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國民黨“一大”選舉出了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41人，其中中國共產黨黨員10人。1月31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正式發表，孫中山召集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推舉中央常務委員組成中央黨部，其中中央常務委員三人，分別是戴季陶、廖仲愷及譚平山，中央機關由秘書處和八個部門組成，戴季陶出任宣傳部部長。1924年4月，孫中山又頒發大元帥令，委任戴季陶擔任法製委員會委員長和大本營參議。由此可見，戴季陶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賞識。
消極應對擅離職守
國民黨“一大”期間，戴季陶雖然沒有明確反對聯俄聯共政策，但是他很擔心改組後的國民黨被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控製，所以他說：“把共產黨參加進來，隻能把他們作為醬油或醋，不能把他們作為正菜的。”
從內心上來說，他是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的，因此他此前一直待在上海，遲遲不肯南下廣州。之所以南下，也是因為孫中山多次催促和廖仲愷兩次勸說。他原本打算南下以後當麵說服孫中山，可是他後來看到一批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右派，被孫中山堅決地批評和駁斥，甚至還有人因此被囚，在這種形勢下，他隻能無奈地無條件支持孫中山，支持新三民主義，支持聯俄聯共的政策。無論是從維護狹隘的黨派利益也好，還是出自維護個人利益的私心，他雖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總體上來說，對於國共合作這件事，他真正采取的是左右搖擺、消極應對的態度。
孫中山雖然沒有批評戴季陶，但戴季陶本身遭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右派兩個方麵的攻擊。中國共產黨人看透了戴季陶兩麵三刀的把戲，認定了他從心底裏對國共合作持排斥態度，所以把他劃為國民黨右派。而國民黨右派，又認為戴季陶曾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和鼓吹者，在大會上屢屢否決他們的提案，因此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親共產黨的人，也對他予以攻擊。在這兩個方麵的壓力下，戴季陶覺得自己生活在夾縫中，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因此他選擇了離開廣州這個辦法。
國民黨“一大”才閉幕，作為國民黨中央常委之一、宣傳部部長的戴季陶就不辭而別，隻身返回上海。此時的戴季陶，再次處於他人生中的轉折點上。他說：“我的思想從此時起，隻有回頭的感情，沒有向前的勇氣。”
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續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第745頁。戴季陶已經從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又變為一個革命熱情消失、革命意誌消沉的人。對於戴季陶身負重任卻擅離職守的行為，孫中山非常惱怒，馬上電召他回廣州，國民黨內部對戴季陶作為國民黨元老的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散漫行為也是一片嘩然。戴季陶在巨大的壓力下，被迫於1924年2月中旬返回廣州。返回廣州後，他非但沒有從心理上接受聯俄聯共的政策，反而拋出了自己的狹隘政黨思想。黃季陸曾說，國民黨右派從組織上表現出對共產黨的不安，“理論思想上的對立與不同，戴季陶先生便是創作反共理論的第一人”。
黃季陸：《懷念戴季陶先生》，（台北）《傳記文學》，第6卷第2期。
為了限製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維護國民黨的黨派利益，戴季陶提出所謂中國共產黨人放棄共產黨黨籍無條件加入國民黨的思想，並利用自己的地位通過各種途徑反複宣傳自己的言論，結果自然是屢屢碰壁。1924年3月29日，他在和何香凝、譚平山交談時說：“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共產黨人亦自承認之矣，若於此日，共產黨之同誌，能犧牲其黨籍，而完全作為一純粹之國民黨，使國民黨中，不致有兩個中心，然而一切糾紛，乃可盡除，而組織工作，乃不致受此無形之障礙。”戴季陶還多次勸說譚平山帶頭放棄中國共產黨黨籍，遭到譚平山的嚴詞拒絕和批評。
二戴季陶與黃埔軍校
力薦校長勸諫介石
在經曆過多次革命的失敗後，孫中山認為有一支屬於國民黨領導的軍隊十分重要，因此他積極和蘇聯合作，希望能夠在蘇聯的幫助下，直接建立自己的軍隊。他曾希望以布拉戈維申斯克作為蘇聯的遠東指揮中心，把華南的革命軍事力量集結到離蘇聯很近的新疆省，在謝米巴拉廷斯克和七河省的交界處建立根據地，並逐步發展壯大。但是，當時蘇聯有自己的考慮。首先，蘇聯希望能夠爭取北京國民政府對其合法性的承認，不願意和北京國民政府對立，因而始終不願承認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其次，蘇聯和日本在遠東的關係很緊張，蘇聯怕建立遠東中心會招來日本開展過激的行動；再次，這個中心靠近外蒙古，蘇聯不願意自己在外蒙古的利益受到損失。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蔣介石為團長，和王登雲、張太雷等一起組成五人代表團，從上海出發前往蘇聯，開展了為期2個多月的考察訪問，其中沈定一、張太雷是中國共產黨代表，這就是著名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在代表團出發前，孫中山向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通報了“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去蘇聯參觀訪問的性質和任務，“將討論我們的朋友靠什麼方法和途徑，能夠對我在我國的工作給以幫助”。“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考察了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認為發動了工人和農民進行革命是革命能夠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此外，在蘇聯考察活動的重點內容之一是學習蘇聯建軍經驗，代表團係統地參觀訪問了蘇聯紅軍、軍事學校和軍事設施等，對紅軍的黨代表製度和其他組織製度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從而為黃埔軍校的建立打下基礎。
圖52黃埔軍校開學典禮，檢閱台上從左到右依次為廖仲愷、蔣介石、孫中山、宋慶齡
黃埔軍校成立前，孫中山原來計劃派程潛擔任校長，蔣介石、李濟深擔任副校長。程潛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和陸軍士官學校，是老同盟會員，曾曆任湖南護法軍司令、陸軍次長和大元帥府軍政部長等要職，無論是資曆還是能力都是一個非常合適的人選。蔣介石對此非常不滿意。據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回憶：“黃埔軍校開辦之前，孫中山派蔣介石到蘇俄去考察軍事，決定派程潛為校長，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蔣介石認為這一次的聯合戰線黃埔建軍是開創性的局麵，以他同孫中山的關係與他曾到蘇俄考察軍事這一條件，他說一切既是學習蘇俄，程潛那一點日本派的舊的軍事知識有什麼用處呢？他既不願屈居在程潛之下，就憤然離開了廣州。”黃埔軍校二期炮兵科學生覃異之也曾說：“關於校長的人選，最初決定為程潛，而以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蔣介石當時無論在黨在軍都是後輩，孫中山先生派他為軍校副校長，已經是‘不次之遷’。但是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對這個任命很不滿意，就離開了廣州，跑到上海，表示消極。”
曹群：《黃埔教父孫中山》，東方出版社，2014年1月，第6667頁。由於蔣介石和戴季陶是知交好友，蔣介石就對戴季陶說，程潛曾當過清廷的標統，他（蔣介石）不能和一個封建奴才合作。戴季陶對這個兄弟十分賣力，趁孫中山先生還沒有發布程潛擔任校長的任命之前，趕緊拉著張靜江、吳鐵城等人去向孫先生力薦蔣介石。在戴季陶、張靜江等人的力薦下，孫中山認為蔣“為浙江出身之武官，十年前曾留學於日本士官學校，受新式之軍事教育”，“雄略沉毅”，
圖53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時的蔣介石
由他擔任校長，不僅他本人“將蔚為軍官中之大器”，
由他編製的軍隊將必定是“民國第一勁旅”。同時，蔣介石還是當時中國和蘇俄都能接受的人，蘇俄方麵認為蔣介石在中國軍事幹部中“以文化教養最高之輩著稱”，而且有日本留學的資曆，特別是曾作為孫逸仙博士訪問團的代表訪問過蘇俄，蘇俄方麵比較放心，認為蔣介石是國民黨左派。程潛不願意和蔣介石爭校長之位，孫中山於是決定把校長之位委派給蔣介石。
黃埔軍校的成立一波三折。國民黨“一大”期間，孫中山決定成立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籌備委員會委員長。1924年2月6日，軍校籌備處在廣州南堤二號正式辦公，分設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醫五部，不久，蔣介石與蘇聯顧問發生了爭吵，他借口“環境惡劣，辦事多遭掣肘”，2月21日忽然向孫中山提出辭職，說“所有軍官學校籌備處已交廖仲愷先生代為交卸，乞派人接辦”，並派秘書召集籌備處人員開會，宣布黃埔軍校不辦了，當場還宣布了相關人員的遣散費，蔣介石本人沒等孫中山批複，就撂挑子走人去上海。孫中山看到蔣介石的辭呈，立刻批示：“務須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鬥，故不準辭職。”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507頁。2月29日，又發電給蔣：“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526頁。蔣介石則以“孫中山過於信任共產黨”為借口堅持不回來。戴季陶作為蔣介石的密友，同時又是孫中山的追隨者，不願意蔣介石和孫中山鬧得太僵，於是請蔣介石的另一個拜把兄弟張靜江出麵，勸他不要因小失大，以黃埔軍校起家做一番事業。如果沒有戴季陶委托張靜江去勸說蔣介石，蔣介石也許就不是黃埔軍校的校長了，而中國現代史也將改寫。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立刻向孫中山舉薦戴季陶為政治部主任，戴到任後，勸諫蔣介石要“韜光養晦，忍一時之氣”。戴還回憶，黃埔軍校成立之初，孫先生任總理，廖仲愷任黨代表，蔣介石雖是校長，但一切問題都須經黨代表簽署才有效。
蜻蜓點水虛與委蛇
黃埔軍校籌辦初期，戴季陶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為黃埔軍校做了一點工作。比如在黃埔軍校的招生上，由於當時中國很多省份都處於北洋政府的控製之下，黃埔軍校不能在這些省份公開招生，國民黨中央便要求各省中央委員，在回原籍的時候私下招生，戴季陶和於右任、居正等人頗為積極。根據國民黨中央的規定，各地考生在經過當地初選後，再來廣州參加複試，有大約1300名左右的考生通過了初選來到廣州。為切實做好複試招生工作，軍校籌備委員會決定成立軍校試驗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柏齡、鄧演達等9人為委員，經孫中山批準於1924年3月21日成立。戴季陶擬定了複試的國文試題，數學試題由王登雲擬定，中國共產黨員張申府和蘇聯顧問負責口試和監考以及閱卷的工作，最後確定招生400多人，這就是將星璀璨的黃埔一期，其中很多學員後來都是身居要職、手握重兵、權傾一時的人物，比如後來中共的高級軍事將領徐向前、陳賡、左權等，國民黨方麵的高級將領胡宗南、宋希濂、鄭洞國、侯鏡如等。
1924年5月13日，孫中山親自簽署任命戴季陶與胡漢民、汪精衛、邵元衝為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4年6月13日，也就是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前三天，戴季陶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6頁。孫中山在籌辦黃埔軍校的時候，就想讓戴季陶負責政治教育，這是因為黃埔軍校由中國國民黨所領導，而戴季陶是國民黨的理論家，用國民黨的理論承擔政治教育的重任，戴季陶是最合適的人選。根據現有資料，戴季陶是先任總政治教官，後來才任的政治部主任。蔣介石擔任校長之後，旋即保舉戴季陶擔任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這和孫中山的想法不謀而合。
6月14日，戴季陶與邵元衝等人創作了“十二句訓詞”，孫中山在6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提出了這“十二句訓詞”，即“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戴季陶為主創作的這十二句訓詞，由於簡潔明快、朗朗上口，在開學典禮後不久就被譜成曲，作為黃埔軍校校歌，名稱叫“三民主義歌”。然而，“這首由戴季陶作詞的校歌，由於韻律不太順暢，唱起來詞不合曲。雖然校長蔣介石幾次在全校大會上帶頭唱，但是師生都不大喜歡這首難上口的校歌。此校歌主要在第1至4期學員當中傳唱，因此在軍校與社會上流傳不廣。後來有了新校歌（《怒潮澎湃》）取代了這首校歌”。
陳予歡：《戴季陶與黃埔軍校》，《黃埔》2017年第3期。北伐成功後，戴季陶建議“三民主義歌”作為國民黨黨歌並獲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作為國歌。
黃埔軍校開辦之初，戴季陶曾去軍校做了幾次演講。1924年4月29日，戴季陶到黃埔軍校籌備處與籌備人員會麵，做了題為《革命黨員的責任》訓話：“今天兄弟與各位第一次見麵，各位勇氣百倍，精神煥發，兄弟非常欣喜！本黨為養成革命軍事人才，所以辦這個學校。各位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以後本黨革命建設，能做到如何程度，全在各位的工作如何，希望各位都明白自己的地位才好。今天兄弟有簡單的言語，同各位講：我們中國已立四千餘年了，在曆史上所占的地位很高。我們所能做的革命事業，是對於中國民族負繼往開來的責任；就是對於過去負承繼的責任，對於將來負永久存正為世界文化盡力的責任。自本黨總理主張革命以來，所倡三民主義都是說明我們對過去將來的責任。我們若不明了我們的曆史過去的地位，就不能負將來的責任。”
陳宇編著：《黃埔軍校年譜長編》，華文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8頁。5月21日，戴季陶在軍校做題為《群性賴紀律而完成》的演講時說，“政治部的課程自下月第一星期起，按步實行，今天先提出一個問題來與各位說一說，個性與群性前次已經說了，今天所說的就是群性如何完成的方法”，“中國自封建製度破壞以後，生活上任人民自由，思想上則絕對專製，國民訓練一點沒有，國家地位毫不認識，近二三十年來人民雖漸漸認識國家地位，然大多數的人民還是不認識的，所以一切團體都是很散漫，沒有組織的方法”，“社會的生活、社團的組織完全從紀律出來”。
陳宇編著：《黃埔軍校年譜長編》，華文出版社，2014年11月，第26頁。
黃埔軍校剛開辦時，非常缺乏從事政治教育的政工幹部，作為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多次讓中國共產黨員張申府為軍校推薦人才。張申府曾說：“廖仲愷同誌在黃埔軍校負責實際籌備工作，後擔任軍校黨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們對我非常熱情，常請我吃飯，談軍校工作……談話之間，他們希望我能夠推薦一些在國外學習的優秀學生到黃埔軍校來。”於是，張申府開出15人的名單，全部是共產黨人，位列第一的就是周恩來。
戴季陶雖然為黃埔軍校做了一些工作，但出於內心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的反對，總體上來說，他是消極應對的。當時軍校政治部的副主任是張申府，政治部秘書是聶榮臻、魯易，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對此，戴季陶曾表示非常不滿，覺得自己已經被共產黨人所包圍，自己這個國民黨元老怎能和這幫年輕的共產黨人在一起合作共事呢？所以，他後來回憶說：“近兩年當中，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是我願意做的，沒有一句話是願意講的。”戴季陶雖然身居黃埔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的要職，但是總體上，他對政治部工作較為消極，政治部沒有具體的組織機構，隻有兩名記錄員，連具體的製度安排、崗位職責、工作計劃都沒有，隻是在官長政治教育計劃中添加了《教育與革命》的課程。1924年5月31日，戴季陶與廖仲愷、邵元衝、甘乃光、劉蘆隱等一起前往位於廣州長洲島的黃埔軍校，共同商討教材講授課程事宜，確定了政治課授課分工，並規定“每周一節課時一小時餘”。
根據孫中山的設想和安排，黃埔軍校政治部作為中國國民黨黨管軍校的具體體現與執行機構，負責全校學生的政治教育事宜，後來又增加了黨務和宣傳的內容，首開中國軍隊政治工作製度之先河。但當時戴季陶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隻是他的若幹兼職之一，因此他不可能集中精力開展工作，隻是將中國國民黨黨務與政治製度照搬到軍校工作中。
左右搖擺負氣出走
戴季陶在黃埔軍校期間，曾試圖在政治上采取兩麵派的手法，以所謂的“中庸”之道保持中立，結果導致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都不能容忍他。國民黨右派因為戴季陶曾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便說他是共產黨，共產黨卻對戴季陶消極應對的政治立場表示懷疑，因而兩方麵都對他反感。於是，戴季陶無奈地對蔣介石說，“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
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9年，第985頁。
張治中回憶說，當時軍校內的政治鬥爭很尖銳，有一次為了調解校內的摩擦，戴季陶和沈玄廬特地到學校開了一個座談會，戴季陶被參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百般詰難，幾乎下不了台。在這種夾縫中左右搖擺，戴季陶自然度日如年。
當時，黃埔軍校內有孫文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兩個組織，孫文學會是國民黨右翼師生為主，青年軍人聯合會則由共產黨人組成。孫文學會有兩大法寶，其中之一就是理論“祖師爺”戴季陶，另一個是擅長出謀劃策的軍師王柏齡。凡是和共產黨作對的事，這兩個人都不遺餘力。蔣先雲等共產黨員想了一個辦法，由共產黨員李之龍畫了一幅漫畫，上麵的人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吃力地背著孫中山的塑像向破敗的孔廟走去，形如戴季陶，這個漫畫的意思是戴季陶曲解孫中山思想。後來這幅畫被複製了很多幅，貼遍了全校，看過的學生無不哈哈大笑。戴季陶此前還前去學校講課，漫畫事件後就再也不去了。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是一個非常耀眼、位高權重的職位，它是黨代表的參謀長，特殊情況下可行黨代表之權，然而戴季陶並不珍惜這個位置。黃埔軍校開學還不到一個月，戴季陶就突然神秘地失蹤了。戴季陶的失蹤，讓軍校師生感到十分驚訝和莫名其妙，各種猜測和流言傳播開來。一些別有用心的國民黨師生乘機造謠說戴季陶的失蹤是共產黨在搗鬼，想乘機排擠國民黨控製政治部。
然而，這件事情的真相據說是源起於一次偶然的打架事件。有一天，戴季陶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鄒魯家做客，碰巧當時國民黨右派頭子、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繼也在他家，兩個人就談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問題。當時戴季陶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裏的共產黨人毛澤東、蕭楚女等人關係還不錯，因此無意識地為共產黨人說了幾句好話。張繼作為國民黨右派的頭子，一直把共產黨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一時激動起來，對著戴季陶破口大罵：“你是一條共產黨的走狗！”戴季陶不甘示弱，回擊曾做過北洋政府幕僚的張繼：“你這個北洋軍閥的走卒！也配來教訓我！”張繼聞言惱羞成怒，接著罵戴季陶：“戴傳賢，你從保皇黨幹到共產黨，是一個十足反複無常的小人！”接著，張繼動手打了戴季陶一個耳光，兩個人就互相扭打起來。文弱的戴季陶打不過五大三粗的張繼，當場嚎啕大哭，他越想越覺得委屈，第二天就留下辭呈跑去了上海。
其實，戴季陶的離開還有一層原因，就是戴季陶和蘇聯顧問鮑羅廷關係不夠融洽。鮑羅廷認為戴季陶聯俄聯共的政治立場不堅定，對他表示懷疑。孫中山對戴季陶的再次不告而別很生氣，對他感到非常失望。此後，張申府、邵元衝等先後代理政治部主任，都不盡如人意。孫中山和蘇聯顧問商量之後，終於決定請共產黨人周恩來出任政治部主任。
三戴季陶追隨孫中山北上
追隨北上見證遺囑
1924年10月22日午夜，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軍隊包圍了總統府，囚禁了總統曹錕，迫使直係軍閥控製的北京國民政府下令解除吳佩孚的職務，史稱“北京政變”。政變後，在馮玉祥的授意下，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把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遷出了紫禁城。北京政變的第二天，馮玉祥、黃郛、孫樂等人在北京召開政治軍事會議，決定請皖係軍閥段祺瑞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同時電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在北京政變之前，孫中山就和馮玉祥有了聯絡，他曾在1924年9月5日頒發《討伐曹錕吳佩孚令》，認為曹錕賄選大總統，“瀆亂選舉，簪竊名器，自知倒行逆施，為大義所不容。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以賣國所得，為窮兵黷武之用”。同年10月19日，他還“特派徐謙為馮軍慰問使”，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0頁。密函徐謙勸說馮玉祥武裝革命，“請告馮，北京國會為不合法……則當用革命手段以救國”。北京政變發生後，10月27日，孫中山即分別致電段祺瑞和馮玉祥，準備北上。孫中山置自身的安危於度外，說：“汝等以大元帥視我，則我此行誠危險，若以革命領袖視我，則此行實無危險可言。”11月1日，孫中山主持國民黨中央第十二次會議，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統一中國的主張，同日馮玉祥再次邀請孫中山北上。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宣布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要推倒軍閥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對時局主張》中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
1924年11月中旬，孫中山到達上海，電召戴季陶以日文秘書的身份隨他繞道日本北上。孫中山之所以要繞道日本，一方麵，
圖541924年11月，孫中山北上途中，
後中為戴季陶
是因為當時從上海到天津的車船水陸運輸都不通暢，另一方麵，
是因為孫中山希望能夠取得日本政府的幫助，孫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如頭山滿、犬養毅等進入了日本內閣，
孫中山對此信心滿滿。孫中山在日本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希望日本能夠支持中國統一。但事實證明，在利益麵前，孫中山昔日的朋友靠不住，他們早已對中國起了覬覦之心。到日本後，孫中山與日本右翼政治領袖頭山滿曾舉行過會談，孫中山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頭山滿等人明確反對，昔日朋友鬧得不歡而散。
戴季陶離開廣州後，一直居住在上海，正處於人生的低穀期。他對在廣州大顯身手的中國共產黨人非常不滿，希望用三民主義顛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用所謂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民族國際來取代國共合作，這和孫中山的本意是相違的。可是作為孫中山的擁護者和追隨者，這次孫中山召喚他作為日文秘書隨行，他毅然決然地跟隨先生再次前往日本。孫中山在日本的8天時間裏，向中國留學生、華僑團體和日本各界人士發表了多場演說，戴季陶作為秘書和翻譯，恪盡職守，認真地為孫中山做好翻譯工作，日本記者也被他出色的翻譯所欽服，曾不約而同地為戴季陶鼓掌。
圖551924年11月，孫中山和日本友人在神戶的合影，後左2為戴季陶
圖561924年11月28日，孫中山發表演講，右側為戴季陶
離開日本後，戴季陶再次回到上海。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抵達天津，正是寒冬時節，天寒地凍，又加上旅途勞頓，入津時已經在發高燒的孫中山，此時肝病發作，情況比較嚴重。在請了德國醫生治療了一段時間之後，高燒漸漸地退了，但是肝病沒有好。經過十多天的休息，本來孫中山的病情已經稍有好轉，但是隨後又因為段祺瑞的事大動肝火。12月18日，段祺瑞的代表葉恭綽、許世英來到天津拜訪孫中山，談到外交問題時說，段祺瑞有“外崇國信，尊重條約”的保證。孫中山非常不高興，說：“外交團要求尊重條約，我聽說段執政府已經同意，我在外麵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地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
此後，孫中山的肝病爆發，十分痛苦，但他為了中國統一的大業，還是堅持在12月31日到達北京。孫中山到達北京的當晚，協和醫院代院長劉瑞恒、美國醫生施美路德士和協和醫院的醫生共7人一起會診，會診結果認為孫中山患有肝部慢性發炎及肝部腫脹的急性病，但並非絕症。為了便於治療，孫中山住進北京飯店506號房（現在是北京飯店B座5101號房），他的隨行人員住在段祺瑞給孫中山準備的行轅，也就是鐵獅子胡同原顧維鈞住宅。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還特意為孫中山派了3個蘇聯籍的警衛員以保護他的安全。
1925年1月20日，孫中山的病情急劇惡化，於26日住進北京協和醫院。外國醫生進行剖腹檢查後，發現僅憑肉眼就可以看到孫中山的肝髒十分堅硬，於是診斷為肝癌晚期，而且認為至少3年前就已經罹患了肝癌，藥物已經無法治療。
戴季陶得到了孫中山在北京病重的消息後，立刻趕往北京，日夜陪伺在孫中山的病榻之前。在孫中山的最後階段，戴季陶作為孫中山最為信任的人之一，和宋慶齡、汪精衛、邵元衝、孔祥熙、何香凝等人一直陪伴在側。孫中山見到戴季陶後，內心很高興，曾問他：“聽說你近些時在上海求學十分用功，不知看些什麼書？學些什麼東西？”
“醫生報告”第3頁，孫中山籌備委員會：《哀思錄》，1929年。戴季陶聽了之後十分感動，忍不住想大哭一場，隻是他強忍住淚水，回答了孫中山的問題，並且請孫中山安心養病。此後，戴季陶還向孫中山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孫中山能允許自己將多年來鑽研三民主義的心得體會撰寫成文章，發表於世，孫中山微微點頭對此表示同意。
按照戴的說法說：“因痛心共產黨異說橫行，生心害政，流毒無窮。一日，曾以體認三民主義，實淵源於古代正統思想，而直紹心傳見地，詳陳於國父病榻之前，請示可否以仰鑽所得，寫為文字問世，以正人心，而端趨向。國父聆悉之餘，嘉其認識正確，許以盡情傾吐。”
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第197頁。這實際上成為他日後提出“戴季陶主義”的借口。其實，孫中山晚年聯俄聯共的主張眾所皆知，而戴季陶反共分裂，顯然是有違先生意願的。
戴季陶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他想到孫中山和他相處的點點滴滴，以及孫中山對他的倚重和厚愛，再想到孫中山已經病入膏肓，將不久於人世，曾幾次忍不住放聲大哭。當孫中山病情稍有好轉，戴季陶就和他進行短暫的交流，探討中國革命事業的進展情況。據戴季陶回憶：“總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總理談及了和日本有關的二三事項。總理說，我們對日本應談主權的問題最少限度有三項，第十二頁便是廢
圖57有戴季陶簽名的孫中山遺囑
除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是我們對日本最低限度的主張。”孫中山對日本的看法對後來戴季陶寫作《日本論》有很大的啟迪。
孫中山在彌留之際，神誌並不模糊，體溫也不高，睡醒了就會問東江討逆的進展情況，身邊的人向他報告說黃埔學生軍已經加入了軍隊作戰，而且連連大捷，孫中山聽說以後十分高興，命令發電嘉獎。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病情進一步惡化。汪精衛根據孫中山的意思，起草了兩份遺囑，一份是政治遺囑，一份是家事遺囑，此後他將兩份遺囑呈給孫中山，孫科把鋼筆遞給孫中山。但此時，孫中山連簽字的力氣都沒有了，宋慶齡於是含淚托著孫中山的手腕讓他簽字。孫中山所寫的字雖然腕力很弱，但“孫文，3月11日補簽”幾個字卻非常清楚。當時一起見證遺囑簽字的有宋慶齡、孫科、汪精衛、孔祥熙、戴季陶等多人，他們一一在遺囑上簽字。“國父簽名之政治遺囑和家屬遺囑，經宋子文、孫科、孔祥熙、邵元衝、戴恩賽、吳敬恒、何香凝、戴季陶、鄒魯等依次簽字，署名證明。”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5020頁。簽完國事、家事遺囑後，陳友仁將《致蘇俄遺書》呈給孫中山，由宋子文念了一遍，孫中山聽後，用英文簽上了名字：Sun Yatsen。在遺囑上簽字後，孫中山對身邊的人說道：“我這回放棄革命根據地的廣東，來到北京，是為謀和平統一的。我所主張統一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新國家。現在為病所累，不能痊愈，以致主張未能達到！生死本不足惜，但是數十年為國民革命所抱定的主義不能完全實現，這是不能無遺憾的！我希望各位同誌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不平等條約即得廢止，達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那麼，我死了也是很瞑目的！”
3月12日淩晨，戴季陶接到通知，說孫中山病危，他立即趕到東城鐵獅子胡同5號行轅孫中山的病床前。這時孫中山不住地喘息，已不能進食，不能講話。上午9點，一代偉人孫中山永遠地閉上了眼睛。戴季陶痛心疾首，嚎啕大哭，他寫了一副挽聯：繼往開來，道統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業並美列寧。
時希聖編：《戴季陶言行錄》，上海廣益書局，1929年，第226頁。
情深義重追思緬懷
戴季陶從1912年起，一直擔任孫中山秘書，到孫中山病逝為止，他的秘書生涯長達十多年。他和孫中山朝夕相伴，感情甚是篤厚。在戴季陶的心中，孫中山先生是他的良師益友，對他賞識有加，
圖58高山仰止——中山陵
並不斷地提攜和重用，是他命中的大貴人，堪稱真命天子，可謂恩重如山。孫中山也離不了戴季陶。在上海時，有一段時期，戴季陶想到美國去讀書，跑去請孫中山同意，孫中山說都這麼大歲數了，還要讀什麼書，說著拿出一塊銀圓給他，“這你拿去做學費吧”，戴季陶說，孫先生開玩笑了，孫中山說，“你到虹口去看一次電影好了”。足見兩人關係親密。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戴季陶隻要一想起他在孫中山身邊的點點滴滴，就忍不住十分傷感，他對孫中山做了深切的追思。戴季陶在孫中山逝世當天，寫了一篇叫《孝》的文章，說孫中山是孔子之後中國正統文化思想傳承的第一人，提出：“我們凡是接受先生主義的人，應該很誠意地對先生盡孝。”
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續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第653頁。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對戴季陶把孫中山和孔子相提並論的做法很不認同，曾針鋒相對地講過：“以孔子、釋迦來比附孫中山先生是腐化。”
朱傳譽主編：《戴季陶先生傳記資料》第4輯，（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296頁。戴季陶不以為然。
1930年代，為表達對孫中山的懷念和追思，曾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戴季陶，以中山大學全體師生的名義，在孫中山的陵寢中山陵陵前的廣場上捐資鑄造了一個紫銅寶鼎，即孝經鼎，此鼎高4.67米，腹徑1.33米，重達5000公斤。這個寶鼎的一麵是中山大學的校訓“智、仁、勇”三個大字，另一麵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大字，鼎內有一塊六角形的銅牌，刻著戴季陶母親黃老夫人手書的《孝經》全文，這說明戴季陶與他的長輩都非常尊重孫中山。“智、仁、勇”是孫中山先生對革命軍人的要求，他要求革命軍人必須區別於一切為軍閥賣命的舊式軍人。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對滇、贛、粵軍團級以上軍官所作的《軍人精神教育》的講話中，就闡明了革命軍人必須具有“智、仁、勇”的精神。“智”，即要求軍人能夠明辨是非，知道為什麼打仗，為誰打仗；“仁”，要求革命軍人具有強烈的愛國心，能夠為國盡力；“勇”，是要求革命軍人具有敢於為國家、為民族犧牲和“成功、成仁”的決心。後來，“智、仁、勇”成為國民黨人追求的一種高尚的精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大字，則是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提出的中國人的傳統八德。總而言之，一座小小的寶鼎反映了孫中山思想的精華。
圖５９孝經鼎
孝經鼎由張鏞森設計，當時的金陵兵工廠（現南京晨光集團）鑄造，造價1.3萬元。鼎台則由當時的總理陵園（即今中山陵園）工務組一位名叫夏行的工務助理員設計，台基為八角形，高3米，分為三層，最底層直徑16米，鋼筋混凝土鑄成，表麵鑲以蘇州花崗石，四周築石欄，造價2.17萬元，也由中山大學全體師生捐建。石台下麵約3米深的地基中，還埋藏著一隻小石匣子，匣子內又裝有一隻小銅箱，箱內藏著在南京的中山大學師生所恭錄的孫中山先生全部遺教，箱麵上還刻有戴季陶親筆所書“總理遺囑”四個字。不論是鼎、鼎台，還是遺教盒，都寄托了戴季陶與中山大學全體師生對偉人孫中山先生的敬仰與追思。
第六章“戴季陶主義”與孫中山
第
六章
“戴季陶主義”與孫中山
1925年孫中山逝世以後，戴季陶積極地為他的把兄弟蔣介石出謀劃策，一步一步幫助蔣走上了權力的最高峰。戴季陶作為孫中山多年的秘書和忠實的追隨者，原本和孫中山關係密切。他得到孫中山的允許，讓他把三民主義編撰成書，這成了他手中的尚方寶劍，並由此而歪曲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背離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還乘機拋出了所謂的“戴季陶主義”。“戴季陶主義”成為國民黨右派反共分共的理論武器，戴季陶從而一躍成為國民黨的首席“理論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戴季陶曆任要職，在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領域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對國民黨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949年，國民黨山窮水盡，戴季陶突然去世。
一中國國民黨首席“理論家”
炮製理論反共先鋒
1925年5月18日至25日，為繼承孫中山遺誌，國民黨中央先在北京後移至廣州召開了一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對黨、軍隊、軍校的訓令，重申了國民黨二中全會容納中國共產黨員的訓令，再次肯定接受共產黨的政策，會議還通過了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反對封建軍閥的時局宣言。此時，戴季陶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反共分共的言論，但是他從自己所一貫主張的黨派利益角度出發，強調國民黨的獨占性和排他性。在這次會議上，他提出了《接受總理遺囑宣言》。在這個宣言中，戴季陶以孫中山的捍衛者和追隨者自居：“吾人雖處哀悼悲痛之中，而總理偉大之精神主義遺囑已遺授於吾人。吾人不惟不因總理長逝，而喪失國民革命之勇氣，且秉此對於總理偉大之精神主義遺囑之信心，如日之明朗。照吾人革命勝利之前途，總理所遺未竟之工作，即吾人所完全繼承之重大責任”，“吾人今日唯一之責任，則在完全接受我總理之遺囑。自今而後，同德同心，盡吾人之全力，犧牲一切自由及權利，努力為民族平等、國家獨立而奮鬥，以竟總理未竟之誌”。他還說：“我中華民國之國民，凡能接受我總理之主義政綱，以從事於國民革命之工作，而為國家及民眾謀福利者，皆為吾人所敬愛之同誌，吾人誓以至誠與之結合，以共同致力於革命的建設事業之實現。”但是，他話鋒一轉，便提出了用“純正的三民主義”思想來建立國民黨的“最高原則”，對三民主義任何人“不得有所獨創”。這一觀點的本質是反對新三民主義，從而引起中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強烈反對。由於戴季陶以接受總理遺囑宣言的名義發表言論，從而產生了很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這個提案最終還是被通過了。會後不久，還通過了舉辦“總理紀念周”活動的訓令，國民黨中央要求國民黨各級黨部“每逢開會時，應先由主席恭誦總理遺囑，恭誦時應全場起立肅聽”。1926年國民黨“二大”之後，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又通過決議，要求各級黨部及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均應於每星期舉行“紀念周”一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建國粵軍總部的“紀念周”條例為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