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銀興自選集
自序
自序
我真正進入經濟學的學術殿堂，應該從1980年進入南京大學經濟係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算起，那時我的導師為車濟炎和王心恒教授。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我開始了激情澎湃的學術研究生涯。當時影響我國改革方向的關於計劃和市場的討論在學術界已經展開。我選擇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調節機製作為研究課題，碩士論文的選題為《論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調節機製》。論文在界定調節機製、市場機製、市場調節等範疇的基礎上係統闡述了“國家運用經濟杠杆調節市場機製，市場機製調節企業活動”的調節機製模式。
1984年，我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衛興華教授的博士生。我的學術研究進入了登高望遠的階段。在衛興華教授的指導下，我係統學習和研究了《資本論》，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製開始了更深層次的研究。1985年，我在經濟學頂尖刊物《經濟研究》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題目是《論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調節機製——兼論經濟杠杆的類型及其功能》。1986年，我和導師衛興華、同學魏傑合著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製》一書，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第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製的著作，在學術界獲得了高度評價。1987年，我和導師衛興華、同學魏傑發表了《論企業活力與企業行為約束》一文，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同年撰寫的《企業行為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動力機製》獲得了中國企業改革和發展優秀論文獎——金三角獎。1988年，博士論文《經濟運行的均衡與非均衡分析》被上海三聯書店作為經濟學文庫的第一本專著出版，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1987年10月，我博士研究生畢業回到南京大學工作，我的學術研究進入了腳踏實地階段，主要是麵對經濟改革發展的實際進行理論研究。
一方麵，繼續我在博士研究生階段進行的經濟運行機製市場化研究。1988年，我的論文《經濟運行機製的轉換：有序和無序》入選中宣部、教育部、中國社科院和中央黨校聯合召開的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研討會，並獲得了該研討會的優秀論文獎。
另一方麵，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長三角地區所麵臨的一係列發展問題，吸引我進入經濟發展領域。1990年7月，我與林金錠合著《發展經濟學通論》一書出版。1992年，我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積累和集中”的成果《發展資金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8月，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1998年，該書被評為教育部優秀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2004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過嚴格的評審，將在此基礎上修訂的《發展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列入研究生教學用書。
1994年1月，我參加教育部組織的青年經濟學家考察團考察美國，在福特基金會的安排下，到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院，拜會了喬根森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1995年至1996年，我以訪問教授的身份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從事了整整一年的教學和研究。1999年，中美兩國元首確定中美各派5名（5個學科各1名）傑出學者互訪做講座。我被中美雙方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評審通過並經兩國政府批準作為經濟學科的專家以FULBRIGHT傑出學者的身份應美國國務院邀請於2000年9月訪美，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耶魯大學、霍布金斯大學等著名學府就中國的市場化和中國的經濟開放做學術報告。我的學術研究也就進入了麵向世界的階段。我的經濟學知識也得到了更新，回過頭來再研究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也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最為突出的成果有三個。一是1997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論文《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兼論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理論的缺陷》，該文曾經是CSSCI檢索引用率最高的前50篇經濟學論文之一。二是1997年我的“鄉鎮企業發達地區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係統研究”項目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其成果《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可以說是國內最早進入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的經濟學著作。三是1999年發表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第3期的論文《增長方式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東亞的經驗和教訓》和發表在《管理世界》第4期的論文《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本內涵》，這兩篇可以說是國內較早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論文。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進入全麵推進階段，我的學術研究也進入蓬勃發展階段。雖然在2003年擔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以後十多年工作繁重，但我的學術研究沒有放鬆。我在這一階段的學術研究主要在四個方麵。
一是繼續對經濟運行的市場化研究，主要在兩個方麵進行。一方麵是對市場秩序和規範的研究。2002年，我的《建立和規範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秩序研究》課題入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就市場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建設統一市場，建立市場規範和秩序發表了一係列的成果。其最終成果《市場秩序和規範》2007年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列入《經濟學文庫》出版，2009年獲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另一方麵是對轉型經濟學的研究。2005年，我申報的《轉型經濟學》被列入教育部“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該教材2008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國內最早的轉型經濟學教材之一。
二是研究城鄉、工農關係。2004年，我的《經濟轉軌中城鄉互動、工農互促的協調發展道路問題研究》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重點）資助。圍繞這一課題重點調研蘇南地區的城鄉關係變遷，並就新蘇南模式發表了一係列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蘇南模式的演進及其對創新發展模式的啟示》（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創新蘇南模式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基於科教資源優勢建設創新型城市的南京模式》（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2008年12月，論文《蘇南模式的演進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入選中宣部、教育部、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理論研討會。2008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工業和城市反哺農業和農村的路徑研究》在學界產生較大影響。著作《反哺農業、農民和農村的路徑和機製》（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入選2008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第二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獎。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研究》，並且就新型城鎮化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其中包括：《新階段的城鎮化需要政府積極引導》（人民日報2013年7月17日）、《新階段的城鎮化:目標和路徑》（張卓元主編）、《十八大後十年的中國經濟走向》（廣東經濟出版社2013年版）、《城郊農村城鎮化的有益探索（調查與思考）》（人民日報2014年1月13日）。
三是研究創新驅動型經濟。我於2006年承接了自主創新問題的研究課題。在研究過程中，意識到發展創新型經濟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新機遇。在2009年7月的江蘇發展高層論壇上，我提出江蘇轉向發展創新型經濟的建議。2010年5月18日我又在《人民日報》發表《抓住良好機遇推進自主創新》一文。同年我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基於自主創新能力增進的產學研合作創新研究》，自此我的研究重點轉向創新驅動型經濟，並就此課題發表了一係列的成果，其中包括：《科技創新與創新型經濟》（《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科技創新中的企業家及其創新行為》（《中國工業經濟》2012年第6期）、《論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戰略》（《經濟學家》2013年第1期）、《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科學》2014年第1期）、《創新型經濟：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四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我是從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開始進入經濟學殿堂的，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著特別的感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研究是我一生的追求。早在攻讀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生期間我就與同學一起發表了《實踐對經濟理論的嚴重挑戰》一文，博士研究生一畢業就聯合當時全國高校剛畢業的經濟學博士編寫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這本教材可以說是國內最早的反映中國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教材。後來，我先後擔任全國綜合大學《資本論》研究會會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政治經濟學教材專家組成員，《資本論導讀》教材首席專家。這些都給我進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研究提供了機會。我和逄錦聚、林崗等教授從2002年起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至今已出版了五版，獲得了國家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我連續二十多年親自給博士生講述《資本論》課程。特別重視《資本論》原理的現代運用，以此課程講義為基礎主編的《〈資本論〉的現代解析》（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出版後在國內產生較大影響，被列入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多次再版。2012年，我又和張宇合作主編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典精讀：當代價值》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研究的主要論文有：《社會主義現階段的政治經濟學範式》（人民日報2005年1月14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經濟學動態》2007年第7期）、《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1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代化和中國化》（《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0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代化》（人民日報2012年10月31日）。
2014年5月，中央決定我卸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我又回到鍾愛的教學科研崗位，全身心地投入我所喜愛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學術生涯迎來了第二春。從這時起我的科學研究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係。2014年5月，中宣部部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大眾普及讀本”編寫工作，我負責其中的政治經濟學簡明讀本的編寫。我組織國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領域著名專家共同編寫，曆經兩年多，2017年1月在江蘇人民出版社以《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書名正式出版。這本書可以說是國內最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之一，一出版就受到廣泛重視。2015年，我主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又被中宣部確定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年多來，我和我的研究團隊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係和重大理論問題，發表了一係列的成果，其中包括主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叢書》（被列入國家“十三五”出版規劃）。該叢書包括我的兩本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係構建》和《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理論創新》（和任保平合著）。與此同時，我在《經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人民日報》及《求是》雜誌發表了一係列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論文。
二是繼續關於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的研究。麵對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產生的經濟新常態，我國的經濟發展理論也要創新。在這方麵的成果主要有，專著《中國經濟發展：理論·實踐·趨勢》（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該書2017年入選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的中華外譯項目。影響比較大的論文有，發表在《中國工業經濟》2016年第6期的《準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任務》和《中國工業經濟》2017年第5期的《進入新階段後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重大創新》，這兩篇論文發表後被多本學術刊物轉載複印。黨的十九大以後，我對發展問題的研究轉向現代化研究，分別在《經濟研究》《求是》和《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關於現代化研究的係列論文。
三是繼續進行關於創新驅動發展的研究。這方麵的研究是在主持的幾個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的進程中推進的。首先是承擔的2010年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基於自主創新能力增進的產學研合作創新研究”的最終成果《產學研協同創新研究》2015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緊接著又在2015年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球價值鏈發展變化與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研究”，出了一批階段性研究成果，特別是2017年1月與安同良、孫寧華合著的《創新經濟學》是國內最早出版的創新經濟學著作之一。在《南京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發表論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此外，我從2010年起組織國內各個經濟學領域的學科帶頭人主持編寫近1000萬字的《現代經濟學大典》，曆時5年，於2016年在經濟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回顧我接近40年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脈絡，深深感到我是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成長的。是改革開放的實踐推動我的研究，也是改革開放的實踐給我提供了研究的舞台和源泉。
近年來出版了我的多部文集。其中包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經濟轉型和發展研究》、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版的《洪銀興經濟文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中英文雙語版的《經濟轉型與發展之中國道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的《洪銀興卷》。為了與這幾本文集相區別，本自選集所選擇的論文有以下考慮：一是除了必須反映我的特別重要思想外，盡量不與其他文集重複；二是選取偏重基本理論的論文。此外還摘選了我發表的重要著作中的部分章節。
在編輯本自選集時，我對所有選入的論文進行了審讀，對部分論文做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個別論文補充了在正式發表時因篇幅原因刪減的內容。但所有入選的論文沒有改變原文的觀點，保持原貌。
目錄
目錄
一、政治經濟學研究
先進社會生產力與科學的勞動價值論003
虛擬經濟及其引發金融危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014
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028
新階段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038
以創新的理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係043
以創新的經濟發展理論闡釋中國經濟發展060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係建設的幾個問題070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範疇與《資本論》原理的內在聯係083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引領經濟強國建設095
構建強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101
二、經濟改革研究
關於企業家製度建設的幾個問題109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人資本及其收入的屬性116
政府幹預效率的經濟學分析129
富民和收入分配的效率144
社會信用製度和道德規範建設155
市場經濟理論及其演化167
以製度建設規範市場秩序192
經濟轉型和轉型經濟學210
科技創新中的企業家及其創新行為223
關鍵是厘清市場與政府作用的邊界246
新階段的全麵深化改革258
準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任務277
三、經濟發展研究
自然資源供求與可持續發展293
城市功能意義的城市化及其產業支持305
蘇南模式的演進及其對創新發展模式的啟示317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發展方式轉變329
再論由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339
馬克思的消費力理論和擴大消費需求351
論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戰略359
新階段的城鎮化：目標和路徑369
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經濟學分析383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方向和動力397
進入新階段後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重大創新406
洪銀興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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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經濟學研究
先進社會生產力與科學的勞動價值論
先進社會生產力與科學的勞動價值論
本文原載於《學術月刊》2001年第10期，光明日報2001年11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與參閱》2001年第24期。
中國市場化改革進行了20多年，改革的進程必然要觸及一係列新課題，其中包括：對個人財產、私人資本的價值評價，現階段社會勞動的範圍及各種性質的勞動作用的評價，對各種形式的非勞動收入的價值判斷，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按要素分配與價值創造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都涉及對先進社會生產力的認識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科學判斷與科學地認識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相關。用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來說明這些新課題依賴於兩個方麵的思想方法。一是要在完整準確地理解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做出科學的回答，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馬克思在闡述勞動價值論時，對資本、價值增殖等範疇都有否定和肯定的二重性分析。現在特別要注意長期以來被忽略的肯定一麵的分析。二是現階段的情況與100多年前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經濟條件已大不一樣，因此需要結合新的發展階段的新的實踐，以發展了的勞動價值論來科學地研究和說明新課題。
一、個人財產和私人資本
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在於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與時俱進。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也不例外。作為社會主義的運動有兩個階段，一是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二是建設社會主義。與此相應，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研究目標和任務，勞動價值論本來是批判資本主義的武器，用勞動價值論揭示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運行的規律，目標是揭示剩餘價值的來源，尋求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而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如果還要研究和運用勞動價值論，則是要用以尋求建設新社會的要素和途徑。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與生產條件相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勞動者自由得一無所有，他要同生產資料結合從事勞動就得被資本所有者雇傭。他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就得被包括資本家在內的財產所有者占有，他所得的隻是相當於其勞動力價值的出賣勞動力所得。勞動者的個人消費也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一個環節。其勞動生產力也是屬於資本的生產力。因此，對勞動者而言隻有勞動收入，沒有財產，更談不上財產收入。正因為勞動者是無產者，這個社會就不是勞動者的。馬克思就是在這種分析中發現無產者是這個社會的掘墓人，其革命也最徹底。
轉向新社會後，勞動者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成為這個社會的建設者。作為建設者就不能再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應該成為有產者，分享建設的成果。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在否定資本主義所有製以後“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這裏講的個人所有製，過去許多人理解為是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從馬克思的思想分析，個人所有製應該包含個人財產。如果勞動者進入新社會後仍然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他為什麼要推翻舊社會呢？當然傳統理論的解釋是，勞動者成了公有製的生產資料的主人。問題是，在社會主義現階段，沒有達到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水平，實際上仍然存在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更何況在現行的體製中，無論是在國有製還是在集體所有製中，勞動者並沒有成為實實在在的生產資料的主人。在這種背景下，確認個人財產，確認私人占有生產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聯合勞動的關係，是符合馬克思的思想邏輯的。
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富裕人民。富民就不僅是增加人民收入，還要增加人民的財產。在此前提下，勞動者就不一定是無產者，也不一定與勞動條件相分離，他可能是以一個資產所有者的身份進入生產過程。這就是工者有其產。他的收入就不僅有勞動收入，也可能有資產收入。當然，確認個人財產絕不等於每人都有相等的財產。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隻可能做到人人都有獲取個人財產的平等權利。
個人財產包括各種金融資產，房地產等不動產，特別是采取股票、企業債券、股權等形式的各種資產。這些涉及對作為收入來源的財產即私人資本的價值判斷。根據馬克思理論，勞動者與勞動條件(資本)所有權分離，在曆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的起點。資本原始積累就創造了這種起點。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詛咒的：“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29.馬克思的這個價值判斷是針對資本原始積累而言的。我們不能把這種起點永恒化，也不能將這種邏輯上的抽象簡單地還原為現實。在社會主義的現階段，確實有一部分私人企業在其原始積累時有這種該詛咒的狀況，但多數不是如此。現實中可能出現勞動者同時就是其他要素所有者的狀況。勞動者不僅以勞動得到收入，還可能以其持有的股權、以其投入的技術、以其管理才能及不動產獲取財產收入。反過來資本所有者也可能通過其管理和技術的投入而投入勞動。還有的資本所有者還要直接投入勞動。因此，對以合法經營和企業家精神而積累起來的資本不但不能簡單地詛咒，還要給予鼓勵，原因是現階段最稀缺的生產要素不是勞動，而是資本。
針對長期以來將個人投資者打入異類的傳統，江澤民同誌的《七一講話》明確提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這對以財產增殖為目的的私人投資者是一種肯定。就建設新社會來說，不僅需要勞動，更需要私人投資。這也意味著財產收入也應該同勞動收入一樣得到承認。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不僅收入差別得到了承認，財產差別也將得到承認。
從推動經濟發展的角度講，收入與財產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在過去的體製中，不承認個人利益，勞動者沒有勞動積極性。已有的改革承認勞動者的個人利益，並且將其個人利益同勞動成果和企業利益掛鉤，不僅調動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也調動了其關心勞動成果和企業利益的積極性。現在承認個人財產，也就促使勞動者從自己的財產利益上關心整個國民財富的增加。個人財產增值不僅是增加個人財富，也在增加國民財富。這也正是建設新社會所要求的。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承認個人財產的含義不僅僅在於個人財產的增加，還在於承認財產參與財富創造過程的增殖。我們會預見到今後不同階層之間的差別不僅僅是收入差別，更大的是財產差別。這將是新的層次上的公平和效率的關係問題。例如，用累進的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用遺產稅調節財產差距。
二、社會勞動和先進生產要素
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要求，一個重要內容是尋求先進的生產要素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分析了先進生產要素。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片麵強調勞動創造價值問題，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被忽視了或者被片麵化了。過去對勞動價值論的片麵理解是將價值創造等同於財富創造，進而將生產要素限於勞動，由此阻礙了對先進生產要素的探索和利用。對此我們可以在對勞動價值論全麵認識的基礎上做出說明。
為了科學地認識各種要素對發展生產力的作用，有必要全麵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建立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方法。馬克思運用抽象法，在紛繁的經濟現象中抽象出商品，從商品中抽象出價值，從價值中抽象出勞動。由此得出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當我們順著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還原為現實時，就有必要將其舍象掉的因素加進來。例如，創造價值的勞動不隻是簡單的體力勞動，還包括技術、管理等腦力勞動；商品的生產不隻是價值的創造，而是包括使用價值在內的財富創造，既然是財富創造，其作用的要素就不僅僅是勞動，還包括資本等非勞動的要素。
首先，關於社會勞動的範圍。
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社會勞動有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分。首先需要明確，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隻是同創造不創造價值相關，沒有需要不需要、貴與賤之分。
生產性勞動即創造價值的勞動，非生產性勞動即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生產性勞動隻限於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因此馬克思當時將服務業行業的勞動列入非生產性勞動的範圍，盡管馬克思也認為其中的許多勞動是社會必需的。長期以來我國服務行業發展嚴重滯後可能與此有關。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衝破了這個理論框框，現代社會包括我國在內已經在第三產業的名下將服務業的收入計入國民生產總值。服務業的勞動也是生產性勞動已經得到確認。
當然不可能說所有的勞動都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就像公務員的勞動、教師的勞動，它們屬於社會勞動的範圍，但不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這絕不意味著不創造價值的勞動不重要。它們是社會所必需的，也是崇高的。它們可以為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提供環境和內涵。
就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來說，在許多人看來，生產性勞動僅僅是指工人的勞動，至於技術人員的勞動、管理人員的勞動不在此列。這是違背勞動價值論的。勞動價值論沒有將價值源泉唯一地歸結為直接勞動。在勞動價值論的框架中，管理、技術實際上都參與價值創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就是說，“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隻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它所屬的一個職能就夠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這意味著從事創造價值的勞動不隻是直接勞動，還包括從事技術和管理的勞動。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勞動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產的勞動(這裏所說的生產，包括商品從首要商品生產者到消費者所必須經過的一切行為)不管這個勞動是體力勞動還是非體力勞動(科學方麵的勞動)”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76.與此相應，管理者、工程師，隻要處於其特定的分工崗位上，仍然可以成為創造價值的總體工人的一員。勞動價值論還指出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多倍於簡單勞動。現代經濟的趨勢是，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的比重和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於直接勞動者。現在的絕大部分私營企業家也可能通過其管理、技術的投入以及市場的開拓而參與價值創造，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也參與了價值創造。如果進一步考慮到其技術和管理的勞動是複雜勞動的話，其創造的價值可能多倍於直接勞動者的簡單勞動。
其次，關於價值創造和財富創造的區別和聯係。
勞動價值論區分了價值創造和財富創造兩個方麵，但價值創造不能替代財富創造，價值創造隻是對財富創造的進一步抽象。社會產品(財富)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體。財富創造與各種生產要素相關，價值創造隻同勞動相關。但是創造價值的勞動過程不能孤立地進行，它必須同整個財富創造過程結合進行。馬克思從財富創造過程中抽象出價值創造過程，目的是要從價值關係和價值創造分析中揭示剩餘價值的來源。而要研究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則要研究財富創造過程。我們在運用勞動價值理論時絕不能將從財富創造中抽象出的價值創造過程代替財富創造過程。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達綱領評判》中針對德國工人黨哥達綱領中的“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這句話時所說的，“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上麵那句話……隻是在它包含著勞動具備了相應的對象和資料這層意思的時候才是正確的。然而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應當容許這種資產階級的說法，對那些使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避而不談。”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
第三，關於財富創造的決定性因素。
非勞動生產要素沒有成為價值創造的要素，但能成為財富創造的要素。財富的創造需要勞動同各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其中包括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等。馬克思引用過一句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意味著財富的生產需要土地等生產條件。資本、土地等非勞動的生產要素盡管不創造價值，但參與了社會財富的創造。在社會財富創造中，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生產要素都做出了貢獻。這裏特別指出資本在財富創造及價值形成中的作用。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包括勞動力和土地等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是被資本並入生產過程的。“資本一旦合並了形成財富的兩個原始要素——勞動力和土地，它便獲得了一種擴張的能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3.不僅如此，資本還將科學技術並入財富生產過程。“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4.就像現在所講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要轉化為生產力就必須要資本的介入，否則，再先進的科學技術也隻能是空中樓閣。
就價值創造來說，資本也不是一點不起作用的。財富的價值構成是C+V+M。其中V+M是新創造價值，C是轉移價值。這個轉移價值對價值創造也不是被動的，能能動地起作用。馬克思關於勞動生產率與價值論關係的分析，就指出了資本、技術等要素會通過影響在一定勞動時間中(創造價值)創造使用價值總量來影響單位產品的價值量。資本質量的提高，含有更高技術的機器設備都可能會因創造更多的產品而影響價值量，這就是馬克思說的：“使用一架強有力的自動機勞動的英國人一周的產品的價值和隻使用一架手搖紡車的中國人一周的產品的價值，仍有大得驚人的差別。”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5.而且，勞動也不是均質的，勞動也是被資本導入價值創造過程的。資本雇傭更高質量的活勞動則可能創造更高的價值。
第四，關於先進生產部門。
既然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能否由此得出結論：勞動消耗多的個別勞動創造的價值高，從而勞動密集型部門創造的價值最高，因而這類部門最先進。回答是否定的。根據勞動價值論，勞動創造的價值有個市場實現問題。就是說，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消耗的勞動能否形成價值有個社會(市場)承認問題，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勞動消耗不被社會承認，當個別企業采用某種新的要素（如新的工藝或技術）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它可以使其生產產品的個別勞動時間降低，從而獲取超額利潤；而當全社會都使用這種新的要素時，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便形成新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勞動密集型部門也是這樣，不會因為其勞動密集而創造的價值最高。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不僅會使利潤平均化，還會使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部門獲得超額利潤。因此，先進生產部門，創造的價值量更高的不是勞動密集型部門，而是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部門。
勞動價值論不僅分析了勞動生產力的作用，也分析了資本生產力、土地生產力，協作和分工的生產力，管理和技術所產生的生產力。在馬克思的分析中這些要素生產力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遠遠高於勞動生產力的作用。因此，就創造價值的勞動來說，先進的生產要素是複雜勞動；就財富創造來說，先進的生產要素不是一般的勞動，而是技術和知識，資本的作用在於將這些先進的生產要素並入(導入)生產過程。資本是不是先進生產要素，就要看並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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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
勞動價值論自然而然會推導出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勞分配的必然性。當我們明確了各種非勞動生產要素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後同樣會推導出我國現階段的分配結構中按勞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並存的必要性。
在這裏需要明確分配結構不僅僅是被動的生產成果的分配，它對生產能起到其他機製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效率考慮，分配機製的功能不隻是提高勞動效率，還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僅要刺激勞動要素所有者的勞動投入，還要刺激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種要素的投入。體製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在體製上鼓勵各個要素的所有者自覺地將要素投入生產力發展過程。顯然按要素投入取得報酬就顯得非常必要。所謂要素報酬即：按勞動投入、按資本投入、按技術投入、按企業家要素投入取得報酬。
上述要素分配機製的理論阻力是馬克思針對資本—利息、勞動—工資、土地—地租這種“三位一體”公式所做的批判。仔細分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可以在兩個方麵說明要素分配與三位一體的區別。首先，在馬克思看來，“三位一體”公式的庸俗性在於將資本、勞動、土地都同等地看作是價值的源泉。馬克思並沒有否認，土地所有權、資本和雇傭勞動成為收入的源泉。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34.其次，收入分配與價值創造不是同一層麵問題。分配理論不一定由價值創造理論來說明。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價值創造與勞動相關，分配則與要素所有權相關。資本、勞動、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屬於不同的所有者，分配過程也就是各個要素所有權的實現，就像馬克思說的，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實現。《資本論》關於剩餘價值分割的分析說明了分配中實現要素所有權對提高生產力和增加社會財富所起的積極作用。
在廣義的價格理論中，人們把利息率、工資、地租分別看作是使用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價格，這些價格分別在各自的要素市場上形成。這對於有效地配置和使用生產要素起的積極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且，勞動價值論在說明勞動創造價值時，沒有否認要素參與分配。可惜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將勞動價值論片麵理解為勞動的作用，從而進一步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分配限於按勞分配，由此導致整個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
實踐證明，單純的按勞分配的局限性非常明顯：首先，馬克思當年設想的按勞分配隻是消費品方式，而在現實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收入中一部分用於消費，一部分用於儲蓄。這意味著，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費品分配的範圍。為了動員居民儲蓄並轉化為投資，就需要有按勞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其次，生產過程是多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勞動隻是其中的一種要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的主要約束因素是資本、技術、企業家要素供給不足。單靠按勞分配不可能起到動員勞動以外的要素的作用。
我國目前實行按要素投入取得報酬的機製突出需要解決以下三方麵問題。
一是激勵知識和技術投入。技術投入的報酬，即技術投入的價值在分配上得到體現，技術開發所付出的成本得到相應的收益。目標是調動科技人員技術開發的積極性，推進技術進步。將技術列入生產價值的勞動，就有其報酬問題。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長期的勞動報酬偏低，其理論原因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觀點：複雜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固然比簡單勞動者高，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複雜勞動的教育培訓費用是由私人提供的因此其報酬應該比簡單勞動者高。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教育和培訓費用是由社會提供的，因此複雜勞動者不能提出更高收入的要求，其創造的更高的價值應該完全屬於社會。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這樣。技術和管理人員的教育和培訓費用固然有社會提供的部分，但其相當部分還是由私人提供的，更何況還有機會成本。因此技術和管理人員提出更高收入的要求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