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三洲著圖書在版編目（ＣＩＰ）數據書叢探幽集韓三洲著—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
2016.1ISBN978-7-5378-4644-8Ⅰ①書…Ⅱ①韓…Ⅲ①散文集－中國－當代...
Ⅳ①.I267中國版本圖書館數據核字（）第號CIP2015285153書名書叢探幽集著者韓三洲責任編輯關誌英裝幀設計張永文出版發行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北嶽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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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年月第版201611印次年月山西第次印刷201611書號ISBN978-7-5378-4644-8定價元20.00目錄六場通透的溥侗001回憶是靠不住的006有多少人物可以糟改012楊憲益先生二三事017幼兒園應該建在哪裏023“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027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趙儷生034票友張伯駒040麵對浮腫病的真與假048二十一歲的謝韜都讀些什麼書053《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058《我是一個兵》誕生於湖南祁陽062001王照——現代漢語拚音事業的開創者066“因禍得福”的成舍我074兩個古文字學家之間的恩怨芥蒂078“黃河決口，黃金萬鬥”082“不讓須眉”的巾幗之交087“常青焉不愛清華”090讀牛漢，讀出男兒兩行淚094腹有詩書氣自華099胡適刪去的一樁公案103話劇《資本論》的宣傳言過其實107話說“書淫”黃侃110002聽啟功先生講課114文不對題的《二泉映月》117戲迷顧隨121那些令人神往的協和往事125戰士本色是詩人130“似我者死”135——荀慧生給劉長瑜的學戲啟示“胡煥庸線”八十年了138半個世紀前的一樁學術公案143003六場通透的溥侗齊如山晚年，曾告訴友人一個極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聽梅蘭芳演《廉錦楓》後琢磨幾句新腔。坐人力車回家途中，月明風靜，他邊坐車，邊哼著新腔，邊思考。這時人力車夫插了話，說：“先生，你走了板啦！”齊如山說：“我本來不會唱，沒有板，也無所謂走，但你這樣說想必是一定能唱了。”車夫長歎道：“若不因為愛唱，還不至於拉洋車呢？”原來他是位票友，因為學戲，把家當都花光了，又不習營生，到頭來隻好去拉洋車。齊如山聽後，大為同情，下車時給了車夫一塊大洋車費，權作安慰。
票友，出現於清朝，與滿族人有一定的關係。張伯駒所著《紅毹紀夢詩注》中說，票友“其始於乾隆征大小金川時，戍軍多滿洲人。萬裏征戍，自當有思鄉之心，乃命八旗子弟從軍歌唱曲藝，以慰軍心。每人發給執照，執照即稱為票。後凡非001伶人演戲者，不論昆亂曲藝，即沿稱票友矣。”就是說票友是在乾隆時才有的，最初不過是滿洲八旗子弟在軍中所為，後來才傳到民間。後來梨園界受此遺風影響，對精嫻於音律、喜好皮黃、能演唱而不取報酬的人概稱“票友”。如袁世凱之子袁寒雲及後來成為名伶的俞振飛、言菊朋、薑妙香、歐陽予倩等，早先都是有名的票友，而其中有的日後下海還成了名角。
齊如山所講的那段佚事中，由王公大人淪落為“駱駝祥子”的票友何許人也？已不可詳考。但一生癡迷京戲這行“賤業”，不惜拋舍富貴前程而與倡優同列的名門貴族確有其人，他就是20世紀著名的票友、自稱“紅豆館主”的溥侗。
愛新覺羅溥侗，字後齋（一作厚齋），號西園，別署紅豆·
館主。他生於清光緒三年（1877），因排行老五，故人稱“侗五爺”。其父載治，乃乾隆十一子成親王永琨之長孫，那麼溥侗也是皇親國戚了，被封為“鎮國將軍”。但他同情光緒的遭遇，反對慈禧垂簾聽政，故此，始終受到冷落，一生都被朝廷投閑置散，無事可幹。於是，他就索性打破門閥界限，放著清朝貴胄的公子哥兒不當，走了“下九流”一路，專門研習起昆、京戲曲藝術來了。北大校園內，有一處兩百年曆史的清代皇家園林治貝子園，曾是溥侗的居所，他就在這裏修建了演出002的大舞台，組建了演習京昆的戲班，將治貝子園命名為“紅豆館”，自號“紅豆館主”，把這裏變為京劇、昆曲藝術的活動中心，寫下了中國戲劇史上重要的一筆。他所求教的老師，都是當年的名家。比如，他向陳德霖學旦角戲，向王楞仙學小生戲，向錢金福學武淨戲等。另外，他還熟練掌握了戲曲“文、武場”的笛子、二胡、三弦、琵琶及鼓板等演奏技藝。據說當年前來向他拜師學藝者數以千計，如名角言菊朋、李萬春等人都曾以師事之。溥侗先生對於治學尤為嚴謹，一絲不苟，學生學唱昆曲要求必須拍三十至五十遍方能上笛；要唱、念十分熟練，並能背出，方能再說身段；他認為演員台上的衣著十分重要，體現著角色的地位、風格、氣質，什麼角色穿什麼衣服，寧可穿破，不可穿錯。溥侗先生對於戲劇除了經常演唱、研究之外還親自手抄了曲譜和京劇劇本數十本，並專製了自用的“紅豆館詞曲用箋”。有書記載，在這治貝子園中，溥侗還常常聚眾習武練功，如今列入奧運會項目的太極拳正是經其扶植，才從河南溫縣的陳家溝紮根於北京，並由此輻射全國的。
也許正因為有了家國興亡、身世之悲的感觸，“票界大王”溥侗不僅僅是賦閑玩票，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有人見他演的《長生殿彈詞》一折，所飾李龜年的大段唱工，淒楚·
003激越，悲涼低回，令人叫絕，那才真叫“唱不盡的興亡夢幻，彈不盡的悲傷感歎”呢！溥侗年輕時，以演《金山寺》的白蛇馳名，民國初年一次唱堂會，唱罷《金山寺》的白蛇，接著又唱《單刀會》的關公，搞得菊壇盟主，人稱“譚叫天”的譚鑫培都自愧不如，說：“我可唱不了白蛇，所以你還真比我強”。所以，人稱他是“昆亂不擋、六場通透”的“票界大王”，名至實歸，絕非謬稱。可惜的是，溥侗性格固執，唱腔雖精，為國內一絕，但決不灌製唱片，讓他這種獨到的唱腔竟至失傳。及至暮年白發蒼蒼，曾對人述及少時唱《金山寺》的情狀，不勝感慨，喟然歎道：“歲月如流，今不能也！”旁人笑說：“今雖不能演白蛇，飾法海仍為人所不及也！”溥侗遂大笑。撫今追昔，無論昆曲還是京劇，作為國粹，確應大力提倡。現在看來，京劇要想振頹起衰和傳承有繼，還真不容易，因為缺少的就是像溥侗這樣癡迷的票友。因為好花雖妍，尚需綠葉扶持。不然的話，孤零零的一個花骨朵，又能妍得幾時？
1950年6月，七十三歲的溥侗在上海病故，他的生前弟子、曲界好友及文藝界人士百餘人參加了追悼會。此時，在上海樂園殯儀館，出現了感人肺腑的一幕：溥侗的忘年之交、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聞訊冒雨趕來吊唁，此時棺槨上蓋，陰陽隔004阻，生死殊途。但經不住梅蘭芳的再三懇切請求，其家人便打開棺蓋這讓兩位老友見了最後一麵。梅先生悲痛萬分，一睹遺容，含淚悼別。溥侗的安葬地，正是在昆曲的發源地——蘇州的靈岩山畔。此情此景，用得上章詒和老師《伶人往事》中的一句話來形容了：那時候戲劇舞台上的人物，要比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活得真實，厚道！
005回憶是靠不住的有人說，回憶是靠不住的。這可以先從現代知識分子第一人盧梭的《懺悔錄》來舉例。對於盧梭，在新近出版的約翰麥克裏蘭《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是這樣評介他的：“政治·
思想家寫回憶，盧梭首開先河。他的《懺悔錄》與《盧梭評判盧梭》，為一段走岔的人生告罪。有些讀者讀《懺悔錄》，驚其極其坦白，有人則認為，弗洛伊德未出之時，誠實的內省也甚有限。盧梭似乎每每擅長挑起他人熱情，尤其是上層社會才女。盧梭在他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有時變成嫌惡，甚至仇恨。他時而一心信人，時而無人不疑；他的性格裏包含著很大的狂熱成分，也像無數偏執狂，時時將老友化為敵人，而世人也將他化為敵友。生前如此，死後依然。同一個人，今天可能愛他欲其生，明天可能惡他欲其死。有一點是確定的，與盧梭接觸一久，沒有人可能無傷而歸。”盧梭這個名字，對於20世紀的中國人來講，也可稱得上是006“聲名顯赫，影響甚遠”的，就是他的這部自傳體回憶錄《懺悔錄》，僅從20年代到40年代，就有七種中譯本問世。到了80年代的新時期之後，更成為讀書界經久不衰的話題之一，盧梭本人也成為許多當代青年崇拜的偶像。說起來，盧梭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吸引力，這是因為他的文字筆法是“反曆史”的，即把早年個人的經曆盡往壞裏說，以自身的經曆來鞭笞虛偽的舊世界，“恥辱惡性，亦所不避”。書中自我陳述曾經犯過偷盜、說謊、誣陷、奸淫等種種惡行，但麵對人性的醜陋，他筆鋒一轉，說人是生而善良的，隻是社會製度使人性惡化，金錢使人性變得貪婪虛假，所以麵對殘酷的世界，他才發出了“我無罪啊！”“誰有比我更好？”的呼喊。當年盧梭的思想猶如颶風，摧枯拉朽，讓歐洲古老的封建專製製度頃刻間坍塌瓦解。法國大革命時期，不僅他的遺骸被移葬於法國先賢祠，連其影響力都達到了神話般的地步，成為擁護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主義者的光輝旗幟。正如法國大革命的領袖羅伯斯庇爾所說：“盧梭通過高尚的靈魂和高貴的人格表明他作為人類導師的價值。”然而，就是這部盡把自己往壞裏說的回憶錄裏，仍有許多虛假的和不可靠的成分。對此，英國文化史學史家保羅約翰·
遜在他的《知識分子》一書中，第一個就從啟蒙運動創始人盧007梭開始著手解剖，來向讀者展示出一個“有趣的瘋子”。因為盧梭是文學史上最大的抱怨者之一，說他一生都在遭受苦難、遭受迫害。就在他的傳世之作《懺悔錄》裏，把自己描繪成為“一個疾病纏身的可憐蟲，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在病痛與死亡之中度過的”。可約翰遜根據曆史資料得出的結論，盧梭的身體並不壞，而且還很強壯，“在氣候最壞的時候他在甲板上過夜達十小時，而其他船員都幾乎凍得要死，他卻毫發無損”。
盧梭之所以要陷入自我憐憫中不能自拔，其目的就是要博得別人的同情、特別是要博得出身好的婦女的同情。在這自我憐惜的背後，盧梭表現出的卻是自負自大、粗野無禮、動輒與人爭吵。他後來的敵人，幾乎全部是原先的朋友與恩主，如狄德羅、伏爾泰、大衛休謨等。他總是先給別人設些小圈套，一·
開始是強調自己的困難和貧苦，但如果人家表示願意援之以手的話，他又假裝受到侮辱以至憤憤不平。盡管盧梭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全人類的朋友，可為他吃盡苦頭的朋友卻質疑道：“這位人類的朋友怎麼可能不再是個人的朋友呢？或者難得是個人的朋友呢？”這位英國傳記作家指出，盧梭在把自己說得如此不堪的自傳中，也有一種狡詐的成分在裏麵，即對自己的責罵使他以後008對“敵人”的責罵更加振振有詞。那個在《懺悔錄》裏被他稱為“最好的女人和母親”的德瓦倫夫人，曾經不下四次地把他從窮途潦倒中解救出來，然而在他後來發達，輪到她落難時，曾向盧梭求助，他卻無動於衷，不加理會。德瓦倫夫人最後兩年臥病在床，孑然一身，孤苦淒涼，死於營養不良。至於那個二十三歲時就與盧梭同居的洗衣女特麗莎，侍奉他長達二十三年一直到他去世，但他鄙視女方隻不過是一個目不識丁的粗俗傭女而已，認為“對她從沒有感到一絲一毫的愛意，我從她那裏得到的感官滿足完全是性欲上的，同她作為一個人毫無關係”。特麗莎先後生過五個孩子，都被他送進了孤兒院，除去第一個棄嬰，剩餘的孩子他甚至連姓名卡都不填寫。而據當年的《法蘭西信使報》記載，在每年八千個棄嬰中，三分之二的在頭一年夭折，百分之十四的隻能存活到七歲，其中的百分之五雖然可以活到成年，但也多數淪為乞丐或流浪漢。即便是這樣，盧梭還大言不慚地說：“沒有一個父親會比我更慈愛！”他甚至還寫出了如何教育兒童的鴻篇巨作《愛彌兒》。
盧梭的政治思想，包含有國家極權主義的早期萌芽，因為他主張按照社會契約，個人有義務“把自己以及一切個人權利轉讓給國家”，他的理論軸心是公民是孩子，國家是家長，孩009子要全麵服從家長，要服從“公意”。但個人一旦服從了“公意”，便徹底喪失了個人的自由，最後連自身的安全都沒有了保障。這種理論觀點，在今天看來也是充滿混亂和前後矛盾的，因為現代民主意識的中心，是公民個人權力與國家利益是平行的，不存在孰大孰小、孰輕孰重的比較。所以，盧梭的思想後來成為法國大革命時期暴力革命和濫殺無辜的理論基礎，德國詩人海涅就說過：“羅伯斯庇爾不過是盧梭的一隻手，把盧梭已經造好的胎兒，從時間的子宮裏取出來的血淋淋的手！”英國作家保羅約翰遜是當代保守派學者中著名的“道德·
警察”，因為在他的《知識分子》一書裏，通過掌握的大量資料，揭露出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羅素、薩特、海明威、布萊希特這些在人類曆史上有過卓越貢獻、赫赫有名的知識分子不為人知的個人隱私和敗德行為，指出他們都有著雙重人格，都是雙麵人。不過，這位作者並無靠揭人隱私來嘩眾取寵的不良動機，也不想貶低或藐視這些文化名人在人類曆史上的所做出的貢獻，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青蠅點璧，瑕不掩瑜。
何況作者所援引的資料，並不是八卦新聞，全部是這些人公開的日記和信件。作者的用意，是讓讀者提高獨立思考的分辨能力，要學會對客觀存在的人與事有一個比較立體的、明暗層次010的透視了解。不過，這對於那些還沒有脫離偶像崇拜的天真讀者來說，一旦看到平素景仰的光輝形象原來是石膏製的，稍加重擊便即成碎片的話，也許會發出回憶是靠不住的一聲慨歎！
011有多少人物可以糟改新年前夕，由著名導演陳凱歌執導的大片《梅蘭芳》在國內上映了，聲勢很大，好評如潮，光是各種製作精美的宣傳海報就有十五種不同版本，美輪美奐，炫人耳目，足以讓這個國寶級的京劇藝術大師的風采再次耀眼奪目，成為觀眾熱議的話題。
但看到兩段劇情，頗讓人生疑，一是說劇中的“十三燕”也就是“伶界大王”譚鑫培（藝名“老十三旦”的原型，這個十三燕名字本身就改得荒唐，人家十三旦的意思是十三歲出名成旦，你這十三燕是什麼個意思？），是與自己孫子輩的梅蘭芳新舊打擂、對台失敗後給氣死的。但是按史料記載，譚鑫培的死，是在威逼之下為桂係大軍閥陸榮廷唱堂會才抑鬱而終的。
這筆賬怎麼能算在梅蘭芳頭上？二是說當年“珠聯璧合，梨園佳話”的梅蘭芳與孟小冬的一段姻緣，卻惹怒了孟小冬的一個粉絲大學生，他遷怒於梅蘭芳，跑到梅宅要刺殺梅蘭芳，卻誤012殺了梅蘭芳的一個朋友，凶手自己也被趕來的巡警打死。這段案子，當年鬧得滿城風雨、人聲鼎沸的，成為轟動一時的社會大新聞。可在這部電影裏，卻全然不顧梅孟二人已經四年夫妻的事實，改編成了凶手是受梅蘭芳的“戲膽”齊如山的收買指使，想用這種“假刺殺”的辦法把孟小冬給逼走，好讓梅蘭芳專心唱戲。不過，編導者也有自己的聰明之處，把齊如山的名字改了，改成了由孫紅雷飾演的邱如白了。如山也好，如白也罷，這段改編的史實，所依何據，所源何本？如果僅僅“戲說”，倒也無妨，但這些附會，未免有些匪夷所思，而且“謔而虐也”。讓一個皓首窮經、學富五車的老學究擔當了一個唆使殺人的幕後主謀角色，九泉之下，恐難以為安。
齊如山是河北高陽人，世居北京，自幼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在清末便已有文名。早在民國初年，他就為嶄露頭角的年輕梅蘭芳指點分析，捧梅甚力，後來索性做了梅蘭芳的入幕之賓，專門編戲。成了名副其實的“戲袋子”，編寫了大量新戲如《天女散花》《廉錦楓》《洛神》《霸王別姬》《鳳還巢》等等，開創一代新風，為創建獨樹一幟的梅派藝術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在他的倡議奔走下，二三十年代時，梅蘭芳曾幾次出訪日本、美國及歐洲，使中國京劇得以弘揚海外，躋身於世界三大古老戲劇文化之林。就是在這些懂曆史、知音律的“梅013黨”文人們幕後主持之下，加上梅蘭芳本人的聞過則喜與從善如流，才使古老的京劇高度發展成為雍容華貴的中國藝術。故此，有人說過，沒有齊如山，就沒有梅蘭芳。看過齊如山的自述，他也相信舊時文人所信奉的“君子交絕，不出惡言”，何曾用過如此卑鄙而拙劣的手法來暗地裏雇凶殺人好驚散這對野鴛鴦呢？他哪裏會用近似瘋癲與出賣的手段在梅蘭芳多次拒絕日本軍方對他發出的演出邀請時，卻暗中冒名向社會公布梅蘭芳即將複出的消息呢？
還有熒幕後麵的幾段曆史不妨說說，當年的“四大名旦”皆有黨，也就是一幫子捧角的名人騷客。即便是在“梅黨”文人裏麵，也是良莠不齊的，如為梅蘭芳辦理文案、參謀劇情的著名文人黃秋嶽，後來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七七事變之際，南京政府要對停泊在江陰以西長江上的日軍軍艦實施沉江封鎖的重大軍事行動，可是未及動手，黃秋嶽竟將這一重大軍事行動出賣給日軍，讓日艦搶先一天溜走。蔣介石大為惱怒，嚴令破案，黃秋嶽後被查獲，以漢奸罪處決。
還有日偽時期，梅蘭芳南下避禍是有，後來蓄須明誌也有，但過得都是有驚無險的寓公生活，但是像影片裏刀光劍影中與日本人正麵交鋒，儼然一個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場景，在溫順謙和的梅蘭芳身上是不曾發生過的。抗戰之前，梅曾赴014日演出兩次，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梅蘭芳曾組織過聯合義演，還捐了一萬大洋給日本。所以，日方還是要“投鼠忌器”，不敢貿然向盛名之下的梅蘭芳下手的。再有那個人稱“冬皇”的孟小冬，雖心高氣傲，才情過人，卻兩度為妾。先是嫁給梅蘭芳，仳離後又說“不嫁則已，要嫁就要嫁一位跺腳亂顫的人”。但二十多年後，她嫁的竟是“海上聞人”青紅幫頭子杜月笙，這其中該有多少淒楚與無奈？而杜月笙本人，也不是我們平時所想象的那種凶神惡煞、青麵獠牙似的黑惡勢力，據陳存仁先生所著《閱世品人錄》介紹，除去反共之外，杜本人也是一個頗具俠肝義膽、樂善好施的江湖豪傑，而且自始至終地支持抗戰，“八一三”中日開戰之前，日本鬆井大將以及土肥原賢二，均往杜宅拜謁，杜氏托病不出，讓日人恨之入骨，所以戰火燃起後，就匆匆逃離上海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失陷之後，梅蘭芳仍能夠再次回到上海生活，就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張伯駒先生的《金縷曲》有名句：“梅尚程荀皆有黨，問誰人、拚命捧花麵？空出了，一身汗！”這是在說，當年四大名旦，靠的是自身本事，才享有如此盛名的，絕不是依靠後人“粉絲”們捧出來的。這就是曆史，就是梅蘭芳所生活和成長的那個複雜而凶險的時代。如果過多地去曲解曆史，糟改人015物，或是貶低別人來抬高主角，力圖把一個“梅博士”塑造成一個“民族英雄”的光輝形象，來迎合“愛國主義”宣傳的需要，那編導者所走的，怕依舊是“文革”時期“三突出”和“高大全”的那一套路子。恂恂君子如齊如山的後人，在台灣和大陸都有，不知他們看到這部影片，將做何感想？假如他們對簿公堂也來索要名譽權的話，不知這編導們又將如何自處？
016楊憲益先生二三事2009年11月29日，有近千民眾自發來到八寶山，參加了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楊憲益的遺體告別儀式。哀樂聲中，不禁回想起三年前與這位老人的一次見麵。記得老人的家在後海銀錠橋邊一個連汽車也開不進去的小巷裏，倒也是一處大隱於市、避囂習靜的好地方，善於“打油”的楊憲益有詩形容道：“青史青山可並拋，結廬人境暫逍遙。外賓爭訪金絲巷，遊客群來銀錠橋。路北故居今姓宋，街西王府改姓曹。自慚不是風箏匠，莫與天公試比高。”宋，指的是後海對過的宋慶齡故居；曹，指的是有人說西邊恭王府是曹雪芹的故居大觀園；風箏匠，意指曹雪芹晚年靠糊風箏為生，而老人自慚連這點糊口的本事也沒有，真是朗朗上口，涉趣成詩。
最喜打油《銀翹集》說心裏話，多年來對楊老先生的傾慕，倒不是因為他與英017籍夫人戴乃迭都是舉世聞名的翻譯大師，僅英譯中國古典《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經典著作和現代文學作品就達數千萬言，而是緣於十多年來，一直在連續地讀著並欽佩著他的那些針砭時弊、詼諧機智的“打油詩”。楊憲益的舊體詩，和聶紺弩走的是一樣的路子，都是以幽默詼諧、大俗大雅、“化腐朽為神奇”的方式來直抒胸臆的。不過，聶詩以沉鬱悲憤、冷峻風趣為主，而楊詩則以辛辣滑稽、輕鬆自嘲見長。1999年11月18日，與自己相濡以沫將近六十載的妻子戴乃迭辭世後，楊憲益亦不忘“打油”，床頭一直掛著老伴去世時他寫的一首悼亡詩，曲盡對死者的緬懷和對人生的感悟：“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整整十年後，雙星終於到另一個世界彙合了。
詩人邵燕祥說過，楊憲益的學問融入了他全部的教養，平時待人，從不見疾言厲色。酒邊對客，融有《世說新語》式的機智和英國式的幽默，都化為尋常口頭語，不緊不慢地說出。
而楊老的打油詩，更是突出表現了他笑對人生順逆的樂觀情緒。他在《祝酒醉》及《謝酒辭》這兩首姊妹詩中這樣寫道：“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輕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須盡醉，世間018難得是胡塗。”“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輕生亦丈夫，值此良宵雖盡興，從來大事不胡塗。”兩首雖然每句隻變動一兩個字，但意境卻跌宕起伏，完全不同，是詩人“淡看紅塵、把酒不驚”心態的極妙寫照。楊憲益的一生，遭遇過不少重大的磨難，麵對厄運挫折，楊老是采用風趣自嘲的方式來“釋放”情感的，他給自己的詩集取名為《銀翹集》的意思，就是“我的打油詩多是火氣發作時寫的，用‘銀翹解毒丸’來散火最合適。”例如，“少小欠風流，而今糟老頭，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恃欲言無忌，貪杯孰與儔，蹉跎漸白發，辛苦作黃牛。”這既是自嘲，又是感慨；既是自責，又是自慰。其次，假借嬉笑打趣，展示了自己對人世紛紜的另一種感受，最典型的有《體檢》：“今朝體檢受熬煎，生死由之命在天，尿少且查前列腺，口饞怕得脂肪肝。心強何必先停酒，肺健無須早戒煙，莫怪胸中多塊壘，隻因世界不平安。”詩中有的是正話反說，有的則借題發揮，作者正是用這種詼諧、幽默的語境，道出一個曆盡滄桑的老人那種獨有的灑脫感悟。
坊間的《銀翹集》早難尋覓，那次我帶來的是一本複印本，裏麵收有老人近一百八十首舊體詩，老人也高興地簽了字。我問老人，這十多年間，不知您又散佚了多少首“打油”了？有心人應該給您出一部《打油全集》才好。老人說，這些019打油詩都是興之所至，隨便寫了送人的，過後便忘，恐怕收不全了吧？真希望有心人能夠輯佚搜散，出一部楊憲益老人的《打油全集》，該有多好！
“那時候飛機便宜呀！”我問老人，中國的老百姓都知道在抗美援朝期間，著名的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義演捐獻飛機的事，但我看過一部傳記，說這期間您也曾捐獻過一架飛機，而且依照當年的捐款數目來看，您所捐獻的這架飛機，應該比常香玉所捐獻的那一架還要大、還要好。不過，常香玉捐飛機，捐得是轟轟烈烈、口碑流傳，成為文藝界“藝德雙馨”的好榜樣；而您捐飛機，卻捐得不事張揚、默默無聞，不但沒為自己掙得應有的政治榮譽，還一生坎坷，屢屢碰壁，動輒得咎，“文革”期間甚至身係冤獄達四年之久。直到今天，世人對您也捐獻過飛機一事都是所知不多的。聽到這裏，他的幽默勁兒又來了，說：“這事我不說，誰也不知道。那時候飛機便宜呀，折合後來的新幣才四萬人民幣。”四萬元，在老人的眼裏顯得那樣輕鬆，可對當年三四十塊錢能養活一大家子人的普通人來說，這四萬元該是一個多麼大的天文數字！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中國人民誌願軍020在前方作戰，國內也開展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群眾運動。當時，政府號召人民捐錢買飛機大炮，南京市政協也動員到了當時正在南京工作的楊憲益頭上。那時的楊憲益，是個大忙人，沒黑沒白地出席各式各樣的活動和會議，還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車上去慰問回國的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傷病員。聽到政府的動員後，他二話沒說，決心響應政府號召，個人出資捐獻一架飛機。也許有人會說，楊憲益祖上是津門第一大家，其四叔祖楊士驤曾繼任袁世凱成為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他的父親楊毓璋曾任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所以自小便養成了糞土王侯和一擲千金的脾性，這架飛機對他來說也許算不了什麼。不過這架飛機的大部分資金，卻是其夫人戴乃迭變賣家私籌集的，當年為了愛情，這兩個異國青年結成特殊的跨國婚姻，抗日戰爭爆發後，戴乃迭又義無反顧地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顯示出她對中國這片土地和中國人民的一片赤誠之心。
當時楊憲益手頭的錢不夠，於是妻子戴乃迭便罄其所有，把丈夫在英國給她買的鑽石訂婚戒指和來到中國後婆婆給她的“見麵禮”——金銀首飾、翡翠瑪瑙和各式各樣的藍寶石、綠寶石全部變賣掉，終於湊夠了四萬塊錢，捐獻出一架飛機。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楊憲益伉儷捐飛機，是在其英籍夫人戴乃迭遭人誤解和白眼冷遇之際自願捐獻的。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021後，中國社會上彌漫著濃烈的反美仇美的民族情緒，戴乃迭當時在南京大學外文係教書，作為少數滯留大陸的英籍人，也備嚐了社會上“來自敵國的異鄉人”的冷落，金發碧眼的她一下子成了英美帝國主義魔鬼的化身，周圍的人或是像避瘟神一樣地回避著她，或是當著她的麵故意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然而，女主人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幫助丈夫來實踐中國人民的國際主義義務的。戴乃迭辭世後，她女兒楊熒在清理母親的遺物時，才驚奇地發現，母親身後兩手空空，竟沒有一件祖傳的“飾物”，甚至連一枚小小的戒指都沒有，於是，五十年前的無私奉獻才浮出曆史的水麵。由此可見，毀家紓難，舍小家保大家，是不分國界的知識分子的優良美德。
據報載，當年常香玉捐獻的那架“香玉號”米格-15飛機，就陳列在北京小湯山的航空博物館裏供人瞻仰。那麼，在這幾百架已成為曆史陳跡的飛機陳列裏，有沒有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當年捐獻的那架飛機，它是什麼型號，現在又在哪裏？
希望有關方麵能向全社會揭開這個多年前的曆史謎團，也能讓後人對這些真誠愛國者的無私行為致以同樣崇高的敬禮！
022幼兒園應該建在哪裏每逢六一，兒童教育就會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也就在這天，聽到一個老者說，他五歲的孫兒在北京一家幼兒園，加上兩個要去的培訓班，每月的花費就得四千多元。幼兒園的花費比上大學貴得多，這在北京，已經是流行了好多年了，我的家門口有一個雙語幼兒園，每月的收費標準是五千元。而這五千元是一個什麼概念？前幾天，北京提高了最低工資的檔次，由原來的八百元增加到九百六十元，也就是說，如果拿最低工資的兩口子不吃不喝不花費，連這幼兒園支出的一半都不夠。
即便是這樣的天價，北京市的幼兒園還不好進呢，還要托關係走路子才能進一家好些的幼兒園。前兩天有條新聞，說是因為名額有限，北京上百家長為孩子能入幼兒園，竟排隊八天八夜。這條件好的孩子，一入園講的就是雙語，享受的是王子公主般的待遇，關愛嗬護，無微不至，教育熏陶，皆是上流，好像將來一長大就是龍胎鳳體、經理太太似的。
023與此反差巨大、讓人揪心的是另一組數字。據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聯）、全國心係好兒童係列活動組委會日前首次發布《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活動調查分析報告》的數字稱，目前內地農村留守兒童已達五千八百萬人，十四歲以下的約有四千萬。何謂“農村留守兒童”？就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從農村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農村，因此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十四歲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報告稱農村留守兒童中有45.1%認為，父母不在身邊“感到心裏孤單”，有近兩成的孩子表示自己的“生活沒人照顧”。調查還發現，有超過三成以上的留守兒童存在心理問題，主要表現為內向、孤僻、缺乏自信等。
1928年，當時在南京創辦了曉莊師範學校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出版了他的《中國教育改造》一書（此時用的名字還是陶知行）。他在書中說，自從福錄伯發明幼稚園以來，世人漸漸地覺得幼兒教育的重要；自蒙特梭利畢生研究幼兒教育以來，世人漸漸覺得幼稚園的之效力。但世人的兩種心理對兒童教育絕對有害，一是忽視，二是希望太切。他說當年的幼稚園害了三種大病，一是外國病，幼稚園裏耳目所接，哪樣不是外國貨？唱的是外國歌，講的是外國故事，彈的是外國鋼琴，玩的是外國玩具，吃的是外國點心，可憐的兒童居然成了外國貨的024主顧。二是花錢病，幼稚園花錢超過了小學好幾倍。三是富貴病，因為學費高，幼稚園於是成了隻有富貴子弟才能享受的幸福和專利品，平民是沒有份的。所以，陶行知提出中國需要建造的省錢的和平民的幼稚園。
陶行知八十多年前所提到的兒童教育的三種症結，在今天一一得以印證，有些地方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城市裏的有錢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希望都太太切；而社會對於農村留守兒童這一塊的教育卻視而不見或聽而不聞，這就形成了如陶行知所講的城市孩子的教育過度和農村的孩子教育不足的反常現象。不要說偏遠地區了，就拿北京周邊來說，就有多少在集貿市場、在飼養場和垃圾堆旁長大的兒童。前幾天，京城媒體竟驚爆出六名流浪孩童和一隻大黑狗同住在一個鐵籠的新聞，最大孩子不過十來歲，最小孩子才一兩歲。這樣的孩子，不受歧視，不受侵害，已屬萬幸，更無法想象他們生活中有沒有屬於自己的六一兒童節了。
陶行知在這本書中專門有《幼稚園之新大陸》一節，提出最需要和最歡迎幼稚園的地方，就是中國的工廠和農村，應該提倡幼稚園的進廠和下鄉運動。今天，我們所提的幼兒園應該建在哪裏？實質上還是社會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衡，讓現實中國的兒童教育出現了九天九地的差別。與大都市裏些“幸福得025像花兒一樣”的兒童相比，我們總不能讓那五千八百萬農村留守兒童繼續無人管理、永遠生活在社會的斷裂帶上吧？
026“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直到最近才讀到劉再複先生於去年秋季所寫的紀念錢鍾書辭世十周年的文字——《錢鍾書先生紀事》，內中的一段話應該讓不少“錢迷”們更能深刻地認識錢鍾書先生：“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他對我說：‘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不過，錢先生之所以能說這樣的“天才之語”，與籠罩在其自身家庭的政治氛圍是分不開的，而他父親錢基博（字子泉，1887—1957，《現代中國文學史》作者）的一生遭際，就027是一個典型的示例。2007年，是錢基博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暨逝世五十周年紀念，他曾執教的母校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錢基博年譜》。讀年譜，可以看到錢基博是一個學淹中西、滿腹經綸的讀書人，不僅如此，他一生講究操守，重視“樹立師範”，力求做到“竭平生之所知，勿曲學以阿世”。1927年6月，正是“四一二”大屠殺之後，江蘇省教育廳曾欲招錢基博為“教育督學”，先生不僅固辭不就，在給教育廳長的複信中，還對國民政府的“黨化教育”提出批評意見：“竊謂黨治即法治也，黨治之教育，宜貫之法治之教育；黨治之學生，必予以法治之精神。”1932年，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任國文教授的錢基博曾給學生命題作文，有一道題目是《砭黨治》，就是針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結果被特務告密，誣陷他與國家主義派有聯係，意在挑動學生反對政府。蔣介石知道後，電飭江蘇省教育廳秘密查辦，引起軒然大波。先生對此無端橫禍，非常氣憤，當即給無錫鄉誼、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寫信，義正詞嚴地揭發國民黨的苟且行徑。吳稚暉後來回信，聲明“誤會了”，此事遂不了了之。
新中國成立後，此時在武漢華中大學任教的錢基博像許許多多愛國的知識分子一樣，為祖國的大一統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歡欣鼓舞，倍感驕傲。1950年，老人決定將自己生平積累的028幾十箱珍貴藏書，全部贈予華中大學圖書館。1951年10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甫一出版，已是六十五歲的老先生就急切購來，並花費了十天工夫通讀全書。到了1952年6月，“思想改造運動”開始。麵對過去，要求進步的錢基博，也是像大大小小的舊知識分子一樣，真誠地改造檢討，並痛下針砭，寫下兩萬多字自我作踐的“自我檢討書”一份，這才僥幸過關。此年，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成立，錢基博轉任曆史係教授，為了改善曆史係教學設備，老先生又將平生所藏兩百一十二件文物古玩悉數捐贈出來，幫助籌建曆史博物館。
這部年譜最有價值的、能留存後世的，也就是附加披露了老先生所寫的兩萬多字“自我檢討書”，檢討書分四個部分：一、我的思想，多方麵接受，不過不放棄我中國人的立場。
二、我的社會意識很濃厚，而革命性則缺乏。三、我不能勞動，而人家勞動的果實，則不敢糟蹋。四、我不願自己腐化以腐化社會，尤其不願接受社會腐化以腐蝕我民族本能。在這份檢討書裏，錢基博雖說將自己堂堂正正的一生作了簡要介紹，但也沒少作踐和糟蹋自己，“開場白”就是：“思想改造，當得自動，不能被動；不過人類通病，自尿不覺臭，旁觀者清。”他罵胡適：“主張全盤接受歐化，他的考古學，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洋人吹。”他自我剖析：“自私自利、029自高自大的行為雖盡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觀念，並未根除淨盡。”他把發展中的祖國稱為“神蛇”，並說：“時時考慮我這個人，對社會有沒有用，如果沒有用，我決不以老廢細胞，妨礙神蛇的發展，做絆腳石。我願為社會服務，我不願社會姑息我，倘社會認我不合時代需要，應得予清除。”到了“反右”運動的1957年，甫一開始，剛正耿直的錢老先生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又開始“鳴放”他自認為是披肝瀝膽的忠直之言了。他給湖北省領導上了一封洋洋灑灑的“萬言書”，指出省領導工作中的某些缺點。他這邊還自以為是向黨交心輸誠呢，興致勃勃地賦詩吟誦：“白頭憂國輸忠悃，青簡明經指要津”；沒想到那邊就展開針對他的革命大批判了，一個讀書人的尊嚴徹底淪喪殆盡。已是風燭殘年的錢基博遭此變故，經不住這場明珠暗投的屈辱，結果一病不起，鬱鬱而終，時年七十一歲。錢基博至死，也沒有給戴上“右派分子”的頭銜，但他的孿生兄弟、曆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蘇南行署副主任、省民建副主席、省工商聯主委等職的錢基厚（字孫卿），卻難逃厄運，被劃為“右派”，撤銷了一切職務。他的那篇也是糟蹋自己、痛罵自己並徹底交代“罪行”和徹底悔過的“發言稿”，被要求刊登在這年7月間的《人民日報》上，標題就是《我做了人民的罪人》。到了“文革”期間，錢基厚又被定性為030“反革命分子”，於1975年含冤去世。其間，錢基厚遺留有五百餘冊、經曆數十寒暑的《潛廬日記》，在遭到紅衛兵的查抄批判後，也被付之一炬、化為塵煙。
讀過這部年譜，也讓人理解了，為什麼作為長子的錢鍾書先生，一直在回避著自己的父親，還有了一句名言“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年譜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答案，為什麼建國之後，錢鍾書一直表現得是那樣沉默隱忍、深藏不露？甚至還被人誤解這是文化人的一種明哲保身和老於世故。如劉再複在回憶文章中所悟出的：“‘頭發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髒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031的話。’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正因為如此，所以從年譜中看不出錢鍾書對老父親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有過任何怨言。不僅如此，而且在“反右”之前，錢鍾書似乎就預見到這場運動的實質以及可能會給知識分子帶來的惡果。據錢基厚的外孫許大雄回憶，1957年5月，錢基厚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的座談會，錢基厚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見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未發，隻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一個月後，“反右”開始，說了話的錢基厚全家折兵損將，一家四人被錯劃為右派。
而身處“反右”漩渦文學研究所的錢鍾書夫婦，卻安然無恙。
（見2010年9月11日《文彙報筆會》）·
錢鍾書這種遠避政治的風格，一直保持到“知識分子的真正春天”（媒體用語）到來的1987年。那年適逢錢基博先生百年誕辰和逝世三十周年之際，華中師大擬議召開一次學術會議，各界人士亦積極響應，唯有錢先生的哲嗣錢鍾書反應冷淡，以“不若息事省費”為由，出麵製止了這次會議。這讓人想到了那則被人傳誦最多的“文革”軼事，江青送請柬讓錢鍾032書參加國慶酒會，可錢的反複就是一句話“我身體不好，我不去！”說不清這是躲避，還是抗命。錢鍾書，字默存，最簡單的解讀就是沉默方能生存。這讓人想到先輩胡適先生常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鳴與默之間，也許正是兩代知識分子風骨的差別所在。錢鍾書這種特有的處世之道，不僅是動輒得咎的政治環境使然所致，也是緣於前輩人的傷痛給家庭帶來的羞辱而造成的，正如另一個國學大師陳寅恪在自己詩文中所體味出的那句名言：“最是文人不自由”！
033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趙儷生近來，正讀著曆史學家趙儷生（1917—2007）的回憶錄《籬槿堂自敘》。據說這本書在讀書界引發的好評如潮，多是看重書中的人物評價，力求不揚惡、不溢美，忠實地記錄個人的眼光與看法。這樣直來直去的文法，自然是與常見的那種傍附名人、諛辭阿世的回憶錄是不同的。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所謂的優良傳統，多是寧靜致遠，淡泊處世，口不臧否人物，哪裏像趙儷生這般秉筆直書、口無遮攔的。
趙儷生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外語係，其間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算是一個進步青年。他回憶，運動後期，運動·
的領導人蔣南翔曾動員他參加黨組織，他卻回答說：“我讀《列寧傳》，讀到馬爾托夫的事。馬爾托夫主張，有些知識分子可以邀請到黨內作為黨的賓客，而不需要他們遵守什麼組織性、紀律性。列寧狠狠批評了馬爾托夫。馬爾托夫是孟什維克，當時肅反，‘契卡’已經把馬爾托夫列入被整肅的黑名單034了，列寧卻弄來一張車票叫女秘書送去，讓馬爾托夫逃往西歐。事後，列寧想起馬爾托夫說，多麼精致的知識分子呀。我讀過後，總覺得自己有點像馬爾托夫。我走不成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我受不了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我願意做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聽了這話，從此蔣南翔再也不找他了。也就是說，趙儷生骨子裏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者，所以，他認為“左”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一種政治痼疾，如論“左”的來源，則是組織性和紀律性的過分強調，唯恐出叛徒、特務、異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這種政治的心理狀態就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了。
自由知識分子特征之一，就是有自己的獨立見解與判斷能力。1948年，趙儷生在解放區跟大家一起唱歌，打頭的一首歌就是《東方紅》，而且歌詞也與今天的不同：三山低，五嶽高，毛澤東治國有功勞；邊區辦得呱呱叫，老百姓頌唐堯。
傳主說他一邊唱著，一邊對“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一句有意見，《國際歌》裏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救世主嗎？還有“唐堯”二字，作詞者還是費了斟酌的，沒有用“秦皇”“漢武”035這名字。很顯然，這就是個人崇拜的濫觴，發展下去，就有了“毛澤東、斯大林像太陽在天空照”，一直到“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等等。
當時的河南解放區農村，正在熱火朝天地鬧土改，一座古老的城牆大門兩側，刷著兩幅大標語：“地主就是罪惡，農民就是真理”。對此，趙儷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因為有很壞的地主，也有不太壞的地主，如果抽象地、概括地來形容一個剝削階級，說它“罪惡”也可以，但少了點“區別對待”。對“農民就是真理”這句話，更說不通了，馬克思說過農民有其趨向革命的一麵，也有小私有者的一麵，所以它還需要革命的改造，需要工農兵的聯盟。在中國曆史上，農民自己去鬧革命就必然走向大皇帝，劉邦、朱元璋無不如此。如果“農民就是真理”，那麼平均主義、報複主義都會表現出來，豈不亂了套。
於是，趙儷生把上述的想法寫進了日記，後來又寫進一本《從中原到華北》的小書裏麵，並準備出版印刷。新中國成立之初，三聯書店打來電話，說書稿在渤海灣中遭遇蔣匪的炮艦襲擊，沉入到海底了。直到“文革”時期，被關進牛棚趙儷生才得知，這部書稿就夾在他的檔案裏，並成了他“汙蔑農民手中沒有真理”的罪證之一。
自由主義者往往不識時務，獨自高標，無所羈絆的。在華036北大學跟成仿吾的衝突，即是一例。那是在北平即將和平解放、要進城接管大專院校的前夕。當談到北平的教授們都要到軍管會的文管會報到、並辦理登記問題時，有人主張，無論年齡大小，必須親自來報到。也有人提出，像陳寅恪這樣的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虛弱的，由家屬和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
這時候，華北大學的副校長成仿吾發話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由別人代替，因為這是個態度問題！”趙儷生覺得這高亢的湖南話特別刺耳，心想，這是把自己當作征服者，把知識分子當作被征服者，叫他們來“迎降”的，不如就在文管會門前辦個受降儀式吧。於是，他按捺不住，起來發言了，說讀過一些列寧的傳記，十月革命後，俄國的知識分子要比中國的知識分子凶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他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是“匪幫”，可列寧怎麼樣呢？隔幾天就拿著黑麵包和黑魚子來看巴甫洛夫。他罵，列寧並不把他抓起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這一切，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值得成校長學習。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三天後，趙儷生就被調離了華北大學，依照他自己的話，就是被“開除了”。
跟郭沫若的衝突，則是在1949年11月，趙儷生調到新成立037的中國科學院編譯局當編譯的時候。有意思的是，早年趙儷生還算是郭的粉絲呢。但他親眼看見郭拍著桌子訓斥吳有訓和陶孟和。吳有火性，不服，跳起腳來同他吵，陶則默默地承受這種淩辱，其狀甚慘。趙儷生很是反感，個性又一次發作，就把這事情向《人民日報》反映了。此後，郭沫若寫了一篇稿件《蜥蜴的噩夢》，讓趙儷生去編，文中不點名地罵了董作賓和郭寶鈞，說這樣的人隻有到台灣去殉葬。趙儷生認為，董已經去了台灣，罵他“殉葬”關係不大，郭卻還在考古所擔任研究員，這樣罵法合適嗎？就問郭老能否改一改？沒想到郭沫若很不客氣地說：“你們嫌不好，給我拿回來，別的報刊會要的！”當年三十二歲的趙儷生覺得憋氣，又年輕氣盛，連寫了三封辭職信，後來收到一張便條：“編譯局編譯趙儷生三次請辭，礙難再留，應予照準。”郭沫若趙儷生自己說，他這一輩子跟“創造社”的兩員主將各碰了一下頭，總以失敗告終，但在精神上卻是愉快的。正如趙儷生的老伴高昭一所講，趙儷生的人格有三個特點。一是天生的自由主義者，這天生不是先天遺傳，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形成的新思潮所帶來的；二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倡導寬容、理解個性，尊重獨立思考；三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追求知識，追求學問，孜孜不倦地耕耘著自己的事業。為此，趙儷生付出了慘痛038的代價，屢屢碰壁，而且碰得頭破血流，但一生也沒有改掉他那個性自由、棱角分明的脾性。作為華北大學的老同學、黨史專家胡華回憶，反右期間趙儷生不甘寂寞，投出一篇題為《放的關鍵在於領導》，發表在《青島日報》上。文中點名高教部和他所在的山東大學負責人不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胡華此時恰在青島碰上作者，惋惜地表示：“你這麼聰明的人，也被‘陰謀’炮彈擊中了！”而趙儷生後來也是因為這篇文章被劃為右派的。
有曆史學者推崇，“解放前，中國高等學府曆史課講得最好的是錢穆，解放後，則首推趙儷生。”但僅僅講課好，是沒有用的。獨立精神，自由意識，往往成為個體知識分子的致命傷。到了1958年，趙儷生被補劃為右派，“文革”期間又以“反動學術權威”屢遭批判，一生顛沛流離，曆盡人間坎坷。
在國外，知識分子的定義有三層含義：一，社會的良心；二，智慧的傳播者；三，對真理與神聖的褻瀆與懷疑者。依照這個標準，如果需要在20世紀的當代中國推舉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話，那麼，筆者願投趙儷生一票！
039一幅張伯駒寫的挽聯，備極稱讚，說：“這挽聯寫得好，書法票友張伯駒也很好。”於此可見他在詩詞方麵的造詣之深。後來，據說張老先生也因此得緣，從流放地返至京城。張伯駒揮淚寫就的挽聯如下：仗劍從雲，作幹城，忠心不易，軍聲在淮海，遺張伯駒，是老一輩集收藏鑒賞家、書畫家、詩詞學家、京愛在江南，萬庶盡銜哀，回望大好河山，永離赤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