要“裁判”和“警察”來維持秩序，政府就承擔這種“裁判”和“警察”的職能。針對當前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無序現象，如不正當競爭、假冒偽劣產品、暴利等，政府幹預一方麵有助於增強對不法行為的打擊力度，保障現有市場體係下的市場秩序；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是通過政府的幹預，依靠政府的力量，積極促進市場的增進。在這裏，政府的作用不僅僅在於解決市場失靈，還在於積極培育市場力量，完善市場組織，增強市場協調能力。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所要遵守的規則就是，政府必須退出運動場不當“運動員”，必須公正執法不當“黑哨”。

市場以外的製度安排就其內容來說包括政府規製、法製和道德規範。這些替代也要遵守市場規則。

政府規製涉及政府替代市場的範圍，過去政府規製範圍過大，規製背離市場，反映政府失效。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方麵是改革政府規製。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規製機構和部門的壟斷造成的低效率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二是技術的創新推動了規製的放鬆。這就是說一些原先因技術原因需要規製的自然壟斷的部門，由於技術創新沒有必要繼續壟斷，交給市場可能更有效率。這樣，規製改革的主要走向有兩個方麵：一是規製的放鬆，市場調節更有效率的部門退出政府規製；二是規製部門引入市場競爭和實施激勵性規製。其內容包括：在激勵與單純獲取政府收入之間權衡，選擇激勵，可以換來成本效益的提高；引入競爭機製，讓有效率的競爭者進入，可以提高規製部門的效率；在政府與企業的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市場競爭和監控結合，可以使高效能的激勵方案得以實施。

參見讓·拉豐.電信競爭，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1.

政府規製改革包括政府幹預市場遵守市場規則。政府幹預必須與市場機製有機結合。

首先，政府幹預必須以市場機製充分發揮作用為前提。政府幹預一旦破壞了市場機製的發揮，即價格機製、競爭機製和風險機製不再對經濟生活中的主體發生強製性作用，那麼經濟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機製和外在的約束力就會被弱化，資源的使用效益就無從保證，經濟活力將被逐步窒息。從這一意義上說，政府幹預必須是中性的。

其次，政府幹預是通過市場的間接調控。與傳統體製下的計劃調節直接作用於企業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幹預則是通過市場間接作用於企業。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機構根據宏觀調控目標，通過統一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等，對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總體管理。其作用對象是宏觀經濟變量，如貨幣供應量、利率等。把經濟參數輸入經濟體係，引導市場主體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對市場條件的變化做出反應，從而調節市場供求狀況。間接宏觀調控不直接幹預企業的經營活動，而是通過各種經濟變量來使企業麵臨的經濟環境發生變化，從而促使企業改變其行為，並因此使宏觀經濟狀況達到既定的調控目標。

由於法製是由政府安排的，這也可以說是政府替代市場。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框架中，法律製度是克服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徑。就如他所說的，交易成本為正時，法律製度是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分散化的經濟，市場的無序造成的摩擦會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對分散化經濟來說，法律製度就顯得更為重要。也正因為如此，市場經濟必須是法製經濟，隻有這樣，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這種法製建設主要包括：產權界定和調整的法律保障，企業進入市場、退出市場和市場競爭秩序的建設，企業間合同的簽訂和執行的法律約束和監督，等等。

根據法律調整的對象，市場立法可分為多種類型：一是確立市場主體地位，規範市場主體行為的法律，二是規範市場秩序的法律，三是規範宏觀調控手段的法律，四是關於對外經濟關係的法律，五是關於社會保障製度的法律。各種法律所構成的法律體係是一個相互聯係的整體，根據短邊原則，任何部分法律的缺憾，都會帶來整體效率的損失。因此，完整的法律體係，是維護完整的市場規則的基礎。

市場立法隻是建立市場秩序的開始，法製健全還要求執法監督機製的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會使市場規則流於形式。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顯著區別是發達國家立法困難，但執行嚴格。而發展中國家卻是立法相對容易，但執行相對困難。因此要在以下方麵加強建設：（1）　強化執法部門執行市場法規的權力，排除各種行政幹預對執法行為的不良影響；（2）　強化對執法部門的監督，防止以權謀私和以情徇法；（3）　健全法律服務機構，建立律師、公證製度以及各種法律服務的中介機構，如律師事務所、審計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

洪銀興自選集

富民和收入分配的效率

富民和收入分配的效率

本文原載於《當代經濟研究》2003年第12期。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確認以後，改革的總體思路就是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麵。這種局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牽涉收入分配的製度安排。

一、富民和縮小收入差距

經濟發展的基本內容是增加人民福利，也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水平。公平和效率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要麵臨的選擇。原因是在現有的收入水平下，公平和效率兩個目標不可能兼得，隻能兼顧。這就有個誰為先的選擇。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基本上屬於保障性分配，追求的是平均主義。實行這種分配政策的結果是普遍的貧窮。在轉向市場經濟體製後，為了加快增長，選擇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體製。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其具體體現。

應該承認，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貫徹效率優先的分配原則取得了明顯的積極效應，支持了國民經濟長時期的持續增長。與此相應，人民群眾的收入在整體上也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明顯擴大。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是基尼係數，它介於0和1之間。基尼係數接近於0，收入分配便接近於絕對平均；基尼係數接近於1，收入分配便接近於絕對不平均。我國的基尼係數在改革開放初期很低，大致在0.18~0.20的水平。據世界銀行1998\/1999年世界發展報告，我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到　0.415。　高於美國0.401和英國0.326的水平。

根據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基尼係數高低同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關。西蒙·庫茲涅茨指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按倒U形的形式發展的。就是說，隨著人均GNP的增長，收入不平等(基尼係數)起初也是增長的。這種不平等程度在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據某些學者的統計分析，一般是在1500美元以後)達到最高點，然後基尼係數便開始下降。

對我國收入差距的顯著擴大，可以有合乎規律的解釋。一種解釋是二元結構變動的影響。在二元經濟結構中，經濟增長在現代化的工業部門首先發生，在這個部門，就業量小而生產率和工資高；而在傳統農業部門中，就業量多而生產率和工資低。在傳統農業得到改造之前，兩個部門的收入差距將隨著經濟的增長進一步擴大。另一種解釋是發展效應。在發展的初始階段，除了二元結構的初始變動會帶來分配的不均外，外資企業進入，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顯著上升，結構調整會使弱勢行業出現下崗和失業，會使分配不均情況更趨嚴重。而在經濟發展進入較高階段後，高收入的分配狀況基本不變。還有一種解釋是經濟起飛對儲蓄的影響。經濟起飛需要巨額資金積累，能為之提供巨額儲蓄的隻有高收入階層，

因此，在經濟起飛時期，收入分配政策向最能提供儲蓄的高收入階層傾斜，由此便擴大收入差距。就我國來說，地區之間客觀存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別，不同的企業有經濟活力的差別，不同的人有致富能力和機會的差別。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際上就是發展先進社會生產力。

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在現階段的中國，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起飛，不能過分地、單純地依賴收入分配的差距。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收入差距的容忍度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相關，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低的條件下，雖然其基尼係數大大低於高收入國家，但由於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可能比高收入國家更嚴重(見表1)。農民收入的相對下降，城市職工的失業和下崗。一些群體過去存在的相對地位也會改變。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不僅發生在不同地區間，也發生在不同階層間。經濟的增長會受到處於相對貧困地位的集團和階層的抵觸。特別要注意到，在人均GDP處於低水準時，如果收入差距過大，最低收入組的收入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社會衝突。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我國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達到美國水平，但美國的人均GDP達

20000多美元，而我國才800美元。這意味著，我國低收入組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滿足。這就可以說明現階段出現車匪路霸、坑蒙拐騙和社會治安等問題的經濟原因。

表1社會問題與收入差距的相關關係

人均GNP

高

低

低

收入差距

大

大

小

社會問題

小

大

小

麵對收入差距擴大及已經和正在產生的負麵效應，現實地提出了縮小收入差距的任務。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貧富差距過大也不是社會主義。根據庫茲涅茨的倒U形曲線，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收入，差距便開始縮小，可以把收入差距開始縮小的那個“拐點”看作是進入現代化階段。現在突出小康，意味著收入差距擴大的狀況不能等到達到那個“拐點”時再去解決，現在就要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在繼續實行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同時，更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以及比較困難的行業和群眾，特別要使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並積極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和改善他們的生活，使他們切實感受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溫暖。

根據富民要求，縮小收入差距的重點在低收入群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由市場調節，不可能承擔縮小收入差距的職能，縮小收入差距的職能義不容辭地由政府來承擔，其作用的領域是再分配領域。人們一般認為，政府調節的主要措施是對低收入者提供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這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根本的還在於發展，主要路徑是調整勞動力的就業結構。現在的低收入者大部分在處於結構弱勢的行業就業。因此，解決低收入者問題的關鍵是尋求勞動力從低效率低收入行業中轉移出來並進入新的行業的通道。在農村，主要途徑是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勞動力轉移出農業部門的通道。在城市，一方麵要通過發展新的行業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麵需要對勞動力進行各種職業培訓，使之適應新的就業崗位的需求。再一方麵是給失業者提供各種自主創業自謀職業的條件和機會。

縮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是減少低收入群體的數量，這就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問題。這是富民的具體化，因為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前提，不是減少高收入者，而是要減少低收入者的比重。每個社會發展都要尋求發展的動力，越來越多的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者群體。這部分人是發展的受益者，同時也是發展的推動者。因此，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動力是中等收入者階層，中等收入者階層越是擴大，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動力也就越強。從曆史進程看，推翻舊社會的動力是低收入群體，建設新社會的動力是中等收入群體。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由這麼一些人組成，有公務員、律師、醫生、企業主、教師、工程師，等等。我們可以發現這一部分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一個社會最穩定的階層。一個社會，中產階級階層越多，這個社會就越穩定，這個社會發展動力就越強。反過來，如果一個社會低收入階層占的比例很大，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最不穩定的社會，而且這個社會是很難前進的。所以，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這對我們下一步研究富民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國中等收入者的標準是一個人的年收入在五萬到八萬元之間。目前這部分人在我國所占的比例有的說是占10%，有的說是占12%，總的來說中等收入者在我國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今後中國的收入結構不應該是這種金字塔型的，而應該是橄欖型的，也就是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低收入階層小，高收入階層小，而中等收入階層要大。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對一個社會無論是發展還是穩定都是最優的。

二、按要素貢獻取得報酬的理論說明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及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能僅僅靠按勞分配，還需要通過多種非按勞分配的途徑獲得收入。在已經明確的現階段基本經濟製度框架內可以提供這種分配製度的安排。既然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現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分配結構就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種分配製度的核心是，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

選擇何種分配方式，與分配的功能相關。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分配看作是被動的生產成果的分配，沒有看到它對生產效率能起到其他機製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效率來說，福利經濟學的定律是隻有市場競爭機製才能實現效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裏茨等人則從信息不對稱等方麵發現市場不完全，單純靠市場調節不能完全解決效率問題。由此就提出分配對效率的激勵功能：“如果信息不完全，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不能被如此輕易地分開。例如，不論經濟是否具有帕累托效率，經濟本身就取決於收入分配。”

斯蒂格裏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71.

過去在講到收入分配與效率的關係時往往指的是勞動效率，因此就有按勞分配的功能。現在提出效率問題就不隻是勞動效率，更為重要的是資源(要素)配置效率，所謂的帕累托效率指的就是這種效率。按勞分配隻能激勵其中一種要素即勞動的效率，但不能激勵其他要素的效率。這就提出其他分配方式問題。按要素投入和貢獻進行分配的方式(簡稱要素報酬)就應運而生。其功能是，不僅要刺激勞動要素所有者的勞動投入，還要刺激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種要素的投入。

在說明要素報酬的必要性時需要了解按勞分配方式的局限性。首先，按勞分配的基礎是勞動者都使用公共的生產資料，而在多種所有製經濟發展起來以後，必然要提出所有者的權益在分配上的實現問題。其次，馬克思所講的按勞分配指的是個人消費品分配原則，這同收入分配在外延上是有差別的。現實中，職工取得的收入並不僅僅是用於購買個人消費品的，其中會有相當一部分用於購買股票和企業債券，銀行儲蓄、購買房地產等投資活動，以取得投資收入。對這種客觀存在的非按勞分配收入在理論上做出說明，並肯定其合理性自然會提出多種分配方式問題。第三，生產過程是多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勞動隻是其中的一種要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的主要約束因素是資本、技術、企業家要素供給不足。過去的理論隻講按勞分配，原因是在公有製條件下隻有勞動要素是私人所有的。而在現實中，不隻是勞動，資本、技術、企業家等要素都可能私人所有。單靠按勞分配不可能起到動員勞動以外的要素的作用。

不知什麼時候形成了一種教條：封建社會按土地分配，資本主義社會按資本分配，社會主義社會按勞動分配。現實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則要打破這種教條，在同一個社會發展階段各種分配方式並存。這就是按各種投入要素進行分配。

現代經濟理論特別強調激勵。在知識、技術、企業家等要素的所有權(全部或部分)屬於私人的情況下，激勵理論所要解決的是，不僅要刺激勞動要素所有者的勞動投入，還要刺激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種要素的投入。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為推動發展，不僅需要尊重勞動，還要尊重創造和創業，尊重知識和人才。體製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在體製上鼓勵各個要素的所有者自覺地將要素投入生產力發展過程，並且使勞動、創造、創業、知識和人才都能在分配上得到尊重。這種製度安排就是各種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所謂要素報酬即，按勞動投入、按資本投入、按技術投入、按企業家要素投入取得報酬。從而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按技術投入分配、按企業家要素投入分配。多種分配方式的現實形式是按照要素投入取得報酬。即根據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術和企業家等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取得相應的報酬。即對各種要素的所有者支付占用和耗費其要素支付報酬。在收入分配體製上鼓勵各個要素所有者將要素投入生產過程。

要素報酬機製的理論阻力是馬克思針對資本—利息、勞動—工資、土地—地租這種“三位一體”公式所做的批判。仔細分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可以在兩個方麵說明要素分配與三位一體的區別。首先，在馬克思看來，“三位一體”公式的庸俗性在於將資本、勞動、土地都同等地看作是價值的源泉。馬克思並沒有否認，土地所有權、資本和雇傭勞動成為收入的源泉。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其次，收入分配與價值創造不是同一層麵問題。分配理論不一定由價值創造理論來說明。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價值創造與勞動相關，分配則與要素所有權相關。資本、勞動、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屬於不同的所有者，分配過程也就是各個要素所有權的實現，就像馬克思說的，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實現。《資本論》關於剩餘價值分割的分析說明了分配中實現要素所有權對提高生產力和增加社會財富所起的積極作用。簡言之，可分配的收入總量是新創造價值，參與分配的主體是所有參與財富創造的要素所有者。

發展先進社會生產力需要充分動員先進生產要素，因此按要素貢獻取得報酬的機製需要突出解決以下三方麵問題。

一是激勵資本投入。在現階段，發展經濟需要足夠的資本投入，投入資本主體不僅有國家，還有企業，還有私人。在多元投資主體組成的公司中就有所有者權益分配項目來實現各個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現在的關鍵是激勵私人資本的投入。黨的十六大已經解決了有沒有個人財產、有多少財產不能成為政治上先進落後的評價標準，從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考慮，財產的來源及對財產的支配和使用的方向則成為政治上先進和落後的評價標準。按此標準，按資分配應該是合理合法，值得鼓勵的。這裏有兩種類型。一類是私人直接辦企業雇傭勞動，作為私營企業主獲得資本收入。承認按資分配就要承認其資本收入的合法性。另一類是居民將一部分不用於消費的收入，購買股票取得股息，購買債券取得債息，也可通過持有企業(包括私人企業)股權的途徑獲取資本收益。這類私人投資實際上就同居民將儲蓄存入銀行一樣。區別隻在於後者是間接投資，前者是直接投資。兩者又有風險(收益)程度的差別。承認所有這些不同途徑的資本所有權收入並且提供不同風險和收益程度的私人投資渠道，也就提供了足夠的激勵私人資本投入的機製。

二是激勵知識和技術投入。將技術投入列入生產價值的勞動，就有其報酬問題。技術投入的報酬，即技術投入的所有權在分配上得到體現，技術開發所付出的成本得到相應的收益。目標是調動科技人員技術開發的積極性，推進技術進步。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技術和管理人員的教育和培訓費用固然有社會提供的部分，但其相當部分還是由私人提供的，再加上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成本。因此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屬於私人所有。與此相應，技術人員提出更高收入的要求是合理的。現實中的技術投入，不僅包括科技人員的勞動，還包括科技投入的凝聚或結晶，如產業化的科技成果、專利等。科技成果的價值得到科學的評價，知識產權得到保護，知識產權的收入得到體現，可以說是現階段要素報酬的重要方麵。

三是激勵經營者成為企業家。企業家是一種生產要素，是對管理素質和能力的概括。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對管理有兩個方麵的界定：第一，它是參與創造價值的勞動；第二，它是資本的職能。這就是馬克思說的：“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勞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9.

因此，管理投入(即企業家要素投入)應該參與資本收入(利潤)的分配，而不是僅僅得到勞動收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把資本分解為作為所有權生息資本和執行職能的資本兩個方麵。與此相應資本所產生的利潤就分解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6.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執行職能的資本可能有兩種狀況，一種是職能資本家同時執行監督和管理的勞動，一種是將監督和管理職能交給別人。在前一種場合，企業主收入中包含了其監督和管理的報酬，而在後一種場合，監督和管理的報酬就同作為企業主收入的利潤分離。在現階段，無論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還是私營企業主都有一個成為企業家的目標和要求。根據熊彼特的界定，企業家與創新相聯係。隻有不斷地進行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和組織製度創新的經營者才能成為企業家。經營者要能成為企業家，除了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外，關鍵是在分配機製上承擔創新的風險和收益。長期以來，為什麼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的創新精神不如私營企業主。其中的一個重要的製度原因就是經營者沒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既不能獲得創新成功的收益，也不承擔創新失敗的風險。特別是有一部分國有企業經營者存在“58歲現象”，臨到退休開始貪汙。如果在分配製度上實行經營者股權，企業家通過年薪、股份等分配形式參與利潤分享，體現經營者的管理才能及其投入，就可以促進更多的經營者成為企業家，克服經營者腐敗，並鼓勵其管理創新。

三、要素報酬的實現機製

現階段的私人經濟不隻是私人投資，屬於私人所有的各種要素都屬於私人經濟。這種私人經濟無論是在私人企業還是在國有企業都應該發展。由此，以資本投入為實體的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結構發展到要素投入為實體的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結構。要素報酬就體現這種結構。

按要素投入取得報酬的分配原則已經得到確認。現在需要解決的是這種分配原則的實現機製。現在已經明確，要素報酬依據的不隻是各種要素的投入，更為重要的是在產出中各種要素的貢獻。因此，可分配收入限於新創造價值為(V+M)。要素報酬是在V中實現，還是在M中實現？根據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在新創造價值(V+M)中。按勞分配取得的勞動報酬即V的分配。技術、企業家等要素即使是勞動者所擁有的，也不能隻是在V中實現。如果這些要素所有者所得到的隻是勞動報酬，而沒有分享剩餘，其要素所有權就沒有得到實現，根據現代製度理論這些要素所有者也會偷懶。因此，足有成效的激勵，應該是這些要素參與M的分配，其前提是要素股權化。就是說，要素報酬的實現形式是資本、投入量化為企業股份，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按股分紅。

盡管勞動者投入勞動取得相應的報酬(V)，但不排斥勞動者在取得按勞分配的同時取得要素報酬。具體地說，允許勞動者投入資本(購買股票或認購本企業股權)，因而允許其獲得按資分配的收入。如果勞動者對企業有技術投入，也就可按技術股分紅。

就經營者來說，他除了作為勞動者獲得按勞分配收入外，他憑著其企業家要素的投入，也就獲得企業家股權收入。勞動者以其資本、技術等要素投入參與剩餘產品分配，就可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由此對增長具有自身利益上的關心。

私人所有的要素投入企業後應該在股權結構中到體現，從而在股權結構中包含技術股、經營者股權。為了便於股權分割，這些要素股權需要還原為資本股權。這種還有要素股權的結構可以為技術進步和企業家進入治理結構提供產權製度的保障。

現在我國許多企業，無論是公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基本上還是資本金的股權結構。在現代經濟中，私人產權不僅僅是投入資本金之類的物質資產，還應包括投入知識、技術和企業家要素之類的無形資產。現在大家都在談產權和產權製度的改革，應該說這是進步，沒有明晰的產權不可能有效率。問題是，大家所重視的產權基本上還隻是物質產權，而不是知識產權。這基本上反映舊經濟時代的特征，或者說反映投資拉動型經濟時代的特征。單一要素的資本股權結構必須改變，形成包含各種要素特別是含有知識、技術在內的股權結構。

以上關於要素股權化的假設符合現代企業的發展趨勢。在現代經濟中，投入企業的資本、技術、企業家等要素實際上都會作為企業股權結構的組成部分參與分配。因此，企業就是各種要素的集合，企業中的收入分配是根據企業中投入要素的比例及相應的作用安排的。這就是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馬說的：“在企業中，每種要素都是由某個人擁有的。企業隻是一個合同集，而這些合同不過是規定投入品的聯合方式以創造產出以及從產出中獲得的收入在投入品間的分配方式。”

尤金·法馬.代理問題和企業理論，載《企業的經濟性質》，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387.

從這種合同關係中，各種要素的收入均是要素所有權收入。

知識、技術和管理在股權化時應該還原為多大的資本份額？這就提出要素股權化與要素市場化結合問題。要素市場化的功能是解決要素的價格由要素市場上供求狀況決定問題。要素市場化，即知識、技術成果和企業家分別進入各自的要素市場出售，由此實現各自的價值。知識資本價值的評價的主要製度安排在兩個方麵。一是技術商品化。在技術轉讓時科技成果應該得到科學的評估，以充分實現其價值。二是技術資本化。在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在充分估價技術投入價值的基礎上安排技術股，收入分配中充分實現投入的技術的價值。在廣義的價格理論中，人們把利息率、工資、和地租分別看作是使用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價格，這些價格分別在各自的要素市場上形成。這對於有效地配置和使用生產要素起的積極作用是十分明顯的。當然，由要素市場供求形成的各種要素價格隻是平均價格，或者說形成計算進入企業的各種具體要素報酬的係數。原因屬於不同所有者的同一種要素也不是同質的。

要素股權化不僅要衡量各種要素的供求關係，還要對各種要素作質的評價。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本由有形的物質資本轉向無形的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作為新經濟理論先導的新增長理論將資本區分為知識資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新增長理論所闡述的內生性技術進步理論的核心內容是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外溢作用。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說明因素是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而不是物質資本。企業家要素也可歸結為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實踐已經證明，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比物質資本的增殖速度更快，增殖能力更強。資本增殖與其說是資本的自行增殖，不如說是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作用結果。這個結論將直接影響分配的方式。在要素股權化過程中特別要注意提高知識、技術等無形資產在產權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資本推動型增長階段，資本(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資本所有者傾斜；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起支配作用，這樣，作為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將替代資本家成為財富創造的中心。與此相應，收入分配明顯向“知本家”傾斜。

可以預計，根據各種要素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知識、技術和管理是先進生產要素，也是稀缺的要素。這些要素在股權化可能還原為較大的份額。這是市場規律所然。這些要素的所有者成為財富創造的中心，分配(收入和財產)向這部分要素所有者傾斜是非常自然的。

社會信用製度和道德規範建設

社會信用製度和道德規範建設

本文原載於經濟學動態2004年第8期。

現階段社會信用缺失，違約和拖欠債務嚴重，是市場秩序混亂的主要表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了由債權債務關係鏈條破壞導致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8.

可見克服社會信用缺失的極端重要性。其基本途徑是建立社會信用體係。現代社會信用體係的基本特征是，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本文重點研究作為社會信用體係支柱的道德規範建設，以及在道德規範建設過程中，與產權、法律等製度安排之間的協同關係。

一、信用與道德規範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經濟有兩個方麵的含義。一方麵是指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係以信用為基礎的經濟；另一方麵是指以市場參與者守信用為基礎的經濟。守信用即誠信，涉及社會道德規範的建設。這兩個含義之間的關係就在於前一意義的信用以後一意義的信用為基礎。簡單地說，信用經濟需要誠信為基礎。建設規範有序的市場包括進入市場的各個參與者的道德規範建設。

市場經濟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契約經濟。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市場上，買賣雙方，“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誌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4.

顯然，市場經濟是建立在自由交換基礎上的契約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由於各個經濟主體是平等的利益主體，經濟聯係的紐帶隻能是合同(契約)，契約經濟的基礎就是信用。研究市場秩序，特別是研究信用經濟，最為關心的是契約(合同)能否得到遵守。信用關係就是債務契約關係。契約經濟也需要一定的規則來保障。各個主體根據規則遵守契約，也就是守信用。這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基礎。製度經濟學家用“信任”這個概念來說明守信的意義。信任能夠減少在達成、實施以及監督合約方麵或者更多的非正式討價還價中的交易成本。就是科爾內指出的：買賣雙方除訂立合同外，還應該誠實履約。這是信任的源泉。雙方越是誠實，他們之間的信任就越深厚，交易成本就越低。

科爾內.誠實與信任：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視角,《比較》,第9期第2頁，中信出版社,2003。

現實中，契約往往得不到遵守。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誠信的機會主義行為。現實的市場交易中存在著搭便車、不守信用等機會主義行為。交易雙方任何一方缺失誠信都可能導致合同失效。

信用缺失等機會主義行為與不完全市場信息相關。信息不對稱再加上信息流動遇到障礙就可能使機會主義的願望變為現實。在這種條件下，任何企業或個人通過損害他人而獲利的企圖難以被他人察覺，或者即使實施了這種“機會主義”行為，也不會在事後受到懲罰。信息的流動阻滯造成監督的困難，或者監督的費用較高，人們往往無法對“機會主義”行為進行有效的判別，而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助長了人們的“機會主義”傾向。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產生的機會主義行為有兩種：一是產生在契約簽訂前的逆向選擇，二是產生在契約簽訂後的道德風險。正是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導致了社會範圍的信任缺乏。

科爾內說，哪裏有合同，那裏就有違約。測量市場(以及整個社會)中的誠實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看違約有多頻繁和多嚴重。

科爾內.誠實與信任：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視角,《比較》，第9期第3頁，中信出版社,2003。

現實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正是，在信用關係中不履行合約。買賣和借貸等關係中拖欠不還款。這種違約和失信行為的主要理論說明是道德風險。其背景是，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簽訂各種類型契約後隱瞞信息的行為。現代的市場交易大量的是賒賬和借貸。其信用形式就是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這類信用是由債務契約維係的。我國長期存在的嚴重的三角債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問題就要由不信守合同，欠債不還這種道德風險來說明。

據國家工商總局的一項統計，在我國市場上發生的交易中，約有30％的交易是以合同形式進行的。近年來，每年產生的經濟合同約在40億份左右，大約有20億份合同能夠按規定履行。每年因逃債而造成授信方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800億元，由於合同詐騙行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55億元。

林鈞躍.失信懲罰機製的設計和維護,《經濟社會體製比較》2002年第3期。

據專家估計，我國每年經濟領域因信用缺失、違法犯罪而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和機會損失約占GDP的10%~20％。

全國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加快社會信用體係建設》《求是》2004年第4期。

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需要標本兼治、著力治本。治本主要是製度建設，特別是社會信用製度建設，其中突出的是道德規範建設。道德涉及價值觀、信念、文化習俗和社會輿論。道德規範建設實際上是形成全社會共同遵守道德觀和價值觀。如誠信就是現代經濟中共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其功能是克服機會主義行為，提高遵守合同的自覺性。因此，道德規範建設的意義是使守信用成為自覺的行為，也就是自覺的遵從。

道德規範的契約執行成本是最低的。這裏有兩方麵意義。一方麵參與者共同遵守道德規範，契約執行幾乎是無成本的。另一方麵針對不守契約的失信行為，采取屬於道德規範的懲罰手段較法律手段執行成本要低。

道德規範從而社會信用體係建設的出發點不是信任而是信任缺乏。現實中，“競爭、利益多元化或議價權力的不平等可能會產生不信任。”

Margaret　Levi.恰當防範促成好鄰居關係：對信任、信任缺乏和不信任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製度、契約與組織》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這種不信任起源於企業的價值觀念。企業的行為，無論是產品開發，還是市場競爭的手段，都可發現其背後起作用的價值觀。古典的和新古典理論都強調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終實現社會利益的觀點。這意味著，社會利益是依賴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實現的。就中國目前一部分企業的行為來看，為什麼有的企業熱衷於盜版侵權？就是其“搭便車”的價值觀起作用。為什麼有的企業熱衷於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其背後就是機會主義的價值觀。為什麼有的企業不惜汙染環境來追求利潤？其背後就是唯利是圖，“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的價值觀。當然，也有許多企業不是依靠采取這些不正當的行為，而是靠取得公眾的信任取得市場，不僅其產品和服務得到公眾的歡迎，其企業也在公眾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其背後也是價值觀起作用，這些企業信奉“財富的創造是一種道德的行為”。但是麵對社會的信用缺失，守信的企業會付出很大交易成本，一部分守信的企業也會因為多次受騙而學習不守信行為，即逼良為娼。

道德規範建設直接針對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都信奉的利己主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指出，將什麼都解釋為人們按自我利益行事的理論，不能解釋問題的另一麵，即對自我利益的計較並不構成動機因素的那些行為。這意味著，社會利益的實現並不都是在大家追求自身利益中實現的。諾思所推崇的意識形態就是要求企業不是僅僅追求自身的利潤目標，還應有主動實現社會目標的意識形態。諾思明確指出實現製度變遷有兩個重要要素：一是包含一套能使社會產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產權；二是包含一套成功的意識形態，“其基本目的在於促進一些群體不再按有關成本與收益的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計算來行事”。在他看來，這種意識形態主要是指社會強有力的道德和倫理法則。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利益的實現並不都是企業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為了實現社會的利益，企業還應遵守社會共同的道德標準，克服市場運行中各種機會主義的搭便車和違約行為。道德規範建設是全社會的。轉向市場經濟製度絕不意味著價值觀念也是轉到唯利是圖。就企業來說，成功的企業絕不是靠那種一般的價值判斷認為不正當的行為發展起來的。顯然，在企業轉向市場經濟的公司時，企業道德和倫理規範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企業製度轉變使企業成為“經濟人”，道德和倫理規範則是要使這些“經濟人”受道德規範的約束，成為“社會人”。

道德規範建設的目標是形成一種全社會的相互信任，形成一種文化信念，成為信用的基礎。在信用領域形成我不騙人、人不騙我的道德觀，或者說形成我守信用你也守信用的道德觀，這種道德觀就相當於過去所講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道德觀。

道德規範的價值可以用社會資本來說明。根據羅伯特·帕特南的界定，物質資本指有形實物，人力資本指個人特性，而社會資本指個人間的聯係——社會網、互惠規範和從中生成的信任。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資本和所謂“公民美德”緊密相關。公民美德在嵌入互惠性社會關係網絡中時最為有力。

轉引自科爾內.誠實與信任：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視角,《比較》,第9期第9頁，中信出版社,2003。

這意味著，從社會資本角度所要求的道德規範，不隻是個別人的潔身自好，而是要求整個社會的道德規範。在一個相互信任的社會中，社會資本是最雄厚的。在這種互惠性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實施合同、規範和維持市場秩序的成本是最低的。

二、製度安排的可實施與道德規範

違約、欠債不還等失信行為的基礎在兩個方麵：一是市場信息不完全；二是市場參與者之間存在不合作博弈，特別是參與者麵對著囚犯困境，即雙方能夠從相互誠實的交易中獲益，但是，如果任何一方欺騙對方，則可能帶來更大的利益。所以，若不存在限製這種不誠實行為的機製，潛在地對雙方都有利的交易可能無法發生。

青木昌彥.比較製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62.

針對信息不完全市場條件下的市場秩序混亂和信用缺失，單純靠市場的自動調節是無效的，需要一係列的製度安排。根據諾斯的界定，製度有兩類：一類是正式的製度安排，如法律、產權製度、合同等；另一類是非正式的製度安排，如規範和社會習俗等。這裏所分析的道德規範屬於非正式的製度安排。

現代製度經濟學對製度安排有明確的“可實施”的要求。可實施也就是“可執行”。赫爾維茨用納什均衡的概念描述製度的“可實施性”：如果在別人將遵從所設定的策略的前提下，沒有任何一個參與人有偏離其選擇策略的動機，此時參與人的策略組合便被稱為納什均衡。

青木昌彥.比較製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7.

我們注意到，合同、產權製度、法律等都是針對違約、失信的正式的製度安排，這些正式的製度安排是否可實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道德、習俗之類的非正式的製度安排。就如青木昌彥所判斷的，“即使能從國外借鑒良好的正式規則，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規則因為惰性而一時難以變化，新借鑒來的正式規則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勢必產生衝突。其結果是，借鑒來的製度可能既無法實施又難以奏效。”

青木昌彥.比較製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2.

正式的製度安排遇到與其相悖的道德，這種非正式製度安排可能會失去作用。

先談合同能否實施與道德規範的關係。

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從信用方麵來界定合同，一方麵商品交易時不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於是需要通過合同來承諾支付的期限和條件。另一方麵是在借貸時需要通過合同來承諾還債的期限和條件。因此，合同是交易的承諾，合同可實施的前提是參與者信守承諾。這就隱含了合同不能實施的可能，如果合同一方不講誠信，不能信守承諾，支付或還債合同就不能實施。

現實的合同還是不完全的。由於信息不完全，參與者的有限理性，合同也不可能完全。“即使是最複雜的合同也不能規定所有的細節。”

科爾內.誠實與信任：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視角,《比較》,第9期第2頁，中信出版社,2003。

不僅如此，參與者考慮到許多不確定因素，在合同中也會留有不完全的地方。這樣，不完全合同的實施更是依賴於參與者的誠信。Margaret　Levi說明了信任與合同的不完全性之間的關係：“哪裏有信任，合作或契約就會發生，但是契約的條款可能會相對不完全，且任何討價還價都會比不信任形式下更加不正式。哪裏有不信任，要麼不會有契約和合作出現，要麼就是，如果議價行為發生並形成契約，那契約的條款就相對完全，特別是在關於使承諾可信和議價正式化的規則的創造方麵。”

Margaret　Levi.恰當防範促成好鄰居關係：對信任、信任缺乏和不信任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製度、契約與組織》,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顯然，在道德方麵是否信任，直接影響契約是否可實施及簽訂和監督合約執行的成本。

以上分析表明，信用合同能否實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合同當事人的誠信和信譽。而這正是需要由道德規範來解決的。實際上，與其他製度安排相比，道德規範是最沒有強製性的，但即使如此，人們往往還是處於信譽的考慮，出於對對方信任的預期簽訂合同。當然，法律的強製也可能解決合同的實施。法製健全的製度環境可能更加增強人們對合同的信任。

再看法律強製效果與道德規範的關係。

對不守信用的違約行為，法製可以說是一種較為有效的對策。但是法製針對違約行為的懲治不可能總是有效。首先，現實中的信用合同是不完全的，“完備的滴水不漏的私人合同是不存在的。”這意味著針對不完全合同，法律調整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其次，完備的法律也不存在，“在理論上可以證明，即使世上最睿智和最謹慎的頭腦也不能消除法律的漏洞”。第三，司法過程相當緩慢，執法過程也會遇到困難。

科爾內.誠實與信任：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視角,《比較》,第9期第3頁，中信出版社,2003。

現實中，我們還會發現，違約的失信行為，大部分不明顯觸及法律，屬於道德問題。這意味著，針對因道德問題產生的失信行為，可以采取與道德規範相關的機製和手段。而且，執法的效果也與道德規範相關。如果當事人不在乎自己的信譽，法律懲罰的威懾力就非常有限。實踐已經證明，在一個缺少道德規範的社會裏，法律執行也往往是最困難的。

實際上，道德規範對法律製度有替代性。人們越是講誠信，越是重視自己的信譽，越是能守信用，人們之間的信用度越高，信用合同就越是能遵守，在這裏法律插手調節的需求就越小。反之，越是缺少誠信，缺少道德規範的地方，越是需要法律調節。道德規範對法律製度也有互補性。法律製度越嚴格，不守信用的成本越大，人們越守信用。反過來，人們越是比較重視信譽，法律調節越是有效。

參考張維迎.法律製度的信譽基礎,《經濟研究》,2002年第1期。

這就是說，法律的實施與道德規範一致，法律能夠實施。

最後分析產權製度和道德規範的關係。

現代產權製度是構建社會信用體係的基礎。產權包括對物品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產權成為社會信用體係基礎的先決條件是產權明晰。其意義在於，一方麵，信用本身屬於無形資產，也是產權的一個方麵，守信用者能夠得到相應的產權收益。反過來不守信用者沒有這種無形資產，也就沒有相應的產權收益。另一方麵，產權具有排他性特征，市場秩序的混亂直接導致對產權的侵害。無論是公有產權還是私有產權都要求歸屬明晰、保護嚴格。隻有守信用，才能保護產權不受侵犯。違約和不守信用造成對合同一方產權的侵害。如果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規範得以確立，違約和不守信用的狀況就會減少。反之，如果道德規範是不尊重這種產權製度，這種產權製度再好也不起作用。

保護產權可以靠法律和政府機製，靠合同。根據青木昌彥的分析，這兩種保護產權的正式的製度安排在某些場合並不有效。由於市場交易範圍的擴大，“規範和自我實施合同機製並不能對所有可能的私有產權的侵權行為進行監督和懲罰，這樣做成本過於高昂。”通過暴力保護私人產權的國家能力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我們僅僅依靠政府實施法律，這有可能造成一種壓抑的政治氛圍，使其管理成本高到無法接受的地步。”

青木昌彥.比較製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7980.

青木昌彥明確指出了產權規則的貫徹對道德規範的依賴性：“如果產權規則來自習俗並與之相一致，那它們將在人們心目中產生相應的道德判斷，隻要違反了規則，不管是習俗的還是成文的，都會在人們心目中自動產生消極的道德情感，內疚感、恥辱感或焦慮感。”

青木昌彥.比較製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81.

不僅如此，尊重私人產權的道德規範若能被人們廣泛認同，可能降低實施產權的成本。因為，如果產權製度得不到自覺的貫徹，就不得不依賴政府法製去監督和保護產權，由此大大加大實施產權製度的成本。

歸納上述分析，針對信用缺失等市場秩序混亂，需要做一係列的製度安排，例如合同、產權、法律等。這些製度安排能否有效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道德規範。可見，道德規範建設在社會信用製度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同樣也可解釋在現階段盡管存在約束各種失信行為的各種製度(不完善)安排但效果並不明顯的原因。

三、道德規範建設的係統性

道德規範作為社會信用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一整套機製。如科爾內所認為的，交易環境涉及的社會機製包括道德機製，即有賴於締約方的誠實和相互信任。誠實行為提高了聲譽。締約雙方之間是合作夥伴關係，不存在敵意。

科爾內.誠實與信任：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視角,《比較》,第9期第5頁，中信出版社,2003。

雖然道德規範屬於一種文化或習俗，但不意味著道德規範是自然形成的。從機製上考慮，道德規範作為一個係統包括：誠信或失信的識別、誠信的激勵、失信的懲罰、誠信文化的弘揚，等等。這種機製或製度不可能自發形成，需要進行建設，而且要作為一個係統來建設。

首先是參與者誠信或失信的識別機製。

信用缺失與信息不完全的市場相關。信息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用信息不對稱理論來說明信用缺失，解決誠信識別機製的重要條件就是，最佳利用散布於整個社會的信息。社會信用機製的效率取決於所掌握的信息完備程度和準確程度，這又取決於經濟體製的信息利用機製。一般說來，克服信息不完全的主要方式是建立嚴格的信息披露規則，以及針對操縱信息和散布虛假信息的製約規則。這對簽訂信用合同特別有意義。信息披露越充分，失信的機會就越少。

現實中，即使存在信息披露規則，也不可能完全解決市場參與者所需要的信息。市場參與者進行市場交易，特別是簽訂信用合同時，特別需要掌握對方的信息，特別是信用信息。例如，銀行貸款需要了解借款方的資信。由此提出建立信用識別機製的要求：建立信用檔案，製作失信者的黑名單。信用檔案，實際是市場參與者的道德史。這裏涉及兩方麵機製建設：第一，由征信機構記錄企業的信用，特別是將失信行為，登錄在各個企業的征信數據庫中；第二，由征信機構發布企業信用信息，包括失信者的黑名單。這種信用檔案建設涉及兩個條件：一是所選擇的征信機構本身必須是誠實守信的；二是需要有現代化的信息係統，能夠充分地掌握每個人的信用史。

其次是形成俱樂部規範。

一般說來，市場參與者為了防止受騙，往往隻是與熟悉的可以信任的客戶進行交易或簽訂信用合同。其交易的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為了擴大交易和信用的範圍，就擴大到俱樂部內部的交易和信用。俱樂部實行會員製，參加者不僅要交會費，更要遵守俱樂部規則。這種俱樂部規則實際上是在俱樂部內部形成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俱樂部內部任何違反行為規則(誠實交易)的舉動都將受到終止會員資格的懲罰。這樣，俱樂部“可以作用於特定集團的參與人相互識別和相互信任的域。”

青木昌彥.比較製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70.

參加同一俱樂部的成員之間進行交易和發生信用關係，顯然可以減少違約和失信的風險。現實中的商會、行業協會、企業家俱樂部、會員製的市場等都可以按照俱樂部規範建立相應的製度。當然俱樂部內部的交易也有潛在問題。俱樂部成員不願與俱樂部以外的市場參與者交易，很有可能失去許多機會，這些機會在俱樂部內部是不完全提供的。同時，俱樂部內部任何一個成員守信和違約都可能導致整個俱樂部的聲譽下降。

再次是誠信或失信的激勵和懲罰機製。

聲譽機製是道德規範的一個方麵，既有激勵功能，又有懲罰功能。守信用者形成好的聲譽，有人願意借錢給他，有人願意同他做買賣；反過來，失信者形成不好的聲譽，人們不願意借錢給他，不願意同他做買賣。受騙者終止未來所有與對方的交易機會的威脅，可能遏製對方的行騙動機。在聲譽機製中，交易雙方中失信一方與授信方之間的矛盾，擴大為失信方與全社會的矛盾。失信方受到全社會的懲罰。失信者名譽掃地，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沒有人再對失信者進行授信。這是對失信者的市場懲罰。例如，某個企業在一家銀行欠債不還，所有銀行不再貸款給它。顯然，聲譽機製建設的必要條件還是是否誠信的識別及相應的信息公布。社會信用機製要能夠識別誠信者和失信者，還要有相應的傳播機製，使誠信者和失信者的信息廣而告之。

以上分析的是道德規範所包含的機製。進一步的研究是針對我國現階段轉型經濟特征，尋求道德規範建設的途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希克斯在分析俱樂部規則形成的客觀背景時指出，進入20世紀以後的一個重大進展是，以原子形市場為特征的古典市場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大規模的企業控製了市場。另一個進展是，由現代技術所提供的標準化(商標和包裝)。

希克斯.經濟學的展望,商務印書館,1986:6.

這兩個方麵實際上指出了道德規範建設的兩方麵要求。一方麵，企業信用度與企業規模成正比。原因是企業規模越大，企業因信用缺失而造成的成本也越大。因此，企業越大越重視自己的公眾形象特別是自己的信用。企業越是分散，小企業越多，社會經濟越是無組織性，信用度越低。因此，培植大企業，提高大企業在全社會中的比重，是提高全社會信用度的重要製度安排。另一方麵，道德規範需要現代技術支持。這裏所講的現代技術特別包括信息技術。人們的各種收入都能進入金融信息係統，這是建立信用通道的基本技術基礎。

研究我國當前所處的轉型經濟特征，可以發現文化和法製對道德規範建設的巨大作用。

道德規範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它涉及企業倫理、企業文化的建設，企業家精神的培養，等等。改革牽動企業價值觀念的變動。根據道德規範的要求，企業的價值觀念不能隨著企業製度的轉變而完全轉到唯利是圖的企業文化上來。企業要由原來的不賺錢轉到賺錢，但不能成為單純的賺錢的機器；企業經營要追求經濟利益，但不能成為經濟動物。在轉向市場製度的過程中進行道德規範的建設涉及兩個方麵。

首先，對國家來說，要依據一定的意識形態製定和明確道德規範，其中包括國家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所推崇的道德和民族精神。這就是精神文明建設。過去長期宣傳和鼓勵的被稱為社會主義思想的集體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規範，以及已經存在幾千年的儒家文化不能在企業製度轉變時全部拋棄。與此同時，國家要致力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因為，道德同文化水準是成正比的。

其次是企業文化的建設。企業活動所要實現的價值不僅是物質的價值，還要實現企業的文化價值，特別是其價值觀。企業管理不僅要采取經濟的手段，還要采取文化的手段。世界上許多成功的企業表明，企業的文化對內可形成內部的凝聚力，對外可形成企業在公眾中的形象。在現代社會中，企業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形象的競爭。企業形象就是由企業文化所產生的企業聲譽。

從建立道德規範意義上說法製建設，其意義不在於更多的失信違約案件由法律來解決，而是在嚴明的法律製度下，人們自覺守法，形成共同的道德標準，違約和失信的案件減少。其意義就是科爾內所說的，“企業越是信任法律能夠確保私人合同得到執行，就越不需要最終訴諸法律程序”

科爾內.誠實與信任：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視角,《比較》,第9期第5頁，中信出版社,2003。

法律訴訟的減少，表明市場參與者之間信任的增強，同時也證明了法製聲譽的提高。

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分散化的經濟。市場的無序造成的摩擦會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對分散化經濟來說，法律製度就顯得更為重要。法製是維護市場規則得到貫徹執行的根本保證。法律製度的建設主要有兩條：完善立法和加強執法。針對守信的立法主要是解決企業間合同的簽訂、執行的法律約束和監督方麵的製度建設。法製健全還要求執法監督機製的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會使市場規則流於形式。道德規範也無從談起。強化執法涉及兩個方麵。一方麵強化執法部門執行市場法規的權力，排除各種行政幹預對執法行為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麵強化對執法部門的監督，防止以權謀私和以情徇法。通過法律製度的建設，強化市場規則的法律基礎。

主要參考文獻

[1]　青木昌彥.比較製度分析[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70.

[2]　科斯、諾斯等.製度、契約與組織[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3]　林鈞躍.失信懲罰機製的設計和維護[J].經濟社會體製比較，2002（3）.

[4]　全國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加快社會信用體係建設[J].求是，2004（4）.

[5]　科爾內.誠實與信任：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的視角[J].比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9）.

[6]　張維迎.法律製度的信譽基礎[J].經濟研究，2002（1）.

市場經濟理論及其演化

市場經濟理論及其演化

本文摘自《市場秩序和規範》(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二章。

市場經濟理論經過了從古典到現代的發展。相應的市場秩序的內涵也在不斷地發展和完善。中國發展市場經濟起步較晚，但起點應該高。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不能從頭開始走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經走過的道路，不能重複出現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並已經開始糾正的問題。因此，借鑒的市場經濟理論的起點要高。不僅要借鑒肯定市場經濟的理論，也要借鑒批評市場經濟的理論。這樣，我們建立的市場經濟體製，不僅能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正麵效應，還能有效地克服其負麵效應，從而保證我國建立的市場經濟體製的高起點和先進性。

一、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經濟

研究市場經濟理論應該從馬克思的市場經濟理論研究起。人們通常認為西方經濟學是研究資源有效配置的經濟學，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沒有這個功能。其實不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源配置的分析相當充分係統。區別隻在於，馬克思進一步將資源抽象為社會勞動。在馬克思那裏，資源配置被歸結為社會總勞動時間按照必要的比例在各個部門之間分配。由此提出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問題。

1.　價值規律的配置資源作用

社會總勞動時間，或者說社會總資源在任何社會都是有限的。而各個方麵的需要是無限的。這就提出資源配置效率問題。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社會總勞動在各個生產者之間的分配，從而資源配置是由價值規律調節的，由此實現效益目標。這就是馬克思說的：“商品的價值規律決定社會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勞動時間中能夠用多少時間去生產每一種特殊商品。”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4.

這正是經濟調節，其作用是“在私人勞動產品的偶然的不斷變動的交換關係中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製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製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

資源在各個部門、各種需要之間進行分配的內容，突出表現在，社會總勞動在各個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分配調節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價值規律在其中的作用是強製性的。當然也可能是在不平衡中強製實現平衡。

價值規律是生產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理解價值規律的關鍵是明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含義。在馬克思的分析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兩個含義。

含義1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馬克思在說明價值決定時界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

這裏是從生產同種使用價值(商品)的勞動消耗的角度界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含義1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同一部門內部各個生產者之間的比較和競爭中形成的。意義是各個生產者以社會必要的勞動消耗提供勞動。從社會總勞動時間的分配角度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標準值。作為標準值，意義不在於要使大家提供標準值，而是以此為標準優勝劣汰和獎勤罰懶。

含義2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要求“耗費在這種商品總量上的社會勞動的總量，就必須同這種商品的社會需要的量相適應，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要的量相適應。”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5.

在這裏反映某種商品的市場供給總量和市場需求總量之間的關係。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無論是供給還是需求都可以還原為社會勞動量。一方麵某種商品的供給總量，即在一定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該生產部門製造一定量的物品所需要的一定量的社會勞動時間。另一方麵，社會對該種商品的需求總量，即社會購買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支配的勞動時間的一定量來購買這些物品。而在現實中，這兩個方麵，即一方麵是耗費在一種社會物品上的社會勞動總量，另一方麵是社會要求用這種物品來滿足的需要的規模，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聯係而隻有偶然的聯係。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便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隻有這樣多的勞動時間才是必要的。在這裏界限是通過使用價值表現出來的。社會在一定生產條件下，隻能把它的總勞動時間中這樣多的勞動時間用在這樣一種產品上。”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17.

概括上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兩個含義，價值規律調節社會勞動分配的功能突出在兩個方麵：一方麵通過同一生產部門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在單個使用價值上耗費的勞動時間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另一方麵通過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競爭，各個生產部門提供社會所必要的使用價值總量，即社會必要的勞動量。這兩個方麵正是西方經濟學中與資源有效配置相關的兩個基本問題：生產什麼和怎樣生產。前者涉及個別勞動消耗與社會必要勞動消耗的關係，後者涉及生產的使用價值與社會需要的關係。

將上述兩個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結合起來，可以發現價值的功能。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係。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賣者物品是否應該生產的問題，即這種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隻有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後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的問題。如果兩種物品的生產費用相等，那麼效用就是確定他們的比較價值的決定因素。”利用價值來解決生產問題，費用和效用的比較可以解決經濟效益問題。利用價值來解決交換問題，則是解決等價交換問題。

2　價值規律通過市場發揮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價值規律是在市場上起作用的，因此社會勞動的分配，從而資源配置是由市場調節的。

就資源配置的市場方式來說，“商品生產者及其生產資料在社會不同勞動部門中，偶然性和任意性發揮著自己的雜亂無章的作用。”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4.

不同生產領域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隻不過是對這種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一種反作用。”市場調節“隻是在事後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起著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場價格的晴雨表的變動中覺察出來，並克服著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隻承認競爭的權威，隻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製”。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4.

根據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給反映價值規律作用的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基本特征做如下界定：(1)　調節對象是互不依賴的自主決策商品生產者；(2)　市場價格是調節信號；(3)　競爭的權威；(4)　對商品生產者的作用是事後的。

市場經濟是指以市場調節的價格支配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其機製是，生產什麼、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由企業自主決策，由於企業的這些決策是在競爭性市場上做出的，因此生產什麼、怎樣生產、為誰生產最終是由市場安排的。

福利經濟學有兩大定律。第一定律即競爭性的經濟是有效率的；第二定律即資源配置的效率可以通過市場機製來實現。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時能實現效率目標，可以從以下三方麵的調節機製來說明。

第一，生產什麼東西取決於消費者的貨幣選票，即消費者購買東西的決策。隻有在這種消費者是皇帝的場合，生產者才能真正提供社會所需要的產品。

第二，如何生產取決於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競爭會使最便宜的生產方法代替費用較高的生產方法。

第三，為誰生產即生產成果的分配，取決於生產要素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取決於工資率、地租、利息和利潤。這裏指的是市場機製調節總產品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社會成員包括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等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將根據市場上形成的工資率、利息、地租和利潤獲得相應的產品。隻要在市場上形成的工資率、利息、利潤、地租準確地反映各種生產要素的稀缺性，並能調節要素的供求，各類要素便能得到有效的配置。

就市場調節供求來說，馬克思認為，供求實際上從來不會一致。供求一致的現象，在科學上等於零。但是，在科學上必須假定供求是一致的，“這是為了對各種現象要在它們的合乎規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來進行考察；也就是說，要撇開供求變動引起的假象來進行考察。”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2.

這種抽象分析方法，是要尋求供求一致時的內在的必然性。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麼？馬克思的界定是，“某個生產部門的商品總量能夠按照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1.

這就是說市場價格與市場價值趨於一致。

馬克思考察了供求關係調節市場價格的變動並實現供求平衡的機製：如果需求減少，因而市場價格降低到市場價值以下，資本就會被抽走，這樣，供給就會減少。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場價格高於市場價值，結果，流入這個生產部門的資本就會過多，生產就會增加到使市場價格降低到市場價值以下的程度；或者另一方麵，這也可以引起價格上漲，以致需求本身減少。上述機製歸結起來就是，“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麼另一方麵，市場價格，並且進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3.

從表麵上看，上述供求平衡的過程和機製與西方經濟學的均衡價格形成的分析是一致的。區別隻是在西方經濟學中供求一致時的市場價格即均衡價格，而在馬克思那裏，供求一致時的市場價格與價值一致。但是更深一層次的分析發現，西方經濟學隻是分析了供求與價格變動的互動關係，馬克思的分析不僅分析了這種互動關係，還對這種互動關係做了更深層次的說明：供求關係說明市場價格與價值的偏離，價值規律的作用使價格與價值趨向一致，從而使供求趨向一致。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與供求關係相關的價格偏離價值反映價值規律作用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方麵，在同一時間，有的商品價格高於價值，有的商品的價格低於價值，“這種和市場價值的偏離會作為正負數互相抵消。”另一方麵，從趨勢看，隨著供求關係的變動，偏離價值的價格會與價值趨向一致。

價格與價值的偏離，供求的變化還可能由價值本身的變化而引起。例如，當供過於求時，“由於某種發明縮短了必要勞動時間，市場價值本身降低了，因而與市場價格平衡。”在供不應求時，如果所需要的一部分產品在此期間內必須在較壞的條件下生產出來，於是“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內引起市場價值本身的提高。”從而與市場價格平衡。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3.

供求關係離不開競爭關係。這就是馬克思說的，“說到供給和需求，那麼供給等於某種商品的賣者或生產者的總和。需求等於這同一種商品的買者或消費者(包括個人消費和生產消費)的總和。而且，這兩個總和是作為兩個統一體，兩個集合力量來互相發生作用的。個人在這裏作為社會力量的一部分，作為總體的一個原子來發生作用，並且也就是在這個形式上，競爭顯示出生產和消費的社會性質。”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6.

這意味著競爭包含著三個方麵：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消費者之間的競爭，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競爭。

市場是商品生產者關係的總和，也是價值規律的作用機製與場所。“競爭，同供求關係的變動相適應的市場價格波動，總是力圖把耗費在一種商品上的勞動的總量化為這個標準”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5.

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同種商品的各個生產者的不同的個別價值平均化為一個社會價值，是在同種商品的生產者即賣者之間的競爭中實現的。在這裏，為了使同種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市場價值一致，要求各個賣者互相施加足夠大的壓力，以便把社會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場上來。如果產品量超過這種需要，商品必然就會低於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反之，如果產品量不夠大，商品就必然會高於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而另一方麵，“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這樣確定的價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實際市場上是通過買者之間的競爭來實現的。”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6.

這樣，供求關係的變動會同市場價值變動是互動的。一方麵供求調節著市場價格與市場價值的偏離，另一方麵，“市場價值調節著供求關係，或者說，調節著一個中心，供求的變動使市場價格圍繞著這個中心發生波動。”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2.

二、作為經濟體製的市場經濟

從經濟體製角度分析市場經濟，涉及兩個方麵：一是市場機製，二是市場製度。就市場機製來說，完全的市場功能，不僅是指存在完善的市場體係，更為重要的是存在完全的市場機製的作用。市場機製是市場、價格、競爭、供給和需求等市場要素之間相互製約的聯係和運動。

1　市場機製

市場供求在價格的調節下自動實現均衡。其機製是供給、需求和價格在充分競爭條件下形成均衡價格，在均衡價格下市場出清，既沒有超額的供給也沒有超額的需求。因此，隻要市場機製充分作用，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的，整個經濟可以靠市場的自動調節來實現均衡。

現實的市場並不是上述均衡市場。市場總是出不清。各種非均衡理論指出了導致市場不均衡的種種原因，其中包括宏觀不均衡、價格剛性、供求對價格缺乏彈性、競爭不充分等。這些市場非均衡的分析，不是一般的否定市場機製的自動調節功能，而是要指出實現市場均衡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由於某種條件的不具備，現實的市場經濟運行經常會偏離均衡，也就是偏離馬克思說的市場價值。從一定意義上說，偏離均衡是一種常態。但作為市場經濟，總會提出創造條件實現市場均衡的要求，其機製是充分的競爭。

就買賣雙方來說，根據馬克思的分析，總是一方處於優勢，一方處於劣勢。即我們現在講的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處於優勢的一方，則或多或少地始終作為一個團結的統一體來同對方相抗衡。”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6.

這樣，競爭總是在處於競爭劣勢的一方展開。“在競爭中一時處於劣勢的一方，在這一方中，個人不顧自己那群競爭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對這群競爭者而行事。”

具體地說，

在需求超過供給即賣方市場的場合，主要是買方之間的競爭：“一個買者就會比另一個買者出更多的價錢，這樣就使這種商品對全體買者來說都昂貴起來，提高到市場價值以上；另一方麵，賣者卻會共同努力，力圖按照高昂的市場價格來出售。”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6.

在供給超過了需求即買方市場的場合，主要是賣方之間的競爭：“一個人開始廉價拋售，其他的人不得不跟著幹，而買者卻會共同努力，力圖把市場價格壓到盡量低於市場價值。”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6.

賣方(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會產生降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功能：“隻要一個人用較便宜的費用進行生產，用低於現有市場價格或市場價值出售商品的辦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場上奪取一個更大的地盤，他就會這樣去做，並且開始起這樣的作用，即逐漸迫使別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產方法，把社會必要勞動減少到新的更低的標準。”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7.

馬克思認為，價格偏離價值量的可能性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中，這種形式是市場經濟的適當形式。在這裏，“規則隻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0.

這個規則就是價值規律的規則。偏離價值的市場價格會隨著供求關係的變化圍繞價值波動並趨近價值。這種機製隻可能存在於市場中。雖然從本質上講，價格的波動是由價值規律調節的，但供求、競爭不是被動的，它們不但能夠說明價格與價值的偏離，它們的作用也能使偏離價值的價格與價值趨向一致。它們是價值規律的作用形式。沒有供求的自發波動，沒有競爭的充分展開，價值規律的作用也就無用武之地。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的分析，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消費者主權、機會均等、自由競爭、自由企業經營、資源自由流動。以市場經濟方式配置資源能產生更大的效率，主要原因是市場通過以下三個機製配置資源。

一是等價交換的機製。這種機製以承認調節對象的獨立利益為前提，因而為自身有獨立利益追求的企業所接受。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等價交換的基礎是商品價值。以等價交換為基礎的價格機製在組織經濟活動方麵起三個作用。第一，價格傳遞反映供求狀況的信息，傳遞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程度的信息。第二，價格提供一種刺激，促使人們采用最節省成本的生產方法，把可得到的資源用於最有價值的目的。價格在這裏是重要的競爭手段。第三，價格執行分配職能。價格的分配職能有兩種含義。一是指，價格背離價值時所起的在不同部門間再分配收入的作用。就像長期存在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那樣。實踐證明，價格在這裏起的分配作用明顯是低效率的。二是各類生產要素的價格決定誰可以得到多少產品。總產品如何在人們之間分配，取決於他們在出售他們所擁有的生產要素時得到的報酬(工資率、地租、利潤)。要素提供者依據由市場決定的生產要素價格對投入要素進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以最低的成本提供生產要素。在現實的經濟過程中，價格能否有效地發揮上述作用，關鍵是價格能否準確地反映市場供求關係，價格的形成是否具有競爭性。價格隻有在競爭性的市場上，才能形成準確反映市場供求的價格體係。這裏涉及產品的比價關係，也涉及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體係。

二是競爭機製。在市場經濟中，隻承認競爭的權威，不承認其他權威。競爭機製給企業提供優勝劣汰的外部壓力。按效率原則競爭性地配置資源，能促使資源流向效率高的地區、部門和企業。競爭即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機製。市場競爭包括買者之間、賣者之間、賣者和買者之間三方麵競爭，因此形成推動資源最佳配置的合力。競爭的基本要求是公平。隻有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市場競爭才能產生效率。

三是風險機製。任何經濟活動都會遇到風險，競爭和風險相聯係。競爭者承擔風險，才可能有真正的競爭。利益和風險是對稱的。市場經濟中的風險機製的基本特點是經濟行為者對自己的行為承擔風險。就是說行為者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僅要獲得由自身行為產生的利益，還要承擔由自己的行為產生的風險。如投資者和經營者對自己的投資和經營行為承擔風險、盈虧自負。

四是信息機製。經濟調節是通過信息的傳遞進行的。計劃經濟的信息機製主要是依靠縱向的行政渠道傳遞信息。這種信息傳遞機製的最大弊病是信息傳遞速度緩慢並且可能被層層行政機構扭曲。而在市場經濟中，信息機製的主要特征是在市場上賣者和買者直接見麵，橫向傳遞信息，並存在信息反饋。其優點是信息傳遞速度快，而且較少被扭曲。

2.　價值規律充分作用的市場製度

市場是實現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從功能上解釋，市場就是影響商品價格的所有賣者和買者。就市場體係來說，市場不僅包括商品市場(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也包括生產要素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等)。

市場機製有效配置資源要以完全市場為基礎。完全市場的標準就是經典阿羅德布魯模型假設的：對於任何商品，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自然狀態下(任何風險狀態)都處於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大量的追逐利潤(或價值)最大化的廠商與理性的追逐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斯蒂格裏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

概括起來，該模型對完全市場有幾個最基本的規定：(1)　各種商品都要進入市場；(2)　各個市場是完全競爭的；(3)　市場主體(廠商和消費者)都是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盡管這些標準不可能完全達到，但它畢竟是必須趨向的目標。從我國市場與阿羅德布魯模型的差距，可見我國建設市場秩序的參照係。

價值規律之所以能有效作用，其機製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交換領域通行的規則。馬克思在諷刺勞動力買賣的流通領域時指出：“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裏占統治地位的隻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9.

現在看來，馬克思所總結的這四個規則可以說是自覺利用價值規律的製度安排，也是市場經濟製度的規則。

首先是自由。所謂自由是指商品的交換隻取決於買者和賣者自己的自由意誌。“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誌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後果。”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9.

顯然，市場經濟是建立在自由交換基礎上的契約經濟。

其次是平等。所謂平等，是指買賣雙方彼此隻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係，“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9.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經濟主體是平等的利益主體，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關係，隻有等價交換才是各個利益主體所能接受的。基於這種考慮，不僅要求商品的交換貫徹價值規律的要求，還要求政府對各個經濟主體的幹預都要尊重價值規律的要求，不能采取任何非等價交換的剝奪方式。

第三是所有權。所謂所有權，是指每個人都隻支配自己的東西。“他們必須承認對方是所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權關係，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係的意誌關係。”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2.

顯然，所有權是市場經濟的前提和根本。沒有所有權，也就沒有交換，沒有分工，也就沒有契約形式的法權關係。

第四是私人利益。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使各個經濟主體連在一起並發生關係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隻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9.

顯然，馬克思這裏的表述同著名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表述是一致的：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利益，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最終實現社會的利益。盡管後來的經濟學家發現並不完全如此，因為許多社會的利益並不可能在追求私人利益中實現。但至少需要明確，搞市場經濟就必須承認私人利益。

馬克思所指出的上述四個規則是就商品交換領域而言的。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關係的總和。馬克思對流通領域四個規則的界定實際上是整個市場經濟規則的界定。這個界定至今沒有過時。後來的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的各種規定，基本上沒有超出馬克思界定的範圍。

馬克思對利潤平均化所需要的競爭條件的分析實際上指出了建立市場經濟製度的兩個必要條件。

第一，資本有更大的活動性，也就是說，更容易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這個條件的前提是，第一，“社會內部已有完全的商業自由，消除了自然壟斷以外的一切壟斷”；第二，“信用製度的發展已經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會資本集中起來，而不再留在各個資本家手裏”；第三，“不同的生產部門都受資本家支配”。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9.

第二，勞動力能夠更迅速地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這個條件的前提是，第一，廢除了一切妨礙勞動力勞動的法律；第二，工人對於自己的勞動的內容是無所謂的；第三，“工人拋棄了一切職業的偏見；最後，特別是工人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支配”。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9.

以上兩個方麵與競爭相關的製度安排，盡管有一部分內容與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相關，但從總體上說，是市場經濟製度的安排。資本的自由流動，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製度的基本要求，也是貫徹價值規律要求的基本製度。因而可以成為我國現階段建立市場秩序的指導思想。

三、市場經濟的有組織性和規則

在一些人的觀念中，市場經濟是競爭性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就是放開競爭，企業間隻有競爭，沒有合作。我國在轉向市場經濟後出現的許多無序競爭狀況就同這種對市場經濟的認識相關。現實中出現的嚴重的無序競爭、過度競爭、惡性競爭，造成了過高的競爭費用。我國市場化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競爭局麵已經形成。按理說，企業的經濟效益應該有明顯提高。可是現實中，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不但沒有提高，還有下滑的趨勢。仔細分析便可發現，競爭對企業提高生產效率確實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企業的生產成本確實已大大降低。問題是，在企業間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企業的競爭費用大大膨脹。膨脹起來的競爭費用嚴重地侵蝕企業的效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免要提出一個問題：競爭費用這麼高，競爭是否還值得？

1　競爭和合作的兼容

根據效率目標，經濟分析的基本方法是費用和效用的比較。競爭作為提高效率的手段，本身也有費用，因此，對競爭也要作費用和效用的分析。如果競爭費用過高，高於競爭所產生的效率，這種競爭就是劃不來的。在市場經濟中，客觀存在著降低競爭費用的機製，這就是合作。競爭與合作相配合，便可降低競爭費用，從而放大競爭的效用。可惜的是，我國在轉向市場經濟時，對合作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其實，市場經濟理論即使是古典的市場經濟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市場經濟是僅僅隻有競爭的無組織經濟。古典學派代表人物亞當·斯密所描述的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就是在起組織和協調作用。具體地說，市場調節麵對的是各個追求自身利益的競爭者，市場調節的功能是對各個競爭者的活動進行協調，從而在各個競爭者之間建立起一定的合作關係，達到資源在各個競爭者之間最佳配置的目標。顯然，市場經濟是競爭和合作相兼容的經濟。就如西方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裏德曼在說明價格製度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時所說的，“價格製度使人們在它們生活的某個方麵和平地合作，而每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麵則是各行其是”。弗裏德曼.自由選擇,商務印書館,1982:18.

他還指出了市場解決組織和合作問題的機製：市場製度為什麼能把追求各自目標的個人自由同經濟領域裏生產我們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廣泛合作結合起來？原因是，在市場製度中，賣者和買者之間的交易是自願的，交易的雙方都能得到好處。在這種市場上出現的價格能夠協調千百萬人的活動。人們各自謀求自身利益，卻能使每一個人都得益。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一個“隻盤算他自己的得益”的個人“受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去達到一個同他的盤算不相幹的目的”。因此，我們今天所講的市場經濟體製建設，絕不能僅僅強調放開競爭的一麵，還必須加強市場協調機製的建設，建立起競爭和合作相兼容的關係。

在現代經濟中，由於信息和網絡技術進入經濟生活，市場經濟理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信息技術對係統有很強的依賴性：兼容和資源共享。如果出售的組件與係統不兼容就無法進入市場。得不到共享資源就不能得到規模效益。這樣，市場參與者與其說關注競爭對手，不如說更為關注合作夥伴。為了進入市場，就要重視其產品在技術標準方麵與其他合作者的兼容性，為了得到規模效益，就要重視資源共享，既要共享別人的資源，又要使自己的資源讓別人共享。

2　市場經濟的計劃性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市場經濟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經濟，不可能實現國民經濟的計劃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批評資本主義時就指出了當時的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毋庸置疑，在亞當·斯密時代、在馬克思時代，市場機製是資源配置的唯一調節者，經濟活動的主體是成千上萬個原子型企業。在這種市場經濟中試圖實現全社會的計劃性是不可能的。

亞當·斯密以後，市場經濟又發展了100多年。市場經濟在遇到一次次危機的打擊以後也在不斷地調整和完善自己，逐步克服自己的無計劃性的缺陷。其突破性進展主要有三個。一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出現了大規模的生產集中和壟斷。二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後，在經濟學領域出現了凱恩斯革命。在凱恩斯理論的指導下，政府開始幹預經濟活動。其目標就是解決宏觀範圍的均衡問題。三是在二次大戰以後出現的科學技術革命推動了信息技術的發展，從而為市場經濟活動的計劃性提供了信息手段。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希克斯1977年在他的《經濟學展望》一書的序言中指出了現代市場經濟同瓦爾拉斯和馬歇爾描述的市場經濟有明顯區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1）　市場不再是“原子型市場”。由於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集中，壟斷性企業控製了市場，壟斷企業內部的計劃性會帶動它所控製的市場的計劃性。（2）　沒有組織的市場已經被有組織的市場代替。在希克斯的分析框架中，市場是否有組織，可以從價格體係上反映出來。現實中存在兩種價格體係。一種是傳統的“彈性價格”市場，在這種市場裏，價格仍然決定於供給關係。另一種是“固定價格”市場，價格由生產者決定。由於壟斷力量的強大，現代市場經濟中固定價格市場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市場的組織性也表現得越來越強。

根據希克斯的分析，現代的市場經濟已不是人們所認為的無組織狀態的經濟，不是以分散的眾多的個體經營者為主體的經濟，而是有組織的經濟，這種組織性主要體現在發展到相當規模的企業的組織性和在某個部門占主導地位的少數幾個企業內部的計劃性。在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中，價格也不是隨意波動的。這同樣也意味著，在克服市場無政府狀態方麵的製度安排有兩種選擇。一種就是通常所講的政府計劃替代市場，一種就是以大型的企業集團替代分散的小企業。我們過去實行的計劃經濟就是選擇了政府計劃對市場的替代，國民經濟的計劃性通過國家向企業下達指令性計劃來實現，這種指令性計劃排斥市場機製。實踐證明，當微觀基礎還是成千上萬個中小企業為主體的企業結構時，包羅萬象的計劃是難以貫徹的，計劃協調成本會大到不如不計劃，這也是我國放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重要原因。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不等於放棄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要求。但是需要調整實現國民經濟計劃性的機製。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國民經濟計劃性的基礎要由下而上建設，也就是改變原子型市場的現狀：一方麵發展達到規模經濟的企業集團，以企業集團內部的計劃性及其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實現經濟的計劃性；另一方麵政府通過調節市場的途徑來實現計劃性。

市場經濟的計劃性和有組織性同政府介入市場經濟活動相關。古典的和新古典的市場經濟理論強調市場的自動調節，排斥政府幹預經濟。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表明了這樣一個現實：市場不能達到有關充分就業、經濟穩定和公平分配的目標。由凱恩斯革命產生的宏觀經濟學提出的政府幹預經濟的理論，開始了通過政府介入經濟活動實現市場經濟計劃性和有組織性的理論和實踐。

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中，政府介入經濟活動是同對市場失靈的認識相關的。西方福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貢獻在於，明確了市場有效作用的領域和市場不能有效作用的領域。在市場有效作用的領域應該成分發揮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而在市場不能有效作用的領域即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必須發揮作用。在這裏政府的作用是對市場失靈的反應。政府的作用領域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1)　調節收入分配，在它們的理論框架中，政府至多在收入分配領域中起作用，通過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市場製度造成的收入分配懸殊問題。(2)　提供市場製度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如國防、治安、教育等。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管。(3)　通過法律等途徑克服市場製度可能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如環境汙染。具體地說，通過國家稅收、補貼政策或行政管製(如特定的排汙標準及征收汙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防止外部性對社會福利造成的損害。(4)　穩定宏觀經濟和維持健康的經濟增長。(5)　政府通過製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製、控製壟斷程度等措施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消除壟斷帶來的低效率。

明確現代市場經濟具有一定的組織性和計劃性，對我們今天的市場秩序建設極為重要。由計劃經濟體製轉向市場經濟體製，絕不是要放棄整個經濟的計劃性。當然，市場經濟不是自然具有計劃性。市場經濟運行的有組織和計劃性需要有必要的機製保證。

四、不完全競爭市場上的有效競爭

人們在說明市場經濟的特征時通常推崇自由企業製度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在國內有關的文獻中甚至將形成自由企業製度和由看不見的手調節經濟看作是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標準。現在需要研究，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中是如何看待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

1　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說

古典經濟學家把市場經濟描述為“看不見的手”調節的經濟。其調節目標是帕累托在19世紀闡述的最優狀態：社會中沒有一個人能轉入他所願意的境地而不使他人轉入不那麼願意的境地。換句話說，如果有可能使一個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而不致使另一個人生活得更壞一些，這種狀況就不是帕累托最優狀態。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帕累托最優狀態是市場自我調節實現資源最佳配置的結果。概括起來，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市場經濟是，實行自由企業製度，市場供求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並達到均衡，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從而實現帕累托最優。

看不見的手的市場經濟理論經過後來的各個學派的闡述和推廣，便產生了市場機製自我調節的神話。（1）　產品的生產同時也提供了產品的購買手段，即供給創造需求，市場經濟不會發生總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2）　市場經濟有趨於充分就業均衡的自然傾向。當經濟一旦處於不均衡時，市場經濟的各種機製會使它恢複均衡。（3）　利息率能調節儲蓄和投資，使之均衡。工資能調節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使之均衡。在這種自然和諧的均衡中，除了對貨幣供給實行管製外，政府不應幹預資源的配置和商品價格的決定。

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許多市場經濟國家都曾恪守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由放任三大經濟原則。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打破了市場經濟的神話。從凱恩斯開始，西方各個學派對市場經濟的批評沒有停止過。

針對市場自動均衡供求的機製，現代經濟學各派爭論的焦點就在於，是否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如果不存在這種市場，能否創造完全競爭的市場，以實現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如果創造不出完全競爭的市場，需要尋求何種製度安排來彌補市場製度的不足。在我國轉向市場經濟時，有許多學者寄希望於建立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原因是現實經濟中的許多不經濟問題可以借助充分的競爭來解決。市場經濟理論的演化表明，競爭的完全性是一個難於達到的極點。

根據西方學者的分析，完全競爭的市場是一種抽象，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功能是以這種抽象假定為前提的。與這種假定相適應的市場結構具有下述特征：存在著許多廠商，每一個廠商都不具有任何市場支配力；每一個廠商都把價格作為既定的因素，並且麵臨著對他的產品完全具有彈性的需求。簡而言之，完全競爭市場是廠商不能控製價格的市場。而在現實中，這種完全競爭的市場是不存在的。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的發展，托拉斯、卡特爾等大的壟斷組織相繼出現，使得建立在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理論不能與現實情況相符。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不完全競爭理論。

2　現實的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

現代經濟學主要從兩個方麵來說明不完全競爭市場。一是政府對市場的幹預，二是市場出現壟斷。

存在壟斷是競爭不完全的重要方麵，根據薩繆爾森的分析，市場調節的效率主要依賴於兩個機製：一是生產什麼東西取決於消費者的貨幣選票，二是如何生產取決於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競爭會使最便宜的生產方法代替費用較高的生產方法。現實中信息不完全導致這兩個機製不完全：一方麵生產者並不知道消費者的偏好在什麼時候發生變化，另一方麵許多生產者根本不知道其他生產者所使用的方法，從而成本不會降低到最低點。因此可能使少數首先了解消費者偏好變化或者首先采用新技術的生產者取得市場壟斷地位。

而且，壟斷在許多方麵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企業的巨大規模可以形成壟斷，而造成巨大規模的因素可能是大規模生產所固有的東西。商標、專利和廣告經常構成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的其他原因。

這樣，與完全競爭市場相對應，不完全競爭市場指的是個別或少數廠商的市場占有份額達到控製市場程度的市場。這種市場可以說是現實市場的常態。現代經濟學分析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三種形態：完全壟斷、寡頭市場和壟斷競爭市場。這三種形態的壟斷在不同程度上限製了競爭，居壟斷地位的廠商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對市場的支配力。所有成功的廠商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運用市場支配力，即，在不損失對他們產品全部需求的條件下提高價格的能力。一個廠商為了運用控製其產品價格的能力，必須限製競爭。在競爭受到限製、價格可能被少數廠商控製的市場上，市場調節實現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必然受到限製。因而，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假設的廠商完全受市場支配的原理在這裏不完全適用。

薩繆爾森講：“隻有當完全競爭的平衡和抑製作用存在時，所聲稱的自由企業製度的優點才能完全實現。”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商務印書館1979:62.

現實中不存在完全競爭，在完全競爭場合所說的市場自動均衡市場供求的作用就是不完全的。“一旦拋棄了完全競爭，那個推斷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導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滿足需要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就不複存在。”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商務印書館,1979:190.

這表明，競爭的製度是組織經濟社會的一種辦法，但是它並不是唯一的辦法。這意味著，需要在競爭以外尋求新的製度安排(如市場規則)來使市場達到有效配置資源的目標。

3　創造有效競爭市場

完全競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極點，我們能夠逐步接近於完全，但永遠不能達到它。就如薩繆爾森所說的，利用人為的法律來創造完全競爭是不可能的。問題的解決在於維持發生作用的“有效競爭”。薩繆爾森.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79:70.

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維持有效競爭實際是要維持競爭在配置資源方麵的有效性。現在需要明確所謂的“有效競爭”包含哪些基本要求。

首先，相對於原來抑製競爭的計劃經濟體製來說，創造充分競爭的環境是必要的。沒有競爭便沒有市場經濟。即便我們已經明確完全競爭是難以達到的，也不能放棄創造充分競爭環境的努力，特別是對我國過去長期存在壓抑競爭的體製來說，尤為必要。根據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創造充分競爭環境需要一定的製度安排，其中包括：(1)　把自由進入某一行業的障礙限製在最低限度，由此強化的競爭有助於壓低寡頭的價格；(2)　政府嚴格執行反托拉斯政策，對於旨在規定壟斷高價和控製供給的相互勾結的行動毫不寬容；(3)　在某些沒有必要壟斷的行業，大廠商應被拆散為許多小單位，這主要是指在某些完全壟斷的行業應盡可能創造競爭，完全壟斷的行業應該嚴格限製在“自然壟斷”行業，非自然壟斷行業形成的完全壟斷應該打破，就像美國當年打破電話電報行業獨家壟斷，形成多家公司經營電話電報業務那樣。就我國當前來說，需要破除政府對競爭的行政限製，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對本地區、本部門市場的保護和對落後企業的保護，政府隻給某些地區某些企業提供的特殊優惠政策等是造成競爭不充分不公平的主要原因。隻有破除這些競爭的行政性限製才能產生有效競爭的環境。

其次，不完全競爭並非完全是壞事。在傳統的經濟理論中，壟斷是同腐朽、停滯、垂死聯係在一起的。按此理論，企業間的聯合、資本的集中常常要以不形成壟斷為限度。這就成為通過資本集中的途徑以降低競爭費用的阻力。實際情況是，由分散的生產走向生產的大規模集中，甚至出現寡頭壟斷的市場，本身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現代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在分散的原子型企業基礎上的。在壟斷競爭市場上，許多生產者為創造自己在市場上的壟斷優勢而根據消費者的不同偏好提供差別性產品，這本身也是競爭的產物。社會也可由此而得到利益。相互競爭的企業在達到勢均力敵的境地，為避免兩敗俱傷，必然要主動地尋求相互合作：或者簽訂某種分配市場的合約，或者聯合為一個企業，由此在一定範圍形成的壟斷會減輕各自的競爭費用，節約社會資源。這也體現資源配置的效率。從這一意義上說，在肯定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時不能一般地反對壟斷，更不能為了追求市場的自我調節而退回到古典的完全競爭狀態。

第三，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對市場壟斷的分析已從結構轉向行為，也就是不在市場結構上一般地反對企業之間合並形成的壟斷，但堅決反對利用壟斷地位采取的壟斷行為。美國容許波音公司與麥道公司之類的大公司合並，但要依據反壟斷法對微軟公司的搭售行為進行起訴，就是明顯的例子。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不一般的反對企業之間的聯合和達到控製市場的壟斷地位。其主要說明因素是市場規模。過去有一種理論：在一個地區、一個市場上某一種產品隻有一、二家公司就是壟斷，這種壟斷就要打破。現在的問題是市場範圍擴大了，某一、二家公司麵對的不是本地(本國)而是麵對全國乃至世界的市場。“競爭是受市場規模限製的，當市場規模發生變化時，競爭的效果也發生變化。……當美國市場的規模隻能容納三大廠商(指汽車公司)時，世界市場的規模則可以容納許多個廠商。”(斯蒂格裏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第25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至於達到壟斷地位的企業所采取的謀取高額壟斷利潤和合謀之類的壟斷行為，如壟斷高價、合謀、搭售、操縱市場等則是要堅決反對的。這種行為同市場機製的調節方向是明顯向背的。

現實中的賣方市場和買方市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壟斷。賣方市場是賣方為主導的市場，這種市場是短缺的市場。由於短缺，產品是“皇帝的女兒不怕嫁”。麵對賣方的壟斷，消費者的需要得不到充分的滿足。買方市場是買方為主導的市場，是“消費者為皇帝”的市場。這種市場是供過於求的市場。麵對買方的壟斷，生產者麵臨著嚴重的產品實現問題。從效益方麵考慮，顯然應該選擇買方市場而不是賣方市場。在買方市場上，買方對賣方的競爭是不完全的，但是隻要賣方之間存在著充分的競爭，就能較好地解決資源配置的效率。當然買方市場的強度必須有所控製。

麵對客觀存在的壟斷等不完全競爭狀態，需要有競爭製度以外的製度安排來解決不完全競爭狀態下的資源配置問題。但是所有的製度安排，無論是政府的調節還是國家的反壟斷措施，目標都是要加強市場的調節作用。就如薩繆爾森所說：“政府的調節和國家的反托拉斯法是混合經濟製度用以提高價格製度的作用的主要武器。”薩繆爾森.經濟學中，商務印書館,1979:199.

五、市場失靈的製度經濟學分析

市場經濟理論範式的變化突出反映在對市場失效的理論分析上。斯蒂格裏茨區分了兩種理論範式的市場失效。“原始的市場失效是與諸如公共物品、汙染的外部性等因素相聯係的。”因此，“原始的市場失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容易確定的，其範圍也容易控製，它需要明確的政府幹預”。而現代理論範式的市場秩序“是以不完全信息、信息的有償性以及不完備的市場為基礎的”。斯蒂格裏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48.

1　市場失效的不完全信息說明

在現實經濟中，不論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還是轉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出現了許多由於缺乏規則所導致的市場秩序的混亂，例如在銀行體係中由於過度競爭而集聚了高風險，在資本市場中出現的安然、世通事件威脅到整個資本市場的穩定。這些現象在新古典範式的框架內是無法解釋也無力解決的。這就促使許多經濟學家跳出這一框架，轉而質疑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競爭範式”的權威性。其中，以信息經濟學為代表的新製度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批評最為有力。他們認為，標準的“競爭範式”在三個問題上出現了偏差。第一，它假定行為偏好的變化是完全可觀察的。第二，決策在標準模型中不起作用。第三，履行契約是無成本的。斯蒂格利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完全競爭市場假設最為關鍵的是完全信息假設。一方麵，由於信息是完全並且對稱的，經濟行為人獲取信息的成本為零，也不存在對他們有效獲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勵，所以，在新古典範式中不存在激勵問題；另一方麵，既然信息充分，也就不會在市場交易或者投資中產生風險和不確定性。從這兩個結論出發，自然而然可以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模型中，決策者和決策結構是不能發揮任何作用的。一旦按照信息經濟學的觀點承認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那麼傳統的新古典模型必然要麵對如何決策和誰來決策的基本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涉及經濟行為人獲取信息和博弈行為，而且也關係到製度安排和變遷，以及由此產生的產權、合約等激勵問題。

現實中的市場是信息不完全市場。概括阿羅等人的分析，信息不完全有以下原因。(1)　由於未來狀況的不確定，市場在轉移風險負擔方麵是失效的。(2)　價格信息是不完全的，實際經濟行為部分地由非價格變量支配。(3)　信息不對稱，新古典市場經濟理論的競爭模型假定信息是均勻分布的：市場交易的各方對市場的了解具有完全的信息，交易雙方都了解所交易的商品的特性，了解商品的市場供求狀況，因而同等地接收由價格傳遞的市場信號。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卻發現信息具有不均勻分布的特征。交易雙方對所交易的商品的了解程度，對同一市場的了解程度是不一樣的。利益關係又阻礙信息披露。這樣，占有優勢的一方總是能獲得更多的信息。信息的不完全，加大了市場調節的成本，這就是諾斯總結的：“生產調整過程取決於信息費用。市場越不發達，信息傳播技術越原始，調整過程就越長。”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9.

信息不完全產生的市場失靈有如下解釋。首先，由於獲取信息的成本不是固定的，保證競爭性均衡和帕累托效率存在的凸性和連續性假設不再成立。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表明，在具備不完備信息(即使是少量)的競爭性市場下，均衡常常不存在，市場無法出清，常規的競爭性分析下的單一價格均衡已不再適用。進一步地說，價格不僅僅決定商品數量，而且也影響商品“質量”，所以，形成的均衡能夠以需求不等於供給為特征。斯蒂格利茨：信息經濟學與範式變革，《比較》.2003(4)，中信出版社.

其次，在不完備信息條件下，市場可能是不活躍的或者缺失的(Akerlof，1970)，例如二手車市場上銷售者掌握的有關銷售對象的性能的信息比買者更多。當市場所有的信息沒有被交易各方所了解時，資源的配置不一定是有效的。因此，斯蒂格利茨總結到，在標準範式中，除非發生了市場失靈，否則市場就是帕累托有效的。而在不完備信息範式中，市場幾乎從來就不是帕累托有效的。

在信息不完備情況下的市場失靈還表現為經濟行為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各經濟行為人在認識市場環境狀態上存在著差距,並導致每個經濟行為人所進行的市場活動及其結果無法及時得到有效傳遞。例如,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價格是由供給與需求的總體水平共同決定的,任何生產商擅自提價都會付出失去全部客戶的代價。但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由於客戶總是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決定其購買行為,這使得價格的波動不會使企業失去全部的客戶,某一特定的商品價格可能高於或低於市場定價。但是,由於價格不能靈敏地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市場供求狀況不能靈敏地隨著價格的指導而發生變化,於是傳統經濟理論中反映市場一切信息的價格機製出現了失靈。市場中“看不見的手”因此失去作用。

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產生的機會主義行為有兩種：一是產生在契約簽訂前的逆向選擇，二是產生在契約簽訂後的道德風險。

逆向選擇問題來自買者和賣者有關交易商品的質量信息不對稱，Akerlof(1970)在關於這一問題的開創性的論文中分析到，在舊車市場，賣者知道車的真實質量，而買者不知道。車的質量有好有壞，盡管買者不能確切判斷車的質量，但他知道車的平均質量，願出中等價格。這樣一來，高質量的車就會退出市場。由於上等車退出市場，買者會繼續降低估價，次上等車又退出市場，最後結果是市場上成了破爛車的展覽館。由於賣者“隱藏信息”導致了市場中的“劣幣驅逐良幣”。

道德風險問題則源於保險市場。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簽訂合約時無法知道投保人的真實情況和行為。一旦投保人保險後，他們往往不像投保前那樣仔細看管家中的財產了。正是因為保險公司無法觀察到人們投保後的防災行為(隱藏行為)，麵臨著人們鬆懈責任甚至可能采取“不道德”行為而引致損失。進一步，這些觀點被拓展應用於解釋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失靈。

機會主義行為的直接後果是降低市場效率。一方麵，它提高了交易成本，使得市場交易無法進行，甚至導致市場毀滅。例如在保險市場上，由於無法識別自行車被盜的真實原因，或者自行車失竊普遍，保險公司的最優選擇就是放棄這一保險市場，這對投保人和保險公司來說都意味著福利的損失。另一方麵，機會主義行為也導致了“逆向激勵”，這種情況在金融市場上最為常見，經營狀況好、交稅多、股東回報多的銀行往往並未受到正麵鼓勵，一旦有補充資本金、剝離不良資產等政策時，往往優先考慮的是困難最大的金融機構。用來保護存款人的存款保險機製不能激勵經營穩健、控製風險的銀行，反而鼓勵銀行進行高風險的擴張。長此以往，市場機製就無法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從而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

2　克服交易成本的製度安排

在說明由競爭範式向製度範式轉變時必須注意到交易成本理論的貢獻。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把人們在市場上的交易過程歸結為單純的市場機製的操作，市場的運行被假定為無成本的過程，收集市場信息和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均是無成本的。人們在市場調節下的調整也是無摩擦的，因此，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協調和組織經濟是無成本的。所有的變化都可以通過市場的完全運行來實現。現代經濟學的一大進展是發現現實的交易始終是有成本的，原因是人們在交易過程中投入了時間，精力和資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依據市場經濟運行的實踐發現，交易成本是實行市場製度所必然產生的成本，原因是在市場製度下，任何一項經濟交易的達成，都需要進行合約的議定、討價還價、對合約的執行和監督，要取得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生產和需求的信息，等等。科斯在1960年發表的著名論文中曾這樣描述交易成本：“為了進行市場交易，有必要發現誰希望進行交易，有必要告訴人們交易的願望和交易的方式，以及通過討價還價的談判締結契約，督促契約條款的嚴格履行，等等。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科斯：“社會成本問題”，《財產權利與製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20.

從中可以看出，交易過程中存在三種不同的連續階段，與之相對應也存在三種不同的費用，即尋找交易夥伴的費用、協商和決策的費用、監督與執行的費用。後來，信息經濟學產生後，人們就用信息費用來說明交易費用，即把上述交易過程中的這三種費用簡化為信息費用，是在交易過程中由於缺乏信息而造成的資源損失。因此，交易成本包括尋找市場、尋找真實價格的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和監督合約執行的成本。這種實行市場製度的成本，不可能靠市場本身來降低。在交易成本為正時，需要進行某種製度安排。

很顯然，在許多場合，市場失靈並不是競爭不充分造成的，而是由於在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競爭本身就是不完全的，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不能用傳統的那種“競爭導向”的政府幹預措施糾正市場失靈和市場秩序混亂，而需要引入一係列的製度安排。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市場經濟的“製度範式”。

交易成本本來是指市場交易的成本。這是實行市場製度所固有的成本。將交易成本理論進一步推廣，交易成本就是實行一種製度安排的成本，由此便產生比較製度成本(費用)問題。比較製度費用是選擇製度的重要依據。交易成本同樣也客觀地規定了各種製度性調整和變化的限度。製度性調整有多種形式，如：企業代替市場，政府管理，法律調整等。采用哪種製度方式，都要考慮該種製度運作的成本。就如科斯所說：“一旦考慮到進行市場交易的成本，那麼顯然隻有這種調整後的產值增長多於它所帶來的成本時權利的調整才能進行。”如果從企業代替市場的角度規定，隻要企業的行政成本低於其所替代的市場交易的成本，企業活動的調整所獲的收益多於企業的組織成本，人們就會采用企業代替市場的方式。但是，如果企業的行政成本很高，高到無法在單個企業範圍內解決問題，一種替代的方法就是政府的直接管製。它通過行政決定影響生產要素的使用。當然這是在政府有能力以低於私人組織的成本來進行活動的情況下。因此，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設中，必須進行比較製度成本的分析。以最低的製度成本對企業、政府、市場等方麵的製度做出選擇。

市場經濟理論的製度範式還指出了政府失靈。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則發現，政府幹預經濟活動也會失靈，政府介入公共產品的分配會出現“尋租”行為，出現官僚主義行為，出現腐敗，從而影響政府幹預經濟活動的效果。其中最典型的是“尋租”行為。尋租即利用權力尋求“租金”。企業為了從政府那裏獲得許可證之類的批件和有利於自己的政策，就得向政府有關部門繳租，這不但導致政府腐敗，同時也是資源的浪費。

通常，在對資源配置的製度選擇上，人們總是在市場和政府之間進行選擇。新製度經濟學卻發現：上述問題，靠市場無法解決，靠政府也無法解決，可行的途徑隻能是在市場和政府以外進行製度創新。當然，這種製度創新不是拋棄市場經濟製度，而是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內進行製度創新。

以製度建設規範市場秩序

以製度建設規範市場秩序

本文原載於《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5年第1期。

前言

在我國，市場經濟不僅需要充分發展，還需要有效駕馭。如何駕馭市場經濟，不是靠哪個人，也不是靠哪個機構，而是靠製度和秩序。研究製度和秩序要考慮到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轉型階段的特點。現階段的市場秩序涉及兩方麵問題。一是針對現階段由於經濟轉型沒有到位，以及各個方麵製度不完善所產生的市場秩序混亂問題，研究整頓和規範市場秩序的規則和製度安排。二是依據經濟轉型目標，研究市場製度建設的各個方麵，自覺地建立起有效的駕馭市場經濟的製度和秩序。

現有的關於市場秩序的研究基本上是針對現階段的市場秩序的混亂而進行研究的。但是，如果把市場秩序建設與經濟轉型結合起來研究，可以發現，研究市場秩序更為重要的任務是從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目標來規定現代市場秩序的規範和規則。這樣，建立現代市場秩序就成為現代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方麵。

在經濟轉型階段，市場經濟體製不會與打破計劃經濟體製同時產生，新的規範的市場經濟秩序有個建設過程。市場秩序建設針對市場秩序混亂的體製問題而提出，歸納起來涉及以下方麵。

首先，要素市場建設滯後。一是資本市場還很不完善。企業的產權處置缺少完善的資本市場支持。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缺乏金融支持。二是經營者市場不完善，缺乏經營者的競爭，也缺乏對經營者的市場評價、選擇和監督機製。三是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和社會保障製度改革滯後。針對現階段市場體係不完善的問題，市場建設需要突出發展產權、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市場。創造各類市場主體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環境。

其次，維持市場秩序和信用的市場規則和信用製度不完全。由此產生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假冒偽劣，信貸市場的欠債不還，資本市場的幕後交易。歸結起來是競爭缺乏規範，信用缺失。因此，市場建設的主要內容是規範市場秩序，健全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信用體係。

第三，與市場經濟不發育相適應，統一的市場體係還沒有建立起來，區域之間存在市場分割，某些市場存在行業壟斷，這種行業壟斷不隻是自然壟斷，還有非自然的行政壟斷。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阻礙商品和生產要素在部門和地區間的自由流動。因此，市場秩序建設提出了建立統一規範競爭有序的市場的要求。

第四，經濟轉型階段不隻存在市場秩序混亂問題，還存在轉型成本，其中包括：一是在轉型階段，兩種體製並存，市場又不完善，法製不健全，會使腐敗問題比其他階段更為嚴重。腐敗會加劇市場秩序混亂。二是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保障體係不完善，可能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同樣也會成為市場秩序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

市場秩序如何形成，是自然形成還是自覺建立？從亞當·斯密開始一直到哈耶克都是信奉自然秩序。其基本思想是，充分競爭的結果自然形成一種秩序。與此相應，建立市場秩序的基本途徑是促進競爭。隻要競爭是充分的，市場秩序就自然形成。現代製度理論強調的是自覺形成秩序論。即所謂的有秩序的競爭。其依據是，市場秩序不完全是自我調節自我實現的。秩序不是自發形成的，需要自覺建立。即自覺建立起某種競爭秩序。

一、市場秩序建設目標

概括各個方麵的規定，可以將秩序規定為某種規範、規則和相應的遵從。市場秩序也就是市場規範、規則和相應的遵從。

古典的和新古典的市場經濟範式界定的市場秩序是競爭形成的秩序。這種競爭秩序的內容在現代有了新的發展。第一，市場經濟不是無政府的而是有組織的。第二，完全競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隻能通過法律等途徑創造有效競爭。所謂有效競爭是指雖然完全競爭達不到，但市場的競爭程度還是要達到市場機製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程度。第三，反壟斷不是一般的反壟斷組織形成，而是反利用壟斷地位而采取的各種壟斷行為。第四，市場經濟是競爭和合作相兼容的經濟。歸結起來，規範有序的市場競爭秩序包含的內容涉及市場體係的完善性，市場結構的競爭性，市場的公平性，市場的透明度，市場的自由度，市場的開放度，市場的有組織性，信用關係的可靠性，市場調節信號完善和準確性。

現階段市場秩序混亂主要涉及：商品市場上的假冒偽劣、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信貸市場上欠債不還、銀行不良貸款居高不下現象；信息市場上盜版侵權現象；資本市場上信息造假、操縱市場現象；各類市場上過度和惡性競爭現象，以及城鄉市場分割、地區封鎖、行業的行政壟斷等阻礙統一市場形成現象；政府幹預中的行政尋租和非純公共產品供給的亂收費現象等。對這些市場秩序混亂現象可以從以下方麵做理論說明。

(1)　博弈論說明：市場競爭類似博弈過程。博弈是市場參與者從各自的動機出發相互作用的一種狀態。市場秩序的混亂不是偶然發生的，它依存於一定的條件，也就是博弈條件。在現實的市場交易中，參與人選擇的有利於自己的策略往往是損害他人利益的。交易者之間的不合作會導致市場秩序的混亂，最終博弈結果是雙方都沒有獲得預期利益，甚至是受到巨大損失。由此，就產生典型的囚犯困境。多次博弈造成學習和模仿。反複多次的市場交易，可能使市場欺騙行為普遍化。使非合作博弈趨向合作博弈的關鍵是要形成一種市場治理機製，建立市場規範和市場規則，解決好預期和組織。納什均衡所描述的實現合作博弈狀態的條件是，博弈方能達成可強製實施的協議並能向對方發出不可更改的威脅，因此他們能完全按照某種特定的策略行事。在現實中，這種強製性的製度安排就是合同和契約以及違反合同和契約所遭受到的嚴厲的懲罰。

(2)　信息經濟學分析：信息經濟學的研究發現，現實中的市場是信息不完全市場。信息具有不均勻分布的特征。交易雙方對所交易的商品的了解程度，對同一市場的了解程度是不一樣的。利益關係又阻礙信息披露。信息不完全產生的市場失靈是，首先，由於獲取信息的成本不是固定的，保證競爭性均衡和帕累托效率存在的凸性和連續性假設不再成立；其次，在不完備信息條件下，市場可能是不活躍的或者缺失的，當市場所有的信息沒有被交易各方所了解時，資源的配置不一定是有效的；第三，在信息不完備情況下的市場失靈還表現為經濟行為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機會主義行為有兩種：一是產生在契約簽訂前的逆向選擇，二是產生在契約簽訂後的道德風險。其結果就是阿克洛夫所分析的市場中的“劣幣驅逐良幣”。

(3)　行為經濟學分析：行為經濟學提出了市場參與者的認知能力問題。就是說，市場參與者所麵對的市場情況超過了他們能以最優方式正確把握已知信息的能力，從而導致行為的失靈。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實驗經濟學家弗農·史密斯的證明，“人類的活動是分散的，並且受到無意識的、自主的、神經心理係統的支配，該係統使人們能夠有效地活動，而不總是求助於大腦最稀缺的資源——注意力和推理電路。”在他看來，“如果每一件瑣事都詳細地經受自我意識的監督和計劃。沒有人能夠過好一整天。”

史密斯.經濟學中的建構主義和生態理性,《比較》第33頁，中信出版社第11期2004年。

這意味著，市場秩序建設不僅要考慮信息不完全，還要考慮市場參與者認知能力的缺乏。

基於以上分析，市場秩序建設需要達到以下目標。

第一，保護所有權。產權界定和保護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任何商品隻有在產權界定清楚的情況下才能進行交易，市場價格機製也才能發揮作用，資源也可能獲得有效配置。反過來說，市場秩序的任何破壞都可能侵害某一方的產權或產權利益。就像馬克思所說，WG是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一定是商品所有者。根據馬克思的分析，流通領域(市場)是商品所有者關係的總和。現階段進入市場的所有者，既有公有產權的所有者，也有私有產權的所有者，市場秩序說到底就是建立起以保護所有權(無論是公有產權還是私人產權)為核心的秩序。具體要求有以下三點。首先，明晰產權歸屬。任何商品隻有在產權界定清楚的情況下才能進行交易。與相關企業相互持股從而形成產權紐帶不失為是一種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其次，嚴格的產權保護。產權保護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市場的自動保護。在市場交易領域說到底就是建立起以保護所有權為核心的秩序，具體體現就是等價交換。堅持等價交換可以說是保護所有權的市場秩序安排。第二個層次是在市場保護失效時由政府保護。國家(政府)從製度上對經濟主體進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最後，順暢的產權流動。產權流轉的基礎在企業的產權組織允許產權流動。市場交易不僅包括以商品為載體的產權交易，還包括直接的產權交易。產權的初始界定並不重要，從效率的角度看，重要的是產權通過交易進行重新調整。其結果是產權向出價最高從而效率最高的市場參與者那裏集中。

保護所有權必須突出保護知識產權。其原因有兩個方麵。一方麵隨著新經濟的進展，與物質產權相比，知識產權的重要性越來越大，對技術進步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另一方麵現階段市場秩序的混亂很大程度上反映在知識產權市場秩序的混亂，侵權盜版非常猖獗。顯然，這些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特別需要在建設信息產品交易市場秩序中得到解決。

第二，降低交易成本。科斯的重大貢獻是，發現市場交易不是沒有成本和摩擦的，而是存在交易成本的。這是市場經濟所固有的成本。因此，他提出以一定的製度安排來代替市場和降低交易成本問題。這是市場秩序建設的重要內容。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市場的分割、信息流動的障礙、價格、利率的管製等使現實市場中的價格、信息和流動性等嚴重的背離了“完全”市場的客觀要求。市場無論是在結構上還是在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生產要素市場缺乏良好的組織，市場信息既不靈敏也不準確，不能及時正確地反映商品的真實成本。所有這些都可能成為市場秩序混亂的誘因。在這種情況下，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目標的市場秩序建設所涉及的方麵更為廣泛，不隻是要通過某種製度安排來降低交易成本，還要通過培育市場、建設市場等途徑來克服市場秩序混亂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第三，保證公平的市場交易。公平交易即自由和平等的交易。自由交易是指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平等是指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這種市場交易能夠達到雙贏。後來的製度經濟學所表述的公正和平等的內容實際上也是這個意思。在自然經濟中，經濟聯係的紐帶是血緣關係，在計劃經濟中，經濟聯係的紐帶是國家計劃，在市場經濟中隻有契約才能被各個平等的經濟主體所接受因而成為經濟聯係的紐帶。因此市場秩序的建設必須建立一種製度，保證契約的執行，並建立起等價交換的機製，克服市場交易的不平等。現實中出現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之類的市場秩序混亂現象，都屬於需要整頓和克服的。

第四，實現社會利益。市場秩序不隻是要在平等競爭中實現各個參與者的利益，還要實現社會利益。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理論都假設社會利益存在於追求自身利益的競爭中，因此實現社會利益的市場秩序就歸結為充分競爭。現代市場理論則強調許多社會利益，不可能靠追求自身利益來實現，許多社會的公共利益需要各個參與者自覺地承擔社會責任來實現。這就提出與社會責任相關的社會規範。市場秩序建設需要一係列的製度安排來推動各個參與者自覺實現社會利益。例如，對於企業可能產生的有害的外部性來說，市場秩序建設就是要使外部性成本由產生者承擔(內部化)，從而使社會成本和個人成本保持一致。再比如，過度競爭造成過高的競爭費用，損害社會福利，這時的市場秩序建設就不是一味追求競爭，而是要尋求合作，通過合作降低競爭費用，增進社會福利。

二、建設有序競爭市場

建設有序競爭市場主要涉及兩個方麵：一是規範市場競爭秩序，二是完善市場體係。

1　規範競爭秩序

任何遊戲都有規則，市場交易也不例外。即使沒有正式的人為規則，也有自發形成的規則。目前一些市場秩序混亂的表現正在成為市場交易的自發規則(或者說是潛規則)。其主要症結在於規範市場的自覺的人為規則缺失，致使一些導致市場秩序混亂的潛規則泛濫成災。因此，市場規則建設更為重要的是自覺的人為規則的建設，同時也希望通過這些人為規則的強化，改變習俗和道德規範，形成自律性的防止市場秩序混亂的自發規則。

提高市場調節效果，降低市場運行成本的重要途徑是建立市場規範，也就是建立市場規則。市場經濟理論有兩種範式。一個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範式，一個是新製度範式。前者界定的市場秩序是競爭秩序，市場規則以競爭為中心。就是說市場規則的設計目標是形成充分競爭，讓競爭機製充分發揮作用。後者界定的市場秩序是有秩序的競爭，要求通過製度安排對競爭行為進行規範和約束，保證契約的執行，同時降低市場交易的成本。盡管不同的理論範式對市場規則有不同的要求，但兩者所提出的市場秩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補的，都可以作為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秩序的要求。

規範市場規則的政府本身也應該有規則的約束。政府職能的錯位、政府權力的濫用都會引起市場秩序的混亂。因此，政府和市場作用的範圍和領域應該有有效邊界，一旦超出範圍，政府幹預和市場機製都會破壞市場的正常秩序。

市場交易的秩序有兩個基本的規定。一個是契約，一個是所有權。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市場秩序應該建立在有效的契約製度和產權製度基礎上。市場經濟的交易基礎是契約交易而非關係交易。向市場經濟轉變，在微觀上就是要實現由關係交易向契約關係交易的轉變。契約交易與所有權(產權)是不可分的。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成果是發現市場信息不完全。既然存在信息不完全，獨享信息的一方可能壟斷和操縱市場，市場交易就達不到雙贏。信息的經濟價值也就凸現出來。這樣對市場參與者提出支付信息成本獲取信息的要求。從社會來講就需要通過一定的製度安排來強製市場參與者披露信息，由此從社會範圍降低信息成本。進一步的問題是，即使信息是完全的，還涉及市場參與者的認知能力缺乏問題，或者說不同的市場參與者存在認知能力的差別，由此產生市場行為的差別。與此相應，市場秩序建設還涉及學習和引導機製的形成。

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免費搭車、假冒偽劣、欠債不還等都是信息不完全條件下產生的機會主義行為。這些機會主義行為必須通過一係列的製度安排和建設來克服。這也是市場秩序建設的重點。

2　完善市場體係

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係，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主要任務。市場體係建設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根據市場交易對象，市場體係包括商品市場(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主要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技術和信息市場)。根據市場交易的時間，市場體係包括現貨交易市場、期貨市場和借貸市場。對於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來說，更具有特征性意義的是，生產要素進入市場並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場體係。隻有在各種要素進入市場係統才可能有現實的市場經濟。

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涉及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的市場化程度。生產要素市場秩序建設需要達到兩個方麵的發育程度。第一，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前提條件是各類生產要素都進入市場係統。不僅如此，各個要素市場的調節及在市場調節下的要素流動必須是協同的，市場秩序的混亂常常表現為各個要素市場調節作用的不協同和要素流動方向的不協同。第二，市場經濟在解決為誰生產時，其機製是，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所分配到的份額取決於各種生產要素市場上的供求。生產要素市場上的供求調節各種要素的價格。這種機製能夠使最稀缺的要素得到最節省而有效的使用，最充裕的要素得到最充分的使用。

完備的市場體係不僅包括現貨市場，期貨市場也是不可或缺的。期貨市場是針對長期投資和未來實現供給的產品建設的。現實中有許多投資的生產周期較長，如鋼鐵，從投資到生產出鋼鐵有個相當長的時間，未來的市場狀況不確定就帶來風險。再如農業生產，農民從播種到收割也有半年多的時間，未來的市場也是不確定的。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是，為此類長期投資者和生產者提供鎖住風險和分散風險的機製，從而使生產周期或投資周期長的生產和投資得以進行。

完善市場體係的重要方麵是完善信息產品交易市場規則。與信息產品生產的成本很高而複製成本很低相關，現實中有許多免費搭車者，他們沒有支付任何信息成本而享有信息。例如，假冒名牌和商標，盜版軟件、竊取技術發明，等等。由此導致市場競爭機製對推進信息生產和信息產品交易的失靈。創新者(信息生產者)承擔了所有的創新成本，但不能從其生產的信息中收益，或者說難以從市場收益中補償其創新成本。知識信息產品的這種固有性質會導致一種市場失敗，使得競爭性的市場體係隻能提供較低水平的創新，整個社會在知識生產方麵投資不足。麵對信息產品交易的市場失敗，需要非市場機製的作用，特別是政府的幹預。幹預方式有三個方麵：(1)　政府提供信息；(2)　對私人信息產品的生產提供補貼；(3)　信息產權的建立和保護。知識產權保護製度的作用是在製度上保障支付了信息成本所獲得的相應的收益，從製度上推動技術進步。

3　駕馭虛擬經濟

虛擬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有顯著的拉動作用，但它作為投機性經濟，一旦失去控製會導致泡沫經濟之類的宏觀風險。這實際上提出了駕馭虛擬經濟問題。在現代經濟中，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指駕馭虛擬經濟的能力。駕馭虛擬經濟的基本要求是趨利避害，特別要防止出現所謂的“拉美化”轉型。所謂“拉美化”轉型，就是拉美國家在由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放棄了對虛擬經濟的主導權；依賴外資銀行舉債搞建設；放棄高技術製造業，追捧強勢國家的股市、彙市和期市。結果因不能駕馭虛擬經濟而遭到慘重的失敗。由於虛擬經濟與泡沫經濟隻有一步之遙，因此需要加強對虛擬經濟的規範，防止因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而出現經濟的泡沫化現象。其關鍵是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合理的投資結構，防止和克服投機過度和泡沫經濟。並且創新市場經濟製度，使市場具有自動調節虛擬經濟規模的功能。

從理論上講，資本市場要比市場經濟體係中的其他市場相對完全得多，因為資本市場集中了更多的買家與賣家，有特定的交易場所和交易設施，交易商品的價格對於任何交易人來說在同一時點不同地點是相同的，交易的方式、費用是統一的，交易的規則是唯一的，而且其中流動的信息比其他任何市場都要全麵。但是，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還存在嚴重的秩序混亂問題,其運行效率由此大大降低。突出表現為，資本市場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上市公司、投資者和中介機構)的不合作博弈行為。華爾街資本市場醜聞表明，無論市場經濟多麼發達和成熟，市場都不能自我調節，既不能自我調節宏觀不均衡，也不能自我調節市場上的信用缺失。這就提出資本市場秩序的維護問題。

維護資本市場秩序有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麵。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監管基本上是從自律開始的。直到後來連續出現多次金融與經濟危機，表明僅靠證券交易所的自律作用並不能保障資本市場的長期繁榮與穩定，甚至會加大資本市場發生危機的概率。由此使所有曾經完全倚重自律監管的國家，不得不引入他律監管主體。他律與自律各有各的優點，也各有各的缺陷，而且兩者都是有度的，對資本市場的監管應該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發揮各自的優勢，彌補存在的缺陷，進行合理的分工與配合。這對維護資本市場秩序的有效性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提高維護資本市場秩序效率，既要完善政府監管機製，又要建立與此相應的微觀基礎，其中包括上市公司、各類中介機構、機構投資者等各個市場參與者通過製度安排，形成各個參與者自覺遵守市場規則的行為。

三、建設統一市場

1　完善市場結構

經濟學上把市場的競爭性程度歸結為市場結構，因而有競爭性市場結構和壟斷性市場結構之分。分析我國的市場結構涉及兩個方麵問題。一是地理概念上的市場結構，即不同區域的市場範圍。我國現階段存在的地區封鎖肢解了統一的全國市場。二是在行業概念上的市場結構，即不同行業存在著不同的市場集中度，即市場的壟斷程度。

現階段的市場分割還不是指對統一市場的分割，而是指現有的市場是被條條和塊塊分割的，沒有形成統一市場。我國現階段在某些行業的行政性壟斷同樣肢解了統一的全國市場。因此現階段建設統一開放的全國市場，就是要打破市場的行政性壟斷和地區封鎖，實現商品和各種生產要素在全國範圍自由流動，各個市場主體平等地進入各類市場交易。

從經濟形態的發展階段看，我國是從自然經濟直接進入計劃經濟，又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因此，嚴格地說，我國的統一市場一直沒有形成。現階段存在的市場分割還不是指對統一市場的分割，而是指現有的市場是被條條和塊塊分割的，沒有形成統一市場。條條和塊塊分割市場的實質是政府分割市場的行為。塊塊即地區封鎖，它由地方政府行為所致；條條即行業壟斷，其實質是行政壟斷。

統一市場可以從多角度做出規定，除了完善的市場體係規定外，還有如下三個方麵規定：一是從產品和要素的流動性規定，在統一市場上，市場充分競爭性的特征是指要素自由流動，企業自由流動，產品和服務自由流動；二是從各類市場主體的市場地位規定，統一市場是指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地進入各類市場並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三是從市場規則規定，各個地區的市場規則統一，各個地區市場按照統一的規則運作。

2　打破行業的行政性壟斷

市場秩序的混亂既可能來自過度競爭，也可能來自企業壟斷。壟斷是競爭的對立物。建立競爭秩序無疑要反壟斷。問題是反壟斷反什麼。企業在取得壟斷地位後獲得的利潤可能是壟斷性行為的結果，也可能是壟斷性企業所特有的效率和創新的結果。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市場和資源的集中化，而且市場的範圍也在擴大，壟斷的定義也就不能限於某個地區和區域市場。顯然，準確判定所要反對的壟斷行為和所允許的正常性競爭行為是維持市場秩序的關鍵。

建設有效競爭市場涉及兩個方麵。一是在過度競爭的市場上需要通過並購等途徑，形成一定程度的壟斷。在這裏不是反壟斷形成，而是反壟斷行為。二是在完全壟斷的市場上需要通過打破政府管製等途徑，引入競爭。過度競爭的市場形成集中和壟斷的主要形式是寡頭壟斷市場，全行業壟斷市場引入競爭的主要形式也是寡頭壟斷市場。這類市場可能成為我國今後有效率的市場結構的主要類型。這類市場也將成為市場秩序分析的主要對象。

行業壟斷形成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自然壟斷，一種完全是由政府管製的原因造成的壟斷(即行政壟斷)。行業的行政壟斷是以行政權力為基礎的壟斷，它的核心是政企不分。針對我國現階段行業壟斷以行政性壟斷為主的特點，反壟斷首先要破除壟斷所賴以依附的行政基礎，放鬆管製本身就是一種良好的反壟斷政策。即使是自然壟斷行業在維持壟斷的同時也需要引入競爭。

3　打破城鄉市場分割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打破城鄉市場分割，建設統一的城鄉市場。我國城鄉市場分割是在曆史上一係列製度安排下形成的。城鄉市場分割的主要特征是，城鄉市場化發展水平不平衡，工農業產品價格形成機製的分割和城鄉要素市場的分割。

統一農產品購銷市場的基本目標是保障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從而保障農民合法的交易權益(等價交換)。統一農產品購銷市場的製度涉及將現代流通組織成為農產品流通的主體和規範中間商行為。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土地問題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國土地製度特別是土地市場製度的創新和規範的基本要求是，在政府征用農民土地—政府轉讓土地經營權—土地在市場流通的價值鏈中，扭轉價值鏈顯著向流通市場傾斜，土地的溢價收益更多的偏向流通市場的方向。其關鍵是規範政府征用土地和轉讓土地經營權的行為。

在我國現行的體製中，城鄉市場分割最為突出的是金融市場的分割，農村難以通過城鄉統一的金融市場獲取農村發展所需要的先進生產要素。因此，城鄉統一市場建設的重要目標是農村的企業和農戶能夠作為平等的市場主體進入金融市場獲取資金，資金能夠通過城鄉統一的市場順暢地進入農村。其途徑，一是建立農民參加的流通合作組織，二是建立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組織。

4　打破地區封鎖

麵對生產要素在市場調節下的流動，各個區域的地方政府常常利用政府的行政力量進行幹預，主要體現在其對本地市場的保護上，由此形成對市場的分割。因此，所謂的市場分割可以明確界定為，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保護本地市場，形成區域間的市場分割。

市場的地區分割有其曆史背景。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起點是在廣大的農村存在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自然經濟的範圍內談不上市場，因而這裏的分割不是分割市場，而是非市場的封閉性分割。現階段我國保護和分割市場的含義是指由地方政府行為造成的對地區市場的行政壁壘，因此統一區域市場實際上是改革政府的過程，基本思路是打破各個地區市場的行政壁壘。統一市場建設不僅需要改革地方政府，也需要地方政府主動介入。統一市場的前提是統一政策，統一各個地區幹預市場的政策。

針對市場的地方分割和保護，地區間建設統一市場的核心是不同地區之間合作和共享。所謂合作，就是要求區域內地方政府之間克服以鄰為壑過度競爭的現狀，尋求全麵合作的路徑。所謂共享，就是要求區域內各種經濟資源和基礎設施實現共享。統一市場建設的主體是企業，強化優勝劣汰的競爭，城市化，政府規製改革都是統一市場的動力。分布在不同地區的同一個供應鏈上不同環節的企業由競爭關係轉向合作關係，是統一市場的強大動力。

從根本上協調區域發展的基本途徑是建設覆蓋全國的統一市場。統一市場雖然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區域差距，但它可以在打破地區封鎖和市場分割基礎上實現要素和產品的無行政障礙的流動。我國幅員廣闊，統一市場不可能一下子全麵形成。統一市場的形成是漸進的、局部推進的。首先在區域內形成共同市場，在此基礎上各個區域市場層層擴張，相互滲透和輻射，最終形成覆蓋全國的統一市場。

5　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對接

我國國內市場正日益融入國際市場體係。隨著兩個市場統一速度的加快，兩個市場的摩擦也在加劇。其中，反傾銷、技術標準、外彙領域等正成為企業進入國外市場摩擦的焦點。我國市場與國外市場的摩擦日益頻繁。近年來，國內市場國際化也產生了與WTO規則的摩擦。所有這些市場摩擦增多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國加入WTO，而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滯後。其現實表現就是，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沒有完全對接。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對接，應該著眼於兩個市場的市場體係、市場規則的對接和統一。

國內外市場銜接和統一的基礎，是統一的市場規則。統一市場規則，最為突出的是WTO原則，其中包括：非歧視原則、透明性原則、市場開放原則、公平貿易原則。當然，僅僅依靠WTO規則或者WTO規則的“轉化適用”來規範和完善我國市場秩序，還是不夠的。尤其是在維護我國市場安全、防範跨國公司壟斷風險等方麵，更需要我國在WTO規則允許的框架內，有自己更詳盡、更完備和更合理的製度安排。

四、規範市場秩序的製度合力

1.　克服市場在實現效率和社會公平目標方麵的失靈

市場機製有效配置資源並實現市場公平要以完全市場為基礎。現實的市場達不到完全競爭的條件，單純的市場調節並不能自動實現效率目標。概括各派經濟學家的分析結論，市場不完全包括競爭不完全、市場體係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在這種不完全的市場調節下，整個經濟難以達到效率。

即使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社會利益也不可能在大家追求自身利益中實現，社會公平也不可能僅僅在追求市場公平中實現。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理論都假設社會利益存在於追求自身利益的競爭中，因此實現社會利益的市場秩序就歸結為充分競爭。現代市場理論則強調許多社會利益，不可能靠追求自身利益來實現許多社會的公共利益需要各個參與者自覺地承擔社會責任來實現。這就提出與社會責任相關的社會規範。

市場在實現效率和社會公平方麵的失靈可以用明顯的事實來證明。現實中存在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恰恰是讓不守信者、機會主義者獲利，這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別是，現實中存在的市場上過度的“血拚式競爭”所帶來的競爭結果的不公平會導致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和社會的不穩定。所有這些都提出了市場秩序建設中的公平和效率、市場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協調問題。

在現代經濟中，市場秩序建設的目標主要涉及兩個方麵：一是建立市場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二是規範競爭秩序實現社會公平目標，市場秩序不隻是要在平等競爭中實現各個參與者的利益，還要實現社會利益。市場秩序建設需要一係列的製度安排來推動各個參與者自覺實現社會利益。

市場秩序建設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針對市場參與者即各類企業提供製度環境。現代企業承擔三大責任：一是經濟責任，即追求利潤目標；二是社會責任，即追求社會效益；三是環境責任，即追求社會可持續發展。根據路徑依賴理論。企業這三大責任實現依賴於三大製度環境約束：一是市場化環境約束，二是道德規範約束，三是法製約束。這三個方麵製度環境的建設涉及正式的製度安排和非正式的製度安排。正式的製度安排涉及產權製度、法製、政府調控等。非正式製度安排涉及習俗、道德等。市場秩序建設既涉及正式的製度安排，也涉及非正式的製度安排，兩者不但不能偏廢，還必須相互配合。

2.　政府幹預市場的秩序和規範

在市場秩序建設中，政府是極為重要的環節。不僅要求政府主導市場秩序建設，還要求政府的機製成為市場秩序中的重要節點。麵對市場經濟，政府執行的公共性職能突出在市場監管。市場監管就是維持市場秩序，保障公平交易，保護市場參與者的合法權益，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職能。

政府在建立市場秩序方麵的作用主要在四個方麵。(1)　克服市場失靈。在這裏政府替代市場的範圍大致包括：公共產品的分配，針對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的宏觀調控；克服市場外部性。(2)　維持市場秩序，以降低交易成本，針對各種無序的市場現象，如不正當競爭、假冒偽劣產品、暴利等，政府充當“裁判”和“警察”，打擊各種不法行為。(3)　對處於經濟轉型階段的政府來說，需要培育市場力量，完善市場組織，增強市場協調能力。(4)　政府(國家)作為製度變遷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功能是保護有利於效率的產權結構。

政府幹預市場的行為本身也要遵守市場秩序，政府幹預作為對市場缺陷的糾正，並不總是有效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加劇市場的無效性。經常出現的政府行為擾亂市場秩序的現象，究其原因，就在於政府執行經濟職能。政府職能的錯位、政府權力的濫用都會引起市場秩序的混亂。政府超越了所應該擁有的權限，直接介入了企業的微觀經營活動，可能造成企業行為機製的扭曲。政府實行的歧視性政策，使不同的企業享受著不同的經濟待遇，使企業在起點上就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地方政府利益導致的“諸侯經濟”肢解了統一市場。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所要遵守的規則就是，政府必須退出運動場不當“運動員”，必須公正執法不當“黑哨”。

政府的公共行為也應受到市場規則的約束。雖然公共產品的供給屬於政府行為，而非市場行為，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公共產品政府要通過交易的方式從市場取得，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公共產品供給要采取收費的方式。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私人廠商也會進入公共領域。應該說，私人廠商的介入會使公共產品供給更有效率。但是所有這些交易活動都會同現實的市場交易結合在一起，對市場秩序有較大的影響。因此需要規範進入市場的公共產品供給秩序。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幹預尤其是維持市場秩序更多的是法律規範。完整的法律體係，是維護完整的市場規則的基礎。市場監管的核心是信用監管。信用監管重心在兩方麵：其一，應當通過各種法定的和非法定的方式建立健全征信體係；其二，應當通過法律手段嚴厲打擊欺詐等失信行為。然而，嚴格的法律規製並未回報以良好的市場秩序，市場自身的秩序往往因此而被破壞。其主要原因是執法不嚴。針對我國轉型期市場立法嚴重不完備，為防止市場化轉型的失控，加快市場立法是十分必要的。但有法必依需要嚴格的執法機製，同時也需要法治以外的製度安排。其中包括中介組織充分發揮作用，客觀、真實、公正地履行法律服務職能。

3.　規範中介組織的市場行為

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既有市場失靈，又有政府失靈。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替代並不都是有效的。政府管理失敗的領域，市場替代也不一定有效。這就需要政府和市場以外的第三方力量起作用。市場中介組織在政府和市場均失靈的領域起作用。其職能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懲罰合約執行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其目的是形成良好的合約秩序；另一方麵是增進同一方交易者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其目的是爭取良好的行業發展秩序。市場中介組織對企業進行協調，同時也在規範和監督市場秩序。

市場中介組織在克服市場不完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時，自身也會出現失信之類的違規行為，產生相應的“失靈現象”。因此嚴格法治的對象將轉向中介組織，通過嚴格的法治規範各類市場社會中介機構的行為。針對市場中介組織的道德風險，需要通過必要的製度安排來克服，既需要交易中介組織自律，也需要加強政府管理。對中介組織固然可以通過聲譽機製自發地來約束其機會主義行為，但是，這種約束作用有限，有必要形成同行業組織(協會)，有組織的監督和約束其行為。中介組織的行業協會自律涉及兩個方麵：一是提高中介組織的準入標準，二是強化其內部會員的規範約束，提供必要的懲戒機製。政府應當以法律追究機製與民事賠償機製，加重對交易中介組織違規行為的懲罰，通過提高交易中介組織的風險厭惡程度來有效地減少代理成本。體製內生成的行業協會需要推進從“政資不分”到“政資分開”的轉變，徹底克服其行政性及由此產生的行政壟斷。

4.　強化市場法製和道德規範

市場秩序建設，固然可以建立和移植國外的市場製度等正式的製度，但如果非正式的製度安排不解決，所有正式的製度安排都可能走樣。首先是幹預市場活動的政府也會失靈。官僚主義、尋租、行政壟斷可以說是人們對政府失靈的主要說明。除此以外，“由於政策製定者個人主觀認知的困難也會造成政府的失靈。”

哈米德.豪斯賽尼.不確定性與認知欠缺導致欠發達國家的政府失靈,《經濟社會體製比較》2004年第2期。

其次是針對違約行為的法製安排不可能總是有效。針對不完全合同，法律調整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完備的法律也不存在。而且，司法過程相當緩慢，執法過程也會遇到困難。實踐已經證明，在一個缺少道德規範的社會裏，法律執行也往往是最困難的。因此，建立市場秩序必須高度重視道德規範等非正式製度建設，解決好市場秩序的道德基礎即誠信問題。隻有當交易者建立在誠信基礎上，所有各種正式的製度安排才能起作用。

克服信用缺失所要建立的信用包括兩個方麵：一方麵是製度性信用，另一方麵是道德性信用。兩者相輔相成。兩者的結合就是社會信用體係。其基本特征是，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道德規範建設實際上是形成全社會共同遵守道德觀和價值觀。如誠信就是現代經濟中共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其功能是克服機會主義行為，提高遵守合同的自覺性。因此，道德規範建設的意義是使守信用成為自覺的行為，也就是自覺的遵從。

從社會資本角度所要求的道德規範，不隻是個別人的潔身自好，還要求整個社會的道德規範。在一個相互信任的社會中，社會資本是最雄厚的。在這種互惠性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實施合同、規範和維持市場秩序的成本是最低的。同樣對每個廠商來說，也應該以自己的道德來獲得社會的信任，從而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道德規範屬於非正式的製度安排，同正式的製度安排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係。合同、產權製度、法律等針對違約、失信的正式的製度安排是否可實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道德、習俗之類的非正式的製度安排。反過來，正式的製度安排對道德規範建設也起支持作用。道德性信用需要製度保證，道德規範建設的關鍵是通過必要的製度安排建立製度性信用。

以上指出的針對市場秩序的各種製度安排是個整體，不可能單靠其中的某一種製度就能解決問題的。其主要說明因素是，其中每一種治理市場秩序的製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不能因為比較其作用效果而得出某種製度可以替代另一種製度的結論，隻能說一種製度的缺陷可以被另一種製度彌補。因此，各種製度安排的功能是互補的，我們需要的是各種治理市場秩序的製度作為整體來發揮作用。

經濟轉型和轉型經濟學

經濟轉型和轉型經濟學

本文摘自洪銀興.轉型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都有個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的轉型問題。就我國來說，經濟轉型涉及四個方麵的內容。一是經濟體製的轉型，即由計劃經濟體製轉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型。二是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轉型，即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其中首先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三是經濟開放度的轉型，即由封閉經濟向開放型經濟並進而向全球化經濟的轉型。由於經濟轉型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就會存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即經濟轉型階段。這是已經脫離了計劃經濟階段，但沒有進入成熟的市場經濟階段。在這個階段，既有計劃經濟的殘餘，又有自然經濟的殘餘，還有新產生的市場經濟因素。由此就提出了建立轉型經濟學的必要性。其任務是，既要研究經濟轉型的一般規律性，為進一步推進經濟轉型提供理論指導，又要研究轉型階段的特殊的社會經濟矛盾，為轉型階段的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提供理論指導。

一、經濟轉型的內容和目標

經濟轉型是指經濟社會從一個曆史階段向另一個曆史階段的轉變，經濟轉型階段則是特指這種轉變過程中的社會的“中間”狀態，即一個經濟社會進行變革的轉折時期。

對原先實行計劃經濟體製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其經濟轉型首先是體製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製轉到市場經濟體製，即市場化。這一轉型完成的標誌是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或者是用市場經濟機製代替計劃經濟機製。1996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認為，經濟轉型完成的標誌是，市場調節的比重基本達到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一般為70％左右；計劃經濟體製遺留的問題得到基本清理和轉化，主要表現為現有國有企業的改組以及國有商業銀行債務重組基本完成；保證市場經濟穩定有序運行的社會基本條件得以形成，包括市場本身的條件、法律法規、管理係統的完善以及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發展等。

我國由計劃經濟體製轉向市場經濟體製轉型，不改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這是說，製度轉型不是要轉向資本主義製度，但不意味著我國已有的基本經濟製度不需要做任何調整。我國之所以要提出經濟轉型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在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後試圖實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成熟的社會主義製度的設想，超越了現有的生產力水平。根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我國的體製轉型，實際上牽涉基本製度的轉型，也就是轉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這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一致的。

現實中，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實際上是轉向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但其轉變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方麵的轉型與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製度框架下的體製轉型有相通之處，特別是其轉型中遇到的問題和教訓值得我們研究。

體製的轉型是個係統工程，不可能孤立進行。中國所要轉向的市場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不可能建立在經濟落後的傳統社會基礎之上，應該由現代化的社會來支撐。這就提出經濟轉型的第二個內容，即向現代化社會的轉型，即現代化。這種轉型包括：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即工業化；從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型，即城市化；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型。當然，現代化也可分為若幹階段，全麵小康社會是進入現代化社會的重要階段。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轉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型不可能是封閉的，一國的市場經濟體製應該是在同國際市場經濟接軌中達到現代水平。這就提出經濟轉型的第三個內容，即經濟全球化。這個轉型涉及由封閉經濟轉向開放型經濟，國內市場國際化和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競爭的轉型。

歸結起來，經濟轉型是以市場化為主導的包含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轉型，涉及改革、發展和開放三個方麵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轉型經濟學不可避免要分析後兩個轉型，但重點是第一個轉型，即市場化改革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