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Κ!�新學衡（第2輯）
主編： 朱慶葆孫江
南京大學出版社
目
錄
南高學人
民國史學中的南高學派(吳忠良)003
柳詒徵與梁啟超：文化史觀與文明史觀的碰撞
——解讀柳詒徵先生《中國文化史》(武黎嵩)022
景昌極先生傳略(謝任)034
鮑鼎先生傳略(宋逸煒)042特邀演講
西方關於“自由”的論辯(昆廷·斯金納)051
我即檔案！——媒介、記憶和不確定性(安德魯·霍斯金斯)066新潮·舊潮
中國內地首位天主教徒的臨終洗禮及身後傳奇
——兼論天主教在華早期傳教的一些特點(宋黎明)079
章太炎與南方話語
——章太炎影響下的清末革命青年(林少陽)094
從清華到東海：美籍教員麻倫的中國之緣(陳懷宇)124
欲問江流與湖水，可能洗盡古今愁？
——“莫愁”符號與南京曆史文化氣質(胡簫白)161
南雍藝海
白門行(柳詒徵)181
遊天戲海心太平
——曾熙先生的書法藝術(李昕垚)186西洋鏡像
歌曲、革命政治與民族記憶
——法國大革命後期的政治音樂(羅宇維)193
啟蒙之外，地圖之上
——啟蒙時代的文本、圖像與政治(於京東)207書評
記憶之場：皮埃爾·諾拉與法蘭西民族記憶(胡才惠心)225
新學衡
新
學
衡南
高
學
人南高學人·民國史學中的南高學派民國史學中的南高學派**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2CZS001）成果之一。吳忠良****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民國史學燦爛無比，流派眾多。學派研究也成為現代學術史書寫中很常見的一種現象。一般而言，將一群人稱為學派的，多他者指稱，少群體自詡。南高學派之名，亦為他者指稱。以命名方式來看，當下學派主要有以下幾類：以刊物為名，如國粹派、學衡派、古史辨派和食貨派等；以學校或科研院所為名，如南高學派、北大新文化派之類；以治學方法分類，如史料派、史觀派、信古派、疑古派和釋古派等。南高學派即以學校為名，且“南高”之名亦為南高學派諸人所珍視。而在民國時期諸多學術流派中，南高學派獨樹一幟，與學衡派聲氣相通，與胡適、傅斯年和顧頡剛等人多有學術論爭，緣是之故，多受新派人士指摘，其後的學術史書寫也多將其邊緣化，或置之於學衡派之內如鄭師渠《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沈衛威《“學衡派”譜係——曆史與敘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均將柳詒徵等人歸入學衡派來論述。。本文無意抹殺諸多學者對學衡派研究的貢獻，事實上他們的研究也有助於推進南高學派的研究。
一、 學術史上缺席的南高學派
民國學術史版圖中的南高學派，在當下出版的民國學術史著述中，較少有人注意到或者論述過。他們之所以在民國學術史中缺席，尚未引起研究者廣泛重視，主要是因為有意無意被同化於學衡派之內，同時也與其個人學術成就遮蔽了學派的光芒有很大關係。事實上，南高學人群體有其自我期許和團體意識，此一現象已為學界所注意。如桑兵認為：“當時東南大學的《學衡》公然樹旗，與當時的北大派分庭抗禮，形成所謂‘南高學派’。”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4—41頁。 周文玖認為：“20年代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學係，辦了多種史學雜誌,如《史地學報》、《學衡》等,培養了大量史學人才,其研治史學，在國內獨樹一幟，被稱為‘南高學派’。”周文玖：《從梁啟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的學術係譜》，《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 另有學者將南高學群稱為史地學派或史地學報派區誌堅稱之為“史地學派”(區誌堅：《書評：柳詒徵評傳》，《人文中國學報》1997年第3期，香港浸會大學編輯出版)，而彭明輝則稱之為“史地學報派”(《曆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凡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並將之界定為“常在《史地學報》發表論著的史地研究會會員，以及擔任史地研究會指導員的教授們，包括柳詒徵、竺可楨、徐則陵、張其昀、鄭鶴聲、陳訓慈、劉掞藜、向達等人”。。筆者曾將南高學群界定為南高史地學派，隨著研究和思考的深入，現將其界定為南高學派，認為該學派以柳詒徵為領袖，以陳訓慈、繆鳳林、張其昀、鄭鶴聲和向達等人為核心，萌芽於南高史地研究會時期，形成於1928年前後，消解於1949年。
學界先進與筆者之所以會將該學群稱為史地學派或史地學報派，很大程度上源於該學群最早創建的刊物《史地學報》及他們當時倡導的研究史地之學，而該學群有一個人員分化和研究方向凝練的過程。關於此點，鄭鶴聲有過形象的描述：
1928年後，南京為首都所在，群賢畢至，時柳師擔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在清涼山），竺師擔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在雞鳴山），兩處職員多是南高、東大史地兩係畢業同學，其時南京各學校機關亦多兩係同學，不下數十人，群議宴請柳、竺兩師以為壽。柳師笑對竺師說：“我們兩個大王，各聚一個山頭，各擁有嘍羅若幹人，勢力不可謂不雄厚，我們應如何作出打擊計劃，各成大事。”竺師笑對柳師說：“我們打天下各有範圍，至於如何打法也有不同，總之我們應當用科學方法循序漸進，立業而後成功，不能躐等而進。”鄭鶴聲：《記柳翼謀老師》，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05—106頁。
柳詒徵的“我們兩個大王，各聚一個山頭，各擁有嘍羅若幹人”和竺可楨的“我們打天下各有範圍”實已道明：南高史地研究會時期的南高學群經過數年聚散離合，此時已在學術上走向成熟，以各自研究方向為基礎，分別聚集在柳詒徵和竺可楨門下。這也可以從他們創辦的刊物和學會名稱，還有1928年這一重要年份來佐證。
南高學派最早創辦的刊物是《史地學報》，是南高史地研究會的學生刊物，關注的是史地學研究；繼《史地學報》之後創辦的刊物是1926年的《史學與地學》，是南高學派的中國史地學會的同人刊物；其後的《史學雜誌》出版於1929年，是南高學派的南京中國史學會的同人刊物，而此前的1928年張其昀在中央大學創辦了《地學雜誌》，關於此段因緣，柳詒徵在《史學雜誌》發刊辭中都有所交代柳詒徵稱：“往偕諸生倡《史地學報》，嗣又倡《史學與地學》，皆駢列史地，猶昆弟孿生者然。去年張子其昀倡《地學雜誌》於大學，今年繆（鳳林）、範（希曾）、陳（訓慈）、鄭（鶴聲）諸子又與張子倡《史學雜誌》，蓋孿生之子自毀齒而象勺，雖同幾席而專其簡策之通軌也。”參見《史學雜誌》1929年第1卷第1期，第1頁。。正是基於此，我們認為，南高學派在1928年前後已經形成。雖然學界前輩在論述相關問題時對南高學派有所提及，但並未詳論，故有必要在此對該學派的內涵和外延等進行界定。
南高學派的內涵。在治學路向上，南高學派致力於“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宗奉通史致用，力主為學當有益於世，追求求真與致用的統一。該治學路向明顯不同於胡適和傅斯年等人所倡導的為學隻當求真。學術理念不一致，也導致雙方在一些學術問題上多有爭論。
南高學派的外延。南高學派以柳詒徵為領袖，在其個人魅力和學術感召下，“柳門成蔭”。其弟子陳訓慈、繆鳳林、鄭鶴聲、向達、張其昀、劉掞藜、王煥鑣、王庸、束世澂、王玉璋等人之間多有互動，且都卓然成家，是南高學派的代表人物。正因為該學派以師生關係為紐帶，是一“師承性學派”，所以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和緊密性，成員流動性很小。
南高學派的盟友與對手方。學派是一個分類的概念，既然是分類，一般都會有同類和非同類之分，如此才能體現出學派特色。由於學術理念的異同，我們將學衡派和錢穆、蒙文通等學者視為南高學派的盟友，而胡適、傅斯年和顧頡剛等學者所在學派則為南高學派的對手方。
必須說明的是，南高學派不是與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這一特定階段相對應的學術流派。南高師存在於1915—1923年，而南高學派成員的活動卻絕不限於此時段之內。它可以說萌芽於1920年的地學研究會，經過史地研究會和中國史地學會階段的融合與淬煉，最終於1928年形成一個穩定的學派。1949年後，由於諸多因素，南高學派成員星散四方，難以互通聲氣，學派自動消解。柳詒徵的個人魅力和相似的文化認同，是這一學派維持至1949年的關鍵所在。
二、 南高學派不同於學衡派
柳詒徵是《學衡》雜誌最主要發起人之一，因其之故，南高學派中的繆鳳林、景昌極和張其昀等人都有文章刊載其中，尤其是柳詒徵、景昌極和繆鳳林，更是《學衡》稿件的重要來源，是吳宓之外發文最多的三人。正是因為這種深度關聯，錢基博對柳詒徵和《學衡》產生了這樣的印象：“丹徒柳詒徵，不徇眾好，以為古人古書，不可輕疑；又得美國留學生胡先驌、梅光迪、吳宓輩以自輔，刊《學衡》雜誌，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適過重知識論之弊。一時之反北大派者歸望焉。”曹毓英選編：《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8頁。 以柳詒徵為核心，梅光迪、吳宓等人協助創辦《學衡》，此種形象描述有過譽之嫌吳宓將《學衡》視為自己一生之事業，在其日記中多有相關記載，如其1927年10月12日日記記道：“《學衡》為我之事業，人知我以《學衡》。故當冒萬難而竭死力，繼續辦理，不使停刊。”見吳宓：《吳宓日記》第3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419頁。，但也點明了梅、吳等人對柳詒徵心悅誠服之因在於“古人古書，不可輕疑”。“古人古書”關涉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或曰國學，而《學衡》宗旨是“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縱觀吳宓等人在《學衡》上所刊文章，皆關乎西學，少有關乎“國粹”之文字，而肩負起“昌明國粹”重任的恰是柳詒徵及其弟子們。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即連載於《學衡》雜誌，這無疑讓《學衡》的學術意味更加厚實。之所以會出現此種情狀，與他們的學術背景有很大關係。
以柳詒徵和吳宓為例。柳詒徵一生浸淫於傳統學問，師事繆荃孫，且與諸多傳統學人相互往還，吳宓認為其國學造詣與梁啟超相頡頏見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第312頁。；而吳宓雖然也對傳統學問興趣濃厚，但國學根底實淺。吳宓在1919年求學哈佛之際，曾慨歎自己於“中國學問，毫無根底，雖自幼孜孜，仍不免於浪擲光陰”，隻能暗下決心“回國後，作事之外，日必專以短時，治中西學問。若現今之鄙陋，不登於大雅之堂，僅普通學生之程度”《吳宓日記》第2冊，1998年，第28頁。。及後與孫德謙和張爾田二人交流，更是“恨不早二十年遇孫、張二先生，則不至嬉遊無事，虛度光陰，而國學早已小有成就”《吳宓日記》第2冊，第250頁。。正是這種對國學的向往，使得吳宓易於和柳詒徵等人交往。加之柳詒徵雖治中學，但並不排斥西學，其治學顯得“宏通博雅”，“並識西學西理西俗西政，能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論”《吳宓日記》第2冊，第250頁。，這又使得柳詒徵易於和吳宓等留洋之人交往。基於柳詒徵和吳宓等人的交誼，南高學派中人多有文章刊發於《學衡》，如繆鳳林和景昌極等人還為《學衡》雜誌捐款，柳詒徵也為了《學衡》的運營竭盡心力。可以說，南高學派深度介入了《學衡》事宜。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將南高學派和學衡派視為盟友關係，而不是將其同化於學衡派之內。因為《學衡》雜誌不等於學衡派，而且兩派之間存在明顯差異。試以他們創辦的《史地學報》與《學衡》為例加以說明。
首先是兩者的專業性質不同而具有互補性。一般來說，《學衡》的內容比較偏重於文學和思想文化方麵，範圍顯得較大一些。如吳宓在論及學衡派敵對者時，就很自然地從文學角度加以區分：“與《學衡》雜誌敵對者，為（一） 上海‘文學研究會’之茅盾（沈雁冰）一派。茅盾時在商務印書館，任《小說月報》總編輯。（二） 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學燈》之編輯邵力子一派。至於（三） 上海創造社郭沫若一派，則在1923年始興起，故與《學衡》雜誌無直接對辯及論爭。”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235頁。《學衡》的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為標示其中西平衡、客觀平情的辦刊宗旨，《學衡》雜誌在國學與西學體裁方麵有詳細說明：“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歎，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於西學則主博極群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並覽，不至道聽途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很顯然，學衡派於調適中西學問之外，學術批評也是其致力之一方向，而且矛頭直指新文化運動中人。而《史地學報》則以研究史學與地學為宗旨南高學派認為，各種學問“靡不有所憑於史地，而史地之可貴，亦要在出其研幾所得，供各學科之致用”，而當時國內學界情狀是：國人盛言西學，談論著述，蔚為大觀；於真實之學，則畏避無已，史學地學，尤稀過問；“新說之灌輸無聞，舊籍之研究日荒，懷古例人，寧非大恥。同人等問學旨趣，偏此二學，心痛現狀，爰布茲冊”。見《編輯要則》，《史地學報》1922年第1卷第3期。他們後來創辦的刊物也多兩者並重，如《史學與地學》《史學雜誌》《史地雜誌》等。，治學之範圍與《學衡》相較，則要小得多，並且相對而言缺少一種批判精神《學衡》創刊伊始，就對新文化運動的諸多問題展開批評，如梅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1922年第1期）、《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吳宓的《論新文化運動》（《學衡》第4期），胡先驌的《評〈嚐試集〉》（《學衡》1922年第1期）、《論批評家之責任》（《學衡》1922年第3期），等等。梅光迪後來回憶《學衡》創刊宗旨時也指出：“學衡雜誌者，以‘闡揚舊學，灌輸新知’為職誌，對於一切流行褊激之主張，時施針砭。”見梅光迪：《九年後之回憶》，梅光迪著，羅崗、陳春豔編：《梅光迪文錄》，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頁。而在《史地學報》上，這種旗幟鮮明的批評文章則少得多，僅有柳詒徵的《論近人言諸子之學者之失》（《史地學報》1921年第1卷第1期）、《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1924年第3卷第1、2合期），劉掞藜的《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史地學報》1924年第3卷第1、2合期）、《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1924年第3卷第3期），等等。這也說明，《學衡》的批判性是一貫的，而《史地學報》並未以學術批評為職事。。這種刊物宗旨和治學範圍方麵的差異，從南高學派成員在兩刊物上的發稿情況也可看得很清楚。如徐震堮在《史地學報》僅發文1篇，而在《學衡》則發文6篇。同樣，繆鳳林在《學衡》雜誌上刊載的文章也遠多於在《史地學報》上刊發者。這與他們的文章類型有很大關係。徐震堮在《學衡》雜誌上所刊文章，除了譯文以外就是詞，而詞在《史地學報》上沒有專欄。繆鳳林的情況也是如此。1923年南高畢業後，他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習佛學，所撰文章開始與佛理有關，這一風格也與《史地學報》雜誌不符。而《學衡》雜誌對此類稿件卻沒有什麼額外限製，隻要與“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有關，它都可以刊登。隻是史學方麵的文章，有時顯得比較勉強。如對於張其昀的《論劉知幾與章實齋》，吳宓就“嫌其為考古述學之專著，無關國事與時局”。鄭鶴聲所投之《漢隋間之史學》和《唐以後之史學》，盡管柳詒徵評價甚高，但吳宓卻以其“皆羅列材料，而乏義理”，“本擬擯棄不登者，今特編入，以圖充塞篇幅而已”。《吳宓自編年譜》，第228、234頁。這顯然與兩者不同的學科背景有相當關係。這類學生習作能刊入《學衡》，多少是看在柳詒徵分上。柳詒徵曾擔任《學衡》雜誌總幹事，且曾撰寫《學衡》發刊詞，在《學衡》社中有很高地位。《學衡》社後期的許多事業，吳宓是與柳詒徵商議後開展的。也許是出於對柳詒徵的敬重，吳宓對史地成員的某些投稿雖有不滿，但仍盡量刊發。不過，透過吳宓和柳詒徵對某些稿件的不同評價，我們也頗可從中看到兩人乃至《史地學報》和《學衡》雜誌的不同風格和特點。
其次，二者的作者群存在很大差異，而此種差異恰也決定了兩個學派內部的穩定性的不同。《史地學報》的作者群比較單一，基本上以史地研究會成員和指導員為主，核心人員則是與柳詒徵關係緊密的陳訓慈、繆鳳林、張其昀、鄭鶴聲、劉掞藜、向達等人，偶有校外來稿；拋開運作資金等因素，在稿源上有相當高的穩定性。而《學衡》則恰恰相反，稿源非常不穩定，作者群亦顯得頗為龐雜。不計南高學派成員，除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之外，尚有一批舊式學者，如林損、黃節、孫德謙等人，還有清華國學研究院部分師生，作者人數在百人以上。如此龐雜之隊伍，僅以宗旨相吸引，很難維係其學派內部的穩定性，吳宓創刊之艱難、無人相助也可為證。而南高學派則並非純以宗旨相號召，更多以師生感情為紐帶，以真摯的師生感情和教師的高尚人格魅力為感召，較好地將眾多史地學才俊團結在柳詒徵周圍，學派的穩定性相當高，即使成員星散各地，依舊互通聲氣。與此同時，其成員還經常通過集會等方式，相互交流學術，共商進止。
再次，是新人文主義宣傳上的巨大差別。學衡派和南高學派都很推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義。如梅光迪認為，白璧德之學“以綜合西方自希臘以來賢哲及東方孔、佛之說而成，雖多取材往古，然實獨具創見，自為一家之言，而於近世各種時尚之偏激主張多所否認”梅光迪：《現今西洋人文主義》，《學衡》1922年第8期。。柳詒徵則因對白壁德新人文主義之讚賞和了解，將梅光迪視為白璧德學說在華的最早宣傳者，而吳宓“為亞洲建一新希臘，亦華之白璧德矣”，“二者各以一身肩吾國文教之責，使東西聖哲之學說炳煥無既”。柳詒徵：《送吳雨僧之奉天序》，《學衡》1924年第33期。盡管如此，我們細究兩份刊物所登載之文章，就會發現《史地學報》專以史學地學研究為目標，並未有人在《史地學報》上發文介紹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義直接介紹的有徐震堮翻譯的《白璧德釋人文主義》（刊於《學衡》1924年第34期）、張其昀的《白璧德——當代一人師》（刊於《思想與時代》1948年第46期），更多則是散見於南高學派同人著述之中。；而《學衡》則恰與之相反，創刊初始就明確標榜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白璧德與學衡派的關係，可參見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朱慶葆、孫江主編：《新學衡（第一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32頁。，其“創辦宗旨就是要宣傳您（引者注：白璧德）的思想理念和儒家學說”吳學昭編：《吳宓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36—37頁。。相關文章，如胡先驌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第3期）、梅光迪的《現今西洋人文主義》（第8期）、張蔭麟的《白璧德論班達與法國思想》（第74期）。著力最多者為吳宓，不僅有《白璧德之人文主義》（第19期）、《白璧德論民治與領袖》（第32期）、《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第38期）、《白璧德論今後詩之趨勢》（第72期）等文，且在有關新人文主義的譯文前撰寫編者按語，對新人文主義進行闡發。比如，吳宓在《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學衡》1922年第3期）編者按語中對白壁德生平及學說做了簡要介紹，認為“其學精深博大，成一家言。西洋古今各國文學而外，兼通政術哲理，又嫻熟梵文及巴利文，於佛學深造有得”；在《穆爾論現今美國之新文學》（《學衡》1928年第63期）按語中則指出，“欲窺西方文明之真際及享受今日西方最高之理想者”，不可不讀穆爾撰寫的有關新人文主義的著述。1928年夏，梁實秋告訴吳宓，“上海似乎很有一些人不知道白璧德的，更有一些人知道白璧德而沒有讀過他的書的，還更有一些人沒有讀過他的書而竟攻擊他的”梁實秋：《白璧德與人文主義·序》，上海：新月書店，1929年。，從而促使吳宓將《中西人文教育談》《白璧德之人文主義》《論民治與領袖》《釋人文主義》《論歐亞兩洲文化》5篇文章結集為《白璧德與人文主義》，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1946年10月21日，吳宓在接受《中華人報》記者采訪時坦承：“予半身精力，瘁於《學衡》雜誌，知我罪我，請視此書。大體思想及講學宗旨，遵依美國白璧德教授及穆爾先生之新人文主義。”李繼凱、劉瑞春：《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69頁。 此類夫子自道，一方麵展現了《學衡》雜誌在吳宓學術生命中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麵則展現了吳宓對於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義之深深服膺吳宓的這種感情是真摯、熱誠的，絕不虛偽。除了在文章中推崇、闡揚白璧德及其人文主義，在其私人空間“日記”中也對其師推崇有加。在1937年的日記中，吳宓曾述及白璧德對他一生學術、思想的影響：“宓服膺白璧德師甚至，以為白師乃今世之蘇格拉底、孔子、耶穌、釋迦。我得遇白師，受其教誨，既於精神資所感發，複於學術窺其全真，此乃吾生最幸之遭遇。雖謂宓今略具價值，悉由白師所賜予者可也。”《吳宓日記》第6冊，1998年，第96頁。。
複次，學衡諸人如吳宓、陳寅恪等人不是史學意義上的南高學派，除了前述幾大理念差異之外，還在於民族主義立場上的差異。學衡自然也有民族主義立場，隻是在史學研究上他們更注重求真。如陳寅恪，他在研究唐代興盛與外族關係時指出：“唐代武功可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者也。國人治史者於發揚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略此點，是既有違學術探求真實之旨，且非史家陳述覆轍，以供鑒戒之意。”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22頁。 而南高學派於史學求真之外，更注重經世致用。如柳詒徵和繆鳳林諸人，就對史學致用一途再三致意。
最後，在對待新文化運動的態度上，雖然二者都持一定的批判態度，但在《學衡》這一被胡適稱為“學罵”的雜誌上，兩派學人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學衡派中人多有文章批評新文化運動，如梅光迪有《評提倡新文化者》《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等文，胡先驌有《評〈嚐試集〉》《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論批評家之責任》《文學之標準》等，吳宓則有《論新文化運動》《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我之人生觀》等文；而南高學派同人文章則多為中國文化史、史學史等專題研究，如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華化漸被史》，鄭鶴聲的《漢隋間之史學》，繆鳳林的《中國民族西來辨》，等等。此外，在《史地學報》刊發的文章中，我們也未見專門批評新文化運動之文。雖然在《文哲學報》上有文章論及，但針對的也是新舊文學觀念和主張方麵的歧義，而不是新文化運動本身。繆鳳林的《文學上之摹仿與創造》，針對的是胡適所主張的文學創作中的“不摹仿古人”繆鳳林：《文學上之摹仿與創造》，《東方雜誌》1921年第18卷12號。，《文德篇》針對的是胡適將文言文視為死文學繆鳳林說：“豈知文學之可貴端在其永久性，本無新舊之可分。古人文學之佳者，光焰萬丈，行且與天壤共存。”《文德篇》，《學衡》1922年第3期。胡適所論，見其致朱經農信。。
總之，南高學派和學衡派並不能完全等同。南高學派深度參與了《學衡》事宜，而學衡派基本上沒有參與南高學派的相關事宜，如吳宓、梅光迪等人並未曾為《史地學報》提供稿源，亦未曾擔任史地研究會指導教師，後期的一些學會和刊物創辦也多未見吳宓等人蹤影。而且，兩派關注的領域也有很大不同。南高學派更多關注的是史學，其會刊所設欄目皆與此有關，成員的研究領域也以史學為主，並以柳詒徵倡導的經世致用為指導思想；而學衡派則更多地關注文學和大文化領域，故《學衡》所設欄目以文學和文化哲學類為多，這也可以從鄭師渠《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書8章內容中史學思想僅為1章窺見一二。因此，嚴格說來，南高學派和學衡派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學術流派，前者純為史學流派，後者則更多地屬於思想文化流派。雖然這兩派的觀念乃至人員有所交叉，但並不能因此而忽視兩者間的區別。
三、 南高學派的對手方
南高學派的對手方是以胡適為首的北大派。柳詒徵、繆鳳林等人與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之間多有學術論爭，除古史論戰多有互動外，另外的論爭大多是單向的，是為未成交鋒的交鋒。計有以下幾次：
1. 繆鳳林《評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1919年2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出版，不到兩個月就再版，其受歡迎程度可以想見。繆鳳林曾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評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一文，對胡著多有推許，以為“適之先生此篇，開人無數法門，可以說是出版界中一個新紀元”，“此書條理清楚，綱領很是完備”，“尤難得的，就是各家學說連穿的敘述：譬如講到名實,把各家關於名實的意思，略略提及，講到進化論也是如此。……既可以明白各家學說的同異，並得相互比較其短長，真是一大優點”。優點之外，繆鳳林認為胡著“缺少老孔以前的哲學”，“書名是‘中國古代哲學史’，不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兩者是有分別的。本書第二章目錄，是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並不是中國哲學家思想發達的時代”，“我國到了老孔的時代，已臻很盛，前乎此必有哲學”《時事新報·學燈》，1920 年7月17日，第四版。，“講中國哲學史，如把他截去，真是數典忘祖了”《時事新報·學燈》，1920 年7月30日，第四版。。雙方治學之差異，此時已經初顯。而顧頡剛恰為胡適截斷眾流，從東周開講，而非如陳漢章那樣從上古講起所折服。
2. 國文教授及教本。《中學國文的教授》為胡適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國文研究部的演說詞，完成於1920年3月24日，登載於《教育叢刊》和《新青年》等雜誌。文中，胡適以一個“門外漢”的身份，對中學國文教授的目的、內容、教材和教授法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見，因為“門外漢”沒有那些教育專家的專業限製，他“思想比較自由些，也許有時還能供給一點新鮮的意見，意外的參考資料”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胡適文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39頁。。關於《中學國文的教授》，胡適自稱“我擬的中學國文課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對的，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範圍與分量”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胡適文存》，第144頁。；而繆鳳林恰認為“那文最促人注意的，就是古文教材的範圍和分量”，“要想真正改革現有的社會，非根據曆史的研究，尋出他的弊端，對症下藥不可，那就非讀古書不行”。繆鳳林：《對於適之先生“中學國文的教授”問題的討論——回複適之先生的一封信》，《時事新報》1920年9月15日，第1版。另外，胡適主張國文教材中的小說用選本，繆鳳林認為此舉大為不妥：“先生對於小說，主張用expurgated edition（刪節版）來做科本，比到禁看的辦法，自勝一籌，可是仍逃不出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弊病。《水滸》將潘金蓮一段刪改了，難道學生就不去買original edition（原版）了嗎？我並不是反對expurgated edition，乃是說這也不是徹底的辦法。我以為這個時期，（學生）性欲極熾，用消極的方法來防製，不如用積極的訓育來誘導。教者於此，最好將生理上的道理，和心理上的關係，向學生凱切詳明的講道，使他明白其中的厲害。”繆鳳林：《對於適之先生“中學國文的教授”問題的討論——回複適之先生的一封信》，《時事新報》1920年9 月15日，第2版。此時的繆鳳林尚為南高師學生，其建議考慮到學生的心理與生理，自有其合理之處，而此點恰可能是身處導師位置的胡適很容易忽略的。
3. 柳詒徵和繆鳳林駁“諸子不出於王官論”。關於諸子是否出於王官，胡適認為：“古代定無王官可言，《周禮》偽書本不足據”，“《周禮》本劉歆偽書，歆特自神其書，故妄以諸子之學為皆出於周官耳”。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太平洋雜誌》1917年第1卷第7號。該語不見於後出之《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可參見劉巍：《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83—184頁。 而柳詒徵恰恰生平最佩服《周禮》，認為中國文化典章製度俱出於此，其《中國文化史》上編絕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闡述周代之製，重視程度可以想見。他直言自己“生平最佩服《周禮》這部書，以為是中國政治的根本，後來多少政治家，小小有點成績的，都是從《周禮》出來”柳詒徵：《從曆史上求民族複興之路》，《國風》半月刊1934年第5卷第1期。。雙方立場之差異，涇渭分明。所以，柳詒徵才會認為胡適“論學之大病，在誣古而武斷，一心以為儒家托古改製，舉古書一概抹殺”，“蓋合於胡氏之理想者，言之津津，不合於其理想者，不痛詆之，則諱言之，此其著書立說之方法也。依此方法，故可斷定曰古無學術。古無學術，故王官無學術；王官無學術，故諸子之學決不出於王官”。柳詒徵：《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史地學報》1921年第1卷第1期。繆鳳林則於1922年4月在《學衡》第四期發表《評胡氏〈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認為胡適該文“任舉一義，皆有罅漏”。繆氏指出，《七略》失傳已久，而《漢書·藝文誌》猶存，學者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舍此別無他途。胡適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抨擊劉歆、班固論諸子之說，斥其為昏謬，貌似創見，意實誣古。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繆鳳林對胡適論點的評價不再是開始的褒貶互見了。1921年7月31日，胡適看到柳文後，認為柳氏“立腳點已錯，故不能有討論的餘地”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7頁。。此時的胡適，儼然已經有了評判者的意味。
4. 古史論戰。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並疑禹為蟲關於顧頡剛和疑古運動，可參見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University of Galifornia Press，1971）、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陳誌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顧潮、顧洪《顧頡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劉俐娜《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吳少銘、趙金昭《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張京華《古史辨派與現代學術走向》（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一般論文和博碩士論文很多，茲不贅述。。劉掞藜對顧頡剛的論據，尤其是否定大禹存在的說法，逐條進行反駁，認為顧頡剛引《說文解字》字義假定禹為九鼎上一種動物之說太不慎重：“這種說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會，真是奇得駭人了！我駭了以後一想，或者顧君一時忘卻古來名字假借之說。不然，我們要問稷為形聲字，是五穀之長，何以不認後稷為植物咧？難道那奇形怪狀底象物九鼎上沒有稷這種植物麼？九鼎上的動物——禹——流傳到後來成了真的人王，何以不說稷為九鼎上的植物，流傳到後來成了周的祖宗呢？”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7頁。 其後二人再度論學，但雙方都無法說服對方。在顧頡剛邀請下，胡適寫了《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為顧氏助威，文中稱譽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是對當時史學界的一大貢獻：“頡剛的‘層累的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中國的古史是逐漸地，層累地堆砌起來的——‘譬如積薪，後來居上’——這是決無可諱的事實。……在中國古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顧頡剛是第二次革命，這是不須辯護的事實。”由此，胡適認為劉掞藜的治學方法和一些結論，簡直“是全無曆史演進眼光的臆說”。他指出，劉掞藜所謂“決之以證”固然很好，但“度之以情”和“驗之以理”卻是很危險的，因為“曆史家隻應該從材料裏，從證據裏，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以今人之“情”與“理”去揣度古史，就必然會摻雜自己的成見，從而使得“決之以證”也不免為主觀意見所左右。事實上，胡適自己也曾私下主張過以“情”與“理”去揣度古史胡適1921年8月13日日記雲：“做曆史有兩方麵，一方麵是科學——嚴格的評判史料，一方麵是藝術——大膽的想像力。史料總不會齊全的，往往有一段，無一段，又有一段。那沒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像力來填補了。”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第431頁。隻是，胡適在公開場合強調的多是實證的態度與方法，反對推斷和想象。。於此，其實也可見胡適的雙重態度。最後，胡適希望劉掞藜對“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對“自己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刻的評判”，而不是“奮勇替幾個傳說的古聖王作辯護士”。兩相比照，胡適對顧頡剛的維護不言而喻，正如其所坦承的那樣，“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第191—198頁。。而胡適對劉掞藜的責難，又導致了柳詒徵的參戰。柳詒徵的《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一文，對顧頡剛以《說文》釋“禹或為九鼎上所鑄動物”一說提出了尖銳的責難，認為“說文者，解字之書，非為後世作人名字典”，其有“字之形誼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證”，“必其字之罕見，而又無誼可解者，始舉人物為證”等誼例。而顧頡剛不懂《說文》誼例，“刺取一語，輒肆論斷”，是“雖曰勇於疑古，實屬疏於讀書”，終不免陷於武斷。“今人喜以文字說史，遠取甲骨鼎彝古文，近則秦篆。爬羅抉剔，時多新異可喜之誼。”其實，治史應當“以史為本，不可專信文字，轉舉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殺”。最後，柳詒徵指出：“今之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蓋先熟讀許書，潛心於清儒著述，然後再議疑古乎？”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1924年第3卷第1、2合期。 柳詒徵的批評文章發表後，顧頡剛並未馬上予以回應，而是延至1926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15、16合期開設“《說文》證史討論號”，轉載了柳詒徵的批評文章，同時登載了顧頡剛的《答柳翼謀先生》、錢玄同的《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魏建功的《新史料與舊心理》和容庚的《論〈說文〉誼例代顧頡剛先生答柳翼謀先生》等反批評文章，其間夾雜了較濃的火藥味。
5. 柳詒徵論文化事業（殷墟發掘）爭執。1929年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第三次殷墟科學發掘工作開始。在此次科學發掘中，中研院安陽考古團為了研究之便，曾將所得古物運出河南境內。這一行動沒有和地方政府達成諒解，河南省政府采納河南省圖書館館長何日章建議出麵幹涉，於是殷墟發掘不得不於10月21日暫停。柳詒徵在《論文化事業之爭執》一文中，將河南省政府與中央研究院之間的爭執和國民政府收取《清史稿》、保存唐塑運動及教育部收取國學書局三事聯係起來，慨歎“何今日關於文化事業之爭執之多也”。對於河南省政府與中央研究院之間的爭執，柳詒徵認為無論是非曲直，都是至可紀念至可慶幸的事情。因為“較之懵然不知文化之價值，任其摧毀庋藏，蠹蝕腐朽，或為商販轉鬻，或為外人捆載，無所動於其中，雖有學者勸說陳述，亦絕不厝意者，已相去萬萬矣”。之所以出現爭執，皆是因為雙方都是出於保護文物之目的。為了減少或者避免日後出現類似情況，柳詒徵主張確定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攜手合作，避免糾紛：“某事為民眾團體所當為，某事為地方政府或地方機關所應管，明白規定。中央最高之機關，得督察而指導之；或以財力不及，或以人才不敷，中央應補助之，而不必攘奪之。某事為中央機關所當為，地方或民眾之團體，從而輔助之，翼讚之，亦不必拒卻而獨擅之。民眾團體於此，或有所私；中央之處理也，亦有正當之法，不必如對待之團體之爭也。”他還說，傅斯年及史語所的行為隻能算作“求人間未見之書而讀之也”，並不是研討學問的正途。柳詒徵：《論文化事業之爭執》，《史學雜誌》1930年第2卷第1期。
對於柳詒徵的評論，傅斯年投文《史學雜誌》，承認柳詒徵提出的“確定政治係統”一論是“不刊之論”“探本之言”。同時也指出，他與何日章等人的衝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柳詒徵所謂文化事業爭執。“此事經過，不特非中央與地方之爭，且非中央研究院河南學術團體之爭，乃何氏蓄誌以河南境內古物為其勢力範圍，中央研究院無論如何遷就，彼必破壞以逞其私也。”傅斯年要求柳詒徵等人“於文化事業爭執既標篤論，於學術屯厄，必為義方之言！”。對於傅斯年的來稿，柳詒徵將之刊入《史學雜誌》，題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君來函》，並添加了按語。
6. 繆鳳林、鄭鶴聲評《東北史綱》。傅斯年在1931年10月6日致王獻唐函中言及：“弟自遼事起後，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擇此職業，無以報國。近所中擬編關於東北史事一二小冊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國難，廢業則罪過更大，隻是心沉靜不下，苦不可言。”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3頁。 其中所謂“遼事”即“九一八事變”，傅斯年稱之為“沈陽之變”；關於東北史事的小冊子即《東北史綱》。因為“《東北史綱》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心焦如焚下趕出來的作品”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係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5 頁。，故書中疏漏舛誤之處不少，鄭鶴聲和繆鳳林對此都有所批評。關於《東北史綱》的疏漏舛誤，鄭鶴聲從“正名”（傅著各章“名實頗有乖異，或內容不甚豐富”）、“補遺”、“糾誤”三方麵提出了批評，認為其收集史料不富，對於最近出土古器，如燕明刀、漢孝文廟銅鍾、秦戈等，未能充分運用，特別是對古代東北的文化，“雖亦略有論列，然僅敘述關於生活狀態及習俗二項，至於政教文字，及中國文化傳播之史跡，則略不道及。而其所據材料，又不出《後漢書》《魏誌》所載，殊為缺憾”鄭鶴聲：《傅斯年等編著〈東北史綱〉初稿》，《圖書評論》1933年第1卷第11期。。繆鳳林在評論文章開首就對傅斯年所撰文章做了嚴厲批評，認為“傅君所著，雖僅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記錄也”，並從十個方麵對該書的史實取舍、史文解釋、材料引用，都做了嚴厲批評，責其“所引史文，頗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讀之處”，“文義不明，句讀不通，便肆解釋，下斷語，其欲免於紕繆缺漏，難矣”，特別是對近期發現的出土文物，如大同江南平壤府西南土城出土的“樂浪太守章”“朝鮮右尉”等封泥和“樂浪禮官”瓦當，以及漢孝文廟銅鍾、秥蟬縣神祠碑等，皆“了無所知”。他甚至譏諷傅斯年“不僅不知兩《漢書》外與東北有關之金石而已也，兩《漢書》與《魏誌》內有關漢代東北史之記載，傅君亦未能盡讀也”繆鳳林：《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國立中央大學文藝叢刊》1933年第1卷第1期。另見《大公報·文學副刊》1933年6—9月之連載。。繆鳳林的尖銳批評無疑刺痛了向以重史料、重考古文物著稱的傅斯年。1933年傅斯年自擬的著述計劃表，第四項即為“答繆鳳林等評《東北史綱》”，可見他對於繆鳳林等人的批評甚為在意，可惜的是最終並未成文。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係譜》，314頁。繆鳳林也曾寫信給陳垣，說及傅斯年對於此事的激烈反應見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228頁。。
7. 胡適：《評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撰寫於1919年至1921年，最初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的中國文化史課講義。後來因為《學衡》稿源之故，曾在《學衡》上連載， 1928年中央大學出版排印本，1932年南京鍾山書局正式印行。其後，胡適發表《評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胡適在文中承認該書“可算是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感謝他為中國文化史立下了一個草創的規模，替一般讀者搜集了一些很方便應用的材料”，“列舉了無數的參考書籍，使好學的讀者可以依著他的指引，進一步去尋求他引用的原書，更進一步去尋求他不曾引用的材料。這正是開山的工作”。胡適雖以讚譽開場，但主旨在討論該書“一些可以指摘的地方”，大體如下。（1） 詳古略今。胡適認為柳詒徵將中國文化史分成三期，第一期邃古至兩漢有428頁，而第三期明末至今日才260頁，“這樣詳於古代而太略於近世，與史料的詳略恰成反比例，實在使我們不能不感覺作者對於古代傳說的興趣太深，而對於後世較詳而又較可信的文化史料則興趣太淡薄”。（2） 史料缺陷。胡適以為柳詒徵是一個沒有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史學家，對於史料的運用和鑒定很不嚴謹。如占該書四分之一的前二十一章，胡適認為其中“所據材料多很可疑，其論斷也多很不可信，為全書最無價值的部分”。另有不引用原始資料而引用第二手、第三手史料等方麵的缺陷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10 胡適集外學術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17—720頁。。而與之相反，繆鳳林、胡先驌、英士和蔡尚思等人卻給予《中國文化史》高度評價。即如史料，英士恰認為柳詒徵的態度是“莊嚴而鄭重的”，“凡是未經確切否認的傳說，它都姑予承認。凡是證據不尚充分的新說，它都置之不理”。英士：《中國文化史 上》，《圖書評論》1932年第1卷第3期。 兩派立場不一樣，直接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兩派學人之間的學術交鋒，究其實，是因為雙方在治學精神方麵存在著難以彌縫的鴻溝。胡適和柳詒徵等人的治學態度截然相反。胡適倡導的是史學求真，他強調：“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這個狹義的功利觀念”，而“當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胡適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305頁。；“我們整理國故，隻是研究曆史而已，隻是為學術而作工夫，所謂‘實事求是’是也，絕無‘發揚民族之精神’的作用”梁穎：《胡樸安友朋手劄·胡適函》，《曆史文獻》第2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88頁。。易言之，學術研究和國家政治沒有關係，學者研究學術，不需要承載太多的曆史重任。在胡適那裏，很顯然學術和政治是兩分的，正如他在這裏強調為學而學，也曾經講過二十年不談政治，但他也在同一時期強調或者提倡好政府主義。而在現代中國，學術與政治截然兩分是不可能的，典型案例就是《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案1929年春，顧頡剛為商務印書館所編的《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被國民政府查禁，因為書中不承認三皇五帝為史實，必將“動搖了民族的自信力，必於國家不利”。見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72頁。。
而南高學派追求的是史學經世，學問當對國家和社會有用。“求真”隻是一個過程，其最終結果是要“經世”，講求的是“求真”之後的“致用”。正如柳詒徵在回擊疑古言論時所言：“有一種比較有曆史興味的人，知道近來各國的學者很注重曆史，有種種的研究方法，因此將他們的方法來講中國的曆史。在現在看來，確也有相當的成績。但是有一種毛病，以為中國古代的許多書，多半是偽造的，甚至相傳有名的人物，可以說沒有這個人，都是後來的人附會造作的。此種風氣一開，就相率以疑古辨偽，算是講史學的唯一法門，美其名曰求真。不知中國的史書，沒有多少神話，比較別國的古代曆史完全出於神話的，要可信得多。我們不說中國的史書，比外國的史書是可以算得信史的，反轉因為外國人不信他們從前相傳的神話，也就將中國的人事疑做一種神話，這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嗎？況且古書不盡是偽造，即使拆穿西洋鏡，證實他是造謠言，我們得了一種求真的好方法，於社會國家有何關係。史書上真的事情很多，那種無偽可辨的，我們做什麼工夫呢。所以隻講考據和疑古辨偽，都是不肯將史學求得實用，避免政治關係，再進一步說是為學問而學問，換句話就是說講學問不要有用的。”柳詒徵：《講國學宜先講史學》，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1—502頁。 與胡適多次交鋒的繆鳳林也不時強調：“治史之的在示真”，但“真為解決疑難，故吾人今日研究曆史，當實施此的，而求所以應付現今問題之法”繆鳳林：《曆史與哲學》，《史地學報》1921年第1卷第1期。，所以“史為經世之學，故以實用為歸”繆鳳林：《中央大學曆史係課程規例說明草案要刪》，《史學雜誌》1929年第1卷第1期。。可見，南高學派對史學求真其實並無異議。
兩派學者之間的學術交鋒，其實是“學分南北”的一種折射，也是新興的南高師和北大對抗的一種反映，時人也多有南高、北大對立的觀感如張朋園說：“中國學術派別一向有南北之分，早期有所謂‘南高’、‘北大’，北方是北京大學，南方有南京高等師範，也就是後來的中央大學。”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第262頁。胡適在中央大學演講時說：“南高以穩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為事。這兩種不同之學風,即為彼時南北兩派學者之代表。然當時北大同人，僅認南高為我們對手，不但不仇視，且引為敬慕。”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5冊，第121—122頁。。此種學派之間的交鋒，並非唯獨與身其中的學人方才有所感知，一些圈外之人也多有指認。如蔣介石曾和劉安祺有一次對話，問及張其昀學問很好為何中央研究院連個院士也不給他，劉安祺答道：“我猜想可能與學派有關。”結果蔣介石拍著桌子說：“一點不錯！我們就壞在學派的手裏。”張玉法、陳存恭、黃銘明：《劉安祺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22頁。 這也反映出兩派學人之間的關係較為緊張，至少胡適和張其昀、傅斯年和繆鳳林的私人情誼，幾乎長期處於對峙狀態。據郭廷以日記記載，胡適晚年尚稱 “（張其昀）為一神經病、瘋子，處處想以南高、東大、中大為主，打擊北大及胡適之，專與台灣大學為難，以錢思亮不肯受其支配，張故意抬高政大、交大，壓製台大。清華梅月涵亦飽受其欺淩。此次陳辭修組閣，必須使張離教育部”郭廷以1958年7月9日日記，見《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 82頁。。
四、 南高學派的代表作
南高學派在民國眾多史學流派中並非那麼耀眼，但他們的學術成就在民國學術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在諸多學科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關於民國學術史，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曾有總體概述，雖然大多點到即止，少有深入分析和闡述，但仍不失為時人對當時學術總體評價的佳作。書中關於各學科評價，多有關涉南高學派，現姑以此為據，略作說明。
1. 中國近代史。鄭鶴聲和陳訓慈都曾任教於中央大學曆史係，也都曾開設過中國近世史課程，二人所編講義《中國近世史》皆曾出版。鄭著《中國近世史》分上下兩冊，共二十八章，約八十萬字，記事上起新航路的發現，下迄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成立，就新航路以來世界局勢變化對中國的影響，明之衰落及滿洲之崛起，清代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外交，以及晚清社會變遷和革命，進行了較詳分析。陳著《中國近世史》全書共分十章，另附表二十，約十八萬字，起自明季之中西通商，迄道光中葉之鴉片戰爭前夕。該書以1516年葡萄牙人來華通商作為中國近世史的開端，因陳訓慈認為新航路之開辟為世界史開一新紀元，而明代中西貿易開始、基督教東來、科學輸入，三者“實為中國史之大關鍵，治史者往往據為近世史所托始”陳訓慈：《中國近世史》，南京：美豐祥印書館，1931年，第2頁。。鄭、陳二氏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見解相當一致，代表了民國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大派別。顧頡剛即說：“所謂近代史，現在史家對於它的含義與所包括的時代，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認為新航路發見以來，世界的交通為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係，較之中古時代，顯然有不同的地方，是為中古史與近世史的分界：這時期曆史孕育出來的局勢，每以民族的思想為其演變的原動力；故近世史的範圍，實包括近三四百年之曆史，無論中國與西方皆係如此；此派可以鄭鶴聲先生的《中國近世史》為代表。第二種……可以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在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之下，所產生的近代史著述很多……其最完善的，為鄭鶴聲先生的《中國近世史》……全書體大思精，甚為賅備，惜迄今僅出二冊。”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9—80頁。
2. 中國通史。繆鳳林著有《中國通史綱要》和《中國通史要略》。《中國通史綱要》三冊，第一冊由南京鍾山書局出版於1932年，第二、三冊分別出版於1933年和1935年。該書為未完之作，僅及隋唐五代。第四冊“宋元時代”原擬1937年秋改定出版，因戰事而未能出版。《中國通史要略》亦為三冊，國立編譯館初版於1943年，“係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中國史學叢書丙輯第二種，經館奉部核定列入大學用書”插頁：編譯館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啟事。。該書實際上是《中國通史綱要》的簡編，內容除新增“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漢族複興時代”（明）和“滿族入主時代”（清）三章外，多本於《中國通史綱要》，“三十萬之言，因襲舊稿者殆半”。但二書在編纂體例上大有不同。“二書宗旨雖同，而麵目有絕異者。綱要史略與改製學術，各自為篇，茲則每章成一完全之單位，義取縱貫，一也。綱要體如讀史要錄，征引頗詳，茲則文多熔鑄，僅著大凡，二也。綱要多考訂史事，辨析異說，茲則惟直敘正義，凡鉤索辯難者，概付缺如，三也。”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自序》，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 就結構、內容和文字而言，《要略》比《綱要》顯得更加合理，精煉，而且以一己之力完成兩部通史著述，殊為難能。顧頡剛說：“中國通史的寫作，到今日為止，出版的書雖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本來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通史，是最困難的事業，而中國史上須考證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周穀城《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81頁。 其實柳詒徵改編的《曆代史略》也是一部通史著述，值得關注。此外，張其昀到台灣後致力於編撰《中華五千年史》，也是南高學派通史研究之延續。
3. 中國文化史。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凡分三編：第一編自邃古以迄兩漢，是為吾國民族本其創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設國家，構成獨立文化之時期；第二編自東漢以迄明季，是為印度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固有之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時期；第三編自明季迄今日，是為中印兩種文化均已就衰，而遠西之學術思想宗教政治以次輸入，相激相蕩而卒相合之時期。作者將各種文化做一扼要的、平均的、曆史的敘述，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一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該書先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義，後曾在《學衡》連載，傳世版本眾多。顧頡剛說：“研究文化史部門，柳詒徵、陳敦原二先生均有所撰述。柳先生有《中國文化史》二冊，所用係綱目體，征引繁富，並有其一貫之見解；陳先生亦有《中國文化史》二冊，並稱佳著。”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82頁。 將柳著稱為“佳著”，自非過譽之詞。胡適盡管認為《中國文化史》有不少問題，但還是承認柳著“可算是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卞孝萱則認為《中國文化史》是“把握中國文化精髓之作”引文分見胡適：《評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清華學報》1933年第8卷第2期；卞孝萱、孫永如：《史學家柳詒徵的學術貢獻與道德風範》，《寧波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柳著《中國文化史》不僅在大陸有眾多單行本，後來在台灣也是一版再版，錢穆即曾預言：“柳氏書如《國史要義》與《中國文化史》皆獲在台重印，並獲再版、三版，此後當益獲社會及學術界之重視，可預卜也。”錢穆：《柳詒徵》，《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3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第209頁。
4. 中西交通史。中西交通史在民國時期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東西文化交通之研究，為19世紀以來新興之學問，俊傑識時之士，鹹知所以致力；而其所以致力之途，則又可分南海與西域”賀昌群：《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沙知編：《向達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35頁。 。南高學派的鄭鶴聲、束世澂和向達，三人鹹致力於此，都曾關注過中西交通史中的重要人物鄭和。鄭鶴聲研究鄭和的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著有《鄭和》一書，對鄭和下西洋的具體時間和次數做了翔實的考證，另編有《鄭和遺事彙編》和《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對於推進鄭和下西洋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束世澂著有《鄭和南征記》，對鄭和南征情況和價值多有探討。向達也關注過鄭和，寫有《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在學界首次係統地列舉有關鄭和研究的文獻。
向達除了關注中西交通史中的關鍵人物外，更重要的是著有《中外交通小史》和《中西交通史》二書，奠定了中西交通史學科的基礎。《中西交通史》從政治與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了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與歐洲各國的初步交涉情況。全書共分十章，計為中國民族西來說、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與也裏可溫教、元代之西征、馬哥孛羅諸人之東來、十五世紀以後中西交通之複興、明清之際之天主教士與西學、十八世紀之中國與歐洲、十三洋行、鴉片戰爭與中西交通之大開等，另附錄《中西交通大事年表摘要》《中文名詞索引》和《西文名詞索引》等。元代以後中國與歐洲的交通是全書的重心所在。《中外交通小史》為《中西交通史》的姊妹篇。該書以亨利·玉爾（Henry Yule）所著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一書為藍本，分為希臘羅馬與中國古代的文化交通、中國與中亞、中國與伊蘭文化、印度文化之東來、中國與阿拉伯的交通、中國文化之東被與南傳、景教與也裏可溫教、中古時代到過中國的幾位外國人、明清之際之中西交通與西學等九章，介紹了從張騫通西域到乾隆禁西教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狀況。與《中西交通史》不同，該書雖然涉及與歐洲的交通情形，但主要側重於梳理中國與希臘、羅馬、中亞、伊朗以及印度的文化交往狀況，敘述的重點也偏重於元以前的中古時代，與《中西交通史》偏重於元以後史事互為補充。曾有學者指出：“這兩本書取材精當，立論新穎，提綱挈領，脈絡分明，章節安排在側重點有所不同。它們是姊妹篇，可謂先生早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麵的奠基之作。開榛辟莽，導夫先路，先生旁征博引，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為中西交通史整理出一個頭緒，其功誠不可沒。”閻文儒、陳玉龍編著：《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頁。 其間體現出來的中西交通史學科意識和以《中西交通史》為書名，確定了中西交通史這一學科的正式名稱，初步建立了中西交通史的學科體係張維華認為，中西交通史學科體係的建立，主要以向達《中西交通史》和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篇》兩部著作的問世為標誌。見氏著《略論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文史哲》1983年第1期。。顧頡剛認為，“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以向達、岑仲勉二先生的貢獻為最大”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112頁。。
5. 中國民族史。關於《中國民族史》著述，學界大多關注的是林惠祥的《中國民族史》、呂思勉的《中國民族史》和王桐齡的《中國民族史》，三書都有多種單行本行世。而繆鳳林和劉掞藜的《中國民族史》，卻鮮有人提及，可以說長期以來沒有受到學術界關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當然，這也可能和繆、劉二人的《中國民族史》乃是講義有很大關係。繆鳳林在中央大學任教時編有《中國民族史》講義，完成於1930年前後，該講義從中華民族之由來、民族之成分、華夏勢力之擴張、異族勢力之侵入、異族之華化、各地民族之開化、民族精神與缺點、民族思想之消長等八個問題入手，探討了中華民族的曆史，希圖國人能明了中國“現今所處之危機，亡國滅種之禍之迫在眉睫。必如何振起吾民族之精神，始能圖存於世界”繆鳳林：《中國民族史序論》，《史學雜誌》1930年第2卷第4期。。該講義筆者尚未得見，但其中部分內容可見《中國民族西來辨》《中國民族史序論》《中國民族由來論》《國史上之民族年代及地理述略》《兩晉南北朝漢族對異族之態度及異族統治下漢族之地位》等文，其民族史著述之架構和特色已大略可見。上舉諸文，以《中國民族由來論》和《中國民族西來辨》最為人所熟知，二文駁斥了“中華民族西來說”等言論，堅信中華民族並非來自西方，中華文明乃中華民族之獨創。
劉掞藜在1928年任教成都高師時開始編寫《中國民族史》講義，在1930年應聘武漢大學之前已經完成。該講義內容共十一章，第一章緒論講述中華民族之由來，後十章分十個時期來敘述漢族的興衰，分別是“漢族勢力之開始發展”（黃帝唐虞夏商時代）、“異族之侵擾及其為漢族所吸收同化”（西周及春秋時代）、“漢族勢力之愈益伸張”（戰國時代及秦代）、“漢族威勢之極盛上”（西漢時代初期中期）、“漢族威勢之極盛下”（西漢末期及東漢）、“漢族中衰異族之侵入雲擾與同化”（東漢末期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漢族勢力之複興與極盛”（隋唐時化）、“漢族複衰：異族之侵擾與壓迫”（唐代後期及五代宋代）、“蒙古族之極盛與征服漢族”（宋代後期及元代）、“漢族之三興與三衰”（元明及清初）。就內容而言，劉掞藜同樣反對中華民族西來說，以漢族、異族之間的鬥爭與同化來敘述中華民族的曆史，並且提出了中國民族史的分期問題，這無疑有助於推進中國民族史學科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呂思勉的《中國民族史》出版於1934年，林惠祥的《中國民族史》出版於1939年，王桐齡的《中國民族史》初版於1928年，“1934年為修訂版，篇幅和內容均有大幅增加，在學術界和社會上有影響的是1934年版”。若以完成時間來說，繆著和劉著均早於呂、林二氏，也早於王桐齡有影響的修訂版，且二人之《中國民族史》架構也顯然不同於王、呂、林三人著述，在中國民族史學科發展史上理應有其二人之位置，期待民族史研究者能加以關注。
除了上述領域，南高學派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科也有獨創性的代表作，分別為柳詒徵的《國史要義》、王玉璋的《中國史學史概論》和陳訓慈的《清代浙東之史學》。柳著《國史要義》關於《國史要義》的研究成果，可參見張文建《傳統史學的反思·柳詒徵和國史要義》（《學術月刊》1985年第4期）、瞿林東《探索建設史學理論的道路——談談史學要論和國史要義的啟示》（吳春梅編：《安大史學》第1輯，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王信凱《柳詒徵研究》（台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王家範《柳詒徵國史要義探津》（《史林》2006年第4期）、向燕南《關於柳詒徵國史要義》（《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4期）。原名《中國史學要義》。在柳詒徵提交的部聘教授《教學及研究報告》中，他說自己1943年重點比較研究中國與世界史學的異同, 編纂《中國史學要義》一書,“頃已纂成史原、史權、史德、史識、史義、史統六篇,一方麵摘要口授,一方麵將稿件付本校文史哲季刊印布”柳詒徵：《教學及研究報告》，《核定及指派部聘教授案（四）》，台北：“國史館教育部”檔，019000001487A。。後又撰成史聯、史例、史術、史化四篇，共得十篇，194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各篇所述，按我國傳統史學中的相關理論與方法分門別類，加以連貫疏通。該書最大特色有三：“禮”為中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亦為該書敘述之重心；比較中西史學以“表章國光”，以史德為依歸，用以經世；語言風格上“以中釋中”，多以中國傳統史學中的話語而非現代西方史學理論來觀照中國傳統史學。正是內容上的“傳統”和語言上的“傳統”，導致《國史要義》並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但作為中國近代最後一部係統省察中國傳統史學的論著，該書對於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遺產具有重大價值和意義。有學者認為，該書價值較《史通》和《文史通義》有過之而無不及，足以和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相媲美。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第429—504頁。
王玉璋的《中國史學史概論》，是20世紀40年代出現的三部史學史著述中的一部，另兩部是魏應麒的《中國史學史》和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王著《中國史學史概論》除長達萬言的自序外，分為五章：一、史官；二、史籍名著評述；三、史體；四、曆史哲學；五、史學之新趨勢。其框架結構大體沿襲梁啟超的設計，但也有其創新之處。第四章《曆史哲學》，分析了“三正三統論”、“皇極經世論”、“三世論”、神權史觀、垂訓史觀和科學史觀等曆史哲學，頗具獨創性，當時出版的類似著作如魏應麒和金毓黻兩書均無此種專題討論。《曆史哲學》章節的設置，當與柳詒徵在南高師講授《史學研究法》時專章講授“曆史哲學”有關，凸顯了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熔為一爐的著述傾向，而這也是南高學派的特點。繆鳳林和景昌極都曾撰文討論過“曆史哲學”。如繆鳳林認為，“不明哲學，恐未足治曆史；不明曆史，亦未足治哲學”，力主將哲學引入曆史研究繆鳳林：《曆史與哲學》，《史地學報》1921年第1卷第1期。。
陳訓慈的《清代浙東之史學》，是最早係統論述清代浙東史學的論文，發表於南京中國史學會主辦的《史學雜誌》2卷5、6合期，全文共分為十節：（一） 浙東史學之淵源；（二） 清代浙東史學之統係；（三） 黃梨洲開創清代浙東史學；（四） 萬季野與明史；（五） 萬氏考禮之學；（六） 全謝山文獻之學；（七） 章實齋之史學與方誌學；（八） 邵二雲之史學；（九） 定海黃氏父子對古史之貢獻；（十） 浙東史學之特色。關於浙東史學淵源，何炳鬆在《浙東學派溯源》中以為源於程頤，而陳訓慈認為此說過於武斷，程頤隻是來源之一，“若僅就清代史學而論，則當以梨洲為開山祖也”陳訓慈：《清代浙東之史學》，浙江圖書館編：《陳訓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45—48頁。。陳訓慈在文中還建構了浙東史學的學術譜係和浙東史學精神。文中所論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和邵晉涵等人史學的見解，被不少學者稱為“確論”，金毓黻在撰寫《中國史學史》第九章《清代史家之成就》時，所論“黃、萬、全、邵四氏，間取材於陳訓慈《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年，第366頁。。
五、 南高學派的貢獻與局限
南高學派形成於20世紀20年代，成員都經曆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科學方法與西洋語言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當時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就在南高師，南高學派中不少人也是中國科學社社員。“趨新”對他們來說應該不是難事。可是，他們選擇的卻是“趨新”與“守舊”之間的學術路向，著力點更多在中國史學本身，而非以西法治史學。郭斌龢曾回憶：“吾南高諸學子，今日知於瑣碎之考據、輕薄之小品以外，別開蹊徑，以宗教家之精神，寶愛中西真正之文化，考據、義理、詞章三者並重，儼然有一麵目者，蓋盡濡染已深、淵源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郭斌龢:《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二十周年紀念之意義》，《國風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2號，第3頁。 這一群注重民族文化傳承的學者，為民國史學發展做出了以下貢獻。
一是在胡適、傅斯年等人主張的科學史學之外，提出了近代史學轉型的另一路向：新人文主義史學。“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中西並重，求真與致用的統一，是對當時占據學界主流的學派的一種合理回撥，也是對當時乃至當下“唯西是從”治學傾向的警醒。
二是在中國文化史、中國通史、中國史學史、中西交通史、中國民族史等學科領域身體力行，留下了諸多經典之作，其影響必將曆久彌深。
三是人才培養方麵成績斐然，具有很強的典範意義。柳詒徵即認為，“中國學術之命脈，完全在於師弟之間精誠感召，薪盡火傳”，並以身作則，最終柳門成蔭。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第1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7版，自序，第3頁。他所教的繆鳳林、張其昀、陳訓慈等人所在一班，被吳宓稱之為“空前絕後”。民國史學界亦已承認其學術地位。1940年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18名部聘委員中，柳詒徵、繆鳳林、陳訓慈、張其昀等名列其中；1943年重慶中國史學會成立，選出的21位理事中，柳詒徵、繆鳳林、張其昀、陳訓慈名列其間，向達為候補理事；中國史學會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顧頡剛、傅斯年、朱希祖、繆鳳林和陳訓慈等9人被選為常務理事。同年，柳詒徵被增聘為教育部部聘教授，1948年又成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又如向達，在教學過程中培養了陳玉龍、何兆武、鄒衡、楊誌玖、肖良瓊和張廣達等人，他們皆在各自領域卓有成就。
四是注重史德，關注史學的道德教化和經世功能，是為愛國主義史學。他們致力於表章國光，糾正外國學者言中國文化之失；也努力在各學科領域開疆辟土，希圖與國際學界爭勝；他們力斥“中華民族西來說”，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他們努力著書立說，以期服務於這個時代。這種史學精神，為年青一代樹立了人格典範。
但毋庸諱言，南高學派自然也有其局限性，最主要的就是信古過甚，這也是一再為人所批評的。柳詒徵稱：“吾國文明，在周實已達最高之度”，“自太古至秦、漢，為吾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自漢以降，則為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雖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繼續演進，且社會事物，亦時時有創造發明，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然自全體觀之，則政教大綱不能出古代之範圍，種族衰弱，時呈擾亂分割之狀。雖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異族同化於吾，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28、345頁。 胡適就批評柳詒徵“對於古代傳說的興趣太深，而對於後世較詳而又較可信的文化史料則興趣太淡薄”胡適：《評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清華學報》1933年第8卷第2期。。繆鳳林雖然不再把三皇五帝的傳說視為信史，將唐虞以前稱為“傳疑時代”，但仍然沿用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的說法，認為上古“文物之演進，至黃帝而盛”，並引《世本》及《易傳》為證，稱天文、曆法、算學、衣履等可能皆發明於其時。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第1冊，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19—20頁。另外，論著多用文言文寫作而少用白話文，也不能不說是其局限之處，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論著的傳播和影響力柳著《國史要義》晦澀難讀，通篇用文言文撰寫，遇到得意之處，柳先生駢體行文，使得一般讀者難以通讀。如彭明輝即持此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