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十三五”重點建設學科江蘇第二師範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江蘇省高校哲學社科優秀創新團隊“江蘇區域文學與文化交叉研究”項目江蘇省高校“青藍工程”優秀青年骨幹教師項目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南京大學出版社書序張光芒青年批評家陳進武副教授關於新世紀文學的研究專著《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即將付梓出版，他囑我寫個序。在為他高興之餘，回想起他奮鬥前行的足跡確有諸多感慨。
進武是我２０１１年招收的博士生，在導師麵試以前既沒見過麵，也從未有過聯係。因此，麵試時對他的第一印象特別深刻。他神情特別專注而內斂，雖稍許緊張拘謹，但不失內在的從容大方，帶有一種篤定於學術之路的學子所特有的氣質。再就是進武對問題的回答非常清晰到位，既能夠迅速調動平時積累豐厚的基礎知識闡明自己的觀點，又能夠針對問題形成不同層麵的分析路徑。我一直認為，看一個人在學術上是否有大的學術潛力，特別關鍵的一個前提就是思維清晰和思路完整。即使是某兩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聊天，如果其中一方對談論的話題常常是王顧左右而言他，或者不時打斷問題的思路，或者問題不斷旁逸斜出，那麼對於另一方來說也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往往把開始想談論的話題都忘掉了，或者到最後都不知談的是什麼。在平時，這樣的表達習慣和交流方式也許隻能說是顯示了一個人的性格，但若將這種思維方式習慣性地帶入研究性的討論和交流中，那就很難使學術探討深入下去，久而久之便會嚴重影響一個人學術水平的提升。進武的專注，特別敏銳的邏輯感覺，異常清晰的思維方式，以及追根刨底的勁頭讓我看到了一種無形的底氣和發展的潛力。
當時，盡管我相信進武的學術潛力，但我沒料到他勤奮和努力的程度更是讓人無可挑剔。在我的印象中，他讀博三年期間，我任何時候找他，他都會從校內某處的書堆中迅速來到辦公室，無一例外。他真的是始終處於人們常說的那種００２●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要麼在圖書館，要麼在去圖書館的路上”的狀態之中。聽同學們說校圖書館內有一個他的“專座”，因為他去得最早，走得最晚，沒人搶，也沒人搶得去。
那時，盡管我看到了進武勤奮的程度，但我沒料到他“孺子可教”的程度也如此之高。為了讓他有效提高寫作水平和科研能力，我常常按我的標準要求他改文章。有時候，晚上提出修改的要求，第二天早晨就會收到他的修改稿。第二天看一看修改的工作量，就知道那是通宵達旦的功夫。有時候，一稿不行，要二稿；二稿不行，要三稿、四稿，甚至五稿、六稿，進武總是按我的“苛刻”要求不打折扣地去改、改、改。做研究的人都知道，修改論文比寫論文還讓人頭疼。有的學者寫論文基本上是一稿成。但對處在從學術入門到學術提高過程中的青年學者來說，有時候，修改論文比寫第一稿論文還重要。嚴格說來，待修改的論文還不是論文，隻有最終修改好了，才算得上是論文。能否不厭其煩地一遍遍修改論文，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人是否有勇氣不斷改變自己的表現，這直接關係著一個人能夠為自己預留多大的學術提升空間。得益於進武這種“扛得住”的態度，他的學術研究能夠較早地打開不斷上升的通道，總是有更高的學術境界在等著他。
超常的努力與刻苦的鑽研，使進武在讀博時便初露鋒芒，不時有報刊向他約稿，大小文章頻頻發表。畢業工作後，盡管進武像許多青年學者那樣承擔了教學與科研上滿負荷的工作量，但他依然保持著讀書時暢遊書海、時不我待的勤奮狀態，保持著汲取知識、探索理論的敏銳感覺。他的許多成果和觀點也越來越引起同行們的關注，尤其他深度介入當下文學的理性姿態，積極拓展研究邊界的開闊視野，在文本細讀間遊刃有餘的細膩風格，給人印象深刻。一個思想活躍、個性鮮明的青年批評家的身影已經清晰地活躍在文壇上。
《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一書便是陳進武這一形象的一次較為集中的自我呈現。新世紀文學是對２１世紀的現代社會與當下生活的審美觀照。自２００５年研究界將“新世紀文學”作為一個完整而相對獨立的概念提出，人們對於新世紀文學的討論與研究已經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然而，新世紀文學的內容豐富複雜、版圖盛大多元，且處於不斷流動和增量之中。恰是如此，我們很有必要在新世紀文學走過近二十年發展曆程之際，重新梳理和審視其價值與意義。《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以文本細讀的方法力圖建構一種具有現實針對性和當下穿透力的批評話語係統，用以理解和闡釋當下文學，從而行之有效地把握新世紀文學的發展方向。在此，書名中的“文化鏡像”之說自具獨到的深意。文學現象與文序●００３化現實之間越來越融為一體，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在今天更是成為糾纏不清的學術事實，作者既要敏銳地把握這樣一個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化鏡像”，也要建立起屬於視界創新的自成一體的“文化鏡像”。此其意，不在小乎。
該著作充滿了豐富的文本細讀，但無意於為文本而文本，更不是為文學而文學，而是將文本細讀作為言說的前提和建構的基礎，進而對新世紀以來的典型作家、代表作品、文學觀念、文學現象等，進行動態的整合和綜合性的考察。這使得該書既蘊含了深刻的學術史建構意識，又表現出引人深思的重寫文學史的意義。
一方麵，著重在理論層麵和文化層麵闡述了新世紀文學研究範式的新變，以及審美文化發展的趨向。在研究範式建構上，該著首次係統提出並闡釋了“審惡”的研究範式，並闡述了從“審醜”到“審惡”嬗變的學術史價值。所謂“審惡”是審美的表現形式，是以審視“惡”的方式揭示社會曆史進程中“美是怎樣被毀”的問題，具有深刻性與損害性並存的雙重特性。在文化考察上，該著對當下審美文化、青春文化、懷舊文化、啟蒙文化等作了係統考察。比如，在對當下文藝和社會生活關係的反思中，作者指出，社會生活的表象化、經驗化與形式化已然成為當下文藝主導性的寫作情態，並從審美形態、審美標準等方麵揭示了當下文藝創作的審美走向與路徑。
另一方麵，在宏觀層麵與微觀相結合的層麵上揭示了新世紀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發展與演變軌跡。在宏觀層麵，既全麵係統考察了中國當代文學７０年來的發展曆程與寫作特質，又著重對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作了整體掃描與多維探索。曆史反思、現實觀照、城鄉開掘、底層關懷、人性立場、心靈勘探，等等，是論著中頻繁出現的關鍵詞。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作者的批評立場和價值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該著對７０後作家和８０後作家的小說創作情況作了細致探究，表明了作者對青年作家群體創作的深切關注與稔熟。在微觀層麵，該著通過對代表作家的觀察和典型文本的解讀，考察了新世紀文學的寫作特質。在代表作家選取上，主要有諾獎作家莫言、老作家宗璞、南京作家修白、草根作家謝端平、學者型作家吳昕孺、雜文家魏劍美等。在典型作品解讀上，主要有李佩甫、尤鳳偉、周大新、陶少鴻、王鬆、田耳、朱斌峰、安琪、何永飛等作家代表性的小說、詩歌和雜文作品。其中，既有人們比較熟知的文本，它們在作者的精辟闡述中，被賦予了新的文化視角與意蘊；也有並不廣為人知的作家作品，它們所構成的“文化鏡像”價值同樣值得研究界重視。
００４●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在研究方法上，該著作以文本細讀作為批評方法，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兼顧、整體與個案相融合的角度，細致考察了新世紀文學的新變、成果與特質等，揭示了新世紀文學的蓬勃發展和創作風貌。在批評方法的運用上，該著確立了問題意識、曆史現場、人性立場、精神特質等方麵的批評實踐與路徑。
在對《東藏記》的重審中，作者指出，宗璞力圖塑造有中國力量的脊梁式現代知識分子，以重塑當下知識分子的崇高品格。但這種“選擇”卻顯現出宗璞是有“潔癖”的，這樣數十年如一日寫知識分子恰是另一意義上的精神“潔癖”。作者還觀察到，“惡”是當前小說創作的普遍現象，而不同作家乃至同一作家所敘述的“惡”也存在寫作意識上的自覺不自覺，揭示程度的深淺不一。在莫言等作家的寫“惡”中，可以察覺到從“審醜”到“嗜惡”的嬗變過程之中呈現出價值混亂的發展趨勢，甚至開始出現了值得警惕的無價值甚至反價值傾向。這些結論值得人們正視和反思，從中也足見作者的理性勇氣和學術膽識。
總起來看，該著作對新世紀文學的理論建構，對於審美文化及敘事倫理變革的梳理，對於文化與文學觀念嬗變的考察，對於文學多元化想象的評判等，都具有較強的理論前瞻性。當然，無論是新世紀的文學創作，還是新世紀追蹤性的文學批評和研究，盡管已經走過了二十年的曆程，但畢竟尚處於“現在進行時”的狀態之中。對於有些作家作品的“經典化”處理也許為時尚早，對於有些文學現象的概括性結論尚需接受進一步的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其理論的前瞻性與探索性，其闡釋的開放性與未知性，其觀點的掛一與漏萬，將如硬幣的正反兩麵一樣，無可回避。要完善對於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的考察，既需要專家與讀者不吝批評和指正，更需要進武君繼續發揚勤奮刻苦的學習姿態警惕自我固化，不憚於前驅，亦不憚於自我否定。
是為序。
目錄犆犗犖犜犈犖犜犛第一章新世紀文學研究的範式建構第一節“審惡”：當下文學研究的一種新範式………………………００１一、文學敘述“惡”之研究現狀與反思………………………………００２二、“惡”的闡釋與作為研究範式的“審惡”…………………………００６三、從“審醜”到“審惡”的學術史價值………………………………０１０第二節新世紀文學研究範式的反思和建構———以中國後殖民主義研究範式為例…………………０１３一、範式的問題係統及其知識資源…………………………………０１３二、範式的方法係統與價值指向……………………………………０１６三、研究範式顯現的問題及其反思…………………………………０１９第三節文學史敘述與文學話語的錯位和重構———以“人的文學”觀為例………………………………０２１一、現代文學史著中的敘述狀況……………………………………０２１二、錯位與調試中的“常”與“變”……………………………………０２７三、觀念“破碎”形態與話語錯位……………………………………０３０第四節文本細讀的理論建構與批評方法……………………………０３３一、消費文化中的文學教育與文學經典……………………………０３３二、文學經典文本細讀的內涵與意義………………………………０３６三、經典文本細讀的方法及其批評實踐……………………………０３８００２●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第二章新世紀審美文化及其敘事倫理第一節當下文藝創作與社會生活的關係……………………………０４１一、當下文藝中社會生活的表象化…………………………………０４１二、當下文藝中社會生活的經驗化…………………………………０４４三、當下文藝中社會生活的形式化…………………………………０４７四、當下文藝創作的審美走向與路徑………………………………０４９第二節“專屬定製”的青春文化及其倫理建構———以電影《匆匆那年》為核心考察……………………０５２一、標簽式的青春與成長體驗………………………………………０５２二、青春代際及其“專屬定製”………………………………………０５５三、追悔抑或不悔的倫理悖論………………………………………０５８第三節啟蒙之“光”與“合家歡”式的懷舊———動漫電影《瘋狂原始人》的敘事張力………………０６１一、“原始”的舊酒裝入“摩登”的新瓶………………………………０６２二、“成長”與後啟蒙時代的啟蒙之“光”……………………………０６５三、療救“焦慮”：“合家歡”式的懷舊………………………………０６７第三章新世紀文學創作的整體考察第一節當代中國文學觀察的四個視點………………………………０７２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０７３二、兩次創作高潮與“十年”創作……………………………………０７６三、網絡文學的別樣綻放……………………………………………０７８四、海外華文文學的興盛與歸來……………………………………０８０第二節新世紀小說的文化觀念探究…………………………………０８３一、貞節觀的譜係及泛化趨向………………………………………０８４二、敘事困境及深度的可能性………………………………………０８８三、羞恥淪落及其合法化確證………………………………………０９１目錄●００３第三節新世紀長篇小說創作的掃描…………………………………０９５一、新世紀文學創作的文體反思……………………………………０９５二、現實觀照：生存冒險與時代叩問………………………………０９９三、曆史想象：鄉土南方與鄉紳曆史形象…………………………１０６四、心靈勘探：直抵生命深處的外轉力量…………………………１０９第四節新世紀官場小說的多維探索…………………………………１１５一、官場小說的“場域”考察…………………………………………１１５二、詮釋生命如何成“冊”……………………………………………１１８三、探尋隱秘的現實世界……………………………………………１２１第五節新世紀詩歌創作的詩學重構…………………………………１２３一、流動的地圖與漂泊詩學…………………………………………１２３二、從一條古道深描的文化地圖……………………………………１３１三、發掘“生命”的“色彩”……………………………………………１３８第四章新世紀中短篇小說創作反思第一節“中國故事”的講述方式與人性立場———２０１６年短篇小說創作觀察………………………１４６一、曆史與現實的交彙與互映………………………………………１４６二、“城鄉中國”的構築與開掘………………………………………１４９三、底層關懷與人性價值立場………………………………………１５１第二節新世紀中篇小說創作的觀察與反思…………………………１５３一、新世紀名家的審美風景…………………………………………１５４二、“８０後”寫作的人心探尋………………………………………１６１三、“７０後”作家的生命關懷………………………………………１６７四、喧囂中的“靜默”寫作……………………………………………１７２第三節經典化進程中的抉擇與突圍———２０１７年短篇小說集出版盤點……………………１７８一、市場化與經典化的抉擇…………………………………………１７９二、樹立選優拔萃的風向標…………………………………………１８１００４●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三、新生代寫作能力的認可…………………………………………１８４第四節穿越“迷霧”的底層關懷———以朱斌峰短篇小說《玻璃房》為例…………………１８７第五章作家觀察：流動時代的文學想象第一節宗璞：“藏”不住的精神“潔癖”………………………………１９０一、“苦澀”敘述：找尋生活實感中的知識分子……………………１９１二、有限度的“立”：知識分子的塑造與被拆解……………………１９５三、思想的缺席：現代知識分子的自縛……………………………１９９第二節莫言：“審惡”視域中的“殺千刀”……………………………２０３第三節王鬆：重構推理式“敘事圈套”………………………………２１６一、故事與問題的講述：借“推理”置“謎”…………………………２１６二、追憶與寫實變奏：推理式敘事的表現維度……………………２１９三、有意蘊的“重構”：推理式敘事的生成方式……………………２２２第四節吳昕孺：日常生活敘事中的人心勘探………………………２２５第五節修白：直抵人心文化深層結構………………………………２３１第六節謝端平：自將“庸常”作“智慧”………………………………２３９第七節魏劍美：“我時代”之下的外諷與內省………………………２４４後記…………………………………………………………………………２５１第一章新世紀文學研究的範式建構第一節“審惡”：當下文學研究的一種新範式近年來，文化與文學審美領域發生了新轉型，文學及其各種話語也表現出一係列新特點。如果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文學在反思與重寫中尚能部分自我言說，那麼９０年代以來的文學卻在文化與生存糾葛中苦於尋找出路。趙園曾將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描繪為“‘惡’試煉人類的那種嚴酷時期”①，但現今不僅是“惡”試煉人類的時期，更是作家在文學“向內轉”與“向外轉”的纏繞中將目光投向曆史、社會、文化、人性等更深廣的空間，尤其體現出了對於“惡”情有獨鍾的偏愛姿態。
１９９３年賈平凹的《廢都》問世，所展現的種種現象就難以用“醜”來概括，“惡”才是其內在的主導傾向。按照代際算的話，“２０後”的宗璞，“３０後”的張潔，“４０後”的陳忠實，“５０後”的賈平凹、張煒、莫言、閻連科、周大新、張抗抗、王安憶、鐵凝、殘雪、王鬆、陳應鬆、方方、李佩甫，“６０後”的畢飛宇、蘇童、格非、餘華、北村、邵麗，“７０後”的魯敏、盛可以、修白，等等，其創作儼然形成了多層麵、多視角敘述“惡”之潮。麵對新世紀文學敘述“惡”的複雜性，單純用“審醜”來考察，恐怕難以有效揭示當下文學呈現的新現象及其本真狀況，更何況這種對於“惡”的“審視”與其說是在“審醜”，不如更應該稱之為“審惡”。基於此，我們提出“審惡”這一文學研究視角，期望通過對於近些年來文學敘述“惡”的研究成果的考察與反①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８頁。
書００２●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思，嚐試突破現有的“審醜”研究的格局，區分“醜”與“惡”，從而確立“審惡”的文學研究範式，並具體探討從“審醜”轉向“審惡”的視角來觀照當下文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一、文學敘述“惡”之研究現狀與反思涉及“惡”及相關的研究已有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大多研究僅局限於某一方麵，大都從流派類型、倫理道德、內容傾向、整體構架、審美風格、敘事特征、價值判斷、文學與市場傳媒的關聯等方麵進行闡釋。特別是對於文學“惡”的敘述研究，則大多集中於借“人性”來言他。把“審惡”當作文學現象來討論的研究卻很少，盡管也有零星學術論文出現，可這些研究的學術原點處在一種不明確，甚至是各自為政的狀況。當然，這種概括主要是描述性的，以下將從理論層麵來反思文學領域關於“惡”問題的研究現狀及其存在問題，借此為“審惡”觀照掃清研究思路與方法的障礙。具體來說，主要可以從四個方麵來分析和反思。
其一，“惡”的內涵雜亂，而“審惡”缺乏明確界定無疑是當前最顯著的問題。
有的研究對“惡”內涵的理解比較模糊，並常與“醜”“假”等混用，造成“醜”與“惡”、“審醜”與“審惡”不分。例如，在“惡”的內涵闡釋上，李欣複從中西理論視域中觀察“惡”，認為藝術的“惡”指人性之惡欲，包括妒忌好勝、私有製之惡、曆史與現實中多種類型之“惡”等。①苟小泉從現實和人性的關係辨析了文藝中“惡”有暴露陰暗、緊張衝突等特征。②周保欣則剖析了“惡”敘述與現代社會的特殊矛盾，及其與文化內生性互為表裏的問題，“惡”表現為傳統惡、階級惡、都市惡等基本樣態。③當然，這三種看法絕非“惡”的內涵闡釋全部，但卻是較有代表的觀點，每種都從各自立場出發解釋“惡”，卻不存在統一敘述。
被誤讀的“惡”之複雜情況遠不止如此，“惡”往往被認為是“醜”的一部分，甚至通常與“假”相混淆，而“審惡”也被內含於“審醜”。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劉東的①李欣複：《關於惡之起源、涵義與作用》，《山東社會科學》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②苟小泉：《論中西文學藝術中的善與惡》，《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③周保欣：《曆史修辭與意義迷失———現代中國文學“惡”的敘述及其思想史觀照》，《文學評論》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第一章新世紀文學研究的範式建構●００３《西方的醜學》①首次介紹了“醜學”，展現了感性的多元取向。９０年代以來，研究者從追逐西方文論回到關注中國當下創作實踐。欒棟從本體論闡釋了“醜學”涵義，並宣稱“這是審醜的時代”②，這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感性學（審美）範式從“審美”走向“審醜”的轉變。此外，潘知常、董小玉、王洪嶽、宋建良、張中鋒、潘道正、殷學明、王慶衛等學者對文學創作中的“審醜”現象的研究，加速了“審醜”理論發展。但這些研究始終未能將“醜”與“惡”／“審醜”與“審惡”區分，盡管一定程度上辨明了“醜”與“惡”，但未有意識地把“惡”作為獨立範疇。
對於“惡”的誤讀還表現在“惡”與“審惡”概念界定不清、研究視野較局限，以及史實描述不夠清晰等。夏康達從王鬆的小說中發現了“惡”，並提出與“拷問”相關的“審惡”概念，同時指出了“惡”是人性探索的重要範疇，文學更應該“審惡”。③而張德林則指出，“審醜和審惡引進現代美學的領域是２０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大突破”，也“是文學現代性的變格顯示”。④可見，兩位學者肯定了“惡”的獨立價值，明確提出“審惡”的概念，但限定單個作家作品或某種類型文學，而對特定時代創作情況並無整體觀照；多從寬泛意義論述“惡”和“審惡”，並未界定兩者含義，並未確切說明“審惡”是研究視角，僅是作為現象或作家意識加以考察。無疑，這為“審惡”研究留下理論探討和闡釋可能性。
其二，研究者敘述“惡”或“審惡”時價值判斷呈現矛盾和對立，也缺少理論依據。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刊發在《文學評論》的關於“惡”的爭論便是如此。起初是陸貴山指出把欲望說成曆史動力的說法是曆史唯心主義觀點，馬克思主義不否認“惡”的曆史作用，但並沒有把“惡”當作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⑤李玉銘對此最先發難，他承認“惡”的曆史作用，但認為不能說“惡是藝術的源泉”，作家和藝術家不能忽視社會責任，而評論家不能僅用道德觀點評價涉及“惡”的曆史作用的作品。⑥陸貴山則強調李文“對惡的曆史作用”估計遠不夠，闡釋了善惡對立①劉東：《西方的醜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②欒棟：《感性學發微———美學與醜學的合題》，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９頁。
③夏康達：《突然風平浪靜———新世紀小說印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④張德林：《略論文學的現代性》，《文藝理論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⑤陸貴山：《對文藝的非理性主義的理性審視》，《光明日報》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２日。
⑥李玉銘：《惡的曆史作用與文藝創作問題》，《文學評論》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００４●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相對、相互轉化，以及存在善惡一體和共存等多種情況。①同時，陳遼辯駁了李文的“惡決不是藝術創作的源泉”的觀點，“惡”的觀念不是曆史發展杠杆和動力之一，但不否認它可成為藝術創作源泉之一。②如果說這三位學者處在明晰各自立場的爭論中，那麼楊曾憲的論說則有著總結意味。他認為從曆史評價講，作為動力之惡有進步意義，進步就是美；從道德評價看，藝術之惡就是醜，是批判否定對象。無論是對“歌頌”與“暴露”怎樣“用辯證法去理解”，文藝對於“惡”都不能頌揚。③無疑，這些討論都從馬恩經典論述文學與惡的關係，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這種矛盾與對立也反映了文學之“惡”的價值判斷的複雜性。
新世紀以來，這種價值判斷的矛盾性與複雜性逐步走向多元化。這主要表現在，研究者對同類型文學、同一作家及其文學創作表現的“惡”有不同理解。比如，同是研究新世紀底層文學，李雲雷看到底層文學泛道德化傾向，提倡打破僵化的道德標準，思考曆史與現狀，並在此基礎上重建道德生活；④而李運摶則發現底層文學在道德優勝與道德失敗兩方麵體現“文以載道”，強化某種道德傾向實際隱含不同“言外之意”，超越表麵道德現象而指向特定社會和文化思想。⑤有研究者對“惡”與時代、“惡”／“審惡”與倫理道德、“惡”與文化傳統等關係研究更多著眼於顯現的某種“亂象”。如曹文軒意識到當下文學在“混亂時代”浸泡在一片怨毒中；⑥路文彬則認為當代文學呈現出對於“惡意”衝動迷失下的寫作情感依賴，這背離了文學意義永遠在於對人格的提升。⑦在此，既有突顯“惡”的特殊批判功能，從而被不同程度賦予價值正當性，又有對“惡”的質疑或否定，從而發出期望“善”的價值的呼聲。需要承認，這些研究對於“惡”敘述有某種突破，對具體問題也有深刻闡釋，但“批評”並非旨在“否定”，而是著意於從找尋適當視角①陸貴山：《怎樣理解惡的曆史作用與文藝創作問題》，《文學評論》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②陳遼：《“惡”是不是藝術的源泉？———與李玉銘同誌商榷》，《文學評論》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③楊曾憲：《從惡的評價兩難論及曆史尺度與道德尺度》，《文學評論》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④李雲雷：《新世紀文學中的“底層文學”論綱》，《文藝爭鳴》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⑤李運摶：《道德優勝與道德失敗———論新世紀底層敘事道德傾向的言指》，《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⑥曹文軒：《混亂時代的文學選擇》，《粵海風》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⑦路文彬：《“惡意”衝動迷失下的寫作情感依賴———當代中國文學的一種病態審美趣味》，《文藝理論與批評》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第一章新世紀文學研究的範式建構●００５觀照尚未解決的問題。有的研究還借助“啟蒙”來圈定某種道德假定，或突出當前社會某種特殊矛盾，從曆史文化視域和社會現實境遇中敘述“惡”。這種價值考察又主要是立足於典型作家如餘華、莫言、陳應鬆、方方、胡學文、劉慶邦、孫春平等。可以說，這些研究多從外部“惡”出發，而人的自在“惡”被遮蔽，“人”本身也處於被隱藏狀態，尤其是研究者缺乏有效批判“惡”的視點，不僅對“惡”的批判不足，而且在價值判斷上出現模棱兩可狀況。
其三，對於“惡”的研究還呈現出研究視野的局限，以及受到傳統話語和思維模式束縛等問題。９０年代初，王彬彬就關注到先鋒小說寫“惡”的狀況，質疑了殘雪和餘華發出的並非魯迅式的“真的惡聲”，而是炫耀“惡”，宣示不可更改的“人的生存狀況”。①他深刻剖析了當前文藝的“詭謀”現象，披露了文化與人性之“惡”。②不過，他著意於“惡”現象，並未有意識打破現有研究格局。與王彬彬不同，呂周聚著重研究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人性、都市和病態之“惡”等形態。③盡管對文學“惡”敘述有多層麵研究，但是側重於現代主義文學而較少涉及當下文學。王洪嶽係統闡釋了先鋒派“審醜”現象，從感性學角度重新定位新時期先鋒小說。④不可否認，中國文學在２０世紀至少有兩次較大規模受西方文學／文化影響，而“惡”的敘述也有中國本土社會思想、價值視野、文化傳統的深刻性。
若僅從“本土／域外”層麵言說，易於忽視揭示文學交往過程中社會和曆史文化的互動關係。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研究全然如此，隻是說這種“互動”和“綜合”觀照存在某種程度的“不足”，而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現繁雜現象，忽略了研究方法和視野的關聯性。
其四，雖然存在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若幹差異，但在文學反映“惡”的問題上，仍呈現出集中關注人性之“惡”的研究傾向。然而問題同樣顯見，有時研究要麼將“惡”工具化處理，落入了宏大敘事藩籬；要麼把“惡”抽象化，隻看到人性普遍和精神性一麵，忽視了人性還有真假善惡美醜內涵，以及隨社會發展而發生某①王彬彬：《殘雪、餘華：“真的惡聲”？———殘雪、餘華與魯迅的一種比較》，《當代作家評論》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②王彬彬：《當代中國的詭謀文藝》，《文藝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③呂周聚：《惡的審視與展現———論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母題》，《文學評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④王洪嶽：《審美的悖反：先鋒文藝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００６●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種程度變化。這也遮蔽了“惡”在社會現實、曆史文化等領域的存在。無疑，從“人性”視角研究文學史、透視文學現象，或解讀作家作品，出現了一批豐碩成果。
早在８０年代，研究者從“文學是人學”角度考察２０世紀中國文學“人”的因素，從而抵禦“非人”因素對人的異化，即強調“人的主體性”，如劉再複的“文學研究應以人為思維中心”及後引進的哈貝馬斯的“主體間性”理論。９０年代以來，更多研究揭示文學敘事中“人性”以及弘揚人性價值，比較係統的有裴毅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①而從該角度深入作家作品的解讀也頗多。盡管有相當多研究成果直接展現了人性“惡”，但大多是對人性“惡”的局部或抽象洞察，並未深入觀照文學究竟如何進入個體生命深處。可以說，學界對文學“惡”的研究並不少見，但將“審惡”作為獨立研究視角或話語體係，並由此從更宏闊或整體透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尚未出現。可是這種集中研究越是豐富，也更加凸顯了“審惡”已作為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範式的生成。
二、“惡”的闡釋與作為研究範式的“審惡”透過反思當下的研究現狀，明確了“審惡”作為當下文學研究新範式生成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我們有必要區分醜與惡，以此來明晰“審惡”的概念。
“惡”是古今中外倫理學和哲學領域的重要概念，它總是與“善”相伴而被闡發，“善”“惡”問題貫穿整個倫理學的發展脈絡。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特別是過去一百餘年裏，令人信服的“惡”的涵義論述並未出現。相關言說往往包含於倫理道德、人性等範疇內，尤其是西方對“惡”的論說陷入“主觀／客觀”或“感性／理性”的觀照，而“惡”或被美、醜、善，或被審醜、倫理道德等所取代或遮蔽。當然，我們論述的“惡”和“審惡”是基於當下文藝的想象領域發生作用的方式。因此，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從傳統、古老、一般意義上的“惡”，向現代、新的、更為具體的文學所表現的“惡”概念的過渡。這一概念在８０年代得到初步發展，在近些年隨“審醜”等美學原則發展逐漸出現獨立意義。在古今中外相關著述中，可找到“惡”的一些共同趨向，中西方倫理訴求的總體傾向是求“善”，也包含對變化與未來價值的推崇，因此從古至今的研究總喜歡把“惡”一詞用於倫理學、哲學等相關領域。西方關於“惡”的論說，長久以來以主觀／客觀的二元對立思維形式出現，①裴毅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第一章新世紀文學研究的範式建構●００７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能歸納出“惡”內涵的總體傾向性。盡管中國關於“惡”言說呈現出零散特征，也未出現像西方那種“善惡”對立狀況，但仍可見主要指向與人性緊密相連的倫理道德“理欲”。近現代以來，中西方對“惡”的論述開始從內在倫理道德走向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在文藝中有相對集中表現。然而，有一點需要清楚，２０世紀初至今，中國對“善惡”觀念區分有巨大顛覆，以往合理的“善”成為“惡”，同時以往被當作“惡”的反倒有了“善”的意義，這一點迥異於西方自文藝複興以來對善惡論述的延續性。舉一個近便例子，“郭巨埋兒”是“二十四孝”故事之一，晉代郭巨“埋兒奉母”而被奉為“孝”的典範。如今來看，這個故事卻是典型曾奉為“善”，現在是極端“惡”的實例。且不論出發點如何（“孝”不成為本質“惡”的理由），郭巨的行為無疑是古代被視為倫理道德至寶的“三綱五常”核心所在。“孝子”郭巨是這種“惡”的忠誠執行者，這是要清醒認識的現象。
在環繞“惡”的語義星叢之中，事實上最重要的無疑是“醜”。“醜”和“惡”的差別本就相當明顯。在現代英語的語彙範疇，“惡”一詞是ｅｖｉｌ，作形容詞時含義是“罪惡的；邪惡的；惡劣的”，作名詞時指“罪惡；邪惡；禍害”，但不論作名詞，還是形容詞，“ｅｖｉｌ”都與“ｇｏｏｄ”（善）相應。而名詞性質的“醜”是ｕｇｌｉｎｅｓｓ，形容詞是ｕｇｌｙ，含義有二：一是“醜陋的；難看的；難聽的”，二是“（局勢）危險的；凶險的；嚴峻的”。在現代漢語語境中，《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相對簡明，先看“醜”（），有三種含義：醜陋，不好看（跟“美”相對）；叫人厭惡或瞧不起的；（方）壞，不好。而“惡”（惡）的意思有：很壞的行為，犯罪的事情（跟“善”相對）；凶惡，凶狠，凶猛；惡劣，壞。而《辭海》等工具書中義項更豐富，簡體“醜”釋義有四種：地支第二位；戲曲的腳色行當；十二時辰之一，淩晨一時至三時；姓，周代醜父。繁體“”則列出了九種含義：相貌難看；惡劣，不好；羞恥；憎恨；怪異的事；比方，比較；通“儔”，同類；惡人；美學範疇之一。對於“惡”的解釋則並未區分簡體與繁體，但也給出七種釋義：壞事，壞，與“好”、“善”相對；倫理學基本概念，與“善”相對；醜陋，與“美”相對；凶狠，凶猛；疾病；汙穢；糞便等。
英語和現代漢語語境中“惡”與“醜”在某種程度上有相通處，但區別更明顯。
英語語境的“惡”與“醜”是兩個獨立詞根，與此相應，在西方文化哲學範疇也已成為各具獨立意義的概念，但在現代漢語體係卻並未形成定型語言或心理思想範疇。因此，有必要從中國現代漢語語境來辨析“惡”與“醜”。我們注意到“醜”字給出的組詞是“醜惡”，即醜陋惡劣之義，舉例為“醜惡嘴臉”。而兩者不分之處在００８●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於表達“醜陋，不好看”“叫人厭惡或瞧不起”的意義上———這裏有這樣一種邏輯關係———先是“醜”引起審視的人感官或情感不適，然後這種情感表現為“惡”的反應。需要指出，“惡”指的是“惡心”（ě）或“厭惡”（狑ù），而並非“惡”（è）。在這些義項中，可發現“惡”並不內涵於“醜”而有相當獨立意義，即純粹的“惡劣，壞”、“凶惡，凶狠，凶猛”和“很壞的行為，犯罪的事情”等義項。即便是《辭海》解釋“惡”時也反複提到“與‘美’相對”“與‘好’相對”“與‘善’相對”等。可見，這些解釋和反複強調包括倫理道德評價、人性、社會行為等層麵意義。這些已超越了“醜”更多先需依附“難看，醜陋”，或情感態度“讓人厭惡”等意思（就算有延伸意義也是由此闡發，而並非本身就涵蓋）。再從詞源上來看“醜”與“惡”的不同。許慎在《說文解字》有解釋：“醜（），可惡也，從鬼，酉聲。”段玉裁注釋說：“從鬼，非真鬼也，以可惡故從鬼。”而對於“惡”，許慎雲：“惡（惡），過也。”段玉裁補充說：“（惡）人有過曰惡，有過而人憎之亦曰惡。”顯然，“醜”“惡”有某種相連，但至少能見到“醜”之“可惡”和“惡”之“過也”有差異。
“醜”和“惡”是相互聯係又相互區別的範疇。其“聯係”表現在兩者都是畸形、令人壓抑的事物，但“醜”是“惡”表現的一個側麵，“醜”是“惡”外在形象的某種顯現。兩者可歸納出以下四種差異：一是“惡”既可在某種程度上以一定外在形態表現，又能由概念、判斷的理性抽象形式來把握，而“醜”則往往隻以外在感性形式表現；二是“惡”與功利有直接相關性，可深入倫理敘事範疇，而現代的“醜”不與功利直接發生關係；三是“惡”可用於人性、人心和德行等方麵，而“醜”多用於言人或物的形式層麵；四是“惡”常可引申為一種情感態度或價值評價，而“醜”則不大關乎情感評價層麵。①需要說明的是，“醜”不一定不美，往往以荒誕來補償，而“惡”多以毀滅性形態出現。如果說“醜”是“美”的反麵，那麼“惡”是“美”的對立麵（非絕對性），而這種“對立”不消解審美的產生，反倒擴展了美學範疇。
綜上來說，“惡”有三種理解：一是如巴塔耶認為的“惡———尖銳形式的惡———是文學的表現”②；二是肯定“惡”的倫理道德價值；三是恩格斯說的：“在①李建華：《罪惡論———道德價值的逆向研究》，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１頁。
②［法］喬治·巴塔耶：《文學與惡》，董澄波譯，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頁。
第一章新世紀文學研究的範式建構●００９黑格爾那裏，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①當然，我們更傾向於將“惡”作為文學的表現形態之一，但並不否定“惡”本身具有的倫理評價意義的價值。由此綜合來看，“惡”並不簡單等同於現實社會中的“惡”，也不能單純以倫理道德標準評判。它是一種超越客觀形態的抽象概念，卻又是一種不以人主觀意誌轉移的客觀存在，同時既歸屬倫理道德的範疇又納入文學作品審美視野表現對象的綜合體。不過必須指出，文學形態意義上的“惡”有雙重性。不妨以莫言為例，他的小說處處洋溢“惡”，其中，一類是自覺敘述“惡”，如《天堂蒜薹之歌》中因官商勾結引發惡性群體事件；《酒國》暴露的沉迷於鮮美嬰兒肉的惡習；《生死疲勞》中風光或低賤的人幾乎都悲慘死去的血腥味；《蛙》中暴力執行所謂計劃生育政策等驚心動魄的場景。另一類是因過度消費“醜”而轉變成的“惡”，像不斷複現的帶“剝”的刑罰便是如此。《築路》的修路工人為吃肉誘騙農民的狗並剝皮吃掉；《複仇記》中老光棍為平複叫春之貓激起的“春情”，竟設法擒貓剝皮，而《檀香刑》中“斬首”“檀香刑”“腰斬”“閻王閂”“淩遲”等則更為血淋淋。在這一意義上，如此“裸裎”因沉溺於過度消費中而喪失了應有洞察力，“醜”已成了“惡”。當然，這兩類“惡”正反映了文學敘述“惡”猶如雙刃劍：一方麵，寫“惡”固然能在某種程度上賦予文學表現的深刻性與穿透力，並以強烈顛覆力量抵達撼人心魄的審美高度；另一方麵，易於沉浸在消費“醜”的快意中陷入“惡不驚人死不休”的泥沼，從而極大地損害了文學的審美價值。
在這一意義認定“惡”後，有必要考慮什麼是“審惡”。可以明確的是，審美是人類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形式，指人與世界（社會和自然）形成一種無功利、形象和情感的關係狀態。而審醜是對應審美而出現的新的美學原則，是審美的重要範疇之一。與之相關聯，“審惡”仍是審美的表現形式，是以審視“惡”的方式揭示社會曆史進程中“美是怎樣被毀”的問題，這就需要既清醒認識到“惡”給予文學的深刻性，又要高度警惕“惡”對文學價值的損害。
整體來說，“審惡”主要有這樣四個方麵內涵：一是從主體來看，“審惡”是要①［德］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３頁。
０１０●新世紀文學的文化鏡像去發現並領會文學藝術中存在的“惡”，以及對這種“惡”的審視與理性判定等各種能力的綜合；二是從客體來說，“審惡”的審視對象既包括社會現實、曆史文化傳統的陰暗麵，又包括人性的“惡”因素的外在顯性和內在隱性的動態表現；三是從功能和方法來講，“審惡”是作為一種批判性的存在，不僅僅是一種敘事倫理與價值評價，還是一種認識關係和美學意義的關係，當然，“審惡”也是一種修複，它的發現之旅蘊含於“應該”與“是”的互動關係中；四是從目的而言，“審惡”作為一種美學原則，審視“惡”是為治“惡”，意在遏止極致———“惡是個極限，隻有把它當作禁止才能認識”（別爾嘉耶夫語）———在於升華，在於警醒，在於沉思，以揭示文學藝術世界的審美力量。
三、從“審醜”到“審惡”的學術史價值“審惡”是文學創作的重要現象，關涉到作家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直接關乎文學敘事的價值追求與精神視野。但現有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許多領域或層麵還有待進一步開拓，隻有在不斷深化探索和求證中，才能深入研究這一文學現象，拓展更大研究空間。不過，我們無意於簡單否定已有研究成果，而是期望通過考察和反思研究現狀，嚐試突破現當代文學“審惡”現象研究的舊有格局，確立“審惡”現象的整體研究視角，開拓一種新的研究“惡”敘述模式。實際上，從“審醜”到“審惡”恰恰顯現了當下文學審美的研究視角的一種轉移，當然，有必要從以下四個方麵考慮“審惡”作為文學研究範式的學術史價值。
首先，打破已成“定論”的敘述方式與研究方法，不僅將“惡”視為文學的重要表現形態之一，而且把“惡”作為文學研究的獨立範疇。這恰恰能從本質上與單純意義上探尋文學表現“惡”現象的研究區別開來，並在理論上進行超越。即將“惡”納入文學研究視野，觀照“惡”對於文學多方麵的製約和促進作用，同時把“惡”看作與審美中的“醜”相提並論的重要範疇。如此，才能真正抓住當前文學表現“惡”的本質，既可把握文學和“惡”互為觀照的關係，又可凸顯文學創作的能動性、創造性和獨特性。美學家帕克指出：“我們必須設法把我們期望於藝術的東西和我們期望於科學與道德等其他事物的東西區別開來，因為我們對我們生活中任何有永久價值的事物所期待的東西都必須是某種獨特的東西。”①在這一①［美］Ｈ．帕克：《美學原理》，張今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