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美國同盟戰略背景下中國的應對策略
盡管特朗普政府表麵上極力拋棄奧巴馬政府的各項政治遺產，為反對而反對，但務實性和功利主義卻使其低調延續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精髓。具體到東南亞，即使特朗普政府聲稱將對奧巴馬政府的重返東南亞戰略束之高閣，但對於這項戰略的精髓——同盟戰略，特朗普政府非但無法置之不理，還通過增加對南海的常態化巡航、與東南亞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的互訪等各項外交政策繼續強化之。再加上在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被毫不留情地視為美國的主要挑戰之一。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因此，可以預見，在未來的長時間內，在東南亞乃至亞太地區，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路徑非同盟戰略莫屬。這就使中國如何反應對美國的同盟戰略變得意義非凡。而這又可以追溯至中國如何應對美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
鑒於中國因素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最重要的變量之一，中國采取何種應對策略，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最為重要的是，中國首先應理性客觀地全麵評價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要明確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擁有多重目標，遏製中國僅僅隻是其中的目標之一。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打擊東南亞地區的恐怖主義，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起到一定積極作用，從這一角度來說，中國也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公共產品的受益者。總體而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中國應積極應對挑戰，抓住機遇，展開與美國的合作。就中國的具體應對措施而言，首先，中國必須保持提升綜合實力和對外的魅力外交。發展才是硬道理，綜合實力的提升是外交的堅強後盾，因而中國必須堅定地持續提升綜合實力。在外交上，中國應實行魅力外交來削減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帶來的消極影響。其次，鑒於東南亞卓越的地緣位置，而且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實踐地，加大與美國在該地區的合作就是中國的重要任務，以降低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的負麵效應。同時，中國要加大與東南亞各國以及東盟的合作。由於美國通過強化與菲、泰、新等東南亞傳統盟友的關係，發展與越、印尼、東盟、馬來西亞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來具體實施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東南亞國家以及東盟在該戰略中無疑具有重要作用。中國需加大與東南亞國家和東盟的合作來應對。再次，中國需加大與周邊大國的合作，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拉攏中國周邊大國也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重要內容，再加上大國關係本身十分重要，因此中國需加大與周邊大國的合作，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最後，在南海問題上“軟硬兼施”。南海問題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重要抓手，因此，緩解南海緊張局勢，中國需“軟硬兼施”，綜合運用“軟製衡”和“硬製衡”策略。
第一節理性客觀地評價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
從部分與整體角度而言，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是部分，而美國全球戰略則是整體，部分從屬並服從於整體。而在作為部分的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當中，同盟戰略是重返東南亞的手段和工具，並不完全針對中國，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因素是其中最為重要的考量之一。一方麵，隨著權力的增加，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迅速增強，隨之導致地區權力格局變化，美國重返東南亞及亞太“再平衡”戰略無疑有遏製和平衡中國的目的。另一方麵，正是中國的快速崛起及地區影響力的迅速上升，中國成為國際舞台上極其重要的角色，任何國際事務，如果缺乏中國的參與，都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同樣，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與中國的合作是取得成功的關鍵。美時任國務卿希拉裏曾高調放言，缺少美中任何一方，或缺少美中共同合作，全球問題甚少能得到解決。Hillary Clinton， Ted Geithner， “New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7， 2009.
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麵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更要講究策略，不要反應過度，更不能逞匹夫之勇。理性、自信地評估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中的中國因素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非常重要：過分誇大美國製衡或遏製中國，會造成中美的對立；如果過低估計，則會損害中國在亞太的某些戰略主導權。“年終報道：2010年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基本成型”，http:\/\/gb.cri.cn\/27824\/2010\/12\/30\/5187s3108488.htm.
一、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目標：不僅僅是遏製中國
1.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內涵廣泛，遏製中國隻是其中一個方麵
從主觀方麵來說，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是美國從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出發，對反恐戰略矯枉過正進行深刻反思，對其自身戰略進行自調的結果，是戰略弱勢的反應。它也是美國長期以來界定亞太區域利益的一個支戰略，是亞太戰略的一個重要側翼，服務於亞太“再平衡”戰略，遏製中國隻是其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子目標，其總體戰略目標更長遠、戰略內容更寬廣。換言之，重返東南亞是為確保美國在亞太的主導地位，是對美國過去十年相對忽視東南亞政策的矯正，用戰術上的進攻彌補戰略上的不足，這也是美國欲保持全球霸主地位的外交大戰略之一部分。西方學者、政要普遍認為，削弱和遏製中國影響力僅僅隻是“重返”短期的、暫時的目標；其長遠目標則是將中國納入美國塑造和主導的亞太秩序。由此觀之，“重返”和“再平衡”戰略中製衡和遏製中國的考量並非無中生有，然而我們也並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過分誇大其遏製中國的意圖。實際上，對於兩大戰略有無遏製中國之意圖，美國國內學者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並未達成一致意見。可參見Robert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November\/December 201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21101\/problempivot.有部分學者認為，如果“重返”造成亞太地區局勢緊張及中美關係惡化等負麵效應，那麼顯然它就不符合美方的利益。時任國防部副部長阿什頓·卡特曾指出 “再平衡”戰略“不針對任一國家或國家集團”。Cheryl Pellerin， “Partnerships Highlight U.S. Rebalance within AsiaPacific Region”， April 10， 2013，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9733.更有美國學者強調美國幾乎對阻礙中國崛起、憑借同盟包圍中國、進行中美新冷戰等遏製中國的選項不感興趣。David Gompert and Phillip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1.因此，正在崛起但並沒有意願改變地區和全球秩序的中國大可不必簡單奉行冷戰思維、持負麵態度，把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注意力僅僅集中在遏製中國的消極方麵。總之，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總目標就是重新獲得和維持地區領導權和主導地位。具體而言，就是政治上保持在地區的政治主導地位；經濟上加強與東南亞的合作，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安全上塑造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因此，缺少爭霸能力且目前也沒有爭霸意願的中國不必過於擔心美國的重返戰略把中國作為唯一遏製目標。
2. 東南亞國家在中美之間兩麵下注，不希望美國過分遏製中國
雖然在安全方麵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對中國存在安全擔憂，因而希望美國長期駐守東南亞並提供安全保障，但同時，它們也希望與中國保持良好的經貿和外交關係。中國畢竟已是地區幾乎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東南亞國家不希望在中美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因為中美對東南亞國家都很重要。在此背景下，如果美國要像冷戰時那樣遏製中國，地區國家也不會支持。正如新加坡時任內閣資政李光耀奉勸美國的那樣，“如果美國試圖羞辱中國、壓製中國，中國一定會成為美國的敵人”，中美是無可置疑的競爭對手，但雙方完全不必互為衝突對象。Graham Allson and Robert Blackwill， “Interview: Lee Kuan Yew 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March3， 2013， http:\/\/www.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3\/interviewleekuanyewonthefutureofuschinarelations\/273657\/.不讚成美國抗衡中國的觀點也得到新加坡學者西蒙·塔伊(Simon Tay)的支持，他強調亞太歡迎美國的加入和參與，但反對美國建立地區霸權以及單純抗衡中國。Fareed Zakaria， “The U.S. Can OutChaim China”， Newsweek， December 12， 2005.印尼時任駐美大使也曾呼籲美國不要在該地區同中國爭奪權力和影響力。Dino Patti Djalal， “Remark at Carnegie Endowment Event”， December 6， 2011，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files \/120611_transcript_Rebalancing Asia Ties.Pdf.顯然，在一貫實施大國平衡的東南亞國家看來，在中美之間“非此即彼”式的選擇，依賴一方得罪另一方的做法是非理性的，操控中美，讓其保持溫和適度的競爭才符合東盟國家的最佳利益。實際上，沒有東南亞國家願意與中國成為敵人，想要放棄中國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 聯美製中是其應對中國不確定意圖的體現，且這並非雙邊關係的主流。合作與共同發展才是東盟國家與中國關係的常態和主流。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已經明確表示拒絕對中國采取僵化的遏製，強調東盟地區論壇不是遏製中國的場所，而是促使中國與地區更加融合的平台。Jusuf Wanandi， “ASEANs China Strategy: Towards Deeper Engagement”， Survival， Vol. 38， No.3， 1996， pp.117128; 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2， 1996， pp.180209.新加坡國際關係學者基肖爾·馬赫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更是曾撰文批評美國，認為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主導，應該對中國願意繼續遵守美國製定的規則感到高興。同時，他認為中國對以美國為主導的規則的遵守是和平與穩定的關鍵，而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國文明的複興和現代繼承性發展也將給美國帶來諸多啟示。他繼而批評美國頻繁采取的破壞中國穩定的行為，而且他還將中美間的不信任歸結於美方缺乏連貫一致的對華政策。因此，他建議美國對症下藥，製定一個連貫的對華政策，且在決策過程中要換位思考，多站在中國角度看待問題，並全麵評估自身行動將對中國造成的影響。Kishore Mahbubani， “Understanding China”， September\/October 200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050901\/understandingchina.總之，東盟不希望得罪中美任意一方，也不希望成為一方遏製另一方的棋子，中美在東南亞保持溫和適度的競爭，使地區安全得到保障是東盟的目標。
3. 中國有足夠的戰略自信應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帶來的不利影響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時期，也是中國的經濟、政治、外交影響力及軍事實力迅速發展的時期。在經濟上，中國仍然處於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的趨勢不會改變，金燦榮、戴維來：《冷靜看待美國重返亞洲》，載《當代世界》，2012年第4期。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是世界經濟最強引擎。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在年均30%左右。據2017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17和2018年世界GDP增速分別為3.5%和3.6%。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4.8%。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aining Momentum?” April 2017.而在當年10月再次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2017年和2018年的世界經濟增長率都被調高0.1%，分別為3.6%和3.7%。這主要得益於中國更強勁增長預期的推動，2017年中國經濟預期增長率由4月份報告中的6.6%上調到6.8%。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eking Sustainable Growth”， October 2017.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近十多年來已逐漸成為亞太地區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在政治和外交上，近年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取得累累碩果：從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2014年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會議，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到2017年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在廈門舉辦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等，不僅彰顯中國特色外交的欣欣向榮，而且也逐漸展現中國的全球領導力。在軍事上，中美兩國的軍事實力雖然差距較大，但近年來中國大力進行軍事現代化，軍事力量穩步發展。據全球火力網站顯示，2011—2020年中國軍力排名穩坐世界第三。“GFP power ranking index of nations since 2005”，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globalranksprevious.asp.盡管近十年來中國軍力排名未變，但實際上中國軍事實力有了較大提高。近年來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麵：一方麵，中國的軍事武器質量得到較大提升。在海軍方麵，中國已經擁有兩艘航母：“遼寧號航空母艦”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山東艦”，其中後者是國產航母，已於2019年12月17日交付中國海軍。另外還在加緊打造中國第一艘自主研發設計的航母。另在建各種新型潛艇和水麵艦艇，近海防禦力量基本成型。在空中力量方麵，各類戰鬥機、運輸機取得較大進展。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自主研製的北鬥導航係統成為可以媲美美國GPS的全球四大導航係統之一，再加上衛星精確製導技術和“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提升，中國已初步擁有空天作戰能力。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2013， 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另一方麵，中國軍事力量開始走出國門，在海外執行維和任務。中國軍隊於2008年首次執行國際維和任務，到非洲東海岸亞丁灣海域護航，至今已派出24批艦艇編隊。2016年，中國開始在吉布提建立後勤保障設施，以方便護航編隊的補給。總之，綜合國力的提升使中國有能力有信心應對來自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平衡或牽製。
二、 中國也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公共產品的受益者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不僅僅是針對中國，還包括其他重要內容，其中之一就是為東南亞乃至亞太地區提供各種公共產品。在某些方麵，中國也是其受益者之一。
第一，對美國而言，同盟戰略是美國控製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的一種手段，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更是如此。作為與美國實力懸殊的東南亞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它們深受美國軍事力量的影響甚至操控。雖然因為美國的支持，菲律賓和越南在與中國關於南海問題的爭端中態度強硬，但也正是由於美國極力避免被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拖入並不希望的相關軍事衝突中而對它們的控製，Shannon Tiezzi， “The X Factors: How Third Parties Destabilize USChina Relations”， March 13，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thexfactorshowthirdpartiesdestabilizeuschinarelations\/.把握住一定的度，菲、越在與中國的對抗中才不至於過分張揚，降低了雙方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南海問題雖是美國削弱中國的重要抓手，但是維持南海地區的穩定、倡導用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端也是美國利益之一，因此，推動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等南海聲索國在與中國爭端中保持一定的度，是多年來南海爭端鬥而不破的重要動因之一。
第二，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不僅為其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提供保護，也為地區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產品——安全，這種公共產品不但能有效應對傳統軍事安全威脅，也是有效應對地區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結果。包括東南亞傳統軍事盟友在內的亞太雙邊同盟體係構成了美國亞太戰略的支柱，被美國視為亞太安全和繁榮的基石，也是美國塑造包括保護海上通道安全，應對恐怖主義、傳染性疾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應對地區減災等地區安全議程的抓手。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0， p.42.美國2012年發布的新版國防戰略指南再次強調與亞洲盟友和核心夥伴的同盟為亞太地區的安全提供了根基。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從這個角度來看，維護東南亞乃至亞太地區和平、安全、穩定的秩序，促進地區的發展可被視為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客觀效果。這為中國構建和平、穩定、繁榮的周邊環境——影響中國的國家安全及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提供了有利條件。正是這種較長時間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使中國得以一心一意進行經濟建設。此外，這種公共產品還有利於中國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關係，也為中美兩國在東南亞的合作預留了極大空間。
三、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一）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的挑戰
毋庸諱言，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確實有削弱和遏製中國的一麵。從權力競爭角度而言，不管主觀意願如何，中國都給美國帶來巨大挑戰。對此，時任美國務卿希拉裏曾言簡意賅地指出，中美關係不僅是普通的大國關係，而且具有特殊性，因為其影響極大、後果重大，所以最具挑戰。而在美國官方報告中，中國則被作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或敵手，美方認為成為地區大國的中國將具備影響美國經濟和安全的潛在能力。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美國智庫學者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es)則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的崛起不僅會對亞洲安全環境產生重大影響，也會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造成根本性影響。他還強調中國正在試圖取代美國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主導性地位。James Przystup， “AsiaPacific Regio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Imperatives”， paper from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pril， 2009. 不少美國戰略界人士則更是將中國視為威脅，在他們看來，飛速崛起的中國不僅是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經濟安全的威脅，而且其整個發展模式也被視為與美國模式背道而馳，不被認可。Benjamin Shobert， “US AntiChina Rhetoric at Danger Lever”， Asia Time Online， July 8， 2010.不僅如此，美國還利用中國東部與其他國家的領土領海爭端，積極插手，支持其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以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和牽製。
保持在東南亞地區的優勢和領導地位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題中之義，也是對中國崛起的主觀戰略及應對之策。隻要中國繼續發展，其所受到美國的壓製就會時刻伴隨左右。美國采取同盟戰略重返東南亞，其一是想將南海問題作為抓手削弱中國，其二是想通過鞏固盟友關係和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一方麵將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的權力加於自身，防止他們倒向中國，避免增加對手中國的權力；另一方麵控製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將其作為棋子，用於與中國在當地的博弈中。換言之，遏製中國是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重要動因。“盡管美國的政治領導人對此通常予以否認，但事實上美軍正致力於在亞太地區遏製中國。”Justin Logan， “China， America， and the Pivot to Asia”， January 8， 2013，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chinaamericapivotasia.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是美國與中國爭奪亞太地區影響力的政策選擇，是奧巴馬政府欲“收複布什時代失地”的舉措。美國顯然希望在亞太維持保護者和領導者的角色，對正在崛起的中國進行牽製。
總之，美國在重返過程中一定程度上把中國視為其戰略對手——地緣政治挑戰者、軍事威脅者、經濟競爭者，劉飛濤：《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降速糾偏？》，載《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3期。特朗普政府甚至在新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直言不諱地將中國列為主要挑戰之一，這些都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二）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的機遇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麵性。總體來說，對中國而言，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不僅僅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
其一，美國強化在亞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中國構建和平的周邊環境。美國通過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強化在亞太的雙邊同盟及促進其向網絡化方向發展，這是美國塑造亞太地區安全秩序的基礎。和平穩定的亞太地區秩序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有利於中國構建和平的周邊環境。一方麵，美國在亞太的存在有利於管控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改變一些國家如日本和菲律賓的挑釁行為，使其在與中國的領土領海爭端中不至於太過分，降低與中國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因為從同盟困境角度而言，美國並不希望被盟友拖進一場與自身並無直接關聯的衝突和戰爭中。另一方麵，美國在亞太的存在有利於維護地區非傳統安全。這對中國構建和平的周邊環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總之，美國在亞太的存在給該地區提供了諸多公共物品，中國也能從中獲得益處。
其二，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地區秩序需要中國的融入。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既是美國塑造以其為主導的亞太地區秩序的手段，又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實力的大量增長客觀上對亞太地區秩序構成衝擊，美國要想維持其主導的亞太秩序的穩定就必須將中國融入該秩序中。對美國而言，正在崛起的國家對國際體係的融入問題是其核心利益問題。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QDR_as_of_29JAN10_1600.pdf.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同時也極力推動中國盡快融入體係中並成為其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其三，美國要維持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需要中國的認同、支持和合作。美國要維持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還必須獲得亞太地區國家的認同、支持和合作。對亞太地區受美國保護和恩惠的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來說，對美國主導權的認同及對美國的支持和合作是無須贅言的。冷戰結束以來，由於亞太盟友沒有能力確保美國的安全，因而美國在亞太地區構建的同盟軸輻體係的本質在於美國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盟友則支持美國的主導地位。劉豐：《中美戰略競爭與東亞安全態勢》，載《現代國際關係》，2017年第8期，第27頁。除此之外，對美國亞太地區主導權影響最大的國家則非中國莫屬了。中國是一個亞太國家，且是發展最快的新興國家，中國的快速崛起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權力格局造成極大衝擊。因而美國要維持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就離不開中國的認同、支持和合作。一方麵，美國需要中國認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這是美國在亞太地區主導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另一方麵，中國權力和影響力的蒸蒸日上使其在地區和全球都占據重要一席，因此，在維護亞太地區主導權過程中，美國迫切需要中國的支持和合作。這兩方麵為美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奠定了基礎。美國強調要推動與中國共同經營國際秩序、共擔風險和責任。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這種思想頻繁體現在美國官方文件以及政要演講中。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0版）就包含與中國建立全方位、建設性關係的內容。美國政要也多次提及此種思想。奧巴馬曾多次表示中國的發展和繁榮對地區和全球的發展和繁榮大有裨益，且前者是後者的引擎和發動機。時任美副國務卿多尼隆則在公開演講中將“建設性的中美關係”視為“再平衡”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並熱情回應中國提倡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稱“致力於構建現存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新型關係是中美兩國的共同責任”。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美時任副防長卡特則演講表示，“與中國建立並維持積極合作關係對美國‘再平衡’戰略的成功至關重要”。Cheryl Pellerin， “Partnerships Highlight U.S. Rebalance within AsiaPacific Region”， April 9， 2013，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9733.從這些官方文件和名流政要的演講可知，美國官方充分認識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不僅將其視為美國未來不可或缺的部分張蘊嶺：《東亞合作之路該如何走》，載《外交評論》，2009年第2期。，更將其視為事關亞太未來走向的核心命題。為鞏固雙邊關係，美國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機製增信釋疑，還增強與中國軍方的了解和交往，降低軍方疑慮，增加相互信賴。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Tategy. pdf.時任國務卿克裏則向中國傳達善意，表示美方願意從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寬闊的視角對美國與中國關係進行新的定位，願意與中國共謀合作，共塑亞太未來。對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他強調美方願意為其增添新動力。“習近平會見美國國務卿克裏”，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3\/c_115377206.htm.此外，在實際行動中，美國也積極拉攏中國融入當前以其為主導的亞太秩序。如邀請中國參加環太平洋演習，這標誌著兩國安全互信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在未來的雙邊互信建設中，在保持不觸碰對方底線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雙方逐漸開誠布公、坦誠相待，有望在亞太地區探索合作共處之道。劉飛濤：《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降速糾偏？》，載《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3期。在與中國的實際合作中，相對於小布什政府“合作、建設、坦率”的指導三原則，奧巴馬政府則將其修正為“積極、合作、廣泛”的新三原則，意在向中國表明不挑戰中國的底線，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以共同合作追求更廣泛的共同利益。為表明美國不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決心，美方執意將“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寫進中美聯合聲明中。此外，相比於小布什政府僅僅將與盟友的對話稱為“戰略對話”，奧巴馬政府則大方地將此稱謂用於與中國的對話，並稱中國為“戰略夥伴”，表明奧巴馬政府對中國前所未有的重視。Timothy Garton Ash， “Two Ways for West to Meet China”， November 20， 2009， http:\/\/www.straitstimes.com\/Review\/Others\/STIStory456690.html?sunwMethod=GET.
總之，美國在維持亞太主導權過程中不僅需要中國的認同、支持和合作，還大力鼓勵中國融入其中。美國鼓勵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鼓勵中國在從東亞到中東的國際事務中與美國一道維護新的世界秩序。［美］ 羅伯特· 庫恩著，呂鵬等譯：《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449頁。中國應充分抓住曆史機遇，在不挑戰美國亞太地區主導權的基礎上積極與美國展開地區合作。
第二節持續提升綜合實力和對外的魅力外交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從整體上來說，在內政方麵，中國應保持國內優先發展，繼續提升綜合實力；在外交上，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實行魅力外交，削弱“中國威脅論”，提升中國影響力。一國內部的健康快速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升是外交的堅強後盾，因而，保持國內優先發展，提升綜合實力是中國進行外交的前提。在外交實踐方麵，鑒於存在“中國威脅論”的雜音，中國應堅持睦鄰友好政策，開展魅力外交，以求增強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認同，削弱“中國威脅論”及提升影響力。同時，積極參與地區多邊主義，削弱美國對中國的遏製效應。
一、 堅持提升綜合實力，為外交奠定基礎
堅持提升綜合實力是由中國特殊的國情，即中國國情特有的“大國小國雙重性” 決定的。說中國是大國，即人口多，塊頭大；說中國是小國，即綜合國力人均量小，經濟效益低。中國國力有限，也就製約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因而，隻有發展才是硬道理，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5.html.“戰略的永恒之力在於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01頁。國家實力之於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正如黃金之於國際貨幣，是一國政策和戰略得以實踐的基礎和後盾。實力足夠強大的國家，可以承受戰略上重大失誤或偏差所帶來的損失或代價；而實力弱小的國家，即使戰術問題上的小失誤，也會對國家實力造成嚴重損害。因此，中國應抓住機遇，致力於現代化建設，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綜合國力，為睦鄰外交奠定基礎。一方麵，中國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壯大中國經濟，夯實經濟大廈的基石，為提高中國國際地位奠定經濟基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往往與自身經濟建設成就成正比。因而要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務必要提升經濟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0—241頁。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強調：“經濟是基礎，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歸根結底要靠經濟的發展。”《軍隊高中級幹部理論學習讀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90頁。因此，經濟建設是中國常抓不懈、久久為功的首要任務，它是實現中國國家戰略，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實後盾。此外，中國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也是周邊國家繼續搭乘中國經濟便車的基礎，從而提升中國在周邊地區的被認可度和軟實力。實際上，中國在周邊地區軟實力的提升來源於周邊國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認可及從中獲取的巨大利益。所以從這一角度來說，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也是中國的長久任務。Shaun Breslin， “Understanding Chinas Regional Rise: Interpretations， Identitie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5， No.4， 2009， p.830.
另一方麵，中國必須推進國防現代化，建設與經濟相匹配的軍事能力，以維護國家安全以及為提供地區安全公共產品奠定良好基礎。發展不僅包括經濟發展，還包括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強權政治之強就在於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先進的科技實力以及巨大的軍事實力，這些都是支撐強權政治在國際社會實行霸道的根本。叢鵬：《大國安全觀比較》，時事出版社，2004年，第287頁。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治國的根本，強大的國防和軍事實力則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最有力保障。《人民日報》海外版，1999年11月13日，第1版。新加坡學者理查德·畢辛格（Richard Bitzinger）曾指出，“如果中國真的獲得了並非一艘，而是一群航母，將顯著改變亞太地區的力量均勢，其影響是革命性的。”Richard Bitzinger， “Aircraft carriers will make waves”， The Straits Times， April 10， 2009.中國無意改變地區均勢，但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中國受人欺辱的百年曆史一再警醒世人:強大的實力是保衛和平與發展的基礎。
再一方麵，中國需建設文化強國，增強中國文化吸引力和影響力。文化是人類智慧的教科書，夏建國：《文化模式與全球化》，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1頁。也是當今世界秩序的重要主導力量之一。盧愛華：《西學東漸對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啟示》，載《前沿》，2012年第9期。中國傳統文化曆史悠久、博大精深。一方麵，我們要大力傳承並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麵，應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相結合，與時俱進，改進和創新傳統文化，使中國成為文化強國，吸引其他國家對我國文化的認同。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外交政策的順利推進和實施依賴於綜合國力的提升，依托於發達的經濟、強大的軍事以及有魅力的文化等載體。美國研究中國和中美關係的著名學者蘭普頓也建議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妥善處理與美國的關係，同時以發展為重，持續建設國家軍事、經濟和觀念實力。David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2.總之，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勢頭、加快軍事現代化建設、增強文化吸引力，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承擔更大國際責任和對地區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能力。金燦榮、周鑫宇：《美國東亞政策的新特點》，載《國際觀察》，2006年第5期。
二、 踐行周邊魅力外交，增強中國的地區影響力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睦鄰友好政策是中國外交政策必須持續堅持的原則。走魅力外交路線，削弱“中國威脅論”和提升中國影響力必須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睦鄰友好政策原則不動搖。
（一） 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睦鄰友好政策，削弱“中國威脅論”
穩定的周邊環境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保障。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睦鄰周邊外交政策是構建穩定的周邊環境的基礎。中國必須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睦鄰友好政策不動搖。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並積極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睦鄰友好政策，周總理在萬隆亞非會議上提出的“求同存異”原則在中國周邊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中產生了良好反響。未來中國應堅持和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求同存異”以及“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睦鄰、安鄰、富鄰”政策，切實打消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前總理朱鎔基曾在演講中強調：“……作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堅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異、互利合作原則的基礎上，與亞洲國家發展睦鄰友好”。唐進修：《朱鎔基在“新加坡講座”發表重要演講：邁向新世紀的中國與亞洲》，《人民日報》，1999年12月1日。中國的鄰國普遍希望中國“甩掉中央王國的情結”，采取與鄰為善的政策，不要成為區域霸主，並加入國際社會大家庭，成為“負責任的國家”。［新加坡］ 許通美著，李小剛譯：《美國與東亞：衝突與合作》，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76—77頁，第90—91頁。在新形勢下，中國政府又恰到好處地提出 “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指導思想，為構建和平、和諧、合作的周邊環境奠定了堅實基礎。重視周邊外交，堅持睦鄰友好，促進共同發展，一直是中國外交的優先考慮。休·桑提斯（Hugh De Santis）認為，東南亞國家越是依賴中國的經濟機製，成為中國經濟的受益者，它們就越有可能對北京的善意予以信任；政治上，中國對亞洲多邊主義的支持也有助於加強它的睦鄰形象。Hugh De Santis， “The Dragon and the Tigers: China and Asia Regionalism ”， World Policy Journal， No.2， 2005.總之，在與東南亞國家交往時，中國必須時刻牢記和踐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指導原則，將“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落到實處，在尊重、平等的基礎上友好地與東南亞國家展開合作，支持和認同東盟在地區機製和地區進程中的主導作用，同時要在經濟上更多讓利，讓東南亞國家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此外，在安全上，中國務必要加大宣傳自身在東南亞國家中的合作意圖，更為重要的是要多為地區提供安全公共產品，提升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安全依賴。
（二） 實施魅力外交，提升中國影響力
在不斷提升綜合實力以及堅持外交原則的同時，中國外交應走魅力路線，以增強中國的地區影響力。魅力外交能夠降低周邊國家因中國綜合實力增強所引發的“中國威脅論”。David Park， “The ‘Charm Defensive’: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April 9， 2012，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464.1556&rep=rep1&type=pdf.在中國周邊踐行魅力外交主要體現在：首先，中國在周邊地區推動構建命運共同體，具體包括周邊利益共同體、周邊安全共同體以及周邊理念共同體。推動構建周邊利益共同體，中國需繼續保持經濟高速、健康發展，持續為周邊各國提供經濟紅利，形成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經濟利益共同體。推動構建周邊安全共同體，意味著中國需為周邊地區提供更多安全公共產品。部分周邊國家鼓噪的“中國威脅論”主要體現在安全和軍事方麵，因此，要想消除之，中國必須轉變身份，從安全產品享用者變成安全產品提供者。在此方麵，中國還有巨大提升空間。推動構建周邊理念共同體，中國需發揮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作用，在周邊國家中大力推動“和諧”“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榮辱與共”等理念，形成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理念共同體。總之，在周邊構建命運共同體，將美國在中國周邊的所有傳統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全部納入與中國的命運共同體中，能較為削弱美國同盟戰略的能效。
其次，具體在東南亞地區，中國采取的魅力外交政策應包括提升對該地區的援助、提升文化外交力度以及加強文化機製建設以培養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認同感等。第一，強化對東南亞地區的援助。西方發達國家長期以來都是援助大國，但同時，它們的援助伴隨著大量的附加條件。可以說，西方發達國家是用援助綁架受援國，打著援助的旗號，實際卻是謀求實現自身的各項利益。而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對外援助也日趨增多。且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援助不存在任何附加條件，不將自身利益的實現與對外援助掛鉤。Brian McCartan， “ASEAN Tightens up to Ride China Rise”， Asia Times， December 17， 2008.中國援助的這一巨大特色不僅讓受援國甚感欣慰，而且極大地提升了受援國對中國的親近和好感。事實上，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援助雖起步晚，但進展快，效果顯著。2002年時，中國對印尼的援助額就超過美國對印尼援助額的一倍；2006年時，中方對老撾援助超過美國對其援助的兩倍；甚至對於美國的傳統盟友菲律賓，中方對其的援助也超過美國對其援助的三倍。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Charm: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olicy Brief， No.47， 2006.總之，近年來中國逐漸成為援助東南亞地區最多的國家之一。Thomas Lum， Christopher Blanchard， Nicolas Cook， Kerry Dumbaugh et al.，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RS Report， 2008， p.84.與此同時，中國在該地區民眾中的評價也日趨正麵和積極，甚至開始超越美國在當地的評價。王正緒、楊穎：《中國在東南亞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基於跨國問卷調查的分析》，載《現代國際關係》，2009年第5期，第55頁。這是中國在該地區魅力外交實踐獲得成功的標誌之一。總之，通過強化對東盟國家無附加條件的援助，中國廣泛構建了與當地國家的共同利益，Kerry Dumbaugh， “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RS Report， January 22， 2008， p.24.也提升了當地國家對中國的認同度。
第二，強化對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外交。一個國家的崛起不能隻靠經濟力、科技力和軍事力，還必須依靠它的軟實力，其中，優秀的文化所產生的親和力就是一個重要方麵。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http:\/\/www.chinapeople.com\/peopleele\/pqrty\/pqrtyinfo.aspx?pid=4044.文化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還對國家認同具有深刻影響。因而，要提升東南亞國家對我國的認同度，文化外交是必要手段。首先，中國要大力推進在東南亞國家的漢語教育。漢語既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性內容，也是其傳承發展的重要載體。在周邊國家推廣漢語教育，能激發當地民眾對漢語、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興趣和了解，為進一步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奠定基礎。中國也在這方麵下了一番功夫，自2004年以來，中國已累計派出誌願者和教師達數千名，分布在全球近百個國家從事漢語教育，其中東南亞眾多國家以其地緣臨近以及分布最多華僑華人而近水樓台先得月，特別是印尼、老撾、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國家，是中方推廣漢語教育的重中之重。http:\/\/www.hanban.edu.cn\/en hanban\/content.php.其次，大力推進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人員和文化、藝術交往。一方麵要大力推動互派留學生。中國燦爛的文明在東南亞國家深受歡迎，近年來，漢語學習和留學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中掀起的浪潮一波高過一波。在此大好時機下，中國需趁熱打鐵，再接再厲繼續創造良好的條件吸引留學生來華學習，培養“知中友好人士”。同時，中國也應創造條件，鼓勵學生出國留學，將中國優秀文化傳播出去。另一方麵，重視對外學術交流。與其他國家各領域的學術交流是展示中國優秀文化的良好機會。再次，重視海外華人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海外華人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方麵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東南亞華僑華人，其經濟實力雄厚的人員比例比其他地區要高，再加上地緣臨近，更增添了他們成為中國與當地國家聯係橋梁的優勢，因而，他們是中華優秀文化傳播的天然力量，是中國在東南亞施展魅力外交的獨特的優勢和有利條件。
三、 積極參與地區多邊主義，弱化美國對中國的遏製
對於多邊合作，中國曆來都是熱心參與和積極推動者。因為多邊主義不僅是中國展示和平、溫和、合作意圖的最佳平台，也是中國融入地區化和機製化秩序中的最佳路徑。中國的多邊取向意圖在於提高國際形象和獲得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有利條件。［美］ 江憶恩：《中國參與國際體製的若幹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7期。
與美國參與多邊主義旨在遏製中國不同，中國所參與和推動的多邊主義並非以國家為針對對象，而是以地區國家所麵臨的共同問題為針對對象，即對事不對國家。因而，中國倡導的多邊主義不具排他性，往往能夠獲得地區國家的積極支持，如東盟—中國自貿區、上海合作組織等。前者以推動地區的經貿合作為目標，後者則主要謀求解決地區國家的安全問題，尤其是以恐怖主義為首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這些多邊合作都是圍繞解決參與者所麵臨的安全和經濟問題而展開，多邊進程的推進，不僅有利於解決安全和經濟的緊迫問題，而且這種對事不對國家的形式能有效地消除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疑慮，增強彼此信任，密切雙方的經濟、安全等各項聯係，增強彼此的相互依賴。而美國在亞太地區建構和維持的同盟體係具有排他性，有明確的針對對象國。因此，中國所倡導的多邊主義客觀上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係構成挑戰，且能有效應對同盟戰略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以中國與東盟“10+1”為例，中國與東盟不僅於2010年正式建成了自貿區，而且還在安全等其他方麵展開了大量合作，使中國與東盟的相互依賴性進一步提升。這使美國很難拉攏東盟對抗中國。“聯合早報：中國不追求聯盟 卻促使美國同盟無效化”，http:\/\/www.chinanews.com\/hb\/2013\/1015\/5380825.shtml.
第三節加大與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合作
對美國而言，中國在其戰略中被定義為非敵非友的國家，即美國並沒有將中國視為朋友國家，但也絕非將中國視為敵對國家。然而，中國正處於崛起之中，美國作為守成大國，對中國作為崛起國的防範和遏製是令中國警惕的。在這種戰略定位下，美對中采取的是接觸合作與防範遏製的雙重政策，其中大部分形勢下接觸合作是主流。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雖然對中國構成威脅，但這種威脅依然在可控範圍內。因此，中國要凸出與美國合作的一麵，無限延長美國對中國接觸合作的時期，加大與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合作，降低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的負麵效應。具體而言，首先應亮明中國不會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的意圖。其次，要一分為二地看待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的行為策略：在對美對華防範層麵審慎低調處理；在對美對華接觸層麵做出積極反應。再次，要加強中美戰略互信，為中美在東南亞的合作奠定基礎。最後，中國需采取具體措施加強與美國在東南亞的務實合作，以應對同盟戰略對中國的包圍。
一、 中國無意挑戰美國在亞太的主導權
維護美國在東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主導權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奧巴馬任期內，美國先後頻繁發布戰略文件，包括《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家軍事戰略報告》《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等。這些報告都將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作為重點內容。實際上，除了在全球謀求領導地位，在亞太地區，美國也是將維持和鞏固地區領導地位作為亞太政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最重要目標。因而，中國不應主動挑戰美國在亞太的主導權。隻要中國不觸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這條戰略紅線，中美兩國在該地區就不會卷入大的衝突之中。時殷弘的研究也表明中國不應成為美國這位世界領導者的挑戰者。他從長周期理論中總結出數百年間世界領導者和挑戰者的經驗之一就是，近500年來的“挑戰者”統統失敗了。時殷弘：《國際政治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載《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因此，中國應避免處於挑戰者的地位，將挑戰現有世界領導及重新塑造地區和世界秩序作為我國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標並不符合中國戰略利益。更為重要的是，目前中國並無能力和意願與美國爭奪地區主導權和改變以美國為主的地區秩序。
1. 中國缺乏能力與美國爭奪亞太主導權
冷戰的結束終結了美國長期以來的唯一對手，將美國推上全球獨一無二的全球性大國地位。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7.中國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雖然近年來發展迅速，實力有所上升，但整體實力與美國比還相差甚遠，美國仍然是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仍然是處於“一超多強”世界格局的頂端，是唯一的霸主，並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這種狀態。簡言之，中國還並未具備挑戰美國的能力。
這種能力最重要的體現是在軍事、經濟以及科技和創新領域。在這幾大領域，中美差距巨大。
第一，中美在軍事領域相差巨大。就軍費開支而言，美國常年保持世界第一大軍費開支國，比第二名到第十三名的軍費開支總和還要多。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12: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2.據美國《國務新聞》的研究，2017年美國軍費開支達到6030億美元，創曆史新高，軍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2016年3.2%上升到2017年的3.4%。中國2017年軍費開支約為1514.3億美元，約為美國的1\/4，占中國當年GDP的1.3%。空中力量方麵，中國在數量和質量方麵都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美國有超過13000架飛機，中國各種飛機總和還不足3000架。美國空軍現役戰機是第五代的F22和F35，且已在役數年；中國空軍則還處於第三四代戰機交替時期，第四代戰機才占一半戰機編製。海軍方麵，中美兩國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差距大。投送能力主要依靠航空母艦、驅逐艦以及潛艇。而中美航母數量比為1∶10；驅逐艦32∶62；潛艇68∶75。這表明美國在全球的投送能力和執行任務的範圍都廣大。而中國的遠洋投送能力才剛起步。在海外部署方麵，中國還未有海外部署行動，更沒有海外軍事基地。而美國在海外擁有超過600個軍事基地，海外部署遍布全球各區域。Christopher Bodeen， “US Military Remains Dominant in Asia， but China is Rising”， March 7， 2017， https:\/\/www.defensenews.com\/digitalshowdailies\/globalforcesymposium\/2017\/03\/07\/usmilitaryremainsdominantinasiabutchinaisrising\/.
第二，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差距大。就經濟規模而言，2016年，美國GDP為18.6萬億美元，中國則為11.2萬億美元，僅占美國GDP總量的60%。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view=chart.在人均GDP方麵，中美更是差距巨大。以2016年為例，中國人均GDP為8123美元，而美國則達到57467美元，中國僅為美國的14%。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N?locations=US&view=chart.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額為1060億美元，美國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則達到3370億美元，中國僅為美國的31.5%。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New York and Geneva， 2015， p.5.
第三，中美在科技和創新領域差距大。在科技投入差距方麵，2012年美國研發科技投入為4360億美元，中國則為1997億美元，不足美國的一半。Goldman Sachs， “Outlook”， 2013， p.15.在科技創新方麵差距巨大。以科技含量最高的諾貝爾獎為例，美國常年斬獲諾貝爾獎的大部分獎項，而中國至今仍斬獲有限。在國家創新指數方麵，根據2016年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5》，美國位於第1，中國則位於第18位。《中國創新指數綜合排名升至第18位》，《光明日報》，2016年6月30日。此外，在全球競爭力方麵，據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報告稱，在144個國家和地區中，美國排名第3，中國則排名第28。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2014， pp.1320.
盡管實力相對衰落，但美國仍有強勁的修複和發展能力，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仍將是無可匹敵的世界老大。奈認為美國世紀將從20世紀延續到21世紀中期。“約瑟夫·奈：中國崛起終結美國世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313?full=y.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則指出2030年前美國極有可能仍然保持世界第一地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譯：《全球趨勢2030：變換的世界》，時報出版社，2013年，第170頁。總之，美國的綜合實力在未來較長時期內都將繼續大幅領先中國，中美差距難有實質性縮小。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3， 2011\/2012， pp.4178.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盡管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短時期內並不具備與美國爭奪主導權的能力。
2. 中國並無意願挑戰美國的亞太主導權
首先，中國具有包容性強的政治文化，這是中國不挑戰美國亞太主導權的根源。中國悠久的曆史孕育出“以和為貴”、“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庸之道”等包容性極強的政治文化。在中國幾千年漫長的曆史長河中，極少發生對外擴張和侵略。在這種政治文化的影響下，中國選擇成為地區和國際社會的融入者、參與者和建設者，而非顛覆者。《攜手合作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人民日報》，2012年7月8日。布熱津斯基也認為中國並無意圖在軍事上挑戰美國，中國仍聚焦於經濟發展和獲得世界認可這兩大主要任務。Zbigniew Brzezinski， “Make Money， Not War”， Foreign Policy， No.146， January\/February 2005， p.46.這樣的身份定位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使中國不可能挑戰美國的主導權，不管是地區主導權還是全球主導權。
其次，包容性強的政治文化在外交上具體體現為中國堅定的不稱霸思想和主張。中國不稱霸的思想和主張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領導人，後經幾代領導人的堅定繼承與發展，現已成為我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曆代領導人在重要會議、接見外賓、出國訪問等重要場合反複強調不稱霸的思想和主張。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代領導人提出了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國永不做超級大國。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指出中國不會發生對外擴張的事。參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91、256、303、178、303頁。《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97、491頁。這是不稱霸政策的基礎。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人繼承和發揚了不稱霸思想。早在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演講時向世界莊嚴承諾中國永不稱霸。“1946年4月6日 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8561\/79699\/5524601.html.1989年後，麵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鄧小平反複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也永遠不當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04、158、363、383頁。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在十四大、十五大報告中表示今後發達起來的中國也永不稱霸。“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資料：江澤民在中國十五大上的報告（全文）”，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gong18da\/content4\/detail_2012_11\/04\/18821363_2.shtml.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則在博鼇亞洲論壇等場合強調中國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永不稱霸和擴張。“胡錦濤：中國永遠不稱霸 永遠不搞擴張”，http:\/\/news.hexun.com\/20080412\/105188253.html.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多次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如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就強調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永遠不稱霸不搞擴張。參見“中國為什麼要‘永遠不稱霸’？”http:\/\/www.people.com.cn\/n\/2013\/0131\/c3323220390774.html；2015年9月22日在西雅圖演講時習近平表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參見“習近平: 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9\/7553502.html.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再次強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0.html.此外，中國在軍事上軍費增長較快、軍事現代化建設穩步發展，但中國始終強調實行防禦性軍事政策。雖然是一個有核國家，但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中國政府立刻鄭重宣布中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戰史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510\/16\/c_128325373.htm.
再次，中國國家目標的內向性決定了中國並無意願與美國爭奪主導權。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於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均經濟水平還處於較低水平。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2.html.因此，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仍將以在國內全麵建成小康社會作為國家的長期奮鬥目標。正如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約瑟夫·奈所言，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仍遠落後於美國，因而其政策目標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其目標範圍則隻能鎖定於其所在區域。至少在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之前，中美可以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美］ 約瑟夫·奈：《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3月11日。換言之，中國致力於在國內決勝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在主客觀上都不會與美國爭奪主導權。
3. 中國堅持不結盟政策
冷戰結束以來，同盟體係支撐著美國在亞太和全球的主導權。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美國建立的五對傳統雙邊同盟以及美新準同盟奠定了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權以及地區秩序的基礎。而在全球範圍內，美國更是擁有50多個傳統軍事盟友。正是這些盟友撐起了美國冷戰以來的霸權和主導權。而中國則在不結盟政策的指導下沒有建立一對同盟關係。Yan Xuetong， “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November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21\/opinion\/howchinacandefeatamerica.html.中國對不結盟政策的堅持，凸顯中國無意與美國爭奪亞太主導權。
總之，中國並無意爭奪與美國的主導權具有深厚的曆史文化基礎，不稱霸不擴張的思想深深烙印於中國人的血脈中，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因而中國當然也不會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和主導權。此外，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崛起國將理性考量通過霸權獲取安全收益與謀求霸權所要承擔的風險。Jonathan Kirshner，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1， 2012， pp.5375.因而從成本收益角度而言，中國也不會與美國爭奪亞太霸權和主導權。
二、 對美對華防範層麵審慎低調處理
中國發展日新月異，不僅使自身的權力和財富快速擴展，而且引發“人紅是非多”的效應，招徠一波接一波的“中國威脅論”的質疑。對此，中國應堅定地以和平發展回應質疑。在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中，中國對美國的對華防範的一麵必須利用戰略克製和戰略耐心審慎低調處理。鄧小平當年提出的“韜光養晦”的政策原則也適合現在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中國。堅持“韜光養晦”，堅持融入地區和全球秩序體係，並幫助修補而非重塑當今體係才是中國的分內之事。無論是對於美國重返東南亞還是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中國都必須學習如何更好地做好準備，必須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去麵對每一個現代社會成員都會受到的批評與指責。李慶四：《中美軟實力外交比較研究》，載《教學與研究》，2009年第3期。一般而言，迅速崛起的大國都會遭受質疑和阻礙，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國家更麵臨各方壓力，中國要發揚傳統的儒道中庸思想，用耐心和克製回應。
同盟容易導致敵對同盟或者反同盟的出現。美國采取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來應對中國崛起和維護地區主導權，但中國切不可直麵其挑戰，避免陷入互為敵人、相互衝突的惡性循環。麵對美國在東南亞和亞太地區咄咄逼人的軍事同盟戰略，中國要避其鋒芒，繼續堅持不結盟政策，多強調政治上的溝通與交流，強調經濟上的合作，避免陷入軍事競爭。
總之，麵對美國的質疑和防範甚至壓製，處於快速發展中的中國要尤為克製。對於地區和國際秩序，中國要積極融入和參與，並熱心以參加者的身份盡力幫助改革和完善現有秩序，為地區和國際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地發展完善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中國應避免挑戰美國地區和全球主導地位。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應理性認識美國的地區存在，並謀求與美國、東南亞地區國家合作，共促地區發展。
三、 對美對華接觸層麵做出積極反應
在東南亞地區，推動美對華接觸的理由有二：一方麵，從整體上來說，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各國之間相互依賴度前所未有地提升，零和博弈日益減少，同舟共濟、合作共贏則逐漸成為主流。尤其是對於美中這兩個數一數二的大國而言，同舟共濟、合作共贏不僅是兩國自身的需求，也是世界所有其他國家共同的殷切期盼。這為美對華采取接觸政策提供了大環境。另一方麵，東南亞地區是中國的近鄰，與中國交往曆史悠久，如果美國在該地區對中國一味排斥，不尋求中國的合作，那麼美國很可能無法取得理想收益。美國著名智庫報告就將與中國保持建設性合作視為美國亞太政策的要害。美國大西洋理事會政策報告：《亞太構架下的美中關係》，《聯合報》，2012年1月12日。這建立在廣泛的事實基礎上：中美在包括東南亞的廣闊亞太地區具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在傳統安全方麵，共同維護地區安穩和南海等地區航道的暢通；在非傳統安全方麵，合作反恐，合作進行災害人道主義救援，共同合作援助地區經濟發展、科教文衛事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在這些方麵，美國都少不了要與中國積極接觸，謀求合作。中國則需抓住這種機遇，積極應對與美國的合作意向，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要塑造條件謀求與美國在這些方麵的合作。中國對東盟地區論壇發表反恐聲明表示明確支持，對美國在東南亞的反恐行動表示理解和支持等都是與美國合作姿態的具體體現。此外，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在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基建合作時也應該將美國拉入其中。這一方麵能有效降低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負麵理解，另一方麵也是中美在東南亞合作的新契機。
四、 增強中美戰略互信
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中美關係被視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Robert Kapla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o China what the Greater Caribbean was to the United States’”， June 19， 2015，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munkdebates\/robertdkaplanthesouthchinaseaistochinawhatthegreatercaribbeanwastotheunitedstates\/article25039063\/?arc404=true.中美兩國間的互信是維持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近年來中美互信赤字見長，中美兩國有關機構合作撰寫的《中美安全關注調查報告》指出中美之間戰略互信度較低；Michael Swaine， et al.，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December 12， 2013，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12\/12\/u.s.chinasecurityperceptionssurveyfindingsandimplicationspub53820.王緝思和李侃如則在合作撰寫的報告中詳細指出了中美互不信任的具體問題。Kenneth Lieberthal，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4， 2012， pp.739.這些不信任不僅不利於中美雙邊關係的發展，也不利於全球諸多問題的解決。改善中美關係必須從增強雙方戰略互信著手。
其一，將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作為新時代發展兩國關係的指導理念。近年來中國實力增長迅速。國際關係史的經驗顯示，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很可能發生爭奪和衝突。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有學者研究顯示，自16世紀以來，在15對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關係的案例中，有11對最終走向了戰爭。Graham Allison，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2013.如果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雙方都認同衝突不可避免的觀念，那麼這種觀念將塑造兩國的態度、行為和政策，並最終使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成為“自我實現的語言”。Aaron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12;Thomas Fingar， “Chinas Rise: Contingency， Constraints， and Concerns”, Survival， Vol.54， No.1， 2012， pp.195204.正如約瑟夫·奈所指出的，“衝突在所難免”的信念是導致戰爭的最主要原因，而非國家崛起本身。當各方都認為戰爭必定會發生時，軍備競賽就獲得了合理性。Joseph Nye，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February 26， 2013，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anewgreatpowerrelationship.這對中美兩國提出了艱巨的挑戰，兩國要堅信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並非必然和注定的，Thomas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兩國必須極力避免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大國政治悲劇。要達成這個目標，中美兩國必須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將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作為新時期兩國關係發展的指導理念：應摒棄零和思維，堅信兩國可以達到合作互利共贏；要拋棄冷戰思維，絕不能搞意識形態和軍事同盟對抗；要丟棄傲慢與狹隘思維，在處理雙邊和多邊事務中相互謙虛地學習優點和長處，以彌補自身的不足和短處。王緝思等：《構建中美戰略互信》，載《國際經濟評論》，2012年第2期，第12—13頁。新型大國關係就是“健康競爭而非戰略博弈”的關係，《習近平在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時強調：相互尊重擴大合作，走出一條新型大國關係之路》，《人民日報》，2013年3月15日。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關係。溫憲、陳一鳴：《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楊潔篪談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成果》，《人民日報》，2013年6月10日。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有利於中美兩國減少戰略互疑，提升戰略互信。李永成：《戰略意圖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載《外交評論》，2013年第5期。
其二，構建中美意圖溝通機製。基辛格指出，美國針對他國從來都是評估其用心或動機，而非其實力。［美］ 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86、804頁。中國學者朱峰則更直接表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評估從以往的意識形態等問題轉變為中國的能力和意圖問題。朱峰：《奧巴馬政府“亞洲再平衡”戰略與中美關係》，載王緝思主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2》，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第22頁。而中美在中國軍事發展、國家安全問題、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經貿問題等眾多問題上對對方的意圖不明Kenneth Lieberthal，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4， 2012， pp.739.，因而需要建立意圖溝通機製，以減少誤解。
其三，拓展雙方共同利益，構建利益共同體。中美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在全球治理方麵麵臨著巨大挑戰，但這些挑戰也給中美關係的改善帶來了機遇。中美任何一國都無法單獨管理和解決恐怖主義、大規模武器擴散、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地區熱點問題、重大疾病等各種全球問題，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這些問題不僅是中美的共同挑戰，也為兩國合作協調、共同領導帶來了機遇。Robert Manning， Principal Drafter， “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Washington， D.C.: The Atlantic Council， 2012， 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pdfs\/403\/Envisioning2030web.pdf.中美兩國須在合作解決這些問題過程中拓展雙方的共同利益，建立利益共同體，為構建戰略互信奠定基礎。
其四，促進經濟、政治相互依賴和軍事安全互信進一步深化。經濟和政治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化有利於促進中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緊密關係，Thomas Fingar， “Chinas Vision of World Order”， in Ashley Tellis and Travis Tanner， eds.， Strategic Asia 201213: 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 Seattl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2， pp.343373.是建立中美戰略互信的必要條件。然而，經濟和政治相互依賴隻能對衝突起一定緩和作用。換言之，經濟和政治相互依賴是阻止衝突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Michael Nacht， “Building Mutual Reassurance in U.S.China Relations”， December 31， 2012， p.12，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因而，中美兩國還需建立軍事安全互信，因軍事安全互信是中美建立戰略互信的基礎。“習近平同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第二場正式會晤”，http:\/\/www.mod.gov.cn\/shouye\/201704\/08\/content_4777634.htm.中美兩國應努力建立健全各層次的軍事安全對話機製，並務必避免將對話交流流於形式，而是要落到實處，為兩國建立軍事安全互信奠定製度化基礎。王誌軍：《基於信任理論範式的中美戰略互信問題研究》，載《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4年第3期，第55頁。
綜上，中美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必須加快建立戰略互信。中美雙邊戰略互信的提升意味著相互間傷害的減少，David Gompert and Phillip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同時也為兩國在東南亞加強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五、 加強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傳統安全合作
根據現實主義理論，中美存在結構性權力衝突，在東南亞地區兩國的安全競爭也很激烈。然而中美兩國都不想陷入與對方的軍事衝突中。Bo Zhiyue， “Could the South China Sea Cause a ChianUS Military Conflict？”May 27， 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05\/couldthesouthchinaseacauseachinausmilitaryconflicy\/.這為中美兩國在安全領域展開合作提供了重要條件。因而在東南亞地區，中美還是有可能在傳統安全方麵展開合作的。一方麵，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在東南亞乃至亞太地區主導的安全體係需要中國的認同和支持，美國應努力將中國納入這種安全體係和安全合作實踐中。這既可以消除中國對美國利用東南亞同盟遏製中國的疑慮，又可以推動中國為地區安全承擔更多責任，作出更多貢獻。James Dobbins， et al.， “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1， p.vii.然而，目前美國在積極接納中國融入地區安全體係方麵還做得不夠。
另一方麵，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東南亞地區存在引發中美間接性結構衝突的第三方因素。李開盛：《間接性結構衝突——第三方引發的中美危機及其管控》，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7期。在學者歸納出的引發美中軍事衝突的可能因素中，就包含了南海或東南亞衝突因素等由第三方引發的衝突因素。James Dobbins， et al.， “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1， pp.25.而且，奧巴馬政府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利用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平衡中國，特別是在南海問題上，奧巴馬政府由不選邊到積極介入，熱情支持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主張，導致在奧巴馬任期內，菲律賓與越南都曾與中國因南海爭端而發生過緊張局勢。在南海爭端中，菲律賓和越南成為引發中美結構性衝突的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在該地區的互動中，雖第三方因素的存在對互動帶來了巨大挑戰，但維護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中美的共同利益，因而共同管控第三方因素也給中美在該地區加強傳統安全合作帶來了機遇。首先，中美之間應建立必須保持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共識。鑒於深入介入南海問題、支持作為盟友和戰略合作夥伴的南海主權聲索國已成為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成為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朱鋒：《南海主權爭議的新態勢：大國戰略競爭與小國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鑽井平台衝突為例》，載《東北亞論壇》，2015年第2期，第5頁。美國已是南海爭端中極為重要的力量。甚至可以說，要解決南海爭端及維持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已經離不開美國的參與。因而，中美間達成保持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共識是必要的。其次，中美以及第三方需合作建立衝突管控機製。在中美爆發直接結構性衝突可能性下降的情況下，當前南海局勢的起伏不定警醒我們，中美之間因第三方引發的間接性結構衝突的可能性反而有所提高，因而建立衝突管控機製就變得迫切和尤為重要。
此外，中美需在東盟主導的地區多邊機製內加強對解決地區其他傳統安全問題的交流與合作。這包括兩方麵的內容：第一，中美需借助東盟主導的多邊機製共同合作解決東南亞的傳統安全問題。在這一方麵，中美合作已有先例：柬埔寨問題的和平解決以及東帝汶部署聯合國維和部隊等。在東南亞地區，還有諸如緬甸、柬埔寨問題等傳統安全問題，未來中美要加強在這些安全問題上的合作，通過東盟地區論壇、東盟外長擴大會議等地區多邊機製擴大交流，將這些地區安全問題納入多邊機製中來，開展預防性外交，以防止此類安全問題再度發生，維護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同時也維護中美兩國的利益。第二，中美需借助東盟主導的多邊機製共同合作推動解決亞太其他地區的傳統安全問題。這主要是指朝核問題。美國日益將東盟地區論壇等東盟主導的地區多邊機製視為解決朝核問題的平台，中國應利用參與地區多邊機製的機會積極協商解決朝核問題等地區傳統安全問題。
六、 推動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戰略互動與協調性合作
如前所述，如果說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傳統安全領域還存在潛在合作空間，那麼，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合作則潛力更大。東南亞地區是中美兩國展示軟實力魅力外交少有的典型地區之一，兩國展示軟實力外交的方式各異。長期以來，東南亞國家視美國為安全依托，因此，美國在當地的軍事軟實力得以快速增長。
而地理臨近以及悠久的曆史文化和經濟往來為中國與東南亞的交往提供了良好條件，東南亞地區也成為中國影響力輻射的重要地區之一。對中國而言，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外交主要體現為經濟和文化軟實力。在經濟軟實力方麵，中國憑借龐大的貿易、投資以及援助等方式，使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經濟產生高度依賴。在文化軟實力方麵，中國傳統文化在東南亞地區影響深遠。總之，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外交有效推動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發展，密切了與該地區國家的關係，也提升了中國的地區影響力，使美國拉攏東南亞國家，將其作為遏製中國的工具的意圖逐漸削弱。“中國靜悄悄走向超級大國”， http:\/\/www.5seecn.com\/world\/2005\/9436.html.
然而，整體而言，中美兩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和影響力仍不可同日而語，前者仍然遠遠落後於後者，尤其是在軍事軟實力方麵。中國在該地區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來實施外交、文化、軍事以及社會方麵的軟實力，以增強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認同和支持，進而提升中國的地區信譽。Christopher Whitney， David Shambaugh，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nd the East Asia Institute， June， 2009.
如果說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競爭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那麼近年來，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競爭則是和平互利的，中國在提升自身軟實力的過程中不斷自我完善，而在注重軍事和安全的美國東南亞外交政策不斷受挫的情況下，中國軟實力的提升路徑為美國提供了一種可借鑒的模式，中美在東南亞的正反饋正在形成。張雨涵：《冷戰後美國的東南亞戰略及其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中南大學學位論文，2011年，第37頁。
眾多分析家對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經濟、文化和政治等方麵的觀點達成高度一致，他們將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視為中國重要的軟實力基礎。Lee Kuan Yew， “Chinas SoftPower Success”， Forbes， June 18， 2007.而美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則是其綜合運用文化、政治觀念和外交政策的結果。實際上，中美兩國在東南亞軟實力的發展態勢是由各自政策和行為引發的客觀效應，是平行競爭導致的自然結果。不存在中國軟實力上升是以美國軟實力下降為代價。一個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東南亞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這是兩國軟實力合作的出發點，也是合作的目的。兩國在促進東南亞經濟發展、維護地區穩定、反恐和打擊跨國犯罪等方麵都存在合作的機會。從共贏的觀念思考，建立中、美和東盟三方合作機製以解決跨國威脅和地區發展的問題，可以拓寬中美的合作領域，增進相互信任。
總之，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有相同的利益，在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中美需要把相互依賴的關係變為相互依賴的戰略——共同的經濟發展、高度的政治合作與相互支持和協調的安全政策。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既有單獨行動的需求，也有尋求合作的動機。中國則在該地區謀求非排他性的戰略利益，承認美國在東南亞的力量存在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美國要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特別是不能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南海主權問題。同時美國應該接受中國發展帶來的利益空間的擴展。融合型東南亞秩序，而不是對抗性和競爭性的東南亞秩序是中美兩國的福祉，也是東南亞地區其他國家的願景。
隨著威脅來源的多元化，作為威脅應對工具的同盟，其功能也隨之趨於多樣化。從應對傳統威脅，到應對非傳統威脅；從應對主權國家及其集團，到應對災害、恐怖主義，等等，同盟功能的圖譜也在日益豐富，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在東南亞地區運用軟實力時，要將軟實力的發揮與地區問題或威脅的解決密切聯係，尋找與美國共同合作的契機。因此，中國應因勢利導，積極參與到應對多元威脅的努力之中，在此過程中尋找和調試多元的共同利益，不僅加強與美國在該地區軟實力方麵的合作，並且耗散美國重返東南亞同盟戰略的對中國的對抗性功能。
第四節加大與東南亞各國的合作
中國是一個麵積遼闊的亞太國家，亞太對中國的和平與發展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及亞太“再平衡”戰略也是以亞太作為落腳點。亞太地區已成為並將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保持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中心位置。因而，中國外交的中心和重心也應是亞太地區。朱誌群：《美國“戰略再平衡”與中國外交》，載《美國問題研究》，2013年第1期，第28—29頁。中國不稱霸，但作為亞洲強國，又有地理上的優勢，中國應聚焦亞太地區，尋求穩定的周邊環境。亞太安，則中國安，亞太繁榮，則中國繁榮。東南亞是亞太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溝通中國與南亞印度洋以及大洋洲的中轉站。東南亞對中國而言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價值：中國在南海地區的主權權益受到東南亞部分南海主權聲索國的掣肘；該地區也有事關中國經濟安全的海上交通要道；該地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及其他礦產、漁業資源事關中國民族複興的千秋大業；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中國專心經濟建設的保障；該地區也是美國對中國實行“島鏈封鎖”的重要一環。再加上東南亞地區與中國交往源遠流長，曆史上以中國為主導而構建的和平的地區秩序曾長期存在並影響深遠。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打破了東南亞地區傳統的和平秩序，中國也淪落到半殖民地境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迅速，對東南亞地區的輻射和影響日強，同樣，東南亞地區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反作用力也隨之日益增大。更重要的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是以東南亞地區為平台的，未來這一地區將繼續成為世界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政策的重要舞台。因而，中國需為東南亞國家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以及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以應對美國的同盟戰略。
一、 為東南亞國家的安全和發展提供公共產品
（一） 積極維護地區安全，為東南亞各國提供安全公共產品
首先，維護東南亞的地區安全，中國可以從非傳統領域著手，積極為東南亞各國提供非傳統安全公共產品，為維護安全的地區秩序盡一份力。近年來，東南亞地區非傳統安全問題尤其是海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走私販毒、武器擴散等問題日益嚴重。東南亞地區海域和熱帶雨林麵積廣闊，為各種犯罪分子提供了藏匿空間，使上述問題易溢出國界，具有跨國性。同時，東南亞國家大多軍事實力欠佳，單個國家根本無力應付這些問題，因此，東南亞國家團結一致以及與其他大國合作，共同應對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則成為其最優之選。張豔軍：《非傳統安全與中國的新安全觀》，載《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2008年第16期。近年來，中國抓住機遇，在與東盟的非傳統安全合作方麵取得了一些成績：首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4日。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為雙方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其次，在實踐方麵，在打擊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等方麵，中國與東盟積極合作。如中國對東盟國家援助資金和武器用於打擊恐怖主義；對受災國家進行人道主義救援等。對馬六甲海峽及其周邊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作為海峽重要使用國之一的中國，始終對其保持高度重視，並積極提倡維護海峽安穩，積極推動馬六甲海峽周邊三國在打擊海盜和反恐方麵的工作，並為它們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國為東南亞地區提供更多的非傳統安全公共產品可以帶來雙重好處：其一，中國在維護東南亞地區安全格局中發揮更重大的作用，維護中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其二，為東南亞地區各國帶來更好、更多的非傳統安全公共產品，一定程度上降低東南亞國家對美國的安全依賴。
其次，中國需在東南亞地區傳統安全問題中多盡一份力。東南亞地區存在南海問題、緬甸問題等傳統安全問題，威脅地區安全。中國需在這些地區安全問題的解決中多承擔責任，多盡一份力。在南海問題上，中國須保持承諾不首先使用武力及努力追求以和平協商來解決分歧，維持南海局勢的和平與穩定。在緬甸問題等地區傳統安全問題上，中國需發揮更大作用，促進地區安全對話與合作，最大限度地為謀求地區和平與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地區安全層次，中國的政策是加大參與力度，承擔更多的單邊、雙邊與多邊的義務，在地區危機的解決中扮演積極和建設性的角色，為東南亞地區提供更多的傳統安全公共產品。
東南亞地區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成為新的挑戰；再加上東南亞國家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正經曆變化與調整，傳統安全問題仍然占據各國安全的重要位置。可以說，目前東南亞地區正處於非傳統安全因素與傳統安全因素相互交織的複雜時期。因而，中國要積極承擔責任和義務，力爭為構建安穩、繁榮的地區安全環境作出積極貢獻，為東南亞地區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公共產品。
（二） 積極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為東南亞地區提供經濟公共產品
其一，強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合作，推動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東盟各國都是“出口型經濟體”，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美外需減弱，導致“出口導向型”的東南亞國家經濟遭受巨大連帶打擊，經濟進入波動期。泰國2008年最後一個季度出口猛降26.5%，全年經濟下降4.3%。菲律賓2011年的經濟增長跌入近年來的低穀，而2012年的經濟增長則隻能依靠政府支出和國內消費的拉動，以降低西方需求大幅減少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陸建人：《20年來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載《創新》，2011年第4期，第6頁。東盟人均GDP最高的新加坡則麵臨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這一輪世界經濟危機麵前，中國經濟再次展現了其活力和吸引力，成為世界經濟複蘇的希望。He Liu and Wang Jingzhong， “ China Takes Leading Role in Global Recovery: Asia Pacific Business Leaders”， November 15， 2009，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3\/6813259.html.2011年11月，世界兩大巨頭谘詢公司發布的調查報告認為中國消費者對國外產品的興趣和偏好拯救了這些產地的經濟，成為推動經濟繁榮的動力。John Berthelsen， “Will Chinese Consumers Come to the Wests Rescue?”Global Asia， Vol.6， No.4， Winter 2011， p.25.一言以蔽之，從生產、投資到消費，全球經濟發展的任何一個領域都少不了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Roundtable， “Chinas Surroun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China Review， March 2011， pp.5367.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和利益，東南亞地區可以優先分享。特別是在歐美經濟衰退、自顧不暇之時，中國又一次在金融危機中幫助東南亞國家恢複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建立，同年雙方貿易額創新高，同比上漲近38%。朱耀順、孫康、丁紅衛：《非傳統安全視角下的中國與東盟經濟合作研究》，載《經濟問題探索》，2011年第6期，第148頁。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有效降低了東南亞國家因歐美出口減少而產生的經濟衝擊。中國與東盟在經濟與貿易上有著相當大的互補性。中國在電子及機械產品、服裝及紡織品上占有一定優勢，特別是在對東盟相對落後的成員國如緬甸、老撾、越南以及柬埔寨等出口上具有很大的潛力。而東南亞各國豐富的礦物產品、林業資源產品在中國也有很大的需求。尤其是中國—東盟自貿區於2010年正式建成之後，東盟從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中獲益更多。就投資而言，中國對東盟投資從2003年的2.3億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30億美元，七年間超過13倍樊瑩：《國際區域一體化的經濟效應》，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第50頁。的飛速增長為雙方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在貿易領域，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至2011年已達3628.5億美元，20年間年均增長率超過20%。2012年中國東盟雙邊貿易超過4000億美元，為2002年的7倍多。中國繼續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2012年中國東盟貿易額突破4千億美元 是2002年的7.3倍”，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23\/c100422292436.html.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貿易、投資的增多是中國為該地區提供經濟公共產品的重要體現。此外，中國與絕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同屬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對這些國家具有較大的啟示和借鑒作用。中國大力推廣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並與當地國家合作，結合當地實際，幫助他們探索出適合各自國家的發展模式和道路也是中國為該地區提供經濟公共產品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