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簡單的結語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中國認識的種種類型實際上至少已經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上存在過。在近代以前,日本是否存在過一條“仰慕中華、效仿中華、追趕中華”的“對華觀的主線”④另當別論,各種類型的中國認識的變化,至少不是簡單地以鴉片戰爭的失敗或明治維新的崛起這樣的重大曆史事件所造成的“兩國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來決定的。有人認為,不管是日本的儒者還是國學家,“其日本中心主義隻不過是對中國的自卑感在心理上的表現而已,在他們的心裏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對中國文物的尊敬。”⑤日本如何認識中國,實際上也是與①會澤正誌齋:《読直毗霊》(1858年),鷲尾順敬編:《日本思想闘爭史料》第7卷,第122、155頁。
②《水戶學》,日本思想大係53,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381頁。③同上書,第398頁。
④楊棟梁、王美平:《近代社會轉型期日本對華觀的變遷》,《日本研究》(沈陽),2008年第3期。
⑤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第241頁。
28引言:近代日本中國認識的原型及其變化機製日本如何認識其自身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分不開的。這一點已經引起了中日學界的重視。①日本中國認識的類型轉化,隻有從日本自身的“主體性選擇”出發才能夠找到其內在機製。
①中國學界以前麵提到的韓東育的係列研究成果為代表,日本學界除上述提及的外,還有荒野泰典的《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桂島宣弘的《自他認識の歴史———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生成と東アジア》(東京:有誌舍,2008年)等研究成果值得關注。※葛兆光主持的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提倡以“從周邊看中國”的視角和方法重新認知曆史中國和文化中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關注。其成果有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中華書局2009年)、葛兆光著《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中華書局2011年)等。(2011年8月補注)29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日本人的中國觀(包括對華認識與態度),近來成為中國的日本研究和中日關係史研究領域中一個比較關注的話題。①因為中國與日本特殊的地緣與文化關係,日本的對華認識自古以來就是日本思想文化甚至社會政治領域中的重要問題。隨著傳統華夷秩序的解體、西學東漸的進展,日本的對華認識呈現出多樣的形態,各種類型的對華認識在近代之前的日本鎖國時代已經萌芽。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期間,在西方勢力的影響下,日本社會力圖從封建形態脫胎而向資本主義邁進,經過不斷摸索,創立和建成了東方第一個近代形態的國家,並成功地躋身於西方列強之中。在這一過程中,從思想文化到政治外交,中國始終都是一個①寡聞所及,這方麵的學位論文有:朱莉麗《1369—1599日本各階層對華觀初探》(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曹國偉《日本遊記中的晚清中國印象》(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等;這方麵的專門著作,比如有史桂芳的《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日關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劉家鑫的《日本近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觀》(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錢昕怡的《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中國革命論》(日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錢婉約的《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韓東育的《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嚴紹的《日本的中國學史稿》(學苑出版社2009年)等;相關的國際會議論文集有《近代化過程中東亞三國的相互認識》(李卓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從周邊看中國》(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中華書局2009年)等。
30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不容忽視的參照和因素。這一時期,殷鑒論、唇齒論、敵對論、親善論等各種主要的對華認識類型在此期間一並展開並相互論爭,不僅對當時的中日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形成了近代日本對華認識和行動選擇的基本框架。弄清這一時期日本各種主要的對華認識的類型特征、相互關係及其影響,對於我們深入理解近代日本曆史的發展以及中日關係史的相關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的中國觀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主要類型。
一殷鑒論“殷鑒論”是幕府後期到明治早期的一種具有代表性的中國觀。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賀侗庵(1788—1847)就著有一本專門收集中國“政化民風”中的弱點和短處、對“唐人之失”進行大肆“裂眥罵詈”的著作《殷鑒論》,這是一本對中國文化習俗進行綜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①日本的中國觀從曆史上看,總體上的確有一個從崇拜中國到蔑視中國的轉變②,而《殷鑒論》是日本將中國從作為仰慕、學習的對象到作為反麵教材而加以批判、警示的對象的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標誌。如果說《殷鑒論》對中國的批評還隻是來自書本,如該書序言所說:“予所最慮者,世之儒先,自幼迄老,沉酣唐人之書,阿其所好而不覺其弊。”那麼,鴉片戰爭中中國失敗的事實傳到日本,日本的知識分子,如佐久間象山,很早就將“清朝的覆轍”作為“殷鑒”(所謂“清國的殷鑒”③)來進行總結了。
①參見劉嶽兵《學術·思想史の視點より見た近代中日関係史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點》,大東文化大學《人文科學》第13號,2008年3月。
②楊棟梁、王美平的《近代社會轉型期日本對華觀的變遷》(《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分“‘仰慕型’對華觀的分化”、“‘平視型’對華觀的顯現”、“‘蔑視型’對華觀的確立”三個階段,力圖從總體上考察和梳理自德川中後期(即日本史上所說的“近世時期”)以來日本對華觀的變化,描繪出近代社會轉型期日本對華觀變動的軌跡,很有參考意義。
③《贈山寺源大夫》(1857年12月3日),《象山全集》卷四,信濃毎日新聞株式會社,1935年版,第642頁。
3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1842年10月9日,佐久間象山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近來不時聽到清國、英吉利戰爭的傳聞,的確是聽說了,但是難以言表。根據近來的風聞,感到真是不容易。依據事態發展,聽說唐虞以來的禮樂之區恐怕不得不變成歐羅巴的腥穢,實在令人歎息!”他認識到英國在遠東地區的交易,“無論如何,佐久間象山像終究會成為本邦之患。即便他們沒有犯我之心,兵法中說:‘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希望生於本邦者都致力於固國本、整備海岸防禦。”①佐久間象山的《殷鑒論》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第一,為什麼周公、孔子之國也會遭被侵略的厄運?他認為關鍵在於所學不得其要,溺於高遠空疏之談。選擇人才使賢能者居下、而愚者不肖者卻執國柄,這樣就無法救治時弊。還有不知道與時俱進改革兵製,一提到外國,就看不起,當做夷狄蠻貊來貶低,而不懂得其實際技術、特別是軍事航海等方麵已經遠在自己之上了。②“如荷蘭人所言,唐山頻頻敗仗,其士民亦受損,以至失去土地,近來漸漸屈服,開始雇用西洋人,學習火術等,但是失去了大好的機會,這對我們來說的很好的鑒戒。”③第二,日本的狀況如何?應該如何應對?他認為“本邦為地球上無與倫比的靈慧之國,疆域之大雖然不及唐山、魯西亞,土壤之豐腴、人民之智能,①
佐久間象山:《致加藤冰穀》,《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②
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326—327頁。
日),《渡邊華山高野長英1842年
11月
24佐久間象山橫井小《就海防問題上藩主書》(③
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284頁。
同上書,第281—282頁。
32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實際上要勝於諸州。此時在船舶方麵,其處理已經遠遠勝於唐山人”。
同時指出日本的軍事技術也有與中國一樣有待加強。他說:“本邦之火術皆為治世所開,而彼方之火術皆為於亂世盡機巧,因此不免相去有數等優劣之差。”因此強調“建立我神州的武備,使得永無戎狄之害患”①。
他指出:“英國已經久懷野心,如來窺窬,防禦之策,鑒於清朝之覆轍,需要致力於兵法所謂知己知彼之義。”②第三,在道義上對英國的“強盜行為”進行批評。他明確地指出:“唐國人民年年大受鴉片之害,唐國官府嚴禁之,這原本是天經地義的。但是英國為了本國的利益,締結和親貿易而犯其國禁,不顧殘害百姓,而且輕易地在其船舶上準備了難以置信的大炮等武器裝備,這些森嚴的裝備使其奸凶肆虐,其不仁、不慈、無禮、無義,可以說是強盜所為。”③這種殷鑒論,可以說是在幕末誌士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對華觀。這從師事佐久間象山之前的吉田鬆陰的思想可以得到印證。吉田鬆陰在1848年的《書瓊杵田津話後》一文中說:“滿清為夷所侵,瓦解土崩,無足論者也。卒之請和而後止,然其間不見複有唱義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蓋由綱紀廢弛,而賢才不用、操習不熟耳。嗚呼,前車之覆,後車之戒,雖吾邦亦不可不戒也。”強調“今之時可為我之鑒戒者,無近於滿清之事;可①
1842年
10月
9日),《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佐久間象山:《致加藤冰穀》(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328頁。
月),《渡邊華山高野長英②
佐久間象山:《ハルマ出版に関する藩主宛上書》(年
2佐
1849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284頁。後來他在《和蘭語彙出版に1850年
3月)中又說:“近來,西洋諸國相繼強盛,技術方麵往往関する老中阿部正弘上書》(有卓絕之處,在清國仍然泥於舊稱,以英吉利等為戎狄而加以輕視,毫不致力於其兵法所謂知己知彼之義,其朝議失誤,一旦開戰,因此屢屢敗仗,最終以大英國的尊稱而講和,在全世界留下千載難雪的恥辱,真是可笑之極!”見《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288頁。
月),《渡邊華山③
佐久間象山:《ハリスとの折衝案に関する幕府宛上書稿》(年
4高野1858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296頁。相似的內容,曾經在1857年12月3日致山寺源大夫的信函中論及,並且明確指出英國的行為是“強盜之所1935年,第646頁。
為”。《象山全集》卷四,信濃毎日新聞株式會社,3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度夷之情狀者,無切於鴉片之事。苟觀省此書,則殷鑒固不遠矣。”①曾經師事佐久間象山的加藤弘之在1861年12月完成日本“解說立憲政體的最初的著作”《鄰草》,其初的稿本題名為《最新論》,取名為“鄰草”,實際上是根據當時蕃書調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見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朱批曰:“題名似乎完全與本論不適合。或者叫《殷鑒新話》,如何?如何認為過於露骨的話,叫《鄰草》之類,如何?”津田真道的朱批也就題名發表意見說:“叫《岡目草》如何?岡目就是旁觀。叫《鄰草》也可以。”②《鄰草》可以說是在新的曆史時期日本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政治思想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之後,以對中國現狀的批評為借口敦促日本進行改革,是“殷鑒論”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鄰草》在對中國古代文化表現出了敬意的同時,直麵中國“為曾經被鄙視為無知淺慮不足為患的夷狄禽獸的英法所攻擊而屢遭失敗”這樣的事實。中國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概括而言,是由於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思想落後於時代的發展。加藤弘之執筆《鄰草》時,中國的洋務運動正好剛剛開始。加藤以敏銳的目光發現“想要真正複興武備、強悍士氣,僅僅靠製造堅船利炮、操閱練教決非可及”。這些“武備的外形”,在他看來“甚為末事,不能說是整頓武備之大本”③。他將設立“公會”作為“治國之大本”,進而強調“欲立萬世安全之策,必先設此公會不可”。④這裏所謂的“公會”就是立憲思想裏的議會。⑤到明治早期,殷鑒論在日本還很受重視。這從古賀侗庵的《殷鑒論》在1882年作為竹中邦香編“天香樓叢書”第四冊得以再版可以說明。對①此文有如下題記:“瓊杵田津話者,蘭人記辛醜壬寅二年間滿清與英夷戰事,以上我崎陽鎮台、崎陽譯官之所翻也。”收入1848年的《未焚稿》,見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鬆陰全集》第1卷,岩波書店,1936年,第336頁。1851年吉田鬆陰入佐久間象山之門。
②《憲法構想》,日本近代思想大係9,岩波書店,1989年,第3頁。③《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頁。
④同上書,第12頁。
⑤參見劉嶽兵《日本における立憲政體の受容と中國———加藤弘之の『鄰草』をめぐって》(島根縣立大學東北亞地域研究中心《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7號,2009年3月)、《對近代中國立憲思想發展的借鑒意義》(《東疆學刊》2010年第1期)。
34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於為什麼要出版這本70年前的《殷鑒論》,該書的出版者竹中邦香在跋文中說:“支那國勢不振者,原於尊大自處,非使其自知其非,則言不可入,交不可久。今日之形勢,非我與支那為唇齒,則不能興國益,宜規切之以示善鄰之宜。乃設善鄰義會,立五規則,將刻此篇,以頒同好。”而侗庵之長子古賀茶溪(1816—1884,名增,稱謹一郎)繼承家學,也是幕府的儒者,並曾負責處理俄羅斯事務,擔任過蕃書調所前身“洋學所”的首任總管。其再版序(1879年6月)曰:我邦與唐山對岸,二千年來,多少受其熏陶。舉目所視,凡百事物,過半莫不仿唐山式樣。開辟之後先、土壤之大小,亦事理之宜然者也。不必諱言、不必羞言,然迨後代五洲情狀明白之日,則斷乎知其不可也。奈我邦儒先依然守唐山舊說,不知所取舍,並其敝風陋俗,亦尊崇過當,貽害弗少。先人當日深為國家憂,終草本論,將大聲疾呼,醒世間人之大迷,故其言時似涉過激,救世之念,勢不得不出此。在讀者自知耳。然世之好尚逐年變遷,國之敝害隨時不同。今日世人之輕侮唐山事,殆與昔日為反體之觀。白麵小生妄取聖經賢傳詬罵,絕無所忌憚。使先人見之,其所憂或甚於當日者乎,誠未可知。而今則已矣,是獨可惜也。
明治十二年六月不肖增謹識此《殷鑒論》本來不僅是為當時是日本人“自稱為夷、目彼為中華中國之非”進行辯護,而且是要徹底非難中國的“政教民風”而寫作的。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到70年後,該書再度引起人們注意,一方麵是要讓中國人“自知其非”,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抑製當時社會上的輕侮中國之風氣,所謂“今日世人之輕侮唐山事,殆與昔日為反體之觀”。但是不論時代如何變化,其最終的目的都同樣是為了日本的“國益”。
1879年王韜遊曆日本時,見到《殷鑒論》,其《扶桑遊記》7月16日有如下記載:鹿門出示《殷鑒論》,謂係先輩古賀侗庵氏所著。其人學問賅3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博,立論寧失奇癖,而不屑襲古人陳腐。有《劉子說》(古賀氏出於劉姓)及《新論》數十篇,縱橫辯詰,可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侗庵之沒,距今殆四十年而已。論及海外五大洲,殊中肯綮;識微於遠,燭幾於先,可不謂豪傑之士哉!①在日本開始“明白五洲之情狀”後,中國在日本知識分子的意識中便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殷鑒的中國”了。隨著日本國勢的增強,並以亞洲的盟主自居,殷鑒論在甲午戰爭之後便成為了過時之論。
二唇齒論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雖然失敗了,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在西力東漸的國際形勢下,日本為了謀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一方麵將中國作為反麵教材的“殷鑒”,主張從中吸取教訓;另一方麵也認識到日本與中國互為唇齒,不僅因為文化相近,而且利益相連,甚至生死攸關。
唇齒論的中國觀,在鴉片戰爭之前就已經存在。會澤正誌齋早在其《新論》(1825年)中,就一方麵認為“神州(指日本———引者)者太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之嗣,世禦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邇矣”。同時,他冷靜地分析世界形勢,認為日本與中國應該是唇齒相依的關係。因為法國、西班牙、英國、俄羅斯所信奉的宗教大同小異,其“假法教以逞吞並則一矣”,因此“其動與相合,必然之勢也”。所以,他認為日本處於各列強之中,要想生存發展,“若夫未嚐沾染回回羅馬之法(指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引者)者,則神州之外,獨有滿清。是以與神州相為唇齒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勢,大略如此焉。”②這種唇齒論強調的是文化上的相近。由文化上的相近轉化到利益上的相關,1849年佐藤信淵的《存華挫夷論》具有典型意①王韜:《扶桑遊記》,《日本日記·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扶桑遊記·日本雜事詩[廣注]》,嶽麓書社,1985年,第471頁。
②《水戶學》,日本思想大係53,岩波書店,1973年,第398頁。
36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義。他對亞洲人和歐洲人的性質作了區分,認為“亞細亞洲人崇禮行義,各自確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國、奪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遠涉海外以利欲為業者稀。歐羅巴人好利恣欲,欺奪之念深而貪得無厭。……歐羅巴人之心與豺狼全然相同,嚴密不可備者也。”這時,他對當時的滿清懷有非常複雜的感情,蔑視、欣賞、同情、利用等意圖在下文中和盤托出。他說:滿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亞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亞而存滿清者,以滿清之一統中華、仁明之君數世繼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華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賞其功之意。且滿清為當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蒙古的忽必烈那樣淩駕我邦。且近來侈然自大而不務外詳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師來侵伐,戰而屢屢大敗,江南四省流血而滿清不能自衛,隻好割地賠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國益式微之時,西夷貪得無厭之禍,將東漸而至本邦。故愚老希望滿清的君臣苦心積慮,賑貧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練兵數年,乃起複仇之義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複失地,完全攘除出東洋,這樣滿清可永遠為本邦之西屏。①所謂“殷鑒”或“旁觀”,強調的都是論者的一種主觀態度,都是以第三者的眼光來觀察當事者的是非利弊。但是在西風東漸、特別是其以船堅炮利大舉東來之後,日本和中國都已經不可能成為事不關己的“第三者”了,而是如橫井小楠等所說,中日兩國是“唇齒之國”,相互關係非常緊密。這可以說是幕末橫井小楠畫像日本中國認識的又一根本特征。
①鴇田惠吉編:《佐藤信淵選集》,讀書新報社出版部,1943年,第355—356頁。
3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今滿清興自古之所謂北狄,滅亡明朝而入中國,使邦俗一變。康熙、乾隆諸帝有賢德而政治清明,文教一新,天下太平。但是到了開國以來百數十年的道光、鹹豐時代,升平日久,其弊流於驕傲文弱,而不知海外諸國往往窮理開智、施仁崇義、國富兵強而不如諸夏之亡,而仍舊以昔日之夷狄加以蔑視而等同禽獸,故而道光末年因為鴉片之亂而大受英國之挫折,雖不得已而立和親條約,但朝野習氣驕惰侮慢、守約不堅。每每數改其約而屈服於彼之大義,畏懼其兵威,以其良港沃土而償其違約之罪,其屈辱之極,且朝廷無人,優柔寡斷,既無懲前毖後之念,和戰之議亦不決斷,不唯個人苟且偷安,且有背約而濫殺英使之暴行,因此不得不使英國憤怒。今年(即1860年)4月,英法聯軍大舉討伐其不信不義之罪,7月遂攻破天津之河口進而逼近北京,故風聞清王恐懼而逃向韃靼。即便以英國之好意而存支那帝國之號,國體隕墜如斯,今後亦不能專擅帝號。支那與日本為唇齒之國。唇亡齒寒,其覆轍就在眼前,非坐視旁觀之秋。那麼,現今要則天德據聖教,察萬國之情狀,利用厚生而打開經綸之道,而使政教一新,專念於富國強兵而抵禦外侮。①橫井小楠主張以“天地自然的道理”來“對待外虜”②,這個道理也就是中國“三代之治”所依據的“天德”、“聖教”。可見他對古典儒教的聖人之道推崇備至,而對現實中國則大加撻伐,認為中國之遭西方列強欺淩,罪有應得。這與佐久間象山對西洋強盜行為的批評判然有別。這種對現實中國的批評後來發展成為覺得中國“實在可憐”、而又不得不正視其“畢竟為唇齒之鄰國”的事實的複雜心態,如福澤諭吉在1869年2月的《清英交際始末序》(署名“慶應義塾同社誌”)中說:①
1860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橫井小楠:《國是三論》(內》,日本思想大係551971年,第449450頁。
②,岩波書店,—
1853年),收入《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橫井小楠:《夷虜應接大意》(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
38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在考察清英之交時,可以發現清人之耳目所及,甚為狹窄;清人之轍跡所至,甚為僅微。曾不知英國之富強,猥而藐視之不以為勁敵,自誇為華夏,稱英為夷戎,其舉止卻反複無信,輕開釁隙,而每開必敗,遂兵愈弱而國愈貧,萎靡不振以至於今日,實在可憐。追思其過失錯誤,小事不暇枚舉,至其大者,則有鴉片之事、廣東之事及天津與北京之事。由此兩國之條約屢屢改簽,且清之出賠償金已不止一次。試開卷而觀清英交際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嗚呼,此事雖似與我無關,畢竟為唇齒之鄰國,不知其始末可乎?①在政治或外交上應該如何對應中國這一唇齒之國,明治初期政府的核心人物、右大臣岩倉具視(1825—1883)的意見可以說代表了當時明治政府的主張。在經曆了征台與廢琉置縣之後,1875年3月,在《具視筆錄外交之機務以供禦覽》的文件中有這樣的記載:“清國占據亞細亞之大部分,土地遼闊,人口眾多,無與倫比,與我邦為唇齒之邦,近來雖政紀廢弛萎靡不振,但因與我國關係頗大,故加強和誼以建久遠之基,應為今日所當務。窺其國勢,應機而施經略,為他年之遠略。”②將中國視為唇齒之邦,從國家利益上考慮,這不過是使日本成為“東洋盟主”的一種不得已的謀略而已。這一點,草間時福(1852—1932)在《郵便報知新聞》1879年1月19日發表的《東洋連橫論》已經一語道破。他說:“我輩維持歐亞之均衡,非隻防止被之蠶食掠奪,以我國為東洋盟主並卓然立於執牛耳地位者,舍東洋連橫無其他良謀善策。”③草間時福曾就學於漢學家安井息軒、中村敬宇,畢業於慶應義塾,以教育家、鼓吹自由民權思想的新聞記者而著稱,與曾根俊虎一樣,是1880年2月成立的興亞會的幹事。從他的東洋盟主論既可以看出自由民權論者國權與民權的關係,也可以看出興亞會中的所謂興亞論者的目的和真正意圖①《福澤諭吉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59年,第539頁。
②岩倉公舊跡保存會:《岩倉公實記》下卷,岩倉公舊跡保存會出版,1927年,第235頁。③《對外觀》,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2,岩波書店,1988年,第267—268頁。
3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所在。
中日之間的唇齒關係,這時已經不純粹是一種“和誼”的對等關係,在日本人的眼裏,對中國已經有一種居高臨下的誘導者、保護人的優越感。福澤諭吉在1881年的《時事小言》中說:今西洋諸國以威勢迫東洋,其狀況無異於火之蔓延。然東洋諸國,特別是我近鄰之中國朝鮮等,遲鈍而不能抵擋其勢,就如同木造板屋而不堪火勢。故以我日本之武力支援他們,要知道這不單為了他們,也是為了自己。以武力保護他們,以文明誘導他們,不可不使其速效我例而加入近時之文明。在不得已的場合下,可以用武力而脅迫其進步。輔車相依、唇齒相助,雖然在同等的國與國之間可以通用,對當今的中國朝鮮期望相互依賴,可以說是迂闊之甚。①他明言最不希望看到“讓支那人著先鞭而出現北京政府執東洋政略之牛耳”的情況,而強調軍備擴張刻不容緩,其“東洋政略之素誌”就是要使日本“文則為開明之魁,武則為亞細亞之盟主”,認為這是日本人“報國之本分”。②在韓國的“甲申政變”之前,中日之間的唇齒關係中已經包含了敵對關係。如福澤諭吉所言:“支那為比鄰之國。今後在商業上政治上爭活力決輸贏,合則唇齒、離則勁敵者,唯以此國為然。”③三敵對論將中國視為敵國,如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輕蔑論,乃至中國征戰論,各種各樣的中國觀實際上在鴉片戰爭之前就已具雛形。如林子平(1738—1793)在其《海國兵談》(1791年刊)中就說:“我聽說近年來唐山(指中國———引者)和韃靼人與歐洲人交往密切。其交往越親密,唐山、①《福澤諭吉全集》第5卷,岩波書店,1959年,第187頁。
②《東洋之政略究竟如何》(1882年12月9日《時事新報》),《福澤諭吉全集》第8卷,第434頁。③《支那行を奨勵すべし》(1883年7月20日《時事新報》),《福澤諭吉全集》第9卷,第92頁。
40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韃靼英雄豪傑等就可以接受其妙法。而得到了妙法的話,就可能起侵掠之心。彼等要是起侵掠之心,甚至奔日本而來的話,海路也近、兵馬又多。那時我們要是沒有防備,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仔細考慮的話,後世企圖侵略日本者必定是自唐山、韃靼之地而起,千萬不可怠慢。”①這是將中國看做假想敵,覺得中國對日本是一種威脅。這種威脅論也影響到了佐藤信淵的《海防策》(1808年),麵對當時俄羅斯的邊境騷擾,他提出:“大清國強大而且臨近,萬一出現狡猾之主而興兼並之誌,其患之大非俄羅斯所能比。因此對此大清國即便費卑辭厚聘,也要變成盟國,通交易以收互市之利,乃今世之要務。”②就是說,希望以結盟的方式來化解中國的威脅。後來佐藤信淵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在1823年的《宇內混同大論》和《宇內混同秘策》反複強調“皇國”日本是世界萬國的根本,或世界萬國以日本為根本。如何使皇國日本實現統領全地球的宗主國的目標,他認為使中國臣服是一個重要的基礎。為此他提出了侵占中國東北和江南的種種“秘策”。
麵對西洋列強的威脅,在鴉片戰爭之後到明治維新之前,幕末誌士對中國領土的企圖,在吉田鬆陰的思想中表現得比較突出。他在《幽囚錄》(1854年)中說:“國不隆則替,善保國者,不徒毋失其有,且應增其之所缺。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奪加摸察加(堪察加)、隩都加(鄂霍次克),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③此後,1855年4月24日吉田鬆陰在《致兄杉梅太郎》中又寫道:“魯墨講和一定,決然不可由我方破壞而失信於戎狄。隻宜嚴守章程,加深信義,而在此期間培養國力,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鮮、滿洲、支那,交易中所失於魯國者,可以鮮滿之土地來補償。”同一封信中還說到:“就是像豐太閣那樣的雄才,也非①林子平:《海國兵談》,岩波文庫,1939年版,第25頁。
②鴇田惠吉編:《佐藤信淵選集》,讀書新報社出版部,1943年版,第332頁。
③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鬆陰全集》第1卷,岩波書店,1936年,第596頁。
4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常可惜。生於天下分爭之日,致力於神州之撥亂,而終於沒有將明國(明朝)拿到手就去世了。當今國內事起,而不能向外國伸手,大失時機。洪秀全等一時平定清國,朝鮮與滿洲也都服從,在他之先通款我國的話,就不會有大遺憾了。無論如何要以此論說動幕府。”①在與西洋列強的交涉中,為了保障和擴大日本的國家利益,而不惜侵占周邊國家的權益,這裏埋下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種子。1862年,幕府派遣的“千歲丸”到上海,即便是帶著友善的目的來研究中國的,但是中國的衰弱、內憂外患下的困頓疲敝,通過上海之一斑而知全豹。峰潔在其《清國上海見聞錄》中說:“清國之病已不僅在腹心,已顯於麵目,溢於四體,一指一膚無所不痛。以上海之一處而推其十八省,其大概可知。”他描寫在上海的軍營所見,說:“其兵卒敝衣、垢麵、土徒跣、露頭、無刀,皆如乞食,而不見一人有勇。如斯,我一人可敵彼五人。若率兵一萬騎而征彼,可以縱橫清國。”②其所見雖然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現實,但是由此而產生的對中國的蔑視以及對中國的征服欲望也表露無遺。
而在明治維新之後,特別是在明治政府的征台、廢琉之後,日本對中國的敵對情緒幾乎與日俱增,如福澤諭吉所言:“日支之間或不可保證無蹈水火之日。即便隻為此事態所迫,除了擴張我陸海軍、使我民心調和一致,先奪支那人之膽,使其知道日本可怕、不可敵、輕易開爭端對自家不利,從而使其國人的輿論自行斷念於此,此外沒有什麼方略了。”③到韓國“甲申政變”之後,日本朝野對中國的敵對論、進攻論明顯普及開了,掀起了對華宣戰的呼聲。如福澤諭吉說道:我們的目標是以支那為敵,首先派一隊兵與朝鮮京城之支那兵①《吉田鬆陰全集》第5卷,岩波書店,1935年,第332、333頁。
②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11卷,ゆまに書房1997年版,第30頁。參見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國觀察》,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83頁。
③《支那人の挙動益怪しむ可し》(1883年5月12日《時事新報》),《福澤諭吉全集》第8卷,第658頁。
42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鏖戰,在讓朝鮮政府承諾我正當的要求的同時,我陸海軍大舉進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如果推至熱河,則進軍熱河,無論多麼剛愎的支那人,也想盡辦法而答應我正當的要求,而必須使其低頭謝罪。然支那也是東洋之一帝國,日本兵雖說勇猛,但是為了拿住此大國,進而使之發出降伏之聲,必然花費大量的金錢與勞力。法國人進攻支那尚顯疲倦之色,一定有人問,日本人真的能夠成此大事嗎?我輩可以斷言,成功無疑!①在這裏,他將中日之戰視為“關係到日本存亡興廢之戰”,強調說:與支那之戰如果不勝,我日本不僅自此將永遠蒙受支那之淩辱,也將為世界各國輕侮侵淩,終究不能維持國家之獨立;如果戰勝了,我日本之國威不僅立即光耀東洋,也將遠為歐美列國所敬畏,不用說撤銷治外法權,作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強國,永遠可被仰為東方之盟主。②時任天皇侍講的副島種臣也主張:“若是開戰,天皇陛下要行幸九州,定行宮於長崎,我軍應采取以一部進入支那之芝罘(煙台),攻占山東省,一部進入朝鮮,攻下京城(漢城),驅逐國王,漸行追擊之策。我軍在達成攻擊山東省之目的後,於談判之中,應首先要求多額償金,支那或許不會答應。因此,攻下之地應盡行占領,實施就此蠶食之策。若經營占領土地,則可確立國家富強之基礎。”③他毫無隱晦地倡導:“要使日本萬世獨立,必須要在大陸擁有領土。大陸方麵日本可以攻取的隻有清、韓二國。”④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上發表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其中①《戦爭となれば必勝の算あり》(1884年12月27日《時事新報》),《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頁。
②同上,《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第161頁。
③黑龍會編:《東亞先覺誌士記傳》(上),原書房,1966年,第90頁。見米慶餘《日本近現代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第72頁。
④副島種臣:《甲申事變後的對清政策意見》(1885年2月24日),見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3卷,東京:慧文社,2007年,第516頁。
4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明言:我國不可有期待鄰國的開明而共興亞洲之猶豫,毋寧脫其伍而與西洋之文明共進退,對待其中國朝鮮之法也不能因為鄰國之故而有特別的關照,應該根據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樣子來處理罷了。親於惡友者都難免於惡名。我在心裏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①這樣,以文明開化的名義力圖從心理和精神上使日本完成“脫亞入歐”的角色轉換。以“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樣子來處理”就是與西洋列強為伍、以之為榜樣來對付中國朝鮮這些鄰國。
四親善論同樣認為中國與日本為唇齒之國,當然也不都是強調其中的敵對關係,也有在這種唇齒關係中強調以道義為基礎的和平主義者,也有誠心誠意的親善論、聯盟論者。如中村敬宇(1832—1891)就是代表。②中村敬宇是在明治時代與福澤諭吉比肩而立、但思想傾向明顯不同的“思想界一偉人”。他在幕府時代的“禦儒者”身份、溫厚的中村敬宇像君子人格使他能夠克服功利主義的激進與狂①《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第240頁。
②關於中村敬宇的中國認識,參見薄培林《中村敬宇における中國》(北京日本學中心編《日本學論叢Ⅹ》,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從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麵論及中村敬宇的,可參照肖朗《近代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に関する覚え書き———中村敬宇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學教育學部紀要(教育學科)》第40卷第2號,1993年)、《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一斷麵———中村敬宇のを中心に》(《日本曆史》1998年8月號)、高增傑《中村敬宇與近代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兩項新資料》(《中日關係史研究》1996年第1期)。甲午戰爭之前漢學家中重野安繹(1827—1910)強調對中國展開親和外交的必要性問題,陶德民在《明治の漢學者と中國———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年)中有詳細論述。
44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躁,站在東西文化交彙融合的高度追求一種和平的、道義的理想主義。這也表現在他對中國的認識上。同樣是對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迫使鹹豐帝出走之事,中村敬宇在看到有關報道之後“慨然興歎,不覺涕泗之潸然下也”,他感歎“今洋夷擾周孔之邦而奪之,則周孔之道,疑其或為滅矣。周孔之道滅,而天地得獨存乎?”在他看來,“周孔之道”是“天地之精神命脈”,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因此他認為“洋夷擾周孔之邦而奪之”並非天道使然,而是咎由自取。他說:“夫清之喪其國都,豈天為之哉?
蓋其自取也!”他一方麵批判洋夷“盜國”為不義之舉,批判“膻夷橫行,汙衊天地”,同時也從中國反思遭到侵略的原因,指出並非“洋夷巧於盜國”,而是中國“開門揖盜,亡其貨財”,分析說:“向使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康熙乾隆之遺訓,昭垂勿墜;明忠奸之別,嚴華夷之防,雖有巧盜,尚何所施?乃一誤之後,不毖後患,以致踵誤於再三。然則都城失守之禍,豈待至今日而後知乎?”當然他希望中國能夠從中吸取教訓而發憤圖強的。他期待:“大懲創之後,必有大憤悱焉。今清雖喪都城,尚全滿州以守之。果能嚐膽臥薪,以圖恢複,烏知不有變衰為盛、轉禍為福者乎?秦隴川廣之間,又烏知不有舉義兵以應之者乎?”①這裏不僅有對中國文化精神即周孔之道的普遍性與永恒性的堅信,而且認為現實中國所遭遇的一時的不幸,也是由於偏離了此種精神所致,同時對未來寄托了一種希望中國能夠“變衰為盛、轉禍為福”的美好祝願。
明治維新之後,1874年,征台之論與出兵台灣後,日本政府決定不惜為台灣問題與清國開戰,中日關係陷入緊張局麵,台灣問題雖然後來通過談判解決,但是日本朝野出現了一股對中國的敵對與輕侮情緒。期間也有些出於功利的打算而提出“支那不可輕侮”之論②,而中村敬宇在1875年4月的《明六雜誌》上發表的《支那不可侮論》,則應該說是一種善①《書新聞紙後》,《敬宇文集》卷一三,吉川弘文館,1903年。
②如《東京日日新聞》1875年11月28日發表《決不可輕侮支那》(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對外觀》,岩波書店,1988年,第257—260頁)、《郵便報知新聞》1878年1月12日發表杉山繁《清國不可輕視論》(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對外觀》,第260—262頁)等,可歸為此類。
4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意的勸告。他列舉了支那不可侮的七條理由,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第一是中國具有深厚的文化積澱與強大的文化潛能;第二是中國支那天然物產豐富,許多技術也值得日本學習;第三,借俄羅斯之例,說明“支那為吾師匠之國,可畏而不可侮”。且不能“隻見鄰國之惡處而不知其好處,妄加譏諷”,“如俄羅斯勝於支那萬萬而有訓誡,魯衛之政兄弟也,我邦豈可蔑視彼乎”。最後他批評那些以文明開化自居而蔑視中國的日本人,說:“今我邦之開化,為外人使之開化而非以自國之力而進步,有非用外人而為外人所用之態,以不相應之工資雇用外人,諸省中由此而輕於自責。支那如學歐美,或其見識有過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為奇貨。今我若以得歐美之一分之心情而鄙視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視穿著破爛者。不為有識之士所譏笑乎?”①強調“從今以後,著眼於自國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無暇外顧,更何況敢輕侮他國乎?”中村敬宇寫於1876年臘月的《棧雲峽雨日記序》中又從正麵論述了應該與中國“親厚”的道理,他說:我東方亞細亞洲,文藝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廣、生齒繁,莫禹域若也。可與歐羅巴頡頏者,莫禹域若也。禹域與我邦,文字同,可親厚一也。人種同,可親厚二也。輔車相依,唇齒之國,可親厚三也。亞細亞不及今同心合力,則一旦有事,權歸於白皙種,而我黃種危矣,可親厚四也。抑元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擾閩浙,當是時,不有歐羅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覬覦者也。設使如今日,則二國必無此事矣。今也我邦與禹域,務當小大相忘、強弱莫角、誠心實意、交如兄弟、互相親信、不容讒間。有過相寬恕,無禮不相咎,蓋二國所期者,在於同心協力,保護獨立,以存亞細亞之權而已矣。②①收入大久保利謙編《明治啟蒙思想集》,明治文學全集3,築摩書房,1967年,第302—303頁。②載於1879年所刊竹添進一郎《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題為《棧雲峽雨日記後序》(見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19卷,ゆまに書房1997年版,第189—193頁),文字亦與此處所引《敬宇文集》卷六略有出入。
46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1879年8月,他還在其《同人社文學雜誌》發表《英人韋廉臣支那論》,翻譯韋廉臣(AlexanderWiliamson,18291890)1870年出版的JourneysinNorthChina,Manchuria,andEasternMongolia:withSomeAccountofCorea中的有關章節,將今後亞洲的前途寄托在中國的命運上。12月他又在《同人社文學雜誌》第37號上發表《中西關係論題辭》:“中西關係尚須論,況乃車書誼久敦。隻使二邦盟帶礪,河清海晏謐乾坤。”“中東和好善堅持,外國其誰敢侮之。同氣連枝宜協力,願相愛敬莫相疑。”①表達了希望中日兩國友好的真摯願望。
中村敬宇也加入了創立於1880年的興亞會,並賦詩以代祝詞:近來多結社,莫若興亞會。亞細多邦國,莫若禹域大。交通二千年,人民互相愛。資彼以濟我,文物及道藝。往古通使命,此事久已廢。爾來通航者,商賈特競利。況自歐美至,新巧喜機械。鄰好卻不講,咄咄成怪事。賴今修盟好,兩國駐公使。輔車相因依,山河誓帶礪。以期亞細亞,禦侮如兄弟。以抗四大洲,患難相救濟。人民又振起,結社互勉勵。今日始共會,開先為吉利。嗚呼忠信交,當去虛與偽。先於學語言,要須誠其意。鸚鵡與猩猩,能言何足貴?
吾輩幸為人,愧於彼同類。②對於日本成立興亞會,當時就有中國人指出:“如立會之後,言語相通,即患難相恤,在大國不以並吞小國為心,在小國不以抗拒大國為誌。則此舉誠為美舉,有誌圖存未始非識時務之俊傑也。如立會之後,欲識其形勢,以行其割據山河之誌;欲通其言語,以行其窺伺鄰國之謀,則孟子所謂作俑無後,亦不可不鑒也。”甚至有輿論直接批評說:“日本人創立興亞會,其誌氣則大,其名則美,而事勢之難處、意見之各殊,則非特等於①轉引自肖朗《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一斷麵———中村敬宇のを中心に》,《日本曆史》1998年8月號。
②中村正直:《與興亞會以此詩代祝詞》,《興亞公報》第1輯,1880年3月24日。黑木彬文、鱒澤彰夫編《興亞會報告·亞細亞協會報告》第1卷,東京:不二出版,1993年,第5頁。
4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無補空言,且將類於陰謀詭計也。”①這並非沒有依據。如興亞會會員宮島誠一郎與中國駐日公使館成員的交往,其“全心致力於親睦”,實際上是明治政府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交給他的政治任務,大久保被刺殺之後,他將以親睦為名從中國駐日公使館獲得的重要政治及外交機密情報,直接向右大臣岩倉具視報告,無形之中在琉球的交涉上“給當時中國外交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②由此可見,判斷一個人是否真正親善,還不能隻看他之所言和表麵上之所行,還要看他所言所行的動機與真實目的所在。親善的外表之下包藏“陰謀詭計”的偽善,為中村敬宇這樣重視仁義忠信的正人君子所不齒。中村敬宇“支那不可侮論”,實際上也是人與人之間應該講求誠信的基本道德理念在國與國之間關係上的體現。他1887年5月8日在《漢學不可廢論》的講演中說:吾邦於支那,為鄰國,人種亦同,文字亦同。自千有餘年以來,至於中古,禮樂文物、工藝器具,大抵無不從支那朝鮮輸入。儒佛二教即從支那朝鮮傳來。故於幕府時代,如朝鮮人來聘,其儀式甚為殷勤,且擇文人學士而結伴,文人學士也以選中為榮。筆談問答,詩文往返,頗為興盛。來長崎商舶的支那人,偶有有文事者,當時的漢學家敬重之,或一起筆談,或乞詩文之批正,如能得一言之褒,視如金玉。然與歐美外交之事起,以至於百事以之為師,邦人或自以為在支那人之上,於是產生了鄙視支那人之弊。夫鄙視人者,其人自卑,君子於童仆尚敬之,況他人乎。縱然是比自己小的國家,鄙視之①《興亞會報告》第12集,1880年11月15日。《興亞會報告·亞細亞協會報告》第1卷,第78頁。
②劉雨珍:《中的琉球交涉史料》,中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黃遵憲研究新論———紀念黃遵憲逝世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364頁。戚其章在《近代日本的興亞主義思潮與興亞會》一文中指明,1885年1月6日黎庶昌與宮島的筆談中“黎視宮島為無話不談的朋友,無意中泄漏了國家的外交機密。這樣,日本方麵便摸到了中國的底,於是派伊藤博文到天津與李鴻章談判並簽訂《天津條約》,為日後日本出兵朝鮮留下了口實”。《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頁。
48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日本中國觀的幾種主要類型之心不除,便自區文明遠矣。
我邦與支那朝鮮,同宗一家,古人雲,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今清朝繼承康熙乾隆之深仁厚澤,久養人民之力,政府雖貧,人民富,可謂藏天下於天下之景況。其人為官,首以經義,遣人留洋,使學器藝。如李鴻章既為學者亦為英雄者,居均軸之任,其用西法,雖然遲緩,但正如所謂進寸則王之寸也,進尺則王之尺也。似得持久之道。①中村敬宇從漢學家的立場出發,將“周孔之道”作為“天地之精神命脈”所係,甚至認為“今日之經濟學社會學也盡在舜禹所言之中”②,如三島中洲也認為“老莊、佛教以及西方的法製思想不出仁義之範圍”③,這些觀點的是非曲直或許可以爭論,但是從象征中國傳統文化的“周孔之道”中尋找一種處理人際之間、國家之間的必要的倫理道德的基礎,這種尋求人類的和平、誠信、親善的努力,無疑具有普遍的、恒久的意義。④以上列舉了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中國觀中殷鑒論、唇齒論、敵對論、親善論這幾種主要類型。其中每一種類型又有複雜的表現,比如同樣是殷鑒論,其中有不同的對華態度與情感,可以是蔑視的,也可以是友好的;唇齒論中,有從文化上著眼,也有從功利上考慮的;而敵對論中有威脅論、輕蔑論、侵占論等各種形態;親善論中既有主張誠心實意的聯盟論者,也有打著親善的幌子而行陰謀詭計者。由此可見,各種類型之間也是存在著複雜的交錯關係。
如上所述,所列各種主要對華觀的類型,實際上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日本就已經存在。⑤這至少可以說明近代日本中國觀的各種類型並非隻①大久保利謙編:《明治啟蒙思想集》,明治文學全集3,築摩書房,1967年,第324頁。
②中村敬宇:《論支那學之非迂闊》,《斯文學會雜誌》第1號,1889年。
③三島毅:《五大洲不出仁義範圍之說》(1891年5月16日於斯文學會講演),《斯文學會雜誌》第27號。收入《中洲講話》,文華堂書店,1909年版。
④關於中村敬宇的儒學思想,請參見劉嶽兵《中村敬宇的儒學思想》,收入《中日近現代思想與儒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⑤參見本書引言部分。
4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是因為近代中國的社會狀況發生變化而特立獨現,而是有其曆史繼承性。由於鴉片戰爭之後在西方威逼之下東亞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一時期日本中國觀的變化機製也表現出了與近代之前不同的形式,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西方因素作用的不斷加強。而日本從學習西方到“脫亞入歐”的近代化發展方針的確立,使得鴉片戰爭之後到甲午戰爭期間日本中國觀的變化,呈現出從視中國為“唇齒之國”到“東方惡友”、從將中國視為前車之鑒的反麵教材來吸取經驗教訓到將侵略中國作為日本“萬世獨立”之根基的策略這種總體趨勢。但是,具體而言,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各種中國觀類型也有共存與交錯的現象,不同的中國觀類型的形成又與當時日本的自我認識及西洋認識密不可分。
50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鴉片戰爭常常被看做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它不僅是中國曆史上的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特別是東亞史上的大事件,如有論者指出,日本也可以說是“以鴉片戰爭為契機轉換了曆史大方向”,鴉片戰爭中中國的敗北所造成的危機意識以及西方的威脅,使得“幕府終於不得不踏上開國之路,從而決定了以後日本的方向”①。周公、孔子之國為什麼會失敗?日本應該如何應對?這可以說是鴉片戰爭之後日本朝野的有識之士最為關心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與其對中國、西方以及日本自身的認識有密切的關係。對中國的認識,也經曆了從依靠書本、風聞的紙上言論、間接報告,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主觀推測,到直接派遣考察團踏上中國領土而獲得實感的、客觀的理性判斷的過程。
①增田涉:《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由其民、周啟乾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頁。鴉片戰爭在日本的影響,還可參見王曉秋《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第一章為“鴉片戰爭與日本”,昆侖出版社,2005年)、小西四郎《阿片戦爭の我が國に及ぼせる影響》(《駒澤史學》創刊號,1953年1月)。
5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一古賀侗庵的《海防臆測》與《鴉片釀變記》在鴉片戰爭前夕,日本的有識之士已經感覺到西力東漸的緊迫感。古賀侗庵1838年用漢文所撰《海防臆測》最有代表性,而其所撰幕末日本最早報告鴉片戰爭情況的著作《鴉片釀變記》(1841年)以及對東西“窮理”致思方向的不同等重大問題進行分析的《窮理說》(1843年),都在幕末甚至明治時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①隨著西力東漸的加劇,即便是以“詞章之技”自鳴而“於國家大計靡攸幹預”的幕末名儒佐藤一齋也認為“時務莫先於海防,而海防即方今之時務也”。②古賀侗庵自幼關心世界大勢,具有國際視野,“遺著百餘種,可窺其學識一斑者,其《海防臆測》乎?其書僅二卷,而議論精明,當時彼我情狀,如秦鏡照膽。”③從其門人阪穀素的評論可以看出《海防臆測》乃其代表作。侗庵的相關思想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海防臆測》書影①對古賀侗庵思想的研究,可參見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年)、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學と兵學》(東京:ぺりかん社1996年)、《兵學と朱子學·蘭學·國學———近世日本思想史の構図》(東京:平凡社2006年)、梅澤秀夫《早すぎた幕府禦儒者の外交論古賀精裏·侗庵》(佐賀:出門堂2008年)。
②佐藤一齋:《海防策一道》(1849年),《愛日樓全集》卷十五,荻生茂博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6卷,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第189頁。
③阪穀素:《書海防臆測後》,見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出版人:日高誠實,1880年。
52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第一,與西洋諸國相比,日本與中國“政教之體,以使人知廉恥為至重”。“西洋人趨利,如鷹鸇之趨雀,萬方必獲然後已。故二國互市於他邦,則必蠍譖妨礙其一,使不得通,而己擅其利,與鄰邦締好,不啻膠漆之固。彼少有釁隙,直乘之以侵伐,不複顧齊盟。西洋所以富強,鹹率由斯術。”①在政教風尚、禮義廉恥方麵,東西方價值取向不同,認為東方處於優位,因為“戎虜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競,不顧信與義,吾洞視其肝肺”②。
第二,相信儒家的道德理義具有普遍性,對西方諸國同樣具有約束力。他指出:“西洋諸國間有懷虎狼之誌者,未必不欲侵加乎我。而我理正義直,無暇可指擿,則彼恧然內愧,無辭以使其下。”強調需要洞悉外夷實情,認真對待,嚴格自律。他說:“夷舶之出沒海上者,不無挾奸藏匿之輩,然當審核其是非曲直而區處之。今一切以梗邊襲塞之虜視之,欲獮薙以自快。其中未必無銜冤者,而適自處孱愞怯敵之甚,非策之上者也。本邦寬宏之政,鳩勇之俗,萬方所曹仰,獨於外夷情實,有所猶未曉悉。故注措間有刺謬,致使外夷目我邦為悍戾無道之邦。夫人思致死乎我,是可懼也已。”③第三,對比中國與日本的差異,對中國的強弱情況作出分析。一方麵,“支那亦為宇內最大之邦,然其驕矜亶是大疵。觀於其痛斥外國,不齒為人。評本邦政俗,極為矯誣而灼然矣。本邦風習之懿,萬萬度越支那。惟中古以還,與支那交通,故驕之一失,未免少為所汙染,不可不痛悛也”。④在他看來,日本“寬宏之政,鳩勇之俗,萬方所曹仰”,是因為中古以來與中國交往而染上了驕奢這一不可不痛改的毛病,將中國看成了日本的“惡友”。而且從中國曆史上看,指出:“西土所以罹燕魏遼金元清之難者,以其君臣荒淫,政厖民散,有必敗之兆也。國有必敗之兆,不思①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三十六),1838年撰,日高誠實1880年版。
②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四十五)。
③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三十七)。
④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上,其二十二)。
5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更張釐整以自強,而獨冀敵之不來,以獲倖免,洵屬無策。”①相比之下,他認為日本則“巋然雄恃乎巨海中,民風醇懿,守信尚義,在兩間未見其比”②。從現實海防所必備的炮銃船艦來比較,他認為中國的技術也不如日本。他說:“西土明季而來,憑城禦敵,專賴炮銃以奏捷。然而其術之精巧,似不能尚於我焉。船艦之製,覺亦遜乎我。往歲清商之漂來,清水湊也,予門生某蒙縣令囑,護送達崎嶴,爾時得諦觀清舶之製,迥不如本邦所造之巧致。此賈舶耳,而戰艦可推也。”緊接著他便自問自答地展開論述:“夫船銃海防之大者,清無所備,而能不招侮於外夷者何?蓋以其國之形勢有殊也。”他進而具體分析說:“以清殆方二萬裏之大國計之,特不過一麵受海,非如本邦地形狹而長環海以立國也。清世以不忘武為大訓,海防亦稍修舉,不至如明代之全然弛。固足以讋伏海寇,而海防止於東方一帶,極易於措劃,斯清人之至幸也。清既綦其強大,附近戎虜鹹役屬,與西洋所據之地,犬牙錯,其威足以震懵之。一為清所奰怒,必不利乎彼,故西洋諸國,惕息不敢違忤。清之免於海寇,固自有以也。若乃本邦見西土疏於海防而克免於侵擾,謂吾亦然,以怠於沿海之備,是闊於物情事理之甚者也。”③這裏的“國之形勢”不僅包括國家的大小、強弱,也包括地理環境。強調日本在海防上不可效法強大而且地理條件優越的中國,必須要高度重視。
第四,中國、日本雖然眼下尚未招致外侮,同樣麵臨著被西洋侵略的威脅。西洋“狼貪虎殘,無有盈饜。侵削五大洲,漸逼支那本邦,其可畏惡為何如也。命諸侯守令,時時以斯意曉告士民,使朝野都鄙瞭焉鹹悉泰西信可忿疾”。在具體對策上,他主張不可盲目攘夷排外,而是要有大國風範。“虜之來,諭以禮辭,必遭懷入寇之誌者,然後大斃之。斯為大國之舉動矣。”④特別是在自己的力量尚未足夠強大的時候,以和為貴①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四十一)。
②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三十七)。
③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三十八)。
④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四十八)。
54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尤其重要,這樣可以為加強自己和了解對方爭取時間。“今日海防之未周,卒伍之未素習,難以應勍敵,故不如於戎虜播恩敦信,使彼無辭以始鬥哄。彼猶頑乎猖獗,不肯馴伏乎我,遂至交鋒鏑。則彼師出無名,而我將卒夫人愾敵不義,勇力倍蓰。而我武備亦漸修整,斯可以奏捷。”①他批判當時的俗吏、腐儒,“顧今俗吏役役於期會賬簿,而拋武備於局外。拘儒專談三代之英、漢唐之成護,絕不諳今日外夷情形。今欲定海防之製以攘遏外寇,非詢諮於蘭學者,必不能獲其窾綮也。”②而對蘭學者與傳統的兵家,他也進行具體分析,主張“節取其長,而棄其短”。他說:今之張主蘭學者,專推崇泰西國勢之強、兵鋒之勇銳、戰艦火器之精巧,而務卑視己邦,以為迥在下風。則世之兵家者流,又訕笑之曰,軍之勝敗全決乎氣,我嚴吾武備,毅然自守以待敵,方可望其勝。今徒暴虜之強,令人心朒然退縮,未戰而敗兆現矣。之二者胥有所見,而均流於偏焉。夫蘭學者不思鼓邦俗勇鷙之風以圖自強,而徒侈言泰西之盛,以挫屈士氣,固為失策。若乃兵家者流,絕不諳外國情形,欲直以威武讋服之,必多逆施倒行以僨事者。皆未得謀國之宜也。必也洞敵之長,察敵之短,知悉敵之狡謀,嚴我防備,無少滲漏,上下一誌,不萌絲發孱怯之心,則庶乎其可。③值得注意的是,在古賀侗庵看來,當時世界形勢已經不同於往古,“近歲強胡如鄂羅斯如英機黎,船艦牢而钜,極長於水戰,雖千裏而外轉眼可達。則吾邦猶之鄰比然,乃欲以千載前專恃騎戰之虜待之,膠柱極①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四十五)。1809年侗庵為其父、“寬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賀精裏(1750—1817,其餘二位為尾藤二洲、柴野栗山)所擬《極論時事封策》,是就針對當時俄羅斯的侵擾及英國軍艦侵入長崎而提出的海防意見書。其中就提到和親在日本海防尚不充分時之重要性。他說:“然虜前年侵擾,既得罪於我,和親之議,切不可自我言之,適足以汙辱國體而取笑於四夷。但彼改悔申請,則或許耳。……和親既成,交市有無,務順適其意,使彼不能生兵端,以其間修整武備,數十年之後,舟楫既已繕完,兵眾既已整練,則惟吾所欲,無不如誌。是和親所以為戰之資,戰之得勝,適因和親為之基也,而豈易言哉。”見梅澤秀夫《早すぎた幕府禦儒者の外交論古賀精裏·侗庵》,佐賀:出門堂2008年,第106頁。
②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三十六)。
③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上,其二十三)。
5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矣。”因此,要真正成為大國,兼並擴張是更有效的防備。他這樣展望日本的未來:試使本邦在支那印度之地乎?以邦俗之虓鷙,更得如烈祖及豐太閣之英武而駕馭之,以展厥宏略,可以吞並鄰邦,突過清之大,而虎視於五大洲,豈不快之極耶。乃以四麵臨海不甚便於進取也,苶然有退縮之勢,不複思兼並,予未見其為幸也。①同時,他還積極為中國出謀劃策,主張中國應該兼並、吞噬印度,才能夠“免於杌隉之患”。他說:支那之於印度,雖曰隔絕之邦,而實相為唇齒。就今日形勢,為清謀乎,必並印度,然後始免於杌隉之患也。清雖強大,其蠶食鄰邦之術,猶迥遜太西之巧。清既殲準噶爾,據葉爾羌地,殆接印度之脊。印度衰苶已極,而中無攔截我師之虜,使清乘兵力之猛熾,以直蒞印度,則彼斷不能抗我,惟有奉版圖以乞降耳。取印度而嚴其沿海之備,守其陸路之衝要,以綏懷西南夷,可以威覃四海。乃舍而不問,致太西人肆意占據瀕海地,以漸侵削五天竺,坐失可乘之會,此識者所為深惜也。若更任泰西之狼貪,使之盡吞印度,憑據安日河東西,以攻逼支那,其禍有不可言者焉。藉使東夷西戎各自為一邦,而各自作梗,其患未必甚深。今乃使太西人迭相犄角,以出乎東西夾攻之計,則清將殆不可支。今清縱不能蕩平印度,果能取榜葛剌及清竺中間諸小夷,亦足以自強。而清人智慮絕不之及,可謂國無人矣。異日清或為太西所並有,則禍毒直中乎我,其貽患有不可涯量者。今人吞噬印度之策,固為清謀,而實亦為本邦謀也。②“異日清或為太西所並有”的預言在隨後中國鴉片戰爭失敗中得到了部分的應驗。還未待鴉片戰爭最終結束,他便根據各種最新情報編寫①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四十一)。
②古賀侗庵:《海防臆測》(卷之下,其五十四)。
56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了《鴉片釀變記》,該書被認為是“為幕末日本的鴉片戰爭觀確立了方向”①,其思想為幕末廣為流傳的齋藤竹堂(1815—1852)的《鴉片始末》(1843年)、鹽穀宕陰(1809—1867)的《阿芙蓉彙聞》(1847年自序)所繼承。《鴉片釀變記》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關於鴉片戰爭本身的是非曲直,侗庵駁斥了當時風說書中由於清朝“非理無道”而招致英國出兵之說,明確肯定鴉片戰爭的性質是“清直而英機黎曲也。非理無道,實在英機黎而不在清”。他指出:“所謂非理無道,即指清之禁鴉片之令也。然清一諭不悛,擲數百萬金購之而後焚,綽乎有大國之風。洎其再帶來,清直焚燔、斬戮之,頗流於武斷。然惇諭再三,尹夷頑然如故,是清直而英機黎曲也。非理無道,實在英機黎而不在清。而清終不免侵擾,蓋泰西之夷專事貨利,為力是競。苟我強大,敵有釁,則直乘之,而不複顧理義。其所為非理無道,特為托詞。製戎夷者,不可不洞知此意。”其曲就曲在如上所述“戎虜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競,不顧信與義。”侗庵在《鴉片釀變記》中用事實論證了這一點,他指出:“太西諸夷多沽鴉片於支那以殖利,而於己國則惟不許吃煙草,嚴禁服阿片。”②其損人利己,可謂非理無道之極。
第二,對於當時清朝的不足和病根,他也看得很清楚。首先在海防的對策上,“蓋其國之瀕海,不修船艦火器,實為防禦之大闕典”。這已經在《海防臆測》中論及。而最關鍵的還是導致清朝海防不足的思想意識上的問題,他聽說當時在日本的一位中國人誇口說清朝海防之嚴百倍於長崎,外敵之入寇不足介意,就此指出:“清之海防不知是否有過於我者,而彼之凶矜乃爾。蓋妄自誇揚己邦,實支那之病根也。”③鴉片戰爭之後,他進而感歎:“滿清地大於歐羅巴全洲,富強莫與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務外攘,邇者囙鴉片之禁,與英夷構怨,大為所摧破。納金乞和才自①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學と兵學》,東京:ぺりかん社,1996年,第427頁。
②同上書,第427—428頁。
③同上書,第430頁。
5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免。此覆車之灼灼可鑒者也。”①對中國“侈然自大”的批判,也是沿襲其《殷鑒論》和《海防臆測》的觀點而在此求得了實證。而他也將“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國事情”(《讀書矩》)作為對其門人的告誡。他認為“人之凶德,莫大且甚於驕”,而“支那人惟其誇詡自大,故見聞日狹。見聞日狹,故誇詡自大甚滋,理勢之必至也”。這樣“不能采萬國之所長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躋於郅隆”(《侗庵新論》)。②此外,侗庵還在《窮理說》(1843年)一文中試圖從理論上尋找中國乃至東方傳統思維中的偏佐藤一齋畫像失。關於“窮理”問題上的東西差異,如佐藤一齋說:“吾儒窮理,唯理於義而已。義在於我,窮理亦在於我。若以徇外逐物為窮理,恐致使歐羅巴人賢於吾儒。可乎?”③佐藤認為這當然不可以,因為“今洋說之近理,甚於佛氏。且其所出奇技淫巧,導人奢侈,使人不①古賀侗庵:《輿地圖誌序》(1845年2月),見箕作省吾《坤輿圖識》,美作:夢霞樓藏版,1845年。此序為幕末日本學者如何應對國際形勢之名篇,錄其前後文於此。曰:“吾何求乎他邦?則有求乎我,仰我治教之懿、羨我土宜之夥夠,卑辭重幣,乞申好通互市。允其請,則求索無已,將逞溪壑之欲。拂戾其意,則懷憤挾怨,或起釁隙之端。故方萬國星羅之始,製敵禦寇之方不可不素講。非可待患萌,然後始為備也。蓋必有電征外夷之執,然後可退保一國。有威懾敵人之略,然後可申固盟約。若乃守險據要,圖苟自保全,烏足以製強胡耶。莫臥兒豐饒甲於萬邦,恃其盛大,晏然自佚而忘武。漸為泰西所削弱,竟殲乎麻剌甸。滿清地大於歐羅巴全洲,富強莫與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務外攘,邇者囙鴉片之禁,與英夷構怨,大為所摧破,納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車之灼灼可鑒者也。……夫今日要務,莫急於禦海寇。而以此語人,則漠如充耳,亦惟不諳外國地理故耳,試就此編指點,則今日之眇如黑子著麵者。昔至大之邦也,殲為墟厲者,古雄強無敵之國也。而五大洲之浩浩大都為泰西所吞噬,覽閱之際,不覺發磔而膽張。洵為不言之教,使天下之士慨然興敵愾之氣、折衝之誌者,必從此僅僅三卷之輿地圖識始矣。”②轉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年,第224、253—254頁。
③佐藤一齋《言誌錄》(1813—1823年)第170條,《佐藤一齋大鹽中齋》日本思想大係46,岩波書店,1980年,第230頁。
58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絕駸駸然入於其中。學者當亦以淫聲美色待之”①。正是通過對西方“窮理”的方向性批判,來達到說明西方人唯利是圖和不講信義。侗庵也有這種傾向,他在《窮理論》中說:“太西人之窮理,亦複外身心家國而務苦索事物之理,臻於突其奧,是以其人大都頑獷猾黠,牟利忌義,君子之所不韙也。”“夫太西人焦神役智,製奇器珍玩,以悅人之心目,洵可鄙。”②到1851年,佐藤的思想有了些變化,他說:“西洋窮理,形而下之數理。《周易》窮理,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則根株也;數理,譬則枝葉也。枝葉自根株生,能得其根株,則枝葉從之。窮理者宜自易理而入也。”③這裏將西洋窮理提高到了“形而下之數理”的高度,而“吾儒窮理”即“《周易》窮理,形而上之道理”,仍然處於優位。雖然有高下優劣之分,但他認為二者是一體相連的,隻不過“道理”與“數理”的關係是主從、派生的關係。侗庵則對“窮理”作了明確的分別,他說:“窮理者,學問至要之務也。而其中自析為二道,有仁義道德之窮理,有名物器數之窮理,二者劃然不同。”二者分別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都可以發揮“濟世大用”,不可偏廢。“古昔聖王之窮理,重仁義道德亦未始外名物器數。”“君相機務之殷,固無暇窮究事理器數,故聖王已不過洞其大旨,必選才力克堪者任之。是以其事修舉,濟世大用,唐虞三代皞皞之俗,而百度整飭自無滲漏,職此故也。魏晉以降,夫人之識見日弛虛遠,不屑究名物之末。宋代理學大明,而後其風滋熾,尚理道而鄙事務,主形而上而斥形而下,其君子倡率斯說,下民靡然風從,其意固在恪遵先王之遺意,而不自覺流於一偏,滋弊不尠。於是乎以至於目本邦為專張主理之邦,而曆數名物甘遜太西,可慨也已。”④中國“不修船艦火器”就是甘願輸在“名物器數之窮理”上了。
要從學理、學科上將“道理”和“數理”真正區分開來,實現儒學向近①佐藤一齋《言誌錄》(1813—1823年)第169條,《佐藤一齋大鹽中齋》,日本思想大係46,第230頁。
②轉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年,第294頁。
③佐藤一齋:《言誌耄錄》(1851年)第234條,《佐藤一齋大鹽中齋》,日本思想大係46,第284頁。
④轉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年,第294—295頁。
5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代哲學的轉變,在日本還要等上三十年。1874年西周刊行的《百一新論》才科學地將“當然之理”與“自然之理”,或者叫“心裏”與“物理”進行了辯證地分析。
二洋學者的視線:渡邊華山與高野長英到幕末,即便是洋學者,其“皇國”意識也根深蒂固。高野長英因為“蠻社之獄”下獄後,1839年在獄中撰文這樣為自己辯解:“夫皇國,自開辟以來至今,凡兩千三四百年,而儒佛之學已行千六七百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尊奉此二學。傳習之久,儒學為一些支那人,僧則幾乎是印度人。但人隻奉其學而不慕其國,未以其國而臣服於支那、印度(隻有足利義滿公然受明之封,為我國開辟以來之恥辱),亦未聞有一人背叛皇國而投降外國者。因而皇統連綿,至今百二十有一世,上懷至仁,下重忠節,孤立於東方滄溟之中,可永仰為帝國,實為難得之神國也。然蘭學之行,未至二百年。其為學者,僅千萬人中不過一二,卑蔑之者多而尊信者少。我黨強為此學,以其所言有實理、為業處有利也。豈能棄此可貴之神國、慕嚴寒不毛之西洋而從西夷乎?”①1839年的“蠻社之獄”既是幕府內部不同政治派別之間鬥爭而造成的一樁政治疑案,也是當時思想界保守派與開明派之間的鬥爭的結果。“蠻社之獄”中所殃及的“尚齒會”的中心人物渡邊華山,被保守派抓住而投獄的重要把柄就渡邊華山像是在其住處搜出的《慎機論》手稿。
①高野長英:《わすれがたみ》(1839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182頁。
60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其中對世界形勢有一種緊迫的危機感,他對西洋、中國與日本的處境的論述,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雖然東西方對“道”的認識和見解有所不同,但是從“道”的普遍性而言,他認為“西洋諸國所為之道、我所為之道,在道理上可以說是有一而無二”。因而強調對西洋之道要有全麵的認識,否則“就會如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對西洋,渡邊華山有如下的整體認識:夫西洋各國,製度之汙隆、風俗高野長英像之美劣、人物之賢否,雖不能一概而論,大體其性質沉著而有忍耐力,以此治一國之法,在上者為君主、神職人員。君主傳位於其子、神職人員傳位給賢者,因此教學與政治分為二途。在下者所學技術也有兩種。按照其天賦氣質而選擇道(政治道德)與藝(科學技術)中的一種來學習,因此其誌向沒有貴賤之別,而隻是根據實際的個性而盡到社會責任。因此其技術專博,可以鞏固教學、政治,似有唐山(即中國,以下同)所不及之處。以此了解天地四方之詳情,布教利國,亦非唐山之所及。①他看到了西洋各國政教分離的特點,而且認為道與藝,作為學問,二者沒有貴賤之分。重要的是學習者能夠發揮自己的個性而盡到社會責任。他後來進一步指出:“西洋有果斷之處,皆來自窮理。故時常有諸國政之改正,近來英國商法俄爾大為改善。所謂窮理,既要明白物理(以自然為對象),窮究事理(人類之道理)尤宜精詳。如此,以學術實踐而審天地四方、培育人才、擴展國郡之際,如今地球中無一地不為歐羅巴諸國所①渡邊華山:《慎機論》(1838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69頁。
6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有。五大洲之內,除亞洲之外,都成為洋人之領地。”①在這些方麵,中國有不及西洋之處。即便如此,西洋還是被稱為“夷狄”,或稱為“西洋腥膻之徒”、“世代擾亂之驕徒”②等。高野長英也是如此,對西洋雖然也有時稱其為“西夷”或“西戎”③,但是另一方麵也不無表露出讚美之意。比如對英國,他說:其“國人敏捷,學習諸事而不怠倦,好在文學、工藝、武術上下功夫研究磨練,以富民、強國之事為先務。”而且“專注於與各方交易,航海諸國,開墾不毛之地,進行殖民活動,教導夷人,使其服從,至此,在外國所領人數為七千四百二十四萬人,達到本國的四倍”。④而且他對鎖國政策提出批評,認為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來自西方的船隻都視為海盜而進行打擊,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做法。再這樣做就會“失去禮義國之名聲”而被西洋視為“不辨是非的強暴之國、不義之國”,如果由此而被其察知日本國內衰弱的狀況,後果將不堪設想。⑤渡邊華山也說:“今天下五大洲中,美洲、非洲、澳洲已為歐洲所有。亞洲獨立國家也隻有我國、唐山、波斯三國。此三國中不能與西人通信者,唯有我邦。雖唯恐多事,實杞憂不堪。可論者,西人視我邦猶如路上之遺肉。餓虎渴狼豈能不顧?”⑥第二,在這種對世界形勢的認識與西洋觀下,他是怎麼看中國的呢?
首先,渡邊華山肯定現在中國已經被夷狄所征服而“終至亡國”,不存在有獨立的中國了。他說:“五大洲之內,除亞洲之外,都成為洋人之領地。
①1839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渡邊華山:《再稿西洋事情書》(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49頁。
②渡邊華山:《慎機論》(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1838③
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71—72頁。
1839年)中有詩曰:“西戎航海久窺東,眾國靡然陷術中。大息忠高野長英:《わすれがたみ》(言全不用,一朝有事策當窮。”見《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④
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183頁。
1838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高野長英:《戊戌夢物語》(⑤
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162—163頁。
同上書,第168頁。
⑥同上書,第69頁。
62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而亞洲之內,亦隻有唐山、我邦、波斯三國不受洋人之穢,而唐山已為北狄(指滿州族)所征服,唯我邦、波斯二國,古來獨立。”①而且不僅僅是中國,“古代政教隆盛之地,皆無不為北狄所兼並。”②什麼原因呢?他也覺得很奇怪,僅僅是由於“天下之理勢,乘除相成,物極則反、盛極則衰”嗎?
他分析說:“地球之內,如唐土之以一國為天下,如印度之地球之外有三千世界,畢竟皆空疏無稽之識,唯炫耀上古聖人之德,不知古今變化,奇怪的是古聖降生、文物隆盛之地,無一國不成為夷狄之地。”③他指出:“以三代綏服之製、秦漢禦戎之論而論今者,亦如膠柱鼓琴”,當然是無濟於事的。
第三,渡邊華山進而認為在這種國際形勢中,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是一種唇齒相依的關係。他說:“唐山長於陸戰,拙於海戰。彼(指俄羅斯)乘其拙而自海上而苦其首,且欲自陸上撲其背。我國之遭禍害,在唐山,唇亡齒寒之憂也。英國尤知之,蜿蜒委屈而磨其牙,伺機侵略。然英國之求於我者,如蠅之追膻,必拂之又來。”④但是由於中國與日本地理環境不同,在麵對西方列強時也有不同的處境。日本因為四麵環海,形勢更加嚴峻。他說:“唐山之地,崇山峻嶺以南北為界,其西圍著浩淼沙漠,即便大寇推舉襲來,僅一片之地。加之皆為代代不動之地,屯田守城,以逸待勞,尤有易防者。且其徒亦剽悍驕橫,北狄之利居於北塞,僅易於南侵。如今我國四周為渺然之海,成為天下外國所據之界,我世世之所不備者多,而其來亦不限於一所。一旦有事,即便以全國之力,恐鞭長莫及也。況且西洋腥膻之徒,察明四方,治理萬國,世代擾亂之驕徒,以其海①
1839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渡邊華山:《再稿西洋事情書》(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49頁。
②渡邊華山:《慎機論》(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1838③
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71頁。
1839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渡邊華山:《再稿西洋事情書》(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51頁。
④渡邊華山:《慎機論》(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1838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70—71頁。
6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船火技之長,而應我所短,妨害海運、威脅不備,以逸攻勞,百事反戾手足無措。”因此他呼籲要以中國為借鑒,接著說:“惟皆轉為唐山滉洋恣意之風,高明空虛之學盛行,最終其光明被遮蔽,自陷於井蛙管見而不知。況且如明末尚典雅風流,雖然幹戈日警,亦酣歌鼓舞,士風益陷於猥薄,終至亡國。”最後他聯係到當時的情況,不僅有感而發:“嗚呼,如今雖欲責在上之大臣,本來為紈絝子弟;雖欲責要路之諫臣,而有賄賂之幸臣。唯是有心者為儒臣,儒臣又難以指望,措大取小,皆為不痛不癢之世界。今夫如此,隻有束手待寇歟?”①正是這一結尾之感歎,成為了幕府所抓住的“不憚公義不敬之至”②和“誹謗廟堂”③的把柄,而被下獄。
三鴉片戰爭之後日本儒者及誌士的中國觀鴉片戰爭之後,直到日本真正開國,與美國等西方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一直是日本朝野議論國際形勢的重要話題。如上所述,齋藤竹堂的《鴉片始末》(1843年)是鴉片戰爭結束之後日本較早對此事件始末進行係統論述,而且以各種寫本的形式被翻刻收錄進各種資料集中,在當時知識界廣為流行。其中他在此書結尾處所作的評論最為有名,他說:齋藤竹堂滿清奄有漢土二百年,北起韃①
渡邊華山:《慎機論》(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1838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72頁。
②高野長英:《わすれがたみ》(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
1839③
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181頁。
1841年),《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
高野長英:《蠻社遭厄小記》(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199頁。
64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靼,西至回部諸城,幅員萬裏,皆為臣妾。其疆之大、力之強,自有漢土以來,未之聞也。而鴉片之變,幺麽小醜閱四歲不定。江南殆陷,天下騷然。是其故何哉?吾考清英二國之名義順逆,而愈有怪焉。夫鴉片之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禍於清,清不知而買之尚可也。知而絕之,為英夷者固宜收函斂櫜而補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顏強請、唯貪利己而不顧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禮義廉恥之甚也。吾自海外聞之,猶不能無唾棄罵斥之心,況當日立其朝之君臣乎?
痛絕而極戮之,固其宜矣。而一敗不振,日以委薾,事勢顛倒,彼此變局,至以無禮無義之醜虜而挫衂堂堂仁義之大邦,是亦何也?吾反複考之,而後知清英之勝敗利鈍,在平日不在鴉片之事也。何者?
宇宙萬國,風土自異,孰夷孰夏?而漢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視海外諸國如犬彘貓鼠、冥頑不靈之物,不知其機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於中夏之所未嚐識,而漢防之之術茫乎不講,開口輒曰夷曰蠻,而彼航海縱橫,稱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憤憤已久矣。而窺視累歲,頗有得清國要領,及鴉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與之抗,先卑其辭,出不必聽之請,清主果下嚴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謀益固。鴉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而今反變之,清失於驕盈疏傲,英有發憤思報之誌。即一戰炮炮僅發,漢軍皆辟易,如行無人之地。清主雖欲不和,得乎。和則賂金割地,皆其所欲,可以休兵一時而窺變異日矣。是乃英夷之所以能料於其初,而既決其勝敗之機也。不然,英夷豈特以火炮船舶諸器之精而妄加兵於人國哉。嗚呼,為清者既一誤矣,果無再誤則可也。①這裏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在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統治的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強大的①齋藤竹堂:《鴉片始末》(1843年5月),見《曆史認識》,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3,岩波書店,1991年,第3—4頁。原文為漢文,文字據龜山曆史博物館所藏加藤家文書中的寫本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寫本而定。
6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時代,為“堂堂仁義之大邦”。第二,認為鴉片戰爭的起因,罪不在清朝而在英國。“鴉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他批判英國說:“夫鴉片之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禍於清,清不知而買之尚可也。知而絕之,為英夷者固宜收函斂櫜而補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顏強請、唯貪利己而不顧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禮義廉恥之甚也。吾自海外聞之,猶不能無唾棄罵斥之心,況當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絕而極戮之,固其宜矣。”其義憤填膺,可見一斑。第三,他分析清朝失敗的原因,斷言乃“在平日不在鴉片之事也”。具體而言,就是“漢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視海外諸國如犬彘貓鼠、冥頑不靈之物,不知其機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於中夏之所未嚐識,而漢防之之術茫乎不講,開口輒曰夷曰蠻,而彼航海縱橫,稱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憤憤已久矣。而窺視累歲,頗有得清國要領,及鴉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與之抗,先卑其辭,出不必聽之請,清主果下嚴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謀益固。”是清朝的驕橫使英夷“有發憤思報之誌”,而一旦戰爭爆發,“漢軍皆辟易,如行無人之地”,隻好清朝講和,而使清朝“賂金割地”,“可以休兵一時而窺變異日”也正是英夷之所欲。清朝隻有改弦更張才能有所希望。
此《鴉片始末》被收入鹽穀宕陰編輯的《阿芙蓉彙聞》,鹽穀宕陰對鴉片禍害的源起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討,其《阿芙蓉彙聞序》①中明確指出:“鴉片之禍,自澳門居西洋諸夷始。”他從幾個方麵進行分析,首先,他認為“棲諸夷於澳門者,滿清之履鹽穀宕陰畫像霜也”。具體而言,即:①此序收入《宕陰存稿》(刻於1867年11月,成於1870年5月)卷四,此《阿芙蓉彙聞序》(1847年正月)後來經過刪節而改題為《論澳門居夷》,收入《隔靴論》(1859年快風堂藏梓,見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4冊論辯部,東洋圖書刊行會,1929年)。《日本儒林叢書》的“例言”謂《隔靴論》為1857年著。
66夫諸夷之居澳門,從明中葉,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時,洋夷來住者二千餘人。營家室,長子孫,置兵備炮,設寺觀園囿台榭,分漢民宅而賃之。有與漢婦淫者,有誘漢民入其教者,有雇漢民為奴者,有引漢民為蠻者,甚焉至傷害漢民,抗匿不敢抵償。漢法之縱,與夷之鴟張亦極矣。於是乎夷漢雜居者餘二萬人。夫其數千萬之漢民,不為夷之服役,則為夷之接濟;不為夷之腹心,則為夷之耳目。
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隔靴論》書影《宕陰存稿》書影因此,西洋諸夷對清朝的情況,包括風土人情,“乃至文字言語、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備虛實,莫不洞悉”。相反,他分析了清朝對西洋存在著幾種錯誤認識,特別是對其軍備、技術方麵,不知其“堅艦如山”,而在中國內部,不知其“漢奸如蠅”,總體形勢他認為“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6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以華自高,不務索外蕃之情,及其交鋒,毋怪乎如以銖稱鎰①也”。最後以“微之不可不慎,漸之不可不防,如此哉”的結論,來印證和說明《鴉片始末》中“清英之勝敗利鈍,在平日不在鴉片之事”這一觀點。
極端的攘夷論者則主張從根本上禁絕洋學洋貨,認為其腐蝕人心,危害極大,必須防微杜漸。如大橋訥庵《辟邪小言》(1857年)也是借中國的情況來大橋訥庵像進行闡述其攘夷思想。他說:“滿清之敗績,而受英夷之醜辱,乃由於洋學洋貨之行蠹蝕人心所致,是洋學之可惡第一明鑒也。……洋學之初入明朝,亦以曆算等為香餌,瞞昧縉紳學士,遂釀其洪害。清人無遠識,凡出自西洋者,一切該芟夷。僅禁絕襖教,而采用其餘之事,就如同貶黜小人而愛惜其才藝,置之於庶僚之末。流毒陰陰,而未有決裂之時乎?……知西洋詐黠之心而半舍半用,且亦許通商,醜虜愈益得其便宜,送來新說新器,暗中腐蝕人心,漸之已久也,故稍有見者深懼為他日之禍。……不禁絕洋說洋貨而任其蔓延,自養禍害,可謂清人失策之至極。”②《阿芙蓉彙聞序》中說:“諺曰:鄰人病疝,《辟邪小言》書影①“以銖稱鎰”,表示力量極不相稱,處於絕對劣勢。《孫子·形篇》:“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王皙注:“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注:“二十兩為鎰,二十四銖為兩。此言有製之兵對無製之兵,輕重不侔也。”見《諸子集成》第六冊所收《孫子十家法》,上海書店影印,1986年,第64頁。
②大橋訥庵:《辟邪小言》,《明治文化全集》第23卷·思想篇,日本評論社,1967年第2版,第28—29頁。
68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我則疾諸首。誚其痛癢不相關而妄憂者也。我之距清土才一葦,而夷之涎垂於東海矣,今則不可不相病者焉。”結尾寫道:“乃自我而觀之,西海之煙氛,又庸知不其為東海之霜也哉。”鹽穀宕陰是幕末有名的漢學家,深諳中國曆史,他編此書,不僅是發自其危機意識,同時他也認為這是最好的預防之策。《阿芙蓉彙聞跋》中說道:“我之於清英鴉片之亂,比諸宋元之事,事體雖異,觀其攻守之跡,以審利害得失者,亦非預備之一端歟?
嗚呼,宋之忠臣義士,所殫智畢精,扼腕張膽以建議者,率多不行。即不行於當時,冀或被取於身後。不獨不被取,而深籌良謨,悉為齎盜之糧,使其不勞而收功,則忠義之精塊魂魄,宜何如抱恨也。今則不然,鑒乎鄰而警乎我,及暇修備,使豕蛇鯨鯢震讋逃避之不暇,則亦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①好的意見得不到重視和推行,這正是他在《翻刊海國圖誌序》中對魏源的《海國圖誌》所發出的感歎:“英主碩輔,能斟其意、擇其策,舉而施諸政事,則轉禍為福、變凶為吉,無難也。”可惜的是,“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焉,而並為清主悲之。”②鹽穀宕陰將自己對中國的認識,特別是對在鴉片戰爭中清朝戰敗的原因及英國的狡詐的認識,在對舊作進行刪改整理的基礎上,撰成《論澳門居夷》、《論清十敗》等十一篇文章,結集為《隔靴論》一書出版,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吉田鬆陰1858年6月28日給久阪玄瑞的信中說到:“鹽穀文《論澳門居夷》以下五六篇皆妙,實為海內之文宗。”③如上麵已經提到,清朝的失敗“漢奸如蠅”是一個重要原因。他在係統總結清朝失敗的十條原因中,其中的第七條再次提到:“清發韃兵,萬裏羈旅,久役思家;英夷深入意專,有漢奸為之主,或以為鄉導,或以為探報,或以為因糧之計,或以為內應之策,是英轉客為主,①《宕陰存稿》卷一二。
②《宕陰存稿》卷四。
③《吉田鬆陰全集》第6卷,岩波書店,1935年,第45頁。1851年吉田鬆陰在《複中村道太》中說“宕陰子(鹽穀),仆亦嚐欽其為人,頃聞篤疾,未得相見”。見《吉田鬆陰全集》第1卷,岩波書店,1936年,第395頁。
6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而清則主反為客。”①而1850年吉田鬆陰在《西遊日記》中記述了自己讀《阿芙蓉彙聞》的情況,並在一篇隨筆中寫道:“餘觀滿清鴉片之亂,大患在漢奸自內勾引,蓋由鄰裏鄉黨之製廢,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②其影響可以想見。
吉田鬆陰對中國的認識,特別是他對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的認識及其思想與孟子的關係,郭連友所著《吉田鬆陰與近代中國》一書有詳細的論吉田鬆陰像述③,這裏僅就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吉田鬆陰的相關思考作一簡單介紹。
第一,在吉田鬆陰的知識結構和精神世界中,中國並非處於其中心的位置。他作為一個兵學者,一方麵強調學習儒家經典的重要性,同時也打破了儒學內部的派係之爭,把仁義作為最基本的要求。他說:學兵者,不可不治經也。但經亦多端,性命之精微,鬼神之幽妙,下及訓詁之繁冗;其書則詩書禮易春秋,有論孟,有宋明諸家之學,有本邦伊物之流,推類分部,無知畔岸,如之何?其學兵之餘,而能遍探而精覈乎?雖然,人唯有五典五常④,亙古今而無變,雖夫精微幽妙與繁冗者,其言不能人人而無異同。而典常行於其間,而不①《隔靴論·論清十敗》,見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4冊論辨部《隔靴論》,東洋圖書刊行會,1929年,第7頁。此《論清十敗》原題為1847年所作《書清蘭鴉片單報後》。②《吉田鬆陰全集》第1卷,岩波書店,1936年,第357頁。
③郭連友所著《吉田鬆陰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的相關章節有:第一章為“鴉片戰爭與吉田鬆陰”,第二章為“太平天國與吉田鬆陰”,第三章為“吉田鬆陰的‘民政論’與孟子思想”,第四章為“吉田鬆陰的‘人性觀’與孟子的‘性善論’”,第五章為“吉田鬆陰的天皇觀與孟子思想”。請參閱。
④《書·泰誓》:“狎侮五常。”孔穎達疏:“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古代也稱仁、義、禮、智、信為五常。皆為儒家的道德規範。
70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相乖相悖。典常既得,則凶逆可以濟仁義。學兵者之治經,於是乎足矣,何必朱王伊物雲爾乎哉。唯泛濫無紀不堪其弊,故或朱、或王、或伊物,適從而可。①中國的經典、漢學固然重要,但是他更加強調學習日本國史的必要性。他說:“明於漢事,而茫乎國事,學人通病,故宜先讀國史。國史自近古始,上古幽遠,中古悠優,其史皆難讀,非幼學所及也。”②其《士規七則》中的前兩條即:“凡生為人,宜知人之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為最大,故人之所為人,忠孝為本。”第二條:“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誌,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為然。”③在日本固有的神道與儒、佛及洋教之間,他有自己明確的主次定位。他說:“以神道比佛儒,曰三道鼎立雲者,我未得其解也。儒佛,正所以輔神道也;神道,豈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將也。相將而與君鼎立,是安免於誅乎哉。然俗儒或以夷變夏,妖僧或奉佛遺君,皆神道之仇。而雖神道,亦或流為巫祝流,是洋教之所乘而起也,可不深懼也哉。”④可見其日本優越意識非常明顯。在這一前提下,他“亦有修洋學之誌”⑤,認識到“天下之事,勢之大者,理之精者,尚或可探索而言矣,而未必益於事實也。若①《論學一則》(年月不明),《吉田鬆陰全集》第1卷,岩波書店,1936年,第354頁。
②《野山獄文稿·與從弟玉木彥介書》,《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7—8頁。《野山獄文稿》為1854、1855年鬆陰在野山獄所作漢文稿,收入上述《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第1—50頁。他在《睡餘事錄》(1852年6月8日)中說:“身生皇國,而不知皇國之為皇國,何以立於天地,故先讀《日本書紀》三十卷,繼之以《續日本紀》四十卷,其間有古昔懾服四夷之術,可法於後世者,必抄出錄之,名為《皇國雄略》。蘭夷之航我邦,必發自瓜哇,乃瓜哇之事,不可不審。故讀《海島逸誌》。古今論策,切於時務者多矣,獨宋人陳同甫論華夷之辨、君臣之義及天下之大計、古今之得失,尤為痛快,故讀陳龍川文。”見《吉田鬆陰全集》第7卷,岩波書店,1935年,第283頁。“瓜哇”原文如此。
③《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12頁。
④同上書,第34頁。在《講孟餘話》(《講孟劄記》)中他說:“將皇國之君臣論述為與漢土之君臣為同一,我萬萬所不服也。”“居皇國則仰皇國之體,然後亦應學漢土聖人之道,問天竺釋氏之教。”《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第480頁。
⑤《送古助遊學江戶序》,《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35頁。
7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求其益於事實者,技術之精是已,過此以往,非畫餅則蛇足,無足言者矣。是吾邦學者之所短,而歐墨諸國之所長也。仆向有見於此,欲得歐墨書讀之。”①在這種知識結構和精神狀態下,他是如何看待現實的中國的呢?
第二,“有為支那人深悲者”。悲從何來?鬆陰在野山獄時,收到一封赤川淡水②的來信以及關於清朝太平天國的記事。淡水在信中感歎:“嘉永以來,夷蠻跋扈,官司不知馭之。遂革烈祖之大禁,以枉從其意,此正所謂嘉慶之禍源也。苟非發憤奮力,內以自治,外以懲創之,清其源口通其流,則閩浙之患,我將觀之不遠也。豈可不寒心耶。”③鬆陰在回信《與赤川淡水書》④中說道:“支那人常自尊為中華,賤外國為犬羊。而一變為蒙古,再變為滿洲,所謂中華之人,蓋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統一為大,丕炎以下,大義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於其統一寰區,則舉以為天下不疑,況乃疑於蒙古與滿洲乎?父之所以為賊者,子可以為君;子之所以為君者,孫可以為賊。忠孝之訓,雖載諸空言,不能施於實事。凡如此者,彼皆習為常。”這裏主要是批評中國的自大,批評中國的忠孝之道在①《與醫員青木研藏書》,《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26頁。吉田鬆陰的中國認識也有來自西洋人之書者。他在《講孟餘話》(即《講孟劄記》)中講道:“曾見西洋人所記清國之事,說支那國內雖然人民繁衍極盛,但貧困之徒最多。其窮迫之甚,可憐得目不忍睹。至冬月酷寒之時,夜間貧民相聚城累,或徹夜燒火以防凍死。惟其病夫老婦時有凍死,土人將其屍體投入橋下堤側,而官吏也不過問。又說支那多有殺害拋棄乞食者,而且病殘者站在路上向過往之人乞錢。又說貧者徘徊於路旁,向他人乞食時,或裝作腹痛不堪的景象,或作手足殘廢而不得不步行屈伸之狀,其最狡猾的,有故意損毀其子女的眼睛,而由其母親帶著以哀湣之情而多乞錢。或者為了將其愛子賣於宮中而剪掉其男根而成為宦官,以此來謀其自身之榮。此惡風之起,是由於州內沒有醫院。而且因為州內沒有撫幼院,而不能養育貧困子弟,有棄子於道路者。如北京府清國之都,據記載,一年之棄兒數不下九千人。雖然漢土聖人之典籍具存,而王政已掃地。遂至招西洋夷輩之非議。亦惟可悲!”見《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276—277頁。
②赤川淡水(1833—1864),即佐久間佐兵衛,長門藩士,曾就學於會澤正誌齋,1849年為鬆陰兵學之弟子,因禁門之變失敗後被捕而處死。鬆陰曾給高杉晉作說:“天下固多才矣,然唯一玄瑞不可失也,桂(小五郎,即木戶孝允)、赤川(淡水)吾所重也。”(吉田鬆陰《送高杉暢夫敘》,東行先生五十年祭記念會編:《東行先生遺文·書翰》,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8頁。)可見其在鬆陰心目中的位置。
③《赤川淡水致吉田鬆陰》(1855年1月27日以前),《吉田鬆陰全集》第5卷,岩波書店,1935年,第310頁。
④《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10—11頁。
72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易姓革命的曆史中都是空言而不能實施。之所以如此,吉田鬆陰看到了中國的正統論與華夷之辨的矛盾,他認為洪秀全正是利用了這個矛盾,“如蒙古滿洲,人心猶或知惡之,是洪錢(指洪秀全———引者)之所以煽其民也。”他接著指出:“夫洪錢,中華人也,率中華人攻滿洲賊,其名可謂正矣。滿洲,一統天子也,奉王命,討亂賊,其名可謂正矣。然則二京十八省之民,孰從為正、孰從為逆,是吾之所以為支那人深悲也。”因為中國的正統之爭與華夷之辨的不一致,使得人民無所適從,這正是造成眼下中國內憂外患的“深悲”的根源。與此相比,他認為日本則不然,並自豪地說:“獨吾國皇統綿綿,與天壤無窮,下至邦國茅土之封,與山河無竭。故天下有難,億兆臣民,皆當死之。邦國有難,封疆臣民,皆當死之。億兆臣民,不可皆死,則皇統與天壤無窮;封疆臣民,不可皆死,則茅土與山河無竭。此義卓越萬國,支那以下,莫能及也。仆雖在幽囚,猶在億兆之數,封疆之內,區區之心,不能自已,唯望足下諸友,明此義於世,使無為支那人所笑耳。”以此來為其誌同道合者鼓舞士氣,希望日本不要重蹈清朝的覆轍。
第三,吉田鬆陰的老師佐久間象山曾稱魏源為“海外同誌”,但是對其《海國圖誌》亦有所批評。①吉田鬆陰同樣深受《海國圖誌》的影響而有所批評,從他的批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首先,對鴉片問題,他指出:“唐國大衰之由,皆假鴉片之役。”而且“唐國爭亂之基,其一阿片是也。當時用阿片者百餘萬人,其費用計二千五百萬兩。用阿①佐久間象山在《省諐錄》(1854年)中說:“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誌矣。”又說:“海防之要,在炮與艦,而炮最居首。魏氏《海國圖誌》中,輯銃炮之說,皆類粗漏無稽,如兒童嬉戲之為。凡事不自為之,而能得其要領者無之。以魏之才識,而是之不察,當今之世,身無炮學,貽此繆妄,反誤後生,吾為魏深惜之。”見《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415頁。《海國圖誌》在日本的影響可參見源了圓《幕末日本通過中國對“西洋”的學習———以接受為中心》(嚴紹、源了圓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係[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曉秋所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及《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昆侖出版社2005年)、錢國紅《走近“西洋”好“東洋”:中日世界意識形成的比較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的相關章節。
7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片使體弱、使富貧、才氣減,精神疲敝,如同非人倒於道路,由於貧困而出現盜賊等不少惡事。如此多的阿片皆英夷東印度所生產,成為唐國之大害,而英夷大獲其利。英夷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顧損害唐國,因此言此阿片之大害,日本要防備英夷。”並且說:“吾曾讀魏源之《籌海篇》,阿片之交易,不僅僅是英夷,如墨夷亦不少。墨使之言,斷然不可信。”①那麼,外夷之侵略是不是中國問題的症結所在呢?他在《讀籌海篇》(1855年5月4日)中對此提出了疑問。他說:清魏默深《籌海篇》,議守、議戰、議款,鑿鑿中款,使清盡用之,故足以製英寇而馭魯拂矣。然吾獨疑,此書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廣西民變,擾及八省,禍延十年,遂至北京殆不守,其所底止,未可知也。則清之所宜為慮,不在外夷,而在內民也。何以默深無一言及於此乎?世之議守者,不過於築堅墩、鑄巨炮、調客兵;議戰者,不能為其所宜為;議款者,徒逼於不得已,是皆默深之所深憂,而清乃為之,姑息以養夷謀,脧剝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內變外患者也。且默深之言曰:匪徒能號召數百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俾將才,其屬皆精兵,而文法吏目為亂民、為漢奸,不收以為用。然則廣西之亂,默深其已知之矣。噫!民內也,夷外也。謀外而遺內者凶,治內而製外者吉,悲哉。②就是說,在治理國家的方略上,應該首先在國內問題上勵精圖治,通過“治內”而達到“製外”才行。如果“姑息以養夷謀,脧剝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內變外患者也”。因此,他的結論是“清之所宜為慮,不在外夷,而在內民也”。
即便是在對待外夷上,吉田鬆陰也感歎當時中國“不知彼亦太甚矣”。他舉例說:“清人魏源喜論外國事情,謂魯(俄羅斯———引者)與墨①《戊午幽室文稿·未定稿附和作》(1858年),《吉田鬆陰全集》第4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143—144頁。
②《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23—24頁。
74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拂(美、法),皆惡於暗(英國),宜收以為水陸之援,援古事指今事,鑿鑿有據。然以吾視之,是知一而未知二者耳。凡夷狄之情,見利而不見義,苟利與,敵仇為同盟;苟害與,同盟為敵仇。是其常也。”他認為魏源沒有認清夷狄的本質,夷狄都是受利益驅使,英俄可以交惡,英法也可以合謀。由此他總結說:“漢土之習,於外國之事,茫然不問,反以臆斷之,自古如此。如源者,漢土人之翹楚也,而未能免其習也歟。”在對夷狄沒有清楚了解的情況下,不能依靠其作為外援。因此他主張“立國之體”要做到“我無有待於人。苟使人待於我,則敵仇亦可以為我用也。我有待於人,則同盟亦將來齧我也”①。歸根結底還是強調自強的重要性。依靠外國的援助來維持國政,或者如前所述“姑息以養夷謀”,都是對國家的存亡非常危險的舉措。這一點到“千歲丸”上海之行時日本人親眼所見中國的狀況,感受更加深刻。
第四,清朝是日本最好的借鑒。他在《清國鹹豐亂記》“序文”(1855年)中說:“吾之所宜以為則者,莫若清國。清國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視豺狼如貓狗,視蒼赤如土芥。道光一危,鹹豐再亂,吾苟能反其道,則天下寧有危與亂哉?”而且在此稿的“例言四則”的最後一則強調:“清國與我隔海相鄰,土廣民眾,財富物阜。故其國之治亂,以至往往與我國有關。歐墨諸夷,荒陬不比我遠者,昔天平寶字之時,唐土安祿山謀叛,天朝乃命築紫,使嚴武備。古之朝廷率用心如斯,今人如何不察,讀此記者,切勿忘此意。”②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他對待西洋與鄰國的方略如何呢?1855年4月18日他在《與來原良三書》中吐露:“天下之勢,日趨陵夷,……為今之計,和親以製二虜,乘間富國強兵。墾蝦夷、奪滿洲、來朝鮮、並南地,然後拉米折歐,則事無不克矣。”③這與他同月24日《致兄杉梅太郎》中所言及的“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鮮、滿洲、支那,交易中所失於魯國者,可以鮮滿之土地來補償”的想法是完全一樣的。
①《讀甲寅囒頓評判記》(1855年7月),《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30頁。②《吉田鬆陰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55、58頁。
③同上書,第22頁。
7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四幕府“千歲丸”上海之行與實證的中國觀的形成關於幕府“千歲丸”上海之行,馮天瑜已經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①實際上這次中國之旅的意義和目的,高杉晉作的《遊清五錄》中有明確記載,曰:“蓋此行,幕府欲渡支那為貿易,寬永以前朱章船以來未嚐有之事。官吏皆拙於商法,因使英人及蘭人為其介,官吏惟觀商法形勢,為他日之謀而已。”又說:“我奉君命隨從幕吏至支那上海港,且探索彼地之形勢及北京之風說,如果我日本不速為攘夷之策,亦難料終將蹈支那之覆轍。”②就是說此行的目的,一是進行貿易,為他日之謀;一是刺探形勢,助攘夷之策。這次日本官吏及其隨從在上海的見聞的意義,他們自身已經有了明確的意識,其中有人就指出“如果把此次同船的幾十個人的各自見聞彙皆集而大成的話,肯定會有不少有益的東西”③。
據當時長崎奉行高橋美作守(高橋和貫,在職時間為1861年5月12日至1862年8月16日)的記載看,幕府官吏(主管外國事務的官員“外國掛”、主管財務的官員“勘定奉行”和監察官員“目付”)主張“本邦與唐國的關係是唇齒的關係,通商不用說,我們可否實現通信,也要通過某種方式調查一下他們官員的規章”,還有五個通商口岸的租稅狀況等,而且注意到“近來唐國與英法兩國的戰事,加上賊亂並起,國內一派衰亂,這種狀況下能否開通信之端,關鍵是要向唐國官吏詢問情況”。④寡聞所及,日本的這次上海之行,幕府官員與中國官方之間的接觸,隻看到抄寫的《道台府應接書》,中國方麵的意見是,在與日本沒有簽訂通商條約之前,①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國觀察》,商務印書館,2001年。該書第305—465頁為《附錄:“千歲丸”乘員上海紀行文選輯》可以參考。以下引自此附錄者,僅標注為“馮著附錄”,本文所引,譯文或有改動。
②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岩波書店,1991年,第269(馮著附錄第439頁)、226頁。
③納富介次郎:《上海雜記》,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1卷,東京:まゆに書房,2007年,第21頁(馮著附錄第312頁)。
④《夷匪入港錄一》,日本史籍協會叢書16,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重印本,第288—289頁。
76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按照與荷蘭通商的規則辦理同日本的相關事宜,具體活動一切委托荷蘭領事進行。①通過這次上海之行,幕府官員的對中國的認識,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第一,對上海的見聞雖然各有不同,但是樣子與日本並無不同。第二,上海的麵積比長崎大三倍,但是其中三分之一為夷國蠻夷的商館。第三,地形是平地,附近沒有高山,因此汙水處理非常麻煩。第四,稻作、農業與日本無異;商法亦無特別之處。②“千歲丸”的上海之行,高杉晉作的《遊清五錄》影響比較大。在論述高杉晉作的中國認識之前,先看看其他隨行的有關記錄。
首先,他們看到中國上海有繁華的一麵。千歲丸剛剛進上海港口,他們為上海的繁華景象所感歎:“吳淞至上海計英裏十五六裏雲。港內者商舶軍艦,大小輻輳,帆檣之多不知幾千萬雲。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諸國之商船櫛比,極為壯觀,實為支那諸港中第一繁華之所,比之傳聞猶有過之。同舟諸士中有兩人曾於前年赴美利堅,據其所雲,比之美利堅之華盛頓、紐約,其繁華猶遠勝之。”③其次,能夠以第三者的眼光看待中日兩國彼此不同的風俗習慣。其中有這樣的記載:“唐船不斷地靠近我船,指著我們的頭笑得前仰後合。我則看著他們頭上垂著數尺長的尾巴而捧腹大笑,雙方互笑對方愚蠢之舉。在長崎有人使勁地誹謗唐人梳辮子不巧,有一個人在旁邊笑著說,①《道台府應接書寫》,收入《夷匪入港錄一》,日本史籍協會叢書16,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重印本,第298頁。
②《長崎書簡寫》,收入《夷匪入港錄一》,日本史籍協會叢書16,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重印本,第301—302頁。“千歲丸”上海之行的共同印象中,對上海的衛生狀況多有微辭,特別是汙水。對此,當時的名醫王孟英也有記載,其《隨息居重訂霍亂論》(1862年自序)中說:“上海特海陬一邑耳。二十年來屢遭兵燹,乃滄海漸變桑田,外國之經營日廣,蘇省又以為會垣,而江浙之幸免於難者,率遷於此,各省商舶麕集,帆檣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都會矣。然人煙繁萃,地氣愈熱,室廬稠密,穢氣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納汙,水皆惡濁不堪。今夏餘避地來遊,適霍亂、臭毒、番痧諸症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盛增秀主編:《王孟英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第142頁。副島種臣《遊清詩草》中亦有詩曰:“黃浦朱涇間,江濁難濯纓。嘉善嘉興際,水色始澄明。忽聽漁父唱,緬焉移我情。”見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1卷,慧文社,2004年,第13—14頁(又第3卷,第174頁。末句為“悠哉移我情”)。
③名倉予何人:《海外日錄》(1862年5月初六日),馮著附錄,第417頁。
7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頭上垂著尾巴,有什麼巧不巧的,左右的人都笑起來。唐人說,貴國的人讓頭發倒在額頭上,有何巧否之說,然而還常論其發髻的巧拙,又從何談起,大家都捧腹大笑。實際上這都是風俗所至,很難說出誰笑得對。”①第三,以他們親曆的所見所聞,指出中國的危機及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見到聖廟被英國人占據,他們就會認為日本“敬孔夫子勝”過中國,因為中國的聖廟中“無聖像而有英(國)人”,見到中國人“受戎狄之鞭撻,不敢高杉晉作像恥”,就懷疑中國人“豈可謂之有義心乎?”②比如從中國兵卒的裝備見出官府之窘迫:“一天,見吳熙(位三品,任布政使司之職,兼兵備道)帶很多兵卒到荷蘭領事的處所,戟好像是用釘子做的,其柄是用未刨光的蘇木,彎彎曲曲。蓋傘是用幾根破開的竹子支撐著舊布麵,士兵們戴的是在竹籠子上糊著紙的帽子。其狀宛如狐狸的行裝。官府之窮由此可見。”③從整體上說,他們一方麵將中國作為“殷鑒”,感歎“外麵洋夷猖獗,內有長毛賊煽起動亂,災難並至。既是有善人,該如何收拾此局麵呢?我們來到清國看到如此一番景象,對外土地出借,開放五個港口,唉,殷鑒不遠。近在一水之外,真叫人可怕。”④另一方麵他們分析中國陷入此窘境的原因,也表示憐惜。認為“清國本是文學無雙之國,卻無以治國之論。因此近世之風則是有誌者無一不是為己者,一味貪求中舉。為中舉煞費苦心於製科時文,成為虛鶩徒勞的弊端。既是遵從優雅藝文,又何必耗資如此之大,將自己陷入到虛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豈能治理國家,以致被長匪苦害,外來夷狄控製。清國危如累①日比野輝寬:《贅肬錄》,馮著附錄,第339—340頁。
②日比野輝寬:《沒鼻筆語》,馮著附錄,第412、403頁。
③納富介次郎:《上海雜記》,馮著附錄,第318頁。
④日比野輝寬:《贅肬錄》,馮著附錄,第346頁。
78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卵,實在可憐。”①通過上海這一個地方,他們窺一斑而知全豹,指出“清國之病不止在腹心,而且現於麵目,溢於四體,一指一膚莫不所痛。如此,以上海一處而推十八省,可知其大概。當今上海之勢,內有長毛賊之威迫,外受製於洋人,隻是在城內喁而手足無措。縣城前雖有數千商船雲集,看上去極為繁榮,但是不能自取其稅銀,而全部由英法兩國收取。”②再來看看吉田鬆陰的門人、具有真知灼見甚至令吉田鬆陰也自愧不如的高杉晉作③對中國的觀察④。
在乘“千歲丸”來上海之前,高杉晉作作為攘夷誌士,思想已經很成熟了。“初米夷請通商與我,一言未發,而係軍艦於碼頭;一戟未戰,而轟大炮於內海;罵官吏,劫人民,其猖獗慘毒,雖天下愚夫愚婦,知其請通商也真非請通商,其誌在並吞,而欲奪我神州矣。然而雖廟堂之士,固非不知彼誌欲奪我神州也。而因循姑息,破鎖國之禁,為開港之盟,遂使我神州陷於米夷之詭術,受千萬年未受之恥辱,是果有深謀遠慮然乎?亦或懼米夷之猖獗乎?予於此耶不能無恨矣。夫天運循環,雖神州元氣之地,不能無盛衰。若使豐公、時賴生於今日,則豈忍受千萬年未嚐受之恥辱、陷於米夷之詭術也?予唯待豪傑之奮起而已矣。”⑤他進而將當時日本的形勢與中國進行比照,認為“夫醜虜之寇神州也,西入崎港,東襲蝦①納富介次郎:《上海雜記》,馮著附錄,第311頁。
②峰潔:《清國上海見聞錄》,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11卷,東京:まゆに書房,1997年,第30頁。
③1858年7月18日吉田鬆陰《送高杉暢夫敘》中盛讚高杉晉作為“有識之士”,說:“暢夫建論議於此間,多與餘意合。而至其精識,則非吾所及也。暢夫議事素多持重焉,近則振發淩厲,如專以氣行之者,蓋其識之有進也。”東行先生五十年祭記念會編《東行先生遺文·書翰》,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7—8頁。
④參見徐興慶《日本幕末思想家高杉晉作的中國觀———兼論“明倫館”與“鬆下村塾”之思想教育》(收入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羅立東《日本近代化的中國因素:以高杉晉作為例》(《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10期)。
⑤《讀米人彼理日本紀行》,東行先生五十年祭記念會編《東行先生遺文·詩歌文章》,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3—4頁。
7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夷島,需薪水、掠人畜,遂至開互市於橫濱,其猖獗蹂躪,視我國猶無人國,是我將踐明清之覆轍。”因此主張“攘夷之第一策,則在一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一,則雖百萬之醜虜,不足懼矣”。否則,他認為就會“禍患起內外,神州亦有如明人之失台灣、舟山,清人之受毒煙矣”。①在這種思想背景之下,他看到的上海又如何呢?其《外情探索錄》開篇的《上海總論》中寫道:“上海為支那南邊之海隅僻地,嚐為英夷所奪之地,雖津港繁盛,皆為外國人商船多之故。[眉注:上海形勢,亦可謂大英屬國也。其實稍有誌之人,避於北京或西方之地,上海為貪利商人、日雇之人所居也。]城外城裏皆外國人之商館多,故而繁盛也。見支那人之居所,多為貧者,其不潔之事難以言表。或終年居於船中,唯有富者被役使於外國人之商館。但城裏城外及街市上也有很多富裕商人居住的樣子。大概稍有學力、有誌者,皆去北京方麵,而留下的多為日雇以謀生計之人。”②他進一步指出:“因熟觀上海形勢,支那人盡為外國人之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傍讓道。實上海之地雖屬支那,謂英佛屬地,又可也。”他特別強調不可將這樣的事情隻是看做中國的事情,“雖我邦人,可不須心也,非支那之事也”③。他認為上海的繁榮,隻是一種虛幻的繁榮,實質上是一種衰微的表現。為什麼會如此呢?他說:“思考支那為何如此衰微,畢竟在於其不知將外夷防止於海外之道。其證據有:淩駕萬裏之海濤的軍艦運用船、防敵於數十裏之外的大炮等都沒有製成,彼邦誌士所譯《海國圖誌》等也絕版,徒然以僻陋秉性而倡導固陋之說,因循苟且,虛度歲月。因為無斷然而改太平之心、製造軍艦大炮,而防敵於敵地之大策,所以至於如此衰微也。故而,我日本亦已有蹈覆轍之兆,迅速如蒸汽船[以下缺]。”④可見,他觀察中國,實際上也是看到日本本國的痛①東行先生五十年祭記念會編:《東行先生遺文·東行遺稿》,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49頁。
②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第244頁。
③同上書,第272頁。馮著附錄,第445頁。他在另一處記載:“支那人為外國人之所役,可憐。
我邦遂不得不如此,務防是祈。”見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第270頁。馮著附錄,第442頁。
④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第226—227頁。
80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處,他思考中國之衰微的原因,也是在尋找日本本國的對策。
具體而言,他的上海之行促使他進一步從官吏的因循、兵術之頹敗、思想上需要重新認識聖人之言等方麵來反思中日兩國的處境。
在《遊清五錄》中,高杉對於日本人,特別是日本的官吏亦有所批評。出航之初的4月28日,他就感歎:“嗟,日本人因循苟且,乏果斷,是所以招外國人之侮,可歎可愧。”①5月9日到達上海之後,他記載:“此日送行李及諸器物(品)於陸上,午後官吏上陸,寓居於宏記洋行,宏記洋行中國行名,館主(姓張,名敘秀)支那人,宏記別號‘保祿’即西洋名。宏記館地名洋涇浜,居室狹隘,官吏甚不平,議論紛紛,同局相罵,其醜體不堪笑殺也。”②而在歸國之際,《上海淹留錄》記載7月4日的情況:“皆雲:今朝必可解纜,而官吏因循不得解纜,終日匆匆。”③對幕吏的不滿,是後來使他從攘夷到倒幕轉變的重要因素。對中國的情況,他也是從“君臣不得其道”來加以分析。他留下了以下的筆談:高杉:貴邦堯舜以來堂堂正氣之國,而至近世,區區西洋夷、蠻夷之所猖獗則何乎?
顧麐:從是國運陵替,晉之五胡、唐之回紇、宋之遼金夏,千古同慨。
高杉:國運陵替,君臣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國運陵替?貴邦(清)近世之衰微,自為災而已矣。豈謂之天命乎?
顧麐:甚是甚是。④早在1858年高杉所寫的《對策》中,他也是從日本自身來尋找不得①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第269頁。馮著附錄,第439頁。
②同上書,第271頁。馮著附錄,第443頁。
③同上書,第275頁。馮著附錄,第450頁。馮著附錄此處寫成“終日忽忽”,原文為“終日怱怱”。
④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第278頁。馮著附錄,第455頁。馮著附錄“顧麐”作“顧麟”。
8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不接受西洋帝國主義城下之盟的原因。他說:“頃者墨夷朵頤我神州,軍艦泊伊豆,使節盟武城,豈非開辟以來之一大怪事耶?神州天地之正氣所鍾,而勇武卓絕於海內矣。故北條時宗殲蒙古十萬於九州,加藤清正敗明兵百萬於朝鮮,織田信長放邪蘇伴天連於海外。犬羊腥膻未能嚐逞跳踉,非其勇武卓絕於海內,寧能如此耶?而方今升平三百年,上下文恬武嬉、兵革日衰,士人不精武技,陷花法;儒臣不讀孫吳,而雕風月;黎民不視幹戈。於是乎我勇武之卓絕,亦不足以恃也。”當時幕府的狀況,他認為是“內憂兵革之不備,外恐諸侯之興起”①。因此,中國國運陵替,並非天命使然,問題出在中國自身,是由於君臣不得其道。而在上海,通過觀察中國人練兵,“看其兵法,似威南塘兵法而非者。銃隊以金鼓為令,為操引操進,其餘無變化。銃炮盡中國製,而甚不精巧,兵法與器械皆無西洋,唯陣屋用西洋。歸路訪南大門衛士阮鬆,尋練兵之事。筆話付別錄。阮鬆雲:向者請英法兵防長毛賊,近日又使我兵卒學西洋兵銃,因賊懼不能近。由此言,支那兵術不能及西洋銃隊之強堅可知也。”②高杉晉作留下的筆談中還記錄有一段與當時蘇州司馬溫忠彥對中國傳統儒家“格物窮理”理解的討論,認為是關係到“中日兩國士人不同文化觀念的論爭”③。其筆談內容如下:高杉:請問,宋朱文公所說格物窮理,與西洋人之所說窮者異否?
溫忠彥:朱文公之格物窮理,即聖人之齊家修身,推進一層,不外乎誠之一字。貴乎實踐,不取鉤深。至西洋人所講,雖本乎理茅,近於術數,未免尚隔一層塵障。此論雖①東行先生五十年祭紀念會編:《東行先生遺文·書翰》,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20—21頁。
②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第273—274頁。馮著附錄,第447—448頁。峰潔《清國上海見聞錄》中記載:“到上海兵營見其兵卒,士兵敝衣、垢麵、徒跣、露頭、無刀。皆如乞食,未見一人有勇者,如此我一人可敵其五人。若率一萬騎兵而征之,可縱橫清國。”見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11卷,第30頁。
③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國觀察》,第292頁。鄭匡民:《西學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頁。
82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僻,鄙見如此,請教。
高杉:為義為利天地隔絕,不待言論而明,然治天下齊一家,內自誠心誠意工夫,外以至航海炮術器械等,盡不研窮其至理,則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齊一家也。不能窮航海炮術之等之理,則所以誠心誠意工夫之不至也。故以所為利之器械為義是用,乃取舍折中之道也。不然則口雖唱聖人之言,身已為夷狄之所奴仆矣。
陳汝欽:語事多識,佩。
溫忠彥:誠意正心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源,淺而約之,則誠正;推而致之則治平。道貫古今,理周中外,至航海炮術等事,不過格物之一端。聖人治天下以仁,不得已用兵、戢暴,正所以全仁了。然否?
予將取筆為答,時英人警衛之步卒五六名,至予輩為筆話之傍,因溫忠彥乘輿去,故不能為答,以為遺憾。①這裏,實際上是高杉麵對西學東漸的強大壓力,針對傳統與西學的關係而提出一種重要的對策,即東西“取舍折中之道”。要打破傳統世界中義利完全隔絕(“為義為利天地隔絕”)的狀況,而主張在用上以利為義,即所謂“以所為利之器械為義是用”,力圖以此將西洋先進的航海炮術器械之理等囊括到聖人之道中來,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就會導致“口雖唱聖人之言,身已為夷狄之所奴仆”的悲慘結局。我們看到上述筆談中被高杉引為“海外知己”的陳汝欽就是讚佩高杉的言論的,而且在“千歲丸”來上海的前一年,即1861年,馮桂芬在所著《校邠廬抗議》中已經提出“以中①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第279頁。馮著附錄,第457—458頁。筆談中記錄溫忠彥的情況如下:“姓溫,名忠彥,晉之太原人。由乙榜,官蘇州司馬,昔珂筆秘增,曾與朝鮮貢使薑星沙、李藕船為筆墨交,道及貴國文治,為東諸侯領袖,欽佩已久。”(同上《開國》,第278—279頁,馮著附錄,第457頁。)8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①的觀點,成為在近代中國流行了幾十年的“中體西用”文化方針的濫觴。而且像溫忠彥這樣堅守儒學傳統的知識分子在幕末日本也不乏其人,比如上麵提到的大橋訥庵就是如此。而早在1854年,佐久間象山在《省諐錄》也提出了著名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②的命題。由此可見,就此斷定“高杉與溫氏的辯論昭示了日中兩國士人處在近代轉型關鍵時刻的不同認識。而這種認識的歧異正是兩國在此後的近代化曆程中差別巨大的精神原因之一”③,就顯得有些籠統。近代中國並不乏富於遠見卓識的先覺者,造成中日兩國近代化曆程的差異,固然有認識上、觀念上的原因;曆史條件與實踐差異或許更為根本。
關於這次上海之行的感受,高杉晉作後來也談到。1865年他在一封書信中提到:“支那之行,在支那見聞外國之事情,預料無論如何必須發展海軍,回到長崎,便獨斷地簽訂了購買一艘蒸汽船的條約。”④1864年4月7日他在野山獄中寫道:“單身嚐到支那邦,火艦飛走大東洋。交語漢韃與英佛,欲舍我短學彼長。”⑤而這次上海之行,對他的開國、鎖國思想也無疑也產生了影響。比如在1866年正月他給友人的墨寶就寫道:“識者謀航海,義人議鎖邦。思之亦思是,我眼忽矓矓。丙寅正月,退藏正樹君來訪,求書於餘,餘素拙筆墨,僅錄二十字塞責。”⑥如實記錄了他對航海(開國)和鎖邦兩者均持有肯定的態度,而自己正無所適從的困境。後來國內形勢的變化,他便將矛頭對準了幕府。
“千歲丸”上海之行,日本方麵除了達到了進行貿易和搜集情報的目①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上海書店,2002年,第57頁。
②《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413頁。③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國觀察》,第293頁。鄭匡民:《西學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頁。
④東行先生五十年祭紀念會編:《東行先生遺文·書翰》,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155頁。
⑤《獄中手記》,東行先生五十年祭紀念會編:《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127頁。
⑥東行先生五十年祭紀念會編:《東行先生遺文·詩歌文章》,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8頁。又有“識者謀航海,義人欲鎖邦。思之亦思彼,吾眼忽矓矓”之作。見上書第9頁。
84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的之外,中日兩國士人通過交往還結下深厚的友誼。如名倉予何人“與侯儀(為五品司馬之職,曾為浙江之儒者)特相親”①,6月23日記載名倉為侯儀的送別詩所作答書,可謂情真意切。其中寫道:“弟將奉之歸故國,為軸子懸之於座右,朝朝暮暮視之,以慰一日三秋之情焉。但一別萬裏,後會難期,奈何之恨不知絕期也。加之敝邦有禁不許通信問於異域,又不許受域外之信問也,犯禁之罪,受禍不測,是特以為憾。願大兄為國自愛,以身報國,片言不盡意,頭與淚共垂。”②再如高杉晉作將陳汝欽(號勉生,天台人)視為“海外知己”,作有《留別陳汝欽》,詩曰:“臨敵磨練(勉強)文與武,他年應有建功勳。孤生千裏歸鄉後,每遇患難又思君。”③並將自己常用之硯留給陳作紀念,在臨別之際,對陳說:“看兄以勉生為號,弟亦以為,我又以默生為號矣,請兄,為弟被書默生二字,幸甚幸甚。”④這種友誼可以說是建立在兩國麵臨共同的國際形勢下,相互勉勵、各自報國、建功立業的基礎之上的。
補論:近代日本的立憲政體與中國———以加藤弘之的《鄰草》為例⑤加藤弘之(1836—1916)於1861年12月完成的《鄰草》,在日本作為“解說立憲政體的最初的著作”,被譽為日本“立憲思想發展史上值得永久紀念的文獻”。盡管如此,如加藤弘之所言,因為那時不能明目張膽地主張日本要采取西洋的立憲政體,而當時中國的危機迫在眉睫,就隻好①名倉予何人:《海外日錄》。馮著附錄,第420頁。
②同上書,第432—433頁。
③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岩波書店,1991年,第227頁。
④田中彰校注:《開國》,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第281頁。馮著附錄,第462頁。
⑤本文是根據本人2008年9月14日在杭州召開的日本島根縣立大學與浙江樹人大學共同主辦的“近代東北亞的啟蒙思想”國際學術會議上的報告修改而成。該文日文版《日本における立憲政體の受容と中國———加藤弘之の『鄰草』をめぐって》發表在日本島根縣立大學東北亞地域研究中心(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センター)的《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7號(2009年3月)上。稍作修改之後,中文以《對近代中國立憲思想發展的借鑒意義》為題發表在《東疆學刊》2010年第1期。
8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取替鄰居擔憂的意思而將該書起名為了“鄰草”。①該書的確對如何認識中國以及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等問題進行了意味深長的論述。以中國為談論對象而明確主張立憲政體的《鄰草》,在一定意義上,即便放在中國同時代的立憲思想發展史中也是非常具有啟發意義的珍貴文獻。我曾經在從思想史的角度探討近代中日關係的原點時論及《鄰草》的意義②,這裏旨在分析《鄰草》的中國認識以及通過對其立憲思想與同時代中國立憲思想的比較來探討中日兩國啟蒙思想的異同。③《鄰草》是日本近代主張立憲政體的發軔之作,而日本主張立憲政體的發軔之作竟然是以通過探討中國的形勢及對策為內容而完成的。由此也足見近代中日關係的緊密性非同一般,而將該書放到中加藤弘之像,國立憲思想史上作為中國立憲思想史上具有紀念意義的文獻來閱讀,對於我們從比較思想史的視角來重新認識近代中日關係也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示。
1《鄰草》的中國認識《鄰草》的最初的稿本題名為《最新論》。取名為“鄰草”,實際上是根據當時蕃書調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見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①下出集吉:《解題》,載《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解題)》,日本評論社1967年第三版,第3頁。
②劉嶽兵:《學術·思想史の視點より見た近代中日関係史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點》,日本大東文化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第十三號,2008年。
③對《鄰草》的研究,參見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第二章),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版;區建英:《と———西洋理解の思考様式の角度から》,北海道大學法學部《北大法學論集》Vol.41,No.1,1990年;李曉東:《近代中國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第五章),法政大學出版局2005年版。
86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朱批曰:“題名似乎完全與本論不適合。或者叫《殷鑒新話》,如何?如何認為過於露骨的話,叫《鄰草》之類,如何?”津田真道的朱批也就題名發表意見說:“叫《岡目草》如何?岡目就是旁觀。叫《鄰草》也可以。”①就是說這裏除了《鄰草》之外,還有《殷鑒新話》和《岡目草》,共有三個書名的提案。“草”是某個話題的材料的意思,也用作隨筆作品的題名,如《徒然草》、《翁草》等。“鄰”是取地理上的臨近,而所謂“殷鑒”或“旁觀”強調的都是論者的一種主觀態度。所謂旁觀,是以第三者的眼光來觀察當事者的是非利弊。但在西風東漸、特別是其以船堅炮利大舉東來之後,日本和中國都已經不可能成為事不關己的“第三者”了,而如橫井小楠等所說的,中日兩國是“唇齒之國”②,相互關係非常緊密。這可以說是幕末日本的中國認識的根本特征。
許多研究者將日本中國認識的變化,即從崇拜中國到蔑視中國的轉變③的契機,或者認為是1840年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④,或者認為是1862年幕府向上海派遣“千歲丸”⑤之事。這些說法在理論上很好說通,也很容易讓人接受。但是所謂中國崇拜的觀念到底是什麼,不用說還需要進行分析,古代日本且另當別論,近世以來,中國崇拜的實況,即崇拜中國的什麼方麵、到底多大程度的日本人崇拜中國,對這些問題不作具體的闡明,就判斷言其中國崇拜的觀念得到了修正或者發生了轉變,這很容易陷入一種想當然的抽象的觀念論中。中國文化對古代日本的確影響深廣,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後,就不能無視日本的“主體性選擇”。
以此為前提,各種各樣的潛在的或既存的中國觀,根據不同的曆史狀況①《憲法構想》,日本近代思想大係9,岩波書店1989年版,第3頁。
②《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450頁。
③參見楊棟梁、王美平《近代社會轉型期日本對華觀的變遷》,《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
④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年版,第70頁。小島晉治:《日本人の中國観の変化———幕末、維新期を中心に》,神奈川大學·浙江大學學術交流十周年紀念《日中文化論集:多様な角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勁草書房2002年版。
⑤日比野丈夫:《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國観の変化》,《大手前女子大學論集》20號,1986年11月。
8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或“主體”的需要,任何一種都有可能一時成為主流。所謂“主體性選擇”,具體而言,在邏輯上有以下幾層意義。首先是將中國相對化、對象化,或者叫客體化。其次是從外交或國家戰略上,對被相對化了的中國,或者主張應該持有強烈的警戒心,或者如上所述要麼力圖結為盟國,要麼妄圖主動地進行侵略,各種各樣,盡其所能。最後是從曆史和文化上,將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加以分裂。
就《鄰草》而言,如上所述,西周曾經建議將其改名為《殷鑒新話》。
日本將“唇齒之國”的中國作為一種“殷鑒”來看待,這在幕末是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而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賀侗庵就著有一本專門收集中國“政化民風”中的弱點和短處、對所謂“唐人之失”進行大肆“裂眥罵詈”①的著作《殷鑒論》,這是一本對中國曆史和文化進行綜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侗庵的父親是寬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賀精裏,其長子古賀茶溪也是幕府的儒者,並曾負責處理俄羅斯事務,擔任過蕃書調所前身“洋學所”的首任總管。可以說“殷鑒論”是幕府後期的一種具有代表性的中國認識。而《鄰草》作為一種“殷鑒新話”,其中國認識有什麼特點呢?
《鄰草》的中國認識的特征,總體而言可以說是在將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分別對待的思考方式的延長線上。但是加藤弘之不是將二者作簡單的分裂,而是根據各自的狀況作出具體的優劣判斷。
首先,在《鄰草》中對中國古代文化表現出了敬意。將“漢土”作為“往古聖主賢君代代出現的國家”,認為其優越性“決非其他君主握權之國可以同日而論”,甚至強調“即便到了如當今弊政叢生的地步,也自有許多其他國家所不可企及之處”。他解釋其原因,認為其法律製度等所根據的都是“先王的遺法”。②“先王的遺法”換言之就是“先王的政治”或“先王的政體”,而先王的政治或政體,完全是以仁義為宗旨的公明正大①古賀侗庵:《殷鑒論》序(1813年)。1882年10月《殷鑒論》作為“天香樓叢書四”由編輯兼出版人竹中邦香公刊。
②《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9頁。
88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的政治或政體,即所謂“仁義之政”或“仁政”,因為加藤思想中同樣具有先王的政治是理想的、完美的這種傳統的儒學政治理念,因此,從這種道理上說,自然可以導出“無論怎樣的政體也不可能比先王的政體更優越”、“先王的政治決不可能產生弊端”①的結論。
但是,又不能忽視現實的中國“為曾經被鄙視為無知淺慮不足為患的夷狄禽獸的英法所攻擊而屢遭失敗”這樣的事實。中國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概括而言,是由於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落後於時代的發展。他列舉說:“不知道中華非古之中華,夷狄也非古之夷狄。也不知西洋各國智巧大開,從天文地理之學到格物窮理等各種技藝都臻於精妙,特別是兵法器械等已經遠出清朝之右,而全然忘記了不虞之備。”②就是說他也對現實中的中國還囿於傳統的華夷秩序觀而無視西洋的自然科學,特別是軍事技術的飛速發展提出了尖銳批判。這種批判在將中國作為“殷鑒”來認識的幕末日本知識分子來說幾乎是一種常識。在《鄰草》完成的前一年,即1860年,橫井小楠也論述說:“今滿清……開國以來百數十年以至於道光、鹹豐,升平日久,其弊流於驕傲文弱,而不知海外諸國往往窮理開智、施仁崇義、國富兵強而不如諸夏之亡。在道光末年,在被往日蔑視為夷狄而等同於禽獸的英國所挑起的鴉片之亂大受挫折。”③而加藤弘之曾經師事過的佐久間象山,很早通過鴉片戰爭將“清朝的覆轍”作為“殷鑒”(所謂“清國的殷鑒”④)進行了總結。如他指出,所學不得其要,溺於高遠空疏之談。選擇人才使賢能者居下,而愚者、不肖者執國柄,這樣就無法救治時弊。不與時俱進改革兵製,提到外國就當做夷狄蠻貊來貶低,而不懂得其實際技術、特別是軍事航海等方麵已經遠在自己之上了。⑤①《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5頁。②同上書,第3頁。
③《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449頁。④《象山全集》卷四,信濃毎日新聞株式會社1935年版,第642頁。
⑤《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284頁。
8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清朝失敗的原因,也有如佐久間象山所指出的是由於英國的“強盜之所為”①造成的一麵,但是從清朝內部尋找對策,無疑是當務之急。在日本當時也有以“天地自然的道理”來“對待外虜”②的主張,但關鍵是要講求究竟如何進行具體的改革。加藤弘之執筆《鄰草》時,中國的洋務運動剛剛開始。加藤以敏銳的目光發現“想要真正複興武備、強悍士氣,僅僅靠製造堅船利炮、操閱練教決非可及”。這些“武備的外形”,在他看來“甚為末事,不能說是整頓武備之大本”③。
值得注意的是,與橫井小楠的以歐美的政治“幾乎符合三代之治教”④的想法相對應,加藤弘之在充分肯定“先王的政體”優越性的同時,明確地指出:“先王的政體在建立方式上也不是沒有未至之處。”⑤此“未至之處”是什麼呢?他說:“實際上可以說是漢土的缺典的就是所謂公會。由於自唐虞三代之時以來未設此公會之故,以至後世出現暗君暴主,或政權為奸臣貪吏所盜,或君主獨專其權,遂使天下國家易失。”⑥這裏所謂的“公會”就是立憲思想裏的議會。他痛感有引進立憲思想、設立議會的必要。
2《鄰草》中立憲思想與同時代中國的立憲思想的萌芽1.《鄰草》中的立憲思想(1)“人和”與“公會”上文提到,加藤認為“武備的外形”為“末事”,並論及“整頓武備的大本”即“武備的精神”,那麼,這種精神是什麼呢?他認為“除了人和之外①《象山全集》卷四,第646頁。
②橫井小楠:《夷虜應接大意》,收入《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
③《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頁。
橋本左內》,日本④橫井小楠:《國是三論》,《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思想大係55,第448—449頁。
⑤《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5頁。
⑥同上書,第9頁。
90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沒有能夠成為武備的精神的了”①。在他看來,“無論有怎樣的兵法器械,如果沒有人和也決不能取得勝利。……因為人和是武備的精神,所以真正地整頓武備,必須先得人和。”②對此,西周用朱批的形式給予高度評價:“以人和來闡述四大製度。這是以孔門的源流轉而為西哲之浩蕩,尤為具有說服輿論的力量。”③“人和”可以說既是《鄰草》中立憲思想的出發點,也是其目的。
《鄰草》在分析當時清朝的狀況時,將天下治亂的責任歸結於“天子”、“人君”。聖主賢君之治,能使上下之情和合如父子,能使四海萬民親睦如兄弟,即能得人和,所以天下太平。他認為無論是哪個國家,從創業之君到二三代之君,聖賢者居多,至四五代之後(在清朝,特別是嘉慶之後)往往忘記牧民之大任,唯以宴樂奢侈為事而將治國完全委任給奸臣佞士,因此上下之情壅塞而不相合,萬民不親睦,人和被破壞。總而言之,清朝為外邦所輕侮且屢屢為其侵略所困,加藤斷言“其咎獨在天子(人君)”。是因為為天子、人君者忘記了其為民之父母的責任,忘記了天下是天下萬民之天下,不得人和,就會最終失去仁義之政。因此,其結論就是“勝敗之大本實際上就在於得不得人和”④。
正是為了人和,他強調並詳細地論述了設置“公會”的必要。他說:“清朝自高宗一切皆為英明之主……仁宗之後,暗君代出,……終於到現在這種可悲的形勢。這特別是因為沒有開設公會的緣故。如果設置公會,雖然是暗君也要常聽下說、通下情,因此有可能自然地變得英明;而且即便奸臣想要盜權,因為在公會之下民之不從,也決不能遂其誌。因此設立公會,遠比堯之作敢諫鼓、舜之立誹謗木還要優越,實可謂治國之大本。如果無此公會,不管有怎樣的法律也沒有益處。”⑤就是說,他將設①《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頁。②同上書,第5頁。
③《憲法構想》,日本近代思想大係9,第6頁。
④《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7頁。⑤同上書,第9—10頁。
9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立“公會”作為“治國之大本”,進而強調“欲立萬世安全之策,必先設此公會不可”。①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從上述“公會”的機能來看,雖然他也言及其有牽製王權②的一麵,但終究不過是使“仁政易施且人和易得之一術”,大而言之也不過是“治理天下不可少的良術”。③如李曉東所說,對加藤而言,“公會”最終是為君主治國平天下的工具。④我們從加藤所謂“無論設立怎樣好的政體,如果其君不用的話,也沒有如何用處”⑤的說法可以看出,在政治這一全盤的視野中,就君主是絕對的這一點而言,“公會”明顯地不是獨立的,隻是附屬的。而且,他還將立憲政體的核心“公會”製度比喻為“規矩”。他說:“如果是聖賢之君,政體的建立方式即便有未至之處,也決不會產生其弊端,但後世出現昏暗之君時必然會立即產生弊端。因此,規矩是為了竭力使拙劣的工匠不亞於良工而必不可少的,而使政體的建立方式臻於完美也是為使昏暗之君能行不亞於聖主賢君的仁義之政所必不可少的。”⑥就是說,“公會”這一“規矩”對政治是的良工即聖賢之君而言,“幾乎是無用的”,而是拿來專門輔助昏暗之君治理國家的工具。“公會”作為有用的“必不可少”的“良術”或者作為“規矩”,在其政治的具體機能方麵,它具有絕對性意義,不能不承認其作為“治國之大本”的獨立性。
這裏,我們可以將西周的評語“以孔門的源流轉而為西哲之浩蕩”,理解為是以“仁義”“仁政”等儒學的傳統觀念來包容和接受“公會”這種西方政治體製中“治天下不可缺少的良術”。從加藤的這種力圖將儒家①《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2頁。
②在論述上下分權的政體時,言及“設立確實的大律,或稱為公會來殺住王權”。見《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6頁。
③在論述上下分權的政體時,言及“設立確實的大律,或稱為公會來殺住王權”。見《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頁。
④李曉東:《近代中國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第161頁。⑤《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2頁。
⑥同上書,第6頁。
92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的“道”與西方的治國之“術”結合起來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給窺見日本最初接受立憲思想的基本狀況。
(2)政體分類及其差異、發展趨勢等加藤在《鄰草》中將世界萬國的政體分為“君主政治”和“官宰政治”兩大類。進而又詳細地將君主政治分為“君主握權”與“上下分權”,將“官宰政治”分為“豪族專權”與“萬民同權”,即一共為四種政體。他認為其中“君主握權”與“豪族專權”兩種政體是不公平的,而“上下分權”與“萬民同權”是“公明正大而最協天意合輿情”。①判斷其差異的標準,他是根據各種政體與“人和”的關係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機能。比如“君主握權”與“上下分權”的差異,他認為就在於“君主握權的國家萬事為王室朝廷謀,而上下分權的國家萬事為國家萬民謀。僅以此差異可知此二政體之公私如何”②,由此作出了明確的區分。以此標準,他預測了將來世界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即“世界萬國的政體都逐漸地將變成公明正大而協天意合輿情的上下分權與萬民同權兩種政體,這是自然之勢,決非人力所能夠阻擋”。③《鄰草》還就政治製度與運用此製度的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製度的建立方式、製度的製約力等也進行了反複的論述。製度與人的關係,總而言之,他認為“政體是死物,而人是活物”,強調了運用製度的人的主體性。由於運用製度的人(這裏他強調的是天子、人君)的存在,製度的機能就表現出了相對性與局限性。他在強調“政體是死物,人是活物,這樣來看的話,無論如何至良至善的政體,如果作為活物的人不去用它,死物的政體也沒有任何益處”的同時,進而將“並非隻要政體公明而不管人君的賢愚明暗,國家都可以治理得安寧,本來人君無論如何得要英明”,作為“當然之理”來強調。就是說,在這裏加藤否定了“製度萬能論”。由此①《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9頁。②同上書,第13頁。
③同上書,第11頁。津田真道對此評價說:“說得確切,前條可謂思百世之後地球皆為萬民同權。”見《憲法構想》,日本近代思想大係9,第18頁。
9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來看,上述所謂“君主握權”與“上下分權”的差異,其相對性的側麵就表現出來了。他解釋說:“君主握權與上下分權兩種政體的差別,隻是到出現暴君暗主之類時其政治是容易忽衰還是難以忽衰上,絕沒有如果是上下分權政治就不衰之理。”①然而,對為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所困的清朝而言,改革應該采取什麼方針為好呢?《鄰草》中指出,清朝要克服現實危機,必須“迅速改革為上下分權的政體”,這才是“清朝的一大急務”。②而且將上下分權的政體作為“良術”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加藤說:“盡管用此一術,如上有暗君而下有佞臣的話,那什麼用都沒有,但是此良術,是可以使暗愚之君中自然變得賢明、佞邪之臣自然失去時機的良術。可惜,如果從二十年前鴉片戰亂那時就開始運用的話,就不會變成當今這樣的形勢了。”③而在《鄰草》的結尾之處還十分懇切地展望:“清主回到北京後立即建立上下分權的政體,設置公會,施以公明正大的政治,那麼下民皆懷其仁德,而視朝廷如父母,萬民相親如兄弟,無疑可以完全政通人和。到那時因為武備中完全具備了其精神,堅船利炮才變成真正有用之物,教練操閱也才變得實用。所以,縱然有外患內賊也不足為患,這樣無疑可以國家永遠太平,王室可以永遠安全。”④就是說最終還是回到了政治的核心內容“人和”、“精神”上來了。
我們也不能忘記,加藤在這裏同時也告誡我們在運用作為政治之“術”的上下分權政體和“公會”時照搬西方的危險性。他指出“即便同樣是上下分權之國,其法律製度的建立方式,以至於公會的設立方法等也有善惡精粗的差異。要充分調查研究各國的法律製度及公會等情況,在此基礎上進行取舍損益,以力求至善。如果因為公會的設置方式不善,①《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2頁。②同上書,第9頁。
③同上書,第5頁。
④同上書,第14頁。
94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反而可能給國家帶來大害,這必須首先注意。”①這實際上也是提示人們在引進西方的政治製度時考慮潛在於政治製度背後的地域的、文化的要素。
2.關於《鄰草》的參考文獻執筆《鄰草》時,加藤弘之獲得了蕃書調所教授助理的職位,關於《鄰草》的參考文獻,下出隼吉曾經指出:“雖說是讀了蕃書調所的藏書而執筆的,但是根據什麼書籍而寫的,博士(指加藤)並沒有說。即便去調查現存於靜岡的葵文庫中當時流傳下來的洋書,據說也沒有分析像樣的原本。在語言的使用是像是多有依據漢譯本的樣子,但大體上畢竟還是根據荷蘭或德國那些公民讀本吧。”②與此相對,尾佐竹猛在《日本憲政史大綱》的“議會思想的移入”部分,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他認為當時日本國民中除了極少數一部分可以得到“來自荷蘭語的外國知識”外,“那時在中國的歐美人的文化宣傳事業腳踏實地地得以推進,出版了許多有益的漢文著作。這樣一來,中國人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當時我國的有識之士因為全都是漢學者,有幸競相閱讀這些著作,將其翻譯過來的在我國也不少,由此漸漸地歐美的議會製度也被介紹到我國。”③的確,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誌》和徐繼畬(1795—1873)的《瀛寰誌略》在日本甚至作為地方學館的教材來使用,可以說流布極廣。④尾佐竹猛在介紹《瀛寰誌略》時雖然提到“加藤弘之所著《鄰草》借助於此書的譯語很多”⑤,但語焉未詳。今略舉一例說明。比如在論及英國的議會製度時,《瀛寰誌略》有“爵房”和“鄉紳房”的譯語⑥,分別表示其上議院和下議院。
①《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0頁。
②《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解題),第4頁。
③尾佐竹猛:《日本憲政史大綱》上卷,日本評論社,1938年,第15頁。
④參見鯰澤信太郎《幕末開國期に伝來した唐本世界地理書の翻刻と邦訳》,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獻解題》,乾元社,1953年版。
⑤尾佐竹猛:《日本憲政史大綱》上卷,第27頁。
⑥徐繼畬:《瀛寰誌略》,上海書店,2001年,第235頁。《瀛寰誌略》的這一部分也為魏源的《海國圖誌》卷五二所引用。
9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而《鄰草》中就原原本本地借用了“爵房”這一用語,同時將“鄉紳房”改為“薦紳房”。①作為一個重要的知識源泉,中國的著作對當時日本人的新的世界認識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源了圓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說法,就是:“直至慶應二年(1866年)出版福澤諭吉著的《西洋事情》的初編時為止,當時的大部分知識人主要是通過漢文書籍來認識世界的。”②《鄰草》這部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以從中國獲得的世界知識而在國際性的視野裏勸說中國實行政治改革,由此卻成為在日本“解說立憲政體的最初的著作”。
這種將中國作為日本的“殷鑒”的思想意識,已經遠非半個世紀之前完成的專事“裂眥罵詈”的《殷鑒論》同日而語了。津田真道在《鄰草》的初稿本《最新論》中以朱批的方式給予其所論下了一個綜合性的評價。對其“清英勝敗之故”和“清國恢複之策”,從總體上不惜用“最妙”加以讚揚。同時將其所論置於同時代的東西方思想狀況中,論述說:“以西洋人的眼光來看雖然不足為奇,而滿清的一萬萬人,恐怕沒有一個人著眼於此。可惜清主不能聽到此論。蓋愛新覺羅氏,一家之存亡可以任天意,但關係到清民一億之禍福呀。餘也到於此而悲於清國無其人焉。”③這或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最早的一種比較思想論了。
那麼,同時代中國的思想狀況究竟如何呢?中國果真如“悲於清國無其人焉”之說那樣可悲嗎?
3.同時代中國立憲思想的萌芽這裏來看看與《鄰草》同時代、主要是此前中國的立憲思想萌芽的狀況。熊月之的《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對此有詳細的論述,這裏僅就相關之處作簡單的介紹。
鴉片戰爭前後,西方的宣教師雖然也將歐美的民主政治製度介紹到①《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6頁。
②源了圓:《幕末日本通過中國對“西洋”的學習》(張建立譯),嚴紹、源了圓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係思想卷》(第十二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0頁。③《憲法構想》,日本近代思想大係9,第18—19頁。
96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中國,但是係統介紹並熱情稱讚西方民主製度的,魏源是第一人。①他的《海國圖誌》(1842年完成50卷本,1847年增至60卷,1852年增補到100卷),對中國和歐美的政治製度的差異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與《海國圖誌》一樣,《瀛寰誌略》不但是近代中國人最早係統介紹世界史地知識的名著,同時也是近代中國人熱情稱頌歐美民主製度,不滿君主專製的最早記錄。”②這兩部書都輸入日本,在日本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華盛頓所創立的民主製,被認為是“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特別是讚歎其“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③,這也在一定程度成為中日兩國追求民主思想的共同理想。
魏源的思想中也非常重視人的價值和尊嚴,在“人者,天地之仁”及“天地之性人為貴”的意義上,他認為“天子者,眾人所積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因此,他批判天子脫離大眾而高高在上甚至蔑視群眾的傾向,而主張“天子自視為眾人中之一人,斯視天下為天下之天下”④,就是說,天子隻有把自己當做普通百姓一樣,體會民眾的喜怒哀樂,才是將天下視為天下人的天下。但是同時他也對“上下相知”、“上下情通”的難度有充分的認識。他說:“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難;政治之得失,上達下易,下達上難。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士也不如民,誠使上之知下同於下之知上,則天下無不當之人材矣;政治之疾苦,民間不能盡達之守令,達之守令者不能盡達之諸侯,達之諸侯者不能盡達之天子,誠能使壅情之人皆為達情之人,則天下無不起之疾苦矣。”⑤隻有“公議無不上達,斯私議息,夫是之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也”⑥。
①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79頁。②同上書,第81頁。
③徐繼畬:《瀛寰誌略》,上海書店,2001年,第227、291頁。
④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全集》第12冊、嶽麓書社,2004年,第45頁。
⑤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全集》第12冊,第65頁。
⑥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二》,《魏源全集》第12冊,第67頁。
9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與《鄰草》中特別強調“人和”一樣,在近代中國對這一問題也很早就有了充分的認識。據《郭嵩燾日記》記載,鹹豐九年(1859年)正月二十四日,鹹豐帝與郭嵩燾(1818—1891)之間有如下一段對話:“上曰:汝正折所言,或尚有不能形之筆墨者,當盡情陳說,不必隱諱。臣奏言:今日總當以通下情為第一義。王大臣去百姓太遠,事事隔絕,於民情軍情委曲不能盡知,如何處分得恰當?事事要考求一個實際,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為急。”①這是在近代中國第一次直接向皇帝直接提出“去隔絕”和“通下情”的緊迫性,而這也是此後郭嵩燾要求接受西方政治製度的思想基礎。②與《鄰草》幾乎同時完成的馮桂芬(1809—1874)的《校邠廬抗議》(1860—1861),也是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的名作。其思想形成,用他自己的話說,也是“參以雜家,佐以私議,甚且羼以夷說”,但是又聲明其“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為宗旨”。③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對作為世界第一大國的中國為何在當時卻受製於小夷,即所謂“彼何以小而強?
我何以大而弱?”他對西方的長處和本國的弊端進行對比,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有以下四個方麵“不如夷”,即“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④這四個方麵可以說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麵麵。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明顯是對西方政治製度的肯定。對於優秀的製度(法),他的態度是:“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棄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⑤也就是說,他是要舍棄傳統的“華夷”標準,而建立以現實的“法”的善惡作為新標準。
在政治製度方麵他提出了一係列的民主化建議。比如在官吏的考核和提拔上強調“博采輿論”、“公舉”、“公論”的重要性。他指出:“官則①《郭嵩燾日記》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5頁。
②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第130頁。
③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自序),上海書店,2002年,第2頁。④同上書,第49頁。
⑤同上書,第75頁。
98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未有鄉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鄉人皆惡而非劣員者。至各官考績,宜首以所舉得人與否為功罪,以重其事。所謂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論者如此。”①特別是他提出的“薦舉之權,宜用眾不宜用獨,宜用下不宜用上”②的主張,被後來頑固的保守者看成是“民權說”而加以反對。但是同時也有開明官吏認為“用人憑公論,固是古法,而西人議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納賄之弊可除”。③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民權、議院這些概念雖然在《校邠廬抗議》中沒有提及,但這樣的思想因素已經呼之欲出。
除了在人才選拔上提倡要盡可能重視大多人的意見和地位低的人的意見外,在管理製度方麵,他也詳細地提出了“公舉”的方法和“公所”的設置方式。例如,他“酌古斟今,折中周、漢之法”而設計了一套地方民主管理體製,就是說:“縣留一丞或簿為副,駐城各圖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裏中人各以片楮書姓名保舉一人,交公所彙核,擇其得舉最多者用之,皆以諸生以下為限,不為官,不立署,不設儀仗,以本地土神祠為公所。民有爭訟,副董會裏中耆老,於神前環而聽其辭,副董折中公論而斷焉。理屈者責之罰之,不服則送正董,會同兩造族正公聽如前,又不服送巡檢,罪至五刑送縣……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異績殊譽,功德在閭裏者,許入薦舉,有過者隨時黜之,……有罪即與凡民同。”④馮桂芬也十分重視作為體現“人和”的“通上下之情”。他說《校邠廬抗議》中所強調的“重儒官、複鄉職、公選舉”都是為了“通上下之情”。⑤以“詩”來通上下之情是中國的傳統,因此他提倡“陳詩之法”並對此進行詳細的說明,認為“通上下之情,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微而顯,婉而諷,莫①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自序),上海書店,2002年,第2頁。②同上書,第41頁。
③李侃、龔書鐸:《戊戌變法時期對的一次評論———介紹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所藏簽注本》,載《文物》1978年第7期。收入李侃《中國近代史散論》,人民出版社,1982年。見該書第126、124頁。
④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12—13頁。⑤同上書,第35頁。
9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善於詩”。他的“複陳詩之法”就是“令郡縣舉貢生監,平日有學有行者,作為竹枝詞、新樂府之類,鈔送山長,擇其尤,櫝藏其原本,錄副隱名,送學政進呈,國學由祭酒進呈,候皇上采擇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學政,上其名而賞之,無效者無罰。詩中關係重大,而祭酒、學政不錄者,有罰。”在論述通上下之情時,還特意提及“上與下不宜狎”、“不宜隔”等一些應該注意的具體細節。①馮桂芬小心翼翼地將其民主思想包裹起來,使之“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這正表現了其思想的根本特征,即所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②,而此命題成為了在近代中國流行了幾十年的“中體西用”這一文化方針的濫觴。
3中國與日本“啟蒙思想”的異同1.幕末日本的洋學與清末的洋務派加藤弘之所供職的蕃書調所是江戶幕府於1856年設立的一個洋學研究和教育機構。這裏集中了日本全國的洋學精英,是日本洋學的中樞所在。在鎖國體製下,幕府的外交事務很有限,多委托長崎奉行(官職名,掌管長崎市政的長官,包括海外貿易與海防)辦理。1853年美國艦隊叩響日本國門,並在翌年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國門被打開。不僅是外交上的必要,麵對西方勢力的迫近,對西方軍事技術及其基礎的自然科學的了解成為當時不可回避的課題。而且蕃書調所還承擔了在輸入洋學的過程中防止有害於國家的思想意識進入的監察任務,表現了其維持幕藩體製的立場。加藤弘之在其自敘傳中就寫作《鄰草》的目的作了如下的說明:“西洋各國有所謂議會者,是闡述建立監督防止政府的專製的製度的,實際上是考慮到有必要改革當時幕政而寫的”,其執筆的意圖是站在幕府的立場,如田畑忍所解釋的那樣,是“在德川幕府統治下的封建①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34、35頁。②同上書,第57頁。
100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製中吸取立憲政體、力圖維持幕府體製的現狀維持的改良主張”①。
在日本,當時以土佐藩和福井藩為首的開明各藩實際上已經有議會論思想的苗頭,就是說幕府體製內部也已經有立憲思想的萌芽。田畑忍指出:“無論是現狀打破論者還是現狀維持論者,都希望走向列藩會議論,但是他們絕非充分理解了純粹的歐美立憲思想,就是說他們對要通過怎樣的訓練來完成議會製度和如何運用此製度並不知道,對這一問題並沒有進行科學的嚴密的研究。加藤弘之的情況也不例外。”②因此,加藤弘之這一時期的“議會論”,充其量也不過是為了維持德川幕府的“列藩會議論”的一種表現而已。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像蕃書調所所代表的官方的洋學,在整個幕末洋學中隻是冰山一角。能夠入蕃書調所學習的開始隻限於幕府將軍直屬家臣即“直參”的子弟,後來才允許這些家臣的臣子即“陪臣”也可以入學。而當時社會上的洋學塾遍布各地,據統計有上萬人受過洋學教育,其影響已經深入到社會基層。④從實用方麵而言,早在1668年,長崎的荷蘭語翻譯、醫師西玄甫(?—1684)就拿到了西醫的醫學證書,善於用西醫來進行外科治療。而對歐洲政治製度的關心,早在1825年,吉雄忠次郎的譯著《諳厄利亞人性情誌》中就論及英國的立憲政治。⑤而在1826年蘭學者青地林宗譯述的《輿地誌略》中的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英國議會的兩院製度,是日本最早介紹歐美議會政治的著作之一。⑥關於①田畑忍:《加藤弘之》,吉川弘文館1976年新裝版,第20頁。②同上書,第21頁。
③參見李曉東《近代中國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第162頁。
④參見趙德宇《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中日西學比較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49頁。
⑤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獻解題》,第401—402頁。
⑥尾佐竹猛:《維新前後に於ける立憲思想の研究》,中文館書店1934年版,第18頁。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獻解題》,第107—108頁。
10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西方的哲學思想,高野長英寫於1835年的《聞見漫錄》中的《西洋學師之說》①,從古希臘的泰勒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底斯多德,談到笛卡兒、萊布尼茲、洛克、沃爾夫,是日本最早的介紹西方哲學史的著作,對西方的哲學史已經有了比較準確的把握。
洋學雖然是在封建統治者的庇護下為加強幕藩體製而培育和發展起來的,但隨著洋學的性質從單純的關注技藝之學發展到對包括治國之道在內的各種社會科學的關注,封建意識形態便包裹不住其思想的鋒芒。幕府對洋學既有利用的一麵,也有打擊的時候。前者表現在幕末危機中凸現的海防與軍備方麵的需要。如藩書調所的創設,可以說是洋學官學化的一個明顯跡象。洋學的興起,也不可避免地要使封建意識形態相對化。對蘭學的認可本身就意味著承認西洋科學技術的優越性,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人們探求西洋的社會結構和思想文化的興趣。洋學的發展不僅開闊了日本人的視野,也自然地萌生了一種對中華意識乃至封建體製的批判。②這種批判意識蔓延到對社會經濟、對政策以及鎖國政策各個領域,對幕府的統治形成了威脅,也招致了幕府對洋學的打擊,在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有1828年的西博爾德事件和1839年的“蠻社之獄”。③但是,對中華意識的批判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儒學本身的否定,他們中一些人更加希望並致力於以“西洋窮理”來附會和訂正“程朱之意”,如佐久間象山在1854年就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④,作為一種東西思想文化結合的模式,在後來的曆史發展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洋學對封建體製的批判,引人注目的是關於人的平等觀念。從合理思想的角度來考慮,這也是順理成章的。司馬江漢在《春波樓筆記》(1811年)中就提①收入《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
②高橋磌一:《洋學の興隆と反封建的世界観》,收入其《洋學思想史論》,新日本出版社,1972年。
③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96—297頁。
④《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係55,第413頁。
102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出“上自天子、將軍,下至士農工商,非人乞食,皆為人也”①,從而批評了封建的等級觀念而提倡人人平等的思想。杉田玄白在《形影夜話》(1802年)中也說:“不論古今、不論何國,所謂人,上至天子下至萬民,除男女之外別無他種,然分上下、立位階,又為其各自命名而定四民之名目,為人者皆同為人也。”②蘊含在洋學中的這種平等觀念,更是催生近代思想萌芽的大好溫床。
在中國,與蕃書調所相當的機構應該說是同文館(1861年恭親王等所奏,1862年奏準)的設立。③從設立的目的與機構性質以及作為教育機構最終都或者納入帝國大學、或者成為京師大學堂的一部分的歸宿來看,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對西方科學了解,無論是在時間的先行性、內容的係統性與深入性、隊伍的廣泛性和人數而言,日本的洋學可以說都幾乎超出了中國的洋務派。④中國的洋務派中,像李鴻章那樣認為隻是學習西方的軍事、工商業就足夠了的占有絕大多數,而如郭嵩燾那樣明白“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認識到“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乃“其立國之本也”,強調必須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的被視為異端。洋務派的政治立場隻是為了維持封建統治的現狀,而不得不主張有所改進而已。在中國雖然沒有發生像“蠻社之獄”那樣的事件,但是郭嵩燾的《使西紀程》(1877年)被作為禁書也具有象征①司馬江漢:《春波樓筆記》,載瀧本誠一編《日本經濟叢書》第12卷,日本經濟叢書刊行會,1915年,第345頁。
②《洋學上》,日本思想大係64,岩波書店,1976年,第278頁。
③關於同文館的情況,參見孫子和《清代同文館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台灣),1977年版。
④1898年《時事新報》發表社論《支那分割今更驚くに足らず》,其中說到:“1862年,福澤先生在英國倫敦時與支那遊學生某氏邂逅,會談數次,談話多論及教育,某氏曰:謀求東洋之革新當務之急相互都是要輸入西洋文明之教育,現在在日本能夠讀洋書而解其意,且能夠將其教給他人者有幾人?先生答曰:雖然難以舉出精確的數字,據我估計日本國中的確該有五百人。並反問中國如何。他屈指而歎息,臉紅地回答僅有十一人。……全國幾億人中僅不過十一人,這與我國幾乎沒有可比性,這樣的話到底沒有進步的希望。聽了某氏的談話,自當時就絕望了。”《福澤諭吉全集》第16卷,岩波書店,1961年,第209—210頁。這裏的“某氏”,石河幹明認為是指唐學塤。見石河幹明《福澤諭吉傳》第1卷,岩波書店,1932年,第333頁。
10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意義。
日本幕末的洋學與清末的洋務派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如上所述又各有不同。比如再從人員構成上看,洋務派開始多為政府的官僚,而洋學者多為普通知識分子。洋務派的努力可以說是臨時抱佛腳,而日本的洋學則是未雨綢繆。
2.儒學機能的不同同樣是麵對西洋列強,同樣是想學習西方,結果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當時中日兩國的社會狀況的不同當然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但是曆史傳統的不同,則更為根本。福澤諭吉早就以一個勝利者的口吻,說:“為支那考慮的話,當務之急雖然是和日本一樣,從根底上破壞儒教主義而將西洋的文明導入國中,但是以我輩所見,支那的國情完全有別於我國,要想達到目的很不容易。”他認為中國“儒教中毒”太深,需要“從根本上破壞其政治的結構”。①這不能不說是切中了要害。
中國的儒學對日本自然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日本儒學有自己的特色。②雖然對日本儒學的特征可以見仁見智,但是,丸山真男所提示的,它與其說是像中國的那樣“作為一個整然的思想體係”,形成了具有強大的製約力與影響力的“道統”,“毋寧說在於儒教的各種理念對封建社會的人而言成為其思維範型(Denkmodele)這一點上”。③實際上關於日本儒者與中國儒者之不同,荻生徂徠早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他說:“此方之儒,不與國家之政,終生不遷官,如贅旒然,豈有立功策名、顯其父母之願哉。治經為文,各從其心所欲為,而官不為之製。”④就是說,日本的儒者因為不參與國家政事,隻不過如花瓶擺設,這樣就不那麼有功名之心。這樣他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經典,也不會有誰來管他們。曾經師事①《福澤諭吉全集》第16卷,第209、211頁。
②王家驊將日本儒學的特色概括為:疏於抽象的世界觀思考、重視感覺經驗的認識論、富於感情色彩的倫理觀、“有德者王”思想逐漸淡化、強調靈活對應現實、與固有思想共存與融合六個方麵。見其《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第六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丸山真男集》第二卷,岩波書店,1996年,第140頁。④《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係36,第531頁。
104第二章從“臆測”到實證過朱子學者佐久間象山的加藤弘之在《鄰草》中以對“仁政”、“仁義”、“聖君賢士”、“人和”等理念的尊崇而表現出了濃厚的儒者意識。同時,“道”(先王的政體)與“良術”(公會)在各自的層麵上都分別被賦予了獨立性。指出先王在政體建立方式上的不完備之處,而且將一種治國之“術”的“公會”的設立強調為“治國之大本”,這在他看來沒有什麼不自然的。將“道”與“術”等量齊觀的思想,在荻生徂徠那裏就已經非常突出。荻生徂徠就是用“安天下之道”即禮樂刑政等國家的製度法律來解釋“道”,強調“非離禮樂邢政別有所謂道者也”,因此他將政治、經濟、法律、軍事(兵學)這些與日常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學問看作儒者的第一要務,甚至認為道就是道術、就是文、就是禮樂,而認為那種“輕外而歸重於內”的思想“是老莊內聖外王之說”,指出其“大非先王孔子之舊也”。①他打著複古的旗號,是要迫使道德的理想主義讓位給經驗的功利主義。
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民主化方案,但其所論幾乎都沒有超出封建製度的實用性層次,其提案也並不具有超出中國古典或先例的獨創性。佐藤慎一認為馮桂芬等中國知識分子從古典或先例中尋求探索危機的對策,就“如同試圖在沒有出口的迷途中尋找出路。他們越是盡其所能、傾其所學地去摸索正確答案,就越是浪費時間、加深危機”。他們的努力在方向上出現了偏差,他指出“中國近代化的挫折,決不是由於他們無能而造成的”。因為“如果他們不是那種有能力的人,倒可能會及時注意到中國文明的積蓄及自身能力的界限而試圖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尋求出路。在這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甲午戰爭的敗北所造成象征的中國近代化的挫折正是由於士大夫的有能力而引起的”。②這種對中國士大夫“有能力”的“誇獎”,無非是對其“儒教中毒”太深的一種“體麵的”解說而已。在儒學的道統下,中國知識分子如魏源所說,“君子不輕為變法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複其初矣。不汲汲求①《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係36,第200、201頁。
②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劉嶽兵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4頁。
10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①所謂變法,在觀念上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事情。像《鄰草》中那樣,將“公會”在不同的場合或者作為“治國之大本”、或者作為治國之“術”來自由對待,這對同時代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是幾乎不可能的事。這種不可能不隻是說個人能力的不及,而是那種文化背景、那種強大的道統意識不允許這種意識存在。熊月之從馮桂芬對《校邠廬抗議》的修改中清楚地看出了其“思想深處的矛盾”。②在這種矛盾之中他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折中辦法。他雖然提出了“采西學議”,但是由於他所提到的西學也隻是側重與自然科學與實用技術,因此他所希望的“此議行,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必有正人君子通達治體者出其中,然後得其要領而馭之。”③還隻是一個美好的願望。隻有對包括政治製度、哲學思想在內的西學有了整體的理解,才能真正出現“得其要領”的“通達治體者”。
為何近代中國走向民主、憲政之道如此艱難而漫長?這不隻是單個的中國人的有能與無能的問題,必須要對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機製與特征等非個人的要素進行綜合的考察才能得出妥當的結論。
①魏源:《默觚下·治篇四》,《魏源全集》第12冊,第46頁。
②熊月之發現《校邠廬抗議》的手稿(藏上海圖書館)中在“公黜陟議”篇的末尾原來有如下一段話:“及見諸夷書,米利堅以總統領治國,傳賢不傳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櫃中,視所推多者立之,其餘小統領皆然。國以富強,其勢駸駸淩俄英法之上,誰謂夷狄無人哉!”後被刪除,而且把“傳賢不傳子”中的“賢”與“子”二字塗抹得難以辨認。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第95頁。
③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57頁。
10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一“萬國對峙”與“萬國並立”1858年美國駐日總領事哈裏斯(TownsendHarris,1804—1878)要求與幕府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堀田正睦(1810—1864,幕府老中,佐倉藩主)赴京都希望得到孝明天皇(1831—1866,在位1846—1866)的敕許,但是此事被反對簽訂條約的攘夷派公卿阻止,並引起以岩倉具視(—)為主謀的“廷臣八十八18251883卿列參事件”,盡管堀田空手而歸,還是在當年6月沒有得到敕許的情況下,簽訂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
堀田正睦像堀田正睦任用川路聖謨(1808—1868,勘定奉行兼海防掛)和岩瀨忠震(1818—1861,目附兼海防掛)等較早便主張開國的幕府旗本,是和親派的代表,而岩倉具視當時則主張攘夷。在對外觀上,他們的主張具體10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如何,可以通過堀田正睦的《陳情書》①(1858年2月)和岩倉具視《神州萬歲堅策》②(1858年3月)來加以分析說明。
岩倉具視像川路聖謨畫像堀田縱觀當時國際形勢,說:“當今萬國形勢一變,而與漢土春秋列國之時、本邦足利氏之末年大為相似。各自割據其領土,或蠶食他國稱王稱帝。歐羅巴諸州以教主降生翌年紀元,亞墨利加亦仿效而加以本國開國紀年,魯西亞紀元以本國開國為主。亞細亞諸州各奉正朔,製度不同,毫無統一之處,各自無不以互爭雄長為務。獨有清國妄自尊大,屢遭敗釁;朝鮮琉球安於軟弱而仰他人之鼻息,繼而呂宋暹羅雖然亦國勢不振,然其與強國相互和親以結同盟、開貿易、通有無,為患難相救之條約,如違背或拒絕其條約,則同盟者相連而伐之,戰爭停止,則必和親同盟如昔時。當今之時勢,與於其一國或亂或治,進行戰爭或結會盟限於其國內而不知有他國已經大不相同。當今不推而論及全世界之治亂,則難以看清治亂之真相。”他認為,當時的國際關係是“不結和親便起戰爭,想不卷入戰爭則必結和親。此外欲既不和親,又不戰爭,斷絕外交關係而獨①見《岩倉公實記》上卷,第126—129頁。
②同上書,第150—174頁。
10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立享受升平之國,根本沒有。”他看到日本為四麵環海的孤島之國,如果以萬邦皆為仇敵,將會導致生靈塗炭的大災難。因此,他主張在出現德威兼備的聖賢之君可以撫育萬邦、伐暴平亂而使全地球實現至治統一之世界之前,“如德均力敵,則或為同盟,或者和親,與萬國一樣進行交際,彼來置官吏,此亦派遣官吏;彼差遣公使來,此亦差遣公使去;彼以軍艦守護商船,此亦派遣軍艦。一切呈與彼對等掎角之勢。審彼之風土虛實,今日與彼交涉,可以成為他日統一宇內之張本基礎及相互結成聯盟。因此廣泛航行於萬國,通貿易,采彼之長而補己之不足,養國力、壯武備,漸漸成就全地球都服從我德威的國勢,率同盟信義之國征伐為害世界的暴國,扶持善良孤獨之國,實為代天心而行天討,這樣,世界萬國蒙至治之恩澤,而彼此不相犯,結兄弟臣子之情,最終被仰為世界萬國之大盟主、大皇帝,以至奉我國之政教、受我國之裁判。這樣才可以使日本國對天地而可為報恩謝德之極功。”岩倉具視則對與美國簽訂修好通商條約表示極力反對。他這樣來理解神州日本與海外萬國的關係,他說:“宇宙間最寶貴的是太陽,自人類開始,世間萬物之生育無不蒙太陽之惠澤,而太陽是我天照大神之神靈。海外萬國雖然蒙太陽照耀,皆沐浴大神之恩光。坤輿之上唯有大日本之國號,誠有以也。如今因為美國的強迫而締結修好通商之條約,如同子弟威脅父輩而強要,無異於喪失父輩之權威,當然也是對以皇大神為首所奉列聖在天之神靈的不孝。”對於“關東役人(即官吏)”的所謂“世界形勢一變”的喋喋不休的論調,他批評說:“關東役人一見到美國的軍艦大炮就驚愕萬分,而漫然以世界形勢一變為名,要求變革鎖國之製度。如果容許他們的要求進而締結修好通商之條約,誠可謂無謀無策之甚、因循苟安之極。若考究修好通商之利害,畏懼於彼之威勢而締結條約,從甲到乙,漸次而開與萬國交通之道,則大日本國美風良俗則一時頹廢,不測之災害並至,寒心戰栗實為難堪。”他具體列舉了和親通商的危害,主要是認為當時日本軍備廢弛,如果開港,則會成為戎蠻輻輳之域,且使其看到自己的柔弱的方麵,這樣就很可能使自己陷入仰彼之鼻息的卑怯10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境地。而且通商貿易,舶來的多為奇玩珍弄,有使用價值的很少,這樣很容易助長國人的奢侈之風而招致國家疲敝。因此,他呼籲:“斷然向天下宣布攘夷之大詔,全國盡死力而擊攘美國軍艦,防禦其來襲。”他認為隻有激發全國的誌士仁人,包括蘭學之徒在內的赤誠報國之誌,全民上下一心,感動神明以得到神風的冥助,這樣才是危中求安、死中求活的計策。
岩倉也認識到加強海防的重要性,他說:“我國四方沿海,及與諸蠻開戰,將難以預測異船由何處開炮挑戰,首先要讓海邊各國大名回到其本國居住,使之加強海岸的守備。”而且主張鄰國之間要相互探討守備的方略,以便一旦有事,可以相互援助,以免貽誤戰機。麵對西力東漸的大勢,他認為中國與日本的國家性質不同,在應對上會有不同的結果。他說:“聞清朝鴉片之亂時,一日敗走數十裏,此乃由於郡縣之國士氣衰頹之故。我國為封建之國,每一個藩國都有如將軍所在,其所主者為累代相承之封土,士卒以死相守,民眾多年沐其治澤,當以死防衛父祖墳墓之地,上下之恩義恰如索綯。且我國人民古來富於義勇,以背棄而逃而深感恥辱。因此一旦戰敗,而一二國被侵、聞見家族被捕殺擄掠,則憤怒之心愈益激發,平時之癔病者也會有手持白刃揮向敵首的勇氣,遂成以一當十之勢,這樣才能取得充分的勝利。前麵被侵略的國家唾手可奪回,重要的是讓全國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以上兩種意見可以說是開國和親派與鎖國攘夷派主張的集中表現。開國派強調開闊國際視野,攘夷派主張凝聚民族精神;開國派以理智審視世界大勢,攘夷派以情感激發全民鬥誌。他們在對日本自身的認識上,既有急迫感和危機感,又都有務實的傾向。對於中國,都認為這個老大的國家雖然自大但已經頹敗了,而日本,即便他們認為當時也有軍備廢弛等種種不足之處,但隻要勵精圖治,將來總可以成為“世界萬國之大盟主、大皇帝”。
西洋來迫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即便是鎖國派也不得不承認“今之醜110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夷非古之醜夷,能解事理,能守信義,與其過往,必定有其道可循。”①作為朝廷公卿,岩倉具視深知要對付的“今日之寇賊”已非“古之寇賊”,朝廷公卿不能夠重文輕武、猜忌內鬥,而要齊心戮力,開闊眼界,而不能自陷於京都公家的小圈子,呼籲“今日應視六十餘州為京師,視五大洲為寇賊,而歐羅巴洲如同古之鎮西諸國,亞米利加洲好比為古之奧羽,誠為非常之時也”。②就是說要有日本國家的整體觀念,而集全國之力與西洋對峙。“外夷入侵之患,乃皇國三千年以來未曾有之事,而漢土已有覆轍”。
他認識到當時的形勢在由外患而生內憂、由內憂而加深外患,稍有不慎,“堂堂神州之地將舉而成為胡羯腥膻之巢窟”。這裏提到“漢土已有覆轍”,不僅僅是當時清朝所麵臨西洋的窘況,而是追溯曆史,根據日本的現狀而警惕重蹈覆轍。③岩倉具視在此密奏中提出“內憂是本而外患是末,不除內憂則太半外患難攘”。他參照中國曆史,主張從中吸取教訓。按曰:漢土汴宋之末,君子小人相爭遂起朋黨之獄,賢哲一時遭遇流竄殄戮,遂至國家元氣消亡,金虜乘機而謀吞噬,大舉入侵,二宗諸王被擒送沙漠之地,以至於宋之版圖大半為金所有,最終屈居江南掌大之地,僅保偏安之業而已。此所謂乘內憂而外患隨入者也。而在南宋之初,如韓世忠嶽飛等君子之徒痛憂外患,鞠躬竭力、日夜勤勞以圖恢複;但為小人秦檜汪彥伯等所斃,終不能救南宋之亡,此所謂攘外患而生內憂者也。至於明末,亦有君子小人相爭於內,君子無辜而死,小人得誌,遂至誤君賣國、軍政鬆弛,而韃靼窺其虛以長驅南侵,四百餘州衣冠之風遂盡成辮發之俗,此所謂乘內憂而外患隨入者也。宋明當時諸帝如君子小人兩用而使之各得其所,則決不生內憂,沒有內憂,則外患決不入,縱令外患入,能夠排除內憂,亦不①岩倉具視:《全國合同策》(1865年9月),見《岩倉公實記》上卷,第974頁。
②岩倉具視:《誡堂上意見書》(1866年3月),見《岩倉公實記》上卷,第1012頁。
③岩倉具視:《全國合同策議密奏》(1866年5月),見《岩倉公實記》上卷,第1014—1023頁。
11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足懼。①其次,他還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君子小人如何各得其所的重要性。他說:“君子小人於國內紛爭,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假外權,乃古今之通患。而假外權,如果成為假外夷之力,則甚可憂懼。”為此,他舉例進行了如下的論述:唐太宗李世民雖為不世出的英雄,但他一度借突厥之兵而助其創業之力,而以幽燕之地以報其德。由此唐三百年之間而失北方之關門,終而不能相取。後晉之石敬瑭借契丹之兵以伐後唐,為謝其恩而將雁門太原之要地給予北狄。自此宋元明常為北狄所困,遂而舉漢土而為滿清所有。此雖為他邦之事,非可以輕輕看過者。若今日吾皇國有此類之事歟?如西國引墨夷、中國四國引英夷、北國引魯夷、東國引佛夷,借此等諸夷以相互爭勢以至攻伐,其禍患貽於異日,豈惟石敬瑭之可比哉。朝求開一港一市,夕又求開一港一市,加之彼之與藩之內治有關,且有關藩之內治之事陸續不斷,終而堂堂神州之地將舉而成為胡羯腥膻之巢窟。②由此,他呼籲:“欲攘除內憂外患,除了製定全國合同之策以外,別無良計。”強調齊心協力、一致對外的必要性。他說:“如往古神後之征韓、近古豐太閣之征伐朝鮮,因有我往伐彼之力,而無彼來窺我之患。”他將今日之外患與蒙古來襲相比擬,說:“今日之外患當然不可以視之為元寇之例,但不可不積蓄絕海伐是之力以防外國之覬覦。”同時主張朝廷“開航海之道”、“舉航海之實”,即“應以往歐美諸國派遣敕使使之聘任,而非以徒坐國內接受外國的請求而締結盟約為滿足。我皇國要有派遣敕使使之結盟的大勇。於國內必須充實整頓絕海伐是的武備,同時在敕使曆聘之際,可以審察萬國之虛實,悉采其長處以充吾皇國之用。若今後有①見《岩倉公實記》上卷,第1016—1017頁。
②同上書,第1019—1020頁。其中墨、魯、佛分別指美、俄、法國。
112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對皇國不信無禮之國,則鳴其罪於萬國,不可怠於製定以外國伐外國之宏圖。如今日之中外國之圈套而以皇國伐皇國之拙計為事,何時吾皇國之神威才能輝耀萬國?”①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鎖國攘夷派的思想也走到了開國和親的立場上來了。
實際上,在1866年11月岩倉具視所寫的《航海策》中就已經明確提出:“攘夷的時期已經過去而變成了和親的時期,國家的艱難百倍於前日。攘夷的時期隻要製定擊攘而使之不接近我之計策就足夠了,而和親的時期與之不同,需要行懷柔之仁以守常、立膺懲之威以應變。此兩者相待始可舉和親之實。”和親時期所麵臨的任務更加艱巨,既要有能夠與萬國“對峙”之力,又要講究與萬國“並立”之道。他說道:“聽說近來蠻夷也傳習皇國漢土之語言文字,閱讀皇國漢土的書籍,研究古今之治亂虛實,實在太可怕了。既然知道其可怕,我們也應該熟習韃靼、蒙古、朝鮮、印度、英國、法國、普魯士、俄國、荷蘭、美國等諸國的語言文字,研究彼國之書籍,在天文、地理、曆數、陸軍、海軍、醫術等其他各個方麵的學問上,資彼之長而補我之短。”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他將“皇國漢土”一體並稱,表示一種文化上的認同。在“皇漢”之外,將屬於東洋的“韃靼、蒙古、朝鮮、印度”與屬於西洋的“英國、法國、普魯士、俄國、荷蘭、美國”並立而論,這與其說是表示其所保持的對東洋文化的自尊心②,不如說是一種對學問的普遍性的認同態度。
開國與鎖國之論爭,在王政複古之後的明治維新初期還沒有平息,如明治2年2月外國官被委以調查各國條約改正事宜,4月27日向公議所發出如下諮問:“開鎖之論,古今之論者甚多。或以夷狄為禽獸而不可接近;或以為我邦富強尚未充實宜去彼之長而補己之短,然後攘之;或主張全盛西洋教化之風,開學校技藝、熟練炮艦,然後可施行真正之攘除;或主張應該斬殺夷人。如此種種說法,於今不止。”“從當今的形勢來看,①岩倉具視:《濟時之策議》(1867年3月),見《岩倉公實記》中卷,第24、25頁。
②板垣哲夫:《幕末期における岩倉具視の政治意識———政治意見書の検討》,《日本歴史》第392號,吉川弘文館,1981年1月。
11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好開港者,主張西洋之道;欲鎖港者,主張和漢(之道)。若使其歸之於一,將儼然以何道確定決斷為宜?”①盡管思想界還存在著複雜的情況,從明治政府的立國方針來看,和親已經成為不得已的大勢所趨,隻好“應乎時勢”,同時強調“大力擴充軍備,使國威光耀海外萬國”,提出“以往幕府締結之條約中,弊害有之,種種利害得失當在公議之上加以改革,明治天皇像且外國交際之事,當以宇內公法待之”②;或者以明治天皇(1852—1912,1867—1912在位)的名義下達敕諭:“為天下萬姓,朕欲淩駕萬裏波濤,身當苦難,誓振國威於海外,以對祖宗先帝之神靈。”③或曰:“朕與百官諸侯相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裏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嶽之安。”④並且專門設置外國官,以“掌總判外國交際、監督貿易,開拓疆土”。⑤再加上五條誓文中的所謂“求知識於世界,以大振皇基”,可以看到這裏雖然有以萬國公法處理國際關係、求知識於世界的理性的部分,但是更多的是海外拓疆、威布宇內的豪言壯語,夢想重新繼承其祖宗先帝“我往伐彼”的偉業。並立與對峙,可以說是日本與世界的基本關係。
這種並立與對峙的關係,是開國論和攘夷論雙方都能接受的,岩倉①《外國官問題十七條》(1869年4月17日),《日本外交文書》第2卷第1冊,第748、750頁。
②《対外和親、國威宣揚の布告》(1868年1月15日),《對外觀》,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2,第3頁。③《禦親征萬姓撫安國威振張の詔》(1868年2月28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465頁。
④《國威宣揚の宸翰》(1868年3月14日),《對外觀》,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2,岩波書店,第4—5頁。
⑤《政體及職製に関する太政官布告》(1868年閏4月2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712頁。
114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具視曾用“公敵”一詞來解釋和概括,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一種公開的競爭關係的意思。既然是公開的,就應該有一種公認標準可循。1869年2月28日,岩倉具視向三條實美提交《外交、財政及開拓蝦夷地區三件事附朝議》意見書,其中關於外交之事,他說:“凡是宇宙中的生物,橫眉豎鼻者,不論紅發碧眼,均是人,有君臣之道,有父子之倫,有夫婦之愛,豈能以夷狄而輕蔑之?宜以朋友之禮相待。故根據道理而立約束,以信義而行交際,修習學問、交換知識、貿易貨物、有無相通,萬國皆然。……以信義而交際為常,以曲直而開戰為變。故與天下之人合一議論,以公明正大而可和親者則與之和親,該戰鬥者則進行戰鬥。始終以不墜皇威、不損國權為大眼目。”夷狄也都是人,五倫之道具有“萬國皆然”的普遍意義。那麼,何謂“公敵”呢?他指出:“雖然不得不與海外萬國交通,但是畢竟海外萬國為我皇國之公敵。何謂公敵?彼之海外萬國,日日研究學問,月月磨練技術,以謀富強。如荷蘭雖為小國,屹然獨立於列強之間,而不立於其他列強之下風。此無他,非由尊其君主、愛其國家而人心上下一致所致乎?如此,海外萬國皆各自欲使本國立於他國之上。甲國對乙國、乙國對丙國,皆莫不然。故曰:海外萬國皆我皇國之公敵也。因此今後皇國與海外萬國交際,應以不墜皇威、不損國權為大方針。如與英法德美諸國已經締結通信貿易條約,應該改訂這些條約而保護皇國的獨立。如今讓外國之軍隊在我國港口內登陸,還有居留洋人在我國犯法卻要由彼國之官吏來處置等等,可謂尤為我皇國之恥辱。必須斷然改訂過去締結的通信貿易條約而確立我皇國之權。”對近鄰中國和朝鮮,他指出:“如清朝朝鮮,自古與我皇國通好,且尤為近鄰。而清朝晚近國勢萎靡不振,朝鮮羸弱且小,然共處亞洲,與我皇國為同文之國,宜速遣敕使以修舊好而確立鼎立之勢。”①為了與海外萬國公開競爭,他認為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先要保護國①《岩倉公實記》中卷,岩倉公舊跡保存會,1927年,第697—698、699、700—701頁。《對外觀》,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2,第6—9頁。
11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家的獨立,以進行平等的競爭。這種“公敵”關係既然涵蓋海外萬國,當然也包括近鄰的中國、朝鮮。但是,因為中國、朝鮮與日本“共處亞洲”,自古通好且為“同文之國”這些特殊條件,他主張“宜速遣敕使以修舊好而確立鼎立之勢”。他分析中國近來國勢不振的原因,主要從文化方麵著眼,對中國文化,岩倉具視說:“如彼之支那邦,秦漢以下而至今日,儒者之輩喋喋而論學校,其以明道與講藝而施行,而漫然不知區分。唯論其道德、談其性理,而不辨鑽研智能、講究藝術為何物,因此使人無異於木偶,與唐虞三代學校之設置及孔子所論述之意大相徑庭。而儒者無自知之明,惑然自愚。此弊亦傳染皇邦,以至於我國人民也有不少人陷溺於此。”①這裏,其對華觀可以看到這樣個方麵,第一,唐虞三代及孔子時代的中國與秦漢以下以至今日的中國不同,眾所周知,這是荻生徂徠式的思路。第二,中國重視道德、性理之學,而不重視智能、技藝。這是“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思路。第三,日本受到中國儒者的不良傳統的影響。近世日本的國學者、接觸到洋學的知識分子亦多作如是觀。
岩倉具視作為幕末維新時期重要的“策士”,其種種謀略所發揮的曆史作用不可小覷。②他認為朝廷當時主張攘夷,不過“是為了打倒幕府的謀略”③,那麼他主張與中國修好,又是一種怎樣的經略呢?這種修好、“鼎立”隻不過是為了使日本增強國力、擴充軍備贏得時間的緩兵之計,如藤村道生所言,“萬國對峙論是在極端的狀況下設想發生戰爭的萬國公敵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因此它雖然是以抵抗列國的侵略為中心課題,同時也內在地包含有向東亞諸國侵略的邏輯。的確,如岩倉的意見書中有‘如清朝朝鮮……共處亞洲,與我皇國為同文之國,……確立鼎立之勢’的說法,同時,也看到‘清朝晚近國勢萎靡不①《國體昭明政體確立意見書》(1870年8月),《岩倉具視關係文書一》,轉引自板垣哲夫《維新後における岩倉具視の対外意識》,《日本歴史》第430號,吉川弘文館,1984年3月。②劉嶽兵:《日本近現代思想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第45—46頁。
③《對外觀》,日本近代思想大係12,第6頁。
11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振,朝鮮羸弱且小’。而且,將‘使本國立於他國之上’作為世界大勢來把握,既然如此,從萬國對峙論就必然產生征服東亞弱小國的邏輯,而壓抑三國鼎立的邏輯。”①可以說這是發現了其所謂“修好”經略的秘密。
二《中日修好條規》(上):“修好”的交涉藤村道生的實證研究闡明了在《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過程中,從日本方麵先後提交的兩個條規草案中可以看出,其外交政策發生了從力求與中國達成平等地位以取得解決朝鮮問題的優勢,到力求與西歐列強為伍、企圖在中國取得與其同樣的侵略中國的特權的轉變。②而“津田、柳原等作成的日本方麵的條規草案中包含有要求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條款,這是因為與歐美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改正交涉在次年五月可能開始,作為其前提,日本有必要與使清國方麵承認最惠國待遇的歐美列強同等並列。不平等條約改正是明治政府最優先的課題之一,伊達、柳原等對此應該是熟知的”③。但是,近年來也有人認為在日清修好條規交涉期間,日本方麵的意圖不在於企求實現對清國的優越性,而在於追求加深對清國的友好關係,而強調中國對此不能理解。④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友好關係”?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這種“友好關係”?看來都還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①藤村道生:《日清戦爭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13頁。
②藤村道生:《明治初年におけるアジア政策の修正と中國———日清修好條規草案の検討》,《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第15號,1967年3月。藤村道生:《日清戦爭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85、91頁。
③長井純市:《日清修好條規締結交渉と柳原前光》,《日本曆史》第475號,吉川弘文館,1987年12月。
④森田吉彥:《日清修好條規締結交渉における日本の意図,1870—1872年———藤村道生説へのいくつかの批判》,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現代中國研究》第11號,2002年9月。
11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1緣起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之際,明治元年3月23日,政府命對馬國嚴原藩主宗義達負責對朝鮮的外交事務,並向朝鮮政府通告王政複古之事。宗義達於是派遣家臣樋口鐵四郎等到釜山,欲將以“日本國左近衛少將對馬守平朝臣義達”名義的書翰或書契提交給東萊府使,其中落款為“慶應四年戊辰九月”的《遣禮曹參判大修使書》中寫道:“爰我皇上登極,更張綱紀,親裁萬機,欲大修鄰好,而貴國之於我也,交誼已尚矣,宜益篤懇款,以歸萬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誠意也。”①而在落款為十一月的類似內容的《大政一新通告之先問書契》中者說:“我邦皇祚連綿,一係相承,……本邦頃時勢一變,政權一歸皇室。在貴國鄰誼固厚,豈不欣然哉。近差別使,具陳顛末,不贅於茲。不佞向奉敕朝京師,朝廷特褒舊勳,加爵,進官左近衛少將,更命交鄰職,永傳不朽。又賜證明印記。要之兩國交際,益厚誠信,永遠罔渝。叡慮所在,感佩曷極。今般別使書翰押新印,以表朝廷誠意,貴國亦宜領可。舊來受圖書事,其原由全出厚誼所存,則不可容易改者,雖然即是係朝廷特命,豈有以私害公之理耶。不佞情實在此,貴朝幸垂體諒,所深望也。”②朝鮮官員因為上述文書中的皇上、奉敕等措辭有違舊例而不予受理。明治2年年底,日本政府有派遣佐田白茅(1832—1907)等到釜山,力圖打開外交局麵,仍然沒有進展。1870年3月,東萊府給日本外交使節的信中說:大抵貴國之稱皇稱敕,天下無異辭則行之,其國自當黎然而順。苟其不然,則此重寶之所不可啖,眾力之所不可脅。貴國亦知弊邦之必不許受,而輕試以此無亦不諒之甚歟。夫以三百年金石①《宗義達(嚴原藩主)致朝鮮國禮曹參判》,《大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2冊,外務省藏版1936年,第692—693頁。
②同上書,第691頁。
11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之盟,至今彼此無而徒費無益之辭,欲行難強之事,非所以永而為好也。恐不如及茲改圖,務循常舊,不至失和之為貴。……鄰交之道,貴在一尊舊規,則弊邦之不肯唯唯,不亦宜乎?誠欲申講舊好使千百年如一日,則諸凡書契之中何患酌宜遣詞之為難,而苟然持久乎?遙想貴國之中,亦多通煉讚畫之人,尚且計不出此,良可慨也。①無功而返的佐田白茅等自然非常氣憤,他們立即向政府提出了征韓之論。如佐田白茅的上書中有如下段落:○朝鮮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其人生成狡獰,固陋傲頑,覺之不覺,激之不激。故斷然不以兵力臨焉,則不為我用也。況朝鮮蔑視皇國,謂文字有不遜,以與恥辱於皇國,君辱臣恥,實不戴天之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則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速下皇使一名,又撰大將一名、少將三名、引卒三十大隊。皇使舉大義問所以辱皇國者,彼必屯邅趑趄,不能降伏謝罪、唯命是聽焉。於是皇使忽去,大兵遽入,其十大隊向江華府,直攻王城,大將率之。其一少將率六大隊,進自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其一少將率四大隊,進自江原、京畿;其一少將率十大隊,溯鴨綠江,自鹹鏡、平安、黃海三道而進。遠近相待,緩急相應,角之犄之,必可不出五旬而擄其國王矣。若不然,而徒下皇使,雖百往複,實下策卻法。不若征討之最速,決非浪舉也。
○朝鮮仰正朔於清國,而其實不欲事之,以其清祖興乎夷狄也。然苟仰正朔,則患難相救,義當然。故當天朝加兵之日,則遣皇使於清國,說所以伐之者。而清不聽之,出援兵,則可並清而伐之。
○全皇國為一大城,則若蝦夷、呂宋、琉球、滿清、朝鮮,皆皇國之藩屏也。蝦夷業既創開,拓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琉球可唾手①《東萊府使單翰》,《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外務省藏版1938年,第129頁。
11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而取矣。①這裏不僅論及“攻伐”朝鮮的可行性,而且作出了進攻的具體部署,他還論述了征韓的必要性,因為西方列強“亦有攻伐之誌,皆垂涎乎彼金穀雲爾。皇國若失斯好機會,而與之於匪人,則實失我唇而我齒必寒”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裏還論及與中國的關係及其對策,即為了征討朝鮮,先對中國進行外交活動,如果外交上不奏效,中國還是要出援兵,則“並清而伐之”。因為在他看來,無論是滿清還是朝鮮,都是日本的藩屏,都要在日本的掌控之中。這實際上是明確表露近代日本對外擴張戰略的一個很好的藍本。在他們的鼓動下,外務省於1870年4月向太政官提出《對鮮政策三條》,其中在與中國有關之處寫道:朝鮮服從支那,唯受其正朔節度,因此先向支那派遣皇使,以相繼達成通信條約等程序,其歸途而脅迫朝鮮王京,在皇國與支那相定比肩同等規格之後,朝鮮自當位低一等,對其所用禮典當無異議可言。萬一猶有不服,則再論及和戰。既然已經遠同清國達成通信之儀,則不易發生如壬辰之役明朝軍隊援助朝鮮之事,所謂遠交近攻之理亦可有之。與朝鮮交際相比,支那通信雖非急務,但從懷撫朝鮮之意趣而論,從程序而言可以說是最急之事。③可見,日本急於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很大程度上乃是因“朝鮮之事”而起。而鑒於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其所謂“征韓”,亦可視為“征清”之前兆。
2日本方麵的不同意見與做法1870年正月廿四日日本外務省將宮本小一郎的《支那通信議案》與名倉信敦的《清國交際拙議》同時遞交給太政官辨官。
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139—140頁。②同上書,第140頁。
③同上書,第145頁。
120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宮本外務權少丞在《支那通信議案》中討論如何與中國交往,從外交方麵,特別注意西洋各國的反應。他分析指出:“與支那通信有兩種議論,一種是認為應該委托英法等國駐中國的公使作為媒介,還有一種認為日本與支那的關係為同類唇齒之國,可以突然提出通信之要求。站在日本的國體上防備漢學家之言說,不如采用第二種說法,中國恐怕也不會愉快地接受西洋諸國的介紹。但是,此前與支那漠然而無交通,相互連一介使者都不派遣,各國都知道,對住在日本的支那人的待遇是按照條約未濟國來處理的。這樣,在感情上雖然有骨肉之思,但是在公開論述交際儀式時,西洋各國為舊友,而支那為他人。今日交際之條理最終要公明正大,亞洲各國也必須服從歐洲的公規。假如支那之事西洋人詳細了解,如果不依賴英法等國作為媒介,終究是不合適的。況且當今國內的交際多與英國公使親密協議有關,支那之事雖然尚無利用,如果委托介紹,必定沒有問題。來日本的意大利是委托法國,丹麥、瑞典等國是委托荷蘭,澳大利亞是委托英國,而最初使日本開放的是美國,即便是英國也比美國公使略遜一籌。在締結條約上盡管發揮如此大的威力,也應該看做自然的交際禮數。因此,折衷上述兩種說法,可以先派一普通使節與支那官吏秘密商談,向其充分說明內情,解釋在當今形勢下不得不借助外國介紹的意思,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向英國或法國申請請求其介紹。”他認為:“說因為支那日本為兄弟之邦,所以是特例,西洋人決不讚成,因此這樣給兩國都會帶來大害。因此,條約還是要嚴格地簽訂。私下盡特殊的懇切之意,那是另外的事情。條約的體裁還是應該按照西洋各國與支那締結的那樣進行。因為當今支那的條約也有其沿革,需要收集這方麵資料進行翻譯訂正,在此基礎上參酌我國與西洋所簽訂的各種條約,明確自己的目的之後,使之無損於我國體,谘詢朝廷等各種公議、考慮支那之內情與西洋各國交際的狀況———英法的交際、其他西洋各國之間的交際,與東方亞洲各國同西洋的交際形式有所不同,而日本與支那即便要添加特別的約束,那也要根據眾議而行。這樣來簽訂條約的話,似易實12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難。必須防備漢學者之論與西洋人的橫合論,因為如此之難,與其突然派遣敕使,不如先差遣小使收集相關資料文獻,進行充分的評議之後再派遣使節,締結預備條約,歸國之後上奏,然後再簽訂正式的條約。”①同時他也認識到與中國交往的嚴肅性,他說:“支那為大國也。
一旦出現豪傑之天子,改革國政而達到卓然之國力時,為日本之一杞憂。因此,積和親與積怨毒,其目的在今日,在托付生殺之權時,其條規尤為緊要。”②從急迫的程度上看,他認為與俄國、朝鮮相比,中國並非緊迫。“有近不及遠之論,當今日本最近的為俄國,樺太之論,今年一定遣使本都。其次為朝鮮,支那隻是以貿易的利潤為目標而已,而其國家政治非當今日本之急務。不要泥於過去之形勢。”③概括一下,宮本提出了以下幾點意見,第一,在對待中國問題上要注意區分感情和理智,強調不要被感情左右,比如中日關係上的唇齒之國、骨肉之思這些感情上的因素。但是在公開的外交關係上,因為日本未與中國締結條約,屬於“條約未濟國”,而與西洋諸國已經簽訂條約,就此而言,主張“西洋各國為舊友,而支那為他人”。他進一步說,如果將中日兩國說成是“兄弟之邦”而特殊化,西洋人決不會讚成,這樣給兩國都會帶來大害。第二,主張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要同西洋與中國的關係一樣,“條約的體裁還是應該按照西洋各國與支那締結的那樣進行”,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加入西洋列強隊伍的欲望。第三,注重與中國的溝通,甚至可以通過密名倉信敦筆跡談方式,目的在於希望得到中國方麵的理解。
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180—181頁。②同上書,第182頁。
③同上書,第183頁。
122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第四,對中國存在很強的警戒心理,強調處理中日關係需要謹慎從事。第五,認為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並非當前急務,對待中國,他還“隻是以貿易的利潤為目標而已”。
名倉信敦(1822—1901)①的《清國交際拙議》則與之不同。名倉信敦即上文論及“千歲丸”上海之行所言名倉予何人。誌賀重昂曾作其小傳,因為此人與中國關係頗有代表性,特將此小傳全文譯出如下②:名倉予何人,其先祖為遠州奧山人,予何人生於奧州棚倉,遊江戶而從學於佐藤一齋、安積艮齋,入昌平校,學成歸藩(遠州濱鬆侯)出仕,正值歐美諸國軍艦來交以乞通商,攘夷之論海內沸騰,予何人認為以日本一國而與歐美諸國戰非萬全之策,不如與清國合縱而行攘夷之事。文久二年春,仗孤劍而航清國,當時李鴻章、劉銘傳等尚未顯名於世,即得與此等名士訂交,常見英國戈頓將軍操練清軍以防長發賊,而悟須日清合縱以攘夷,幡然歸朝。三年十二月,遊法蘭西,以為須聳聽巴黎人之視聽,而上下穿著緋紅縐綢、佩戴大刀而謁拿破侖之廟,吟誦如“千載知己君與餘”豪邁之句。慶應三年正月再航清國,王政維新之後朝廷欲與清國修交,予何人獻策,即被嘉納,作為大使柳原前光的幕僚赴清,使事成於一朝,為卿賦詩曰:“數年論策太公明,唾手一朝功業成。須鑿燕然山上石,先鞭正勒信敦名。”鑿燕山之石以勒信敦之名,宜也。歸朝後賞賜金二百兩、絹一匹。十五年十二月,托昌平校故交重野安繹等而為修史館掌記,月俸給二十五圓。上館翻閱文書,格紙三行才書一字,時安繹為館長,顰然曰:“僅二十五圓月俸,幹什麼皆可得,請勿再上館。”時劉銘傳任巡撫,銳意開拓台灣,遙寄銀二百兩以招予何人,而率領數名掘井①參見森田吉彥《名倉信敦と日清“新関係”の模索:幕末維新期の華夷思想的日中提攜論》(《東アジア近代史》第四號,2001年)、《兵學者名倉信敦の幕末海外見聞》(《帝京大學文學部紀要·日本文化學》第40號,2009年)。
②誌賀重昂:《世界寫真図説雪》,東京:地理調查會,1911年,第50節為《名倉予何人筆那破翁墓の詩》。此詩手跡,如圖所示。
12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工匠入台,被任為台灣府學教習。之後歸朝,一貧如洗,韜晦於東京北郊之根岸,聚集圍棋之客。沒於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世間少有知此豪爽男兒之事者,故立其傳。
此小傳中所言及的所獻之策,即《清國交際拙議》。他在這裏主張日本直接派特使赴清議交際之事,而反對通過西洋國家為中介建立中日外交關係。他提出了以下五點反對理由:皇國與支那締交為西洋各國所不願,此其不可之一。……不讓我國與清國締交之事,在舊幕府時代已經有,實在是殷鑒不遠,此其不可之二。皇國為堂堂獨立之國,而要英法等國之介紹,是所謂依人為事者也。恐怕會成為遭取笑而受辱之媒介,此其不可之三。皇國與清國的關係從來是魯衛之政、唇齒兄弟之國。遣特使即能辦之事而要讓遠隔數萬裏之外的西洋來作介紹,不是愚蠢且迂腐嗎?此其不可之四。得西洋之介紹而結交,便不得不仰西洋而決斷,這在清國亦為不願,此其不可之五。雖然上麵說到不可要英法之介紹,但是如果清國有輕蔑皇朝之意,那時當然可以使英法等說服。①在名倉看來,首先,隻要中國沒有輕蔑日本之意,日本與中國的交際,應該重視傳統的“魯衛之政、唇齒兄弟之國”的情誼,西洋介入,不僅有損日本獨立之國的形象,亦為中國所不願意。而且“得西洋之介紹而結交,便不得不仰西洋而決斷”,有失去主動性、自主性之虞。其次,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順序上他認為先通信後通商。“在通信締結之後,可以談彼此通商隨意之事,但是通商條約之內容自當與西洋不同。”第三,是中日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他強調二者“比肩同等之交”的重要性,指出“彼此交接之事,要充分陳述是比肩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186—187頁。
124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同等之交的旨趣”①。
宮本與名倉的主張在“修好”的過程中都得到了體現,隻不過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而已。
1870年5月24日,外務省給太政官辨官的《關於外交問題的答申》中專門論及“支那之事”②,從曆史到現實論述了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的必要。其中談道:“往昔有遣唐使節之舊規,經曆多少星霜之後,幕府時代準許來長崎進行貿易,也有辦銅官商來住在長崎進行商業活動,他們在住期間與本國國民同樣由長崎奉行所管轄。隨著與西洋各國簽訂條約而開港及自由貿易的進行,清商的利益也很少了,特別是往年通信與貿易的方式等也變成了專門的商貿,加上與各國的障礙,幾乎停止了。在長崎,也沒有了像往昔那樣官商來住的情況。不少人在神奈川等各港口隨從英美商人而以奴仆的名義開一個商店。雖然也漸漸確立了一些管理的方法,但是國家之間沒有條約關係,當然各種事情都難辦。近來宇內形勢一變,古今不同,僅在隔海咫尺之地也沒有軺使往來,這樣大概是沒有經略之遠圖吧。而且我國商人派往上海天津等地進行商業活動的話,也對國家很有利。無論有無交通,皇國應該向清國派遣使節而締結如萬國一般的條約,速開通信通商之道。”這份答申的結論中強調“朝鮮之事”、“柯太(樺太)之事”、“支那之事”與“異宗(宗教)之事”都是當今之急務,強調要將這些問題放在宇內日新的形勢下來思考,強調國家富強的基礎與“宇內經略之遠圖”是不能分開的。
1870年6月25日,外務省決定派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赴中國商談通商事宜,7月3日,外務文書大佑名倉信敦等作為隨從到外務省拜命。③柳原前光覺得這次渡航事關重大,所以在言行上特別謹慎。他說: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187頁。
②同上書,第191—192頁。
③同日(七月初三),名倉給上海城小南門外理倉橋王仁伯去信,名倉談到自己“丁卯(1867年)春夏之際寓尊居耽擱數月,恩義宛如骨肉,想像至今須臾不能忘於懷也”。見《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196頁。
12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彼國尊大之風習盛行,輕率地談判必定誤事,因此要根據對方官員的權力來應對。”①而7月27日外務卿澤宣嘉和外務大輔寺島宗則發給柳原前光的委任狀中,第一條就明示:“我皇國與清國處一葦可航之地,論其交際之義,固非別外諸國之比。往之彼國,切宜自重,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為要。”②同一天,他們給大清總理衙門王大臣的信中說:方今文明之化大開,交際之道日盛,宇宙之間無有遠邇矣。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互訂盟約,共通有無,況近鄰如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唯有商舶往來,未嚐修交際之禮也,不亦一大闕典也乎?曩者我邦政治一新之始,即欲欽差公使修盟約,因內地多事,遷延至今,深以為憾焉。茲經奏準,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藤原前光、正七位外務權少丞藤原義質、從七位文書權正鄭永寧等於貴國,預前商議通商事宜,以為他日我公使與貴國定和親條約之地。伏冀貴憲台下款接右官員等,取裁其所陳述。謹白。③8月9日,柳原前光一行到達上海。17日柳原前光等給外務大丞的信中說到,已經得到“支那全國輿地切繪圖八幅”,而“支那與各國的條約書”正在仔細研究,這些不久就可以進呈。其中特別提到住宿情況,當時他們住在品川權大佑寓所,說起居飲食洗漱都很方便,強調“如果住支那人的旅店,在諸事不清淨的風俗中,半日都難過”④。8月28日外務省致函柳原前光《商議關於處罰偽造錢幣的清國人的指令》。以為與中國未簽訂條約,所以處理此問題與已經簽訂條約的西方國家不同,要按照日本的法律進行處罰。⑤9月4日到天津。9月16日,柳原擬成修好條約草稿,通過三品劉森轉交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待其熟覽後交恭親王決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198頁。②同上書,第199頁。
③同上書,第204—205頁。
④同上書,第208頁。
⑤同上書,第211—212頁。
12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定。①如藤村道生所言,柳原前光私擬條約草稿雖然是越權行為,不能正式代表日本的國家意誌,但這一草案實際上相當正確地反映了當時日本的外交路線。這一路線的實質就是以形式上的平等來掩蓋實質上的不平等。②這一點已經在當時為李鴻章所看破。他說:“迨該差官等呈出條約底本,已如宿構。其第二款雲:均照泰西各國優典無異;第五款雲:悉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235頁。
②藤村道生在《日清戦爭前後のアジア政策》一書第70—75頁對柳原草案十六款作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據此,這十六款為:“第一款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往來友好與天壤無窮。第二款大清國皇帝、大日本國天皇準依盟約常規,兩國隨意派委全權大臣駐紮京師,亦可攜帶眷屬隨員,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內地各處。其在京內京外,與內閣大學士尚書及各省督撫等大憲,文移會晤,總以兩國比肩之禮,劃一肅敬。租定地基,建設公館,及一切應辦事宜,均照準予泰西各國優典無異。大清國派出欽差大臣,駐紮大日本東京時,亦與此無異。第三款大清國準開通商各口……以上十五口,準作大日本人民往來居住通商之地。大日本亦同樣準開通商各口(八口)。[內容似與《通商章程》第一款同,該書第71頁隻有解說,未準確列出該款文字。]第四款大清國準開通商各口,由大日本設立領事官,辦理日本商民交涉事件。領事官與道台同品,其屬僚與知府同品,而視凡會晤文移均用平禮。大清國領事官居往大日本國準開通商各口時,亦與該各大員平禮相待,兩國無爵紳士及商民等俱用稟呈。第五款因兩國人往來各口,居住所有領事責任應辦,諸如戶口產業詞訟交涉、關提逋逃等事,悉照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其人民所有關涉逋債事件,其該官長雖加經理,兩國決不代償。第六款兩國各口鎖住商民,倘無本國官員駐紮管轄,均可由地方官約束照料。或有犯案,一如本民按照地方本律科斷,至管束之經費課該商民設法征收。第七款大日本國商民,準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曆通商,其應發給執照,及地在百裏(當大日本國十二裏半)、期在三五日內者,毋庸請照等事,總照準予外國成例辦理。準聽大清國商民逍遙大日本國內地,界限亦照準予外國成例履行,所有界限附列於左……。第八款兩國船隻碰壞遭難,由地方官照料護送。或被強盜搶劫,亦須追贓給還等事,一體照例辦理,以敦鄰誼。第九款兩國船隻,如到約內未準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隻一並入官。第十款兩國貨幣,較準秤兩程色通用,以便買賣各貨。或用同盟外國各等貨幣,亦無交礙。第十一款兩國商船,所有進出各口、上下貨物、納稅買賣運輸、別口出入內地及禁其出入之物、或犯事罰沒等,一應則例,俱不揭載於此,以兩國從前與泰西各國定約曆有成例,均可遵照故也。兩國人民於買賣時,或生異議,即照各國條約及貿易定則,裁斷可無遺漏。第十二款天主耶穌等教,大日本國固所嚴禁。如大清人敢有哄誘大日本人入教者,即交大清政府公正懲辦。不許其人再來從教之。大日本人處以國典。第十三款鴉片土膏,大日本國嚴禁。人民吸食,雖係細微不許,大清商民帶來吸食犯者,即交大清政府公正嚴辦。不許在大日本各口居住。倘大日本國商民吸食者,不論其在國內國外,立拿正法。第十四款兩國人民希圖私利,或者此國誘結居民,共謀有礙彼國法度之事,倘由彼國差人提拿。或此國地方官察出,均當緝捕,各審其情,公正處治。第十五款兩國通信通商,既經換約準行後,有別外諸國或沾異數殊典,增損章款,兩國無不照辦,以獲其美。第十六款大日本國文書,副以翻譯漢文一件,便於達其辭意。侯後大清國亦有通曉大日本國語理句法者,不配漢文。”12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照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第十一款雲:兩國從前與泰西各國定約,曆有成例,均可遵照;第十五款雲:既經換約準行後,有別外諸國或沾異數殊典,兩國無不照辦。各等語是其處心積慮,以西國為比例,雖一款可抵數十款矣。……各國和約,惟一體均沾等語,流弊最甚。”①日方如此用心,自然難為清政府所容。
李鴻章的頭品頂戴三眼花翎,據海南版《李鴻章全集》1870年9月19日,清朝總理衙門王大臣給日本外務卿澤宣嘉及外務大輔寺島宗則的照會(9月21日在天津接到)中說:同治九年九月十四日由三口通商大臣轉遞到貴國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帶來信函,備陳商議通信事宜,意欲與中國通商,修交際之禮,為他日定條約之地。查同治元年,據上海道稟稱貴國頭目助七郎等八人,帶領商人十三名,攜有海菜等物來上海貿易;迨三年四月,貴國官錫次郎等複攜帶貨物數種,在上海貿易而回。足征中國與貴國久通和好交際往來,已非一日。緣貴國係鄰近之邦,自必愈加親厚。貴國既常來上海通商,嗣後仍即照前辦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條約,古所謂大信不約也。惟於貴國貨物到上海時,①《議日本換約》(1870年11月28日),《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一)第6冊,海南出版社,第2917頁。
12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先行通知上海道驗貨納稅,兩無欺蒙,自可行諸久遠,似較之泰西立約各國,尤為簡便。此乃中國與貴國格外和好親睦之意,諒貴國必洞悉此情也。①9月26日,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記》中記載了他得知此照會內容之後,寫信給成林並委托其轉交恭親王,其文曰:為照會事,本年九月廿一日,蒙貴大臣送到照會並附有貴國總理衙門王大臣回複本國外務卿大臣及大輔函文一封,應寄回本國報繳銷差。……麵晤貴大臣,請示函文封內所敘何言。蒙貴大臣麵示以貴總理衙門來函,內敘中國與日本比鄰之邦,人民往來久已通商,彼此相信,何必更立條約,隻可照舊和好通商。古之所謂大信不約等語,而為反複談論。本出使等因思此次前來貴國通信,專為寄來換約之地。今我國有泰西十四國皆已換約,其各國與我相距數十萬裏,俱有命使港士等官跋涉重洋而來,駐紮我國京師及通商口岸,保護商船,其愛人民也如此。但我與貴國雖有商賈往來,從前未曾通款換約,並無官長管束保護。是以西人前曾擁收貴國商民之在我國各口岸營生者,歸其管轄,稱言附西船貿易者當以西人視之等語,而問有如束濕薪之勢。且於同治元年及三年間,有我國小吏攜帶商人往上海販賣時,雖經麵晤該道,亦以未曾換約為辭,竟依荷蘭領事紹介方能貿易而回,此亦不過以西人視之也。爾後我國商民無複入上海者,而貴國商人在我國貿易既久,遽難變局,不得不受西商拘束,是可憫也。經本外務卿大臣軫念貴國之民,自從明未(“末”之誤植)絡繹通商,柔綏已久,不宜置之膜外。前年戊辰春間,備文照會上海道應以權宜各將來商,總歸該地方官約束等,因及接到準明照複,當即知照在口西國各領事等,將貴國人貿易還我管轄,方脫樊籠。因而居以別區編立戶籍,優加保護。就中選舉老實幹事者,命為保甲,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238—239頁。
12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月給俸銀,使其勸良剔奸,以安其業。然終不免西人因事橫議者,以未曾換約故也。現在我國各口營生之貴國人,不下三千餘人,又準我國人民聽其出外通商而不有領事專管保護,正與西人實行不符,似非子愛人民之道。言論及此,即有比鄰相信之名,並無行諸久遠之實也。於是上疏請曰:方今文明大開,交際日盛,皇國近與泰西換約通商者已十四國之多,而與清國獨不修交際禮,深以為憾。今雖內地多事,不可久曠,宜亟遣使通款,早為特派欽差換約之地。或曰今時入清,非由西人紹介,事恐不諧。卿大臣乃與諍論,以為我國與清國唇齒鄰邦,至厚友誼,何必自棄夙好,專倚外人也耶?須以一片至誠之心,修函直達彼國當塗,諒必更加親厚也。疏遂上,即日降旨著外務省速行,以此特派本出使等前來,今若回報不必換約,實與本外務卿大臣一片苦心相反也。貴大臣至明且哲,尚祈格外鼎力,再請將此苦心轉達貴總理王大臣,俯允本出使等與貴大臣預議條款,以為將來換約之地步,並祈換給準以換約信函,使本出使等持回銷差,則感厚誼於無既矣。如不能準,使前之論者終行其誌,事關辱命,本出使等萬難回國銷差也。①1870年10月初八,清朝總理衙門王大臣再次發出的照會中寫道:茲複據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大理寺卿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均稱貴國來員柳原前光等堅以立約為請。本王大臣複思兩國相交固貴誠信之相孚,尤貴情意之各洽。今貴國來員既堅持來意,自應如其所請,以通交好之請。惟議立條約事關重大,應特派使臣與中國欽派大臣會同定議。貴國今欲與中國通商立約,應俟貴國有特派大臣到津,中國自當奏請欽派大臣會議章程、明定條約,以垂久遠而固邦交。②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243—244頁。
②同上書,第239—240頁。
130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終於得到了清政府同意立約的答複。10月25日柳原一行回到上海,仍然住在品川忠道的公寓,他們相互慶賀。27日柳原前光等在上海給外務大丞丸山作樂等的信函中說:“在天津的公務談判,悉皆如意。”①柳原等28日在給上海道台的信中,說:“本月26日有本國外務省另派外務少錄齋藤麗正來滬,本出使等接到外務權大臣來函,內稱今有我國商民當漸入申,俟換約間,必須委員鈐束。故加任品川忠道以外務大錄,仍兼通商大佑,在留滬地,派齋藤麗正為副,命熊延長充翻譯事,共相約束本民,毋使有犯他國典型等。”②在安排停當之後,柳原如願以償,總算可以“回國銷差”了。
3中國方麵如何應對日本要求簽訂條約的不同意見:英翰與李鴻章、曾國藩對於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之事,當時清朝內部有不同的意見。這種意見的不同,主要源於對日本以及當時國際形勢的不同認識。反對意見以安徽巡撫英翰③為主,認為日本是中國的“臣服之邦”,當時正值“天津教案”發生,英、美、法等七國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集結軍艦示威,清政府派曾國藩、李鴻章到天津“查辦”此事,以賠款修建教堂、派崇厚赴法國道歉等結案。英翰認為日本乃乘隙而來,心懷叵測。而且中國曾為倭患所苦,如果允許其通商,“一經縱入腹地,是於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遠慮也”。如果“曲允所請,恐以後臣服諸國,皆欲援例以求,接踵而至,實於大局有礙”。1870年閏10月,英翰奏稿曰:天津洋案一起,即有日本通商之請。日本向來為臣服朝貢之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244頁。②同上書,第247頁。
③英翰(1828—1876),為清滿洲正紅旗人,字西林,道光進士。曆任知縣、同知等職。同治二年(1863)攻陷撚軍駐地,俘獲撚軍領袖張樂行,升為知府。三年攻太平軍陳得才部,招降馬融和,升安徽按察使、布政使。五年擢巡撫,率部鎮壓撚軍,加太子少保。十三年升兩廣總督,捕殺太平天國輔王楊輔清。光緒二年(1876)任烏魯木齊都統,不久病死。(據鄭天挺等主編《中國曆史大辭典:音序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3292頁。)13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國,非如英法各國,曾經明定條約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來嚐試,其心實不可問。中國所以應之者,關係極大,不可輕視。蓋日本即倭國也。有明二百年以市舶受倭之患,不減於今日之英法。一經縱入腹地,是於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遠慮也。且海外尚未通商之國,如日本者指不勝屈。其蓄謀未發,全視中國此舉為輕重。皆應之,則紛至遝來,應接不暇。一有不應,則積弱已形、兵端方始。自來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與其將就一時,而遺無窮之患,不如明示大義,以絕非禮之求。奴才愚見,似宜明告彼國,以英法各國之通商,為條約所準。日本之通商,為臣服所無。條約所載,照章通行。臣服之邦,不得率請。叛服悉聽其自然,中國不受其恫嚇。即為彼代計,英法各國之合縱易,而日本一國之動眾難。以理相折,或可阻遏其氣,亦不至遽有稱兵之事。倘尋目前之計,曲允所請,恐以後臣服諸國,皆欲援例以求,接踵而至,實於大局有礙。奴才前接外洋密探,安南國現買花旗國兵船十餘隻,打造跑位,添兵演戰,其陰謀詭計,必有蓄而思逞之一日。若不早為限製,將來所慮恐更有甚於此。奴才非敢以憂危之辭,上聳聽聞,惟事關全局,不敢不先為密陳,使奴才言之不驗,誠為時勢之大幸。然智者防患未然,伏望聖謨廣運,先事圖維,以彌後患,天下幸甚。①閏10月26日,英翰的奏稿轉到李鴻章手上,對此李鴻章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與英翰的意見不同,他認為日本並沒有乘人之危的意思,反而認為日本“安心向化”。而且表示日本此時來要求立約,是援西洋各國之例而來,並非不合情理。同時也否認了日本為中國屬國的說法,明確指出日本“向非中土屬國,本與朝鮮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他強調日本外交對中國的重要性,提出“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認為“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因此主張積極開展與日本的外交關係。
①[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七九,第7—8頁。《籌辦夷務始末》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177—178頁。
132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光緒帝1892為李鴻章七十壽辰頒賜的禦書匾額,據海南版《李鴻章全集》他上奏說:臣伏查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洋諸島中,夙稱強大,距蘇浙閩界,均不過數日程。元世祖以後,與中國不通朝貢。終明之世,倭患甚長,東南各省,屢遭蹂躪。史稱倭性桀黠,初由中土禁絕互市。明世宗時,盡撤浙江市舶提舉司,又不置巡撫者四年。濱海奸人得操其利,勾結導引,倭寇遂劇。自國初朝鮮內附,聲威震讋,倭人固不敢越朝鮮而窺犯北邊,亦從未勾內奸而侵掠東南,實緣製馭得宜,畏懷已久,順治至嘉道年間,常與通市。江浙設官商額船,每歲赴日本辦銅數百萬斤。鹹豐以後,粵匪踞擾,此事遂廢。然蘇浙閩商民往日本長崎島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日本商人遊曆中土亦多。庚申辛酉後,蘇浙糜爛,西人脅迫,日本不於此時乘機內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約,亦可見其安心向化矣。今彼見泰西各國,業與中國立約通商,該國已與泰西各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似係情理所有之事。該國向非中土屬國,本與朝鮮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勢必因泰西各國介紹固請,彼時再準立約,使彼永結黨援,在我更為失計。自不如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待,俯允立約,以示羈縻。前該委員柳原前光等來謁,每稱西人強逼該國通商,心懷不服,而力難獨抗,欲與中國通好,以冀同心協力。又華人在該國經商者,西國領事每欲代管,必須互定條約,自為鈐束等語,無論是否真心,立言亦似得體。複呈交前通商大臣成林議約底稿一本,大意總欲比照西國立13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約成例辦理。明春該國使臣前來,自須有一番辯論。惟既允議約在先,斷難拒絕於後,計惟與承辦議約之員,屆時相機妥議章程,請旨定奪。似未便豫立限製,致有滯礙。據臣愚見,中外既定和約,均宜各派官員往駐該國,庶消息易通,勢力均敵。若有來無往,聽憑該國使臣簸弄脅製,究非長策。近年奉詔疊次派員往泰西各邦通好,業與從前隔閡情形小異。惟華人往西國者絕少,中國暫未便派員久駐。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聞該國自與西人定約,廣購機器兵船,仿製槍炮鐵路,又派人往西國學習各樣技業,其誌固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將來與之定議後,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員,帶同江浙熟悉東洋情形之人,往駐該國京師,或長崎島,管束我國商民,藉以偵探彼族動靜,而設法聯絡牽製之。可冀消弭後患,永遠相安。是否有當,伏祈飭下總理衙門複議施行。①上述李鴻章的意見與曾國藩基本相同,曾國藩在看到英翰的奏稿之後,發表意見如下:自道光二十二年間,與洋人立約議撫,皆因戰守無功,隱忍息事。厥後屢次換約,亦多在兵戎擾攘之際。左執幹戈,右陳盤敦,一語不合,動虞決裂,故所定條約間有未能熟思審處者。日本國二百年來,與我中國無纖芥之嫌,今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辭,其理甚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太甚,無論彼或轉求泰西各國介紹固請,勢難終卻。即使外國前後參觀,疑我中國交際之道,逆而脅之,則易於求成,順而求之,則難於修好,亦殊非聖朝懷柔遠方之本意。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憑荷蘭國商人報關進口。其後疊次來滬,中國隨宜拒卻,始而準售貨完稅,仍不得在上海買帶回貨;繼而準其在上海一口貿易居住,仍不準①[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七九,第47—48頁。《籌辦夷務始末》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197—198頁。
134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駛入長江別口;又繼而允其前來傳習學術,仍不允驗收其船照印信。拒之亦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與妥議條約,豈可再加拒絕?英翰杜絕之說,蓋未能合眾國而統籌、計前後而酌複也。至於明定章程,期於相安,則條約所載,不外體製與稅務兩端。以元世祖之強,興師十萬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躪東南,幾無完土,卒未聞有以創之。彼國習聞前代故事,本無畏懾中土之心,又與我素稱鄰邦,迥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國可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禮,欲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聞日本物產豐饒,百貨價賤,與中國各省不過數日水程。立約之後,彼國市舶,必將絡繹前來。中國賈帆,亦必聯翩東渡。不似泰西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華人往者既多,似須仿照領事之例,中國派員駐紮日本,約束內地商民,並設立會訊局,辦華洋爭訟案件。彼所呈處約中,有嚴禁傳教、嚴禁鴉片二條,中國犯者,即由中國駐洋之員懲辦,或解回本省審辦,免致受彼譏諷,相形見絀。其稅則輕重,想亦必照泰西諸國之例。日本自詡為強大之邦、同文之國,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待之,彼將謂厚滕薄薛,積疑生釁。臣愚以為悉仿泰西之例,亦無不可。但條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等語,尤不可載後有恩渥利益施於各國者一體均沾等語。逐條而備載,每國而詳書,有何不可?
何必為此簡括含混之詞?堅彼之黨,而紊我之章,總之中國之處外洋,禮數不妨謙遜,而條理必極分明。練兵以圖自強,而初無揚威域外之誌。收稅略從彼俗,而亦無籠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東洋一體優待,用威用德,隨時製宜,使外國知聖朝馭遠,一秉大公,則萬國皆亮其誠,何獨日本永遠相安哉!①由此可見,曾國藩則在對日問題上,更加顯得寬大和包容。他指出日本對中國本來就沒有畏懾之心,也不是什麼臣屬之國。因為日本物產①[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八〇,第10—11頁。《籌辦夷務始末》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208—209頁。
13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豐富,與日本通商,對中國也有利。甚至認為與日本通商,以西洋各國之例待之亦無妨,隻是不要在將此意思寫進條約之中。曾國藩強調練兵自強的重要性,“果其百度修明,西洋東洋一體優待,用威用德,隨時製宜”。
隻有自強,才能在處理國際關係中掌握主動權。
4中日雙方在條約簽訂過程中的交涉及其條約解釋的相關問題1871年2月25日,李鴻章在《複應敏齋廉訪》函稿中論及中方條約準備及將與日方交涉情況。他這樣寫道:昨奉二月初四日手書,並抄曾議日本通商規條、東洋與西國條約各一冊,敬承一一。陳子敬於外間情形本不堪熟,前擬備稿大致已具,仍不免疏漏之處。茲得執事與朗軒兄旁搜博采、斟酌損益,足為臨時辨論之資,已囑子敬複加核訂。稅務章程,另立條目,自更周妥。日來已有成書否?望督同滬上諸友,細意參稽,務於防弊之中仍寓兩便之道,斯不至大費唇舌。去秋,日本委員麵稱該國使臣今年三月必來,弟囑其過滬請示,彼即堅卻,謂順風可直抵津沽,不定繞由上海。其人貌似馴謹,中多狡黠。尊處既覓得熟悉情形兼通語言之人,奉旨後即設法招致,並酌擇明幹曉事委員,探知該使臣過滬,或結伴航海偕來,或另乘輪船北上,庶不致誤。江戶大員被殺,該國似有內患。頃美國鏤公使由津赴滬,將往日本、高麗,據稱日本前有信至,必派人來中國議約,似決不肯愆期。侯相函雲:轉商閣下可與東使偕行,計恩竹樵,日內履任,交卸亦不遠也。來稿抄寄總署英美諸約,翻出文義,不知有無訛舛。較之東人前呈奧國條約,頗有異同。看其收稅法則,比中國新關差強。彼來我往,恐各照舊章,難以驟改耳。①李鴻章等為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可以說也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並且對日方的情況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其所言“於防弊之中仍寓兩便之①《李鴻章全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一)第五冊,海南出版社,第2589頁。
13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道”的方針,表明他在處理中日關係尚既考慮到原則性又不乏靈活性。
日本方麵,1871年4月25日,已經被決定作為赴中國的欽差大臣的伊達宗城(1818—1892),就“遣清使節的資格”致函太政官辨官,說:“根據各國常規,一等使臣係代君行事,受以君禮款待,一如其君之親臨,即可以與他國之君麵議。如此一等使臣之儀隻有在君主之國或民主之大國方可,各國雖甚為重視,但清國之儀頑固,疏於宇內之通例,其皇帝見外國公使之事極為少有。如果我們過於鄭重,反而關係到我們的國威,因此如果定為二等使臣,可以拜領聖上的信憑而與清帝之欽差大臣議事,這樣比較妥當。”兩天之後,明治政府太政官下達辭令,任命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派遣赴清全權欽差大臣,如果萬一伊達欽差大臣有何疾病等情況,其全權之儀由副使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代理,此外還有副使外務權大丞津田真道、隨員文書權正鄭永寧等十餘人以及仆從約二十人。4月30日,柳原前光、津田真道將和漢兩種文本的《日本國清國鄰交貿易和約章程》、《通商章程條約》、《稅則》、《長江諸港通商一體章程》共八冊提交太政官辨官。5月15日,舉行了遣使儀式並賜給欽差大臣一行致清國皇帝的國書。其漢譯國書如下:大日本國天皇敬白大清國皇帝。方今環宇之間交際日盛,我邦既與泰西諸國通信往來,況鄰近如貴國,固宜修親善之禮也。而未有通使幣、結和好,深以為憾。乃特派欽差大臣從二位行大藏卿藤原朝臣宗城以遣貴國,而達誠信,因委以全權,便宜行事。冀貴國思交誼、篤鄰好,即派全權大臣,會同酌議,訂立條約,兩國蒙慶,永久弗渝。乃具名璽敬白。伏祈皇帝康寧萬福。
明治四年辛未五月禦名國璽奉敕右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實美花押①①外務省調查部編纂:《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東京:日本國際協會發行,1938年,第177—178頁。
13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據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記》①,5月18日伊達宗城欽差大臣一行從橫濱乘坐美國郵輪出發,26日到達上海。27日命品川忠道到奧利地領事館,尋求奧利地與中國的條約,得到1869年7月26日奧利地與中國簽訂的條約。②6月2日從上海出發,6日到天津。安頓好之後,9日,日本欽差一行整裝去會見李鴻章等,互致問候,李鴻章特意詢問日本使節遲來的原因,並表示自己雖然受命為全權大臣,但是由於公務繁忙加之疏於貿易事務,特伊達宗城像奏請江蘇按察使應寶時③(上文李鴻章之函稿應敏齋即應寶時)為幫辦,天津海關道陳欽參與其事,因此今後有關條約具體事務由應寶時等負責。翌日,李鴻章、應寶時、陳欽等回訪。李鴻章曰:“貴國與弊邦接近,人文夙開,風俗相似,修好通信實兩國之慶。如西洋各國,訂條約雖及數年,因為言語不通、風俗亦異,因此彼我不能全情好。如貴邦,則過五年,交誼將更厚,真可歡喜。”其意頗謙恭周密。12日,兩國欽差等到山西會館互看全權大臣憑據,並會餐。之後,中方條約事務委員、長蘆候補鹽大使邱濬恪與日方外交官筆談,當時情狀可見一斑。
邱雲:今早李中堂回署後向應、陳兩位大人及小弟雲:東國衣冠①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記》中1871年5月18日至7月28日,錄入外務省調查部編纂《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東京:日本國際協會發行,1938年,第181—200頁;7月29日至12月10日,錄入上述《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24—236頁。
②為中國與奧利地簽訂的《通商條約》與《通商章程》、《海關稅則》。
③應寶時(1821—1890),字敏齋,永康芝英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恩科舉人。屢應會試不第。鹹豐初,考取國子監學正,先後居南京、上海,留心洋務。因協助曾國藩、李鴻章參加鎮壓太平軍之功任上海道尹。創辦龍門書院,延聘名師育士;又立普育善堂,收容貧苦老幼。升江蘇按察使兼署布政事,任內施政惠民,死後贈內閣學士銜,準上海建祠以祀。著有《射雕詞》2卷傳世。
13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文物,令人欽仰。此番諸大人來此,情交備至。昨已告知總理衙門,今早接回信。回信雲:東國向係文明之邦,與中國又係同文之國,況地壤接連僅一海,實為比鄰之邦。今番通好通信,禮節詳明,情殷意篤,自必倍加親睦,力矯西人舊例,以見我兩國之交誼迥與他國不同也。李中堂特委小弟來將此意告知諸位大人。
少丞雲:今日拜晤中堂及應陳兩位大人,既麵承盛意,今又承先生筆語,深知貴國款待之殷,感曷可雲。
大丞問:當今貴朝有兩皇太後,別有東西兩官之稱,聞垂簾聽政,兩皇太後係何人女,請教。
邱雲:……大丞又問:貴邦官製專效前代,製度沿革之也。執大政者歸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等,而其下有內閣學士,不知內閣學士之權亞協辦大學士否?
邱雲:國初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輔政,自設立軍機之後,國家大事皆歸軍機處大臣。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有軍機大臣官銜者,則全掌政柄。無此銜者則輔之內閣學士等官,即隨同大學士協辦大學士辦事者也,亦係京堂大員。
大丞又問:方今軍機處大臣為誰乎?
邱雲:寶鑒、文祥,此兩位執政柄,而奏其事者以恭親王為之也。
長少丞問:一省之中有州有府有縣有路,州之與縣似不相統轄。府則包州縣者,今幾州幾縣以一府乎?路有廳,廳亦轄州縣數處,或省下有不置路者,而路亦似不必係省。其大小內外分割統屬之概如何?若京師順天府,想必有知府以管地方事務。不知京城亦歸知府之轄乎?抑京城別屬政府,知府隻知京城以外之事耶?
邱雲:……又問總理衙門官員。
邱答:寶鑒、文祥,而以恭親王總其成。又問候補者何故。
13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邱歎曰:天津中有候補三百員。
問:何其多?
邱雲:國家升平之時,未開捐納之例,候補者極少。自用兵以來,開捐納一例,候補官滿天下。多金者得進,少財者不得進。如弟係同治元年進士出身,至今碌碌風塵,為金少故也雲雲。
長曰:弟在上海讀《墨餘錄》,始知捐納之一例,為盛世一弊也。弊邦無此事,可稱大幸。先生之歎,弟亦深悵悵也。
邱曰:古今同概,惟可為知者道。
長曰:候補之員亦有官祿乎?
邱曰:沒有。某幸承李中堂辦理津海關稅務,故僅得糊口也。
長問:貴邦人有譜名官名之別,如何?
邱答:官名即居官之名,譜名即居家之名。現在皆有官名譜名,仍用官名。
又問:然則乳名乎?
曰:然。
曰:官譜之別,古人亦有之乎?
曰:無。①6月15日,權大丞津田真道、權正鄭永寧帶《日本國清國條約書》草稿(模擬中國與普魯士的通商條約而作成)到應寶時公館,會陳欽於其席間,陳雲:“某等亦分作約書,為修好條規、通商章程、海關稅則,明日到貴館呈上,以便會同酌議。”6月16日,應寶時、陳欽回訪,出示條約書草案:《中國日本國修好條規》十八條、《中國大日本國通商章程》三十款、《中國海關稅則》。日方大臣、大丞、權大丞、少丞、權正、大佑等接之,應、陳當麵對日方的草案“完全照抄西約”提出異議,曰:閱昨日尊稿,乃完全照抄西約,隻是單方麵的態勢,與我政府之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192—193頁。
140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所望大相徑庭。我國與貴國隔一帶之海,嗣後宜相互往來以厚鄰誼。既然為唇齒之邦,不可與西洋各國之隻有彼來而無我往者同。且昨秋以來,自貴國亦有通信之誼,我政府亦含格外之懇親,可以相互訂立永久不拔之條規,依此旨意,以我李中堂為首,日來再三熟議籌酌,作成此約,專待貴國欽差來臨。本來兩國通用之條約,如比鄰往來之貴國可行始然,但現在兩國均有西人來通商之故,如海關稅則通商章程,照各國固有之例,使其商民等遵守,否則難以內外一致。因而有關交際之事項載於修好條規,屬於貿易之條例載於通商章程。如此雖然分冊,但其中之條理大概引用西約,故體異而義同。惟因我國與貴國同文同俗,隻是改換其橫文,稍稍上下添削其齷齪鄙俚之文句,作字麵上的改動而已。希望貴大臣及諸位熟覽,如覺得其中有不妥當之處,猶承高評,共同酌議。必用此稿案以定約,以表兩國鄰誼之特異,此為我政府一同所冀望也。①對此,日方表示熟覽校閱中方方案之後近日再赴公館商議。17日,日方大臣等一同閱讀會議中方條約方案。日方認為中方方案完全異於泰西之例,覺得條款中難以接受的很多,決定翌日與應陳二氏會晤要談這些意見。此意見由伊達宗城等形成如下文書:昨接尊稿約底,展閱再三,深悉台意專欲特異於西例,以示兩國別開生麵之義,實出貴國優待鄰邦之隆情。既知所感激,又不能無所周處,故敢布腹心。夫修好通商之款,雖由兩國主權訂立,其休戚必與別國相關,此弊邦之所以留心注意於此行者也。日前伊欽差發東都時,各國公使有來送行者,詰以此行將與清國結盟連衡等說,伊欽差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便知其實。一笑而別。是以擬議須照貴國準予西人成例一體定約,庶不生嫌疑。去年柳原等來津,欲奉本國信函麵遞總理王大臣。則雲:不可遽令來京致與泰西各國曆屆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39—240頁。
14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成案不符,是知鄰好之不足以破西人格也。今觀來稿,將其條款錯綜套脫,令人大費解說,方知事例大約與西人同。而其不同者,亦複不少。與伊欽差擬議所望,大相徑庭矣。又其每款所有兩國應如何行雲雲,及海關稅則,有不可彼此一體照行者,何則兩國各有安置遠人得宜成案,專定來者遵行,以昭劃一。故除其中兩國同例可遵外,不可求諸貴國,亦不可加諸己國以紊常例耳。天下之人,聚此一國,必明條約以敦交際。則此條規,即天下人之大道。一人得而行者,千萬人亦得而行。凡西人之所望於我,我之所拒於彼,必援別國條例為辭。故交際之道,隻可劃一,不可特異聞例,自破條規,以招彼之覬覦也。今兩國欲於天下人中,特立好看字麵之約,何益於事?
且其條規章程,斷斷不可輕重之於西例。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況今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兩國所議之約,或有參差,非惟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亦何麵目歸國反命乎?如我兩國真誠至好,不重在條規,而重在交際,今貴國將條約必欲立異,僅改字麵,徒使西人懷疑含妒,恐非兩國之福。貴國於西人事,以不治而治,閱曆已久,自有老謀深識,明燭其故,何待他人喋喋而論?當今之計,惟有互相切磋琢磨,內求強富,外禦其侮而已。誠能心照意援,如其條約章程,不若姑徒(疑為“徙”之誤植)西人跟跡,不露聲色,以穩其心之為愈也。惟冀諒察,仍依原呈約稿,改刪一二字麵,或有應加數款,即可添入其中,以便早日酌議定妥是望。①雙方所呈方案,與各自的期望都“大相徑庭”。中方強調中日之間的特殊關係,應該簽訂互惠的條約,日方則強調西方各國的因素,主張中日條約諸款應該與西方的條約劃一,藉以由此獲得西方列強已經在中國獲得的各種權益。
6月18日,日方大丞、權正到應氏公館,中方委員江蘇候補同知張秀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40—241頁。
142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芝、江蘇候補知府褚蘭生陪坐。大丞拿出上述意見書,有如下對話:大丞雲:……畢竟現在兩國訂立條約,其根據,即我國來貴國之時,應承襲貴國所與泰西各國之成例,而貴國人民來我國時亦不能不如此。對其他外國有所輕重,甚為不當。因此前日所贈條規,流於新規,不僅於雙方不合適之處不少,而且因此近乎破壞外國之從前成規,故以我方所提出的鄰交和約為本、加以評議,而應該加入修好條規中的部分,在此基礎上增補酌議。……應雲:……然貴國所送之約書,隻是以貴國人來我國為主,但是在條約相互簽訂完成之後,我國人民在貴國經商者,亦可以擁有各國同樣的權利嗎?
權正雲:經商之事為我國官府所愛護,但不能說可以獲得與各國同樣的權利。
應、褚、張雲:這是什麼原因?相互簽訂條約之後,不能獲得與各國同樣的權利,其理不通。
大丞雲:相互簽訂條約是沒有問題,而且沒有像此前的所謂未簽訂條約。這次我國欽差大臣到貴國簽訂條約,隻得專就我國民到貴國營業為主;貴國人民來我國通商,嚴格設立規則,則由貴國之全權來我邦相待簽訂條約。因此,與西洋各國在我國嚴格訂立條約相比不同。
應、褚、張雲:這才了解了所論之旨趣。①應寶時的提問可以說擊中了問題的關鍵,日本不允許中國在日本擁有與西方各國同樣的權利,卻要求其在中國獲得與西方各國同樣的在中國的權利,這在中國方麵顯然是不平等的。6月21日,雷雨交加。褚蘭生、邱濬恪二位造訪日本使節,述應寶時、陳欽之意,並拿出應、陳的回函。日方大丞、權正與褚、邱談及見此函“愕然”,且“覺得書函中勃然有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196頁。
14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一團憤氣”,“再論恐怕有傷兩國和氣”。應、陳二位的回函如下:昨接來函,以條規須照西約,不欲別開生麵,恐啟西國猜疑。似於送去條規尚未逐細體會,試為執事略言之。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為通兩國之好。若以跡類連衡,慮招西人之忌,則伊大人不來中國,痕跡全無,更可周旋西人,豈非上策,何計不出此?乃於到津後,始鰓鰓過慮耶?日前送去條規,以貴國素曉漢文,非泰西各國可比,故議論悉求允當,詞意必極周詳。然亦並無奧義深文,何至遽費解說?真耶偽耶,殆托詞耳。又條規兩國並說,不與西約一律,良以貴國與中國相去較近,非但貴國市舶絡繹前來,即中國賈帆,亦聯翩東渡,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故措詞均用綜括,以昭平允。其海關稅則,彼此有互異者,固已載入章程,未嚐強不同者使之同也。去歲執事來津,曾言貴國遣使之意,不重在通商,故條規即以修好為名,以期不拂貴國雅意。中國原無成見,不過因人以誠求,我即以誠應耳。來函乃謂特立好看字麵,並雲斷斷不可輕重於西例。果爾,則是同文之國,亦須抄襲俚俗字麵,乃為有益耶?旦不知送去條規,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即一一指明,用開第塞。
來函摘去歲總署複書,與泰西各國曆屆成案不符一語,為不能破西人成格之據。不知此語係指未經立約之國不準赴京而言,非謂條規即可照抄也。若欲照抄,則條規但載兩國通商事務,各照西約辦理一言可蔽,何必多費筆舌乎?總之,中國與貴國不能有來無往,則西約斷不能盡同。今來函因字麵稍異西約,即深惴惴。不知條約中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即第二款大意一係美約所載,非創見也。貴國既有戒心,自可無庸相強。夫中國非有所希冀,欲與貴國立約也。特因去歲情詞懇切,並送來十六條,均以兩國立論。其中雖有數條未能妥洽,餘尚可采。是以我中堂奏準,派使前來會議。此次尊處送到章程,全改作一麵之詞,薈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竟與去歲擬稿,自相矛盾。翻欲將前稿作為廢紙,則是未訂交先失144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將何以複命乎?茲本幫辦等會商,擬將前送條規章程,彼此再行酌商刪並,以便早日定議,如尊意必不謂然,隻好轉請中堂,將貴國遽改前議、不欲守信之處,據情具奏。或仍照總理衙門去歲初議,照舊通商和好,毋庸立約,更可不露聲色也。前此晤談未經道破者,以執事皆通才卓識,一見條規,自必豁然,無事縷也。今來函如此雲雲,實非初念所及,敢以直告,即維照察不宣。①可謂義正詞嚴、針鋒相對,並且指出了1870年柳原前光所提方案與當前所謂津田等所提方案的矛盾指出。日方看到這封回函之後,作何反應呢?伊達宗城的《入清議約概略》中有如下記載:此雖為應陳之答書,但很明顯,也是李鴻章的評論回答。這樣宗城還進而出頭加以辯論,爭取要以我方原稿的形式來立約,李鴻章是否會首肯雖然未知,我方若進而闡明朝廷之實情而加以辯解,他如能推心置腹成我所望雖是萬幸,萬一其一時負倨大豪氣,反而發出輕侮嘲笑之語,其時我雖然也有相應的答話,畢竟流於空論而於使命之實際無所裨益,空費如此往返而已。最終西人亦會皆暗笑我等,大家一同反複思慮酌議,認為條約的文體雖有變化,隻要其條理之中與各國相同的事例無妨,用其原擬之本作為定約,有何不好?
加之去年秋前光、義質、永寧等出使之時曾送條約擬稿,逐款記載兩國;而且其所說不僅我欲往通商,彼國有數千人充斥我各港,苦於無管束之法,所述亦有道理。因此宗城即承擔全權之重托,決意取彼之原本逐條逐款校合自他之條約書,……若將友誼之根本斷送,而惟我之權利是論,彼將雲我為何物?②日方最終不得不同意以中方提交的方案作為藍本來進行討論。從6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41—242頁。
②同上書,第242—244頁。
14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月22日起到7月1日,日方完成了對條約書的校讀、增刪。7月2日派人將條規章程等送交應寶時。7月3日應寶時派邱濬恪到日方使節處,有筆談如下:邱雲:連日陰雨,未獲登門拜謁,抱歉。渴念之至,今天朗氣清,特來相訪。幸閣下平安,可慶可賀。諸公均各平安,希為致意,應、陳兩位大人均問諸君好。
大丞雲:多蒙盛意,感謝曷盡。弟聞頃日淫雨,多害民人,未識其數若幹,想地方大員應設法賑恤。
邱雲:連日雨水過多,損傷田禾並漂沒房屋無數,遠近皆然。但天津附近各村莊被難者以不可(“下”之誤植?)萬人。現在各大憲損廉添募救生船,四鄉運濟災黎,每日救來七八百一千上下不等,均各按戶口發給口糧、錢,俾資糊口。中堂又專摺奏以留江浙漕米八萬石在天津放賑。先生客居於此,猶以災黎為念,可敬可感。昨劉森送到諸公添注條規章程等,應大人已轉送陳大人處,詳細檢閱,並將原本呈中堂核鑒。弟今早奉陳大人麵諭,所有添注之處,大致皆可照辦。足見兩國合好,意見均屬相同。唯其中稍有一二未盡允愜處,擬訂於明天一點鍾時會晤麵商,一切省卻,希免再用信函往複致多隔閡。弟特來請教,明天或應、陳兩大人同來貴館,或請諸公勞駕到陳大人署中,約應大人各集會商祈,即示明以便回複。
大丞雲:明日會晤極妙。弟以此意告伊大臣以奉告。
頃之,又雲:以尊示告大臣,大臣雲:本大臣等四五名,明日一點鍾到陳大人署,謹聽高議以決,祈先生以此意善為轉申謝大人。
邱雲:遵諭辦理。①此後經過7月4日、8日兩次中日雙方的討論磋商,條約書基本達成一致。7月9日,應、陳二位函致日方: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198頁。
14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徑啟者。昨在中堂署中晤商,一切均已定妥。具征貴大臣練達明敏,無任欽佩。茲本幫辦等擬明早十點鍾,前赴貴寓,將文義格式再行斟酌,並其中有一二字句不甚妥洽之處,麵商改定,以免兩歧。①7月10日,雙方定妥條約書字句。7月14日,日方使節致其外務省公文,報告條約決定之旨。7月15日李鴻章在《論東使議約》中透露:東使此來,貌雖恭謹,而中頗嬌嬌自負。始念不無奢望,又其國曆屆辦過約章,稱謂體製之間多非西人所著意,今遂妄欲施諸中國,不肯遽從貶損。而我所謂力爭大體者,正在於此。竟與一體均沾及內地通商各節駁正同一為難。初八日會議之後,初十日複令應臬司陳道前往答拜,要約明白,以彼此趕繕正本,一字不能再有易移,計旬日內當畫押竣事。……英國威使照會言及日本與中國商訂和約一事,窺其用意,必非無因而來。等因查現在東約業經議定,威使固無所用其幹預襄理。即令其言來在東約未定之先,鴻章亦當尊示所雲恪遵諭旨,力持定見,不為外人浮議所懾,稍涉遊移致滋流弊而貽口實也。②29日,李鴻章和伊達宗城代表中日雙方在山西會館正式簽訂了條約,包括中日兩種文字的修好條規、通商章程、大日本海關稅則、大清國海關稅則。30日,陳欽致函日方,曰:尊處送來繕正約本,其漢文約內亦書大清字樣,殊為不解。從前兩次定約,均經執事開寫款式,注明漢文約內均書中國。曾幾何時竟忘之耶?爾時本擬送回修改,以符前議。因奉我中堂鈞諭,謂雖與前議不符,亦尚無關礙。且念執事物色善書楷字之人殊非易易,理宜體諒,故爾中止。因思兩國交涉,事無巨細,最重守信,亦或爽約便易生疑。日昨執事係在客坐,是以未肯明言,嗣後總望有言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199頁。
②《論東使議約》(譯署函稿卷一),《李鴻章全集》第6冊,第2922—2923頁。
14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必踐,然諾不欺,庶彼此耦俱無猜,日益和好矣。敢布區區,惟祈亮察不言。①8月1日,日方回信如下:拜接來誨,承示送來繕正約本,其漢文內亦書大清字樣,殊為不解等,因職等捧閱之下,亦不解其所不解矣。既以為不解,請試言之。乃去月之初八日,經詣中堂公署會同議定兩國相稱國號,貴國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字樣,繼於月之初十日複經大人等駕臨本公館,將所議定條約內有字句不甚妥洽之處麵商改定時,因大人將譯漢原稿內所有大清字樣改作中國,職等以其由和文中照譯出來,不可改寫,當麵勾沒中國二字,遇稱貴國號處,俱書大清二字,此係翻譯和文之漢文,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當日即蒙大人依議批定原稿,照繕約本,何敢忘約爽信耶。總祈大人等煩為再行細思,幸孔又其兩國交涉事無巨細,最重守信,有言必踐,然諾不欺。句句金石,彼此當然。職等雖不敏,此等之處,已自理會,不可煩台慮矣。至中堂暨大人等曲賜體諒、關愛之處,敢不欣佩,即此布複,惟冀照察不恭。②關於國號稱呼下文還將論及,此處從略。8月5日,日方一行乘船赴京,14日到京,住金魚胡同賢良寺,李鴻章安排此處為日方外交人員的公館。15日參觀京城,大家皆欲觀琉璃廠。到琉璃廠,數百家皆買書籍古玩書畫古董。曆視兩三家,晉漢以下諸名家書畫山堆穀量,有法帖、有肉筆(原作)。肉筆贗品最多,紛紛如塵埃。“圍繞京城一周,是東京的三分之二。而街衢石炭灰山積,車馬來往塵土飛揚,其汙穢不可言。於是想起我闕下之壯麗潔淨乃環宇中所不多見。”③8月17日,日方使節到總理衙門,恭親王在公堂前迎接。除恭親王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25—226頁。②同上書,第226頁。
③同上書,第230頁。
14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奕??、軍機大臣吏部尚書文祥、戶部尚書董恂、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寶鋆、工部尚書毛昶熙、理藩院尚書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大理寺正卿成林,皆為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日方呈贈皇帝及兩皇太後禮物。8月24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諸大臣回訪日本外交使節,並贈日本天皇禮物。26日從通州發船,9月1日到天津。9月2日,日方主要使節上午10時到李鴻章公署,陳別後之情,感謝其對北京總理衙門接待的斡旋,並告知明日從天津出發,以申別意。李鴻章與日方的對話值得注意:鴻章雲:互換本約之後,欲在貴國橫濱置領事館以管理在貴國之我國人民。貴國也將派欽差駐北京否?
大丞對曰:我國與貴國雖然鄰接,我國民之通商往來者,如今隻在上海口一處,故以品川忠道等來進行管理足矣。如另派欽差駐北京,非為急務。
鴻章雲:方今歐洲各國置公使於北京,其中有挾虎狼之誌以圖吞並者,又有張皇其國威而欲壓製清國者。如貴邦與弊邦,冀不要踏襲此等通弊。又輪船經二十日從橫濱到天津,若有事,隻需派一介使即可輕易辦理。
大丞雲:如遇有事,謹遵貴諭。如各國公使欲壓貴國雲雲,弟未知其詳悉,今不敢論。①下午二時,李鴻章來日方答禮。
大丞雲:在北京見文祥,請問文祥當世之人望如何?李答雲:文中堂有幹事之能,故專掌內事;如外事,鴻章任之。文中堂與鴻章議論頗適,故以相倚。如恭親王隻是推尊他。又問及我國政治風俗器械以及物產等,眾人各自作答。李鴻章注視著伊達宗城大臣,曰:歸朝之日,請為我向天皇陛下及右大臣三條氏、外務卿岩倉氏問好,祝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34頁。
14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錦帆一路福星。遂辭去。①9月4日,出大沽。8日到上海虹口公館。11日發船,19日到橫濱。21日,伊達宗城、柳原前光在太政大臣誘導下,受到明治天皇接見。9月21日,伊達宗城作成《入清議約概略》提交外務卿岩倉具視。日方入清交涉及簽約之事,告一段落。
從條約談判的過程來看,中國方麵開始並不積極,甚至還有反對意見。在柳原前光的解釋與請求之下,特別是1870年柳原一行中有主張“與清國合縱而行攘夷”的名倉信敦這樣的中日聯合論者,中國方麵從“大信不約”到同意與日本“議章程”、“定條約”。但是到1871年日本正式派出以伊達宗城為全權代表的外交使節團來中國議定條約章程時,日本方麵的主導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日本力圖與西洋列強為伍,主張日本與中國的條約要依據歐美與中國所簽訂的條約慣例和條款進行,這當然不符合中國的願望。在中國方麵義正詞嚴的駁斥下,日方不得不承認中方的道理所在,從而放棄了“惟我之權利是論”的固執,而不想“將友誼之根本斷送”。②最終以中方的方案為藍本,簽訂了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第一個互惠平等的條約。條約雖然是簽訂了,因為日方並不情願,那麼對該條約的效用與期待甚至解釋還存在一些問題。這在簽訂條約的當日就表現出來了。
7月29日條規簽訂當日,伊達宗城及外務省方麵給日本外務卿岩倉具視的報告中,提交了條約的寫本,在修好條規相應條款下貼有標簽,能見其當時心態。如在修好條規前文③處貼有這樣的標簽:除了修好條規的標簽之外,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不過,如通商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34—235頁。②同上書,第244頁。
③其前文為:“大清國、大日本國素敦友誼,曆有年所,茲欲同修舊好,益固邦交,是以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辦理通商事務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從二位大藏卿伊達;各遵所奉諭旨,公同會議訂立修好條規,以期彼此守信,曆久弗渝。所有議定各條開列於左。”見《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04頁。
150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章程中的禁品等與別國有差異,不屬於通行的應對。這樣可致彼我齊一對等,雖然知道這是沒有根據的事,但是到各國條約改正之時,此等規則可以說如同一紙空文了吧。而且隻對兩個國家,十年中能否遵守,有待仔細考慮。
關於鴉片之禁外人亦有各種議論,修好條規第三條的意思隻是對我國人民加以禁止,海關規則雖有禁止輸入,也隻不許我國輸入。至今如清人犯吃煙之禁不許留在我國,又不能遣回本國。如果這樣實行的話,就會觸犯第三條。①可見日方對此條約並未抱有什麼美好的期待。在第一條②下有標簽說:“兩國所屬邦土,隻是由和誼無窮的字麵所引申出來的意思,邦土二字並不特別指藩屬領土之名。”③這為接下來的台灣、琉球問題埋下了伏筆。
而對第二條④的意思解釋也頗為耐人尋味。9月19日伊達宗城等在給外務卿岩倉具視所呈《入清議約概略》中寫道:第二條的意思是,在我們的友國中,某一國的人平時由於一些小事而將與彼國釀成大事,看到這種情況的話,根據報告的方便,出於一般友好之情,我們出麵調和此事,以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昭友誼,如此而已。並無如果彼國與別國發生戰爭,我國應持炮艦來相助的意思。第二條中所謂“不公輕藐之事”,就如同路上有一薪之火,不料被風吹起,而其火星將四揚。所謂“一經知照”,就是說不慮之飛火不能由我一手消除之時,告知同居近鄰,請求幫助。“關切相助”,就是得到告知的朋友對由於一薪之火而將導致燒毀人家之事覺得悲慘,因此可拿的東西也不拿了,而出來於其間來回活動,以消除火種勿使成災。
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22頁。
②第一條的內容是:“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見《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04頁。③《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23頁。
④第二條的內容是:“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見《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卷,第204頁。
15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這種看見風中火光飛揚,即便是路上行人也都會考慮可能造成火災而去消除,何況是締盟之友國?但是進一步深入思考,如果將其視為等到其飛火已經成災,大廈巨屋現今已經焚毀倒塌,而不許我退避一步,而應燃燒我之頭顱、焦灼我之身軀,奮然前去相救,這就是大錯特錯了。而且將兩國的友誼放在卷首敘述,這是往來通商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現在如果將友誼的根本謝絕而隻論我方的權利的話,他們將會對我們有些說辭吧。況且其與他國交戰時,與我互守局外中立之義已經在修好條規第十五條說得很清楚了。①在他看來,中國的情勢或許已經是“飛火已經成災,大廈巨屋現今已經焚毀倒塌”了吧。還有,條約中,漢文稿自稱中國,而日文中不稱中國,而稱“大清”的問題。日方提出:“中國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約內兩國相稱,明書國號為正。”中國方麵回答說:“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止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來箋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似屬誤會,未便照改。”就此經過幾次討論,於7月8日到李鴻章的公署中還在議論此事。中方最後解釋說:“中國東有滿洲朝鮮,西有西藏、後藏、昆侖山,其內曰中國之義,而不敢指斥外夷而以中國自尊。”因此結果是“仿照清洋從前的成規,其漢文發端書大清國、大日本國,其後書中國、日本;而我日文發端書大日本國大清國,其後書大日本、大清。以此決定其可書國號之議論。”②《入清議約概略》中有《通商章程義解》一節,其中對“第十四十五款③不許內地通商解”中寫道: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44頁。
②同上書,第246—247頁。
③第十四款為:“中國商貨進日本國通商,各口在海關完清稅項後,中國人不準進入日本國內地。其日本國商貨進中國通商,各口在海關完清稅項後,任憑中國人轉運中國內地各處售賣,逢關納稅,遇卡抽厘。日本人不準運入中國內地。違者貨均入官,並將該商交理事官懲辦。”第十五款為:“兩國商民準在彼此通商各口購置各土產及別國貨物,報關查驗完稅裝運出口。不準赴各內地置買貨物。如有入各內地自行買貨者,貨均入官,並將該商交理事官懲辦。以上兩款係因兩國各有指定口岸,故須明定限製。”見《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16頁。
152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清英條約第九款中說:英國人民準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曆通商……。此外各國皆同樣,隻有美國未載此條,別的國家都依此照行,之後都可以到其內地通商。因此,我國也應該同樣照行。就此議論了多次。他們說:此條款原來是受洋人的威逼沒有辦法而承允的,此後在條約改定時要設法停止。而且日本與西洋的條約僅僅隻允許限於遊步的界限,兩國相比較,清人去日本隻有十裏範圍的遊步,而日本人到清國,全國四百餘州內外蒙古以下,無所不到,這已經有損於清國了,雖然不能內地通商,兩國接近之處,兩國人民往來,其不乏開港場所,通商之便利互相限於各通商口岸已經可以充分地生活。對此柳原大丞反複辯論,最後,7月8日在李鴻章的公署進行再論,於是決定,現在日本人還隻是在上海,未論及內地通商,但在實地可以沒有障礙。清人之頑陋,難以一朝說服,決定期待於將來再論。①是以友誼為本,還是以利益為重,這裏昭然若揭。最終還對“清人之頑陋,難以一朝說服”而大為不滿,其所謂“決定期待於將來再論”一語,可謂為此後複雜多艱之中日關係埋下了伏筆。其得寸進尺的貪婪之狀,也初見端倪。
5隨員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中關於中國的記載1871年隨來華議約的外交官一行的,還有來中國遊曆的石幡貞。石幡貞(1839—1916)出生於福島縣,曾經師事安井息軒②,是個漢學家,1871年入外務省,隨柳原一行到中國。歸國之後到司法省工作,1874年回外務省,為締結朝鮮修好條約發揮了作用。1882年從朝鮮歸國,任第二高等學校教授。著有《清國紀行桑蓬日乘》(1872)、《朝鮮歸好餘錄》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48頁。
②安井息軒(1799—1876):幕末儒學家,名衡,字仲平。師事鬆崎慊堂(1771—1844),仕於日向飫肥藩(今宮崎縣日南市),後任昌平黌教授,是著名的考證學家。著作有《管子纂詁》、《左傳輯釋》、《論語集說》、《弁妄》等。
15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1878)、《漢城遭難詩紀》(1884)、《東嶽文抄》(1910)等。
柳原前光為《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寫有一篇序文,全文如下:舉世曰和漢,天地之大,唯知我與彼國於其間者,數千年於此矣。而彼國亂離相尋,數易其主。我則萬世一係,故有時信使相通,亦在彼皆為前朝不可知之事。今也五洲通交,中外訂盟,而獨鄰近如清國,則措不問焉。相知之實將何在哉!茲辛未夏《清國紀行桑蓬日乘》書影五月,廟議派發大臣,餘辱命補翼,艤於上海,淹於天津,終至北京,其間三千餘裏,五閱月,約成而還。從士石幡貞,筆記其略。夫人情騁遠忽近,近者常慣於耳目不察,有其出於意想之外者。此卷直書其所親睹者,世人或以為大異於所聞乎。先輩有言:數經病患之人,自致元氣剝喪,而強壯堪久之人,或虞於橫折之變。旨哉斯言!能知彼情則亦知保護我勢矣。然則此篇不唯知二京十六省之今日而已也。明治四年辛未冬十二月青青柳原前光識。
《清國紀行桑蓬日乘》中的插圖“天津圖”154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清國紀行桑蓬日乘》《清國紀行桑蓬日乘》柳原前光序第1頁柳原前光序第2頁《清國紀行桑蓬日乘》《清國紀行桑蓬日乘》柳原前光序第3頁柳原前光序第4頁從序文中可以看出柳原的中國認識的基本心態。第一,中國與日本相比,中國“亂離相尋,數易其主”,自然無法同日本的“萬世一係”相比。第二,“所聞”的中國與“所見”的中國或有不同。對中國的認識,作者石幡貞在該書“附言”中也說:“世人處閭巷,隻在蠹冊零本上空議,豈非隔15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靴搔癢之歎乎?今梓行此著,以期實地審詳。”就是說這裏所記載的都是實地考察的結果而非書本上的空議。第三,所謂“能知彼情則亦知保護我勢矣”,就是說認識中國的目的在於鞏固和保護日本的國勢。
那麼,這篇《清國紀行桑蓬日乘》的中國認識有些什麼特點呢?該日記如其附言所說,刪去了與公事有關的部分,而記載的都隻是有關中國的風土民俗,目的在於能夠促使人們“反省勉力而為開明之一端”。1971年9月18日,石幡貞回到自己的家中,他在日記中寫道:“自五月十七日開始,近五個月之間經曆清朝之半個國家,非輪船之迅速焉能及此。至於其修交條約等事,各官員對此都有詳細記載,我隻是列舉自己親眼所見而已。嗚呼,何日四海合歡、六合呈祥,則密通西鄰之邦尤其不可不先知,此乃我之所以紀此行之緣由也。”①認識中國、與中國交往,是日本國際戰略中的重要標的。該日記中對中國的記述,因為是作為使人勉力“反省”而邁向“開明”的,所以所記自然多為中國當時消極的方麵。這些記述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麵:第一,城市基礎建設方麵。整體的感覺是狹窄、破舊,衛生狀況極差,而中國人不以為然。如5月28日在上海,書中有如此記載:“餘隨從大丞公、津田參事、鄭參事、潁川大佑乘官服轎去見陳福勳、塗中瀛。距虹口一裏許,其間市店鱗次櫛比,街道甚狹,簷牙相喙,礙砌相齧。側身而過,汙穢之氣衝鼻,感覺難堪。而土人恬然不省,身上隻纏繞白袴,露著半身,悠悠以愒日。店鋪則雜貨累重,有可謂美觀者。聽說此城為吳之孫權所築,頗為宏壯,而亦荒壞不修。待本使臨門,發炮數聲,門次第而開,接客之堂隻有四五間,塵埃盈席,下官輩數人壓前,袒禓立觀,亦不製止。”與普通街市相比,外國租界中的妓院卻非常昌盛,同日又記曰:“涇浜一區,妓院鱗次,其風月樓台雖然不如我邦北廓南品(吉原、品川)之盛,亦有可顧問者。”②相比之下,清政府官員的官邸無人修整,甚至都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有不為齋藏版,1872年,卷之下,第28頁。②同上書,卷之上,第8—9、10頁。
15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如同“廢宅”。6月13日,在天津,對應寶時的官邸這樣描述:六月十三日。晴。與大丞、公、長參事潁川大佑一起到應寶時的官邸。邸在城中,城平地而起,沒有樹木沒有溝壑,隻有一廓圍之一周。廳前堂廡任其壞圮,屋上雜草參差,開始還以為是廢宅,可是還有人住。議事的房間官吏聚集得越來越多,喋喋不休。轎夫輿丁擠在一起,官吏和老百姓不分,在堂前咫尺蝟集蟻散,特別討厭。……戲賦詩一首:大海航來自日東,始知禹域到邊同。屋傾柱朽無修飾,不恥茅茨太古風。①官邸如此,民房如何呢?
六月二十五日,始晴,連日大雨,門庭起瀾,因此而屋漏數處。大抵清人之造房屋,因為不架梁柱,而四方上下塗以泥土,隻有富家用磚瓦疊成。而由於木材匱乏,往往骨弱而肉不堪,久雨浸潤則為之壞裂剝落而不能支。加之結構不密,不予修理,坐待其傾頹者比比皆是。懶亦甚。館南有一民家,因為雨而破壞,隻見猶且引蘆纏席,恬然而住。是惰是愚、或是韻致高絕而不動其心者使然乎?天津稱一小都會,尚且如此,山居野處之民可想而知。②又記述:六月二十七日,晴,曝曬所帶糧食等各種物品,連日陰濕,以至筐櫃中的物品甚至都起醭了。天津與上海相比,陋亦甚。沒有如以太橋花園那樣的賞心悅目之地,所需之水,其渾濁黃赤與吳淞江無異,居民糞尿等不潔之物,朝夕擔來棄去。即汲其下遊而製鹽,鹽黑如土,非煮而去其渣而難以供用。飲水經再濾三濾、清而再清,還是有因此而生病者。憑水而居者,任其岸邊崩壞而不加修築,如有一點空隙之地,白天市人隨地大小便而毫無懼色。在房間裏呆著無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上,第20—21頁。
②同上書,第24—25頁。
15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聊,偶爾想取出散步也多因此而受阻。其街道甚狹,兩簷相距不過五六尺,馱的、駕的、輿丁、轎夫其來去匆匆,橫衝直闖,路也因此而踐踏得凹凸不平難以行走。而我邦人偶爾出遊,前後市人聚集圍觀,揮之不去,揮去即來,蠅蠅蠢蠢,實在難堪。最為頭疼的是臭氣、乞丐、街道之狹隘及道路不平。①關於北京的狀況,他寫道:八月二十五日,晴。北京人家稠密,人口過當。邸第寺院之大者儼然為一區,而所到之處,雜貨繁盛,據說城市方四十裏。街道寬窄不齊,其窄處五六尺,如容一輛馬車,則有礙行人。而且路麵常常泥濘難以步行。沒有排汙之溝、運物之渠,所以市民皆以道路為壑,稍有空地便臭而不可接近。其寬處有四五十間,分為三條,左右高而中間低,高處行人,低處通車,而其兩旁常常成汙池,各種垃圾棄於此,不潔之物聚集,怪風刺鼻,無法通過。然而其城郭之宏壯與良賈之深藏,則足以作大國觀。要之,上海以華潔勝,而北京以宏壯勝。②在這種破敗、汙濁的城市裏,他也記述了兩處亮點,作為曆史資料,照錄如下。其一,是天津的山西會館。他這樣記載:六月十二日,大臣及諸員赴山西會館之招待宴,距旗昌行有十丁許。號炮如例,護衛之兵由寓所到會館。門上匾曰:“步趨謹嚴”。
進入之後往右有第二道門,曰:“彤雲麗日”。對門有關帝廟,曰:“乾坤正氣”。再往右,土木繁盛,即為會館。堂之中楣有匾,曰:“仁雲天恭”,左邊為“必恭敬止”,右邊為“人倫之至”。樓的正麵為春秋樓,左邊為“正名定分”,右邊為“麟經默契”。堂隅有碑,刻上姓名與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上,第25—26頁。②同上書,卷之下,第17—19頁。
15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所捐之錢數。此館為富人相謀所建。①另一處是北京的聖廟,參觀聖廟,使他得見“支那文國之所以為文者”:八月二十三日,美利堅公使來。與宮下中助教、潁川權大佑、島內某、杉山某、竹村某同往謁聖廟。在城之東北二十丁許。下車進門,巨碑夾道排列,不知其數。高皆七八尺,書體優美,可惜風雨漫漶,許多難以解讀。門內二碑高八九尺,幅四尺餘,右麵鐫有禦製親筆之文,左麵鐫有張照所書石鼓歌,行書大字,四麵滿幅。其筆勢鸞舞鳳翥,實足悅目。其旁有六個石鼓,皆為新製。過門植,左右柵欄內亦有石鼓,甚古,僅存仿佛。有一人在碑旁拓印,因索張照之拓本。下台階有四方回廊,其中古樹槎枒,庭院皆甃石,堂數宇中,隻有一碑屹立於鼇背,巨大需仰視。原來為曆代君主所建的讚聖碑。上石階則為大成殿,大是四五十間許,兩廡翼之。守者來為開門,高敞輝煌,有雕文刻鏤,而嚴肅之氣象自存。正座安放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楣間匾額有五,曰“聖集大成”、曰“生民未有”、曰“萬世師表”、曰“與天地參”、曰“聖協時中”。前有四位,左邊為述聖子思之位、亞聖顏子之位,右邊為宗聖曾子之位、■(原文如此)聖孟子之位。兩側有二十哲之位,曰閔子、曰冉子、曰端木子、曰言子、曰仲子、曰顓孫子、曰卜子、曰朱子、曰有子。觀了出門,有一人為引導,至辟雍宮,距廟數丁,亦宏壯巨大,兩廡內建十三經之石經,刻字鮮明,廡長百餘間,繞宮之四方,實為不朽之盛事。但欠掃除,萋草拂礙,高柳礙簷。然而支那文國之所以為文者今日始得見之。②第二,飲食、風俗及國民精神麵貌方麵。就飲食而言日本人討厭中國飲食,中國的料理不和其口味。風俗方麵,他特別批評中國婦女纏足的陋習。總之,對中國國民的精神麵貌是持一種憐憫、鄙夷的態度的。
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上,第19—20頁。②同上書,卷之下,第15—16頁。
15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比如在論及中國飲食時,也連帶涉及中國人的“本性”,其中有如下記載:“六月八日,朝,小雨。眾人皆厭支那飲食。便打開所帶來的東西,讓仕丁加以割烹。雇用當地人使喚,而當地人蓬頭垢麵,不嚴加驅使,則不管用。其本性鬆散遲鈍,不如我邦人之能耐,但趨利之心則甚為敏銳。”①6月20日在山西會館的招待宴會上,他覺得“其料理不合口味,隻有桃李等水果無異味,可以吃。其羊肉豬肉,或切為絲,或割為塊,以砂糖胡椒等各種調料製作,必以麻油橙油為主,濃稠而不淡。酒帶有酸澀之氣,茶相當於我國之番茶,不煎、不用瓶,而是先抓一把放到碗中,後澆上開水,蓋上蓋。”②關於纏足,他寫道:“嚐聞清國女子以小腳為貴,見之信然。纏足之術自幼時開始,纏縛抅曲,以去其腳趾之肉,窮年沒齒都不鬆開,時或鬆開則其腐臭不可接近。其為異習也。”③又說:“婦女大抵處於深閨之中,其外出者或為老婆或為小女子。因為腳小,最可笑的是白發滿頭的老婆,也嬌氣得要有人扶才能走動。現在則步履蹣跚還不如乞丐不具之人。陋習之所靡亦可以如此登峰造極。”④中國人的精神風貌,他描繪有兩幅整體的圖畫,第一幅是“流民圖”。
他寫道:八月五日,微雨。午後解纜,過三叉河數裏,河漸闊,越往上則越如汪洋浩瀚而不見邊際。其中數點村落不時出現在水麵如島嶼,房屋或潰或浸,居民流離,全家老幼僅寄於扁舟,鶴形鵠立,捕魚充饑,朝不保夕。如見有大船過來,則過來乞食。尤為可憐者,黃小兒輩以繩索係於腰間,翁媼立於船上,撒網,媼竭力而兒泣饑,宛然一幅流民圖。嗚呼!今日有誰將之陳於帝座?有詩曰:鵠立老媼刳木舟,寄將生計漾中流。八年禹績誰能繼,萬裏煙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上,第18—19頁。②同上書,第20頁。
③同上書,第23頁。
④同上書,第26頁。
160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波水國秋。①“流民”之中還有許多“窮氓”、“乞丐”。他說:“天津之地窮氓極多,偶爾散步於街道,乞丐逼人,以至有攜杖而步其後者。”②與這種“流民圖”相對照,中國的文人之癖為“爭名而不務實”、“自尊自大”。他7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古書畫古器玩往往有我邦所未見者,然而或殘缺不全,或毀拆無所用,以素樸為韻致,以精致為凡俗,以曖昧為信,以簡懶為高,爭名而不務實,其為清人之癖乎?譬之如耄耋之人,血液既乏,進取之氣竭,而猶以古事迂怪之談喋喋誇耀於人無異,知我而不知彼也。二京十六省豈無其人也?蓋自尊自大之餘習所痼也,無遑他顧,雖有其人,也隻是狡猾迂腐而不能用。③此外,他還論及商賈之狡猾、好利。如6月15日的日記記載:“午後散步到書店,觀古董,其玉石印材古硯陶器之類比較珍稀,其書冊則或者時文俚語、或者舉試剽說之類,其數不勝枚舉,而經世有用之新著作,很少能見到。其價甚貴,恐怕非普通之真價,而是看人攫利,商賈狡猾各國皆然,而此處為甚。”④還論及清政府與洋人的關係時指出:清朝“政府隻有空名,而金穀鉛鐵海鹽之利權恬然盡歸洋人方寸之中。非洋人之狡詐,即為清人之愚昧也”⑤。
當然,在中國,也有些值得回憶的景象。比如他認為7月15日夜的情景“真有遺世之想”。他寫道:“七月十五日,晴。此夜土俗為盂蘭盆,放燈觀賞。燈盒以紙片裁製,形如蓮花。紅影映水,點點隨流而下,前者滅則後者繼焉,登船觀賞良久,忽有登船過來,數星燦爛,鼓枻而去。月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8—9頁。
②同上書,第23—24頁。
③同上書,第1—2頁。
④同上書,第22頁。
⑤同上書,第21頁。
16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明風清,舉網弄笛之人,皆為良夜之妝點,真有遺世之想。”不過這種美景他認為因津門鎮兵之操練而“殺風景”,他緊接著就寫道:“聽起來可惡的是津門之鎮兵每夜五六個小時打鉦吹鑼,嘈雜喧騰,此夜亦忽固然。所謂殺風景也。乃掩耳歸而就寢。”①第三,個人之間的交往。與對中國整體上的不良印象相比,具體到個人,當時與其有接觸的中國官員,他則表現出欣賞與敬意。條約簽訂後的7月30日,日方回請中國官員。他的日記中記載:“七月三十日,雨。招待李鴻章、應寶時、陳欽、馬繩武、丁壽昌等,雨大而未來,因而將所設之膳饈贈之。聽說應寶時已赴江蘇之任,想來通商事務非其本銜。餘曾見李、應、陳等之風采,李英果洋溢於麵,應蘊藉寡言,陳暢達善談,皆為當代之選,其協作換約成功者,乃三人之力也。”②此行除了外交活動之外,也有一些文化交流的舉措。上文提及安井息軒,為石幡貞之師,此日記中記有安井托柳原將其著作《左傳輯釋》轉贈李鴻章、應寶時之事,其中可見當時中日文人交流之一斑: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連日晴爽。此前大丞公將安井翁所托之《左傳輯釋》贈李鴻章、應寶時。此日應寶時添序文一篇而還,其文曰:敬啟者。送上月前麵囑左傳輯釋序文一首,媕陋之作無足觀也。希幸代致安井先生為荷。執事前雲送都門一部,為李中堂所留。茲將見惠一部仍繳上,惟書麵紙已微損,甚愧也。
貴國有精刻書三種,如可售,祈於明年代購寄蘇。每種各三部,價當照奉。寶時尚有近刻書數種,俟台從過滬時籍上,祈諸惟為國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4頁。
②同上書,第7頁。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記》中記載:“三十日戊午,陰雨濛濛。應寶時贈大臣書牘如左:‘敬啟者:昨承寵招,丞應走領而回寓後,又發頭風,嘔吐不止。未能驅陪座末,且即日登舟南旋,亦不及走辭一敘別悃,萬分歉罪,諸乞海涵。如貴大臣過滬時,本司或因公出省,尚可再圖良晤,以盡地主之誼。臨潁神馳,肅此布謝,敬頌台安。柳原公以次諸君均此道意,不另。’”見《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25頁。
162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自愛。不宣。
名正具附呈書單一紙古文尚書論語皇侃疏山井鼎孟子七經考文①石幡貞代作答書,曰:複啟者。《左傳輯釋》序文一首,代致安井衡。敬領貴意。非執事金諾,曷能及此。謹誦貴序,含珠蘊玉,自然發精彩。送都門一部為李中堂所留,幸為贈。見封還一部,雖執事謙挹使然,須於衡意不安,祈查收。三種書弊邦坊間往往在焉,於明年如台教代購繳上。承貴著有近刻書數種,仍過滬時見送,亦如貴諭代送矣。殘炎猶狂並請秋安。②可見當時中日文人之間彼此敬重,非常友好、融洽的交流氣氛。
第四,中國與日本的比較。我們先來看看他的兩首詩(去北京的船上)。8月8日有詩曰:茫茫禹域北河秋,露冷風清古渡頭,欸乃一聲鄉夢破,皇州人在異邦舟。③8月10日,又得詩,曰:極目茫茫四野平,舟行幾日夢魂驚。豈將傳食累侯國,且為觀風向北京。裏閭情形多至陋,柁樓秋色有餘清。憐他東海朝宗水,半夜枕頭潺有聲。④如果說8月8日的詩主要表現的除了一種思鄉之情或鄉愁(“欸乃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5—6頁。②同上書,第6—7頁。
③同上書,第9頁。
④同上書,第10頁。
16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一聲鄉夢破”)之外,還可以隱隱看出一種視中國為“異邦”、而自己作為“皇州人”(皇州為帝都的意思)的優越意識,那麼10日的詩,就更加值得玩味。這要聯係上述8月5日的詩一起來讀。“舟行幾日夢魂驚”,所驚醒的是也是自己以前那種對中國的認識隻是停留於“蠹冊零本上空議”,對現實的中國,發出了“裏閭情形多至陋”、“八年禹績誰能繼”的感慨。他對中國這個昔日的泱泱大國變成現在的滿目瘡痍,很是憐憫,以至夜不能寐。9月18日,他回到家中,有詩曰:既得濟州吉,終無濡尾嗟。祖龍空采藥,孔聖欲浮槎。目斷北京月,夢回鄉國花。聊能酬素誌,此遊何足誇。①他認為自己供職於外務省,能夠親曆日中修好條約的簽訂,頗為自慰。
尤其是能夠將自己所親曆的現實中國的真實狀況告訴日本國民,使人們轉變“概見於鼠齧蠹戕故紙堆中”(跋語)的中國認識,他也以此為滿足了。
如果說中國和日本的好惡之情,在上述詩中的表現還比較隱晦,那麼在他9月14日回到長崎的日記中,則毫無掩飾、明明白白:九月十四日,晴。朝八時入長崎港,上陸,宿於藤亭。久在異邦,厭於異味,及忽嚐本國之味,如逢知己,胸中豁然。長崎之地,山秀水清,峩峩大艦靠岸停泊,風景絕佳,一朝自清朝荒漠之地而還,如入仙境。蓬萊瀛洲非求於他,我神州即是也。往年江藝閣來長崎時雲:“山水之勝莫過於日本矣。現在如本處瓊山,明媚秀麗,在我唐山所罕見。”野間笛浦評價說:“瓊山之勝,尋常耳。我邦山水以仙台鬆島為第一,比之唐山之西湖,未知孰劉孰項也。”藝閣以未能深遊其地為憾。野間氏亦雲:“先生之不能到鬆島,猶仆之不能到西湖,抑亦二家之闕典也。”而餘則曾遊鬆島,此回又自唐山還,雖然未觀西湖之勝,抑二家之夢寐往來不能措處。……餘嚐怪清客之來我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28頁。
164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岩倉使節團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邦,皆歎美此地之勝,今日餘以此觀之,彼人皆來自平荒卑陋之地,故將殘山剩水亦猶看做峨眉西湖,如果試看富峰鬆島之景,則無暇如此驚歎絕倒。①應該說,《清國紀行桑蓬日乘》為我們留下了當時中國現實狀況的珍貴記錄,而且他對中國的批評,有些是非常切中要害的,今天讀來也有令人心悸汗顏之處。他對他的祖國日本充滿愛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是一個複雜而龐大的存在,隻是看到中國的破敗、腐朽的方麵,而且將之與本國的美景相比,得出的結論自然有失偏頗。如果這種比較隻是停留於一介文人的清高自傲,也無關緊要。如果作為一位外交使節,力圖將自己的一孔之見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近看雖有振奮國民之功效,這種偏見所點燃的蔑視中國的火種,燃燒起來,不僅給中國帶來災難,也終將把自己燒為灰燼。
①石幡貞:《清國紀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24—26頁。副島種臣出使清朝回到長崎後也吟有《長崎》一首,曰:“才入本朝風氣醇,山川秀麗自然真。卻思嚐在北京日,滿地塵沙沒了人。”見《蒼海全集》卷一,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1卷,慧文社,2004年,第10頁。
16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三《中日修好條規》(下):“修好”的種種“如意算盤”1日方的改約1871年7月29日,《日清修好條規》簽訂。8月29日,外務卿岩倉具視因為條規中的第二條規定有招致各國疑惑之虞,便命令伊達宗城等迅速歸朝。與中國的“修好”以不能招致“西洋各國不信任”為前提,如果這樣,即便簽訂也要設法修改。①11月12日,岩倉率領使節團從橫濱出發踏上了巡訪歐美之旅。14日,副島種臣(1828—1905)就任外務卿。1872年2月10日,副島種臣與外務大輔寺島宗則聯名給外務大丞兼少辨務使柳原前光下達“關於修改條約交涉的權限委任狀”②,其中指出“修改條款便於善後互換,務必兢兢盡職”,就是說“修改條款”是為了便於今後換約,因此責任重大,要求兢兢業業恪盡職守。該委任狀中具體列舉了以下五項內容:一公文所開,因嗣後改定西例。俟後改議其所以者,始我欽使所請於清國之約,仿照彼與外國所約之例。清國欽使則雲:我與外國所定之約,成於有來無往,惟以貴國最為鄰近,宜成有來有往之約。遂將兩國外交各例並載同條,止據一本兩國共用,可以各自照行。隻因來歲我與歐西改約之案,起於欽使適清之後,業已擬定專欲取法於歐西常行條例,以改我國外交之約。如將兩國條約嗣後施於我國各港,以有不合於該擬案者為憾。朝議必欲於互換之前,細加解說熟商,始行批準發使。況現在我各港所住清民不下數千,兩民相狎之間,每多奸猾亡賴之徒,欺人犯法,互興訟詞,為地方累,有①《清國トノ修好條規第二條ノ規定ハ各國ノ疑惑ヲ招ク懼レアルニ依リ早々帰朝復命アルヘキ旨申入ノ件》,《大日本外交文書》第4卷,第238頁。
②《清國派遣ニ付條約改修交渉ニ関スル権限委任ノ件》,《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242—243頁。
16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甚於歐西諸國商民之眾者。即今清國新派理事官來,須先熟察實地情形,應尚有隨時酌議之處。俟其就緒之間,未及能照條約會同訊斷,又如後附兩件,有礙大局,是以一並商及者也。
一調處一條,據查,美國與清所約之文,美國止雲:自為清國從中調處,即我國與美國所約亦是同然。皆屬偏為美國單作一麵之詞,而我欽使與清互約者,蓋據清美條約漢文而準之也。今閱美文,知其不然,則宜改之。或仿清國與美、我國與美之例,竟成偏為之約,亦為不當。是以議裁撤也。
一刀械一禁,論我國官吏紳裔常佩雙刀,即農工商賈有時亦帶單刀,本係體製而不便於公禁之也。蓋清國以不常帶刀,故亦不欲我商民之在彼地者帶刀,則由我理事官知其有禁令,我商民無犯可也。故議削除。
一公文所議之外,通商章程第二十八款所載進出口稅一例,須議在我國各港則應照該海關成規而收稅。
一除就以上各款,本卿大臣等應與清國大臣時相備文往來,預行擬議事宜外,所有約麵各條款,兩國無不遵行。
柳原、外務少記鄭永寧、外務大錄潁川重寬一行於3月8日出發,29日到天津。4月初九得以拜會李鴻章,柳原乘上上述委任狀,李鴻章看到“有礙大局”之處,問:“此大局何謂?”鄭永寧回答:“大局為我國對待諸外國之全體。”李鴻章指著下麵的“裁撤”“削除”等字句,問:“是欲將裁撤削除昨秋議定之約麵者乎?”鄭回答:“誠然。”對此,柳原的《使清日記》中記載①:李愕然雲:此為何言?去年子等來求約,我盡心而為遂使兩國約成,……伊達與我親手畫押以證信守。你們將條約看成何物?怎能違約?我代表國家,伊達氏亦然。對天下惟信義為然,欲妄加裁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265頁。
16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撤削除,究竟何事?……貴國今若如此,是自汙也。將其侮我乎?
抑蔑視清國乎?外務卿大臣何其不通道理之甚!今我若受此照會,則對上瀆職朝廷,對下失信萬民,有何麵目立國秉權!請速收回。退還照會。其聲厲其色艴。
4月11日,李鴻章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議駁日本改約》中認識到日本“恐華商往彼,章程有與泰西新約不同,須請酌改,仍注意在一體均沾等”。並對柳原等聲明:“鄰交所重者信耳,失信為萬國公法所最忌。爾國不應蹈此不韙,貽笑西人。外務卿此件照會我若據理直複,恐有傷睦誼,請仍帶還可耳。”接著描述:“柳原嚅嚅縮伏,疊稱所言極是正理,自知惶愧。惟回國不能銷差,乞將照會暫存。鴻章堅不允行,該使複稱容再向陳孫二道商議,並將該國原照會帶去矣。”①5月20日,李鴻章在陳欽(欽命按察使、辦理直隸通商事務兼管海防兵備道)複日方照會公文中亦有如下批語:今換約之先,遽請改商改。查兩國初次訂交,最要守信,若旋允旋改,先自失信。即從前各國議約,經彼此畫押蓋印定案後,並無準改之例,本應毋庸置議。……如第一條,彼國與西國換約,恐通商章程有所更易,特來預商一節,本大臣查,日本遣使往議西約,此時尚無成說,何必懸擬預商,未免多此一舉。應如該道等所議,俟換約後,如有必須更易之處,隨時察酌商辦。……第三條請將兩國遇事調處議即裁撤一節,本大臣查,兩國既結和好,遇事調處,誠如來文所雲,雖無此條亦有權可行。惟去歲議約時不載則可,既載複裁,殊違信義。既雲是係諸國通例,本無窒礙,何須裁撤?且兩國相距較近,永以為好,尤非西洋遠邦可比。若欲裁去,所謂修好者何在?②①《議駁日本改約》(譯署函稿卷一),《李鴻章全集》第6冊,第2925、2926頁。此件與下文所引李鴻章《議辦日本改約》,見於[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八六,第42—44頁。《籌辦夷務始末》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352—353頁。文字稍有出入。
②《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283—284頁。
16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陳欽也看到日方要求修改第二條是“憚於外國之評論而起”,強調中日兩國的條約與同西洋的條約的不同,說:“畢竟中日兩國之約,推其原在修鄰交之典禮,與英法乘戰威而趣他國之商利之條約固不相同。”①李鴻章在5月21日給總理衙門的《議辦日本改約》函稿中說:東使柳原等經鴻章麵加駁斥後,自求向海關陳道及孫道士達解說一切。該道等因將該國外務省照會逐與駁詰,該使理屈詞窮,但乞略予轉圜之路,俾得及早回國。該道等察其詞意尚屬恭順誠懇,往返數次,始允預為商量。然總以必須換約以後始可酌辦為一定之歸宿。查該國所議各件,有尚可通融者,有斷難允從者。如第一條彼國與西國修約,恐通商章程有所更易;第二條華民在彼訟獄繁興,新派理事官須熟察情形,未及照約訊斷。此皆須屆時相機商辦,未便預議者也。第四條佩刀係該國禮製,不便公禁。由該理事官自行禁諭商民無犯。第五條日本進出口稅照該國海關成規收稅,此則無關重輕,應於換約後核準照辦者也。惟第三條請將兩國遇事調處議即裁撤一節,西人揶揄在此,該國注意亦在此。兩國自立之約,本各有自主之權,不與他國相幹。若慮西人譏笑,忽立忽撤,使西人視之更為如何?上年鴻章督同應臬司陳道議創約稿時,實慮日本距我太近。凡西洋來華通商,多取道金山橫濱而至上海,該國尤為中國門戶,將來設有事變,該國雖未必遽為我用,而有此約章牽製,不至增一勁敵。且不失兵家用間之意。茲該國亟請裁撤,誠恐失歡於西人,其情可知。惟既雲有權可行,是係諸國通例,則亦何須裁撤此條?自應毋庸置議。柳原始欲聲言函請本國示遵,陳孫二位再三開導,謂舍此更無別法,該使員始求陳道轉詳奉批後,照給回文銷差。昨據陳道將所議各節妥核具詳,經鴻章逐條明晰批示,飭令移知柳原,並擬繕照複該國外務卿副島等公文一件,交柳原齎回。囑陳道等麵告柳原,以該使此來擬議改約,為各國向來議約所無之事,論理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272、273頁。
16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本不應接待,因念該使疊次遠來,尚無違悖強迫之語,姑與晤商。嗣後該國如遣使來華換約,自應以禮接待。若仍欲瀆求改約,則是顯違各國公例,應概不接待矣。①從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無論是日本主動與中國簽訂外交條約,還是簽約之後又無端地要求修改條約,都是想用西方列強所要求日本的來要求中國,唯西方之馬首是瞻。好在李鴻章等“力持定見”,才在這一時期保持了中日關係的平等。
6月16日,柳原一行回到長崎向外務卿作了書麵報告。7月9日又向太政官正院遞交了詳細的《複命概略》。《複命概略》結尾處寫道:“今般奉委之役,失信之責我負,與奪之權歸彼,甚為至難。若一著有誤,恐怕都有關交際之續絕。此非前光等可以不才膺命承辦,猶定彼蘊奧而得結成,雖全仗國廷洪福,亦為清相李鴻章周折之所致。微臣探索實地之形勢,思考今後之設施,沒有什麼更好的變策。夫彼此共為自主之國也,於其交際不能相互壓製逼屈,隻能歸結於條理之所在。希望揆情度理,深察公義之大道,速仰公平允當之裁示而應其垂命,急飭鄭少記使其知照清國官員。”②可見柳原前光對此行亦自知理虧而心有餘悸。對中方批駁最甚的要求裁撤修好條規第二條的問題,7月13日副島種臣也表示:“修好條規第二條之約,原據清美之約例而立,惟在推廣其友誼之情,出於列國普通和親之公理,可以原封不動保留。”太政官正院也於7月23日對此意見表示讚同。③所謂改約之事就此告終。
①《議辦日本改約》(譯署函稿卷一),《李鴻章全集》第6冊,第2928—2929頁。據柳原記載,李鴻章在當麵駁斥之後,在柳原等的懇求之下,又說:“苟有關改約,我決不能見其使,況接文書乎?今日我見子等,以有其舊情也。然我不能用其舊情而辦公事。茲為爾等曲畫一策如何?”柳原說“願承教。”李鴻章說:“吾方今百揆多務,無暇他及。子為去年伊大臣之副使,而此地海關道陳欽為我之幫辦,因而素有舊情,子奉委之事,我命其擬議以為子之複命之資。
請速持此照會往上述陳欽及陪同伊欽差進京的記名江蘇道孫士達等處,共同會同商量,多少以見我所存好意。”(《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267頁。)按這裏所記載的,柳原等找陳、孫二人商量是李鴻章的主意。
②《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297—298頁。
③同上書,第298、299頁。
170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2“瑪也西”號船事件近代中日關係史涉及各個領域,雖然近年來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進展①,但還是有許多史實尚待發掘,也有許多史實需要重新認識。如1872年“瑪也西”號船事件,在過去很長時間都沒有引起中國學者所重視,直到近來才有研究華工出國史以及近代中日關係史的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對該事件的曆史背景、事件經緯、國際影響及其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意義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探討。②這些研究為我們弄清這一事件的曆史真相,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由於有的研究隻是側重於中國方麵的史料,有的研究雖然詳細利用了日本方麵的史料,但視野局限於事件本身,因此對其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意義的認識還值得重新思考。本節力圖將此事件置於當時的國際形勢特別是中日關係的大背景中,在解讀中日雙方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力圖重新審視此事件的曆史意義,特別是日本方麵在此事件上副島種臣像①如王曉秋所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昆侖出版社2005年),伊原澤周所著《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中華書局2003年)、王芸生所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由一八七一年同治訂約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新版)等,2006年開始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開始出版“近代中日關係叢書”。日本岩波書店2006年推出近代中日關係史年表編集委員會《近代中日關係史年表(1799—1949)》,可謂集該領域研究之大成。
②中國的中日關係史及日本外交史著作,如上注中列舉的著作之外,孫乃民主編的三卷本《中日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米慶餘所著《近現代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也沒有論及此事件。近來出現了幾篇關於此事件的研究論文,如胡連成《1872年馬裏亞老士號事件研究———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件往事》,《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韋慶遠:《晚清華工出洋與澳門的“苦力貿易”》,載鄭培凱主編《九州學林2004·冬季》,複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王士皓:《“瑪也西”號船事件及其國際影響》,《史學月刊》2009年第5期。
17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的種種企圖。
關於1872年秘魯“瑪也西”(MariaLus)號船事件審判經過的最早記錄,是1874年5月當時處理該事件的法律顧問、美國人佐和希兒(George.Wales.Hil)編纂的《白露國馬厘亞老士船裁判略記》。該書有審判該事件的日方最高指導者、當時的外務卿副島種臣所寫的序和負責具體審判事宜的神奈川縣權令大江卓的“弁言”。此前關於該事件的研究者很少論及此書,現將副島的序和大江弁言詳錄於此,以資參考。序文曰:瑪利亞爾船裁判事件,其本意實在保護所謂船客之權利,而未嚐不在於製人奴買賣之弊風焉。當時人或以此舉為啟釁來難行險冒危,餘言:仁義所在,則吾國家所當務固取安全之道,何危疑之有?
議遂定,固有此事。錄成刊行後之有司者,將以有考焉。
大江卓像《白露國馬厘亞老士號船裁判略記》書影而大江卓的《弁言》則簡明地記述了該事件的原委與處理該事件的重大意義。其全文如下:明治五年六月,白露國之MariaLus船於東洋航海途中遭遇暴172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飆而被損傷,為了修複船隻而駛入橫濱港。船中載清國人二百三十餘名,其實皆為販奴。碇泊之際,船長與客發生一大難事,最終竟向本縣控訴,此乃開此審判之起因。然起初眾議紛紛,或疑其事悖於我政府之權理,或駁以不要各國領事之勸告,其餘內外異論百出,率以我政府無權幹預為主旨。唯有前外務卿副島君以其事起於我管內,斷然主張政府應有擔當之義務。政府亦認為其說的確而從之,遂以特命委任於予為聽斷其訟。予於是與本縣前典事林道三郎及法律顧問G.W.Hil等胥議其事,親臨鞫審數回。此時正當各府縣新設法院,一切訟獄事務皆歸其管轄。而唯將此事列為非常特例,仍特命予專任此事。托付之厚,寢食難安。朝坐廳庭夕檢法案,參酌商量萬國之律例,深思熟慮數旬始剖斷其是非,以得奏結局之成案。抑此一案關係外國,事體極為重大。其審判之當否將涉宇內之公評,且於本邦為亙古未有之審判,無程規律例可為準據,其間又於尋常審判之外加上種種未嚐有之駁議,待其成案一出,往日之紛紛議論著亦漸緘其口。於是困屈無告之難民二百三十餘人提撕之下直釋束縛,而使其獲得自主自由之權以歸故國。蓋販奴之事向為我國律之嚴禁,歐美文明之國亦甚讚此舉,以為開明之先務。今此一案起於本邦,不啻為絕好機會,於內以開文明開化之一大基礎,於外足以傳誦萬國為公法之一斑。雖然如此,如起初無副島君之確論,繼而如非Hil之讚成,何以得有如此結果?此實在是由於副島君識慮之爽邁,而予之心思竭力於斯者亦不可謂不多。竊惟以為如及今不述之以傳,異日誰能得詳知此事?故命Hil備錄其事之顛末及審判之順序,揭以的例、附以論說而加以編纂,更令林道三郎譯述之,近來再囑一等翻譯官何幸五郎加以訂正,並附原文以便內外讀者。便遂以《白露國馬厘亞老士船裁判略記》之名刊行公布於世。其意一在以其處理之公平無私而宣示中外,一在欲以本邦開明之一大端緒而弘揚於遐邇。讀者如能熟稽其記載,可以為法學之一助,長其見識,發其才智,以供他日之實用,則斯書雖蕞爾,其有裨益於政務17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豈可謂淺鮮哉。①此《弁言》全文不到一千字,雖未涉及將事件的具體審判細節,但是其原委與意義可以說已經非常簡明扼要地表述出來。
基於對此事件的已有研究成果及上述日本方麵的最早記錄,我認為有必要從以下幾方麵重申此事件的國際性意義。
第一,從該事件的開始,中國勞工逃出“瑪也西”號被英國軍艦救起到事件審判結果最終由俄羅斯沙皇裁定,以及具體的審判過程中始終有多國使節及律師參與其事,可見該事件的審判的順利展開是以國際公法為依據多國合作的結果。如清政府派往日本處理該案的陳福勳所言:“此案,本無原告,今得以在日本之橫濱查拿就獲,實係英兵船打救黃木慶投水救後,業已送還該匪船,而該匪船將黃木慶割發鞭打囚禁,又被英兵船察知其情,申請英公使,照會外務省衙門,轉飭該管神奈川權令,嚴行查辦,甫能水落石出,得以破此從來未破之巨案。其日本之功力,固不待言,亦英、美兩國和衷共濟所致。”②而且橫濱的華商也為此事件做出了重要貢獻,據同一史料記載,“瑪也西”船主即“拐匪喜雷拉,以數千金之資,延請律師兩月之久,意圖顛倒是非。經橫濱之中華董事陳瑞章、胡瓊翰、韋麟毓等,邀集華商集資千餘金,代該難民等亦延訟師一名,辯論數堂之久,於八月二十四日,甫將此案斷定,亦公法之難逃也”③。
第二,日本方麵在這一事件處理上開始雖然出現意見分歧,但是由於當時外務卿副島種臣的努力,最終表現出積極的處理態勢。副島種臣①佐和希兒(George.Wales.Hil)編纂、林道三郎譯述、何幸五郎校訂:《白露國馬厘亞老士船裁判略記》(大江卓《弁言》),橫濱:橫濱抄紙分社印行,1874年。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6卷“外交篇”,日本評論社,1928年。
②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一輯(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993—994頁。1873年正月初六南洋大臣張樹聲在總結該事件時亦稱:“惟秘魯國船擅在澳門拐去華民二百餘人之多,行抵日本橫濱地方,經該國官截留訊辦,知會中國派員前往悉數帶回,實由日本及英、美各官認真襄辦,俾該華民得慶生還。”也特別讚賞日本方麵“出力出資,極敦鄰誼,尤堪嘉尚”。並報告了對各國有功於此事件者給予獎勵的情況。同上書,第1001—1002頁。
③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一輯(三),第993頁。
174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在這一事件的解決上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促使副島決心解決此事件有以下幾個因素:其一,國際輿論使然。事發之後,於6月29日,當時的英國駐日本代理公使R.G.Watson給副島種臣的信中就說,秘魯船長對中國勞工的非人道的虐待之舉,“事關支那國體,不僅歐洲而且文明各國也都非常憎恨。且貴國與支那為鄰國,已結鄰好,而在貴國境內竟有如此虐待支那人者,於貴國政府而言不應置身事外,定會盡快妥善解決。迄今為止,可惡商賈未曾汙染貴國地麵,貴國政府如果想加以製止,其他外國人民亦將盡力而為,一同解決此事。關鍵的是要毫不猶豫地決定以盡快告示世人”。並且進一步激勵他說:“於貴國管轄之內出現上述情況,不僅有違主客之道,而且對貴國政府也甚為失敬。”①當天美國駐日的代理公使CharlesO.Shepard在給副島的信中也表示同意英國駐日代理公使的意見,認為應該對這種行為加以嚴懲。②就在接到英美駐日外交官員信函的翌日(七月朔日),副島種臣便給大江卓下令,要求他負責對此事件至急審理並上報。
其二,當時日本的外交形勢使然。雖然當時的司法卿江藤新平(1834—1874)和神奈川縣令陸奧宗光(1844—1897)對處理此事持消極態度,但是有英美外交使節的支持,加之當時岩倉使節團正在歐美巡遊,其主旨即在欲為條約改正鋪平道路。要想成功實現條約改正,與歐美各國平等相處,必須在製度、觀念上進行全麵的文明開化,向西方看齊。處理好“瑪也西”號船事件,正是向國際社會宣揚日本開明的一個“絕好機會”。日本的條約改正雖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是“瑪也西”號船事件的成功處理,對尚未簽訂條約的國家,日本的裁判權得到了確認;同時也加快了日本自身的廢除人身買賣製度的步伐,娼妓藝妓隨後都得以解放。
其三,副島種臣本身的豪邁個性及其對萬國公法的了解使然。副①日本外務省調查部編纂:《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東京:日本國際協會發行,1939年,第419頁。
②《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420頁。
17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島種臣自幼受尊王倒幕風氣的熏染,具有一腔為國分憂的豪情。他1853年在京都遊學時就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玉帛朝貢絕,山陵草古木。天子方憂思,人臣焉安處。”①副島學問的根基雖然在“皇漢學”,但對洋學也有所造詣。他1864年被佐賀藩派到長崎作為大隈重信(1838—1922)等“英學生”的監督,自己一麵隨沃貝克(Verbeck,GuidoHermanFridolin,1830—1898,荷蘭人,美國“荷蘭改革派教會”宣教師)學習英語,一麵教諸生漢學。他學習了《新約聖經》、美國的《憲法》,並且Verbeck贈給他北京同文館丁韙良翻譯漢譯的《萬國公法》,他對此進行了仔細的研究。這些對他日後的政治和外交活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解決“瑪也西”號船事件過程中,副島在與各國駐日外交使節的交流時,是將以“正道與仁義”或“正義與仁義”來處理該事件作為一個共通的觀念。②8月24日的判決書也表明此審判是“以普遍的萬國公法的定論與各國法庭中普遍通用的天然的正義公平之大理”③來作為指導的。
對日本處理該事件的表現如何進行評價,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有論者曰:“對照中日相關史料,我們並未發現日本政府在這起事件中對中國抱有任何不良企圖。”並感歎:“往事逝矣,該事件已成曆史,但今天閱讀這些史料,仍覺溫情撲麵。”④或者認為:“從總體上看,日方在這一事件上的對華態度是積極友好的。”⑤企圖之良與不良、感情之真心溫暖或笑裏藏刀,或許會因為論者的視角而異。但是斷定在處理這件事情上,日本方麵對中國隻是出於單純的友善,而沒有任何企圖,這樣的結論似乎還有待斟酌。而抽象的所謂①《蒼海全集》卷一,見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1卷,東京:慧文社,2004年,第9頁。
②見副島種臣1872年7月30致法國臨時代理公使函(《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479頁)、8月15日致駐橫濱葡萄牙公使函(同上書,第501頁)、8月23日致美國公使函(同上書,第503頁)。
③《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503頁。
④胡連成:《1872年馬裏亞老士號事件研究———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件往事》,《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114頁。
⑤王士皓:《瑪也西號船事件及其國際影響》,《史學月刊》2009年第5期。
17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友好”也未必能夠概括其“總體”意向。
首先,從中國觀上來看。大江卓在斷此案後以詩歌《釋奴行》來記述當時的心情,曰:我皇開埠通四裔,恩波萬裏賴其惠。白露估船胡為者,一船所載皆奴隸。糜在艙底如幽囚,陰風白日聲啾啾。豺狼驅羊一何急,或斷其發或摧頭。試問劫掠自何地,仁義舊邦今重利。黃金寧贖千金軀,隙以甘言誘無智。船之與人國各殊,偶然來泊我版圖。皇聽不懌廷臣怒,一今如火釋眾奴。予時坐在縣衙上,殆廢寢食心悒怏。欲令外氓浴深仁,還愁理義缺明暢。事定萬國無違言,已複人權已雪冤。想他歸去見父母,側自東望扶桑暾。①這表現了他成功斷案之後的一種豪邁心情,也可以看出他的一種“皇國”優越意識。對中國而言,國民成為他人的奴隸,被幽囚在艙底,受盡“或斷其發或摧頭”等種種虐待,就像豺狼驅羊一樣,昔日的泱泱大國,任其國民遭此劫難,真是可憐。為什麼會這樣呢?他的答案是“仁義舊邦今重利”。就是說,中國古來是仁義之邦,現在卻變得重利輕義了。此事件在日本,經過他的努力而以“仁義”作為指導原則來解放遭難的這些中國奴隸,為他們“複人權”、“雪冤”,使“外蠻”沐浴日本的皇恩浩蕩,他自然有一種自豪感。
其次,看看當時相關的一些曆史事件。1872年8月12日,在上海的鄭永寧外務少記將日本處理“瑪也西”號船事件告知上海道(蘇鬆太道)台沈秉成(1823—1895),其中提到日本方麵的“廷議”的意思:“和清國既經結盟通好,視彼民猶己民。今秘魯人拐賣清國人口,敢過我境,殊幹公法,義當懲辦,拯救民困,以敦鄰誼。”鄭永寧在論及日本此舉的出發點時①胡連成《1872年馬裏亞老士號事件研究———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件往事》一文中此詩為引全(至“仁義舊邦今重利”),今據雜賀博愛《大江天也傳記》(東京:大空社1987年影印版)第266—267頁,將全詩完整引用。感謝早稻田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生白春岩提供此資料。
17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亦強調:“本國有此舉者,寔出敦篤鄰誼之意。”並接著說:“竊為貴國敢忠告者,有三:審辦澳門拐略之徒,速收人口還鄉,一也;先派委員,收回人口,後辦奸徒,二也;本國備船護送人口,貴國照償費用,三也。請擇而定,寧則信致本國,為結公案之地,盡我駐滬一日之職。”①日本著手辦理此事件的初衷是出於“敦篤鄰誼之意”,還是迫於國際輿論的壓力,前文已經有所論及。不管初衷如何,既然著手辦理,因為牽涉中日關係,那麼就一定要在外交上把“敦篤鄰誼”的氣勢造足,甚至有“視彼民猶己民”之辭令。無論其初衷如何,當時清政府所有相關官員幾乎都是將該事件的處理視為“大日本國力敦鄰誼、拯救華民”而“深為可感”的。②在日方“忠告”的催促之下,清政府便緊急派出上海租界會審委員陳福勳赴日辦理相關事宜(18日沈秉成到日本公館告知,19日陳即乘船出發),8月22日到達長崎。9月陳福勳辦理妥當歸國之際給副島外務卿的感謝信如下:敬肅者。福勳久仰山鬥,無由進謁。適因泰西無約之秘魯國洋船駛入貴境,經橫濱聽審出拐賣等情,一麵將人口收留,並飛知上海,由鄭少記告知道台,即為詳報。導憲檄委福勳星馳前來,一路諸荷鄭少記照料周詳。於八月二十七日安抵橫濱,正擬入京謁見貴卿大人,複蒙有勞柳大丞諸君先行相招。進京即荷賞見,不以福勳微末,安寓於延遼名館。次日旋蒙傳,集神奈川權令大江卓等,即將全案交接,所有公事一不妨於福勳,俾得回滬銷差。惟蒙逐日排筵,視如上客,此實福勳非常之遇也。在京七日,駕三次往還六見,諸承不恥下問,愧無以對,清聽惶歉實深。初五日辭別後,現同品川領事諸君在濱料理諸事,漸次均可裕。如華民二百餘口均各安居無恙,此功此德,實出於貴國之再造重生也。現在船已搭定,不敷水腳之款已由品川領事照數彙兌到滬,當為即繳無誤。今日又蒙厚賜和錦兩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512頁。
②同上書,第513、514頁。
17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卷、硯匣一具,受寵若驚。本不敢領,惟以卻之不恭,隻得對使拜領,容圖後報。所有臨行諄囑之言,回滬後自當悉心代達,以慰尊懷。專肅鳴謝,敬請台安。諸惟澄照不盡。陳福勳頓首謹肅①陳福勳8月27日到橫濱,9月18日辦妥回國,在此前後,日本對琉球問題②有重大的舉措值得注意。
1872年初,日本鹿兒島縣廳即派奈良原幸五郎(奈良原繁)和伊地知壯之丞(伊地知貞馨)到琉球,敦促其進行行政改革。6月24日,日方傳令琉球方麵,要求其派遣使節赴東京覲見,祝賀日本王政一新。隨著處理“瑪也西”號船事件的順利進展,外務省邀請伊地知於8月13日達到東京,他“立刻拜訪了副島外務卿,彙報了琉球的情況,同時彙報了在琉球期間獲知的宮古島民台灣遇害的情報”③。9月2日,琉球使節一行來到東京。9月14日,天皇對來覲見的琉球使節頒發了如下詔書:朕膺上天之景命紹萬世一係之帝祚,奄有四海,君臨八荒。今琉球近在南服,氣類相同,文言無殊,世世為薩摩之附庸,而爾尚泰能勤致誠,宜予顯爵,升為琉球藩王,敘列華族。谘爾尚泰,重其藩屏之任,立於眾庶之上。切體朕意,永輔皇室!欽此④而副島特意使陳福勳也“聞見”此事。鄭永寧編纂的《副島大使適清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537頁。陳福勳在其辦理完此事回滬的稟文中說:“總之,此案辦理之由,實本乎副島大臣之誠意,卑職偕同鄭少記前去查辦,副島大臣喜出望外。是以卑職到橫濱後,即派柳大丞等相邀卑職至東京交接相見,視如上客,並諭外務衙門各員,雲及卑職係奉欽憲所委之員,應即以使員待之。並將卑職安寓於延遼名館,寓居七日,往返六見,一切之間,無微不備。臨行複又派柳大丞、鄭少記等十餘員名,送至橫濱照料交待一切,俟十四日,卑職登舟後,柳大丞等甫才回京,其誠意可謂至矣。是以卑職臨行之前,備筵答請,亦複從豐,並將伺應人等分別酬賞,以答敬使之意也。”見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一輯(三),第993頁。
②關於琉球研究的文獻與著作甚多,這裏主要參照了米慶餘的《琉球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安岡昭男的《明治前期中日關係史研究》(胡連成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西裏喜行的《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胡連成等譯,上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③西裏喜行:《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胡連成等譯),上冊,第260頁。④《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383頁。
179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概略》中記載:九月,琉球之使臣入京,貢方物,請朝覲。皇上因封尚泰為琉球藩王,敘列華族。命曰:谘爾尚泰,重其藩屏之任,永輔皇室。尤厚賚賜遣之。尚泰上表謝恩,以奉冊命。事皆使陳福勳聞見。①其用意如同安岡昭男所言,就是要通過陳福勳“將日本的如此舉措傳達給清國要路”②。對於琉球,副島的心思何在呢?他說:從前琉球以支那為父、日本為母,所謂兩屬,又在我國似為薩摩之領地。此使節來時,我認為必須正名分,因此以後封為琉球藩王了。對此,彼等雖然也強烈拒絕,最終堂堂地使之服從了。此時如論及琉球藩王,對支那而言亦自然會引起爭端,此前雖也有作為薩摩之附屬亦苦不堪言,故欲棄之不顧的議論,因為名不正則事不成,最終使其服從作為藩王了。故而於禦前宣讀詔敕,兩使節領命而歸。③就在琉球使者覲見的次日,副島致函太政官正院,希望對琉球藩徹底實行日本的藩屬體製,並在外交與財稅上逐漸派外務省和大藏省的官員去視察管理。④不僅副島想利用陳福勳來給中國方麵在琉球問題上吹風,8月,當時的陸軍大輔山縣有朋也“趁機”提出關於“琉球處分”的建議書。山縣有朋的“琉球處分”的建議書,安岡昭男在《明治前期中日關係史研究》中有①《副島大使適清概略》,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2卷,東京:慧文社,2004年,第138頁。胡連成翻譯的安岡昭男《明治前期中日關係史研究》中的譯文寫道:“九月十三日,這些清國人被引渡給陳福勳。第二天(十四日)正好是琉球使節覲見之日,日本政府讓陳福勳看到了這一幕。”(第66頁)此處將日文原著中的“事の次第を陳特使に聞見させている”(原著———東京:岩南堂書店1995年版———第70頁)譯為“讓陳福勳看到了這一幕”似有不妥。因為十四日是陳福勳從橫濱帶領被拐華工啟程回國的日子,這裏的“聞見”應該是強調“聞”,即讓陳福勳知道日本封琉球藩王之事。
②安岡昭男:《明治前期中日關係史研究》,東京:岩南堂書店,1995年,第70頁。③《副島大使適清概略》,《副島種臣全集》第2卷,第138頁。
④《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五卷,第385頁。
180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詳細論述①,現引該建議書中三段以見一斑:今日清之間,幸交際之道已開,鴻臚之官彼此往來。竊以為,(向其)闡明形勢,指出兩屬之不可;曉之以理,指出經界、所屬之必須匡正;告之以我國曾經管理其內政,詰其務虛之名無益;據公明之辦法,示正大之意。臣慮,滿清必諒我意,必允我請。之後遣使節,曉諭琉球,則日清兩國無睚眥之患,中山之地因三寸之舌而定矣。
爾後,令其國王來京覲見,將其列於華族,奉我政令。定貢獻之禮,立保護之法,爾後布告萬國,宣布琉球永遠屬於我版圖,亦得聖上撫育之洪恩,遠播彼之南方;僻島之人類,得以永遠沐浴在我雨露之中。若果然如此,豈非聖代維新之一端耶。
方今(即)時機之所在,此乃臣所謂先發製人者。然事關日清兩國之交際,且涉及公法之條規,事無細小,願付之於眾議。反複研究,采取恰當方法,迅速付之於行動。②此外,該建議書中還提及:“方今西洋萬國之船艦,往來如梭,間有侵奪抄略之冤,所管之國,不得不為之申冤。”“去歲宮古島之人漂流到台灣,為近旁人士所抄略。其中有幸生還者,訴冤於我(鎮西)鎮台,以知民俗之異同、遠近,亦可知其對我之依賴、奉戴。”③陳福勳是清政府派往日本的首位外交官,其所謂“鴻臚之官彼此往來”以及上文所描述的情況,都可以找到“瑪也西”號船事件及琉球遣使的影子。並且認識到這個時機———日本為中國勞工申冤的重要性,可以利用這個有利時機“先發製人”。事實上,在9月28日,明治政府就停止了琉球藩的外交權,由外務省來管轄,將伊地知貞馨派往琉球,開始為“廢琉置縣”進行準備。④①安岡昭男的《明治前期中日關係史研究》第三章(山縣有朋與“琉球處分”———以壬申八月建議為中心)專門論述此問題。
②轉引自安岡昭男《明治前期中日關係史研究》(胡連成譯),第62頁。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據原文(安岡昭男《明治前期日清關係史研究》,東京:岩南堂書店,1995年,第66頁)所添加。③同上書,第61頁。添加所據原文處同上。
④參見西裏喜行《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胡連成等譯),上冊,第262頁。
181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綜上所述,1872年日本在美英各國的敦促與協助之下,積極就秘魯“瑪也西”號船事件展開審判,解救了中國被拐賣的勞工,是日本外交史和中日關係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事件。這一事件,在中日關係史上的意義,既要看到日本方麵有對中國講信修睦的友好的一麵,且不論日本方麵因此而表現出來的“皇國優越”意識的膨脹,無論如何不能片麵強調日本一方的積極作用,更不能無視日本方麵企圖利用此事件而設計的種種“如意算盤”。總之,此事件的處理,日本方麵絕非單純的“溫情撲麵”。
3換約的幌子:台灣、琉球問題1.換約日程的延誤如果說美國方麵在為促使日本積極處理瑪也西號船事件上起到了正麵的的作用,也不可否認,美國在隨後為日本出兵台灣也同樣積極地出謀劃策,極盡慫恿、縱容、教唆之能事,甚至直接參加侵略的軍事行動之中,成為了日本武力侵犯台灣的幫凶。①可見日本對中國的認識與行動選擇,不能脫離國際形勢的背景。
改約結束之後,插入了上述“瑪也西”號船事件,此事件的處理,不僅為日本贏得了聲譽,也為其處理台灣、琉球問題,贏得了謀劃的時間,並得到了美國的“支援”。準備停當之後,副島種臣便以換約為名,到中國來套取其謀略中的口實。《副島大使適清概略》中記載:“副島上疏曰:外人有覬覦台灣者,不可使之妨礙我王事。使清人甘讓生番之地,開拓領土以得民心,非臣恐難成此事。請親自赴清,藉換約以進入北京,說服各國公使,絕其娟疾,與清政府因論謁帝而告以伐蕃之由,正其經界,開拓半島。製曰:可。”②如他自己在談到這次中國之行所說,在台灣問題上①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台》(載《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對此有詳細論述,本節的敘述受該文啟發之處不少,特此致謝。
②《副島大使適清概略》,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2卷,第144—145頁。其中“娟疾”難解,疑為“狷急”。
182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由於無論如何要使支那服從,便作為使節去了支那。因此,表麵上先以大使之禮謁見清朝皇帝,但內心卻抱著聽取台灣處理之事。這樣就不僅僅與支那一國談判,也同時與歐洲各國(的使節)進行了談判”①。
1872年11月19日,天皇就已經給副島下達了赴清換約與祝賀清帝大婚親政的敕語,並給他頒發了致清帝的國書,副島也於翌日致函李鴻章告知赴清換約之事,說:“本大臣奉即促裝,擬於來月下旬啟行,過滬買舟趕入津門,決不遲誤。”②而事實上他到1873年3月11日(農曆2月13日。農曆1872年12月3日改為明治6即1873年1月1日,此後開始用陽曆)才從橫濱出發,為什麼延誤了呢?第一,是他於1872年11月15日致函三條實美太政大臣,希望雇用李仙得為外務省的二等官(月薪一千圓),直到11月28日才正式任命其為“準二等出仕”,而等李仙得辭去美國駐廈門公使之職以及與美國政府方麵的各種手續等,得到駐日本美國公使關於日本雇用之事的正式答複已經是12月29日了,不過該函中表示了對李仙得為日本天皇效力的大力支持。③第二,是為了得到作為日本政府全權處理台灣問題的資格任命,而這一任命直到1873年3月9日(農曆2月11日)才下達並對其作出了具體的四點指示。此任命書及其特別指示並未收入《日本外交文書》,但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可以找到,其指示正文全文如下:辛未冬,我琉球藩民漂到台灣島,五十四人遭其島東部之生蕃人橫殺,此事件命汝種臣派遣至清國政府,使其談判處置,因宣示朕委任之要旨:一、清國政府如視台灣全島為其所屬地,可接受上述談判,任其進行處置,應責成其為遭橫殺者充分申冤。
上述處置要給罪人以相當的懲罰,要對橫死者的遺族給予若幹①《副島大使適清概略》,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2卷,第145—146頁。
②《大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第302頁。
③《米公使ヨリ副島外務卿ヘ李仙得雇入雲々復柬》,見國立公文書館數字文書館(http:\/\/www.digital.archives.go.jp)。
183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扶助金,並且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的暴逆之事件發生。
一、如果清國政府以政權之未及,而不以之為其所屬地故不接受上述談判,則應由朕處置。
一、清國政府若以台灣全島為其屬地,卻事托左右而不接受談判,則辨明清國政府將失去政權,且論責生蕃人無道暴逆之罪;如若不服,既然如此,則任由朕之意見處置。
一、上述談判,如有外乎以上三條之答,須遵守公法,不失公權,要審思注意,臨機處理。
上述敕旨須件件欽奉勿愆。①同一天,太政官還指示副島在清國處事要“重交際,以和平為旨”,曰:“清國與我國往來非一朝之事,曾有鄰好之誼。今又交換訂交之約書,值此之際,談判生蕃暴逆事件,全然為我政府對國民之義務,出於不得已,故要重交際,以和平為旨,不要使兩國間產生釁隙。”②這裏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辛未冬,即1871年冬,那時琉球還沒有被封藩。被封為藩王,如上所述是在1872年9月14日,故所謂“琉球藩民”不妥。後麵所謂的“政府對國民之義務”更是強詞奪理。第二,從其戰略上看,是所謂“問罪”與“修好”並行。但是副島種臣中國之行,實際上是以“修好”為幌子而暗中套取對台灣興師問罪的口實。
副島在赴清的龍驤艦上,看著台灣海的黑潮湧動,賦詩曰:風聲(勢)鼓濤濤聲(勢)奔,火輪一封(幫)艦旗翻。聖言切至在臣耳,保護海南新建(置)藩。③①《副島外務卿ヘ生蕃問罪ノ為メ清國応接振四箇條別勅》,譯文參照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台》中所引而據原文稍有改動,原文可從國立公文書館數字文書館(http:\/\/www.digital.archives.go.jp)上查到。
②《大日本外交文書》第6卷,第123頁。
③《副島大使適清概略》,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2卷,慧文社,2004年,第149頁。此詩後冠以《南海望琉球諸島》之題,收入《蒼海全集》卷一(括號內為該《全集》改動處),見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第1卷,慧文社,2004年,第9頁。
184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一句“保護海南新建(置)藩”直言不諱地導出了其誌向之所在。這裏的“新建藩”或“新置藩”,不用說就是指琉球。
關於副島來華換約及覲見清帝之事①,這裏僅就中日兩國的相關記載,稍加介紹。
李鴻章對副島來華換約一事非常重視,他在1872年12月初二接到沈秉成轉來的副島11月20日寄出的來華換約的照會,在農曆12月19日就給總理衙門(或稱總署、譯署)致函,說:“日本距中華最近,該國君臣現與西洋各國情誼深浹,事事力圖自強,中國似應加意籠絡,以固近交。觀其疊次來使,情詞均尚恭順,如本年秋間,秘魯國瑪也斯船拐賣華民二百三十名至彼,全數扣留收養,交江南委員陳福勳帶回,不肯索還用費,情禮周摯倍越尋常,是其親向中國講信修睦,尚非虛假,我國自不得不推誠接待。”②可見他對日本的態度。對於副島“謹奉國書恭伸慶賀”之事,李鴻章緊接著說:“彼因我皇大婚禮成,親政在邇,遣派外務大臣奉書致賀,似應獎以禮貌,而陰卻其不必與西國合縱,急求麵遞國書,致傷雅誼。如果將來各國俱準覲見,自無不準。該使朝覲之禮,該使自不得越眾。”③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如李鴻章的這種欲“加意籠絡”日本的態度,使得副島在後來的覲見問題上敢於固執己見而得寸進尺的,從而凸顯了日本的特殊性。
副島大使一行於1873年4月20日(農曆3月24日,以下如無特殊說明,日期為公曆)到天津之後,不是首先向李鴻章表示遲來的歉意,相反在未見李鴻章之前,便為中方未主動派員向其請安而表示不滿。李鴻①參見白春岩《1873年における清國皇帝への謁見問題—李鴻章と副島種臣との外交交渉—》,早稲田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ソシオサイエンス》Vol.16,2010年3月。②《論日本副島種臣來津換約》,《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一)第6冊,第2932頁。
③同上書,第2932頁。[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八八,第50—51頁記述李鴻章奏稿曰:“惟據稱覲奉國書一節,竊慮臨時必附從西洋各國,合詞請覲,冀得沐浴恩寵。可否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密為籌議,屆期傳知臣等,傳商該使遵照。”見《籌辦夷務始末》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403—404頁。而朝廷的答複是:“其覲奉國書一節,著李鴻章於換約時體察情形,脫慎酌辦。”(同上卷八九,第6頁。《籌辦夷務始末》第8冊,第409頁。)185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章表示自己在農曆2月初就已經在天津恭候其光臨,到4月24日(農曆3月28日)副島來會晤李鴻章時,李鴻章首先對日本處理“瑪也西”號事件表示感謝,副島種臣說:“今秘魯總統派使來我東京以求和約,又欲討論翻扣留瑪麗耶流士船之案,此值餘解纜二三日之前也。故我言使清換約之期已延遲,便匆匆相別,將其談判之事托付代辦處理,等餘歸國之後再作決定。希望在此地換約結束之後,即入北京,完成出使之事欲迅速歸國。惟望閣下諒解。”①“瑪也西”號船的善後處理,雖然確有其事,但是在這裏,副島種臣拿此事來搪塞其遲到的理由,可以說是對此事件的再次利用。
2.有關副島一行在京津進行外交活動的基本史料①—⑧4月30日(農曆4月初四)中日雙方於山西公館辦理了換約手續,翌日,副島攜帶日本土產拜訪李鴻章,其詳細情況(指副島的言論)《使清日記》有詳細記載:大使雲:不腆微物,笑納幸甚。予今日訪閣下,乃就去年柳原臨時商議之各條,今以公文加以說明而附於約後加以公布。此乃我國外交之權日進,政府之意欲使外民歸我管轄。予今區區議解一二,何益之有?待岩倉欽使歸朝,立一體之法,然後臨時而定續約可也。試思爾我兩國並立於亞細亞,古來交通文字法律大體相同,如同歐洲列國之政體一途相沿,同教之國的人民不論彼此,服從現在住地的政令,故兩國人民亦仿此由其住地管轄,如至於盡善,則亦應以政權管轄外國人。爾我兩國與歐西諸國結約以來,彼等雖劃住地之租界,於我境內而施彼之政權,此因條約而所甘心也。此西人於其本國雖為不曾允許之事,行之於非洲及印度以東之國。當時此理未明已簽訂條約,以今觀之,乃所謂臥榻之下而容他人酣睡也。我國方欲改定條約,整起公法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6卷,第137頁。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八九第21頁記載,李鴻章說:“前據上海委員探稱,該使知北河開凍較遲,擬於正月杪由日本啟程。惟迄今未聞到滬確信,來津想需時日。”見《籌辦夷務始末》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416頁。
186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普通的主權。即如今如與各國人換約,必招致我政府衙門而執行,昨日聞貴國必需要在雙方公會之地,如此皆自墜其權也。
李赧然曰:此乃沿襲先例,焉知使墜權。閣下所見正大,萬萬不及也。於桌上以指畫近交遠和四字,雲:是吾誌也。但從來應接外國,我專審事之情理以使其心服而已。
大使曰:誠善。昔唐虞氏為國,何嚐限於此土。所謂東至於海而西至於流沙。惜哉!周公之才務分夏夷,終屈王化。當時曆世皆以堯舜之心為心,蕩蕩乎,如開國則不分赤夷白夷,至今之歐西之地,皆為貴國之屬。故以中國自畫,以夷狄為外,則非堯舜之道,焉能宣化而得民心也。予在本國擔當外務以來,與閣下文書往來,且聞內外使臣之言,夙知閣下之體度,謂閣下為清之柱石。今得親切談心,竊揆實注之處,正與予誌如合符節。抑兩國間盛衰強弱皆有關係,當路者於茲可不思議乎?故交雖淺而言不可不深也。夫自主之國操權立法,而治其境內。有諺語曰: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兩國眼下容他國之政令,雖為因條約而甘心,實為墜自主之權也。故希望兩國先使其人民歸住地之管轄也。古人雲:請自隗始。
李大喜,答曰:閣下之論,至大至公,予所同意也。但岩倉大臣之改約一定,萬緒當可隨時更張。話畢,定大使進京之日,約由李派遣向導之委員。且曰:江蘇記名道孫士達現已在總理衙門,議外使覲見之事,閣下如有事,可用此人,必能致力。話畢,有列酒饌款待。大使戲雲:人或謂予曰:李中堂每接子談國事,必以酒食,不知何意。予對曰:豈有鴆人羊叔子乎?李聞之,忽焉離席來握大使之手,曰:閣下讀漢籍,何以淵博如此!相攜而出,大笑而別。①(史料①)①《大日本外交文書》第6卷,第138—139頁。“請自隗始”,典出於《戰國策·燕策一》,隗為郭隗的自稱。“豈有鴆人羊叔子乎”典出於《晉書·羊祜傳》,羊祜字叔子,“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嚐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鴆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複見於今日。”(《晉書》卷三四《列傳第四·羊祜》)187曆史研究係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農曆四月初七日,李鴻章給總理衙門也遞交了《述副島商論外交》①的公函,所述頗為詳細。為便於對照,引其全文如下:日本公使副島種臣抵津商辦換約,疊經谘呈冰案,該使亟欲赴京,因訂於四月初四日互換上年所議條規章程。事畢,專摺具陳,另文鈔谘諒邀俯鑒。去夏柳原來津議改五條,當經鴻章批飭津海關道等轉致,俟換約時核辦。彼此照會附刊約後。此次副島謂:甫經互換,不必多此枝節。上年柳原之行,本非渠意所樂為。將來該國岩倉大臣由西洋回時,欲令各國駐日本之洋人悉遵日本法令約束。如果辦成,再請中國通融商辦,想可蒙準,此時應無庸議等語,殊為爽直了當。該使換約之次日複來敝署暢談半晌,其關係交涉要件約有數端:一謂西洋各國,此國商民至彼國悉尊該國規矩、禁令,遇有爭訟案件,即由地方官持平審辦,領事等官不得擅專。中國、日本與西國換約之初,多因勉強成交,又不深悉歐洲習俗,致受誆騙,約已換定,無可如何。每見領事館作威作福,心實不甘。該國派岩倉赴西更議,現在意大裏等,尚可允行。惟英法諸國,多方諉延,能否議改,尚不可知。鴻章極力慫恿,如可改定,屬其隨時照錄新約知會,皆當逐漸設法更定,庶可各保無事。
一謂秘魯派使至日本,求與立約。該使告以和約須另立新樣,所有來日本之商民,應遵日本法令,否則不與立約。秘魯必欲照西國一律並浼英美各使代為說項,各使尚未來說,惟美使有密函奉懇,副島堅未允行,乃俟該使回國再辦。秘魯聲稱在日本定約後,即往中國議約,請問中國如何辦理?鴻章答以秘魯商船專以拐販粵閩良民為事,上年蒙貴國扣留之案,是其證據。前在京與王大臣議及,均未便準與議約。如貴國能執令悉尊本國禁令,則有犯可以必懲。俟有成議,務請屆時照錄約本,俾擴見聞。
①《述副島商論外交》,《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一)第6冊,第2933—2934頁。
188第三章作為“經略”的“修好”一謂該國外務卿從前辦不得法,駐京各使遇有事件,動輒令其至該寓麵商。又稍有疑難,各國公使會齊扛幫固結不解。副島接辦後,先正體製,遇有公事,必令該使至外務省麵商。既係公署,不迎不送。某國交涉事件,專要該國公使來商,不準他國幹預。即有公眾交涉事件,各使各辦自可各出意見,如必要會同共議,須索看各該國君主訓條信憑。以此難之,遂不敢大眾出頭。各使動稱萬國公法,我即以公法治之。此等議論,似亦可備采擇。
一謂該國主諭令到京後酌派公使留駐,擬即派柳原前光為三等公使,料理租寓及交涉事件。鴻章答以派使駐京經費浩大,現甫開辦事簡,似暫不必派人。該使謂:日本於西洋各國均已派有駐京公使,中國密邇,未可惜此小費。又答以柳原前光疊充議約隨員,人固妥當,惟職小年輕,我總署王大臣均係頭等欽差職分,必不願與照會。平行換約之初,貴國諸宜審慎。鄙意暫可勿派,或酌留委員在京籌租公館,隨時稟商要事,亦屬兩便。該使雲:極承之教,榮當遵辦。又問該國與朝鮮已和好否。該使謂:朝鮮世與本國對馬島諸侯通商,自國主臨政,諸侯撤藩,朝鮮使問遂絕。屢次派人往說,該國置之不理,書詞頗多傲慢。現乃遣使勸喻,冀得永好無嫌,實無侵陵用武之意。鴻章告以近鄰尤要和睦,朝鮮能拒西洋,國小而完,法美皆誌不在此。貴國既與西洋通商,若有事於朝鮮,人將謂挾大欺小,殊非美名,況與中國約章不合。該使深以為然。
複將進呈國書稿譯錄送閱,並未提及是否麵遞、如何禮節。鴻章因副島熟悉外洋體例,此來換約,是鴻章應辦之事。覲奉國書則非與鴻章應議之事,設糾以禮節而彼不能遵,即或勉應,而西洋各使已先不能遵,轉露輕藐伊國之意。是以僅於換約筵宴時,泛論各國交涉公事。謂既欲請覲,則中國使臣在外國,已行外國之禮;外國使臣在中國,亦應行中國之禮,方為從宜從俗。該使沉吟許久,姑答曰是,而不複置辯一詞。其隱衷亦窺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