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致君堯舜上”？有人以為那就是忠君意識的體現，這個說法需要稍作辨析。杜甫當然是忠君的，宋人蘇軾甚至在《王定國詩集敘》中說他“一飯未嚐忘君”。蘇軾的說法並不是無中生有，杜詩《槐葉冷淘》就是一個證據。杜甫晚年流落夔州，初次品嚐到當地的一種涼麵“槐葉冷淘”，於是興致勃勃地作詩描寫一番，最後忽然念及遠在長安的君主：“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這不是“一飯未嚐忘君”又是什麼？然而杜甫的這種想法隻是偶一為之，他的忠君意識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致君堯舜上”，是希望君主變得像堯舜一樣賢明。在封建社會中，實行仁政的首要條件是君主賢明，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堯、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觀念塑造出來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堯、舜，其實質就是希望他們施行仁政。這是杜甫實現遠大政治抱負的必要步驟。
什麼叫“竊比稷與契”？稷，又稱後稷，是舜時的大臣，相傳稷從小就善於稼穡，所以舜讓他主管農業，他也是周朝的祖先。契則是協助大禹治水的大臣，也是商朝的祖先。杜甫為什麼要自許稷、契？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教授認為“詩人希望像後稷和契一樣，成為偉大家族的創立者”，這種說法頗為荒唐。在封建製度早已確立的唐代，沒有人會公開聲稱要開創一個王族，更何況是忠君意識十分強烈的杜甫！那麼，即使隻把稷、契看作舜、禹時代的大臣，杜甫是不是也自許太高呢？對此，明末王嗣奭的《杜臆》中有非常好的解讀：“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隻是己饑己溺之念而已。”意即稷、契並無其他奇特之處，他們的偉大隻在於一種“己饑己溺”的念頭。什麼叫作“己饑己溺”？此語出於《孟子·離婁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大禹以治理洪水為己任，他看到天下還有人溺於洪水，就責備自己：這是因為我沒有治好洪水，是我使那人溺水了。同樣，稷看到天下還有人挨餓，就責備自己：是我使那人挨餓了。“己饑己溺之念”是一種高度的責任感，也是一種偉大的胸懷，一種高尚的政治情操。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們身居高位，本來就承擔著國家的重任，他們有這樣的責任感是理所當然的。杜甫則不同，他隻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常理來說，杜甫根本無需懷有此種責任感。然而杜甫竟然自許稷、契，竟然以“己饑己溺之念”為人生目標，這真是崇高、偉大的人生信念！
“致君堯舜上”也好，“竊比稷與契”也好，在杜甫生活的那個年代裏，並不是不切實際的空談，而是源於貞觀名臣魏徵提出的“君為堯舜，臣為稷契”的政治理想。當然，由於杜甫一生中根本沒有得到實施抱負的機會，他的人生信念都處於虛擬的狀態。正因如此，《新唐書·杜甫傳》譏評杜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有人認為杜甫的人生信念“迂闊”。其實，凡是理想，總與現實有一定的距離。理想越是遠大、崇高，它與現實的距離也就越大。據趙岐《孟子題辭》所雲，孟子“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鹹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據《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記載，魏徵勸唐太宗行仁政，也被人攻擊為“書生未識時務”。至宋人王安石尚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慨歎說：“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迂闊”雲雲，又何足為杜甫病！人之立誌，貴在高遠。假如所立之誌非常卑庸，與社會現實沒多少差距，“迂闊”的缺點倒是避免了，但那樣的人生信念又有什麼價值可言！
杜甫一生困窘，屢遭挫折，他的人生信念是在困頓境遇中產生並逐漸充實的。“致君堯舜上”的誌向，是在“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境遇中鍛煉出來的。“竊比稷與契”之句的下文，即是“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對於淺薄浮躁的人，艱難困苦會使之放棄理想和抱負。對於沉穩堅毅的人，艱難困苦反而會激發其誌氣，堅定其決心。杜甫顯然是後一種人。他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慘，常常陷於饑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種時刻，杜甫難免會啼饑號寒，把謀求溫飽視為當務之急，比如《發秦州》雲：“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在《病後過王倚飲醉歌》中，杜甫甚至說過“但使殘年吃飽飯，隻願無事長相見”之類的喪氣話。但杜甫對理想僅是暫時的擱置，而不是永久的拋棄。理想的火焰依然在他心頭燃燒，一有機會仍會放射光芒。在去世的前一年，杜甫還作《暮秋枉裴道州手劄率爾遣興寄遞近呈蘇渙侍禦》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一個快要走到人生終點的人還把“致君堯舜”的理想諄諄托付給友人，說明他對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視和堅持。請聽垂暮之年的杜甫在《朱鳳行》中發出的心聲：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湣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鴞相怒號！
三、仁愛精神的詩語表述
儒學的發展史上，曾出現兩個高潮，它們分別在漢代和宋代，所以儒學的兩大流派分別被稱為“漢學”與“宋學”。儒學史上的唐代夾在這兩個高潮之間，實際上處於一個低潮階段。唐代的儒學前不如漢人，後不如宋人。然而儒學的發展在唐代停頓了嗎？當然沒有。唐代有沒有值得注意的儒學代表人物？當然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錢穆稱杜甫為唐代的“醇儒”，非常準確。那麼在何種意義上，我們能夠說杜甫對唐代的儒學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唐代的儒學，馬上就會想到唐初的《五經正義》。《五經正義》雖然是儒學經典中最重要的注本，但是其中的觀念、義理，基本上都是源於漢儒，它在學理上沒有很多新的闡發。甚至可以說，到了唐代，由於出現了《五經正義》，有了對經典的權威解說，儒學研究基本上停滯不前了。杜甫則不然。杜甫不是儒學經典的注疏者，他對儒學的服膺主要體現於實踐，他身體力行地將儒學原理付諸行動，從而在儒學發展史上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不但如此，杜甫還用他一生的實踐，用他的整個生命，來豐富、充實了儒學的內涵。從本質上說，儒學原是一種實踐的哲學，它非常重視人的行為。所謂的百姓日用人倫，是儒學最為關心的核心內容。孔子也好，孟子也好，在他們年富力強的時候並不忙著著書立說，他們棲棲惶惶，奔走天下，要用實踐來推行他們的仁愛之道。等到最後覺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道是暫時行不通了，年紀也大了，才靜下心來著書立說，把他們的思想用著述的形式傳給後人。所以儒家最強調的就是實踐，他們強調人們生前的行為，強調在實際生活中的建樹。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甫正是最好地體現儒家精神、發揚儒家精神的唐代大儒。
儒學千頭萬緒，其核心內容就是仁愛思想，主張在天下推行以仁愛之心為出發點的仁政。眾所周知，儒家的仁愛精神跟西方的博愛精神是貌同神異的。一般說來，西方的博愛精神，最初的來源就是宗教。來源於宗教的博愛精神，當然是一種很可貴的價值觀、倫理觀，但是我們追究一下它的起源，西方人最初怎麼會產生博愛精神的呢？一是服從於神靈的誡命，二是對於人類祖先所犯下的原罪的贖買。儒家的仁愛之心則與神靈無關。儒家強調“仁義理智根於心”（《孟子·盡心上》），一切的愛心都是從人們的內心自然生發出來的。孟子有一個很好的闡釋，他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這是一種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動。由這樣的程序生發出來的仁愛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實可行。它既不是好高騖遠的空想，也不是違背人性的矯情。它既不是強製性的道德規範，更不是對天國入場券的預付。杜甫對儒家的這個核心精神心領神會，他的詩篇，他的行為，時時刻刻都在闡釋這種理念。杜甫感情深厚誠篤，被後人譽為“情聖”。他深深地愛著他的妻子、兒女和弟妹，一生中始終與妻兒不離不棄，相依為命。他與楊氏夫人伉儷情深，白頭偕老。當他陷賊長安時，就深切地懷念遠在鄜州的妻子，作《月夜》雲：
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開篇即從對麵寫起，想象妻子在遙遠的鄜州獨自望月的情景。兒女還很幼小，他們還不懂得思念遠在長安的父親，當然更無法為母親分憂，妻子便隻能在清冷的月光下獨守空閨了。於是詩人對著明月喃喃發問：什麼時候才能合家團聚，讓月光同時照耀夫妻淚痕雙幹的臉龐？這固然是杜甫抒寫伉儷深情的個人抒情詩，但又何嚐不是亂離時代千萬對流離失散的夫妻的共同心聲？
同是在陷賊長安時，杜甫深深地思念幼小的孩子，作《遣興》雲：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性，誦得老夫詩。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雁足係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倘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學語甫畢的幼兒，又是聰穎秀異，當然倍受父親的憐愛。孩子生於動亂的時代和貧窮的家庭，父親又被係長安，全仗慈母獨力撫育。要像古代隱士龐德公那樣攜帶妻兒登鹿門山采藥不歸，又怎能如願？即使想寄封家書去問個平安，也是難以預期啊！寫到這裏，杜甫忽然回憶起前年回奉先縣省親時遭遇幼子餓死的慘劇，於是立願起誓：隻要歸家時孩子平安，哪怕推遲見麵的日期也在所不辭！這固然是杜甫在特殊處境中的特殊思緒，但又何嚐不是天下父母心的典型表露？
杜甫對友人情同兄弟，時時見於吟詠。他四十八歲那年流寓秦州，全家生計瀕於絕境，卻在短短三個月內寫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其中如《天末懷李白》雲：“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至性至情，感人肺腑。他甚至接連三夜夢見李白，於是寫了《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誌。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去年李白因誤入永王李璘軍而被長流夜郎，今年行至半途遇赦東歸。杜甫在秦州聞知前者而未知後者，故以為李白還在前往夜郎貶所的途中，憂心如焚，積思成夢。此詩描繪夢境極其逼真，尤其是“落月”二句。雖是寫詩人初醒時的情景，落月的一縷斜光照在屋梁上，但朦朧的月色將夢境與實境連成一體，所以眼前恍惚有李白的身影在，卻又自疑猶在夢中。正如明人陸時雍所評：“是魂是人，是夢是睹，都覺恍惚無定，親情苦意，無不備極矣！”（《唐詩鏡》卷二一）詩中所寫李白的剪影也極為逼真，尤其是“出門”二句。李白生平懷才不遇，牢騷滿腹，如今垂老遠謫，當然更是悲憤填膺，他雖能在夢中遠涉江湖訪問知己，然夢境短促，匆匆告別，臨出門時伸手去搔那滿頭白發。才人不遇的萬千心事都凝聚到“搔白首”的動作中，從而活畫出一個暮年的李白來，而杜甫對李白的一腔同情、關切也都傾注在這個剪影之中。什麼叫患難之交，什麼叫生死之交，杜甫思念李白的三首名篇作出了生動的闡釋。著名的唐詩選本《唐詩三百首》一共選錄唐詩三百一十首，這三首作於同時同地的杜詩全部入選，可見它們得到千古讀者的共同喜愛。
杜甫還將仁愛之心推廣到素不相識的天下蒼生。當他到奉先縣去探親的時候，突然發現幼子已因挨餓而夭折了。他當然悲痛萬分，但是與此同時，他立刻聯想到普天下還有很多比自己更困苦的人：“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失業徒”就是失去田地的農民，“遠戍卒”指在遠方戍邊的戰士，他們遭受的痛苦比自己更加劇烈。於是杜甫就把關愛之心從家庭擴展到整個民族，整個社會。在一個秋風秋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風刮破了，雨水漏下來了，床上都潮濕了，杜甫徹夜不得安眠，此時此刻，他竟然如此抒願立誓：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稍，低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麵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希望出現千萬間寬敞、牢固的房屋，讓天下窮人都有躲避風雨的安身之所。杜甫甚至莊嚴許願：隻要有千萬間廣廈突然出現，即使自己獨自受凍而死也心甘情願！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何等博大的胸懷！杜甫就是用這種廣博的仁愛精神去擁抱整個世界的。他的思考過程，他的情感流向，也是由近及遠，由親及疏，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體闡發。
儒家仁愛精神的最高表現形式是實行仁政，孟子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離婁上》）孟子還指出仁政的最低限度是讓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對此完全讚同，他在《蠶穀行》中表示了同樣的願望：“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複歌。”他在《提封》中還希望朝廷薄賦輕徭，讓人民休養生息：“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譴責急征暴斂：“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在《歲晏行》中，他揭露民不聊生的慘狀：“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在《有感》中，他指出苛政是逼迫人民鋌而走險的根本原因：“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在國家統一不受損害的前提下，杜甫堅決主張息兵罷戰，他在《前出塞九首》之一中直言：“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安史之亂即將敉平，杜甫作《洗兵馬》抒發太平之願：“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儒家為了推行仁政，對危害仁政的現象憂心忡忡，《禮記》記載孔子之言：“雖危，起居竟信其誌，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杜甫的憂患感與此一脈相承，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在《謁先主廟》中，他“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憂國憂民成為杜甫留給後代讀者的第一印象，黃庭堅《老杜浣花溪圖引》中“醉裏眉攢萬國愁”之句，成為後人心目中杜甫形象的曆史定格。
時時刻刻都在憂國憂民的人必然會對社會的黑暗麵懷有最強烈的敏感，必然會對國家的隱患保持最強烈的警惕。杜甫就是如此，他以異乎尋常的敏銳目光注視著社會上的各種隱患，他的詩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天寶年間，唐玄宗好大喜功，奸臣邊將輕啟邊釁，有時還取得暫時的勝利，這在時人眼中往往是國力強盛的表現，杜甫卻看到了內郡凋敝、人悲鬼哭的陰慘景象。天寶十載（751），杜甫作《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雲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複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此詩的背景是什麼？有人說是天寶八載哥舒翰率兵攻拔吐蕃石堡城，唐軍死者數萬之事，也有人說是指天寶十載鮮於仲通征討南詔全軍覆沒後，楊國忠諱言其敗，強征更多的兵丁送上前線之事。其實杜甫並不專指哪一次邊釁戰爭，而是泛指天寶年間唐玄宗窮兵黷武的開邊政策。杜甫嚴厲抨擊唐玄宗的窮兵黷武，對被驅往死地的善良百姓以及他們的父母妻兒表示深切的同情，為那些拋骨絕域的冤魂鳴不平。
天寶年間玄宗驕奢淫逸，楊氏兄妹遊宴無度，這在時人眼中也許是歌舞升平的象征，杜甫卻看到了奸臣弄權、外戚亂政的動亂征兆。天寶十二載（753），杜甫作《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訑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天寶年間，因受玄宗寵愛，楊貴妃恃寵驕縱，楊氏家族雞犬登天，楊妃的三位從姐皆封國夫人，從兄楊國忠登上丞相寶座，楊氏兄妹權勢熏天，荒淫無度，楊國忠甚至與虢國夫人私通，公然並轡走馬，路人為之掩目。此詩故意用工筆重彩對楊氏姐妹容態之嫻美、服飾之華麗、肴饌之名貴作正麵描寫，表麵上是讚歎，實際上是深刻入骨的諷刺。末段用隱語暗寫楊國忠兄妹亂倫之醜事，並直接點出“丞相”二字，毫無掩飾地將批判的鋒芒直指恃寵弄權的外戚貴族。
杜甫對社會弊病的揭露和批判是全方位的，任何一個黑暗的角落都沒有逃過他敏銳的目光。透過李白“長安市上酒家眠”的佯狂舉止，杜甫隱隱約約地看出了那是賢才落魄的悲劇。對於安祿山“主將位益崇，氣驕淩上都”的驕橫表現，杜甫預言即將發生藩鎮叛亂的危險。杜甫最感憂慮的是社會的貧富懸殊。儒家一向反對貧富不均，認為它是社會最大的危害，孟子痛斥：“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現代西方的社會學家提出基尼係數的概念，用基尼係數來衡量一個社會貧富不均的程度，他們認為基尼係數超過0.4，就向社會敲響警鍾了。中國古人不知道什麼基尼係數，但他們對貧富不均的警惕絲毫不亞於西方的社會學家。從古到今，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從理論上批判貧富不均，有正義感的詩人都曾寫詩譴責貧富懸殊的現象。盡管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貧富不均的警句相當之多，但是人們公認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的名句最為驚心動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至於後人隻要說到貧富不均的現象，首先就會聯想到這兩句杜詩。這是杜甫深沉的憂患意識的生動體現，是杜甫向千秋萬代發出的嚴正警告。
杜甫對儒家的仁愛思想還有發展和補充。首先，杜甫不但愛自己的同胞，他還把仁愛之心擴展到更大的範圍，甚至包括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時期，經常發生邊境戰爭，以唐帝國為一方、以少數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權為另一方之間經常發生戰事。這些戰爭的性質多種多樣，有時是唐帝國防禦外族的侵擾，也有時是唐帝國為了開邊拓土而主動進攻他國。杜甫雖然堅決主張保衛國家不受侵擾，但同時也主張反擊不可過度，《前出塞》中說：“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製侵陵，豈在多殺傷！”這是蘊含人道精神的戰爭觀，也是對儒家仁愛思想的發揚光大。
其次，孔、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愛之心，其思考對象隻是人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孟子還舉例說明人們的仁愛之心的來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公孫醜上》）愛人之心也好，惻隱之心也好，它的關注對象都是人，沒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則將愛人之心延伸出去，推廣開來，用更加廣博的仁愛精神去擁抱整個世界。杜詩寫到天地間的一切生靈都出以充滿愛撫的筆觸，《暫住白帝複還東屯》雲：“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秋野》雲：“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在杜甫心目中，天地間的動物、植物都與人一樣，應該沐浴在仁愛的氛圍中。杜甫在成都草堂的周圍植樹甚多，其中有四株小鬆，他避亂梓州時非常惦念它們，作《寄題江外草堂》：“尚念四小鬆，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裏憐。”等到他返回草堂重見小鬆，竟然如睹久別的兒女，作《四鬆》：“四鬆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杜甫尤其關心那些處境欠佳的動植物，例如《過津口》：“白魚困密網，黃鳥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古人本有“數罟不入洿池”的習慣，“數罟”者，密網也。如今竟然在江上張著密密的漁網，大小魚兒都困在網裏，杜甫頓時產生了惻隱之心。有人認為杜詩中寫到動物、植物，往往有比興寄托的意味，這話不錯。比如杜甫喜詠雄鷹和駿馬，在它們身上寄托著詩人的雄心和豪氣。又如在成都寫的《病橘》、《病柏》、《枯棕》、《枯楠》，分別詠害病的橘樹和柏樹，枯萎的棕樹和楠樹，杜甫為什麼專挑病樹、枯樹來寫？曆代注家都認為這是比喻在苛政壓迫下奄奄一息的窮苦百姓，相當合理。但是杜詩中也有許多篇章隻是直書所見，並無寄托，例如《舟前小鵝兒》：“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詩中並無以鵝喻人之意，充溢在字裏行間的隻是對弱小生命的由衷愛憐和關懷。杜甫關愛一切生命的情懷是對儒家仁愛思想的重要發展，請看《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食，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杜甫把桃樹寫得深通人性、有情有義，對乳燕、慈鴉也流露出一片愛心，清人楊倫《杜詩鏡銓》中評曰：“此詩於小中見大，直具‘民胞物與’之懷，可作張子《西銘》讀，然卻無理學氣。”把仁愛之心從人類推廣到其他生物，本來是儒學合乎邏輯的發展方向。到了宋代，理學家張載在《正蒙·乾稱篇》中提出一個有名的命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句話被後人壓縮成“民胞物與”四個字，意思是人們都是同胞兄弟，生物都是人類的朋友。這種精神在理論上要等到宋人才闡發出來，但是在文學上，唐人杜甫早就用他的美麗詩篇生動地予以表現了。這是杜甫對於儒學思想的一大貢獻。
四、詩史與詩聖
杜詩被後人尊為“詩史”，杜甫被後人尊為“詩聖”，這是曆史授予杜甫的兩頂桂冠。
何謂“詩史”？這個概念始見於晚唐孟啟的《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顧名思義，“詩史”就是用詩歌寫成的曆史。有人認為詩與史的性質完全不同，它們不能互相替代。清初王夫之在《薑齋詩話》中說：“夫詩之不可以史為，若口與目之不相為代也。”然而不同的人體器官在功能上尚且存在著“通感”，不同的人文學科豈會毫無相通之處？即使是王夫之本人，也曾局部地承認杜詩記載曆史的功能，他在《讀通鑒論》卷二三中說：“讀杜甫‘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而虐生民，禍亦棘矣。”這是指杜甫的《諸將五首》之二和《留花門》兩首詩而言，前者說：“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這是指唐中宗時韓國公張仁願在河北築受降城三座，其用意是抵禦突厥的入侵。後者說：“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這是指安史之亂爆發後，唐帝國因兵力不足而向回紇借兵，回紇軍隊來唐參戰後，任意搶掠，荼毒百姓。但唐肅宗竟然同意回紇長駐內地，杜甫對此亟表憂慮。“花門”即回紇之代稱。王夫之作為著名的史論家，對唐朝借兵外族終釀後患的教訓有深刻的體會，但他既然引用杜詩來證實自己的史論，怎能斷言“詩之不可以史為”？況且杜詩的功能並不是客觀地記錄曆史，它是對曆史的價值評判，是曆史的暴風驟雨在人們心頭留下的情感波瀾的深刻抒寫。清人浦起龍《讀杜心解》中說得好：“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大唐帝國在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發生了由盛轉衰的劇變，它對人們的精神麵貌產生了怎樣的嚴重影響？安史之亂在唐朝人民的心頭留下了何等深重的創傷？這些內容在史書中是讀不到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不夠真切的。例如安史之亂使唐帝國的人口急劇減少，《資治通鑒》中有詳細的記載：天寶十三載（754），大唐帝國的總人口是5288萬，到了廣德二年（764），這個數字下降為1690萬。短短十年間，全國的總人口竟然減少了三分之二！史書中雖然記載了詳細的人口數，但是它們隻是兩個冷冰冰的數據，沒有細節，沒有過程，沒有告訴我們那麼多的百姓是如何死於非命的。杜甫晚年所作的《白馬》，其中說：“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在太平年代，人們的死亡方式是比較單一的，或是壽終正寢，或是染病身亡。但是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人們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死亡。這是多麼沉痛的句子！安史之亂時百姓遭受的苦難到底有多深，他們是死於鐵騎的蹂躪，還是死於逃難的折磨，或是死於兵火之後的饑荒？隻有“三吏”、“三別”以及《彭衙行》、《哀王孫》等杜詩才給出了深刻的解答。當然，這方麵首屈一指的代表作，當推杜詩中的第一長篇《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穀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仆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發。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鬆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麵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麵複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桓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杜詩，在客觀上就是新、舊《唐書》的必要補充，在主觀上就是杜甫留給後人的曆史警示錄。據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記載，孔子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為何要修《春秋》？又為何要在《春秋》中用微言大義的方式來表明褒貶態度？進一步說，中華民族為什麼要如此重視史學傳統？就是因為曆史是我們的集體記憶，是民族的精神血脈，是集體價值觀的記載和傳承，它必然會對中華民族的現在和將來產生深遠的影響。杜詩在記錄曆史事實時滲入了深沉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它不但讓後人了解曆史，而且啟發後人感知曆史、思考曆史，進而從曆史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從而更好地前進。就這一點來說，杜詩與孔子的《春秋》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我們應該高度評價杜詩的“詩史”價值。在杜甫以後，曆代有不少優秀詩人也獲得了“詩史”的稱號，例如褚人獲稱陸遊，黃宗羲稱文天祥，李玨稱汪元量，徐嘉稱顧炎武，鄭方坤稱吳梅村等，這說明杜甫的“詩史”精神對後代詩歌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何謂“詩聖”？這個名稱始見於明人費宏的《題蜀江圖》：“杜從夔府稱詩聖。”稍後的胡應麟則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拾遺素稱詩聖，又稱集大成。”至明末，誓不降清的王嗣奭夜夢杜甫，乃作《夢杜少陵作》，深情地說：“青蓮號詩仙，我公號詩聖。”顧名思義，“詩聖”就是詩國中的聖人，與此類似的概念其實早在北宋就已提出來了。秦觀引用孟子的話“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然後說：“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韓愈論》）可見在秦觀心目中，杜甫就是詩國中的聖人，隻是沒有拈出“詩聖”二字而已。秦觀此說實為當時人的共識，蘇軾就曾多次表述此意。那麼，唐代的傑出詩人很多，為什麼隻有杜甫被北宋詩人認定是詩國中的聖人呢？事實上，從北宋初年開始，詩壇一直在唐代詩人中選擇學習的典範，白居易、賈島、李商隱、李白、韓愈等人都曾受到詩壇的重視。杜甫則後來居上，他在北宋初期隻受到王禹偁等少數詩人的重視，其後情形逐步改善，到了北宋後期，也即所謂“詩有三元”的元祐時期，終於脫穎而出，成為整個詩壇公認的典範。
宋人推崇杜甫，是沿著兩個價值判斷的維度而進行的：一是審美判斷，也即詩歌造詣的維度；二是道德判斷，也即人格意義的維度。在第一個維度上，杜詩的題材千彙萬狀，地負海涵，為宋人開啟無數法門，正如王禹偁《日長簡仲鹹》中所說：“子美集開詩世界。”杜詩的藝術則千錘百煉，毫發無憾，在詩歌藝術上精益求精的宋人對之心悅誠服，蘇軾、秦觀等人因此推尊杜甫為詩國的集大成者。據歐陽修《六一詩話》記載，北宋陳從易所讀之杜詩有一個脫字，與諸人各思一字補之，後得善本，看到杜詩的原文遠勝於諸人所補者，“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據《陳輔之詩話》記載，王安石作詩精於琢句，卻說：“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杜詩在藝術上達到精美絕倫的名篇數不勝數，限於篇幅，僅舉一首《登高》為例：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裏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明人胡應麟評此詩為“古今七言律第一”（《詩藪》內編卷五），確非虛譽。此詩在形式上特別嚴整精致，就對仗而言，全詩四聯都對仗工整，首聯不但兩句相對，而且首句中“風急”對“天高”，次句中“渚清”對“沙白”，句中自對也極為精當。就章法而言，前半寫景，後半抒情，結構勻稱，井然有序，轉折處意脈亦未中斷，從第二聯的廣闊視野轉入第三聯開始的“萬裏悲秋”，過渡非常自然。前半段寫登高所見，目光從高到低，又由近及遠，層次分明。而且首句主要寫聽覺，次句則寫視覺，三、四句既寫所見之景，又寫所聞之聲，錯綜變化地寫出一幅有聲有色的寥廓秋景。後半段抒悲秋之感，頸聯十四字竟包含八層意思，尾聯也意蘊豐富，可謂百感交集。總觀全詩，抑塞曆落的感情和百折千回的思緒都被納入嚴整工細的形式之中。在律詩中能使意脈如此流動多姿，真正達到了杜甫自己所說的“思飄雲物動，律中鬼神驚”（《敬贈鄭諫議十韻》）的境界。杜甫晚年的大型七律組詩如《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和《秋興八首》，都達到了這種藝術境界，從而成為古典詩歌史上永久的藝術典範。
在第二個維度上，宋人對杜甫的推尊具有更深遠的曆史意義。元祐年間，王安石和黃庭堅各有題詠杜甫畫像的詩，王詩《杜甫畫像》雲：“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黃詩《老杜浣花溪圖引》雲：“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是什麼原因使得王、黃二人不約而同地對著杜甫的畫像頂禮膜拜呢？王詩中說：“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飀。”黃詩中說：“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他們敬愛的是杜甫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是杜甫誌在天下的磊落人格。到了南宋，評論曆史人物極為苛嚴的理學宗師朱熹將杜甫與諸葛亮、顏真卿、韓愈、範仲淹一起譽為“五君子”。“五君子”中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人物，都在政治方麵有所建樹，或是功業彪炳的政治家，或是為國捐軀的烈士。惟獨杜甫根本算不上一個政治家。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樹，幾乎沒有什麼值得提起的事跡，除了在肅宗的朝廷裏偶爾仗義執言，從此被朝廷疏遠以外，他始終是默默無聞的小官員，很多時候還是漂泊江湖的一介布衣。杜甫在政治上根本沒有得到過施展抱負的機會，他要報效祖國，他堅決反對叛亂，但是曆史沒有給他提供表演的舞台。終生不遇的杜甫為什麼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讚揚？為什麼在朱熹看來，杜甫可以在從諸葛亮到範仲淹的這份君子名單中占有一席之地？朱熹說得很清楚：“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原來“五君子”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有一顆偉大的心靈，他們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人，都是在人格上具有楷模意義的人。由此可見，宋人高度認可杜甫的人格意義，高度評價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境界，認為杜甫在道德上已經達到超凡入聖的崇高境界。
那麼，由宋人和明人共同奉獻給杜甫的“詩聖”桂冠，在整個中國曆史上是否具有普遍的意義呢？或者說，它對現代的中國人是否具有引領、啟迪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中華民族的先民非常重視個體的道德修養，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儒家認為，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它的基礎就是文明的個體，是具有道德自覺的個體。儒家還認為個體的修養不應該受到外在力量的強製，而應該是出於內心的道德自律。所以儒家非常重視個體的道德建樹，崇尚人格精神。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孟子提出來的人格境界，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在中國曆史上，符合這個標準的仁人誌士為數不少，我們可以開出一張長長的名單來。但是這張名單中間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有重要建樹的人物。這些人物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承擔起天下的責任，從而體現出儒家的人格風範。惟獨杜甫是一個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個平民，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自稱“杜陵有布衣”，又在《哀江頭》中自稱“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都是強調自己的百姓身份。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尚的人格風範，這一點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對於普通人來說，如果號召大家學習諸葛亮，學習範仲淹，當然有意義，有價值，但是人們會覺得難以付諸實踐，因為那樣的人物距離我們太遠了，他們的地位太高了。普通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那樣的機會，在功業建樹中展示人格境界。即使你具備政治才能或忠肝義膽，但假如曆史不給你適當的機會，你又何以展示呢？那麼，一個普通人，度過了平凡的一生，他能不能實現道德人格的完善？他能不能達到超凡入聖的人格境界？從理論上說，這是可以的。孟子說過“人皆可以為堯舜”。到了明代，王陽明的弟子董蘿石說他“見滿街人都是聖人”，王陽明答曰：“此亦常事耳。”為什麼普通人也能成為堯、舜？因為人性本善，人們隻要從善良的本性出發，努力修行，便可以成為聖賢。話雖如此說，這畢竟隻是儒家旨在鼓勵人們進德修身的理想化表述，如果真要問王陽明，滿街人中究竟哪一個是聖人？哪個人具備孟子所說的大丈夫精神？恐怕王陽明也難於回答。然而我們畢竟有了一個真正出自平民的聖人，他就是杜甫。即使用朱熹提出的高標準來衡量，杜甫也完全合格。“詩聖”的最大意義在於，從前的聖人在普通人心目中都是神聖乃至有幾分神秘的，都是高不可攀、敬而遠之的。杜甫用其實踐使聖人的概念從神壇回歸人間，從而消除了長期蒙在聖人身上的神秘光環，也拉近了聖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躋身於聖賢的行列，這為普通人努力進德修身並朝著崇高的人格境界前進，提供了可以仿效並逐步靠近的典範。
布衣身份的杜甫成為公認的聖賢，其實質就是對平凡人生的巨大超越。在物質生活的層麵上，杜甫流落饑寒，窮愁潦倒，終生處於極為低下的水平。然而他在人格精神上達到了崇高的境界，他以憂國憂民的偉大胸懷超越了歎窮嗟卑的個人小天地，他以宏偉遠大的精神追求超越了捉襟見肘的物質環境，從而將充滿苦難的人生提升到詩意盎然的境界。一部杜詩，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蘊涵著充沛的精神力量。後人閱讀杜詩，在獲得巨大審美享受的同時，也獲得了深刻的精神啟迪。這種精神啟迪不同於理論性的德育教材，它的教益是伴隨著審美感動而來的，它像“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一樣沁入讀者的心肺，悄無聲息，卻淪肌浹髓。在杜甫身後，無數後人從閱讀杜詩入手走近杜甫，感受其偉大心靈的脈動，接受其高尚情操的熏陶。請看兩個例子。
北宋元豐年間，蘇軾謫居黃州，躬耕東坡，閑來無聊，時常為人寫字，多次書寫杜詩。有一次蘇軾書寫了杜詩《屏跡三首》的其二、其三，並題跋於後：“子瞻雲：‘此東坡先生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後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為盜，被盜者為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之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屏跡三首》作於成都草堂，“屏跡”就是隱藏行跡，也就是隱居。當時杜甫經過一番顛沛流離後暫得安居，他對質樸安寧的農村生活深感喜愛，比如其二雲：“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對此，棲身於黃州東坡的蘇軾深有會心。他用詼諧的口吻說：各類莊稼最早都起源於神農、後稷，是神農、後稷發明的，但是如今家家都種。農民收獲了糧食，放在自家倉庫裏，假如你沒得到主人的同意就去拿，人家就說你是偷盜，被盜的農民就是失主。但是考察莊稼的最早源頭，都是神農和後稷發明的呀！由於同樣的道理，這兩首《屏跡》詩的每一句都是我的生活的實錄，它們就是東坡居士的詩，杜甫怎能禁止我占有它們呢？這段話說得很風趣，它說明杜詩描寫的生活狀態引起了蘇軾的深刻共鳴，杜甫安於清貧、喜愛質樸生活的人生態度得到了蘇軾的高度認同。
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被俘，押至大都後囚於獄中，雖元人百般勸降，天祥堅貞不屈，在百沴充斥的牢房裏堅持三年後從容就義。此時南宋政權早已滅亡，文天祥處境又如此險惡，是什麼精神力量在支撐著他堅持民族氣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文天祥在《正氣歌》中自述：“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那麼，他所說的古人的道德光輝到底何指呢？文天祥就義後，人們在其衣服中發現了一首“衣帶銘”：“孔曰成仁，孟雲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可見儒家精神就是文天祥的精神源泉。然而文天祥還有第二個重要的精神源泉，那就是杜詩。文天祥在燕京獄中寫了兩百首集杜詩，他從杜甫的不同篇章中抽出一些單獨的句子，重新組裝成新的作品。文天祥在《集杜詩》的自序中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又說：“予所集杜詩，自餘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此矣！”可見正是杜詩中蘊涵的高尚情操鼓舞著文天祥，是杜甫的人格精神激勵著文天祥，從而慷慨捐軀、舍生取義，實現了生命的最高價值。
蘇軾在和平年代讀杜詩，文天祥在離亂時代讀杜詩，他們不約而同地感受到杜詩就像自己的作品一樣真實、可親，這是杜詩巨大感染力的生動例證。的確，自從有杜詩以來，讀者就將它視為人生的教科書，視為照亮人生道路的一盞明燈。正如聞一多所說，杜甫是我們“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第四章 唐代的其他詩人
一、王維與孟浩然
中國的古人對自然環境有一種比較獨特的看法，就是所謂的“天人合一”的觀念。我們的祖先認為，人與他們所處的大自然，兩者之間有一種很和諧的關係，而不是互相對立的，人是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中國的古人對山水早就非常關注，孔子就說過：“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樂”（yào）就是“喜歡”的意思。這句話的意思是：智慧的人是喜歡水的，具有仁愛之心的人呢，是喜歡山的。孔子沒有進一步說這是為什麼，是有智慧的人從水中得到了什麼啟發呢？還是有仁愛之心的人跟山之間達成了什麼默契呢？孔子沒有說，但可以肯定孔子認為人與自然之間應該有一種和諧的關係，人是喜歡山水的。這是中國古代山水詩非常發達的內在原因。大家知道，中國曆史上有很多詩人，尤其是那些比較崇尚自由的詩人，很喜歡到山水環境中去。晉代的阮籍和嵇康都很喜歡遊山玩水，嵇康甚至說，我不想做官，有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做了官就不能自由自在地到山水中去，去觀賞那裏的魚鳥。大家也知道，文學史上的山水詩並不是從唐代開始的，最遲在南北朝時候就出現了，特別是南朝的謝靈運，他已經被稱為山水詩的“大家”了。但是，一來那個時候的詩歌整體水平還不是很高；二來謝靈運的時代，南朝的疆域比較狹小，謝靈運的山水詩寫來寫去，無非是寫的浙江的溫州、紹興那一帶，最遠不過是鄱陽湖。其他地方的名山大川，像北方的黃河、北方的泰山，謝靈運都沒有看到過，因為那都在北朝的領土內。所以山水詩真正的發達有待於唐朝。首先，唐朝詩歌的整體水平提高了。其次，唐朝疆域非常遼闊，經濟又很發達，唐朝的詩人有條件在非常廣闊的地域內遊覽山水，然後寫出最好的山水詩來。唐朝的大詩人幾乎都喜歡漫遊，李白說“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他這一輩子就喜歡到名山大川去遊覽。杜甫好像沒有李白那麼浪漫，但是他同樣喜愛漫遊，杜甫年輕時候曾經旅行到很遠的地方，到過現在浙江東部的天姥山那一帶。他晚年回憶說：“至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壯遊》）意思是我至今還感到遺憾，當年沒有幹脆揚帆入海，去看看東海裏的扶桑島，“扶桑”就是日本。
田園詩的內容跟山水詩有一些重合，它也會寫到自然風光。但是田園詩的主要內容不是寫山水風景，而是寫田園裏麵的農家生活。田園當然不會在城市裏，它當然會離自然很近，更準確地說，它自身就應該在大自然中間。古代有些田園規模很大，比如東晉謝靈運家裏的莊園，竟然把山嶺湖沼都囊括在內。即使是貧士家的田園，也能擁有青山綠水的環境。陶淵明家的田園肯定不大，但他站在東籬下就能悠然地看到南山。然而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不常寫到山水，他的《歸園田居五首》可算典型的田園詩了，詩中所寫的主要是他的農家生活，到南山下去鋤豆啦，跟農人談論莊稼啦，等等。所以田園詩一向被看成獨立的一種題材，它是唐代詩人非常鍾愛的一類主題。盛唐時期，山水詩和田園詩的寫作相當繁盛，而且這兩種題材在許多詩人的筆下交融合一。一批較多寫作此類主題的詩人被稱為“山水田園詩人”，其中以王維和孟浩然最為著名。
王維（701—761），字摩詰，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王維的生活年代與李白相當，但其生平比較簡單。他二十一歲進士及第，從此進入仕途。早年頗有政治熱情，但由於賢相張九齡罷相、奸臣李林甫執政等原因，王維剛到中年就無意進取，開始過著亦官亦隱的生活。曾在終南山裏置有別業，後又在藍田輞川得到宋之問的別墅，經常來往於長安與山間別業之間。安史亂後，王維因曾接受偽職而受到朝廷處分，從此更是一心皈依佛門，自稱：“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歎白發》）《酬張少府》一詩清楚地表達了王維的暮年心事：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鬆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詩歌的前半部分交代自己的生活態度：由於政治理想破滅，在黑暗的現實麵前無能為力，故而對一切都漠不關心。對於一個曾經有過政治抱負的士人來說，這當然是無可奈何之舉。次聯語意明白，因別無長策，隻好返回舊時的園林。一個“空”字，包含著多少辛酸和隱痛！然而，詩人對隱居生活的熱愛畢竟是發自內心的。在寂靜的山林裏，鬆風吹衣，月照彈琴，一切是那樣的自然，和諧，這是詩人真心喜愛的生活環境。至於窮通之事，則無須再問，那一聲聲漸行漸遠的漁歌，便包含著隱居生活的真諦。
王維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書畫音樂無不精通。他在詩歌藝術上造詣精深，兼長各體，其古風、律詩和絕句皆有名篇。他的詩歌內容也比較廣闊，在遊俠、邊塞等主題的寫作中都有不俗的成績。但就其主要傾向而言，王維最擅長的詩歌主題無疑是山水田園，詩體則是律詩和絕句。王維的詩兼詠山水景物和田園生活，但他對兩者的態度迥然相異。概而言之，對於渭南一帶的農村生活，王維隻是一個旁觀者。食祿頗豐的他當然沒有必要躬自稼穡，當時的農民生活也並非慘不忍睹而妨害詩人的吟興。試看其《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描寫鄉村暮景極其生動，對農家淳樸生活的讚美也是由衷之言，但末聯表明詩人隻是一個旁觀者，他隻是歆羨田園生活，並不像陶淵明那樣融入其中。詩中的那位田夫，其實就是王維心目中的隱士。這樣的田園詩與陶淵明的作品有很大的差異，王維亦官亦隱的生活方式相當顯著地衝淡了陶淵明“帶氣負性”的情緒因素，也相當顯著地消減了陶淵明隱居生活的艱辛狀態。所以詩人興致勃勃地站在一邊觀賞這幅鄉村暮景圖，並表示對安寧閑逸的田園生活的無比向往。
王維更加擅長的主題則是山水詩。王維對自然山水的熱愛是全心全意的，清幽秀麗的山水與悠閑自適的生活在王維的筆下渾融一體，從而產生了一係列的山水詩名篇。例如《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和《積雨輞川莊作》：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複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鬆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前一首詠山中秋景：秋山已帶有幾分寒意，薄暮時分，山色變得更加蒼翠。尚未到水落石出的冬日，秋水依然潺湲而流，晚風中傳來陣陣蟬鳴。後一首詠山中夏景：連日多雨，山間水氣蒸騰，水田上白鷺群飛，濃蔭中黃鸝囀鳴。兩首詩的景物描寫都堪稱繪聲繪色，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洋溢著詩人對隱逸生涯的滿心喜愛。前者用了兩位古代隱士的故事：接輿是春秋時代的楚國狂士，他曾經唱著“鳳兮鳳兮”的歌曲勸諫孔子不要徒勞無益地奔走列國。陶淵明則是晉宋之際的隱士，他性喜飲酒，曾因宅前有五株柳樹而自號五柳先生。王維將兩人的故事融為一體，表示自己無心仕途，一心想回歸山林。後者用了《莊子》和《列子》中的兩個寓言：一是陽子原有驕矜之習，旅舍中人見他而避席。等到他受到老子的教誨而盡去驕矜之氣，旅舍中人不再拘禮而與他爭席而坐了。二是有一個海邊的居民經常與海鷗遊玩，後來其父讓他抓捕海鷗來給自己玩弄，待他再到海邊，海鷗隻是遠遠地飛舞，再也不肯飛到跟前。王維將兩個寓言融為一體，表示自己已經盡去機心和驕矜之氣，應該能與自然環境親密融合了。所以說，王維筆下的山水景物，既是自然中的真實場景，也是心靈中的精神家園。
孟浩然（689—740），襄陽（今湖北襄陽）人。他曾應進士考試不第，也曾與達官韓朝宗、張九齡交遊並求仕，但因機遇不佳及性格狷介而未獲成功，隻得在家鄉隱居終老。不難想象，如果孟浩然中年入仕，他多半會與王維一樣亦官亦隱。但事實上孟浩然終生未仕，所以他的生活狀態離陶淵明的境界更近一些。孟浩然雖曾遠遊名山大川，但長期隱居家鄉，還曾稍事農桑，他與農民的關係相當親密，請看其《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麵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這首詩的文字明白如話，內容則極其簡單，就是到一個村民朋友的莊園去作客。開頭就交待有一個老朋友，準備了一些簡單的飯菜，請我到他的田莊裏去作客。故人準備了什麼飯菜呢？殺了一個雞，煮了一些黃米飯，沒什麼特別的東西，是很儉樸的一頓農家飯。那個地方的景色很美，但是也很樸素，村莊外麵綠樹成蔭，把整個村莊都遮蓋起來了。城牆外麵呢，有一道斜斜的青山。客人來到後，主客兩個人做什麼呢？坐在家裏喝一點酒，推開軒窗一看，有什麼特別美麗的園林景致嗎？沒有，隻看到一個打穀場，一片菜園子，都是農家的景色。那麼喝酒時候討論什麼國家大事嗎？評論什麼詩文嗎？都不是。隻是談談莊稼，桑啊、麻啊，它們長得怎麼樣，都是一些家長裏短的農家閑話。整個作客過程就是如此，此外就沒有其他的內容了。臨走的時候，詩人還對主人說，等到重陽節的時候，我再到你這裏來，來幹什麼呢？來看菊花。詩人根本不講什麼客套，主人並沒有再次邀請，詩人自己提出來，到重陽節我再來看菊花。這一首詩特別嗎？很特別，在唐朝的詩裏它非常特別！特別在什麼地方？隻要與上述王維的詩對比一下，就不難領會。王維的詩裏運用了相當多的技巧、手段，像典故、比喻，等等。而孟浩然的詩，則曾經被聞一多評為“淡到看不見詩”，他的詩是淡淡的，他好像毫不用力，不用什麼典故，沒有精細的刻畫，對仗也不講究工整，他不講這些。整首詩非常的淡，淡到看不見詩。你說詩味在哪裏？找不到。就像鹽融化在水裏一樣，喝起來有鹹味，但看不見鹽在哪裏，孟浩然的詩味也融化在整首詩的字裏行間。那麼為什麼孟浩然的詩寫得這樣好，這樣樸素呢？關鍵在於他描寫的對象，他表達的主題，就是樸實無華的田家生活。大家想想，農民請一個朋友到田莊來作客，本身就是非常樸素的一件事情，所以詩人必然要寫這種風格的詩，才能吻合這種內容。孟浩然的《過故人莊》所以好，正是體現了田園詩的價值，田園詩的風格應該是這樣的。
當然，真正描寫鄉村生活的詩，在孟浩然集中並不太多，他最為傾心的還是自然美景，是在清麗自然中的閑適生活，請看其《秋登萬山寄張五》和《宿建德江》：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雁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前者詠鄉居閑情，後者詠旅途客愁，但同樣展現了清幽秀麗的景色和安寧閑適的心情。從表麵上看，前者的主題是懷人，詩人與友人張五的隱居地相隔不遠，故登山眺望友人居處，並敦問對方何時來訪。但全詩的著力之處仍是抒寫山林隱逸的閑情逸致：詩人身居白雲飄浮的山中，正像晉代道士陶弘景所說：“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隻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白雲舒卷自如，來去無心，正是隱士瀟灑風神的象征。詩人在山頭所見之景是天邊的樹林猶如齊整的薺菜，江畔的白色沙洲形如彎月，這些景物毫無奇特之處，但是清幽曠遠，自然可愛。後者寫人在客舟，又逢日暮，難免產生羈旅之愁。但是這一絲旅愁轉瞬就被空曠清幽的自然環境徹底融化了。暮天比樹木更低，不再高迥。明月映入清澈的江水，伸手可掬。多麼親切可愛的自然環境，它分明具有撫慰人心的神奇能力。
從詩歌史的角度來看，王、孟筆下的山水田園既沒有前代謝靈運詩中強自疊加的玄言意味，也不像中唐柳宗元詩中因貶謫生涯而產生淒厲之感，而是凸現了山水自身固有的美麗清幽和靜謐安寧。王、孟的山水田園詩啟示我們，美麗的大自然不但是我們必需的生存環境，而且是我們最親切的精神家園。當我們在生活中感到不如意時，不妨到大自然中去尋找撫慰，那至少會帶來暫時的精神超越。
二、高適與岑參
在唐代詩壇上，最能體現大唐帝國的盛世氣象，也最能體現唐代詩人的豪情壯誌的一類作品，無疑就是邊塞詩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曆史上有很多少數民族跟漢族一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今天的中國是各個兄弟民族和睦相處的大家庭，但是在古代，以農業文明為主的漢族和以遊牧文明為主的少數民族之間，在邊疆地區曾經發生過很多恩恩怨怨。一般說來，遊牧民族對農業民族造成危害，發動侵擾，這種情況從古就有。在先秦的時候，在周代，《詩經》裏就經常說到“軏狁”，這是北方的一個遊牧民族，這個民族經常侵擾以農業為主的周王朝的領域，“軏狁”也就是漢代的匈奴。所以這個遊牧民族在很長時間是華夏民族在西北方的心腹大患。到了唐代，匈奴已經沒有了，消失了，其他一些遊牧民族先後崛起，他們對大唐發動了連續不斷的侵擾。年代較早的主要是下麵三個遊牧民族，都是在北方或西北方的，第一個是突厥，第二個是吐蕃，第三個是回紇。在西南方有一個少數民族叫南詔，也曾與唐帝國發生矛盾。邊塞詩所反映的戰事主要發生在北方和西北方，因此主要的內容是寫唐帝國和突厥、吐蕃以及回紇之間的衝突，當然還有一些較小的遊牧民族，也不時和唐帝國發生糾紛。當時在邊塞地區發生了很多戰爭，戰爭的起因當然很複雜，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遊牧民族經常要來搶掠農業民族的勞動果實，搶掠收獲的糧食，也搶奪其他財產。這樣當然就要發生衝突了。在漢代與唐代，凡是漢、唐帝國與遊牧民族之間產生的戰爭，主要的是屬於正義性質的戰爭，因為戰爭的最初的動因就是遊牧民族要來搶掠，要來騷擾，鐵馬胡笳侵入到農耕民族的疆土上來，雙方就衝突起來了。在漢武帝的時代有一個大將叫霍去病，赫赫有名。霍去病二十四歲就死了，但是他已經先後六次出征匈奴，終於把匈奴的勢力趕出了河套地區，就是黃河流經寧夏一帶的河套地區。漢朝收複河套地區，霍去病是立了大功的。霍去病有一句名言：“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因為他立了大功，漢武帝要犒賞他，要給他蓋府邸，霍去病卻拒絕了，他說，匈奴還沒有消滅，我要家幹什麼？言下之意我有了家也不能安定，有了房子也不能安居，匈奴隨時都會打過來，會燒我的房子，搶我的東西。我們首先要消滅匈奴，然後才能建立家業。“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這樣的精神，這句人生格言，就是古人解決邊塞問題的思想基點，也是古人進行邊塞戰爭的基本立場。就是如果我們不能製止遊牧民族的侵擾，整個農業地區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可以說，在初盛唐時期發生的很多邊塞戰爭，基本上也是這種性質的。在唐代，尤其是在盛唐時期，邊塞詩成為盛極一時的題材走向。唐朝疆域遼闊，邊塞上烽煙不斷，詩人們懷抱著建功立業的理想，從軍出征，奔赴邊疆。大漠孤煙、風雪漫天的奇異風光，鐵馬冰河、黃沙穿甲的軍旅生活，為唐詩增添了奇情壯采。盛唐時期寫作邊塞題材的詩人相當多，李白、杜甫以及王昌齡等人都有十分優秀的邊塞詩作。但說到邊塞詩派，則首推高適和岑參。
高適（700？—765），字達夫，渤海蓨（今河北景縣）人。早年仕途失意，至五十歲才中有道科，授封丘尉。後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書記。安史亂起，曾先後任左拾遺、淮南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使、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等職，故稱高常侍。晚年封渤海縣侯，是唐代惟一榮獲封侯的詩人。高適有豐富的軍中生活經曆，他的邊塞詩生動地展現了戍邊將士的生活，真切地展示了他們的內心世界，宛如邊塞軍營生活的一幅生動圖卷。其代表作首推《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廼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於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鬥。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爭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燕歌行》是樂府古題，早在魏代，曹丕就寫過同題的名篇。“燕”是地名，大概是現在河北的北部，北京市，以及內蒙古的中部這一帶。“燕歌行”就是關於“燕”這個地方的歌行。由於燕國地處邊塞，正是自古以來容易發生邊患的地方，也就是漢、唐帝國的將士們戍守邊防的前線，所以《燕歌行》的題中之義就是邊塞將士的經曆和情感。高適這首《燕歌行》的寫作背景是什麼？他在自序中說：“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禦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據史書記載，從開元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大將張守珪率唐軍至塞外與契丹族、奚族作戰，那些戰爭既有勝利，也有失敗。高適早年曾於燕地從軍，往來於東北邊陲數年，熟知邊塞形勢，對軍中將士苦樂不均等情況均有深切的了解。這首《燕歌行》與張守珪在薊北的邊塞戰爭有關，但並不專指哪一次戰事，而是對在燕地綿延數年的邊塞戰爭的全景式描繪，也是他對當時層出不窮的邊塞戰爭的整體思考。盛唐時期戍守邊疆的將士，他們的生活有多方麵的內容，他們並不老是在打仗，更不是老打勝仗。他們也有打敗仗的時候，也有被敵人圍困的時候，也有士氣低落的時候。戍邊的將士長年累月駐守在邊疆地區，生活是那麼艱苦，他們不可能始終鬥誌昂揚，始終熱情奔放，他們也有情緒低沉的時候，也有覺得艱苦，覺得委屈的時候。高適在他的邊塞詩中全方位地展現了這些內容。《燕歌行》的前半部分是說發生了邊患，邊疆地區有敵人來侵犯了，我方的大將帶著軍隊出征，然後就與敵人遭遇，雙方開戰了。這首詩中寫得最好的部分是軍中將士的內心感受。首先要肯定，將士們最主要的精神狀態當然是鬥誌昂揚，奮勇報國。這些將士盡管受到委屈，盡管心裏有痛苦，有壓抑，但他們還是奮勇報國，還是在戰場上拚到最後，跟敵人白刃戰，肉搏戰，“相看白刃血紛紛”，流了很多血，犧牲了很多人，而且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獲得功勳，而是一心要保家衛國，所以說“死節從來豈顧勳”！但是同樣在這首詩裏，高適也展示了戰士內心世界的另外一些內容，比如說軍中苦樂不均所引起的憤懣，就是軍隊裏的高級將領與下層士兵之間，他們的苦樂是不均等的。“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就是普通的士兵在前線已有一半人戰死了，殘存下來的也已精疲力盡了，但是在後方的帳幕裏，那些高級將領還在那裏觀賞美女的歌舞，這是嚴重的苦樂不均。《燕歌行》中還寫到戍邊將士長年累月地駐守在邊疆，吃盡了千辛萬苦，他們當然會想家，會思念在後方的家人。“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就是守邊的將士身穿鐵衣，披著盔甲，長年累月地在外守邊，非常辛苦，“辛勤久”，不是短暫的幾天，而是長年累月。而士兵們的妻子守在家裏，天天在想念著前線的夫君，她們為丈夫擔心啊，不知道他們生死如何，所以天天在那裏流眼淚。“少婦”就是年輕的妻子，她們痛苦得柔腸寸斷。“征人”就是在前方的將士，他們屢屢地回過頭去，徒勞無益地眺望家鄉。從表麵上看，高適的《燕歌行》裏所描寫的戍邊將士，好像不像其他邊塞詩裏所寫的那樣英勇，那樣始終鬥誌昂揚，始終一心報國，完全置家人於不顧。你看他們有時候情緒低沉，甚至因為軍中的苦樂不均在那裏發牢騷。他們有時候又很想家，想念家裏的妻子，好像有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樣子。那麼，這是《燕歌行》的缺點嗎？不是，這正是它的優點。守邊將士也是普通人，他們也有七情六欲，他們的精神生活也跟普通人一樣。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長年累月在邊疆過這麼艱苦的生活，他們想念家人，想念妻子，他們發幾句牢騷，這是人之常情。惟獨這樣寫，詩中展現出來的守邊將士的形象才是血肉豐滿的，才是真實可信的，也可以說才是更可愛的。所以《燕歌行》的最大優點就是全麵地展現了守邊將士的豐富的內心世界，正因如此，它讀來也就特別感人，不愧是盛唐邊塞詩中的名篇。
岑參（717—770），荊州江陵（今湖北荊州）人。曾任嘉州刺史，後人稱為“岑嘉州”。天寶五載（746）進士及第，後曾兩次從軍出塞，在安西、北庭任節度府掌書記、節度判官。在唐代的邊塞詩人中，或者說在盛唐的邊塞詩派中，岑參是邊塞生活經驗最豐富的一位詩人。他曾兩度到邊疆去從軍，前後兩次到玉門關外的安西、北庭去任職。安西是唐帝國在西部邊陲設置的一個都護府，安西都護府的首府當時在車師，就是現在的烏魯木齊西北方的米泉縣。北庭是在西北邊陲的另一個都護府，其首府當時在輪台，就是現在的新疆輪台縣。那兩個地方離中原非常遙遠。岑參前後在西部邊塞生活了六年，寫下了七十多首邊塞詩，因為他熟悉邊塞，熟悉軍旅生活。岑參本來是一個文人，是一個讀書人，但是他懷著報國的熱情從軍去了，他在奔赴安西的途中寫了一首詩，叫《磧中作》，全詩如下：“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未知何處宿，平沙莽莽絕人煙。”走馬就是跑馬，詩人騎著馬一路向西飛奔，都快要走到天上去了。為什麼說向西走就會走到天上去了呢？因為西部的地勢高，從低處向高處走，又走得那麼遠，就好像快走到天上了。詩人告別家人以來，已經在沙漠中兩次看到月亮變圓了。月亮兩次變圓，最少也有一個多月了。這是多麼遙遠的路途啊。詩人四麵望去，隻見茫茫的大漠，無邊無際，杳無人煙。這樣的旅途當然非常艱苦，但是這首詩表達了一種豪邁的情懷，洋溢著英風豪氣，這就是盛唐氣象！
岑參到了邊塞以後，寫了很多的邊塞詩。岑參的邊塞詩一方麵是描寫唐軍將士的高昂鬥誌，另外一方麵，他用一副壯麗的筆墨寫出了西域地區特有的壯麗景色，那裏的景色非常奇特，在中原地區是絕對看不到的。岑參曾經寫過火山，那座火山周圍一千裏的範圍內，飛鳥就不敢飛近了，一飛過去就會被烤焦了，就像《西遊記》裏的火焰山一樣（《火山雲歌送別》）。他還寫過熱海，說西域有一個湖，它的水是沸騰的，飛鳥都不敢飛近，一飛近就要掉下去。但就在那個熱海裏，居然還有鯉魚在遊（《熱海行送崔侍禦還京》）。這是多麼奇特的異域風光！這種景色在平常的山水詩裏是看不到的，隻有在邊塞詩中才會有，隻有當岑參這樣的詩人親臨其境，親自從軍到遠離中原的邊疆地區以後，他才能寫出如此雄渾壯麗的詩歌來，為唐詩增添了奇異的色彩。岑參的邊塞詩中有兩首是選進《唐詩三百首》的名篇，第一首叫做《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麵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封大夫”是封常清，他是岑參的上級，是安西這個軍區的副司令，當時叫做副都護使。封常清要出兵西征，岑參就寫了這首詩送他。那麼詩題中的“走馬川行”四個字是什麼意思？“行”是歌行，就是寫一首關於走馬川的歌行，來送這個將軍出師西征。這首詩大家讀唐詩的各種版本時，有時候會讀到另一種文本，開頭的幾句是：“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就是你難道沒看到走馬川在雪海邊上行走，平沙莽莽，一直黃到天上。這個版本不好，大家最好改讀另一個較好的版本，就是上文所引的這個版本，也就是把第一句中的這個“行”字去掉，因為原文應該是沒有這個“行”字的。那麼這個“行”字是怎麼來的呢？因為它的標題說“走馬川行”，後人抄寫的時候誤抄到正文中去了。實際上在“行”字的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停頓，用我們今天的話說，應該有一個逗號。古人不用標點，所以一路連著寫下去了。正確的文本應該是：“君不見走馬川，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我們應該這樣讀。因為這首詩的全文就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全詩一共十八句，分成六小節，每小節都有三句詩，三句詩中的每一句都是押韻的。我們知道，一般的詩都是兩句詩押一個韻，他這首詩不一樣，他每句都押韻，句句押韻，三句一節。接下去的三句另成一節，換一個韻部，同樣是每句都押韻。所以全詩一共六節，換了六個韻，不停地換韻。這樣一來，全詩的節奏就非常快，原來兩句話才押一個韻，他一句話就押一個韻，而且每三句就轉一次韻，所以我們讀它的時候，覺得它的節奏特別急促，特別緊湊。這是一種特殊的結構，這個結構當然是為了配合軍旅生活，戰爭生活本來就是快節奏的，經常發生迅速的、強烈的變化，所以詩歌也得這樣寫。
我們再來看這首詩寫的是什麼意思。走馬川不是一條河，這個“川”字就是平地的意思，現在陝北人還說“米糧川”，一片平地種上糧食，就叫米糧川。走馬川原來可能是一個河床，但是早就幹涸了，所以才能是“一川碎石大如鬥”，就是幹涸的河床上到處都是大石頭。“鬥”是古代的一種酒器，是一個大杯，不是一個小酒杯，杜甫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飲中八仙歌》），一小杯酒是催生不出一百首詩來的。每一塊都像鬥一樣的石頭，居然“隨風滿地石亂走”，真是飛沙走石，不光是沙子在飛揚，連這樣大的石頭都滿地滾動，可見風刮得多麼猛烈，地方是多麼荒涼。這麼荒涼的地方，這麼艱苦的環境，天氣更是非常的寒冷，這首詩的重點就是描寫天氣的嚴寒。那裏的風像什麼呢？像刀子一樣，吹在臉上就像刀在割肉。人凍得受不了，戰馬也被凍壞了，馬身上蓋滿了雪，馬兒在奔跑時又流了汗，汗氣向上一蒸，雪就先融化，再凝固，最後變成了一片冰。馬身上的五花也好，連錢也好（“五花”、“連錢”是指馬毛的顏色、形狀），都結成了一層冰。岑參是一個從軍的文士，他要在帳篷裏麵寫檄文，要寫軍中的文書，寫字當然要磨墨，可是硯台上的水都凍起來了，墨都沒法磨了，帳篷裏都這麼冷，可見天氣嚴寒到了什麼程度！但是盡管天氣嚴寒，全軍將士的鬥誌卻非常昂揚，他們不怕嚴寒，不怕艱苦，英勇殺敵，所以最後一節說敵人聽說我們在這麼嚴寒的天氣裏進軍神速，他們肯定被嚇壞了，他們就不敢跟我們短兵相接了，什麼叫“短兵相接”？古代的兵器，弓箭稱為長兵，因為可以遠距離地殺傷敵人。短兵就是刀劍，用來打肉搏戰的，兩個人麵對麵地廝殺的。敵人不敢跟我們短兵相接，因為我們高昂的士氣把敵人給鎮住了，這樣，我軍就在安西都護府的西門口進行獻捷，前方送來了捷報，主將在大本營接受捷報，我們就勝利了！這首詩歌頌唐朝的將士不畏嚴寒，不怕艱苦，奮勇殺敵，但是最後有沒有殺死很多敵人呢？並沒有。唐軍用英勇的氣概，用精良的武器把對方給鎮住了，還沒有短兵相接就勝利了，這也體現出《孫子兵法》中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那種戰略思想，可見這是中華民族關於戰爭的傳統思想。
除了這首《走馬川行》以外，岑參還有一首邊塞詩也非常有名，它就是《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淡萬裏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岑參身在西域，他看到當地天氣嚴寒，非常驚訝，才到農曆八月，內地還相當溫暖的時候，那裏已經大雪紛飛了。大雪紛飛後的景象如何？岑參是南方人，他早上起來一看，那雪景像什麼呢？他看到千萬棵樹木一片雪白，都變成了玉樹瓊枝，恍惚之間，岑參覺得就像是吹了一夜春風，千萬樹的梨花頓時怒放了。把大雪覆蓋的千萬棵樹木說成春風吹開的滿樹梨花，這一方麵當然是奇特的想象，是精彩的比喻，另外一方麵也體現出樂觀昂揚的精神。要不是心情樂觀，要不是鬥誌昂揚，在這麼嚴寒的天氣裏看著樹上的積雪，哪裏會聯想到梨花？所以這首詩同樣是凸現了唐軍將士的精神狀態，因為天氣是如此嚴寒，連狐裘錦衾都沒有絲毫暖意，何況冰冷的鐵衣！此詩的最後八句雖然轉入送別主題，但仍然處處映帶著嚴寒天氣：轅門外暮色蒼茫，大片的雪花紛紛下落。“紛紛暮雪下轅門”一句中不說“飛舞”而僅用一個“下”字，以見雪片之大且重。然而此詩雖然用力渲染了雪天的嚴寒，卻沒有淒涼悲苦的情緒。詩人以充沛的筆力寫出了塞外雪景的雄奇瑰麗，也以飽滿的精神表達了守邊將士的英風豪氣。即使是結尾所寫的送別場景，那印在雪地上的一行行馬蹄印跡直到天邊，在綿綿不絕的惜別之情中仍然滲透著樂觀豪邁的氣概。這是一首筆歌墨舞的白雪頌歌，也是一首意氣風發的邊塞戰歌。
三、韓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郡望昌黎，後人稱為“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卒後諡“文”，後人又稱為“韓吏部”、“韓侍郎”、“韓公文”。韓愈幼孤，由兄嫂撫育成人。貞元八年（792）進士及第，後任節度推官、監察禦史。貞元十九年（803）因言關中旱災觸怒權臣，貶陽山令。元和元年（806）召拜國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從裴度討平淮西叛鎮，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上表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次年召還。長慶二年（822）赴鎮州宣慰駐軍有功，轉任吏部侍郎、京兆尹。韓愈一生風節凜然，功業彪炳，多次因直言進諫而招禍。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一生以恢複儒道、排斥佛老為己任，並因宣揚儒道的需要而提倡古文，是唐代最著名的古文家。韓愈古文寫作的宗旨是“文以明道”，但其詩歌理論則大異其趣，他自稱：“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瑰怪之言、時俗之好。”（《上兵部李侍郎書》）可見在他心目中，詩歌的功能與古文不同，是以抒發心中不平之感為主的。他還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則鳴”之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東野序》）正因如此，韓愈的詩歌不像其古文那樣嚴肅、莊重，而是以舒泄內心的喜怒哀樂為主要內容。或者說，韓愈的古文大多與國家政教有關，而韓詩卻基本屬於個體化寫作。中唐詩歌在題材走向上從重大、高雅轉向瑣細、平凡的過程中，韓愈的貢獻至關重要。清初學者王夫之批評韓詩“與心情興會一無所涉”（《薑齋詩話》），那是見木而不見林的嚴重偏見。
當然，韓愈剛毅正直的政治家風采在其詩歌中也有所體現，此類作品像其古文一樣具有嚴肅剛正的風格傾向，例如《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此詩作於元和十四年。當時唐憲宗迷信佛教，以極其隆重的儀式從鳳翔迎佛骨到京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主如此佞佛，臣民更是奔走如狂。韓愈對此深惡痛絕，乃奮不顧身上書諫阻，諫書中言辭激切，稱佛骨為“朽穢之物”，要求將其“投諸水火”，甚至還說到古今信佛的君主大多短命。這就引起了憲宗的雷霆之怒，欲以死罪論處，雖經諸臣營救，仍貶至遠在南海邊上的潮州。謫命下達，韓愈孤身一人即日上道，他匆匆告別妻兒，看著正臥病在榻的幼女女挐，心知生離即將變成死別。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韓愈來到秦嶺的藍關，山路積雪，馬行難前，他想到前方的八千裏貶謫之途，回頭眺望長安卻隻見重重的浮雲，不禁百感交集。次聯表明為了國事奮不顧身的心跡，仍不減剛毅之氣，但充溢全詩的畢竟是悲憤和愁苦。更多的韓詩名篇則基本沒有涉及政治或道統方麵的內容，而隻是抒寫人生遭遇引起的內心情思，試看其名篇《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杯相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正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皋。赦書一日行萬裏，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回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隻得移荊蠻。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同時流輩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此詩於永貞元年（805）中秋作於湖南郴州。兩年之前，韓愈因京畿災荒上書請求停征賦稅，得罪朝廷，被貶為陽山（今屬廣東）縣令。與此同時，與韓愈同任監察禦史的張署則因諫宮市而被貶為臨武（今屬湖南）縣令。陽山與臨武南北接壤，兩人遂結伴南遷，過洞庭，下湘水，直到臨武才分手：張留於此，韓繼續南行。至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順宗即位，韓、張兩人俱遇赦北歸，因湖南觀察使楊憑暗中作梗，兩人僅得北行百餘裏，至郴州（今屬湖南）而待命。同年八月，憲宗即位，大赦天下，韓愈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張署也量移江陵府功曹參軍。就在他們已接到量移江陵之命而尚未離開郴州之時，中秋節到了。韓愈因作此詩以贈張署。
這首詩的結構非常獨特，後人多有誤解。例如清人查慎行評曰：“用意全在起結，中間不過述遷謫量移之苦耳。”（見《韓昌黎詩係年集釋》）然而細察全詩，其起四句，敘中秋夜兩人對酒當歌之情景；其結五句，勸張休歌而聽己歌，並表明達觀之態度。這一起一結，一共才有九句。而中間的一段卻多達二十句。如果真如查氏所雲，全詩用意在起結，那麼真可謂喧賓奪主了。況且中間一段全是寫遷謫之苦，以及遇赦而受抑之牢騷的“君歌”，詞意酸苦，情緒低落，與末尾三句“我歌”的樂天、達觀南轅北轍。當然也可理解成是用的反襯手法，即以“君歌聲酸辭正苦”來反襯苦中取樂之“我歌”。但是中間一段大筆濡染，淋漓盡致，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那僅是用來反襯結尾的達觀態度，那真是勸百諷一。況且從藝術效果來看，假如我們將中間一段刪去，僅保存一起一結，也即保留查氏所說的“用意全在起結”者，那麼，此詩還稱得上是一首情文並茂的名篇嗎？恐怕很難說。因為全詩的著力之處恰恰就在中間一段，假如僅存起結的九句，則全詩精彩頓失。難道韓愈這樣的大手筆，竟會把好鋼全用在刀背上，而對刀刃反而不甚措意嗎？張署其人，不以能詩聞名。雖然韓愈在祭張署文中回顧兩人結伴南謫的途中曾多有唱和，但留存至今的張署詩作隻有一首，它作為韓愈《答張十一功曹》的附錄而存於韓集。所以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的中間二十句，多半並不是出於張署之口的“君歌”，而是韓愈代張署而發，且出於己語的代言。因為這二十句詩所述的主要內容，在韓愈的其他詩作中都曾出現過。例如韓詩名篇《永貞行》中的這一段：“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烝。江氛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蠱蟲群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嚐同僚情可勝，具書目前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為懲。”詩中對南謫生涯之艱辛、可怖的描寫，與《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何其相似！由此可以推知，《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這首詩的主旨不可能是以“遷謫量移之苦”來反襯達觀心態。恰恰相反，“遷謫量移之苦”才是此詩的主要題旨。對於《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的這個結構特點，清人汪琬說得非常清楚：“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得反客為主之法。”（見《韓昌黎詩係年集釋》）方東樹雲：“一篇古文章法。前敘，中間以正意、苦語、重語作賓，避實法也。”所謂“反客為主”，是指詩人故意將“實”的詩歌主旨隱藏在“虛”的一方，故意將“主”之意旨借助“賓”之語句予以宣泄。也就是說，此詩中見於“我歌”的幾句，雖然故作達觀之語，以抒瀟灑之情，其實隻是全詩主旨的反襯。而中間的一大段則是全詩的重點、主幹，是詩中最用力、最精彩的部分，這當然就是詩人自己的內心情思，就是韓愈本人的滿腹牢騷，就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
韓愈詩中所寫的人生經曆並不全是哀傷憤怨的宦海風波或人生挫折，相反，他也很注意抒寫日常生活中那些瑣細、平凡的內容，他擅長從這些往往被人忽視的題材中發現詩意。例如《山石》：
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鬆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山石》寫於何時、何地？王元啟認為是799年作於徐州，方世舉認為是801年作於洛陽，王鴻盛則認為是803年至805年間在陽山或819年在潮州時所寫，因為詩中所寫景物有嶺南的特色（詳見《韓昌黎詩係年集釋》卷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詩中似乎有意隱去具體的地名，而標題僅取首句中“山石”二字，也類似於“無題”，所以我們不必落實其時其地，隻把它看作一次普通的遊山即可。然而詩中所寫的遊曆過程是多麼真切、細致！所寫的景物是何等栩栩如生！兩百六十年之後，蘇軾在陝西鳳翔與二三友人遊南溪，解衣濯足，詩興大發，寫了一首題目很長的詩，題中說“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為什麼宋代的蘇軾能與唐代的韓愈“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原因就在於韓詩高度的寫實性和高超的寫景手段，會喚醒讀者心中類似的遊蹤記憶。清人查晚晴評《山石》說：“寫景無意不刻，無語不僻，取徑無處不斷，無意不轉。屢經荒山古寺來，讀此始愧未曾道著隻字，已被東坡翁攫之而趨矣。”（見《韓昌黎詩係年集釋》卷二）隻要後代讀者有類似的經曆，隻要我們偶爾到一處荒山古寺去“偷得浮生半日閑”，隻要我們看到了出沒於巨大岩石間的羊腸小道、在暮色濃重的佛殿前來往飛翔的蝙蝠、斑斑駁駁的牆壁上模糊的壁畫、夜晚漏進窗欞裏的一縷月光，以及盛開的山花、潺潺的溪流和參天的古木……甚至隻看到其中的某個部分，都會想起韓愈的《山石》。這種描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情景的好詩，最能激發讀者的聯想與共鳴。
韓愈還有從更加平凡的生活場景中產生的好詩，例如《秋懷詩》：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複淒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此詩作於元和元年（806），當時韓愈才三十九歲，不過他多經坎坷，年貌早衰，四年前就已老態畢露：“視茫茫，發蒼蒼，齒牙動搖。”（《祭十二郎文》）難怪他麵對著秋風落葉和沉沉暮色，不免要觸動埋藏心底的遲暮之感。《秋懷詩》是寫黃昏引起遲暮之感的名篇。秋風落葉，空堂黃昏，詩人為什麼默默無言地獨自坐在堂前呢？童子前來點燈、送飯、說話，詩人為什麼不予理睬呢？童子退坐讀詩，古詩中的句子觸動了詩人心中的什麼愁緒呢？韓愈性格剛強，誌向遠大，結尾兩句終於露出英雄本色：“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原來他正在思考人生的事業，要以功業的建樹來實現生命的不朽。讀者的疑問到此渙然冰釋，正因人生有限而事業無窮，事業難成而時光迅速，詩人才對老之將至極為敏感，而秋日的黃昏又加深了他的遲暮之感。此詩中所寫的景色再平常不過了，秋風落葉，黃昏暮色，如此而已。詩中的情感也再平常不過了，時光迅速，人生易老，如此而已。但經過韓愈的描寫和抒寫，這些情景就詩意充沛，耐人咀嚼，這是韓愈獨擅的高超本領。俄國的別林斯基說過：“誰要是為詩所激動，嫌惡生活中的散文，隻有從崇高的對象才能獲得靈感的話，他還算不得一個藝術家。對於真正的藝術家，哪兒有生活，哪兒就有詩。”韓愈就是唐代最善於從平凡的生活中發現詩情的傑出詩人。
四、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陝西渭南）人。晚年自號香山居士，後人稱為“白香山”。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十九年又中書判拔萃科，元和元年（806）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前後“三登科第”。白居易入仕後有數年身為諫官，屢次上章請革弊政。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藩鎮所遣刺客刺死，白居易首先上書請捕刺客，引起宦官及主政者不滿，被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從那以後，白居易在政治上不再持激切的態度，雖然他在杭州、蘇州的地方官任上清廉勤政，回到朝中任職也不附權貴，但總的說來，白居易中年以後轉以明哲保身為立身之本。到了晚年，白居易堅決要求到東都洛陽任“留司官”，也就是有職無權的散官。他因此遠離了長安的政治漩渦，得以安享晚年，並活到七十五歲的高齡。
白居易是中唐名聲最大的詩人。他的詩歌不但受到本國讀者的熱烈歡迎，而且在新羅、日本等鄰國也享有盛名。晚唐的張為在《詩人主客圖》中把中晚唐的詩人按風格分門別類，並把某些著名詩人尊為某派之“主”，隻有白居易被尊為“廣大教化主”，意即白居易影響廣大，非某種風格流派可以限定。白居易也是唐代存詩最多的詩人。他生前注意收集、保存自己的作品，晚年曾數次自編詩集，七十四歲那年編成最完備的《白氏長慶集》，請人抄寫了五本，其中的三本分別收藏在廬山東林寺、蘇州南禪寺、洛陽聖善寺，另外兩本交付侄兒與外孫。白居易流傳至今的詩歌作品多達三千多首，這與他生前的努力有關。
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詩作分成四大類：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這種分法不太合理，因為前三類都是以內容來分的，雜律詩卻是以詩體而論的，兩種標準不在同一個層麵上，所以需要討論的隻有前三類。我們先看諷諭詩。這是白居易自己最為重視的一類作品，也是現代的文學史研究者最為重視的一類作品。所謂“諷諭”，就是用委婉的言語進行規勸，白居易自己為諷諭詩所下的定義是“所遇、所感，關於美刺比興者”（《與元九書》）。“美刺”就是讚美與諷刺，“比興”原指《詩經》所運用的兩種修辭手法，但對於唐人而言，“比興”特指《詩經》那種以委婉的方式來進行“美刺”的特征。白居易把“美刺”與“比興”合成一個詞，正是強調繼承《詩經》的優良傳統，用詩歌來針砭時弊、幹預社會。正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所揭示的，他寫諷諭詩的宗旨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的諷諭詩以《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為代表作，其中尤以《新樂府》中的《賣炭翁》最為著名：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
此詩前有小序曰：“苦宮市也。”“宮市”是盛、中唐時代臭名昭著的一項惡政，即朝廷派遣宦官入市，隨意搶占貨物，或僅付給少許錢物，或幹脆分文不給。此詩選擇了非常典型的一件事例，來揭露“宮市”對勞苦大眾的無恥掠奪。請看賣炭老翁的悲慘遭遇：他長年在終南山裏伐木燒炭，不知經曆了多少艱辛。他滿麵煙色，十指烏黑，那分明是長年累月煙熏火燎的結果啊！他沒有別的謀生手段，全靠賣炭得錢來維持生計。木炭當然是天氣嚴寒時才需要的物資，可憐這位老翁衣裳單薄，為了讓木炭賣得較好的價錢，竟然一心盼望著天氣嚴寒！“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這兩句詩，真的是一字一淚。總算天如人願，夜降大雪，城外積雪一尺。於是老翁運著千餘斤重的木炭來到長安市場。可是他等來的是怎樣的結果呢？一車木炭竟被宦官公然搶走了！老翁頓時變得兩手空空，他怎麼度過寒冬？他到哪裏去獲取避寒的衣裳與充饑的糧食？詩人沒有說。但字裏行間分明可見詩人的滿腔怒火，其批判矛頭不但直指“宮市”這項弊政惡法，而且直指宦官和他們身後的皇帝本人。白居易代表不幸人民對苛政所作的控訴，字字血淚，永遠感動著千古讀者。
白居易對感傷詩的定義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其代表作是膾炙人口的《長恨歌》與《琵琶行》。先看《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複止，西出都門百餘裏。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麵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麵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長恨歌》是一首內容複雜、意義豐富的長詩，白居易在詩中滲入的情感因素也十分豐富，詩人對唐玄宗、楊貴妃的態度既有同情，也有譴責。所以《長恨歌》具有多重主題，這些主題當然有主次之分，但並不互相排斥。簡單地說，《長恨歌》大概具有三重主題，它們分別是“愛情主題”、“諷諭主題”和“感傷主題”。讓我們先從後者說起。白居易本人把《長恨歌》列入感傷詩，感傷的內容可能是唐玄宗這個親手開創了開元盛世的一代明君最後落得如此下場，連自己的寵妃都無法保全；也可能是玄宗和楊妃兩人的真摯愛情未能長久，卻留下綿綿長恨。這些悲劇因素不但使白居易感傷不已，後代讀者也會受到類似的感染，所以說《長恨歌》具有感傷主題是合乎事實的。至於《長恨歌》具有諷諭意義，也是非常明顯的。陳鴻的《長恨歌傳》是與《長恨歌》同時產生的“姐妹篇”，其中明言《長恨歌》具有“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的性質，正是指其諷諭意義而言。從《長恨歌》的內容來看，諷諭意義也昭然若揭。詩歌開頭就說唐玄宗“重色思傾國”，一個君主居然不是求賢若渴，而是一心搜求美女。及至求得楊妃這位絕代佳人之後，唐玄宗居然“從此君王不早朝”，也就是沉溺享受，不理朝政。而且玄宗因寵愛楊妃，竟然愛屋及烏，讓楊氏兄妹都因裙帶關係而身居高位，從而給國家帶來了安史之亂的巨大災難。“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兩句，正是強調玄宗與楊氏兄妹的驕奢淫逸直接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凡此種種，都具有強烈的諷諭意義，都證明《長恨歌》確實具有諷諭主題。但是，《長恨歌》最重要的主題，隻能說是愛情主題。《長恨歌》的“恨”字，不是仇恨，也不是怨恨，而是“遺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是全詩的點睛之筆，這是指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不能天長地久而引起的巨大缺憾，是那段回腸蕩氣的愛情悲劇留下的永久遺恨。《長恨歌》中的唐玄宗不同於前代以寵愛美女而著稱的漢武帝或漢成帝，他一旦愛上了楊貴妃，就非常專一，從此不再左顧右盼，不再移情別戀。對於一個“後宮佳麗三千人”的帝王來說，這是難能可貴的。在馬嵬坡事變以後，唐玄宗與楊貴妃已經天人永隔，但是彼此間的相思之情卻綿綿不絕。唐玄宗返回長安之後，雖然已成太上皇，身邊也不會缺少美貌的宮女，但他一心思念楊貴妃，以至於感動了能夠召喚亡靈的道士來幫他上天入地尋覓楊妃。楊貴妃雖是上界仙女，偶然來到人間結下一段姻緣後又返回蓬萊仙山，但是她依然時時思念著唐玄宗，道士一來，她立刻作出積極的回應，不但寄去金鈿、金釵等愛情信物，而且深情地回憶當初在長生殿裏的海誓山盟。《長恨歌》歌頌的愛情主人公雖然是帝王和後妃，但經過白居易生花妙筆的藝術加工，已經虛化了其具體身份，而變成人間的一對癡男怨女。他們的愛情故事也脫離了具體的曆史情境，而成為生生死死永不變心的莊嚴承諾。這是《長恨歌》受到曆代讀者衷心喜愛的主要原因。
再看《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麵。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誌。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複挑，初為霓裳後綠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今年歡笑複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幹。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城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琵琶行》的寫作背景是什麼？白居易在序中說得很清楚：“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嚐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日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在偶然的情境中聽到一曲琵琶，為何能產生一首千古絕唱？換句話說，描寫一曲琵琶的這首詩，為何能感動千古讀者？《琵琶行》體現出高超的藝術技巧，無論是敘事、抒情，還是描寫，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詩人送客，酒酣耳熱之際卻缺少絲竹助興，正在此時忽從鄰舟傳來一陣天樂般的琵琶聲，於是主客循聲尋訪，終於請出那位琵琶女。及至一曲彈終，琵琶女自訴生平，引起詩人的深切共鳴。全詩的敘事層層深入，環環相扣，引人入勝。《琵琶行》的抒情更加受人稱道，琵琶女的傷今撫昔、自感身世，白居易的漂淪江湖、自傷懷抱，都可謂字字是血，聲聲是淚。全詩沉浸在濃鬱的傷感氛圍之中，感人至深。《琵琶行》的描寫簡直已入化境。琵琶女的姿態，從剛出船艙的“猶抱琵琶半遮麵”，到一曲彈畢後的“整頓衣裳起斂容”，活畫出一個身為商人婦的長安故倡在地方官員麵前的舉止，栩栩如生。詩中最出色的描寫便是琵琶聲。音樂之妙，本是難於訴諸文字的，因為它們畢竟屬於兩個不同的藝術門類。但是《琵琶行》中對琵琶聲的描寫，簡直出神入化，使人仿佛親臨其境，親聞其聲，真正達到了繪聲繪色的藝術水準。然而，《琵琶行》最能感動讀者的則是滲透在全詩字裏行間的同情心，全詩最有意義的警句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琵琶女隻是一個供人娛樂的歌妓，白居易卻是身為朝廷命官的士大夫，兩人的身份是天差地別的。然而命運使他們偶然相逢，也使他們產生了真誠的共鳴和同情。這種情感交流與男女之愛沒有關係，與功利目的更是毫不沾邊，所以它純潔、真摯、感人。社會地位的高下，文化修養的高低，貧富貴賤，都不能從根本上阻止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情感交流。這是人間最美好的情懷，它會給陌生的環境增添亮色，會給孤獨的心靈帶來暖意，這是《琵琶行》最有價值的精神內蘊。
與諷諭詩、感傷詩相比，白居易的閑適詩向來不受現代文學史家的重視。有人甚至認為閑適詩內容空洞，意義不大。其實，白居易的閑適詩曾對宋、元以後的曆代文人產生很深的影響，即使對現代讀者也具有很大的啟迪意義。按照白居易自己的定義，閑適詩的特點是“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在白居易的詩歌作品中，真正屬於抒寫自己內心情思的首推閑適詩。正因如此，閑適詩全麵、深刻地披露了白居易的人生態度，是白居易心聲的真實記錄。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都要麵臨人生最重要的選擇，那就是出仕還是隱居的問題。莎士比亞劇中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生，還是死？這是個問題。”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都會問自己：“出仕，還是退隱？這是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白居易的答案是：“中隱。”所謂“中隱”，便是一種折衷的態度：雖然做官，但是不在朝廷裏做大官，而是在京城之外做一個閑官。對於白居易來說，就是在東都洛陽做一個留司官。洛陽是唐代的東都，朝廷在那裏也設置一套官員，但並無實際的職能。白居易主動選擇在洛陽擔任“太子賓客分司”等留司官，在洛陽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十多年時光。白居易選擇“中隱”的主要目的是全身避禍，果然，他因此而躲過了長安城裏那場被稱作“甘露之變”的血腥政變，沒有像他的好友舒元輿等人那樣遭到殺身之禍。他在《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中寫道：“禍福茫茫不可期，大多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標題中的“九年”指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正是甘露事變發生的日期。在當時的交通、通訊條件下，長安發生的事變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傳到洛陽，所以此詩多半是事後的追憶。詩人哀悼在事變中遇難的長安官員，說他們突然被殺，根本無暇像古人那樣臨終慨歎。詩人也慶幸自己由於早退而躲過了這場災難，事變那天正獨自前往香山遊玩。此詩流露了白居易明哲保身的人生態度，這當然不是積極有為的人生境界，但是在汙濁的政治環境裏急流勇退，是心存正義感而缺乏獻身精神的士人無可奈何的一種選擇。
白居易的人生態度更為後代士人稱道的內容是樂天知命。白居易的名字源於《禮記·中庸》中的“君子居易以俟命”，意思是自處於平安的境地以聽天任命。白居易的字“樂天”，源於《周易》中的“樂天知命故不憂”，意思是樂於順應天命，所以沒有憂慮。白居易即使在江州任司馬這種低級官職時也保持著樂天知命的態度，在寫給好友元稹的信中自稱在江州的生活有“三泰”，即合家團聚、俸祿足以養家，以及蓋了一座廬山草堂。他退居洛陽後更是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心滿意足，自稱“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醉吟先生傳》）。黔婁是死後連覆蓋遺體的布被都沒有的著名貧士，顏淵隻活了三十二歲就夭折，伯夷餓死在首陽山上，榮啟期是古代隱士，自稱人生有“三樂”：是人，是男人，長壽。白居易分別與他們比貧富、壽夭、饑飽、快樂，當然遠勝古人。最有意思的是第五比：衛叔寶即晉人衛玠，是個弱不禁風的美男子，隻活了二十七歲。如果白居易與他比相貌，必敗無疑。但白居易與他比健康，當然穩操勝券。這種比下有餘的思維模式，使得白居易無往而不勝，所以無往而不樂。正因如此，白居易在洛陽的晚年生活是相當愉快的，他在《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中說：“丈夫一生有二誌，兼濟獨善難得並。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先濯塵土纓。況吾頭白眼已暗，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臥香山行。”在兼濟天下的方麵已經無可作為的前提下，白居易隻能以獨善其身為人生目標。況且已至衰暮之年，與其終日悲戚，不如愉快度日。白居易的這種人生態度，當然有點消極。但是就生活條件而言，普通人永遠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處境。如果我們老是關注“比上不足”，將會永遠處於焦躁、煩惱之中。隻有“比下有餘”的態度才能讓我們保持安寧、愉快的心境。這是白居易的閑適詩給讀者留下的最大啟迪。
五、李商隱
李商隱（812？—858），字義山，號玉谿生，又號樊南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少時受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之知，入其幕為巡官。開成二年（837）進士及第，其後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娶其女。當時朝臣們分成牛黨、李黨兩大派，黨同伐異相當激烈。令狐楚屬於牛黨，王茂元卻屬於李黨，李商隱在無意之中介入了牛、李黨爭，令狐楚之子令狐綯等人從此將他看成忘恩負義之人，李黨中人也並不視其為同黨。李商隱其實無意參加黨爭，卻終生處於牛、李兩黨的夾縫之中，沉淪下僚，鬱鬱而終。正如崔玨在《哭李商隱》中所說：“虛負淩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李商隱終生懷才不遇，他的人生就是一出催人淚下的悲劇。
李商隱出身於一個三代寡孤的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因病早逝。李商隱十歲喪父，與寡母、弱弟相依為命。身為長子的他尚未成人就必須承擔家人的生計，隻得在刻苦讀書的同時為人抄書，或販穀舂米。這種成長環境使李商隱的性格相當敏感，又比較孤傲。李商隱進入仕途後懷才不遇，落落寡合。他在愛情上也多受挫折，結婚後雖然伉儷情深，但中年喪偶，從此終身未娶。這一切使得李商隱的詩歌在整體上具有一層悲涼的意味，深沉的人生感慨成為李商隱詩的主要內容。
李商隱熱愛國家，關心政治。他雖然一生沉淪下僚，但常在詩歌中表達對朝政的態度。甘露事變發生以後，李商隱接連寫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對死難諸臣表示哀悼，對宦官勢力表示譴責，例如後者：“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詩中希望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進軍長安以平宦官之亂，其憂國如焚的心情，沉鬱頓挫的風格，都與杜甫的《諸將五首》等詩一脈相承。曾在應製科的對策中猛烈抨擊宦官專權的劉蕡去世後，李商隱連寫四首追悼之詩，其中如《哭劉蕡》：“上帝深宮閉九閽，巫鹹不下問銜冤。黃陵別後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隻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情真意摯，情懷鬱鬱。在宦官勢力炙手可熱的形勢下，敢於如此哀悼劉蕡，可見詩人的襟抱與膽識。
然而，李商隱詩歌最引人注目的題材是其愛情詩。如果要在唐代詩人中選出一位愛情詩專家的話，非李商隱莫屬。愛情題材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源遠流長，早在《詩經》、《楚辭》中就有很出色的愛情詩作品，漢魏六朝詩歌中也不乏此類佳作。李商隱的愛情詩受到詩歌傳統很深的影響，但也有非常顯著的特色，主要是體現出強烈的個人抒情色彩。也就是說，李商隱的愛情詩很少有南朝民歌那樣用第三人稱來歌詠民間男女的愛情的代言體，他要抒發的愛情大多基於本人的真實經曆。正因如此，後代讀者閱讀李商隱的愛情詩時總想弄清楚其本事，從而陷入難於索解的閱讀困難。比如現代學者蘇雪林著有《李義山戀愛事跡考》一書，分別考證出李商隱與某些女道士、宮嬪的戀愛關係。雖然言之鑿鑿，其實缺乏根據，結論並不可信。此書再版時改名為《玉谿詩謎》，也許是作者本人也意識到她的推論類似於猜謎，難成定論。當然，李商隱的愛情詩並非全部都是迷離恍惚、不可捉摸的。有少數篇章把寫作背景交代得很清楚，例如《柳枝五首》的序中寫鄰家姑娘柳枝因欽佩詩人的才華而心生愛慕，兩人一見傾心，但終於勞燕分飛的經過，當是李商隱青年時代的真實情事。又如李商隱與王氏夫人伉儷情篤，王氏不幸早亡，詩人時常思念，多作悼亡詩，如《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謝傅門庭舊末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簟竟床。嵇氏幼男猶可憫，左家嬌女豈能忘。秋霖腹疾俱難遣，萬裏西風夜正長。”題中即明言“悼亡”，詩中句意也甚清晰，次聯說喪妻後人去室空，睹物思人；三聯說女幼子稚，亡妻在泉下定難相忘；末聯說內心的痛苦難以排遣。這樣的愛情詩辭意明白，不會引起異解。但是，李商隱的多數愛情詩則是另外一種麵貌，其中尤以《無題》最為典型。
中國古代的某些“無題”詩原來是有題目的，不過在流傳過程中失去詩題而已。李商隱則不然，他集中的《無題》詩多達十四首，顯然是有意為之。況且他還有一些詩作表麵上有題，其實也是“無題”，例如《錦瑟》，人們公認此詩的主題並非吟詠錦瑟，隻是取開首兩字為題，其實際性質等同於無題。所以李商隱的“無題”詩表明詩人不願將真正的題目告訴讀者，也就是有意將詩歌的主題隱藏起來。這樣的無題詩多半辭意隱約，風格朦朧，它們多半與愛情主題有關。請看兩首《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詩中沒有展現愛情的完整過程，也沒有透露戀愛的對方是何等人物，它們不像西方的愛情詩那樣講述故事，而隻是刻畫詩人內心的情思，尤其是因相思而造成的痛楚。前一首的頷聯是唐詩中寫愛情的警句，意思是兩個人像靈犀角上的那條白線貫通首尾一樣的兩心相通，但是身上不像彩鳳那樣生有雙翼，無法飛到對方身邊。從全詩看，似乎是回憶昨夜在某處華麗樓台中的一段豔遇。詩人與意中人在酒席上萍水相逢，一見鍾情，心心相印。可惜身在稠人廣眾間，雖然觥籌交錯，笑語喧嘩，且有送鉤、射覆等遊戲，氣氛融洽，畢竟無法向意中人表白心事。況且自己公務在身，匆匆離席，一段綺情遂告結束。今夜星辰依舊，微風依舊，卻再也無法重現昨夜的情景了。後一首寫得更加抽象，它省去了愛情過程的一切細節，隻是著力刻畫別後的入骨相思。次聯也是警句，“絲”是“思”的諧音字，南朝樂府《作蠶絲》說：“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就是借用“絲”來比喻情思的“思”。況且蠶絲細長而綿綿不絕，正像愛情一樣無窮無盡。春蠶吐絲，至死方盡。人們懷情，也是至死方休。而失戀之人傷心落淚，也正如蠟燭垂淚。蠟燭一經點燃，就不停地流淚，直到整根蠟燭燒成灰燼，蠟淚才會流完。人也一樣，受著相思的煎熬，一輩子都在苦苦地思念，沒完沒了，直到生命終止。兩個生動的比喻，兩個優美的意象，將愛情寫得形象生動，感人至深。這些話盡管說得吞吞吐吐，撲朔迷離，但把真情實感寫得細膩真切，悱惻動人。
李商隱還有一些愛情詩寫得更加朦朧委婉，以至於人們對它們的主題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嫦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這首詩的主題是什麼？有人說就是詠傳說中嫦娥偷食仙藥後飛升入月的故事，有人說是借嫦娥故事抒寫隱秘的愛情，有人說是借此諷刺不守清規的女道士，還有人說是借此自傷生平，等等，堪稱貨真價實的朦朧詩。清人紀昀對其主題的分析最可信，他認為這是一首悼亡詩。王氏夫人逝世後，李商隱傷心欲絕，念念不忘。此時他年方四十，但從此不娶。古人言及他人之死，往往以仙去為辭，此詩也是如此。李商隱因喪妻而陷入深哀巨痛，無法自遣，乃將王氏離世幻想成嫦娥飛升，又揣想她在天上月宮裏一定會倍感孤寂，從而自悔飛升。沈祖棻在《唐人七絕詩淺釋》中的解析非常合理：“全詩的布局是由景入情，由實而虛。第二句寫了長河曉星，是當夜的生活實際。而由星、河想到月，想到月裏嫦娥，想到她的孤獨，也極自然近情。所以便以嫦娥之奔月，比王氏之死亡。在這三、四句詩中，作者放縱了自己的想象。他想到，嫦娥到了月宮以後，雖然長生不老，永駐青春，成為一個‘萬年年少女’，但月球每夜從碧海中升起，經曆青天，又向碧海中沉落，上徹青天，下窮碧海，周而複始，永無休止，因而她所看到的，也就是無邊空闊，一片蒼茫。她惟一的伴侶，就是自己的影子。這是多麼孤獨，多麼冷清。在這種環境和心情之下，她應該對於偷吃靈藥，雖然變成了不死不老的仙人，卻要以永恒地過著單身生活為代價這一行為，感到後悔吧。說‘碧海青天’，見空間之無限。說‘夜夜’，見時間之無窮。這種無邊無際的淒涼，無窮無盡的寂寞，本是生者即自己所感，卻推而及於死者，這顯然是受到杜甫《月夜》的啟發。詩以妻子比月裏嫦娥，以‘碧海青天夜夜心’寫她的環境和心情，就有人間天上，永無見期之感，更增加了死別的傷痛。”
李商隱愛情詩的朦朧風格當然是時代的產物。他生活在封建禮教相當嚴密的古代，禮教的製度限製了他追求愛情的行動自由，禮教的觀念更在他內心鑄成一道心靈的枷鎖。當他內心產生不符禮教的愛情衝動時，往往會壓抑自己，往往會產生猶豫、遲疑。當他想表白內心的愛情訴求時，往往會把話說得吞吞吐吐，宛轉含蓄。這種風格的愛情詩是那個時代的土壤裏長出來的花朵，與現代社會難免格格不入。但是此類風格的愛情詩仍然會受到現代讀者的歡迎，原因便在於即使時代變了，它仍然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因為愛情本是兩人之間私下的感情，它不是適宜公之於眾的心理活動。愛情往往是在隱秘的狀態下發生的，一對男女兩情相悅，心心相印，既不需要第三者的參與，也不必谘詢別人的意見。所以愛情必然是委婉的，必然是柔美的，必然是溫柔的，必然是隱微的。愛情的表達方式不應是直截了當的，不應是淺露粗豪的。愛情詩有如一對男女在花前月下的竊竊私語，它最合適的風格傾向便是婉約而不應是豪放，是朦朧而不應是直露。李商隱的愛情詩正是此種風格的典範作品，它必然具有永久的價值。
李商隱詩歌的另一主題走向是感慨生平，他懷才不遇，終生不達，心中自多牢騷。可是他一生處於黨爭的夾縫中左支右絀，動輒得咎，有些心事不便明說，或不敢明說。於是，李商隱感慨生平的詩歌也具有深隱不露、欲言還止的風格傾向，與他的愛情詩如出一轍。愛情詩與感慨生平的詩本是兩類主題，但它們在李商隱筆下高度重合，有些作品中確實是兩種主題兼而有之。情場的失意與仕途的失意糾纏在一起，愛情方麵的缺憾與政治方麵的缺憾互相映襯，有時竟是難解難分。再加上風格的朦朧深密，後代讀者或注家就很難得到確鑿的解說。這方麵的代表作首推《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
金人元好問說：“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論詩》）清人王士禛說：“一篇錦瑟解人難！”（《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可見《錦瑟》難解，幾成公論。當然，越是難解的詩，解釋者也就越多。黃世中曾收集曆代關於《錦瑟》的箋釋，竟多達六十多家，而且言人人殊（詳見《李商隱無題詩校注箋評》）。其中比較獨特的解釋有以下幾種：一是說“錦瑟”是令狐楚家一個青衣（即丫環）的名字，李商隱愛之而不敢明言，故以隱語寫其戀情，持這種說法的有劉攽、李頎等人，計有功則認為“錦瑟”是令狐楚之妾。二是說這是悼亡詩，持這種說法的人較多，有朱彝尊、何焯、查慎行、馮浩、袁枚、汪存寬、姚瑩等人。三是說這是詠瑟聲“適、怨、清、和”的四種聲調，這種說法最早假托於蘇軾（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為張邦基、王世貞等人所認同。四是說《錦瑟》是李商隱自題其詩集的詩體序言，持這種說法的有程湘衡、鄒弢、錢鍾書等人。五是說這是李商隱自傷身世的詩，持這種說法的有王清臣、杜詔等人。還有人幹脆認為這首詩的真實意蘊連李商隱本人也不清楚，如清人黃子雲說：“原其意亦不自解，而弁之卷首者，欲以欺後世之人，知我之篇章興寄，未易度量也。”（《野鴻詩的》）可以預料，關於《錦瑟》主題的爭論，今後還會繼續下去，永無盡頭。但是，歧解紛紜的情況並不會影響讀者對《錦瑟》的欣賞。因為雖無確解，但詩中展示了一個幽深淒美的境界，刻畫了迷茫纏綿的心緒。這是對消逝已久的愛情經曆的回憶？還是對已成舊夢的平生往事的追思？我們說不清楚也沒關係，因為夢境本來就是迷離恍惚，如真如幻的。況且全詩的文字是如此的精密，意象是如此的優美，即使意蘊深晦也不會影響其審美價值。朦朧詩的特征就是朦朧，如果硬要把它解釋得十分清晰，反倒失去其本來麵目了。對於李商隱的《錦瑟》詩，最好的讀法就是“以不解解之”，因為它本是唐詩中最難索解的第一首朦朧詩！
六、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生卒年不詳，揚州人。文辭俊秀，與賀知章、包融、張旭齊名，號稱“吳中四士”。曾官兗州兵曹，此外的生平事跡無從考知。近人胡小石先生曾撰《張若虛事跡考略》，文章十分簡略，因為文獻不足。所以早在明代，高棅在《唐詩品彙》中已將他列入“有姓氏，無字裏世次可考”之列。正像南朝的鍾嶸在《詩品》中評鮑照所雲：“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張若虛的文集，在《舊唐書》的《經籍誌》和《新唐書》的《藝文誌》中都沒有著錄，可見早已散佚。在收錄唐詩較多的《文苑英華》、《唐文粹》等總集中也不見張若虛的作品。幸虧南、北宋之交的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中收錄了其《春江花月夜》，這篇傑出的詩歌才得以保存下來。清人編纂《全唐詩》，隻收集到張若虛的兩首詩作，一首就是《春江花月夜》，另一首則是平常無奇的《代答閨夢還》。張若虛在現代成了無人不知的唐代著名詩人，全靠《春江花月夜》這一首作品。正如近人王闓運所說：“孤篇橫絕，竟為大家！”為什麼僅有一首詩傳世的詩人也能成為“大家”呢？請看其《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裏，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隻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複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春江花月夜》原是樂府舊題。據《樂府詩集》的記載，它原屬“清商辭曲”之“吳聲歌曲”，最早寫作此題的是陳後主，但其作品已佚。現存早於張若虛作《春江花月夜》的有三人：隋代的隋煬帝和諸葛穎，初唐的張子容，作品共五首，皆為五言四句或五言六句的短篇。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則是長達三十六句的七言歌行，在體製上具有很大的創新意義。從內容來看，陳後主所寫的《春江花月夜》雖已不存，但《樂府詩集》的解題中稱其為“尤豔麗者”，可以推知與其《後庭玉樹花》屬於同樣的風格傾向，仍然是所謂的“宮體”。但是後人的擬作則逐漸偏離了宮體的傾向，到了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則不過沿用樂府舊題這個舊瓶子，裝在裏麵的全是新酒了。聞一多認為張若虛“向前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程千帆先生更準確地指出張若虛已經與宮體詩徹底劃清了界限，除了題目相同之外，他的《春江花月夜》已經和陳後主的原作不可同日而語了。
從內容來看，《春江花月夜》可分成五段，它們的句數分別為八句、八句、四句、八句、八句。第一段入手擒題，總寫在明月之夜春江潮漲，以及江邊的花林芳甸等美景。第二段寫詩人在江邊望月所產生的遐思冥想。第三段總寫在如此情景中思婦與遊子的兩地相思。第四段單寫思婦對遊子的思念。第五段單寫遊子的思家之念。全詩由景入情，由客觀景物轉到人間離情，但始終不離題麵，正如明人王世懋、鍾惺、譚元春等人所指出的，全詩都圍繞著“春”、“江”、“花”、“月”、“夜”五字做文章，扣題很緊。如果更細致地品讀，則可發現全詩的核心主題隻有一個，那就是“月”。清人王堯衢對此詩做過一個統計：“春字四見，江字十二見，花字隻二見，月字十五見，夜字亦隻二見。”其實即使是沒有出現“月”字的一些詩句，又何嚐不是描繪月亮來著？例如“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這兩聯簡直就是運用“禁體物語”的方法來詠月的傑作，也就是句中雖不見月字，卻又字字都在寫月，是典型的“烘雲托月”。《春江花月夜》對月光的描寫，已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比如寫月亮在流水上泛起的光彩是“灩灩隨波千萬裏”，寫月光給人帶來的寒冷感是“空裏流霜不覺飛”，寫月光緩慢的移動是“可憐樓上月徘徊”，都使讀者身臨其境。此外，舉凡人們望月時常會產生的聯想，諸如碧空銀月是否亙古如斯，明月是無情還是有情，離別的情人在月夜為何會格外相思，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可以說，從總體上說，《春江花月夜》通篇都圍繞著一個“月”字，是唐詩中最早出現的詠月名篇，是一首月亮的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