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能夠當上部落聯盟首領，是經過堯以及“四嶽”等人的反複考驗的。唐堯到了老年，讓“四嶽”向他推薦一位繼位人，“四嶽”一致推薦身處民間的舜。“四嶽”是部落聯盟中的四位長老級人物，他們分別代表聯盟中的幾大部落。部落聯盟遇有重大事務，他們就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議，形成決議後由聯盟首領負責執行。這種鬆散的議事組織雖然沒有行事權，卻具有最高決策權，“四嶽”做出的決定，部落聯盟首領必須遵從。因此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了舜，通過夫妻相處之道來觀察他的德行；同時又安排了九個男子和他一起勞作，通過他與其他人交往來觀察他的組織協作能力。舜以義理與二女相處，夫盡夫道，婦守婦道，夫妻之間敬愛和睦；他與九個男子一起勞作，大家相互協作，配合默契，堯對此很滿意。堯接著讓他參與管理部族聯盟的民俗教化事務，他打理得井井有條。堯再讓他負責處理部落聯盟中的各種具體事務，包括迎來送往，會盟禮儀等，他也能夠按部就班，處置得當，得到各個氏族部落首領的認可。堯又讓他在惡劣的天氣中進入山林川澤，披荊斬棘，尋找道路，他能夠不迷失方向。經過一係列的考驗，舜終於得到了堯的認可，堯對他說：“三年來你謀事周密，慎言慎行，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我決定讓你來擔任部落聯盟的首領。”舜則推辭說自己“於德不懌”，難以勝任，其實這是托詞，真正原因是部落聯盟內部還有讙兜、共工等少數部落首領也想繼位，他們的勢力還很強大，對舜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舜此後進行了一次範圍很廣的巡狩，分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到達十二個州，曆時一年多。在巡狩過程中，舜與各地的部落首領深入交談，結交朋友，逐漸形成了一個勢力強大的政治團體。同時，他又利用堯命他“攝行天子之政”的機會，聯合其他部落的力量，把共工流放到幽陵，把讙兜流放到崇山，把治水不力的鯀處死於羽山，徹底清除了政治上的敵對勢力，至此天下對舜心悅誠服。
堯去世後，舜擔心堯的兒子丹朱要爭奪首領的權位，於是就躲到南河之南，靜觀時變。後來所有的部落首領都跑去朝覲舜，而不去朝覲丹朱；所有的獄訟人都跑去找舜裁決，而不去找丹朱；所有的民間歌手都歌頌舜，而不歌頌丹朱。舜見時機已經成熟了，於是冠冕堂皇地說：“這是天意啊！”然後正式繼位為部落聯盟首領（“帝”），當時舜已經六十一歲了。
舜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後生晚輩擢升成為部落聯盟的首領，決定因素很多，首先是他身上具備了許多優秀品質，比如他身處逆境，卻能堅持與人為善，積極進取，這些品質打動了“四嶽”長老們；其次是他具有豐富的勞動生產經驗，他曾經“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從事過各種勞動，能夠熟練掌握各種勞動技能；再次是他的組織領導能力非常突出，史書中說他所居住的地方“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再次是他的政治經驗也非常豐富，他善於團結各方力量來打擊敵對勢力，善於等待時機，順勢而動等等。
二
舜在位三十九年，雖然他身為部落聯盟的首領，在民眾中享有較高的名望和聲譽，掌握了部分生殺予奪的權力，但仍然保持親民風範，與民一起勞作，同甘共苦。後人常用“帝王”或“天子”來稱呼這些氏族社會的部落首領們，把他們的生活想象得無比顯貴與奢華，其實當時人們的生活條件是極其簡陋、儉樸的，他們根本享受不到多少特權，所付出的卻遠比所得到的多。韓非子說：“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通‘裁’）之，削鋸修其跡，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堯吃飯用的餐具都是土製的，極其原始儉樸；舜用的餐具稍作修飾，表麵上塗了一層薄漆，於是就有十三個部落首領表示不滿；禹用的餐具已有采有飾，頗為講究，祭祀用的器皿則更為精致，外麵塗墨色漆，裏麵塗紅色漆，於是又有三十三個部落首領提出反對。由此可見，堯、舜、禹三代部落聯盟首領基本沒有什麼特權，他們吃飯用的餐具如果比其他人講究一點兒，就會引起部落民眾的反對。
舜在位期間的最大功績是融合了周邊的許多部落，大大擴大了以華夏族為主體的部落聯盟的規模；懲處了少數為非作亂的氏族部落，維護了部落聯盟的內部穩定。當初唐堯在取得中原地區部落聯盟首領地位後，聲名遠播，周邊的許多部落都想加盟，其中“八愷”、“八元”十六族人才濟濟，世濟其美，但是唐堯缺乏遠見，拒絕他們加入聯盟。舜繼位後，立即吸納“八愷”、“八元”十六族加入部落聯盟，《左傳》、《史記》中都詳細記載了這件事情，可見此事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舜吸納“八愷”、“八元”加盟後，委派“八愷”掌管土地事務，他們度九土之宜，按時序開發，地平天成；委派“八元”掌管民俗教化事宜，他們布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於四方，內平外成。對於那些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行凶作亂，不可教化的氏族部落，舜則堅決予以打擊，當時帝鴻氏的“渾沌”、少皞氏的“窮奇”、顓頊氏的“檮杌”和縉雲氏的“饕餮”四個部落被天下之民稱為“四凶”，他們作惡多端，擾亂太平，天下之民深惡痛絕，舜將他們通通流放到距王城四千裏之外的“四裔之地”，部落聯盟內部才得以安寧。後人對於舜重用“八愷”、“八元”和流放“四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這裏引用《虞書》裏的句子均見《尚書·舜典》。
由於部落聯盟的規模不斷擴大，聯盟內部的事務也日益增多，為了提高辦事效率，舜在位期間對原來比較鬆散的聯盟議事組織進行了一係列改革，擴大了議事組織的成員，設置了許多掌管具體事務的職官，並根據各人特長委派相應的職務：禹擔任司空，主管治理水患事務；棄擔任後稷，主管農業生產事務；皋陶擔任士（大理），主管獄訟事務；垂擔任共工（工師），主管百工事務；益擔任朕虞，主管開辟山澤事務；伯夷擔任秩宗，主管祭祀典禮事務；夔擔任典樂，主管音樂教化事務；龍擔任納言，負責傳達舜的指令和收集民情。舜還規定，每三年對所有職官進行一次考核，政績顯著者提拔重用，不稱職者予以撤換。設官分職，加強考核，所有職官職責分明，人人勤勉，部落聯盟的各項事業迅速興旺發達起來。
選賢任能是舜的為政特點，孔子對此給予很高的評價：“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荀子說他“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得天下賢能而任之，舜就可以“恭己正南麵而已矣”，所以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荀子也說：“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
舜在政治製度方麵所進行的改革是富有創造性的，部落聯盟內部職官設置齊全，已經初步具備了國家機器的架構。職官任用以德行和能力為標準，並以“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來加強管理，這些舉措為夏朝立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唐虞之際，水患一直是困擾人們的一個重要問題，唐堯在位期間錯誤地任用了鯀，結果未能解決水患問題。虞舜繼位後，大膽啟用經驗豐富、勤勉務實的禹。禹身為表率，率領眾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鑿山通澤，疏導河流，經過艱辛的努力，終於製服了洪水，天下黎民才得以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此外，隨著部落聯盟的疆域不斷拓展，下轄的“十二牧”、“九州”領土麵積已達方圓五千餘裏。為了對域內實施有效的管理和統治，舜任命伯益掌管火政，伯益率領部落民眾進入未經開墾的深山大澤，用烈火焚燒枯枝雜草，把野獸驅趕到深山裏去，然後開辟道路，溝通聯係。他自己也經常巡狩各地，祭祀名山大川，會見部落首領，考察風土民情，甚至最後死於南方巡狩的途中。
三
在先秦諸子書中，有許多關於舜“讓天下”的記載，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從情理來說，舜讓位於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當一個部落聯盟的首領實在太辛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絕非如後人所想象的那樣風光無限，快活無邊！有趣的是各家各派都借題發揮，以此來闡述自己的思想觀點，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儒家學派在政治上主張實施“仁政”，按照“仁”的要求，有德之君應該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即不以天下為私有，如果遇到比自己賢能的人，就應該主動讓賢，以利天下，這是孔子的觀點。孟子則進一步發揮道：“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舜的父親）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又說：“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認為，孝悌是“仁”之本，如果能讓自己的父親高興滿意，那麼天下就可以實現大治了，所以為了“事親之道”，即便“天下悅而歸己”，猶視若草芥，可以讓位於賢。
道家崇尚自然，追求人性返璞歸真，因此他們寧願過著清心寡欲的生活，也不願意為天下所累。《莊子·讓王篇》載，舜曾數度讓王於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等人，這幾個人都是當時不滿時政的隱居高士，不願與世俗為伍。善卷對舜說：“餘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俙。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餘也。”意思是說，人生在世，隻求自給自足，悠閑自得，何必為天下俗事操勞煩心呢！舜沒有辦法，又想讓位於友人北人無擇，北人無擇對他說：“異哉，後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他說完這話後，竟投清泠之淵自盡。在道家看來，世界本源的“道”是“無為而無不為”的，因此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無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這樣就可以得“道”了。而世人倡導的仁愛禮義是“有為”的，以仁愛禮義治理天下更是與“道”背道而馳的，天下“有為”越多，背離“道”的“無為”就越遠，離人生的真諦就越遠，所以他們唯恐避天下於不及，怎麼可能接受舜的“讓天下”呢？
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則認為，堯舜等古代帝王“讓天下”根本就是儒家編造出來的虛偽謊言，他說：“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糲栥之食，藜藿之羮；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古代帝王住的是簡陋的茅屋，吃的是粗劣的食物，穿的是土布或獸皮製成的衣服，他們的生活待遇比不上看門的人，辛苦程度卻遠遠超過那些在大田裏勞作的奴隸，所以“讓天下”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解脫，不值得大肆稱讚。他又接著說：“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古代帝王動不動就要“讓天下”，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品德高尚，而是治理天下實在太辛苦，而且待遇又低；現在人們爭相出仕做官，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品德低下，而是當官有權有勢，可以撈取很多實惠，當一個縣令，子孫後代都能享受榮華富貴。既然人人都想做官，那麼“聖人”就不能實行脈脈溫情的仁義禮讓，而應該重賞罰，嚴法度，推行法治。
3．禹
《論語·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論語·泰伯》：“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論語·憲問》：“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一
曆史在漫長的漸進過程中，總會出現一個標誌性的時間節點，方便人們敘述或記取。中國曆史從原始社會向奴隸製社會過渡的時間節點是夏朝的建立，夏朝的建立者是禹。
禹，姒姓，夏後氏，名文命（或禹）。夏後氏原本是我國上古時期的一個部落，《詩經·商頌·長發》中說“禹敷下土方”，這裏的“土方”是指西部河套一帶。上古時期，夏後氏沿黃河南下，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逐步與中原部落融合。禹是夏後氏的傑出人物，年輕時就嶄露頭角，唐、虞之際，他已經是中原地區部落聯盟議事機構中的一位重要成員。《史記·五帝本紀》中說，他是黃帝的玄孫，顓頊的孫子，這樣的記載顯然有誤（堯距黃帝五世，舜距黃帝九世）。其父為鯀，因治水無功而被舜所殺（一說流放）。舜去世後，經部落聯盟內部一致推舉，禹繼位為以華夏氏族為主體的中原地區部落聯盟首領，後來他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奴隸製國家——夏朝，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國君，史稱大禹、帝禹或夏禹。
夏禹最大的曆史功績是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奴隸製國家——夏朝。父係氏族社會末期，以華夏氏族為主體的中原部落聯盟在連年征戰中，不斷與周邊的氏族部落融合，逐漸形成了一個由一百多個部落組合而成的大聯盟，這些人統稱“百姓”。同時，他們憑借武力征服了“九黎”、“三苗”等氏族部落，這些人統稱“黎民”、“苗民”。當然，“百姓”與“黎民”、“苗民”的社會地位是不平等的，他們是奴役與被奴役、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有壓迫就有反抗，雖然今天我們查閱不到有關記載，但“黎民”、“苗民”的反抗是必然的，於是就形成了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為了“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繼續維持對被奴役者的剝削與壓迫，以禹為代表的夏朝統治者不斷強化國家機構，他們在堯舜時期職官設置的基礎上，又新設了“牧正”、“庖正”、“車正”等職官，國家機構的分工越來越精細，職責越來越明確；他們還建立了統一的國家軍隊，製定了刑律，建造了監獄。《左傳·昭公六年》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禹刑》就是夏朝統治者對被奴役者實施專政的法律工具；在意識形態領域，原始宗教也由“百姓”壟斷，庶民是不得參與祭祀活動的。夏禹對國家製度作出根本改變的是廢除了原始社會“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王位“禪讓”製度，實行了“天下為家，各親其親”的王位世襲製度。
圍繞建立國家，禹實施了一係列的配套舉措。一是定九州。據《史記》記載，禹把全國分為九州：冀州（河北、山西、遼寧）、兗州（河北、河南、山東交界處）、青州（山東、遼寧一部分）、徐州（山東南部、江蘇北部）、揚州（淮河以南，東南至海）、荊州（湖北南部、貴州、廣西）、豫州（河南、湖北北部）、梁州（陝西南部、四川、雲南、貴州北部）、雍州（陝西、甘肅、新疆、青海），“九州攸同，四奧既居”。禹還根據各州物產不同，規定征收不同的貢品。二是築都城。傳說禹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建造都城的帝王，他確立王權以後，在嵩山之陽建立了陽城（河南登封縣告成鎮），作為夏朝的都城，後又遷往陽翟（河南禹縣）。陽城和陽翟都在潁水上遊，西麵是伊洛一帶的河南地區，東北是兗豫大平原，東南則為淮上，地理位置處於中原地區的中心地帶，便於結合東南地區的眾多邦國和部落。近年在潁水北岸五渡河泮王城崗發現東西相連的兩座城市遺址，有人認為這就是“夏墟”。三是召開塗山大會。夏國建立後，禹在陽城東南的塗山召開了規模空前的諸侯大會。《左傳·哀公七年》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這次大會被認為是夏王朝建立的標誌性事件，禹在大會上訓誡各地諸侯要克服矜伐，相互勸勉。四是鑄造九鼎。塗山大會後，禹用各方諸侯的貢金（青銅）鑄造了九尊大鼎，九鼎與九州一一相對，鼎上鑄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奇異獸。九鼎集中安置在都城陽城，以此來顯示夏禹是禦統九州的至高無上的國王。
夏王朝的建立是我國奴隸製社會的開端。“在當時的條件下，采用奴隸製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勞動分工的發展，導致氏族製度的瓦解和奴隸製的形成。而奴隸製的建立又促進了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發展。夏王朝建立後，隨著奴隸製的確立，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有了飛躍進步。
二
大禹治水，是我國流傳最廣的曆史傳說之一，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在這個曆史傳說中，以大禹為代表的中國古代人民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表現出戰勝艱難險阻的勇敢精神和聰明才智，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
上古時期人類生存環境惡劣，山火、洪水等自然災害頻發，嚴重危害了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唐、虞時期，中原地區就曾發生過嚴重的水災。滔天的洪水洶湧肆虐，淹沒平原，蕩平高崗，摧毀了無數人的家園，吞噬了無數人的生命，因此治理水患一直是困擾中原地區部落聯盟首領們的一個大難題。堯在擔任部落聯盟首領時，根據“四嶽”的建議，啟用經驗豐富的有崇部落首領鯀治水，鯀用“堙”、“障”等方法，用泥土來填堵洪水，反而使洪水越漲越高，九年而功不成。舜擔任部落聯盟首領後，啟用大禹治理水患，並委派契（商族的祖先）、後稷（周族的祖先）、皋陶等人協助。禹與契、後稷等人先考察河道，在認真分析和總結鯀治水失敗原因的基礎上，他們改變過去以塞障為主的老方法，采用以疏導為主的新方法，“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具體做法是依據地勢的高下，排泄高地的積水，疏導瘀滯的川流，陂障低窪的沼澤地，從而使肥沃的平原廣野減少洪水泛濫的禍害。
大禹為了治理水患，與民眾一道翻山越嶺，過河涉川，風餐露宿，三過家門而不入。《韓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經過十三年的艱辛努力，洶湧的洪水終於被製服了，人們又回到自己的家園安居樂業。
大禹治水的功績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爭相傳頌。春秋時期，周王朝大夫劉定公站在夏都陽城附近的潁水河畔，對晉國國卿趙孟發出由衷的讚歎：“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趙孟）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當年大禹治水的功績，恐怕我們今天都是生活在水裏的魚呢。晉國國卿魏絳也引用古《書》中的《虞人之箴》讚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荀子則將大禹治水的功績概括為：“禹有功，抑下鴻（通‘洪’），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後人為了紀念大禹治水的偉大功績，不僅把我國遼闊的土地概稱為“禹跡”，而且還把我國美好的山川大河美化為“維禹甸之”、“維禹之績”。
三
夏禹在位期間，非常重視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孔子說他“躬稼而有天下”，又說他“盡力乎溝洫”，這就是說，他結合治理水患，把高處的水引到低處，開溝修渠，灌溉農田，這是原始的水利工程。那些低窪的沼澤之濱，草木茂盛，禽獸繁殖，土地肥沃，便於開墾，眾多居民紛紛從高地遷徙到平原沼澤地帶定居，開荒種地，養殖牲畜，“嘉祉殷富生物”，“養物豐民人”。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水平，禹還請那些農業生產經驗豐富的部族首領來進行指導。“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益、皋陶、橫革、直成等人都是熟悉農事的部族首領，在他們的指導下，農業生產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人民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夏禹不僅親自參加農業生產，而且還非常尊重勞動和關注民生，“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如果說舜的為政特點是無為，那麼禹的為政特點就是親民。
夏朝的手工業生產也有很大的進步，禹把萬國諸侯進獻的貢金（青銅）鑄造成九尊大鼎，這說明當時青銅的冶煉和鑄造技術已經相當發達。在夏朝遺址考古發現中，出土的器物有成組的陶質酒器，還有大量的玉器、禮器、樂器等多種手工業製品。從這些器物來看，當時手工業製造技術已經比較成熟，社會分工也相當精細。禹統治時期還有很多發明，傳說中的伯益發明了鑿井，奚仲發明了車乘，儀狄發明了酒等等。此外，夏朝的天文曆法也很發達，《大戴禮記》中保存的《夏小正》就是經過較長時期流傳下來的“夏曆”。“夏曆”按月記載了有關天象、作物生長以及其他物候的季節變化情況，反映了有關農業生產的一些規律性知識，對指導農業生產幫助很大。盡管“夏曆”在長期流傳中竄入後世添增的成分，但基本反映了夏朝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保存了比較豐富的科學知識。
禹在位共十年，死於東行巡狩途中，就近葬於附近的一座山上，並將此山命名為會稽山（今浙江紹興市南的會稽山），現山上仍有禹廟、禹陵、禹祠。從秦始皇開始，曆代君王都要來此祭祀這位造福天下蒼生的君王。司馬遷作《史記》時說：“會稽者，會計也。”因為禹東行江南會諸侯“記功而崩”，用今天的話說，他是死在“記功”的工作崗位上的。
4．稷
《論語·憲問》：“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居住在黃河流域的華夏民族在進入母係氏族社會後，就普遍以原始農業生產為主，在大量的考古發現中，有磨光的石斧、石鏟、石刀和木鋤等，這些都是原始農業生產工具。在半坡以及其他仰韶文化遺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人們還發現了粟的皮殼。粟，古代稱為稷，是一種耐寒和自生能力較強的作物，適合於我國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帶生長，在原始的耕作技術條件下，粟是我國古代北方的主要農作物。古人對於自然的認知是非常朦朧、直觀的，土地中生長出穀物來，他們便奉以為神，因而“社”被奉為土地之神，“稷”被奉為五穀之神。不難看出，此時的“稷”還是具有神的屬性。
到了父係氏族社會後期，先民結合治理水患，逐漸掌握了灌溉技術和鑿井技術，農業生產水平大幅提高，並出現了一些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氏族部落，如烈山氏、共工氏等，稷所在的周部落也是以“播時百穀”為主的，不過此時的稷已經是古代傳說中的人了。
稷，又稱後稷，姬姓，名棄，出生於稷山（今山西運城稷山縣），黃帝後裔，帝嚳之子，周朝王族的先祖，中國農耕業始祖。稷的活動年代大致在堯、舜、禹時期，堯時他被舉為“農士”，負責農耕事務；舜時他被任命為“後稷”（這裏的“後”是執掌的意思），負責“播時百穀”；禹時他與禹一起“躬稼而有天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他把天下人的溫飽問題作為自己的使命，終日在田間勞作，贏得了民眾的愛戴。夏禹後來得天下，後稷功不可沒。
關於稷的身世，《詩經》和《史記》中都有詳細記載：其母薑嫄是有邰氏部落首領的女兒，長成後嫁給帝嚳為原妃。薑嫄有一次在野外看到一個巨人足跡，她覺得很神奇，便用腳去踐踏腳印，突然感到身子一顫，像是懷孕的感覺，一年後她果然生下了一個男嬰，這就是後稷。後稷誕生的過程也非常怪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生產時產婦產門不破，嬰兒胞衣不裂，胎兒竟然是一個連著胞衣的完整的圓形肉蛋。薑嫄覺得這是不祥之兆，於是就把他拋棄到狹巷之中，然而來來往往的牛馬路過時都小心翼翼地抬起蹄子，生怕踐踏到他；薑嫄又把他拋棄到山林之中，恰好遇到許多伐木的人；薑嫄最後把他拋棄到水渠的冰麵上，結果鳥兒聽到了後稷的哭聲，都飛過來用羽翼覆蓋著他，為他遮風避寒。薑嫄覺得這件事情很神奇，於是就把他抱回家中撫養，並給他取名為“棄”。
後稷剛剛學會匍匐爬行時就能自求食物，幼時遊戲時喜歡種植麻、菽之類的作物，稍長後善於耕作，任何穀物瓜果一經他手，便大獲豐收。他種大豆，大豆茂盛；植禾苗，禾穗沉沉；藝麻麥，麻麥茂密；稼果瓜，果瓜累累。等到他長大成人後，更是潛心研究各種穀物的種植技術，在實踐中摸索出許多有助於穀物生長的辦法：首先是“相土之宜”，即根據不同的土質種植不同的作物；其次是勤除雜草（“茀厥豐草”）；再次是精選良種（“種之黃茂”）。所以他種的莊稼總是長勢喜人，穀物壯盛，顆粒飽滿，人們都爭相向他學習種植方法，家家戶戶都能大豐收。後來他率部落族人遷徙到土地肥沃的封地邰定居，在種植粟、麥、麻等傳統農作物以外，又開發出黑秬、豐秠、赤穈、白芑等產量較高的優良品種，從而使周族人過上了安居樂業、衣食無憂的生活。
後稷的曆史功績主要是指導民眾學會糧食種植，解決了最基本的生存問題，實現華夏民族從漁獵為主向農業為主的過渡。孟子說：“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荀子也說：“得後稷，五穀殖。”《詩經》中則歌頌道：“赫赫薑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後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樨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詩中把後稷帶領百姓播種百穀看作為繼夏禹平定水患之後的又一大曆史功績。夏禹平息水患，解決了百姓的安居問題，而後稷播種百穀，則解決了百姓的樂業問題，因此在古代典籍中，稷與禹經常並列在一起，成為後人共同景仰的先祖。《詩經·周頌·思文》是曆代周王郊祀天帝和後稷，祈禱年穀豐收、國家昌盛的頌歌：“思文後稷，克彼配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周部族後人認為後稷是當時先進農業生產的總結者和推廣者，他教民耕作，使民得以食粟，並開啟文王、武王的偉大功業，是大有功德於周人的。為了以先人勳業勉勵後人，周朝建立後，周王不僅立後稷神位於太祖廟，每年在舉行郊祭時，還要以他配享天帝，把崇拜祖先和崇拜天帝兩者結合起來，以此歌頌他的光榮業績。
由於後稷在推動華夏民族農業發展方麵做出了突出貢獻，因此“後稷”逐漸成為周部族的世襲職官：“昔我先王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篡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其後人謹遵祖訓，忠於職責，以農事為本，勤修不輟。周朝統治者也非常重視發展農業，把“後稷”作為重要職官：“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
5．皋陶
《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郷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先秦典籍中關於皋陶的記載不多，他的事跡大多是一些曆史傳說。《左傳·莊公八年》引用亡佚的《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意思是說，皋陶能夠勤勉布德。《孟子·盡心章句下》：“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意思是說，禹和皋陶與堯舜是同時代的人，他們親身經曆了堯舜盛世。《韓非子·說疑》中則把皋陶與後稷、伊尹、周公旦等人一同歸類為“霸王之佐”。《尚書》中有一篇《皋陶漠》，但經前人考證，基本確定是秦漢時期的偽作。其他資料主要來自於後人的詮注或演繹，多不可信。比較而言，《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和《夏本紀》雖然記載內容不多，但基本可信。
皋陶，偃姓，名繇，字庭堅，上古時期的賢臣，後人把他和堯、舜、禹並稱為“上古四聖”。據史書記載，皋陶是顓頊的後裔，出生在曲阜少昊之墟。虞舜執政時期，“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足見對他的倚重。後來虞舜舉用高陽氏“八愷”，皋陶為“八愷”之一，被任命為士師，主掌刑獄事務。舜對他說：“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五刑”指的是墨、劓、剕、宮、大辟五個刑罰種類，“三就”指的是原野、市朝和閭裏三個行刑示眾的地點，“五流”指的是施以流放的五個等級，“三居”指的是三個遠近不同的流放地點，而所謂“五刑有服”、“五流有度”，就是要求斷獄量刑做到公正中立，輕重適度。這裏提出了刑罰實施的對象（“蠻夷”、“寇賊”）、刑罰的種類（“五刑”、“五流”）、刑罰等級或方式（“三就”、“三居”）以及刑罰的基本原則和要求（“有服”、“有度”）等內容，說明我國在唐、虞時期法製已經初具雛形。《左傳·昭公六年》：“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禹刑》是我國有曆史記載以來最早的成文法，這部法典應由皋陶等人草創。
《左傳》中曾載“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之事，韓宣子向叔向請教如何判罪，叔向說道：“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於是韓宣子誅殺邢侯、雍子與叔魚三人而屍之於市。由此可見，在最早的《禹刑》中對各種犯罪行為也做出了明確界定，如“己惡而掠美”之類的行為界定為“昏”罪，“貪之敗官”之類的行為界定為“墨”罪等等。對於各種犯罪行為，《禹刑》也提出了相應的量刑標準，比如犯有“昏、墨、賊、殺”罪行的，應誅殺後屍之於市。皋陶在司法實踐中，堅持執法公正，斷獄謹慎，無虐刑，無冤獄，正平天下罪惡，受到世人的稱頌，也得到虞舜的信任。《孟子·盡心章句上》載：“桃應（孟子弟子）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這就是說，虞舜已經把斷獄行刑事務通通交給皋陶處理了，因此他無需越俎代庖，親自插手，可見他對皋陶是充分授權，高度信任的。
皋陶是我國曆史上司法製度的開創者和實施刑罰的實踐者，因此後人將他奉為中國司法之鼻祖。夏禹繼位之後，仍然非常倚重皋陶，曾一度想授政於他，後因皋陶先於夏禹去世而未果。皋陶死後，其後人被封於英、六（今安徽六安），以祀其先。春秋時期，楚公子燮滅英與六，魯國賢大夫臧文仲聽說後感歎道：“皋陶庭堅不祀忽諸。”
虞舜在位期間，舜和禹、伯夷、皋陶等人曾在一起討論部落聯盟的事情，後人將他們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記錄整理出來，形成了《皋陶漠》（《說文》：“漠，議謀也。”）並被收入《尚書》。《史記·夏本紀》中也有相同的內容，估計是相互傳抄的。在這份談話記錄中，皋陶提出了幾個重要觀點，值得關注：
一是“九德”。所謂“九德”，就是“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意思就是，既寬宏大量又堅栗威嚴，既性情溫和又堅定不移，既小心謹慎又嚴肅莊重，既處事幹練又嚴謹有序，既虛心納諫又剛毅果斷，既行為耿直又態度溫和，既著眼大局又注重細節，既剛正不阿又充實全麵，既勇敢頑強又善良道義。皋陶認為，如果天子每天能在自己的言行中表現出“九德”中的三德，氏族首領就會帶領族眾早晚恭敬努力。如果天子每天莊重恭敬地表現“九德”中的六德，就可以感召部落首領勤勉治邦。如果能把已經表現出來的三德和六德合在一起普遍施行，使具備“九德”的人都能得以任用，身居官位，百官臣僚相互效法，各自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順從和尊敬天子，那麼大家的功業就可以成就了。這種注重個人道德修養的觀點與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派思想比較接近，因此可以斷定這段文字出自儒家之手。
二是提出了“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等概念，並且強調說明這些都是由上天規定的，必須認真遵守。“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這裏的“五典”和“五禮”是調節人際關係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五服”是社會等級製度，“五刑”是刑罰製度，這些都是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與工具，因此為政者一定要慎之又慎！
三是“天”、“民”相通的觀點。“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上天聽取意見和觀察問題，都是依據民眾的態度。上天表彰有德之人，懲罰有罪之人，也是依據民眾的意見。上天與民眾是上下相同的，所以擁有四方土地的諸侯們一定要善待在大田裏勞作的民眾。
當然，這些觀點未必是由皋陶提出來的，但畢竟是古人對執政理念的理性總結，因此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6．羿
《論語·憲問》：“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羿”不是人的姓氏名字，而是古代射師的統稱。先秦時期，人們常以職官為氏，如掌管祭祀事務的職官（“祝”）稱祝鮀，掌管記錄曆史的職官（“史”）稱史鰌，那麼以善射為業者則稱羿。
在古代典籍中，共出現了三個“羿”：一個是傳說中的羿，一個是神話中的羿，還有一個是曆史上的羿。
先說傳說中的羿。《說文解字》：“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者；一曰射師。”有人說這個羿是上古時期帝嚳的射師，但是關於出處和事跡都語焉不詳，因此不值得花功夫去研究。
再說神話中的羿。這個羿出現在唐堯時期，其神話故事估計是根據當時一位部落首領神勇善射的傳說演繹而成的，有關記載主要出自《淮南子》、《山海經》等書：“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嫦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國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顯然，這個羿是以神的麵目出現的，他神勇無比，法力無邊，上可彎弓射日，下可擒殺怪獸，是萬人崇拜的英雄，因此關於他的神話故事在民間流傳甚廣。但是在先秦典籍中，我們並沒有看到關於“羿射十日”和“嫦娥奔月”的記載，就連常以奇聞異事說理的《莊子》和善於旁征博引的《韓非子》都沒有提及。而《淮南子》成書於西漢，是淮南王劉安及其弟子集體編纂的作品。《山海經》成書大致在戰國末至兩漢時期，最早的版本為晉郭璞《山海經傳》。由此可見，這個唐堯時期的羿是由漢代學者編纂出來的一個神話人物，這恰恰印證了顧頡剛“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麵”的說法。
最後說說曆史上的羿，也就是《論語》中的羿。這個羿是上古時期東夷族有窮氏的部落首領，妘姓，故史稱夷羿，以善射著稱。“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夏朝太康繼立後，夷羿率領族人“自鉏遷於窮石”，他利用夏朝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動亂，乘機攻入夏都，趕走太康，篡奪夏政，自立為王，故又稱後羿，這裏的“後”是夏朝“王”的稱號。
傳說有窮氏是顓頊的後裔，他們最早活動於黃河北岸，即春秋時期的宋、衛之地，因此直到戰國時期當地還流傳著關於後羿的故事，並形成許多帶有地域特色的俗語。“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是宋人，所以他也熟知後羿的故事：“一雀適羿，羿必得之，或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關於後羿的精準射箭技藝，韓非子舉了一個極度誇張的例子：“羿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箭靶）。弱子扜弓，慈母入室閉戶……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如果後羿操弓射箭，即便是關係疏遠的陌生人也敢為他舉著箭靶，因為沒有人懷疑他的射技。又說：“射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著，有常儀的也。”意思是說，設置一個固定的箭靶，能夠百發百中的隻有羿、逄蒙師徒二人了。逄蒙是跟後羿學習射箭的徒弟，《孟子·離婁章句下》中作“逢蒙”。孟子說：“羿之教人射，必誌於彀；學者亦必誌於彀。”可見他對學射者的要求是很嚴的。又說：“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逢蒙學射於羿，盡得其道後，為了爭天下第一的名頭，竟然把師傅殺害了，發生這樣的悲劇，孟子認為後羿自己也是有責任的。此外，《楚辭》、《荀子》等書中也有關於後羿善射的記載。盡管先秦典籍多有關於後羿的記載，把他的射箭技藝說得神乎其神，但此時他是以人或王的麵目出現的，因此這個羿是真實存在的一個曆史人物。
關於後羿的事跡，《左傳·襄公四年》中的記載最為詳細：“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這裏說的是太康失國之事。夏王朝的統治基本穩定後，以啟為首的統治集團“淫溢康樂”，“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五子”是夏王太康的五個兄弟，他們為了爭奪王位發動武裝叛亂，叛亂平息後被迫逃往伊洛之間。後羿趁夏朝內亂發動政變，趕走太康，自立為夏王。後羿“代夏政”後，自恃善射，不修民事，終日沉溺於田獵。他棄用武羅、伯因、熊髡、龍圉等賢臣，把國政全部交由伯明氏之讒子弟寒浞主持。寒浞為人狡詐貪婪，他一方麵極盡諂媚之能事，求得後羿的歡心；另一方麵又以小恩小惠收買人心，蒙蔽百姓。後來寒浞與後羿的“家眾”勾結（包括學射的逢蒙在內）發動政變，殺死了後羿及其諸子，不僅篡奪了後羿的王位，同時也因襲了後羿的氏族及其妻室。寒浞篡取夏政後，又命其子澆剿滅夏的同姓斟灌、斟尋兩族，殺掉了夏後相。後相的妻子逃奔在外，生下相的遺腹子少康。少康後來為有虞氏庖正，虞君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並將綸作為他的封地，於是少康“有田一成（方十裏），有眾一族（五百人）”。不久，少康在夏朝遺臣靡和斟灌、斟尋兩族的幫助下，先後剿滅寒浞之子澆和豷，從而結束了後羿和寒浞對夏人的四十多年統治，重新奪回夏朝政權。
有人認為，寒浞之子“澆”就是《論語》中“奡盪舟”的“奡”，因為古漢語中“奡”與“澆”通。羿與奡是同時期人，而堯與稷也是同時期人，兩組人物放在一起對比，是合乎情理的。羿與澆，一個善射，一個善蕩舟，他們都是依靠武力征服天下的，而堯與稷則是與民躬稼而贏得天下的。尚武者不得其死，施行德政者得其天下。這是南宮適在對孤立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進行比較後得出的結論，他以此就教於孔子，深得孔子的讚許，孔子給予他很高評價——“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7．奡
《論語·憲問》：“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奡，一說是夏朝太康、少康時期的一位部落首領，一說是篡奪夏朝政權的寒浞之子，以善蕩舟水戰而聞名。《左傳·襄公四年》載：“浞（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古漢語中“奡”與“澆”通，因此有人認為，寒浞因羿室所生的兒子澆，就是《論語》中“奡盪舟”的奡。
從事狀來看，“盪舟”肯定不是齊桓公時的蔡姬“蕩舟戲公”，也不是唐堯之子丹朱的“罔水行舟”，而應與後羿“善射”一樣，指的是一種特殊的克敵技能或本領。顧炎武《日知錄》：“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陳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這個解釋頗為精當。《竹書紀年》載：“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屈原《天問》也說：“覆舟斟尋，何道滅之？”由此看來，澆（奡）擅長於水戰，他在與斟尋族的水戰中“覆其舟”而大獲全勝。
8．湯
《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郷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湯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位革命者。《周易·革卦·彖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革命的意義不僅僅在於通過暴力手段推翻了夏朝統治，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政權，更在於其“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性質。在鬼神和天命觀念為主導的時代，敢於革命，這確實是需要勇氣和魄力的。
一
湯，姓子，名履，又名天乙，廟號太祖，史稱商湯、成湯、湯武、成唐等，殷墟甲骨文中稱成、唐、大乙。他出生於商丘（今河南商丘），後遷居亳。夏朝末年，湯是黃河中下遊地區一個以商為氏的氏族部落首領，稱臣於夏。夏桀在位期間，“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天下諸侯方國眾叛親離，商湯趁機發動革命，用武力推翻了夏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二個奴隸製國家——商朝，他為商朝的第一個王。
商族是興起於黃河中下遊地區的一個古老的氏族部落，為上古太皞時九夷的一支。傳說商的始祖是契，契是帝嚳的後裔，帝嚳的妻子簡狄在海邊洗澡時吞食了玄鳥卵而懷孕生契。這個傳說反映了商族是以燕子為氏族圖騰的，也反映了商族在契以前還未脫離母係氏族社會。從契開始，商族才正式進入父子相承的父係氏族社會。堯、舜時期，契作為東方氏族部落的代表進入華夏部落聯盟的議事決策機構，後來他因輔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為司徒，掌管民俗教化事務，並受封於商（今河南商丘南）。由於契為商族的發展開創了局麵，打下了基礎，因此商人把他奉為始興之祖。“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由契到湯，共傳了十四代，正好與夏王朝相始終。商族經過四百多年的發展，到了夏朝末年，已經成為東方一個勢力強大的方國。當時，以夏桀為首的奴隸主貴族驕奢淫逸，殘暴無道，不僅激起民眾的強烈反抗，也引起所屬部落方國的不滿和怨恨。在這樣的形勢下，商湯表麵上臣服於夏，暗地裏已經開始進行滅夏準備。他先在商丘舊邑的基礎上興建亳邑（今河南商丘北），作為新都。然後他以亳邑為中心，囤積糧草，擴充人馬，訓練軍隊。當濟泗一帶的許多方國紛紛叛離夏桀時，他主動與他們結成同盟，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他還利用夏王朝授予“得專征伐”的特權，通過武力征服周邊的小國。商族部落的發展與壯大，引起了夏桀的警覺，他為了壓製反叛的東方諸多方國，專門在有仍舉行了一次諸侯盟會，結果激起有緡氏族（今山東金鄉縣東北）的反叛。夏桀發兵攻打有緡氏，雖然有緡氏戰敗，但夏王朝也損失慘重，元氣大傷。商湯趁機發展自己的力量，與夏王朝形成了對峙的局麵。
商湯深知，要戰勝強大的夏桀，必須得到諸侯方國和天下民眾的支持。因此他布德施惠，輕賦薄斂，籠絡人心。據史書記載，有一次商湯外出巡遊，走到山林之中，看見一個農夫正在布網捕捉飛鳥，網張四麵，密不透風。他立即讓人把網撤除三麵，隻留一麵，跪在地上禱告道：“天上飛的和地下跑的鳥兒啊，你們想往左飛就往左飛，想往右飛就往右飛，不聽話的就往網裏飛吧。”這件事情很快就在各個部落之間傳開了，部落首領們一致認為商湯是一個仁慈之君，於是紛紛叛離夏桀，歸附於他。這個故事雖然有演繹的成分，但至少說明商湯在與夏桀的鬥爭中是非常關切民生的。
商湯還非常重視任用賢人。孟子說：“湯執中，立賢無方。”這裏的“方”是“常”的意思，《焦循正義》解作“惟賢則立，而無常法”。商湯重用的兩位賢臣，一個是左相仲虺，一個是右相伊尹，他們兩人的出生截然不同：仲虺是夏朝貴族出生，其祖先奚仲曾當過夏朝的車正；伊尹則出生卑微，“天下之賤人”，曾“耕於有莘之野”，後來又給人當過割肉切菜的廚子，但是他“樂堯舜之道”，自詡為“先知先覺”。商湯求賢若渴，曾多次拜訪他，請他出仕為官，輔佐自己。《墨子》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商湯要去拜訪伊尹，讓彭氏之子駕車，半道上彭氏之子問道：“您要到哪兒去呢？”商湯答道：“我要去拜訪伊尹。”彭氏之子聽說去見伊尹，便輕蔑地說：“伊尹隻不過是一個地位卑賤的下人，您如果要見他，何必親自前往？隻需下令召見，他就覺得萬分榮幸了！”商湯聽後非常生氣，他說：“你目光短淺，能懂什麼？比方現在有一種藥，吃了以後能使人耳聰目明，我當然要想方設法得到這種藥。伊尹對於我們商國來說，就是這種良醫善藥，而你卻不讓我去拜訪伊尹，這是不想讓我好啊！”說完，他讓彭氏之子下車，不要他駕車了。
商湯在用人問題上不拘一格，唯賢是舉，特別是他對於出身卑微的伊尹，敢於突破世俗的偏見，大膽啟用，顯示出遠大的政治抱負和開闊的用人視野。在以後滅夏的鬥爭中，伊尹幫助他出謀劃策，衝鋒陷陣，確實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
商湯經過數年的苦心經營，同盟越聚越多，勢力也越來越大，他認為主動向夏桀發起進攻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便開始正式實施滅夏行動。按照伊尹的謀劃，商湯采取的是逐個翦除夏桀羽翼，逐步削弱夏朝勢力，最終取而代之的策略。
商湯的第一個征伐對象是緊鄰的葛邦（今河南寧陵縣北）。葛邦是夏王朝所屬的一個小邦國，位於亳邑西麵，是東方通往夏都的必經之路。為了打開進攻夏都的通道，商湯對葛邦一直采取懷柔政策，希望葛人能歸順自己。葛邦首領是一個放浪無禮的人，平時也不祭祀鬼神，經常派人擄掠商人的財物，還殘忍地殺死了給田間勞作的人們送飯菜的孩童。對於葛人殘暴無恥的行為，商湯實在忍無可忍，如果連自己子民的生命財產都不能保護，怎麼可能征服天下呢？於是他決定立即出兵討伐葛邦，很快用武力征服了第一個夏屬邦國。
滅葛初戰告捷後，商湯又聯合東方四十多個諸侯方國對韋、顧和昆吾這三個藩衛夏都的重要方國發起大規模進攻。韋即豕韋（今河南滑縣東），濱於大河東岸；顧的領地在大野澤北麵的濟水沿岸（今河南範縣東南）；昆吾的領地在帝丘（今河南濮陽縣南），位於兗豫平原的中心地帶。這三個方國分據兗豫大平原，與夏朝聯係密切，是夏朝統治的重要支柱，特別是號稱“夏伯”的昆吾，不僅地廣人眾，而且勢力強大，是商湯最大的勁敵。《詩經》中對商湯伐夏進行了生動地描繪：“武王載斾，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詩中從正麵渲染了商湯起兵伐夏“如火烈烈”的氣勢，同時又把韋、顧、昆吾三個方國比喻為夏朝這棵老樹根上長出的三枝新芽，它們終將連同老樹一起被商湯砍伐消滅。在爭奪中原的戰爭中，商湯的軍隊所向披靡，勢不可擋，很快就征服了韋、顧和昆吾等部落，“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孟子後來在總結商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的原因時說：“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在力量對比上，商湯此時確實弱於夏桀，但是夏桀實行殘暴無道的統治，致使眾叛親離，天怒人怨，這才是導致他在戰場上一再失利的根本原因。
韋、顧和昆吾三國被剿滅後，夏王朝失去了東部的重要屏障，完全處於正麵受敵的境地。商湯的統治領地則大大擴大，歸附他的諸侯方國也越來越多，但是他及時聽取了伊尹的建議，暫時避免與夏王朝正麵交鋒，而是采取韜光養晦、等待時機的辦法。他先停止向夏朝納貢，以觀察夏桀的反應。夏桀果然大怒，下令“起九夷之師”征伐商湯。商湯見九夷部落仍然聽命於夏桀，自己可能腹背受敵，於是又假意臣服，恢複納貢。為了迷惑夏桀，商湯專門到夏都去向夏桀請罪（《史記》中說是夏桀在夏都召見他，而後將其囚禁），被夏桀囚禁在夏台（鈞台）。後來他又派伊尹到夏桀身邊供職，以便準確掌握夏桀的動向。孟子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伊尹頻繁往來於商湯與夏桀之間，必定帶有某種目的，因此後人推論這是商湯實施的“諜戰”。第二年，商湯又停止向夏朝納貢，夏桀再次會盟諸侯方國，征調力量討伐商湯，但此時大多數諸侯方國已經歸附商湯，不再聽從他的命令了。商湯見天下諸侯紛紛叛夏歸己，夏桀已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於是便打出順從天意、為民除暴的旗號，正式興兵討伐夏桀。
三
夏、商之間這場決定性的戰役發生在距夏都不遠的鳴條之野（今河南封丘東），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750—1700年間，史稱“鳴條之戰”。商湯和仲虺、伊尹率領由眾多諸侯方國組成的聯盟軍隊浩浩蕩蕩地向夏都進發，由七十輛戰車和六千步卒組成的精銳部隊衝在戰陣最前麵，夏桀則調集了夏王朝全部主力軍隊在王都郊外集結，兩軍對壘於鳴條之野。
會戰之前，商湯為了鼓舞商軍和諸侯各部士氣，在誓師大會上發布了戰爭動員令，這份動員令被命名為《湯誓》，收錄在《尚書》中。從《湯誓》內容和文法來看，基本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孟子》書中曾引用文中的句子，司馬遷在《史記》中更是直接說商湯“以告令師，作《湯誓》”，可見其內容基本是真實可信的。商湯首先向眾人說明伐桀滅夏的原因——“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然後曆數夏桀“不恤我眾”、“舍我穡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等種種暴政罪行，同時也表達了民眾反叛夏桀的強烈呼聲——“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最後他打出“天命”和“上帝”的旗號，表明起兵討伐夏桀是奉行上天指令，“致天之罰”，所以大家一定要齊心協力，血戰到底！
商湯的軍隊經過動員後，群情激奮，士氣大振，而夏桀的軍隊則士氣低落，心懷怨恨。兩軍交戰的那一天，正好遇到了雷雨天氣，商軍在狂風暴雨中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夏軍發起了猛烈進攻，夏軍很快就敗下陣來，潰不成軍，夏桀帶領五百殘軍倉皇逃亡到三嵏（今山東定陶北）。商湯率軍追至三嵏，殺死三嵏的首領，再敗夏軍。夏桀隻得繼續向南逃奔至南巢（今安徽壽縣東南），商湯追至南巢，將其捕獲，此時夏桀後悔至極，他對人說：“吾悔不遂殺湯於夏台，使至此。”後來商湯將夏桀囚禁在亭山，平定天下後將其殺死。至此湯武革命成功，持續近四百年統治的夏王朝被徹底推翻。
“鳴條之戰”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著名戰役。從作戰雙方軍事力量對比來看，商湯並不占有優勢。但是從戰略謀劃與戰術運用來看，商湯做得非常成功。首先，他在戰略上重視這場戰爭，把戰爭的性質上升到“致天之罰”的高度，以此來打消顧慮，動員軍隊；其次，戰前準備工作非常細致完善，尤其是對於敵方情報的收集和分析，做到準確無誤，在此基礎上製定了有針對性的作戰方案；再次，戰術運用得當，他指揮軍隊向西迂回，避實就虛，選擇夏軍的薄弱環節發起進攻，從而取得一招製勝的奇效。
商湯滅夏以後，回師亳邑，召開了“萬方”大會（“亳之會”），他在會上發布《湯誥》，告誡所有歸順於商朝的諸侯方國不要非法無度，放縱享樂，各自要遵守常法，以承受上天賜予的福命。天下諸侯紛紛表示臣服商朝，共同推舉商湯為天下之王，於是我國曆史上第二個奴隸製國家——商王朝正式建立。
商朝建立後，商湯時刻警醒自己要以夏為鑒，修德寬政，施惠於民。春秋時期魯國的賢大夫臧文仲說：“禹、湯罪己，其興也悖（通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蔡國聲子也說：“《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大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可見，後人對商湯推行德政、以刑罰勸賞諸侯、以仁慈體恤下民的做法是充分認可的。
四
《易大傳》中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裏連帶了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一個是天命，一個是民心。
所謂“天命”，就是冥冥之中左右人們命運的神秘力量。無論古人或今人，當遇到不可抗逆的力量時，常常會認為這是命中注定的，所以隻能逆來順受，放棄抗爭，聽天由命。久而久之，這種認知和情緒形成了一種不假思索的社會意識和思維定式，這就是所謂的“天命論”或“宿命論”。人們隻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卻不去問為什麼，更不會用武力去爭取什麼。夏桀雖然殘暴無道，天下人人願與其共亡，但是人們同時又認為夏桀施暴於己是命中決定的，不可逃避的，如果與命運抗爭，發起革命，即用武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注定是不會成功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湯武革命確實需要膽略。夏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所代表的“天命”。其實發動革命的商湯本人也沒能擺脫“天命論”的束縛，《尚書·仲虺之誥》中說：“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曰：‘於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可見他對於推翻夏桀的殘暴統治也是惶恐不安的。《韓非子·說林上》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商湯雖然推翻了夏桀統治，革命取得成功，但他擔心天下之人說自己武力伐桀是違抗天命，因此假意要把天下讓給務光，而務光竟然嚇得投河自盡。由此可見，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容易，但要克服畏懼“天命”的心理則非常困難！
關於“民心”，一直是曆朝曆代道學家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他們在總結曆史興衰存亡時，總是把民心向背作為決定性因素。孟子在描述商湯伐桀時說：“天下信之，東麵而征，西夷怨；南麵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商湯伐桀，順應了天下民心，故而民眾翹首以盼，“若大旱之望雲霓”。又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了。“民心”究竟是什麼？孟子在另外一處解釋說：“食色，性也。”也就是說，貪圖享受、好逸惡勞是人的本性。人們在苦難中盼望脫離苦難，脫離苦難後希望享受安逸，享受安逸後要求不勞而獲、貪圖享受、驕奢淫逸……這就是“民心”。如果按照孟子的要求，民眾想要的東西就“與之聚之”，民眾不想要的東西就“勿施”，那麼這樣的天下“得之”或“失之”有何意義？《韓非子·顯學》中有一段話極為深刻：“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意思是說，如果治理天下隻需順乎民心，那麼還要伊尹、管仲這樣的賢臣良相幹嘛？他以為嬰兒治病為例，嬰兒患病需要治療，治療必然會疼痛，因此嬰兒哭鬧不已，嬰兒哭鬧是因為不知道“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的道理。民心好逸惡勞與嬰兒害怕疼痛是同樣的道理，所以“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他又接著說：“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征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並力疾鬥，所以擒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統治者為了實現長治久安，必然會采取一些強製手段和懲罰措施，如果完全聽由民心，順從民意，國家必將走向衰亡！他最後總結道：“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由此看來，民心並不可靠，隻可逆而用之，不可順而縱之。
9．伊尹
《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郷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關於知人用人問題，孔子在這裏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當時他的弟子樊遲不太理解，跑去向子夏請教，子夏就用商湯舉用伊尹為例加以說明，他說：“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商湯重用伊尹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得到了一個能夠經略天下的能人，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個愛憎分明的君子。君子愛人，亦惡（憎惡）人，愛人容易惡人難。正直的君子如偃草之風，天下賢達之士聞風而動，趨之若鶩，而邪枉之人也必將自行隱退，銷聲匿跡。
伊尹，伊氏，名摯，又名阿衡，“尹”是他的官名（號），夏末商初人，我國曆史上的著名賢相。夏朝末年，他任商湯右相，輔佐商湯伐桀滅夏，功績卓著。商朝建立以後，他曆仕商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輔政五十餘年，夙夜勤勉，政績斐然。荀子對他的評價很高，說他是“聖臣”。。
他去世後，沃丁以天子之禮將他安葬在商湯陵寢之側（今河南偃師市西），後人奉他為“商元聖”，甲骨文中也有大乙（商湯）和伊尹並祀的記載。
關於伊尹的身世，曆史上有一段神奇的傳說。《呂氏春秋》：“有侁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有侁氏是夏朝所屬的一個小方國，居於伊水之畔，伊尹的母親是一個采桑女，她采桑時在桑樹洞裏發現了一個男嬰，於是就把他抱回去撫養，並因伊水為氏，取名為伊尹。但凡史籍中刻意編造這種出生不知生父的傳奇故事，多半是因生父身份卑賤而替聖人諱言。也有人說伊尹的生父是一位廚藝高超的庖人，他自幼隨父執鼎俎學庖廚，創立了“五味調和說”和“火候論”，被後人尊稱為“中華廚祖”。這些傳說顯然都是後人附會演繹而成的，不足為信。
伊尹雖然出生卑微，耕於有莘之野，卻以參悟堯舜之道為樂，且以“此道覺此民”為己任。商湯娶有莘之女，他作為隨從來到商湯身邊，開始他隻負責為商湯庖廚，“身執鼎俎為庖宰”，是一個掌管庖廚事務的小頭目。後來商湯與他接觸多了，發現他學識淵博，心存高遠，常“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因而對他頗為賞識，刮目相看，有問題也經常向他求教，所以孟子說“湯之於伊尹也，學焉而後臣之”。當時夏桀統治殘暴無道，民情怨憤，商湯正在謀劃伐桀滅夏大計，他覺得伊尹是一個能夠輔佐自己成就大事的人才，因此請他出仕為官，擔任右相，委以國政。
伊尹由庖宰（奴隸）擢升為伊正（貴族），這在等級森嚴的奴隸製社會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於是曆史上就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是“伊尹以割烹要湯”，法家學派多持此說，其中以韓非子為代表。他說：“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意思是說，商湯是天下最聖明的人，伊尹是天下最賢智的人，然而伊尹多次（“七十”）向商湯陳述治國方略都沒能得到認可，後來他隻好通過烹調手藝博得商湯賞識，慢慢接近商湯，才得到認可，進而擢升為伊正；二是“湯使人以幣聘之”，儒家學派多持此說，其中以孟子為代表，他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係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這段話是針對有人向他求證“伊尹以割烹要湯”之事而說的，因此情緒有點兒激動。在孟子看來，伊尹是為道義而生的聖人，非道非義，天下不取，非道非義，一介不與，如此聖賢之人怎麼可能“以割烹要湯”？孟子又接著說，實際情況不是“伊尹以割烹要湯”，而是商湯主動派人帶著聘禮去拜訪伊尹，希望他能出仕為官，輔佐自己。當時伊尹正在田間耕作，他對商湯的使者說：“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伊尹開始對出仕做官根本不屑一顧。孟子不愧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他先把伊尹架到雲端之上，令人仰視，然後話鋒一轉，說商湯一次又一次地派人拜訪他，他最終幡然心動，說了一番無比高尚的話：“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意思就是，我與其在田野之中勞作，以參悟堯舜之道為樂，為什麼不出仕為官，輔佐商湯成為堯舜一樣的賢君呢？為什麼不讓現在的百姓成為堯舜盛世的百姓呢？為什麼不努力重現堯舜盛世呢？上天生育萬民，同時安排先知先覺者來啟蒙後知後覺者，我就是這樣的先知先覺者，因此我有義務用堯舜之道來啟發每一個人，讓堯舜之道大行於天下。孟子常常會對史實進行主觀改造，借上古聖賢之口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在這裏引用伊尹的話未必可信，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中梳理出三點：一、商湯是主動聘請伊尹出仕為官的；二、伊尹是一個心存高遠、誌向遠大的人，他以“先知先覺”自居，以“斯道覺斯民”為己任；三、伊尹在政治上的終極目標是使所有國君成為“堯舜之君”，使所有國民成為“堯舜之民”。
伊尹輔佐商湯的主要曆史功績，一是伐桀滅夏，建立了商朝；二是“放大（太）甲而相之”，鞏固了商朝的統治。
商湯伐桀滅夏，伊尹功不可沒，“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夏朝末年，“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諸侯多怨，紛紛叛離。伊尹縱觀天下，審時度勢，他從夏桀暴政中看清了夏朝必然滅亡的發展大勢，因此積極輔佐商湯，周密籌劃滅夏方案，不斷積蓄反夏力量，分步實施伐桀計劃，最終取得了伐桀滅夏的勝利，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二個奴隸製國家商朝。
商朝建立後，亳邑成為統治全國的政治中心。據有關考古發現，亳邑當時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同時商湯征伐四方，大大擴展了商王朝的統治區域，“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商朝不僅牢牢控製了黃河中下遊地區，連遠處西方的氐羌部落也向商朝表示臣服。
商朝實行的是“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製度，即兄死由弟繼承王位，直到少弟死後，再由長兄之子繼位。商湯在位時間比較長，長子太丁不及繼位就死了。商湯死後，先由太丁之弟外丙繼位二年，再由仲壬繼位四年，這一時期商朝的統治大權實際由伊尹掌控。仲壬死後，太甲繼承王位，伊尹為輔政大臣。太甲是商湯的嫡長孫，而伊尹是輔佐商湯滅夏建商的元老功臣。太甲繼位後貪圖享受，慵懶怠政，顛覆了商湯製定的刑典，於是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後》誡勉他。在《伊訓》中，他以一個建商有功的老臣身份訓導初即位的太甲要以夏桀滅亡為教訓，施行德政，積極從諫：“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嗣王祇厥身，念哉！聖漠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然而太甲不聽從伊尹的教誨，不遵湯法，縱欲亂德，伊尹一怒之下，把他放逐到桐宮囚禁起來（今河南虞城東北），由自己攝政，以朝諸侯，但並未篡改國號。
關於伊尹放逐太甲，先秦典籍中多有記載，因此其真實性不應懷疑。問題是如何理解這個事件的性質，是“放”還是“篡”？曆史上說法不一：一種說法認為，伊尹放逐太甲是“篡”，即伊尹通過武力手段篡奪了太甲王位，放逐太甲，自立為王。伊尹篡位後實行了三年統治，因為得不到商朝奴隸主貴族的支持，太甲趁機從桐宮逃出來，潛回國都，殺掉伊尹，恢複了王位；另一種說法認為，伊尹放逐太甲是“放”，即伊尹並未篡奪王位，仍然以輔政大臣的身份攝政，他把太甲囚禁在桐宮，是對他進行懲戒教育，希望他能夠幡然悔悟，繼承商湯開創的宏大事業。《左傳》中說：“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伊尹雖然囚禁太甲三年，但仍然堅持以臣事君之禮，太甲也沒有怨恨伊尹。伊尹自己則說：“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對於太甲，先“放”後“反”都是得到殷商民眾的理解和支持的。《史記·殷本紀》：“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伊尹把太甲囚禁在桐宮，太甲自怨自艾，閉門思過，處仁遷義，悔過自新，於是伊尹又把他接回亳邑，重新恢複了他的王位。為了勉勵太甲遵從先王之誌，修德勤政，伊尹還專門作《太甲》三篇，以作警示。他告誡太甲要實行德政，天下才會得到治理，否則就會天下大亂。戰國時期的公孫醜曾對伊尹放太甲一事提出質疑：“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後來解釋道：“有伊尹之誌，則可；無伊尹之誌，則篡也。”在孟子看來，“放”與“篡”的重要區別在於有無“伊尹之誌”，至於什麼是“伊尹之誌”則語焉不詳，他大概也是“為聖人諱言”吧。
伊尹還政於太甲以後，太甲繼承商湯的事業，修德勤政，寬厚待民，進一步鞏固了商朝的統治，後世尊其為“太宗”。從太甲到太戌七代，是商朝處於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這與伊尹輔政時期打下的堅實基礎不無關係。
10．高宗（商王武丁）
《論語·憲問》：“子張曰：‘《書》雲：“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
高宗，即商王武丁，商代第二十三代王，帝盤庚之侄，帝小乙之子，高宗是後人祭祀他的廟號。武丁在位五十多年，是商代的名王，他執政期間，對外開拓疆域，對內革新政治，使商王朝達到鼎盛，史稱“武丁中興”。
武丁在做太子時，曾遵父命長期在外服役，生活在“小人”中間，因此比較了解民間之疾苦和稼穡之艱辛。他即位後，因“諒陰”而三年不言。按照孔子的解說，“諒陰”是君王死後，繼位者三年不問政事，守孝服喪，而《國語》、《史記》等書中則解說為“默以思道”或“以觀國風”。三年諒陰結束後，武丁親政，他從版築匠人中擢升聖人傅說為相，又任用甘盤、祖己等一批賢臣，勵精圖治，大力改革政治，“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使貴族和平民都沒有怨言，實現“殷國大治”。
武丁在位期間，對周邊部族發動了一係列戰爭，進一步擴大了商王朝的統治區域和影響。武丁用兵的重點主要是西北的方、土方方和鬼方等遊牧部族。這些散居在西北黃土高原的遊牧部族經常南下掠奪人畜財物，一度逼近殷西的太行山東南地區，嚴重威脅到殷都的安全。武丁決定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親自率領大軍進行征討，每次征發兵力多達三千至五千人，戰爭規模都比較大。經過多年征討，終於征服了方、土方和鬼方等部族，“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外，武丁還曾發兵南征荊楚，“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通過南征，商王朝的統治勢力一直延伸至江南部分地區。武丁大規模對外用兵，有效地鞏固了商王朝的統治，加強了商朝與周邊各族的聯係。
在商代曆史上，武丁是一位有作為的帝王，他執政時期，使商王朝的政治、軍事、經濟得到空前發展，達到鼎盛。
11．紂
《論語·子張》：“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一
就像人們把天下所有的善事都歸集到聖賢身上一樣，人們把天下所有的惡事也推到了暴君頭上，讓他們背負千年積毀，永難翻案——這是中國史學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子貢是曆史上第一個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句話隱含的意思是，商紂並不像曆史傳說中的那樣萬惡不赦，他隻是因為亡國而承受了天下所有的罪過和罵名。孟子則說：“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武丁是商朝後期的有為之君，他實現了“殷道複興”。商紂在位時期仍然能保持武丁時期的先民遺風和仁惠政教，其統治才得以維持五十餘年。荀子也說：“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桀紂之惡，這樣的概念已經在人們心裏固化了，隻要說到惡，人們就會不假思索地拿他們出來進行比較（“稽”），也不辨別真偽曲直。此後，宋代的羅泌、清代的顧炎武等人對“紂之不仁”也提出質疑，但千年積毀已成，這些聲音終不入流。
到了現當代，許多學者從“疑古”開始，擺脫曆史包袱，重新評價商紂，令人振聾發聵。其中顧頡剛和郭沫若的觀點最為新穎有力。顧頡剛經過仔細考證，在《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中把後人曆數“紂惡七十事”的累積形成過程進行了認真梳理：《尚書》中列紂之惡有六事，戰國書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漢書中增加了二十三事，東漢時又增加一事，東晉時又增加十三事，共計七十事，商紂罪惡累累，罄竹難書，此後就無以複加了。由此可見，紂之惡事絕大多數是後人開的“虛帳”，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
不破不立，如果顧頡剛所做的工作是“破”，那麼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就是“立”。郭沫若結合新發現的殷墟卜辭研究，在《駁〈說儒〉》一文中說：“我們可以用純正的曆史家的觀點來說句‘持平’的話：像殷紂王這個人對於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倒是不可淹沒的。殷代的末年有一個很宏大的曆史事件，便是經營東南，這幾乎完全為周以來的史家所抹煞了。這件事，在我看來，比較起周人的翦滅殷室，於我們民族的貢獻要偉大。”又說：“帝乙、帝幸（商紂）父子兩代在盡力經營東南的時候，周人圖謀不軌打起了別人的後路來，殷人是失敗了，但他們把在中原所培植起來的文化讓周人在某種的控製之下繼承下去，而自己卻又把本文化帶到了東南。殷人被周人壓迫，退路是向帝乙、帝幸兩代所經略出來的東南走。在今天江蘇西北部的宋國，長江流域的徐楚，都是殷的遺民或其同盟民族所墾辟出的殖民地，而其濫觴即在殷末的東南經營。更透辟地說一句：中國南部之得以早被文化，我們是應該紀念殷紂王的。”商朝自盤庚遷殷以後，不斷向四方用兵，疆域大大拓展，特別是帝乙、帝幸父子大舉向東南地區擴張，持續多年主動或被動地大規模對東夷用兵，俘虜了“億兆夷人”，使發源於黃河中下遊地區的中原文化逐漸發展到了長江流域的東南部地區，這樣的曆史功績被湮沒數千年，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文人、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隻是還原了商紂的本來麵目和曆史功績，那麼作為一代政治、軍事大家的毛澤東則以其獨特的政治視野對商紂做出了高度評價：“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曆史上是很有功勞的。紂王伐東夷，打了勝仗，但損失也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
二
紂，商朝的最後一代君王，亦稱商紂或殷紂王，名幸，字受或受德，廟主之號為帝幸，帝乙之嫡子。據史書記載，商紂身材壯碩，麵容姣好，天資聰穎，聞見敏捷。成年後材力過人，有倒曳九牛之威，撫梁易柱之力，因此荀子說他是“天下之傑”，“百人之敵”。
商朝末年，由於統治者連年四方用兵，破壞了社會生產，加重了民眾負擔，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複雜，已經開始出現衰敗跡象。“帝甲（即祖甲）亂之，七世而殞”。這就是說，從帝甲到帝幸（紂）七世，商王朝就是在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中趨於敗亡的。商紂繼位之初，仍然能維持前朝的“故家遺俗，流風善政”，重視發展社會生產，社會比較穩定，國力也比較強盛。由於商朝與周邊諸侯邦國不斷發生各種紛爭，商紂決定以武力來解決諸侯邦國的威脅，他先在殷西太行山區的黎（今山西黎城縣東南）集中大量兵力，準備向西北發動大規模進攻，平息西北地區土方、鬼方、羌方等邦國叛亂。但由於東南地區力量空虛，東夷各族趁機發動叛亂，他隻好轉移兵力，全力進攻東夷各部。商朝與東夷之間的戰爭持續多年，戰爭的規模也很大，甲骨卜辭和青銅銘文中有不少“征人方”或“王來征人方”的記載，“人方”即東夷或淮夷，是東南淮水流域的一個強大方國。經過長年征戰，商紂終於平定了東夷各部，俘獲了大批的夷人，但商朝征伐東夷的代價也是巨大的，“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商紂征服東南，同時也把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藝術傳播到東南地區，推動了當地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因此他對曆史的貢獻是巨大的。
商紂平定東夷叛亂後，日漸滋生驕橫情緒，“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在生活上，他嗜酒淫亂，奢靡之極，後人對此多有詬病，極盡想象來描述他荒淫無道的生活。他把從戰爭中捕獲的大批夷人俘虜投入到建造宮室、台榭、陂池、林苑等工程中。為了維持建造宮殿等工程的巨大開支，他加重稅賦，強征暴斂，激起了民眾的反抗，統治集團內部也發生嚴重分歧，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許多臣服於商朝的小邦國因不堪重負而紛紛叛離。
在商紂全力以赴經營東南之時，長期居住在渭北平原一帶的周族迅速崛起，並不斷向東部擴張。周文王時，周人已經渡過渭水，占據渭南地區，並在灃水之畔建立了豐邑。周族原本是商朝統治下的一個西部方國，曆史悠久，國力強盛，對強大的商朝政權一直存有覬覦之心，周文王在位期間就開始秘密謀劃和實施“翦商”大計。商紂對於周人是心存戒備的，他曾借故將周文王囚禁在羑裏長達七年之久。周武王繼位後，商朝因大舉用兵東南而國力空虛，諸侯方國紛紛叛離，歸附於周。經過多年的精心謀劃，周武王會合天下諸侯，打著“恭行天罰”的旗號興師伐商。商紂倉促出兵應戰，兩軍會戰於距商都朝歌七十裏的郊外牧野。此時商紂又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把從東夷捕獲來的大批夷人奴隸武裝起來，湊成十七萬人（一說七十萬）組成的大軍開赴戰場。兩軍交戰，大批夷人奴隸臨陣倒戈起義，引導周軍攻入商都。商紂見大勢已去，隻好登上鹿台自焚而亡，維持了近六百年統治的商王朝至此滅亡。
三
關於商紂的過錯和罪惡，經顧頡剛梳理，有七十事之多。但是仔細研究後就會發現，許多罪名根本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完全是後人臆想杜撰出來的，比如“燔生人”、“鑄金柱”、“剖比幹妻以視胎”等等，所以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從曆史的角度進行分析，商紂的過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弗敬上天”，“慢於鬼神”，“郊社不修，宗廟不享”。商人崇天，在他們的宗教觀念中至高無上的神是“帝”或“天帝”。“帝”是有意誌的人格神，有好惡，能賞罰，決定人間禍福，因此對“天帝”不可不敬，否則將要遭到“天譴”。商人也尚鬼，他們對死去的先人（“鬼”）極為尊敬，每年都要定期舉行祭祀祖先的活動，極為隆重。奴隸主貴族無論大事小事，都要求告於祖先，以祈求祖先佑福。上古時期，人們的認知能力還很低下，宗教信仰是維係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重要力量，是控製和麻痹民眾的精神鴉片。宗教信仰可以代替理性思維，解決精神層麵的所有問題。然而商紂在經營東南時，卻忽視了崇天和尚鬼，這不僅授人以口實（周武王在孟津大會上就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作為討伐商紂的重要理由），而且也失去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控製力和號召力，最終導致民心大亂，一發不可收拾，這不能不說是商紂的一大失誤。
二、平定東夷叛亂後，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滋生了驕橫情緒和麻痹心理，特別是對於“億兆夷人”處置不當。對於商王朝來說，征服東夷各部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勝利，商紂理應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但是他盲目樂觀，放鬆警惕，野心膨脹，忘乎所以，沒有清醒地認識到勝利後麵隱藏著危機。具體地說，商紂犯了兩個重大失誤：一是在處置夷人俘虜問題上，他沒有把大批夷人俘虜投入到農業生產中，以增強國力，而是讓他們大規模地修建宮殿林苑，無形中加重了民眾負擔，激化了社會矛盾；二是低估了周人勢力，沒有及早采取防範措施。後來周人氣勢已盛，占據了輿論的製高點，事態無法控製了，他才倉促應對，處置不當，臨時讓夷人俘虜上陣應戰，以至於一敗塗地。當然，曆史是不可能改寫的。如果當初商紂對東南采取守勢，把統治重點放在經營西北，那麼中國曆史上也許就沒有周朝了，而我國東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也許會滯後數百上千年。當然，東南地區也有可能獨立發展成為另外一個與商朝對等的國家，那麼中國的版圖也許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如果商紂平定東南叛亂之後，把“億兆夷人”投入到農業生產中，並聽從微子、比幹等人的勸諫和忠告，采取及時有力的措施遏製周人的發展態勢，那麼商朝的統治可能還能持續下去，不過周人仍有機會與殷商爭奪天下。
三、“播棄犂老，昵比罪人”，“崇信奸回，放逐師保”。這幾句話出自《尚書·泰誓》，周武王以此作為討伐商紂的罪行之一。“犂老”，王引之《經義述聞》：“犂老者，耆老也。”“師保”，即《史記》中說的“大師”、“少師”，泛指商紂身邊的老臣。《論語·微子》中說：“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這三個人都是殷王室成員，被孔子稱為殷商“三仁”。微子啟是商紂同父異母的兄長，箕子和比幹都是商紂的叔父，他們從維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出發，對商紂進行了多次規勸，但是商紂根本聽不進去。到了商紂執政後期，他不僅不聽從諫言，反而對進諫者實施迫害，於是微子與大師、少師密謀後離去，箕子披發佯狂，降為奴隸，而比幹則因強諫而被商紂剖心殺害。《孟子》中說：“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文王）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伯夷是孤竹國的世子，太公望是東海隱士，他們都是當時名望很高的名士（“大老”），曾仕於商紂，後來因商紂無道而離開，投奔了周文王。忠臣賢良紛紛離去，亂臣賊子就會越聚越多。《左傳》中引楚芋尹無宇言：“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商紂為惡，身居下流，於是天下惡人如水之就下，都彙集到他的身邊。《孟子》中的飛廉，《墨子》中的費仲、崇侯虎，《韓非子》中的崇侯、惡來，《淮南子》中的左強、屈商等，這些人都是當時臭名昭著的惡人，商紂對他們寵信有加，委以重任。這些人一旦掌握權勢，便助紂為虐，倒行逆施，逼退賢良，殘害忠臣。在用人問題上，商紂殘害忠良，寵信奸佞，這也是他後期所犯的一大錯誤。
四、“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商紂在生活上奢靡放浪，是遭後人批評最甚的一大罪惡。《史記》中說他“大冣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其實上古時期人們物質生活條件是比較粗放簡陋的，即便窮奢極欲，也無法與後人相比。況且作為一國之君，其最為重要的職責是興邦安民，至於生活細節問題，倒也不必過分在意。但是為什麼後人每當提到商紂奢靡放浪就恨得咬牙切齒呢？關鍵是因為他縱欲而亡國，後果很嚴重，這是令人無法容忍的。顧頡剛認為，商紂的最大錯誤是酗酒，這個觀點頗為新穎別致。商人嗜酒，史料中多有記載，武王伐紂時也把“淫酗肆虐”作為他的一條罪狀。嗜酒使人亂性，因此商紂“醢九侯”、“剖比幹而觀其心”、“剖比幹妻以觀其胎”、“殺人以食虎”等等暴行都有可能是酒後亂性所為。周朝建立後，統治者對商朝滅亡的教訓進行了認真反思和總結，提出了許多警戒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剛製於酒”。周公平息武庚和管、蔡之亂後，封康叔為衛君，統領殷商遺民，居於殷墟。周公擔心康叔年少，專門作《康誥》、《酒誥》和《梓材》警示他。在《酒誥》中，他不僅強調了戒酒的重要性，而且還從正反兩個方麵總結了商初戒酒興國的成功經驗和商末酗酒亡國的曆史教訓，最後頒布了嚴格的禁酒令：“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於酒。”周公還政於周成王後，也作了一篇《無逸》，文中反複告誡成王要效法周文王勤勞節儉，奮勉為政，以殷為鑒，不要貪圖安逸，其中也專門提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由此可見，酗酒亂性也是商紂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危害程度更甚於“嬖於婦人”和“炮格之法”。
12．微子
《論語·微子》：“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商紂統治時期，國內危機四伏，矛盾重重，不僅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矛盾異常尖銳，統治集團內部鬥爭也異常激烈，以至於“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是殷人後裔，他心情沉重地說：“殷有三仁焉。”然而，兩千多年後的毛澤東對此卻做出完全不同的評說：“微子是裏通外國。為什麼紂王滅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比幹反對他。”兩位偉人評判同一曆史事件，觀點差異如此之大，除了他們的曆史觀存在差異之外，君與臣的視角差異更為關鍵。
微子，子姓，名啟，世稱微子、微子啟或宋微子，商王帝乙長子，帝幸（商紂）庶兄，商王室成員，封於微（今山東梁山西北），位列子爵，故稱微子。《史記·殷本紀》載：“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幸，幸母正後，幸為嗣。”可見商紂時期王室已有嫡庶之分，微子就是最早受血統論影響的犧牲品。商紂殘暴無道，淫亂不止，微子多次勸諫無效，後因懼禍離開國都朝歌。周武王伐紂滅商後，微子肉袒自縛，向武王請罪，武王予以寬待。周公平定武庚（商紂之子）叛亂，“乃命微子開（啟）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以殷遺臣身份接受了周朝分封，成為宋國的開國始祖。
13．箕子
《論語·微子》：“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箕子，名胥餘，商王帝乙的弟弟，商紂的叔父，商王室成員，封於箕（今山西太穀、榆林一帶），位列子爵，故世稱箕子。箕子在殷末周初時期是一位極有影響的人物，然而周武王封建諸侯時將其封於朝鮮，且不臣於周，因此司馬遷作《史記》時無處安排，隻好把他並入《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禦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發詳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箕子操》是古琴曲名。《史記集解》引《風俗通義》曰：“操者，言遇甾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中還有一段記載：商朝滅亡之後，有一次箕子朝拜周庭，路過商朝舊都朝歌，他看到城中殘垣斷壁、雜草叢生、滿目瘡痍的景象，不禁感傷起來，欲哭不忍，於是作《麥秀之詩》以表達懷舊感傷的心境：“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商遺民聽到他吟誦這首詩後，都傷心地流下了眼淚！由此可見，箕子是一個情商和文化素養較高的人，身處亂世，憂國憂民，隻能通過藝術形式來抒發自己憤懣情懷。
麵對商紂的暴政，箕子雖然無力拯救危世，但他不像微子那樣不管不顧，一走了之，也不像比幹那樣直言進諫，以死相拚，而是選擇了一種既不“彰君之惡”，也不“自說於民”的變通辦法——“被發詳狂為奴”。後人對箕子的評價很高，連一向高舉批判大旗的韓非子也把他說成“聖人”：“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武王克殷之後，曾專門去拜訪箕子，向他請教有關天道人倫之類的問題。箕子與周武王的對話後來被收入《尚書》，篇名《洪範》，《史記·宋微子世家》也全文收錄。《洪範》是我國古代哲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曆史文獻，思想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到古代政治、哲學、文化等方麵問題。文章中重點討論了帝王治理國家必須遵守的九種根本大法，即“洪範九疇”（“洪”義為“大”，“範”義為“法”），其中第五疇“皇極”（君主統治準則）是整個統治大法體係的中心，其他各疇都是圍繞建立“皇極”所實施的統治手段與方法。《洪範》主要倡導的是一種基於上帝意誌基礎上的神權政治論，強調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最高統治準則——“皇極”，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洪範》對君王提出行為規範的政治經驗以及君權神授等思想，引起周朝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並加以奉行。
《洪範》對後世影響很大，因此箕子被後人尊稱為“中華第一哲人”、“中國文化第一子”。後來箕子被周武王封於朝鮮，與當地土著共同建立了“箕子朝鮮”，他被推舉為第一任國君，為開拓朝鮮半島做出了巨大貢獻。
14．比幹
《論語·微子》：“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比幹，子姓，名比幹，商王帝乙的少弟，商紂的叔父，商王室成員。微子、箕子、比幹三人，唯有比幹不稱“子”，估計是因帝丁去世之時他尚未成年，未及受封國，故一直以“王子”稱之。商紂繼承王位後，比幹是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之一，輔佐商紂治理國家，鼓勵發展農業，提倡冶煉鑄造，功績卓著。根據史料推斷，他曾任商紂的“少師”。《史記·殷本紀》：“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微子能與其謀去留大事的人肯定是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因此這裏的“大師”應當是箕子，而“少師”則是比幹。比幹性情耿直剛烈，他見微子避禍離去，箕子佯狂為奴，憤然說道：“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比幹堅持直言強諫，惹怒了商紂，商紂說（估計是酒後亂性時）：“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於是命人殺死比幹，刳觀其心。商紂殺死比幹，這是中國曆史上最離奇的一樁暴行，人們在痛恨商紂之餘，似乎並沒有給予比幹多少同情，因為當一切都變得不可理喻時，堅持正義不僅毫無意義，而且顯得愚蠢。
15．伯夷、叔齊
《論語·公冶長》：“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論語·述而》：“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論語·季氏》：“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有一種人，他們一生並沒有做過什麼於國於民有益的事情，隻是堅守道德節操，標榜清高孤傲。如果用曆史的標準來評判，他們根本不值一提，但如果用道德的標準來評判，他們就成了聖人。所以對於那些流芳百世的曆史人物，我們不能被後人的讚譽所蒙蔽，要認真考察他們的行止，關鍵是搞清楚他們的真實動機——為國？為民？還是為自己？因為我們不需要道德楷模，而需要行動強人。在這裏不妨先亮明觀點：伯夷、叔齊就是這種於國於民無用的道德楷模。
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的兩個王子。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孤竹國是殷商北麵的一個小方國，其活動區域大致在今河北省灤河和青龍河一帶，以農牧為主。孤竹族原本是商部族的一個旁支，商部族迂回南下中原時，他們逐步與部落聯盟分離，形成一個獨立的氏族部落，以墨胎為姓氏，並一直以商部族為宗主。了解孤竹國的曆史淵源，有助於我們了解伯夷、叔齊的政治立場。
關於伯夷、叔齊的事跡，《史記》有傳，轉述於此：一是讓位避世。相傳孤竹國國君在世時立叔齊為王位繼承人，孤竹君死後，叔齊欲讓位於長兄伯夷，伯夷認為父王的遺命不能更改，於是跑到北海之濱隱居去了。叔齊也不願意繼承王位，隨後也跑到北海之濱隱居了。國人見大太子和三太子都跑了，隻好推舉二太子（中子）為國君。孟子說伯夷、叔齊是為了逃避商紂暴政而“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二是“叩馬而諫”。殷末之際，周人漸興，西伯（周文王）仁德，伯夷、叔齊聽說周文王“善養老者”，便從北海之濱趕到豐邑。此時周文王已經去世，周武王繼位，他正在積極準備東進伐紂，伯夷、叔齊得知後，攔在周武王馬前，拉住馬的韁轡勸諫道：“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就倫理而言，文王去世，三年服喪未滿，武王就大動幹戈，以臣討君，確實是不孝不仁，故而他們“叩馬而諫”，表示反對；三是“不食周粟”。武王克殷，取而代之，天下宗周稱臣，伯夷、叔齊則不願意與不孝不仁之徒為伍，他們跑到首陽山隱居起來，采薇而食，作歌為樂，最後餓死在首陽山。
上述三件事情，如果從道德層麵來評判，伯夷、叔齊身處亂世，卻能夠“不降其誌，不辱其身”，確實稱得上道德楷模，所以後人對他們的評價都很高，高得出人意料。孔子說他們是“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賢人”。孟子說他們是“聖之清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伯夷者，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韓非子說他們“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屈原說“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司馬遷作《史記》，把《伯夷列傳》放在人物列傳的首篇，並以質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方式，說他們是“積仁潔行”的善人。唐代韓愈則專門寫了一篇《伯夷頌》……但凡讚譽者，大多是道德判斷，不涉政治。
如果從政治層麵來評判，伯夷、叔齊的進退出處，是具有明確的功利色彩和政治傾向的。
先說兄弟相讓之事。上古時期，部落首領或方國君王的生活條件其實是極其簡陋、儉樸的，韓非子形容他們住的房屋是“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吃的食物是“糲栥之食，藜藿之羮”，穿的衣服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其辛苦程度遠遠超過那些在大田裏勞作的奴隸。孤竹國是一個偏遠的小方國，國君能享受到的特權是很有限的，所以不應把伯夷、叔齊避世讓位想象得那麼高尚、神聖，韓非子一語中的：“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也就是說，當孤竹國國君不僅無利可圖，而且還要遭災受罪。
還有一個情況也應該結合考慮，殷商時期王位繼承既可以長幼為序，也可以嫡庶為序。殷商早中期多以長幼為序，如商湯死後，外丙、仲壬按長幼相繼為王；殷商後期則多以嫡庶為序，如微子雖長，但商紂為嫡，所以王位由商紂繼承。孤竹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南朝皇侃《論語義疏》：“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複立也。”如果以長幼為序，就應該由伯夷繼位，如果以嫡庶為序，則應該由叔齊繼位。那麼究竟應該由誰來繼承王位呢？這裏麵是隱藏著凶險的，所以伯夷、叔齊不是讓位避世，而是讓位避險，他們不願意為了王位而招致殺身之禍。
再說恥食周粟之事。後人多把伯夷、叔齊看作超然物外、淡泊名利、不問世事、抱節守誌的清高名流，其實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的這種行為恰恰是一種非常明確的政治態度。孤竹國是從商部族分離出來的，並且一直稱臣於商，他們把自己看作商人，他們的進退出處也以商王朝的興衰存亡為準則。周武王興兵伐紂，他們站在商王朝的政治立場“叩馬以諫”，表示反對。周朝建立後，他們謝絕禮聘，不仕於朝，隱居首陽山，恥食周粟，最後餓死山中，他們的所作所為並非清高孤傲或沽名釣譽，而是要表明他們與周人之間勢不兩立的政治立場。恥食周粟，是因為周人與他們有滅國之恨，弑君之仇！關於這一點，過去很少有人提及。
伯夷、叔齊讓位和避世，是殷商亡國之後的一種無奈的政治選擇，他們沒有像微子、箕子那樣選擇接受周朝的分封，也沒有像武庚等人那樣選擇與周朝公開對抗，他們選擇的是一條既不利國利民，也不利己利他的避世之路，雖然他們名傳千古，至今稱頌，但卻是百世無用，誤導後人！
16．泰伯
《論語·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在孔子對人物的評價體係中，“至德”應該是最高境界了，因為這是一個普惠天下的政治概念。其次是“仁”，這是道德修養的最高範疇。孔子一向口風甚緊，一般不輕易許人以“仁”。接下來是“忠”、“孝”、“智”、“勇”等等，這些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的某一方麵，如能勤加修煉，亦不難實現。至於“直”、“清”、“文”、“佞”之類，則多半是他耍滑頭，別人問起，他不得不說，應付而已。在《論語》書中，孔子談及“至德”隻有三次，一次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一次是稱頌“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還有一次就是評價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
泰伯，亦作“太伯”，姬姓，商朝末年生活在岐山一帶周部族首領古公覃父（周太王）的長子。“泰伯”並不是名字，而是氏族內部的排行，泰，位重也，指氏族內部地位顯赫；伯，長也。
古公覃父對周部族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為了擺脫散居在黃土高原遊牧部族的騷擾，率領部眾不斷南遷，最終在漆、杜之間的岐山之陽定居下來。《詩經·大雅·緜》中記錄了周部族的遷徙曆程：“古公覃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薑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周人在“周原”這片沃土定居下來以後，耕地麵積大規模增加，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同時他們開始興建城邑、道路、宮室和祭壇，“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塚土，戎醜攸行”。“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經過數年的繁衍生息，周部族已經成為商朝西部的一個強大方國，所以古公覃父後來被追尊為周太王：“後稷之孫，實為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古公覃父有三個兒子，長子泰伯，次子仲雍，少子季曆，季曆的兒子是姬昌，也就是後來的周文王。據《韓詩外傳》、《吳越春秋》等史書記載，姬昌生有聖瑞，古公覃父賢之，他曾有意無意地說過：“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知道古公覃父想立季曆為嗣，繼而傳位於姬昌，於是就托言去吳地采藥，和仲雍一起離開岐下，一去不返。古公覃父臨終前對季曆說：“我去世後，你去請泰伯、仲雍回來，如果他們願意回來，你就把王位讓給他們；如果他們不願意回來，你可以安心繼位。”古公覃父死後，季曆遵照父親的遺訓，把兩位兄長請了回來，並希望他們繼承王位，但是部族長老們則希望季曆繼承王位。泰伯知道古公覃父生前希望季曆繼位，因此他與仲雍商量，決定讓位於季曆。當時部族內部首領承襲製度並不完備，既可以按照長幼為序，也可以按照嫡庶為序，還可以論賢愚取舍，沒有定製。但是無論做出何種選擇，都有可能給人留下口實。為了避免日後部族內部發生紛爭，也為了避免日後季曆對他們產生猜忌，泰伯和仲雍幹脆按照吳地習俗，斷發文身，遠走他鄉。至今想來，這一幕頗為淒涼。他們即將遠離故土和親人，去一個完全陌生的蠻荒之地，不知此生還能不能回來？在古人觀念中，歸屬感是極為重要的，而他們今日別去，今後魂歸何處？身葬何處？一切皆茫然！
孔子說泰伯“三以天下讓”，關於“三”，後人有多種解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東漢王充《論衡》：“昔泰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發文身，以隨吳俗。大王薨，太伯還，王季避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發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其實“三”是一個概數，一再而已；所謂“天下”，更是幾十年後的一個預期，故弄玄虛而已。
商朝末年，長江下遊的江南地區還處於原始氏族社會，散居在這裏的“荊蠻”之人尚未開化，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態遠遠落後於中原地區，政治上也與商朝離心離德。泰伯和仲雍來到這裏後，定居在梅裏（今無錫梅村），並將該地命名為“句吳”，這就是“吳”的由來。他們從中原地區帶來了農耕技術和先進文化，帶領當地族人興修水利，發展農業，開發了這片蠻荒之地，“從而歸之千餘室”。相傳泰伯為了“穿澮瀆而備旱澇”，開鑿了伯瀆河，河水流經坊前、梅村、蕩口，直至漕湖，全長43公裏，據說這是我國古代曆史上第一條人工開鑿的河流。
泰伯把中原文明的種子帶到吳地，經過數年發展，東吳迅速崛起。春秋時期，吳國一躍成為能與中原諸侯爭霸抗衡的強國，因此東吳人把泰伯奉為吳地始祖，尊稱他為“吳太伯”。今江蘇無錫市東三十裏的鴻山還有泰伯墓，享堂門旁的石柱上鐫刻著一副對聯：“誌異征誅三讓兩家天下，功同開辟廣懷萬古江南。”這副對聯對泰伯一生功績做出了精確概括。
周武王克商後，曾派人深入江南之地尋訪泰伯。此時泰伯已經去世，無子，其弟仲雍繼位，武王遂封其後人為伯，列為諸侯。在周初大封建中，東吳是建封最早的諸侯國，也是姬姓諸侯輩分最高的（祖太伯），因此司馬遷作《史記》把《吳太伯世家》列為第一。如果以華夏為正統的觀念來看，自泰伯開國之初，東吳就已加入周王朝這個大家庭了。由“荊蠻”到正統，泰伯居功至偉，他與寧願不食周粟、餓死首陽的伯夷、叔齊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從泰伯至壽夢共傳十九世，“夷蠻之吳興”，始稱王。
孔子為什麼盛讚泰伯“至德”？這與他的曆史觀有很大關係。孔子一貫堅持以中原華夏族為尊的正統觀念，他竭力貶低周邊經濟與文化形態相對落後的異族，設立“夷夏之防”，聲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在這種正統觀念的支配下，他錯誤地將我國古代曆史局限在華夏族的範圍內，他的“曆史”概念僅僅是夏商周三代的嬗遞，而周邊各族全是野蠻、落後的“蠻白之邦”，既不懂禮義，也不懂忠信，其有君不如無君，更沒有什麼曆史可談。他對於那些在曆史上曾經維護過華夏族正統地位的人物推崇備至。泰伯對於中原華夏文明的貢獻不在於“征誅”，而在於“開辟”，他用華夏文明同化了“荊蠻”之邦，使中原文化發揚光大，披澤天下，因此孔子對他的曆史功績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至德”。
17．周文王
《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詩經·大雅》中有《文王之什》，這是一組歌頌周文王功德的詩篇。這些詩篇，有的回顧了周人祖先的興業曆史，如《緜》、《皇矣》等；有的宣揚了周文王“受命於天”的天命觀念，如《文王》、《大明》等；有的歌頌了周文王“厥德不回”的高貴品質，如《大明》、《皇矣》等；還有的則誇耀周文王的偉大功績，如《靈台》、《文王有聲》等。顯然，周人在政治思想和文化形態上要比商人高明許多，他們不僅牢牢掌控了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控製了道德和輿論的製高點，而且還善於通過藝術形式來傳播自己的政治觀點，美化自己的領袖人物。
一
周文王，姬姓，名昌，周部族首領季曆之子，我國曆史上第三個奴隸製國家周朝的締造者。商朝末年，居於渭河平原的周部族經過數代經營，已經發展成為西方一個最為強大的諸侯方國（部落聯盟），並與商王朝發生衝突，商王文丁為了遏製周部族的勢力，借故將周部族首領季曆殺死。季曆死後，子姬昌繼位，同時他也繼承了商朝封予的西伯爵位，故稱西伯昌。據《史記》記載，姬昌在去世前七年才正式稱王，故後人稱他為周文王，“文”是諡號，按照古代諡法，“經天緯地曰文”。不過孔子這裏所說“文不在茲”的“文”似乎不是這個意思，而是特指“文武之道”。周文王在位共五十年，基本完成了“翦商”大業，因此曆史上一般都認為他是周朝真正的締造者。
周文王繼位之後，麵臨的最大敵人是與自己有殺父之仇的商王朝，此時商朝勢力還很強大，他曾試圖發兵伐商，但未能取得勝利，因此他聽取了身邊謀士的建議，“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表麵上仍然臣服於商朝，暗中卻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他利用商王授予西伯擁有征討西北諸侯部落的特權，發動了一係列的兼並戰爭，先後率兵征服犬戎、密須（今甘肅靈台西）、阮（今甘肅涇川縣東南）、共（今甘肅涇川縣北）等西北方小邦國，擴大了西邊的疆土，加強了西北方的防禦力量，鞏固了周部族的後方。《文王之什》描繪道：“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於周祜，以對於天下。”
在穩固西部之後，周文王把力量轉向東方，他先在渭涇之間建立畢邑（今陝西鹹陽北阪），逐步向渭北平原東部擴張，然後渡過渭水，消滅了崇國（今陝西戶縣東）。崇國是商朝西部的重要同盟方國，崇侯虎是商王紂的同姓親信，他一直與周部族為敵，曾在商紂麵前挑唆說：“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響之，將不利於帝。”周文王為此被商紂囚禁在羑裏長達七年之久。據史書記載，周部族與崇國的戰爭異常激烈，戰前周文王發布宣言：“餘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征之，唯為民。”周文王聯合眾多諸侯方國組成聯軍向崇國國都發起猛烈攻擊，然而崇侯虎高築城牆，閉門死守。《文王之什》生動地記錄了這場攻城戰役的盛況：“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周部族聯軍用臨車、衝車等進行衝擊，用鉤梯、戈刀等攻城，聲勢浩大，所向披靡，一舉殲滅崇國，清除了周部族向東發展的一大障礙。
周文王占領崇國領地後，控製了整個渭河平原全部土地。為了鞏固勝利成果，他征調大批在戰爭中捕獲的俘虜，在灃水西岸修建了都城豐邑（今陝西長安西北），形成了與商王朝對峙的西部中心。周邊的諸侯方國因不堪商紂暴政，紛紛叛離，歸附周文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四十餘國”。此後，周文王又沿河東出河南和河內，一度伐邗（今河南泌陽縣），攻克太行山區的黎（今山西黎城縣東南），直接威脅到殷都。
周文王在武力擴張的同時，非常注意“積善累德”，所以許多諸侯方國都主動歸附於他。關於周文王以德化民、籠絡人心的傳說，流傳最廣的是“斷虞、芮之訟”。虞（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和芮（山西芮城縣西）是河東地區的兩個小國，兩國因土地劃界發生糾紛，他們聽說周文王仁德公正，便去找他裁決。他們到達周境後，發現這裏的人們都彬彬有禮，途中相遇主動讓道，凡事先謙讓老者。受此感化，他們幡然悔悟道：“我們所爭執的，恰恰是周人所恥辱的。我們沒有必要再去見周文王了，否則就是自取其辱。”回來後，兩國各自讓出地界，從此禮讓相處。天下諸侯聽說此事後都說：“西伯蓋受命之君。”於是紛紛歸附周文王，周部族日益強大，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與商王朝對抗中逐漸占據優勢。《文王之什》中讚頌道：“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二
隨著周部族規模不斷擴大，部族內部管理事務也越來越繁雜，為此周文王在內政方麵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有效地維護了部族內部的穩定，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周部族在發展曆史中一直以農業生產為主，周人先祖棄在夏禹時代曾擔任過掌管農業生產的職官“後稷”。周文王繼位後，非常重視農業生產，經常親自督促農耕。《尚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惶暇食，用鹹和萬民。”他經常和農夫們在大田裏一起勞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時連飯都顧不上吃。為了鼓勵發展農業，促進貨物流通，周文王還實行了“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等措施。所謂“耕者九一”，就是對農民實行九分抽一的稅率，這樣可以有效保護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有利於發展農業；所謂“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就是對於流通貨物，在經過關口或市場交易時隻稽查，不征稅，鼓勵進行商品交易。不禁止漁獵，也不加征稅賦。這些措施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因而受到廣大部族民眾的歡迎。孟子曾對周文王“治岐”的農耕社會做出這樣描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
為了維護周部族聯盟內部的統治秩序，保證奴隸主貴族對奴隸的占有權和使用權，周文王還頒布了“有亡荒閱”、“罪人不孥”等相關法令。“有亡荒閱”，就是要對逃亡的奴隸進行大搜索，任何人不得私自收留和藏匿。顯然，奴隸主貴族是這條法令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們更加擁戴周文王。“罪人不孥”，就是不把罪人家屬籍沒為奴。這條法令體現了周文王一貫倡導的“慎刑”、“明德”思想，實施刑罰隻是維持統治秩序的手段，真正目的在於威服人、感召人，隻有這樣才能贏得萬民歸附。
完成“翦商”大業，必須集聚各方人才。周文王禮賢下士，四處網羅人才，他身邊聚集了一大批賢達名流，《文王之什》中說：“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當時孤竹國的兩個太子伯夷、叔齊隱居在北海之濱，他們都是有名望的“天下之大老”，聽說周文王禮賢下士，善養老者，便投奔了周文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太公望呂尚是濟世奇才，卻遭商紂棄用，隱居東海之濱多年，當時他已經是一個“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的老者，每天隻能在河邊釣魚打發時間。周文王得知後親自去尋訪他，請他輔佐自己治理天下。“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於是子（呂尚）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在周文王的感召下，當時的賢士達人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人聞風而動，紛紛投奔到他的麾下。這些人才幫助周文王處理各種內政和外交事務，隨他一起出征四方，在興周滅商大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周文王在位期間還大力實施“仁政”，努力緩和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矛盾，改善民生，多予少取，慈惠愛人，“懷保小民”。他常常告誡奴隸主貴族要學會“讓”與“不爭”，這樣才能維持良好的統治秩序，緩和矛盾對立，達到“子子孫孫永保民”的政治目的。“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對於鰥寡孤獨者，他倍加關愛，盡量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孟子說：“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製其田裏，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雖然孟子的話裏有誇大和美化的成分，但仍然能讓人感覺到周文王這種仁慈親善的人文關懷精神。
周文王在內政方麵推行的種種改革措施，雖然是從維護奴隸主貴族統治的政治立場出發的，但在客觀上適應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改善了社會關係，因此他在位五十年間，周部族勢力不斷壯大，為“翦商”大業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三
周文王在對外不斷擴張、對內實施“仁政”的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展開了強大的攻勢。周人擅長利用輿論工具來美化自己，抹黑別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有關史料，大多已經被周人刻意粉飾過了，所以使用史料時不得不多一個心眼，否則就會“隔空”上當。比如周文王討伐崇侯虎，原本這隻是部落方國之間的一場兼並戰爭，但是經周人粉飾之後，卻變成了一場道義之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複伐之，因壘而降”。文王伐崇是因為崇侯虎“德亂”，文王是代表正義對他實施懲罰的。崇國都城久攻不下，是因為文王“修教（德）”不夠，“修教（德）”完成後再來攻城，崇人便乖乖投降了。如此過度粉飾，難免露出馬腳，反而讓人起了疑心。當然，搶占意識形態領域的製高點和話語權，在政權更迭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有時甚至能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商朝末年，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意識形態領域的主流意識仍然是原始宗教性質的“君權神授”天命觀。周文王要從商紂王手中奪取政權，就必須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奪取“天命”權。周文王繼位之後，雖然在行動上表示臣服商紂王，私底下卻大肆宣揚“受命作周”的天命觀。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文王之什》中深切地感受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丕）顯，帝命不（丕）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盡管《文王之什》是後人追敘文王功德的詩篇，但從中可以看出“文王受命”、“受命作周”的天命觀念在當時已經普遍流行，並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周人大張旗鼓地宣揚“文王受命”、“受命作周”的天命觀念，其目的就是為伐紂滅商進行思想準備、輿論準備和心理準備，占據道德和道義的製高點，這與商紂“弗敬上天”、“慢於鬼神”形成了鮮明對比。
“君權神授”的天命觀可以令人敬畏，但卻缺乏理性說服力，而且善惡不辨，對人的行為也缺乏約束力。商紂暴虐，沒有受到上天懲罰，文王仁慈，也沒有受到上天青睞；文王說自己是“受命作周”，商紂也說自己“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周人和商人各有各的天命，究竟應該相信誰呢？顯然，這種原始的天命觀在理論上存在著天然缺陷，為此周文王對傳統的天命論進行了改造，進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明德”思想，即“天命”並不是麻木不仁、不辨善惡的，而是根據人間善惡來實施賞罰、決定興亡成敗的。“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因此統治者要“務修德音以享神人”。在原始的天命觀念中引入“德”這個政治倫理觀念，是我國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進步。周文王是“明德”思想的政治實踐者，而周公則是“明德”思想的理論集成者。
周文王在與商王紂的政治對決中，決定性的優勢在於他能“積善累德”。後人對他的稱頌也主要集中在他善於“明德”、“修德”等方麵，孟子說他是一個“以德行仁者”。《文王之什》中說他“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比於文王，其德靡悔”。《左傳》載：“《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刑，務去之之謂也。”
關於“明德”的具體內容，《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概括為“度”、“莫”、“明”、“類”、“長”、“君”、“順”、“比”、“文”等九個方麵，統稱為“九德”，既有對於個人修養的內在要求，也有對於儀刑四方的外化要求。周文王的“明德”思想，在令人敬畏的天命觀念中加入了一絲人文關懷的溫情，因而贏得了眾多諸侯方國和黎民百姓的擁戴和支持，這也是成周滅商的製勝法寶。
四
周文王被囚禁在羑裏期間，為了打發時間，把傳統的益智遊戲八卦兩兩相重，演繹成六十四卦。“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易·係辭傳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周文王在完成“重卦”之後，又為六十四卦取了具有特殊含義的卦名，這樣每一卦不僅包含了更為豐富多彩的自然之“象”，也蘊含了許多複雜深奧的人世哲理，同時簡單的陽爻和陰爻符號也被賦予了一種特殊使命——卜問凶吉。
從伏羲成卦到文王演卦，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使之從簡單的遊戲或記事的文字（其實組成八卦的陰陽爻過於簡單，即便九九相重，詞彙量也很有限，且難以辨識和記憶，因此不適合發展成為記事文字）發展成為人類認知自然與社會的思辨結晶，這應該是周文王對中國古代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
六十四卦具有占卜功能，因而曆朝曆代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和重視。後來周公作爻辭，後儒作《易大傳》等等，一步步演繹至今。據說孔子晚年喜《易》，潛心研究，以至“韋編三絕”。他曾感歎道：“加我數年，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見其中奧妙無窮！
18．周武王
《論語·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盡管周人善於粉飾曆史，他們不僅美化自己的先祖，同時也抹黑他人的先祖，但客觀而論，殷商滅亡完全是咎由自取。當年商王太甲被伊尹禁於桐宮閉門思過，居三年而悔過自新，拜手稽首曰：“天作孽，猶可違（避）；自作孽，不可逭（逃）。”這樣的悔悟不可謂不深刻，然而商紂卻未能記取太甲的教誨，在風雨飄搖之中仍然無止無休地“自作孽”，“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周武王順乎天而應乎民，一戰而輕取天下。
周武王，姬姓，名發，周文王次子（其兄伯邑考為商紂所殺），“武”為諡號，取“克定禍亂”之義。周文王去世後，他繼承周部族王位，紹續文王“翦商”大業，於公元前十一世紀消滅商朝，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三個奴隸製國家周朝，他為周朝的開國國君。
武王伐紂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重要事件，雖然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周武王，但周文王為此謀劃了足足五十年。武王繼位後，“師修文王緒業”，仍自稱太子發，舉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為左右王，遷都於鎬（今陝西長安縣），積極準備伐商。第二年他在黃河著名渡口孟津大會天下諸侯，進行渡河演習，此舉的目的一方麵是試探商朝的反應，另一方麵是觀察諸侯方國的態度。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參加孟津大會的諸侯有八百之眾，聲勢浩大，氣勢如虹。渡河演習開始後，師尚父高聲發號軍令：“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眾諸侯爭先恐後，簇擁著周武王浩浩蕩蕩地向黃河對岸進發。舟船渡至中流，一條白魚突然躍出水麵，跳入武王舟中。渡船到達對岸後，又見一道火光從天而降，擊中武王船屋，然後化作一隻赤鳥翩然飛去。在場諸侯見此瑞兆，都激動不已地對武王說：“紂可伐矣。”然而武王故弄玄虛地說自己尚未得到上天指令，暫且罷兵，還師回朝。當然，白魚赤鳥之類的瑞兆都是後人編造出來騙人的，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對此唐人司馬貞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亦各隨文而解也”。
周武王在孟津舉行聲勢浩大的渡河演習，其意圖已經十分明顯，但卻未能引起商王紂警覺，他仍然終日沉溺於酒色之中，“昏亂暴虐滋甚”。商朝王室核心成員微子、箕子、比幹等人反複向他進諫，結果卻遭受迫害，微子出逃，箕子佯瘋，比幹被殺。周武王得知這一消息後，認為討伐商紂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向所有諸侯同盟發出號令：“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他親自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聯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部落方國軍隊大舉向東進發。全國各路諸侯會師於孟津，周武王在孟津舉行規模盛大的誓師大會，他在誓師詞中曆數商紂的種種暴行，諸如“惟宮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等等，當然其中難免有一些誇大的成分。誓師詞的核心內容是把這場戰爭說成“受命文考”，“恭行天罰”，把他自己美化成為代表正義的一方，因此他要求所有參戰諸侯方國都要“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這篇誓師詞被收錄《尚書》，篇名為《泰誓》。
周武王紀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周武王率領諸侯聯軍進抵距商都朝歌七十裏的牧野（今河南淇縣南）。商紂得到消息後，因商朝軍隊主力還遠在東南戰場，一時征調不回來，他隻好臨時把大批奴隸和東夷俘虜武裝起來，拚湊成七十萬（一說十七萬）大軍開赴戰場。商周兩軍會戰於牧野，周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師尚父為先鋒，麾動虎賁、戎車衝入商軍。戰爭的過程和結果都很簡單，商軍人心渙散，前徒倒戈，很快就敗下陣來，商紂見大勢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
牧野之戰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有確切時間記錄的戰爭。從政治上來看，這場戰爭的意義在於直接導致朝代更迭，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主要是人心問題。周武王一再宣稱：“受（商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所以孔子認為，能夠與君王保持同心同德的人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這也是武王克商的製勝法寶。孟子也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成武》，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他認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仁”，如果在政治上占據了道義的製高點，天下民心歸附，那麼就可以不戰而勝，不至於血流成河了。從軍事上來看，這場戰爭並沒有多少借鑒意義，因為商周雙方並不是真正勢力的較量，如果商朝不是受製於東南，以主力迎戰周軍，戰爭結果確實難以預料。曆史總是由許多偶然串聯在一起而形成必然的。
牧野之戰第二天，周武王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百名軍官舉著雲罕九旒為先驅，武王之弟振鐸率領車陣繼後，周公旦手持大鉞，畢公手持小鉞，分列武王左右，散宜生、太顛、閎夭等武士仗劍侍衛，軍旗獵獵，威風凜凜。朝歌百姓雀躍歡呼，夾道迎接武王。商紂的哥哥微子啟肉袒麵縛，持祭器以獻，代表商朝王室向武王表示臣服。“武王親釋其縛，受其壁而袚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複其所”。這已經演變成一出鬧劇了，周人如此粉飾自己的領袖，實在是令人反感！
武王入城後，先入宗廟祭祀殷商之祖，說了一通“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的騙人鬼話，然後命人釋放被囚的箕子和殷商民眾，重修比幹墓，散鹿台之財，發钜橋之粟，以賑濟貧困。當然，周武王的這些舉動都是騙人的表麵文章，真正要害的是他把王宮中的奇珍異寶擄掠一空，其中最為尊貴的是當年夏禹“塗山大會”時用天下諸侯獻金鑄造的象征著王權的九尊大鼎。“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這裏所說的“義士”，就是不食周粟、餓死首陽的伯夷、叔齊，他們用這種偏激的方式進行抗爭。既然史書中說他們是“義士”，那麼周武王大肆掠奪就可視為不“義”。所以以後論及戰爭，不可輕易相信所謂的“義戰”，因為任何戰爭都是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而已。周武王攻占朝歌後，將王宮付之一炬，然後罷兵西歸，正式建立周朝，定都鎬京，並作《武成》以記載其滅商建周的武功。
武王克商之後，為了籠絡人心，曾進行一次分封諸侯，封神農氏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今江蘇贛榆縣），帝堯之後於薊（今天津薊縣），帝舜之後於陳（今河南淮陽），夏禹之後於杞（今河南杞縣），讓他們以繼先祀。在滅商戰爭中有功的功臣謀士，武王也分封他們建邦立國，封師尚父於營丘，建國為齊，封周公旦於曲阜，建國為魯等等，並賜予宗彝名器，以作鎮國之寶。對於殷商之後如何處置，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產生意見分歧，師尚父主張把他們全部殺掉，以絕後患；召公認為應該區別對待，“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周公則主張分化利用，提出既要進行武力監管，又要加以籠絡利用的辦法。武王最後采納了周公的建議，封商紂之子祿父（武庚）為殷商諸侯，留守商都，繼續統領殷商遺民，承繼殷商祭祀。同時他把商地分為三部，分封給自己的三個兄弟，封管叔於管（今河南鄭州），封蔡叔於蔡（今河南上蔡），封霍叔於霍（今山西霍州），讓他們就近監視武庚，史稱“三監”。
周朝建立後，天下諸侯紛紛表示臣服，據史書記載，當時向周武王臣服的有六百五十二個諸侯方國，當然也有少數方國是被武力征服的。據《左傳》載周王使者詹桓伯語：“我自夏以後稷，魏（山西芮城東北）、駘（今陝西武功縣西南）、芮（今山西芮城縣西）、岐（今陝西岐山縣）、畢（今陝西鹹陽市北），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今山東博興縣東南）、商奄（今山東曲阜東），吾東土也；巴（今重慶市一帶）、濮（今湖北石首縣一帶）、楚（今湖北江陵一帶）、鄧（今河南鄧縣），吾南土也；肅慎（今大淩河至朝陽地區）、燕（今北京市、河北一帶）、亳（今河南商丘、偃師一帶），吾北土也。”所謂“西土”，即宗周和河東等地；“東土”，則是商朝的王畿及其統治的主要地區，周朝“滅國五十”，都在這一地區；“南土”和“北土”就是由中原向南北延伸，南達江南和四川，北及燕山遼海，這些都是周王室直接統轄的方國分布地域。此外，周朝政治勢力影響所及的少數民族地區，東到白山黑水，西至甘青隴蜀，南達吳越湘贛。分封定疆界，周朝的統治區域已經遠遠超過商朝。
周武王雖然平定天下，建立周朝，完成了文王的“翦商”大業，但他仍然寢食難安，夜不能寐。他常常登高遠眺，遙望商都，心中難免悵然。此時他在思考一個問題：既然周人可以用武力滅商，那麼別人也可以用武力滅周。如何才能避免殷商滅亡的悲劇重演，永保周人子孫後代為天下之尊呢？他為此專門去拜訪商朝的智者箕子，向他請教治國之道，他們的談話內容被整理成文，收錄《尚書》，篇名為《洪範》。周武王已經認識到武力的危害性，因此他決定罷兵息武，永不言戰。他自己率先做出榜樣，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兵戈，釋軍旅，以示天下。《詩經·周頌·時邁》讚頌道：“載戢幹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
周武王在位時間不長，前後隻有十三年，滅商不久後他就病逝，由太子誦繼位，是為成王。
19．周公
《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論語·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一
周公（這裏特指姬旦），姬姓，名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同母弟，因其封地在周（今陝西寶雞市岐山北），封爵為公，故稱“周公”。周公是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他的事跡和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有人將其尊為儒學奠基人。
商朝末年，周文王“翦商”，周武王“伐紂”，周公作為王室重要成員，輔佐文、武二王，貢獻巨大。據《史記》載：“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爨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從這段文字記載中可以看出，周公在滅商戰役中擔負了許多重要任務，同時也展示了他傑出的軍事才能。
周武王雖然取得滅商勝利，但商朝的殘餘勢力還很強大，特別是東部地區還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周公建議對商朝貴族和遺民采用分化利用和武力監督相結合的辦法，周武王采納了他的意見，封商紂之子武庚為諸侯，仍然留駐商都朝歌，統領殷商遺民部眾。同時又封武王之弟管叔鮮、蔡叔度和霍叔處三人率領重兵駐守商都及周邊地區，就近監視武庚。武王滅商兩年後病逝，其子誦繼位，是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輔政，“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然而周王室內部召公奭等人卻懷疑周公企圖謀害成王，篡奪王位。武庚見周王室內部發生矛盾，就趁機煽動管叔、蔡叔等人和他一起造反，他們又聯合了殷商在東夷的殘餘力量（徐、奄、薄姑、熊、盈等邦國）共同起兵反周，發起了複國戰爭。麵對嚴峻複雜的形勢，周公先向召公奭等人解釋，消除了疑慮，穩定了內部團結。然後他調集大軍，以周成王的名義，率軍東征，討伐武庚。在軍事步驟上，他先集中優勢兵力誅滅以武庚為首的商朝殘餘貴族軍隊，誅殺武庚，徹底破滅殷商的複國幻想。然後再平定管叔、蔡叔等人叛亂，誅殺管叔，流放蔡叔。最後遠征東夷，前後花了三年多的時間，相繼平定東夷諸邦叛亂。周公東征，無論在戰爭規模和力量對比上都遠遠大於武王伐紂，因此這場戰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周勢力較量。《詩經》中對周公東征的慘烈狀況進行了生動的描述：“即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經過東征戰爭，商朝的反叛勢力基本被消滅，周朝的統治地位才真正建立。
二
周公東征勝利後，深切感受到殷商殘餘勢力的嚴重威脅，如果對他們處置不當，必將會引發新的社會動蕩。同時，在東征過程中捕獲了大批俘虜，這些人被稱為“獻民”，又稱“殷頑民”，他們對周人心懷仇恨，隨時可能發動新的叛亂，如何處置這些“殷頑民”，也成為周朝統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周公決定在夏人原來的居住中心伊、洛流域建造一座新都城，把“殷頑民”通通集中起來加以監管。經過反複選址論證，他最終決定在瀍水東岸建造新城洛邑（今河南洛陽市東）。他委派召公奭負責新城規劃，測量城垣宮室位置，監督“殷頑民”建造新城。新城建成後，命名為“成周”，強迫所有“殷頑民”遷入，並派重兵鎮守，防止發生叛亂。在遷入新城的那一天，周公代表周成王向殷商舊臣和“殷頑民”發布誥令。《史記·周本紀》中載：“成王既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多士》今存《尚書》。周公在誥令中曆數商朝滅亡的原因，周王室將他們安置在新城的用意以及他們自己的前途命運等等，警告他們要服從上天的安排，否則上天的懲罰就會降臨到他們身上。在營建成周的同時，周公又在成周西麵三十裏的瀍水西岸修築了一座王城（今洛陽市區），以八師（一師為一萬二千五百人）兵力駐守，就近監視成周“殷頑民”，並作為朝會東方諸侯的東都。這樣，西起岐陽，東到圃田，所有渭、涇、河、洛地帶，都包括在周王朝王畿之內。西邊的渭河平原，以鎬京為中心，是周人興起的根據地，稱為“宗周”；東麵的河洛地帶，以王城為中心，是保衛宗周和鎮撫東方的重鎮，稱為“成周”。東西兩都連成一片，王畿範圍方圓千裏，周朝統治全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基本形成。
由於周朝統治疆域大幅拓展，為了對全國實行有效統治，周公在政治上采取了封建諸侯的辦法。分封製是建立在宗法製基礎上的，宗法製度是奴隸製社會最基本的社會政治製度。按照宗法血緣關係，以周王為首的姬姓貴族在周朝統治集團中占據首要位置，即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因此周公在封建諸侯過程中，優先考慮的是姬姓王族成員。《荀子·效儒》中說：“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意思是說，姬姓王族，隻要不癡不傻，都能受到分封，身份顯貴。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後裔受封者多達二十六國：“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外，與姬姓保持聯姻關係的異姓諸侯也接受了分封，其中以薑姓諸侯居多。
周公在封建諸侯的同時，還將王室的珍寶彝器分給各國諸侯，以作鎮國之寶。如“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後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胄甲名）、沽洗（鍾名）”。
三
為了鞏固周王朝的統治地位，加強對分封諸侯的控製，周公在總結商朝滅亡教訓的基礎上，對周王朝的國家政治製度進行了係統的設計和安排，這就是史書中說的“周公製禮作樂”。
周公“製禮作樂”的具體內容已無從考。《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辨）百姓。”《書序》中也說周公作《立政》、《周官》。現行《尚書》中雖有《立政》、《周官》兩篇，但其真偽難辨，隻能作為參考資料。現行《周禮》已基本確認是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偽作，內容龐雜，反映的是戰國後期儒家融合道、法、陰陽等家思想，因此也不可作為研究周公“製禮作樂”的史料。
當年周公“製禮作樂”，應該限定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王族核心成員）流傳，因為其中涉及到實行統治的理念、方略、製度、方法及措施等核心機密，不宜讓更多人知曉，況且當時文字傳播手段也受到很大限製。到了春秋時期，許多諸侯國的公族成員也隻是聽說《周禮》而已，如果能讓他們親眼目睹，就覺得三生有幸了。魯國一直是保存周朝典章製度最完備的國家，《左傳·昭公二年》載晉國韓宣子出使魯國，“觀書於大史氏”，他看到周朝的許多珍貴文獻，於是讚歎道：“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顯然，“周禮”中載有關於“王道”的內容。“王道”是所有統治者追求的政治終極目標，因此人人必欲得之。孔子當年應該深入研究過這些典籍，並對周公製定的“周禮”頂膜禮拜，心悅誠服，所以他夢中許久不見周公，就若有所失，魂不守舍了。《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又載吳公子季劄出使魯國，“觀於周樂”，樂工從《周南》、《召南》到《大雅》、《頌》，一路演奏下來，讓公子季劄大開眼界，他激動無比，語無倫次地說：“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無）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我們現在已經無法體會當時人們“觀禮”、“觀樂”時的激動心情，但從他們的讚頌聲中完全可以想象到周公“製禮作樂”的神奇魅力。
根據現存史料推斷，周公“製禮作樂”的內容相當豐富，至少涉及到國家政治體製、機構和職官設置、軍事製度、祭祀製度、禮儀製度、稅賦製度、道德規範以及文化典籍等方麵。
在政治體製方麵，“禮”首先是建立在宗法製度之上的等級製度。宗法製度以血緣關係為紐帶，按血緣親疏遠近形成等級階梯。在政治上，周王是“天子”，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統治者；在宗族中，周王又是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長。因此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廟祭祀。曆代周天子都是由嫡長子繼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正統地位，不得僭越。其他諸子或受封為諸侯，或分有采邑（食邑），他們在各自的封地內建立宗廟和政權，成立臣屬於周王朝的諸侯國。在諸侯國內，國君是最高統治者，也是最大的族長，國君君位和爵號也由嫡長子繼承，其他諸子可以分封采邑或建立卿大夫之家。卿大夫之家也由宗族宗主統領，實行貴族身份世襲製。這種層層相屬的宗法血緣關係，把族權和政權結合起來，形成奴隸主貴族的等級製度。
在國家機構和職官設置方麵，《尚書》中的《立政》、《周官》敘述得比較完備。周王身邊的重要職官主要有太師、太傅、太保，合稱“三公”或“師保”。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共同輔政。在朝廷中，直接輔助周王管理政事的是“太宰”，成王時，周公以太師兼太宰的身份“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太宰以下，有眾多卿士，其中重要的職官有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等諸有司。這些職官也大多由姬姓貴族擔任，成王時，在武王同母弟八人中，除周公為太宰之外，還有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這些職官各司其職，手下有眾多僚屬聽從調遣。總體來說，隨著周朝統治權力不斷加大，國家機構和職官設置也逐漸複雜起來。
在軍事製度方麵，周王朝設置了龐大的常備軍，宿衛宗周的有六師，稱為“西六師”；在成周鎮懾東方諸侯的有八師，稱為“成周八師”，共有常備十四師兵力，一師為一萬二千五百人，十四師共為十七萬五千人，這已遠遠超過商朝常備軍的規模。此外，各諸侯國也配備一定的武裝力量，但一般不得超過三軍規模，否則就僭越禮製。
在稅賦製度方麵，周王朝實行的是“徹”，孟子說：“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所謂“什一”，就是按實際收獲的十分取一。《左傳·哀公十一年》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魯國季孫氏打算“用田賦”，即改變原來的稅賦製度，以增加賦稅收入，但是他怕孔子反對，就讓孔子的弟子冉有去征求孔子意見。孔子私底下對冉有說：“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這裏所說的“周公之典”應當就是周公所作的“周禮”，我們雖然無從得知其具體內容，但是孔子卻道出其基本原則：“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這對於我們了解周公製定稅賦製度的基本思路是極有幫助的。
此外，“周禮”在祭祀先祖、朝覲聘會、宴饗應酬、婚喪嫁娶、日常起居以及道德規範等方麵都有詳盡的禮儀規範，幾近繁縟。關於“周禮”的作用，後人將其視為治國法典：“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當然，“周禮”是在總結夏、商兩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整理彙集而成的，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周公是完成這一曆史使命的集大成者。
四
周公在現實政治中是一位積極有為的政治家，他勤勉履職，日夜操勞，常常是“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同時他也是一位勤於思考、善於總結的思想家，孟子說：“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他對商周之際的社會曆史變革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和總結，在傳統的宗教天命觀中加入了“德”的觀念，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宗教政治倫理觀，進而形成了“敬天”、“明德”（“敬德”）、“保民”的思想體係。
原始的天命觀是商周兩代的主導思想。人們普遍認為，“天命”是最高的主宰力量，決定人世間的一切。曆史更替、周朝滅商也是由“天命”決定的：“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篤生武王，保右（佑）命爾，燮（協）伐大商。”“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與）厥邦厥民。”從周朝滅商的曆史教訓中，周公得出的結論是“天命”不可違背，“天命”不可不敬，否則將會受到上天懲罰。這就是“敬天”思想。
“天命”是不可違抗的主宰力量，同時“天命”也不是恒常不變的。即所謂“天命靡（無）常”。“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信）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於四方。”這就是說，君王的德行，明明在下，同時也赫赫在上，為上天所知。商紂雖然是上天之子，但是他不敬天命，惡德上聞，因此失去天命佑護，使他的政令不能通行四方。而周朝之所以能夠興旺發達，取代商朝，因為周文王“克明德慎罰”，“既勤用明德”，上天是沒有私心的，它隻佑護那些有德行的君王，因而授命於周，令其替代商朝統治四方。顯然，經過周公改造後，這裏的“天命”已經不是麻木不仁、善惡不辨的了，而是以“德”為標準來實施賞罰的，“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這就對君王“敬天”提出了具體要求——“明德”（“敬德”）。因此周公反複強調：“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王其德之用，祁天之命”。
“明德”（“敬德”）的要求已經提出來了，那麼君王如何才能做到“明德”（“敬德”）呢？或者說如何才能體現上天的意誌呢？按照“敬天”、“明德”（“敬德”）的邏輯關係一步步推演，周公又提出了“保民”思想。“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就是說，上天判斷君王是否“明德”（“敬德”）是以民為監的，這裏又引入了一個“民”的概念。“天畏（威）棐（非）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君王想要一統天下，就必須做到“保民”。如何才能“保民”呢？周公在《尚書·無逸》中說了一番大道理：“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他告誡君王不要貪圖安逸享受，要了解田間勞作的艱辛，否則就會受到萬“民”詛咒和上“天”懲罰。當然，周公的“保民”思想是從保護奴隸主貴族的利益出發的，他所說的“保民”是保持奴隸主貴族對奴隸的占有權和使用權，但在客觀上卻維護了奴隸的部分生存和勞動權益，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因此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周公把“敬天”、“明德”（“敬德”）、“保民”三者聯係起來，“明德”（“敬德”）是“敬天”的具體要求，“保民”則是“敬天”的具體體現。三者之間的邏輯關係清晰明確，表現出較高的思辨水平。周公關於“敬天”、“明德”（“敬德”）、“保民”的思想對後來的儒家學派影響很大，因此他被視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
周公輔佐成王七年，身貴而愈加謹慎謙恭，家富而愈加勤勉節儉，他每日夙興夜寐，鞠躬盡瘁，因而贏得了天下人的敬重。成王長大後，“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因為周公已經完成了維持周王朝統治的天下布局和製度設計。
二、春秋諸侯及公室成員（14人）
20．魯公（伯禽）
《論語·微子》：“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善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公東征時遇到最強勁的對手是歸屬於商的古奄國，它與徐人聯合淮夷和東方其他邦國結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抗周聯盟，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所以周初大封建時，周公親自受封於此，“因商奄之民”，在“少皞之虛”建立魯國。《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裏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裏。”可見魯國當時的封地並不大。後周公因武王病逝，成王年少，他要留守宗周輔佐成王，故而未能就封，而是命其長子伯禽前往封地。《詩經》中有明確記載：“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伯禽（？—公元前998年），姬姓，名禽，字伯禽，亦稱禽父，周公旦的長子，封地為魯，爵位為公，故稱“魯公”。周初因“周公之代成王治”，所以他亦“代就封於魯”，成為西周初年魯國的開國國君。伯禽就封之前，周公諄諄教導他道：“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孔子這裏也記錄了周公對伯禽說的另一段話：“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善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這段話主要說的是用人問題。其中“施”字最難解，考“施”、“弛”二字古多通用，當解為“棄忘”。周公首先要求伯禽一定重視用人問題。周公以自己為例，他即便在洗澡吃飯的時候，有人來訪，他也要“捉發”、“吐哺”，“起以待士”，因為賢人難求。如果得到賢人輔佐，為政就不難了。在任用賢人的同時，還要注意依靠“親”與“故”，要利用宗法血緣關係來維持統治。對於血緣關係親近的老臣和故善，不要求全責備，他們也許不能成事，但至少不會壞事。
按照慣例，周公對於受封諸侯，一般都會代表成王發布誥令，康叔受封於衛，周公作《康誥》、《酒誥》、《梓材》，對他加以誡勉；唐叔受封於河東建立晉國，周公“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據《左傳》記載，伯禽受封之時，周公也作《伯禽之命》，對他提出許多忠告。《伯禽之命》今已佚失，據後人推測，孔子曾見過《伯禽之命》，“周公謂魯公”這段話也許就出自其中。與《康誥》、《酒誥》相比，周公對伯禽的誥令要溫情許多，而且內容也很實在。當然，父親對自己的兒子格外關切，這也是人之常情。
伯禽就封魯國時，周公特意把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等“殷民六族”作為種族奴隸分給他，供他驅使，又專門為他配備了“祝、宗、卜、史”之類的專職人員，幫助他在魯國推行“周禮”，還分給他大量的“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此魯國在諸侯國中一直是保存周朝典章製度最完備的國家。春秋時期，晉國韓宣子在魯“觀書”，吳國公子季劄在魯“觀樂”，都大開眼界，歎為觀止。
伯禽到魯國之後，建邦立國，發展經濟，用了三年時間來徹底改變殷奄遺民的風俗，不折不扣地推行周朝禮製。而和他同時受封於齊的太公薑尚則“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一切因陋就簡，因地製宜，隻用了五個月時間就完成了建國任務。後來太公聽說伯禽三年之後才報政於周公，不禁感歎道：“嗚呼，魯後世其北麵而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意思是說，以後魯國將北麵稱臣於齊國了，因為伯禽過分拘泥於繁複的周禮，未能考慮到東夷地區的實際情況，齊國則簡易其政，因勢利導，便利百姓，所以歸附者日眾。孔子也曾對此事發表過評論：“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所謂“道”，即周文王的“王道”。孔子以“王道”為標準，認為“齊”—“魯”—“道”三者呈漸進梯次，因為齊國急功近利、重刑輕禮的做法隻能算作“霸道”，而魯國崇尚仁義、移風易俗的做法則接近“王道”。
伯禽建魯，定都於曲阜，圍繞都城劃定“郊”（城外近處曰郊）、“遂”（城外遠處曰遂）區域，並按照宗法血緣關係實行分封，逐步建立起新的統治秩序。魯國初創時期，占據東郊費邑附近的徐戎、淮夷殘餘勢力經常發起挑釁，伯禽不得不發兵討伐。在一次規模較大的征伐中，伯禽動用“三郊三遂”的全部兵力，並作《費誓》進行戰前動員。《書序》中載：“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他在《費誓》中要求“三郊三遂”所有參戰人員必須穿戴好盔甲，準備好戈矛和弓箭，在甲戌日這一天隨他一起討伐那些叛亂的徐戎、淮夷。大家都要奮勇當先，勇敢殺敵，否則將會受到軍法處罰。魯軍在這場戰爭中攻克了東郊重鎮費邑，基本消滅了徐、夷殘餘勢力。伯禽後來將費邑分封給與公室血緣關係最近的季氏家族鎮守。至此環繞曲阜四周的“郊”與“遂”全部連通。
平定徐、夷叛亂後，伯禽開始把精力轉向國家治理方麵，他遵照周公的教導，尋訪天下賢士，推行周朝禮製，教化國內百姓，提倡忠孝仁義，從而使魯國成為聞名的“禮儀之邦”。在為政措施上，他劃定四“郊”四“遂”，按照宗法關係實行分封，組建軍隊，發展生產，魯國國力逐漸增強，周邊許多小邦國紛紛歸屬魯國，魯國的控製區域也越來越大，在較短時間內發展成為藩衛周王朝的一個強盛大國。
伯禽在位共四十六年，周康王十六年卒，死後歸葬於周。他在位期間積極貫徹周公的“禮製”思想，為魯國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為周朝思想文化傳播做出了傑出貢獻。
21．齊桓公
《論語·憲問》：“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論語·憲問》：“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問：‘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一
關於“王霸”問題，先秦時期各家各派均有所論及，觀點不一。《管子·兵法》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話：“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大概是因為《管子》書的真偽問題，很多人都忽略了這段話。我認為這段話的價值在於作者通過總結曆史、考察現實，歸納出來一個由高級到低級的政治理想序列：“皇”、“帝”、“王”、“霸”。其中，“皇”與“帝”在政治上已經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這些都是遠古時期的傳說，不具有現實意義。“王”與“霸”則是低於“皇”與“帝”的政治形態，這是可以通過人為努力而實現的理想境界。從理論上說，“王道”是實行禮治的必然結果，而“霸道”則是推行法治的必然結果；“王道”是通過施仁布德來征服人心的，即所謂“通德者王”，而“霸道”則是通過武力威懾來逼迫就範的，即所謂“謀得兵者霸”。因此先秦時期，儒家學派言“王道”而黜“霸道”，而法家學派則言“霸道”而黜“王道”。
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他依靠武力實現了春秋首霸，“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儒法兩家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出發，對齊桓公的霸業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評價。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齊國遊學時，齊宣王特意召見他，向他請教治國方略。齊宣王向他請教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齊桓公、晉文公的事跡。齊宣王是齊桓公的後代，齊桓公的霸業在當時被傳為美談，齊宣王當然希望聽到孟子的讚譽之辭，同時也明確表達了他強兵富國的執政理念。然而孟子並不買賬，他回答道：“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這一點倒是事實，《孟子》書中對‘桓文之事’幾乎絕口不提）。無以則王乎？”在孟子看來，齊桓公依靠武力所成就的霸業與儒家學派所倡導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比，實在不值一提！他在另外一個場合又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意思是說，崇尚武力的“霸道”相對於崇尚仁德的“王道”而言，是一種背叛和犯罪；法家學派的政治立場與儒家學派不同，他們從齊桓公的爭霸實踐中總結出許多成功經驗，進而形成了具有綜合傾向的法治主義思想體係，即主要保存在《管子》書中的齊法家思想。齊法家對齊桓公的霸業推崇備至，並把銳意推行法治改革的管仲視為法家學派的先驅之一。韓非子是戰國時期三晉法家學派集大成者，他對齊桓公的評價也很高，多次稱頌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霸）長”的功績。
不同的學術派別，不同的政治主張，會對曆史作出完全不同的評判。因此我們在使用史料時，首先必須分析材料的來源以及作者的政治立場，否則就難以保證客觀公正。
二
齊桓公（？—公元前643年），薑姓，呂氏，名小白，太公呂尚的第十二代孫，齊僖公的庶子，春秋時期齊國第十五任國君，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初年，周室衰微，大國崛起，諸侯各國之間必須憑實力說話。齊國自太公薑尚立國以來，經過十幾代君主的苦心經營，逐漸發展成為黃河下遊地區的諸侯強國。第十三任國君齊僖公在位時期勵精圖治，齊國疆域又有所拓展，國力也有所增強，在東部地區已具備爭霸的實力。齊僖公有三個兒子，長子公子諸兒，是嫡出，次子公子糾和少子公子小白都是庶出，公子糾的母親是魯國人，而公子小白的母親是衛國人。齊僖公去世後，嫡長子公子諸兒繼位，是為齊襄公。齊襄公昏庸無能，為政無常，在位期間做了許多荒唐事情。當時輔佐公子小白的太傅鮑叔牙說：“國君怠慢百姓，民怨日積月累，齊國不久將發生叛亂。”因此他輔佐公子小白跑到衛國的附屬國莒國避難去了。公子糾也在管仲、召忽的輔佐下跑到魯國避難去了。
魯莊公八年（公元前686年），齊國國內發生叛亂，叛亂的起因是被派往葵丘戍衛的大夫連稱、管至父因戍期已過，齊襄公仍不派人去接替他們，他們心中怨恨，於是與襄公之弟公孫無知等人勾結，發動叛亂，殺死了齊襄公，公孫無知自立為齊君。第二年，齊大夫雍廩又殺死公孫無知，齊國一時竟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麵。
齊襄公和公孫無知相繼被殺後，此時具有繼承君位資格的隻有公子糾和公子小白，他們二人都是庶出，血緣親疏關係相等，但當時他們都在國外避難，這就意味著誰先返回齊國，誰就可以搶先繼位。齊國國人比較憎惡公子糾的母親，而同情年少喪母的公子小白，齊國貴族國、高二氏派人趕往莒國給公子小白報信，讓他趕緊回國繼位。同時魯國也派出軍隊護送公子糾趕回齊國。為了阻攔公子小白回國，公子糾派管仲率人到莒國通往齊國的路邊伏擊。管仲等人趕到莒國邊境時，正好遇見公子小白一行人，他便拿出弓箭，對準公子小白射了一箭，這一箭恰好射中小白腰間的帶鉤，沒有傷及身體。公子小白假裝中箭，大叫一聲，倒在車中。管仲以為小白被射死，立即派人給公子糾送信。公子糾得知公子小白已被射殺，覺得再也沒有人與他爭奪君位了，於是行進速度慢了下來，行程足足延緩了六天。而公子小白詐死騙過管仲後，一行人日夜兼程，搶先趕回齊國國都臨淄。齊國貴族國、高二氏立即擁立小白為國君，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齊桓公。
齊桓公即位後，打算委任太傅鮑叔牙為太宰，主掌國政，但是鮑叔牙推說自己才能平庸，難當大任，他竭力向齊桓公舉薦管仲。齊桓公說：“管仲射我一箭，若不是腰間的帶鉤幫忙，我早就沒命了！他與我有一箭之仇，我怎麼能重用想殺我的仇人呢？”鮑叔牙說：“其實管仲本人對國君並沒有仇恨，因為他是公子糾的太傅，所以不得不盡忠盡責。如果國君盡釋前嫌，委以重任，他對您也會盡忠盡責的。”齊桓公是一個誌向遠大的君主，此前他對管仲也有所了解，知道他是“天下之才”，如果能得到管仲輔佐，必將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因此他用武力逼迫魯莊公殺死公子糾，召忽自刎以殉，管仲則被關在囚車裏押解回齊國。
管仲回到齊國後，齊桓公“三爨”、“三浴”，親自到郊外迎接，拜他為相國，委以治國重任。管仲受拜國相後，擔心自己人微言輕，政令難以推行，於是有意向齊桓公提出三個難題：“賤不能臨貴”，“貧不能使富”，“疏不能製親”。齊桓公使他“立於高、國之上”以顯貴，“有三歸之家”以富足，“立為仲父”以親近。這件事情充分表現了齊桓公的雄才偉略，他與管仲此前雖有過節，但是為了成就霸業，能夠盡釋前嫌，用人不疑，充分授權，為管仲施展治國才能創造一切便利條件。
齊桓公任用管仲後，立即著手進行內政改革，改革的基本原則是“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創）用之”。這就是說，改革在不改變宗周舊製的前提下，承認某些既成事實，並做出適當調整，以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這也是齊國所特有的“因”的思辨傳統。
齊國內政改革的具體內容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但在《左傳》等史書中並無明確記載。現在的許多曆史教科書在編寫齊國內政改革內容時主要依據《國語·齊語》以及《管子》的《大匡》、《中匡》、《小匡》等篇，這是很不嚴謹的。因為上述史籍中記載的改革內容，許多隻是齊桓公與管仲問答時提出的改革思路或規劃，並未付諸實施。有些改革內容與當時的曆史條件也不相符，比如在內政方麵實行“叁其國而五其鄙”和“四民分業”，這種具有封建色彩的國家行政管理製度已經突破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奴隸製宗法製度，這在奴隸對奴隸主貴族人身依附關係很強的春秋初期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再比如實行“作內政而寄軍令”，這種新型軍事編製製度必須建立在土地充分私有化的封建製度之上，這種情況隻有在戰國中後期才有可能出現。相比較而言，齊國在經濟領域實施的“相地而衰征”以及“通齊國之漁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等改革措施，比較符合齊國國情和時代特征，因此比較容易實行。所以這裏並沒有把《國語》、《管子》等書中有關記載作為“曆史”來研究，而是作為“思想”另作專題研究。
齊國的內政改革雖然是“修舊法”的改良，卻順應了時代變革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齊國國力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強，並為齊桓公圖霸中原奠定了必要的經濟基礎。
三
齊桓公完成了一係列內政改革後，開始對外頻繁用兵，圖謀爭霸中原。對於齊桓公的霸業，孔子的評價是一個“正”字。這個“正”與“一匡天下”的“匡”形成互文，義為“匡正天下”。具體地說，“正”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尊王”。齊桓公圖霸不忘“尊王”，時時處處注意維護周天子的權威和尊嚴，較好地體現了以周王室為尊的正宗觀念。二是“攘夷”。齊桓公組織中原諸侯聯盟討伐戎狄，救北燕，“存刑救衛”，為保衛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與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較好地體現了以中原華夏族為尊的正統觀念。
齊桓公對外擴張，首先選擇對近鄰魯國用兵，因為魯莊公曾出兵幫助公子糾與他爭奪君位。魯莊公十年春（公元前684），齊魯兩軍戰於長勺，齊師敗績。長勺之戰是一場規模不大的戰爭，但在戰爭史上卻是一個以弱勝強的成功案例，魯人曹劌一戰成名。同年，齊師滅潭（今山東曆城）。魯莊公十三年春（公元前681年），齊桓公與宋、陳、蔡、邾等國在齊地北杏舉行會盟；同年七月，齊師滅遂（今山東寧陽）；當年冬天，齊桓公與魯莊公在齊地柯舉行會盟，兩國重修舊好。魯莊公十四年冬（公元前680年），齊桓公平定衛國內亂後，與宋公、衛侯、鄭伯等會盟衛地鄄，他特意邀請周大夫單伯主持會盟。魯莊公十五年春（公元前679年），齊桓公再次與宋公、陳侯、衛侯、鄭伯等會盟於鄄。這幾個國家都是黃河下遊地區的大國，齊桓公能把這些公侯召集在一起舉行會盟，說明他已經初步建立了霸業。“十五年春，複會焉，齊始霸也”。
齊桓公兼並了周邊幾個小邦國後，齊國的國土麵積有所擴大，國力和軍力也有所增強，此時他開始謀劃向中原地區發展，因此一般史書把魯莊公十五年的“鄄之盟”作為齊桓公爭霸中原的起始。如果以一個或幾個完整的重大事件為單元，齊桓霸業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從魯莊公十五年至二十八年的十幾年間，是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第一時期。這一時期，齊桓公打著“尊王”的旗號，按照管仲提出的“隱武事，形文道”建議，通過武力征伐和諸侯會盟，在黃河中下遊地區逐步建立起一個以齊、鄭、衛、宋、魯、陳等國為主的諸侯聯盟。標誌性事件是在幽地舉行了兩次諸侯會盟。魯莊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齊桓公在幽舉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會盟，參加會盟有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等，魯莊公也委派代表參加。會盟共推齊桓公為盟主，並規定諸侯各國要定期朝會盟主。魯莊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齊桓公再次與魯公、宋公、陳侯、鄭伯等會盟於幽，進一步重申以前訂立的盟約。
從魯莊公二十八年至魯僖公四年的十年間，是齊桓公稱霸中原的第二時期。這一時期，齊桓公打著“攘夷”旗號，會同中原諸侯各國北上抗擊戎狄入侵，救燕、存邢、救衛、安魯，維護了中原地區的安寧與秩序；南下陳兵楚境，責問楚國“包茅不入，王祭不共”，迫使楚國簽訂了“召陵之盟”，進一步確立了齊國中原霸主的地位。
從魯僖公五年至十七年的十三年間，是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第三時期。“葵丘之會”標誌著齊桓霸業達到鼎盛。魯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召集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等會盟於葵丘（今河南考城縣附近），重申盟約，以修舊好。周襄王特意委派周公宰孔參加會盟，並賜以文武胙（祭肉）、彤弓矢、大路（諸侯朝服之車）等。齊桓公要下階禮拜，周公宰孔傳達周王旨意：“伯舅（周天子對異姓諸侯的尊稱）年紀大了，免去禮拜，加爵一等。”當時雖然周王朝對諸侯各國已經失去了實際控製力，但是周王在名義上仍然是天下“共主”，齊桓公圖霸中原，需要利用這塊金字招牌來號令天下，因此他在各國公侯麵前對周王表現得畢恭畢敬，他說：“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餘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於是下階禮拜，然後再登堂接受王賜。
當年秋天，齊桓公在葵丘與諸侯各國束牲載書，共同訂立五條盟誓：“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世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葵丘之會”訂立的五條盟誓，涉及到內政外交等許多方麵，有的是重申周禮規範，有的則是根據建立諸侯國之間新秩序而提出的新要求。“葵丘之會”是齊桓霸業的頂峰，在曆史上也很有影響。
齊桓公為了建立霸業，幾十年間南征北戰，東征西討，活動範圍非常大，他自己曾誇耀道：“寡人南征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從客觀效果來看，諸侯征伐戰爭有利於諸侯國之間經濟與文化交流，也有利於民族之間融合。
四
齊桓公稱霸中原三十餘年，實現“並國三十，啟地三千裏”的功績，這一方麵是因為他順應了當時王室衰微、大國崛起的天下大勢，另一方麵也是因為他選擇了正確的爭霸途徑和策略。
在爭霸途徑上，齊桓公選擇了一條折中主義的路線，即“王道”與“霸道”合為一體，“文事”與“武備”並舉兼用。甯母會盟期間，管仲曾對齊桓公說：“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告誡齊桓公在依靠軍事實力征服諸侯各國的同時，還要注意“綏之以德”，“隱武事，形文道”，充分發揮仁德禮義的感化作用。齊桓公采納了管仲的建議，在爭霸過程中，文武並用，“修禮於諸侯”，諸侯各國“就其利而信其仁、威其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
當然，在奴隸製宗法製已經逐漸失去維係作用的曆史條件下，再繼續依靠仁德禮義來維持統治或爭霸天下，已經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所以齊桓公在爭霸過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但在“武備”威服前提下，兼用“文事”招攜懷遠，同樣可以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種“王”、“霸”一體的折中主義路線，是符合處於過渡時期的曆史特點的。
在爭霸策略上，齊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這也是典型的改良主義產物。所謂“尊王”，就是尊崇周王，這是齊桓公爭霸中原、號令天下的一種策略。當時周天子雖然已經失去號令諸侯的能力，但名義上畢竟還是天下的共主和宗法的大宗，影響還很大，像鄭莊公那樣敢於公開與周天子兵戎相見的做法，是得不到各諸侯國的同情和支持的。所以齊桓公在爭霸過程中，把“尊王”這出戲表演到了極致：率師征討衛國，取勝後“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陳兵楚國邊境，問罪楚王“包茅不入，王祭不共”；麵對周王特使，謙稱“小白”，下拜登受，畢恭畢敬……齊桓公這種尊崇周王，以禮律己的態度贏得了諸侯各國的尊重和信任，所以在葵丘大會上，他無可爭議地當上了中原盟主。
與“尊王”口號相聯係的是“攘夷”。“攘夷”就是抵禦戎狄等周邊民族的入侵。提出“攘夷”主張，一方麵是因為春秋初期戎狄等族頻繁入侵，嚴重威脅了中原各國的安全；另一方麵也是因為長期以來華夏族一直以正統自居，排斥異族，甚至視夷、狄如虎狼。在這種正統思想的影響下，“攘夷”便成為中原諸侯各國的共識，即使像管仲這樣的仁人賢士也難以擺脫狹隘的正統思想的束縛。齊桓公在爭霸中原過程中，救北燕，“存邢救衛”等一係列征伐或會盟活動都是以“攘夷”為號召的，因此得到諸侯各國廣泛響應，他的霸主地位也得以逐漸確立和鞏固。
五
齊桓公在位共四十二年，他在執政後期不僅對外“益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而且宮內生活也比較混亂，“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發而禦婦人”。“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他把各色人等召進宮中，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放浪形骸，把宮中鬧得像集市一樣烏煙瘴氣，因此常常耽誤第二天的早朝。
齊桓公“好內”，在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正配夫人有三位：王姬、徐姬、蔡姬，但均無子。寵妾有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公子元，鄭姬生公子昭，葛贏生公子潘，密姬生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六個公子的身份相同，都有可能立為太子。此外齊桓公還好養嬖臣，比較得寵的有豎刁、公子開方、易牙等人。嬖臣為了得到寵信，常常不擇手段，投其所好，如寺人豎刁“自獖以為治內”，衛國公子開方“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寺人易牙的行為更加令人發指，竟然“蒸其子首而進之”。這些人整日在齊桓公身邊侍奉，對他的喜怒哀樂了如指掌，因此有時也能對他產生一定的影響。寵妾們為了爭立太子，與這些嬖臣相互勾結，在宮中形成若幹個利益集團，他們相互爭鬥，異常激烈。管仲等人曾多次建議齊桓公早立太子，以絕後患，但是他整日狂歡，根本無暇顧及。有一次有人讓齊桓公猜“世上三難”，他回答不出，讓管仲幫著猜，管仲借機進諫：“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管仲對宮中亂局深感憂慮，建議齊桓公盡早確立太子，以免日後發生變故。齊桓公這次接受了管仲的建議，立公子昭為太子，並將他托付給宋襄公。可是此後不久，長衛姬勾結寺人易牙說動了齊桓公，更立公子無虧為太子。既然太子可以更立，那麼其他公子自然有權爭立，於是宮中群公子奪位之爭更趨激烈。
管仲晚年居家養病，齊桓公前去探視，此時他們兩人都已是英雄遲暮，時日不多了。君臣之間進行了最後一次深談，齊桓公征詢接替擔任相國人選，他提出的人選被管仲一一否定。齊桓公最後問道：“那麼今後究竟誰能主持國政呢？”管仲沉思良久，然後說道：“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眾；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王之佐也，君其用之。”管仲死後，齊桓公並沒有遵從管仲的臨終安排，他受身邊嬖臣蠱惑，棄用隰朋，重用豎刁，致使宮中群公子爭鬥不已。後來齊桓公南遊堂阜時（今山東蒙陰縣西北），突患重病，豎刁率易牙、公子開方等人趁機作亂，把齊桓公軟禁起來，又殺死朝中群吏。諸公子及其黨羽也勾結國外勢力爭奪君位，諸侯各國紛紛發兵討伐齊國。齊國內宮也陷入一片混戰，此時已無人顧及身患重病的齊桓公了，他竟被活活餓死在南門之寢護衛的房間裏，身死三月，無人收葬，身上的蛆蟲都爬出門外。韓非子後來感歎道：“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霸）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其實“滅其高名”者，並非別人，而是齊桓公本人。
22．公子糾
《論語·憲問》：“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問：‘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子糾（？—公元前685年），薑姓，呂氏，名糾，齊太公呂尚的第十二代孫，齊僖公之庶子，齊桓公同父異母兄。齊僖公有三個兒子，長子公子諸兒為嫡出，次子公子糾和少子公子小白為庶出。公子糾的母親是魯國人，不知什麼原因，齊人似乎對他母親比較反感，他也莫名其妙地受到牽連，“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
齊僖公去世後，公子諸兒繼位，是為齊襄公。齊襄公是一個無道之君，在位期間做出了許多荒唐事，齊國民怨日盛，危機四伏。公子糾為了避禍，回到生母的國家魯國去尋求庇護，隨行輔佐的是太傅管仲和召忽。公子小白也在太傅鮑叔牙的輔佐下，跑到莒國避難去了。
不久，齊國發生內亂，齊襄公和公孫無知相繼被殺，齊國一時竟出現了權力真空的局麵。公子糾得到消息後，在魯國軍隊的護送下，浩浩蕩蕩地向齊國進發。為了預防不測，他專門安排管仲率人到莒國邊境去攔截公子小白。小白被管仲一箭射中腰間的帶鉤，順勢倒在車中詐死，騙過了管仲。公子糾得知公子小白已被射殺，便放慢了行進的速度，結果行程比原定時間推遲了六天，等他們一行人晃晃悠悠到達齊國邊境時，公子小白已經在齊國貴族國、高二氏的擁立下搶先繼承君位，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齊桓公。公子糾見齊桓公已搶先奪取君位，隻好暫時返回魯國，另作圖謀。
公子糾回到魯國後，立即開始招募人馬，準備複國事宜。公子糾的生母是魯國公族之女，她很快說服魯莊公發兵討伐齊國，納公子糾複國。齊桓公此時也不敢掉以輕心，他暗中派使者去魯國打探，使者回報說公子糾每天“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齊桓公知道公子糾是不會善罷甘休的，自此便動了殺心。
魯莊公九年秋（公元前685年），魯莊公親率大軍討伐齊國，欲納公子糾複國繼位。齊桓公親自率軍迎戰，齊魯兩軍會戰於乾時，魯軍大敗，潰不成軍。齊軍迅速切斷魯軍退路，對魯軍形成包圍之勢。魯莊公被逼無奈，隻好命人將公子糾殺死，召忽自刎以殉，管仲則請囚而歸。
關於公子糾與公子小白之間的君位之爭，《管子·大匡》中還有另外一個版本：齊襄公在位期間，逼公子小白出逃莒國，而公子糾仍然留在齊國。從各種記載來看，公子小白的生母並非出自衛國權貴氏族（有人說她是衛國公主，不知是何出處），而且她去世較早，因此齊僖公去世後，小白在齊國就失去了庇護和依靠，隻能出走他國，但是他在生母娘家衛國似乎也沒有什麼好去處，最後隻好到衛國的附屬國莒國暫且棲身。公子糾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他的生母是魯隱公之女，魯莊公的姑姑，身份高貴，齊魯兩國世代通婚，公族之間關係非常密切，因此他有強硬的靠山，即便齊僖公去世，他也可以安心地留在齊國，而且他的生母畢竟在世，關鍵時候可以為他提供庇護。但是其生母嫁到齊國後為人比較張狂，齊人對她比較反感，因此公子糾在齊國不太受國人認可。齊襄公死後，公子糾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君位，但是齊國國人更希望公子小白繼位，於是就派人到莒國去請小白回國，小白卻遲疑不決。鮑叔牙問道：“公子為什麼不回國爭位呢？”他說：“不行！管仲文智，召忽武強，他們兩人輔佐公子糾，我是回不去的。”鮑叔牙說：“現在齊國國內政局不穩，智者和強者反而發揮不了作用，我們應該趁亂回國，奪取君位。”可是任由鮑叔牙如何勸說，小白仍不願意冒險回國，鮑叔牙最後隻好強行把他拉上車，並親自駕車離開莒國。到了齊國境內，小白又反悔了，鬧著要下車，鮑叔牙一邊踩住他的腳，阻止他下車，一邊對他說：“今日之事在此一舉，如果事情不成，由老臣承擔所有罪責，公子猶可免除一死。”在鮑叔牙的挾持下，一行人又繼續前行，到達臨淄城郊，鮑叔牙命令車隊分為兩組，他自己率領二十乘先行，讓小白率十乘隨後，他對小白說：“如果城中有所防備，我們就前隊變後隊，你先跑，我斷後。”然後他又與眾人盟誓：“如果我們順利攻入城中，大家聽從我的命令；如果攻城不利，大家要全力保護公子安全，以五乘車為單位進行抵抗，且戰且退。”隨後，鮑叔牙率領眾人攻入城中，與守城甲士展開激戰，激戰中管仲一箭射中小白腰間的帶鉤。由於臨淄守軍沒有防備，被鮑叔牙打了一個措手不及，公子糾戰敗，管仲和召忽隨他一起倉皇出奔魯國。公子小白遂即君位，是為齊桓公。
在這個版本中，齊桓公表現得極其懦弱猥瑣，遇事猶豫不決，瞻前顧後，全無稱霸中原的魄力與霸氣。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段史料出自《管子》。《管子》是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派拚湊而成的一部“雜燴”書，作者主要是管仲後學，他們打著“管子”的旗號宣揚法治主義思想觀點，因此書中在記敘曆史事件時，刻意醜化齊桓公缺乏智謀和公子糾用人不善，從而凸顯出管仲的智慧與功績，因此這個版本是不足為信的。不過，書中關於管仲射小白中帶鉤和公子糾奔魯被殺等細節與《左傳》記載基本一致。
僖公三子，長為襄公，少為桓公，隻有次子公子糾，事事都慢了一步，最後落得身首異處！
23．齊君（齊莊公）
《論語·公冶長》：“子張問曰：‘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有人曾經做過一個統計，中國曆史上約有200個君王，其中61個是在權力爭奪中被謀殺的；古羅馬帝國共有81個皇帝，其中僅有20個是壽終正寢的，其餘都死於非命。因此人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帝王是一個高危職業，他們生前雖然大權在握，但必須時刻提防身邊那些覬覦權力的小人。我國先秦時期謀權弑君情況尤甚，《左傳》、《史記》等史書中多有記載，“崔子弑齊君”是其中最為卑劣的一樁謀權弑君案。崔子是齊國大夫崔杼，齊君則是齊莊公。
一
齊莊公（？—公元前548年），薑姓，呂氏，名光，諡號為莊，齊靈公之子，春秋時期齊國第二十任國君，公元前553—548年在位。齊靈公在位期間，他曾被派往晉國當人質（魯成公十八年），與晉大夫欒盈等人過從甚密。從晉國返回齊國後不久，他被立為世子，成為齊國國君的合法繼承人，齊國貴族高厚為其太傅。
春秋時期宗法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諸侯之國間通過聯姻來鞏固同盟關係，比如齊國娶魯國宗室之女來鞏固兩國關係，魯國也可以娶宋國宗室之女來加強兩國關係。齊靈公最初與魯國聯姻，娶了魯國宗室的一對堂姊妹為正妻，姊為顏懿姬，無子，妹為鬷聲姬，生太子光。按照春秋禮製，各國諸侯的嫡長子應該立為世子，因此太子光被立為齊國世子是順理成章的，也得到了諸侯各國的確認。太子光立為世子期間，多次以齊世子身份參加諸侯國的征伐和會盟活動：魯襄公九年（公元前654年），他首次以齊世子身份參加了諸侯聯軍討伐鄭國戰爭；魯襄公十年（公元前653年），他在太傅高厚的陪同下，參加了在楚國柤舉行的諸侯會盟；魯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他再次率軍參加了諸侯聯軍討伐鄭國戰爭。在史官記載中，他的排位甚至在騰侯等人之上，說明他的世子身份是得到諸侯各國廣泛認可的。可是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齊靈公後來又與宋國聯姻，娶了宋國宗室姊妹倆為妾，一個叫仲子，一個叫戎子，戎子無子，仲子生有一子，名牙，是為公子牙。仲子後來將公子牙過繼給戎子，戎子對公子牙十分寵愛，視如己出。在齊靈公的妻妾之中，戎子是最受寵愛的，於是她要求齊靈公廢黜世子光，另立公子牙為世子，齊靈公居然答應了她的無理要求，廢黜了世子光，將其遷於東鄙戍衛，另立公子牙為世子，並任命高厚為太傅，夙沙衛為少傅。無故更立世子，是有悖於禮製的，這不僅得不到諸侯各國的認可，同時也給國內覬覦權力的人留下可趁之機。
魯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4年），齊靈公病重，太子光在崔杼的幫助下，悄悄返回都城，發動奪權政變，自立為齊國國君，是為齊莊公。齊莊公即位後，誅殺靈公寵妾戎子，並暴屍於朝。齊靈公聞知政變的消息後吐血而死。在崔杼的鼓動下，齊莊公在國內開始大肆清剿太子牙餘黨，拘禁太子牙、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伹出奔魯國，公子叔孫還出奔燕國，少傅夙沙衛出逃高唐邑。當年秋天，崔杼在灑藍剿殺公子牙太傅高厚，取代了其國卿地位，兼並其宗室，崔氏宗族勢力迅速壯大。不久，齊莊公又親自率領大軍圍攻高唐邑，將背叛自己的夙沙衛殺死在軍中。
二
齊莊公在位時間並不長，他為人行事大體有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好勇鬥狠，崇尚武力。魯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剛剛即位的晉平公會合魯、宋、衛、鄭等多國軍隊大舉進攻齊國，這場戰役在曆史上稱作“平陰之役”。諸侯聯軍很快就攻入平陰，俘獲齊將殖倬、郭最，繼而圍攻齊國國都臨淄，燒毀了臨淄的雍門和四郭，齊靈公被晉國軍隊的進攻氣勢嚇倒了，打算棄城而逃，當時齊莊公還是世子，他年輕氣盛，輕易不願服輸，上前拉住齊靈公的馬轡勸阻道：“晉國軍隊雖然攻勢很猛，但他們並不想持久作戰，很快就會撤軍的，我們不必懼怕！況且一國之君為社稷之主，不能輕言放棄，棄城而逃，否則國家將失去重心，民心渙散，必將亡國！”齊靈公不聽勸阻，堅持要逃跑，他一怒之下，拔劍斬斷車鞅，才阻止齊靈公敗走。
齊莊公繼位之初，為了改善中原各國的關係，齊國分別與晉、魯等國訂立了盟約。不久晉國發生欒盈之亂，晉平公親自召集諸侯各國舉行商任之會，齊莊公也參加了會盟。會盟期間，晉平公與諸侯各國訂立盟約，約定各國一律不得收容亂臣欒盈等人。欒盈開始跑到周朝，讓人帶信給周王，說自己“無所伏竄”，希望能得到周王庇護，但是被周王婉言拒絕了。後來他隻好跑到晉國的敵對國楚國避難，不久又從楚國跑到齊國。齊莊公早年在晉國當人質期間，與欒盈等人關係密切，因此他不顧與晉國訂立的盟約，收留了欒盈，此前他還收留了欒盈之黨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等人。當年冬天，晉平公得知齊國收容欒盈等人的消息後，再次召集諸侯各國舉行沙隨之會，重申商任之會時諸侯各國共同訂立的禁錮欒氏之黨的盟約，目的就是警告齊莊公。但是齊莊公置若罔聞，並不買賬，晉國向他施加壓力，反而激發了他好勇鬥狠的本性。
欒盈等人在齊國找到棲息地後，逐漸把分散在各國的亂黨分子聚攏起來，形成了一支新的反叛勢力。魯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晉侯嫁女於吳國，齊莊公委派齊大夫析歸夫前往晉國賀行，暗中把欒盈黨人混在賀行隊伍裏送入欒盈的私邑曲沃。欒盈潛入曲沃後，與欒氏族人取得聯係，再次發動叛亂。齊莊公趁晉國發生內亂，先發兵攻打衛國，接著又發兵攻打晉國。齊軍攻取晉國朝歌後，兵分兩路，一路登太行，一路入孟門，大肆炫耀武力，以報當年“平陰之役”之仇。其實齊莊公發起的這場伐晉戰爭的規模並不大，持續時間也不長，當時因為晉國軍隊正在集中力量平息欒盈之亂，因此沒有認真對付齊國軍隊，才讓齊莊公鑽了空子，得了便宜。
齊莊公取得伐晉勝利後，虛榮心和爭勝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在班師回朝的途中，齊軍又順道襲擊了莒國。莒國是一個小國，根本經不住齊國大軍衝擊，齊莊公率領大軍發起進攻，很快打敗了莒人，大獲全勝。在這場戰爭中，齊軍中有一個叫杞梁（杞殖）的勇士表現神勇，英勇戰死。齊莊公得勝返回齊國，大軍行進到臨淄城郊，遇到杞梁的妻子孟薑氏，她是來迎接丈夫的遺體的，齊莊公立即派人前去向她表示慰問，孟薑氏卻推辭道：“如果我的丈夫在戰場上沒有像勇士一樣服從軍令，奮勇殺敵，我現在也沒有臉麵接受國君的慰問和吊唁。但如果我的丈夫在戰場上是英勇戰死的，那麼按照禮製規定，我不應該在郊外接受吊唁，我丈夫生前居住的小茅屋就在前麵不遠處，我可以在那兒接受你們的吊唁。”齊莊公聞此言後，心中不忍，便隨孟薑氏一起到杞梁家中設置靈堂，親自祭拜。杞梁戰死後，孟薑氏日日思念丈夫，跑到莒國城牆下哭泣，時間長了，居然把一段城牆哭得坍塌了。齊國國人為孟薑女哭倒長城所感動，紛紛起來反對齊莊公窮兵黷武的政策，故而戰國時期的齊人淳於髡說：“華周、杞梁之妻善哭而變國俗。”這就是“孟薑女哭長城”的故事原型。
齊莊公好勇鬥狠的行事特點，在春秋時期各國諸侯中是比較突出的，因此後人把他的這個特點進一步誇大，演繹出許多荒誕不經的故事來。據《韓詩外傳》、《淮南子》等書記載，有一次齊莊公外出田獵，途中看見一隻螳螂舉著臂膀擋車，他以前沒見過螳螂，便問車夫這是什麼蟲子，車夫告訴他說，這是螳螂，這種蟲子自不量力，不僅會在路中用臂膀擋車，而且隻知道前進，不知道後退。齊莊公沉思片刻後說道：“如果螳螂是人，必定是勇往直前、不懼凶險的勇士！我們要尊重它。”於是他讓車夫駕車繞過那隻螳螂。這件事情傳出去後，天下英雄豪傑都紛紛前來投奔齊莊公。
齊莊公作為一國之君，好勇鬥狠，必然在國民中形成一種尚武講勇的風氣，齊國士人爭相逞勇，爭鬥不已。齊大夫陳無宇孔武有力，侍奉齊莊公，因此“甚有寵”。有一次，齊莊公在朝廷上論勇，他指著殖綽、郭最兩位武士向晉國的投誠武士州綽炫耀道：“他們是我麾下最出色的武士。”可是“平陰之役”時，這兩人恰恰是州綽的手下敗將，州綽故而譏諷道：“國君以為他們二人是英雄，誰敢不把他們當做英雄？不過大家也許記得，‘平陰之役’我與這二位交過手，略占先手而已。”說完仰天大笑，態度傲慢，極其囂張。齊莊公最終決定授予州綽勇士爵位，殖、郭二人仍想與他相爭，結果又被他奚落了一番，說他們二人“譬如禽獸”，如果膽敢與他鬥勇，必將“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等等。由此可見，當時齊國的尚勇之風已經走向了極端，人人爭逞一時之勇狠，而忘記了禮義謙讓。
三
齊莊公為人行事的第二個特點是行為乖張，不守禮儀。春秋時期，雖然“禮崩樂壞”，但諸侯各國在交往中，周禮仍然是各國遵循的禮儀規範和行為準則。齊莊公自幼尚勇，似乎沒有受到多少禮儀文化的熏陶，因此在許多重要場合不能遵守禮儀規範，甚至經常做出荒誕無禮的事情。魯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他當時還是齊國世子，應邀參加在楚國柤舉行的中原諸侯會盟，然而他不按照禮儀規定，會盟之前先跑到鍾離去與其他諸侯會見，晉國大夫士莊子批評他行為“不敬”，並斷言“其將不免乎”。
魯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4年），在崔杼的策應下，齊莊公從東鄙返回臨淄發動篡權政變，把唆使齊靈公廢黜自己太子身份的寵妾戎子殺死，並暴屍於朝，這種殘暴行為不僅令人發指，而且也嚴重違反了周朝的禮製。周禮規定，婦人有罪可以不受刑，即使受刑也不可以施之朝市，故而史官認為齊莊公此舉“非禮也”。
魯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齊莊公即位不久，為了緩和與晉國之間的矛盾，主動向晉國示好，兩國簽訂了盟約。晉國發生欒盈之亂後，晉平公召集中原諸侯舉行商任會盟，邀約諸侯各國禁錮欒氏。齊莊公受邀參加會盟，但是他和衛侯在會盟期間表現得輕佻無禮，極不嚴肅。晉國大夫叔向事後向人提及這件事情時說：“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魯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晉國平息欒盈之亂，準備以背叛商任之盟為由，會合諸侯各國發兵討伐齊國。齊莊公此時慌了手腳，他一方麵派人幫助周朝修築郟城，討好周王，希望周王能夠出麵斡旋調停；另一方麵又積極與楚國聯係，希望楚王能夠為齊國提供軍事援助。楚國是晉國的敵對國，楚王派大夫遽啟疆到齊國商量齊、楚兩國共同抵禦晉國事宜。遽啟疆到達齊國後，正好遇到齊國舉行大規模的秋祭閱兵活動，齊軍的戰陣和武備在秋祭期間盡數亮相。齊莊公為了促成齊、楚兩國結成同盟，聯手抗晉，竟然邀請遽啟彊一同觀禮。這是嚴重違反禮製的行為，因為本國閱兵，是最高軍事秘密，無論如何是不能讓外人觀看的。
齊莊公不僅行為無禮，有時甚至荒誕不經，比如他在勾引崔杼之妻時居然在崔杼家中“拊楹而歌”，在與崔杼之妻尋歡作樂時居然“以崔子之冠賜人”等等。春秋時期，諸侯國君離經叛道、行事荒唐者甚眾，但齊莊公絕對是其中的奇葩。
四
齊莊公為人行事的第三個特點是貪戀女色。春秋時期幾乎沒有不好女色的國君，隻是齊莊公最後因貪戀女色而死，而且死得有點兒窩囊！
崔杼強娶齊大夫棠公寡妻薑氏為妻，薑氏美而豔。齊莊公後來見到薑氏，也為其美貌所迷惑，遂與其私通。齊莊公和崔杼這對君臣都是寡廉鮮恥、膽大妄為之徒，兩人共同擁有薑氏，居然也相安無事。這種二男共一女的曖昧關係維持一段時間後，齊莊公越發膽大放肆，他不僅在崔杼家中與薑氏私通，有時還做出一些出格的舉動，他把崔杼的官帽隨便賞賜給侍者，半真半假地對侍者說：“不為崔子，其無冠乎？”這些話傳到崔杼的耳朵裏，不僅是侮辱，也是威脅，因而萌發了反叛之心。
魯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莒國國君前來朝見齊莊公，齊莊公親自設宴招待莒子，崔杼則稱病在家，沒有參與會見。宴饗結束後，齊莊公假意到崔杼家中探視，實則欲與薑氏行苟且之事，不過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已落入崔杼布下的陷阱。崔杼故意稱病在家，他料定齊莊公會假借探視之名來與薑氏約會，於是在府中埋伏了甲兵。薑氏按照崔杼的部署，將齊莊公引進門後，便與崔杼一起躲進側室。齊莊公進入賈府後，不見薑氏，便抱著廊柱哼著小調，召喚薑氏，此時預先埋伏在四周的甲兵一湧而出，將齊莊公團團圍住。齊莊公見此情形，知道自己中了崔杼的圈套，凶多吉少，於是登上高台，請求免死，眾甲兵不答應，他又提出與崔杼訂立盟誓，眾甲兵也不答應，最後他又請求回宗廟自裁，眾甲兵仍不答應，眾甲兵異口同聲地說：“今日國君命臣崔杼因病不能親自前來聽命，他此前命令我們要加強警戒，如果遇到淫蕩之賊一律格殺勿論，其他命令我們一概不從。”齊莊公此時終於明白崔杼是鐵定要取自己的性命了，於是打算翻牆而逃，結果被眾甲兵亂箭射死於院牆之下。
齊莊公被弑後，崔杼立齊莊公異母弟公子杵臼為君，是為齊景公。按照春秋禮製，齊侯是周初分封的薑姓宗主諸侯，去世後理應停柩五個月才能下葬，然而齊莊公僅僅停柩十三天就匆匆下葬了，而且所有諸侯應該享有的禮製待遇都大打折扣：四翣（諸侯六翣）、不蹕（應止行人）、下車七乘（諸侯九乘）、不以兵甲（公禮有兵甲）。直到三年後（魯襄公二十八年），齊景公平息崔氏之亂，崔杼勢力被徹底剪除，晏嬰等人得到齊景公的重用，齊人才在晏嬰的主持下重新遷葬齊莊公於大寢。
24．齊景公
《論語·顏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論語·季氏》：“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論語·微子》：“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一
春秋中晚期，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大國爭霸的兼並戰爭逐步向各國國內新興勢力向執政公族發起奪權鬥爭過渡。這兩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使得局麵變得異常複雜。
在國際形勢方麵，晉國因國內卿族之爭而漸趨衰落，中原盟主地位已名存實亡，楚國則因吳國在南方崛起而受到牽製，一時也無暇顧及中原。在這個“諸侯之無伯”的特定曆史時期，諸侯弭兵盟約成為時代的主流。魯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經過宋國大夫向戌多方奔走斡旋，晉、楚兩大軍事同盟在宋都舉行了有十四個諸侯國參加的弭兵大會，訂立了盟約，此後晉、楚兩國休戰四十餘年。
晉國在弭兵大會上的軟弱與退讓，讓齊國萌發了重建齊桓霸業、爭做中原盟主的野心。齊國是中原地區的老牌霸主，在諸侯國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當時諸侯國之間的形勢是“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齊國如果恩威並施，贏得人心，完全是有可能取代晉國霸主地位的。於是野心勃勃的齊景公就像打麻將一樣，慢慢地組合手中的牌，不僅把魯、衛、鄭、宋這些“熟張”組合好，而且把燕、徐、莒、郯等“生張”也利用起來，後來若不是差了一點兒運氣，他險些成就一副複霸的大牌！
在國內形勢方麵，各國公室與卿大夫之家的矛盾衝突日益激烈。隨著奴隸製井田製日趨崩壞，私有土地不斷發展，封建生產關係逐漸孕育形成。以公室為代表的奴隸主貴族統治集團日漸衰落，暮氣沉沉，而那些從貴族集團內部分化出來或從士人階層脫穎而出的新興地主階級則銳意進取，充滿活力，他們在經濟上取得優勢後，在政治上開始向奴隸主貴族發起奪權鬥爭。《左傳·昭公三年》中記載了當時齊國賢相晏嬰與晉國大夫叔向的一段對話，非常精辟。叔向問晏嬰道：“齊其如何？”晏嬰答道：“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田）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蟄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而或懊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也感歎道：“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饉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兩位賢相在言談中，對本國公室式微、私家勃興都表達出深重的憂慮。魯國的情況當然也不容樂觀，宋大夫樂祁說：“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誌者，未之有也。”
各國卿大夫之家迅速崛起，與公室爭權分利，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諸侯各國對外擴張，國內的封建改革和政權嬗變逐漸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齊景公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登場亮相的。
二
齊景公（？—公元前490年），薑姓，呂氏，名杵臼，諡號為景，齊靈公庶子，齊莊公異母弟，春秋時期齊國國君。他自魯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繼位，至魯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去世，在位時間長達58年，是春秋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國君。
崔杼弑殺齊莊公後，為了繼續把持齊國朝政，在群齊公子中選擇公子杵臼立為國君，是為齊景公。崔杼自己出任右相，慶封出任左相。崔杼之所以這樣安排，一是因為公子杵臼尚未成年，便於控製；二是因為公子杵臼的家族在齊國沒有根基，不能對他構成威脅。公子杵臼的生母是魯國逃亡貴族叔孫宣伯的女兒，叔孫宣伯因在魯國得罪了執政國卿季文子，逃到齊國避難，後來他把女兒嫁給了齊靈公，生杵臼。
齊景公即位後，名為國君，實為傀儡，朝政完全由崔杼和慶封把持。這段時間由於齊國君弱卿強，因此卿大夫之間爭鬥不已，國內政局動蕩不安。崔杼取代高氏後，齊國由崔、慶二氏為執政國卿。但是過了一年多，慶封利用崔氏家族內部矛盾，徹底清除了崔氏勢力，形成慶封一人當國的局麵。然而沒過多久，慶封又因擅權專政，飛揚跋扈，得罪了齊國公室成員，齊惠公之孫高躉（字子尾）和欒灶（字子雅）聯合陳、鮑、高、欒等氏族發起攻擊，盡殺慶氏族人，慶封出奔吳國。
清除崔、慶二氏勢力之後，齊景公決定把流浪在國外的群公子全部請回來，並把沒收崔、慶二氏的財產和食邑分封給他們，其中剿滅慶氏有功的高躉和欒灶也分得不少財產和食邑，但是他們“辭多受少”或“受而稍致之”，齊景公認為他們忠於公室，因而對他們更加倚重，委以國政。齊景公把流浪國外多年的群公子請回齊國後，又為受到不公待遇的齊莊公舉行了隆重的祭奠儀式，按照大國諸侯應該享有的禮儀規製，把齊莊公的墓穴遷於大寢。齊景公的一係列舉措，表現出他在政治上的睿智。顯然，他對於卿大夫執政的弊端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崔杼、慶封等人一個個如狼似虎，侵吞公室，篡權弑君，無惡不作。而公室成員畢竟是一個利益的共同體，理應成為執掌國政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一旦等到時機成熟，他立即把群公子召回齊國，加強公室力量，擴大執政基礎。他又通過禮遷莊公之墓，進一步贏得了公族成員的信任和支持。
此後數年中，齊國國政主要由公室成員高躉和欒灶共同執掌，他們兩人不僅年紀長，輩分高，而且為人正直，忠於公室，所以齊景公也樂得韜光養晦，坐享其成。魯昭公初年，高躉和欒灶相繼去世，高躉之子高疆和欒灶之子欒施分別繼任執政國卿。齊惠欒、高二氏輔政期間，齊國國內鬥爭依然非常激烈，以欒施、高疆為代表的新一代齊國公室成員不思進取，生活奢靡，橫征暴斂，刑罰無度，廣大百姓苦不堪言，而以陳無宇為代表的新興階層則通過各種恩惠手段籠絡人心，卿大夫之家的勢力越來越大。執政公室與卿大夫之家的矛盾日積月累，日益尖銳。
魯昭公十年（公元前531年），陳氏氏族利用齊惠欒、高二氏的矛盾，聯合鮑氏等氏族，向欒、高二氏發動突然襲擊，兩大政治集團為了爭奪權力，在齊都臨淄發生火並。齊景公此時索性撒手不管，作壁上觀，任由事態不斷擴大，因為麵對公族氏族勢力林立和卿大夫之家崛起的險惡局麵，他知道隻有大亂，才能實現大治。陳、鮑二氏與欒、高二氏激戰於臨淄稷門之下，臨淄民眾自發地拿起武器加入陳、鮑二氏的隊伍，很快就打敗了欒、高二氏。欒、高二氏一路敗走，國人窮追不舍，最後他們隻好出奔魯國。
齊景公即位以來，齊國政局一直處於動蕩變化之中。剪除欒、高二氏勢力後，齊國終於結束了長達十六年的亂政，國內政局稍趨穩定，齊景公也日漸成熟，從此開始，他親理朝政，由國弱、晏嬰、鮑文子、陳乞（陳無宇之子）等賢臣輔政。
三
在齊國曆史上，齊景公是一位有抱負、有作為的國君，他從小生長在公室環境之中，長期受到齊桓公強國爭霸事跡的熏陶，亦有誌於天下。他即位後的前十六年，由於齊國內政不寧，隻能韜光養晦，無所作為，但在晏嬰、陳文子等老臣的輔佐下，他的治國理念逐漸成熟，同時對諸侯各國之間的爭霸形勢也形成了一個基本認識和判斷，因此圖謀重現齊桓霸業的雄心也漸漸萌發，並在公開場合表露出來。魯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晉昭公新立，齊景公和衛侯、鄭伯等諸侯到晉國朝賀新君，晉昭公宴饗齊景公。席間，兩國國君玩起投壺遊戲助興。晉昭公先投矢，晉大夫荀吳祝願道：“我們有酒像淮河流水一樣多，我們有肉像水中坁丘一樣豐富，如果我們君主能夠投中，晉國就可以統帥天下諸侯。”晉昭公一投即中，圍觀的晉國大夫一片歡騰。其實兩國國君玩投壺遊戲，帶有暗中較勁的意味，晉、齊兩國爭當盟主，希望通過遊戲在氣勢上壓製對方。輪到齊景公投矢了，他也不甘示弱，自己祝願道：“我們有酒像澠水（齊國河流）一樣多，我們有肉像山陵一樣豐富，如果我能夠投中，齊國就可以取代晉國為諸侯盟主。”齊景公也一投即中，圍觀的晉國大夫一片嘩然，他們認為齊侯出言不遜，故意挑釁，貶低晉國。齊景公在玩投壺遊戲時敢於公開與晉昭公叫板，並不是頭腦發熱，一時衝動，他對晉國國內六卿之爭的情況了如指掌，而且已經開始實施取代晉國、爭當中原霸主的行動，他在投壺時所說的祝願辭，就是他內心的真實想法，他借機向晉國釋放出一個明確的信號。
當然，齊景公在與晉國爭霸過程中並非一味逞強示勇，因為晉國畢竟名義上還是諸侯盟主，因此有時必須講究策略，隱忍退讓。魯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楚國發生內亂，晉昭公見諸侯各國“皆有貳心”，因此決定盡起國內甲兵四千乘，在邾南舉行大規模閱兵活動，邀合各國諸侯會於平丘（今河北長垣縣附近），想以武力威懾諸侯各國重修舊盟，鞏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周王也特別委派卿士劉獻公參加會盟。簽訂盟約時，齊景公另有圖霸之心，不願意簽訂盟約。晉昭公拿齊景公沒有辦法，隻好把周天子抬出來壓人，他讓晉大夫叔向去找劉獻公告狀。劉獻公是晉國特邀的周王代表，晉國這些年在安定周王室方麵功勞很大，曆任晉侯在各種場合也比較注意維護周王的尊嚴，因此他當然要幫著晉國說話。齊景公見周王特使鼎力支持晉國，此時公開挑戰晉國，肯定得不到各國諸侯的支持，因此隻好暫時妥協，與諸侯各國訂立了盟約。如果說前一年投壺遊戲，齊景公隻是借題發揮，那麼平丘之盟，他則是公開表達圖霸中原的野心。
魯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齊景公趁晉國在北方與鮮虞周旋之際，發兵攻打徐國，用武力征服了徐、郯、莒等東方小國，徐人獻甲父之鼎求和，齊景公才同意與他們訂立盟約。徐、郯等國都是齊國周邊的幾個小國，齊景公先拿這幾個小國開刀，目的就是要向諸侯各國示強。當時魯國大夫叔孫昭子在評論此事時一針見血地指出：“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意思是說，因為晉、楚等大國式微，無力維護小國的利益，齊國乘勢而起，欺侮小國，嚴重破壞了原有的尊卑秩序。
齊景公知道，與晉國抗衡，僅僅依靠武力征服幾個小國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分化瓦解中原諸侯同盟，因此他首先選擇衛國作為突破口，因為衛國地近晉國，經常受到晉人侵擾。衛國當時的國君是衛靈公，他與齊景公經曆大體相同，也是年少時繼位為君，當時正值年輕氣盛，叛晉願望也很強烈。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衛國發生齊豹之亂，衛靈公被迫出逃衛都，暫居郊外的死鳥邑，齊景公專門委派公族成員公孫青趕到死鳥邑問候。危難之際，齊景公對衛靈公敬重有加，不離不棄，衛靈公深受感動，這為以後齊、衛兩國結盟反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魯國也是齊景公重點分化瓦解的對象，因為魯國與晉國關係密切，在齊、晉爭霸中一直對齊國起到牽製作用。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國發生內亂，“三桓”聯手攻擊魯公，魯昭公被迫出奔齊國，暫居在齊魯邊境的小邑陽州。齊景公聞知後立即前往問候，並承諾在莒國向西的區域中劃出一千社（二十五家為一社）的人力、物力和兵力歸魯昭公調用，他本人也將率齊國軍隊隨時聽從他的調遣，他最後頗為真誠地說：“君之憂，寡人之憂也。”齊景公之所以對一個亡國之君如此熱情，其實他是有所圖謀的，他想借用魯昭公這枚棋子來製衡魯國，進則可以以納君討叛的名義攻打魯國，退則可以以魯君為籌碼與國內“三桓”談條件。魯昭公對齊景公感激涕零，但是隨行的魯大夫子家子卻識破了齊景公的企圖，他認為“齊君無信”，勸諫魯昭公不如到晉國去避難。“齊君無信”，這大概是當時諸侯各國對齊景公做出的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評語。
魯昭公後來客死在齊、晉邊境的乾侯邑，“三桓”立昭公弟宋繼位，是為魯定公。魯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魯國受晉國指使，發兵討伐鄭國。魯國借道衛國，魯軍統帥陽虎故意挑起事端，鄭、衛兩國與魯國交惡。齊景公敏銳地從中捕捉到機遇，他立即派人與鄭、衛兩國聯絡，邀請他們共同建立反晉聯盟。次年秋（公元前503年），齊景公與鄭獻公結盟於衛邑鹽。不久，齊國又與衛國在衛邑沙訂立反晉盟約。在齊景公的精心運作下，中原地區幾個主要諸侯國終於結成了統一的反晉聯盟，他的複霸大業取得了重要進展。至此，橫亙在齊景公心頭的唯一鬱結就是魯國了。當時在魯國當權的陽虎也是一個強勢人物，而且絕對聽命於晉國，因此在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的一年時間裏，齊、魯兩國相互征伐，戰事連連。到了當年年底，形勢突然發生戲劇性的變化，與齊國對抗的勁敵陽虎與魯國“三桓”發生火並，失敗後出逃陽關，次年又出逃齊國。
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魯國清除陽虎之後，孔子受到魯定公的重用，齊、魯兩國對峙局勢稍有緩和，訂立會盟提上議事日程。當年夏天，齊景公與魯定公在齊、魯邊境的夾穀舉行會盟，訂立盟約。第二年，魯國與鄭國也訂立盟約，並公開叛晉。經過齊景公的不懈努力和多方斡旋，東方的幾個大國——齊、魯、鄭、衛終於結成反晉聯盟，各國奉齊國為盟主，齊景公的複霸事業達到了頂峰。
反晉聯盟形成後，幾乎每年都與晉國發生戰爭，有時一國單獨行動，有時多國聯合行動。為了協調分工合作，聯盟各國經常舉行會盟。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齊、衛兩國屯兵於郹氏（今山東钜野縣附近），派精兵進軍到晉國的河內（今河南汲縣一帶），齊景公與衛靈公同乘一輛戰車，披甲飛奔，威武得很。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晉國卿家因爭田而發生內亂，範、中行氏出奔朝歌，齊景公打算趁亂攻伐晉國，與魯定公、衛靈公等人在牽舉行會盟，商議發兵救援範、中行氏，討伐晉國事宜。同年秋，齊景公又與宋公會盟於洮，謀救範氏。魯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齊景公與衛靈公會盟於遽挐。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齊景公和衛靈公為救援晉國範、中行氏，率師圍攻晉邑五鹿。同年秋，齊、魯、衛等國聯合北方獻虞人共同舉兵伐晉，取晉邑棘蒲。正當反晉聯盟起勢之時，魯定公和衛靈公在三年之內相繼去世，齊景公不久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的複霸事業戛然而止。
四
齊景公生活在一個社會正在經曆深刻變革的時代，他本人也是一個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綜合體。在政治上，他誌向遠大，積極進取；但在生活上，他貪圖享受，驕奢淫逸。根據治國和樂身的不同需求，他身邊始終聚集了兩種人，一種是以晏嬰、陳文子、鮑文子等人為代表的忠臣，另一種是以梁丘據、裔款等人為代表的佞臣。
在眾多忠臣之中，晏嬰對齊景公的影響最大，他曾多次向齊景公進諫，齊景公也能夠認真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在內政方麵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發展了生產，改善了民生，使齊國國力有所增強。
齊景公與晏嬰雖然是君臣關係，但平時更像是師友關係，齊景公非常敬重晏嬰，心中有煩惱也會主動向他傾訴，而晏嬰總是不失時機地給他一些善意的建議和忠告。有一次，晏嬰陪齊景公登伯寢之台，遙望遠處齊國的山河，齊景公喟然歎息道：“齊國如此壯美的山河，今後不知落入誰人手中？”晏嬰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估計會落入陳（田）氏手中。”齊景公詫異地問道：“齊國明明是薑姓天下，怎麼會落入陳氏手中呢？”晏嬰不緊不慢地道出其中的原委。當時齊國公族生活奢靡，荒淫無度，齊國百姓稅賦負擔很重，遇到災荒之年，國中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而陳氏則厚施於民，大鬥貸出，小鬥收回，山林魚鹽不加利，因此齊國百姓都稱頌其德，爭相歸附。齊國公族對百姓“厚斂”，而陳氏對百姓“厚施”，百姓當然紛紛逃離公室，歸附陳氏。百姓都歸附於陳氏，齊國不就自然落入陳氏手中了嗎？聽到這裏，齊景公不免傷感起來，他哀歎道：“薑姓有國而陳氏代之，豈不可悲！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此時，晏嬰及時向他提出進行內政改革的建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陳氏），其如君何？”晏嬰的建議主要有三個方麵內容：一是尚賢，即廣納賢才，廣進言路，疏遠小人；二是寬刑，即廢除嚴刑酷法，仁惠愛民；三是賑貧，即賑濟貧困孤獨，與民休養生息。總體要求是寬政惠民，籠絡人心。《左傳》的記載與此稍有不同，晏嬰著重強調發揮禮治的作用：“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這與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點頗為相似，表麵上是強調發揮禮治的作用來調節和規範各種人際關係，實際上則是明確針對日益坐大的陳氏集團，他提醒齊景公對於陳氏收買人心的做法要倍加關注，保持警惕，防患於未然。
在春秋史上，齊景公是一位善於聽取批評意見、並能夠認真采納不同意見的開明國君，因此他身邊的晏嬰、陳文子、鮑文子、顏涿聚等人都敢於犯顏直諫，不避災禍。齊景公對他們也非常倚重，與他們相處受益頗多。晏嬰臨終時，齊景公正在海邊出遊，快馬來報，他遽然驚起，立即讓人準備最好的駕乘和最好的禦者，匆匆上路，趕回國都臨淄。車行沒多遠，他嫌禦者太慢，奪過馬轡來親自駕馭。又行沒多遠，他又嫌馬跑得太慢，幹脆跳下車來，徒步前行。這些細節生動地反映了他與晏嬰之間的師友之情以及他與晏嬰臨終再見一麵的急切心情。
齊景公與孔子也有過交往，但孔子對他似乎不太認可。《史記·孔子世家》中載，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時年三十，當時在魯國已經小有名氣。齊景公和晏嬰訪問魯國，曾與孔子相見，齊景公問孔子道：“秦穆公當政時，秦國國小地偏，卻能夠稱霸諸侯，是何原因？”孔子答道：“秦國雖小，但誌向遠大，地處偏遠，但行為中正。最關鍵的是秦穆公善於用人，百裏奚出身卑賤，秦穆公與他縱論天下大事和治國方略三天三夜，然後委以重任，授之以政。秦穆公有如此視野和胸襟，稱霸諸侯是必然的，稱王天下也不為過。”齊景公聽了大受啟發。
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時年三十五，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出奔齊國，孔子也避亂於齊，因為一時找不到事情，隻好給齊國國卿高昭子當家臣。後來孔子通過關係找到了齊景公，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時之世，奴隸製的宗法秩序徹底崩壞，無論在魯國還是在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現象相當普遍，比比皆是，已經嚴重危害奴隸製的統治秩序，齊景公對此深感憂慮，他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應對良策。孔子提出的禮治觀念，旨在維持奴隸製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這種觀念代表了奴隸主貴族統治集團的政治利益，因此受到了齊景公的讚賞和認同，連稱“善哉”。但是以晏嬰為代表的思想先進的政治家對孔子的禮治觀念則進行了無情的駁斥，說他是“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他竭力勸阻齊景公不要采納孔子迂闊而不切實際的為政建議。客觀而論，春秋末年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曆著由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深刻變革，孔子的禮治觀念在這種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顯然是行不通的。
在政治立場上，齊景公似乎更傾向於孔子，因此他曾打算重用孔子，讓他擔任齊國國卿，位置相當於魯國的季氏和孟氏之間。孔子在魯國隻不過是一個從大夫，齊景公將他一擢為國卿，雖然力度不及秦穆公“起縲絏之中”，但也是很高禮遇了。後來因齊國諸大夫一致反對，齊景公最終無奈地對孔子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隻好又返回魯國。
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齊、魯兩國夾穀會盟，齊景公與孔子作為對手再次相遇，這次較量，結果是齊景公落了下風，因此他對孔子又多了幾分忌憚。此後孔子在魯國受到重用，官至大司寇行攝相事，齊景公擔心地對人說：“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並矣。”後來齊大夫黎鉏巧施離間之計，孔子在魯國漸漸不受重用，隻好失落地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去了。
齊景公到了晚年，進取之心日益衰退。晏嬰等人相繼去世後，他意誌逐漸消沉，整天沉湎於酒色之中，貪圖享樂，疏於理政。國君晚年立嗣，是維持政權順利交替的一件大事，但他卻遲遲不定，惡言嗣事。齊景公原配夫人燕姬原本生有一子，但早年夭折。在群公子中，鬻姒之子公子荼比較得寵，但他年少，且無德行，不符合嫡庶長幼的立嗣禮製。齊國諸大夫擔心齊景公不顧禮製，立公子荼為嗣，為以後群公子爭權埋下禍根，因此建議他盡早立嗣，安定人心，可是他卻說：“你們瞎操什麼心，當下先好好享受，到時候還怕沒有國君嗎？”他病重時，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公子荼為嗣，置群公子於萊。他死後，群公子果然為爭奪君位而發生內亂，最終導致田氏代齊。
齊景公的人生經曆非常豐富，他親身經曆了春秋末年的許多重要事件，比如弭兵大會、召陵之盟、崔杼之亂、陽虎之亂等等，他與當時許多賢士關係密切，亦師亦友，如晏嬰、陳文子、孔子、叔向等。然而後人對他卻不太關注，學界也很少有人專門研究他，原因是他終其一生竟沒能幹成一件對曆史發展具有深刻影響的大事。
25．齊簡公
《論語·憲問》：“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從魯哀公五年至十四年的十年間（公元前490—481年），齊人連弑三君（安孺子、齊悼公、齊簡公），這說明齊國卿大夫之家的奪權行動已經進入最後一搏階段。
齊簡公（？—前481年），薑姓，呂氏，名壬，齊景公之孫，齊悼公之子，春秋末年齊國國君，公元前485—481年在位。
齊簡公從小生活在刀光劍影的恐怖之中。魯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齊景公去世後，安孺子（公子荼）被立為國君，齊國群公子害怕被誅殺，紛紛出逃別國，齊簡公也隨父親公子陽生逃到魯國避難。此後不久，齊大夫陳乞悄悄把公子陽生接回齊國，另立為國君，並聯合鮑氏誅殺了安孺子，是為齊悼公。魯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齊人又弑殺齊悼公，立悼公之子壬為國君，是為齊簡公。
齊簡公新立之時，齊國與魯、吳等國連續發生了幾場戰爭，齊師屢戰屢敗，不堪一擊。特別是艾陵之戰（公元前484年），魯、吳兩國聯合伐齊，大敗齊師，魯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齊諸大夫），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魯哀公）”。這一戰把齊景公當年積攢的老家底幾乎輸光了，可見齊簡公也是一個昏庸無能之君。
齊簡公即位後，任用陳恒（字成子，《史記》中作“田恒”）和闞止（字子我，《史記》中作“監止”）為左右相，共同輔政。陳恒與闞止雖然同朝為官，但兩人的出身背景完全不同。陳恒是陳氏家族宗主，陳氏經過數代經營，在齊國勢力很大，他們甚至可以決定國君廢立；而闞止則是公室家臣出身，沒有什麼政治背景，當年他隨齊簡公一起到魯國避難，不避危難，忠心耿耿，故而深得齊簡公信任。不同的出身與政治背景，必將導致不同的利益之爭，如果國君強勢，可以居中平衡，但如果國君弱勢，控製不住衝突，終將引發禍亂。齊國大夫諸禦鞅已經敏銳地察覺到這一情況，因此他向齊簡公建議道：“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但是齊簡公沒有采納他的建議，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陳桓與闞止兩大集團發生火並，陳氏族人驅車闖入宮中挾持了齊簡公，並與闞止展開激戰。闞止不敵，一路敗走，被陳氏族人捕獲後誅殺於齊都郭關。齊簡公見闞止被誅殺，覺得陳恒也不會放過自己，便匆忙逃往舒州，不久也被陳恒擒獲。此時齊簡公懊惱地說：“當初如果我聽從諸禦鞅的建議，不至於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後來陳恒弑殺齊簡公於舒州。《春秋經》曰：“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置於舒州。”又：“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左傳·哀公十四年》則載：“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
陳恒弑齊簡公的消息傳到魯國後，孔子極為憤怒，此時他雖已賦閑在家，專門沐浴、更衣、正冠，入朝覲見魯哀公，請求魯哀公派兵討伐齊國，懲處弑殺齊簡公的凶手。孔子認為，像陳恒這樣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為了說動魯哀公，他還對齊、魯兩國兵力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勝算很大。他對魯哀公說：“陳桓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可是魯哀公此時的境遇比齊簡公也好不了多少，魯國的兵權全部由“三桓”掌握，“三桓”之間爾虞我詐，相互算計，遇有戰事，都不願派兵出戰。魯哀公麵對孔子的請求，遲遲不願表態，最後被逼得沒辦法了，隻好讓孔子去找“夫三子”（“三桓”）商量。孔子找到“夫三子”，他們相互推諉，不置可否，孔子最後隻好自我解嘲地說道：“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孔子想推行他的政治理念，維護君臣有序的禮製秩序，結果卻碰了一鼻子灰，這就是春秋末年的真實情況。孔子雖然“伸張正義”不成，卻給本該無名的齊簡公在曆史上留下了一筆，不過這一筆並不光彩。
26．晉文公
《論語·憲問》：“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一
晉文公（公元前671—628年），姬姓，唐杜氏，名重耳，諡號為文，史稱晉文公，春秋時期晉國國君，繼齊桓公之後成為中原霸主，開創晉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霸主地位。
晉文公是晉獻公的庶子，他的母親是狄國君主的女兒狐季姬。晉獻公是一位有作為、敢擔當的雄主，他在位期間采納了輔臣士蒍的計謀，平定內患，始作二軍，奠定了晉國強盛的基礎。晉獻公對外強勢，但在治內方麵卻有所欠缺，他在私生活方麵不僅一娶再娶，妻妾成群，而且晚年專寵驪姬，廢嫡立庶。他為了立驪姬之子奚齊為太子，把幾個長公子都安排到邊邑戍衛，太子申生居於曲沃，公子重耳居於蒲城，公子夷吾居於屈邑。晉獻公的幾個長公子雖然被外放到邊邑，但根基猶在，隱患未除，驪姬對他們仍不放心，於是設計誣陷太子申生企圖謀害晉獻公，重耳和夷吾兩位公子也參與其中。晉獻公聽信讒言，逼太子申生自殺，重耳和夷吾各自出逃邊邑。次年（公元前655年），驪姬又挑唆晉獻公發兵攻打重耳據守的蒲城和夷吾據守的屈邑。蒲城人打算武裝起來抵抗晉軍，重耳卻不同意，他說：“君父之命不校（違）。校者吾讎也。”率軍前來攻打蒲城的是晉獻公的嬖臣披，他行前得到晉獻公的必殺令，因此一路追殺，斬斷重耳衣袂，後來重耳踰牆而走，才僥幸逃脫。
重耳從蒲城脫身之後，自此開始了長達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他先後流亡狄、齊、曹、宋、鄭、楚、秦等八國。跟隨他的晉大夫有狐偃（重耳的舅氏）、趙衰（子餘）、顛頡、魏武子（魏犫）、司空季子等五位名士，其餘不知名者數十人。關於晉文公出奔流亡時的年齡，史書中有兩種記載：《左傳·昭公十三年》載為十七歲，《史記·晉世家》則載為四十三歲。前人對此多有考據，多數人認為《史記》記載有誤，故從《左傳》，茲不贅述。
重耳逃亡的第一個國家是狄國。狄國是他生母狐季姬的國度，因此狄人對他非常友善。重耳在狄國生活了十二年，這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比較安寧穩定的時期，他娶了廧咎如部落女子季隗為妻，生有二子伯鯈和叔劉，盡享天倫，樂不思蜀。從各種史料來看，重耳並不是一個誌向遠大的人，他很容易滿足現狀，不思進取，所以國內欒、郤、狐、先等氏族曾多次派人與他聯絡，希望他能回國繼位，都被他拒絕了。當然，重耳拒絕返回晉國的真正原因是國內政局混亂，殺戮重重。魯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晉獻公去世，國卿荀息按照晉獻公的囑托，立驪姬之子奚齊繼位。晉國大夫裏克、夲鄭等人想迎立重耳為君，便糾合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黨殺死奚齊。荀息又立奚齊的弟弟卓子為君，裏克等人再次發動叛亂，殺死卓子，荀息也以身殉難。此後十幾年間，晉國完全陷入混亂狀態，重耳淹恤在外，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重耳在狄的第十二年頭，齊國國相管仲去世，齊桓公急欲招納天下賢才，因此狐偃等人建議他到齊國去見見世麵，尋找新的發展機遇。然而重耳此時在狄國已經娶妻生子，安居樂業了，突然要遠行，他依依不舍，百般柔情，行前他對夫人季愧說：“你幫我把兩個兒子撫養成人，等我二十五年，如果我還不回來，你就另嫁他人吧。”季隗說：“二十五年後，恐怕我墳墓上的鬆柏已成材了，如何另嫁他人？我至死等你回來！”這裏有一個細節可以反映公子重耳當時的心境，他對季隗說“等我二十五年”，說明他仍然想幹一番大事業，否則何至於“二十五年”？
離開狄國後，重耳一行人先來到衛國，衛文公待之不禮，他們失落地離開衛邑五鹿，一路向東，途中遇見一位老者，授之以土塊，重耳稽首拜受。
重耳到達齊國後，齊桓公待之以厚禮，把薑氏公室之女嫁給他為妻，又給他安排了二十乘車馬。齊國當時是中原霸主，國強民富，都城臨淄繁華熱鬧，重耳身為晉國公子，處處受人尊重，因此他打算長期寄身於齊國，安心享受生活，他對隨行的人說：“民生安樂，誰知其他？”可是一年多後（公元前643年），齊桓公去世，諸侯各國紛紛叛齊，齊國失去了霸主的地位，連年被諸侯各國討伐，不得安寧。同時國內群公子爭立，嬖臣作亂，政局動蕩，形勢險峻。狐偃、趙衰等人都認為齊國不宜久留，可是重耳卻留戀安逸，不願離開。後來重耳夫人薑氏與狐偃等人密謀，將重耳灌醉後放在車上，駛離齊國。重耳在齊國大約生活了五年時間。
離開齊國後，重耳一行人來到曹國，曹共公對重耳傲慢無禮，他聽說重耳有一個異於常人的生理特征，即身上的肋骨連成一塊（“駢脅”），因此趁重耳洗澡時偷窺了他的裸體，這是非常無禮的行為，自此埋下了被誅殺的禍根。曹大夫僖負羈覺得重耳畢竟是晉國公子，理應對他表示應有的尊重，因此他私下送給重耳許多美食，還在食盤上留下一塊玉璧。重耳接受了食物，退還了玉璧。
重耳途經宋國時，宋襄公聽從了大司馬公孫固的建議，對重耳善待有禮，並饋贈馬匹二十乘。後來宋國受到楚國圍攻，宋國向晉國求援，重耳顧念舊恩，發兵與楚軍周旋，成功地解除了宋國之危。
重耳到鄭國，鄭文公待之不禮。鄭文公在春秋史上也是一位風雲人物，由於他輕視重耳，以至於後來在賤土之盟時遭受羞辱。
重耳在楚國受到了最高禮遇，楚成王按照諸侯國國君的禮製宴饗他。宴饗期間，楚成王有意無意地問道：“如果公子得以回國繼位，你將如何報答我呢？”重耳答道：“美女玉帛，國君都不稀罕，羽毛齒革等珍稀物種都產自楚國，晉國有的都是楚王挑剩下來的，實在無以報答。”楚成王仍不罷休，繼續追問道：“雖然如此，你總有報答我的地方吧。”重耳起身稽首禮拜，緩緩說道：“如果重耳托楚王之福，得以返回晉國，日後晉、楚兩國兵戎相見，會於中原，重耳願意退避三舍之地，以謝楚王禮遇。如果這樣還不能得到楚王寬宥，重耳隻有左執鞭弭，右執櫜鞬，勉力與君周旋了。”楚國令尹子玉意識到重耳日後肯定會成為與楚國爭霸中原的勁敵，因此建議楚成王殺掉重耳，以絕後患。楚成王沒有答應，他說：“晉公子重耳誌廣行儉，彬彬有禮，上天要他成就一番大事業，凡俗之人是不可阻擋的，否則必遭天譴。”子玉又建議把狐偃扣留下來，楚成王也沒有答應。當時晉國國內又發生內亂，秦穆公派人來召重耳，楚成王準備了厚重的禮品，親自把他送至邊境。
重耳到達秦國後，秦穆公對他非常器重，熱情接待，並且把自己五個女兒一起嫁給了重耳，其中包括晉懷公的嬪妃懷嬴。重耳為此十分糾結，因為晉懷公是晉惠公夷吾的兒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兒，娶侄兒之妻為妻，於禮俗不順，於是他跑去問狐偃，狐偃說：“您已經打算與晉懷公爭奪國家了，娶他的妻子能算什麼事兒？還是聽從秦穆公的安排吧。”他又跑去問趙衰，趙衰說：“您現在打算借助秦國力量回國複位，秦穆公好意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您，您不能辜負秦侯一片好意，拘小禮而毀大事，這種做法實在不可取！”從這個細節中可以看出，重耳當時並沒有完全做好回國爭權的心理準備，因此表現得優柔寡斷，顧此失彼，幸虧他身邊的老臣們當頭棒喝，才讓他頭腦清醒過來，最終娶了懷嬴為妻。
秦穆公對重耳如此熱情，是有目的的。晉、秦兩國同處西鄙，國土相連，風俗相近，在曆史上兩國關係一直比較密切。但是自晉獻公去世以後，晉國群公子爭奪權位，國內政局持續動蕩，兩國關係不斷惡化。晉懷公繼位後，兩國關係更趨緊張，幾近絕交。秦穆公覺得晉獻公的子孫們一個不如一個，他唯獨認可公子重耳，因此他想護送重耳返回晉國繼承君位，這也是結束晉國混亂局麵的唯一選擇。如果晉國國內政局安定了，秦國也可以從中獲益。
魯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派重兵護送公子重耳返回晉國，晉懷公聞訊逃往高粱邑，因此他們一路沒有遇到任何抵抗，長驅直入，丙午日，進入曲沃邑，次日即進入都城。重耳率眾人朝於武宮，正式即位，是為晉文公。
二
晉文公即位之初，晉國經濟凋敝，人心渙散，敵對勢力仍然比較猖獗。晉文公先派人到高粱邑刺殺晉懷公，然後又借助秦穆公的力量挫敗了惠公舊臣呂甥、冀芮等人叛亂。國內局勢初步穩定後，他便開始大刀闊斧地推行內政改革。
晉文公推行內政改革，首先是大力發展經濟，“施惠百姓”。主要內容有免除百姓以前的所有債務，減輕稅賦負擔；救濟那些窮困潦倒的士人；降低關稅，促進商貿流通；鼓勵稼穡，節材省用，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加強教化，敦厚民風等等。其次是完善百官製度，按照血緣親疏安排官職。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等十一族是晉國原有的舊姓氏族，因此安排他們擔任“近官”，可以在朝廷上參政議事；姬姓是晉國的本姓公族，因此從中選拔賢良者擔任“中官”，輔佐晉文公處理內宮事務；其他的異姓氏族大夫或有軍功的士人，則按照“舉善援能”的原則，讓他們擔任“遠官”，到縣鄙任職。晉文公任命百官，“賦職任功”，建立起一套效忠國君的行政官僚體係，自此晉國“官方定物，正名育類”。再次是恢複尊卑貴賤的禮製秩序。主要內容是“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耉老，禮賓旅，友故舊”。同時對各個階層的禮製待遇也做出明確規定：“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晉文公推行的一係列內政改革措施，有效地緩解了國內各種矛盾，社會逐漸穩定，經濟逐步複蘇，“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此外，晉文公還在國內大行賞罰，他對於跟隨他流亡多年、不離不棄的功臣們論功行賞，“大者封邑，小者尊爵”。為了防止封賞過濫，他確定了幾條原則：“道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複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複受次賞。”按照這樣的原則，狐偃、趙衰、魏犫、介子推等人都應受到重賞，然而狐偃自知跟隨重耳多年，多有冒犯，因此在自秦返晉途中，渡河時他把自己佩戴的一塊玉璧遞給晉文公，對他說：“我隨君巡於天下十九年，時有違逆君意的舉動，我自己也不能寬恕自己，所以我懇求就此作別，自尋生路。”晉文公忿然作色道：“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說完，他把玉璧投入河中。眾人中唯有介子推辭不受賞，歸隱山林。晉文公即位後，派人四處尋訪，求之不得，隻好把緜上之田作為他的封地，他對人說：“以誌吾過，且旌善人。”對於那些背叛他的人，諸如當年追殺他的嬖臣披和豎人頭須等人，他毫不留情地實施了懲罰。此時狄人也將其夫人季隗和兩個兒子送到晉國，偌大的家庭又重新團聚在一起了。
魯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即晉文公即位第二年，周襄王因避狄亂出居鄭國，派使者向魯、晉、秦諸國告難，請求發兵護王。秦穆公聞風而動，親率大軍駐紮河上，打算護送周王回國。晉文公認為這是“取威定霸”的好時機，因此也想借機有所作為，於是他立即派人送信給秦穆公，辭退秦師。然後他自己親率大軍駐紮在陽樊，派右軍包圍了溫邑，派左軍迎接周襄王。當年夏四月，晉文公護送周王返回王城複位，誅殺了發動叛亂的王子帶。
晉文公勤王有功，他去覲見周王時，周襄王接待他的禮節非常隆重，既行享禮而設置美酒，又加以幣帛以助興，晉文公居功自傲，有點兒忘乎所以了，他竟向周襄王提出自己死後改用隧葬典製的請求。所謂“隧”，就是在地下掘一通道，把靈柩從地下通道送入墓穴中安葬，這是周天子獨享的葬禮，因此周襄王沒有答應他僭越“王章”的無理要求。後來周惠王把王室不能控製的陽樊、溫、原、欑茅等田賞賜給他，作為他勤王的獎賞。陽樊和原兩邑民眾開始不願歸附晉國，晉文公通過武力征服後，把原邑賞賜給趙衰，把溫邑賞賜給狐溱（狐毛之子）。陽樊等四個城邑統稱為“南陽”，晉國的版圖由此向南拓展了許多。
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晉文公在國內完成一係列改革後，正式開始對外用兵，首戰選擇“侵曹伐衛”，因為這兩國國君當年對他都傲慢無禮。晉軍在攻打曹國時遇到了頑強抵抗，城門久攻不下，傷亡慘重。曹城攻破後，晉文公下令將士一律不得進入曹大夫僖負羈家中，並赦免其全族免死，以報答他當年饋食之恩。軍中大將魏犫、顛頡都是跟隨晉文公流亡的功臣，他們憤憤不平地說：“我們這些跟隨君主多年的功臣都沒有享受到這樣的禮遇，僖負羈算什麼東西！”於是一把火把僖負羈家燒了。為了嚴明軍令，晉文公立即命人將他們斬首正法，以儆效尤。後因愛惜魏犫之才，改為責其“距躍三百，曲踴三百”而赦免。
晉軍還師，途經衛國，取五鹿邑而還。對於晉文公來說，五鹿是他的心痛之地。
三
晉國羽翼漸豐，頻頻出師中原，與楚國形成爭鋒之勢，最終兩國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一場大戰，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戰。城濮之戰發生在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戰爭的起因是楚國圍攻宋國，宋國形勢危急，幾度向晉國求援。晉文公因為沒有得到齊、秦兩國的明確支持，取勝沒有把握，因此不想過早與楚國決戰。其實楚成王也有相同的想法，他認為晉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經曆了無數困苦磨難，備嚐艱辛，對民間的疾苦比較了解，回國繼承君位後，勤政修德，施惠於民，晉國上下同心同德，一躍成為中原強國，現在與之爭鋒，是不明智之舉，因此決定暫時“無從晉師”。楚成王親自率軍駐紮方城，下令申叔撤離轂，子玉撤離宋國。晉文公和楚成王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和研判是正確的，得出的結論也是相同的。但是楚國令尹子玉狂妄自大，強烈要求出戰，楚成王勉強答應他率軍出戰，但沒有派出精銳之師。
晉、楚兩國大軍陳兵對峙，子玉率先向晉軍發起攻擊，晉軍並未全力抵抗，且戰且退，晉軍軍吏不解地問道：“晉軍統領是國君，而楚軍統領是令尹，以君避臣，有辱軍威。而且楚軍連續進攻，銳氣已消，晉軍為什麼還要一退再退呢？”狐偃胸有成竹地解釋道：“兩軍交戰，取勝的關鍵是道義，道義之師氣勢旺盛，反之則氣勢衰敗。這就是所謂‘直師為壯曲為老’的道理。當年君主流亡在外，楚成王以禮相待，晉軍退避三舍，這是知恩圖報，以曲避直。如果現在我們與其針鋒相對，以強對強，道義就掌握在楚軍手中，楚軍氣勢旺盛，晉軍則理屈氣衰；但如果晉軍已經退避三舍，主動禮讓，楚軍仍不收兵，那麼道義就掌握在晉軍手中，晉直楚曲，戰場上的勝負也就會發生轉變。”晉軍按照軍令，退避三舍（九十裏），一直退到城濮（今山東鄄城臨濮集）附近。楚人建議子玉停止進攻，但子玉不願罷休，仍然率軍窮追不舍。
當年夏四月戊辰日，晉軍會同齊、宋、秦等國軍隊在城濮一帶集結，楚軍則會合陳、蔡等國軍隊隨後而至，兩軍布下戰陣，大戰一觸即發。子玉派楚大夫鬥勃到晉軍陣前挑戰，他對晉文公說：“我聽說晉軍之中多有力士，我能否與他們較量一下，請晉侯登車觀賞。”晉文公讓欒枝回答道：“敝國君主不忘當年楚君禮遇恩德，故而退避三舍，到達此地，可是楚軍不顧君臣之禮，以臣當君，一再挑釁。既然楚軍一定要與晉軍決一死戰，那麼請你回去告訴你們的統帥，準備好戰車，組織好軍士，明天天明之時戰場相見！”
夏四月己巳日清晨，晉、楚兩軍正式會戰於城濮。晉文公率兵車七百乘親自坐鎮由原軫、郤溱統領的中軍，由狐毛、欒枝統領的上軍從正麵對抗楚軍，由佐將胥臣統領的下軍則從側麵抵擋陳、蔡兩國的軍隊。楚軍則由令尹子玉率領中軍，大將子西統領左軍，子上統領右軍。出征之前，子玉狂妄地說道：“今日必無晉矣！”
雙方交戰開始後，胥臣在戰馬上蒙了虎皮，率先向陳、蔡軍隊發起攻擊，陳、蔡之軍抵擋不住，四散逃奔，子上統帥的右軍也隨之潰敗。晉軍的上軍將領狐毛命人樹起兩麵帥旗，假意向後退卻，另一位將領欒枝命人用戰車拖曳樹枝，揚起灰塵，也向後方退卻。晉軍以退兵假象來迷惑敵方，楚軍不知是計，立即發動進攻。此時先軫、郤溱率領中軍的精銳軍隊從橫向向楚軍發起攻擊，同時狐毛、狐偃率領上軍向子西率領的左軍發起攻擊，楚軍全麵潰敗，僅有子玉統領的中軍及時收兵，才避免全軍覆沒。
城濮之戰，是春秋時期規模較大的一場戰役。整個戰爭過程並不複雜，但是戰前的心理準備以及戰爭中的戰術運用，晉軍顯然比楚軍成功，這是取勝的關鍵。“出轂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城濮之戰，改變了中原諸侯爭霸的原有格局和走勢，晉文公由此一戰成名，成為新一代中原霸主。
四
晉軍在城濮之戰中繳獲頗豐，攻占楚營後，士兵們在楚營中連續吃了三天。晉軍班師途經鄭國衡雍時，周襄王親自趕來犒勞慰問。為了向周王炫耀武功，晉文公用戰場上繳獲的物資在衡雍附近的踐土（兩地均在今河南廣武縣附近）修建了一座王宮。晉文公此時已萌生當中原霸主的念頭，但他擔心諸侯各國不認可，於是就想出一個主意——“挾天子以令諸侯”。王宮修建完畢，晉文公一邊派人請周王到踐土來入住新建的王宮，狩獵遊玩；另一邊又邀請齊、魯、宋、蔡、鄭、衛、莒等國諸侯到踐土來舉行會盟。周襄王到達踐土後，晉文公把楚國俘虜千人、駟甲百乘等戰利品進獻給周襄王，並安排鄭伯傅相周王，接待禮儀非常隆重奢華。周襄王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親自設宴款待晉文公，命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內史叔興父冊封晉文公為“侯伯”，即諸侯之長，還賜予他大輅（祭祀所乘的車）之服、戎輅（兵車）之服和彤弓彤矢、盧弓盧矢、秬鬯等物，另外還賜給他虎賁三百人。稍後，周襄王又命使者傳諭：“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文公再三辭謝，最後才受策答命：“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晉文公為了拜受周王的冊封之禮，來來回回進出王宮三次，與其說他是對周王表示恭敬，不如說他是在各國諸侯麵前演戲。
第二天，晉文公召集各國諸侯在王宮舉行會盟，周王委派卿士王子虎參加。王子虎代表周王與諸侯各國訂立盟約：“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踐土之盟”。
踐土之盟，從內容上來看，是中原諸侯各國共同維護“尊王”秩序的一次盟會，盟約重申了“皆獎王室，無相害也”的內容，因此左氏“君子”對此評價很高，認為這次盟會的成果是在諸侯各國之間重建了互信關係，同時他也委婉地表示“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德攻”是相對“武攻”而言的，“武攻”是在戰場上取勝，而“德攻”則是在盟會上取勝。晉文公舉行踐土之盟，借助周王的名義，通過“德攻”戰勝了所有與會國，當上了中原霸主，他是最大的贏家。孔子在編修這段曆史時則對晉文公提出批評：“以臣召君，不可以訓。”踐土之盟是由晉文公一手策劃的，他為了能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使出了許多詭譎手段，“以臣召君”，所以孔子評價“晉文公譎而不正”。
踐土之盟，是晉文公霸業的頂峰。此後，由於北方戎狄頻繁侵擾中原地區，他的精力主要用於加強武備和抗擊戎狄。北方的戎狄之族一直是中原地區的禍害，齊桓公稱霸時期，曾多次聯合各國諸侯發兵征伐，但始終沒能徹底解決問題。晉文公繼霸之後，為了徹底消除戎狄之患，他在三軍常規編製之外，又設立“三行”之軍，又稱“新三軍”，命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專門用以對付戎狄。按照周禮軍製規定，隻有周天子才能“作六軍”，諸侯最多隻能“作三軍”。晉文公采取了變通的辦法，三軍之外，新作三行，三行大約是準三軍的兵力配置，因此有的史料記載中稱晉文公“作五軍”。三行是一支專門與戎狄作戰的軍隊，堅持長效打擊，因此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在此期間，晉文公還聯合秦國討伐鄭國，後因受到秦、鄭兩國的算計，無果而終。
魯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晉文公去世，他在位八年，終年44歲。
五
晉文公是繼齊桓之後的中原霸主，他在位時間不長，但所建立的霸業意義重大，影響久遠。
第一，晉文稱霸，挽救了中原地區諸侯各國分崩離析的頹勢。客觀地說，齊桓公春秋初期建立的霸業僅局限於黃河中下遊地區，南方的楚國和北方的狄國勢力強大，中原諸侯各國團結起來才能勉強與之抗衡。齊桓後期，霸業衰落，無力支撐，中原各國被南楚北狄衝擊得七零八落，危如累卵，“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縷”，“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晉文公城濮一戰，徹底擊潰了楚國入侵中原的凶猛勢頭，使原來已經歸附楚國的魯、衛、鄭、陳、蔡等國重新返回中原諸侯聯盟；晉文公新作“三行”，有效地打擊了北狄的入侵勢力，維護了中原地區的安寧。此後，他打著“尊王”旗號，與諸侯各國訂立“踐土之盟”，重新建立起以周王朝為中心的新的諸侯聯盟，使中原地區的先進文明免遭蹂躪，得以延續。
第二，晉文稱霸，促進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的融合。春秋初期，周王朝統轄的範圍內，大大小小諸侯國有一百多個。齊桓公初霸時，大國通過各種方式兼並小國，諸侯國數量大為減少，僅剩幾十個了。按照地理位置不同，這些諸侯國逐步形成四大相對獨立的板塊：黃河中下遊地區是以齊國為首的中原諸侯聯盟，黃河上遊的洛邑以西地區是周朝以及晉、秦等國，南方是以楚國為代表的蠻夷地區，北方則是以狄國為代表的戎狄之族。各個板塊的國家之間聯係並不緊密，除了戰爭以外，其他方麵交流很少。所以齊桓公舉行“葵丘之會”，參與的諸侯國主要集中在黃河中下遊地區，黃河上遊的西部國家基本沒有參與。晉獻公原本打算參加會盟的，可是半道又返回了，秦國根本沒有參與。晉文公舉行“踐土之盟”的範圍已經涵蓋了整個黃河流域，參與國增加了許多，這說明國與國之間的交流擴大了，頻繁了。此外，過去南方的楚國被視為蠻夷之邦，而北方的狄國則被視為戎狄之族，這些周邊民族在與中原各國的征戰中，民族之間相互影響，民族差距逐漸縮小，民族融合的進程加快了。
第三，晉文稱霸，推動了諸侯各國內部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進程。為了適應諸侯爭霸的形勢需要，諸侯各國在國內都進行了程度不同的內政改革。以晉國為例，晉文公執政以後，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係列內政改革，如減輕稅賦負擔、實行惠民政策、大力發展農業、鼓勵開墾荒地、擴大商貿流通、保護私有財產、改進用人製度、大力選拔賢能、進行軍製調整、擴充軍事力量等等，使晉國在較短時間內從一個閉塞落後的邊陲弱國發展成為稱霸中原的軍事強國。晉國進行內政改革的成功經驗是具有示範效應的，諸侯各國也緊隨其後，紛紛效仿。各國所推行的改革或改良措施，在客觀上發展了經濟，改善了民生，增強了國力，同時也促進了國內的階級分化，加快了曆史發展的進程。
27．衛靈公
《論語·憲問》：“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論語·衛靈公》：“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衛國是周武王同母少弟康叔的封地，居於河、淇之間，為殷商之墟。衛靈公是衛國第二十八代國君（公元前540—493年），衛襄公庶子，姬姓，名元，諡號為“靈”，他六歲即位，四十七歲卒，在位共四十二年。按照古代諡法，“靈”為惡諡，“亂而不損曰靈”，可見後人對其生前行止多持批評態度。當然，如果僅僅局限於衛靈公的個人行端，評判其昏庸無道、荒淫暴戾也許並不為過，但如果在春秋時期諸侯爭霸這個特定的曆史大舞台上，以衛國國君的特定身份來評判其是非功過，也許就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一
衛靈公並非嫡出，衛襄公的原配夫人宣薑無子，嬖人婤姶生有孟縶和元二子，孟縶為長，但腳有殘疾，行動不便，古代諸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如果腿腳不利索，確實難以勝任，因此衛國大夫孔成子、史朝等人在姬元尚未出生的時候就開始謀劃廢長立幼之事。古人迷信，做事若想打破常規，必須通過占卜或托夢的方式，借助祖先或鬼神的力量來掃除障礙，於是孔成子和史朝一致對外宣稱先祖康叔托夢給他們，命立姬元為國君，孔成子還用《周易》卜筮來加以驗證。“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一切都毫無爭議了。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衛襄公去世，公子姬元順利繼位，是為衛靈公，當時他年僅五歲。
衛靈公在成年之前，國政由孔成子等輔政大夫代理，大子公孟縶和襄夫人宣薑有時也會幹政。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載：衛靈公十八歲那年，衛國發生了一場內亂，起因是衛靈公那個患有殘疾的哥哥公孟縶蠻橫無理，濫用權力，得罪了衛國一些有權勢的貴族。司寇齊豹得到宣薑的暗中支持，與大夫北宮喜、褚師圃等人勾結，趁衛靈公外出巡視之際，發動叛亂，殺死公孟縶。衛靈公聽說齊豹等人在城中作亂，立即駕車趕回衛都，慶比和公南楚與之同乘，他同時安排華寅駕副車緊隨其後。回到衛都後，衛靈公先趕到宮中將寶器裝載到副車上，這些寶器都是當年康叔接受分封時由周公賜予的，是地位和權力的象征，不能落入盜賊手中。然後他們再駕車逃離衛都，跑到城郊的死鳥邑暫避。
衛靈公到死鳥邑後，一方麵派人潛回衛都收集信息，密切監視齊豹等人動向，另一方麵開始親自處理國政。當時齊景公正好派公族大夫公孫青出使衛國，他們走到半道上聽說衛國國內發生叛亂，衛靈公在死鳥邑避難，公孫青不知如何是好，便派人回去請示齊景公，齊景公明確答複道：“猶在竟（境）內，則衛君也。”於是公孫青一行人專門趕往死鳥邑拜見衛靈公，衛靈公讓禮官致辭說：“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意思就是，草莽之中，無法成邦國之禮，因此就不必拜會了。可是公孫青則彬彬有禮地答謝道：“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雖然身處草莽之中，但衛靈公與公孫青依然按照諸侯邦國的外交禮儀致辭答謝，不失國君風度。鑒於衛靈公當時的特殊處境，齊國使者未敢拜見，但是為了表達敬意，公孫青以公室護衛的身份為衛靈公執鐸警戒，守候一夜。
不久，齊豹家族與北宮喜家族發生內訌，北宮氏的家臣殺死了齊氏的家臣，繼而北宮氏又發兵攻打齊氏，盡誅齊氏族人。衛靈公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率軍攻入衛都，並迅速控製了局麵。為了安定國內政局，衛靈公采取了以下幾項措施：一、與反戈一擊的北宮喜盟誓於彭水之上，繼而與國人盟誓，並昭告國人，他開始正式接管國政；二、清除反叛勢力，根據前期收集的情報，他將參與叛亂的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等人驅逐出境；三、誅殺暗中支持齊豹叛亂的襄夫人宣薑；四、表彰有功之臣，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並將齊氏墓地賜予他們；五、派使者向齊景公通報衛國平亂情況，並特別表揚公孫青執事有禮，堪當大任。
這一年，衛靈公剛滿十八歲，他在處置叛亂過程中冷靜果敢，穩重老成，策略得當，謀略過人，所以衛國許多大夫和勇士都願意冒死追隨他。顯然，衛靈公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不是一時形成的，此前他看上去像一個任人擺布的“阿鬥”，隻能出席一些沒有實際意義的諸侯禮聘活動，其實他早已開始秘密謀劃，冷靜觀察，等到時機成熟，方顯出國君本色，順勢收回本該屬於他的最高權力。
二
春秋時期，衛國是發生內亂較多的國家之一，自衛懿公以後，文、成、穆、定、獻（衛殤公與之並存）、襄曆代君主幾乎都有謀殺篡權或被迫出奔的經曆，國內政局一直動蕩不安，到處都隱藏著凶險的殺機。衛靈公執政以後，他認真總結了以往國內發生叛亂的原因，認為內亂大多是由公室成員爭權奪利引起的，因此他首先加強對公室的管控，公室成員如果圖謀不軌，犯上作亂，他堅決予以懲處。齊豹作亂時，他的嫡母宣薑和叔父公子朝也參與其中，平定叛亂後，他立即將宣薑處死，將公子朝流放，這些舉措對於所有公室成員來說，不啻是一種強烈的警示和威懾。太子蒯聵勾結黨人，企圖謀殺君夫人南子，陰謀敗露後，他立即將太子蒯聵驅逐出境，並徹底清除其黨羽。在他看來，一個人如果犯了錯誤，就應該受到應有的懲罰，不能無故赦免，否則國君權威和統治秩序就會遭到破壞。
如何處理好君臣關係，也是衛靈公執政期間著力解決的問題。由於國君與諸大夫的地位和利益不同，因此對待事件的態度和立場也往往不同，甚至嚴重對立。如果君臣之間意見長期難以統一，就會導致國家運轉癱瘓，利益受損；但如果國君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就有可能遭到諸大夫強烈反對，進而引發內亂。衛靈公在協調君臣意見時，首先設法把君臣（國家與國人）利益捆綁在一起，讓每一個人感同身受，從切身利益出發來進行思考，做出抉擇。衛靈公在執政後期打算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調整——聯齊叛晉，但是這一決策遭到衛國諸大夫的一致反對。麵對諸大夫的強烈反對，衛靈公並沒有強行做出決斷，而是先把這件事情擱置下來，徐圖對策。後來他了解到帶頭鬧事反對的是上大夫北公結，於是便不動聲色地派他出使齊國，同時派人秘密送信給齊景公，讓齊景公把北公結扣押起來，並假裝發兵攻打衛國，通過齊國來給國內諸大夫施加壓力。第二年，晉、衛鄟澤會盟（魯定公八年），晉人趾高氣揚，蠻橫無理，激怒了衛人，衛靈公決定利用這次危機把國人的意見統一起來。經過輿論宣傳發動，衛國上下群情振奮，反叛晉國的呼聲成為主導，衛靈公見時機成熟，立即召開國人大會。國人大會最終一致決定反叛晉國，衛靈公成功地把自己的意見與諸大夫的意見統一起來，把國家的利益與國人的利益統一起來。
衛靈公看似整天遊手好閑，不務正業，其實他是一個心思極為縝密的人。為了加強對卿大夫的控製，他平時非常注意收集和分析各類信息，及時掌握卿大夫的動向，做到防患於未然。孔子失意於魯後，曾兩次到衛國尋找發展機會，在衛國前後有四五年的時間。對於孔子這樣一位有名德聲望的人物，衛靈公一方麵對他禮遇有加，為他提供了“奉粟六萬”的優厚待遇，並經常召見他，虛心向他請教問題；另一方麵，他並不盲目使用孔子，而是對其進行周密考察。他除了自己當麵考察外，還安排人私下了解孔子情況，《史記》中說有人向衛靈公“讚孔子”，其實這些人都是他安排的。他甚至還安排自己的夫人南子與孔子私會，希望通過這種特殊方式來了解孔子的真實想法。隨著對孔子的深入了解，衛靈公發現孔子的那套“仁政”說教不僅不適用於衛國，而且會對他執政產生負麵影響，因此對孔子的態度漸漸冷淡下來。孔子在衛國時間待長了，衛靈公擔心他會成為一個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想把他趕走，但又不好明說，於是故意做出一些孔子無法容忍的事情，比如邀孔子陪同他和南子一起乘車招搖過市，讓人覺得孔子也是一個好色之徒；再比如他明知孔子崇尚“仁政”，卻故意向他請教“軍旅之事”，讓孔子自覺無趣。後來他幹脆安排公孫餘假帶兵在孔子住所進進出出，威脅孔子的安全，孔子最後不得不灰溜溜地離開衛國。
衛靈公執政數十年，維持了衛國國內政局穩定，基本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動亂，這是他最為突出的功績。孔子稱其“無道”，難免有泄私憤之嫌。
三
衛靈公在外交方麵取得的曆史功績也是令人稱道的，他在位期間，重點實施了聯齊叛晉的外交策略，維護了衛國的地位與尊嚴，同時也有效地製衡了中原諸侯各國的勢力。
春秋中期，諸侯各國逐步形成了以晉國為盟主和以楚國為盟主的兩大諸侯聯盟，東部沿海地區的齊國和魯國分屬兩大聯盟，齊多與楚聯合，魯多與晉聯合，衛國原本是屬於晉國聯盟的。因為衛國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西與晉國接壤，東與齊、魯、宋比鄰，如果衛國加盟晉國聯盟，晉、衛、魯三國橫向連成一線，楚、齊兩國的聯係就被割斷了；如果衛國加盟楚國聯盟，楚、衛、齊三國縱向連成一線，晉、魯兩國的聯係也被割斷了，所以衛國雖然國土不大，人口不眾，國力不強，但卻是兩大聯盟全力相爭的重點。
齊景公是一位懷有遠大抱負的國君，他執政後加強與衛國聯係，對衛靈公恭敬有禮，關懷備至，因而贏得了衛靈公的好感，並萌發了聯齊叛晉的念頭。相比而言，晉國自晉頃公去世，魏獻子（舒）執政以後，內政不寧，外交不淑，召陵之盟時（魯定公四年），晉侯數度無禮於各國諸侯，“求貨於蔡侯”，“假羽旄於鄭”，“長蔡於衛”，屢屢失信失禮於諸侯，威信一落千丈。
衛靈公正是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提出聯齊叛晉的外交策略的，當然最終促使他下定決心的契機是鄟澤之盟。鄟澤是衛國屬地，晉人風聞衛靈公欲反叛晉國，命趙鞅率軍駐紮在鄟澤，請衛靈公前來會盟。衛靈公趕到鄟澤後，趙鞅問屬下誰人敢與衛君會盟，當時有兩人站了出來，一個叫涉佗，一個叫成何，他們說願意與衛君一會。按照春秋禮製，衛國雖小，但畢竟是周王朝分封的諸侯國，衛靈公是一國國君，與晉國會盟，晉國至少派一位上大夫為代表才能與其相匹，可是晉人卻隨便派了兩個身份卑微的士人為代表出席會盟，這分明是貶低衛國，讓衛靈公難堪。會盟時衛國禮官提議由衛靈公執牛耳主持會盟，因為衛靈公是國君，鄟澤是衛地，成何則輕蔑地說：“衛國充其量相當於晉國的一個縣，有什麼資格主持會盟！”說完一把扼住衛靈公的手腕，強行歃血盟誓，衛靈公勃然大怒，當場與成何發生肢體衝突，後經衛大夫王孫賈及時勸諫，才沒有引發進一步衝突。晉人的傲慢張狂激怒了衛靈公，他回到衛都後正式向國人宣布叛晉，並得到了國人的支持。晉國得知衛國反叛的消息後，立即派人到衛國來媾和，希望能夠繼續維持晉、衛兩國的同盟關係，但被衛靈公一口拒絕。
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齊、衛兩國聯合攻伐晉國的夷儀，晉軍屯兵於中牟救援，兵車千乘，聲勢浩大。衛靈公率軍向夷儀方向運動，策應齊軍，途經中牟時有人建議繞道而行，避開晉軍主力，他卻說：“晉軍有兵車千乘，衛軍隻有兵車五百，但是我一個人就能抵兵車五百，所以兩軍兵車數量相等，不必繞道避讓。”與晉國相比，衛國雖然是一個小國，但國小未必氣短，此時衛靈公胸中充滿了豪邁之氣，這種無所畏懼的強大氣勢令晉人不得不有所顧忌。麵對衛軍的強勢挑釁，一向狂妄自大的晉軍也亂了方寸，有人主張出擊攻打衛軍，但更多人則認為衛君親率大軍，士氣方盛，不可輕舉妄動。後來晉軍轉而進攻齊軍，齊軍雖然損失較大，但齊、衛聯軍最終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
夷儀之戰雖然規模不大，但對於鮮有敗績的晉軍來說，是一個奇恥大辱，因此晉國一直伺機報複。不久，晉國趙鞅親率大軍討伐衛國，將衛國寒氏邑團團圍住。衛靈公得知晉國大軍犯境，來勢洶洶，便命令守城軍隊閉門不出，消耗晉軍銳氣。寒氏邑久攻不下，晉人派涉佗等人到城下百般挑釁，企圖引誘衛軍出城戰鬥，可是衛軍不為所動，堅決死守，晉軍最終無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