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研究
朱陸民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ＣＩＰ）數據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研究 \/ 朱陸民著. —南
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6
ISBN 9787305233371 Ⅰ. ①美…Ⅱ. ①朱…Ⅲ. ①美國對外政策研究
東南亞Ⅳ. ①D871.20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0)第090293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 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書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研究
著者朱陸民
責任編輯官欣欣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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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本718×10001／16印張24.75字數432千
版次2020年6月第1版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3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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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前言1
第一章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及其中國因素分析1
第一節戰後美國介入東南亞的戰略演變2
一、 戰後美國介入東南亞的曲折發展2
二、 戰後美國介入東南亞的特點10
第二節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解析12
一、 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國內外動因12
二、 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內涵33
第三節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中國因素47
一、 美國對中國在東南亞的實力認知47
二、 平衡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50
三、 美國加強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協調與合作53
第二章同盟對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功能分析56
第一節同盟及其對大國發展與崛起的影響56
一、 同盟的概念界定57
二、 同盟對大國發展與崛起的影響61
第二節同盟之於美國的發展與崛起68
一、 同盟的興起：美法同盟與美國的獨立69
二、 “準同盟”促進美國的發展71
三、 冷戰時期的同盟：美國爭奪霸權的工具74
四、 後冷戰時期美國同盟戰略大調整：維持霸權的需要79
五、 “9·11”之後美國的同盟體係：反恐為首要任務84
六、 金融危機後的亞太同盟戰略：遏製和平衡中國崛起87
第三節同盟在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中的整體功能93
一、 基石功能93
二、 塑造功能95
三、 耗散功能107
四、 牽引輻射功能110
第四節同盟在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中的特殊功能113
一、 美菲同盟的獨特功能113
二、 美泰同盟的獨特功能117
三、 美新準同盟的獨特功能119
第三章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內容框架及其特點121
第一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內容框架122
一、 權力製衡與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125
二、 威脅製衡與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141
三、 對外援助與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168
四、 跨國滲透與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172
五、 一致性的意識形態與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177
第二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特點180
一、 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內涵和外延得到較大拓展181
二、 從輪輻體係走向網絡體係183
三、 從鬆散走向強化184
四、 從“應對”走向“塑造”185
第三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前景187
一、 同盟戰略仍將是美國實現其東南亞外交戰略利益的有
效工具189
二、 南海問題仍是美國利用同盟戰略製衡中國的重要支點
190
三、 中國因素仍是推動同盟戰略繼續深化的重要考量192
四、 恐怖主義威脅是強化同盟戰略的重要動因194
五、 朝核問題成為深化推動同盟戰略的另一動力194
六、 同盟戰略的困境195第四章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調整跟蹤207
第一節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調整跟蹤
207
一、 冷戰結束後至小布什執政前美國的東南亞政策207
二、 “9·11”事件後小布什政府的同盟戰略調整跟蹤211
第二節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調整跟蹤
226
一、 對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反思
226
二、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調整跟蹤
231
三、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調整的特點
251
第三節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的東南亞同盟戰略走勢253
第五章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影響評估257
第一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東盟和東南亞地區的影響
257
一、 對東盟的三重影響258
二、 使東南亞地區的安全環境更加錯綜複雜260
第二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美關係的影響264
第三節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美國自身的影響269
第四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272
一、 導致中國安全環境日趨嚴峻和複雜化273
二、 嚴重影響中國與東盟及其成員國的關係275
三、 對中國的能源安全及經濟利益產生嚴重影響277
第五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亞太安全的影響279
一、 加速了美國以軍事為先導的戰略重心東移279
二、 強化了美國在亞太安全中的戰略地位281
三、 惡化亞太地區的傳統安全局勢283
四、 緩和亞太地區的非傳統安全態勢287
五、 有利於維持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安全秩序287
第六章美國同盟戰略背景下中國的應對策略289
第一節理性客觀地評價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290
一、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目標：不僅僅是遏製中國
291
二、 中國也是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公共產品
的受益者294
三、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295
第二節持續提升綜合實力和對外的魅力外交299
一、 堅持提升綜合實力，為外交奠定基礎299
二、 踐行周邊魅力外交，增強中國的地區影響力301
三、 積極參與地區多邊主義，弱化美國對中國的遏製304
第三節加大與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合作305
一、 中國無意挑戰美國在亞太的主導權306
二、 對美對華防範層麵審慎低調處理310
三、 對美對華接觸層麵做出積極反應311
四、 增強中美戰略互信312
五、 加強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傳統安全合作314
六、 推動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戰略互動與協調性合作
316
第四節加大與東南亞各國的合作318
一、 為東南亞國家的安全和發展提供公共產品318
二、 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321
第五節加大與東盟整體的合作322
一、 加強與東盟的政治互信323
二、 強化與東盟的經濟合作323
三、 積極推動以東盟為主導的東亞安全共同體325
第六節構建新型大國關係327
一、 中國周邊大國環境的複雜性327
二、 中國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具體措施328
第七節在應對南海問題上“軟硬兼施”329
一、 運用“軟製衡”緩解南海緊張局勢329
二、 運用“硬製衡”護持南海主權332
參考文獻334前言
前言
本書是作者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研究”(14FGJ005)的最終結項成果。
東南亞地區是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地區。然而，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依靠在東南亞的美菲、美泰等傳統同盟關係和美新準同盟關係，以及發展美越、美國與印尼、美國與東盟、美國與馬來西亞等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積極實施其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意在削弱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及鞏固自身的領導地位。特朗普上台後將奧巴馬政府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強勢擴展為“印太”戰略，地理區域則從亞洲太平洋擴大到整個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使其圍堵遏製中國的印太同盟戰略同奧巴馬政府推行的亞太再平衡同盟戰略在目標上一脈相承，在戰略手段和行為上也一以貫之。由於東南亞處於印太核心區域，因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同盟戰略也勢必對東南亞未來局勢及中國同該地區國家及東盟的關係帶來衝擊和影響。如加劇東南亞國家內部的競爭與矛盾，使東盟和東南亞國家陷入外交困境，對衝東盟的權威，弱化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等等。當前，中國正處於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時期，也正遭遇美國同盟戰略的極大挑戰，麵臨同盟戰略的巨大壓力。處於發展關鍵期的中國如何認知、對待和處理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是中國能否實現順利發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偉目標的關鍵。
同盟是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概念，同盟戰略則由此成為國際政治和國際安全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然而隨著國際形勢的巨變，傳統的軍事安全同盟理論及同盟戰略已不能滿足當今國際關係的現實需要，同盟以及同盟戰略理論亟待拓展和完善。美國是同盟及其戰略最為成功的締造者和運用者，同盟戰略是美國獲取國家利益以及維持其地區和全球領導地位的最主要路徑。而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不僅繼承了傳統同盟戰略，而且還打破了傳統同盟戰略的藩籬，對其進行了創新式擴展。因此，探討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於拓展和完善同盟理論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奧巴馬政府是美國曆史上最為重視東南亞地區的一屆政府，也是在東南亞事務上最有作為的一屆政府，其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更是舉世矚目。隨著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展開及美國國家安全與防務戰略的相繼出台，國內外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研究也隨之起步並走向深入。目前，國內外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研究可謂異彩紛呈，並顯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探討主要集中於美國政要的演講報告、美國亞太戰略的研究報告以及相關學術著述中。在美國政要對該問題的相關演講中，時任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在訪日、澳以及東南亞國家時都在演講報告中強調美國要堅持依靠盟友與夥伴的緊密關係來塑造亞太地區。時任國務卿希拉裏（Hillary Clinton）於火奴魯魯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2011）演講報告也強調美國將強化亞太雙邊同盟關係。
重返東南亞戰略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主要是由奧巴馬政府快速推進的一個戰略，是一個逐步實施的過程。對其的分析還體現在探討美國亞太戰略的研究報告上。研究報告分政府報告和智庫報告。在政府報告中，奧巴馬政府2010年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0）以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2012年發布的《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防務的優先事項》（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2014年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2015年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最具代表性，這些報告都強調美國必須繼續鞏固亞太地區傳統同盟和夥伴關係網絡，這其中就包括了美國必須鞏固與東南亞傳統盟友菲律賓、泰國和準盟友新加坡的關係以及發展與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組織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些政府官方報告為本書提供了寶貴而權威的第一手資料。
智庫報告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美國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IDA）、美國國家戰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INSS）以及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等幾大著名智庫的專家聯合發表的《美國和亞太地區：奧巴馬政府的安全戰略》（“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2009），以及簡·範·托爾（Jan van Tol）等人提交的《空海一體戰：聯合作戰概念》（“Air 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2010）。兩者均提出為維護美國利益，美國必須強化包括東南亞同盟在內的現有同盟，同時也要建立和擴大與包括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在內的新興夥伴國家的合作網絡。
在國內外學者的相關著述中，最著名的當屬伊麗莎白·蘭德爾（Elizabeth Randall）以及阿什利·泰勒斯（Ashley Tellis）等學者的作品。前者提出美國應建立“一個多角度的、多層麵的、長期的新的同盟戰略”。後者聯合其他學者主編的《戰略亞洲2014—2015：全球權力中心的美國同盟與夥伴關係》（Strategic Asia 201415: U.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t the Center of Global Power, 2014）全麵而具體地分析了亞太地區戰略及地緣政治格局變遷形勢下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同盟與夥伴關係。該著作強調美國既要加強既有同盟關係，又要尋找新的有地區影響力的夥伴以應對這一地區現有的和即將出現的挑戰。在國內學者的相關著述中，孫茹（2012）分析了奧巴馬時期美國的亞太同盟體係呈現出網絡化發展趨勢，並對其前景作出展望。周方銀（2013）探討了美國亞太同盟體係的形成與演變及其所帶來的影響與中國的對策。周建仁（2015）也認為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的同盟戰略的實質是既要鞏固和強化現有同盟體係，又要尋找和構建新的同盟關係。現有同盟體係就是美國與亞太五個國家構成的雙邊同盟體係，構建新的同盟關係則是指美國要提升與地區重要國家如新加坡、印尼、越南、印度等國家的戰略合作水平。這些學者的探討有較大意義，但並未構建起同盟戰略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是就同盟與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關係進行一般的概述性判斷。歐內斯特·鮑爾(Ernest Bower) 在《美國的東盟戰略》（“A US Strategy for ASEAN”, 2010）中認為美國的東盟戰略包括不僅要強化與美國的正式軍事條約盟友菲律賓和泰國的關係，而且也要同印尼、越南發展戰略和安全夥伴關係。喬伊·朗（Joey Long）等五位專家在《美國重返亞洲》（“U.S. Reengagement in Asia”, 2011）一文中認為在美國重返亞洲過程中，同盟對美國加強與東南亞聯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沃爾特·洛曼（Walter Lohman，2015）則在亞洲及太平洋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證詞中強調了美國的東南亞同盟，特別是美菲、美泰同盟的重要價值。
三是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研究多集中在美菲同盟這一個案的探討上。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的《美菲同盟：強化安全和貿易夥伴關係》（“The U.S.Philippines Alliance: Deepening the Security and Trade Partnership”, 2012）討論了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背景下深化安全及經貿合作的美菲同盟戰略。托馬斯·盧姆(Thomas Lum)等人的《菲律賓和美國利益》（“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S. Interests”, 2012）論述了菲律賓與美國利益的關係，並從美菲同盟角度探討了菲律賓在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中的作用。盧克·亨特(Luke Hunt)的《美國強化在菲律賓的軍事存在》（“U.S. Increasing Military Presence in Philippines”, 2012）討論了美國在菲律賓不斷增加的軍事存在及日益密切的美菲同盟關係。袁征（2010）認為奧巴馬政府的重返東南亞戰略依靠地區同盟，尤其是美菲同盟。鞠海龍（2013）認為美國南海政策及美菲同盟關係的深化影響了菲律賓親美政治勢力對南海問題的判斷，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菲律賓南海政策的激進化。
四是在探討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時中國更多地成為關注的對象。早在2003年，艾琳·巴維耶拉（Aileen Baviera）在《美國東亞和亞太同盟中的中國因素》（“The China Factor in U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 Pacific”, 2003）中強調任何對美國亞太地區同盟的探討，都離不開對中國在地區安全中的角色分析，特別是這種角色對美國同盟體係所帶來的影響。作者還通過提出四個問題來全麵理解當代美國同盟體係中的“中國角色”。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的長篇報告《美國在東亞的盟友和安全夥伴對中國崛起的反應》（“The Response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 2008）係統闡述了在新形勢下美國的東亞盟友和安全夥伴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馬來西亞學者郭清水（ChengChwee Kuik）等聯合撰寫的《美國重返東南亞的中國因素：聚合對衝的動力和限製》（“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 ‘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 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2012）認為在美國重返東南亞的過程中，中國因素既是聚合對衝戰略的動力，也是其限製因素。羅會鈞（2011）認為美重返東南亞的主要動因就是牽製中國，並給中國提出了戰略對策建議。時永明（2011）認為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存在視中國為新夥伴與視中國為其同盟戰略針對對象的政策兩麵性。此外，翟坤（2003）、曹雲華（2002）、韓鋒和張潔(2003)、夏立平(2002)、陳喬之(2003)等較早探討了美國重返東南亞的戰略意圖、影響及中國應采取的對策。
這些文獻都對本書有較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但這些文獻都隻是將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置於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或呈現在報告等層麵上，或進行概述，或集中在個案，並未對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作出專門分析，且都將傳統同盟與夥伴關係分開來探討，未能將兩者有機統一。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文獻對同盟戰略的分析僅停留在普通層麵，並未提升到理論高度，換言之，缺少分析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理論框架以及未能將美國的東南亞同盟戰略與重返東南亞戰略置於同一課題下進行整合研究。
本書共有六章，第一章在闡述二戰後美國介入東南亞的戰略演變基礎上解析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以及剖析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之中國因素。第二章重點探討同盟對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整體功能和特殊功能。在分析同盟對大國特別是美國的發展和崛起影響的基礎上，挖掘同盟在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中的整體功能，包括基石功能、塑造功能、耗散功能以及牽引輻射功能，以及美菲、美泰同盟及美新（準同盟）的特殊功能。第三章主要剖析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框架及特點。美重返東南亞戰略主要通過同盟戰略而展開，隨著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從模糊走向清晰，其同盟戰略的內容框架也逐漸清晰：維護權力均衡、塑造和應對威脅、對外援助和跨國滲透，以及謀求一致性的意識形態等。奧巴馬上台後，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步伐加快、力度更大，並呈現出諸多顯著的特點：從內容上來說，既包括鞏固傳統軍事同盟關係，還包括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其從內涵到外延都有擴展，特色鮮明。從時間上而言，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開始於小布什政府，發展成熟於奧巴馬政府，特朗普政府則將在某些方麵繼續鞏固，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從空間上而言，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立足於東南亞地區，並逐步擴散至亞太乃至全球地區。在可預見的未來，同盟戰略仍將是美國實現其東南亞戰略利益、維護地區領導和優勢的有效工具。第四章重在跟蹤小布什政府時期、奧巴馬政府時期以及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及其調整。第五章立足於對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的影響進行評估。主要就同盟戰略對東盟、中美關係、美國自身、中國安全環境和亞太安全等方麵的深遠影響進行評估。第六章提出美國同盟戰略背景下中國的應對策略。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視中國為最重要的變量之一，加之中美關係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因此，中國須積極地加以應對，即理性客觀地全麵評價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繼續提升綜合實力和對外的魅力外交，加大與美國在東南亞的合作力度，降低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對中國的負麵效應，加大與東南亞各國以及東盟的合作，加大與周邊大國的合作，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在南海問題上“軟硬兼施”。
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同盟戰略研究第一章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及其中國因素分析
第一章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及其中國因素分析東南亞地區以其豐富的資源和極其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立足於世界舞台。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和領導者，傲立全球。在二戰以來美國不同時期的全球戰略中，東南亞地區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根據地區和國際形勢的不同及美國相應做出的戰略反饋調整，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或采取介入戰略或采取收縮戰略，不一而足。“9·11”事件爆發後，小布什政府借反恐之名再次重返東南亞，大力加強同東南亞盟國和戰略合作夥伴的軍事安全合作，但中東反恐戰爭、核擴散等地區熱點問題耗費了美國大量的人力物力，再次削弱了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戰略關注度。與此同時，隨著東南亞和整個亞太地區成為全球經濟的增長引擎之一，以及中國在該地影響力的日趨增強，美國在這一地區日益呈現邊緣化的趨勢。為扭轉這一趨勢，奧巴馬總統上台後，采取多種措施，多管齊下，大張旗鼓實施重返東南亞戰略。奧巴馬上台後不久，國務卿希拉裏在參加東盟外長擴大會議時高調宣布“美國回來了”，表示美國重新將東南亞視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將全麵參與東南亞事務。此舉正式開啟了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新征程。“Hillary Clinton Remarks with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Korbsak Sabhavasu”， July 21， 2009， https:\/\/2009—2017. state. 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july\/126271. htm.此後，奧巴馬政府推出了一係列備受關注的東南亞政策：國務卿希拉裏首訪選擇了東南亞國家，並代表美國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邁出了與東盟深度接觸的一大步；2009年11月，首屆美國—東盟峰會召開，奧巴馬總統熱情參與其中。與會期間，奧巴馬積極展開與東盟的對話，並與東盟十國領導人會晤。在具體政策方麵，奧巴馬上台後不僅鞏固了與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準同盟與美泰、美菲同盟相比，美國與新加坡雖然沒有簽訂正式的同盟條約，但兩國的軍事關係遠比美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密切。）等的關係，而且還大力強化與印尼、越南、東盟等國家和組織的關係，並與之發展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而且極為重要的是，奧巴馬政府還大大改善了以往與美國關係不佳的一些國家的雙邊關係，如緬甸。奧巴馬政府一改往屆政府對緬甸的強硬態度，重新評估並製定新的對緬甸政策。此外，奧巴馬政府還明確表示介入南海問題。在多邊領域，美國積極發展與湄公河流域國家的關係，提出“美湄合作新框架”的構想；積極展開與東盟的合作，等等。奧巴馬政府的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東南亞及東盟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標誌著美國再度積極、高調地重返東南亞，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逐步形成、成熟。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重返東南亞戰略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核心，中國因素則是推動美國積極實施重返東南亞戰略的重要動因。如果說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重返東南亞是為遏製中國崛起，那麼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繼續強化重返東南亞戰略則是為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力。
第一節戰後美國介入東南亞的戰略演變
一、 戰後美國介入東南亞的曲折發展
東南亞各國發展相對均衡，沒有形成明顯的極貧極富國家，文化或宗教方麵也是多元發展，沒有形成占主導地位的某一種文化或宗教。付瑞紅：《美國東亞戰略的中國因素（1989—2008）》，中共中央黨校學位論文，2010年，第120頁。從地緣上可以把東南亞分為海上東南亞和陸上東南亞兩個次地區。陸上東南亞主要是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和老撾，海上東南亞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和文萊。［新西蘭］ 尼古拉斯·塔林主編，賀聖達等譯：《劍橋東南亞史》Ⅰ，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頁。東南亞處於大洋、大洲的連接處，且自然資源豐富，是交通和貿易的戰略樞紐，是大國的競爭和爭奪之地。對於有全球利益的美國而言，地緣戰略價值重大的東南亞地區尤為重要。如果東南亞落入敵手，美國將在政治上經受大潰敗；劉同舜等：《戰後世界曆史長編，1950—1951》第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3頁。在軍事上將會威脅美國在太平洋沿海島嶼鎖鏈中的地位；《關於美國國防部侵越秘密報告材料彙編》，三聯書店，1973年，第871頁。在經濟上會造成嚴重後果。《關於美國國防部侵越秘密報告材料彙編》，三聯書店，1973年，第788頁。因此，美國逐漸介入東南亞地區。二戰結束至今，為維護地區和全球領導地位，美國政府依據戰略實際，不斷調整其東南亞戰略。作為地區和全球領導者，美國的東南亞戰略調整影響廣泛而深遠。因此，回顧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介入東南亞地區的曆史演變，進而研判其未來走向和發展趨勢，對完善我國的東南亞戰略大有裨益。
冷戰以來，美國介入東南亞呈現強力介入時期與收縮時期交替循環的發展規律，至今，美國對東南亞大致有四個強力介入時期以及三個收縮時期。
第一個強力介入時期是從冷戰開始至60年代末的冷戰前期，即從杜魯門總統的第二任期到約翰遜總統卸任。在此期間，1952年出台的《關於在東南亞的行動目標和方針》標誌著杜魯門政府開始重視東南亞地區，並將其視為全球戰略的組成部分；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多米諾骨牌”理論“多米諾骨牌”理論是指一旦印支三國被共產主義控製，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將像骨牌一樣紛紛倒塌，如緬甸、泰國、馬來半島和印尼都將被共產主義控製，再接著日本、菲律賓近海島嶼防務圈都將受到威脅，甚至澳大利亞、新西蘭也將受到威脅。參見James Tyner， Americas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Terror War，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p.87.，奠定了這一時期美國東南亞政策的理論基礎；肯尼迪總統通過“秘密戰爭”的方式，開啟了以武力介入東南亞的序幕；約翰遜政府直接參與越南戰爭，使美國跌入武力介入東南亞的深淵。這是美國戰後首次強勢介入東南亞。
這一時期，美國介入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內容是：第一，與菲律賓、泰國相繼建立軍事同盟關係。1950年，美國與泰國先後簽訂《美泰經濟技術援助協定》和《美泰軍事援助協定》。1951年，美菲兩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結成同盟關係。為抵抗共產主義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1954年9月，美國攛掇包括菲泰等國在內的幾個國家簽訂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建立東南亞條約組織，為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提供了法理依據。［美］ 孔華潤（沃倫·科恩）主編，周桂銀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317頁。1962年，美泰簽署《美泰外長聯合聲明》，兩國正式成為軍事盟友。第二，通過提供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強化與東南亞的關係。如1954—1955財年，美國向印支地區共援助21.33億美元。John King， Southeast Asia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56， p.157.對於軍事盟友泰國和菲律賓，美國的援助則更多。1958—1967年，美國對泰國的經濟援助總計達3.584億美元，軍事援助達4.385億美元。數據來源：David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Thailand， California: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144.據統計，二戰後直到70年代中期，除去越戰開支，美國對東南亞的總援助（370多億美元）占美國全球援助總額的比例高達22%。如果算上越戰開支，則美國對東南亞的援助總額更是高達1380多億美元。轉引自王士錄、王國平著：《從東盟到大東盟——東盟30年發展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332頁。而作為美國原殖民地的菲律賓，獲得美國的援助位居東南亞地區第二，僅次於南越。1946—1961年，菲律賓獲得美國的援助總額達12.649億美元。［美］ 魯塞爾·法菲爾德著，群力譯：《美國政策中的東南亞》，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214頁。除了直接的經濟援助外，美國還向該地區國家提供了大量技術援助，以幫助東南亞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國私人資本的投資等，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East Asian Security; Cambodia; Laos， Vol.XXI，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p.258259.幫助東南亞國家發展經濟。這些援助對於美國控製東南亞地區具有重要作用，正如美國前總統約翰遜所吹噓的那樣：美國提供的是財政上的援助、有關的建議和鼓勵；雖然不是這些組織中的成員，但美國已經掌握著領導權了。Chitamani Mahapatra， American Role in the Origin&Growth of ASEAN， New Delhi: ABC Publish House， 1990， p.71.第三，支持東南亞國家的聯合。美國支持東南亞國家建立各種聯合組織，如1954年，由泰、老、柬建立的“東南亞佛教國家集團”；1961年由馬、泰、菲組建的東南亞聯盟；1963年由馬、菲、印尼組成的“馬菲印多”；1967年成立的東盟等。第四，通過戰爭手段強行介入東南亞地區問題。這主要是指越南戰爭。1955年，越南戰爭爆發，美國幾屆政府都參與到這場戰爭當中。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正值越南戰爭爆發，美國在戰爭一開始就介入了戰爭，對南越政府提供了巨大援助。此後的幾屆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戰爭當中：肯尼迪政府發動特種戰爭，直接參與到越南戰爭中；約翰遜政府更是將越南戰爭進一步升級；尼克鬆政府則逐步從越戰中撤軍和退縮。
冷戰時期，美國的東亞遏製戰略的指導思想，一是美國稱霸全球的地緣政治戰略訴求，二是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意識形態。資中筠：《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裏根》，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117頁。因此，冷戰前期美國介入東南亞的原因主要是：一填補二戰後東南亞地區的權力真空。二戰改變了世界權力格局，削弱了眾多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前殖民宗主國也紛紛從東南亞地區撤出，一時造成東南亞地區的權力真空。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在法國從印支地區退出後所指出的，由共產黨人還是美國人來填補法國勢力退出而留下的權力真空才是首要重點。［美］ 杜勒斯著，北京編譯社譯：《戰爭或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第112頁。二為防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東南亞是美國打造的所謂西太平洋安全島鏈的重要一環，是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主體戰場。早在1949年，美國就提出了全麵的東南亞政策，對東南亞國家進行經濟、軍事、技術等全麵援助，以使該地區成為遏製共產主義的前沿陣地。Gary Hess，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35336.這為冷戰期間美國的東南亞政策奠定了“防共、反共”的基調。整個冷戰時期，美國的東南亞政策都是圍繞防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而進行的，如主導建立東南亞條約組織也是為了將之與澳新美條約、中部條約組織及北約連接，構成巨大的反共同盟之弧。John Stirling， “ASEAN: The AntiDomino Factor”， Asian Affairs， Vol. 7， No.5， 1980， p.274.肯尼迪總統就曾讚譽美國對湄公河的開發援助就是對社會主義的最好回應。John Kennedy， “Remarks at Muscle Shoals， Alabama， at the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TVA”， May 18， 1963，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Kennedy， 1963，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p.409411．
然而，越南戰爭所耗費的巨大人力、物力成本，特別是巨大的人員傷亡在美國國內引起反戰浪潮，國際輿論也開始指責美國。在此態勢下，美國開始在東南亞實行軍事上的大舉收縮。1969年出台的“尼克鬆主義”奠定了此後一段時期美國從東南亞抽身、在亞洲實行收縮戰略的基礎。此後，美國逐漸減少對越戰的投入直至完全從越戰中抽身。70年代初，“美國國家利益”界定專家就建議美國不要把東南亞地區視為美國的關鍵利益區。Frank Darling，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Permanency and Change”， Asian Survey， Vol.14， No. 7， 1974， p.608.1973年1月美國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複和平的協定》，協定簽署後的兩個月內，美軍全部從越南境內撤出。1976年泰國美軍基地的關閉標誌著美國作為“東南亞支配性力量”時代的結束。Robert McMahon，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Ⅱ，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89.在此後的近10年時間中，以“鼓勵亞洲國家擔負自身國家安全和防務、避免拖入像越戰那類衝突”為主要內容的“關島主義”被視為這一時期美國東南亞政策的指導原則，美國進一步減少了對東南亞的介入。這是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第一次收縮期。
美國第二次強力介入東南亞是20世紀80年代。正當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處於介入東南亞的收縮期時，蘇聯卻抓住機遇，乘機在東南亞地區進行大肆擴張，尤其是在越南迅速擴大影響力，填補美國撤出留下的戰略真空。在美國和蘇聯的一退一進中，蘇聯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快速增長，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構成嚴重威脅。因此，由於蘇聯在東南亞的擴張，進入80年代，東南亞地區作為“連接東西方的海上和空中要道”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樣板”，再度被認為對美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Kenneth Conboy， “Challenges to the U.S.ASEAN QuasiAlliance”， Archived Document， No.60， April 21， 1987， http:\/\/www. heritage. org\/report\/challengestheusaseanquasialliance.裏根總統上台後，隨即著手調整東南亞戰略，再次強勢介入這一戰略要地，迅速掀起了美國二戰後強勢介入東南亞的第二次浪潮。與第一次強力介入東南亞時主要專注於意識形態和軍事對抗不同，美國第二次強力介入東南亞則偏好更溫和平順、更靈活多樣的方式。外交上，美國加強與東盟的合作關係並注重發揮東盟的作用，在減輕自身外交壓力的同時加強了協調地區事務的能力。裏根政府時期，美國加強了與東盟合作的常態化和製度化，且合作範圍也擴大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麵。在東南亞地區事務上，美國支持東盟發揮主導作用。在柬埔寨問題上，美國並沒有直接幹預，而是支持東盟在解決柬埔寨問題中的立場。軍事上，美國通過加大對東南亞國家的軍事援助、軍售、幫助培訓東南亞國家軍事人員等方式增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防務合作。這一時期，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軍事援助從1978年的1.63億美元上升至1984年的3.27億美元。劉宏：《美國對東南亞政策重心的轉變：從卡特到裏根》，載《南洋問題研究》，1987年第1期，第68頁。在軍售方麵，東盟國家購自美國的軍事武器額從1978年的2.54億美元猛增至1982年的16.76億美元。此外，美國還花費巨資培訓東盟國家軍事人員。尤洪波：《冷戰期間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演變》，載《東南亞》，2000年第3—4期，第39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側重於與盟友的合作。如美國對泰國的軍援從1979年的3200萬美元上升至1984年的1.06億美元。而美國1983年對東盟5國15.69億美元的軍售中，出售至泰國的就有6.9億美元。尤洪波：《冷戰期間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演變》，載《東南亞》，2000年第3—4期，第39頁。經濟上，美國重視與東盟發展經貿關係。美國—東盟的貿易額從1980年207.93億美元上升至1988年的347億美元；美國對東盟的投資額從1980年的47.52億美元猛增至80年代末的120億美元。尤洪波：《冷戰期間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演變》，載《東南亞》，2000年第3—4期，第37—39頁。在意識形態方麵，美國極力鼓吹東盟國家進行內部改革，實行政治民主化。美國認為內部改革將有利於發展經濟和壯大中產階級，增強國家的民主信念，《時代》周刊，1986年5月12日，第19頁。轉引自劉宏：《美國對東南亞政策重心的轉變：從卡特到裏根》，載《南洋問題研究》，1987年第1期，第68頁。從而有利於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
美國此次強力介入東南亞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與蘇聯爭奪世界霸主地位。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蘇爭霸態勢中，美國處於相對劣勢，70年代是美國“收縮”的十年。然而，兩強爭霸，權力必定是此消彼長的，“收縮”的美國造就了“擴張”的蘇聯。尤其在兩國爭霸的前沿地帶——東南亞地區，美國的撤退和收縮正好給蘇聯肅清了在該地的障礙。蘇聯當機立斷，與越南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兩國建立軍事同盟關係。根據同盟約定，蘇聯獲得了越南軍事基地的使用權和軍隊駐紮權等權利。這使蘇聯在東部的軍事部署從其本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躍至東南亞地區，極大地擴展了蘇聯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範圍。這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自由航行和軍事部署，再加上80年代美蘇爭奪的主要焦點在第三世界，時任總統裏根在《自由、地區安全和全球和平》中指出美蘇以第三世界為兩國爭奪重點，美對蘇實行有限推回的新遏製政策。楊茂生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3—614頁。地緣戰略價值重要，又有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東南亞地區無疑成為焦點中的焦點。因此，美國有官員曾指出，這一時期美國加強與東盟的合作是為遏製越南的侵略野心及削弱蘇聯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和影響。《霍爾德裏奇1981年7月15日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的講話》，載《當代東南亞》，1981年第3期。
冷戰結束，蘇聯陣營分崩離析，美國如願成為世界霸主和全球領導者。東南亞地區作為兩大陣營爭奪的前線自然失去了利用價值，而美國的戰略重心也隨著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等轉向中東。同時，美國在菲律賓、泰國的大部分軍事基地被迫關閉，大部分軍事人員撤出，美國與東南亞地區的雙邊軍事同盟關係逐漸疏遠和淡化。政治上，美國對印尼、緬甸、老撾等國的人權等內政問題粗暴幹涉和批評，引發這些國家對美國不滿；經濟上，美國對東南亞金融危機不管不顧，任由東南亞國家遭受危機困境。整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至“9·11”事件前，美國對東南亞地區實行“善意的忽視”政策，Diane Mauzy and Brian Job，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y， Vol.47， No.4， 2007， pp.622641.東南亞地區被置於美國對外政策的邊緣，Amitav Achaya， “Security and Security Studies after September 11”， in Ken Booth and Tim Dunne， eds.， Word in Collis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London: Palgrave\/New York: St Martins， 2002.美國—東南亞關係走入了第二次低穀。
“9·11”事件爆發後，美國以“反恐戰爭”背景下的軍事重返東南亞為先導，逐步實施重返東南亞戰略。美國介入東南亞進入第三次高峰期。2001年美國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將包括東南亞的東亞沿岸地區視為美國有關鍵利益的地區。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p.4， http:\/\/archive. defense. gov\/pubs\/qdr2001.pdf.據此，有學者認為東南亞沿海地區重新成為美國的頭等戰略地區。Barry Desker， “Kumar Ramakrishna， Forging an Indirect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5， No.2， 2002， pp.161176.此次高調介入東南亞的最主要目標是聯合反恐，主要方式是通過強化同泰國、菲律賓的傳統軍事同盟關係以及同新加坡的準軍事同盟關係，加強同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關係，推動東南亞國家形成反恐整體同盟。在反恐方麵，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簽訂《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宣言》，將東南亞視為第二反恐前線。John Gershman， “Is Southeast Asia the Second Front?”， Foreign Affairs， Vol.81， No.4， 2002， pp.6074.在強化同盟關係方麵，小布什訪問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強化了美國與它們的關係，並宣布菲律賓和泰國為美國的“非北約主要盟友”。菲泰兩國在“9·11”事件後都對美國提供軍事設施，允許美軍機飛越領空。美國甚至還直接出兵進駐恐怖組織武裝力量盛行的菲南地區，並對菲提供大量軍事援助，使菲成為此時期獲得美國軍援最多的東南亞國家及世界第四大美國軍援受益國。對新加坡，美國加快與其的自由貿易談判，並最終與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在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新加坡被稱為美國的“親密朋友”。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在改善同其他東南亞國家關係方麵，美國也是做了大量工作。如停止批評馬來西亞的人權問題等，與馬來西亞簽訂《貿易及投資框架協議》，改善摩擦不斷的美馬關係。美國也與印尼、文萊等國簽訂了《貿易及投資框架協議》。對於印尼，為回報印尼與美國的反恐合作，美國承諾提供印尼7億多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取消對印尼的“非殺傷性”武器出口限製，並計劃與印尼簽署軍事合作協議。夏立平：《美國軍事上重返東南亞及其對亞太安全的影響》，載《美國問題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1頁。對於越南，美國利用俄羅斯撤出越南金蘭灣基地的機會向越南提出有償使用金蘭灣的港口和機場的請求。［日］ 高木桂一：《美國正式提出使用請求》，《產經新聞》，2002年4月6日。
這一階段美國積極介入東南亞地區不僅僅是為打擊恐怖主義，而且也是為維持其在該地區及其全球的領導權，遏製日益發展壯大的中國。2002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必須確保挫敗敵人，必須突出美國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和安全”。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2005年美國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中視中國為“常規威脅”的最高級，2006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則進一步將中國定位為“最大的潛在對手”。卞慶祖：《布什政府的亞太戰略》，載《和平與發展》，2007年第1期，第17頁。普林斯頓大學出台的安全報告中也建議美國聯合盟友以防備中國。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September 27， 2006， http:\/\/www. princeton. edu\/~ppns\/report\/FinalReport.pdf
從小布什總統的第二任期起，美國霸權衰落的跡象愈發明顯，主要體現在：國際社會反美情緒高漲，美國國內經濟增長緩慢、經濟衰退跡象顯現，深陷消耗巨大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海外軍事負擔沉重。而與東北亞相比，東南亞地區麵臨的絕大部分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因此，美國認為東南亞並無大規模傳統安全問題，因而忽視了該地區。Kim Kyungwon， Tommy Kob， Farooq Sobhan， 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Views， The Asia Foundation， 2004， pp.3839.美國對東南亞的介入再度進入相對低潮期。
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在東南亞麵臨的形勢不容樂觀，美國又一次介入東南亞。這是美國對東南亞地區實行強力介入政策的又一高潮，也是美國曆史上對東南亞地區事務介入程度最深、介入範圍最廣的時期。我們將美國這次介入東南亞的政策稱為重返東南亞戰略。但從學術分析角度而言，認識重返東南亞戰略必須追根溯源到小布什政府時期，並且展望特朗普政府時期該戰略的前景。小布什政府的重返東南亞戰略內容較單一，進展較慢，且其第二任期還有所退縮。奧巴馬政府則全麵深入地推動實施重返東南亞戰略，以達到平衡中國影響力、強化地區秩序主導權、維護自身安全利益的戰略目的。（奧巴馬政府的重返東南亞戰略在下一節中有詳細闡述。）
通過分析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介入東南亞地區的曆史演變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其呈現出“強—弱—強—弱—強—弱—強”的波浪式曲線發展規律。美國介入東南亞經曆了戰略戰術從無到有，戰略目標從模糊到清晰，戰略內容從單一領域到全麵係統的漫長發展曆程，至奧巴馬任期結束，美國的重返東南亞戰略基本發展成熟。從目前來看，特朗普政府在“美國第一”的原則指導下，其對東南亞的關注和投入應該比奧巴馬政府要少，預計其對東南亞的介入又將進入一個相對低潮期。
二、 戰後美國介入東南亞的特點
（一） 美國介入東南亞由單一介入走向多元全麵介入
二戰結束後，美國主要通過軍事手段介入東南亞，並在軍事合作、軍事幹預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和深化到其他領域。美國21世紀重返東南亞，尤其是奧巴馬上台後的重返東南亞戰略與美國冷戰期間介入東南亞相比，內涵更加豐富，範圍更加廣泛，力度更大，方式更為多樣，已發展成以軍事為先導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麵介入。以軍事實力為核心的“硬實力”是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重要保證，以傳統安全為中心的安全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主要內容，尤其是在冷戰時期和小布什政府執政前期，這一特征體現得更為明顯。因此，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強大的軍事實力將始終是美國推行對外戰略的基礎，強化軍事合作，尤其是軍事同盟和戰略夥伴之間的軍事安全合作是美國介入東南亞的總體特征。
然而，與前兩次介入東南亞不同的是，21世紀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內容還涵蓋了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和外交領域，奧巴馬上台後進一步向這些領域深化和拓展。除了不斷強化與東南亞國家中盟國和戰略夥伴的軍事合作關係外，政治上，美國不僅沒有放棄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而且認為有進一步強化的必要，認為“民主”政體是和平與安全的重要保障。冷戰結束後，美國宣稱世界上隻有三個地區的國家尚未建立“民主”政體：擺脫蘇聯統治、獲得獨立不久的東歐國家、阿拉伯國家和某些東亞、東南亞國家高秋福：《美國“民主化”戰略的三個主攻方向》，載《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05第4期。。其中，後兩者在建立“民主”政體進程中最為落後。世紀之交，東歐一些國家在美國的操縱下發生了“顏色革命”，中東、北非地區一些國家近來也被推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而在東南亞，“民主進程”似乎發展得不甚順利，在美國看來緬甸、老撾、越南等“民主化”的落伍者應該成為美國重返東南亞的重點“幫助”對象。Matthew Daley， “U.S. Interests and Policy Prior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he DISA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Management， Vol.25， No.4， 2003.為此，美國在其“巧實力”外交的推動下，加緊推動新的一批東南亞國家走上“西式民主”的道路，試圖將其發展成為美國政治戰爭的新的戰利品。
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也是美國強化介入這一地區力度的重要原因。1993—2005年，除東盟區域內貿易，美國是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也是第一大區外出口市場和第二大或第三大區外進口市場。盧光盛：《東盟與美國的經濟關係：發展、現狀與意義》，載《當代亞太》，2007年第9期，第35頁。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亞洲各國迅速走出經濟低穀，表現出驚人的恢複能力。有預測稱，今後一段時間內，亞洲經濟增長率將繼續高於歐美及世界平均值，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將超過北美、歐盟，貿易量將超過北美，逼近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區。賴向陽、潘啟亮：《近期美國的東南亞戰略及對中國的影響芻議》，載《東南亞研究》，2002年第2期。在經濟相互依存的今天，世界各國都希望搭乘亞太經濟增長的快車，美國也不例外。東南亞大多數國家正在大力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對美國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需求迫切。東盟及其部分成員國又是美國盟友和長期的戰略合作夥伴，深化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關係，有助於美國擺脫當前的經濟困境，也符合美國在該地區的長期戰略利益。
近年來，美國重啟了受到“9·11”事件影響而一度中斷的美國—東南亞文化交流，向東南亞地區推廣美國文化，謀求培育東南亞青年一代的“親美”傾向。在眾多西方國家中，美國是最早奉行“新殖民主義”的國家，具有很強的文化輸出意識。冷戰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就曾經指出文化輸出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教會蘇聯的年輕人唱我們的歌曲並隨之舞蹈，那麼我們遲早將教會他們按照我們所需要他們采取的方法思考問題。”轉引自《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曆史教訓》，載《黨史文彙》，2007年第8期。近年來，美國政府將文化的輸出作為“巧實力”外交的重要內容，並給予積極的支持。在美國重返東南亞的過程中，美國製定並強化了其相應的文化戰略，將文化作為與軍事、經濟等並駕齊驅的戰略武器，在世界範圍內大力推行美國文化，企圖用美國的文化來影響和塑造東南亞。
（二） 美國介入東南亞始終著眼於打擊戰略對手，鞏固世界霸權
縱觀二戰後美國介入東南亞的發展演變曆程，可知美國介入東南亞既受美國自身實力、地位變化以及地區戰略利益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又有始終著眼於打擊戰略對手、鞏固世界霸權的主觀考量。顯而易見，二戰結束以來每一階段美國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的介入，其行為邏輯的前提總是亞太地區內總存在著一個潛在的可能主導地區秩序的強國或者國家集團——美國的戰略對手，例如，冷戰時期與美國展開全麵較量的蘇聯、20世紀80年代企圖取代美國經濟霸權地位的日本（當時日本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排全球第二，對美國經濟霸權構成嚴重威脅）以及21世紀的中國。麵對這些挑戰，美國采取措施，對症下藥：對蘇聯，美國與之展開曠日持久的冷戰，拖垮了“紅色帝國”；對日本，美國聯合英、法、德等西方國家使得日本經濟陷入長達十多年的低迷期，最終各個擊破，成功維護了霸主地位。如今，雖然美國全球層麵上的絕對霸權優勢仍然明顯，但在亞太地區層麵，美國卻受到了中國崛起的衝擊和影響。為了維護其霸權地位，美國近年來不斷鞏固和強化它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安排，其針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極為明顯。2010年1月，美時任總統奧巴馬在發表國情谘文演說時誓言捍衛美國的“全球地位”，再次體現出美國對霸主地位的執著。“Obamas State of the Union Transcript 2010:Full Text”， January 27， 2010，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0\/01\/obamasstateoftheunionaddress032111.與美國前兩次強勢介入東南亞相比較，美國21世紀重返東南亞過程中有著與冷戰期間極為相似的戰略部署，即利用這些環繞中國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的國家，形成對中國環狀包圍圈。顯而易見，美國冷戰時期圍堵蘇聯的“邊緣地帶論”在中國崛起背景下又死灰複燃。美國故伎重演，無非是將中國視為21世紀的戰略對手，試圖通過包圍、遏製中國，阻撓中國繼續發展。根據美國介入東南亞的經驗推斷，在美國21世紀重返東南亞的過程中，美國對中國戰略包圍的力度隻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不斷增強，短期內沒有減弱的可能。
第二節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解析
一、 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國內外動因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建立了絕對的霸權，占據了國際體係的領導地位。其霸權和領導地位主要體現在處於主導地位的經濟、超級地位的軍事、有影響力的製度、有號召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美］ 斯蒂芬·沃爾特著，郭盛、王穎譯：《馴服美國權力：對美國首要地位的全球回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22頁。然而，冷戰結束後特別是“9·11”事件以來，美國的霸權遭受一係列挑戰。“9·11”事件暴露了美國軍事的脆弱性，2008年金融危機不僅極大打擊了美國經濟，削弱了其經濟霸權，而且對美國的整體實力造成了巨大衝擊，導致其整體實力大幅下降。有學者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給美國帶來巨大損害，直接削弱了其近1\/3的實力。Robert Pape， “Empire Falls”， National Interest， No.99， February 22， 2009， pp.2134. 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領導力和影響力更是大不如前，且有進一步減弱的趨勢。為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甚至全球利益，美國不得不調整以往“忽視東南亞”的政策，轉而實行重返東南亞戰略。奧巴馬上台後，逐步實施了更具變革性和影響力的東南亞戰略。Donald Weatherb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46.
（一）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點是促進重返東南亞戰略的實施
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先後實施重返亞太政策“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12 January，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轉向亞太政策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10 November， 2011，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1\/176999.htm.，至2011年11月，亞太再平衡戰略The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ay Carney”， November 19，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11\/20\/pressbriefingpresssecretaryjaycarney11192013.正式出台。這些亞太政策雖稱謂不同，但其實質卻是一致的，都是美國用以繼續加強其在亞太地區的滲透，維持地區和全球霸權。JaeKyung Park，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Asias Pivot to the US”， Asia Pacific Bulletin， No.173， July 19， 2012， p.1.由於亞太戰略的整體需要，美國又全麵提升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積極實行重返東南亞戰略。奧巴馬上台之初，美國政府的亞太政策就強調要對東南亞地區給予更多的、特別的關注。Jeffrey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p.1718. 2009年，美時任國務卿希拉裏首訪亞洲的日、印尼、韓、中等國家，打破了近50年來新任政府國務卿首訪歐洲國家的慣例。對此，有學者指出，希拉裏對日韓等東北亞盟國的訪問意在說明美國將繼續關注傳統盟國，這是對美國傳統亞太政策即將得到延續和繼承的最好注腳，而國務卿在首訪中對印尼的訪問則表明美國將重視東南亞地區，這宣示著美國亞太政策的變化，Ralph Cossa， “Continuity and Change: U.S. Asia Policy”， PacNet， No.18， 2009. 揭示出東南亞地區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極端重要。Robert Sutt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U.S. Policy in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1， No.2， 2009， p.214.東南亞是亞太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中心。Sheldon Simon， “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Courting Partner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17， No.2， 2015.奧巴馬上台不久，美國就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送給東盟的見麵禮。此後美國更是大刀闊斧，在東南亞采取一係列措施，從推動湄公河下遊行動計劃到正式加入東亞峰會，從啟動“美國—東盟峰會”到將其製度化為年度峰會，從強化與菲泰等國的同盟關係到發展與越、印尼、馬來西亞的夥伴關係再到改善與緬甸的關係，在南海問題上從“中立、不介入”到高調介入等。可以說，在奧巴馬的亞洲政策中，東盟處於絕對核心地位。Donilon， “President Obamas Asia Policy and Upcoming Visit to Asia”， CSIS Report， November 9， 2012.美國前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就曾在聽證會上指出，奧巴馬政府的東南亞政策就是“再平衡中的再平衡”。Michael Fuchs，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sia & The Pacific”， December 2， 2015，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5\/12\/250315.htm.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官員也持同樣的觀點。Patrick Cronin， “Sustaining the Rebalance in Southeast A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6.總而言之，奧巴馬政府毫無疑問是二戰後美國最重視東南亞、對東南亞最友好，也是在東南亞最有建樹的政府。
（二） 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下降
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下降主要有內外兩方麵因素，內因是美國自身對東南亞實施忽視政策，在東南亞少作為或不作為而導致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下降。外因是冷戰以來，世界各大國都紛紛改善和加強與東南亞地區的關係，東南亞地區重新成為大國勢力競爭的舞台，客觀上降低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1. 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實施忽視政策導致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降低。冷戰結束至“9·11”事件爆發前的這段時間，美國對東南亞的介入進入又一個低潮期。冷戰結束後，美軍相繼撤出了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也相應大幅減少了對東南亞的軍事援助。在麵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立即製訂了對韓國的援助計劃，而對包括盟友泰國、菲律賓在內的東南亞重災區，美國卻置之不理。對此，東南亞各國對美國的表現極度失望，甚至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必要都產生了懷疑。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就曾強烈質疑美國能否繼續維護東南亞地區的穩定。Michael Wesley， The Howard Paradox， Australian Diplomacy in Asia， 1996—2006， Sydney: ABC books， 2007， p.123.“9·11”事件爆發後，美國雖然聯合東南亞國家大力推行反恐行動，在當地開辟反恐第二戰場，開始實施重返東南亞戰略，但其實施內容較單一，進度也較為緩慢。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美國總統、國務卿等政要數次缺席東南亞國家主辦的重要活動，美國又一次步入對東南亞介入的相對收縮期，這使東盟倍感失落。而在經濟上，2005—2009年，在中、日、俄、印等大國紛紛與東南亞加強經濟合作的時候，美國所占亞太地區貿易總額的比重反而下降了3%。Kurt Campbell， “Principles of U.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anuary 21， 2010， htt:\/\/www.state.gov\/p\/eap\/rls\/rm\/2010\/01\/124168.htm.總之，奧巴馬上台前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少作為或不作為使其自身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下降。Elizabeth Economy，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4， 2005， p.411.對此，有學者甚至指出，東南亞地區在美國對外戰略中是從屬於東亞或亞太戰略的，其重要性遠不及中東、東北亞、歐洲甚至南亞對美國的戰略意義。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Betwixt Balance and Community: America，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6， No.1 2006， pp.4551.
2. 東南亞地區激烈的大國競爭也削弱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隨著東南亞地區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地位的日益提升，東南亞地區再次成為日、印、俄、澳、中等各大國角力的重要競技場，它們與東南亞地區交往和聯係的增強壓縮了美國在該地區的發展空間，對美國在該地區的領導權造成一定威脅。
（1） 日本。首先，日本是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經貿對象國和外援國。冷戰後，日本長期是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也是東盟最大的投資者。在日本與東盟的貿易方麵，2001年日本占東盟貿易額的15.4%，幾乎與美國16%持平。中國—東盟自由區網，http:\/\/www.cafta.org.cn.在投資方麵，至2001年，日本對東盟的投資額超過10兆億日元，占日本對東亞投資的近60%。日本成為東盟第三大海外投資來源國，東盟超過1\/5的投資來自日本。AESANJapan Center， http:\/\/www.asean.or.jp\/general\/base\/date.htm.在日本對東盟的援助方麵，冷戰以來，東盟從日本獲得了最多官方援助。20世紀90年代末，日本對東盟國家的官援達到39.21億美元，穩定占據東盟國家接受發展援助總額的3\/5，而同一時期美國的援助則僅占東盟接受外國援助總額的1\/10不到。日本外務省網站，http:\/\/www.mofa.go.jp.2001年，日本對東盟的官方援助額為21億美元，占東盟接受官援總額的60.1%，而同年美國對東盟的官援僅占東盟官援接受總額的8.2%。2003年，日本援助東盟30億美元，旨在幫助東南亞國家提高人口素質、發展經濟以及協助大陸東南亞國家對湄公河進行開發利用。曹雲華主編：《東南亞國家聯盟：結構、運作與對外關係》，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年，第281頁。2005年，日本又向東盟提供1.35億美元的資金，專門用於反恐及抗擊禽流感。這是日本首次將對東盟的援助用於抗擊禽流感，這也標誌著日本對東盟的援助已由經貿領域擴展到安保和區域合作等廣泛領域。2008年日本向湄公河“東西走廊”援助2000萬美元。2009年，第一屆湄公河—日本峰會召開，日本承諾擴大對湄公河流域國家的官方援助，在此後三年中援助湄公河流域的柬、老、越等國折合5000多億人民幣。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ite Paper 2011， http:\/\/www.mofa.go.jp\/policy\/oda\/white\/2011\/html\/honbun\/b3\/s2_3_01.html.2011年日本宣布向東盟各國提供約二萬億日元，用於援助基礎設施建設。“日加強與華存在主權爭端的東南亞國家合作‘包圍中國’”，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331\/c100224784654.html.日本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地區國家的經貿合作，同時為其提供大量官方援助，不僅促進雙方的經濟發展，而且還改善了日本在該地區的形象，日本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日趨增強。有新加坡學者認為，東盟視日本為最重要的經濟夥伴，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存在不僅有助於恢複東盟經濟，還能讓東盟重振昔日雄風與活力。Bhubhindar Singh， “ASEANs Perceptions of Japan”， Asian Survey， Vol.42， No.2， 2002， pp.293294.馬哈蒂爾甚至曾提出在建立東亞經濟核心論壇時，排除美國，由日本擔任領導。曹雲華主編：《東南亞國家聯盟：結構、運作與對外關係》，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年，第282頁。更為重要的是，日本也積極利用強大的經濟影響力謀取東亞地區的經濟領導權。正如有學者指出，日本倡導東亞地區合作框架擴大化，將“東盟+3”機製擴大為“東盟+6”機製（即東盟10國加中日韓再加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旨在最終奪取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領導權。李俊久：《日本對東亞經濟戰略的調整與中國的對策》，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4期，第247頁。
其次，東南亞地區對日本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因而日本始終謀求加強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東南亞既是日本的原料產地和商品消費市場，又是日本海外油氣進口的主通道，因而被日本視為自身勢力範圍。丁誌剛：《地理政治爭奪的新態勢》，載《現代國際關係》，1998年第5期，第34頁。東南亞地區的馬六甲海峽、龍目海峽、巴士海峽、望加錫海峽以及中國南海地區都是日本海上“生命線”的重要一環。因而，日本近期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日益增強。2000年，日本獲得試用新加坡海、空軍基地的權力。同年，日本首次派遣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前往東南亞。2005年，日本自衛隊首次參與“金色眼鏡蛇”演習。2006年，日本啟動與東盟的反恐合作。“ASEANJapan Dialogue Relations”，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ions\/japan.2009年，日本派出大型巡視船前往東南亞海域。日本在東南亞軍事存在的增強有利於日本增加對海上生命線的維護及對該地關鍵海峽和航道的控製。長期以來，日本都謀求控製馬六甲海峽等咽喉要道。實際上，早在2004年日本就出台了“有事法案”以應付“周邊地區出現的緊急事態”，其中的周邊就包括了馬六甲海峽。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危害了美國在該地區追求的航行自由和安全。
再次，在政治上，日本加強與東盟及其成員國的政治關係。1996年，日本提出與東盟建立“更廣更深的夥伴關係”。2003年，日本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對此，有報道認為日本急於接近東盟的一大目的就是為確保日本在東南亞的影響和地位，掌握在整個東亞的主導權。《日本加速接近東盟》，《人民日報》，2003年12月17日。2005年，日本將與東盟的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Joint Statement of the Ninth ASEANJapan Summit Deepening and Broadening of ASEAN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Kuala Lumpur”， December 13， 2005，http:\/\/asean.org\/?static_post=externalrelationsjapanjointstatementoftheninthaseanjapansummitdeepeningandbroadeningofaseanjapanstrategicpartnershipkualalumpur13december2005.
從以上分析可知，冷戰結束後日本對東盟的外交從以經濟外交為主逐漸發展為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等多領域的全方位外交，東盟成為日本開拓獨立、自主外交的最重要舞台。日本與東盟外交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強，不僅有利於減少和擺脫美國對日本外交的影響，而且也極大地衝擊和威脅美國在該地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影響力和領導權。
（2） 俄羅斯。1993年，俄羅斯提出“雙頭鷹”政策，其主要內容是東西方兼顧、積極麵向亞太地區。這為俄實行積極介入東南亞政策奠定了基礎。俄在出售軍火、能源、政治等方麵加強了與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合作。
首先，俄羅斯在東南亞軍火市場占有重要地位。二戰以來，越南進口武器的90%都來自俄羅斯，1950—2010年，俄向越南出售軍火總額達236億美元。康霖：《俄羅斯是南海爭端的獲益者》，《環球時報》，2012年8月6日。2005年，在普京總統訪問印尼前，俄已向印尼完成了價值5億美元的武器交付，普京總統訪問印尼時再次與印尼政府簽訂了10億美元的軍售協議。趙洪、黃興華：《試析冷戰後東盟與俄羅斯的關係》，載《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4期，第20頁。2007年俄印尼簽署12億美元的軍備貿易計劃協議，與越南磋商18億美元的海軍與沿海基礎設施建設協議。2008年，俄羅斯首次出售武器給泰國。不僅如此，就連馬來西亞、文萊等以往長期傾向於從美、英、法等國家采購武器的國家也大幅擴大了從俄羅斯進口軍火的規模。如今，俄羅斯軍火已成為東南亞各國的寵兒，俄羅斯則樂得其所，繼續大規模擴大在東南亞地區的軍火銷售，計劃向該地出口100億美元的軍火。陳峰君主編：《亞太安全析論》，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
其次，俄羅斯與東南亞國家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值得重視。俄不僅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發展天然氣項目，還幫助他們改善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方麵最顯著的是俄羅斯夥同越南在南海的油氣開發。俄越南海油氣合作可源於冷戰時期。1981年俄國外石油公司與越南國家石油公司合作建立了蘇越石油合資公司，開啟了越南石油工業的現代化序幕。2009年以前，俄羅斯的能源企業已經獲得越南五個區塊的天然氣勘探權。隨著俄越能源合作的進一步深入，俄越能源合作的地理範圍逐漸超越了越南本土，延伸到中國南海地區。2012年，俄越達成協議，盜采位於中國九段線內的052和053區塊。此外，俄還與印尼、越、緬等國協商和平開發和使用核能源。總之，顯而易見的俄羅斯與東南亞的能源勘探開發活動已走在各大國前列。
再次，在政治領域，俄大大深化了與東盟及其成員國的關係。其一，加強與東盟的政治關係。1996年俄正式成為東盟對話夥伴國。2000年，普京在講話中指出，俄羅斯將積極發展與東盟的關係，努力參與亞太事務。這標誌著東盟成為俄外交領域重點之一。馮紹雷、相藍欣主編：《俄羅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9頁。2004年俄與東盟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5年東盟—俄羅斯峰會召開，雙方簽署了《俄羅斯與東盟全麵夥伴關係聯合宣言》，標誌著雙方關係進入新階段。2006年，俄羅斯又積極加入東盟推出的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宣言，這是雙邊關係進一步拓展的標誌。
其二，積極推動與越、印尼等東盟成員國的雙邊關係。俄越關係可以追溯至冷戰時期，但冷戰後俄越關係一度陷入僵局。其後，俄強調“不會將幾十年積累的資本拱手讓人”，積極改善與越南的關係。1997年越總理訪俄，並與俄簽署《友好關係基礎條約》。1997年俄總理訪越，強調越俄是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馬孆：《論前蘇聯與俄羅斯的東南亞政策及其影響》，載《國際觀察》，1998年第2期，第32頁。2000年俄外長訪越，兩國共商南海油氣開發事宜。2001年，俄總統訪越，雙方簽署《俄越戰略合作協議》，並就擴大在油氣領域合作達成一致。俄越關係的強化對俄羅斯來說意義重大，因為越南可被視為俄羅斯南進東南亞、介入南海的橋梁。趙銀亮：《調整中的俄羅斯與東南亞關係及影響因素》，載《東南亞縱橫》，2004年第3期，第67頁。俄羅斯還積極與海上東南亞國家印尼發展關係，雙方在核領域的合作尤為矚目。1997年，俄印尼簽署了旨在加強雙方在核科學與工程領域合作的雙邊協議，奠定了兩國在核領域全麵、深入合作的基礎。常冰：《俄羅斯與印度尼西亞在核領域的合作進入新階段》，載《國外核新聞》，1997年第10期，第30頁。此外，俄羅斯還積極發展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總之，俄羅斯在東南亞的存在感日益增強，在軍火貿易、能源開發、政治等領域對美國構成極大競爭。尤其是俄羅斯與越南關係的改善和強化更是對美國的地緣政治優勢形成極大挑戰。
（3） 印度。印度在“東向政策”的指導下全麵進軍東南亞地區，與東南亞國家展開熱火朝天的合作，其在該地的影響力也隨之節節攀升，成為該地區大國競爭的重要參與者之一。長期以來，印度致力於做“有聲有色的大國”，尼赫魯曾在演講中強調印度要有心與美國等大國等量齊觀，而非偏安於南亞一隅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國家，暴露出印度的超大野心。孫士海：《南亞的政治、國際關係與安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58頁。在此思想的指導下，1991年，印度提出“東向政策”，不斷加強與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聯係。在政治領域，印度與東盟的政治機製化水平進一步提高。2002年，第一屆東盟—印度峰會召開，此後固定為年度峰會。2003年，第二屆東盟—印度峰會召開，印度成為與東盟簽訂《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第二個大國，印度與東盟還簽訂了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宣言。趙洪：《國際視角中的印度與東盟關係》，載《南洋問題研究》，2007年第1期。印度—東盟關係隨著雙方於2004年簽署的《和平、進步與共同繁榮夥伴關係協定》而獲得進一步提升，印度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也日漸上升。2012年，印度東盟正式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雙方的合作進一步強化。在經濟方麵，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合作不斷加強。1993—2002年，東盟對印度的出口額占東盟出口額的比例從0.7%上升至2.2%，而同期東盟對美國出口額占東盟出口額的比例則從20.3%下降到16%，這意味著東盟對美國經濟依賴逐漸減少，而對印度的經濟依賴則逐漸增大。陳奕平：《依賴與抗爭——冷戰後東盟國家對美國戰略》，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第232—235頁。印度與東盟的經濟合作進一步深化，雙方將建立自貿區提上日程，雙方於2003年簽訂的《東盟—印度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其主要內容就是計劃在2011年建成印度—東盟自貿區。2005年，印度與新加坡簽署全麵經濟合作協議。2009年，印度—東盟自貿區正式建立，標誌著印度東盟關係邁入一個新階段。在軍事領域，印度也大幅擴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防務合作，乘機在該地進行軍事滲透，提升其軍事影響力。
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印度在東南亞影響力的增強擠占了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空間，客觀上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優勢和領導權造成一定衝擊。
（4） 澳大利亞。東南亞是澳大利亞的北方鄰居，兩者的地緣關係、經濟利益的牽連、安全上的聯係使東南亞成為澳大利亞最為重要的外交陣地之一。近年來，澳大利亞加大了東南亞外交的力度。政治上，澳加快融入亞洲進程，積極發展與東南亞的政治關係。2004年，霍華德第四次當選澳大利亞總理，東南亞地區成為霍華德政府關注的重點，全麵加強與東盟及其成員國在各領域的交往成為霍氏政府東南亞政策的主要內容。2005年，澳大利亞與東盟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同年底，涵蓋“10+3”之外國家的首屆東亞峰會召開，澳大利亞、印度、新西蘭參會，而美國卻沒有參加。這標誌著澳大利亞與東盟的政治關係達到了新高峰。加強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是澳大利亞東南亞政策的又一重要內容。長期以來，澳大利亞與東盟的貿易增速要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澳大利亞外交與外貿部網站，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annual_regulatory_plan\/index.html.1991年，澳對東盟的出口額占其出口總額的12.1%，超過歐共體的11.7%和美國的10.1%，東盟成為澳第二大貿易夥伴。周忠菲：《澳大利亞與東盟經貿關係及澳新政府對東盟的政策設想》，載《世界經濟研究》，1996年第6期。2003年、2004年，澳大利亞分別與新加坡、泰國簽訂了自貿協定，並積極推動建立澳大利亞—東盟自貿區。“Auastralia Urges ASEAN Ministers to Move Forward on FTA Negotiations”， 25 August， 2006， http:\/\/www.dfat.gov.au.此外，澳大利亞還通過對東南亞國家的各種援助，如加大教育、通信等發展援助，提升對東盟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援助，促進了東南亞國家的社會發展和穩定，也進一步提升了澳大利亞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Stewart Firth， Austral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New South Wales: Allen&Unwin， 1999， pp.236241.總之，正如澳前貿易部長所言，東盟是澳大利亞的關鍵性貿易夥伴。“ASE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rade Negotiators Meet in Hobart”， September 25， 2006， http:\/\/www.dfat.gov.au.軍事上，澳積極發展與東南亞的軍事安全關係，防止東南亞被某一大國軍事左右。1997年12月，澳大利亞國防部發布安全報告，其中指出澳大利亞有責任“阻止外部強國駐軍東南亞國家”。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 1997.2000年澳大利亞國防政策白皮書再次強調要促使亞太地區的安全平衡，不為外部某一大國所左右；同時指出澳應幫助鄰國（指印尼，當時正值印尼國內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爆發），實現穩定和統一，呼籲與東南亞國家積極合作。Department of Defence， Defence White Paper: Defence 2000Our Future Defence Force， 2000.此外，澳大利亞借反恐加強了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在這方麵，澳與印尼的反恐合作最為突出。澳印尼雙方簽署了加強反恐合作的雙邊協議，澳不僅直接對印尼提供資金援助，幫助其完善用於打擊恐怖主義的各種基礎設施，而且還在當地設立實體機構，用以指導印尼反恐事宜。此外，澳印尼還舉辦了“部長級區域反恐會議”，稱澳更有力量與亞太夥伴國在區域內對抗恐怖主義威脅。林宗漢：《澳大利亞國家安全戰略1991—2004》，台灣中山大學學位論文，2005，第80頁。
雖然澳大利亞的東南亞政策還不成熟，但兩者的諸多聯係將使澳繼續加強與東南亞的聯係，這也將在客觀上對美國在該地的領導權造成一定影響。
（5） 中國。中國迅速增長的實力極大地輻射至東南亞地區，推動中國影響力在東南亞地區突飛猛進，客觀上對美國在該地的優勢和領導地位形成巨大挑戰。這是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最主要因素之一。ChengChwee Kuik， Nor Azizan Idris， Abd Rahim Md Nor，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 ‘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 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 Asian Politics&Policy， Vol.4， No.3， 2012， pp.315344.對此，本書下一節將有詳細闡述。
從以上分析可知，東南亞地區再次成為大國競爭和角力的重要場所，這對美國在該地區的領導地位構成嚴重挑戰和威脅。美國為了提升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維護在該地區的領導權，加緊全方位重返東南亞。
（三） 美國對東南亞在美全球戰略中的定位
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在全球都有利益，而東南亞則是實現美國全球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東南亞被視為美國的地緣戰略要地，是美國經濟複蘇和經濟安全的依托，是打擊恐怖主義、推進在東南亞地區軍事存在的陣地，是“普世價值”的傳播之地。
1. 東南亞是美國的地緣戰略要地。一方麵，東南亞是地緣政治關鍵區域，對美國軍事部署異常重要。東南亞地區是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非洲交通的“十字路口”和咽喉要道，長期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成為美國鏈接在歐洲與亞太地區軍事部署的關鍵橋梁，是美國全球軍事部署鏈條中的重要一環。首先，該地區的港口、機場是駐日本、關島等地美軍前往中東地區的重要中轉站，通過這裏，美軍可迅速調集兵力對付中東和朝鮮半島的突發事件。馬燕冰：《美國重返東南亞》，載《東南亞縱橫》，2000年第6期，第6頁。馬六甲海峽是美軍從太平洋進入印度洋、波斯灣的主要通道。其次，東盟是連接從印度到韓國、日本所謂“民主共同體”的重要鏈條，Marvin Ott，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 Americas Responses?”， Strategic Forum， No. 222， October 2006， p.1.且是最弱的一環。因此，美國如要繼續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就必須加強在東南亞地區的存在。正如美國插手緬甸內政，最主要的目的是覬覦緬甸作為大陸東南亞國家的地緣優勢地位。“美國的目的是最終控製從波斯灣到南海的海上戰略交通線。緬甸的海岸線提供了通過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略海上通道——馬六甲海峽的海軍支點。”［美］ 威廉·恩道爾著，呂德宏、趙剛、郭寒冰等譯：《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第68—69頁。
另一方麵，美國認為東南亞地區麵臨兩大不確定因素，威脅美國在地區的領導地位。這兩大不確定因素一是中國。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和存在感日趨加強。如在經濟方麵，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日漸上升，至奧巴馬上台時，中國已成為東南亞國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以及重要的外資來源國。許寧寧：《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現狀與前景》，載《東南亞縱橫》，2010年第11期，第32頁。中國為東南亞國家提供了極具誘惑力的“搭便車”的機會。此外，中國幫助東南亞國家搞基礎設施建設等行為，在美國輿論看來，使“北京在東南亞地區比華盛頓更顯眼，美國在該地區的步伐落後了”。“U. S.， China Vie for Dom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2， 2009.因此，從權力競爭角度而言，如果不能說是唯一目的，那麼平衡、削弱甚至遏製中國則可以說是美國重返東南亞戰略的最重要目的。美國學者承認，盡管美國政治領導人極力否認“重返”、“再平衡”等戰略有遏製、圍堵中國的意圖，但事實上美軍正致力於在亞太地區遏製中國。Justin Logan， “China， America and the Pivot to Asia”， January 8， 2013，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chinaamericapivotasia.有關這方麵的內容，本章第三節將有詳細闡述。
二是東盟。實力日益增強的東盟在推動東亞地區合作進程方麵發揮著主導作用，威脅美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東盟經濟快速恢複且加快發展。2004—2008年，東盟的GDP從175億美元增長至近1479億美元，短短5年增長8倍多。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p.34， table Ⅳ1.2003—2008年，東盟進口總額從372億美元增長至超過831億美元，增長了1倍多。實力增強的東盟不僅加快推進東南亞地區一體化進程，同時積極推進整個東亞地區合作進程。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p.60， table Ⅴ4.在推動東盟一體化進程方麵，2015年，東盟基本建成了東盟政治安全、經濟、社會文化共同體。東盟一體化是東亞地區合作進程的重要組成，且在東亞地區合作進程中，東盟長期發揮著主導作用。東盟是地區製度的公共產品供給者，依靠軟實力，發揮集體外交的作用，逐漸成為調節地區內部及域外大國關係的重要平台。在安全方麵，各大國先後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進一步夯實了東盟在地區安全領域的主導權。在政治方麵，1999年，東盟分別成立的“10+1”和“10+3”等東亞區域合作框架，成為東亞區域合作的主渠道。此後，“10+3”機製在20個領域內建立了57個不同層次的合作機製。秦亞青主編：《東亞地區合作：2009》，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5頁。2005年，東盟主導成立東亞峰會機製。東盟還提出成為東亞峰會新成員的三大要求：一是必須是東盟對話夥伴國；二是與東盟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三是要與東盟有“實質性”關係。這充分表明東盟在東亞峰會機製中的主導地位，它可以超越東亞地緣範圍的限製，選擇與自身戰略意義和發展機遇最為密切的國家參與會議。陸建人：《東亞峰會：中國地位難撼動》，載《中國報道》，2006年第1期，第17頁。在經濟方麵，2000年，東盟和中日韓三國財長會議通過了“清邁倡議”，不僅可以完善東盟貨幣互換安排，還可以穩定地區金融環境。2009年，東盟和中日韓正式簽署的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標誌著東亞區域外彙儲備庫建成，楊權：《全球金融動蕩背景下東亞地區雙邊貨幣互換的發展：東亞金融合作走向及人民幣角色調整》，載 《國際金融研究》，2010年第6期，第33頁。也使其成為應對金融危機的重要公共產品。2011年，東盟提出RECP（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由東盟提出協議文本，即東盟主導著區域經濟規則的製定權和機製的創建權，並與6國談判，討論建立綜合的、統一16國的自貿協定。這大大提升了東盟在其中的主導力，不僅能進一步優化與中日韓等6國已簽署的自貿協定，還能應對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提升東盟的凝聚力，從而鞏固和發展東盟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此外，東盟還先後與中、韓、日簽訂經濟合作的框架協定，2010年東盟—中國自貿區正式建立。在地區合作規範方麵，東盟創立的“東盟方式”或東盟規範開始從次區域擴展到整個東亞，成為東亞地區多邊合作進程的藍本。東盟也因此獲得了製定和運用規則的中心性地位。翟崑：《小馬拉大車——對東盟在東亞合作中地位和作用的再認識》，載 《外交評論》，2009年第2期，第9頁。由上可知，以東盟為基礎和核心的“東盟+”、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是東亞地區的關鍵地區合作機製，Dick Nanto， “East Asian Regional Architecture: New Economic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U.S. Policy”， CRS Report， 2008.而且東盟所領導的東亞地區合作進程基本是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即使美國有參與，也是以服從東盟的領導為基礎的。美國遲至2011年才加入東亞峰會，且還是在接受了東盟提出的三大要求後才得以加入，表明東盟在東亞合作進程中仍占主導地位。這對自視為亞太國家領袖的美國來說嚴重威脅到其地區領導權。奧巴馬總統常常自詡為太平洋總統，聲稱美國將為亞太地區一體化貢獻力量。Jeremy Thompson， “America ‘here to stay’ in the Pacific: Obama，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abc.net.au\/news\/20111117\/obamaaddressesparliament\/3676964.希拉裏則曾在演講中強調，美國絕非亞洲的過客，而是亞洲的常駐國家，而且美國的前途與亞太地區的前途緊密相連。“Clintons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January 12， 2010， 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clintonsremarksregionalarchitectureasiajanuary2010\/p21218.
2. 東南亞地區快速增長的經濟是美國經濟複蘇和經濟安全的依托。東南亞地區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之一，對美國經濟具有重大意義。一方麵，東南亞地區是美國經濟複蘇的主要依托。小布什時期，美國國內經濟增長率低至2.2%，大大低於二戰後美國經濟平均3.4%的年增長率。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美國造成極大衝擊，標準500種股票指數下跌達到1937年以來的最大幅度-38.5%。儲昭根：《冷戰後美國的經濟安全與外交》，載《國際觀察》，2015年第4期，第157頁。不僅如此，小布什時期美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也較低迷。就貿易交往而言，奧巴馬上台前的六年間，美國—東盟貿易額年均增長率不足9%，是所有大國與東盟貿易額年均增長率中最低的，同期日本—東盟貿易額則增長超過13%，歐盟與東盟貿易額的年均增長率為14.5%，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年均增長甚至達到了26.4%。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p.79， table Ⅴ13. 在投資層麵，美國對東盟的投資量占東盟吸引外資總量的比例不斷縮小，至2008年，美國在東盟的投資占東盟吸引外資總量的比例低至5.6%，不到日本的一半，更是隻有歐盟的1\/4。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p.131， table ⅤI5.2008年經濟危機更加重了東南亞地區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Peter Petri，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2030: Growth，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Ashley Tellis， Andrew Marble， &Travis Tanner eds.， Asias Rising Power and Americas Continued Purpose， Strategic Asia20101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0， pp.4777.整個亞太地區經濟占據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且經濟發展速度最快，這為美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和優良的經濟發展機遇。Barack Obama， “Remarks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據相關統計，相比1990年，到2030年時，亞洲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份額將從21%上升到45%，而西方國家則是從50%下降到29%。Ashley Tellis， Andrew Marble and Travis Tanner， ed.， Asias Rising Powers and Americas Continued Purpose，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eattle， WA， and Washington， D.C.， 2010， p.61.可以說，亞洲已成為世界經濟恢複與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Haig Simonian， “Asias Wealthy Drive a Fragile Recovery”， Financial Time， March 19， 2010. 美時任國務卿希拉裏也強調現階段美國最緊迫的任務是搭乘亞洲地區經濟快車、恢複美國經濟。美國經濟的恢複取決於美國開發亞洲消費群的能力。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November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尤其是東南亞地區，與美國經濟的低迷相比，近十年來東南亞存在“爆發性”經濟增長時機，東盟的經濟增長速度遠超世界平均水平，因而美國不得不謀求與東盟國家發展更加全麵的經濟合作關係。“美國加強與東盟經貿聯係 顯示‘重返亞洲’爭取利益目的”，http:\/\/gb.cri.cn\/27824\/2012\/09\/27\/5951s3868668.htm.而且，美國認為進入關鍵市場和戰略資源產地是永恒的國家利益。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2001.東南亞地區消費者超過6億，擁有1.1萬億美元經濟產值和2.2萬億美元的GDPScot Marciel，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Asia”， Rebalance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2013.，市場潛力巨大。成漢平：《奧巴馬重返東南亞的真實意圖》，載《東南亞之窗》，2009年第3期，第3頁。在巨大的亞洲經濟體中，東盟地區是美國重要的商品和服務出口市場。而且，東南亞地區豐富的能源、資源成為美國經濟發展重要的資源提供者。奧巴馬政府深化與東盟的經濟合作也取得了良好成效：美國成為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和第二大投資國，東盟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雙邊貿易總量在2008年已達到1780億美元，“Joint Statement 1st ASEAN U.S. Leaders Meeting”， November 15， 2009， http:\/\/www.aseansec.org\/24020.htm.2014年達到2160億美元。同時，美國在東盟的投資超過在中國和印度的投資總和。而且美國在東盟的投資回報率約為20%，遠遠高於其他地區。
另一方麵，美國的經濟安全也依托於東南亞地區。具體來說，首先，擁有豐富能源的東南亞地區是美國重要能源利益區之一。據統計，南海石油蘊藏量可達418億噸，天然氣儲量高達75539億立方米，可燃冰儲量也很豐富。姚冬琴：《南海寶藏：失去南海就相當於失去中國油氣總資源的三分之一》，載《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5月28日，第26頁。多家美國能源公司參與到南海能源開發中，眾多美國公司參與了南海地區的電力、石化等各方麵的投資。吳士存：《縱論南沙爭端》，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206頁。早在1994年，根據在東南亞地區經營的美國公司的報告，美國在該地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加工及營銷方麵的投資總額已近200億美元。然而，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投資僅占投資總額的40%，其餘60%都是投資其他產業的。John Bresnan， From Dominoes to Dynamo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4， p.26.這一方麵說明在能源豐富的東南亞地區，美國在該地能源領域的投資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另一方麵也意味著該地區的能源安全對美國的能源安全有著重要影響。其次，東南亞地區航道對美國的石油貿易具有重要作用。21世紀的最初幾年，美國石油貿易需要經過馬六甲海峽的就已達100萬噸之多。朱華友、鞠海龍：《南海航行安全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載《南洋問題研究》，2006年第3期，第17頁。而截至2012年，南海地區航線承擔了5.3萬億美元的地區貿易，其中美國就占1.2萬億美元。“U.S.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to Receive Testimony on U.S. Pacific Command and U.S. Transportation Command in Review of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Request for Fiscal Year 2013 and the 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 February 20， 2012， http:\/\/armedservices.senate.gov\/Transcripts\/2012\/02%20February\/1204%20%2022812.pdf.
3. 東南亞是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推進軍事存在的陣地。東南亞地區的恐怖主義、海盜問題、毒品、武器擴散問題、走私、跨國犯罪、疾病蔓延等多種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其中，恐怖主義問題是該地區最為重要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首先，東南亞恐怖主義盛行。東南亞是恐怖行動的實踐之地，2002年巴厘島事件、2003和2004年的雅加達事件等都表明東南亞恐怖主義的猖獗。Anthony Smith， “A Glass Half Full: IndonesiaU.S.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Terro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5， No.3， 2003， p.458.澳大利亞出台過有關東南亞恐怖主義的報告，其中指出東南亞恐怖組織仍然是戰略性威脅，呼籲各國提高警惕。Peter Chalk and Carl Ungerer， Neighbourhood Watch: The Evolving Terrorist Threat in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08.2003年美國出台的《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中就提到東南亞國家某些地區的腐敗、貧窮、種族宗教矛盾都是恐怖主義滋生、發展的溫床。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2003.此外，東南亞地區遼闊而又缺乏監管的海域則是海上恐怖主義興風作浪的最佳場所。2004年2月，馬尼拉海域發生超級渡輪遇恐襲擊事件，這次規模巨大的恐怖襲擊成為海上恐怖主義的典型案例。Arabinda Acharya， “Maritime Terrorist Threat in Southeast Asia”， in Kwa Chong Guanand John Skoganeds.， Maritime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7980.
其次，東南亞的恐怖主義與基地組織有著密切聯係，Maria Ressa， Seeds of Terror: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lQaedas Newest Center of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Free Press， 2003;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http:\/\/www.gpoaccess.gov\/911\/pdf\/fullreport.pdf;Barry Desker and Arabinda Acharya， “Targeting Islamist Terrorism in Asia Pacific: An Unending War”， Asia Pacific Review， Vol.11， No.2， 2004， pp.6264.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一方麵，基地組織幫助東南亞的恐怖組織發展壯大。有證據表明，基地組織與東南亞的恐怖組織如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集團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以及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等都有聯係，基地組織積極幫助東南亞的恐怖組織發展壯大，並促使它們加強各自之間的合作。Diane Manzy and Brian Job，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y， Vol.47， No.4， 2007， p.635.另一方麵，東南亞部分地區給基地組織提供補給、運輸、訓練等，如菲律賓棉蘭老地區某一營地就曾訓練過基地組織和伊斯蘭祈禱團的成員。Amitav Acharya and Arabinda Acharya， “The Myth of the Second Front:Localizing the‘Waron Terror’ in Southeast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0， No.4， 2007， pp.76 77.而且東南亞最龐大的穆斯林人口是泛伊斯蘭社會革命目標的潛在基礎。印尼後蘇哈托時代的政治不穩定，菲律賓南部棉蘭老等地區動蕩都暗示著東南亞伊斯蘭革命的潛在不穩定因素。Andrew Tan， “The Indigenous Roots of Conflict in Southeast Asia:The Case of Mindanao”， in Kumar Ramakrishna And See Seng Tan eds.， After Bali: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3， pp.9798.東南亞的恐怖主義組織與基地組織有著密切聯係，這種聯係使基地組織具有生存力和擴散力，“President Bush Releases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February 14， 2003，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3\/02\/200302147.html.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他們陰謀攻擊美國的武裝力量、公民、使館等，敵視美國及其盟友。“Speech by Admiral Dennis Blair，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U.S. Pacific Command”， at th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bruary 27， 2002， http:\/\/thomas.loc.gov.為此，美國必須重返東南亞。
最後，通過在東南亞反恐，美國不僅維護了自阿富汗戰爭以來的反恐成果，更為重要的是推進了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美國強化在東南亞反恐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加大與東盟整體的反恐合作。2002年8月，美國東盟簽署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宣言，宣言對雙方反恐能力建設等多方麵提出了詳細建議，是美國東盟反恐合作的指導文件。Kumar Ramakrishna， “US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CounterTerrorist or CounterTerrorism?”， in Kumar Ramakrishna and See Seng Tan eds.， After Bali: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3， pp.315316.美國還與東盟舉行了東南亞合作反恐軍事演習，加強反恐信息交流，以便加強反恐夥伴關係。Kumar Ramakrishna， “The Southeast Asian Approach to CounterTerrorism:Learning from Indonesia and Malaysi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2005， p.36.二是加大與東盟各成員國的反恐合作。美菲兩國加強了聯合反恐軍演，美國還加大了對菲律賓的軍事援助。新加坡則準許美國飛機和軍艦過境和補給。美馬兩國簽署聯合打擊恐怖主義宣言，全麵加強了反恐合作，美馬兩國軍隊還定期進行演習與訓練。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7， No.2， 2005， p.316.美印尼則簽署擴大兩軍訓練與行動計劃的合作協議，美國還支援印尼的精英反恐部隊。Satu Limaye， “United StatesASEAN Relations on ASEANs Fortieth Anniversary:A Glass Half Full”，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9， No.3， 2007， p.463.美泰則加強了聯合軍演和反恐情報分享等，美國還出售空對空導彈等先進武器給泰國。Paul Chambers， “U.S.Thai Relations after 9\/11： A New Erain Coope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6， No.3， 2004， p.465.美國通過與東盟及其各成員國合作反恐加強了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如為方便聯合軍演，美軍在菲律賓新建了許多港口、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並於2002以來在菲律賓長期駐紮了由100—450名士兵組成的“聯合特別作戰部隊”，其活動範圍從棉蘭老島延伸到周邊海域及島嶼，總麵積達8000平方英裏。 《美在菲律賓實現變相駐軍， 目的在於“包圍”中國》， 《世界日報》(菲律賓)， 2007年10月31日。這些舉動都增加了美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有評論也指出美國在東南亞開辟第二反恐戰場絕非偶然，是美國借反恐契機謀求增加在該地的軍事存在。Peter Symonds， “Why has South East Asia become the second front in Bushs war on terrorism?”April 26， 2002， http： \/\/www.wsws.org\/articles\/2002\/apr2002\/asiaa26.shtml.美國也確實達成所願。借助反恐，美國鞏固和擴展了東南亞的基地網，駐軍中亞、伊拉克，基本形成了對恐怖主義多發地帶——東南亞、中亞、中東弧形地帶的軍事控製，有能力對恐怖分子進行實時、高效打擊，林利民：《“9·11”以來美國地緣戰略的調整及其影響》，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5期，第36頁。極大地打擊了東南亞地區的恐怖主義，維護了其反恐成果。此外，美國還謀求加強對東南亞伊斯蘭世界的控製，因為東南亞是伊斯蘭世界的東端點……美國加強在東南亞、中亞、東南歐及西非的軍事存在，恰好使美控製了這些可包圍伊斯蘭世界的地緣戰略要點。林利民：《“9·11”以來美國地緣戰略的調整及其影響》，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5期，第36頁。美國通過反恐推動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建立了軍事“新支點”，有利於美國維護在東南亞及全球的利益。
4. 將東南亞作為美國價值觀的傳播之地。在美國政治精英的認識中，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是美國的立國之基，是其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也是其繁榮的根本保證。美國認為這些價值觀不僅適用於美國，也適用於全人類的發展，因而稱之為“普世價值”，美國則有義務將其向全世界推廣。而且，傳播所謂“普世價值”也是美國著重追求的國家利益。2000年，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的報告明確表示國家利益包括個人自由、民主等內容。Robert Ellsworth， Andrew Goodpaster， and Rita Hauser，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2000”， Report for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而傳播“普世價值”則有利於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The White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010．由於東南亞是連接從印度到韓日的所謂“民主共同體”的重要一環，且是最為薄弱的一環，Marvin Ott，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 Americas Responses?” Strategic Forum， No. 222， 2006， p.1.因此，在東南亞傳播和推行“普世價值”更是應美國動機中的重要一環。
第一，東南亞地區的多元性為美國傳播“普世價值”提供了機遇。東南亞地區是一個多元化的地區：一是宗教多元。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各主要宗教教派都有受眾。二是政治體製多元。美國認為東南亞國家政體各異，在其人權報告中：泰國和柬埔寨是多黨製君主立憲製國家；印尼是多黨製民主國家；菲律賓是多黨製憲政共和國；泰國、柬埔寨是多黨製君主立憲製國家；文萊是蘇丹國家；東帝汶和新加坡是多黨製議會共和製國家；馬來西亞是多黨製聯邦君主立憲製國家；越南和老撾是一黨製集權國家；緬甸正從軍政府向民主國家過渡。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4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ebruary 28， 2005， https： \/\/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04\/index.htm.三是文化多元。東南亞先後受荷蘭、法國、美國、日本等大國的殖民統治，是各種文化的交彙之處。總之，東南亞地區囊括了全人類能識別的各種種族、文化類型、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美］ 羅伯特·斯卡拉皮諾著，辛耀文譯：《亞洲及其前途——各主要強國提出的問題》，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18 頁。東南亞地區的多元性為“普世價值”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再加上東南亞地區地緣政治的極端重要性，因而在東南亞推進美式價值觀就成為美國利益之必需。
第二，在東南亞傳播“普世價值”有利於消除恐怖主義，維護反恐成果。東南亞也盛行恐怖主義，且該地的恐怖主義與基地組織聯係緊密。實際上，自20世紀90年代起，基地組織就開始重點經營東南亞地區。Zachary Abuza， “Tentacles of Terro， ALQaedas Southeast Asian Network，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4， No.3， 2002， p.428.而美國也在東南亞地區開辟了反恐第二戰場，主要用軍事暴力打擊恐怖主義。然而，軍事暴力打擊恐怖主義隻是治標，治本還得從根源上找到遏製恐怖主義滋生的方法。美國政治家們認為民主是與恐怖主義相對的，應對恐怖主義的長期有效手段就是以民主推進自由、尊嚴。The White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計劃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曾在演講中表示，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往往誕生於擁有貧困、專製集權、不公平等特點的國家。而在伊斯蘭國家推廣民主可擴大穆斯林民眾的政治參與，減少人民在政治上的不滿，從而遏製恐怖主義的產生。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AllianceMidEastPolicy010803CN17.cfm.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前副主席更是直言推動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是打擊恐怖主義的有效方式。Graham Full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March\/April 200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020301\/futurepoliticalislam.因此，在美國政界看來，推動“普世價值”的傳播是除以軍事打擊之外的另一種打擊和消滅恐怖主義、維護反恐成果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第三，在東南亞推廣美式價值觀有助於改善美國與穆斯林的緊張關係。長期以來，美國將恐怖主義歸咎於伊斯蘭教，認為後者孕育了前者。這正是美國在穆斯林眾多的東南亞開辟反恐第二戰場的考量之一，這也造成了美國與穆斯林關係持續緊張的狀態。以印尼為例，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東南亞的第一大國。在美國看來，如果美國積極在印尼推動“普世價值”，幫助印尼轉型成為民主國家，穩定印尼社會，那麼印尼將成為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典範，美國將最終打破伊斯蘭世界“民主例外”［美］ 塞繆爾·亨廷頓著，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Samuel Huntington， “A Local Front of a Global Wa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99.的魔咒。這不僅有利於印尼國家和社會的發展，也將極大改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緊張關係。
第四，在東南亞推廣“普世價值”就是要提高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及其所謂“普世價值”的認可度，使該地區各國都建立親美的民主政府，提升美國的影響力。以緬甸為例，美國在緬甸推行美式價值觀，其最終目的就是在緬甸建立一個親美的民主政府。希拉裏訪緬時明確表示，“民主就是目標”。Hillary Clinton， “Seeking Partnership and Democracy in Burma”， December 2，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2\/178102.htm. 坎貝爾則指出美國緬甸政策的終極目的就是建立一個民主緬甸。Campbell， “Principles of U.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January 21， 2010，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0\/01\/134168.htm.我國學者李晨陽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對緬製裁的真實目的就是迫使緬甸成為由美國控製、符合美國利益需求、價值標準及戰略需要的國家。李晨陽：《西方國家製裁緬甸的目的及其效用評析》，載《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第31頁。總之，在東南亞傳播美式價值觀，推動東南亞國家建立親美政府，是美國提升在該地區影響力，維護美國地區和全球利益的目標。
（四） 東盟實行大國平衡政策，美國不可或缺
作為地緣政治關鍵區域的東南亞地區，曆來是各大國勢力的競爭和爭奪之地。東南亞地區國家絕大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根本無力排除各大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和存在。因而，實行大國平衡政策是東南亞國家的首選，它能防止某一大國勢力過度膨脹和控製東南亞事務，從而維持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新加坡］ 許通美著，門洪華等譯：《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的觀點》，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262頁。這也是東盟對外關係的兩大戰略基線之一。張蘊領：《如何認識和理解東盟：包容性原則與東盟的成功經驗》，載《當代亞太》，2015年第1期，第11頁。新加坡東南亞問題學者吳翠玲（Evelyn Goh）更是精辟地闡述了東盟的大國平衡政策，她指出，東盟國家對待地區秩序的兩大主要手段是“大國的全方位卷入（Omnienmeshment）”和“複雜的平衡”。前者是將所有大國拉入東南亞事務中，並促使它們遵守地區規範；後者是利用競爭和外交方式推動大國在東南亞的權力平衡。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7\/2008， p.154.在此政策的實施下，東盟與各大國積極深化合作，如東盟與中國的合作如火如荼，同時重視與日本的軍事和經濟合作，看好俄羅斯的軍火，熱情擁抱印度的“東向政策”，鞏固、拓展與南鄰澳大利亞的合作，不斷刷新了各大國在該地區的存在感和影響力。然而，這也使東南亞國家產生了一絲憂慮。因為與這些國家增強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和存在相反，美國這一時期卻缺乏對東南亞地區的足夠關注，使東盟的大國平衡政策存在失衡可能。小布什第二任期以來，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實行“善意的忽視”政策。Diane Mauzy and Brain Job，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y， Vol.47， No.4， 2007， p.622.甚至在美國—東盟建立友好關係30周年之際，美國政要與東盟政要的官方會晤卻隻有寥寥數次，而在同一年，東盟與中國的官方會晤達51次之多，“Americas Role in Asia: Recommendation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Seoul： The Asia Foundation， 16 Dec 2008.而且小布什還缺席當年的美國—東盟峰會。前國務卿賴斯更是兩次缺席東盟地區論壇。這些行為使東盟認為美國不重視東南亞地區，Alice Ba，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SEANs Great Power Dilemmas”， in Evelyn Goh， Sheldon Simon ed.， China，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ledge， 2009， p.122.美國以往“溫和的、慷慨的霸主”形象正逐漸消退。Victor Sumsky， “America in East Asia： The Rise and The Waning of a Benevolent Hegemon Image”，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18， 2007， pp.138139.美國智庫和學者也認為美國對東南亞是漫不經心的。Bruce Vaughn and Wayne Morrison， “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Trend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pril 4， 2006， p.2.東南亞學者也警告美國如果繼續以無所謂的態度對待東盟，美國則會逐漸失去它。Han SungJoo， Tommy Koh， C.Raja Mohan， “Asian views Of Americas role in Asia 2008： An overview”， in 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and American Views， San Francisco： The Asia Foundation， 2008， https:\/\/www.asiafoundation.org\/resources\/pdfs\/AmericasRoleinAsia2008.pdf.總之，東盟需要美國安全保障和先進技術的支持，美國一度被東盟視為“唯一能給東南亞地區提供安全感的大國”，Surin Pitsuwan， “Americas Role in Asia： Recommendation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16 December， 2008， http: \/\/www.asiafoundation.or.kr\/document\/ARA% 20Seoul\/NEA.pdf.在東盟國家看來，美國不僅不是威脅來源，而且還是一個不可替代的、積極的角色。Nadesan Ganesan， “ASEANs Relations with Major External Power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Vol.22， No.2， August 2000.對東盟而言，美國重返東南亞，不僅對打擊恐怖主義和潛在侵略者大有裨益，Rommel Banlaoi， “The Role of Philippin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Th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ialogu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region after Chinas accession into WTO”，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of the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n 2629 June 2002.而且還可以避免日本在安全領域獨立發揮作用及鼓勵中國成為一個善意的國際行為者。Ralf Emmers，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with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3， Iss.2， 2001， p.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