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戴季陶
目錄
目
錄
引子1
第一章生逢時代聚於一處5
一風起雲湧大時代5
二戴季陶日本求學，孫中山組織同盟會13
三戴季陶參加革命，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21
第二章亡命日本依偎扶助31
一戴季陶擔任孫中山在日期間翻譯31
二孫中山由戴季陶等協助在日本創立中華革命黨41
三孫中山與戴季陶的日本觀50
第三章共事廣州不離不棄58
一孫中山在廣州三建政權58
二戴季陶與宋慶齡左右追隨孫中山65
三戴季陶與廣州中山大學73
第四章創辦雜誌共研理論81
一孫中山的“信徒”81
二戴季陶與孫中山共宣馬克思主義90
三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與戴季陶的考試思想98
第五章建立軍校相伴北上108
一國民黨“一大”前後的戴季陶108
二戴季陶與黃埔軍校115
三戴季陶追隨孫中山北上123
第六章“戴季陶主義”與孫中山131
一中國國民黨首席“理論家”131
二“戴季陶主義”對南京國民政府意識形態的影響140
三戴季陶人生的終點148
參考文獻159
後記166
孫中山與戴季陶
引子
引子
在風景秀麗的南京中山陵園，有眾多紀念性建築，按照統一的布局，精心安排，散處於巍峨壯觀的中山陵墓的周圍。這些紀念建築不僅是建築史上的精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它們寄托了捐建者、設計者和建造者對偉大的民族英雄、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崇高的敬意和永恒的懷念。位於中山陵廣場南端的孝經鼎，就是其中之一。
孝經鼎，紫銅質地，鼎高約4.67米，腹徑1.33米左右，重達萬斤。銅鼎外觀呈圓形，三足兩耳，下部為銅鼓狀底座，通體飾有花紋，平麵光滑如鏡，正中刻有一個五角星；腹部朝北一麵鑄“智、仁、勇”三個楷書字，是孫中山先生對革命軍人的要求，向南一麵原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楷書字，是孫中山先生概括的中國人的傳統“八德”；上部沿銅鼎口向上為一座六柱、三重簷的六角攢尖頂亭子，屋麵雕有小瓦，亭內豎有一六角形銅牌，上刻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之母黃太夫人手書《孝經》全文，故而得名“孝經鼎”。
銅鼎安置於一座三層八角形石台基座上，石台下麵約3米深的地基中，埋藏著一隻石匣子，石匣中裝有一隻一方尺大小的古銅色箱，箱內貯存著在南京的中山大學師生所恭錄的孫中山先生全部遺教。箱麵刻有總理遺囑，為戴季陶親筆所書。
這座鼎鼎大名的孝經鼎及其石台均由曾任廣東中山大學校長的戴季陶與中山大學的師生所捐建。1932年動工，1933年建成，全部造價時銀三萬餘元。孝經鼎曾一度移至中山陵陵門前的廣場上。1985年後又重新安放於此。
捐建孝經鼎，並為孝經鼎手書，對此鼎的設計和鑄造都極為重視的戴季陶，正是孫中山多年的革命戰友和得力助手。1932年4月，他曾以書麵形式向有關部門提出自己的意見。寶鼎的造型及其成功鑄造都體現了他遵循中山先生遺訓的思路。
戴季陶，何許人也？戴季陶（1891年—1949年），原籍浙江吳興（今湖州）
一說戴家原籍安徽，後遷至浙江，乾隆末年定居四川省。，生於四川漢州（今廣漢），初名良弼，後名傳賢，字季陶，又字選堂，筆名天仇，晚年號孝圓，曾受藥師灌頂，法名不空，又受時輪金鋼灌頂，法名不動。先世家境貧寒，祖父行俠仗義，父親行醫鄉裏，負有盛名。他7歲
一說6歲。入私塾，11歲入東遊預備學校，掌握日文聽說讀寫能力。後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五四期間，思想激進，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考試院院長等職。有蔣介石的“國師”之稱，是蔣介石的忠實“智囊”。是中國國民黨元老，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思想者。
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中，戴季陶的前20多年，追隨中國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理想與事業，獻身革命，殊有功勳，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戰友。孫中山去世後，他又最終成為國民黨內最重要的反共理論家，進而成為孫中山三民主義學說和革命事業的“叛逆者”，因而被人詬病。他的一生矛盾諸多。可以說是隨波逐流，也可以說是本身的局限所致，原因多種多樣，見仁見智。然而，他的複雜性和多麵性，正是與其所生存的近代中國時空的複雜性和多麵性相對應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理解戴季陶，無疑也為理解近代中國提供了一條極為重要的線索”。
一位著名的西方政治學家曾說:“領袖人物是一團熱情的火，但如果沒有助手，在他身後隻能留下灰燼。”這句話正好是一代革命領袖孫中山和一個多麵孔具有複雜性的政治人物和思想者戴季陶之間的相互關係寫照。
孫中山先生為中國革命奮鬥凡四十年，經曆了舊、新兩個民主革命階段，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曆史的進程。四十年間，他屢遭挫折而堅持不懈地奮鬥，建樹了豐功偉績，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這是他自身偉大的思想、意誌、品格的結晶，也是其助手們，包括戴季陶在內，擁護、合作、支持和讚助的結果。戴季陶作為他的秘書、國民黨的要員、日本問題的專家，無可厚非地說，他為孫中山的理想和事業，貢獻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孫中山的精神、品格、主義，當然也對他的一生產生重要影響。
20世紀初，革命思潮風起雲湧。由於孫中山等大批革命誌士亡命東渡，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戴季陶像那時許多的青年一樣，懷著赴東瀛尋求真理的熱切願望，踏上了去日本留學的道路。回國之後，他邁入新聞界，擔任《天鐸報》的總編輯，不久結識同盟會的會員雷鐵崖，經雷敦促，赴南洋，擔任革命黨在馬來西亞的機關報《光華（日）報》主編，並經雷鐵崖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年底，孫中山自美洲返回，抵達上海碼頭，戴季陶以記者及黨員資格，第一次正式謁見孫中山，即受到孫中山的高度賞識，讓他隨同抵達南京，參加中華民國成立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典禮。
此後，戴季陶一直追隨孫中山，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南北議和時，他是較早認清袁世凱真麵目的人之一，並曾予以無情地揭露和反擊。在反袁鬥爭時，他是孫中山武力討袁的堅決支持者。在護法運動時，他被任命為大元帥府法製委員會委員長、帥府秘書長和外交部次長。在五四運動時，他又受命孫中山，與沈玄廬、孫棣雲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嚐試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來說明中國的社會問題。在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之時，戴季陶被任命為二十參議和改組五委員之一。此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執委委員、中央監察常委、宣傳部部長，後又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營法製委員會委員長。可謂深得孫中山的信任。
1924年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北上共議“建設大計”，“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不料積勞成疾，肝病發作，住進協和醫院。戴季陶聞訊前往北京，孫中山已被確診肝癌，醫治無效，於1925年2月24日，口述國事遺囑，3月11日補簽家事遺囑，遺囑由汪精衛筆記，戴季陶是在遺囑上簽字的證明人之一。
孫中山逝世後，戴季陶以孫中山嫡傳弟子自居，向暫厝西山碧雲寺的孫中山遺體棺槨敬獻挽聯：“繼往開來，道統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業並美列寧。”此後，加強理論著述，先後撰寫《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書，以他自己的意願、主意，“繼承”“傳播”“孫中山思想”。
1932年，戴季陶對孝經鼎的建造極為上心，提出“圓形銅鼎，鼎上五方、三級，鼎亭全部黃銅吹色。向外正麵刻八德字；向內正麵刻智、仁、勇三字，全部集總理字。鼎內藏四方銅牌，上刻黃太夫人孝經。下麵三級石台，四麵欄杆石級全部雕花”。在銅鼎舉行奠基禮時，他與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共同出席，林森發表講話，他致辭。致辭結束後，他與辛樹幟兩人小心翼翼地將一隻銅箱放入石匣，並親自用水泥填入石匣內封固，然後徐徐放入地基底部，隨後開始建造石台，鑄造銅鼎。
1949年，戴季陶因精神危機吞服大量安眠藥身亡。他的人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前終結了。但他與孫中山的故事卻凝結在“孝經鼎”中，流轉於時空，待後人細細回味。
第一章生逢時代聚於一處
第
一章
生逢時代聚於一處
一個多世紀以前，中國積貧積弱，處於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1866年，中國近代史上公認的偉人、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誕生在廣東香山。1891年，日後與腐朽的清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廣漢。為開闊眼界，戴季陶赴日本留學，此時，孫中山正在日本籌組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後，懷著愛國報國的共同理想，戴季陶加入孫中山的革命隊伍中。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戴季陶開始到孫中山身邊工作，逐漸得到孫中山信任，與之一起度過一段革命歲月。
一風起雲湧大時代
堪憂逆境偉人誕生
19世紀，統治中國的清朝政府逆世界潮流而動，專製、閉關鎖國。外國列強對中華民族的土地和資源虎視眈眈。兩次鴉片戰爭均以清政府的屈辱讓步而告終。中國自主、獨立的地位開始喪失，領土完整遭到破壞。
19世紀中期，工業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始於18世紀60年代，以棉紡織業的技術革新為開始，以瓦特蒸汽機的改良和廣泛使用為樞紐，以19世紀30、40年代機器製造業機械化的實現為基本結束標誌的英國工業革命率先完成。英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軍事實力強大，對外擴張願望強烈，以印度作為在亞洲擴張的基地，成了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目的是想要打開中國的經濟及原料市場，廉價掠奪中國原料，並對華進行商品傾銷。由於中國的對外貿易此前一直處於優勢地位，為扭轉貿易逆差，英國開始對華走私鴉片，攫取暴利。
1838年，清道光帝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奔赴廣東查禁鴉片。林則徐到任後，嚴行查繳鴉片2萬餘箱，並於虎門海口盡數銷毀，是為“虎門銷煙”。此舉打擊了英國鴉片走私販的囂張氣焰，同時影響到了英國的利益。
為打開中國市場大門，英國政府以此為借口，決定派出遠征軍侵華，英國國會也通過對華戰爭的撥款案。1840年6月28日至1842年8月，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與賠款割地而告終。由此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除賠款外，將香港島割讓於英國，並使英國得到領事裁判權。1856年至1960年又爆發了在俄、美支持下的英、法聯合發動的侵華戰爭，即為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與法國為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擴大在華侵略利益，趁中國太平天國運動之際，以“亞羅號事件”及“馬神甫事件”為借口，聯手發動戰爭。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致使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聯軍闖入圓明園並掠奪珠寶，將其焚毀。戰爭以清政府被迫簽訂《北京條約》而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先後簽訂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條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和中俄《璦琿條約》等和約，進一步喪失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鴉片戰爭前，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占主導地位。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向中國傾銷產品和對中國絲、茶等農副產品的收購，中國逐漸被卷入世界市場。中國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
另一方麵，鴉片戰爭的失敗、領土等的喪失，把中國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題。一些進步人士開始拋棄陳腐觀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禦侮之道。圍繞著向西方學習，形成一次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和運動，對封建思想起到一定衝擊。鴉片戰爭期間，麵對西方列強先進的武器裝備，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揭開向西方學習、尋求救亡圖存道路的序幕。之後，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開啟“洋務運動”，邁出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成為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變化的主流。
圖1119世紀末的中國人
在鴉片戰爭期間，珠江三角洲的人民奮起反抗，一方麵反抗腐朽無能的清朝政府，一方麵也反抗外國列強欺淩自己的家園。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此後建立起存續十多年的太平天國政權。
圖12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時的肖像
1866年，距離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已過兩年，清朝政府統治中國已有220年的曆史。西方列強依然一步步蠶食著華夏大地，廣大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就在這個年頭，即當年的11月12日，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誕生了。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幼名帝象，譜名德明，化名“中山樵”等。他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的開拓者，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締造者，三民主義的創立者和倡導者。他第一個提出“振興中華”，首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兩千年封建帝製”。
孫中山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的農民家庭。青少年時代受到廣東人民鬥爭傳統的影響，向往太平天國反清事業，以“洪秀全第二”自許。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10月10日（宣統三年），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暗中聯絡，決定當天晚上起義，是為武昌起義，辛亥革命開始。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據其生前遺願，葬於南京紫金山。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著有《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其著述在逝世後多次被結集出版，有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11卷本《孫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16卷本《孫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國父全集》等。
孫中山為了改造中國，耗盡畢生精力，在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也為後人留下了十分豐富而寶貴的精神遺產。
孫中山在童年時代大概就與一般的孩子不同。他7歲進入私塾，據說十分聰明，記憶力驚人，常常不滿足於私塾中枯燥反複地誦讀《三字經》《千字文》之類的文字，總是愛向老師提問“為什麼”。他對老師說：“我讀這些書卻一點也不懂，有什麼意思呢？”老師看他那副天真而又疑惑的神情，竟無言以對。更重要的是，孫中山在童年時代見到了許多不公平的社會現象，見到這些現象後，他久久難忘、氣憤不平，心中埋下了將來要救國救民的種子。
有一天，孫中山在私塾裏念書，忽然聽到外麵一片嘈雜聲，原來是一批土匪在打劫一家剛從美國回來的僑商住宅。光天化日之下，大批的財物被搶走，卻沒有人敢上前阻攔，教師和其他的學生都跑了，但是孫中山沒有，他一直站在那裏冷靜地看著這場野蠻的搶劫。被搶的華僑眼看著洗劫一空的房子，絕望地說：“多年來我冒著生命危險遠渡重洋辛苦積攢的錢被強盜一下子搶去了，如果我留在洋人的地方，那裏有政府和法律的保護，何至於此。回到自己的家園，反而沒有保護了。”聽著這位老華僑絕望的心聲，孫中山的心裏翻起了波瀾。
1879年，13歲的孫中山隨母親楊太夫人，乘“格蘭諾克”號輪船第一次到了檀香山（美國夏威夷首府）。遠渡重洋的經曆，使他“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之後，他又先後五次到過檀香山。可以說他改造中國的誌向就是從那裏開始的。檀香山和他的革命生涯結下難解之緣。在檀香山，孫中山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西方的科技文明和製度文明對他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影響。在檀香山的五年，孫中山“有了濃厚的反對種族歧視，痛惡以強淩弱的意識”，並“接受了基督教義中‘平等’‘博愛’的思想，萌生了拯救民族、改造中國的雄心大誌”。此後，他回國學醫、行醫。同時，與誌同道合者論天下時事，曾起草國家改革方案《上李鴻章書》，未被采納，又回到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舉起武裝革命推翻清政府之大旗。
1896年，孫中山因策劃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海外，這年來到英國倫敦，被駐英清使館誘捕，囚於館內，幸得老師康德黎及倫敦民眾營救而脫險，此即轟動一時的“倫敦蒙難”。“倫敦蒙難”後，孫中山作為“革命者”聲譽鵲起，而他卻用了將近9個月的時間逗留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裏讀書，每天約4至7個小時。在這段時間裏，孫中山博覽群書，考察歐美政體，研究倫敦的政治和社會，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張出現了質的升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之主張完成定型。孫中山第一次到檀香山求學時，產生了反對專製的民主思想；興中會成立時，提出了“創立合眾政府”，體現了他的民權思想；此時，他考察歐美政體，發現了民生問題的重要性，希望將來能夠有效地避免國家出現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
理論精深戴氏服膺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因襲吾國古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其“所獨見而創獲者”，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學說，順應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這個“結晶”，深為後人所膺服。祖籍浙江吳興的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宣傳者”，一生頗受爭議的政治學說“理論家”——戴季陶，就是其中之一。作為辛亥革命的一員鬥士，他早年信奉的是君主
立憲，實際上是走改良救國的道路，但很快便轉向了三民主義，服膺民主共和。他追隨孫中山，又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名，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想理論體係“戴季陶主義”，在中國近代發展史上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圖13戴季陶
此人何許能耐也？
戴季陶（1891—1949），譜名傳賢，學名良弼，字選堂，複字季陶。1891年1月26日出生在四川廣漢西街一個經商兼儒醫的家庭。自稱“蜀中野人”，後來筆名“天仇”等，中晚年號“孝園”，法號“不空”。“季陶”是他青年時代之後常用的名字。
戴季陶的先祖本是安徽徽州人，生息於徽州府休寧縣隆阜小鎮，或因躲避“《南山集》案”文字獄，後來遷居浙江湖州府吳興縣。明清之際，幾十年戰亂，四川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片荒蕪，“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可耕田之民”，因此自順治十年（即1653年）起，清政府在四川實行招民墾荒地的政策，這些政策吸引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廣東、福建等省大批移民入川落戶，開荒辟地。戴家高祖便在乾隆末年遷入四川，到戴季陶這一代，其家居廣漢已經是第5代了。
戴家高祖名為戴聞天，起初，他隻身來到四川，在夔州、開縣一帶為人幫工，勉強度日。除夕祭神都舍不得用雙燭，而以一盞油燈配一支蠟燭來祭祖，艱苦程度可想而知。以後幾經輾轉，從川東闖蕩到了成都北不遠的漢州，靠一個浙江同鄉的接濟和幫助，做起瓷器買賣。他學得做瓷器的手藝，開起了一間小店，名為“昌泰號”，以求生意興旺發達。由於專營江西景德鎮的瓷器，以質取勝，經商有方，一時間“昌泰號”名聲大噪。從此，戴聞天在廣漢定居下來，娶妻得子，建家立業。戴氏家業兩旺，很快成為廣漢一帶舉足輕重的人家。
戴聞天之子戴躍龍，從小得到父親艱苦創業的教育，長大後絲毫不敢也不願鋪張，仿效父親用一燈一燭祭祖，以此來鼓勵自己不斷奮進。戴躍龍是個聰明人，在父親的基業上，他又顯示了卓越的經濟頭腦，生意更加興隆。不但老昌泰財源滾滾，而且還擴大經營，又開了一爿新昌泰瓷號。戴氏家業更加興旺，達到頂峰。戴躍龍把父親早期奮鬥的故事講給兒子聽，告誡他們，今天的富裕興旺是來之不易的，一燈一燭祭祖的故事在戴家成為家規，直到戴季陶身居民國要職時，他也念念不忘時時給自己的兒女講述這個神聖的故事。
戴躍龍的兒子，即戴季陶的祖父，名叫戴廉。戴廉是個天性純孝的人，尊師重道，慷慨尚義，遠近皆讚美其具有俠義之風。他精通繪畫，能畫得一手絕佳的海棠圖，卻不善於理財，晚年由於商業不景氣，兩家瓷號都關閉了。戴廉則閑居在家，沉溺於丹青，過起寧靜淡泊的生活。
戴廉的兒子名叫戴小軒，受其父影響，也精於繪畫，但他受人秘傳更擅長外科醫術。戴小軒娶妻黃氏，黃氏受其指點，也精通治療。夫婦二人，醫術精湛，遠近聞名。戴小軒共有四男三女，戴季陶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個，大哥傳薪，二哥傳榮，三哥傳宜，大姐玉貞，二姐秀貞，三姐慧貞。戴季陶由於排行最末，自然最受寵愛。
戴季陶的母親黃氏是湖北黃州人，家族世代經商，與戴季陶一樣，她在兄妹中亦排行老幺。16歲就嫁與戴小軒。戴小軒先於黃氏作古，黃氏則獨自行醫，救貧苦者不可勝數。戴季陶回憶她時說，母親“秉性慈祥，持家勤儉，侍尊嫜以孝，撫兒女以慈，族戚裏鄰曾無閑言”。
由於黃夫人篤信佛教，虔誠之心莫有能比，幼年的戴季陶曾常常跟隨她燒香敬佛，當時多出好奇之心，並不能深領之意。許多年後，戴季陶突然醒悟，皈依佛門，幼年的敬佛成為契機，兒時的事情或對於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除了母親之外，對戴季陶一生影響極大的還有祖父戴廉和大哥戴傳薪。戴季陶曾向別人講述過他嬰兒時期的一個傳奇故事：戴廉風塵仆仆地回浙江吳興修培祖墳，對祖宗行三跪九叩之禮後返回廣漢，正值戴季陶滿月大喜。戴廉懷抱小孫，深感祖宗之靈光，滿心歡喜，不由得開懷大笑。此時，剛剛滿月的戴季陶第一次見到祖父，竟然也大聲笑起來。這是他出生以來的第一次發笑。這一笑使滿堂賓客都驚訝無比，視為奇談！自此，祖父對他無比鍾愛，十分重視他的啟蒙教育。僅1歲多，祖父就教他識字，並給他講做人的道理。兩三歲時便教他誦讀。戴季陶竟“異乎尋常”的聰明，常常能夠過目成誦。多年以後，戴季陶回憶起祖父教他讀書識字的情景時說，他坐在搖籃裏，看著祖父拿著一根四川特有的三尺多長的旱煙袋，一麵吸著葉子煙，一麵指點他一句句地讀書。祖父如此和藹慈祥，實在叫人難忘。
祖父的教導，使戴季陶的智力得到了較早的開發。祖父病逝時，僅6歲多一點的戴季陶，已經讀完了《幼學瓊林》《唐詩合解》和《詩品》等書，而且還能背誦其中的很多內容，書中大意也基本上能夠理解。幼時的習慣培養了他對讀書的興趣，也激發了他強烈的求知欲。不久，戴季陶進了私塾，開始學著作一些對聯和五言詩，也很快就能出口成誦，受到父兄、師長的讚賞。
然而祖父病逝後，戴家已經負債累累，生活日見困難。家中生計，除戴季陶的父親一點收入之外，全靠他的哥哥戴傳薪一麵苦讀，一麵設私塾補貼家用。長兄對他的學習要求非常嚴格。10歲以前，戴季陶主要跟著塾師學習。幾年的時間裏，他熟讀了“五經”及幾部重要的史籍，曾兩次點閱袁了凡的《綱鑒》，5次批點《通鑒輯覽》。10歲以後，長兄在漢州純陽閣設私塾，把他帶在身邊。他就在長兄的監督下製訂了緊張的學習計劃：每逢三、六、九日為作文時間，平日早讀經、午閱史、晚上習詩文，每日要做默寫經傳的複習，讀完功課後還得另寫兩三條300字以上的讀書劄記，日日不得有缺；默寫經傳時倘若有錯，還要受到重罰。這為他以後的雄心壯誌打下堅實的基礎，為他今後思想的成長奠定傳統文化的基石。
戴季陶幼時的讀書經曆，比起孫中山來，努力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他沒能像孫中山一樣後來得到歐美文化的熏陶，而是去了東瀛日本求學深造，異曲同工地趕到了時代的洪流之中。
二戴季陶日本求學，孫中山組織同盟會
刻苦學習東遊日本
孫中山去檀香山接受西方教育，原先是投奔出洋謀生的哥哥孫眉而去的。戴季陶之所以去日本，則得從封建王朝的科舉製度發生變故說起。
1898年戊戌變法之後，全國要求革新的呼聲越來越激烈，清政府的腐朽統治搖搖欲墜。為維持自身統治，穩定民眾反抗情緒，清政府開始“籌辦新政”。措施之一就是廢除科舉製度
科舉製度是中國古代讀書人參加人才選拔考試的製度。它是曆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製度。由於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製從隋代開始實行，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曆經一千多年。明清兩代考生首先參加童試，參加者無論年齡大小，一律稱為儒童或童生。清童試分縣、府、院三個階段，院試合格後稱為生員，也就是秀才。取得秀才資格後才能參加後麵幾級正式的科舉考試。科舉考試殿試第一名即為狀元。科舉考試後對及第者的優待和榮譽，是打動千百萬知識分子乃至全社會人們的重要因素。科舉製度影響了人們的文化心理，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及第與否成為人生極喜極悲的重大因素。然而由於它在發展過程中越來越禁錮人們的思想，完全服務於皇權專製，最終把自身引向了絕路。，創辦新式學堂，並且選派一些青年學生出國留學，旨在培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人才。一時間，辦新學之風在全國上下興起。
1901年，才過10歲的戴季陶隨兩個兄長一道參加了科舉童子試，大哥戴傳薪順利地考取了生員。戴季陶在州試和府試中名列前茅，但在院試時因不熟《易經》“為大赤”
《易經》卦象名。而失卻桂冠。第二年，大哥來到成都，在一所名為東文學堂的新學堂裏謀到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也帶到了成都。在哥哥的幫助下，戴季陶第一次進入新式學校學習。這所新式學校名為“東遊預備學校”。
“東遊預備學校”，顧名思義是為向東方（日本）留學而做準備的學校。借助清政府所謂“新政”，趁著一些寬鬆的政策，當時的有識之士紛紛把眼光投向海外，希冀能從外國尋求救國的真諦。中國的鄰幫日本，早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強盛，製度文明，成為當時中國青年所向往的地方之一，對中國影響很大。清政府也從1896年開始，便派學生到日本留學。1898年後，清政府又命令各省督撫選派青年留學日本，並作為一項固定的政策。1901年後，還鼓勵自費留學，學成歸國，分別賞給進士、舉人等各項出身，其用意在於“培植人才”，“以通中外之情”。1902年左右，四川當局還采取了幾項向日本學習的措施：一是造就師資，即集選人士赴日本學習師範速成科，又在全省普設初級師範學堂，並對私塾講師進行改造；二是考察西學，即以日本為楷模，將日本教育行政、學製規則、學科程級“無不洞悉本原，畢貫條理”，全省效仿；三是延聘教習，即聘請相當數量的洋教習入川，以節省費用和時間，力求達到與留學他國“無異”的效果。
為了便於青年人留學日本，先期解決語言等方麵的困難，許多地方辦起了類似培訓班一類的學堂。東文學堂就可算是其中之一。它培養的是留日預科生。招生要求也很高，學子都從各縣的生員中選拔而來，一般的學生被拒之門外。學生入學後皆得學日語，並有日籍教習授課。東遊預備學校則相當於東文學堂的先修班。或似現在的“學前班”，過渡學校。這所學校也規定學生必須學日語，為以後的留洋做準備。學子大都是不能參加赴日留學的選拔，即暫時入不了東文學堂，卻又有誌於留學日本者。
圖14清末留日學生
創辦東遊預備學校的是一位江蘇句容人，名叫徐炯，是東文學堂的監督，在當時名氣很響，被稱為“新學領袖”。校址設在成都江南會館中。戴季陶小小年紀進入這所學校，為當時少有。他跟著徐炯讀書，在其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是一個值得紀念的起點。因為正是在他開始確立人生觀之時，跟上了一位時代洪流中的先進者學習，這對他影響頗大。這位啟蒙老師是個熱心變革的新派人物，他對清圖15少年時期的戴季陶
政府的專製統治從心底裏感到厭惡。他常常在課堂上灌輸革命思想。1902年前後的中國社會，革命風潮激蕩。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經曆了一段艱難的奮鬥曆程後，終於迎來了一個革命大發展時期，革命的火炬在專製統治的黑暗中熊熊燃燒。或許此時的戴季陶已從先生的口中得知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大名，對他們也十分敬仰和向往與之相識。他總是被徐炯先生的演講深深打動，甚至熱血沸騰，恨不得自己小小年紀也投身革命。因此，有學者認為，在東遊預備學校學習的時期，是他立誌革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