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來，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在與西方的接觸中，確認了歐美的“強勢地位”和“文明形象”，同時也確認了日本和中國的“弱勢地位”和“愚昧品行”，從而在認識上不僅完成了自我否定，也完成了對中華文明的否定，其世界文明中心觀由此實現了從中國向西方的轉換，確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觀”。
明治維新後，日本知識界也確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觀。思想啟蒙家福澤諭吉在1875年寫下舉世聞名的《文明論概略》一書，把世界文明劃為文明、半開、野蠻三個層次，歐美各國屬於文明國，而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屬於半開化國，非洲及澳洲屬於野蠻國。“野蠻—半開—文明”是人類發展的階梯，處於野蠻和半開狀態的國家都隻有朝著文明的方向發展方可維護國家的獨立，故福澤宣揚“西洋人是吾人之師，西洋國家是吾國之師”，呼籲日本要改換門庭，脫胎換骨，向歐美學習。《文明論概略》作為當年最暢銷的書籍，對日本社會產生了一次可謂洗腦性的衝擊。
日本的文明中心觀之西移，勢必影響其對華觀發生變化。從確立西方文明中心觀到甲午戰爭開戰前，日本的對華觀一直處於分裂狀態，既包含在精神文明上的蔑視，痛罵中國“頑固保守”，又包含在物質文明上的畏懼，宣揚“中國威脅論”。
甲午戰爭前，日本已經基於近代西方文明論，批判清朝是新文明的敵人、舊弊陋習的帶菌保護人，指責中國是“頑迷愚昧的一大保守國”，對於中國固守封建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社會風氣等產生了強烈的蔑視感。
福澤諭吉可謂是嘲諷中國“頑固保守”的領軍人物，1883年他寫下《支那人民之前途多事堪憂》一文，提出“中國曆史停滯論”，批判中國固守傳統、食古不化。即：
支那乃古聖人之國……二千餘年之古法持續到二千餘年之末世，年年歲歲，人變法不變……安於自家固有之文明，墨守古聖人之遺法不知改遷，鎖閉於東洋之一小桃源，……何況將二千餘年前尚處於未開蒙昧時代之古聖人語錄，定為管束人間言行之萬世不易之規則，政治主義、社會組織，自有生民以來，未嚐進行過一次局部性改革。億兆生民將二千餘年間之勞力，都消耗在幾百遍周而複始之同一長途中。
“中國曆史停滯論”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後日本基本上維係了這一觀點，並以此為據鄙夷中國。福澤還批判中國“頑迷倨傲”，不願學習西方。即：中國“自負國土廣大，蔑視他國，且數千年來沉溺於陰陽五行之妄說，放棄了追求事物真理之根本原則”，故早在1792年就開始與英國正式交往，但“百年來既無研究西洋書籍者，又無試用西洋器物者。其改進之緩慢遲鈍，著實令人震驚”。1882年9月，福澤還在《時事新報》上刊登了今泉一瓢的漫畫《北京夢枕》，諷刺清朝在列強不斷侵略亞洲的形勢下依然高枕酣睡、倨傲自大（參見圖1-1）。
正是基於近代西方文明論和對中國“頑固保守”的認識，甲午戰爭前日本出現了“東洋盟主”論及“脫亞入歐”論。就連1880年代初期盛行的“興亞主義”思潮及其運動，也普遍存在擔當“東洋盟主”的意圖。福澤諭吉也曾以抵抗西方侵略亞洲為口號，倡導以日本為盟主的“亞洲連帶論”，宣揚“亞洲東方堪當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但是，1885年日本通過甲申政變及中法戰爭看到其首要敵人不在西方而在中國，於是福澤大聲疾呼“為成今日之謀，我國不可待鄰國開化而與其共興亞細亞，莫如脫離其行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脫亞入歐”論出台以後，日本社會出現了蔑視中國的風潮。
圖1-1
出處：比格·田口米作、酒井忠康、清水勲編：《甲午戰爭時期的漫畫》，東京：築摩書房，1985年。
然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對華觀並不是沿著“蔑視”的軌跡單線發展的，在其複雜的對華態度中還存在著畏懼的一麵，宣揚“中國威脅論”。日本畏懼中國的內容主要體現在物質領域：一是中國在人口、國土等資源上對日本來說是一個超級大國；二是洋務運動後，中國在器械文明方麵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1880年代後半期日本國民處於“一聽到清國新造了一艘軍艦，便像得了頭痛病一樣擔心”的狀態。《日本》雜誌也將中國廣大的國土、眾多而勤勞的人民、璀璨而悠久的曆史、新銳武器的進口、北洋艦隊的興建、龐大的陸地常備軍以及中法戰爭中的不俗表現總結為甲午戰爭前世界有關中國的正麵印象。就連向來嘲笑中國是“愚昧保守”之“老大帝國”的福澤諭吉也在1882年的《兵論》中談到：“支那近來非常致力於製造新式兵器”，“陸海軍不僅可與日本匹敵，而且海軍是日本的近一倍”，誇讚中國物產豐富、國富民勤，害怕中國依靠豐厚的資本引進西方軍械及其製造方法，“驟然之間於東洋出現一大強國”。即使是在發表“脫亞論”以後，福澤依然讚賞中國引進器械文明的效果，對中國“已經擁有東洋第一流之海軍實力”流露了欽羨之情，評價世人通過中法戰爭“吃驚地看到清國並不弱，法國並不強，尊敬支那之念與以前相比增加了幾倍”。
日本言論界的旗手德富蘇峰也屢次倡導“中國威脅論”。1887年德富就把清朝看作一個具有潛能的競爭對手，稱“鐵道鋪設之日，乃支那活動之日、支那帝國組織之日、內政整頓之日、防禦外敵之日、商業昌盛之日、天下太平之日、文明富強之日”。1891年德富將中國視為日本的強敵，宣揚中國旺盛的人口繁殖力、勤勉的國民氣質和強勁的忍耐力、外交政略上的“狡猾”等，都使其成為一個值得恐懼的國家，將來在印度洋、太平洋、南洋的貿易競爭中必將成為日本的勁敵。在甲午戰爭開戰前夕，德富和竹越與三郎都誣蔑中國的曆史是一部侵略史，中國人是“具有山賊般天性的侵略人”，宣揚“清國大為覺醒之時，乃最為危險之日”，叫囂在亞洲建設“大日本”是老天賜給日本的特權，而清朝是阻礙這一特權的敵人。
可見，在明治初期日本的對華觀確實處於精神文明上的蔑視與物質文明上的畏懼並存的狀態。然而，正如福澤諭吉提倡的文明開化應“先精神後物質”所顯示的那樣，日本精英階層對中國精神文明的蔑視是絕對的、主要的，而對中國物質文明的畏懼則是相對的、次要的。而且，日本輿論界宣揚的“中國威脅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威脅，而是在其自身向朝鮮及世界擴張的過程中感到中國是其龐大的障礙，企圖通過宣揚“中國威脅論”，強化日本國民的危機感與敵愾心，鼓動日本政府擴軍備戰，進而煽動日本舉國發動戰爭。
上述複雜的對華觀在甲午戰爭開戰前夕呈現出戲劇性的變化。1893年日本高層對於中日兩國以軍事實力為標誌的物質文明對比評估也發生了轉變。日本近代軍隊的締造者山縣有朋在1893年10月的《軍備意見書》中就根據相關情報確信清朝於1885年以後在軍事上沒有可觀的投資和重大建樹，軍人吸食鴉片、精神頹廢，即：
察清國動向，1874年的台灣戰役以來，數年間其兵製進步非常迅速，但1885、1886年以後稍稍陷入衰退狀態，福島安正曾作為北京公使館武官常駐清國，此次又經過支那內地，目睹鴉片之毒害已深入軍隊，誌氣衰微，令人震驚。……夫兵之要在於精煉，精煉絕非二、三年就可練就。
與中國在軍事上的不思進取相反，日本卻在1885年受到中國購買定遠、鎮遠兩艘巨艦組建“東洋一流”海軍的刺激，上自天皇下至軍部、政府、輿論界都致力於以中國為假想敵加強陸海軍備，並在1893年取得顯著成效。該年，日本政府大體完成了既定的擴軍計劃。根據戰時編製，陸軍擁有七個師團，兵力為12萬以上，若加上十餘萬的後備兵力，則可調動23萬人。在海軍方麵，海軍以擊沉清政府北洋艦隊的主力艦為目標，建造了大型軍艦，嚴島、鬆島、吉野三艘4000噸位的巡航艦於1893年均已竣工，橋立、秋津洲等巡航艦也於1894年竣工。至此，山縣認為今後十年內，能成為日本敵人的已經不再是中國而是英、法、俄，在軍事領域表現出了對華優越感。
可見，在甲午戰爭開戰前夕，日本高層已有很大把握戰勝清朝，不僅在精神文明領域，而且在物質文明領域也滋生了相對於中國的優越感。
誠如嚴紹璗所言，日本人的對華觀是一種心理認知狀態，它會上升為意識形態，並轉化為一種行動激情。同時，在某一階段存在的意識形態對日本認識中國的心理狀態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近代中日兩國在麵對西方入侵時，對待西方文明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態度。鴉片戰爭使日本認識到世界文明的中心西移，隨之日本拋棄了長久以來拜中國為師、吸收中華文明滋養的傳統，而轉向西方學習。日本認為亞洲要想擺脫西方的侵略、維護獨立，就必須在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文化習俗等領域進行文明化，亦即全麵近代化。甲午戰爭以前的中國則堅持“中體西用”的理念，保持中國固有的政治體製和道德文明，隻采取西方的技術來強化軍事實力。如此，中日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形成一種對立。清朝認為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習俗上的西化是“輕佻躁進”，嘲笑日本是“模擬歐洲文明之皮相的一個小島夷國”，而日本則侮蔑中國是一個“頑迷愚昧的一大保守國”。這一意識形態的對立表現在甲午戰爭時期就是“文野之戰”論。甲午戰爭開戰之際，日本知識界或為日本發動戰爭尋找理論根據，或為其正名，其核心的理論便是“文野之戰”，即代表歐美現代文明的日本，與野蠻而不肯接受新文明的中國之間的戰爭。
“脫亞論”者福澤渝吉公開宣揚“文野之戰”論，詭辯甲午戰爭“雖然起於日清兩國之間，但尋其根源，則是謀求文明開化之進步者，與阻礙其進步者之間的戰爭，絕非兩國間的戰爭”。“本來日本人對於支那人絕對沒有私怨，沒有敵意”，戰爭的本質“並非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事情，而是一種宗教之爭”，是“隻以世界文明的進步為目的”。
所謂“文野之戰”的提法，企圖以文明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根據，這並不是福澤渝吉的專項發明，而是當時日本的普遍輿論。國粹主義、亞洲主義者陸羯南也將戰爭的責任推卸到中國不遵守《天津條約》上，認為戰爭是使清朝徹底承認朝鮮的獨立，使之在維護亞洲的獨立上與日本提攜合作的唯一手段。他聲稱：“清國乃無信義之國。故欲使之履行盟約，就有日常向其展示威力以監督之的必要。彼無權享受作為主權國所應給予的禮敬”，斷定清朝是“東洋之一大野蠻國”，“王師之勝敗乃是文明之勝敗也”。
後來轉為反戰主義的基督教信徒內村鑒三也用英文發表題為《甲午戰爭之義》的文章，附會甲午戰爭是一場義戰，認為日本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國，而清朝是代表舊文明的大國，二者的衝突難以避免。甚至連“中國威脅論”者德富蘇峰和竹越和三郎也叫囂“欲宣傳文明於東洋，勢必先向清國宣傳文明”。
“文野之戰”論不僅是日本知識界的主張，同時也是日本政界的有力武器。在甲午戰爭開戰前，時任外相的陸奧宗光就講：
……我國在維新以來茲有二十又七年，政府、國民皆積極致力於吸取西洋文明，進行百般改革，取得了長足進步，幾乎一改古日本之麵目，使當時為先進國的歐美各國都對我新日本之勃興驚歎不已。然清國則依然墨守往古之舊習，麵對內外之形勢毫無改其舊習之狀。一衣帶水之兩國，呈現出一國代表西歐文明，一國則固守東亞舊習之奇觀。我國亦曾有漢儒之流稱彼國為中華或大國，頗不顧屈辱本國，那是崇慕彼國的時代。而今我侮稱其為玩迷愚昧之一大保守國，而彼則視我為輕佻躁進，嘲我為模擬歐洲文明之皮相的小島夷國，二者感情水火不容，終將發生一大爭端……其起因定在於西歐之新文明與東亞之舊文明之衝突。
1894年6月15日，伊藤博文內閣決定了對清開戰方針。7月25日，日本海軍在朝鮮牙山灣口豐島西南海域襲擊中國海軍艦船，挑起甲午戰爭。
總之，日本在打破“中國文明中心觀”、建立“西方文明中心觀”後，便企圖將“西方文明—東方野蠻”的文明範式移植於東亞內部，建立一種“日本文明—中、韓野蠻”的對立圖式，並借此侵略朝鮮和中國。“文野之戰”論的宣傳恰恰成為這種野心的體現。盡管甲午戰爭的爆發原因不在所謂文明與野蠻的對立，而在於日本擴張型的國家戰略，但這種“文野之戰”論的宣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對立的表現形式，不僅煽動、激起了日本人民參加戰爭的熱情，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提供了所謂“正義”的依據，同時還為緩和西歐、特別是英國對日本發動這場戰爭所持有的異議發揮了一定作用。而且，它所樹立的日本“文明”，中國“野蠻”的對立圖式，構成了日本民眾對華觀逆轉的重要語境，如同指南針一樣引領了日本民眾的對華觀朝著蔑視的方向運轉。
二 日本對華觀的全民性逆轉
戰爭的勝負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及國家形象。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影響了日本民眾的對華觀，使之實現了有史以來首次從“仰慕”到“蔑視”的全民性逆轉。
從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第一遊擊隊在豐島海麵對北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挑起戰爭，至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曆經近九個月、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從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戰爭是在朝鮮半島及其海麵進行。先有豐島海戰和成歡陸戰，後有中日陸海決戰的平壤之戰和黃海海戰”。第二階段，從9月18日至11月22日，“戰爭是在鴨綠江北岸和遼東半島進行，主要有鴨綠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第三階段，從11月23日至1895年3月29日，“戰爭是在遼東、遼南、遼河下遊、山東半島及澎湖島進行。主要有遼東之戰、遼南之戰、遼河下遊之戰和威海衛之戰”。
日本民眾主要是通過報紙、參戰親朋寄來的信件獲取關於戰爭的消息的。報紙、雜誌作為19世紀下半葉人類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在向日本國民傳播甲午戰爭的消息並使之形成共有的對華觀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日本各大報社為了進行戰爭報道，都紛紛派出了特派員到戰場，並委托一些從軍人員以及僑民收集戰爭情報。特派員若被軍隊正式采用為從軍人員就成為從軍記者。
在1874年的台灣出兵以及1877年的西南戰爭中，日本報社也派出過從軍記者，甲午戰爭中，日本從軍記者的數量和規模急劇擴大。根據參謀本部編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從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即從出兵朝鮮到占領台灣，日本66家報社，派出114名從軍記者，另有11名畫工、4名攝像師從軍。除了陸軍從軍記者之外，還有若幹名海軍從軍記者。另外，在發動甲午戰爭以前，日本已經向朝鮮派出第九旅團，其中有32名從軍記者。開戰以後，日本組建第一軍、第二軍，從軍記者則從屬於軍司令部或是團司令部，隨著作戰的變化而隨往前線。在被允許派遣從軍記者的66家報社中，絕大部分是東京的報社，有一部分是地方報社，但其人數被嚴格控製在1—2人之間，縣廳所在地的報紙大多轉載其他報社從軍記者的報道。地方上的老百姓則通過警察署或郵局獲取戰爭信息。
在甲午戰爭中派遣從軍記者最多的是《朝日新聞》，其社史詳細地記載了有關戰爭報道和從軍記者的情況。次之是與陸軍關係密切的國民協會派出的《中央新聞》，該報極其熱衷於戰爭報道，由於表現出色而在東京一舉擴大了發行量。德富蘇峰的《國民新聞》和陸羯南的《日本》則緊隨其後，也派出了陣容龐大的從軍記者。他們的報道，不僅包含大量的戰爭問題，而且還涉及到中國的風土人情。
表1-1 從軍記者所屬部隊情況單 位：人
資料來源：陸軍省編：《明治二十七、八年戰役統計》，第1106—1107頁。
甲午戰爭開戰之初，日本國民還因敬畏中國而緊張地迎來了戰爭。然而，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取得豐島之戰的勝利，擊毀了中國增援朝鮮的部隊，陸軍相繼占領了成歡、牙山。在戰爭過程中，中國將士出現了大量逃跑現象，為日本人所鄙夷。從軍記者山本忠輔如是描繪了成歡、牙山之戰中堪稱精銳部隊的李鴻章旗下“練軍”之醜態：
清將聶（士成——作者，下同）僅次於清軍副將葉誌超，是李（鴻章）總督旗下的名將，歐美人無不知其姓名者，在征討馬賊過程中屢立奇功。然……聶之狼狽真是徒有虛名……當我軍圍攻聶營發起猛攻時，聶迅即棄營而逃，還脫掉軍服，連大將寸刻不能離手的文書包也棄之不管……清兵逃跑時，軍服靴帽扔得到處都是，鑽進農家，搶走朝鮮人衣服，改裝而逃。……牙山是其根據地，本以為要背水一戰，……豈料到牙山一看，他們竟丟下幾十萬發彈丸、六七百袋（七鬥一袋）軍糧逃跑了。……嗚呼，憑此等羸弱之兵還欲在弱肉強食之世界誇耀獨立，妄想將朝鮮作為屬邦與我國一爭高下，實在是愚昧之極，令人忍俊不禁。
9月15—16日，日本又在平壤之戰中取勝，9月17日，日本海軍在黃海海戰中大敗北洋艦隊。《東京朝日新聞》報道號稱“東洋首席”海軍的北洋艦隊大敗給日本聯合艦隊，由此認定中國“海軍戰鬥力已經滅亡”。
軍事勝利的不斷傳來，對日本民眾的對華觀帶來了重大的變化。外相陸奧宗光這樣描述道：
平壤、黃海戰勝以前，暗自擔憂戰局勝敗的國民，現在對於將來的勝利已經沒有一點懷疑了，反而隻是關注我國旭日軍旗何時插到北京城門的問題了。人們充滿了雄心壯誌、快樂狂歡、驕傲高慢，國民所到之處，都迷醉於歡聲凱歌之中，對於將來的欲望日益膨脹。
在1895年1月20日至2月上旬進行的威海衛之戰中，北洋艦隊鏖戰多日，戰敗投降。日本各大報紙都將此作為頭條新聞連日進行報道。《團團珍聞》用漫畫的形式描繪了北洋艦隊的投降儀式（圖1-2），並發表寫有“北洋艦體之柩”的作品向日本國民直觀地宣傳了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的消息（圖1-3）。
圖1-2
出處：《團團珍聞》第1002號，1895年2月23日。
圖1-3
出處：《團團珍聞》第1002號，1895年2月23日。
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後，日本眼中已無中國。日本的戰勝，導致其民眾的對華觀發生巨變。藤村道生在《日本的亞洲觀的變遷》一文中描寫到：“日本國民不僅從緊張中解脫出來，而且產生了自負心理，並對中國轉為極端的蔑視心態。”
除戰況報道外，日本從軍記者、士兵還使用“豬尾奴”、“土人”等侮蔑性的言辭，刻意地渲染中國的“不潔”問題，強化了日本國民對中國的蔑視。
甲午戰爭期間，各大報紙都以“從軍記”的形式報道戰爭的進展情況。《國民新聞》之所以在甲午戰爭中提高了發行量及報紙的身價，就與該報職員乘上千代田軍艦，能夠從10月起在《國民新聞》上連載《愛弟通信》欄目有密切關係。以《愛弟通信》為代表的從軍記出現在當時各大報紙的版麵上。這些從軍記，大多是用來煽動、鼓舞日本人的敵愾心理的，因而對中國多使用侮蔑性的言辭。在這種報道中，日本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以及對於中日關係的印象都發生了最終的逆轉。
從軍記者水蔭寫下了《迅雷急雨：軍夫的幽靈》，投稿在1895年6月19日的《中央新聞》上。他發表的一係列從軍作品都對中國使用了侮蔑性的言辭。例如：
賺錢都是戰地的事。人夫有福話。我是名叫結成善助的男人。老婆叫鬆。孩子叫仙吉。三歲尚不通理。爸爸還不回來嗎？禮物要ちゃんちゃん（對中國人的蔑稱：筆者）的頭。比這還想要的是，金銀的陀螺、珊瑚的麵具。
一個尚不懂事的小孩，就要中國人的人頭玩具作禮物，可見當時日本社會對中國之蔑視程度。而且，將戰爭與人頭聯係起來，是當時戰爭文學中經常出現的普遍現象。例如在泉鏡花的《凱旋祭》中也描寫了掛“生首燈籠”，即人頭燈籠（畫出來的死人頭）的情節。還有人要求把中國死屍的耳朵割下來帶回日本建成新耳塚以作戰爭紀念，把中國戰俘帶到日本使之成為穢多，在市町村的一角充當工業苦役。還有人要求把中國人的“豚尾”，即頭發割下來帶回日本製成紀念品，或者出口賣給西洋婦女。
甲午戰爭後，大多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記事等都極為詳細地刻畫中國的“不潔”問題。《少年世界》雜誌登載了一位在甲午戰爭不久後曾在大連滯留一周的從軍記者所寫的中國報告，這位記者寫到自己因為“身體髒如支那人了”而與福本日南一起去澡堂，但進了“支那人的澡堂”一看，竟然“充滿臭氣，無法滯留，奪門而出”。而他筆下的大連街道卻因受到了日本的統治而分外的清潔整齊。他還感歎“支那是一個肮髒得令人吃驚的國家，街上竟然流淌著糞便”。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台灣。內藤湖南曾於日本占領台灣後，赴台灣擔任《台灣日報》的主筆。他發表《糾正誤解》一文，針對“人們都說支那人肮髒，在康莊的大道上到處拉屎放尿。房屋又矮又暗，臭穢衝鼻，溫度則有一百二、三十度之高，非人可居”的傳言，指出“到彼處一看，實際上瓦屋櫛比，街道廣闊，為內地小都會所不及”。
佐佐木雅在《編年體·近代文學120年史》中就甲午戰爭設立了“《戰爭文學》的猖獗”一節，其中講到“明治二十七年後半期，文學界被圖為了清一色的所謂《戰爭文學》”。這些戰爭文學以“征發”和“軍夫”等與戰爭相關的題材為主題，所描述的民眾對於甲午戰爭的印象流傳至今。
從日本的從軍記中可以看到大量日軍搶掠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的情節，諸如雞、鴨、豬之類，是被搶掠的重點對象。日軍將此稱為“征發”，甚至連從軍記者也加入了搶掠的隊伍。日本軍人所用的舍營也是中國百姓的民居，民家所有的食物和柴薪自然也成為了他們的獵物。日軍及從軍記者都沒有考慮過中國老百姓的感受。
作為傳達信息的手段，報紙對於日本民眾對華觀的逆轉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日本報業發展史的角度來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各大報紙的發行量都有飛躍性的增長，但現金收入不多的農村並無法定期購買報紙。出征士兵的中國體驗，就成為日本民眾了解中國的重要渠道。
出征士兵郵寄給家人、親戚、朋友的軍事郵遞，能給閱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甲午戰爭前，日本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大多停留在《論語》等中國典籍所刻畫的理想化狀態，甲午戰爭使日本士兵第一次大規模地親身體驗到了真實的中國。對於大多數出征士兵而言，朝鮮和中國都是首次看到的異國。因此，他們將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物記述下來，郵寄給自己的家人以及親朋好友。然而，他們卻與大部分從軍記者一樣，關注的是“不潔”的、“不文明”的中國，他們看到的也是充滿了泥垢的澡堂、街上垂流的糞便、沾滿汙垢的小孩指甲等，這些“不潔”的問題成為日本民眾笑話中國“野蠻”的話柄。例如，騎兵西村鬆二郎在3月25日給友人岡部亮吉的信中介紹了牛莊的情況，稱：
以前支那人垂流下來的糞尿隱居在冰雪之中，現在糞尿露出表麵，不可不謂其肮髒。最過分的是，就算是支那人上等人家的大門口也流淌著糞尿，不會在別處設置便所。雖然知道這是一個野蠻國，但也大出意料。
不得不強調的是，對於中國“不潔”問題的刻意宣傳和放大，隻是一種將對象進行野蠻化、後進化的慣用手段而已。
當然，日本士兵也看到了中國與朝鮮相比具有富裕的一麵。片岡二等軍曹在9月13日登陸任川之後，將朝鮮印象寫信寄給了父親作左衛門，“朝鮮的房子在我國是絕對看不到的，極其荒蠻”，“就如我國的小豬屋似的”，“屋子之間流著下水，甚至流著尿、糞，其臭無比，讓人難以接受”，“走在路上也是臭氣紛紛，特別是他們將掃除的垃圾丟到道路中間，即便是鬧市，也比不上日本的馬房”。朝鮮在日本士兵看來，除了肮髒之外，就是貧窮。濱野廣洪兵少尉屬於第三師團步兵第六聯隊，來自石川縣羽咋郡中甘田村，他在給哥哥太三郎的信中寫道：元山“雖然大約有四萬戶人家，但房屋都與小豬窩一樣”，“很多人家都是在地麵上鋪上席子，其肮髒程度難以用語言來形容”。近藤也對從元山向平壤進軍路上的村莊進行了如下描述：“有很多死牛死馬，臭氣熏天，再加上民戶也是極其的肮髒，難以宿營”，於是他們決定野營。由於有大量的日本士兵在朝鮮得了傳染病，因此他們到中國以後就開始對比朝鮮和中國。在日本士兵看來，中國的房屋與朝鮮明顯不同。二等軍曹片岡在進入東北後，吃驚地看到“支那的民居高大，且都用石瓦砌成”。還有的士兵注意到：
支那與朝鮮之間存在天壤之別。支那房屋宏偉，物資豐富……房屋或是練瓦或是土壁製造，一般都很高大。而且不管是農家還是街市，都以石垣相圍。還有很多宅院安裝著嚴肅的大門，即便是田舍之流也讓人以為是王侯之宅。進入其內，大概有千疊之大，大得都難以計量，家裏過半是土地，是放置家財的地方……所到的人家一般都儲藏有大量穀物（其中最多的是玉米，大米最少），大醬、醬油、燒酒、砂糖、牛、豬、鴨、雞等一切都沒有感到不便的，這與朝鮮人民的赤貧相比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僅有鴨綠江一水相隔的中國和朝鮮，現實生活卻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差距，他們將朝鮮的貧窮歸罪於清朝的“榨取”，由此而為其參加戰爭正名。同時，他們還驚歎“滿洲”人煙稀少、土地無垠，表露了對中國東北這塊富饒而又尚未開墾的土地的垂涎。
這些士兵親身經曆的中國見聞，通過軍事郵遞傳給了家人和親朋好友，進而又傳到了鄉鄰之間，通過閱讀這些戰爭體驗以及中國見聞，人們便如同身臨其境般地體驗到了戰爭，並建立起自己的中國形象。而這種形象是站在勝利者的立場上的，帶著嚴重的歧視態度。
總之，在上述報道和傳聞麵前，日本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以及對中日關係的印象都發生了逆轉，建立了蔑視型對華觀，從而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日本侵華政策的牽製者，而隻能成為隨波逐流者乃至推波助瀾者，成為近代日本不斷推行侵華政策的“社會基礎”。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日本的對華觀是極其複雜的，此處所描述的是日本對華觀變化的主流方向。當然，即使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也保留了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憧憬與尊敬。例如，在甲午戰爭之際，森歐外雖然也親臨戰場，但在他的書信以及詩文著作中，幾乎很少出現有關戰爭情況的報道，以及對中國人誣蔑性的語言，反而留下了在中國尋找古典、與當地知識分子進行筆談和交換詩詞歌賦等情節，關於中國的文化依然保持了尊重的態度。可見，當時部分具有深厚的漢文素養的知識分子，依然具有尊重中國文化的感情。另外，日本對於中國廣大的國土含有豐富的資源、眾多的人口，可以成為日本的貿易對象和商品銷售市場，勤勞而富有競爭力的勞動人口是日本海外貿易的強勁對手等客觀狀況的認識，也與甲午戰爭之前保持了一致性。
三 “東洋盟主觀”的形成與《馬關條約》的簽訂
上述考察了甲午戰爭中日本知識分子和民眾對華觀的變化，那麼，作為侵華政策策源地的日本政界，其對華認識又發生了何種變化呢？日本政界當時的主流勢力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領導的藩閥政府和以自由黨、改進黨為代表的政黨勢力。當然，上述媒體報道以及從軍記中有關中國的形象，也是日本政界的中國形象，但由於政治家所處的特殊地位，他們往往可以通過軍事偵察、駐外公使報告等更多、更為直接的認識載體和媒介，更為快捷而深入地了解中國，而且他們的對華認識直接左右著日本的對華政策。
對比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政界對華觀的變化，其顯著的特點就是“東洋盟主意識”的確立，即東亞文明的舊盟主清朝被新興的日本打敗，日本取代中國成為東亞盟主，並企圖以其特有的皇國思想、武士道精神和“文明之先覺”為由，用日式霸道文化取代中國的王道文化，在東亞建立以日本為盟主的新秩序。
其實，早在1880年代，日本就曾基於其國比朝鮮、清朝更為積極地吸收西方文明進行近代化改革而自鳴得意，要求擔當東亞盟主。1879年，振亞會成員草間時福在《郵便報知新聞》上發表的《東洋連橫論》一文中如此揚言：
今我國自認為是亞細亞諸國開化先進之國家，率先於諸邦擔當東洋連橫事業者，舍我其誰？……我輩維持歐亞之均衡，不僅防止彼之蠶食掠奪，以我國為東洋盟主，卓然立於執其牛耳之地位者，舍東洋連橫，尚有其他良謀善策乎？
1882年3月，福澤在《論與朝鮮交際》一文中也宣稱：“日本業已進入文明，朝鮮尚未開化”，故日本有責任“以我國力推進鄰國文明”，“亞洲應齊心協力以禦西洋人之侵淩，……亞洲東方堪當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
甲午戰爭前，盡管日本輿論界已經出現了“東洋盟主論”，但是，此時不論是在東亞國家還是在歐美列強看來，屬於儒家文明圈的東亞地區，其盟主當屬該文明的發源地且長期主導該地區國際秩序的中國。日本雖有借助東亞近代文明之先驅身份擔當“東亞盟主”以圖稱霸的野心，但尚缺乏相應的實力，故在甲申政變的較量中敗北於清政府後，“東洋盟主論”也陷入低潮。
然而，甲午戰爭不僅打破了中國僅存的屬國朝鮮與之長期維持的朝貢關係，而且扭轉了歐美國家的對日、對華觀，不僅在近代文明要素上，而且在實力上也使日本獲得了擔當“東亞盟主”的理由和自信。
日本對擔當“東亞盟主”的自信，首先體現在鼓吹“日本民族優越論”上。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對整個中國及中華民族都表現出極端否定和歧視的態度，而對大和民族的自豪、對天皇製的推崇及對武士道的盛讚卻無以複加地充斥於政界及輿論界。
自由黨是當時日本眾議院第一大黨，擁有107名議員，該黨第五部“司法·內閣”副部長鈴木充美在1894年12月表示：
日本確實是具有優良的特性，擁有大和魂這種應受尊崇的特性……而支那具有何種特性呢？他們貪得無厭、唯錢是圖，臉皮厚得不知羞恥……朝鮮的特性如何呢？懶惰與無欲是其特性（拍手——哈哈）。
改進黨是眾議院第二大黨，擁有47名議員，該黨旗下的報紙《每日新聞》也如此鼓吹日本民族優越性而貶低中國民族的“劣質性”，宣揚“日本國民是重信義的種族，古今皆然，支那國民是欺詐虛偽的種族”，並不顧事實地否定中國文明對於日本的曆史作用，稱：
日本在建國三千年以來，形成絕對超群的社會，建立起絕倫的國體，逐漸取得了最為有序的進步。日本以開發智德之光輝，不必支那之文物、不假西洋之開化，原本就足可成為優越的世界一等文明國。
毋庸贅言，日本人的這種優越感越強，對中國的蔑視感也就越強。
《大阪朝日新聞》也表達了作為日本人的優越感和對中國人的蔑視：
我邦人種純粹而雜者少，大為超過他邦。而支那、朝鮮人種，混淆之年歲久矣，難以辨別。值此國難之大檢驗中，見其劣根性，國家觀念消亡，利己之私欲膨脹。
甲午戰爭期間，直接表達稱霸亞洲的“東洋盟主論”盛囂塵上。1894年11月21日，《萬朝報》要求日本擔當“東洋盟主”，反對歐洲列強插手東亞事務。即：
我邦何故與東洋之友邦支那交兵乎？別無他意，唯彼辱我國權，威脅我之友弟朝鮮，攪亂東洋和平，位於東洋之國攪亂東洋之和平，由於家族之一員破壞一家之安寧，此等不義之子，大可惡之，大可懲之，然為懲戒蕭牆內之不義子弟而請來他人一道恢複我家安寧，則豈非貽笑大方？……大可懲清，然斷不能容許路人來插手自家問題。
11月23日，《萬朝報》再次發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排除西方列強的插手，主張日本應該作為“東洋盟主”主持東亞事務。即：
征清問題與排西問題，不僅在理論上是可以兩立的，而且在政策上也未必不能使之兩立。何者？這兩個問題各自的路線雖然相異，而其歸結點卻是一致的。我邦之所以征清，是為確保東洋的和平，而阻止西洋插足東洋的緣由，也無外是為杜絕彼等的侵略幹涉，以確保東洋和平。……餘輩始終認為為了東洋和平而必須征討清國，又為東洋和平，而不得不斷然排斥西洋。……如支那，徒然有龐大的疆域，然國力衰微、綱紀頹廢，官吏弄權、庶民忘國，其宗廟血脈即將斷絕。反觀我大日本，製度日益整備，文化日趨昌盛，人心膨脹，國民進取之氣高昂磅礴，我邦之隆盛如此，鄰邦之衰狀如彼。嗚呼！此乃上天將處理東洋一家之大任降於我之雙肩也！
11月25日，《萬朝報》繼續發表連載文章稱：
餘輩隻知東洋必須由東洋自己來治理，東洋如果不由東洋來治理，東洋就無法保證永久的和平。而能擔此大任者，除我日本之外別無他國。故餘輩以為，為了防止彼等將來之陰謀，杜絕現在之野心，應將西洋過去埋下的禍種除盡，以我日本單獨之力，統治整個東洋。……世間之迂闊者，擔憂日清事件之前途，而主張如果不將清國分割，並將之讓與兩三個西歐相關國，此事就無法了結。該事件之善後處理不失為一難事，然餘輩絕對反對此種割讓東洋的方策。夫東洋之力與西洋尚有差距，將西洋引至東洋之弊亦是有識之士向來所知曉的，使西洋領有清之故土，對於我邦之弊，反比清國對我邦之弊更為重大。清嚐害我，故我征清，今我亡清，而引西洋於其故土，反而製造出更大禍源，則有欠妥當。且夫唇亡齒寒，清乃我之唇，而不能護我之齒，故我以清之存為無益，而其亡無益於我之唇，引致西洋則是枯我齒根。故豈無笑我有失養生之道者乎？然則為之奈何？別無他法，唯設新唇以保我齒溫也。
《東京日日新聞》的社長是伊藤博文內閣的書記長官伊東巳代治，它是當時藩閥政府的喉舌。在戰爭勝利當中，該報的自我意識急劇膨脹。在平壤戰役取勝後，該報進行了如下報道：
平壤一捷，使天下人明確了日本是東洋之一大強雄的事實，有識之士明晰日本之雄偉強大，邇來期待平壤之勝利。夫平壤一捷聳動天下，若歐人再聞此次黃海之捷報，複又做何感想？
1894年7月16日，日本成功地實現了自幕末以來所追求的對英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夙願，簽署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1894年12月，《東京日日新聞》報道稱：“國民已經遇上條約改正成功一事，又有日清交戰之勝利，國民對文明的自信愈來愈鞏固了。”該報認為通過對英修改不平等條約及在甲午戰爭中的軍事勝利，日本將被歐美列強以及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看作是一個文明進步的強國。這種自我意識的膨脹，使日本產生了將來根據列強的態度將朝鮮化為保護國甚至將之合並，進而分割中國的妄想。即：
我國首先應吞並朝鮮或將之完全化為我國之保護國。然後如泰晤士記者所揣摩地那樣，首先取得台灣，進而占領歐洲弱國的附庸國南洋諸島。如此足以使我大日本帝國變大……吾輩雖不主張於此次戰爭結束之後立即實施，但若下次再有機會一定要通過割地之約實現我大大日本之理想，朝鮮之北、台灣之南，無不可取，若將清之中樞各部將來收歸於我，擴大規模，遂大大日本的問題可得到正當解釋。
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很少有人公然提倡這種主張。而甲午戰爭之後，《東京日日新聞》公然提倡合並朝鮮，分割中國，可見其對中國的評估發生了巨變。由於該報是日本藩閥主流的喉舌，故可以推定上述對華認識是當時第二次伊藤內閣所共有的。
甲午戰爭後，自由黨的對華認識與藩閥官僚具有相似性。自由黨看到平壤之戰、黃海海戰的勝利後，便發表文章稱：
我國成為東洋盟主，雄飛世界，在於養成海軍力量、掌握航海權，以大收通商之利，起殖民之業。
1894年8月25日，自由黨進一步公開表示了“東洋盟主”的誌向：
迫使朝鮮廢棄其與清國之間的條約，使之名副其實地成為自主獨立國，斷絕清國的幹涉，阻止其他各國覬覦之隙，以保東洋和平，堪為東洋盟主者乃我日本帝國也。
該黨成員梅田又次郎更加明確地表達了日本稱霸東亞的野心，即：
我國國民作為東洋文明之先導，為鼓吹亞細亞革命而奮起，擔保朝鮮國之獨立，就是要打醒清國之迷夢。……將我國旭日旗插上喜馬拉雅山頂，稱霸東洋，馳騁於世界強國競爭之舞台。
改進黨所顯示的東亞盟主意識比自由黨更為強烈，其喉舌《每日新聞》在甲午戰爭開戰前就表示過“日本實乃東洋之盟主也、先進也”，在戰爭過程中該報更加狂妄自大起來：
日本的勝利，即文明的勝利，文明的勝利，乃擔保他日東洋和平者也。……日本原本不敵任何一個歐洲列強，但通過此次征服清國，東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際，苟有阻礙我國前進者，就應斷然排斥之，必須貫徹獨自之本領，才能掌握東洋之霸權，以與歐洲列強爭雄於世界。
《日本》報與改進黨關係較為密切，1895年6月，該報也在回憶甲午戰爭前世界有關中國的認識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東洋盟主論”。即：
支那乃亞細亞之大國，幅員有二十七萬方裏，人口有四億餘萬，單以幅員、人口而論，足以與歐羅巴全洲相匹敵。且其文化雖較為特殊，卻有四千載悠久曆史，此乃歐洲各國視之以驚歎之處（第一）。一國之財政雖尚未統一，其人民之勤勉絕倫卻舉世聞名，故其國富亦炫耀於天下（第二）。與英、法、俄等國進行數次衝突失敗之後，覺兵製武器不行，十餘年來大為輸入新銳武器，又大為招募海陸士官，加強訓練，世界無不知者（第三）。薈萃二十餘艘艦隻，編成北洋水師，建造旅順威海衛軍港，加固直隸灣之咽喉以來，可使人對其海上權力望而生畏（第四）。世界上除了俄國就隻有支那陸上擁有八十萬常備兵，雖弱卻不得不讓人感到其威力之大（第五）。且在西曆1885年之越南之役中，法國之優柔寡斷致使戰爭不了了之，清國之虛名更加提升一步（第六）。凡此數者今日想來，都隻不過是一些虛名空囊，但此等虛名皆曾是歐洲強國所畏懼之處，亦是其不敢輕易伸張之重要原因。
……故縱使此虛名空囊本不足以永遠恃憚，亦非無一時之益。直到最近亞洲之所以能重於歐羅巴之上而保持亞歐之均勢，因而享受東洋和平，無不受惠於此。然猛虎一搏，黔驢之技現，猶伏見一敗，幕府威風掃地。經過日清交戰，清國之虛名空囊全被揭下，於是亞歐之均勢受到極大影響，即亞細亞累積之威風經猛虎一搏而掃地，東洋和平由是岌岌可危。
抑引起事端者必須了解事端。日本既已引起事端，而日本非歐羅巴之日本，乃亞細亞之日本，既然破壞了過去亞歐之均勢，則必須主動擔負未來兩洲之均勢、完成鞏固東洋和平之任務。
該報對於甲午戰爭前由於中國的存在而抑製了歐美列強向亞洲的擴張的評價是較為客觀的，其政策指向也是“亞洲主義”而非“脫亞入歐”。然而，該報主張由於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破壞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從而招致歐美列強對亞洲擴張的加劇，故日本有“責任”領導東亞國家、實現東亞和平，則是其旨在向亞洲鄰國進行擴張的“東洋盟主意識”的顯露。
《大阪朝日新聞》讚同改進黨等所提倡的對外強硬運動，在甲午戰爭後也立足於“東洋盟主論”稱：
所謂對外強硬派，是自信者的團體，對外軟弱派，則是他信者的集合……與清國開啟事端以來，尚不及數旬，而所謂事實勝於雄辯，自信者曾用急切地警告世界，且其預言都一一應驗，自信者的正義，恰澤於世……嗚乎，日本當有如此覺悟：不僅要向區區東洋，也要向全宇宙宣揚自身天職之重、任務之大。
1894年12月22日，該報進一步宣稱，“東方之盟主，東洋之霸權，隨之而得”。
為了獲取、鞏固“東洋盟主”的地位，日本企圖在戰爭及媾和中通過割地、賠款等方式沉重而殘酷地打擊中國，使中國不能東山再起，從而確保其“東洋盟主”地位。黃海海戰後，日本政界、輿論界均開始探討“北京城下之盟”，亦即占領北京後的媾和問題。
1894年12月23日，自由黨幹部星亨在自由黨演講會上，發表了下列意見，獲得了出席黨員的熱烈鼓掌。即：（1）日本為“永遠地保護朝鮮的獨立”，就需要獲取中國的東三省；（2）割讓台灣；（3）日本以軍事力量無法對抗俄、英等歐洲列強的幹涉，想要避開列強的幹涉並獲取利益，日本就隻能與列強一起像對待波蘭那樣對待中國。顯然，星亨的主張在於“脫亞入歐”，與歐美列強一起瓜分中國。
1894年11月到12月，屬於改進黨島田三郎派的《每日新聞》也發表了如下意見：其一，日本要從中國“割取要地”，對於中國“使之聽從我國命令”，又必須要防止歐洲諸強的東漸。其二，通過甲午戰爭日本成為“東洋問題的主導者”，俄國、英國、法國、德國四國從其國情以及往東亞運兵的難度來看，當下不會成為日本的威脅。其三，清國滅亡，建立新的漢族政權，或是滿漢分裂建立南北二朝時，日本要“以信義經理國交”，使之與日本聯合協作。如果清國滅亡後陷於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就“需要使整個支那帝國，歸於我天皇陛下的統治之下”。其四，日本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開設大量港口，獲得內地自由貿易的權利等。該報還主張“對於支那也需要像對待朝鮮那樣，開導朝鮮的方法也是開導支那的方法，差別僅在支那國土廣大，而朝鮮比較狹窄而已”，即日本對於中國應該采取步步蠶食的政策，最終將中國化為日本的保護國。
盡管有荒尾精、內村鑒三等人出於各自的想法和信仰，反對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割地要求，但伊藤博文內閣最終於1895年4月17日逼迫清政府簽署《馬關條約》，上述割取遼東半島、台灣及其附屬島嶼，並償付巨額賠款的要求被盡納其中。《馬關條約》共11款，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條 清國確認朝鮮為完整無缺獨立自主之國，有損其獨立自主的朝鮮國對清國的貢獻和禮儀等，將來應完全廢除。
第二條 清國將下記土地主權並該地的城壘、兵器製造所官有物永遠割與日本國。
一、下記範圍內的奉天省南部之地：
從鴨綠江口上溯該江至安平河口，自安平河口橫貫鳳凰城、海城、營口至遼河口的折線以南之地，並包括上述各城市，且以遼河中央為界。
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屬於奉天省之各島嶼。
二、台灣及其附屬島嶼。
三、澎湖列島，也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119—120度，北緯23—24度之間各島嶼。
第四條 清國約定向日本國支付庫平銀二億兩，作為軍費賠償。上述金額分八次支付。第一次及第二次各支付五千萬兩。第一次支付應在本條約批準交換後六個月之內，第二次支付應在本條約批準交換後十二個月之內。餘額分六年支付，其第一次應在本條約批準交換後兩年之內，第二次應在本條約批準交換後三年之內，第三次應在……四年之內，第四次應在……五年之內，第五次應在……六年之內，第六次應在……七年之內。自第一次支付之期日起，尚未支付之金額，每年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下略）
第六條 日清兩國間之一切條約，因交戰而消滅。清國約定，在此條約批準交換後，迅速任命全權委員與日本國全權委員締結有關通商航海條約及陸路交通貿易協定，且以現在清國與歐洲各國間的現有各條約章程，作為日清兩國條約之基礎。（下略）
第一，清國在現今為各外國開放的各城市港口之外，為日本國臣民……開放下列城市港口，但應以現今開放場所同一條件，享有同樣特典及利益。
（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
（二）四川省重慶府。
（三）江蘇省蘇州府。
（四）浙江省和杭州府。
日本國政府有權在上述城市設置領事。
第二，為運送旅客及貨物，將日本國汽船之航路，擴大至以下場所：
（一）揚子江上遊，自湖北省宜昌至四川省重慶。
（二）自上海入吳淞江及運河，至蘇州杭州。（下略）
第三，日本國臣民在清國內地購買貨物及產品，或將其輸入商品向清國內地運送，上述購買物品或運送品入庫時，不納任何稅金厘金，且有臨時借用倉庫權利。
第四，日本國臣民在清國各開放場所，可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隻繳納所定的輸入稅，便可將各種器械自由輸入清國……。
第八條 作為誠實履行本條約規定之擔保，清國承認日本國軍隊暫時占領山東省威海衛。（下略）。
四 “中國亡國觀”的雛形
甲午戰爭後，日本政界不僅確立了蔑視型的對華態度，而且還產生了“中國亡國觀”的雛形，並建立了“侵略客體型”對華觀，無視中國的主體性和感情，將中國視為侵略的客體對象，這成為影響、決定日本在此後的50年間不斷蠶食、侵略中國的思想誘因。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預測到中國會遭到列強瓜分和內部分裂的雙重危機走向滅亡。伊藤博文內閣的喉舌《東京日日新聞》在日本攻陷旅順後便如此預測：
清國陸海軍都如此缺乏戰鬥力，其行政幾乎就不能統轄庶民，有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之勢，而歐洲國家勢必乘機製造各種口實瓜分獅子。
自由黨也預測甲午戰爭以後中國的“亡國命運”稱：
慘敗衰頹的清朝，隻不過是一個空然擁有龐大國土但卻不能自立的國家。土崩瓦解之勢已成，終將四分五裂。東洋的禍端，已從朝鮮移至支那。列國的侵略是難以避免的趨勢。
改進黨的尾崎行雄則早在中法戰爭中就到中國考察發現，清朝綱紀敗壞、道德腐敗、民族分裂，必定走向滅亡。他認為中法戰爭後，中國之所以沒有滅亡，隻是列強不了解清朝真相之故，然而甲午戰爭使得列強看到了清朝的腐敗和羸弱，故列強“勢必不複扶植老朽垂死之支那帝國，不再輔助其殘暴肆虐。由列國之誤解與救護而維持餘生的清國，至此勢必滅亡”。該黨的黑須龍太郎還做出如下預言：
（清朝：筆者注）內亂蜂起、土豪割據四方，腐朽的清廷無法鎮壓撫恤，且大革命崛起後難以統一，則此大帝國將化為黑暗爭鬥之一大戰場，歐洲列強必定爭而瓜分之。
《大阪朝日新聞》還以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導致中國麵臨亡國危機為借口，恬不知恥地倡導日本應盡“東洋盟主”的“天職”，即：“我國是其破壞者，就擁有收拾此種危機的義務，做好將來把支那分成若幹個獨立國或分別建立幾個附庸國的覺悟與準備。”
此外，日本還從民族性出發分析中國的“亡國命運”。首先，清朝的封建專製統治導致中國人既無近代國家思想也無愛國心，由此種人民組成的國家難以抵禦外來侵略。
尾崎行雄在1895年寫下《支那處分案》一書提出：一個國家要想在列強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維護獨立，其人民就必須具備國家思想；若無國家思想，即使兵力強大，其國必亡。但中國人“知道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尚不知國家為何物，焉有國家思想乎？”在北洋艦隊投降交接時，廣丙號艦長以“我艦屬於廣東艦隊，不屬於北洋艦隊”為由拒絕交艦，日本將此作為“支那人無支那概念之確證”。
自由黨的小室重弘在其黨報上發表《支那的愛國者》一文，嘲諷清朝的封建專製導致中國人缺乏愛國心，內稱：
在專製國內，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國家非國民共有之國家，乃君主一人之財產，是以唯其主人君主才獨愛其國，餘者庶民百姓對於國家無自主、無自由、無責任、無義務，隻是可憐的奴隸。人民視國家之安危存亡，不過為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
其次，中國人無政治思想，吏治腐敗，官吏貪汙成性，也必定導致國家走向“滅亡”。尾崎行雄認為健全的政治思想是保護國家安全的一大要素，而中國人的“政治思想是極端卑劣的，政治行為實在是腐敗、賄賂、醜陋之極”。曾擔任駐華公使、在華居住過四年的大鳥圭介批判科舉製度造成中國官吏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的腐敗。自由黨黨報也看到中國人“多年耗財修學及第，為官目的就在於名利，故收斂貪汙之臣成群”。荒尾精從財政製度分析了清朝吏治腐敗的原因：清朝財政由各省分管，戶部稅收由中央政府特派委員直轄，歲入不過一億三千餘萬圓，且過半被充作軍費，官吏俸銀甚少。清政府明知各省官吏悉為利祿而仕，以如此歲入難以提供令官吏滿足之俸銀，於是暗地裏默許官吏以各種名目聚斂民財。清政府通過這種策略可以博得廉潔的名聲，避免直接招致民怨，但卻導致吏治腐敗，人民所受苛捐雜稅至少超過正稅的五倍，而如此龐大的稅金幾乎全被大小官吏私吞。
再次，文弱的民族性情，導致中國難以抵禦外來侵略，難免走向“亡國”的命運。尾崎行雄評價中國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戰之民”，批判中國在兩千年來一直都未能製造出鋒銳的武器，“不知戰場是殺人場”，將戰場當做“旗鼓競賽會”。荒尾精不僅看到中國具有文弱的國民氣質，而且還分析了這種氣質的形成原因：
清國曆代具有貴文賤武之風，俗諺有曰“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清政府巧妙地利用了這一短處，日益誘導漢人朝著文弱的方向發展，采取“貴文賤武”、“以文抑武”的政策，即使在動兵之際也是任文官為統帥。然而，太平日久，文弱之風已成。文官平生不是貪婪賄賂、中飽私囊，就是在詩酒之間較量指甲長短，向來不留意軍務。又有武人通過弓箭騎馬考試錄用之製，但高級將校大多目不識丁，平時沉溺於酒色與賭博，毫無誌氣與操練，故洪秀全一介“草賊”便可崛起橫行，所到之處文武百官棄城而逃。
荒尾認為“若不徹底改革文弱之弊”，中國就無旺盛之元氣，但清政府害怕尚武風氣會讓漢人強盛起來危及大清江山，故即使麵臨外來侵略也斷不會實施真正的軍製改革。
正是基於上述判斷，甲午戰爭後日本盛行“中國已死論”。改進黨黨首大隈重信就講過：甲午戰爭表明中國根本不是沉睡的雄獅，而是一隻“斷了氣而四肢已經冰冷的老獅子”。吉野作造也曾如此回憶：
維新後我們停止了對最早引進文物製度的老師——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點上難以輕侮，但是通過此次戰爭，就連這點體麵也悲慘地剝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獅是錯誤的，獅子已經疾死。
甚至就連文學家司馬遼太郎都在其名著《阪上之雲》中宣揚：
十九世紀末，地球成為列強之陰謀與戰爭的舞台。隻有謀略成為針對他國的意誌，隻有侵略成為國家的欲望。
這是帝國主義的時代。在這種意義上說，也許再沒有比這個時代更為繁華的了。列強是經常從牙齒中滴垂鮮血的食肉野獸。
這些列強，在這數十年來，對於支那這個瀕臨死亡的巨大困獸產生了極為強烈的食欲。
但另外他們也曾對支那的實力給予過高的評價。列強以為：
“支那是沉睡的雄獅”。
如果過度刺激這匹獅子，就有可能促使其奮起，那樣受到重傷的將是列強，這種擔憂經常抑製著他們的侵略行動。
但是，甲午戰爭中的敗北，使支那的真相曝光於世界。戰爭當中的那種軟弱無力、混亂無序，其政府高官對於亡國的怠慢、無能，還有士兵們對於清帝國忠誠心的欠缺，使在和平時期就對此已有感知的列強竟然也有些意外。
支那，已經死了。既然死了，腐爛的肉體當然就應被食用。
這種心情，對於哪國政府，都是新的，但卻成了共識。
總之，甲午戰爭在日本的對華觀及對華政策變遷史上具有分水嶺性的意義，通過在中日間規模空前的武力角逐中大獲全勝，日本在對華態度上形成了“蔑視型對華觀”，在中日關係上建立了“東洋盟主觀”，在對華基本認識上產生了“中國亡國觀”。此後，中國由“競爭對手”的地位跌落至可以被無視主體性和感情的“侵略對象”。這種“中國亡國觀”和“侵略客體型”對華觀，成為日本在此後長達50年的時間裏不斷推行侵華政策的思想誘因。
第二章
“中國亡國觀”的形成——“入歐侵亞”
甲午戰爭不僅改變了日本的對華觀，而且改變了世界的“對華觀”和“對日觀”，從而引發了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導致中國陷入“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
日本如何認識中國被“瓜分豆剖”的局麵？如何看待列強在中國的激烈競爭？這種認識又如何影響了日本的對華政策及對外戰略？本章擬通過日本政界、民間的相關言論，解析上述問題，並探討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對於日本對華觀的影響。
一 “三國幹涉”與“東洋盟主”意識的受挫
日本通過發動甲午戰爭，逼迫中國簽訂《馬關條約》，割占遼東半島。這對俄、德、法等列強在華利權構成威脅。1895年4月22日，俄、德、法三國勸告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日本有鑒於實力不足難抵三國而被迫接受。“三國幹涉還遼”，給日本各界的東亞盟主意識帶來了重大衝擊。外相陸奧宗光描述了當時日本社會的整體氛圍：
當時社會上就如同遭到一種政治性恐慌的襲擊一樣，舉國都陷入了極度的驚愕與陰霾之中……昨天還有著過度的驕慢，而今天卻蒙受了奇恥大辱，每個人的驕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人們感到非常的不快，這種不滿、不快早晚會朝著某處爆發出來以行自慰。
德富蘇峰（1863—1957年）是橫跨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言論界的“大記者”，一生著書大約三百冊，可謂引領了近代日本的輿論。《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德富興致衝衝地去訪問遼東半島，不久卻傳來了“三國幹涉”的消息。這一消息給德富帶來了重大的衝擊，他在自傳中回憶說：
我由三國幹涉受到了力之福音的洗禮……在精神上判若兩人。這（指“三國幹涉”）畢竟是由於力量不足之故。我開始相信如果力量不足的話，即使再有正義公道，也不值半文。
“三國幹涉”使日本國民開始明確地認識到，日本雖然戰勝清朝，但在國際舞台上還不是一等國家。
“三國幹涉”還給日本政界帶來了重大衝擊。以改進黨為代表的對外強硬派，就此追究第二次伊藤內閣的責任，要求內閣辭職。《大阪朝日新聞》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1896年3月1日，要求追究日本內閣接受“三國幹涉還遼”責任的人士以改進黨為基礎結成進步黨，並在眾議院獲得了100個議席，與向來占據第一大黨地位的自由黨獲得了相同的席位。同年11月22日，自由黨為了對抗進步黨而接近伊藤內閣，發表了與伊藤內閣進行合作的宣言，並成為第九次議會執政黨的中堅力量，協助內閣通過了甲午戰爭以後的經營預算。總之，“三國幹涉”對於藩閥政府主流、自由黨、進步黨以及日本社會各界都帶來了巨大衝擊。因此，“三國幹涉”後日本的“東洋盟主”意識暫入低潮。
受到打擊的日本各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鮮。甲午戰爭後，清朝退出朝鮮事務，但日本也沒有完全掌控朝鮮，俄國介入朝鮮，與日本展開了爭奪。1895年8月，自由黨黨幹星亨在其機關報上說道：
我們對遼東半島的還付感到非常遺憾，但這隻是三國武力幹涉的結果，可謂是被時務所迫不得不為之而已，至於扶持朝鮮的獨立則不然。……在甲午戰爭當中，朝鮮的全部大權都被我國所掌控，而現在的朝鮮事務反而卻不如意，盤根錯節，錯綜複雜，日本若連在朝鮮的最終目標都失去的話，則可謂真是沒有外交政略。
1895年6月，福澤諭吉也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朝鮮問題》一文，對朝鮮在日本的操控之下進行內政改革表示了期待。即：
朝鮮國在文明問題上，就像四肢麻痹喪失了自我行動能力的病人一樣，日本人就是對其麻痹症進行治療的醫師。
1895年7月，改進黨高幹島田三郎也在其黨報中談到朝鮮改革問題，認為朝鮮必須改革租稅製度，鋪設鐵道，宣揚朝鮮與日本之間不論是在曆史上，還是在當前，都具有“與其他國家之間不具備的特殊關係”，強調日本既然為朝鮮改革提供資金，朝鮮就應理所當然地接受日本的幹涉，來自其他任何國家的幹涉都是毫無道理的。可見，改進黨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鮮問題上。
陸羯南是對外強硬派的代表人之一，他於1895年7月倡導日本應該以強硬的態度推進朝鮮的內政改革。《大阪朝日新聞》也在同年10月，就閔妃暗殺事件發表了需要警惕伊藤內閣有可能放棄朝鮮改革的意見。
總之，改進黨等對外強硬派由於處於在野地位，對日本的國力具有過度的自信，而對於其他列強的顧慮較少，故而強烈地要求日本推進朝鮮改革以將朝鮮化為日本的保護國。然而，當朝鮮發生閔妃暗殺事件後，日本在朝鮮的政治立場遭到了削弱。因此，1896年6月，第二次伊藤內閣與俄國締結了《山縣-羅曼諾夫協定》，確定了日、俄兩國在朝鮮問題上享有對等的政治地位。此後，日俄關係在朝鮮暫時得到穩定，日本將關注的目光再次轉向中國。
二 列強對中國經濟權益的競爭與“中國亡國觀”
正當日本的東亞盟主意識遭受挫折之際，列強加緊了爭奪中國利權的步伐。
從16世紀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18世紀的萊布尼茨、伏爾泰、亞當·斯密等，都對中國的合理性、和平主義、法治主義與富裕表達了敬慕之情。19世紀以後，雖然有黑格爾、馬克思、韋伯等人開始批判中國的專製保守性，然而甲午戰爭之前，東亞傳統的華夷秩序尚未被完全打破。在該體係下，西方人認為清朝是東亞文明的盟主國，中國依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其典型的代表就是“沉睡的雄獅”論，即國土龐大而人口眾多的中國一旦覺醒，就會強大得足以發揮獸王之威，反擊西方。而對於同屬東亞文明的日本，隨著其維新改革的不斷推進，西方國家當然也預測到它會強大起來，但其地位卻始終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甚至有人認為日本是中國的屬國。甲午戰爭開始之前，歐美人認為日本是以卵擊石，而當完全相反的結果呈現在眼前時，歐美人的對日觀和對華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英國人稱“日本是東洋的英國”，法國人稱“日本是東洋的法國”，德國人稱“日本是東洋的德國”，而中國卻成為等待列強瓜分和宰割的對象。
甲午戰爭後，隨著歐美和日本對華觀的徹底逆轉，以“三國幹涉還遼”為契機，列強掀起了爭奪中國利權的高潮。當時俄、德、法三國自恃“幹涉還遼”有“功”，爭相要求清政府給予“回報”，而它們得到的每一個“回報”，又成為英、美、日要求給予“補償”的借口。於是列強為控製和瓜分中國展開了激烈角逐。
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和《遼南條約》，共強迫中國賠償軍費2億兩和“贖遼費”3000萬兩庫平銀，分三期付清，第一期付8000萬兩。當時清政府的全年收入不到8000萬兩，無力償付賠款，隻好舉借外債。1895—1898年間，清朝為償付對日賠款，不得不飲鴆止渴以厘金、鹽厘、關稅權等為抵償向俄法、英德財團進行三次政治性借款，列強紛紛借機攫取中國的鐵路權和采礦權。法國在1896—1899年先後獲取雲南、廣西、廣東、四川的采礦權，英國在1898—1899兩年間獲取山西、河南、直隸（今河北）、四川等省的采礦權，德國則包攬了山東的采礦權，俄國通過修築中東鐵路和南滿支線，掠得鐵路沿線的礦產資源。比利時銀行團於1898年6月獲得了蘆漢鐵路修築權，英國和德國於1899年5月獲得了津鎮鐵路修築權，美國於1898年4月獲得了粵漢鐵路修築權。從1898年3月到6月，不到100天的時間裏，德、俄、英、法四國就攫取了中國從北到南五處重要港口——旅大、威海衛、膠州、九龍、廣州灣，並在此建立租借地。在有關條約中，雖然規定租借地“自主之權，仍全歸中國”，但同時又規定，在租借期內租借地之治理權不在中國而在租借國，這就在事實上把主權出賣給列強，而且列強無需支付分文租金。
麵對此種局勢，日本各界都加強了中國因列強競爭而走向亡國的認識。1895年6月，福澤諭吉便預測到列強有可能瓜分中國，清朝國力薄弱，日本不宜采取日清同盟路線：
清政府之結局將與我國德川政府下場相同，已經失去了自立能力，隻不過僅保留著外形，早晚難免會遭到風雨襲擊而倒塌。雖然無法預測是東邊還是西邊將之推倒，但如果清國現政府不滅亡，沒有新組織出現，兩國的同盟就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自由黨星亨派的《覺醒新聞》，在甲午戰爭中便提倡“中國分割論”。1895年8月，他們看到清朝為了鎮壓內亂而向俄國求援，便認為清朝已經淪為埃及、土耳其，這最終將使日本、朝鮮也成為俄、英、德、法等列強的爭奪地，給日本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
1896年7月，進步黨島田三郎的《每日新聞》在社論中表示，20世紀的中國必定會出現“分崩離析”的狀況，難以維持獨立，那時，日本就“必須要準備收拾統治其不能統一的國土，這不是侵略而是仁慈恩惠”。
在第二次伊藤內閣締結《山縣-羅曼諾夫協定》，確定了日俄兩國在朝鮮具有對等的政治地位之後，日本國內針對上述列強在中國競相攫取政治貸款權、鐵路鋪設權和采礦權，要求日本大力向中國進行經濟擴張。
1896年8月，《東京日日新聞》提倡日本應該向中國提供廉價的日本製鐵軌。9月10日，《自由黨黨報》登載了要求擴大日清貿易的文章。其實，《自由黨黨報》早在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就連載《滿洲狀況》一文，詳細介紹中國東北的情況，其中包括東北的地理分界、幅員人口、民族構成、氣候等自然條件，其中還考察了大到盛京、長春、吉林、遼陽，小到法庫門、新民廳、鐵嶺、廣寧、義州、齊齊哈爾等大小34個都府，其中每個都府都含有曆史沿革、地理位置、周邊環境、城郭結構、城市街道、店鋪、經濟、居民由來等。他們還考察了東北各地的運輸條件及道路、江河、港灣等狀況，以及東北三省的產物，包括黍、稷、大麥、豆類、麻類、油類等植物和人參等藥材，進而又考察了東北的動物、礦物等資源。該文談到“滿洲有富含礦物的土地”，顯露了對中國東北這塊沃土的垂涎。
1896年7月，進步黨倡導日本政府應該采取靈活的外交手段，促進日本國民“占領清國的事業”，尤其是鐵道鋪設非常重要，要求日本政府為日本民間向中國的經濟擴張創造條件。
《大阪朝日新聞》也對中國的鐵道建設表示了關注，談到歐洲列強在中國積極地進行鐵道創建工作，日本應該誘導中國人，利用甲午戰爭的賠款在中國建設鐵道，以預防局勢發生重大變動。
《萬朝報》著眼於清朝在甲午戰爭後加強軍事建設，談到的中國觀似乎有些特別。即：
局外人都以為支那是衰耆垂死，到底不能複活，最終將被各強國分而食之。倘支那尚有覺醒之望，一改弊政，尚有改革之運，則支那亦不無遇一難事行一次革新，終將成為一大強國的素質。且支那如今大為重視海陸之防備，現如今又在進行強化旅順、大連、威海防禦的大型海防工程，此乃對前幾次外寇入侵的反省與回應。被此前蔑視的島夷、倭奴——日本國給予如此重大的打擊，即便支那多麼麻木，焉能繼續酣睡，因驚恐而奮起，一有資金就會熱心於軍備的擴張與改革，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則如前號所載，支那陸軍之擴張、將校之訓練，乃是其著手的第一步。
此段論述看似對甲午戰爭後的清朝給予高度評價，但其真實用意在於提醒日本對於中國不能輕敵大意，擔憂中國的軍事建設是針對日本的。《萬朝報》還表達了亞洲門羅主義性的主張，稱：
東洋的利害與西洋不相關，西洋的利害也與東洋不相關，故西洋問題由西洋自己處理，東洋問題也必須由東洋自己來處理。如果東洋插手西洋問題，則是不道德的。同一道理，若西洋插手東洋，餘輩則暗地為西洋感到羞恥，西洋幹涉東洋問題也是不道德的，容忍這種不道德的行為，則更是東洋的恥辱。
總之，甲午戰爭後，列強紛紛展開了圍繞中國的政治貸款權、鐵道鋪設權和礦山采掘權的競爭，在此過程中，日本強化了“中國亡國觀”，並極力倡導日本也應該加強對中國的經濟擴張。
三 對列強瓜分中國的認識與福建省的“不割讓”
1897年冬，德國以在山東巨野教案中有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為借口，派遣遠東艦隊駛往膠州灣，占領沿岸各地，並於1898年3月6日逼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強行租借膠州灣和灣內各島，租期99年。1898年3月27日，俄國緊隨德國之後逼迫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5月7日又簽訂《續訂旅大租地條約》，強行租借旅順、大連及附近水麵，租期25年。在中俄簽訂《旅大租地條約》的第二天，英國駐華公使竇訥樂向總理衙門提出租借威海衛的要求，並於7月1日逼迫清政府簽訂《訂租威海衛專條》，強行租借威海衛及附近水麵，租期與俄國租借旅順的期限相同。1898年6月9日，英國又逼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上後來被稱作“新界”的地麵和附近海灣，租期99年。法國則於1898年4月逼迫清政府同意租借廣州灣，並於1899年11月16日正式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規定租期99年。
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日本看來無疑是“印證”了其在甲午戰爭後做出的中國因列強侵略而走向“亡國”的預測。日本在歐美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深感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掀起了討論中國問題的高潮。其討論主要是圍繞究竟是應該加入列強瓜分中國的行列，還是應該倡導“支那保全”以阻止瓜分的進行。麵對列強瓜分中國的動向，日本國內出現了以下三種論調和對華主張：“中國分割論的當下保全論”、“中日提攜下的中國保全論”和“列強共管下的中國保全論”。
首先，藩閥政府和自由黨以及福澤諭吉等“脫亞入歐”派知識分子，主張“中國分割論”，但在日本尚未具備充足的實力之前，希望中國能夠暫時得到保全。
1898年2月18日，外務大臣西德二郎就德國租借膠州灣一事，向日本駐英、法、德、意、俄各國公使發出了如下指示：
有關德國占領膠州灣之舉，我國當初就預料到德國必定會借助與俄、法兩國聯合進行三國幹涉而逼迫我國返還遼東半島之餘威，而謀求自己所應得到的報償，時至今日，不料德國漸露原形，我國之猜想竟然變為現實。事已至此，帝國政府經過反複審議，決定眼下最起碼應確保我國占領威海衛的權利，至於其他則須觀望形勢，隨機應變，並命令矢野公使盡力周旋，以期局勢盡快恢複穩定。帝國政府之所以采取此種態度，是由於在三國幹涉以來，並沒有與我國利益一致的列強，我國完全處於孤立地位。帝國因明確自家地位而不能輕舉妄動，而清國依然是軟弱無能，無法奮起，遂使德國實現其野心，又引來俄國之覬覦，至今看似暫且告一段落。但從今以後，德俄兩國必定不會安於現狀，英法兩國對此也不會袖手旁觀。此等列強都在清國攫取各自利益，不斷掀起事端，則清國外患頻仍，社會上所傳之所謂清國分割論或成事實，則帝國政府也不得不提前做好準備。眼下就有諸多需要探討之事項，如清國將來究竟是否能夠維護獨立？堪與之並肩作戰乎？若清國早晚不過是他國之瓜分物，則我國對此又有何等利益，或希望獲得哪些土地？若有所望之利益或土地，通過何種方法才能實現。上述問題看似簡單，實際極難判斷。……退而再察國內情況，政治、經濟上均不如意，……要之，方今帝國外交最需慎重，一舉一動都需要考慮到它將帶來的結果與利害得失，殊今尚無法明確把握列強態度，此際我國若與某國締結密切關係，或向他國泄露自己的諸多不滿，都是不利的。無論如何，我國處於孤立地位，是極為不利的，依此無法達成任何願望，應在時機到來之時，臨機應變，為達到目的而與一國相互提攜，或者加入數國聯盟共同行動。當下我國對於各國應該采取中立態度，強化與各列強之間的親睦關係，以保將來不論發生何等事端，我國都可以自由行動，這才是當務之急。
由上述文書可以看出，1898年初，伊藤博文內閣和藩閥主流鑒於日本的軍備、財政能力尚不充分，對於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采取了局外中立的姿態。他們認識到如果日本行動不慎，不僅會促進列強對中國的瓜分，而且還有可能帶來列強共同幹涉日本的嚴重後果。藩閥政府和藩閥主流本屬於“中國分割派”，他們預測到中國、朝鮮終將成為列強的殖民地，但當時日本與列強的關係尚處於解除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階段，幾乎尚未與列強展開真正的合作關係。而且，當時日本的國力與列強相比也極為有限，故而不得不采取謹慎態度，在保持局外中立態度的同時，心理卻期待著在日本充實國力之前中國能夠維持現狀。在這種意義上說，他們是“中國分割論”者，但當下卻期待中國得到保全。
1898年4月2日，西德二郎外務大臣致電英國公使，表達了歡迎英國租借威海衛的態度，同時要求英國在日本需要之時提供援助。即：“日本政府同意英國政府在日本撤兵之後從支那政府手中租借威海衛。同時，日本政府希望英國政府將來在日本為增進自身之安定與利益時，英國政府能夠表示同情。”當日本以撤兵威海衛為條件得到英國的支持後，很快著手將台灣對岸的福建省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1898年4月8日，西德二郎向駐清公使矢野文雄發出如下訓令：“日本政府為保障最近獲得的新領土，欲要求中國承諾不將福建省割讓或租借給其他列強。當時機來臨時，你將接到上述正式訓令。在此期間，你當密切關注列強劃分勢力範圍的行動。”4月15日，西德又致電矢野，訓示其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承諾福建的“不割讓”。4月22日，矢野公使向總理衙門提出“清國政府聲明不將福建省內各地割讓或租借給其他國家”的要求。4月24日，總理衙門按照日本的要求誓約福建的“不割讓”。至此，日本如願將福建化為本國的勢力範圍。
此後，日本藩閥勢力比較滿足於對福建的“不割讓”，但日本政黨的態度有所不同。在1898年5月召開的第12次議會開會期間，眾議院第一黨自由黨（98名，占據了300議席中的32.7%）采取了與藩閥勢力相同的態度。甲午戰爭以後，自由黨在其黨報的“世界”或“時事”欄目中不斷地關注著中國局勢的變化。他們注意到中國在采用德國兵製、北洋水師和福州船廠均得到了回複、清朝又開始新造軍艦、各地修建鐵道、雇用外國教練、開辦新式學堂、中俄簽署秘密協定、俄國在中國開辦華俄勝道銀行以及列強瓜分中國的各種動向與中國各地出現反動叛亂等情況。但上述革新舉措，在自由黨看來隻不過是“龍頭蛇尾，困難重重、崎嶇停頓，進退維艱”，其原因在於“清朝的頑固不化”。1897年12月，麵對列強開始瓜分中國的局麵，自由黨發表了如下意見。第一，歐洲列強對中國的野心不會消滅，隻要清朝不進行徹底的革新，那麼清朝即使不會滅亡，也難免走向土耳其帝國的命運。第二，進步黨為了避免出現這一結果而主張援助清朝，但是日本是否有對抗歐洲列強援助清朝的實力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土耳其帝國在克裏米亞戰爭失敗以後，舉借了大量外債，被迫承認英法等六個債權國的征稅權，鐵道、礦山、銀行等幾乎所有的基礎產業都委任給外國資本經營管理，國內民族運動高漲，塞爾比亞、羅馬尼亞等獨立，保加利亞成為自治國，俄國、奧地利、英國也獲得了巴爾幹半島的一部分，攫取了塞浦路斯的管理權。自由黨預見清朝也會走上土耳其的道路，可見其在甲午戰爭期間已經出現的“中國亡國觀”又有了進一步發展。自由黨不僅否定清朝獨立的前途，而且也否定日本援助清朝以抵抗歐美列強的政策，主張對歐美應該采取謹慎的態度。1898年4月30日，自由黨在臨時議員大會上，決議“我國不宜對歐洲列強租借清朝要地而進行抗議”，該主張與日本政府當時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
1898年5月下旬，針對俄國租借旅順、大連一事，進步黨和同誌會向議會提出了上奏案，批判伊藤內閣的外交政策未能以日本獨自的力量阻止俄國、德國等列強瓜分中國。對此，5月15日，自由黨則在其黨報的卷首語中針對進步黨的上述批判評論道：“值此之際，世間以對外強硬而自誇的黨徒，玩弄比以前更為激烈的豪言壯語，他們的政略始終如出一轍，經常將最為困擾國民的外交問題作為攻擊政府的大好材料。”自由黨關東派的《東京新聞》也批判進步黨的政策反而會促進列強對中國的瓜分，日本應該采取慎重的態度來實現對中國的“保全”。
福澤諭吉對於中國的認識和主張，與藩閥政府、自由黨類似。1898年1月，《時事新報》又重新登載了1885年10月曾刊載過的“中國分割論”，並稱：“支那帝國的分割，是有識之士在數十年前就已預想到的，如我輩同誌會談東洋形勢之時，常論及此事。”福澤認為列強瓜分中國是必然的，日本要想確保台灣就必須要租借對岸的福建省。福澤在第二次鬆方內閣末期，曾經主張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山縣有朋等人一起加入內閣主持國政，對於藩閥政府的大陸政策並未進行批判。1898年3月，他評論日本的對華政策，“並非沒有重大要求，但所求非土地、非人民，唯商業貿易一事，其目的無非是利己利人”，要求日本向中國進行經濟擴張。
總之，1897年末至1898年春，日本的“中國分割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其倡導者及主張與甲午戰爭當中具有連續性，主要是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藩閥主流、自由黨等謀求與藩閥進行合作的政黨勢力以及民間的“脫亞入歐”論者。第二，他們對於以軍事實力為中心的日本國力的評價較為客觀，認為日本尚無與列強抗衡的實力，對於列強的瓜分政策采取了慎重態度而滿足於對福建省的“不割讓”，但他們也預計到中國將被瓜分亡國的命運是無法避免的，故日本當下的政策是為將來能夠有利地參加瓜分而進行準備。第三，他們都反對“日清提攜”、抗擊歐美列強的路線，而主張與歐美協調以共同瓜分中國。
與上述“中國分割論”者不同，東邦協會、東亞同文會、《大阪朝日新聞》、進步黨主流等具有亞洲主義傾向的對外強硬派，則倡導中日提攜“保全”中國。
東邦協會存在於1891年7月-1914年7月年間，屬於“亞洲主義”性團體，其發起人是在1884年策劃分裂中國的“福州組”事件的核心人物小澤豁郎。副會長是副島種臣，理事有陸羯南、高橋建三、大井憲太郎、杉浦重剛、誌賀重昂、三宅雄二郎、井上哲次郎等。幹事為福本誠、白井新太郎等。會員主要是乾坤社、《日本》（《日本人》）係統人員，還有山縣有朋派官僚、國民協會係統人員、以板垣退助和中江兆民為中心的自由黨人員、以犬養毅和尾崎行雄為首的改進黨人員、伊東巳代治和小村壽太郎等官僚係統人員、穀幹城和三浦梧樓等貴族院成員、中野二郎和岸田吟香等大陸浪人。機關報為《東邦協會報告》、《東邦協會會報》。1898年1月，當時的貴族院議長、東邦協會副會長近衛篤磨（1863—1905），在綜合性雜誌《太陽》上發表《同人種同盟——附研究支那問題之必要》一文，提出黃白人種對立說：“以餘觀之，東洋的前途難免成為人種競爭之舞台。即使有能通過一時的外交政略來解決的事態，那也隻是一時的。最後的命運仍是黃白兩大人種的競爭，在此競爭中，支那人與日本人都共同處於以白人種為仇敵的位置。”他看到甲午戰爭帶來了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同時，白種人通過甲午戰爭觀察到日本的能力，“頓悟黃種人難以輕侮，反而呈現出畏懼之色”。他認為“支那人民的存亡，與其他國家休戚相關，也關乎日本自身之命運”，故日本必須與中國合作共同商討“人種保護政策”，以“保全”中國。近衛還針對脫亞論者，倡導日本應該與以張之洞為代表的中國改革派合作，促進中國的近代化，以從中謀取日本的利益。
1898年4月6日，陸羯南批判伊藤首相等藩閥首腦對於德、俄、英瓜分中國的動向不進行強烈抗議，主張日本即使不惜與列強發生衝突也應該繼續占領威海衛。即：
今日之東亞局勢，不進則退。……吾輩雖不知內閣之動靜，但時局既已至此，奉勸當局對於作為抵押的威海衛，切勿無條件放棄。而且要想維護威海衛就必然會導致與某國發生衝突，這原本就是提前應該想到的。我國應該一麵向北京提出異議，另一方麵否認德、俄、英的行為，以開啟將來進取之端緒，否則就從速停止軍備擴張計劃，今後永遠從東亞局勢中退卻出來。
陸羯南對於藩閥主流和自由黨滿足於福建省的“不割讓”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福建的“不割讓”雖然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承認，但沒有獲得列強的認可，這對於將來的東亞政局來說是沒有價值的，無法防止列強割占浙江和江蘇。他將日本視為“應該決定對清問題的帝國”，主張清朝在日本的主導下進行下列改革：第一，日本促進清朝的革新，中國內政體製應采取聯邦製，以當時的總督為各省的君主。第二，改訂法律、起用人才、采用鐵道電信等文明利器，開放內地。
《大阪朝日新聞》代表的是城市工商業者的利益，在對華政策方麵，與自由黨的“中國分割論”相比，他們更為期待大隈重信的“中國保全論”，認為“就清國問題而言，大隈內閣當然在現內閣（山縣內閣）之上，憲政本黨（原進步黨）當然在憲政黨（原自由黨）之上”。該報對於列強瓜分中國的態度與陸羯南相似。1898年4月末，針對日本在中國北方的勢力擴張受到俄、德的抑製，而伊藤內閣卻滿足於福建省的“不割讓”而表示了不滿，稱：“此次為了保證台灣之穩固，我國至少獲得了福建一省，吾人亦非不喜。但得知我帝國不得不因此而步步拋棄在支那北部之權勢，吾人則為向來之主張化為泡影而感到悲哀。”針對列強對於中國的瓜分，《大阪朝日新聞》要求日本應該積極應對，防止列強勢力在中國的不斷擴張：“衰弱之支那帝國，在各地沿岸都擁有良好港灣卻不能自我保護，不斷丟失軍事要地，這必定成為專恣的強暴國家於他日開啟事端的階梯，對此，我日本應該發揮最大力量以行防衛。”《大阪朝日新聞》之所以要求日本政府對於列強瓜分中國進行積極幹預，其真實目的並非要“保全中國”，而是擔憂日本在中國的勢力擴張受到其他列強的壓製，該報強烈地要求日本政府在對清交涉中能夠在鐵道、礦山問題上獲得優先權益，並要求中國解除大米出口的禁令。在1898年5月的沙市暴動中，針對日本領事館被燒一事，該報要求日本與“相關各國聯合起來向各要地派兵”，對中國國內的治安問題也表現出了幹涉的態度。
進步黨作為眾議院的第二大黨（第12次議會開院式當天占據300議席中的30.3%），對於日本政府采取的“觀望”和“中立”政策也采取了批判態度，倡導日本應在日清提攜的基礎上對歐美實行強硬政策。
在1898年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俄國租借了旅順、大連，德國租借了膠州灣，在日本看來，遼東半島係由俄、德、法三國在甲午戰爭後“幹涉”日本而返還給中國的，此時俄、德二國卻又明目張膽地將日本吐出之物吞並，而伊藤內閣對此卻沒有采取任何對策。1898年5月27日，進步黨在第12次議會的眾議院會議上，提出了關於遼東半島問題的上奏案，批判了伊藤內閣無所作為的外交政策。該奏折在30日遭到了自由黨和國民協會的反對，以116∶171被否決。1898年6月，進步黨的元老鈴木重遠，在黨報上明確提倡中日提攜下的“中國保全論”。
今之東亞問題為整個社會所討論，人們意見各異，甚至有人主張與歐洲列強共同瓜分支那。以予之管見，我帝國之獨立隻能由帝國自己來維護，東洋整體之獨立，則需東洋各國來維護。眼下清國內部綱紀敗壞，對外不能維護國權，恐怕難免被歐洲列國吞噬，故應給之以一大刺激，開導之誘掖之，鞏固其獨立，以互為輔車、唇齒相依，維護東洋和平，實乃我帝國之責任。
另外，進步黨黨首大隈重信也提倡中國保全論，積極評價了實行戊戌變法的光緒皇帝。
綜上所述，從1898年4月到6月至9月之間，具有亞洲主義傾向的民間團體、個人及政黨倡導“中國保全論”，主張在日本的主導下通過日清提攜來抵抗列強的瓜分。“中國保全論”對於倡導者來說，滿足了其亞洲連帶的浪漫主義情懷，但其實質卻是將中國化為日本的“保護國”。
進步黨的支流島田三郎則既不同於藩閥主流倡導“中國分割論”，也不同於進步黨主流倡導“日清提攜下的中國保全論”，而主張“列強共管下的中國保全論”。
島田三郎在1898年6月的黨報上，提出了不同於大隈重信等進步黨主流的“中國保全論”。即：
支那的崩潰是日本之憂又為英國之患，此憂雖不能免除但應該盡量使其步伐放緩些……熟慮東洋今後之命運，支那既然不能恢複元氣，就會漸次被諸國蠶食，禹域將四分五裂，然愛新覺羅失天下，而其四億民眾依然棲息於四百餘州成為地球上勤勉一生的人民，而有懷柔此民之心，有開導此族之意、包容此俗之量，而又能貫徹自我意誌的國民應該占據其統治地位，而歐洲列國雖爭相用力於此，然無如我日本對此大陸具有如此便利之地位者。無事時貿易之利無出於日本距離最短者，有事時海陸用兵無及於我國之形勝者……為東洋又為日本之計，日本要主動加入歐洲列強之行伍，以東方主人之身份，占據與維持和平友邦共同協商解決東洋問題之地位。今之世界由於器械學術的發達而混合成一個交際的社團，劃出東西洋的區別或標立人種的異同，杞人憂天式地擔憂歐力東漸，畢竟是鎖國精神的變形，絕非具有進取精神的遠見卓識，退卻於世界潮流之外的支那到了今日之地步，完全起因於這種保守主義，故日本在外交上，必須要加入列國的會同盟約，以保護自我之權益，……下個世紀能對東洋之治亂，特別是決定支那之命運者除了日本及歐洲列強之外還會加上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今日尚處於局外，世人尚不言之，然如英國感到東洋貿易具有重大利益一樣，合眾國的貿易如擴張於東洋，則其國民之防止該方麵禍亂之心與其他貿易國無異。支那到底難免有經曆一大變革的命運，若人文開進，則人民就不會安於現政府之統治而必將由內部潰裂；若人文依舊，則滿清政府繼續統治四百餘州卻難以統一人民，人民也是無氣力。然此無氣力、不統一之國在各國展開激烈而自由競爭的當今世界難免受到外國之侵蝕，現已看到此種端倪，支那到底難以永久地維持現狀。各國一旦分治此版圖，人民就會接觸到世界新鮮空氣而回複生機，憑借新的思想學術一改舊狀，出現一個新的社會……吾人不承認天然之敵，隻可確立我國應有之目的，為此而締結同盟，以英、俄、法、德、美任何一國為友，與相反者為敵，作為開導人道、推進文明、保護和平的正義國民，闊步於世界，此乃我國之國是。
島田所要強調的是：第一，從重視對華貿易角度來看，中國的崩潰對日本是極為不利的。第二，他的“中國保全論”，不是通過“中日提攜”、“亞洲連帶”，而是通過日本與列強的合作來實現的。第三，英國與日本一樣是與對華貿易具有重要利益關係的國家，再加上將來的美國，以這三個國家為中心來共同“保全中國”。可見，島田主張“列強共管下的中國保全論”。這代表了期望在幅員廣闊的中國開展貿易、進行商業交易的橫濱等城市工商業者的利益。
四 “入歐侵亞”路線的統一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出現了標榜與中、朝等亞洲國家合作（主要是以日本為盟主）共同抵抗西方列強入侵的“亞洲主義”、呼籲告別亞洲“惡友”追隨歐美列強的“脫亞入歐”論，這構成近代日本的兩大對外路線。自福澤諭吉於1885年發表“脫亞論”以來，“脫亞入歐”便成為日本政府的主要對外路線，而“亞洲主義”則隻是被民間所倡導，在日本國家戰略中占據非主流地位。隨著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日本出現了新一輪有關“脫亞入歐”與“亞洲主義”的對外路線之爭，麵對中國被列強“瓜分豆剖”的局勢，“脫亞入歐”派倡導“中國分割論”，而“亞洲主義”派倡導“中國保全論”。
日本早在“三國幹涉”中便認識到了帝國主義結盟的強大力量，同時也意識到日本與國際強國締結同盟關係的重要性。此後，日本就是否應該對外結盟問題展開了討論。
藩閥主流和自由黨對於在東亞展開競爭的英國與俄國之間采取了等距離的外交方針，並以英俄兩國為中心觀察列強的動向。1895年10月21日，伊藤首相向明治天皇提出的對韓政策意見書中，在堅持將朝鮮化為保護國的路線的同時，為了避開與列強發生正麵衝突而采取了消極的政治方針。1895年9月，《東京日日新聞》對日俄同盟、日英同盟也都表示了消極的態度，認為日本與俄國在遼東半島、朝鮮問題上沒有共同利益，兩國難以締結同盟關係；對於日英同盟，則因為日本不得不由此而為英國擔負印度防衛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藩閥主流的外交政策。自由黨也認為日本應該首先加強實力，靜觀局勢變動。
福澤諭吉在對外政策上與日本政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1895年6月，他認為英國與日本一樣不滿於俄國向滿洲、朝鮮擴張，因此日本應該與英國締結同盟關係，而日俄協商隻不過是一時的彌縫之策，兩國的利益關係是完全對立的。福澤諭吉雖然傾向締結日英同盟，但他認識到如果日本沒有符合與英國締結同盟的實力，日本就難以實現日英同盟。
而倡導“中國保全論”的改進黨等對外強硬派，他們對於列強的外交主張則分為三種：第一，不締結同盟，與英、俄兩國保持等距離外交；第二，不締結同盟，與英、俄都保持敵對路線；第三，日俄提攜路線。改進黨的外交路線處於分裂狀態，缺乏統一性。
1895年7月，改進黨幹部肥塚龍對日英、日俄同盟都表示了消極的態度，要求進行等距離外交，他認為：
不與英國締結同盟關係，則俄國不會以我國為敵，不與俄國締結同盟關係，英國也不會以我為敵。締結同盟至少會產生一個強敵。強敵雖不足為懼，但於國家利益無益。
早在1895年6月，《每日新聞》已對英國表示過善意，而對俄國則表示了警戒。1896年5月，該報又進一步否定了日俄同盟，要求日本掌握建設東亞秩序的主導權，即：
鄰邦清、韓乃英、俄兩雄日夜窺測之地，我帝國既然向來不慣於安閑而以東洋之主人自任，就不可徒手旁觀虎狼之囂張逞能也。進步黨之所以於第九次議會之第二期計劃重複第一期計劃，便是欲以海軍之擴張為急務，一則是為自衛，二則是為維護東洋之和平。若僅滿足於策劃日俄同盟以圖一時之苟安，而不見他日有被吞噬之危險，那是何等之短見。
《日本》新聞的主筆陸羯南是1880年代日本“對外強硬”運動的核心人物。尚在甲午戰爭進行之時，他就開始主張“北守南進論”。1895年4月3日，陸羯南在《日本》的社論中談到：
吾輩於休戰時收到了南洋皇軍之捷報，得知國威有南侵之望。夫帝國國民將來之雄飛毋寧說是在南方。即帝國國民有北守南進之命運。除澎湖台灣之外尚可伸張我國國威之處甚多。我南方軍今後可大有作為。
1895同年7月8日，陸羯南再次倡導“北守南進”論，稱：
帝國所處之地理位置，天然地促使（我們）采取北守南進的方針。這幾乎是不能由人的意誌來決定的，而是國家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國是之根本。我國於維新伊始就放棄樺太，而領獲衝繩，近日歸還遼東而又獲取台灣，皆天意使然。
陸羯南的“南進論”主要指向的是以台灣為基地的中國東南地區，是以經濟擴張為重點的。他極力主張“占有支那東南部的利益”，要求在該地區“準備通航及金融機關，以圖十二分的商權擴張”。
從上述“南進論”出發，對日本構成最大威脅的西方列強就是與中國南方具有緊密經濟關係的英國，而非俄國。當然他對中俄關係的接近也表現出非常警惕的態度，1895年8月，他談到：
若今俄與清夥同，清亦依托於俄，則西伯利亞鐵道不僅是極易到達滿洲的捷徑，而且與大連灣或牛莊港相通，則可得南進之便。讓朝鮮守其北疆防止俄之南進又有何裨益？故恐西伯利亞鐵道之南通者應懼俄清關係之日趨親密，然吾輩不能理解世人為何對此甚為冷淡。俄已得通往黃海之路，豈不會進而向日本苦心經營？
他提倡日本應該與對英持有敵對感情的俄國進行合作。當然其所謂“北守”的意思，是日本雖然不向中國東北擴張，但在朝鮮問題上保持日本的優越地位。故陸羯南在對外政策上，一方麵要求日本強化在朝鮮勢力以確保將朝鮮控製在日本手中，同時，不提倡日本向滿洲擴張，而應與俄國協調，強調“日俄之間若存敵意，對於維護朝鮮之獨立及安寧來說，就如同火上澆油”。對於英國則應該采取警戒的態度，即：
欲於支那擴張我國之貿易權，英國就是我國之強敵。故不欲失去英人之歡心，我國貿易就無法得到擴張。與此相同，在確立台灣的占領權問題上，英人畢竟不會成為與我國攜手的朋友。
為了確保日本在中國南方的經濟利益空間，陸羯南不惜明確地提出“日英對立論”，即：
欲避免馬關條約中獲得的割讓地及所開放的市場化為泡影，則到底難免與英國人發生衝突。對於英人退讓，就等於阻礙我國利益線的延長……欲向支那擴展我國利益線，就難免與英國發生衝突，欲據台灣以維護我國之主權線，亦難免與英人發生糾葛。
為此，《日本》主張針對英國的海軍擴張，指責那些針對俄國的所謂“臥薪嚐膽”是“陳詞濫調”、“不解大勢”。
總之，甲午戰爭後，麵對列強在中國掀起的利權競爭，日本社會圍繞是否結盟、應該與誰結盟等問題進行了論爭。
當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之時，日本圍繞對外路線問題的爭執更加激化。其爭執的焦點集中表現於是與歐美列強協調共同瓜分中國，還是在日本主導下的“日清提攜”的基礎上抵抗歐美列強的入侵，這兩種不同路線的鬥爭可謂是“脫亞入歐”與“亞洲主義”對外路線分歧的典型反映。
1898年秋，隨著列強在華勢力範圍的形成及戊戌政變的爆發，日本各界在改變“中國速亡觀”的同時堅持“中國終將亡國觀”，並在對外戰略上就“入歐侵亞”路線達成一致。
1899年3月，憲政黨中島多嘉吉認為列強在中國相互對立牽製，導致瓜分中國的形勢難以進一步發展。即：
論者或以波蘭之分割來比喻清國，此失其例也，何者，波蘭之分割，是由於俄、德、奧三國意誌一致而得以順利快速地進行。與此相反，列強於清國之利益相異，即使清國本身無能，但由於列強之間相互牽製，也難以出現一強專擅之局麵，故清國可在其間侃侃維持其餘名。
日本在改變“中國速亡觀”的同時，認識到列強在中國的競爭從瓜分領土、劃分勢力範圍轉入經濟爭奪戰，遂開始集中鼓吹在列強協調的框架下對中國進行經濟擴張。1899年6月10日，憲政黨之代言機構《日刊人民》提出了“新侵略主義”論，即：
古之侵略者，為擴張版圖而殺人放火，以略其地。……今之侵略者則不同。不動一兵，不殺一人，於談笑之間租借土地、獲取鐵道鋪設權、礦山采掘權，而隻勤務於商業貿易之擴張。不需統治設施，亦不需鎮撫防備。其無所勞而皆收利也。
其實，憲政黨從1899年5月開始便極力鼓吹日本應該向中國、朝鮮進行經濟擴張。川村嘩提倡日本應該向揚子江流域進行擴張，即：
韋伯斯坦評清國，稱其為人間財富之倉庫。而可稱其為人間財富之倉庫者，非北清及滿洲，乃揚子江沿岸一帶……古來稱富者，首數吳楚，或雲“揚一益二”，“揚”乃今之浙江，即屬揚子江流域。欲知現在有多富，無須贅言，以上海為首之沿岸八港，進出口總額常占清國進出口總額之二分之一，江、浙之米、絹絲、棉花，兩湖之米、茶，可謂支撐著清國之一半命脈。
同月7日，星亨也要求日本應該向中國、朝鮮進行經濟擴張，即：
當下最為緊要的政策，是在獲得清國福建、浙江等地的鐵道鋪設權、礦山挖掘權等利權的同時，應該盡早完成朝鮮京仁鐵道、京釜鐵道，並隨之派遣大量移民。
總之，1898年秋之後，日本明確地意識到了轉換對華觀及對華政策的必要性。正當日本改變其“中國速亡觀”之際，戊戌變法得以實施並走向高潮。然而，原本旨在救亡圖存的這一改革活動，卻最終“助長”了日本的“中國終將亡國觀”。
甲午戰爭使尚沉迷於“天朝上國”之曆史遺夢的中國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又兼列強的“瓜分豆剖”將中國推入“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這迫使中國部分士紳階層和知識分子覺醒，並認識到中國隻有進行政治、經濟、思想和教育體製等全麵改革才能保障國家生存。為了挽救這一危局，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奏《應詔統籌全局折》，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實施獎勵工商、廢除八股文、設置京師大學堂、啟用人才等政策。戊戌變法在內政上借日本為先導、以日本為榜樣，在對外路線上提倡“聯英聯日以拒俄”。康有為甚至向光緒提議改革迫切需要與日本結盟，主張留用來訪的伊藤博文為宰相或顧問。戊戌變法作為中國近代社會全麵轉型的真正開端，其成敗不僅關係到本國的命運，而且牽動著日本的對外戰略選擇。對於戊戌變法的“聯日拒俄”主張，日本各界起初都表示了歡迎。“脫亞論”者福澤諭吉主持的《時事新報》肯定戊戌變法證明中國正要邁入文明大門，中國以日本為師最為有利。國權主義者德富蘇峰旗下的《國民新聞》對清朝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主張表示了歡迎，強調“促使支那人的一大覺醒，確實是我國朝野人士的一大責任”，主張日本政府應該獲取清政府的信賴，以圖使中國的所有改革事業都依賴日本。藩閥主流伊藤博文係下的《東京日日新聞》也主張日本對於中國的改革“宜盡量支援指點”。然而，日本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其對華政策是服從於對西方列強政策的。“三國幹涉”後，日本對在遠東具有絕對優勢的英俄兩國都采取了協調路線。上文已述，1898年4月，日本對於俄國占領旅順大連未發表任何異議，還同意英國租借威海衛，並向中國提出福建省的“不割讓”要求。在這一外交路線的前提下，日本一方麵鑒於英俄兩國都不插手戊戌政變，而對其采取了不幹涉方針，同時，為了避免激化甲午戰爭後歐美國家興起的黃禍論而抑製亞洲主義路線，又兼“中國行將亡國論”的形成，日本對於變法派的聯日主張，以及劉坤一提出的“中日同盟論”都加以排斥否定。尤其是在1898年9月戊戌政變爆發後，“中國分割論”者對於戊戌變法更是紛紛轉向“過激論”。
伊藤博文作為明治憲政體製的主要創建人，是日本政界首屈一指的元老，他對戊戌變法的態度對日本政府如何應對戊戌政變無疑具有重大影響。1898年11月10日，剛從中國考察回國的伊藤接受憲政黨的邀請，出席有山縣首相、桂太郎陸相等內閣重臣參加的會談，席間，他明確表達了戊戌變法“過激論”：
中國的改革、改良無論如何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並不認可其（戊戌變法——作者注）改革的順序與階梯……彼之大國對數千年繼承下來的文物製度進行有效改革，絕不是在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伊藤不僅否定戊戌變法，而且還否定中國的前途：中國各地都在掀起叛亂，以現在清朝的力量是不足以鎮壓叛亂維護國家安全的，在列強圍繞中國展開激烈競爭的情況下，清朝根本就無法維護疆土和獨立。他的上述觀點，對列席內閣重臣的戊戌變法觀以及中國前途觀無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戊戌變法過激論”和“中國終將亡國論”很快成為日本政界的主流認識，從而影響了日本對待康、梁的態度。《東京日日新聞》表示日本不能無視清廷和列強來援助改革派。憲政黨也發表輕視康、梁的言論：革新是中國的大勢所趨，向來南方人企劃改革者不止一二，康有為等人隻不過是其代表而已。
正是在“中國終將亡國觀”的認識基礎上，“中國分割論”者在對外戰略上不僅反對“中日提攜”、“中日同盟”路線，拒絕康、梁等人長期在日本旅居，而且力行“日歐協調”以侵華的路線。1898年11月，《東京日日新聞》提出：當下日本需與列強在“開放主義”的框架下在中國謀取共同利益，日本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尚不充足，即使在勢力範圍劃分上處於被動局麵，也必需采取與列強協調、共管中國的路線。
戊戌政變後，進步黨及亞洲主義者對於維新派的態度及“中日提攜”路線也逐漸發生了轉變。在戊戌變法之初，《萬朝報》和亞洲主義者陸羯南主持的《日本》對戊戌變法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戊戌維新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日本不宜錯失良機而應誘導清朝進行製度改革。1898年10月，大隈內閣的執政黨黨報曾就中國的局勢及戊戌變法做過如此分析：
回顧老帝國，四十餘年來困於內憂外患，政令不行，疆域日削，雖依然具有龐大之形體，然形勢之危甚於累卵。殊由日清戰役遭到一大打擊，邇來俄國向南侵逼，英德、法諸國由西而侵，其勢駸駸乎不可阻擋。此際，清國可采之策唯有二途，一曰依然保持原來之政體，其存亡放任於自然；一曰打破舊來之積弊，更始一新振作國勢，以立對峙於列國之策。而老朽無能之徒，唯有自己而不知國家，以改革危及自身地位，而拚命保持舊態，不顧國家之危急。對此，詳於各國之形勢，通曉內外局勢者，則以為若不銳意實施一大革新，就不能維護清國之命脈，革新派所倡導者，乃變更諸般政令，同時，排斥老朽無能之徒，打破舊例故套，大開門戶，舉薦可共行改革之人才，改革維新派之意見逐漸被采用，遂改科舉之法，以至見停止八股考試之詔敕……此次清國政變，雖有各種錯綜複雜之情形，但總之無外是革新派與守舊派之間的衝突，……被視為革新派的首領，或屬於該派之名士，或被逮捕，或逃亡，政權被守舊派所占，革新派有被守舊派撲滅之危險。然即便如此，亦絕不足憂。何哉？革新乃清國之大勢，阻止之，則猶如以雙手擋黃河，今雖守舊派一時得勢，然不過回光返照而已，豈足以長恃乎？唯近日康有為之輩成為創業遇難之陳吳，或許原本必應犧牲於改革。然若康等為改革犧牲，則定有繼之而起以成戮定之功之劉季，此次事變雖無疑是革新派一時受挫，然絕不需為改革之前途而擔憂，若由此次挫折革新派就喪失卷土重來之勇氣，則縱使沒有此次挫折，其改革效果亦可想而知。向來南方人企圖改革者不止一二，康等隻不過是其代表而已，故若康等不幸為改革而死，則南方人之奮起必可期待。以今日之挫折而絕望於改革，為時尚早也。此次清國之政變，吾人以為隻不過是改革中途之小礙，不足以深憂。何哉？是否改革，有關清國之存亡，清國有為之士已經覺醒，以今為改革之機，以期一大飛躍，清國改革之氣勢已經至此，區區一次挫折豈能妨礙此大勢。而彼之革新派常常以我國為先輩不斷表示傾慕之意，我國應如何對待之？……要之，我國對此之方針，唯完成先進國之責任，善導之利誘之，以實現改革目的。清國改革之成否，實關清國之存亡，清國之存亡有關東亞之安危。
東亞會成立於1898年4月，由政教社、部分進步黨議員、早稻田大學前身東京專門學校“同人會”以及東京帝國大學“同明會”組成，以“研究東方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匡救時局”為目的。理事是井上雅二、香川悅次，成員主要有陸羯南、三宅雄二郎、犬養毅、平岡浩太郎等，發行月刊雜誌《東亞細亞》。作為倡導“亞洲主義”的團體，東亞會也表示：中國的存在對於日本的安全意義重大，中國被瓜分則唇亡齒寒，故促進中國改革使之堪當外壓，就意味著日本的自衛。因此，大隈內閣及東亞會在戊戌政變後為康、梁等人逃往日本提供了大量援助。
然而，戊戌政變後，進步黨和東亞同文會均逐步轉向戊戌變法“過激論”。東亞同文會由東亞會與同文會合並而成。同文會由乙未會與近衛篤磨經營的精神社合並而成。乙未會是甲午戰爭以後活動在中國的日本人組成的結社，本部設在上海，成員的半數左右畢業於荒尾精的漢口樂善堂和日清貿易研究所。荒尾精死後，乙未會尋求新首領，開始與近衛篤磨接近。1898年6月25日，乙未會得到近衛的支持，在東京成立同文會。東亞同文會以調查研究中國問題、讚助相關事業、促進兩國人員交流為綱領，機關報是《東亞時論》以及乙未會在上海發行的《東亞時報》。它的活動繼承了荒尾精在中國的事業，主要活動舞台在中國。由近衛篤磨擔任會長。近衛在與康、梁的會談中曾表示：今年春天以來的改革太過激進，極其危險，中國具有“保守性的國情”，過激的變動會遭受挫折，將來應該采取“漸進方針”。東亞同文會的機關報《東亞時報》稱：改革是中央官僚、地方總督、內外有識之士共同讚成的事業，並不是康有為的獨創。總之，亞洲主義者對於戊戌變法的態度是以日本對華政策的大局為中心的。東亞同文會也最終采取了與外務省合作的態度，勸告康有為等人離日。
後來為袁世凱子嗣擔任家教的有賀長雄也在其主編的《外交時報》上發表文章，聲稱戊戌變法“過激論”，即：
清國政變以來茲已一月有餘，其事態漸漸明了。這是清國皇帝過分急於改革，允許康有為、梁啟超、李端棻、楊深仁、楊銳、徐仁鑄、林旭、康廣仁、徐仁慶等人之奏議，頻頻進行急進之政，故招來西太後及保守朝臣之反動。然此乃政府內部之紛爭，既不是由支那國民之氣勢所動而生此變化，亦不是由外國之陰險手段而起。
……九月政變幸而有不必引發外交紛爭而穩妥了結之望。然支那革新從今以後必將作為世界之一大問題存在並構成經常影響列國之對遠東外交政略之一大要素，就如同土耳其革新問題經常影響列國之東歐外交一樣。
支那革新不僅是為了清國，對於遠東之將來亦是必要的。而支那國民現在雖然缺乏國民的團結力，但此種團結力量的要素，即在人種、曆史、文字、習慣上的一致性則是充分存在的，社會生活十分繁盛，從中極易釀生出建立在新基礎上的國家團結，因此支那絕不是沒有革新的希望。問題唯在順序方法。我國與支那不僅國土相鄰，而且人種、曆史、文字、習慣也與之相近，加之由於甲午戰爭引發了列國幹涉的端緒，這種責任使我國具有了誘導其進行安全革新的義務，這是滿天下都沒有異議的。……惟支那革新有三條途徑。（一）由中央政府開始著手而後波及一般國民；（二）由地方著手而後波及中央。而於地方開始著手，又有兩途，一為由地方人民開始興起運動；一為由地方官吏之間形成革新趨勢。
在上述文字中，有賀長雄在指出戊戌變法“過激論”的同時，也提出了中國進行改革的方法途徑問題。在他看來，由人民開始興起革新運動的途徑是最為不幸的。何者？由民間起事，則中央政府必將鎮壓而形成戰亂，如果中央不能快速達到目的，則會像鎮壓太平軍那樣借助外國勢力，這樣會導致共和軍方麵也會借助外國援助加以抵擋，最終結果將比不進行革新更為糟糕。康有為所采取的方法是第一條，這雖然強於第三條，但在中央進行革新必將觸及守舊勢力的利益而遭到反抗，陷入朋黨之爭，招來反動與反反動的紛爭，而釀成長久難以解決的憂患。他認為清朝改革唯一可行的平穩途徑是第二條，即“由地方上有勢力的官吏開始波及影響上下”。
戊戌政變後，“亞洲主義”者不僅與藩閥主流一樣對於戊戌變法持有“過激論”，而且在對外路線上也放棄了“日清提攜”抵禦歐洲列強侵略的“亞洲主義”戰略，而開始提倡列強共同管理中國，並進一步要求向中國進行經濟擴張，其對華認識和主張趨同於藩閥主流。
在進步黨中，原來主張列強共同管理中國的隻不過是進步黨的支流島田三郎派，但當1898年秋天列強勢力範圍形成、戊戌政變爆發之後，曾經提倡中日提攜以保全中國的進步黨主流以及《大阪朝日新聞》等，都紛紛放棄了原有的對外路線。
1899年9月10日，東亞同文會在其機關報《東亞時論》卷首語中明確否定了“中日同盟論”。1899年10月，近衛在南京與劉坤一會談時，對於劉坤一提出的日清同盟問題也避而不談。亞洲主義的重要代表陸羯南也發表了輕視康、梁，明確否定中日政治聯盟的意見，他稱：
東亞同文會主張的不是政策上的日清關係，而是社交上的日清關係。康、梁是不解國家、人民與政府含義的舊知識分子，他們亡命日本以來，動輒要求日本政府為改革派而俠義出兵，或向民間人士強調“唇齒相依”的關係。然而，其理由卻隻不過是種族相近、文字相同，這種理由對於兩國關係來說是極為薄弱的，不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難以答應。
可見，日本的亞洲主義者，區分私下的社交關係與正式的對外政策，在需要拉攏中國時，使用“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等幌子，而當該種論調不利於日本時，又徹底對此加以否定。
戊戌政變後，亞洲主義者不僅否定“中日提攜”路線，而且還轉向主張與列強協調侵略中國。1899年4月，憲政本黨（原進步黨）的最高領袖之一大石正巳表達了如下意見：（1）清朝的命運受到英、俄的支配，中國的分割已成為必然之勢；（2）如果英俄協商，在中國南北互相劃分勢力範圍，則中國的瓜分立即就會變為現實；（3）日本為了對抗列強，考慮到“平時相互通商以及在非常時期的支那改革問題”，需要將“九州的對岸，即江蘇省、浙江省、與台灣接近的福建省”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4）為了將該三省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首先要獲得貫穿三省的鐵道鋪設權以及礦山采掘權；（5）改善中國的兵製財政；（6）為了實現上述目的，“宜與歐洲列強提攜，協商討論，以圖東洋之大計”。可見，憲政本黨主流不僅開始主張與列強協同對中國進行擴張，而且還不滿足於福建省的“不割讓”，要求把長江流域最為富庶的江蘇、浙江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
亞洲主義者的上述“攜歐侵華”的主張與執政者不謀而合。1899年6月，慈禧太後為引渡康有為和梁啟超而派遣內使到日本要求加強中日關係。早在該年5月，山縣有朋首相就清帝向日本派遣特使一事在給鬆方正義蔵相、青木周蔵外相的意見書中談到：
觀清國之局勢，歐洲列強於清國版圖之內到處劃分利益線，顯然清國地圖最終將被赤黃青等顏色分開，不得不斷定清國會像猶太人種一樣，國滅人種存，我國當然也需要針對此種局勢提前做好盡量擴充利益線的準備工作……眼下我國正處於整理財政、擴張軍備的時期，我國外交政策應采取最為圓滿的方針，在數年之內，以汲汲整理財政、擴張軍備為是，必須要避免與外國發生衝突……即使當我國財、政、兵三方麵都充裕了，但與清國提攜維護東洋獨立也是最為笨拙的下策。
可見，即便是在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告一段落後，日本藩閥主流也依然堅持“中國亡國觀”。同時，山縣明確否定“中日提攜”路線，強調日本需要韜光養晦與列強保持“協調”。由此，日本曾經分裂的兩大政治派別在“入歐侵亞”對外路線上最終達成統一。
綜上所述，1898年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使得日本早在甲午戰爭期間就已產生的“中國亡國觀”正式形成，並強化了“侵略客體觀”，這構成近代日本不斷采取侵華政策的認識基礎。而且，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及戊戌變法的失敗，還鞏固了“脫亞入歐”路線在日本對外戰略中的主流地位，形成日本在做出侵華行動選擇時的一種重要戰略模式。
第三章
“中國亡國觀”的鞏固——與列強“共舞”
義和團運動是清末以北方農民為主體的群眾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它是甲午戰爭後中國人民反瓜分、反侵略鬥爭的發展，又是長期以來遍及全國各地的反教會鬥爭的總爆發，是近代中國人民反帝革命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對於義和團運動采取了加入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政策。日本采取這一政策，是基於其對義和團及中國的認識基礎上的，並對日本對外戰略及對外路線產生了重大影響。本章擬探討日本政界、民間有關義和團及當時中國的基本認識，解析義和團運動對日本對華觀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及對華政策的長期影響。
一 日本政府的義和團觀與出兵決策
義和團最早興起於山東和直隸（今河北）交界地區。它是在義和拳等民間反清秘密結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反帝愛國群眾組織。義和團采取設立神壇的方式發展組織，操練拳術，吸引群眾。參加者絕大部分是農民，其次是手工業者、舊式交通運輸工人、和尚道士、散兵遊勇。義和團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用畫符念咒、請神附身等“術法”動員群眾，廣泛宣傳持符念咒、神靈附體來鼓舞鬥誌。信奉的神祗除佛、道以外，還有小說、戲曲、民間故事中的神怪人物，故具有較濃厚的封建迷信思想，還宣揚神道相助、刀槍不入等。1898年以後，義和拳改稱義和團，散發各種傳單、揭帖，進行驅逐列強、保衛國家的宣傳，並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帝國主義，集中打擊外國教會侵略勢力。
19世紀以後，基督教成為列強進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外國傳教士大批湧入中國，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殊勢力。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步伐，搶占沿海軍港，深入內地掠奪鐵路、礦山等權益。外國傳教士的活動也隨之日益猖獗，收羅土豪劣紳、流氓惡棍入教，扶植他們霸占土地、欺壓百姓。清朝官吏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庇護教士、教民，壓製百姓。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老百姓紛紛加入義和團。義和團仇恨外國侵略勢力帶來的鐵路、輪船、洋貨、教堂，剝奪了自己的飯碗、使自己身遭厄運，故而見之必毀。
1899年冬，山東肥城發生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卜克斯被殺案件，在西方各國連續抗議後，毓賢被清廷免職。新任巡撫袁世凱帶領北洋新軍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後，提出招安義和團。1900年1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發布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於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餉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到天津開壇聚眾。於是山東的義和團團員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義和團團員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並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杆等洋物。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清政府這種改“剿”為“撫”、承認義和團為合法團體的政策，使義和團得到了公開活動的有利條件，以致聲勢日大，更加有力地打擊了傳教士和教民。
眾所周知，日本在義和團運動中加入八國聯軍，並成為其主力。日本之所以在義和團運動中迅速地派出大量軍隊，得益於其在甲午戰爭之後對軍事建設的強化。甲午戰爭後，以“三國幹涉”為契機，日本將首要假想敵從中國轉移到俄國。在日本看來，俄國作為“三國幹涉”的主要國家，在中國東北地區建成東清鐵道，企圖南下遼東半島，租借旅順、大連，對日本在朝鮮的權益及地位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在“三國幹涉還遼”之後，日本舉國上下在“臥薪嚐膽”的口號下大力擴張軍備。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通過《馬關條約》攫取的巨額賠款在日本擴張軍備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清政府賠償給日本的2億3千萬兩庫平銀相當於當時日本的3億4405萬日元。其中，7895萬日元被用於臨時軍事費用，5403萬日元被用於擴張陸軍，1億2526萬日元被用於擴張海軍，5000萬日元被用於備戰下一場戰爭的戰爭基金儲備起來。與甲午戰爭前相比較，從1886年至1893年的8年間，在日本陸軍省的年支出費用中，軍事費用從最低的1094萬日元到最高1169萬日元不等，年平均額是1138萬日元。而到甲午戰爭後，從1896年到1903年的8年間，日本軍事費用的年平均額激增至3178萬日元。
表3-1 直接軍費占預算總額之比率 （單位：1000日元）
【圖說居左】資料來源：井上清：《軍部的形成》，京都大學人文研：《人文學報》第28號，1969年3月。引自小林一美：《義和團戰爭與明治國家》，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第206頁。【\/圖說居左】
甲午戰爭後，日本進一步著手擴張陸軍，新增6個師團、2個騎兵旅團、2個野戰炮兵旅團。早在1899年年末，日本的陸軍擴張計劃就已基本完成。在甲午戰爭結束時，日本陸軍僅有7個師團，到1903年，則增至13個師團，海軍也由甲午戰爭開戰時的5萬噸到1904年達到32萬8千噸。甲午戰爭後的10年之內，日本的軍事支出額的增長是驚人的。這為日本在義和團運動中迅速地派出大量軍隊奠定了基礎。
義和團運動最初在山東殺害的是英國傳教士，英國公使麥當勞於1900年1月4日與法、德、美國公使一起向清政府表示了強烈抗議，並要求清朝嚴厲禁止義和團和大刀會對中國基督教徒實施暴行。清政府應此發出了嚴厲禁止直隸、山東兩省的義和團的上諭。但各國公使都要求本國政府向大沽派遣軍艦。3月23日，2艘英國軍艦到達大沽。4月6日，四國公使要求以兩個月為期限鎮壓義和團，否則將直接派遣陸海軍到直隸、山東兩省進行掃蕩。
1月6日，日本陸軍通過駐煙台的太田八十馬大尉的報告，得知外國傳教士遇難。1月8日，駐上海島村新六大尉報告“山東之亂”，日本陸軍得知“大刀會及義和團”向基督教徒“施暴”。19日，太田大尉又報告山東省即墨一帶局勢不穩。3月3日，太田質疑清軍是否能鎮壓義和團，16日，稱義和團依然未被鎮壓，28日，報告義和團打出“代天滅洋”的旗幟，稱“頑固的攘夷論”集團不斷擴大。3月6日，日本駐華公使西德二郎也向外務省報告了義和團的發展情況以及各國公使團的動向。4月5日，公使館附屬武官森義太郎中佐報告義和團進入天津活動，列強強烈要求清政府進行鎮壓。6日，島村大尉報告道：“據說北京端郡王暗中庇護團匪……持有固執的攘夷論，義和團與向來的土匪不同……，若此次匪徒不斷興起，則必然關係到外國人，從而惹起各國幹涉”，且有清廷內部與“團匪”相串通的傳言，清政府也有可能與列強發生武力衝突。同日，太田大尉報告在天津居留的外國人對於義和團的擴散感到“非常恐慌，並疑神疑鬼，甚至出現了義和團會襲擊天津的風傳”。
日本政府鑒於甲午戰爭後俄、德、法三國聯合迫使其“歸還遼東”，認識到帝國主義國家結盟的重要性，而急切地期待加入列強行伍。麵對義和團運動，日本政府的首要目標便是加入列強行列，與之在世界殖民秩序中“共舞”，侵略中國。可以說這一目標是日本外務省、內閣、政黨乃至輿論界的共識。
進入4月，西德二郎公使認為義和團隻不過是“沒有固定方針的土匪，不會引起大事”，並以為事件很快會趨於平穩。4月27日，針對其他列強公使團的活動，青木周蔵外相電令西德二郎在各國公使采取聯合措施時，“閣下也應該與之共同行動”。但是，此時西德二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國南方和朝鮮問題上，認為義和團是有排斥基督教的愛國主義運動，具有攘夷性，日本並非基督教國家，不宜采取幹涉行動而傷害中國的對日感情。他認為清政府理解義和團的排外要求，不會進行殘酷的鎮壓，而會采取鎮撫方式，因而義和團不會引起大事。青木外相對此又明確訓令，不管宗教問題如何，隻要義和團擾亂社會秩序，加害外國僑民，就應該與列強采取一致行動。
義和團運動在1900年四五月間擴大到直隸地區，並在淶水縣殺死清軍將領楊福同及其率領的步兵、騎兵共70餘人。淶水縣位於北京與保定中間，是基督教的重要據點，是大量神父與幾近無賴漢教徒的巢穴。5月27日，涿州義和團團員攻占縣城。以後，周邊各縣的義和團都聚集於此，達到1萬至2萬人之多。義和團團員與教徒之間不斷發生衝突，楊福同率領清軍前來鎮壓。義和團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打擊，但仍然堅持“扶清滅洋”的政策。
5月20日，在淶水縣發生了義和團襲擊教會事件後，各國駐北京公使舉行第一次公使會議，決定發出照會要求清廷嚴厲取締義和團，並處理相關人員。此時西德二郎第一次參加了列強公使會議。他在向日本國內報告會議經過時，依然認為各國對於義和團的恐懼是過慮的，“清國政府應該不會讓匪徒的暴行擴大到北京……此次事件的性質沒有那麼嚴重”。但清政府若拒絕列強的共同照會，事態就會惡化。
5月27日，數百名義和團開始襲擊盧保線涿州—琉璃河間大約5公裏的鐵道，推倒電線杆，切斷電線。28日，義和團火燒長辛店、盧溝橋車站，列強要求清政府鎮壓義和團並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各國駐北京公使通告總理衙門，決定要求本國派遣軍隊護衛駐北京公使館。29日，義和團火燒豐台車站。三天之間，義和團火燒了涿州、高碑店、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豐台等各站。
5月28日後，義和團開始破壞北京郊外的鐵道，北京至天津間的鐵道阻斷，法國、意大利的鐵道技師卷入其中，逃到了北京、天津。列強由此確認北京陷入危局。英國全權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有感使館區有危險，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國戰船增援。是日，列強召開第四次公使會議，各國公使一致認為事態緊急，需要各國聯合出兵。英國政府已於27日下令出兵。日本早向大沽派遣了炮艦“愛宕”號，西德二郎此時也要求從已停泊於大沽海麵的“愛宕”號炮艦上派遣陸戰隊到北京，並派出與歐美相同規模的巡洋艦，以應對以後的事態。29日晨，日本23名陸戰隊員首先登陸天津，日本開始與歐美列強共同行動。美、英、法、俄、意各國海軍部隊總計577名海軍紛紛集結天津，列強無視總理衙門在30日發出的延期出兵要求，於31日午後2時，超出人數限製派遣356名軍人進入北京城，而後又增加至442名。
5月29日，日本政府得到了西德二郎的出兵要求。日本海軍得知事態緊急，上奏天皇派遣能容納陸戰隊的二等巡洋艦“笠置”，天皇立即準許。30日，該艦從橫須賀出發，6月4日到達大沽。此外，日本又派遣“須磨”、“鎮遠”、“鎮中”等艦艇和水雷驅逐艦到大沽，並於12日派遣“豐橋”艦運載三百餘名海軍從佐世保出發到達大沽。這是日本關於義和團運動的首次上奏，寺內正毅參謀本部次長也在日記中首次提到義和團運動。即“清國爆發義和團，破壞鐵道通信設施，各國為自衛而出兵”。但此時西德二郎認為“義和團並沒有一定的政治意見，隻不過是被憎惡外國宗教的觀念所驅使、迷信白蓮教大刀會等人的集合，不過是一幫烏合之眾而已，多少能夠引起些騷擾，但不會危害大局”，主張隻要不發生重大事件，就沒有必要派遣陸戰隊。
6月3日，義和團為了阻止列強出兵北京，開始破壞京津鐵道。6月4日，齊集於天津郊外的義和團，宣誓要火燒租界。同日，義和團破壞了黃村車站及其附近的鐵道，天津-北京間的鐵道再度中斷，北京公使館一帶處於孤立境地。6月6日，在天津的列強軍隊開始準備進攻義和團。6月10日，英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西摩爾（Edward Seymour）中將指揮列強聯軍大約2000人乘列車駛往北京。13日，俄國2000名哥薩克兵進入天津。
隨著義和團運動的不斷擴大，日本政黨也開始采取行動。憲政黨實力派人物星亨，早於4月就在《日刊人民》上主張由日本與列強共同管理、改革中國。即：
支那之內亂，不僅包含頗為危險的性質，而且還有恐開啟列國分裂之端緒……若欲使清國真正進行重大改革，恢複秩序，則無若列國聯合監管，以使其行改革之實。吾人寧願率先與英、美、德、俄、法諸國協商，在列國委員協商之下，勸告清國進行改革。
6月12日，憲政黨召開會議，決議“關於支那問題，帝國應該不斷推進與外國的協商，以致力於恢複和平的工作”。
6月15日，憲政本黨的犬養毅、大石正巳也召集會議，發表如下決議：“當局對於清國事變之行動，有錯失良機之嫌，我黨此際期望政府能夠采取機敏行動。今天，我邦對於清國事變之行動，要為日後與列國之均衡關係作好打算與準備。”
列強於6月4、5日確認了清政府對義和團采取了容忍政策，紛紛向本國政府提出采取一切方策救援北京的要求。西德二郎也向青木外相提出相同要求。6月4日，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福島安正少將向部員宇都宮太郎少佐發出如下指示：清國義和團逐漸趨於猖獗，應該提前研究出兵問題。宇都宮太郎在5月28號的日記中首次寫下了與義和團有關的情況，“清國暴徒義和團焚燒盧溝橋、豐台車站”。5月29日，“關於義和團暴動，列國水兵為保護公使館而進入北京，我國愛宕號也派出將校以下人員22名登陸”。6月4日，“清國義和團逐漸猖狂，從福島部長處接到提前進行出兵研究的內部命令”。6月6日，宇都宮太郎向福島安正提出了出兵研究的結果。
對於是否出兵、何時出兵問題，日本政要們有著全麵的考量。山縣有朋認為：
此次事變，以小量兵力是難以戳定的。而且，即使此軍必須由日本派出，此際我國也應避免在外交政策上積極主動地出兵，而應由列國請求我國進行援助，才算上策。
桂太郎陸相也有類似的觀點：
當時，社會上不少人要求乘此機會，迅速向清國派遣大軍，以求在外交上大有作為。政府內部，也有青木外相等人持有此等意見。首相也讓桂公（桂太郎）做好萬無一失的準備。……桂公認為，此次匪徒雖然爆發在京畿一帶，殊懷有排外思想，宮中、府中皆與之關係甚大，作為重大事件，列國最終必須要聯合用兵方能鎮壓。然而，我國此時最需慎重。聯合數國組成聯軍。數國聯合組成軍隊，這在世界史上是極為罕見的，日本加入聯軍，是開國以來未嚐有過的事情。我國與歐洲列國人種不同。殊今僅廢除了列國在我國之治外法權。現今是我國掌握東洋霸權之端緒。若於此劈頭就出現外交錯誤，則多年之辛苦都將化為泡影。故，首先我國宜僅用海軍應對，暫不派遣陸軍。……讓列國求救於我國才是上策。……餘以為，此次事變，是帝國與其他列國聯合行動之開端，是我國將來能否進入文明國隊伍之試驗場。
可見，日本加入八國聯軍首先是為了躋身列強行伍，並趁機掌握東亞霸權，侵略中國。故日本在出兵的步驟上極大地顧慮到了列強尤其是英國的態度。日本最初之所以對於出兵問題如此謹慎，主要是由於當時列強並不歡迎日本大量出兵。特別是俄國的尼古拉二世早已將駐屯在旅順的4000軍隊派遣至北京，在防止日本或其他國家派遣軍隊的同時，提高其在遠東地區的威懾力。英國由於當時占中國貿易總額的七成，故而其本意也不願讓其他任何國家插手中國事務。但在“三國幹涉”以後，俄國加劇了向中國的擴張，英國的壓力和危機感也隨之增強。在英國主導的救援北京公使館作戰中，西摩爾派遣隊的進攻遭到義和團的抵抗而無所進展。又兼英國當時忙於在南非與荷蘭進行布爾戰爭，無法向遠東地區派遣大軍，而俄國卻能從西伯利亞不斷派遣大量的軍隊。麵對此種困境，英國決定拉攏日本，要求日本出兵以牽製俄國。
日本政府將列強出兵鎮壓義和團運動視為列強在東亞的角逐和競爭。日本出兵的目的，表麵在於確保權益、救援公使館，實際上其最終目的在於提高國際地位，並正式加入列強行列。日本對於俄國向中國的擴張也采取了高度警戒的態度。6月11日，俄國派遣1746名士兵、277頭馬匹、大炮24門登陸大沽。當日，山縣首相便與青木外相、桂陸相商定向英國發出下照會：“日本政府已經做好準備，可以立即派遣較大規模的部隊，解救北京公使館被困人員。若女王陛下之政府同意我國的這一行動，我國就將立即出兵，但若不同意，我國政府並無出兵打算。”
6月10日，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是日起，北京外國使館對外通訊斷絕。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被剛調入京的清兵甘軍所殺。駐天津的各國領事組織2000人的聯軍由西摩爾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11國公使館。他們於11日在落岱附近遭到義和團的襲擊，14日又在廊坊附近遭到義和團的阻撓。同日，西摩爾接到留守落岱的守備隊遭到1000名義和團包圍的消息，率領英、俄、法軍共450人趕赴落岱救援，殺死300名義和團團員。因為鐵路被義和團團員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18日，由於列強攻陷大沽炮台，董福祥、聶士成麾下的清軍也開始反擊八國聯軍，故西摩爾軍隊於25日逃回天津，列強第一次救援北京公使館的活動失敗。
6月15日，山縣有朋召集臨時內閣會議，商討由參謀本部製定的《臨時派遣隊編成要領書》，決定從陸軍第五師團與第十一師團中抽出臨時派遣部隊（約3000人，司令官為福島安正少將，後來成為東亞同文會副會長）。臨時派遣部隊以兩個大隊為基礎，再加上騎、炮、工兵和輜重部隊，屬於混合部隊。
6月17日，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炮台。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11國同時宣戰。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6月23日，英國向日本發出增兵要求。27日，英國再次電請日本增加一個旅團的兵力，要求出兵總數達到1萬人。7月3日，英國鑒於北京局勢危險，又要求日本增兵。7月5日，英國向日本提出如下要求：“北清事態如此危急，現除日本之外別無他國可以增援天津，日本的增兵是各國的要求。”7月6日下午3點30分，日本還獲得了英國的財政支持保證。即：
日本是唯一一個有希望成功實現救援北京外國公使館這一緊急目的的國家，但若日本國政府行動遲緩則必將擔負重大責任。眼下英國除了用在場的軍隊進行援助外，英國政府還不辭提供適當的財政補助。若就此問題與各國反複交涉，則有延誤時機之虞，故英國政府擔保上述財政責任。
同日，日本決定把整個第五師團（師團長山口素臣）全部派出，總兵力約22000人，其出兵決議如下：
前些日子我國內閣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政策主旨，是由於我國若擔負重大責任，則財源不足，軍資匱乏，故應先向英國及其他國家照會，說明情況然後再做決定。而後，隨著形勢日漸危急，不容再行猶豫，列國共同體之命運幾乎就取決於我國之決心如何。值此之際，我國宜速定方針，援助列國，或長驅直入進北京，或救援天津的聯軍，使之免於覆滅。現在清軍正從北京、盧台方麵向天津進軍以圖形成合圍之勢，現距天津已經不遠，而在天津的列國聯軍以不足二萬之孤軍在異國作戰，壁壘不堅而糧食不豐，必不能持久防禦。雖然英國、法國分別從印度、越南在各自派兵救援，但他們恐怕在本月下旬到8月上旬之間才能到達大沽。至於德國則最早也得等到9月上旬才能到達。經過如此長期作戰，糧秣枯竭，彈藥用盡，則天津難免陷落。若天津陷落，則大沽勢必難守，甚至不幸看到全軍覆沒的局勢。若不幸至此，則清國全土之亂黨將競相蜂起，甚至禍及西南地區，各地總督無法控製，則整個清國將化為無政府之疆土，屆時列國即便興大軍討伐也斷難鎮壓。故從軍略上來說，我國應當首先派遣兩到三個師團救援天津，而後與列國聯軍分頭進攻北京，懲罰清國政府，使之撥亂反正。若長期拖延，冰期將近，屆時才出兵則難以攻略北京，而禍亂漸長，難以征服。
再從政略觀之，英、法、德皆遠道出師，到底難以大量出兵。俄國雖與清國接壤，然有西伯利亞相阻隔，亦難派遣大軍。唯我國出兵清國北方地區甚為便利。現在各國公使在北京處於危急之中，僅有孤軍駐守天津，難派援軍，更何況敵軍擁有絕對優勢的兵力，使得人心惶惶，對於解圍感到失望，此時，我國擁有地理之便，又有數十萬陸軍，各國都在敦促我國出兵，卻僅派出數千兵力，而不續援，則內有國民鞭笞政府對於當然之責任有所懈怠，外有列國對於我國是否有所異圖之猜疑，以為我國要報從前之仇，而猜忌永遠難以解除，積怨遂至。現今列國援兵未到，天津大沽之軍為敵所困，此時我國若派出大軍解其重圍，進而平定北京之亂，以成撥亂之功，概各國將永遠對我國感恩戴德，且若北清禍亂長期不治，則南清亦必將受到波及，則我國國民經濟將損失過半，財政亦受其累。要之，無論從軍略上還是從政略上，出兵都是有利於我國的。此際，首先要迅速派遣已經發出動員令的一個師團的兵力。
日本在早已做好出兵準備的同時，等待列強的出兵邀請及財政支持，即避免了引起列強對於日本的警戒和恐懼，使得出兵變得“順理成章”，又乘機提高了國際地位，減輕了財政負擔，可謂一舉多得。
陸軍大臣桂太郎在任命福島安正為臨時派遣軍司令官時說：“你是為向列國支付保險金而去的。你要奮戰至死。即便你所率領的小部隊覆滅了，但你卻會對將來的日本築就豐功偉績。”6月19日，福島在已出發的船中召集臨時派遣隊的將領，做出如下訓示：
我國軍隊與列國軍隊共同行動，這在我國建國以來是首次。我軍必須上下一致完成任務。大家也非常明確要堅決執行任務。然而，這正是我國向世界表現我軍價值的大好時機，而且我們派遣隊代表著我國全軍。安正願與大家共同奮鬥，不惜粉身碎骨，大家要嚴守軍紀，克服艱難困苦，致力於讓外國軍隊及外國人對我國產生敬畏之情，若到必須戰鬥時，定要英勇拚搏，成為各國軍隊之模範，揚我武威，以奉陛下，完成此次派遣大任。
他還向士兵提出如下六點注意事項：
以我國固有之精神勇往直前，絕不能落後於外國軍隊。射擊已無執械戰鬥能力的傷者、病者、婦女兒童等是國際法嚴令禁止的。若有犯者，則屬野蠻行為，事關國威，有失文明國軍隊之價值，諸位切忌做出野蠻舉動。
通過上述訓示，福島想在世界列強麵前顯示日本人的勇敢和紀律嚴明，以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
福島在赴大沽的船上寫下一首詩，用以振作士氣。即：
明治三十三年，初夏月夜
黑雲西現，支那上空有事將生
忽來戰報，支那北部有義和團匪
初稱義民，樹“尊王攘夷”之旗
火燒耶穌教堂，打殺外國人
急集北京城下，聲勢浩大
支那有頑固黨，反以之為快
不取鎮撫之策，故其勢愈凶
義民變身為賊，作惡多端
列國軍艦齊集大沽，水兵俄然登陸
保護公使及租界，不敢懈怠
然清廷仍置之不理
京津聯絡中斷，公使僑民日漸危險
如何再行猶豫
列國不斷增兵，以應事變
我國最強之陸軍，實乃臨時派遣隊
滿負盛名，在一片歡聲中駛離宇品
朝向渤海前進，今望彼岸
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意大利、奧地利
又加美國共七國，皆有精兵強將
此乃精銳之大賽場，我軍數量雖少
然作為陸軍之代表，需向世界展示我國之武威
維護名譽，責任重大
共赴戰地時，固有歐亞之別
然同為護國之兄弟，禮儀乃武士之花
謹慎、謙讓、堅忍，切勿因小而失大
共處戰地時，隻有一心報國
此乃舍身之處，此乃揚名之所
定要勇往直前，踏平敵陣
在五大洲中耀我神州男子之功
使我天皇陛下之威德響徹天地！
從這首詩中，也可以窺測出在世界列強麵前展示日本的“精兵”和“武威”，以資加入列強行伍，才是日本派遣軍的最高使命。
總之，日本通過出兵鎮壓義和團，終於實現了明治維新以來夢寐以求的“脫亞入歐”戰略，並具體實施了“入歐侵亞”政策。
二 民間的初期認識及其煽戰輿論
義和團運動作為19世紀以來最大的反基督教運動，舉起“替天行道、扶清滅洋”的口號，最初他們鬥爭的矛頭是基督教、傳教士、西洋人、中國洋教徒、洋貨販賣商人、教會和洋貨店，並未發生直接針對日本人的敵對行為。因此，日本大多媒體最初以隔岸觀火的心情報道義和團運動。
1900年4月中旬，《大阪朝日新聞》就在華外國人的情形進行了報道：“歐美人為分散在各地的傳教同胞大為擔憂，而日本人卻意外地平靜。”陸羯南的《日本》也評價義和團是“一種迷信黨，其目的在於排斥西洋人”。即使在歐美各國紛紛派遣軍艦登陸大沽時，有些日本媒體還以一種隔岸觀火的心情調侃：“此時觀看清廷今後的動靜，真是一場有趣的好戲。”
5月17日，在距北京西南70公裏的淶水縣有13名傳教士被殺，義和團進入北京，5月20日，各國公使館陷入危機。此時，日本媒體還隻是報道“我國公使沒有傳來任何音信”。
5月27日，義和團破壞琉璃河車站及鐵道，28—29日火燒長辛店、盧溝橋以及豐台車站，列強駐北京公使通告總理衙門決定要求本國派遣軍隊護衛駐北京公使館。此時，日本的輿論為之一變。《大阪朝日新聞》稱：
北京近郊發生非常事件，政府卻沒有任何作為。清國萬事都出於常理之外，這源於其社會尚不整備、文明尚不普及。
該報將義和團破壞鐵道的行為視為反文明現象，可謂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建立在近代文明論基礎上的蔑華觀的繼續。
隨著局勢的發展，在日本政府著手研討出兵問題的同時，民間輿論也開始宣揚出兵征討論。5月31日，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係統的《東京日日新聞》報道稱：“北京人心平穩，根據駐清公使西（德二郎）的電報，（義和團）畢竟是一群烏合之眾，不值得太過擔憂。”然而，翌日，該報又強調日本有責任恢複中國的秩序，並要求陸軍出兵。即：
討滅像義和團這樣妨礙國際交通之文明公敵，即使從本國利益來看，也屬帝國政府之當務之急……我國必需要主動承擔恢複秩序的職責……若需動武鎮壓則帝國陸軍當然就要下定決心做好擔此重任之準備。
6月3日，《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題為《義和團的爆發——根本性救治》的社論，以日本是東亞主人翁的姿態稱：
以同文同種之交情啟發清國乃我國當然之責任……若世人有咎其理由空洞者，則吾人從國家自衛要求、內政刷新來立論。……須知當今作為義和團暴舉之結果……受到直接影響的是日本……。我國……必需率先以此為契機，……竭盡全力地將愚民從攘夷之迷夢中驚醒。
6月上旬，日本派遣“笠置”、“須磨”等軍艦到達大沽，日本海軍登陸天津。此時，《東京日日新聞》號稱：
帝國不落後於列國半步，宜占據充分地位，以應對清國將來之變化……歐美列強在中國各自擁有根據地，但將來最具實力的必定是日本。以複興東洋為天職，啟蒙東洋，維持東洋和平，是日本的責任。從這一點來說，日本可以代替清朝剿滅匪賊。
值得注意的是，出兵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並非日本少數報社的呼聲，而是多數媒體的共同主張。而且，日本民間要求出兵的目的也不僅停留在鎮壓義和團運動上，而是與日本政府一樣，將義和團運動視為列強在中國競爭的舞台和機會，並不斷鞭策日本政府在與列強的競爭中不得落後。
在出兵之初，日本媒體關注的並不是八國聯軍能否鎮壓義和團的問題，而是如何在與列強的競爭中在中國攫取更為有利的地位和權益以保持戰後的均勢問題。例如，由《九洲日報》派遣的從軍記者田岡嶺雲在向中國出發的途中，寫下了《戰袍餘塵》，其中寫道：
若夫僅為保護我國僑民，則用兵一千足矣。即便有圍剿團匪之任務，也因其是一群烏合之眾而不足論矣。我軍一出便可使之灰飛煙滅。……清政府即便如何愚昧，亦應知以一國之力與列強數國相戰必定失敗之理，而無勇氣開戰。……狡獪的英國，看到日本在三國幹涉以來憎惡俄國，以為奇貨可居，又利用吾國國民愛慕虛榮而有俠義之弱點，煽動我國出兵而代其勞，一旦事情終了，我國反而不能與列國均沾利益，徒勞一番而已。……重要的並非今天的義和團事件，而是由此引起的清國處分問題，我國是否能與列國保持均勢。我國政府於此一點應有妙算，吾人不過期望政府要始終貫徹此種妙算。
今日之事，與甲午戰爭不同。重點在於國際問題。……列國軍隊與拳匪及清兵之間的勝負則是末端。
1900年5月31日，德富蘇峰主辦的《國民新聞》在並不明確清政府是否支持義和團的情況下，要求日本政府為了保持與列強的均衡而需向中國增派軍艦與列強“共同行動”。即：
義和團屬於何物，至今仍是一個謎團。但他們標榜排外主義則是明白無誤的。支那在留之外國人當中有人認為以西太後為首的清廷守舊派是其煽動者。然而認為團匪之暴行出於當局的唆使實在是有欠考慮而又膚淺的見解。清國的事情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測之，但吾人不能認同西太後等在教唆團匪的看法。然而，觀近來西太後發出的排外性上諭及迫害改革派等來看，無不是出於促使愚民迎合清廷之意。姑且不論此次團匪無組織、無統率，是沒有固定根據地的流賊，官兵不能鎮壓之，不，有無鎮壓之能力，亦是頗值得懷疑的。……若團匪之暴行出於清廷之唆使，那麼清國政府就是好與文明世界為敵，必將走向自滅。若是沒有鎮壓烏合之眾的能力，則清國早晚不能實行獨立國之責任。無論如何，此次騷動，愈發使人感到清國之前途堪憂。
義和團之暴動，若以排斥西人為目的，則與我國沒有直接關係，但是為了保護帝國公使館及僑民，就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以防不測。且苟有影響支那命運之事態發生，則與列國共同盡力保護普遍之利益與和平，這既是我國的義務又是我國的權利。吾人切望我國當局與列國一樣速令海軍登陸，進而增派軍艦，以充警備。
6月9日，《國民新聞》要求日本政府不應僅滿足於海軍的派遣，而且應該派遣陸軍，以在列強競爭中不落後於其他國家。即：
我國在此之際雖然不能獨斷專行，但作為對清國最具深厚關係的強國之一，絕不能落後於其他國家。……我國與清國地理鄰近，占據著比其他國家更為有利的地位。在必要之時，就不應該隻滿足於派遣一兩艘軍艦，而應不辭派遣艦隊，輸送陸軍，與列國共同行動。
6月11日，董福祥部殺死日本外交書記官杉山彬。消息傳到日本，舉國輿論鼎沸。6月12日，《國民新聞》報道稱，駐北京列強公使已經認為清朝處於無政府狀態，這意味著清朝也將成為列強聯合討伐的對象。《國民新聞》擔憂日本在列強競爭中由於實力不足而處於劣勢地位，以中國作為世界貿易市場有待各國開拓，故而應該避免國際大戰為由，倡導列強不應該單獨行動、各自瓜分中國，而應該協同行動，共同謀利。6月14日，該報稱日本“陸海軍備已經得到整頓，財政也大為健全”，再次敦促日本政府“對於爭雄於大陸絕不可推辭”。
還有部分媒體，對於日本政府初期采取的重視對列強的“協調”關係的政策表示不滿，要求日本軍隊表現得更為“積極大膽”，在列強中獨占鼇頭，以圖在中國瓜分到更多的利權。6月14日，《大阪朝日新聞》刊載了題為《日本的世界性任務》的社論，批判日本政府太過顧慮列強的行動，派遣陸軍的速度“遲緩”，要求迅速派遣大量陸軍。即：
我國的對清政策，即東洋政策，從明治二十九年編成預算時就已經確定……25萬噸的海軍、50萬人的陸軍，都不是為了今天嗎？……值此之際，我國態度不明，國民實乃焦急……至今我國派遣艦隊及陸軍的行動總是有些遲緩……我國最為接近清國，派遣海陸軍也最為便利。我們已經感到不少來自團匪禍害的痛苦，卻為何落後於列國？以吾人之見，我國當局者太過重視與列國的協同行動，萬事等其決議，對其決議又萬事等待北京政府之回答，客氣得如同坐視旁觀一般，猶豫不決……此際吾人主張大量派遣陸軍……至少需要派遣一個混成旅團……接著還需要準備一個師團。……這無非是為完成我日本國在東洋的國際性任務。
該報還稱“上天為了徹底改變支那帝國的命運，才讓義和團蜂起於北清，以促使列國協同一致從事支那改革的活動”，“我帝國有幸得此機會，在掃蕩團匪中本應處於主動地位，執其牛耳，以製清國之死命，……卻晏然跟隨於列國之後，旁觀其行動，丟盡帝國顏麵”。
憲政黨在看到俄國向中國東北大規模出兵後，也極力倡導日本應該大量出兵，以保持對俄均勢，以便在將來的爭奪中獲利。7月3日，該黨成員佐伯悌藏在上海的東文學堂發表演說談道：
帝國之地勢、國情都處於十分便利的地位，何況已經做好了動員十萬兵力的準備，命令一下就可以馬上派赴北清之沃野。而今卻僅派出不足一萬的兵力，左右顧盼、旁觀坐視是為何？吾人不禁感到怪異。夫輕舉妄動、吹毛求疵、火中取栗，當然是應該大為慎重的。然而，在應當臨機應變之時，卻徒然徘徊，收起羽翼，不能保護當然之權利、獲取必得之利益，則非帝國應取之策。
1900年6月，陸羯南對於日本藩閥主流、憲政黨以及《大阪朝日新聞》等媒體要求出兵加入八國聯軍與列強“共同管理”中國的主張表示了反對，稱：“此次派遣軍隊，保護公使領事及僑民足矣，若征伐團匪則是多餘之事。為與列國保持均勢而多派軍隊是無用的。”這種意見在當時是少數派。但是，到了同年9月，陸羯南也以日本在鎮壓義和團運動中提供了最大兵力為由，要求日本在八國聯軍中應該掌握主導權。即：
在此聯合圈內，日本最為特別，從一開始就提供了最大的兵力，選擇負責最艱難的場所與最危險的領域，使聯軍出乎意料地迅速達成了目的。究其原因，在於日本最為深切地感到了利益的連帶關係。日本在軍事聯合圈內必需處於主動地位，與其說這是日本的權利莫如說是日本的義務。
總之，在義和團運動中，日本乘機加入列強行伍，與西方國家共同侵略中國，這種“入歐侵華”戰略，不僅是日本政府、軍隊所認可、采取的路線，也是日本輿論界的共識。
三 戰爭過程中的中國觀察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使用外務省機密費開展了對外宣傳工作。日本在出兵鎮壓義和團運動中，也與甲午戰爭一樣，進行了“有意識、有係統”的對外宣傳，並派遣出大量的從軍記者，記錄下了當時的相關情況和中國觀察。
甲午戰爭時日本財政經常支出的機密費是3萬日元，義和團運動時則增加到20萬日元。在臨時財政支出項目中，義和團運動也遠高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時日本支出的機密費是19萬日元，而義和團運動時則高達67萬日元，相當多的機密費是被用於“新聞操縱”的。甲午戰爭以後，日本的軍事力量受到列強的注目，1898年列強展開了瓜分中國的競爭，遠東局勢成為世界矛盾的焦點。因此，日本在出兵鎮壓義和團運動時，其對外宣傳活動有以下兩個重點。第一，日本派遣軍是與歐美諸國相比肩的“文明軍隊”。福島安正出征時桂太郎的囑咐及福島的命令都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第二，對於日本政府有關出兵鎮壓義和團運動的每項政策，都通過歐美記者向列強說明其意圖，以免引起列強猜疑，緩和歐美在甲午戰爭以後對日本產生的警戒，緩解“黃禍論”的流行。
此外，日本參謀本部在鎮壓義和團運動後也編纂了《明治三十三年清國事變戰史》資料，記述了戰爭過程當中中國的防守及士兵表現等情況。由於“戰史”是由日本參謀本部編纂的，可謂是日軍的“正史”，其記述極其重要。本節擬利用上述資料及日本從軍記者的相關記載考察日本在戰爭過程中對於義和團及當時中國的觀察。
6月15日，列強決定占領大沽炮台，當日下午，便向大沽炮台發出最後通牒，要求17日上午2時之前交出炮台，遭到負責防守大沽炮台的羅榮光的嚴詞拒絕。17日0時50分，列強出動了5艘軍艦，900名將士，其中日軍300人，沿著白河逆流而上，繞道背後炮擊大沽炮台。戰鬥大約持續了5個小時，6點大沽炮台淪陷。
大沽炮台是首都北京的海防要塞，1850年、1856年曾兩度被英、法破壞。由於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有過占領北京的計劃，故清政府從歐洲購買了當時最為先進的大炮。1900年時，大沽炮台擁有西北炮台、北炮台、南炮台、新炮台四座，備炮有177門之多，守軍有步、炮兵共約3000人。大沽炮台防禦設施先進，防守人數是列強的大約3倍，卻在5小時間淪陷，給敵人的打擊也極為有限。
日軍對於大沽炮台失守的原因進行了如下分析：
其防禦殊對於陸上正麵方向之防禦極不完備，而且清兵對於武器的使用並不熟練。甚至露天放置火藥，由自身加大了敵人火力的破壞程度。
大沽炮台雖設有177門大炮，然而據後來日本的調查，可以對準敵艦使用的隻不過有33門。其中，大口徑速射炮有4門、中口徑速射炮15門、中口徑炮11門、小加農11門、施條口裝炮2門。清政府雖然購買了先進的大炮，但士兵並不具備操作的基本技能，甚至將火藥露天放置，由敵人發射來的炮火引爆，加劇了自身的毀滅。日本參謀本部還記述到：
（淩晨）3點半左右，清軍的射擊逐漸稀落下來，炮台內到處有火藥爆炸。這是由於清軍將朝向海麵的火藥搬運至後方，露天放置的原因。淩晨4點15分左右，清軍的射擊已經基本停止。
日本對於義和團運動中中國官民的評價與甲午戰爭時有所不同。甲午戰爭時，日本看到中國的將士都以逃跑為能事，百姓對於中日之間的戰爭也是漠不關心。而在義和團運動中，日本發現義和團及清軍都比甲午戰爭時勇敢。在大沽炮台之戰中，日軍便發現：
在此次戰鬥中，清軍能夠勇猛地發射炮彈進攻，但由於缺乏倉庫或彈藥之遮掩物，而導致滅頂之災。自己的彈藥爆炸則到底難以抵抗。有七八百具敵人的死屍橫躺在炮台內。
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後，就向天津進發。天津戰役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6月17日至7月8日的租界戰役（包括天津火車站之戰），第二階段是7月9日至14日的天津城戰役。
6月17日至23日，天津租界有日、英、俄、美、德、法、意、奧八國聯軍共2700餘人。6月17日淩晨4點，1500名義和團團員頭戴紅巾、手拿紅纓大刀進攻租界，八國聯軍射擊義和團團員，義和團被迫撤退，在此過程中，清軍炮擊了八國聯軍。6月18日，日本一大尉中彈死亡。20日，雙方又展開小規模交戰。23日，俄軍1600人及其哥薩克騎兵50人、美軍125人、意大利軍20人、英軍700人從大沽趕至天津。27日，大約有2000名英、德、俄聯軍占領了器械局。
6月29日，馬玉崐率領大軍抵達天津。同日，日本臨時派遣隊大約3300人，在攻陷大沽炮台後登陸，向天津進發。此時，侵入天津市內的列強兵力分別有俄軍約4000人、日軍3700人、英軍1600人、法軍600人、德軍700人及其他400人。此後，清軍、義和團與八國聯軍在天津正式展開大規模的作戰。
參加作戰的清軍主要是由直隸總督裕祿及聶士成統帥的7000餘名武衛前軍、宋慶率領的武衛左軍、馬玉崐統帥的5000名步兵及1500名騎兵，以及從大沽退守天津的羅榮光部。清軍從三個方向包圍了位於紫竹林的外國租界。八國聯軍則在白河左岸的老龍頭火車站迎擊清軍、義和團，老龍頭火車站成為戰爭前線。參加作戰的日軍有140人，太田大尉戰死，22人負傷。通過此次戰鬥，日本人發現義和團和清軍都“出乎意料”的勇猛。即：
該夜，敵人駐守在我軍正麵不肯後退，猛烈地發起進攻。僅向我軍發起正麵進攻的敵兵就有500人。全線之敵人大概不下2000人。其服裝並不一致。還有攜帶武器者。
日軍雖然承認義和團和清軍都非常勇猛，但其原因在於清軍借助“不畏生死的義和團之力”。即：
是日，敵人的前進方式非常奇怪。敵軍大概是讓不畏生死的義和團打頭陣，官軍尾隨其後，清軍之所以能夠出人意料地勇猛，就是憑借團匪之力，不愧是狡猾的軍略。在此次戰鬥中我軍傷5人。其中2人受重傷。英法軍隊也有大尉等4、5人受傷。
7月5日，清軍進攻老龍頭火車站，日軍迎戰3個小時。7月6日，清軍增加3門大炮，共用6門大炮進行炮擊。八國聯軍也首次炮擊天津城及其附近。日軍記載該日清軍的進攻非常猛烈。即：
敵人突然逼近法國防線。其兵力從左岸鹽堤過來的有2000人，沿著右岸道路過來的大約有1000到1500人，扛著四麵旗幟。……此時，敵人的進攻非常猛烈，向我軍挺近至不到百步的距離。敵人不斷地向我軍進攻……我軍進行了勇猛的反擊，將之擊退。但是，敵人也並不是真正地撤退，在距我方四五百米的地方停下來繼續進行頑強的抵抗，至7日早晨。
7月11日，清軍對老龍頭火車站的八國聯軍進行了大規模進攻，其表現也非常勇猛。即：
淩晨2時左右，從車站西南方向傳來鼓笛之聲。3時，約有500名敵兵突然向六中隊正麵襲來。第六中隊立即進入陣地迎擊。敵人勇猛地前進至散兵線北方約150米處的磚瓦牆下，進行猛烈地射擊，像是要突擊。此時，寺倉孫一少尉中彈當場死亡，此外還有若幹下等士卒傷亡。
該日，日軍在老龍頭火車站的傷亡慘重，有6名將領及18名士兵戰死，53人受傷。馬玉崐親自統帥的武衛左軍步炮六營，在此次戰鬥中也付出了較大的犧牲，右路統領記名總兵李大川、營官守備孫祥雲等相繼戰歿，兵勇傷亡也極其慘重，死在戰場上的有50名，共有450人傷亡。清軍同時還進攻了英、法軍隊防線，法軍傷亡60人，英軍傷亡20人。淩晨6點左右，法軍增兵趕至，在站台西端與日軍合作，清軍最終不敵八國聯軍而敗退。
7月6日，八國聯軍開始用大炮轟炸水師營炮台及天津城。9日，從白河左岸開始進攻，逼近天津城，天津戰役進入第二階段。水師營炮台非常堅固，距離又遠，直到天津城淪陷都很好地發揮了作用。
天津城戰役從7月9日持續到14日，一共進行了6天。列強投入此次戰鬥的兵力如下：
參加天津城戰役之八國聯軍兵力
資料來源：小林一美：《義和團戰爭與明治國家》，第250—251頁。
其中，參加了天津城南門總攻戰的有日軍2700人、美軍900人、法軍800人、英軍659人，共5059人。日軍的兵力最多，成為進攻天津城南門的主力。俄、德軍並未參加南門總攻戰，而是從老龍頭火車站向水師營方麵進攻。八國聯軍為進攻天津城，必須要拔除賽馬場、西器械局、黑牛城、林莊等地的清軍及義和團。
7月9日，八國聯軍開始總攻。福島安正率領的日本臨時派遣隊也加入其中，成為主力。據日本參謀本部編纂的戰史資料，其攻陷黑牛城、賽馬場、八裏台等地的經過如下：
騎兵中隊從梁園門出發，驅逐沿途之敵軍及匪徒，4時30分，前鋒到達黑牛城北方，探知大量團匪及少量官兵占領了紀莊，故我軍徒步發起進攻，乘其火力衰弱，用三個小隊進行了襲擊，但其主力在紀莊東麵占據了新河沿線進行頑強的抵抗，且團匪攜帶刀、槍、劍，察覺在橋上迎擊我軍，到底難以抗擊，故複又退至黑牛城北方進行死守。司令官接到上述情報，令江口少佐率領第六中隊進行救援，時值5時10分。在賽馬場方麵的各隊有進有退，不斷進攻，從5時40分到6時占領了銅樓莊及賽馬場東側的土堤，據以射擊敵人，逐步前進。在前進中，我軍感到最為困難的是各處都有溝渠橫亙，賽馬場內是沼澤地，不利於行軍。特別是步兵第十二聯隊第十二中隊更是越過沒肩的溝渠前進。於是，敵人之大部朝西逃去，一小部分朝北、朝南方向退去。而退向西方的，在八裏台村及其南方新河右岸架設起4門速射炮，進行第二輪的頑強抵抗。我炮兵從其陣地向西前進至大約500米處布設大炮，又在賽馬場西北方的土堤上布置大炮，專門用來射擊八裏台附近的敵人。
6時，江口少佐率領的第六中隊到達黑牛城。當時一部分敵人正從賽馬場附近向南方退卻，紀莊方麵之敵人亦大為增加，其數不下500。因此，騎兵中隊派遣第一及第二小隊到紀莊駐守，中隊長帶領其他兩個小隊在大約相距1000米處射擊從賽馬場方麵退過來的敵人。此時，紀莊附近的敵人射擊極其猛烈（此時目少尉負傷），但其進攻並不奏效，我軍迫使其潰亂，將之追擊至賽馬場南方，此時步兵第11聯隊第七中隊趕來。
6時至6時10分，步兵第十一聯隊第八中隊向吳窯前進，逐漸逼近八裏台附近。步兵第十二聯隊第十二中隊占領了八裏台南方的橋梁一帶，專門射擊敵人，第十二聯隊第十中隊在賽馬場西南流水的三叉口附近，打擊從紀莊向西北方向撤退的敵人。敵人不敵我步兵及炮兵之射擊，傷亡慘重，並遺棄了四門大炮，向西散去。於是，我軍占領八裏台。時間是6時30分。在此之前出發的步兵第十一聯隊第八中隊剛到吳窯，敵人炮兵就出現在海光門西方土牆上向我發炮。因此炮兵第五中隊到吳窯東側抵擋之，接著第四中隊到吳窯西側，兩個中隊從兩翼夾擊敵人炮兵使之消沉。……
在此之前，江口少佐率領的步兵第十一聯隊第六中隊從黑牛城向紀莊方向挺進。此時敵人全力固守紀莊東麵的新河沿線。第六中隊逐步前進到達新河左岸，在僅有5米左右的新河對岸與敵人展開對攻。然而，敵人的抵抗極為頑強，毫無退卻之意（此時中隊長武久三保郎戰死）。故第六中隊全體佩劍衝上橋頭，敵人亦揮舞刀、槍、劍等，在橋上反擊，一段肉搏後，敵人傷亡慘重，大部分向西南方向的唐店子退去，其中的一部分據守紀莊，打算抵抗到底。於是，第六中隊包圍村落，放火燒之，煙火熏天。當時是6時40分。
騎兵第一、第二小隊襲擊從紀莊退下來的敵人，在此複又交戰（此時太田騎兵少尉負傷），騎兵中隊長見此情形，率領第三、第四小隊向紀莊方向前進準備進行援救，此時敵人正向唐店子方向潰散。司令官於6時30分抵達八裏台，下令各隊立即在八裏台集合。
當時駐守八裏台的是聶士成的武衛前軍，駐守黑牛城、紀莊的主要是義和團，上述記載反映了當時清軍及義和團都較為勇敢地進行了抵抗。據日本的調查與推測，當時聶士成擁有四門57毫米式速射炮，指揮大約1500—2000人左右的武衛前軍，士兵攜帶的是名為“莫塞爾”的五發連發槍，聶士成在八裏台戰死，聶軍在賽馬場及八裏台附近共戰死350人。當經曆了甲午戰爭、確立了相當威信的聶士成戰死後，清軍士氣大傷。日軍對聶士成做出了較高的評價，並對其死因進行了分析：
武衛前軍統領聶士成，先前由於義和團焚燒保定至北京段鐵路，而率軍至落岱鎮壓義和團，義和團與之交戰，故而仇視聶軍，汙蔑聶軍門接受洋人之大量賄賂，看到聶軍士兵便捕殺之。更有甚者，其部下之文武官員，被義和團火燒房舍，全家被殺。全軍將士皆憤慨，請命誅殺義和團。聶士成則製止之，並令屬下將領進行勸誡。眾士兵忿然曰：朝廷養兵就為誅亂。落岱之戰是為朝廷平定亂局，而今義和團獨與我為敵，將士出營便遭殺害。而裕總督也任其胡作非為不下禁令。有何王法？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效仿義和團燒殺搶掠。既能獲得銀物，又能博得義民之稱，而且還能受到朝廷及總督之賞賜。何不快哉！於是效仿義和團沿途進行搶掠。
聶士成基本通曉世界大勢，認為向來之排外政策有失妥當。故先前接到亂匪群集破壞黃村鐵道、殺人放火之報時，便率領部下討伐匪徒數回，其中在落岱一役殺戮團匪頗多，遂招到團匪怨恨。後又奉旨與團匪一起進入天津租界進攻外兵，匪徒往往不服從命令，故士成大怒，認為因義和團提倡排斥外人而釀成今日之亂，這是團匪之罪，而彼等於上盜取忠名貽誤朝廷，於下行竊禍害鄉裏，宜懲辦之以慰軍撫民，遂下令捕殺團匪千餘名。然而時局頓變，北京朝廷幾乎化為義和團之黨羽，此後，聶士成遭到西太後之斥責，但由於直隸派出各軍多在聶之指揮下訓練多年，故而擔憂觸怒之而引起大事，故命武衛全軍統領榮祿致書於聶，曰：“爾部之軍裝兵式都頗為接近西人，故常為團民所誤，以致引起事端。團民之誌素在報國，其眾皆忠義之至，今後停止對其討伐。”聶士成得此書後立即複信曰：“團匪害國殃民，破壞大局。聶某雖非提督，但若管內有匪則當然剿滅之。事定後，即使受到極刑懲處也在所不惜。”這是5月上旬的事情。此後，聶軍專守楊村，抵禦亂匪之南侵。至14日，西摩爾將軍率領聯軍進入天津，欲過楊村，聶電告裕祿事態緊急，請求準許阻撓之。然而裕卻下令不可抵抗聯軍，曖昧處之。故聶大怒欲速返蘆台，卻因故不得，仍舊留在楊村進行嚴守。聯軍由此而不能進軍，懼聶軍人多而返回天津。然而，朝廷卻將聯軍之退卻視為團匪之大功，賞賜巨萬，而對於聶軍卻並無何等賞賜。至20日，朝廷最終決定向各國開啟戰端，突然接到大沽炮台失陷之報，舉朝驚駭，急命聶進攻天津租界。如前所述，聶士成憎惡團匪所為而對之大加殺傷，招致彼等怨恨，次日聶軍與聯軍交戰，義和團乘隙搶劫聶家，奪其妻女、子弟及家眷，其中聶母83歲高齡，正逢疾病，氣息奄奄。聶軍聞此大驚，率軍追擊團匪，在旁之練軍從側麵攻打聶軍，聶軍竟是腹背受敵，其軍失去戰意而四散，聶士成陷入困境，本人身受十餘處傷。聶已覺形勢不妙，仰天長歎：內不得朝廷之體諒，外遭匪徒之侮辱，且誣我暗通外敵。今日正是我之死期。由此決意每戰必挺身於陣前以求戰死，不久便臥倒於戰場。北京接到此報，下旨並不優待之反而責其有失調度，傷己誤國，其死毫不足惜。真乃悲哀之至也。
從上文可知，日軍認同聶士成否定義和團的排外主義及反近代文明行動，稱讚其“通曉世界大勢”，並對其在戰場上的表現做出正麵評價，而對於支持、利用義和團而擯斥反排外主義的清政府則暗藏了批判和否定性評價，斥責其不識世界大勢，賞罰失當，迫使“一代名將”聶士成“英雄無用武之地”，而在列強和義和團的夾擊下身亡。
在抵抗八國聯軍的入侵中，除聶士成外，在黑牛城、紀莊等地擔當主力的義和團也表現得極為勇敢。廣島騎兵第五聯隊的軍曹藤村俊太郎參加了黑牛城到紀莊之間的戰鬥，記錄下了這場戰鬥的情形：
（義和團）拿著六尺長的紅纓槍，提著青龍刀，急切地想接近我隊。本來騎兵的進攻，與其靠近敵人用軍刀砍殺，不如奔入敵人大軍，用馬蹄踩踏之。我們都在期待這種戰鬥。……然而，此時的敵人並不四散，反而等著與我們接近。於是，我們開始了宛如元龜、天正之戰國時代的刀槍砍殺戰。實際上義和團很少有槍，因此他們希望通過近距離的肉搏一決雌雄，尤其是他們的人數非常多。至少有七八百人，幾乎是我軍的10倍。首先殺向我的敵人，身形高大，20歲左右，有三辮頭發卷至額前，其上有寬約二寸的紅頭巾挽在後麵，位於額頭的頭巾中央畫著黑色圓圈，中間寫一“義”字。……位於稍遠一點的敵人一旦看到我放下手槍，就會一齊衝過來……上等兵村上就像雙手撫摸背後的馬屁股一樣把背拱圓，被敵人鉤住，眼看著被拽了下去。我剛剛講“義和團沒有多少槍”，這是比較而言，我們交戰過的七八百到一千人的大部隊中，應該有50到100隻小槍。我還看到有人登上後方村落的房頂射擊我們。村上就遭到了敵人的狙擊。……團匪的抵抗出人意料的頑強，這當然是由於他們倚仗人數眾多，但也有著“為國而死，必定重生”的信仰，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這一點與九州島原之亂中的天草勢一樣。迷信的力量，有著常人無法想象的偉大之處。……這次我們第三小隊的吉村上等兵被幹掉了。……青龍刀又薄又寬，特別是刀尖部分很重，用起來很快，非我國軍刀所能比及。即使這樣，馬馱著吉村後退了20米左右一下跌到了，最終因失血過量而死。……最要命的是敵人眾多，又有迷信的力量，因此談何擊潰，他們反而猛撲過來。……當本隊逼近至敵前100米處時，敵人大喊一聲向我撲來。我們騎兵聽到他們的喊聲就馳到側翼。但當我們逼近他們50米時，他們一下就散亂了，有三名騎馬的向北逃走，徒步者撲通撲通地跳進了附近的一條小河，我們到小河邊時，敵人非常多，幾乎遮住了河水。村裏還有若幹殘敵及婦女兒童。他們也被煙熏得從一個個小屋中沿著小路跑出來。我們騎兵在出口處拎著長刀刺殺他們，每刺一下他們都會發出悲慘的大叫聲。聽到響聲的中隊長大聲喊道：“不能殺害婦女兒童。”……我們到紀莊的時候，還有二三十個婦女，其中有四五個孩子，還有七八個青年男子，當然這些年輕人是義和團。因此，年輕人隻要是看見的都被殺掉了。婦女也有兩三個受到連累被殺的，但大部分都被放走了。在五年前的甲午戰爭及五年後的日俄戰爭中，有大量的俘虜被送往國內。但在明治三十三年的義和團運動中，連一個俘虜也沒有被送到日本。這並不是因為沒有俘虜，而是由於處理不斷抓獲的俘虜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故而每抓獲一個便就地解決，這才沒有產生上述兩大戰爭中的集團性俘虜。
清軍及義和團雖然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不敵八國聯軍，黑牛城、紀莊、賽馬場、八裏台等地相繼失守。7月13日淩晨3點30分，八國聯軍從租界西南門出發，向天津城南門進逼。據日軍記載，守備天津城的是羅榮光率領的淮軍及義和團、何永盛率領的練軍及聶士成的舊部，共約有清軍12000人、義和團10000人、義勇軍2000人，布防在海光寺（西器械局）到天津城南門之間大約數百米一線。在此，清軍及義和團的抵抗也相當頑強。日軍記載道：
將步兵布置在大道兩側，在其掩護下，帶有工兵的步兵部隊從大道上突擊，殺開一條血路，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然而，在實際進攻過程中，聯軍行動並不一致。日、法兩軍從大道及其左右突擊，英、美兩軍則從日、法兩軍的兩翼前進。英軍的重炮及聯軍的山、野炮（英重炮等9門、聯軍的山炮26門）炮擊了大約三小時，小挫敵人威力，但稍過一會兒，已經了解了戰鬥慣用打法的清兵及團匪在我們炮擊時潛伏起來，當炮擊中止時再出陣，巧妙地進行著防禦。故聯軍炮兵前進至我軍壁壘前，進一步炮轟城內，此時，對方再次進入陣地，加強了射擊，其火力極其凶猛，抵抗甚為頑強。在此過程中，未曾料想沼澤、河水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障礙，故13日，聯軍一整天都被迫在我軍城壁前的障礙物、或是街道及村落裏等待日落。
正是由於天津守軍的英勇抵抗，7月13日，八國聯軍被牽製在城南門外數百米的大道之間不得動彈，甚至連天津城門的偵查工作都無法進行。日軍稱：
當時，敵人憑借著與城門相連的房頂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抵抗，還有一部分敵人占領了東方大約400米處的一個製造所，他們與牆上的敵人通力合作瘋狂地進行著射擊，因而，我們不僅無法前進到城門，而且派出偵查城門情況的人員屢屢被殺傷，沒有一個達成目的的。
對此，齋木寬直編的《北清戰史》當中也有所記述：
從海光寺到南門大約有1300米。除有一條曲折的道路相通之外，兩旁都是泥濘沼澤。特別是由於數日前下了雨，全部小溝渠都充滿了水，難以徒步行走，法軍本應在我軍右翼前行，但他們卻來到我軍一方，不得不一前一後，相互鼓勵奮勇前進。但城上的敵兵還進行著頑強的抵抗，射擊倍增，火力凶猛，服部少佐及副官中村（喜三）中尉被炮彈擊中，吉澤大尉（第十一聯隊第十二中隊隊長，名正治）中彈身亡，熊穀直亮、石井兩位翻譯官也受傷，其他已經身亡及受傷的人都倒在路上，使突擊變得更為艱難。而且，若是後退，則給敵人以進攻的機會，助其勇猛；但若前進，則每向前一步，都會增加我軍的傷亡。這是上午6時到8時左右的情況。
《風俗畫報》對於天津城戰役也有所記述：
聯軍現在已經突擊到距離城牆400米處。死屍成山，但他們依然繼續前進。敵人不僅在城牆上愈發進行亂射以殺戮我軍，而且還提前在路上設置了各種障礙阻止我軍前進，我軍死傷愈來愈嚴重，被迫陷入一場苦戰。
在天津城之戰中，上午8點到10點的戰鬥最為激烈，此後稍事緩和，下午4點到6點再次激烈起來。入夜之後，八國聯軍不得不在戰場上露營。從軍記者堺利彥對此進行了如下報道：
聯軍從上午2時半出發，5時開始戰鬥，苦戰半日卻不得前進。及至午後，已不得不死守駐地……晚上，聯軍在敵人城牆下一邊沐浴著子彈，一邊露營。士兵們經過整日的苦戰，身體極其疲憊，睡在泥土上，僅僅依靠挖好的戰壕休息，照著淒涼的月光，忘掉了白天的酷暑，相互環視，滿眼都是受傷、死亡的戰友，橫七豎八，數不勝數。
然而，7月14日淩晨3點30分，日軍乘夜偷襲，引爆南門，首先進入天津城，8點左右，天津城陷落，日軍占領了天津海關道衙門及水師營炮台。
八國聯軍在天津城戰役中也付出了較大的損失。日軍的傷亡情況如下：有7名將領、包括翻譯在內的士卒100人死亡，12名將領、273名士卒受傷。此外，還有48頭馬傷亡。但是，擔任了主力的日軍也通過此次戰役改變了其他列強對其“東亞一隅之小國”的印象，確立了在八國聯軍中的威信。日本參謀本部稱：“經過18個小時的激戰，我軍付出了較大的代價，不甚悲痛。但若非付出此種代價獲得此戰勝利，則當時就無法發揚我國之威名而獲取列國對我軍之信任。”
日軍對於天津城戰役中清軍的逃跑及抵抗內情也作了記述。即：
根據天津總督衙門發行的京報以及俘虜所言，在天津附近的官兵，是第九章已經講述過的聶士成曾率領的武衛前軍二十五營、馬玉崐率領的十五營及淮軍、練軍，共不下一萬八千人。其中，馬玉崐率領的軍隊在天津城東北水師營到河東及澱河附近，專門防守俄軍及停留在老龍頭車站的我國守備軍，其他約有一萬二千人在天津城及其東西一帶進行防守……
此外，還有義和團大約一萬人（一部分與馬玉崐及淮軍一起在紫竹林及溜米廠附近，餘下的在天津城內大約一萬人），直隸總督招募的安衛軍、蘆軍、民團及雁排槍隊大約二千人。14日，占領天津城以後，發現城牆上的死者中，有大量的義和團，或穿著寫有“蘆勇”、“安衛”等標記衣服的人，據此可察這些人也參加了戰鬥。義和團穿著紅黃色的衣服或帶著紅黃色的帶子，其首領叫曹福田、張德成。
官軍用的是克式炮、“莫塞爾”連發槍及無煙火藥，故極難判斷其射擊方向與位置。義和團等則攜帶刀、紅纓槍、劍或是台槍及前裝鐵炮，武器威力比較劣等，但其士氣高昂，頗為勇猛，進行了極其頑強英勇的抵抗。
13日6點左右，從天津城西門向西逃去的敵人大縱隊，是天津道台、府尹、知縣及其隨從官兵、義和團，朝楊柳青逃去。馬玉崐察覺天津難保，便於同日下午5時派遣參將郭殿邦的九營到穆莊收容逃軍，裕祿、宋慶退向楊村，馬玉崐、何永盛逃向北倉，其餘的步、炮兵也於14日拂曉開始逃向北倉。堅持防守到我軍突破天津城的是淮軍、練軍及義和團，他們大部分向西方及北方敗走，或放下武器化身為庶民。而在天津城內外的敵人死屍則有四百多具，統領卞長勝也戰死。
在天津附近，特別是天津城一役，官軍及義和團頑強抵抗直至陷落，給列國軍隊帶來重大損失，並使之陷入困境，著實是出人意料。雖是敵人，但也令人不勝感歎。此種抵抗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甲午戰爭中是未曾有過的。
日本參謀本部的上述記載，對於清軍及義和團抵抗的英勇程度給予了正麵評價。不僅參謀本部承認中國在義和團運動中比在甲午戰爭中更為勇敢，日本民間報道也是承認這一點的。《東京日日新聞》報道稱：
16日的進攻，從其激烈程度上來看，是近來戰史上極為罕見的。我國的將領，有很多人是參加過甲午戰爭的，他們也都覺得在甲午戰爭中絕無如此激烈的戰鬥。
《日本新聞》也報道稱：
7月11日淩晨3點左右，在駐守火車站的我軍哨兵麵前，突然出現了一百餘名敵人。正好，我們又可以吃掉團匪了。我們並不滿足於前日吃掉的團匪，今天又可以幹掉這些團匪了。大家立即拿上槍進行掃射，在槍林彈雨中，敵軍卻出人意料地勇猛，其兵力也在逐漸增加。我軍又加大了射擊力度，宛如飛霰一般，但敵人也是以決死之心毫不退後，毫不可侮，極為勇敢的日本兵也是忙於應付，應接不暇……吾人在數日的戰鬥中確認清兵不可辱。以甲午戰爭當中的清兵推測今日之清兵，是極大的錯誤。彼等經過數年的鍛煉已經成為極為有用的人才。
該報還稱：
支那兵之羸弱，是世間之通論，昔日之儒者亦持此論……1894年之戰，隻是證明了其羸弱。國人也想象其羸弱，總是認為其無比孱弱……但此次戰鬥卻不同，團匪原本不算是什麼強兵，但也不像人們向來所想象的那般羸弱。或讓人懷疑他們作為軍人並不頑強。但若有相當的士官對其進行相當的訓練，則可成為不亞於歐洲軍隊的強兵。他們是強兵，支那四億民眾是世界上的大國民，因為以前被他人侵略，他們反將侵略他人……
《報知新聞》也以《敵不可辱》為題報道說：“與甲午戰爭時相反，此次敵人大體都不逃遁，有一種視死如歸的精神。故即使是有逃跑的，但若追擊，反而會從屋裏牆上跳出來猛然反擊。”另外，該報還以《彼我之間隔》為題報道稱：“甲午戰爭時，彼我之間除了平壤之戰以外，大抵都相隔有四五百米的距離。但在此次戰鬥中，他們扔掉槍，挺身揮舞長槍逼我格鬥。如此頑強前所未聞。”
日本官方及民間輿論都對義和團運動中清軍及義和團的表現給予了“英勇”的正麵評價，然而，這是與甲午戰爭時出現的大量逃跑事件相比而論的。從日本參謀本部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清軍使用的連發槍及無煙槍在日本看來也都是較為先進的，但以天津道台、府尹及直隸總督裕祿為首的最高官員、將領的逃跑，無疑會加強日本對中國的鄙視。
永田新之允是《讀賣新聞》的從軍記者，在天津失陷後不久便進入天津城內。他如此報道：
（清國）兵員的損失亦不少，當時橫在城牆上的屍體不下30具（其他在我們尚未到達時已經被搬走）。觀察這些屍體，在軍裝上綴著“蘆勇”二字，年齡大概在20歲左右，由此觀之，應該是聶士成通過征募法招來並進行過訓練的兵卒。……我跟同行們一起走在街道上，看到牆壁及柱子上到處都張貼著“義和團大捷、勢頗振，義和團掃敵，在近眾人安心焉”等字樣。……據說，連日來，抵抗聯軍的不僅有官兵，還有一萬以上的義和團。
該記者分析清軍失敗的原因在於，雖然有能力繼續決戰，卻早早臨陣脫逃。即：
彼等從13日午後逐漸開始逃亡，夜間愈來愈甚。嗚呼！盡管仍有槍械彈藥，尚有充足物資決一死戰，卻做出如此怯懦的行為。尚未完全擺脫支那人的通病。
《報知新聞》的記者田川大吉郎介紹了日軍高級將校的如下談話，“清兵雖然比甲午戰爭時進步了，但是當南門被攻破後就立即逃跑，這是不行的。應該留在城內繼續進行白刃戰”。
德國將校科隆在隨西摩爾從天津向北京進發的途中受傷，到日本治療，接受《東京日日新聞》的采訪時說：
聯軍各司令官都普遍地低估了清國軍隊的價值。清兵絕非毫無紀律的軍隊，而是非常有戰鬥力的戰士。武器有最近的施條槍及大炮，特別是其炮手非常巧妙地操作大炮，其能力不在歐洲兵之下。……以我所見，是由於馬上的將領首先逃跑，士兵才隨之停止戰爭，隨其將領逃跑。故清軍大敗，是由於不得良將，而非士兵羸弱。而且，聯軍以四五萬兵力到達北京的設想是存在巨大問題的，至少需要15萬兵力。
此外，日本人分析清軍之所以能夠如此“英勇”的原因在於義和團的加入。《國民新聞》的從軍記者濱田佳澄參加了7月5日的老龍頭火車站之戰，他如此報道：
支那兵的勇敢近來是比較罕見的，但據傳敵人不顧生死，這是由於讓義和團打頭陣，支那兵隨後之故。可以想象，當日就是采取了這種方法，由義和團突擊的。日落時，炮聲還不絕於耳，直到夜裏才逐漸撤退。
7月15日，濱田又報道稱：
在白河左岸的敵兵，除了天津城牆上的四五營之外，全部都是義和團，據報道，城牆上設有台槍。據傳，真正敢於攻擊列國軍隊的隻有義和團，官兵則隻是尾隨其後作戰而已。
《報知新聞》的田川大吉郎不僅看到由於義和團的加入清軍也能夠奮勇作戰，而且還認識到中國民眾與官方之間產生了同命運、共患難的連帶感，這是甲午戰爭時所不曾有的。即：
（清軍）之所以能夠博得頑強的美名，據我觀察是得益於義和團之力。義和團不畏敵人的炮彈，不僅是出於一種宗教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戰爭中，清軍通過與義和團的聯合，國民中的一部分與官軍之間首次產生了同命運之連帶感，並由此進行了合作。這對於清軍來說也是最為珍貴的。而在此前的甲午之戰中，僅僅是官軍在與日軍作戰，一般國民則認為事不關己。現在，他們從這種奇怪的狀態中擺脫出來了，雖說隻是一部分，但清國國民與官軍共同分擔勝負的結果，這一現象，振奮了官軍，從而使之產生了巨大的力量。在此次戰爭中，清軍之所以能夠發揚一些武威，是由於義和團的加入，這是國民與官軍相互聯絡、溝通、合作的證據。這並非餘之臆測。在戰爭所過之地都留有不少此種證據。且通曉清軍事務之內外有識之士也皆持有此論。
日本的報紙還介紹了當時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如下意見：
義和團實際上是被愛國熱情所驅使而興起的，其精神是真誠真摯的。……義和團不同於歐美的義勇兵，他們使用近似催眠術的魔法。他們相信憑借其魔術可以自由隱現，稱心如意地避開弓槍刀劍，可以隨心所欲地射中敵人。而支那人是易於相信超自然的迷信的，故義和團是擁有非常鞏固的勢力的。……若有經過訓練的超過二千萬人的義和團武裝奮起，外國人就再無法在支那居住，外國人從支那掠奪的東西也都要照數歸還，支那人的骨髓裏充滿了徹骨的怨恨，他們將變本加厲地複仇，支那的國旗與槍炮若被搬運到現在外國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則必定引起大亂。毋庸置疑，今後不到50年，將有千百萬的義和團組織起來成為軍隊，攜帶槍劍，在政府的指揮下活動。而若支那政府繼續存在，政府必定會獎勵義和團。此種獎勵是正當的。扶助、促進支那的國民性大運動，反而應該是值得嘉獎與讚揚的。
以田川大吉郎為代表的少數日本人能夠看到中國國民對於國家觀念的朦朧覺醒以及中國官民的首次合作，這是難能可貴的。但遺憾的是，日本在鎮壓義和團並獲得巨額賠款的喜悅中，很快便忘記了中國國民的覺醒和英勇，繼續其“中國終將亡國”的認識。
八國聯軍在攻陷天津城後，又相繼向北倉、楊村、通州等地進發，由於日軍在天津城戰役中立下頭功，沿路日軍取得八國聯軍的主導權，一路領先，在沿途各地搶掠糧草、民宅、店鋪。義和團的首領大多已在天津戰役中戰死，故沿路所遇到的微弱抵抗多來源於清軍。日本參謀本部對此作了如下記載：
要之，敵人由於受到我軍的迅猛追擊，尚未恢複士氣，又不能利用地利進行防禦。酷暑難耐，忍饑挨餓，極其困窘，故軍隊多已土崩瓦解。隨著我軍從楊村向北前進，能看到的從天津、北倉敗退的逃兵也已經越來越少，對我軍之前進稍作微弱抵抗的，隻是從南方新招來的武衛先鋒軍，他們的露營地留下了滿地的西瓜，而沒有炊事的痕跡，可見其窮困潦倒之態。
8月14日淩晨，列強不顧約定時間，爭相進攻北京城，以圖搶先掠奪。進攻北京的八國聯軍兵力如下：
入侵北京之八國聯軍兵力
資料來源：日本參謀本部編：《明治三十三年清國事變戰史》卷4，第11—13頁。
可見，日本也是進攻北京的主力。日軍在進攻北京前，已經對北京城做好了各種調查。日軍首先對北京城牆做了各種測量，認為北京城的防禦極其堅固，具體而言：
內城牆壁比外城高大。內城牆高16米（某處超過20米），地基寬度有20多米，上部寬度有16米，外城高9米，上部寬度不過7米。外壁幾近垂直，內壁稍有傾斜。外牆為了形成側麵防禦，形狀呈鋸齒狀。排列著的凸出部分在內城東西兩麵大約有100到120米的間隔，北麵及南麵的間隔則大約有兩倍以上。凸出部的上麵大約有16平方米。城門之間有23個24平方米的大凸出部分。城牆上麵是平坦的大道，寬16米，可橫著通行半個小隊，也可以用馬車拉著跑車快跑。對外設置有高約兩米的要塞，上邊也是鋸齒形，每隔3米就設有槍眼，對內設有高約16厘米的防禦牆。
日軍對於如何攻破固若金湯的北京城也進行了各種研究，最終得出如下結論：
北京城雖然是在古代（先進的城牆是在明朝初期）建築的，但極其堅固，對於今日的武器也具備良好的防守功效。幾乎是一座不可攻陷的城池。……除了通過利用重炮攻破城牆之外，別無他法。但其城門較易爆破，故隻要能夠遏製側旁的攻勢，就可以用工兵爆破城門。這是我軍在本次戰鬥中唯一能夠取得成功的方法。
日軍在偵查好北京的布防形勢後，於8月14日7點55分，行軍至距朝陽門、東直門400米處，雙方交戰。日本工兵隊嚐試爆破城門，清軍火力凶猛，未能得手。此後，日軍在距朝陽門大約1600米處排列好大炮，從上午9點開始一起發射榴彈。日軍還用山炮炮擊從朝陽門到東直門之間的城牆。11點30分，日軍開始總動員，出動大炮54門猛攻朝陽門一帶。清軍也出動了6門野炮反攻日軍的炮台陣地，雙方進行了大約20分鍾的炮戰。戰鬥一直持續到傍晚，朝陽門的譙樓由於炮擊而被燒毀。東直門原本大約有400多名清軍和3門大炮，但傍晚時，大炮已被日軍破壞，隻剩下了槍支。日軍也消耗了911發榴彈、3423發榴霰彈。日軍主要通過炮擊戰來進攻兩個城門，但“城牆堅固，無法壓製側方火力，遂導致白天未能達成目的”。日軍決定等到夜間偷襲城門。晚9點左右，日本工兵隊趁黑爆破了朝陽門的兩扇門扉，扛著“君之代”旗攻入城門。清軍雖進行了猛烈的反擊，但東直門、朝陽門、安定門均被日軍攻破占領。15日下午1點左右，日軍通過崇文門到達公使館區域。
日軍如此分析北京陷落的原因：其一，中國主要將領缺乏抵抗之決心，以逃跑為是。即便是最高將領榮祿麾下的武衛中軍主力“在西華門內西什庫附近，毫無抵抗聯軍之意”。董福祥部主要進攻公使館，但原本有二十五營約20000兵力的甘肅軍此時已經大量逃跑，隻剩下了不足6000兵力。其二，即使有所抵抗，所持武器較為落後。在北京城堅持抵抗的是八旗及負責守衛紫禁城的大約2000餘名神機營、虎神營。據日軍占領城門之後的觀察，防守東直門的大約有3000名八旗軍。“當城門被攻下後，有大量擔任防守之職的八旗抵抗到底，直到戰死，屍體在內城東麵有不下500具，在北麵城牆上有200具以上，南麵城牆上有若幹。其他皇城周圍及街上也散亂著不下七八百具屍體。總數應超過2000。至於其負傷人員，則難以估量，但可以推測不在少數。”盡管八旗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他們所持的武器較為落後，擁有四門舊式炮，部分八旗兵當城門被爆破後，也分為兩路逃走。防守朝陽門的是正白旗及少量義和團。其中防守譙樓的“頑強抵抗直至最後，故全射殺之”。其三，日軍發現，清朝並非缺乏先進武器，但卻將之鎖於倉庫，並未應用。固若金湯的北京城在短短三日之內便被八國聯軍攻陷，其根本原因在於清軍的“羸弱”，具體是由於清軍的前近代性與對近代武器的不熟練。即：
在東直門內的器械局裏，有大量的新式速射炮，但這些都隻是結合了一半，記載結合方法的書籍散亂了一地，但卻不使用這些速射炮而敗退了，結果都被我國所俘獲。法國公使館東北方的法軍也占領了相同情況的器械局。在城門特別是東直門、朝陽門的第一、第二門中間的圍牆內排列著大量的石灰壺，這原本是為了阻礙進入死角的我軍，而用於從樓上往下扔擲的，卻尚未搬運到樓上。而且，在朝陽門到帝城之間的街道上還築起了石灰山，卻尚未裝入壺內，就那樣殘留下來。還有，在朝陽門、東直門附近的台槍、舊式炮、刀槍等武器被扔得到處都是，但新式的槍、炮等卻依然收納在城內的倉庫中，而被我軍占領，可見其防禦準備是極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