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養小品一集》作者江幼農，1952年10月初版，5000冊。
《世界上最先進的蘇聯體育運動》沙巴諾夫等著，慧文譯，1952年10月初版，8000冊。
《斯大林與蘇聯文學問題》著者維立欽斯基，譯者慧文，1952年11月初版，5000冊。
《治淮雜記》作者薑鍾德，1952年11月初版，10000冊。
《中國文學論叢》作者王瑤，1953年2月初版，7000冊。
《列寧斯大林論文化和文化革命》著者斯米爾諾夫、阿勃羅申科，譯者慧文，1953年3月初版，10000冊。
《蘇北民謠》編者白得易，1953年3月初版，5000冊。
《新疆紀行》著者浦熙修，1953年4月初版，1953年17210月再版累計至21000冊。
《批判資產階級國家學說》作者吳恩裕，1953年5月初版，6000冊。
第四輯《老戲劇家王瑤卿及其他》作者魏泯，1953年6月初版，4000冊。
《高貴的人們》朝鮮李泰俊等作1953年7月初版20000冊。
2013年2月25日173錢君四十年代編的兩套叢書1938年7月上海“孤島”時期，藝術家錢君和朋友們共同創辦了一家小小的書店———萬葉書店，他們先從成本低的美術、音樂等方麵的學校教材入手，印書、裝訂采用欠賬的方式，致使書店運轉起來，業務逐步發展，出版了許多文學讀物，引起文學界和讀書界的注目。
對於“孤島”時期的這段活動，1979年10月錢君在《“孤島”文藝鉤沉》一文中作了簡略回顧，為人們研究萬葉書店的出版情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文中有雲：隨著《文藝新潮》的出版，我們又編輯出版了《文藝新潮小叢書》，它的意圖和《文藝新潮》一樣，是要在讀者中起著文藝這一武器的戰鬥作用。這個叢書中收有巴金的《旅途隨筆》，豐子愷的《率真集》，臧克家的《寶貝兒》，茅盾譯、卡泰耶夫著的《團的兒子》，適夷譯、高爾基著《茨岡》，靳以的《希望》，梅林的《敬老會》，鳳子的《八年》，豐子愷的《漫畫魯迅小說》，馬耳譯的外國短篇小說集《流蕩》，林玨的174《鞭笞下》，何為的《青弋江》，索非的《龍套集》，還有其他一些作家的集子，其名稱已記不起來了。這個叢書的裝幀，是由我整體設計的，如詩集《茨岡》和《寶貝兒》這兩本，全是都用新四號字排印，非常新穎。這個叢書，由於精選，所以無論從內容到外表，都受到讀者歡迎和好評，有的重印到三版，在孤島上有這樣的成績，是不容易的。
寫這段回憶時的錢先生已過古稀之年，以記憶寫出，難免存在一些史實上的失誤。他把《文藝新潮社小叢書》與萬葉書店出版的另一套叢書《萬葉文藝新輯》混淆在了一起，像豐子愷的《率真集》、鳳子的《八年》、臧克家的《寶貝兒》、梅林的《敬老會》都屬於《萬葉文藝新輯》。其次，他把不屬於這兩套叢書的某些作品，也劃歸到叢書中。
如豐子愷的《漫畫魯迅小說》和巴金的《旅途隨筆》等。《旅途隨筆》最早是收入到傅東華主編、生活書店出版的《創作文庫》中，後來開明書店也出版過，《旅途隨筆》當是《萬葉文藝新輯》中《旅途雜記》之誤。
由於錢君以當事人的身份講出，有人便把他的這段回憶奉為圭臬，不加細考，貿然征引，據我所見，頗有幾位先生是這樣做的：2001年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吳光華著《錢君傳》，第十二章《孤島文學鉤沉》中有雲：《文藝新潮》經曆了將近三年的複雜鬥爭，終於被租界當局扼殺了。但是，《文藝新潮》的抗日思想並沒有被扼殺。從1939年起，萬葉書店陸續推出了一批《文藝新潮小叢書》。
收入這套叢書的有：巴金的《旅途隨筆》、豐子愷的《率真集》、鳳子的《八年》、臧克家的《寶貝兒》、靳以的《希望》、茅盾譯卡泰耶夫著的《團的兒子》、適夷譯高爾基的《老175板》、瞿秋白譯普希金的《茨岡》、馬耳譯的短篇小說選《流蕩》等。這套叢書的裝幀，由錢君整體設計，莊重，清新，大方，博得了廣大讀者的好評，一印再印，有的印了到三版、四版，在“孤島”上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反響。
1998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程天良著《錢君及其師友別傳》第三十二節《孤島文學鉤沉》有雲：隨著《文藝新潮》的出版，萬葉書店又編輯出版了《文藝新潮小叢書》，收入這個叢書的，有巴金的《旅途隨筆》，豐子愷的《率真集》，臧克家的《寶貝兒》，茅盾譯、卡泰耶夫著的《團的兒子》，適夷譯、高爾基著的《老板》，瞿秋白譯、普希金著《茨岡》等等。這套叢書的整體設計和裝幀，均由書店總編輯錢君親自進行，以它的外秀內實，博得廣大讀者的青睞，在文學荒蕪的孤島當日，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我的業餘愛好是以微薄的力量購存一點新文學方麵的舊書刊，就我的經曆看，深感湊齊《文藝新潮社小叢書》《萬葉文藝新輯》這兩套叢書絕非易事。現根據自己所藏，並結合對相關資料的查考，對這兩套叢書略作簡介。
《文藝新潮社小叢書》共出版兩輯，為36開本，文藝新潮社編號發行，萬葉書店總經銷，由錢君、錫金主編。
第一輯之一、《茨岡》，長詩，[俄]普式庚著，瞿秋白譯。1940176年3月初版。
之二、《大樹畫冊》，漫畫集，豐子愷著，1940年2月初版。
之三、《懷祖國》，散文集，吳天著，1940年2月初版。
之四、《世界革命文藝論》，文論集，黃峰著，1940年3月初版。
之五、《鮑誌遠》，四幕話劇，[挪威]易卜生著，石靈譯，1940年2月初版。
之六、《麥地謠》，散文詩集，林英強著，1940年3月出版。
之七、《老板》[俄]高爾基著，適夷譯，1940年9月初版。
之八、《流蕩》（弱小民族短篇小說），[朝鮮]張赫宙等著，馬耳（葉君健）譯，1941年4月初版。
之九、《鞭笞下》，林玨著，小說散文集，1940年5月初版。
之十、《在南方的天下》，[蘇]普裏鮑衣等著，金人譯，1940年4月初版。
之十一、《青弋江》，何為著，通訊報道，1940年6月初版。
之十二、《活路》，羅洪著，短篇小說集，1940年10月初版。
這一輯中，還曾刊登過錫金著四幕劇《寧馨裏》的出版廣告，實際未能出版。錫金講：“這個劇本其實我一個字也沒寫。我開始有了寫這個劇本的計劃，和錢君談起，他就編進了這個叢書，並且登出預告。”（見錫金《關於〈文藝新潮〉及其他》一文）177第二輯之三、《香島祭》，莊瑞源著，1941年7月初版。
之五、《裏程碑》，梅藍著，1941年7月初版。
第二輯中僅知出版過這兩種，其他幾種，當年雖列入了出版計劃，大概由於各種原因，都未能麵世。這幾種是：西彥王（當是王西彥）的短篇小說集《命運》；黎君亮的短篇小說集《娜蒂》；錫金的戲劇《你要怎樣》；錢君編輯的《作家書簡》。
抗戰勝利後，萬葉書店又推出了《萬葉文藝新輯》。這套叢書36開本，由錢君與索非分別任主編，各集在正文前有“編者獻辭”，具有總序的性質，對了解叢書很有幫助，現抄錄如下：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隻是基於一種無能仰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這套叢書當年未做編號出版，1980年上海圖書館編印了一部《中國近現代叢書目錄》，也沒收錄這套書，它具體出版過多少種，目前沒有確切的可作依據的記載。據我所見有十三冊，也不一定全，現依版權頁標示的出版時間先後，列書目於下：鳳子著《八年》，1945年12月初版，索非主編。
林玨著《鞭笞下》，1946年1月初版，索非主編。由於該書曾編入過《文藝新潮社小叢書》，這裏的初版不能視為真正的初版。
178索非著《龍套集》，1946年3月初版，錢君主編，散文集。
巴金著《旅途雜記》，1946年4月初版，索非主編，散文集。
臧克家著《寶貝兒》，1946年5月初版，索非主編，詩集。
田濤著《希望》，1946年6月初版，索非主編，短篇小說集。
靳以著《血與火花》，1946年6月初版，索非主編，詩文集。
蹇先艾著《古城兒女》，1946年10月初版，錢君主編，長篇小說。
豐子愷著《率真集》，1946年10月初版，錢君主編，散文集。
梅林著《敬老會》，1947年1月初版，錢君主編，短篇小說集。
孫陵著《大風雪》，1947年4月初版，索非主編，長篇小說。
王西彥著《鄉下朋友》，1947年5月初版，錢君主編，短篇小說集。
莊瑞源著《孤獨者的靈魂》，1947年5月初版，錢君主編，短篇小說集。
這套叢書的封麵我見到兩種，都是錢君設計的，風格不同。一種選取了具有歐洲文藝複興時期插圖特色的圖案，帶些西洋韻味，這樣的裝飾設計在錢君的作品中比較少見，是他的一種探索。這個圖案作為一幅獨立的美術作品欣賞，我以為不錯，但拿來作書衣，未必合適，錢君自己大概也不滿意，後來他兩度編選自己的裝幀圖集，均不收這幅圖案。另一種的封麵，構圖簡潔，色彩單純，書名老宋體字的選用，更增強了作品整體的莊重穩定，作為書衣設計是成功的。
２００８年５月179新鍾書局與《新鍾創作叢刊》在我尋訪新文學書刊的過程中，所見新鍾書局的出版物不多，這家出版機構大約成立於1936年初的上海，名氣不大，似乎還聲譽不佳，屢遭詬病。唐在《晦庵書話·從空虛到充實》（三聯書店1980年9月出版）中寫道———記得新鍾書局出過一套《新鍾創作叢刊》其中有天翼的《洋涇浜奇俠》，有我的《海天集》，印刷既壞，錯字更多，幾乎每頁就有四五個，書一發行，老版就避不見麵，結果是卷逃而去，一分錢稿費不付，那時天翼寫信給我，主張聯名同他打官司，籌商之間，抗戰爆發，事情也就這樣結束了。
周楞伽的《傷逝與談往·混跡於上海灘的青年張春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也提到這家書局———一天晚上，曾編過《春光》、《漫畫漫話》的莊啟東同滑頭書商原文藝書局的老板李盛林（後改名李雄）來找我。原180來他們另起爐灶搞了個新鍾書局，準備出一套《二十六史》和《新鍾創作叢書》，要我編一本短篇小說集給他們列入叢書，並告訴我他們的書店設在三馬路同安裏。……新鍾書局隻租了一間前樓，完全是個皮包書商。
唐、周都是當年與書局打過交道者，他們的話當有所本。不過說這套書“印刷既壞，錯字更多，幾乎每頁就有四五個”恐怕也有些言重了，其中不免夾雜些個人恩怨。我們知道，過去作家是以筆為耕，靠賣文度日，他們辛辛苦苦寫的一部書稿，最終沒拿到一分錢報酬，這樣的事擱到誰頭上也會有怨氣，說些過頭的話可以理解。
新鍾書局的出版物，最為讀者熟知的當是1936年出版的《新鍾創作叢刊》。這套書一律32開本，分精裝、平裝兩種形式發售。叢書未標明由誰主編，實際是莊啟東負責編輯，那時他任新鍾書局總編（見《一個左聯士兵的求索·莊啟東簡介》，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關於這套書的出版緣由，當年發過一則“預約簡則”，是這樣寫的———近幾年來文藝單行本出得很少，這當然是由於社會經濟的衰落不景氣影響到整個讀書界。但過去出版界盡量印行粗製濫造的作品也實在給了讀者一個壞印象。我們發行這個叢刊一方麵想打破文壇的低氣壓；一方麵也想供給讀者一些豐富的糧食。內容兼收並蓄文藝理論長短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隨筆速寫曆史小品無不具備。這裏所發售的還是第一輯，倘若可能的話我們還預備第二輯第三輯的續出下去。
181與“預約簡則”同時刊出的還有入選第一輯的書目，共十六部作品，這十六部實際未能出全，結合相關資料我做了初步考證，確知出版九部，依時間先後的順序是：《平凡集》，文藝短論，穆木天著，1936年3月出版。
《如此》，雜文，王獨清著，1936年4月出版。
《洋涇浜奇俠》，長篇小說，張天翼著，1936年4月出版。
《慘別》，中篇，雷石榆著，1936年4月出版。
《田園集》，短篇，周楞伽著，1936年5月出版。
《再生集》，散文李輝英著，1936年5月出版。
《海天集》，散文唐著，1936年5月出版。
《路線》，短篇小說，馬子華著，1936年6月出版。
《自殺者》，散文、小說，莊啟東著，1936年出版（未標出版月份）。
另外七部大概未能出版，作為一條出版資訊也值得保存，他們是王任叔的短篇《三○集》、何家槐的短篇小說《木匠》、胡依凡的雜感《煙圈筆下》、郭沫若的小品《曆史小品》、歐陽凡海的散文《三朋友》、碧遙的劇本《去留》、侯楓的長篇《犧牲》。
未能出版，當然各有原因，比如那冊《曆史小品》，著者本人即不同意出版。那時郭沫若正困居日本，興許書局未與其打招呼，便做了出版預告，而且刊登得又如此草率，使他更加不滿，遂於1936年6月在《光明》第1卷第2號刊登的《癰》一文中予以指責。他說翻閱《東方文藝》雜誌，發現上麵刊有《新鍾創作叢刊》的預約廣告。而這廣告先前己在不同的刊物刊過兩次了,對這部書的介紹，最早是“曆史小品集，郭沫若，四角半”；再登時刪掉“集”字,變成“曆史小品，郭沫若，四角半”；這次又去掉一字,成了“曆史小，郭沫若，四角半”。循著這一字遞減例，若廣告再登三回，豈不成了：“曆史，郭沫若，四角半”182“曆郭沫若四角半”“郭沫若四角半”之後作者憤然寫道：“‘郭沫若’的價值弄來弄去隻值得‘四角半’。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鍾書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們向他們用複利算去討賬。”既然第一輯的書都未出全，那麼預告還將出版第二輯、第三輯則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2011年7月183周黎庵編“宇宙風社月書”20世紀30年代，相繼創辦《論語》《人間世》雜誌的林語堂，1935年9月又與陶亢德合作在上海創辦了《宇宙風》半月刊。越年8月，林語堂舉家去國，即把辦刊的權利交給了其兄林憾廬，但陶、林協作的並不愉快。據前幾年出版《〈宇宙風〉萃編》周黎庵所作的“前言”中提到過林憾廬，說他為人忠厚老實，但很古怪，不大會處理事務，這樣的性格便和頗有辦事能力的陶亢德格格不入。雙方合作一段時間後，隻好協議分家，《宇宙風》的牌子給了林氏，陶另辦了《宇宙風乙刊》，不過名義上二者仍是一家。
《宇宙風》與《宇宙風乙刊》，雙方各辦各的，經濟上完全獨立。
《乙刊》最初十多期是陶亢德獨挑大梁，但此時他兼編著《天下事》，還經營著亢德書店，一時忙不過來，到1940年1月《乙刊》編到第二十期時，便有了周黎庵介入。陶、周合辦到1941年12月日軍侵入租界後使其停刊。《宇宙風乙刊》共出版五十六期。
周黎庵進入宇宙風社後，除協助編刊，還主編了“宇宙風社月書”，這是當年較有影響的一套文學叢書。上海淪為“孤島”後，隨著大批文化人的相繼撤離，出版業受到削弱，除鄭振鐸等人主編的“大184時代文藝叢書”外，成規模的文藝叢書並不多見。這套“宇宙風社月書”，據筆者查考，已出版八冊，質量不低，從1940年1月至8月，每月一冊，給當時寂寞的文壇帶來了些許生氣。遺憾的是，如今這套叢書搜集不易，像叢書中《回憶魯迅及其他》一書，在權威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中未見著錄，整套叢書也未編入《中國近現代從書目錄》。鑒於此，我願作簡要介紹。
月書之一《回憶魯迅及其他》，1940年1月初版，收五篇回憶性散文，有鬱達夫的《回憶魯迅》、知堂的《錢玄同先生紀念》、畢樹棠的《憶王靜安先生》、趙景深的《吳梅先生》、錢歌川的《紀念王禮錫》。其中鬱達夫的文章，提及到他與魯迅的交往，通過對一些瑣碎小事的追憶，展示出魯迅寬闊的胸懷和人格力量。畢樹棠的《憶靜安先生》，為清華園的這位名士也留下了剪影。
月書之二《吳鉤集》，周黎庵著，1940年2月初版，1940年7月再版，收入《清代文苑雜錄》《關於太監》《文字獄的株連性》《談清人筆記》等十七篇文史隨筆。“吳鉤”，古代的一種兵器，作者序中在引用清代詩人黃仲則“昨夜朗吟渾未寐，草堂風雪看吳鉤”的詩句後說：“我很愛這一句，讀書人雖不必定要拿了一支劍呆看著，要亦不可無這種念頭”，可見他強調文字要有戰鬥性。遺憾的是，此時的作者已失去了當年同唐、柯靈等人一起寫“魯迅風”式雜文時的鋒芒，遁入到故紙堆中，甚至連那時寫下的文字都已不喜歡了。
月書之三《晝夢集》，畢樹棠著，1940年3月初版，1940年7月再版，收入《送年禮》《一個禮拜六的午後》《一個燈塔的故事》《自傳之一章》等散文十六篇，這裏既有對故鄉的懷戀，也有對學人的追憶。關於書名，作者在序中講，不過是因書中收有《晝夢》一文而圖省事罷了。但書的扉頁上，作者卻題下了這樣一行字：“紀念舊時的水木清華”。畢樹棠1921年即到清華圖書館擔任管理員，對這所名185校懷有很深的感情，他認為那裏“有詩,有畫，有靈感，有神秘”，藉著這本書他要重拾失去的舊夢。
月書之四《姑妄言之》，何容等著，1940年4月初版。《宇宙風》一直辟有“姑妄言之”一欄，專刊雜感，本書由刊在《宇宙風乙刊》上的作品結集而成。內收何容的《空說與實幹》、老向的《不必多言》、豐子愷的《藝術必能建國》、柯靈的《市樓獨唱》等十二人的雜文十三篇。
月書之五《全家村》，老向(王向辰)著，1940年5月初版，長篇小說。早在周黎庵編《談風》半月刊時，老向便受周之約請，在該刊連載長篇小說《尋心》，寫一位空軍英雄還鄉的故事。《全家村》即為《尋心》出版單行本時的改名。小說鄉土氣息濃鬱，充滿了風趣和幽默。
月書之六《流浪的一年》，羅洪著，1940年6月初版，收散文三十篇，主要記述作者在抗戰初期的一年半裏所經曆的動蕩生活和漂泊行蹤。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羅洪與丈夫朱雯一起攜家眷從鬆江出發，輾轉浙江、江西、湖南，直到在廣西桂林才安頓下來。這一時期，創作條件異常艱苦，作者寫得幾乎都是散文，收入本書的作品，展示了動蕩時期一個年輕女性的真實心態。其中《祖國的懷抱》《期待第一聲響槍聲》抒寫了流浪者的愛國心曲；《離開這小小縣城》《在燈光下》坦露了一個年輕母親既想為抗戰出力，又囿於家庭拖累而深深自責的情緒；《脆弱的生命》則因心愛孩子的夭折，抒發出對生命的感歎。總體看羅洪的創作成就，小說高於散文，但《流浪的一年》中的作品，對了解作家的生活經曆甚有幫助，應予以重視。
月書之七《百花洲畔》，朱雯著，1940年7月初版，收文二十四篇。本書編得很雜，分作七輯：一輯是抒情散文，其中《孤島大年夜》寫作者回到孤島後第一次過年的景象；《書室遺像》寫作者在桂林時，遙憶已毀的書室時流露出的感傷心情。二、三兩輯為作者流浪生活的旅途見聞。第四輯的兩篇為哀挽文，一篇是哭亡女，另一篇悼友186人。五輯的《局長》一篇是小說。六輯的兩篇為雜感。七輯的兩篇是序跋。書名《百花洲畔》，作者在序中解釋道：“不過從全集中偶然撿出一篇比較風雅的題名，作為全集的總名而已。”月書之八《西星集》，柳存仁著，1940年8月初版，收文七篇。其中《教書術》等三篇是散文，長達數萬言的《蛇足》為偵探小說，值得注意的應是《介紹研究〈老殘遊記〉的新文獻》《封神演義的作者》等考證文章。前幾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巨冊作者的《和風堂文集》，收入的全是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長篇論文，可見作者在起步文壇時，便走著研究學問的道路。
以上介紹“宇宙風社月書”的八種，不知是否存在遺漏。因為這套叢書究竟出版多少種，至今未見到確切的記載，倘有賢者為拙文作補充，則是筆者非常希望的。
2007年8月187鮮為一見的《北京文學》這裏說的不是仍在出刊由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學》，而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一份刊物。
１９２２年冬，時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的蹇先艾、李健吾、朱大等人，受“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於學校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文學社團———曦社。成立社團不是目的，他們需要有陣地來發表作品，就自籌資金，在１９２３年初，創辦了不定期刊《爝火》，僅出版兩期，終因經費不足難以為繼。此後，他們又在《國風日報》上創辦《爝火旬刊》，大約出版10期，也隨《國風日報》的停辦而停刊。１９２５年李健吾、蹇先艾從附中畢業後，李考進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蹇則進入北京大學法學院經濟係，而朱大早在一年前即進入了北京交通大學學習。有些辭書講，隨著社團這三位中堅的分道揚鑣，曦社１９２５年便無形解體。這麼說恐怕欠妥，因為１９２８年他們還以曦社的名義編輯了《北京文學》。
《北京文學》，３２開本，共出版兩期，每期薄薄的僅五十個頁碼，創刊號上無發刊詞，也未標編輯者，今從蹇先艾的回憶文章中知道那是他與李健吾一起合編的。兩期雜誌的封麵相同，以水墨畫作裝188飾，繪牽駱駝行走於沙漠的旅人在水邊暢飲甘泉。繪者署名“石”，待考。這兩期雜誌，還未標出版時間，翻查當年的報刊倒有線索可尋。
趙景深主編的《文學周報·文學近訊》（１９２８年７月）上這樣寫的：“北京的文壇消沉已久，現在又有《北京文學》的創刊了，第一期已出版，北京文化學社印行，每半月一冊，售五分。”可見第一期約在１９２８年６月上旬出版。再說第二期，從出版者“北京文化學社”改作“北平文化學社”考，“北京”改為“北平”在１９２８年６月下旬，第二期的《編輯雜話》中也透露：“本刊以後每月逢一和十六兩天出版，決不愆期，用副讀者厚望，”或許本期未能按時出版才有這樣的解釋，據此估計第二期出版於７月中旬。《北京文學》僅出版這兩期，因印數少，銷路不暢，文化學社認為無利可賺便給停刊了。文化學社是一家以出版教科書為主的機構，設在廠甸，但它也出版文學書，像沈從文的《篁君日記》（１９２８年９月），朱大、王餘杞、翟永坤三人的詩文合集《災梨集》（１９２８年１１月）等，隻是數量不多，遠不如北新、光華等書局那麼聲名顯赫罷了。
《北京文學》流傳極罕。前些年，韓石山先生為寫《李健吾傳》，多方搜集書刊，可惜也未見到此刊。在《李健吾傳》中，韓先生曾寫到了這份刊物，並引用了蹇先艾先生提供的一份目錄，應該說，這份目錄大體不錯，隻是蹇先生當時年事已高，手邊又不存此刊，不免小有誤記。如蹇先生說這是一份雙月刊，實為半月刊；又如目錄中不知為何漏掉石評梅的《偶然草》。其實，蹇先生非常清楚這篇作品，在《追憶石評梅師》一文中曾有過翔實的回憶：“１９２８年，我與李健吾為北京文化學社主編《北京文學》，健吾遠在清華，由我發稿，董魯安先生介紹評梅給這個刊物寫稿。健吾和我約了幾位撰稿人在中山公園柏斯馨咖啡館喝茶，評梅也應邀前來，這算是我們與她第二次接談，她喜歡沉思，話很少，後來她寄了兩篇散文給我，我在第二期《北京文學》189上給她登了一篇。沒有好久，文化學社忽然停辦了刊物，我隻好把另一篇作品退還作者，並說明原因。她回了我一封信，措詞很客氣。”刊登的這一篇即是散文《偶然草》。另外，還應該說說的是程鶴西先生，他在《北京文學》上既有創作又有譯作，但２００３年雲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厚達６００頁的《鶴西文集》中，卻未見收入其中的一篇，大概文集的編者也未見過這份刊物。鑒於《北京文學》有研究者關心，當事人的回憶又有小誤，而《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彙編》中它又未被收錄，借此把該刊的目錄抄示如下：第一期童年之別（長詩）蹇先艾懷魏握青君佩弦玄奘三藏穀崎潤一郎著鶴逸譯生機（獨幕劇）李健吾譯詩四首程鶴西薩麗在我們底巷裏Ｈ．Ｃａｒｅｙ作歌Ｃ．Ｇ．Ｒｏｓｓｅｔｔｉ作愛之遍在Ｊ．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作愛之堅誠Ｐｅｔｒａｒｃｈ作無名氏英譯鶴西轉譯噴煙圈兒（散文）東巒第二期一個兵和他的老婆（小說前兩章）李健吾晚春的歌（長詩）程鶴西偶然草（散文）評梅（一）蕙娟的一封信190懶人自白（散文）槐南玄奘三藏（續）穀崎潤一郎著鶴逸譯關於《我的生涯》（通信）李藻《北京文學》中還收有若幹則從外文轉譯的近似格言的文字，大概這即是蹇先艾為韓石山提供的目錄中開列的《文藝語錄》。此外還有書刊廣告，如為廢名的《桃園》、聞國新的《生之細流》所做的廣告。
這些廣告作為補白出現，每則約５０—６０個字，我懷疑是蹇先艾先生所撰，若屬實，無疑是先生未曾收集的佚文，值得相關研究者關注。
2005年10月191關於《新中國文藝叢刊錢》老作家李輝英先生的書話集《三言兩語》中，收有《從翻版書上看到的》一文，談到20世紀70年代初，在香港的市麵上買到一冊當地翻印的《新中國文藝叢刊》第一輯，上麵刊有他的短篇小說《某校記事》，看到這篇舊作，不免生出一點感慨：“我的不惜花上港幣三十五元買上這一本翻版書，多多少少也跟自己想買回自己這一篇作品有些兒關係，不是因為看見了這本翻版書，我簡直就記不得自己寫過這篇作品了。”無情的歲月已抹去某些曆史陳跡，李先生不僅忘記寫過這篇作品，連如何投給出版社的也語焉不詳了。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隨著中國軍隊的撤出，上海失守，原來在上海參加救亡運動的文藝工作者，有的退到內地，有的輾轉去了抗日根據地，仍留在滬上的，則利用英法租界的特殊地理環境，堅持著抗日愛國的文學活動。《新中國文藝叢刊》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出現的一份刊物，它不叫期刊而稱叢刊，主要是為逃避登記和檢查帶來的的麻煩。叢刊的編輯者注明“新中國文藝社”，實際上是由陳望道掛名主編，戴平萬負責具體工作，共出版四輯，３２開本報紙本印，劉增人等纂著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史論》（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新華出版社出版）192著錄為２４開本，不確。
《新中國文藝叢刊》的每輯，還另有一個刊名。第一輯名《鍾》，１９３９年５月１日出版，書名取自梅益翻譯的高爾基的一篇散文。創刊號上沒有發刊詞，書末“編者的話”中“願讀者們一同來教育他，撫養他，把它養成一個為民族為國家而戰鬥的健兒”的呼籲，恐怕說明了其辦刊宗旨。這個刊物的規模較大，設有短論、小說、報告、通訊、散文、詩歌、論著、雜文、書評、木刻等欄目，老作家源新（鄭振鐸）的《通俗文學的寫作》，巴人（王任叔）的《關於女兵》，蔣天佐的《什麼是抗戰文藝》，林淡秋翻譯的英國人勃脫蘭的報告文學《在晉北前線》，葉舟翻譯的英國霍爾夫人的詩歌《新中國進行曲》，都是充滿時代氣息，反映現實迅速的作品。創刊號上有六篇小說，李輝英忘記的那篇《某校記事》排在第一位，寫了身在淪陷區的學生精神上所遭受的沉重痛楚。林淡秋的《吳文奎》，寫了一位不滿社會腐朽、向往社會變革的小知識分子，過高看重自己，幻想多，實踐少，終於一事無成。散文創作中，有景宋（許廣平）的《街頭小景》，柯靈的《窗下》，另外韋佩（王統照）、鄒嘯（趙景深）、文載道（金性堯）、辨微（周木齋）、吉力（周黎庵）等人也有作品刊載，作者陣容赫赫，引人注目。
叢刊的第二輯名《高爾基與中國》，出版於１９３９年８月，為紀念高爾基逝世三周年紀念專號。編者崇敬高爾基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收入的全是高爾基的翻譯作品。譯者有什之（薑椿芳）、黃峰（邱韻鐸）、嶽昭（戴平萬）、應服群（林淡秋）、滿濤、蔣天佐、適夷、史篤、羅稷南等名家。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出版了叢刊的第三輯《魯迅紀念特輯》，因與魯迅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日恰好相近，編者約到七篇紀念性的文章，表示“此時此地的我們對於魯迅先生的崇敬”。雖僅七篇，份量卻不輕，景宋寫了《魯迅的日常生活》，由於身份特殊，文中披露了許多外人193無法獲得的獨家資料，對了解魯迅的性格，思想和嗜好有著重要作用。她多從人們忽略的細微之處入手，比如寫魯迅的愛吸煙：“每天吸煙總在五十支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煙，這時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燒掉的”，“他用的煙是廉價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獨用，一定分送些給別人，共同欣賞。黑貓牌的香煙他最愛好，可惜價錢貴，難得買來吸。還有一種似香煙粗細，用煙葉卷成的廉價品，吸起來似雪茄煙氣味，他也愛好，但氣息不好，我不歡喜，他也就不買了。偶然也吸雪茄煙，似乎並不很愛。煙灰缸卻一定要深而且大，放些水，省的隨風亂飛。煙嘴是在上海才經常用的，人又節省，總是吸到在不能拿，燒手了，這樣才棄掉。如果那些撿煙頭的遇到他，一定沒有好感，因為那一部分已經給煙油弄潮濕，不好再用了”。巴人的《魯迅的創作方法》，從作品的產生過程、典型的創造、環境描寫、關於文字技巧四個方麵對魯迅的作品進行了藝術分析。《魯迅與尼采》一文，相當深入地探討了魯迅與尼采的關係。作者洛蝕文（王元化）當時還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編者對他讚賞有加：“他以這樣的年齡，而能有這麼嚴正的精神來治學，真是可敬。”本輯還收有錫金（蔣錫金）、白鶴的文章及容納等集體改編的《長明燈》，特別是這後一篇，編者“後記”中的提示也是一則有價值的史料：“特為紀念而把魯迅先生的作品《長明燈》改編的劇本，是幾位愛好戲劇的青年的集體創作，聽說已於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日，十月十九日，在某大戲院演出了。劇本並不十分完好，但他們的努力，自編、自導、自演的精神，可值得嘉許”。
叢刊的第四輯１９４０年２月出版，名為《鷹》，取自書中滿濤翻譯的高爾基的一篇小說，這篇小說暴露出沙皇時代官僚專橫的醜態，也寫了被壓迫下農民群眾的痛苦和憤懣。本輯還有錫金（蔣錫金）的《荷花》、江天的《在海濱》兩篇散文，但更多的是小說創作，有八篇之194多，看成是一冊小說專號也不為過。
圍繞《新中國文藝叢刊》這塊陣地，一個顯著的特色是為剛剛步入文苑的青年作者提供了發表作品的機會。盡管這些作品誠如編者所言：“描寫尚嫌不夠精煉，好像被過多的題材所困住”，然而作者對“所描寫的題材，非常熟識，能夠真切動人”，所以“隻要稍有可觀，即予以發表的機會，（我們）並沒有貴族人家那麼高的門檻。”束紉秋用“越薪”的筆名在這裏發表了揭露上海金融界黑暗的小說《投機家》。
他長期做銀行職員，熟悉內情，這篇小說也成為他的代表作，後來被收入到《中國新文學大係（１９３７—１９４９）》的中篇小說卷。田青的《陸默》，“以清新簡練的文筆，描畫出一個有為的現代青年的姿態（編者語）。”木圭（武桂芳）的《圍巾》，以一條圍巾做紐帶，揭示出抵抗日貨的主旨。此外，司徒宗（孔令傑）和陽光也有作品登載。惡劣的政治環境，沒能阻止文藝新兵的湧現，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編者的發現並提攜，為他們步入文壇恐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新中國文藝叢刊》的刊齡不長，如今已成為上海“孤島”文學的一份重要史料，我保存的這套是幾年間陸續配齊的。其中《鍾》《高爾基與中國》《鷹》來的比較容易，那冊《魯迅紀念特輯》長時期未能得到，據我多年的購刊經驗，差的越少越難配齊，這事始終就在心頭掛上了一筆，直到近日才從潘家園冷攤巧遇，但是刊名已有變化，改為《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他》，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由重慶生活書店再版，土紙本印。“再版後記”有雲：“本書原名《魯迅紀念特輯》，現抽出其中《陸默》（田青）《春天》（嚴文井）《徘徊》（司徒宗）《墮胎》（許幸之）《亭子間》（魏金枝）《燈》（應服群）《紀念一個過難的人》（石靈）《憶》（鍾望陽）等八篇，改為現名出版。”這個再版本顯然不如初版本，不光內容有刪節，裝幀也不統一，紙張各異，放在一起總不大好看，不過我卻尋覓了幾年才得到，聊勝於無，不敢太挑剔了。
2009年11月195趙蘿蕤與《荒原》多年前，我於舊書肆我見過英國詩人艾略特的《荒原》一書，這是由趙蘿蕤女士翻譯的中譯本，書的扉頁上還有與趙女士結為伉儷的著名學者陳夢家先生的簽名。恕我當年對翻譯文學缺少興趣，這本書輕易地放棄了，後回想起來追悔莫及，為此曾在《不能忘卻的遺憾》的一篇拙文裏流露過惋惜之情。誰料世間竟有如此巧合之事，這書不知怎的最後輾轉到了我的一位書友的手裏。看到了我的那篇拙文後，不久前把《荒原》送給了我，這讓我不知如何答謝他。
艾略特的《荒原》發表於1922年，全詩分五章，共四百多行，它揭示了“一戰”以後在年輕一代中產生的迷茫、空虛及悲觀情緒，詩作一問世即在世界文壇產生了轟動。我國早期注意到艾略特文學成就的有溫源寧、卞之琳、葉公超等。但《荒原》遲至1937年才全部翻譯過來，人們不會想到，完成如此重任的竟是當時還在大學讀書的學生，這就是趙蘿蕤。
趙蘿蕤是著名學者趙紫宸先生的女兒，她生於1912年，小學就讀於蘇州的一所教會學校，一入學即開始了英語學習。她父親又特別注重對女兒國文的培養，小學時她的國文成績很突出，趙紫宸在196自費出版的詩集《玻璃聲》中幾次提到愛女，在一首詩的小注中他曾寫道：“蘿蕤時年十二，聰慧能作小說。”她的作文，也常得到當時在該校執教的女作家蘇雪林的好評。1928年，趙蘿蕤考入燕京大學中文係，那時該校中文係的名教授很多，如果在創作上尋求發展，她很可能會成就一番事業，可大學二年級剛結業，教英國文學的老師包貴思找趙蘿蕤談話，勸她改學英國文學，她被輕易地給說服了，於是轉學英文係。燕大畢業後，她考入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繼續深造，雖時有詩文發表，但更多的是把精力投入到外國文學的研究與翻譯上，以至最終成為一位出色的外國文學研究家。
趙蘿蕤最初是出於好奇才對艾略特的詩歌發生興趣的，她認為艾略特的這首長詩不同凡響。１９３５年５月便試譯了《荒原》的第一節，以後隨著好奇心的減弱，未能堅持下來。促使她繼續譯完這部作品的是詩人戴望舒。趙蘿蕤因創作《中秋月有華》等詩，投寄給《新詩》雜誌，進而與編輯戴望舒相識，那時戴望舒等人創辦的“新詩社”正有出版“新詩社叢書”的計劃，聞她譯過《荒原》第一節，督促她繼續翻譯完，並交他們出版。趙蘿蕤於是花費幾個月的時間，潛心翻譯，終於大功告成，還請老師葉公超先生寫了篇精彩的序文，１９３７年６月１日作為“新詩社叢書”第一種，推出了中譯本的《荒原》，這部書當年僅印了３５０冊，寒齋能有幸保存一冊，實屬幸事。
《荒原》一詩，素以艱澀難懂著稱，趙蘿蕤在書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為詩作注釋。她在《譯後記》中交待說：譯這一首詩，有許多難處：第一，是這首詩本身的晦澀，雖然要經過若幹斟酌，但譯出來之後若不更糊塗，至少也不應該更清楚；而且有人說這首詩的晦澀正是他的精神。第二，這首詩引用歐洲各種的典故詩句，一本原文，或為意文，或為德文，或為拉丁，或為法文，或為希臘文，而譯者都譯成了中文，並且與全詩的本文毫不能分別：197一則若仍保用原文，必致在大多數的讀者麵前，毫無意識；何況歐洲諸語是歐洲語係的一個係統，若全部都雜生在我們的文字中也有些不倫不類；二則若采用文言或某一朝代的筆調來表示分別，則更使讀者的印象錯亂，因為駢文或各式文言俱不能令我們想起彼德來爾、伐格納、莎士比亞或但丁，且我們的古代與西方古代也有色澤不同的地方；所以僅由注釋來說明他的來源。第三，就是這詩的需要注釋：若是好發揮的話，幾乎每一行皆可按上一種解釋（interpretation）,但這不是譯者的事，譯者僅努力搜求每一故典的來源與事實，須讓讀者自己去比較而會意，方可保原作的完整和體統。又有人說念這一首詩，先不必去理會他的注釋，試多念幾遍，在各種龐雜中求得一些意味，然後再細求其他枝節上的關係。
我手中的這本,上麵還保留了趙女士在某些注釋上作的文字修改，何時作的改動，已不可考。例如對原詩第69行中“史丹真”的注釋是：“史丹真是一種帽子的牌子”，改動後為：“史丹真是一種寬邊的呢帽的牌子”。對原詩432行中“希羅尼母”的注釋是：“簡短的把這個故事敘述一篇：希羅尼母……”，改動後為：“故事梗概如下：希羅尼母……”，像這樣的改動，書中還留下了很多，據說趙蘿蕤1979年還曾修訂過《荒原》一書，恕我手邊資料有限，不能一一比對了。但她對工作孜孜以求的精神，卻令人難忘。
我不敢說自己讀懂了《荒原》，但不會忘記贈送《荒原》書的那位朋友，我更不會忘記在那樣的年代，趙蘿蕤將艾略特這首偉大的詩篇，介紹給了我們這塊土地上的讀書人。如今我不是該對此說點什麼才是嗎？
2003年7月198趙家璧編《我的良友》《我的良友》（上集），1946年1月初版於上海，這是為紀念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創業二十周年，由趙家璧約請作家撰文編就的一部散文集。
良友圖書公司1925年由伍聯德創辦，之後十多年間，從最初隻承印小報式畫報為主的印刷公司變成出版多種書刊的出版公司。特別是趙家璧進入良友後，業務更是不斷擴大，出版了大量進步的文藝書籍，如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的《中國新文學大係》《良友文學叢書》《良友文庫》等，都是他一手策劃的。這些書，內容好，裝禎也精美，在出版界贏得了廣泛聲譽，趙家璧也得到了眾多作家信任，可以說，當年全國第一流的作家，幾乎都在良友出版過書。但上海“八一三”事變後，極大地影響了公司發展，地處戰區的良友，損失慘重。一度曾停業，並且公司還幾次遷移。1945年3月當良友遷到重慶複業後，想到公司這二十年間所經曆的坎坷，趙家璧便借鑒開明書店成立十周年出版文集《十年》的作法，擬編輯一部《我的良友》，作為紀念。
為編《我的良友》，趙家璧參考了美國《讀者文摘》中引起讀者很199大興趣的《我所最不能忘懷》這一欄目，發信邀請時在重慶的二十位著名作家為該書撰稿。在文章的內容上，趙家璧不要求作者一定要涉及到良友公司，而是建議“請你寫你生平最不能忘懷而值得紀念的朋友，活著的好，死去的也好；真有其人的好，理想中的人物也好。
你可以把它寫成一篇傳記，或是小說，或是散文。篇名自定……稱為‘我的良友’”（見《我的良友·前言》）。信發出後，編者打算把這二十篇文稿一次刊印，但具體運作時，由於部分文稿一時未收到，遂作變通，改分上、下集出版，先收到的十篇作為上集，在重慶付排製型，後帶到上海印了第一版，而下集，因良友公司返滬後內部起爭端而歇業，遺憾地未能續出。如今我們已無從知道這後十篇的作者是誰？更不知其文章寫成了沒有？
《我的良友》（上集），收入的十篇均為散文，首篇為巴金的《一個善良的友人———記念終一兄》，寫的是好友繆崇群，一位在抗戰勝利前夕孤寂地病死在重慶北碚的散文家。文章追述了二人十多年的交往經曆，對這位善良正直的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並對其文學創作做了確切評價：“那些洋溢著生命的呼聲，充滿著求生的意誌，直接訴於人類善良的心靈的文字，那些有血有淚、有骨有肉、親切而樸實的文章，都是你的心血的結晶，它們會隨著明星長存，會伴著人類永生”。茅盾為本書寫的是《記Y君》，Y君即共產黨人惲代英，文中對這位革命家的行蹤提供了一些珍貴的史料，值得重視。此外，像冰心的《我的良友———悼王世英女士》、靳以的《記憶裏的花朵》、老舍的《三函良友》也都是堪可一讀的佳篇。
《我的良友》當年出版時，印數不多，趙家壁先生晚年回憶說：“此書一九四五年八月在重慶付排，一九四六年一月在上海初版，印數極少，至今多數圖書館均無收藏”（見《老舍和我》）。我早就知道有這冊書，但多年來訪求不遇。手邊的這冊是朋友後來慷慨贈送的，還200是翻譯家陳冰夷先生的舊藏，書名頁上留有陳先生的墨筆簽名。有時想想，一本書的下落實在不可捉摸，誰能說清它最後的歸屬呢？
良友公司停業後，趙家璧在老舍的資助下，又辦起了晨光出版公司，《我的良友》重新印過一版，內容未作變動，僅書名改成了《可紀念的朋友們》。如今連這本《可紀念的朋友》也不容易見到了。
2004年6月201謝冰季的《溫柔》女作家冰心讀者都熟悉，但她的三弟謝冰季也曾致力於文學創作，知道的人或許不多。一些專業辭書，對其或不作介紹，即便有介紹，也很簡略，甚至還有失實之處。倒是冰心在《關於女人》《關於男人》二書中，為其留下了些許史料，可供我們參考。
謝冰季1910年生於福建，原名謝為楫，因姐姐啟用冰心的筆名，他遂改之為“冰季”。在他幼年時，就喜歡與冰心一起聊天，冰心的《繁星》自序裏就曾記載下她與弟弟們圍爐讀詩的情景。謝冰季最初的作品，大概是發表於《晨報副刊》上《我們的姐姐》一詩，那年他才12歲。此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文學的興趣逐漸濃厚，特別是在結識了作家沈從文、丁玲之後，其創作更加勤奮，在《紅黑》《新月》《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作品。可惜的是1931年他到英國考上了利物浦的海上學校作了航海生後，基本上中斷了文學創作。謝冰季雖然隻進行了短短三四年的文學曆程，卻為文壇貢獻了兩冊短篇小說集，一冊是《溫柔》，另一冊是193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幻醉及其他》。
《溫柔》，1929年11月由光華書局出版，32開毛邊道林紙印，202內收5篇小說。正文前有沈從文先生以《冰季與我》為題寫的序，序中介紹了作品未結集前先拿給了沈先生過目，求其修改，沈先生卻認為“應當讓冰季去發現自己的疏忽才是”，並對冰季“用文字解釋生活攙入人生的第一步”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還希望他“應當乘年青時知道生活以外的事，應當去經驗同體會”。
從內容上看，書中各篇主要寫的是男女之間的戀情。《初次得到異性溫柔的一個孩子》，講遠離父母到異地求學的一個大學生，整天埋首書本的這種寂寞生活使其厭倦。後在咖啡店遇到一個家庭生活困難而輟學的女招待，她的美麗外貌及溫柔的語言填補了大學生空虛的心，為此產生了戀情。《月》寫一個到日本求學的男子，苦戀著在國內時僅相會過一次的女中學生，頻頻地寫信向其求愛，均得不到回響，以至最終病倒在醫院中。《刑場》，原以《單戀的幻滅》為名，最初刊載於《新月》雜誌的3卷9號，講述了一個汽車司機每天路上總會遇到一年輕女子，這女子偶然望望車子，竟使他感到“有一種力量，從女人眼裏射到身上”，於是獲得了片刻的滿足，直到有一天，他不幸把這女子撞死，自己也走上了刑場。總的來看，由於作者涉世不深，視野不廣。他寫的這些戀愛小說，展示的僅是社會生活的一個角落。但也並非毫無意義，人們仍然可以諦聽到“五四”巨潮的回響，即對個性解放的追求，對戀愛自由的向往，對幸福生活的憧憬。
應著重提的是，收入本書的《潘巧雲之死》這篇曆史小說，它根據家喻戶曉的梁山好漢石秀幫助楊雄殺死其妻潘巧雲的情節改編，作者卻翻出了一個全新內容，是一次再創造。它把原來以淫婦麵目出現的潘巧雲作為正麵形象來處理，寫出了她作為一個青年女子有愛與不愛的權利，也有著自己合理的要求包括生理上的需要。作者改編的目的是明顯的，已帶有所處時代的烙印，不泛現實意義。
自《溫柔》後，謝冰季又有小說集《幻醉及其他》出版，顯示出他203已從單純描寫男女戀情的領域進入到了展現廣闊社會生活的天地，遺憾的是，作者後來因故而中止了文學創作。若論文學成就，謝冰季顯然不及他的姐姐冰心，但，凡在新文學旅途上辛勤耕作過的人們，似乎都不應無聲無息地就此湮沒，對著名作家謝冰心是這樣，對謝冰季這樣的文壇過客也當如是。
2008年3月204《背上了十字架》及其他老作家金性堯先生近幾年出版了多本隨筆集，已為讀者所熟知。本文不談金老，而由他聯想到其夫人武桂芳，上世紀上海淪為“孤島”時期的一位勤於筆耕的女性，如今的讀者對她已經陌生了。
武桂芳（1915—1990），浙江定海人。上海“孤島”時期，在許廣平的介紹下，她參與過《婦女》《上海婦女》《文藝通訊網》等報刊的編輯工作，並以“桂芳”“木圭”（從“桂”字拆開而來）的筆名在《魯迅風》《新中國文藝叢刊》《正言報·草原》《蕭蕭》等刊物上發表作品。她的散文收在與白曙、石靈等人合著的《鬆濤集》一書，小說則有短篇集《背上了十字架》問世。可惜的是，這位初露才華的文學新人，猶如彗星從夜空中劃過一般，隻進行了短短幾年的創作，待上海淪陷後，她便隱離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