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因受潘漢年冤案牽連，關露第一次入獄，1957年3月出獄。1967年7月第二次入獄，1975年5月釋放，政治108曆史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前後獄中生活近10年。
下麵是有關關露獄中的兩段文字。
其一：審訊人員揪起她的頭發，當胸就是幾拳，關露被打得腦袋發暈眼睛發花。
其二：出獄後，她告訴好友，秦城監獄裏麵生活不錯，有抽水桶，有圖書館，有時還可以散步。
關露呀關露，在文學的世界裏，你是那樣地充滿力量；在現實的藩籬裏，你是如此地柔弱，讓讀你的人心生不盡的感慨。
在悼念關露的座談會上，丁玲動情地說：“社會主義應當像這間屋子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任何具體問題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看待，悲情的關露折射著一個悲情的社會畫麵。
當初安排關露“潛伏”任務的是中共上海對敵地下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的負責人潘漢年，按說領導健在，還能說不清？
但恰恰是領導也難自保。在關露第一次被捕前兩個月，1955年4月，時為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進京參加黨的八大，被秘密逮捕審查。原因是私會汪精衛。1943年年初受中共華中局代理書記饒漱石盡快搜集日軍“掃蕩”確切情報的指示，潘漢年急於了解情況，被李士群挾持到南京會見了汪精衛。由於種種原因，潘漢年一直沒有向組織彙報“會汪”一事。用潘漢年自己的話說是“小資產階級的愛麵子和個人英雄主義作祟”。這一禮節性的見麵，毀掉了潘漢年的一生。
12年後，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潘漢年向中央書麵彙報“會汪”，自認受了蒙騙的毛澤東當即批示：“此人以後不可信用。”從1955年4月到1977年4月，潘漢年被他殫精竭慮服務的黨關押了整整22年，最後在湖南一改造農場，帶著“永遠開109除出黨”，含冤病逝。陳雲、李克農與潘漢年交往多年，私交甚好，得知潘漢年去世後，一向持重的陳雲在有關潘漢年的材料寫道：“潘漢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潘漢年與關露一樣，都沒有後代。有生之年，他沒有看到一絲給個“公道”說法的跡象。官比她大，關押的時間比她長得多，用世俗的眼光看，關露似乎存有一種淒苦的心理平衡。
不算分外的反思“關露們”的身世是一幕幕不該發生的係列悲劇。反思是為了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腹中空空，囊中羞澀，心裏還挺沉重。
好在先賢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依據，自己還是一名共產黨員，沉重地想想也不算分外之事。
曆史需要接地氣。我一點不懷疑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但偉大不是“高大全”，承認瑕疵也不影響它的曆史地位，反而讓我們更加客觀地了解黨帶領中國人民走過的不尋常之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軍逐步占領大半個中國，汪偽得勢。按理說，中共與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與汪偽政權水火不容，中共又怎能安排關露以共產黨身份打入汪偽內部？其時國、共、日、偽四方之間的特工相互滲透，暗中“勾肩搭背”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隻是礙於大的形勢不挑明而已。
史料顯示，中共情報機構與日本情報機構也有過卓有成效的交往。潘漢年經組織同意與日本戰略情報機構“岩井公館”及其主持人岩井英建立了一種特殊關係：岩井公館將搜集到的汪日勾結、國民黨動態、外國對華態度等情況提供給在香港的中共情報機構，中共情報機構則定期為岩井公館提供以大後方110情況為主，包括國共合作，美、英、蘇在香港和重慶的活動情況。一個時期，“岩井公館”甚至每月供給2000港幣作情報費用。
特殊時期，相互利用，各取所需，是情報戰場特殊的政治遊戲和智慧角逐。這也是關露在接受任務時，潘漢年一再叮囑“以後有人說你是漢奸，你不能辯護”的根本原因。關露用43年的沉默踐行了自己的承諾。
再如我們曆史教科書裏闡述抗日章節，國民黨抗戰的內容十分有限。近年來，對國民黨的正麵抗戰有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有一組數據，國民黨在抗日戰場上犧牲的將士達300萬餘人，其中將軍就有200多位。
一個成熟的政黨需要客觀公正的曆史，證明自己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善於把控複雜局勢的能力。
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這是《紅岩》作者、重慶“11·27”大屠殺為數不多的幸存者———羅廣斌出獄後所寫“獄中八條”第三條的內容，也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淚凝結的囑托。他們的反思發人深省。具有譏諷意味的是，羅廣斌當年在大屠殺之夜成功脫險的經曆，竟然成了讓人不放心的曆史疑點。
“文革”中《紅岩》被誣蔑為“叛徒文學”，1967年2月10日，遭受幾十個小時不間斷輪番逼供的羅廣斌墜樓身亡，時年42歲。羅廣斌沒有死在敵人嚴刑拷打的牢籠裏，卻死在“同誌們”喪失理性的淫威下。
1975年年底，毛澤東要求鄧小平隻要明確表示擁護“文革”就被重用。事實上，如果鄧小平聽從周恩來和陳雲的勸告，屈服於毛澤東的壓力，也許能避免他第三次下台，但是當時處境艱難、前途未卜的鄧小平沒有屈服。寧願永不續用，也不承111認“文革”。史學家後來這樣評價：鄧小平在1975年底對自己的所支持的事拒不認錯，使他在1977年複出時擁有了一個十分牢固的起點。我讀鄧小平這段曆史心生欽佩，不禁感慨說，真是厲害，與一師長交流時，他認真地說，是偉大！
用有效科學的製度管人說事，而不是依靠個人意誌。這條路，我們走多遠才算是個頭兒、付出多少才算交夠學費？曾為關露的戀人，新中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王炳南曾說：“讓一個已經馳名的左翼作家去當文化漢奸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現在看來，這樣的安排是不妥當的。”記得有人說，作家應該與政治混得很熟，不應該與政客混得很熟。要我說，作家應該與文字混得很熟，不應該與政治、政客混得很熟。潘漢年、關露都是出身書香門第，都屬文化人，以文起步，都是根據黨的指示轉入地下工作，最後都進了自家的監獄。
究其原委，大的形勢客觀存在，主觀上則是知識分子固有的秉性釀成的苦果。潘漢年的“會汪”事件、關露赴日參加“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將知識分子文人習氣的兩麵性充分表現出來。一方麵，他們有感悟人類真善美的職業氣質，能夠堅守內心深處忠孝義節的底線，自古以來，文人變節者遠遠小於武將；另一方麵，知識分子個人英雄情結較為嚴重。不管在多麼複雜的環境下，極力表現自己能力的欲望不會有絲毫的收斂。
這一點潘漢年後來自己也承認。關露在日軍投降前，還出任日本主辦雜誌《女聲》主編，日本之行也十分活躍。
這樣的素質對文學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對政治家來說是致命的大忌。文學家還是離開點政治為好。
112閣老王家屏晉北地域廣袤，多民族雜居共處生息繁衍，現兩地人口500萬之多。在巍巍恒山之側悠悠桑幹之畔，有一人物在曆史長河中閃爍著熠熠光輝，他就是擔任過明朝萬曆期間內閣首輔的王家屏。王家屏是晉北屈指可數擔任柄國宰輔的文人之一，他不僅成為這一區域的文化“符號”，也代表了從尚武到文武並存的傳統基因的轉變。
因為稀缺，所以神奇。他的出生如同眾多帝王將相一樣，傳說故事、奇怪現象都有記載。史誌、坊間盡管說法很多，但都有鼻有眼，就像真的一樣。《雲中郡誌》記載：王家屏出生前“娠有貴征，生負異資”。《明·山陰縣誌》解釋說：“公未生，石溪公（父親王憲武）夢一緋衣抱玉童自碧霄下。”意思是說，在王家屏出生之前，其父夢見一個穿紅衣服的人懷抱仙童從天而降。縣裏有個董姓先生善於相麵，看了王憲武的麵相說：“您鳳目龍須，定當家出貴子。”另聽同鄉傳說，王家在居所山陰城（今古城鎮）一帶很有名氣。王憲武資質脫俗，誌趣高潔，寬仁孝悌，操守方嚴，一句話———德高望重。古城鎮位於孕育了雁門關外古老文明———桑幹河的南岸。有一年，桑幹河畔長出了一對並蒂的花果，枝莖日益粗壯，花蕾含苞欲放，而且香氣襲人，十裏八村的人們都來觀看，鄉親們愈發視為珍寶，不舍得被人破壞，一致推舉王憲武為養護“寶物”的第一負責人。一天，從南方來了個說話饒舌的人，說是慕名而來，鄉親們稱之為“侉子”。“侉子”看了那個寶物後，軟纏硬磨住在王憲武家就是不走，王家仗義疏財，便留了下來。一來二往，王憲武發現“侉子”為人正直，113聰明過人，惺惺相惜就成為“哥兒們”。“侉子”欲花重金買下“寶物”，等花果成熟後帶走，王憲武欣然應許。眼看著包裹果實的枝葉一天天舒展開來，香氣異常撲鼻，不料，“侉子”突然接到家裏有急事的消息，寢食難安，與王憲武商量，一定等他回來，同時將定金給了王憲武。
“侉子”沒走幾日，花朵凋謝，兩顆果實成熟落地，王憲武急忙抱回家裏交與夫人，千叮嚀萬囑咐妥善保管。夫人喜愛至極，每天拿出端詳好幾回，一次，夫人實在按捺不住食欲的誘惑，便把兩個果實吃了下去。過些時日，夫人自覺有了身孕，於是將偷吃果實的事情一並說給王憲武。原來，自夫人過門幾年，一直沒生下個一男半女，王憲武也不納妾，王家香火岌岌可危。王憲武聽後，將偷吃果實的事情拋之腦後，隻顧自己樂嗬。“侉子”還是來了，王憲武坦誠相待，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說了個清楚。“侉子”也是明白人，說事已至此，客氣的話就不要說了，如果嫂子生了一個，我啥話不說掉頭就走，要是兩個，第一個出生的，我要抱走領養。果然，夫人生了兩個男孩，“侉子”抱走了老大。當地人說大的就是後來的“張居正”，小的就是“王家屏”。
傳說盡管有些荒誕，但也折射了王家屏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王家屏出生在明嘉靖1535年，張居正出生在1525年的“南方”湖北江陵。張比王大整整10歲。1570年，是曆史上著名的開啟民族融合的“隆慶議和年”，這一年，作為北方前線的晉北人耳聞目睹了頗具戲劇性“由戰到和”的來龍去脈。另一個晉北老鄉也在朝廷權力核心的外圍開始了自己的“表演”，35歲的王家屏就任翰林院編修。在促成“隆慶議和”的過程中，內閣首輔高拱、內閣成員張居正都是重要的決策者，對事件有114著絕對的“話語權”。而此時的王家屏明知遠在千裏之外的父老鄉親，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對和平的渴望是那樣的急迫，事實上自己又是那樣的無能為力。
時為“史官”的王家屏認真負責、一筆一畫做著自己的事情。高拱胞兄高捷在地方任職時，向權臣趙文華進行了賄賂，王家屏如實將事情書寫在冊。高拱就此事特意向王家屏示意稍微隱瞞。王家屏不予理會，堅持己見。
第一次與權貴抗衡，王家屏憑著“正直”贏得了人氣。
5年後，1575年，40歲的王家屏擔任經筵日講官，陪侍皇帝以及皇子皇孫講論經史。人們經常說的“三代帝王師”也就來源於此。王家屏又憑著“才學”贏得了領導、同事讚譽。這一點王家屏有著過硬的基本功。史料記載，他自幼聰慧，“談謔巧捷，四座盡傾”。“凡為文，不屬草，含毫沉吟，一揮而就，閉門散帙，不聞誦讀聲，過目輒不忘。”1582年，58歲張居正去世，而48歲的王家屏還在當他的教書先生。當張居正權傾朝野的時候，王家屏沒有混跡於攀高結貴的人群中，他既不登門造訪，也不行賄送禮；當張家被消爵奪封的時候，他多次上疏，為張家後代解脫。
1584年，也就是說在給君王當了10年的老師後，50歲的王家屏入閣輔政。10年期間，王家屏親曆了張居正從1572年起主政朝綱10年的輝煌時刻，也目睹了張居正大紅大黑的政治命運。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多數人跟著張居正苦讀“政治經濟學”，最後賠得血本無歸，王家屏卻在張居正身上加個分。隨著分數的不斷累積，他憑著“智慧”進入了掌控帝國運轉的核心。
每一次“閱讀”王家屏，讀到這裏，我都特別興奮、過癮，並被他的神采深深折服。一個操著濃重山陰口音的老鄉，在帝115國的最高殿堂，麵對的是人中龍鳳、國家精英，引經據典、激昂文字，那是怎樣的一種氣勢？！這種對地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來源於自身足夠力量的積蓄，而這又是多麼不容易。
到1592年58歲辭官回籍，王家屏除了其間丁憂，實際在閣輔政4年7個月，擔任首輔9個月。辭職的原因是著名的“爭國本”事件，內閣群臣按照祖訓意立皇長子為太子，萬曆皇帝想立的沒有與大臣吻合，所以一拖再拖，懸而不決，大臣前仆後繼與皇帝展開鬥爭，遭免職懲處的不計其數，王家屏幾次上疏，甚至說，“由此觀之，誤國於罪者，非臣而誰？”無奈，辭職罷歸。
20世紀40年代浙江大學訓導長費鞏說過這樣一句話，至今言猶在耳：“骨鯁之士太少而阿諛之徒太多。取巧者多，憨直者少；看風轉舵者多，硜硜不屈者少。”武死戰，文死諫。王家屏就有這樣的膽識和“耿氣”。
回到家鄉後，王家屏興教辦學10年，1603年，68歲去世，期間他身體力行增進高尚明達的士風民俗。王家屏的仕途展示了中國古代士大夫從文得意成為政治家，失意政治家再次從文的軌跡。
有資料說：“為促進皇帝早立儲君，王家屏繼續以辭職回鄉來感化之，結果以愚忠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顯然，此種觀點把辭職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個人認為，它既低估了王家屏的政治智慧，又不符合王家屏的思想秉性。
這樣一個“經術宏深”，對官場諳熟，對領導脾性了如指掌的人，他不會拿“辭職”當成經略政治的伎倆，也不是對朱明王朝徹底失去信心的反應。之所以這做，原因有二：一是無奈。麵對荒怠的領導、複雜的環境，除了苦口婆心116規勸告誡，實在沒有其他積極的應對措施，思來想去，沒有比“退出”更好的辦法了。近日讀美國學者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期間說到華國鋒時，引用了1976年4月美駐京聯絡處主任蓋茨在華接見後，得出的結論：“（華）是耳聰目明卻平淡無奇的人，他的突出特點是謹慎。他沒有表現出絲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華看起來是個理想的過渡人物，在內政外交領域都不可能采取不同尋常的舉措。”而對鄧小平，作者寫道：“他對權力純熟的使用、恢宏的想象……，那種英雄般的革命經曆，宏大的曆史眼光，解決問題的穩健意識以及他的沉著和自信。”事實上王家屏更像前者，而缺少的是正是後者所擁有的。
二是個性使然。《明史》列傳中評價王家屏“性忠讜，好直諫”。從前麵與高拱、張居正的交往中，我們不難看出王家屏不是投機鑽營的文儈，不是拉幫結派的政客，不是不懂，而是不屑。有什麼樣的經曆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
王家屏能當宰相，靠的是“正直”“才學”和“智慧”。政治家必備的謀略和手段，他自認為不是他的長項，所以他學不會，也不去學。“進無隱情，退無私客，解官而返家，徒四壁蕭然寒儒。”我就是一儒生，王家屏雖位高權重但對自己的認識卻非常清晰。
此外，王家屏從苦寒的晉北塞外成長起來，為人處事有著“君子固窮”的樸素的農民意識的影子。在黑暗的政治環境中，他堅持自己的價值觀與道德操守，安貧樂道，不隨波逐流。
盡管如此，王家屏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反思的地方仍然很多，他的思想和作為挖掘的空間也很大。時至今日，“王閣老”對晉北人的影響依然存在。“千裏家書隻為牆，讓他三分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個化幹戈為玉117帛的經典故事，作者和發源的地方說法不一。假如和山陰人說起，他們會自信地告訴你，那就是說王閣老呢，山陰古城有個“仁義巷”，說的就是這個事。
王家屏的後人成立了研究會。有個叫王與甘的13世嫡孫,執著且儒雅，他考證《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家屏，寫了幾十萬字的書，列舉了很多證據。他說，作者叫“蘭陵笑笑生”就是由本地方言引申出來的，蘭陵，翰林（諧音）；笑笑生，小學生（當地稱學生為崤生），合起來就是：翰林小學生。我xi佗o又重讀了該書，晉北方言從始至終隨處顯現。毛廁，“走來毛廁裏淨手”（第十回）；吹打的，“隻叫了六名吹打的”，叫將來，“他既是叫將來了”（第四十五回）；馬爬，“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邊”（第五十回）。等等。
如此的王家屏，讓我們引以為自豪的理由太多太多。
一個完整的王家屏不該僅限於他的生平履曆。他身後“驚濤駭浪”一浪高過一浪，曆史上著名的“梃擊、紅丸、移宮”“晚明三案”接踵而來。遠在東北的女真迅速崛起，將本已苟延喘息的朱明王朝徹底拖向覆滅。清代文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下過這樣的結論：“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放在明末的大環境下看，王家屏的“退出”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人和人相處，有開始，有結束；有時疏遠，有時親密；有的一拍即合，有的貌合神離；總之，就像生活中的鹽，過於交往就會齁鹹，疏於聯係又有些寡淡。其實這些都是表象，如果漸行漸遠，往深了說，是對方在自己身上看不到希望。
有人說沒有錢就沒有魅力，沒有漂亮就不會吸引，沒有權就沒有能力，這些都是短暫的、局部的、感性的認知，而且都118好像與自己本身無關，其實問題還在自己。當不能滿足物質欲望的時候，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精神力量？在精神世界裏占據主流的是不是積極向上的元素？倘若連務虛的精神都不能滿足，那態度是不是足夠虔誠？暗自躲在角落裏療傷，調整後還說是命運的不濟；是沒有遇到伯樂，讀不懂自己；是人家有條件早鋪墊，凡此等等，那樣隻會再次踏上原先的老路，繼續埋怨，繼續衝動，繼續找尋非自己的不是。而王家屏就是那位讀懂自己的人。
明朝給了朔州人太多“表演”的機會。1592年，幾乎就在王家屏罷官歸田的同時，日本入侵朝鮮。1597年，被朝廷任命為總兵官的右玉人麻貴星夜啟程，赴朝抗日……延伸閱讀我也“怕”早年聽到這樣一則故事。一位父親臨終前，對兒女們說，我再也不用“怕”你們了！孩子們麵麵相覷，很是愕然。兒子俯下頭低聲地問此話從何說起，父親一字一頓：小時候怕你們餓著、凍著，就怕長不大；上學時，怕學習不上進，怕和同學打架鬧別扭；參加工作後，怕你們在單位領導看不起，工作不順利；成家後，怕夫妻不包容，不會過好小日子；既想讓拚命工作，又怕你們年輕不注意身體；既想讓經常回來看看，又怕影響你們工作……，現在好了，再也不用“怕”你們了……其中的道理我也懂，那些年也就聽聽想想，覺得很耐人尋味。隨著自己孩子的成長，這種感受和經曆的事情相互印證，經常撞擊著我的身心，讓我疲憊並感慨著。
時光荏苒，光陰似箭，瞎胡感慨。
119回頭看，自己的學生時代好像剛過，不然，直到現在經常在夢境中還在考試，要麼中考，要麼高考，那幾道“魂魄”般的數學題，如影相隨，不知道還有沒有解開的時候？
轉眼，兒子也要上初中，時間還真像夢一樣恍惚即過。擇校、擇班是這幾年社會、媒體使用頻率比較高的關鍵詞。在我生活的城市，這幾個詞僅僅還是個概念，至少不費勁。在今年之前我就是這樣想的。一切皆有可能，越是想不到的，或者想到也不會發生的，越要警惕，這是教訓。兒子上學的事，年初是做了預案的，被當作“天字號工程”來謀劃、實施。如此重要的事情，家裏一、二號人物空前一致：人財物全力支持！路線確定後關鍵是人。找誰？自然是在我的情商可能觸及的範圍裏找最親近、最可靠、最有能力的人。“喝酒”是鋪墊，也是開始，接著再“喝”，再鋪墊。喝多的時候，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撫著兒子的頭說，接下來就看你的了！似乎一切都在預料之中。
張貼公示的那一天，我都沒去，這點小事孩子他媽送一送也就了了。不想幾分鍾後，娘倆帶著哭腔在電話裏說，沒有進。我急忙問那個辦事人，他說，這幾天應酬多，喝多忘了！嘴苦，無言以對，自我打個圓場：“女婿是好女婿，那酒真他媽是個灰疙泡！”老婆不斷“央求”我，你再想想辦法行不行？這一刻我多麼想成為一個女人。
氣憤歸氣憤，學還得上，在哪裏上？這的確是個問題。
找誰？誰還值得信任？真是大傷腦筋。在手機通訊錄一欄裏，我依次找著人選，特別是那些很久不來往的，本來張不開口的，還有打算再也不聯係的，我放下了僅有的一絲自尊，賠著笑，任憑對方如何說教。有的說凡事不可太執著，有的說咋早不說，有的說我太惜子，本該安排到外地上學。當然也有想辦法的，最終結果還是：不好辦！
夜深人靜，輾轉反側。多年來，我對權力和金錢不視為糞土，也沒怎麼當回事。我開始痛恨自己的簡單和無知，盡管不是為了我自己。“爸爸，不用求人了，在哪我都要好好學習！”我感動得差點哭出來，可惜那是夢境。
幾個當老師的同學看我十分焦慮，出主意：開學沒幾天，不如去別的學120校。老師的話要聽，既是同學又是老師的話更得聽。看情況隻能這樣，事實上也就這樣了！
當學生也有十五六年，反思自己上學，從沒有想到擇校、擇班這一類事情，那時也不懂。初中、高中，家裏人不知道學校在哪，更別說開啥家長會。我深知，一個人以後出息與否跟在哪上小學、中學，甚至大學關係不大。但是我“怕”，我怕孩子像我一樣，被那些雜七雜八的瑣事消磨自己的意誌、羈絆自己的誌向。這種“怕”足叫人刻骨銘心。
記得我上高一，凡是住校的學生，校方都要求上繳糧票，全國糧票少一些，省級糧票多一些。盡管如此，家裏還是想辦法湊夠了數量。糧票倒是有了，可飯做得實在不咋的。這些做飯的師傅，我想不是多年的光棍，就是老婆肯定跟人跑了。菜是煮熟的山藥蛋，不管多大，一分四半兒，皮也不削，撈在碗裏，碗底都能沉澱下泥土。蒸出的饅頭除了散發著濃重的酸味不說，拿在手裏，不是蓬鬆鼓起的形狀，而是和尚的帽子———平不塌。有勇氣的學生，從窗口遞出，在手裏上下翻騰了幾下，順勢往食堂的牆上一垛，饅頭居然“趴”著硬是不下。就是這樣的饅頭，我也舍不得扔掉。我甚至偷偷地將別人遺棄在桌子上的“平不塌”拿回宿舍，在灶火上烤一烤，權當深夜不錯的夜宵。後來，我將此事說給一些人聽，十有八九的人說我們家可真窮，而我想聽到是人窮誌不短之類的話。我不是炫“窮”，可我知道已經“窮”了，再“誌”短了，那還有啥活頭？
“不經曆風雨怎能見彩虹，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這是歌詞裏寫的。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這是聖哲說的。
人的一生，不過百年。隻要活著，就要經風雨，曆寒暑，幾人能見彩虹？古時皇帝都是“降大任”的人，從小專門讓其“筋骨勞累、肌膚消瘦、使他做的事總不如意”又有幾人？關於“文革”，至今仍有不同的聲音。英國人麥克法誇爾（馬若德）是為數不多的研究“文革”的外國學者。他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我曾細讀過，就事論事，一家之言。他認為，沒有“文革”就沒有後來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覺得自己很‘牛’是沒有見識的表現”，誰說的不知道，反正我深信121不疑。不疑。製度畸形，是非顛倒，經濟瀕於崩潰，文化教育遭受摧殘，現在的繁榮就是那樣孕育出來的？照此推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文革”還得多來幾次，來得更猛烈一些？民國時代的國學大師群星閃耀，吳宓、陳寅恪、梁漱溟、劉文典、錢鍾書、沈從文、金嶽霖等等，都是當之無愧的棟梁之材，堪稱“國寶”級大師。他們早年成名成家，正值年富力強出成果時，被頻繁的政治運動和無休止的“檢討書”“交代材料”所代替，以後即便有所成就也遠不及當初。金嶽霖，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曾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等名校，回國後曆任清華、北大教授。毛澤東曾請金嶽霖吃過四次飯，因為同是湖南老鄉，專門給他夾過辣椒。最後一次，毛沒有給他夾菜，聽說金深居簡出，還說了句“要多接觸社會”的話。金嶽霖當時八十高齡，非常惶恐，於是每天雇車到王府井溜達，堅持兩年有餘。毛澤東得知後笑道：隻是玩笑，他竟放在心上。老人方才釋然。不能不說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這樣的磨難、這樣的故事終是不發生的好。
“苦難磨煉一些人，也毀滅另一些人。”這是一個叫富勒的美國法學家總結的。搞法律的還算嚴謹，說法較為客觀，也能站得住腳。
家國一理不是大話。人活著沒有一帆風順的，就是一介草民遇到的問題也一點不比有權有錢的小、少。所以，困難冷靜麵對是要的，不去總結反思，直接說成通往成功的橋梁純屬胡扯。到我這個年齡，孩子成長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家長能提供給孩子的無非兩樣：一是最大可能的充裕的物質條件；二是健康向上的意識形態。實際上人生的要義也不過在這兩者之間來回擺渡，選擇也就成了觸及兩極的航帆。所謂親情、友情和愛情，用一定的物質來勾兌，似乎效果會更好一些。真話和真理有共性也有區別，沒有真話的真理，很像鏡中月水中花，看似耀眼實則誤人誤己。我從來不懷疑信念和堅韌的力量，有一定物質的支撐豈不更好？
122第
六章
遠征
有多
遠麻貴，右玉人，大明王朝武將，曆經隆慶、萬曆兩朝，軍人世家出身，功勳卓著，官至“右都督”，一品待遇，享年79歲。麻家共產生將軍33位，明史稱讚他們：“將門有將，得無愧乎。”晉北有如此顯赫家族背景，門庭榮耀延續上百年的，僅此一家。在明末大廈將傾的多事之秋，麻貴、李如鬆、鄧子龍、劉綎、陳璘等一批忠勇戰將“領銜”上演了係列戰爭大戲，並且均已大捷告終。在“萬曆三大征”中，麻貴不但全部參演，而且從絕對的“主角”逐步成為無可替代的“男一號”。寧夏之戰，麻貴出任先鋒官；播州之役，獨當一麵，任方麵軍總指揮；遠征抗日，統領中朝水陸大軍，將日軍全部趕出朝鮮。作為職業軍人的麻貴，一生征戰沙場，最耀眼、最顯價值的當數“抗日援朝”。此戰，是麻貴一生輝煌軍事生涯的巔峰之作，也將晉北人英勇善戰、足智多謀的形象遠播到海外，贏得了“大同士馬甲天下”的美稱。曆史往往會有驚人的雷同，仔細品鑒這一戰爭過程，與350年之後的“抗美援朝”相比有太多的相似，但戰爭產生的格局、帶來的影響卻引發了更為沉重的思考。
山雨欲來“朝鮮介居海中，自遼海旅順山勢直趨東南，如人吐舌。”南北長825公裏，東西最窄處僅75公裏。日本彈丸島國，資源奇缺，向中國大陸發展的欲望從未消停，而實現這一野心的跳板就是朝鮮。對此，日本也不避諱，大放厥詞者屢見不鮮，豐臣秀吉就將欲望當成了理想：在我有生之年，誓將唐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1855年，日本學者吉田鬆陰提出：“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124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台灣、呂宋之島，占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曆史上三次較大的抗日援朝戰爭，分別發生在唐、明、清三個朝代，其中，明朝便是由麻貴擔任主帥，在風雨飄搖的時局下，卻給日本深刻教訓的那場戰爭。
1592年五月底到七月中旬，北京，明朝兵部衙門不斷收到來自遼東的急報：倭寇陸軍5萬，水軍1萬，於二十四日釜山登陸，進攻朝鮮；六月十三日，日軍集結近16萬人，進逼王京（首爾），王京失陷；七月五日，倭寇繼續向北挺進，平壤失陷；七月十六日，朝鮮全境八道已失七道，倭寇進抵鴨綠江邊，是否派兵入朝作戰，望盡早定奪……會議是民主與集中的最好表現形式。
紫禁城乾清宮，會議由大明一把手萬曆主持，參會人員自然是內閣成員、六部首長等一級的官員。議程也按約定俗成的來，先大家說。意見基本與兩個月來爭吵的一樣，一派說等等再看，不打；另一派則說得趕緊打，這也有點晚，已經到家門口了。堅持不打的人居多。
自古以來，外交部門頗像一個家庭的女人，有了分歧先開罵，等罵不過了，或者罵實在起不了什麼作用，反回頭就罵自己的老公。男人嘛，挺像國防部，打過打不過口氣一向不軟，先站出來秀秀肌肉，舉舉杠鈴，比畫幾下拳腳，現在的軍事演習就是這一意圖。等雙方的招數都使過了還是沒有好的解決辦法，那就隻能開打。而宣傳部門就像聰明乖巧的孩子，先看看媽，再觀觀爹，低聲說打也好不打也好。你要認為那是看他們的眼色，那你絕對沒有半點政治常識，是大錯特錯，他一直再焦急地等待，豎起耳朵聽說話算數那個人的話。
萬曆“咳”了一聲從金鑾寶座上走了下來，他隻說了一句：125“宜速救援，無貽他日疆患。”意思是，趕緊出兵救援，不要留下以後還要因為領土打仗的隱患！萬曆皇帝說了一句一輩子最響亮、最明確、最有生命力的話。
七月中旬，明朝向朝鮮派兵遠征，曆時7年。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從北向南掩殺而來，28日，攻克漢城。拚命逃跑中的南韓總統李承晚謀求得到美國和聯合國的支持，金日成則決心搶在聯合國軍到達之前，攻入半島最南端的海港釜山，盡快結束戰爭。8月20日，人民軍解放了朝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和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口。仁川，南韓港口城市，距漢城僅40公裏，類似中國北京和天津的關係，9月15日，1.8萬美軍在麥克阿瑟的指揮下成功登陸仁川，而人民軍守備部隊隻有1600人。至此，美軍沿漢城———仁川一線將人民軍切成南北兩半。人民軍損失極為慘重。9月30日，南韓軍越過三八線。戰事危急，金日成向中共發出求救。
10月2日，中南海頤年堂，討論出兵援朝。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其他四大書記及中央決策層領導基本到齊。問題一提出來，自然有兩種意見：出兵與不出。大多數認為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打這仗。會議爭論十分激烈，毛澤東決定再議。
10月5日，毛澤東說：“唇亡齒寒，戶破堂危，我們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一錘定音，決策出兵！曆時3年的抗美援朝正式開始。
126將遇良才“路線確定以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中國是這樣，日本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真理是不分人種和國籍的。
萬曆援朝按“幹部”劃分，主要是以李如鬆和麻貴為核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159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1593年四月下旬，李如鬆統領4萬精兵跨過鴨綠江，從北向南，所向披靡，“朝鮮大捷”“血戰碧蹄館”將20萬日軍殲滅的殲滅，逼迫回國的回國，隻留4萬人龜縮在蔚山、釜山東南沿海一帶，取得了第一階段的勝利。
李如鬆，將門虎子，父親李成梁，鎮守遼東23年，號稱“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所未有”。虎門無犬子，李如鬆驍勇善戰、屢立戰功，34歲任山西總兵官，38歲任宣府總兵官，“萬曆三大征”，他是“兩大征”的統帥，入朝前，他剛平息了第一征的“寧夏之亂”。李如鬆深諳兵法，奇正相輔，每臨戰事，身先士卒，一往無前，後世評價他“悍勇有貔虎之威，狡計有梟狐之謀”。李如鬆做人決不低調，尖刻跋扈，但他履行了“文死諫，武戰死”的古訓，精忠報國，50歲與韃靼騎兵鏖戰，馬革裹屍。
豐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庶民出身，統一戰國紛爭後，天皇冊封為“關白”，相當於現在的首相。由於本人善謀機靈，人送綽號“猴子”。前麵說過，猴子有將欲望當作理想的誌向，又有長期領兵作戰的經驗和陰險毒辣的政治手腕兒，“殘酷無情、沉默寡言，冷若冰霜、目的不可動搖”，日軍高級軍官形象的鼻祖。應該說，豐臣秀吉是帶領日本實現“先攻朝鮮、再占127中國”的不二人選。
彭德懷，入朝前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西北局書記。緊急奉命回京時，隻帶了有關大西北經濟發展規劃的材料。當他趕到頤年堂時，看著會場上激烈的爭論一切都明白了。他說，出兵朝鮮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晚打不如早打！彭德懷是人民解放軍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以指揮大兵團作戰，打大仗、打狠仗著稱。為人率直，是非分明。解放戰爭期間，成功領導指揮了保衛陝北、延安的戰役，毛澤東詩讚：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麥克阿瑟，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後任該校校長。50歲出任美國陸軍最年輕參謀長。二戰時，統領美國遠東各路軍種，在菲律賓創造了“我一定會回來”的神話。1945年9月2日，在“密蘇裏”號戰列艦上主持接受日本投降儀式，之後成為日本“殖民地總督”。“仁川登陸”是他一生軍事生涯最光彩經典的時刻，然而朝鮮戰爭也讓“驕狂自大、極度虛榮”的他直接墜入沮喪的深淵，從此銷聲匿跡。
李如鬆、豐臣秀吉、彭德懷、麥克阿瑟，當然還有麻貴，作為職業軍人，他們在世界軍事史都是可以大書特書的重要人物。公允地講，他們不僅具有超群的職業素養，而且都是以謀略製勝的軍事家。他們不管處於什麼樣的時代，懷揣著怎樣的信仰，抱有怎樣的戰爭目的，他們戎馬生涯的巔峰之作都聚集在朝鮮。時年李如鬆43歲，豐臣秀吉55歲，彭德懷52歲，麥克阿瑟70歲。
那麼，59歲的麻貴，在朝鮮戰場上如何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巔峰之作？
128巔峰對決1597年，日軍組織第二次侵朝，麻貴以“備倭大將軍總兵官”身份，率軍赴朝作戰。前幾年，也就是第一次朝鮮戰爭期間，麻貴一刻也沒閑著，1592年剿滅寧夏之亂，1594年七月，成功平息蒙古卜矢兔部入侵擾掠。麻貴一直守護在西北一帶，44歲任寧夏總兵官，不久任大同總兵官，負責京師防務重任，與遼東李成梁合稱“東李西麻”。麻貴和李成梁、李如鬆父子都是“大軍區級”的人物，在明朝能出任這兩個地區的軍事首長，一是能打，二是政治上絕對信任。
臨危受命，麻貴馬不停蹄於七月七日抵達首爾。二十五日，日本水陸兩軍合圍首爾，形成這一被動局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鮮水軍遭遇“閑山大敗”。幾乎就在麻貴抵達首爾的同時，七月七日，日朝水軍首先接上了火。半個月的時間，朝鮮水軍被打得無處躲藏，最終徹底覆滅。朝鮮唯一會打仗的民族英雄李舜臣此刻正遭革職查辦。
敵我力量對比：明朝僅有陸軍7843人，日本水陸兩軍合計12萬人。麻貴思來想去，想不敗隻能“智守”。首爾附近有一個地方叫“稷山”，那裏地勢險要，叢林眾多。
朝鮮與中國單從地名看，也是一衣帶水的關係。一個地方叫啥名字，根本不用考慮，江西、大興、寧遠、定州等等拿來就能用，什麼寓意，什麼來頭，中國地方誌裏都有詳盡的闡述。
鴨綠江南岸就有一個城市叫“朔州”，再往南離平壤不遠有個地方叫“大同”，這兩個地方在朝鮮都是“郡”，相當於中國的地市級。我們現在提到的首爾附近稷山，山西運城也有個縣叫作稷山，它是晉南商貿重鎮，地處山西、陝西、河南三省交界處，129有“晉陝豫交界的小天津和旱碼頭”之稱。也許與“三不管”地帶有關，稷山人以“剛柔並濟”著稱，潑辣、靈巧、沉穩、憨直、機敏、度勢，拿捏得張弛有度，揮灑得淋漓盡致。
計謀大多是逼出來的，實踐證明，膽子大是計謀的基本條件。麻貴在這個膽大出戰鬥力的地方著實賭了一把。
豐臣秀吉還是不了解中國，要早研究研究“稷山”，最終的結果還真不好說。
麻貴派2000精兵在稷山設伏，明軍躲在叢林裏發射火炮，1.5萬日軍生怕中了圈套，掉頭後撤。硝煙彌漫的戰場，撤退極易嬗變成落荒而逃。2000名明軍把1.5萬名日軍追得七零八亂，漫山遍野，史稱“稷山大捷”。日軍陣亡800餘人，稱“大捷”有點誇張，但它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通過這次戰役，日軍反倒覺得慶幸，首爾還不保有多大的陷阱等著送死，所以最好的戰術就是等待。麻貴更在等待，兩個月的時間，當明朝派往朝鮮的軍隊最終達到5萬時，日軍恍然醒悟，但為時已晚，隻得後撤。
戰爭就像掰手腕兒，勢弱一方想立馬掙脫不是容易的事情。
明軍兵分三路順著日軍撤退路線，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將重要據點蔚山包圍起來猛攻，持續到次年一月四日，久攻不下，麻貴決定撤退。沒有組織的撤退就是逃跑，日軍追擊，明軍大敗。
雙方又回到了戰前的各自區域，進入相持階段。
1598年七月，麻貴兵強馬壯，人員增加到7萬多人，是剛來朝鮮的10倍。公費出國旅遊也不會有這麼多人，況且萬曆還是個自己吃飯都嫌肚大的主兒。
九月七日，明軍兵分三路再次南下。東路，麻貴親率，進攻蔚山，最難啃的骨頭留給自己；中路，董一元率領，進攻泗130州；西路，劉綎率領，進攻順天。
與此同時，陳璘和鄧子龍率領的廣東水軍沿東南沿海巡航，堅決切斷了日軍補給。沒有後勤保障，日軍在朝鮮一刻也待不下去。撤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豐臣秀吉，這個發動戰爭的陰謀家八月去世，日軍沒有了主心骨，精神和物質兩手都不硬，謀個全身而退是最好的結果。
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老百姓都說哪有那麼便宜的事情？
麻貴等人哪能依了？大老遠跑過來，心裏這口怨氣還在憋著，吃飽喝足，攏起袖子，瞪大眼睛時刻在瞄你有什麼破綻。想走？沒那麼容易。
日軍來的時候走水路，也隻能走水路，撤的時候也是水路。
水軍注定是雙方最終對決的主力。
韓國南海區島嶼星羅棋布，水道縱橫交錯。釜山、蔚山、泗川、順天都是港口城市，也是日軍的據點，日軍計劃將駐守在這裏的士兵全部集中到巨濟島，再運送回國。困獸猶鬥的道理麻貴非常清楚，十一月十八日，從蔚山、泗川撤退的日軍，明軍沒有阻攔，因為麻貴深知是自己的走了還是要回來的，他在等待一塊垂涎已久的肥肉。順天離海有點遠，出行不便，駐守此地的日軍首領小西行長與駐守泗川的島律義弘是鐵哥們，眼看著兄弟部隊陸續撤到安全地帶，小西行長急忙向島律義弘求救。大陸與南海島有一海峽，也就是泗川與順天之間距離最短的通道，露梁海在海峽的左端，麻貴選擇設伏的地方也在這裏。
十八日夜，一方誓死要突，一方誓死要殲，戰鬥異常激烈。
明軍水軍將領鄧子龍、已被起用的朝鮮水軍統帥李舜臣先後就義。日軍400餘艘戰艦被擊沉，精銳第五軍1萬多人陣亡，史131稱“露梁海大捷”。
至此，曆時7年的萬曆抗日援朝落下帷幕。1599年四月，麻貴率軍凱旋，皇帝在午門迎接，麻貴升任右都督，劉綎堯
陳璘等各有升遷。
20世紀50年代抗美援朝的戰爭進程也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略反攻，第二階段是戰略相持。前一階段從1950年10月25日開始反攻，耗時7個月，光戰鬥時間就有186天，緊鑼密鼓開展了五次運動戰，每一次都打得異常艱苦，共殲敵23萬餘人，將“聯合國軍”擊退400公裏，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了三八線。後一階段從1951年6月11日開始，耗時25個月，基本上是邊打邊談，以搶占中間地帶、奪取前沿陣地和支撐點為主。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就發生在這一階段。
和萬曆年的抗日援朝一樣，抗美援朝同樣以勝利宣告戰爭結束。但戰爭的慘烈程度、人員傷亡人數和消耗物質情況遠不可同日而語。誌願軍最大兵力達到134萬人，戰鬥傷亡減員36.6萬人，美軍最大兵力54萬人，損失17萬人。尊嚴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格局影響萬曆年抗日援朝，雖“幾舉海內之全力”取得了勝利，但國力的“透支”，使明朝在此後20年內無力剿滅後金力量，女真部落日益強大，最後對明朝存亡造成致命威脅。
抗美援朝的勝利，使東亞格局延續至今。如果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象征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麼，抗美援朝的勝利，則標誌著中國人民在世界，特別是在西方列強麵前，站得132筆挺有了資本，也從內心贏得了久違的民族自尊。有了這種尊嚴，世界開始傾聽中國的聲音，在關乎中國的問題上，他們有所顧忌，並開始察言觀色行事。
遠征多遠自古以來不乏英雄的晉北大地，滋養他們的不光是皇天後土、兵荒馬亂給予的英勇善戰，還有民族融合帶來的博采眾長的精深謀略。麻貴一生作戰無數，大多以少勝多，以劣勝強。
“稷山大捷”，以2000人設伏把將近8倍的敵人打敗；“露梁海決戰”，精心布局，敢放敢收，一舉殲滅敵人精銳。抗日援朝之前的寧夏之戰、播州之役，之後的遼東抗金，都有智勝的經典案例。麻貴出生於武將世家，從小耳聞目染，受家族氛圍熏陶，從武有得天獨厚的先天條件，但東征西討58年，成為明王朝的“救火隊長”，絕不是憑借“英勇”二字。古今中外，凡馳騁疆場幾十年的統帥無一不是以謀略見長的軍事家，麻貴、彭德懷、豐臣秀吉、麥克阿瑟都是之一。之所以麻貴、彭德懷能夠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根本原因是他們擁有強大的正義的“精神磁場”。方向錯了，方法再好，再努力，結果適得其反。麻貴、彭德懷援朝作戰的啟示也不僅僅是當時輸贏帶來的影響，幾百年來，日本對我們的覬覦一刻也沒有鬆懈，對我們的研究和熟悉程度一點不比我們弱；在實現民族偉大複興的征程中，領教過中國厲害，習慣了頤指天下的美國豈能善罷甘休？
明朝大名鼎鼎的“麻總”，生平事跡在《明史》和各類地方誌中記載不多，就連生卒時間都以“不詳”一帶而過。是麻氏家族行伍持家不注重文化，還是麻家將軍太多無意遺漏？顯然，133上述原因都經不住推敲。《明史》是清代張廷玉主持編撰的，對一個曾經把自己的先祖（後金）打得咬牙切齒、聞風喪膽的將領，清廷是不會輕易忘記的。一個政權將維護自身利益淩駕於民族利益、人民福祉之上，江山永固不過是一廂情願的事。
彭德懷從朝鮮回國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1955年，授予元帥軍銜，位列朱德之後。從1959年廬山會議因“堅持真理、敢講真話”受批判、誣陷開始，到1974年去世，1978年平反，彭德懷蒙冤19年。毛澤東曾對他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不管在哪個時代，老百姓的心是最公道的。在老右玉城的東門外，有一處麻家的老墳，曆經劫難，那些高大威嚴的石牌坊早已不見，但有一塊麻貴的墓碑，在老鄉的保護下保存至今。
《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貴暨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這樣清楚鐫刻“將軍生於嘉靖十七年九月初八日卒於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壽七十有九”，換句話說，麻貴生於1538年，卒於1616年，在老家善終，享年79歲。
有世代老百姓記著的麻貴，比什麼一品、什麼都督值貴得多，麻貴所有的付出也值了。
延伸閱讀心中的臨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讓人真正掛念的不隻是風土謠諺中所講的美麗、宜居。去的那天先是霧，後是雨，老天倒是眷顧，漫步在濕軟的“蘇134堤”上，想著蘇堤春曉、曲苑風荷、柳浪聞鶯，嶽飛嶽王廟、濟公靈隱寺……，滿眼都是南宋的事。自然，故都臨安比眼下杭州可“讀”得多。
有人說，去李唐的長安，猶如瞻望東升的紅日，每個角落都映射著中華鼎盛的風采；來趙宋的臨安，好像憑吊一丸沉落的夕陽，實在難與剛毅、雄壯聯係起來，有的盡是“靡靡之音”“亢奮之詞”，“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話說得好，但不一定對。
盤點宋朝那些事，就像一部小說，篇幅不長（北宋南宋加起來也就300多年），主角不少，沒有鋪墊，沒有轉承，從高潮開始，因高潮結束。
說社會動蕩，卻人才輩出。宋詞與唐詩一道被譽為中國文化史上無以企及的兩座高峰。在史學家看來，中國曆史上對文人最好的是宋朝，當宰相的許多都有很深的文學功底，司馬光、王安石、歐陽修、晏殊等，從中可見一斑。傳說，婉約派詞人代表柳永已經考中進士，皇帝確認後，在旁批注：還是填詞去吧！言外之意，朝中實在不缺文人，繼續填詞也是為社會做貢獻。
宋朝的科技也十分發達，古代四大發明，三項的版權屬宋朝。
這麼好的朝代，硬是讓人家從北打到南，從陸地打到海上，最後的皇帝被逼無奈跳海溺水而亡。
臨安，縱有反戈一擊的能力，也無拚死相搏的勇氣。
六大古都也好，八大故都也罷，直到今日尚且存有昔日皇城的遺跡，但杭州例外。有的隻是動人的傳說故事，白娘子、濟公，永生的人格和形象，嶽飛、秋瑾，香火繚繞不斷的廟宇塔寺，六和塔、錢王祠，還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
西湖固然是美，但文人一波接一波的渲染造勢也是西湖名聲遠播的重要推手。宣傳做得太好也不一定是好事。上麵所講那位被皇帝點評的柳永，曾讚西湖“煙柳畫橋，風簾翠幕，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三秋桂子，十裏荷塘……”，時任金主完顏亮看後，遂起投鞭渡江之誌，“萬裏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峰!”臨安，臨安，臨末了的苟安之地，最後被匈奴的後裔完全征服。實際上，這些蒙古人已經侵占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趙宋江山僅是東起太平洋、西至黑海凶悍帝國的一135部分。
“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醒卻模糊。高墳武穆連忠肅，添得新祠一座無。”（明·張煌言），西子湖畔、棲霞山下，有座烙印在每個中國人心中的廟堂，叫“嶽王廟”，想想都很沉重。細雨綿綿，我將雨傘收了起來，站在“宋嶽鄂王墓”前，躬下身子，冰涼的雨水浸入我的項背，抬起頭來，混沌的天日不見一絲蹤影。1142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那時也過春節吧，就在人們張燈結彩歡度除夕的時刻，嶽飛39歲的生命走到了盡頭。臨終前，他寫了八個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天日能昭嗎？昭了又能怎樣？英雄無奈的終點就是江山徹底淪喪的開始。
很長一段時間，我在曆史的典籍中找尋，苦苦冥思，英雄嘔心瀝血捍衛的主人卻毫不留情搶奪了他的性命，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理由也是理由。
任何觀點都是經曆的產物。宋太祖行伍出身，武將造反，篡取了政權，死後留有遺訓：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者無罪；不得重用武將，要處處節製、提防。以後每個皇帝登基時都認真溫故一番。當時，南宋全部軍隊“趙家軍”40萬，而“嶽家軍”就20餘萬，還叫嚷著“撼山易，撼嶽家軍難”。
對照遺訓，看看當下，錦繡江山是小，座下龍輦為大。嶽飛不娶姬妾，不置私產，耿直坦蕩，風光霽月，一心救回二主，氣勢威拔。殊不知，主人時刻琢磨：真要接回那兩個皇帝，我算什麼？這樣就成就了千古英雄嶽飛。穿梭於嶽王廟裏的殿堂之間，我想，我們寧願看到嶽飛收複中原之後，攜帶家眷，躬耕二畝薄田，頤養天年；絕不要後人視為聖人頂禮膜拜，獻上足夠的虔誠敬仰。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杭州值得一看，但老實說，詩寫得更好一些。“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穿越千年時空，聽懂又有幾人？“臨安”值得一讀。
136第
七章
信仰
的軌
跡近年來，文物大省山西對外宣傳的力度持續增強，央視一套黃金時段反複播放山西風光和文化遺存的宣傳片，其中一則宣傳片片尾的鏡頭定格在被崇山峻嶺包圍中的平魯鳳凰古城，一座古式樓閣巍然矗立，盡管遙遠卻分外顯眼，它叫“鳳凰閣”。不是近幾年的重建，恐怕在央視很難看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古城。
與鳳凰閣一起建起的還有它右下方的千佛洞和左下方的道觀，廟宇殿堂將原本不高且不大的北固山擠插得滿滿當當。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北固山聚集“儒釋道”三方神聖，所以前來祭拜觀瞻的人絡繹不絕。
不管“盛世修廟”的說法是否準確，反正走到哪裏，剛修好和正在修的寺廟實在不少，有的按“誌”索驥，有的純屬應景。其實放眼晉北，名揚天下的古寺不乏其例：崇福寺、應縣佛宮寺、恒山懸空寺、華嚴寺、雲岡大佛等等。稍微留意，這些寺廟還是有些共性：一是大鳳凰閣多屬信奉佛教的場138所，二是建造時間都在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崇福寺的主殿彌陀殿建於金代皇統三年（1143年），應縣佛宮寺始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年），恒山懸空寺始建於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華嚴寺始建於遼代清寧八年（1062年），雲岡石窟始鑿於北魏興安二年（460年）……《明·應州誌》記載：“飯僧念佛，男女曉夜無倦。”《明·馬邑縣誌》說：“信鬼好祈，猶不免西晉之故俗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宗教在晉北廣泛傳播，由來已久。顯然通過宗教，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就會形成文化紐帶，潛移默化指導和規範自己的行為。這樣，思想共識、信仰力量為深度民族融合提供了最為平和、最為容易的環境氛圍。
石徑禪院有這樣幾副對聯：誠信取譽取信誠，厚德載福載德福；眼前無路想回頭，身後有餘忘縮手；你休耍鬼心鬼腸，我自有神頭神腦。
黃河
絕壁
上的
石徑
禪院
139那裏地方偏僻，去的人也不多，但門上的每一副對聯都很有現實意義，連佛門都不能自絕塵外，況且俗人？太圓滿了，就不是人生；太多缺憾，又會讓人對生命無所留戀。上帝總是掌控著一種微妙的平衡，既不會讓人惡生輕死，能夠在世間存活，也不至於對人生太過眷戀，而徹底翹首塵外。很多寺廟，供的是神、佛，其實說的還是人。
崇福禪寺朔城區，史上稱朔縣、膳陽、馬邑等。衙門的規製和機構屬於縣一級單位，所以縣城不大，人口不多，又長期處於邊疆之地，為數不多的古跡大多存留在縣誌的苦澀文字和老百姓口口相傳中，然而在周邊鬧市不曾停息的喧囂和曆經朝代更替的影響下，紅色的圍牆將靜與動完全阻隔，崇福禪寺獨善其身。
擴展來看，所謂文物古跡，廟宇居多，雖經自然、年代、戰爭等破壞，它們依然不倒，有的反複修繕，有的一直存在，特別是外族入侵，僅存的還是這些宗教的場所。一“修”，一“存”，背後顯示的是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卻有著相同的信仰，以崇
福寺
彌陀
殿140及對信仰的趨同和尊崇。
崇福寺始建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明代《崇福寺碑記》這樣記載：至遼契丹時，其地為林太師府署。統和間，地有靈光屢見，居人不安，複為僧居，因稱為林衙寺。至金熙宗皇統間，開國侯翟昭度始建彌陀大殿。天德年，賜名崇福禪寺。彌陀殿是崇福寺的代表性建築，匾額、塑像、壁畫、雕花門窗、脊飾琉璃被譽為“金代五絕”，特別是壁畫中的佛祖、菩薩，除了沿襲了唐代豐滿飄逸的風格外，有的竟然蓄起了胡子。
有胡子的佛像晉北還不僅此一處，應縣釋迦塔裏一樓釋迦牟尼的塑像，卷曲、高翹的胡子分外顯眼，這與人們習慣了的慈眉善目、圓潤幹淨的佛祖大有不同，佛陀戒律規定：不蓄長發、不蓄須髯。所謂六根清淨，也就包括了毛發。結合就是創新，思想隻有與實際結合才有生命力，宗教也不例外。佛教既迎合了統治者以道馭術的思想，又成為老百姓精神訴求的工具，特別是在少數民族統治時間較長的晉北，佛教超越漢語、契丹語、女真語、蒙古語等，擔負起高度共識的“第三種語言”，融和的多元性由此可見一斑。
彌陀殿中的“彌陀”，是阿彌陀佛的簡稱，信佛人的口頭禪，表示祈禱祝福或感謝神靈。一句“阿彌陀佛”超越了民族、語言、信仰，是深度融合的開始。
佛教盡管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但與其他相比，與我們習慣的認知還有很大的區別：佛教是徹底的無神論者；佛法是認識“心”的本性，佛就是“覺”，自覺覺人。佛的產生，佛法、佛經都是真實的存在，隻是後人累加主觀意願將曆史演變成傳說，甚至神話。鬼和神都是指人死之後的角色轉化，而佛是人活在當下的修行。這就是說，人們所說的“求神拜佛”最多對141了一半兒，真正的拜佛是在佛祖麵前，覺悟自己，像生育、求職、晉升、疾病治愈等都已超出了佛法的範圍。佛祖一再叮囑世人要看淡外在的一切，禪宗第六祖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後來，針對自己的修行，他說“迷時師度，悟了自度”。不明白的時候，老師度我。
等自己開悟了，自己度自己。
彌陀殿位於崇福寺的第四進庭院，殿內供有“西方三聖”，又稱阿彌陀三尊，中間是阿彌陀佛，左脅觀世音菩薩，右脅大勢至菩薩，是淨土宗的道場。任何外來文化一來中國，即使風靡一時，也會曇花一現，大多煙消雲散。但是能留下來的，“中國化”特點也十分明顯，佛教也不例外。淨土宗和密宗都屬“中國化”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第一進庭院金剛殿，二進庭院藏經樓以及三進庭院大雄寶殿都屬密宗的道場。
淨土宗屬漢傳佛教，密宗屬藏傳佛教。淨土宗強調“信願行”，相信淨土的存在，生前行善，善終後才能往生。該宗不需要修行功夫，任何人都可以帶業往生，晉北佛教多出於此。藏傳佛教強調“身口意”，即身體、語言、思想上做到與釋迦牟尼一樣，就能成佛。同出一門不同宗派卻在同一寺院受人禮拜，也體現了朔州長期處於戰亂前沿，多元、多樣、多變割據情況下，不同宗派的佛教在促進民族交流和融合中所作出的妥協和貢獻。
崇福寺身處鬧市，與外麵喧囂形成強烈的反差，“佛祖本是凡人做，隻怕凡人心不靜”。人們爭相跪拜的塑像或慈善或猙獰，但它們都始終沉默。不說話的佛，總是受說不完話的人祭拜。一個“靜”字，將神仙與凡人、厚重與浮躁，甚至成功與失敗完全割裂開來。“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賢”，出142自晚清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翁同龢的這副對聯，道理淺顯易懂，自古以來聖賢之人，越是遇到驚天動地之事，越心靜如水，沉著應對。在他的前朝，曾服務於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張廷玉，居官50年不倒，一生謹守八字要訣：“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外表的靜，給人以穩重大氣，內心的靜給予人的卻是覺悟和力量。靜也不是單純的平靜，而是人生沉澱在靈魂深處的智慧，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和最美的狀態。儒釋道不論佛之禪定，道之身定，儒之心定，都歸結在定力上。所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風吹不動”是一種修養，更彰顯能力。
楊絳先生在《一百歲感言》裏曾說，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一個品學卓然，遭遇人間大不幸的百歲老人，她所說的話，它的分量和內涵足以讓我們凝思。
當下社會，能靜下來更為不易，但方向對了，隻要堅持，成功隻是時間問題。浮躁的社會，心靜者勝出。走進崇福寺，自覺屏蔽喧囂，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萬物靜觀皆有悟，人生寧靜方致遠。
應縣佛宮寺應縣木塔形成的緣由和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釋迦塔是作為佛宮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興建的。
佛宮寺始建元代1056年，初名寶宮寺，元代1315年改為佛宮寺。遼金時期，塔樓已經失去了隋唐時同類型寺院裏作為中心的地位，這種構造集中反映了本土佛教寺院注重殿堂的143“中國化”模式已經越來越明顯。木塔明層都有塑像，一層釋迦牟尼高大肅穆，內槽壁麵有六尊如來畫像，人物造型圓潤，披帛飄舉，完全中原風格。三層塑四方佛，麵向四方。五層塑釋迦坐像於中央，八大菩薩分坐八方。
建立遼國的契丹族本來信仰巫教，南下中原著意吸收漢族先進文化，周叔迦《中國佛教史》說：“契丹接受漢族的文化，以佛教成為主流。”佛宮寺院建築中心的轉移和有胡須的釋迦牟尼都體現了佛教在傳承方麵逐步脫卸於外來模式，在思想和風格上向中土傳統和統治者的意誌讓步、靠攏。應縣在曆史上是晉北佛教較為盛行的地方，“十族之鄉，百家之閭，必有浮圖”。之所以寺院多、信眾廣，大的方麵，曆代以來佛教在繼承、弘揚上反對個人解脫的狹隘僧侶主義和墨守外來經典的教條主義，注重關愛眾生和現實世界。具體講，應縣佛宮寺通過山門仰視佛塔基本呈45度角，設計布局上更便於大眾觀瞻。遼代興建佛宮寺時，寺院就有僧眾200多人。民國初年到抗戰時期，全縣建有庵堂23處，僧尼300多人。也就是說，應縣有佛教盛行的傳統、基礎和氛圍。
1966年和1974年兩顆佛牙舍利的發現，為應縣佛宮寺在世界佛教界贏得了崇高的地位。據學者考證，上塔下宮的釋迦塔原本為供奉佛牙而建。“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佛教的道和法都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隻有環境、際遇和緣分都具備了才能應驗。關於應縣名稱的由來，《寰宇通誌》記載：“蓋以州北有龍首，南有雁門二山相應，故名。”我倒認為，應縣名稱來自於佛牙舍利和“遇緣即應”。應縣是龍興之地，後唐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以及遼代九個皇後（共十個）均來自應縣。《舊五代史》這樣記述：明年春（927144年），有僧自西域取回經，得佛牙大如拳，褐漬破裂，進於明宗（李嗣源）。九月九日是皇帝李嗣源的生日，當時叫應聖節，益州節度使為討好皇帝，便把現存的另一枚佛牙作為生日禮物獻給了李嗣源。明宗派人將佛牙送回老家，供奉於至今遺存完好，曾為皇帝家廟的應縣淨土寺。縣誌“建置沿革”中這樣表述：後唐時，以金城縣置應州。所以應縣的“應”，在文化上更貼近於“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的意境。從宗教的角度理解既應驗了佛與應縣的緣分，又是一種祥瑞吉兆。
中國古代教育的原則是“政教合一”，這裏的“教”指教育、培養經國治世的人才，而非宗教。這種人才的標準，即《周禮》裏確定的“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古代，寺院往往是所在地文化活動的中心，寺院教育通常都按照宗教理念塑造大眾思想。但事實上統治者往往借助寺院傳輸治國做人的道理，形成注重經典傳授和維持實踐的篤實虔誠的信仰風氣。應縣佛宮寺現存曆代牌匾54麵，為佛宮寺高深智慧的文化增添了舉足輕重的分量。
“釋迦塔”匾額懸於第三層南麵外簷，塔身中部，豎刻呈長方形狀，字體渾厚有力。明弘治三年（1490年）立。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始祖，佛教的一切都由他為起點，三個字也高度概括了木塔的前世今生。“峻極神工”出自明成祖手筆，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率軍北伐，住宿應縣，登塔賞玩時即興所題，匾額懸掛於第五層南麵。
“天下奇觀”懸於第四層南麵，為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所題。時年，皇帝朱厚照親率大軍在陽和（今陽高）、應州一帶擊敗入邊的韃靼小王子，登木塔宴請有功將官時，興奮不145已，有感而發。朱厚照活了31歲，在位16年。來應縣時26歲，應縣大捷也成為正德皇帝短暫生命最為輝煌的時刻。明史記載，武宗一生建樹全無，貪杯、好色、尚兵、無賴，所行之事，不受規矩束縛，劣跡詬病史書多處顯現。實際情況是在位期間，他不但做了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而且都很成功。盡管年輕，他做事卻剛毅果斷，早年誅殺明朝為禍最嚴重的宦官之一劉瑾，平息了安化王叛亂，打敗了蒙古王子，多次賑災免賦。
史書與實際不符的主要原因是：繼任者是堂弟明世宗，極力貶低前朝凸顯繼位天子的聖明。
佛宮寺，禪宗僧人長期住寺，按宗派來說屬禪宗。禪宗宗義的核心內容是“明心見性”，主張人的自性清淨，自性自悟，反照心源，頓悟成佛。從中國禪宗的發展來看，禪師們都把修持功夫專注於心性上，“悟”為禪修的樞紐。學者易中天在《禪宗的境界》裏說，佛教的根本是覺悟，而禪宗抓住了這個根本。一百個人看木塔，一百個人觀瞻佛牙，會有一百種心得體會，所謂瑰麗與平淡、偉大和普通，完全在於個人內心的“悟”。
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裏路，行萬裏路不如閱人無數，閱人無數不如名師指路，名師指路不如自己領悟。”我理解：讀書、行路、閱人、指路是途徑，是手段，也是鋪設，最後都要歸結到領悟上。倘若讀再多的書，行再多的路，閱再多的人，指出再高明的路，自己不去融彙消化，要麼死板硬套，要麼南轅北轍，所謂“書、路、人、師”反而會成為羈絆前進的障礙和負擔。
正德年間，代表朝廷剿滅寧王叛亂的是一代聖哲王陽明，他龍場悟道，並與實踐緊密結合，成為曾國藩、梁啟超、蔣介146石、伊藤博文等中外名人共同俯首的心靈導師。
有相鄰的南北兩座寺廟，每天早晨都要安排小和尚下山買菜。一天，南寺的小僧問北寺的和尚：“你到哪裏去？”北寺的和尚說：“腳到哪裏，我就到哪裏。”南寺的小僧無言以對，回來後問師父該如何對答。師父教給他說，如沒有腳，你到哪裏？
第二天，小僧早早等待，見麵就問：“你到哪裏去？”北寺的和尚卻說：“風到哪裏，我就到哪裏。”南寺小僧一聽，很是鬱悶，回到寺院又請教師父，師父又教他說，如沒有風，你到哪裏？這次南寺小僧似乎茅塞頓開，信心滿滿地在第三天見了麵。
“你到哪裏去？”北寺的和尚回答說：“我到市場去。”南寺小僧目瞪口呆，很氣憤地回去把情況告訴了師父。師父一臉無奈，盯著他說：“觀山嶽悟其靈奇，觀滄海悟其浩瀚，學貴用心悟，非悟無以入妙，阿彌陀佛，隻有悟出的東西才是自己的。”“真情妙悟鑄文章”這是當代國學大師範曾贈送楊振寧的一幅畫作上的題詞。《道德經》第一句說：“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用語言交流的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道。同樣真正的“悟”，是需要“悟”的，而絕非說的。
恒山懸空寺恒山懸空寺建於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五年（491年），距今有1500多年的曆史。按照道家“不聞雞鳴犬吠之聲”的傳統思想，當政者將道壇從大同遷移到渾源縣城南金龍峽西側翠屏峰的懸崖峭壁間。懸空寺是中國古代遺存下來唯一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獨特寺廟，原名“玄空閣”，取自道家的“玄”，佛家的“空”，貌似樓閣而得名，後改稱懸空寺。
147懸空寺距地麵高約60米，最高處的三教殿離地麵90米，因曆年河床淤積，現僅剩58米。“上載危崖，下臨深穀，背岩依龕，寺門向南，以西為正”。全寺為木質框架結構，先構棧道，再建懸閣，先營梁頂，後斫基廊，虛卻實之，實則虛之。
自古以來，凡看過或了解懸空寺的專家學者、遊客行人對其精妙建造均讚不絕口：把建築學、力學、美學和宗教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堪稱世界一絕。公元735年，詩仙李白遊覽後，寫下了“壯觀”二字，似乎仍不足以體現激動的心情，便在“壯”上又加了一點。明崇禎六年（1633年），徐霞客遊曆到此，稱之為“天下巨觀”。2010年12月，《時代》周刊公布全球十大最奇險建築，恒山懸空寺位列其中。
地處懸空寺最高層的三教殿內，供奉三座塑像，居中為釋迦牟尼，右側是老子，左側是孔子，三尊共居一室，耐人尋味。
北魏立國，拓跋族入主中原，在武力征服的同時，積極接受漢族文化，三教成為他們融入中原先進文化的途徑。太和十八年（494年），也就是懸空寺開建3年後，北魏遷都洛陽，全盤漢化，弘揚三教是漢化內容的重要部分，當時洛陽一地建佛寺就達一千多處。宗教的曆史一再顯示：它往往成為輔助教化、鞏固統治的手段，是治國理政的需要；另一方麵宗教能夠主動適應世俗統治的要求，積極宣傳順從避世的理念，發揮祈福消災、禮虔報本的宗教功能。東晉高僧釋道安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中華文化原本就是融合多民族文化因素的構成，具有恢宏博大、兼容並蓄的特點。儒家文化千百年來，一直被視為中原正統和士族文人安身立命的依歸，而佛、道二教的思想教義、信仰方式對普通大眾來講更具吸引力，更容易在實踐中操作，148特別是在社會矛盾劇烈，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儒釋道“三教”並立、融合，形成社會潮流也是選擇的必然。相比較，佛教較為溫和柔韌，它強調輔助教化、有益世用。道教教理的核心是神仙信仰，且與陰陽五行、道術方技緊密結合，但“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這一“本體論”思想成為中國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儒釋道三教有許多類似的觀點，比方佛家對人生看法悲觀，處事態度消極，追求超越的解脫，與道家主張“無為”相似。儒家“道德仁義”與佛家“慈悲為懷”相近等等。曆史上許多文人士大夫“外為君子儒，內修菩薩行”，蘇軾與高僧的關係過從甚密，流傳廣泛久遠的是與佛印“心中有佛，所見是佛”的故事。韓愈因反對皇帝迎佛骨被貶潮州，但他反佛不反禪，到潮州後與禪師參禪悟道，往來密切。
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三家思想的雜糅，三大聖人共處一室，充分彰顯中華文化的“容”性，真個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管子·兵法》中說：“和合故能諧。”就是說，有了和睦、團結，行動就能協調，進而實現共同發展。從哲學角度看，合則共存，分則俱損。“儒以治國，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在實踐中適為其用，也成為曆代士大夫普遍的信條。
佛語說：“能容納異己的存在，才能成就自己的偉大。”寬容別人，其實是在為自己拓展空間。自古以來凡成大器者，皆是寬容大氣之士。曆史上著名的“三把火”就是最有力的佐證。
劉秀，東漢開國皇帝，漢室中興之君。毛澤東對他讚許有加，稱他是“中國曆史上最會用人、最有學問，最會打仗的皇帝”。
劉秀大敗王郎後，部下在檢點公文時發現大量讚美王郎辱罵自己的信件，劉秀一封不看，當著大家的麵付之一炬。曹操，有149作為的政治家。官渡之戰曹軍勢如破竹，袁軍一潰千裏，袁紹父子狼狽逃竄，大批輜重、文書和珍寶丟棄，在繳獲的資料中也發現了大量許都官員與袁私通的書信，曹操立即吩咐左右，全部投入烈火，“糊塗”了事。南朝時，權傾朝野、雄霸一方的桂林王劉休範造反，大將蕭道成臨危受命率軍平叛，施巧計殺了劉休範，不少人不相信頭領已死，拚死頑抗，等攻克叛軍營壘後，蕭道成繳獲了數千份表達忠心、投身相依的“名帖”，他命令手下全部燒毀，一把火贏得了天下歸心。“三把火”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就要有容納異己的胸襟和氣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