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動亂時期，鄉紳則起而團練，維持地方秩序。太平天國興起時，新寧江忠源創團練，與太平軍對抗，成為著名的“新寧勇”；羅澤南在湘鄉也組織學生、族人，團練守望；還有左宗棠等也積極倡導團練之法。
鄉紳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主導，既為他們獲得了地方聲譽和政治、經濟利益，也維持了地方社會秩序，是對傳統中國政府在公共事務中缺位的不可或缺的一個補救。
4. 影響鄉村社會價值觀念
鄉紳對於鄉村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力是巨大的。鄉紳組成鄉村社會最具標杆意義的階層，他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具有主導地位，因而在社會聲譽方麵也具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從而也影響著鄉村社會的價值取向。近代湖南鄉紳對鄉村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
第一，崇道奉儒的政治取向。宋以來，湖南學術以崇奉程朱理學為正統，到晚清，恪守理學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湖南士人群體的共同學術取向。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劉蓉、李續賓、李續宜等一大批以理學為旨歸的士人，在鎮壓太平天國中獲得成功，成為後輩學子的仿效對象。曾國藩等人在訓練湘軍和湖南團練時，也是以理學為基本，強調維護孔孟聖教的根本，恪守封建的綱常倫理。曾國藩《討粵匪檄》乃是湖南士人的價值宣言：
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正如蕭一山先生所說，“湘軍將領幾全係儒生……大半都是理學家。……所以湘軍是含有儒教色彩的軍隊，他們以維護名教為主義，衛鄉衛國，必忠必信”。蕭一山：《曾國藩傳》，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0頁。
即使在訓練團練之時，他們也不忘教以“忠義”。湘鄉團練章程規定，團總、團長、團正在教導團丁時，需注重綱常倫理教育，使他們“惕然動容，庶足以化其桀驁之習，而生忠順之心，至其孝親敬長，睦族和鄰，矜孤恤寡，尊老憐貧，排難解紛，靖爭息訟，有無相通，患難相救”。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第70頁。
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湖南鄉紳還以編寫地方誌，修建、祭祀昭忠祠等方式褒揚湘軍死士，教化鄉村士民。所修地方誌開篇無不申明其宗旨：
是誌之修，……而其大者，尤在於闡揚忠烈，發揮節義，足以勵風俗而正人心。《湘鄉縣誌》“齊德五序”，同治十三年刊本。
然則是誌……稽習俗而資政教，觀記載而動勸懲，於扶世冀教之道不無小補矣。《長沙縣誌》卷之首，同治十年刊本。
（是誌）不獨以記時事供采擇，而亦使後之賢者足以感發而興起，夫誦詩讀書以論世，儒者日與忠孝節義之人對習，聞夫忠孝節義之言自奮發而有為。《桂東縣誌·敘》，同治十五年刻本。
鄉紳還在各地大修昭忠祠，僅長沙就有祭祀江忠源、羅澤南、胡林翼等12處昭忠祠。“自軍興以來，楚南建專祠者不下十餘人，附祀者且數萬人，忠義之盛，自古未有也。”《長沙縣誌》卷之十四，秩祀二，同治十年刊本。
修建昭忠祠，一是為了紀念陣亡的湘軍將士，更重要的是褒揚湘軍將士忠孝節義的精神，以教化鄉裏士子。曾國藩為湘鄉昭忠祠寫的祭文道：
君子之道，以忠誠為天下倡，……今海宇粗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裏，群才之興也，不可量矣。《曾國藩全集》第十四冊，詩文，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第173174頁。
正是通過各種方式，鄉紳們引導著湖南鄉村社會的價值取向。
第二，“崇正黜邪”的保守排外思想。程朱理學倡導的“正人心、端風俗”的價值取向，湘軍創造的平定東南半壁河山的事功所產生的傲岸心理，以及處南蠻之地而形成的強悍民風，造成了以湘軍軍功起家的湖南鄉紳極端保守的心理。時人描述說：
自鹹豐以來，削平寇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氣之勇，士節之盛，實甲於天下。而恃其忠肝義膽，敵王所愾，不願師他人之所長，其義憤激烈之氣，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為最。陳寶箴：《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249頁。
湘人尚氣，勇於有為，而氣太盛，則不能虛衷受益。皮錫瑞：《伏師堂未刊日記》，《湖南曆史資料》1958年第4期。
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中國所發生的“三千年變局”，湖南人是無動於衷的。湖南人的守舊態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蕩，沒有引起些許漣漪。所以當自強運動在沿海地區進展的時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餘年的自強運動，於湖南人幾乎完全是陌生的。張朋園：《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131頁。
發逆之役，湘軍成大功，故囂張之氣漸生，而仇視洋人之風以起。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29頁。
而湖南鄉紳亦以衛道者自居，以排外為自豪：
我湖湘士民，情溺綱常，……食毛踐土，久承北闕之恩；肆禮讀書，隻識東山之教；假令華夷雜處，哪堪鳥獸同群？《湖南士民公傳揭帖》，《教務教案檔》第三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891頁。
這些都表現了強烈的衛道自覺和自信，使得湖南鄉紳在一切對外的問題上，表現出不可理喻的排斥態度。湖南鄉紳的這種深固拒納的態度，造成了湖南的現代化姍姍來遲、步履蹣跚。
因此，湘軍興起造成的鄉紳勢力的崛起，深刻影響著晚清湖南鄉村社會，鄉紳成為鄉村權力的中心，他們把持著鄉村社會的各項公共事務乃至公權，也成為鄉村宗族勢力的核心，影響著晚清湖南鄉村社會的各個方麵。
四湘軍與晚清湖南鄉村社會秩序
湘軍崛起對晚清湖南社會秩序也有重要的影響，即加劇了湖南鄉村社會流動持續向下的趨勢，流民與會黨勢力發展，造成19世紀70年代以來持續的社會動蕩。
晚清湖南鄉村社會流動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湘軍的興起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參見王繼平：《晚清湖南鄉村社會分層及社會流動》，《求索》2017年第5期。
湘軍對湖南鄉村社會流動的推動，一是鄉村農民參加湘軍，流入軍隊；二是湘軍裁撤後將士或升官而上升為地主或鄉紳，或破產而成為佃農；三是淪為流民或會黨。以山野鄉農為主力的湘軍，以其較為優厚的薪餉為誘餌，吸引了日益窮困的鄉村農民加入湘軍。隨著湘軍征戰範圍和規模的擴大，加之曾國藩治軍嚴格，太平軍降卒一律不準收入湘軍，且湘軍營製又規定，“或帥欲更易統領，則並其全軍撤之，而令新統自揀營官如前製，或鄖典地募其爪，分別汰留，遂成新軍，不相沿襲也”王定安：《湘軍記》，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第338頁。，
因此湘軍需要補充的兵源非常多，湘鄉及附近州縣乃至湖南範圍內的鄉村農民紛紛加入行伍，幾成鹹豐、同治年間湖南鄉村農民的不錯的選擇。
湘軍裁撤以後，在鎮壓太平天國戰爭中發財的官兵回鄉後大肆購買土地，求田問舍很普遍，時人描述道：“湘省自江南收複後，文武將領之冒餉致富者，行鹽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號，如當店，以及各項之豪買豪賣，無不設法壟斷，貧民生計，占擱殆盡，實已不堪其苦。”李桓：《寶韋齋類稿》，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5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46頁。
但是發財者畢竟少數，大多數身無長物，亦不善農活，逐步淪為佃戶甚而成為流民或會黨。
晚清湖南鄉村哥老會勢力突起，也與湘軍有著密切的聯係，而哥老會的興起，則成為同光年間湖南鄉村社會衝突的重要表現形式。“哥老會者，本起四川，遊民相結為兄弟，約緩急必相助。軍興，而鮑超營中多四川人，相效為之，湘軍亦多有。”王闓運：《湘軍誌》，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第18頁。
哥老會在湘軍的盛行原因，“大約初入會時，有兩種議論最易誘人：一曰在營會聚之時，打仗則互相救援，有事則免受人之欺；一曰出營離散之後，貧困而遇同會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會可免搶劫，因此同心入會”。《複劉崑》，《湖湘文庫·曾國藩全集》第30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第142143頁。
“湖南二十餘年以來，支持東南大局……兵勇之情，多未安貼，哥匪名目因之乘之以興”，朱漢民、丁平一主編，劉泱泱、王興國點校：《湘軍》第4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50頁。
“戰陣之餘，輒以拜盟結黨為事。迨承平遣撤後，鏢悍成性，又無恒產，複勾結各處土棍，連成死黨，因有哥弟會名色，散則混作良民，聚則仍成股匪”。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台北：“故宮博物院”，1981年，第139頁。
“湖南兵勇遍布各省，其在營者往往與同營同哨之人結為弟兄，誓同生死，當時頗資其力。浸淫既久，一二狡黯之徒因而煽結。於是哥老會之黨以眾，而其勢亦愈張。”朱漢民、丁平一主編，劉泱泱、王興國點校：《湘軍》第4冊，第342頁。
隨著湘軍裁撤，湘軍士兵回鄉，哥老會開始在湖南發展，導致湘軍的老家湘鄉及其附近的湘中地區，不斷發生哥老會的起事。1867年5月，原為湘軍士兵的會黨首領曾廣八與童級高、賀新惠等人在湘鄉發動會黨五六百人起事，他們頭裹紅巾、手執白旗，與前來鎮壓的紳團展開戰鬥。1870年3月，湘鄉哥老會首領賴榮甫等聚集會黨數百人，再次發動起義，先後多次與地方紳團接戰，轉戰湘鄉、湘潭一帶。同年9月，湘潭朱亭地方哥老會發動起義，轉戰於株洲、攸縣、衡山及湘鄉，造成一定的聲勢；1871年5月，在其他地區，也有哥老會眾發動的起義。1867年6月瀏陽會黨起義；1870年9月湘潭會黨起義；1871年5月，龍陽（今漢壽）、益陽會黨首領劉道美組織哥老會發動起義，先後攻克龍陽、益陽二縣城，震動朝野。
進入19世紀80年代，湖南會黨日趨活躍。1880年(光緒六年)3月，鳳凰廳苗民石老華等聚眾起事。石老華曾在貴州軍營當勇，1879年被官方以“傳習邪術”的罪名裁撤。他回到鳳凰後，自稱“簡王”，聯絡貴州鬆桃已革苗弁龍有發等，聚集多人，3月14日(二月初四)，石老華、吳老朋等率領二三百人，前往新寨及苟若寨地方，“欲劫洋土客為起事資本”。土客得訊避匿，遂焚掠五六十家。旋返回董倒寨，“計議先取盤坨(鬆桃屬)紮營，再奪鬆桃、銅仁”。
地方政府偵知後，派兵圍剿，3月19日，各路官軍大舉圍攻董倒寨，焚寨搜洞，石老華、石老保先後力戰陣亡，龍有發不知下落，苗眾死難者數十人。劉泱泱等：《湖南通史》近代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265頁。
1881年(光緒七年)夏，華容哥老會首領易龍泉圖謀起事。易龍泉即易開軒，早在1879年(光緒五年)，即與湘潭人張先春等在石首、監利、華容放飄糾眾，發展會眾達3000餘人。本年4月(三月)，他與丁穀臣、蔡長兒、陳角兒、唐六喜等同謀，定於8月20日(七月二十六日)攻打華容縣城。不料走漏風聲，蔡長兒等被官兵緝拿，易龍泉、丁穀臣等逃逸。
1883年(光緒九年)2月，平江會黨方惠映聚眾起事。先是1882年12月，以方雪敖為首，與方惠映、林積麈等相約在金盆圾嶺上草堂內開山堂。方雪敖居中稱坐堂，以方惠映為副堂，林積麈為行堂，共議“糾眾造反”。林積麈刻就木板，橫為“九龍山”，中刻“欽命平邑巡查簡放開花”，旁曰“申中山太平堂”，共約本年2月20日(正月十三日)“以耍龍燈為名，先搶長壽街起事”。不料事被官方察覺，於起事前將方雪敖設計誘捕。方惠映等見事已敗露，糾集100餘人，於2月22日(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廟殺豬祭旗起事，隨即向漁潭進發。沿途擴充隊伍，焚毀團紳房屋。正行進間，管帶親軍防營提督謝晉鈞率大軍趕到，起事會眾見勢不敵，各自逃散。方惠映等被先後拿獲殺害。劉泱泱等：《湖南通史》近代卷，第304頁。
同年，還有嶽陽會黨劉幅元，龍陽會黨曹小湖，華容會黨易小泉、黃卓兒等圖謀起事，均因事泄失敗。劉泱泱等：《湖南通史》近代卷，第266267頁。
1886年(光緒十二年)，道州、永州等地破獲哥老會孟景明等圖謀起事案。孟景明係道州人，1884年在州屬月岩洞明觀為首結拜哥老會，稱大哥，次年11月(十月)，又在北鄉西嶽廟、龍村、田龍廟等處聚會，到者300餘人，計劃發展會員，準備起事。1886年2月(正月)，開始刻就印信，刊布告示，印信上刻“總製天國軍略兩湖元帥”等字。被官府發覺，會眾中有人相繼被捕，並被搜獲飄布、名冊等件，事機盡泄。7月(六月)，孟景明、孟景漳兄弟逃避永州，至9月(八月)初被兵勇擒獲殺害。劉泱泱等：《湖南通史》近代卷，第269頁。
1890年澧州哥老會起義。澧州人廖星階早於1887年即參加哥老會，充當老五。1889年自開山堂，並與龍老九餘黨徐樹堂等結合，放飄糾人。本年9月11日(七月二十八日)，因聞團總監生杜彩珍訪知結合情事，聲言報官拿辦，立即與馬萬伏、徐樹堂、陶文表、陳啟元、楊恩元等在朝天湖會商，計議將杜彩珍殺死，即便起事，先搶新州、津市，進城劫獄，再攻常德。約期9月17日(八月初四)發動。先派徐樹堂赴石公橋約集四五百人前來會合接應。屆期徐樹堂等人未至，廖星階、馬萬伏等即率200餘人，攜帶刀槍，乘船至梁家坪杜彩珍家，將杜彩珍砍斃，並放火將杜家及附近房屋燒毀。然後向魯家灣、栗家坪一帶迸發。9月19日，與陶文表等會合，隊伍發展到四五百人。複經孟薑垸、甘家灣等處，駕船赴新州。遇官軍前來圍捕，廖星階、楊恩元率眾抗擊，殺傷兵勇多人，因實力懸殊，隊伍潰散，廖星階等駕船逃亡，楊恩元、陳啟元被捕。9月23日，廖星階又邀集會眾至澧州城外放火，圖謀進城劫獄，將陳啟元等救出。不幸被官兵擊敗，會眾逃散。廖星階不久被巡緝營拿獲，先後被捕者尚有徐樹堂、魯祥美、石銅匠等，均被殺害。其他遭發配極邊或在籍監禁者尚有數十人。劉泱泱等：《湖南通史》近代卷，第273頁。
1891年7月，漵浦會黨首領舒海棠、楊之上，及蕭成成、史錫林等，糾集會眾，約期於7月30日(六月二十五日)起事。後以獄中會友求救甚急，遂提前發動。7月22日(六月十七日)，舒海棠等率眾自鐵牛山乘夜入城，焚署劫獄，擊斃吏卒數人，知縣文光宸倉皇逃匿，千總田興元受刀傷。會眾旋撤退出城。舒海棠、宋連成、蕭成成、史錫林等至橋江市後，複往攻黃家堖，受鄉團阻擊。不久，各都團勇齊至，會眾被捕殺100餘人，起事失敗。劉泱泱等：《湖南通史》近代卷，第272頁。
在整個19世紀90年代，會黨的起事接連不斷，除上述起事以外，臨湘、醴陵、酃縣等地也相繼發生了會黨起事。據不完全統計，太平天國運動之後至20世紀前，湖南共發生各種起義、饑民暴動、市民風潮“民變”等共達70餘起，其中由哥老會等會黨發動的40餘起。劉泱泱等：《湖南通史》近代卷，第275頁。
就其原因來看，乃是湘軍裁撤以後出現的會黨潮。征戰多年的湘軍其實在軍營時就已經出現了哥老會組織，而裁撤實際上將會黨散布到湖南乃至全國各地，19世紀下半期長江流域風起雲湧的會黨活動，也是與這攸關的。
除會黨活動頻繁以外，以鄉紳為主體的湖南教案和反洋教衝突，也是湘軍崛起帶給湖南鄉村社會的後果之一。湖南曆來以保守著稱，以湘軍軍功出身的鄉紳群體更強化了這種保守的社會氛圍，對於外來宗教，采取的是極端的排斥態度。自1855年衡州教案發生以後，湖南的民教衝突從未停止，經常釀成劇烈衝突，鄉紳無疑是其中之中堅。王繼平：《湖南官紳與反洋教運動》，《邵陽師專學報》1986年第2期。
19世紀60年代流傳甚廣的《湖南合省公檄》就是湖南鄉紳的傑作，文中極力宣揚基督教是邪說，一旦進入中土，則“數千年衣冠禮義之邦，一旦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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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域”。王明倫：《反洋教書文揭帖選》，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第18頁，第1116頁。
時任湖南巡撫的王文韶對鄉紳的這種行為，也大感欣慰，認為此事“亦具見我國家二百年來的厚澤滌仁，淪浹已久，是以人心團結，有感發流露於不自知者”。《教務教案檔》，第三輯，第893頁。
1892—1897年周漢的大規模反洋教宣傳活動，乃是湖南官紳反洋教活動最持久的一次。周漢，湖南寧鄉人，早年投身湘軍，以軍功升候補道。他在1891—1892年間刊刻了大量的反洋教小冊子和揭帖，播散於全國各地，從而促使各地反洋教鬥爭的興起和發展。但是周漢的行動並不是他個人的孤立行動，是得到湖南官紳的支持的。當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在給總理衙門的照會中就說：“中國士大夫階級中的反外人和反基督教分子，正在係統地煽惑仇恨，這些分子的大本營和中心，是湖南，他們的宣傳品傳播到整個帝國之內。”卿汝楫：《美國侵華史》第2卷，北京：三聯書店，1953年，第601頁。
湖廣總督張之洞曾責令湘省官吏查辦，但“舊本甫毀，新本旋出”，查不勝查。他認為這是因為周漢“在湘省頗有名，長沙三書院亦多推重，故代為傳播之人甚多”，且“湘省無識士紳多有稱讚其歌謠各種者”，“以故勸禁俱窮”。在處理周漢的問題上，湘鄂官吏也頗偏袒。張之洞認為，周漢是“以崇正黜邪為名”，如果照列強旨意參辦，“於政體有妨”，因而建議將周漢調甘肅委差，再發往新疆軍營。至於湖南官吏本為周漢奧援，自然不肯參辦。後來在列強和總理衙門的恫嚇和催促下，他們才對此進行調查。但最後的結論居然認為周漢本人並無刊刻傳播反洋教宣傳品之事，而是別人假托其名刊播的，顯然是有意掩飾。但為了應付列強和總理衙門，隻好以周漢平日好發議論，致使有人假托其名，與道員的身份不合為由，將周漢革職，交籍管束。轉引自湖南省地方誌編纂：《湖南宗教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1362頁。
到了1897年，周漢再度刊刻大量的揭帖、傳單，又一次發起了反洋教的宣傳活動。此次雖然巡撫陳寶箴在英國領事的要挾下逮捕了周漢，但如何處置，卻使湘鄂督撫大傷腦筋，陳寶箴想推給總督張之洞，但張表示不能接受，彼此推托了幾次。究其原因，在於湖南官紳的輿論壓力。據記載，當周漢被捕之後，寧鄉縣試的數千童生嘩聚公堂，以罷考相要挾，要求釋放周漢。最後陳寶箴在壓力下雖然不得不監禁周漢，但事後他在表白苦衷時說：“非然無以全大局，亦無以曲全周漢。”陳三立：《散原精舍文集》卷5，“先府君行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5頁。
通觀對周漢事件的處理，可以窺見湖南官紳對外國教會勢力是何等頑強的抵拒！正如當時在湖南的日本人安井正太郎在一本書中所寫的那樣：“各國教會的傳教士侵入湖南的越多，湖南人的排斥也愈厲害，有名的排斥派首領周漢，使得各國牧師為之膽寒！”安井正太郎：《湖南》，《湖南曆史資料》1958年第4期。
會黨起事和反洋教衝突，乃是湘軍裁撤之後湖南鄉村社會秩序失範的現象之一。湘軍作為迥異於清朝製兵八旗綠營的鄉土軍隊，在鹹同之際以平定東南半壁江山的事功顯赫於晚清中國，並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影響晚清中國近40年。對於湖南鄉村社會來說，湘軍之興起，並沒有改變自清中期以來的湖南鄉村凋敝的趨勢，反而造成鄉紳勢力的崛起，鄉村社會秩序的失範，這與其創始者曾國藩的“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時風氣”的初衷，亦大相徑庭。
論太平天國時期湘軍的從軍熱潮
論太平天國時期湘軍的從軍熱潮
熊英熊英，湖南文理學院教授。
摘要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人等所創建的湘軍使湖南掀起了從軍熱潮，前後人數多達二三十萬。湖南人紛紛從軍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家貧、為死難親人報仇雪恨、統領回鄉招募、升官發財的追求等。湘軍的從軍熱潮對晚清湖南社會產生了一係列重大影響。
關鍵詞太平天國時期湘軍從軍熱潮影響
近代以來，湘人經曆了數次從軍熱潮，其中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就在太平天國時期。1852年年初，清政府為了鎮壓太平軍，命令湖南當局和各地方州縣普遍編練團練，大量招募或強征丁壯補充營伍。稍後在籍侍郎曾國藩受命編練湘軍，他運用了獎勵軍功與增加學額等一整套獎勵機製，讓貧窮的湖南農民和期待入仕的儒生紛紛效力軍台，投入沙場。鹹同年間，湖南人通過各種關係和途徑，因為各種理由紛紛從軍。“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特別是湘鄉“一縣之人，征伐遍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嚐有也”。楊奕清：《湖南地方誌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299頁。
關於鹹同年間湖南人的從軍盛況，我們在晚清時期很多湖南文人的日記史料中就多次看到。在此，我們不禁要問：鹹同年間湖南人紛紛從軍的具體情形如何？湖南人為何如此熱衷於當兵？湖南的從軍熱潮對其故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文將這些問題納入了研究視野。
一鹹同年間湘人從軍情形概述
太平天國起義軍進入湖南後，隨即在進軍區域內對反體製勢力進行了大規模地策反與動員工作，各地反清會黨民眾紛紛加入了起義隊伍。在湘軍將領席寶田的老家東安，“逆黨”羅沅鈺先後發動蔣瑸和唐元亨響應太平軍，收編了千餘人。其他呼應太平軍起義的還有郴州的劉代偉、衡陽左家發、瀏陽周國虞等，他們所到之處打擊豪強、摧毀秩序，極大地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根基。清政府方麵也是單靠經製兵八旗綠營已經無法鎮壓起義軍，鹹豐皇帝不得不下令各省組建地方團練，“鹹豐辛亥，粵匪上竄，督撫以標兵有限，不足攻守，請濟師於朝，征集各省營兵及本省所轄之鎮筸鎮等處兵。猶不足，乃招募鄉勇操習技藝，甄拔人奇士、薦舉偉人統領而節製之。駱中丞所練丁壯，謂之南勇。江忠烈所練名楚勇，羅忠節所練名湘勇，”楊奕清：《湖南地方誌中的太平天國史料》，第118頁。
湖南各地從軍人數與日俱增，到1853年湘軍出省作戰後，人們看到的是“賊多楚人，勇亦多楚人”。鹹豐四年，在籍守製的曾國藩奉命編練湘軍，出省與太平軍交戰於贛鄂，其他官員也紛紛效仿。鹹豐八年，李元度在平江、左宗棠在長沙等地紛紛募軍到浙江前線作戰；鹹豐九年，石達開圍攻寶慶，巡撫駱秉章檄寧鄉劉典、童秀春等人練團自衛；同治初，曾傳理代將於蜀、黃潤昌起於安徽、郭鬆林奮於上海，等等，真可謂：“隴畝愚氓，人人樂從軍，聞招募則爭出效命，無複綠營征調離別可憐之色。其後湘軍戰功遍天下，從戎者日益眾。或募千人則萬人應之，募萬人則數萬人應之；勢不能盡收，甚至丐書幹請而後得入。”王定安：《湘軍記》，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湘軍史料四種》，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674頁。
湘軍成立之初，水陸兩軍人數約一萬七千人，隨著湘軍出省作戰，日漸成為清王朝鎮壓太平軍的主要軍事力量，人數急劇擴充。到同治三年，各路湘軍由於“隻見增勇，不見裁撤”，陸續擴充至二十餘萬人
，僅曾國藩的直轄湘軍就已多達十二萬人。關於湘軍人數，各家多有爭議，林增平主編的《湖南近現代史》中稱：天京攻陷後，曾國藩所統湘軍大約十二萬人；嚴中平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冊所言湘軍人數是二十萬，而龍盛運的《湘軍史稿》中認為在1860—1864年間湘軍陸續擴充至五十餘萬人。我們根據曾國藩奏議中的月需餉費數約為二百萬，又比照湘軍初期人數所需軍餉實數推算，湘軍此時人數約二十餘萬人，其中包括曾國藩的直轄部隊十二萬，李鴻章的湘淮軍七萬，左宗棠軍四萬，沈葆楨的一萬人等。
楊度曾在《湖南少年歌》中如此描繪過湖南人的從軍熱潮：“城中一下招兵令，鄉間共道從軍樂。萬幕連屯數日齊，一村傳喚千夫諾。農夫釋耒隻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屍兒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聞嫁女向母啼，不見當兵與妻訣。”
二鹹同年間湖南人紛紛從軍原因探析
太平天國時期，湖南人之所以掀起從軍的熱潮，原因很多，具體情形如下：
（一） 因家貧而選擇從軍
近代以來，湖南廣大下層民眾普遍生活在貧困的環境中，戰爭和水旱災害不斷，天災人禍壓得老百姓無以聊生，所以他們不得不選擇了從軍之路。例如湘軍著名將領彭玉麟，16歲時父親去世，族人欺負他家孤兒寡母，勢力單薄，就將家中田產奪走，彭玉麟避居衡州，因家貧，投了衡州協標營充司書，月有餉銀來養家糊口，後來聽從曾國藩之招，入湘軍營。李興銳，是曾國藩的幕僚，瀏陽人，因出身農家，家境貧困，於鹹豐二年，以諸生辦團練，鹹豐五年，入曾國藩營，總管糧台。寧鄉人周達武，就是因為家貧，當傭工無以為生而當兵；衡陽籍的胡正大，當初是以小商販奔走於市井之間，因為喜歡飲酒，數鬥不醉，導致家中一貧如洗，聽前來家鄉募兵的人說當兵十天就能得富貴，於是就加入了鮑超的湘軍。湘潭人李森蘭也是因為家貧，父親的好友唐訓方領軍湖北，就令其從軍。反之，如果人們家中富有，一般人是不願意從軍的。曾國荃曾經想推薦本家親戚曾和六當兵，曾國藩則認為他身家豐厚，未必願冒險從戎。可見，參加湘軍的很多人的初衷都是為了解決家中困境。
（二） 因親人慘遭太平軍殺害憤而從軍
太平軍從廣西打到湖南，戰火致使許多湖南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加上湖南人應招入軍的人數眾多，戰死沙場的人數必然也有不少。麵對親人死於太平軍的刀下，他們感到悲憤，很多人就為了替父子兄弟報仇而參加了湘軍。例如，長沙縣人朱載陽在鹹豐二年（1852）太平軍掠襲省會時被殺，“其子章鍵遵遺教，督團勇從官軍禦賊”。
楊奕清等編：《湖南地方誌中的太平天國史料》，第131頁。
湘軍三河慘敗後，湘鄉人為了給死去親人報仇，紛紛應募入營；永定縣的湯光吉，就因痛恨其兄弟光選從剿太平軍死於軍中，才投奔行伍；保靖縣的全光柄，兄弟九人，弟玉貴以副將在廬州戰死，光柄痛憤之極，就帶著另一弟弟光材抄小路趕到金陵大營請求給玉貴複仇，和春命他襄理玉貴舊部營務。鹹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杭州城陷之時，光柄、光材同時殉難。葉光嶽，因父親葉永林死於全州之難，投效水師。鹹豐十一年，在安徽戰死。
（三） 因統領和營官的居鄉招募
湘軍有很大一部分源於營官和統領的居鄉招募。通常來說，湖南以湘鄉、寧鄉、平江、湘潭、新寧、衡陽、寶慶等府縣當兵人數為多，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地方出湘軍的營官和統領。湘軍曾國荃、李元度、劉長佑、楊載福、彭玉麟、江忠源、李續賓等就多次回家鄉招募兵員。以江忠源為例，鹹豐元年，他因父訃回鄉，正趕上太平軍從廣西入湖南，他自將本籍丁壯組織成了五百人的隊伍拉上前線抵擋太平軍，這就是楚軍的興起；同時，羅澤南、王鑫等也純募湘鄉人，塔齊布則用省城兵家子弟，郭鬆林則用湘潭子弟，李元度則用平江人。湘軍的形成頗帶有地域性就證明了這一點。
（四） 本人自小就對兵事感興趣
湘軍將士所以踴躍從軍，還有著個人自身的愛好問題。例如湘軍著名將領俞吉三、黃少春兩人，都是寧鄉人，從少年時代起，他倆就喜歡習武動槍，俞吉三是“勤習弓矢、拳術，”黃少春則常“從群兒嬉戲戰鬥，自為帥，指揮兩陣，莫不習服”。楊奕清等編：《湖南地方誌中的太平天國史料》，第226、254頁。
另一位寧鄉人楊鼎勳也是年幼時就喜談兵事，每放學回來，就在沙土中玩布陣遊戲，鹹豐初年，與劉典在家鄉倡辦團練，九年，曾國藩委他帶親兵營。
（五） 因科舉考試屢試不第，正途無望，被迫走投筆從戎之路
近代之湖南並非文化大省，受到科舉考試名額的限製，能夠躋身官場的人數並不多，這就意味著許多文人士子難以步入仕途。而當兵入伍就成為很多湖南人的進取之階。事實上，有很多後來被保舉或者升官的人都選擇了這條艱難之路，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湖南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例如鹹豐八年初，曾國藩在湘鄉為父親守製時，同鄉周少濂是其同讀同考的好朋友，因為久試不進，來到曾家，求投曾國荃的吉字營博一功名。寧鄉人士龍朝翼，因屢試不售，於鹹豐七年投筆從戎，入了曾國藩戎幕；另一寧鄉人許承嶽，其先人多以文學顯，但他自己卻屢試不獲售，就決心棄舉子業，橐筆江淮間，後又入浙曆幕府，既而由縣丞效力戎行，以收複安徽婺源及剿辦衢州賊有功，晉階知縣。鍾世楨，武岡人，省試屢試不售，就隨江忠源入營。
（六） 想立功名而入營
湖南人甘願冒險從軍，有一個很明顯的理由就是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普通人家獲取功名的便利途徑也隻能去當兵。於是那些已經參加湘軍的人紛紛在前線靠著英勇殺敵謀取功名，還沒有功名的後方丁壯則想方設法通過拉關係前往軍營投效撈取政治資本。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湘軍著名將領李臣典，他年少時，家中一貧如洗，不得不做傭工。鹹豐初年，家鄉寶慶（今邵陽市）人紛紛從軍，邀李臣典一同前往，李嘲笑他們不過是為錢而當兵，將來隻是為了獲得做生意的本錢而已，並非為了立功名。後來聽說曾國荃募兵，認為這回才真正找到了能為投效的好將帥，就趕緊應募前往追隨。同治元年，曾國荃率領湘軍進攻雨花台，太平軍當時號稱六十萬，能夠將湘軍圍困數重，諸將都非常恐慌，想潰走安慶，李臣典當著眾人的麵對曾國荃慷慨陳詞：“所以舍諸將從君侯者，固欲出奇製勝，成不世之功也，苟畏寧肯來乎？”曾國荃為之感動得流下熱淚，並且許諾：“壯士功名，與君共之。”楊奕清等編：《湖南地方誌中的太平天國史料》，第364頁。
（七） 因為兄弟、親朋好友的關係而入營
曾國藩創立的湘軍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其營官在募兵組建軍隊時，利用了同鄉地域關係和親友血緣關係為紐帶，使得一營從營官到長夫都是同鄉親友，知根知底便於合力齊心，敗則相救。這樣一來，湘軍中就出現了許多家族隊伍和兄弟朋友皆兵的現象。例如江忠源就和其弟江忠浚、江忠濟、江忠淑都在行間，號稱“江家軍”；曾國藩就有曾國荃、曾國華、曾貞幹兄弟四人皆在軍營效力，可謂是“曾家軍”。此外還有劉藤鶴、劉藤鴻、劉藤鵬兄弟與其從兄劉嶽暘、劉嶽昭；楊鎮南、楊鉀南兄弟、劉典與劉大謨兄弟；楊家正、楊國正、楊正元兄弟；劉長佑、劉長健兄弟；劉蓉、劉番兄弟；張運蘭、張運桂兄弟；鄒漢勳、鄒漢章兄弟；羅萱與羅逢元堂兄弟、郭鬆林與郭芳鉁兄弟；等等。師友關係則如羅澤南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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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續賓、李續宜兄弟、蔣益澧、劉藤鴻、張運蘭、鍾近濂、易良幹、羅信東、羅鎮南、楊昌濬、唐訓芳、李森蘭等；叔侄關係如王文端、王鑫與王開化、劉鬆山與劉錦棠等。在太平天國期間，湖南有很多家庭還四處托人找關係入營，鹹豐八年，曾國藩在家守製期間，不斷有親戚朋友來湘鄉荷葉塘老家求薦軍營，郭嵩燾在辭官居鄉的時候，也曾經舉薦過多人。所以當時流行有湖南人喜歡當兵，就連女子嫁人也有要選擇當兵的習俗。徐柯在《清稗類鈔》的風俗類中就曾記錄了鳳凰女喜嫁兵丁的怪事，其原因就在於其有月餉可資贍養，當地男子人家窮，欲娶媳婦，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從軍。總之，鹹同年間，湖南通省兵員遍布全國各地，王闓運就曾經描述過湘軍聲勢浩大的場麵：“湘軍則南至交趾，北及承德，東循潮、汀，乃度海開台灣，西極天山、玉門、大理、永昌，遂度烏孫，水屬長江五千裏，擊柝聞於海。自書契以來，湖南兵威之聖未有過此者也。”王闓運：《湘軍誌》，《湖南防守篇·第一》，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第1頁。
曾國藩也曾經在鹹豐十一年給湖南巡撫毛鴻賓的信中談到家鄉“近年以來兵勇遍布數省，頗有人才之淵藪之稱”。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清鹹同年間名人手劄》，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第9頁。
於是，湖南人的紛紛從軍可以用“古以從軍為苦，今以殺敵為歡”這樣一句名言來形容。
三太平天國時期湘軍從軍熱潮的社會影響
近人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曾如此表述了湖南人的從軍熱潮：“父兄子弟爭荷戈，義氣相扶團體結。誰肯孤生匹馬還，誓將共死沙場穴。一奏軍歌出湖外，推鋒直進無人敵。水師噴起長江波，陸軍踏過陰山雪。東西南北十餘省，何方不睹湘軍幟？一自前人血戰歸，後人不歎《無家別》。城中一下招兵令，鄉間共道從軍樂。萬幕連屯數日齊，一村傳喚千夫諾。農夫釋耒隻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屍兒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聞嫁女向母啼，不見當兵與妻訣。十年斷信無人吊，一旦還家誰與話？今日初歸明日行，今年未計明年活。軍官歸為灶下養，秀才出作談兵客。隻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據學者們的統計，太平天國時期湖南從軍人數保守估計達到了二十多萬人，這還不包括戰死疆場的人數，幾占湖南全省人口的1%強，據劉泱泱《湖南通史》記載，同治三年，湖南總人口數為20996000。
鹹同年間，湖南人紛紛通過各種關係和途徑，因為各種理由紛紛從軍。“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
太平天國時期興起的從軍熱潮，對當時湖南社會產生了諸多影響，主要表現有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湘人通過從軍躋身軍功地主的行列，社會地位顯著提高，但同時也沾染了追逐名利的社會風氣。
湘軍將士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可謂是功名富貴相望以起。所以時人以為“天下皆貧，湖南獨富；天下皆賤，湖南獨貴”《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光緒刻本，第30頁。
。太平天國之前，湖南通省士人無論是在京城，還是在各省所在地，名宦和仕途都不是很彰顯，由於獨立為行省的時間不長，經濟又欠發達，整個民風都顯得純正樸素，淡泊名利。隨著湘軍的興起，湖南人通過從軍，在疆場上立功，可以改變家庭個人命運，躋身官場，於是紛紛以從軍為樂，一味追求名和利，好做官，想發財。對於普通民眾而言，他們為了改變自身的命運，紛紛求為薦營效力，因為這是社會底層人員升官發財唯一的出路，於是常以“送子從軍為快事”，即使是“避處萬山叢中尤有此等營求”；對於那些軍營從業人員而言，他們希望盡快得到保舉、升遷，或者有發財的機會。曾國藩創軍之初，奉行“不妄保舉，不亂用錢”的原則，結果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國藩帶兵功下武漢，僅保三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漢一次就保奏了三千多人，於是，許多湘軍認為欲求官職投曾不如投胡。後來，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懇切進言，才隨即改弦更張，開始大保麾下從軍人員及幕僚。曾國藩的保舉主要有彙保、特保和密保三種。湘軍每攻克一城或者打一次勝仗，曾國藩就辦理一次彙報之案，於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了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服務的幕僚。特保多以薦舉人才的方式保奏；密保之案，則專為立有大功或特別優異的人才個別辦理，或專具密折，或夾帶密片，彙保和特保皆數一般保案，人數較多，辦理稍寬，隻能保奏候補、候選、即用、簡用之類，或僅保一官銜。所以使用彙保之案開空頭支票成為曾國藩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對於湘軍中的高級將領、大帥級的人物，則主要采用了密保。鹹同年間，湖南因為湘軍的原因，出息了一大批人才，從湘軍中走出來的尚書、侍郎、總督、巡撫先後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員就更多了，二品以上的武官數以千計，三品以下不計其數。湖南的社會地位顯著提高，由以前的“未嚐先天下”變成了被世人刮目相看的“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中興將帥，什九湖湘”，就連著名曆史學家譚其驤也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但與此同時，也暴露出弊端。依靠軍功起家的湘軍將士中好為職官，爭名利者比比皆是。時人表述楊嶽斌和彭玉麟兩位湘軍高級將領之間素有矛盾，因為後者的官位高於前者，楊嶽斌悻悻不平，以三次告假來要挾朝廷，最後得到總督位置才罷休；督撫級官員郭嵩燾與蔣益澧、左宗棠之間也矛盾重重，最終以左宗棠彈劾郭嵩燾，郭被擠出廣東巡撫的位置，由蔣益澧接替廣東巡撫而告終。湘軍子弟也因為有後台，往往在擇業上有很大優勢，一般都在薪水高、清閑的衙門供職，像鹽茶督銷局、糧台軍餉籌辦部門、厘金收取站、稽私督察等。在湘軍紛紛追逐名利之風的影響下，民間也逐漸沾染此一風氣。早在鹹豐八年，郭嵩燾就體察到了湖南人這一變化，“今之能者，窺上之所尚，而假榮名美政以邀利者，猶有其人，能實破利字一關者，蓋已難矣”。“楚人之性，守田廬不樂仕進，近則赴選京師者日必數人，平民捐銀數百，輒以知縣注選……仕徑尤捷，所費亦不過數百金。”事實上，廣大湖南民眾紛紛從軍，這本身就是一種追逐利益的驅使，“農舍耒，工舍器，攘臂以爭名利，浮動之氣，樂殺之風，乃一發而不可謁，民相竟曰武勇，士大夫相獎曰忠義，而君子憂之”，《郭嵩燾日記》第一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9頁，第483頁。
近人楊度如此描述了湘軍的威風與地位：“常言湘將皆傖父，使我聞之重撫膺。籲嗟往事那堪說，但言當日田間傑。”
其次，戰爭刺激經濟也破壞經濟，從軍熱潮對湖南經濟發展起到了發展與製約並存的影響。
一方麵，由於湘軍軍火器械“多由湖南辦運”，對軍需物資的大量需求促使了為之鍛冶兵器的手工業作坊在湖南各地廣泛興起，極大地推動了湖南煤、鐵礦、硝磺礦等開采業的發展。例如，同治元年，湖南當局為了保證湘軍的火藥攻擊，奏請清廷批準開禁桂陽等地的硫黃礦的開采，朝廷“奏準：湖南省局存磺無多，請仍在桂陽州開礦采辦”。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549頁。
此後，全省各地普遍效仿，並四處尋找新礦，在積極開采、大量收購的新政策刺激下，手工開采磺砂及黑鉛等火藥礦源的籠洞遍布於湘南的桂陽、郴州、湘鄉、長沙各地。湘軍興起後，不僅打仗用的軍火器械的需求促進了湖南各地手工業、采礦業的發展，打破了湖南單一的農業經濟結構，而且數十萬湘軍的糧食、布匹等物資的供給更是直接導致湖南米布進入全國市場銷售，改變了過去湖南糧食生產在收成好的年份卻“穀賤如泥”的頹局，推動了湖南農業產品的商品化，活躍了全省商品經濟。同治元年，曾國藩為了解決“湘軍湖南辦運”，決定在湖南一次性購進米穀一二萬石，他把自己的想法寫信告知其弟弟辦理，此後，因為各路湘軍紛紛在湖南辦理販運，造成了湖南“米價漲落無常”，米穀完全成了受市場供求支配的商品，因此各“地方亦逐若繁富”。同時，各地方當局也因為重視開辟利源、積極興辦實業而逐漸將湖南地方經濟搞活。
另一方麵由於湖南人紛紛從軍，導致湖南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出，湖南全境缺乏必要的勞動力；同時從軍致富的湖南人競相崇尚奢華，消耗了大量發展經濟的物質基礎，使得整個社會的生產和經濟遭到了很大損失。
如前所述，因為經濟利益的驅使和擁有兵權的家鄉人的招募等原因，太平天國時期湖南人紛紛從軍，使得湖南廣大農村遍布留守老人與婦孺，境內農事商事等都缺乏必要的勞動力，在當時生產力很低下的條件下，對農耕經濟無疑具有摧殘性，整個社會經濟日顯蕭條。早在同治九年，居鄉的曾國荃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如是說：“軍興以來，勇力皆係民力，萃其精壯並之於疆場，徒留老羸弱稚於畎畝。故農工既不如昔日胼胝之勤，即百色匠工亦皆懷惰自安，旦已晏而始出作，暮未昏而先入息，猶且欠申告勞於同其類，相率而為明日避重就輕之計。”梁小進編：《曾國荃全集·家書》第五冊，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第303頁。
此時辭官居鄉的郭嵩燾也就此發表過言論：“使一方之民，盡廢農工之業以趨於兵，欲無危得乎？”《郭嵩燾日記》第一卷，第483頁。
湖南的曆屆巡撫也有抱怨，早在鹹豐末年，巡撫毛鴻賓就曾經上奏朝廷說，湖南因為從軍者過多，省內農事隻有老弱病殘之人勉強維持，缺乏必要的勞動力，影響了全省的經濟發展。到光緒二十一年，巡撫陳寶箴更同樣上奏，進一步說出了湘人從軍的危害：“自軍興以來，佃耕農氓大半釋耒荷戈，久從征戌，逮至凱撤回籍，則已無田可耕，無業可執，逐致生計日促，遊手日多，在中年稔之年即難免乏食之虞，頃來南、北洋征募湘軍遣散過來，四境之內即驟增此不耕而食之民，情事極為可慮。”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31頁。
因為青壯年勞動力的嚴重缺乏，造成了農村雇傭勞動力缺乏，價格上漲，曾國荃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就提及該問題：“昔者吾鄉點工定價：石匠百二十文，木匠九十六文，小工七十二文，而穀價不分低昂，皆坐一串二百文一碩。今則穀價之坐同也，而工價則次第上升矣。”曾麟書等：《曾氏三代家書》，長沙：嶽麓書社，2002年，第332頁。
再次，湖南人走出家園後接受了先進思潮的洗禮，開闊了視野，回鄉後成為轉播文化的使者，促進了湖湘文化的繁盛。
湘軍興起之前的湖南，整個社會的文明開化程度還停留在傳統的農耕社會階段，士人們因為接受了傳統文化和地方相對保守的農耕文明社會風氣的熏陶，大多數都表現得因循守舊、不太樂意接受先進地區先進的事物，更不用說西洋事物了，正所謂“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中，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悔，雖未為萬世開太平以措施見諸行事，而蒙難艱貞以遁世無悶，固為生民立極”。參見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4頁。
隨著湘軍的轉戰南北，湖南人眼界大開，特別是那些湘軍領導人物，原本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做基礎，通過辦理軍務，既領略了西洋文明，又增加了實踐知識，個人素質大大提高，眼光也日漸遠大。對此左宗棠就頗有感受地說過：“吾頻年兵事，頗得力方輿之學。入浙度隴，兼及荒政農學。大都昔時偶有會心，臨急遽以得力。以此知讀書之有益，而問學之宜豫。”參見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第39頁。
通過帶兵，湘軍將領們漸知洋槍洋炮之厲害，紛紛主張興辦洋務。例如，湘軍首腦曾國藩原本是一個講求義理之人，通過辦理湘軍軍務，意識到在四方多難、紀綱紊亂的當口，若再一意維持成法，將是不明智之舉，至少應當引用正人，既不泥於例，又不悖於理。所以在圍攻安慶之際，他就主張興辦洋務，創立了安慶內軍械所，延請徐壽、華衡芳等科學家來做技術顧問，製造火輪和槍炮。同治二年（1863）十月，曾國藩又對清廷麵臨的形勢作了一番估計，意識到中外矛盾在所難免，將來必有惡戰，屆時清政府必將辦理船炮事宜責成海疆督撫，所以他趁軍務閑暇之際，大量購器募匠，試造輪船，在他看來：“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做炸炮、學造輪船等具為下手工夫。”在處理中外關係問題上，又要求“以自立為體，以推誠為用”，先威後親。為了熟知夷情，他又派遣容閎出洋考察。這些都是當時比較先進的思想表現。另一個湘軍智囊人物郭嵩燾，其思想更為先進，眼光最為遠大，他認為，太平軍之所以軍事強大，所依靠的就是洋槍洋炮，湘軍久戰無功，皆坐無洋槍之故。他一方麵先後在江浙、廣州等地廣為湘軍籌款購置洋槍洋炮，另一方麵倡導湘軍普遍使用現代化的裝備，不僅要求在前線的湘軍專侍洋槍之利，而且認為在湖南境內的湘軍也應預備此物，擇營稍強能耐戰者，使用洋槍，這樣軍隊人數雖少，卻可以以一當百，戰鬥力大大加強。由於在軍中廣泛推廣使用洋槍洋炮，湘軍在同治年間“已習用之”。郭嵩燾後來一係列先進的洋務、外交、政治軍事思想的形成可以說都是得益於為湘軍籌款購器的經曆。湘軍主將曾國荃也是在對敵作戰的親身經曆中開闊了眼界，漸漸具有文明西化的主張了。同治年間，他又默觀時態，不為鄉俗之見所囿，更不聽其兄長所勸，加大了引進和購買西式武器彈藥的力度，他多方求援，購買洋炮千尊，以加強水陸兩軍的抵抗力。曾國荃還表明了要打擊外來侵略，必須擁有現代化的水師力量的觀點：若水師建成，“則島人（指英國人）或稍斂戢，長江利權不至盡失，亦中國不可少之著也”。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清鹹同年間名人函劄》，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第40頁。
曾國荃的洋務思想在同光年間更加完善，就連自認為思想比較先進的郭嵩燾都暗中佩服道：“沅浦宮保所見洋務極深透，識解尤遠且大。吾初自視方今言洋務當首屈一指，與沅老談，自愧不如，其神識過人遠矣。”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四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2頁。
左宗棠在辦理軍務的過程中，對洋務的理解非常深刻和精辟。他說過，“自海上用兵以來，其始壞於不知洋務之人，不知己知彼，僥幸求勝。其繼壞於深悉洋務之人，不知大計，苟且圖存，愈辦愈壞，莫知所措。”參見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第40頁。
還有湘軍武將劉長佑，雖身係武職，但是他很關心文教風化，在廣西任職期間，招賢納士，興學重教，創建了桂山書院，對當地的文化教育做出了一定貢獻。到光緒二年（1876），已經升任雲貴總督的劉長佑更是注重邊疆地區的文明開化，上奏朝廷要求開礦練兵，以重邊防而裕餉源。湘軍將領們還通過帶兵，漸知文化知識的重要性，他們在結束戰事，榮歸故裏後，大開湖南文明之風。有的創辦義學，主持地方公益事業，如胡林翼創辦箴言書院、曾氏兄弟為東皋書院、文廟、求忠書院等捐款，李元度及李續賓、李續宜兄弟等捐建地方昭忠祠、鄉賢祠，且為增加地方學額多次發動捐款；李元度、左宗棠又分別主持修建長沙城北碧浪湖和嶽廟等公共設施等。有的為繁榮地方文化事業作貢獻，如郭嵩燾、曾國荃、李元度、羅汝懷、吳敏樹、鄒漢勳、丁取忠、鄧彌之等人就主持采編和撰寫了諸如地方誌、先正事略、鄉賢事跡、綏邊征實、褒忠錄、沅湘耆舊集等。還有的通過帶兵，提高了個人素質，曾國藩對此就發表過感慨：“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曾國藩：《曾國藩全集》第七卷，嶽麓書社，2011年，第2390頁。
同治三年，湘軍大員蔣益澧受命浙江巡撫，他有感於年少失學，身為朝廷要員，就必須有學識，於是特拜杭州拔貢兩人為師，就舍亟廨講論，執贄為弟子。蔣益澧的詩書氣也因此養成，且看他作成的精彩對聯：“希賢希聖希天，尚友詩書，其揆則一；立言立功立德，名山俎豆，不朽者三。”俞澤民編：《西湖楹聯與景典》，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15頁。
就能窺見、知曉其文化水準。湘軍中還有很多人在保有武職官銜後，並不滿足現狀，為了提高自己的品位，他們紛紛回鄉參加科舉考試，“近年保舉一二品大員應鄉試者蓋多有之，亦向來所未有者”。《郭嵩燾日記》第二卷，第606頁。
例如陳展堂從劉長佑（蔭渠）入湘軍保至道員加布政史銜後，又於同治九年，趕回省城參加鄉試。不僅湘軍的上層領導人物的思想日漸開明，就連普通士兵也因為走出家門而見識大開，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轉變。他們在被迫結束軍旅生涯，回到家鄉後，有很大一部分人不再篤信傳統，重操舊業，而是選擇了新的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用自己的多年積蓄從事食鹽、茶葉、煙酒等商品買賣，經營實體，走南闖北，成為大小不等的商人。
太平天國與晚清南京園林的變遷
太平天國與晚清南京園林的變遷
袁蓉袁蓉，南京市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清代南京為江南地區政治文化中心，造園之風曾極為盛行。據史料記載，清代南京曾有園林170餘處。太平天國建都於此，其對傳統儒家文化的無情摧毀，實行禁止偶像崇拜、獨尊上帝的文化政策，加之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使南京園林遭到極大破壞。太平天國雖設有專司修宮殿、築園林的機構和管理花木的官員，諸王府中多有苑囿，但在湘軍攻陷天京的劫難中亦毀壞殆盡。戰後雖經重建，南京園林已無法恢複舊時盛況。園林存廢的史實也證明，曾國荃縱湘軍在天京城內肆意焚掠，對南京城市的破壞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關鍵詞太平天國南京晚清園林衰落
中國古典園林得傳統文化之精髓，集建築、繪畫、書法、雕刻、文學藝術之大成。六朝時期是南京園林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及至南朝陳為隋所滅，園林盛況亦隨金陵王氣黯然而收。明王朝定都南京後，推崇簡質風尚。明太祖朱元璋認為構築台榭苑囿是勞民傷財之舉，規定功臣府第宅後，“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許挪移軍民居止，更不許於宅前後左右多占地，構亭館，開池塘，以資遊眺”。張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八，輿服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71頁。
至正德、嘉靖年間，朝廷禁令鬆弛，造園之風始盛，南京迎來了園林發展的第二個高峰。“南中人家好為園林，雖短簷茅屋，室不數弓，而才有隙地，便種花竹。”張怡：《金陵諸園詩》序，朱緒曾編：《金陵詩征》卷32，第8冊。
至清王朝底定江南，金陵築園之風方興未艾。在民國學者陳詒紱所著《金陵園墅誌》中,就記載有清代南京園林170餘處。李漁的芥子園、袁枚的隨園、藩署瞻園等，都是當時名聞遐邇的園林。康乾盛世之後，南京園林呈現衰微之勢，經太平一役之重創，迅速走向了衰落。
一太平天國時期的南京園林
清代南京為江南地區政治文化中心，“金陵昔多寓公”，“享林泉之樂，極觴詠之娛”
為當時文人生活的重要組成。
甘熙：《白下瑣言》卷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9頁。
他們在園中賞景品茗、雅集宴遊、吟詩作畫，寄情於山水之間。然而，一場戰爭打破了他們看似平靜安逸的生活。1851年1月，太平軍揭竿於廣西，自金田出兩湖，一路勢如破竹。1853年2月9日，太平軍由武昌揚帆東進，3月7日即進圍南京，全城官民驚懼不已。3月19日太平軍攻克南京，建天京於金陵後，所實行的嚴別男女、離散家庭的政策更加劇了百姓的恐慌心理。“有請緩頰至來日遵行者，遂於夜間或闔室焚燒，或全家自縊，或近河塘牽連投水，紛紛無數……次日分析男女愈急，而乘夜遁歸自盡者連日未休。”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年，第695頁。
或出於家破人亡的絕望，或欲盡忠於清廷，一時間，天京城內結繯自盡、跳水殉難者比比，昔日園池也成為園主埋身之所。清代著名文人湯貽汾就死於此時。他本為常州人，書、畫、詩、文並臻絕品，致仕後寓居南京，構琴隱園，有十二古琴書屋、畫梅樓、淩雲閣、幽篁裏諸勝。他還在小倉山鬥雞閘山上築有園林一座，名“詩之窟”。破城之日，他正襟危坐，題絕命詞一律：“死生終一瞬，節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蒿葬何須恨，平生積罪尤。”他囑咐家人：“吾世受國恩，正當盡節，如救吾者，即為不孝。”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太平天國》（四），第681頁。
遂在“詩之窟”投池而死，令人扼腕。
城南顧樓有黃氏別墅，光緒六年成為清朝狀元的黃思永全家即“殉難於此”。當時年僅12歲的黃思永“遇救獨免”，據傳他還曾參加過太平軍。此地後被稱為“黃狀元巷”。陳詒紱：《金陵園墅誌》，《金陵瑣誌九種》（下），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452頁。
明末阮大铖石巢園，清代藏書家陶湘購買後易名“冰雪窩”，取“滌之以冰雪”之意，園中“老樹清池，盎然古趣”。南京文人秦士科與妻何氏、從姊侄女，“同殉難園池中，世所稱三烈者也”。《金陵園墅誌》，第448頁。
在半山寺旁有江寧駐防奎光的園林“韜光別墅”，“鹹豐癸醜，闔門殉難於此”。《金陵園墅誌》，第453頁。
堂子街附近有張氏園，園主張繼庚，充江南大營內應，合謀叛亂。1854年3月遭告發被捕，他反誣太平軍老兄弟，使34位老兄弟含冤而死，東王下令處以車裂之刑。張氏園“園毀殆盡，僅餘銀杏一株”，當地人名其地曰“白果樹”。《金陵園墅誌》，第452頁。
太平軍“所過名城繁鎮，梵宮寶刹，必毀拆殆盡，朱碧紺黃悉薪之，金身法相悉火之，以為木妖也。……寒素之儒，亦必購精室數楹，花圃數畦，庭儲竹石，座列琳琅，爐香碗茗，娟潔靜雅異尋常，皆為賊所忌，至則顛撲毀燼無完者……無異祖龍再來也”。杜文瀾：《平定粵寇紀略》附記二，《太平天國資料彙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16頁。
園主或殉難於兵燹，或亡命至他鄉，加上太平天國在天京實行的城市政策，園林之衰落勢所難免。
首先遭受厄難的為寺觀園林。太平軍“遇廟宇悉謂之妖，無不焚毀。姑就金陵言，城外則白雲寺、靈穀寺、蔣侯廟、高座寺、天界寺、雨花台亭、長幹塔、呂祖閣、天後宮、靜海寺，城內則鷲峰寺、朝天宮、十廟等處，此猶其最著者，至無名寺觀則指不勝屈，間遇神像無不斫棄”。佚名：《粵逆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3頁。
“報恩寺之浮圖、青溪先賢祠、明故宮、朝天宮、孝陵，及近郊古代諸名刹，如幽棲、佛窟、高座、永寧、棲霞等六朝寺宇，以及天界、普德諸寺，無不毀於此時。”朱偰：《金陵古跡圖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99頁。
寺廟道觀一般選址於山明水秀之地，多有景觀、庭院。“庭樹嚴條翠欲流，午陰濃處聽鳴鳩。看花深院三年想，過雨空山兩夜秋。”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83頁。
描繪的就是報恩寺中庭園美景。鷲峰寺“溪雲蘆雪，秋景絕佳”胡祥翰：《金陵勝跡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67頁。
，天界寺有“西庵曲徑、蒼翠喬鬆、半峰煙雨”等“鳳山六景”金鼇：《金陵待征錄》，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1頁。
。可惜的是，這些園林佳景都在戰火中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化為廢墟。“過去的南京以它的堂皇廟宇而著稱，但現在幾乎都消失了。”《吳士禮中校的敘述》，《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九），第334頁。不過，當時南京卻有一座寺觀建築因園林而保存完好。據載，翼王石達開“好玩花草，曾將城北妙相庵收為翼府花園”，妙相庵有屈子祠園，“曲檻臨風，空亭枕雨，疏花幽竹，明瑟有致”。陳詒紱：《金陵園墅誌》，《金陵瑣誌九種》（下），第453頁。
石達開還派專人看守園林。後因其長期駐守安慶，妙相庵改歸天王洪秀全，更名為“禦花園”，“其中亭台樹木並未損壞”。滌浮道人：《金陵雜記》，《太平天國》（四），第629頁。
據1861年到訪天京的英國中校吳士禮的敘述，當時他們所下榻的就是天京城內的一座為忠王所有的大廟。忠王新近“加以修繕，並仿照英國式樣裝備了火爐，以供羅孝全先生臨時居住；但由於這一住處過於空曠，羅孝全先生從未搬進去住”。吳士禮在敘述中特別提到，“有幾座修整得很精致的花園附屬於這所廟宇，它們按照中國人通常的格調，布置有池塘、小島、橋和奇巧的茶亭。所有的神像和象征偶像之物都已被清除”。這裏潔淨的房屋顯然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去過的中國房屋中，以這裏最為潔淨”。《吳士禮中校的敘述》，《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九），第334頁。
太平軍舉義於偏僻窮困的廣西山村，“所居無非蓽門圭竇……烏睹大廈廣居之盛”。張德堅：《賊情彙纂》卷六，見《太平天國》（三），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年，第165頁。
定都天京後，都市的繁華、追求享樂的本能令太平軍將領迷失了方向。他們認為正值“萬國來朝之候，大興土木之時”《佐天侯陳承鎔給黃再興招集工匠建造宮殿劄諭》，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印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77頁。
，大規模的王府修建之風拉開帷幕，且一直伴隨太平天國始終。“天賊、東賊偽府，多毀民居，拓益其巢穴”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太平天國》（四），第654頁。
，“製軍署作天王府，黃泥岡作東王府……民房瓦，皇城磚，上河水盡蕪湖盤”馬壽陵：《金陵癸甲新樂府》“造宮殿”詩，《太平天國》（四），第737頁。
。在寺觀園林遭到破壞的同時，一些原清朝衙署、豪宅大院被選作王府，依附於此的園林或得幸免，或有拓建。太平天國王府一般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後有堂室園囿，多至數百，少亦百餘間”。毛祥麟：《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墨餘錄》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頁。
雖然當時沒有留下對這些王府園林的係統記載，但仍可從史料中梳理出不少與園林有關的片段。
為修造天朝宮殿，太平天國“墮明西華門一麵城，自西長安門至北安門南北十餘裏，窮磚石，築宮垣九重。毀祠廟，壞衙署，夷壇墠……上下數百裏，宮室陵墓坊表柱礎，作為宮殿苑囿，餘建偽王府宮廨大小百餘所，如是者十三年，工作弗息”。《同治上江兩縣誌》卷十一。
天朝宮殿花園窮奢極麗，洪秀全也不由為之沉醉：“京都鍾阜，殿陛輝鮮，林苑芳菲，蘭桂疊妍，宮禁煥燦，樓閣百層，延闕瓊瑤，鍾罄鏘鏗。”《禦製千字詔》，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印書》（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9頁。
“殿之東，有牆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北岸又有半亭，高僅數尺。”毛祥麟：《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墨餘錄》卷二，第19頁。
《南亭筆記》記西花園“循曲徑入花園，……方塘十數畝……玻璃室上下皆注水，金魚活潑，荇藻縱橫，為天王銷夏處”。李伯元：《南亭筆記》卷八，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5頁。
東王府“截漢西門大街連虎賁倉為一，築圍牆繞之，倉在山上，山下開方池，每方約五丈，深丈餘，甃以巨石，油灰泯其隙，池心方丈留建亭”。亭子建成後，東王連夜傳令各女館，要求女館婦女立刻挑水前來，傾倒池中，婦女們為此“奔走竟夜”。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705頁。
東王將惜陰書舍改為“東王別業”，還親自前往古林庵和隨園踏察，“周覽以為朽壞，棄之不用”。張德堅：《賊情彙纂》卷六，《太平天國》（三），第165頁。
南王府設在奇望街（今建康路）巡道署，署內有懷豳園。園中有“溪光山色之亭、淥波橋、青溪園”，“其峴亭為方坳堂觀察昂所建”。陳詒紱：《金陵園墅誌》，《金陵瑣誌九種》（下），第450頁。
著名桐城派學者姚鼐還曾為峴亭作記，“鍾山翼然當其前”，“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為茲亭所有”。陳詒紱：《金陵園墅誌》，《金陵瑣誌九種》（下），第467頁。
亦曾為清代南京知名的衙署園林之一。
西王府選址於原清布政使衙署。署中瞻園始建於明，清代時“竹石卉木為金陵園亭之冠”。《江南通誌》卷三十，乾隆二年重修本。
曾以“石坡、梅花塢、平台、抱石軒、老樹齋、北樓、翼然亭、釣台、板橋、稊生亭、木香廊、竹深處”等十八景名噪一時，乾隆南巡時曾駐蹕於此，並親題“瞻園”匾額。
翼王曾三遷王府，最後將王府巷王氏宅及邢氏緣園辟為王府。緣園“方池數畝，綠柳盈堤，廣廈修廊，疏密有法。小亭高聳，登之，冶城山色如在襟帶間”。甘熙：《白下瑣言》卷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8頁。
清人周寶偀曾作《緣園詩》雲：“綠陰層疊護書帷，滿架藤花翠帶垂。泉石武陵溪畔路，雲山摩詰畫中詩。慣招遊客開三徑，不斷園花放四時。消受一般清福好，神仙恐讓此棲遲。”陳詒紱：《金陵園墅誌》，《金陵瑣誌九種》（下），第547頁。
由翼王喜愛花草的癖好推斷，園景之秀當不在其他王府園林之下。
對於太平天國後期的王府園林，史料中亦有涉及。1860年，太平天國在原清江寧織造署為幼東王建府，稱“正九重天廷”，位置在今建康路淮清橋東。幼東王府“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蔭可半畝，圓實蕃衍，馨紅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為山，綿延不斷；眾山之麓，清池繞焉……池後有樓，危峙天半”。毛祥麟：《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墨餘錄》卷二，第19頁。
英王府內也是“屋宇宏敞，亭榭回環”。陳作霖：《炳燭裏談》，《金陵瑣誌九種》（下），第340頁。
英國外交官富禮賜1861年訪問天京時，曾參觀過城內多座王府。在忠王府，忠王的弟弟帶領他們“經過許多房間，來到一座美麗的亭子，亭外是個小花園，有假山和樹木”。《富禮賜的天京見聞》，《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九），第367頁。
在幹王府，“打開大廳後麵的套門，幹王會領你進入一間黑乎乎的大衙門——同讚王府的一模一樣，再穿過一道側門，就可看見一處使人較為悅目的假山式小花園”。幹王的寢室“正對一座花園，使人心情舒暢”。《富禮賜的天京見聞》，《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九），第371頁。
太平天國還有一支專門從事修宮殿、築園林工作的專業隊伍，由賓福壽指揮。他是木工出身，加入太平軍後封“典木匠職同總製”。“壬子十二月至湖北所擄木工，盡交福壽統帶，升職將軍。癸醜二月至江寧，大興土木。木工愈眾，遂立木營，升職指揮。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四月封冬官又正丞相，專理木營事。”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二，《太平天國》（三），第6162頁。
“尹（賓）福壽素性機巧，為洪逆構造花園、亭台池榭及洞房密室，窮極奢麗。”汪堃：《盾鼻隨聞錄》卷五《摭言紀略》，《太平天國》（四），第399頁。
“雕棟飛楹易構，蔭槐挺玉成難。”計成著，趙農注釋：《園冶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第43頁。
蒔花蓺木在園林造景中是不可或缺的，園林易建，佳木難求。太平天國還設置了管理花木的官員。“百工技藝，各有衙門……種花草、樹木曰典花官”王永年：《紫蘋館詩鈔》，《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93頁。
，“擄得各處花兒匠為之，令其栽種花草”。滌浮道人：《金陵雜記》，《太平天國》（四），第621頁。
典花官職同監軍。在妙相庵，即以“本庵僧及陳某為典花官”。佚名：《粵逆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四），第70頁。
從現存的太平天國壁畫來看，其中不少是以園林為題材的。在南京竺橋發現的壁畫《喜臨城苑圖》可謂其中的代表。畫麵中群山環繞，城牆巍峨，樓閣聳立，朱欄曲橋，庭院回廊，古樹婆娑，紅鯉戲水，鳳凰翻飛，以園林為主題勾勒出一幅生機洋溢的山水畫卷。中國傳統園林講究置石意山，太湖石這一造園中的重要元素，在太平天國壁畫中出現的頻率也很高。
二戰後南京園林的恢複重建
1863年的正月初九，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安德門一帶清軍大營持望遠鏡看到天京城內“亭甚夥，悉是王府”。他甚至還看到城內萬竹園故木，“城西南隅一大樹，吾婦家鄧氏萬竹園在其下，吾昔恒撫之，今枝幹如故，劫中不壞，殆靈物矣”。《能靜居士日記》十六，《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62頁。
這是湘軍攻陷天京前一年半的記載。
湘軍攻陷天京後，屠城七日，太平天國統治時期幸存下來的建築古跡，幾乎毀滅殆盡。天京城破時“天王府、忠王府等尚在，餘王府多自焚”。《能靜居士日記》二十，《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371頁。
太平軍戰士高呼“城中弗留半片爛布與妖享用”，與湘軍展開殊死決戰。“官軍進攻，亦四麵放火，賊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煙起數十道屯結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絳色。亭午，二偽府皆燒。”《能靜居士日記》二十，《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371頁。
“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行縱火燒屋以滅跡。”《能靜居士日記》二十，《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376頁。
就這樣，“十年壯麗天王府”在七日不熄的大火中“化為荒莊野鴿飛”。
“城內自偽宮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炬。”《曾國藩全集·書信》（七），“複左宗棠”，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第4611頁。
麵對幾成廢墟的南京城，曾國藩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名都文物，殄瘁風塵，不知何年始得挽回元氣，仍複舊觀耳。”《曾國藩全集·書信》（七），“複唐訓方”，第4624頁。
剛入城的清軍官員因無處安身，“官斯土者，率寓民居”。李宗羲：《江寧布政使署重建記碑》，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藏。曾國藩身為兩江總督，入城後無所棲止，隻有暫借英王府為行轅。
1871年年底，經過大半年的修建，兩江總督署修複一新，“新衙門規模甚宏，房屋極多”。《曾國藩全集·日記》（三），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第1921頁。
曾國藩“移居新衙門……本年重新修造，自三月興工，至是粗竣，惟西邊花園工尚未畢，雖未能別出丘壑，而已備極宏壯矣”。《曾國藩全集·日記》（三），同治十年十一月廿二日，第1923頁。
他到尚未完工的花園遊覽，“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曾國藩全集·日記》（三），同治十年十一月廿八日，第1925頁。
重修後的總督署有正宅、門樓、穿堂、廳樓、亭閣等1189間，吹鼓樓兩座、牌坊四架，西花園、荷花池、駁岸等也得到整修。其“規製如昔”，“內有西園，亭閣軒敞，池中石船尤為壯麗”
，基本恢複了督署建築舊貌和園林景觀。陳詒紱：《鍾南淮北區域誌》，《金陵瑣誌九種》（下），第381頁。
“兵火之餘”的瞻園同樣是“瓦礫遍地”。自1865年至清末，瞻園重為江寧布政使衙署。江寧布政使因為“蒞事無所”，隻有寄居他處。1865年9月，曾任曾國藩幕僚的李宗羲“迭蒙簡命”，由兩淮鹽運使調任江寧布政使。經署理兩江總督李鴻章批準，李宗羲在舊址重建官衙。
維修工程分為兩期，一期為修葺東部衙署的正房，“六年正月賦功，閱八月而畢役”，新建房屋319間。由於是亂後重建，國力衰微，故“務求渾堅，禁絕雕飾”。藩署經過整修，“儲峙有庫，架閣有房，僚吏各守其職，府史鹹有所棲，井灶庖湢，凡百具備，外設華表，周以繚牆，表裏完固，觀瞻肅然。蓋雖壯偉之規，遊眺之樂，未能複於舊時，而以蒞官出政，行省之體，庶其稱矣”。衙署修複完工後，李宗羲又集中精力整修瞻園，為二期工程。“因其水石之舊，薙茀除穢，扶陁累傾，臨池為榭，冠阜以亭。”以上內容見李宗羲：《江寧布政使署重建記碑》，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藏。
李宗羲還疏浚泉源，並在園中建亭，榜曰“峨翠”。1869年李宗羲遷山西巡撫，進一步整修瞻園的計劃遂告終止。但李宗羲重修瞻園，使明清兩代園林藝術的精華和格局得以保存，奠定了瞻園園林特色和建築風格。梅啟照繼任江寧布政使後，又對瞻園進行了全麵整修，建垂花門、走廊、六角亭及月台、石橋、駁岸等。重修後的瞻園“石勢嶒嶙，回廊曲折，縱未能盡複舊觀，而勝跡猶賴以存”。1903年黃建笎任藩司後，捐貲延工，再次維修瞻園，這也是清朝的最後一次整修。“補栽修竹，複其亭曰‘綠墅’，於西隅山坡辟一草榭曰‘迎翠’。”黃建笎“觀斯園之興替，慨今昔之各殊，因記而刻諸石”，這就是現在嵌於瞻園碑亭之中的《瞻園記碑》。經過三次較大規模的修整，瞻園“深林峭石，四望宜人”。以上內容見黃建笎：《瞻園記碑》，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藏。
古建園林專家陳從周對清代不同時期的建築特色有過論述，他認為同光時期“房屋增高,更為峻陡,木架用材減小”，“今存南京、蘇州等地斯時所建之衙署，皆可征信，反映當時之經濟衰退麵貌也”。陳從周：《梓室餘墨》，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328頁。
從江寧藩署重修建築中亦可見此特征，為清政府財政困頓的產物。
妙相庵“鹹豐癸醜後，園林此為獨完，為達官遊宴之所”。陳詒紱：《金陵園墅誌》，《金陵瑣誌九種》（下），第453頁。
這所寺廟能在太平天國“無廟不焚，無像不滅”的雷厲風行的文化政策和湘軍入城的肆掠焚毀中幸存下來，不能不說是個奇跡了。
曾經名噪一時的隨園，在戰前早已衰敗傾頹。經太平天國十多年的統治，更是陵穀變遷，遺跡難覓了。隨園地處小倉山麓，四山環抱之中，“樓台皆依山構造，如梯田狀……入園必循山坡迤邐而下，固天然形勢也”。陳作霖：《炳燭裏談》，《金陵瑣誌九種》（下），第335頁。
清末民初南京著名學者陳作霖先生前往小倉山再訪舊跡，卻隻見“平原一片，雙湖水僅一泓可辨。向西小倉山尚存以外，絕無坡陀處”。滿心疑惑的陳作霖“乃尋野老，詳詢其故”。原來，在清軍長期圍困中，天京城內糧餉告急。太平天國為解決軍需民食，在城內廣為耕墾，隨園也被蕩為耕地，“填平洞壑，資田以供給偽王府之食米，故陵穀一變。及江南克複後，複有棚民墾種山穀，其土日壅日高，遂不能按圖而考其跡也”。陳作霖：《炳燭裏談》，《金陵瑣誌九種》（下），第335336頁。
“金陵為山水之窟，其西南隅尤佳。”這裏一向為園林淵藪，“明以陪京之繁盛，士大夫麗都閑雅，潤色承平，選勝探幽，率在鳳台左右”。陳作霖：《鳳麓小誌》，《金陵瑣誌九種》（上），第51頁。
“明社雖墟，未遭兵火，苔紋草色，履跡可尋。……割青依綠，猶不甚荒涼也。逮至劫換紅羊，古跡如洗，水石清淑，乃畢萃於胡氏之愚園。”陳作霖：《鳳麓小誌》，《金陵瑣誌九種》（上），第53頁。
曆史往往充滿巧合。愚園是太平天國失敗後南京最負盛名的私家園林之一，而愚園主人胡恩燮就曾參加過張繼庚叛亂。向榮派他潛入天京城與張繼庚等聯絡，以圖內應。胡恩燮破衣草履，扮成乞丐，先後入城達36次之多。愚園最初為明代徐達五世孫魏國公徐俌別業，稱魏公西園。“東園名太傅，西園名鳳台……西園更佳絕，圖畫天然開。”王友亮：《金陵雜詠》，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165頁。
1874年，胡恩燮辭任蘇州知府，回到故裏後，購買西園故址，仿蘇州獅子林修建愚園。園內古木幽篁、蓮池亭榭，清雅幽邃，有春暉堂、清遠堂、水石居、無隱精舍等三十六景。晚清著名人物如李鴻章、曾國荃、劉銘傳、張之洞、端方、黃思永等都曾遊曆過愚園，並留下不少吟詠唱和之作，愚園也因此名聲大作。
中華門外有劉園，又名“又來園”，也是晚清著名園林。“地當南郭，裏近長幹。水石清幽，林木掩映。有淩波仙館、雲起樓、荼蘼廊、縈青閣諸勝。環溪垂柳與桃林相間，春時疑若武陵源，故向有小桃源之目。”胡祥翰：《金陵勝跡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95頁。
此外，可園、薛廬、散原精舍等一批晚清園林聲名鵲起。這些園林主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文人，園林不僅為其休憩娛遊之地，更是他們治學論道的重要場所。
紅土橋西有可園，園主陳作霖“於宅後隙地辟而擴之，蒔花植樹。有養和軒、寒香塢、叢碧徑、望蔣墩、延清亭”。陳作霖在此“日肆著述”。其子陳詒紱性情“潛默”，他對詒紱說：“園中蟄齋，爾居之，繼誌述事毋忽也。”陳詒紱：《金陵園墅誌》，《金陵瑣誌九種》（下），第454頁。
陳氏父子在可園潛心治學，撰著了大量研究南京曆史文化的鄉邦文獻。
“烏龍潭，城西最勝處也。”陳作霖：《炳燭裏談》，《金陵瑣誌九種》（下），第349頁。
此處有薛廬，為晚清著名學者薛時雨主講南京尊經、惜陰書院時所建。“山水清澈，花木扶疏”，“臨水辟一水榭，窗開四麵，朝挹東爽，暮延斜暉”，水中央建一小亭，額曰“何必西湖”。徐壽卿：《金陵雜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57頁。
“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陳三立在頭條巷構屋十楹，廣植花木，稱“散原精舍”。花木蕭疏，亭館幽潔。陳三立在此廣結文人學士，與友人以詩、文相遣。
可園、薛廬、散原精舍與繆荃孫的藝風堂被時人稱為“金陵學士四園”，散發出濃鬱的文人色彩與學術氣息，成為晚清南京園林的一個亮點。
三結語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十一載，對這座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破壞，這是毋庸置疑的。“所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毀棄殆盡，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廄。江寧學宮則改為宰夫衙，以璧水圜橋之地為椎牛屠狗之場。”張德堅：《賊情彙纂》卷十二，《太平天國》（三），第326327頁。
對傳統儒家文化的無情摧毀，禁止偶像崇拜、獨尊上帝的文化政策，使南京的曆史名勝、文化積澱毀於一旦。加上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太平天國也無力對南京進行有效管理和積極建設，使城市發展處於停滯乃至倒退狀態。但園林存廢的史實也證明，這一切並不完全是太平天國之過，曾國荃縱湘軍肆意焚掠，對南京城市的破壞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經過太平天國戰爭，南京園林凋零無幾。戰爭結束數年後，衙署園林煦園、瞻園經重修聊複舊觀，愚園、薛廬、劉園等成為晚清園林中的後起之秀，但多數園林亦無法再現舊時盛況。至民國時期，隨著玄武湖、白鷺洲、莫愁湖等改為公園，同時出現了第一公園等近代公園，抗戰中又遭日軍鐵蹄肆意蹂躪踐踏，曾在中國園林發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南京園林，已無法再與蘇州等地相埒，從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再議1853年南京攻防戰中清軍的作戰指揮
再議1853年南京攻防戰中清軍的作戰指揮
蔡宏俊蔡宏俊，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1853年的南京攻防戰，對於太平軍和清軍都是一場十分重要和關鍵的戰役。從作戰指揮思想來看，清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提出的收縮戰線、集中兵力的防禦指導思想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但由於他與楊文定之間的政治鬥爭、與祥厚之間的滿漢矛盾、與向榮和琦善之間缺乏戰略配合，再加上沒有足夠強大的水陸力量支撐，清軍在南京攻防戰中的潰敗就無法避免了。
關鍵詞陸建瀛南京城池太平天國
自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義，到1853年3月19日太平軍攻克南京，正好800天。在這短短的800天時間內，太平軍從最初的2萬多人猛增至數十萬人，席卷了整個南中國，成功在南京建都，這實在讓人感到驚奇。攻克南京城是太平軍起義以來規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場戰役。南京城既有江防又有城防，號稱“龍蹯虎踞”，是中國著名的易守難攻的城池。那麼，它是如何被攻破的呢？清軍是如何防守南京這個東南政治中心和漕賦重地的呢？筆者認為清軍的作戰指揮存在著重大問題，因此不懷揣陋，拋磚引玉以求教方家。
一清軍的總體戰略布局
太平軍自金田起義後，一直受到清軍的圍追堵截，先後轉戰廣西、湖南、湖北。在長沙久攻不下時，洪秀全當機立斷，“欲由益陽縣，欲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河南為家”。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文書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85頁。
逐鹿中原，以河南為基業，建立真正的中原漢人政權與清朝對抗。占領益陽後，太平軍截獲了資江中數百隻大小船舶，於是順流東下。1852年12月13日，占嶽州；12月23日，克漢陽、漢口；1853年1月12日，克武昌。
就在武昌被攻克的當日，鹹豐皇帝命徐廣縉、向榮專辦兩湖軍務；兩江總督陸建瀛為欽差大臣，負責蘇、皖、贛三省防務；琦善擢任欽差大臣，防堵河南，阻止太平軍北上。鹹豐皇帝希望這三個戰區聯合會剿，將太平軍圍殲於武昌地區。
由於太平軍進攻南京的戰略目標並不明顯，鹹豐皇帝更不希望太平軍一路北進，沒有確定進一步的戰略目標，意欲在武昌地區會剿太平軍。武昌地區是九省通衢，既是兵家必爭之地，又是不宜久據的“四戰之區”，易攻難守。盡管後來戰場形勢急遽變化，這一戰略構想沒有實現的可能，但鹹豐皇帝當初的戰略想法是基本正確的。
2月1日，琦善從北京趕到河南信陽，將所屬1萬多人部署在豫鄂邊界，嚴加防範太平軍入境。2月9日，也就是太平軍從武昌沿江東下之日，兩江總督陸建瀛才從南京抵達江西九江，帶了3000多兵勇“赴九江上遊迎剿”。《楊文定奏》，朱學勤：《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卷23，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5年，第17頁。
由於從武昌到南京的數千裏江防兵力虛弱，也未做任何準備，形同虛設。“武漢下遊，如黃州、大冶等處，並無一並堵截。”《張芾奏》，《欽定剿平粵匪方略》，第22卷，第910頁。
太平軍很快調整了戰略目標，順流而下，勢如破竹。1853年2月9日，太平軍自武昌沿江而下，進軍南京。這一狀況可以說是盛況空前，這是太平軍最為輝煌、最為得意的時刻。“其由武漢下江南也，帆幔蔽江，銜尾數十裏……行則帆如迭雪，住則檣若叢蘆，炮聲遙震，沿江州邑，無兵無船，莫不望風披靡……所向無前，乘風疾駛，飄忽靡常，一日行數十裏，處處使我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戰即得，遍地金帛糧米……任其載運，聲勢炫赫……幾無禦之之法。”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以下簡稱《太平天國》）（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1142頁。
2月18日，攻克九江；2月24日，攻克安慶。
安慶失守後，鹹豐皇帝十分驚恐，說道：太平軍“勢必順流而下，直逼江寧。該處城大兵單，勢甚危急。且鎮江、瓜洲江口為南北咽喉，設有疏虞，江北一帶藩籬亦難自固”。《上諭琦善》，《欽定剿平粵匪方略》第26卷，第25頁。
顯然，鹹豐皇帝不僅十分在意東南的財賦之區，更在意清軍的江北藩籬，擔心北方戰區的安全，害怕太平軍逐鹿中原，威脅京城和皇室的安危。鹹豐帝立即任命周天爵署理安徽巡撫，收拾安徽殘局；嚴諭江寧將軍祥厚堅守南京，江蘇巡撫楊文定、鎮江都統文藝守鎮江；漕運總督楊殿邦據守瓜洲，保護長江、運河交通樞紐；催令向榮從江南馳援南京、琦善從江北追擊太平軍，馳援南京和瓜洲。在此調整部署的基礎上，鹹豐帝又任命兩江總督陸建瀛為欽差大臣，總攬會剿全局。
鹹豐皇帝從戰略層麵上直接擬製了南京會戰的作戰方案，要求江寧將軍祥厚與向榮、琦善裏應外合，東西配合、南北夾攻，與太平軍在南京城外展開戰略決戰。南京戰局並非如鹹豐皇帝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在此次南京攻防戰中，江防和城防中的重大失誤不斷。
二清軍在江防作戰指揮中的主要問題
南京城不僅城大牆高，而且城防和江防相互支持、相互依托，是我國具有鮮明特色的、最著名的易守難攻的城池之一。
（一） 從作戰指揮的人選上來講，兩江總督陸建瀛確實不是理想的最高指揮官人選
陸建瀛是湖北沔陽人，清朝道光二年進士，31歲時任翰林院編修，37歲時即為會試同考官，後為太子洗馬，成為帝師。由於鹹豐皇帝小時候非常頑皮，難以調教，不易尋找合適的帝師，道光皇帝也頗為頭疼。但陸建瀛很有手段竟然將鹹豐治服，鹹豐對他比較崇拜，覺得老師有能耐有魄力，很適合做武官，所以陸建瀛之後仕途十分順利，很快就成了封疆大吏。盡管陸建瀛本人才華橫溢，但他一直受到滿族貴族的排擠。而且清廷對漢員封疆大臣一般都是控製使用，一出問題便小題大做，嚴加重懲。
1847年2月，陸建瀛由雲貴總督調任江蘇巡撫兼兩江總督。1848年6月，就因“關征銀虧短，應照例著落賠款。建瀛違例，降兩級留任”。同年11月，因“屬員枉法受坐姑容寬縱”，他再次受懲處，降四級。因其畢竟有才幹，1849年5月清廷恢複了陸建瀛兩江總督銜。1852年5月，因水利工程問題，再次遭到“降為四品頂戴”的重罰。由於太平軍不斷北上，1853年1月，清廷不得不再次下詔起用陸建瀛，同時為了便於他跨域指揮，還授以欽差大臣。
陸建瀛在戰前的幾起幾落，使得他對於滿族的腐朽政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直接影響了他對戰略形勢的判斷。甚至，有學者直接認為他“把自己變成了太平軍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陸建瀛對晚清政治腐敗有著深刻的認識，對戰局比較悲觀，但這種悲觀情緒實在無法、也不敢向鹹豐皇帝和其他同僚言說。
（二） 從作戰指揮的協同角度來講，清軍各部之間缺乏有效的聯合作戰
陸建瀛盡管自知兩江地區兵單力薄，無法抵禦太平軍，但他根據地形和敵情，也確定了自己的防禦策略和兵力部署。自受命之後，他在武昌至南京長江沿線各處江隘如田家鎮與半壁山、老鼠峽、小孤山、荻港、東西梁山等處均部署兵力，以期層層阻擊。另外，他還命令作戰勇猛的壽春總兵恩長率領一支人馬為先遣隊，趕赴湖北前線遲滯太平軍進軍，自己隨後督戰，掩護後方調整和完善防禦部署。
但誰也沒有料到，太平軍進軍神速。湖北武穴的田家鎮與半壁山江隘還沒有來得及布防，太平軍水陸兩路大軍已經越過此隘，直逼老鼠峽。老鼠峽僅有閩兵200餘人駐防，聞風而逃。壽春總兵恩長率陸師、太湖協副將劉長清率水師正按計劃奔赴老鼠峽駐防，並不知道太平軍已至老鼠峽，毫無作戰準備，在武穴江麵遭遇太平軍。清軍溯江倉促應戰，劉長清立即掉轉船頭，向下遊逃跑；恩長見清軍大潰，自沉江底。
當時，陸建瀛駐紮在離此不遠的下遊龍坪，聽說恩長自沉之後，緊急回撤九江。後來他又覺得九江也不安全，到了九江沒有上岸，連夜逃往彭澤（今屬九江）。太平軍數千艘船隻基本上就是“隨陸建瀛而下”。
陸建瀛到達安慶後也沒有上岸，直接派遣了親兵上岸通報安徽巡撫蔣文慶太平軍即將來到。隨後，他就沿江而下直奔南京。陸建瀛知道安徽壽春總兵恩長及其勁旅被他強行帶走後，安徽再也沒有可以和太平軍相抗衡的力量了，隻有四五千兵勇的安慶根本就不可守，但他竟然沒有動員部署安慶守軍力守陣地以消耗太平軍，為後來的南京城防爭取更多的準備時間。這一重大失誤反而引起了更壞的連鎖反應。
見到兩江總督倉皇逃命，安慶知府傅繼勳、布政使李本仁都借口親護餉銀而出逃，城內文武官員和百姓紛紛效仿，出城奔命。安慶幾無抵抗，巡撫蔣文慶吞金自殺未遂後被太平軍殺死。
盡管如此戰局讓人驚愕，但戰況也基本在陸建瀛的意料之內。早在1852年12月，陸建瀛就與江蘇巡撫楊文定等議定，“以蕪湖為全省水陸總隘，設立重防”，蕪湖上遊防務一概由安徽巡撫蔣文慶負責。《楊文定等奏報陸建瀛已回省城蕪湖撤防東西梁山亦難布置片》，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4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93頁。
陸建瀛深知蘇、皖、贛三省兵力單薄，而太平軍來勢洶洶。清軍隻能收縮戰線、集中兵力，利用江隘守護南京城。
蕪湖以下江隘主要是荻港和東、西梁山兩處。2月25日夜間，陸建瀛回到南京，他在從九江逃回南京的途中，依然感覺楊文定在蕪湖的兵力部署過於分散，戰線拉得太長，於是決定調整兵力，將荻港的1000餘名清軍撤至蕪湖下遊的東、西梁山。
東、西梁山分別位於安徽省當塗縣與和縣境內，在江南的叫東梁山，在江北的叫西梁山，兩山夾江而立，宛如天設之門，所以又叫“天門山”，為長江之中的重要江隘。詩人李白在順江而下時看到天門山時有感而發，寫了一首著名的七絕《望天門山》：“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生動地描繪出天門山的風姿，也形象地表現出了東、西梁山夾江對峙的重要地位。
從客觀角度來講，陸建瀛收縮戰線、集中兵力守衛蕪湖至南京一線的防禦策略，總的講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但其不足之處是，沒有細致地考慮與向榮和琦善等部的協同配合，也沒有利用好武穴、九江和安慶等處的江隘進行節節抵抗，致使太平軍順江而下，長驅直入。
而陸建瀛的一逃再逃，也使得向榮等部根本無法和他配合作戰，各路援軍隻得跟在後麵一路歎息和驚詫。
（三） 從作戰指揮層的領導關係來講，各位將領之間矛盾重重，缺乏密切的配合
陸建瀛的一路狂逃對輿論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江蘇巡撫楊文定彈劾道：“陸建瀛隻身抵省（指南京城），遂致闔城紳民驚擾，紛紛遷徙。”江寧將軍祥厚則“函囑陸建瀛趕統舟師，仍赴上遊迎擊”。對於這些反應，陸建瀛非常生氣，對他們不理不睬，“晏（安靜地）坐衙齋三日，並無回信”。《楊文定奏》，《京報》鹹豐三年九月十二日。
陸建瀛保守的防禦策略、惡劣的社會影響都使得祥厚、楊文定對其強烈不滿，並且反對他在蕪湖進一步收縮兵力。雙方發生了爭執，楊文定自請前往蕪湖督守，欲恢複他原來的兵力部署，卻被陸建瀛否決。楊文定又建議，將蕪湖一線全行放棄，加強南京城外的防禦力量，陸建瀛也不同意。陸建瀛生硬的態度激化了矛盾。
楊文定、祥厚與江南提督福珠洪阿、江寧副都統霍隆武、江寧布政使祁宿藻等曾先後上疏彈劾陸建瀛：“因總兵恩長失利，即回舟東下，借口江寧吃緊，趕回布置，沿途險要並不屯紮，更將駛上師船一概撤回，專守水路之東西梁山，而蕪湖陸路為入蘇之門戶，亦均撤防”。《祥厚等奏》，《欽定剿平粵匪方略》，第26卷，第910頁。
圍繞著南京戰區的防禦策略，城內的各位大員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楊文定趁機以總督拒絕考慮他的意見，相互之間無法合作為名要離城出走。陸建瀛則挖苦他覬覦總督職位而不得。
3月2日，楊文定離城往鎮江。江寧將軍祥厚又立即彈劾督撫兩位漢官不顧大局、熱衷私鬥，並且楊文定出走使“民情加倍驚惶，遷徙更多，省城震動”。《祥厚等奏》，《欽定剿平粵匪方略》，第26卷，第10頁。
兵科給事中吳廷溥則揭露了更為嚴重的問題，“陸建瀛遁回江寧，即將家口財貨運送入都，以致合城人心搖惑，紛紛遷避……其眷屬現於正月陸續至京，每日進城車數輛，十餘日尚未到齊，雇有保鏢十人，沿途護送，其稻重之富，實可想而知……而陸建瀛捐銀片稱：家本寒素，屋無寸椽。肆行欺罔，即此可見”。《吳廷溥奏》，轉引自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一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74頁。
北京城內的輿論也一時興起，“陸建瀛領兵拒賊，由九江退守金陵，未交一仗，民間曰今日陸退，明日賊來，此所謂迎賊將軍也”，陸建瀛從此有了“迎賊將軍”的說法。
從現有資料看，朝廷輿論對南京戰局的最高指揮官陸建瀛十分不利。盡管是否屬實無法查證，但是，這反映出作戰指揮的各位將領之間矛盾重重。即使再好的作戰計劃，也會因此受到非常不利的影響。
3月2日，在楊文定向東出走的同一天，陸建瀛向西前往太平府(今安徽當塗縣)，部署和加強東、西梁山的防禦。他集結了6000餘名兵勇，在各個據點之上節節布防。
3月4日三更後，太平軍發起了突破梁山江防的戰役攻勢，先鋒師船百餘隻，由蕪湖江麵下駛誘敵。太平軍水陸主力集結在蕪湖，隨時準備投入戰鬥，以援應先鋒軍。而陸建瀛此時再次臨陣脫逃，逃回了南京城內。清軍水師9條大船迎戰太平軍先鋒師船，太平軍損毀3條師船，邊戰邊退，誘敵深入。清軍果然中計，遠離了梁山防線，後被千餘隻等候已久的太平軍師船猛烈轟擊。通往南京的長江航道就這樣被打開了。3月6日，太平軍直接占領了南京門戶江寧鎮。水師在北岸登陸，占領了江浦。7日，太平軍先鋒經板橋至殷響、葉樹一線（今南京市江寧區殷巷一帶），進抵聚寶門（今中華門）外，太平軍兵臨城下。
三清軍在城防作戰指揮中的主要問題
由於清軍並沒有形成傳統的由長江防禦和城市防禦相結合的南京城防體係，因此隻能依靠單純城市防禦來防守南京城了。但是，清軍在城防作戰中也是問題重重，最終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南京城。
（一） 從作戰指揮組織的角度來看，清軍缺乏應有的動員與係統的組織
1853年3月4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再次臨陣脫逃，從前線溜回南京。為穩定民心，他下令禁止遷徙，將各城門緊閉，使得城內“百姓欲逃不得矣”。孫亦恬：《金陵被難記》，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76頁。
後來，又將13座內城城門均用土袋塞上。城外防守雨花台的清軍看到城門緊閉，後路被切斷後驚恐不安，不敢留在城外送死，紛紛盡棄炮械、彈藥及箱重於城南倉聖廟，逃回城內，雨花台險要竟無兵設防。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880頁。
至此，清軍已將城外各要點陣地全部自行放棄，所有清軍都龜縮城內，負隅頑抗。
既然長江天險無力據守，那麼南京防守的主要工作就是城防。南京內城城門共13座，周長近80裏，垛口1.6萬餘個，守垣兵力需求較大，如“按垛派兵”，至少需要萬餘人。而當時城內清軍共計5000餘人，於是隻好臨時招募勇營充數。在1852年年底時，布政使祁宿藻就在白衣庵設保衛總局，請大紳董負責管理。保衛總局轄東南西北中五局，各局又轄四個分局，“各局由大紳董舉其親知為小紳董；分局則由小紳董舉其親知為之”。沒想到，“省民頗不踴躍”。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687頁。
於是，隻好飭令各位紳董募捐，所得銀兩交給藩庫，由官方直接辦理，各局招募義勇之後赴總局領款。但是，各分局虛報義勇人數，冒領銀兩的事情層出不窮。“董事多以賭博飲酒為事。”保衛局的任務是負責城內治安，結果連燈旗器械都被人拿走了。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687688頁。
因為保衛局徒有虛名，1853年2月，又設籌防局，請原廣西巡撫鄒鳴鶴負責，任務是添募鄉勇籌劃協助守城。祁宿藻規定每人日給錢200文，登城加1倍，呐喊50錢，馬壽齡：《金陵癸甲新樂府》，《太平天國》（四），第728頁。
而且隻用守城，不用出戰。許多失業者、無賴、遊手好閑之人均來報名。由此可見清軍的城防薄弱到什麼程度，連呐喊助威都靠出錢拉人，地痞無賴也來湊數吃餉，豈有攻不破之理。
清軍在南京籌防多月之後，城上安設炮位270餘門。陸建瀛、祥厚將綠營主力集結於南麵防禦，東麵由旗兵駐守各門，另在城內保持1000餘旗兵為預備隊。籌防局雇募的1萬名鄉勇由諸生管帶分布各城，以壯聲勢。保衛局負責城內治安。祥厚負責滿城及東城防務，祁宿藻在南城督戰，陸建瀛全麵負責戰役指揮。清軍總兵程三光逃回城內後，被派往儀鳳門防守，全部守城兵勇共計2萬餘人。
（二） 從作戰指揮的實施上看，清軍各自為政、消極抵抗、防守粗疏
旗兵、綠營矛盾重重，旗兵主力主要駐紮在太平門、朝陽門、正陽門，隻負責城東防禦。江寧將軍祥厚隻是偶爾去儀鳳門巡視，其餘時間多在滿城。滿城原是朱元璋修建的皇城，寬闊雄偉，城高牆厚，利於堅守，卻不易進攻。這時滿城總兵力是8000人，其中旗兵4000人，雇募漢族壯勇4000人
，而且滿族婦女也被動員參戰。
《山曲寄人題壁》，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六)，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85頁。
旗兵對守禦大城也並不盡心，一遇緊急情況便退守滿城以保存實力。而且，太平軍也曆來宣傳滿洲八旗是“清妖”，故意激化滿漢矛盾。所以八旗官兵及其家屬都深感恐懼，人心較齊。身為滿族宗室的祥厚深知南京城防薄弱，著力經營滿城。他在滿城內貯備了大量的軍資、彈藥和糧秣，準備城破之後的滿城決戰。
在南京合圍之後，洪秀全、楊秀清經過研究，決定不采用正麵強攻堅城的戰術，而把穴地爆破作為攻堅的中心環節，輔以器械攻堅。土營將士根據經驗認為城北的“靜海寺、天後宮後牆皆倚城腳”，是穴地攻城較理想的處所，於是“在天後宮後開挖地道”，並“從靜海寺左山門外，築營牆過街，殆防城內出剿者”。王永年：《紫蘋館詩抄》，《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六），第391頁。
林鳳祥令土營抓緊地道施工，同時派人築壘布防，掩護土營施工。
3月13日，就有清軍間諜報告說太平軍在淨海寺挖地道攻城。清軍便在城內埋缸靜聽以確認，但因為儀鳳門依山而建，與城外水平及豎直距離相差較大，基本沒有聽到任何動靜。他們也竟然未采取任何辦法來確定此事，也沒有對靜海寺、天後宮實施襲擾。
3月17日，洪秀全在地道施工基本完成後，擬定了總攻的日程，然後讓人放火箭入城，內藏告示，宣布“擇於十日（即3月19日）破城”。胡恩燮：《患難一家言》，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二），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30頁。
城內清軍文武官員看到形勢危急，慌忙加強防禦。陸建瀛每日都到聚寶門查看，祥厚則到儀鳳門督師，他們發出告示斬一名太平軍，賞六品頂戴和50兩銀子，以此鼓勵士氣。
雖然，太平軍宣布19日總攻，而且城內太平軍諜探活動頻繁，但對於已經麻木厭戰的清軍沒有大的影響，他們消極等待著最後的時刻。陸建瀛、祥厚等文武大吏誰也不在城上，大多數兵勇都坦然高臥。
3月19日早晨，太平軍總攻開始，獅子山正麵城垣首先被爆破開來，打開了一個“寬約兩丈許”的缺口。林鳳祥令突擊隊從缺口衝入城內。太平軍“一股向鼓樓，一股循金川至神策”，向市區的鼓樓崗和雞籠山（今北極閣）兩個製高點進攻。清軍根本來不及做出反應，城防指揮體係自行瓦解，到處一片恐慌混亂。陸建瀛被天崩地裂的爆破聲驚醒後，六神無主，慌忙乘坐4人綠呢輿轎，以“壯勇數十名為前導”想進入滿城自保。
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693頁。
不料，在滿城防守的祥厚拒不接納，要他招集人馬反擊太平軍。陸建瀛無奈，又從滿城逃出。逃到小營時，遭遇太平軍突擊隊，壯勇和轎夫扔下了陸建瀛各自逃命，陸建瀛被太平軍斬殺在大路上。根據許綿永的研究，陸建瀛很可能被祥厚殺害。盡管目前證據並不充分，但是足見當時滿漢矛盾之尖銳。參見許綿永：《關於陸建瀛之死及其他》，《湖北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
李開芳等部乘機發動攻勢，衝入了城南街區，並發動了居民，“撤去塞城土袋”，聚寶門、水西門、漢西門“三門大開”。次日，太平軍大舉入城。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693頁。
南京城垣攻克後，楊秀清親自主持圍攻滿城，製定了攻城計劃，連夜將主力配置於滿城西麵和北麵，主攻方向放在城垣較低的地段，正陽門、朝陽門則為牽製性進攻方向。3月20日清晨，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下，太平軍在各個方向同時展開強攻。太平軍很快攻破滿城，祥厚自刎而亡。
四結語
太平軍從2月9日自武昌出發，到3月8日兵臨南京城下，總共28天。武昌到南京距離是1800餘裏，太平軍每天進軍平均速度60餘裏，這其中還要包括戰鬥、休整、“打秋風”和安撫百姓等事情。而至3月20日，太平軍一共用了12天就攻破了偌大的南京城垣和堅固的滿城。
從作戰指揮的領導來看，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可謂是眾叛親離，他與江蘇巡撫楊文定、江寧將軍祥厚之間矛盾重重。其實，陸建瀛所提出的收縮戰線、集中兵力的防禦指導思想是比較符合實際的。隻是由於他一逃再逃的劣跡，使得這一指導思想失去了公信力，這一指導思想似乎也成了他本人道德形象的外化，受到大家的抨擊。
陸建瀛與楊文定之間的政治鬥爭、與祥厚之間的滿漢矛盾又激化了關於防禦指導思想的分歧，極大地掣肘了他的防禦策略的有效實施。最後，楊文定出走鎮江；而祥厚在危難之際拒絕援助。甚至有學者認為，陸建瀛並非死於太平軍之手，而是被祥厚派出的滿兵所殺。
從戰略配合上看，陸建瀛不僅與南京城內滿漢官員難以相處，與向榮和琦善之間也無法形成戰略配合。向榮幾次救援而不得，都是因為陸建瀛和沿江各城清軍逃得太快。援軍未至，守軍已逃。清軍對於太平軍實在是追堵乏力，既不能有效堵截太平軍前衛以遲滯其進軍；又不能咬住太平軍後衛以拖住整個大軍。向榮的大軍其實一直尾隨太平軍跟進，太平軍占領南京後，向榮立即在城東南一帶建立了江南大營，對天京城形成了直接威脅。如果南京城堅守的時間再長一些，援軍也會很快到達，到時太平軍腹背受敵，能不能很快拿下南京也不好說。
從力量對比上看，清軍在南京戰區的防衛力量確實非常薄弱。而滿漢之分，使得八旗兵和綠營兵不能形成有效合力。這在太平軍進攻南京城垣階段，表現得尤為明顯。千裏江防，兵力分散，致使清軍抵抗的能力和信心都不足。太平軍隻在老鼠峽和東、西梁山兩處遇到有效的抵抗。而其他沿江各城，幾乎都望風而逃，這也反證了陸建瀛收縮戰線、集中兵力的主張是正確的。但祥厚、楊文定等一致嚴厲譴責陸建瀛，認為他撤兵專防東、西梁山，拱手將沿江各城送出，並斷言這是太平軍能夠成功進軍南京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問題的要害不是陸建瀛在何處設防，而在於他根本就沒有足夠強大的水陸力量。清軍無論在何處設防，都不會改變潰敗的戰局。
太平天國時期清方民間崇拜的考察
太平天國時期清方民間崇拜的考察
——以關帝與城隍為中心
魏星魏星，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副研究員。
摘要民間崇拜在戰爭時期往往更突顯其地位與重要性，尤以關帝與城隍崇拜最為普遍。太平天國時期，上至清廷，下至將士民眾，均不同程度表現出對關帝與城隍等神靈的敬畏與依賴思想。而隨著戰事的變遷，民間信仰還存在著地域間的交流與融合現象。對其進行細致考察，其研究意義在於提供另一種角度解讀戰爭對於民間崇拜的促進作用以及地域文化間的傳播與互動。
關鍵詞太平天國清方民間崇拜關帝城隍
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的種類繁雜，兼收並蓄。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傳統的信仰、儀式和象征不僅影響基層民眾的思維方式和政治行為，還與上層建築的構造形成微妙的衝突和互補關係。關帝信仰的傳播過程中，就存在著國家與普通民眾對關公信仰的解讀差異，體現出“官方信仰”與“民眾信仰”的差異。近代以來，隨著清軍與太平軍交戰場地的轉移，主要存在於湘籍將士中的民間崇拜也隨湘軍一路延續至江南一帶。有鑒於此，以全國性神靈信仰關帝和地方神靈信仰城隍神為主，對於清軍中民間崇拜及其儀式和象征的研究，不失為側麵考察湘人社群及其地域文化傳播的獨特角度。
一關羽與城隍崇拜的起源
關羽崇拜起源於隋唐年間，形成於宋元時期，是當時新的社會曆史背景、新的思想學術潮流和新的文化傳播渠道，以及新的宗教宣傳方式的綜合結果。蔡東洲、文廷海：《關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第66頁。
經過明朝的不斷升溫，關羽的封號得到屢次加贈，並確定了作為“帝”號的祭典儀式。有清一代，關帝祭祀製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完善。隨著統治政權的搖搖欲墜，對神靈力量的幻想促使清廷屢次追加關帝封號，誇大關帝的神性，以示現有政權的合法性得到神靈的扶持。在國家統治者的助推下，凡有府州縣之地，皆有關帝廟，“其載在祀典，由京師達於天下，郡邑有司歲時以禮致祭者，社稷山川而外惟先師孔子及關帝大聖為然。孔子祀天下學宮，而關帝廟食遍薄海內外”。於敏中等編著：《日下舊聞考》卷4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