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政時代信息公開動力的強弱是推進信息公開進程的關鍵，因為政府對信息公開的努力水平，直接影響到公眾利益的獲得、政府公信力的構建。國內外近期關於微政時代信息公開動力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理念驅動、製度驅動、行為驅動和用戶驅動四個方麵。
第一，從信息透明度出發，研究微政時代信息公開涉及的理念驅動，以提高信息公開的主動性。Renu Rana從信息透明度出發，闡述了OGI(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起源和發展，探討了中國政府信息公開涉及的理念驅動
Renu Rana, “China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itiative,”China Report, 51, No.2(2015): 129—143.
；陳婷基於網絡結構決定網絡功能，以優秀政務微博“北京發布”為實例，通過對不同時間段形成的知識網絡的主要結構性指標進行對比分析，從知識協同視角分析了封閉性係統在內生動力作用下演變的方向和規律，研究認為政府信息的發布權必須掌握在核心權威媒體平台手中，以提高信息公開的主動性陳婷、胡改麗、陳福集：《政務微博知識推送的知識網絡演化研究——基於知識協同視角》，《情報科學》2016年第34期：23—28。。
第二，在分析政府間縱向分權競爭激勵機製的基礎上，從績效評價等角度，研究上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的製度驅動。楊寶劍等從委托代理的視角分析了政府間縱向分權競爭的激勵機製原理，從政策創新、財稅利益等方麵分析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博弈行為表現及激勵效應。研究發現隻有建立動態優化的委托代理契約才能更好地發揮出政府縱向分權的潛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揮好政治集權與經濟分權的製度激勵作用
楊寶劍、楊寶利：《委托代理視角下政府間縱向競爭機製與行為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1—6，13。
。
第三，在揭示不同情況下政府與公眾收益變化規律的基礎上，研究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行為驅動。朱曉峰等在量化上級政府針對單個下級政府、多個下級政府在信息公開過程中的互動行為基礎上，構建上下級政府信息共享收益分配機製
朱曉峰、崔露方、潘芳：《基於公平關切的微政務信息公開收益共享契約研究》。
；程琳等基於協同效應視角，運用了委托代理和MATLAB仿真軟件定量分析大數據背景下政府間數據開放共享的協同效應、收益分配係數等，研究表明，收益分享比例與協同效應、自身努力水平及努力產出係數成正比,與對方努力產出成反比
程琳、朱曉峰、陸敬筠：《大數據背景下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平台的收益分配研究——基於協同效應視角》，《情報理論與實踐》，2019年第42期：71—75。
。
第四，從公眾參與角度，通過地方政務微博服務的公眾感知質量、公眾期望和政務微博服務的成熟度等，研究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用戶驅動。Wang Jingbo從公眾參與角度，通過地方政務微博服務的公眾感知質量、公眾期望和政務微博服務的成熟度等指標，研究信息公開的用戶驅動問題
Wang Jingbo, “Weigh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6, No.3(2015): 37—55.
；韓嘯從公眾的參與需求出發，針對影響公眾參與信息公開意願的因素，構建微政務整合平台，完善微政時代信息公開製度建設，形成以公眾參與為主體的工作機製
韓嘯：《公眾參與政務微博意願的影響因素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電子科技大學，2016，第12頁。
；石磊在分析地方政府信息公開服務基本內涵的基礎上，從地方政務服務的公眾感知質量、公眾期望和政務微博微信等服務的成熟度三個方麵，探索和分析影響地方微政務服務公眾滿意的基本因素，為地方政府信息公開服務建設提供建議
石磊：《地方政務微博服務公眾滿意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中旬刊)》2016年第2期：144。
。
上述研究多是建立在參與者純粹自利的基礎上，沒有考慮公平關切對微政時代信息公開動力的影響。實際上，人們不僅在意自身的利益，同時也在意他人的利益。所以，微政時代信息公開行為主體——政府和公眾，必然受到自身和對方公平關切度的影響
馮韜、石倩、朱曉峰、俞琰、潘芳：《公平關切視角下的微政務信息公開行為研究》，《情報理論與實踐》2017年第40期：23—27。
，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動力因素選擇和動力模型構建，必然需要考慮普遍存在的公平偏好。
綜上，本書基於“公平關切”視角，借助“委托-代理”模型，通過分析對稱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兩種條件下上下級政府最優決策間的關係，以期尋求適應不同條件的信息公開動力來源，實現微政時代信息公開收益最大化。
（二） 模型的構建
微政時代信息公開過程中，作為上級政府的管理者和作為下級政府的供給者存在著委托代理關係，與傳統企業間的委托代理關係的不同在於，上級政府不會把下級政府看作競爭對手，而是當作合作夥伴，共同決定微政時代信息公開質量，上下級政府不僅僅隻會考慮自身的利益，還具有公平偏好。
那麼，在信息公開合約的製定過程中，將下級政府的努力程度、妒忌心理強度、內疚心理強度及收益效用，引入由Fehr和Schmidt建立的公平偏好下收益公平的代理人效用FS理論模型
傅強、朱浩：《基於公共偏好理論的激勵機製研究——兼顧橫向公平偏好和縱向公平偏好》，《管理工程學報》2014年第3期：190—195。
。同時，上下級政府間的收益共享是一種動力支撐，而收益共享公平的判斷標準，是上下級政府在微政時代信息公開所得淨收益之間的量化對比
孫玉玲、洪美娜、石巋然：《考慮公平關切的鮮活農產品供應鏈收益共享契約》，《運籌與管理》，2015年第6期：103—111。
。因此，將下級政府收益與上級政府收入的γ倍進行比較，其中γ為參考依賴因子，γ∈[0,1]。當下級政府的收益低於上級政府的γ倍，下級政府將會產生妒忌負效用；下級政府的收益高於上級政府的γ倍，會對下級政府起到激勵作用，從而產生自豪正效用。為此，下級政府會提高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努力程度和質量投入。此種情況下，βi代表的是i的自豪心理強度。公平偏好下信息公開FS模型如式（1）所示：
ui=xi－αiN－1∑j≠imax(xj－γxi,0)+βiN－1∑j≠imax(γxi－xj,0)（1）
相關參數如表46所示。
表46符號說明
符號具體描述符號具體描述
αii的妒忌心理強度βii的自豪心理強度
π下級政府的整體收益e下級政府的努力水平
s(π)上級政府的收益分享c上級政府給予下級政府的固定補貼
λ下級政府獲得的收益分享比例c(e)下級政府的質量投入成本
b下級政府的努力成本係數m上級政府投入的固定成本
τp上級政府的預期收益τa下級政府的預期收益
ωp上級政府的實際收益ωa下級政府的實際收益
（續表）
符號具體描述符號具體描述
k公平偏好係數γ參考依賴因子
0能忍受的最低淨收益（保留效用）ρ風險規避度
up上級政府確定性的等價淨收益ua下級政府確定性的等價淨收益
ζ有效因子AC代理成本
除了下級政府努力水平因素之外，外界不確定因素θ也會影響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產生的收益。下級政府的整體收益為π=e+θ，其中，e為下級政府的努力水平（假設下級政府的產出單位為1）。e和θ相互獨立，且θ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σ2的正態分布。上級政府的收益共享機製為s(π)=c+λπ，下級政府因努力水平所產生的成本c(e)=12be2，其中，b(b>0)為努力成本係數。上級政府投入的固定成本為m，作為委托方的上級政府的預期收益為：
τp=π－s(π)－m=(1－λ)π－c－m（2）
作為代理方的下級政府的預期收益為：
τa=s(π)－c(e)=c+λπ－12be2（3）
具有公平偏好的下級政府，當自身收益大於上級政府收益的γ倍時，會產生自豪正效用βa；反之，會產生妒忌負效用αa，上級政府得到的直接效用為τp，下級政府得到的直接效用為τa，則下級政府的實際效益為：
ωa=τa－αamax［(γτp－τa),0］+βamax［(τa－γτp),0］（4）
其中，αa≥0,βa≥0，分別對應的是下級政府的妒忌偏好和自豪偏好。為了便於計算，假設αa=βa=k≥0，即說明由於嫉妒和自豪情緒產生的邊際效應相等，k為公平偏好係數。所以，下級政府作為代理方的實際效益具體化為：
ωa=τa－k{γ[π－s(π)－m)－(s(π)－c(e)]}
=(1+k+kγ)c+r(e+θ)－12(1+k)be2+mkγ（5）
假設下級政府屬於風險規避者，則下級政府的效用函數為u=－e－ρw，下級政府的絕對風險規避度ρ=u″u′>0，因此，下級政府確定性的等價淨效益為：Ua=Eωa－12ρr2σ2。
由此，下級政府的期望效用為：
Ua=Eωa－12ρr2σ2=(1+k+kγ)c+r(e+θ)－
12(1+k)be2+mkγ－12ρr2σ2（6）
假設委托人（上級政府）是風險中性，上級政府的期望收益等於期望淨收益為：
Eτp=E(π－s(π)－m)=(1－λ)e－c－m（7）
委托代理前提下的收益共享動力模型中，上級政府除了要激勵下級政府，還必須保證自身的期望效益大於或等於保留效益0。這是委托代理關係成立的約束條件，同時也必須滿足激勵相容約束
丁川：《基於完全理性和公平偏好的營銷渠道委托代理模型比較研究》，《管理工程學報》2014年第1期：185—194。
，因此，上級政府的產出分享動力模型，用公式表示如下：
maxλ,c［(1－λ)e－c－m］（8）
(IR)(1+k+kγ)c+re－12(1+k)be2+mkγ－12ρr2σ2≥0（9）
(IC)maxc(1+k+kγ)c+re－12(1+k)be2+mkγ－12ρr2σ2（10）
（三） 模型分析與結論
本書將分別討論在對稱信息和非對稱信息情況下的信息公開激勵動力模型。
（1） 對稱信息下的激勵動力模型
信息對稱的條件下，上級政府可以觀察到下級政府為微政時代信息公開所做出的努力。在上下級政府間不存在信息壁壘的情況下，上下級政府會著眼於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對自身的努力程度進行選擇。委托代理關係維係的唯一基礎條件為：下級政府要確保上級政府因合作而獲得的收入不低於保留效益0，滿足參與約束條件(IR)，激勵相容約束(IC)不起作用。
經最優化處理，得出下級政府的最優努力水平，最優收益分享比例：
e*=1b，λ*=kγk(1+γ)+1（11）
此時，將最優解式（11）帶入約束等式(IR)中，得到上級政府的最優期望效益為：
Eτ*p=11+k(1+γ)12b－m(1+k)－0（12）
由上述均衡解可知，λ*k=γ[k(1+γ)+1]2>0，λ*γ=k(1+k)［1+k(1+γ)］2>0。
結論1：對稱信息條件下，下級政府的最優努力水平e隻受努力成本係數b的影響，呈負相關關係；最優收益分享比例λ與公平偏好係數k、參考依賴因子γ呈正相關，不受風險規避與否的影響。
當m<12b－0(1+γ)γ時，τa<γτp，下級政府（代理方）的預期收益小於上級政府（委托方）預期收益的γ倍。此時，下級政府產生嫉妒情緒，從而具有嫉妒偏好。因此，上級政府的公平偏好效用為負值，Eτ*pk<0。為了保證上級政府的實際收益，需要提高產出分享比例。同時上級政府也要通過提高固定補貼c，以減少上級政府和下級政府間的期望效益差距。當k=0時，上級政府（委托人）的期望收益最優。
當m>12b－0(1+γ)γ時，τa>γτp下級政府（代理方）的預期收益大於上級政府（委托方）預期收益的γ倍。此時，下級政府產生自豪情緒，從而具有自豪偏好。因此，上級政府的公平偏好效用為正值。同時，上級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固定補貼c，用以抵減由於最優收益分享比例的增加給上級政府帶來期望收益減少的部分，實現上級政府總的期望收益增加。當k→+∞時，上級政府（委托人）的期望收益最優。
結論2：對稱信息條件下，當m12b－0(1+γ)γ時，上級政府的收益隨著嫉妒偏好係數的增大而增加。由於最優分享係數隨著自豪效用的增加而增加，上級政府隻有通過降低固定補貼實現自身期望收益最優，應盡可能選擇公平偏好程度高的下級政府進行信息公開。
（2） 非對稱信息下的激勵動力模型
現實中，上級政府隻能采用激勵手段，驅動下級政府提高努力水平。委托代理關係維係的基礎條件為：下級政府要確保上級政府因合作而獲得的收入不低於保留效益0，滿足參與約束條件(IR)，同時滿足激勵相容約束條件(IC)。用(IR)等式表示c，並帶入目標函數(式8）。經最優化處理，得出最優收益分享比例：
λ**=1+k(1+γ)+kγ(1+k)bρσ21+k(1+γ)+[1+k(1+γ)](1+k)bρσ2<1（13）
下級政府最優努力水平為：
e**=1b[1+(1+k)bρσ2]（14）
此時，將最優解帶入約束等式(IR)中，得到上級政府的最優期望效益為：
Eτ**p=(1－λ)e－c－m=12[1+k(1+γ)]
(1+k)b+(1+k)b2ρσ2－2[0+(1+kγ)m]（15）
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令ζ=bρσ2(ρ≠0，下級政府為風險規避），當且稱為有效因子，則λ**k=(1+k)ζ((1+k)ζ－k(1+γ))1+k(1+γ)+(1+k(1+γ)(1+k)ζ)2，當λ**k>0時，ζ>k(1+γ)1+k。
結論3：在非對稱信息均衡條件下，當下級政府為風險規避時，最優努力水平e隨著下級政府的努力成本係數、公平偏好程度、風險規避度以及產出方差的增大而降低，這就意味著，上級政府可以通過降低下級政府的公平偏好程度來提高下級政府的努力水平。最優分享比例與固定補貼及固定成本無關，當下級政府的偏好程度一定時，最優收益分享比例隨著有效因子的增大而減小，當有效因子ζ>k(1+γ)1+k時，最優分享比例隨著公平偏好的同增同減，反之，最優分享比例隨著公平偏好的增大而降低，這就意味著，上級政府可以通過調節有效因子，提高分享比例，實現對下級政府的激勵。
推論：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最優努力水平為1b，最優收益分享比例為1。固定補貼受到下級政府公平偏好程度的影響，當m<12b－0(1+γ)，最優固定補償隨著公平偏好係數的增加而增加，上級政府的最優期望效用隨著公平偏好係數的增加而降低，此時，上級政府應盡可能雇傭純粹自利的下級政府進行信息公開。
將兩種狀態下的最優努力水平、最優分享比例、最優固定補貼及最優期望效益進行比較：
e*－e**=(1+k)bρσ2b［1+(1+k)bρσ2］>0，
λ*－λ**=－1+k[1+k(1+γ)]［1+(1+k)bρσ2］<0
c*－c**=(1+k){2+(1+k)bρσ2+[(1+k)bρσ2]2}2b[1+k(1+γ)][1+(1+k)bρσ2]2>0
結論4：非對稱信息下，需要公平偏好等諸多因素共同解決動力問題。下級政府對上級政府給予的固定補貼要求降低，但收益分享比例的要求增加，以此來填補風險成本。
AC=Eτ*p－Eτ**p=(1+k)2ρσ22[1+k(1+γ)][1+(1+k)bρσ2]>0,AC為對稱信息與非對稱信息下上級政政府期望收益之差，稱為代理成本。其中：
ACρ=(1+k)2σ22[1+k(1+γ)][1+(1+k)bρσ2]2>0
ACσ2=(1+k)2ρ2[1+k(1+γ)][1+(1+k)bρσ2]2>0
ACk=[(1+γ)k－(1+k)bρσ2](1+k)ρσ22[1+k(1+γ)]2[1+(1+k)bρσ2]2，當τ0。
結論5：當有效因子ζ>(1+γ)k1+k時，代理成本隨著下級政府公平偏好係數的增加而降低。說明當ζ足夠大時，下級政府的公平偏好促進代理成本的降低。
（四） 實證分析
通過構建委托代理模型，不難發現下級政府的公平偏好程度、收益分享比例、參考依賴因子、固定補貼、固定成本、努力水平等動力因素對最優決策以及上級政府最優期望收益的影響。為了使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動力模型更有實踐意義，本書以《2016年人民日報·政務指數微博影響力報告》中排名前十的政務微博為例，利用這些政務微博的傳播力、互動力、服務力數據評分值，計算出相關基本參數，並結合計算機仿真模擬進行最優解的討論。由已知條件可確定，參數參考依賴因子γ∈［0,1］，收益分享比例λ∈［0,1］，公平偏好k∈［0,1］，努力成本係數b>0，設定努力成本係數b=0.2，有效因子ρσ2=3，固定成本m=0.1，下級政府能忍受的最低效用0=1.5。進一步假設γ,k在［0,1］服從均勻分布，在區間中各取15組隨機數，帶入上下級政府的期望收益函數。
假設下級政府期望收益的參照依賴因子γ=0.8，可得圖47、圖48、圖49、圖410。
圖47公平偏好對努力水平的影響
圖48公平偏好對收益分享比例的影響
圖49公平偏好對固定補貼的影響
圖410公平偏好對期望收益的影響
在對稱信息下，當參考依賴因子一定時，下級政府的努力水平與公平偏好無關（圖47），收益分享比例隨著公平偏好增加而增加（圖48），上級政府給予下級政府的固定補貼隨之減少，從而保證上級政府收益的增加（圖49、圖410）。在非對稱信息下，下級政府的努力水平、收益分享比例均隨著公平偏好的增加而減少（圖47、圖48），導致上級政府減少給予下級政府的固定補貼（圖49），從而確保自身收益的增加（圖410）。因此，非對稱信息下，上級政府需要通過降低下級政府公平偏好程度來提高下級政府的努力水平。
無論信息對稱與否，上級政府的期望收益與公平偏好程度正向運動。這就意味著，雖然下級政府的公平偏好負效用帶來了努力水平的降低，但上級政府也通過降低固定補貼和收益分享比例，使得上級政府的期望效益上升。
假設下級政府的公平偏好係數k=0.5，可得圖411、圖412、圖413、圖414。
圖411參考依賴因子對努力水平的影響
圖412參考依賴因子對收益分享比例的影響
圖413參考依賴因子對固定補貼的影響
圖414參考依賴因子對期望收益的影響
無論信息對稱與否，當下級政府的公平偏好程度固定時，最優努力水平與參考依賴因子無關（圖411），產出分享比例隨著下級政府參考依賴因子的增大而增加（圖412）。這說明當參考依賴因子γ增加時，上下級政府間的收益差距減小，下級政府感受到了公平，從而選擇較高的努力水平，而上級政府為了保證自身收益，會降低固定補貼的發放金額（圖413）；同時，上下級政府的期望收益逐漸下降（圖414）。
因此，推進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關鍵激勵動力，在於判別信息對稱和信息非對稱這兩種不同條件下的激勵動力影響因素。在信息對稱條件下，激勵動力的影響因素是依賴因子γ、固定成本m和下級政府的公平偏好係數k。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激勵動力的影響因素是下級政府風險規避度和代理成本。另外，激勵動力應立足於代理成本的降低，從而減少非對稱信息帶來的約束作用。當有效因子ζ足夠大時，代理成本AC隨著下級政府公平偏好係數的增加而降低。此時，上級政府應盡可能雇傭公平偏好程度高的下級政府，通過降低代理成本促進微政時代信息公開。
二、信息公開管理者與供給者的激勵過程研究
（一） 問題的提出
上下級政府間的信息公開過程研究，是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研究領域的難點之一。近年來，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包括：第一，項目化運作視角下，以國家婦女小額貸款項目的演變過程為例，對政府間權責關係展開互動博弈研究。研究表明，在項目製下政府間權責關係的明晰，可以使下級政府能夠通過倒逼機製影響上級部門的行為，從而維護地方政府利益，這實際上反映出，項目化運作不僅提供了從上至下的控製渠道，也同時增加了由下至上的反控手段
陳家建、張瓊文、胡俞：《項目製與政府間權責關係演變：機製及其影響》，《社會》2015年第35期：21—24。
。第二，兼顧“命令服從”模型與“討價還價”模型，在上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研究中更加應該強調以本土經驗為基礎，探索一種既能促進不同理論之間對話，又能呈現中國官僚機構的運行方式，還能很好理解上級與下級之間共識，達成過程的綜合性分析框架
倪星、謝水明：《上級威權抑或下級自主：縱向政府間關係的分析視角及方向》，《學術研究》2016年第5期：57—63。
。第三，通過科學能力技術分析圖，探究下級政府服務能力的政治性解決方案，並對其能力進行評價研究
Myung Jin Kim and Jihoon Lee, “Political Solution Plan by Mapping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T) Capability Analysis on Lower Level Local Governments: with Gyeonggi GCOSTII,” Journal of the Korean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 15, No.1(2015): 69—83.
。第四，闡述基於政府數據開放的個人隱私相關理論，從政府、數據所有人以及開放數據3個層麵分析個人隱私泄露風險。研究發現，政府應當完善隱私保護法律體係，建立政府主導的政策協同管理體係，成立數據開放審核機構，規範數據審查流程，采取各種技術手段保護開放數據，而數據所有者應提高數據保護意識
賈旭楠：《基於政府數據開放的個人隱私泄露風險與保護策略研究》，《情報探索》2019年第5期：67—72。
。
上述已有研究，多是從影響因素和利益分配的角度來探究上下級政府信息公開行為
朱曉峰、崔露方、陸敬筠：《國內外政府信息公開研究的脈絡、流派與趨勢——基於WOS與CNKI期刊論文的計量與可視化》。
崔露方、翟利鵬、朱曉峰：《基於演化博弈的同級政府間信息公開研究》，《情報理論與實踐》2016年第39期：56—60。
，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通過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入手，探究我國微政時代信息公開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張勤：《民營企業員工激勵機製研究》，《現代經濟信息》2016年第5期：100—101。
；或者通過建立模型與仿真分析方式，討論上下級政府間信息公開質量等博弈與合作行為
任誌成：《企業反傾銷應訴與政府激勵機製研究——基於演化博弈的分析》，《華東經濟管理》2016年第1期：106—111。
。但是，這些研究沒有考慮到上下級政府實施信息公開行為過程中，除了“製約被製約”的關係外，還存在更加廣泛的以上級政府為典型代表的管理者、以下級政府為代表的供應者之間存在的委托代理關係
陸玉梅：《團隊協作視角下的知識型員工責任激勵機製研究》，《經濟問題》2016年第1期：100—107。
。已有研究也沒有考慮到在大數據背景下，上下級政府信息公開過程中個體的行為可以量化，從不可預測向可預測、可分析方向發展
於浩：《大數據時代政府數據管理的機遇、挑戰和對策》，《中國行政管理》2015年第3期：127—130。
，相關定量分析的數據來源將不是障礙和問題，各項研究指標變得更加靈活、動態和可計量，從而使上下級政府信息公開行為可以先量化再優化。
基於以上分析，本書將依托於大數據的背景，運用委托代理模型，麵對單個下級政府信息公開個體（即某個垂直係統，如公安係統）、多個下級政府信息公開個體（即某級政府所屬各個職能部門，如南京市政府下屬的公安局、衛生局、交通局等），定量化分析上下級政府信息公開互動行為的建立和實施，以期求得上下級政府信息公開過程中最優的互動行為方式，解決微政時代信息公開上級政府、下級政府由於利益衝突引起的組織效率問題。
（二） 大數據環境下信息公開的委托代理關係分析
在公民對知情權要求日益高漲的今天，微政時代信息公開行為廣泛存在，信息公開主體的行為流程（如圖415所示）：
圖415微政時代信息公開主體的行為流程
微政時代信息公開過程與一般性的委托代理過程類似，可以將政府分為兩大類：上級政府、下級政府。具體來說，是以上級政府為典型代表的管理者、以下級政府為代表的供應者。因此，微政時代信息公開中的委托代理關係就是：上級政府是把控整個信息公開過程高效開展的委托人，而具體實施本部門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是代理人。從上級政府的角度來看，需要在信息公開過程中激勵下級政府完成信息公開，並確保為整個政府組織帶來最高的“效益”。從下級政府的角度來看，實施信息公開會消耗時間、精力，會衡量即將公開的信息是否會影響本身的“效益”。另外，在下級政府準備信息公開的過程中，可能會失去在付出同等的時間和精力下可能獲得的機會和效益的提升，這部分損失被稱為“機會成本”。
在傳統環境下，上述收益、成本是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各個參與方通過主觀經驗估算出來的，如果將這些估算出來的數據放入模型中，進行信息公開激勵機製的管理與決策，可能會造成巨大的偏差。
大數據的出現解決了上述瓶頸問題，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抓取更加全麵，信息處理更加及時，信息分析更加準確
馬梅、劉東蘇、李慧：《基於大數據的網絡輿情分析係統模型研究》，《情報科學》2016年第4期：25—33。
，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所有參與者根據自身已有信息和對方在網絡行為中留下的“痕跡”，計算自身的機會成本、固定收益、激勵收益等，並且能夠根據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分析，更加理性地對信息公開比例、擁有的信息量做出決策，減少由於主觀臆斷而產生的決策風險。
（三） 大數據環境下信息公開的委托代理模型假設及支付函數構建
（1） 模型假設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伯利和米恩斯因為洞悉企業所有者兼具經營者的做法存在著極大的弊端，於是提出“委托代理理論”，倡導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企業所有者保留剩餘索取權，而將經營權利讓渡。現代意義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羅斯提出的：如果當事人雙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決策權，則代理關係就隨之產生。逐漸，委托代理理論成為製度經濟學契約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歸納而言，委托代理關係是指一個或多個行為主體根據一種明示或隱含的契約，指定、雇傭另一些行為主體為其服務，同時授予後者一定的決策權力，並根據後者提供的服務數量和質量對其支付相應的報酬。授權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權者就是代理人。委托代理模型的核心是解決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進而解決由於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
阿儒涵、李曉軒：《我國科技資源配置的問題分析——基於委托代理理論視角》，《科學學研究》2014年第32期：276—281。
。
在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以上級政府為代表的委托人和以下級政府為代表的代理人之間在信息公開時，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目前擁有的信息量、信息公開的比例掌握不完全，因而下級政府利用這種信息不對稱，永遠站在“自身利益最高點”，使得上級政府處於非常被動的情形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委托人（上級政府）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已觀測到的信息選擇相應的激勵機製，來激勵代理人（下級政府）選擇對委托人有益的行為（微政時代信息公開行為）。
委托人（上級政府）在製定相應激勵機製的同時，會受到兩個條件的約束：
參與約束
郭本海、黃良義：《基於“政府企業”間委托代理關係的節能激勵機製》，《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23期：160—164。
（IR）：一般來講，參與約束是指代理人接受合同下的期望收益（效用）要大於其他市場機會下能獲得的最大期望收益，具體體現為：下級政府在實施信息公開行為時獲得收益，不能小於不實施信息公開行為獲得的收益。在這裏，下級政府不實施信息公開行為獲得收益可以稱為“保留效用”，也是就前文中提到的機會成本。
激勵相容約束
柴振國：《我國慈善組織信息公開機製研究——以激勵相容為視角》，《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205—211，256。
（IC）：一般情況下，每個理性經濟人都會有自利的一麵，其個人行為會按自利的規則行為行動，如果能有一種製度安排，使行為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正好與企業實現集體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這一製度安排，就是“激勵相容”。具體體現為：上級政府隻能通過讓下級政府實施使其收益最大化的行為來實現自身效益最大化。
結合上述的兩點約束條件，可進行以下兩點合理假設：
假設一：上級政府、下級政府都是風險中性，下級政府為整個政府組織帶來的收益，取決於其信息公開的比例u以及其擁有的信息量v；並且，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的比例u，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在以往已經公開數據的基礎上進行準確估測，信息量v也可以依據大數據技術通過以往其公開信息的時間密度分布、公開數據量進行全樣本的評估。
假設二：整個政府組織從下級政府實施信息公開行為中所獲得的收益，存在著不確定性因素，包括下級政府的心理、環境因素以及一些不可預期的突發事件等，本書將這種不確定性因素設定為ε=Ν(0,σ2)，εi=Ν(0,σ2)（表47）。
表47符號說明
符號具體描述符號具體描述
c(u)下級政府的成本δ下級政府的成本係數
u下級政府信息公開比例Y下級政府從上級政府獲得的收益
a下級政府獲得的固定收益b下級政府的激勵係數
R上下級政府的總收益v下級政府擁有的信息量
w下級政府獲得的淨收益w0下級政府能夠忍受的最低淨收益
（續表）
符號具體描述符號具體描述
α下級政府信息公開比例的
單位收益增量β下級政府擁有信息量的
單位收益增量
Up上級政府期望收益Uq下級政府期望收益
I(v)信息量分布函數F(x)的風險率χ多主體情形下級政府的努力程度
（2） 支付函數構建
① 上級政府（委托人）的期望收益函數
整個政府組織從下級政府信息公開過程中獲得的收益可以表示為式（1）
R=αu+βv+ε（適用於單主體情形）（1.1）
R=∑I=1,2［Rip(uip)+Riq(uiq)+εi］（適用於多主體情形）（1.2）
其中，單主體情形下，α>0，為下級政府信息公開比例的單位收益增量。β>0，為下級政府信息量的單位收益增量。ε是上文假設中提到的正態分布的影響收益的波動因素。多主體情形下，Rip(uip)（i=1,2）表示激發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的積極性，促使其為實施信息公開行為付出時間、精力，給整個政府組織帶來的收益，Riq(uiq)（i=1,2）表示為刺激下級政府將自身擁有的信息與其他下級政府共享和交流，使得自身信息公開能力以及擁有的信息量提升，為整個政府組織帶來的收益。則上級政府的期望收益函數為
ΕUp=Ε［R-Y］（2）
② 下級政府（代理人）的成本函數
根據上述的假設及討論，可以將下級政府的成本函數表示為式（3）：
c(u)=12δu2（適用於單主體情形）（3.1）
c(uip)=12δ(uip)2（適用於多主體情形）（3.2）
③ 下級政府（代理人）的收益函數
下級政府從上級政府獲得的收益為式（4）
Y=a+bR（適用於單主體情形）（4.1）
Yi=ai+biRi（適用於多主體情形）（4.2）
下級政府獲得的收益，一方麵包括上級政府給予的固定金額的補貼a；另一方麵，還包括根據下級政府信息公開行為實施效果，上級政府給予的激勵性回報。其中，0≤b≤1。具體來說，表示上級政府會根據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的比例、擁有信息量的大小以及效果給予額外的獎勵。由此可以得到下級政府的淨收益為式（5）
w=Y-c(u)=a+bR-12δu2（適用於單主體情形）（5.1）
wi=Yi-c(uip)=ai+biRi-12δuip2（適用於多主體情形）（5.2）
並且，下級政府由於信息公開行為而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是不可以逆轉的，所以下級政府在實施信息公開行為時會存在一個最低的淨收益w0，即w0 （四） 大數據環境下單主體的供給者公開委托代理模型及行為方式 （1） 模型分析 單主體情形下，在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過程中，下級政府知道自身實際擁有的信息量，其在整個信息公開平台中表現出的信息量為vˇ∈［0,v-］；上級政府會通過下級政府表現出的信息量vˇ確定最優的a*(vˇ)、b*(vˇ)，並且向下級政府反饋出其最優的u*(vˇ)；下級政府根據上級政府給出的建議做出最合適自身的選擇。其中，設F(x)為下級政府所擁有信息量的分布函數，f(x)為下級政府所擁有信息量的密度函數。借鑒顯示原理的內涵，可以知道，下級政府將擁有的全部信息都進行公開是其能夠選擇的最優策略之一。所以，可以將上述的優化問題表示為 {a*(v),b*(v),u*(v)}∈argmax{a(v),b(v),u(v)}∫v-0Ε［R-Y］dF(v)（6） s.t.Ⅰ） u*∈argmaxuEW(vˇ,v-,v)（IC） Ⅱ） v∈argmaxvEW(vˇ,v-,v) Ⅲ） EW(vˇ,v-,v)≥W0v（IR） 由上式可知，Ⅰ）是基於激勵相容約束而產生的約束條件；Ⅱ）是基於顯性原理產生的約束條件；Ⅲ）是基於參與約束產生的約束條件。 通過一階導數的方式來替換Ⅰ）約束條件，結合式（5），也就是 EW(vˇ,v-,v)=Ε［Y-c(u)］=a+bΕ(R)-12δu2 =a(vˇ)+b(vˇ)［αu+βv］-12δu2（7） 對式（7）中的下級政府公開信息的比例u求一階導數，得到如下： u*=αb(vˇ)δ（8） 根據顯示原理的內涵，Ⅱ）約束等價於EW(vˇ,v-,v)vˇvˇ=v=0 在令W(vˇ,v-,v)=W(v)，可以得出如下： dW(v)dv=EW(vˇ,v-,v)vvˇ=v+EW(vˇ,v-,v)vˇvˇ=v =EW(vˇ,v-,v)vvˇ=v=βb(v)（9） 由式（9），並結合Ⅲ）約束條件，可以得出下級政府期望淨收益為 ΕW(v)=W0+∫v0βb(v～)d(v～)（10） 根據式（10），結合式（5.1）、式（2），可以在vˇ=v的情況下，得到上級政府期望收益Up為 ΕUp=Ε∫v-0(αu+βv)-W+12δu2dF(v)（11） 基於式（11），將已經得出的下級政府最優的信息公開比例u*式（8）以及下級政府期望淨收益ΕW(v)式（10）帶入到式（11）中，可以得出如下式（12）： ΕUp=∫v-0α2b(v)δ+βv-α2b2(v)2δdF(v)-∫v-0［W0+∫v0βb(v～)d(v～)］dF(v)（12） 求解上式（12），然後在對b(v)求一階導，得到 b*(v)=1-βδα2I(v)（13） 其中，I(v)=f(x)[1-F(v)]是下級政府信息量的分布函數F(v)的風險率，並且I0>0。 下麵，對b(v)求二階導數，可以得到2ΕUp2b=-α2δ<0，由此可知b*(v)是最優的激勵係數。 由b*(v)∈［0,1］可知I(v)≥βδα2，所以當I(v)<βδα2，b*(v)=0。 由上述結果，並結合式（7）、式（8）、式（10）、式（14），最終可以得出最優的激勵機製{a*(v),b*(v)}以及上級政府對於下級政府提出的最優的信息公開量u*(v)如下所示： I(v)≥βδα2，b*(v)=1-βδα2I(v)，u*(v)=α2I(v)-βδαδI(v)，a*(v)=W0+∫v0βb*(v～)d(v～)+12δu*2(v)-b*(v)［αu+βv］；I(v)<βδα2，b*(v)=0，u*(v)=0，a*(v)=W0。 （2） 結果分析 通過求解單主體委托代理模型，不難發現：一方麵，如果上級政府通過大數據技術認定下級政府擁有的信息水平在一定程度之下，即I(v)<βδα2，上級政府將不會給予下級政府一些額外的激勵，表現為b*(v)=0，下級政府僅僅獲得了基礎保底收益，表現為a*(v)=W0，在這種情況下，下級政府就會消極地對待信息公開，選擇信息不公開，表現為u*(v)=0。另一方麵，上級政府通過大數據技術認定下級政府擁有的信息水平達到或者高於某一水平，也就是I(v)≥βδα2，上級政府會對下級政府進行額外的激勵，在這種情況下，下級政府在獲得保底收益的同時，也獲得了激勵，將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實施信息公開行為。 進一步的，可以計算由式（14）b*(v)=1-βδα2I(v)得出的激勵係數與其他參數的關係：b*(v)β=-δα2I(v)<0b*(v)δ=-βα2I(v)<0 b*(v)α=2βδα3I(v)>0b*(v)I(v)=βδα2I2(V)>0b*(v)v=b*(v)I(v)I′(v)>0 由上述關係可知，激勵係數b*(v)與下級政府所擁有信息量的衡量係數β、下級政府在實施信息公開行為時的成本係數δ呈現反比關係，與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的比例係數α、下級政府信息量分布函數F(v)的風險率I(v)、下級政府擁有的信息量v呈現正比關係，這表明：當下級政府擁有的信息水平達到一定水平，也就是I(v)≥βδα2，上級政府要給予一定的激勵，並且這種激勵要隨著下級政府公開信息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否則，會出現激勵動力不足、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率降低、熱度下降等不良狀況。 （五） 大數據環境下多主體的信息公開委托代理模型及行為方式 一般情況下，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過程是多方參與的。考慮偏好這一影響因素，將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更加細致地分為兩種類型：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下級政府1）和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下級政府2）。本節重點研究基於委托代理模型的，多主體情況下信息公開的激勵機製，從而動態調整自身的參與狀態，以達到雙方最優的價值輸出。 （1） 模型分析 在本節中，假設微政時代信息公開過程由三種類型的角色構成：上級政府（上級政府）、下級政府1（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下級政府2（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整個政府組織收益為R=∑I=1,2［Rip(uip)+Riq(uiq)+εi］，其中，Rip(uip)（i=1,2）表示激發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的積極性，促使其為實施信息公開行為付出時間、精力，產生的直接收益；Riq(uiq)（i=1,2）表示下級政府通過學習提升能力和信息量，產生的間接收益。整個政府組織總收益R式（1.2）、下級政府i信息公開需要的成本c(uip)式（3.2）、下級政府i從上級政府獲得的收益Yi式（42）、下級政府i的淨收益模型wi（5.2）前文已經給出。 ① 直接收益分析 根據上述的分析和假設，可以將最優問題轉化為如下方程： maxaipbip∑i=1,2(1-bip)［Rip(uip)-aip］（14） s.t.maxaipbip{aip+bip［Rip(uip)-aip］-c(uip)}≥W0（15） 由式（15）對uip求一階導： bip=c′(uip)Rip′(uip)（16） 然後，由式（16）中的bip對uip求導： bipuip=c″(uip)Rip′(uip)-c′(uip)Rip″(uip)Rip2′(uip)（17） 在由式（14）對uip求導，並結合式（17），得到如下： bip=1-[Rip(uip)-aip]c″(uip)R′ip(uip)-c′(uip)R″(uip)ipR2′ip(uip)Rip′(uip)（18） 將式（18）帶入式（14）中，就能夠得到每個下級政府最佳的信息公開比例u*ip，進而上級政府可以通過最佳的信息公開比例u*ip，確定下級政府的最佳產出R*ip，最終，將最佳產出R*ip帶入到式（14）、（15）中，得到整個政府的總收益R*。 ② 間接收益分析 假設在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過程中，Rip(uip)（i=1,2）由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的努力程度、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的努力程度共同決定，這樣的含義與道格拉斯函數表達的含義類似，所以，本書中假設Rip(uip)通過道格拉斯形式來表示： Rip(uip)（i=1,2）=(u1q)χ(u2q)1-χ（19） χ表示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公開的信息量占信息共享和交流總量的比重，可以表示為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的努力程度，1-χ表示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公開的信息量占信息共享和交流總量的比重，可以表示為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的努力程度。在傳統環境下，信息公開過程中，下級政府偏好以及偏好的程度是比較難以觀測的，但是，利用大數據技術，通過分析政府在網絡中的行為記錄，能夠比較精確地得出χ的數值。同理，通過上述假設的思路，同樣可以得到期望收益為Riq(uiq)（i=1,2）。假設Riq(uiq)（i=1,2）由上級政府、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三方來共享，並且，微政時代信息公開中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的收益分享比例為b1q，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的收益分享比例為b2q，Iq為上級政府在搭建信息公開交流平台時，需要投入的硬件資源等投資。由上述假設，可以描述出不同類型偏好的下級政府將公開的信息進行交流與共享的情況： maxaiq,biq(1-b1q-b2q)［(u1q)χ(u2q)1-χ］-Iq（20） s.tmaxU1q=b1q［(u1q)χ(u2q)1-χ］-12δ(u1p)2≥0（21） maxU2q=b2q［(u1q)χ(u2q)1-χ］-12δ(u2p)2≥0（22） 其中，U1q、U2q分別是下級政府1、2信息公開能力以及擁有的信息量提升時帶來的期望收益。式（21）、式（22）分別對各自的努力程度求導，並且令其等式都為零，可以得到： χb1q［(u1q)χ-1(u2q)1-χ］-δu1p=0（23） (1-χ)b2q［(u1q)χ(u2q)-χ］-δu2p=0（24） 進一步分析： u1q=1δ(χb1q)1+χ2［(1-χ)b2q］1-χ2（25） u2q=1δ(χb1q)χ2［(1-χ)b2q］2-χ2（26） 在將式（25）、式（26）帶入式（20）中，可得： maxaiq,biq1δ(1-b1q-b2q)(χb1q)χ［(1-χ)b2q］1-χ-Iq（27） 將上式分別對b1q、b2q求導後，整理，得到： b1q*=χ2（28） b2q*=1-χ2（29） 在把式（28）、式（29）帶入到式（25）、式（26）中，得到： u1q*=12δχ1+χ(1-χ)1-χ（30） u2q*=12δχχ(1-χ)2-χ（31） 最後，將式（28）、式（29）、式（30）、式（31）、分別帶入式（20）、式（21）、式（22）中，得到微政時代信息公開過程中，政府組織、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的最大期望收益： R*q=δ12δχχ(1-χ)1-χ2-Iq U1q*=χ4δ1-χ2δ2［χχ(1-χ)1-χ］2 U2q*=1-χ4δ1-1-χ2δ2［χχ(1-χ)1-χ］2 （2） 結果分析 前述的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微政時代信息公開過程中，下級政府的最優付出比例u*iq（i=1,2）、最優的收益分享比例b*iq（i=1,2）以及下級政府的期望收益U*iq（i=1,2）與各個係數（成本係數δ、努力程度係數χ）的關係。 ① 最優付出比例 由式（25）、式（26）可知，偏向於信息公開下級政府與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在信息公開過程中的最優付出比例u*1q、u*2q，分別與收益分享比例b*1q、b*2q成正比，與信息公開過程中產生的努力成本δ成反比。也就是說，當下級政府接收到的b*1q、b*2q不斷增加的時候，下級政府都會增加其信息公開的積極性；當下級政府信息公開過程中的努力成本δ增大時候，下級政府對於信息公開行為會產生消極的反應。 ② 最優收益分享比例 由式（28）、式（29）可知，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的最優收益分享比例b*1q、b*2q，分別為其在微政時代信息公開過程中的努力程度係數χ、(1-χ)的二分之一。如果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的努力程度更高，也就是說χ>0.5，則其收益分享比例b*1q就會增大；反之，則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的收益分享比例b*2q就會增大。因此，當上級政府想要知道下級政府的信息公開努力程度時，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由下級政府在網絡中留下的共享信息頻率、內容長度等分析出下級政府的努力程度，並結合上述方法求出下級政府的收益分享比例。 ③ 政府組織的期望效用 無論是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還是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願意實施信息公開行為的基本條件是：至少獲得最低的期望收益U1q≥0、U2q≥0。由此得出： δ≤χ2當χ>0.5 δ≤1-χ2當χ<0.5 政府組織願意對整個信息公開過程進行投資的條件是：政府組織可以從信息公開過程中獲得非負期望收益，也就是R*q≥0，也是滿足下麵條件的： 12δχχ(1-χ)1-χ2≥Iqδ 上級政府對信息公開過程投入越多，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環境越好，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之間的交流和共享的意見就更加強烈，也就會使信息公開更加容易。 因此，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突飛猛進，微政時代信息公開個體的行為可以通過其在網絡中留下的行為數據進行預測和分析。無論是單個信息公開個體，還是多個信息公開個體，都可以得出信息公開行為的最優解，具體而言： 在單主體情況下，為了鼓勵公開，下級政府必須確保擁有的信息量高於βδα2，才能獲得額外獎勵。並且，這種額外的獎勵隨著下級政府信息量的單位收益增量、信息公開比例的單位收益增量、信息公開風險率的增加而增加。首先，從公平性而言，當下級政府公開的信息量大於一定水平，也就是I(v)≥βδα2，表現為b*(v)=1-βδα2I(v)、u*(v)=α2I(v)-βδαδI(v)、a*(v)=W0+∫v0βb*(v～)d(v～)+12δu*2(v)-b*(v)［αu+βv］，即上級政府會對下級政府進行額外的激勵，下級政府會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實施信息公開行為；當I(v)<βδα2時，表現為b*(v)=0、a*(v)=W0、u*(v)=0，即下級政府不會獲得的額外激勵，隻能獲得一些基礎的保底收益，下級政府對信息公開行為表現出消極反應。所以，βδα2是保證激勵機製公平性的標準值。其次，從持續性而言，由b*(v)=1-βδα2I(v)得出激勵係數與其他參數的關係，激勵係數b*(v)與下級政府信息公開量的單位收益增量β、下級政府的成本係數δ呈現反比關係，與下級政府信息公開比例的單位收益增量α、下級政府信息量分布函數F(v)的風險率I(v)、下級政府擁有的信息量v呈現正比關係。因此，為了保證公開行為能夠不斷持續下去，需要不斷調整激勵係數b*(v)，從而使之能夠適用於變化的公開行為。 在多主體情況下，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各自的最優付出比例，隨著各自的收益分享比例的增加而增加，隨著各自信息公開成本的增加而減少。首先，從公平性而言，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的最優收益分享比例分別為：b*1q=χ2，b*2q=1-χ2，由此得出，b*1q、b*2q分別為其在微政時代信息公開過程中的努力程度係數χ、(1-χ)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說，下級政府按照這種程度進行收益共享是比較公平的。其次，從持續性而言，偏向於信息公開的下級政府與偏向於信息不公開的下級政府的最優付出比例u*1q、u*2q與最優收益分享比例b*1q、b*2q成正比，與信息公開過程中產生的努力成本δ成反比，並且，下級政府信息公開的成本係數還需要滿足：χ>0.5，δ≤χ2；χ<0.5，δ≤1-χ2。由此，在多主體情況下，需滿足上述的公平性、持續性條件，公開行為才能不斷地適應新的環境。 三、信息公開管理者與供給者的激勵結構研究 （一） 問題的提出 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中國政府部門也正經曆著創新性改革。充分利用微政務提供公共服務已成為“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政府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形式。微政務信息公開成了微政時代信息公開建設的重要“抓手” 朱曉峰、崔露方、潘芳：《基於公平關切的微政務信息公開收益共享契約研究》。 。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實施有利於增加政府服務力和公信力，促進政民互動，以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例如，陳曉春等認為公民的采納行為和采納收益是提高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使用率、促進信息公開發展的重要因素，基於問卷調查收集的410份數據，陳曉春運用結構方程方法對理論假設進行了檢驗。最終，構建了基於D&M模型與TAM模型的全過程電子政務采納模型，梳理了公民采納的影響因素和影響路徑，揭示了公民采納電子政務帶來的社會效益 陳曉春、趙珊珊：《基於D&M和TAM模型的電子政務公民采納研究》，《情報雜誌》2016年第35期：133—137。 。為了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規範性與群眾滿意度的提升，Meijer等基於Twitter實證分析了社交媒體與政府交流的關係與影響因素，為促進政民互動，以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提供了理論支撐 Albert Jacob Meijer and Rene Torenvlied, “Social Media and the New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witter Usage by the Dutch Polic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6, No2(2016): 143—161. 。 隨著研究的深入，微政時代信息公開過程中的質量問題日益受到學者的關注。新時代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曆史性變化也對信息公開過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要關注的是信息公開的質量問題 蔣天民、胡新平：《政務微信的發展現狀、問題分析及展望》，《現代情報》2014年第34期：88—91。 。提高微政時代信息公開的質量問題，無論是對於政府自身，還是對於公眾，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目前，國內外已經有學者對微政時代信息公開質量問題進行了相關的研究，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兩個方麵。 一是從信息公開質量的影響因素入手開展研究。李宗富等為了科學評估政務微信公眾號服務質量和進一步提升政務微信的綜合社會效用，以識別並分析影響政務微信公眾號服務質量的關鍵因素為出發點，從信息生態視角構建了政務微信公眾號服務質量的影響因素體係，運用DEMATEL方法對所有可能影響政務微信公眾號服務質量的因素進行關聯分析；接著，根據所有因素的綜合影響指數排序，識別出影響政務微信公眾號服務質量的關鍵因素；最後，提出若幹提升政務微信服務質量的建議和對策 李宗富、張向先：《政務微信公眾號服務質量的關鍵影響因素識別與分析》，《圖書情報工作》2016年第60期：84—92。 。包明林等根據政務微博發展實際,設計了一套用戶視角下的政務微博服務質量評價指標體係。具體做法是：使用相關性分析剔除相關性大的內容冗餘指標，利用因子分析法來確定因子載荷較小的指標，保留較顯著的指標，提出和分析政務微博服務質量評價的公共因子和關鍵指標，最終用較少的指標反映90%的指標信息，形成科學合理的政務微博服務質量評價指標體係 包明林、劉蓉、鄒凱、周軍：《政務微博服務質量評價指標體係研究》，《現代情報》2015年第35期：93—97。 。Ludwig等通過實證分析的方式，提出了一種動態質量測量、評估方法，挖掘在海量社交媒體信息中挑選出高質量信息的關鍵因素 Thomas Ludwig and Christian Reuter, “Social Haystack: Dynamic Quality Assessment of CitizenGenerated Content during Emergencies,”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22, No.4(2015): 1729. 。 二是從信息公開中信息本身的屬性入手開展研究。劇小紅等以新浪微博為研究基礎,依據《2013年上半年新浪政務微博研究報告》，選取其中轉發量大的政務微博為研究對象，通過描述統計分析、對比分析等對政務微博信息質量進行研究。在收集和分析政務微博用戶對信息評論態度的基礎上，從政務微博信息內容的增值性、及時性、準確性、完整性這四個維度分析政務微博信息發布中存在的信息質量問題,並提出相關信息公開行為的對策建議 劇曉紅、李晶：《政務微博的信息質量問題研究》，《信息資源管理學報》，2014年第4期：4—9。 。張曉娟等從便捷性、移情性、響應性、可靠性和保證性五個維度構建了政務微信服務質量評價模型；並以“武漢發布”為例,進行模型檢驗和實證研究；最終，從政務微信服務過程、服務載體、服務內容和服務結果四個方麵，對“武漢發布”服務質量的提升提出了建議 張曉娟、劉亞茹、鄧福成：《基於用戶滿意度的政務微信服務質量評價模型及其實證研究》，《圖書與情報》2017年第2期：41—46。 。TiradoValencia等基於結構方程模型，從不同維度的信息量與性質的因果關係入手，探討地方政府如何通過社會化媒體實現信息公開 Pilar and TiradoValencia Ma Luisa RoderoCosano, “Online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 in European Local Governments an Explicative Model to Improve Transparency,”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40, No.3(2016): 400—415. 。Kang Sungbae等從公眾的感知有用性、感知價值性以及使用意圖等方麵，探究了微政時代信息公開服務質量問題 Sungbae Kang, “A Study on Users Intention to Use of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Using Social Media: Moderating Effects of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15， No.3(2015): 67—83. 。 已有的研究，多是從信息公開質量的影響因素、建議對策 Bertot J C, Jaeger P T and Hansen D, “The impact of Polices on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Usage: Issues,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9, No.1(2012): 30—40. ，或者從信息本身等內部因素角度考慮其質量的提升，卻較少從外部激勵因素角度對微政時代信息公開質量進行研究。合理有效的外部激勵，能夠給予信息公開供給者提供持續動力 薑秀敏、陳華燕：《我國政務微博的實踐模式及發展路徑》，《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6期：64—69。 。所以，有必要從激勵的角度對微政時代信息公開質量的問題進行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沒有考慮到下級政府的非理性因素對信息公開質量的影響，導致研究結果過於理想化，與實際情況相差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