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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及晚清社會研究. 2018年. 第1輯 : 總第2
輯 \/ 朱慶葆主編. 南京 :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10
ISBN9787305211157
Ⅰ. ①太… Ⅱ. ①朱… Ⅲ. ①太平天國革命－研究
Ⅳ. ①K254.0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36662號
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
書名太平天國及晚清社會研究(2018年第1輯總第2輯)
主編朱慶葆
責任編輯官欣欣編輯熱線0258359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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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江蘇鳳凰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787×10921／16印張 13.25字數 288千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11157
定價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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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
編輯委員會（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國平王繼平方之光朱慶葆
華強宋德華張鐵寶陳蘊茜
茅家琦林誌傑周新國薑濤
夏春濤翁飛曹誌君崔之清
主編朱慶葆
執行主編張鐵寶魏星
太平天國及晚清社會研究2018年第1輯總第2輯
目錄
目錄
太平天國史研究
落實人民當家做主的政製才能跳出曆史周期律方之光 \/ 3
地上天國的理想和實踐薑濤 \/ 8
西學東漸：中國上帝教與朝鮮天道教比較研究華強 \/ 16
太平天國天京女館述論（上）——癸甲年間天京女性的生命抉擇和生存掙紮
朱從兵 \/ 26
20世紀30年代不同政治取向的近代史家視野中的農民運動龔雲 \/ 43
太平天國的感恩教育謝世誠 \/ 53
論太平天國的聖庫與特權黃劍華 \/ 60
太平天國北方戰場的軍規李惠民 \/ 67
晚清史研究
湘軍與晚清湖南鄉村社會王繼平 \/ 79
論太平天國時期湘軍的從軍熱潮熊英 \/ 99
太平天國與晚清南京園林的變遷袁蓉 \/ 109
再議1853年南京攻防戰中清軍的作戰指揮蔡宏俊 \/ 118
太平天國時期清方民間崇拜的考察——以關帝與城隍為中心魏星 \/ 127
文物遺址研究
浙江省博物館藏太平天國文書的整理與研究熊彤 \/ 135
吳江出土太平天國洋鐵炮研究陸嘉崔瑛 \/ 142
史料與考證
金田起義時期清繪呈禦覽《紫荊山圖》考述鐵馬胡廣濤 \/ 149
清宮檔案揭秘太平天國天王金璽失竊案始末周新國 \/ 154
查爾斯·畢安的季度報道（1866年7月30日）
Marcin Damek(達昕）譯欣然校 \/ 158
基督教與中華帝國革命棠棣譯以清校 \/ 163
綜述
“太平天國與區域社會”研究回顧顧建娣 \/ 167
近五年太平天國史研究綜述（2012—2017）楊尚華李玉 \/ 179
太平天國史料的搜集編纂及出版張鐵寶 \/ 196
太平天國史研究
太平天國及晚清社會研究2018年第1輯總第2輯
落實人民當家做主的政製才能跳出曆史周期律
落實人民當家做主的政製才能跳出曆史周期律
方之光方之光，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摘要郭沫若寫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和黃炎培與毛澤東談如何跳出曆史周期律的《窯洞對》都已經發表近七十五周年。為了紀念兩文的發表，《探索與爭鳴》雜誌還曾專門開辟了《跳出曆史周期律何以可能》專欄，刊出了王長江等十位專家學者寫的文章。結合曆史事實就如何跳出曆史周期律，作者認為，隻有落實人民當家做主的政製，才能跳出曆史周期律。
關鍵詞人民當家做主曆史周期律
過去我們總是說，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由於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所以總是陷於失敗。太平天國時期既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無產階級。這是一個偽命題。1991年蘇東劇變說明即使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盡管蘇共執政74年，最後也失敗了。這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太平天國的曆史經驗教訓比明末李自成農民軍更豐富，更有曆史意義。
1644年3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但是，李自成執政僅僅42天，就被崛起的清軍打退而失敗。太平天國運動發生在鴉片戰爭後十年。1853年3月，太平軍攻占南京後，改南京為天京定為首都，到1864年7月天京被湘軍攻陷而失敗，執政整整11年零4個月。在天京，太平天國頒布了集農民均貧富思想大成的土地綱領——《天朝田畝製度》。1859年又頒布了全方位學習西方近代化的政綱——《資政新篇》。
關於太平天國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當太平軍攻克南京後不久，李汝昭在《鏡山野史》一書中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依大勢看來，粵今亂清，猶昔清之亂明耳。……當是時也，清之敗明，勢如摧枯。然清軍今受困於粵，與明初受困於清，勢之相出（去）不遠矣。”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頁。可見在李汝昭看來，太平天國取得當年清朝推翻明朝那樣的勝利是很有可能的。因此，無論從時間和內容看，太平天國都比明末農民軍更豐富、更有曆史意義。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1944年11月2日給郭沫若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作為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大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毛澤東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頁。
1960年春，在陳毅副總理的催促下，郭沫若計劃寫太平天國經驗的書。他派秘書王戎笙與近代史所負責人聯係，組織了由王戎笙和龍盛運、賈熟村、何齡修四個年輕人的寫作班子。郭沫若“一再強調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要按照曆史本來麵貌認識太平天國，工作以收集整理史料開始，並再三叮囑要注意史料的考訂和辨偽。對全書的體例，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要吸收我國史學上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的長處。為此，他親自擬定了全書的章節安排”。王戎笙等：《太平天國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5頁。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郭沫若沒有親自完成這本書，好在他去世五年後，由他的四個助手完成了寫《太平天國運動史》的任務。
其次，太平天國為什麼沒有跳出曆史周期律以及它失敗的原因。
我與袁蓉在10餘年前寫了《太平天國敗亡一百四十年祭》一文做了初步探討。文章在引了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範文瀾關於“太平軍一壞於楊秀清專擅跋扈，再壞於韋昌輝的瘋狂屠殺，最後壞於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最後一壞，曆時最久，禍國的軍令政令迫使太平軍逐步削弱，以致消滅”的論斷後，又補充了“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首義諸王迅速腐敗”、“用上帝教來治理天國”、“無視廣大軍民溫飽”等方麵的原因。文章還從太平軍攻占天京後領導者腐敗變質，洪秀全仍搞專製主義統治，以及用基督教的洋迷信來反對傳統迷信等方麵，來說明太平天國沒有跳出曆史周期律的階級政治思想根源。結論是：“要跳出曆史周期律，除了發展生產力，實現農業現代化，還要靠民主和科學。這是太平天國沒有跳出曆史周期律，留給我們最重要的曆史經驗教訓。”方之光、袁蓉：《太平天國敗亡一百四十年祭》，《光明日報》2004年12月21日。史實證明，太平天國與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一樣，始終也跳不出“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權後奴役別人”（魯迅語）的悲劇。現在看來，上述看法基本上還是對的，但有待於進一步深化，現在我想就這種“其興也浡也，其亡也忽焉”曆史周期律形成的原因做進一步探討。
黑格爾說：“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轉引自[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９３年，第614頁。著名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據此把自秦朝開始兩千多年的曆史概括為“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治亂興亡周期律。我認為黑格爾認為中國曆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以及“革命必然產生暴君”，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說，造反是以暴易暴，革命是秩序重建。中外曆史證明：“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伍傑編：《嚴複書評》，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8頁。秦末農民起義後，就產生漢文帝這樣的明君；隋末農民起義後，就產生了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聖君李世民；明末農民起義後，就出現了一代仁君康熙大帝。美國革命勝利後，就誕生了華盛頓那樣自動讓位的民主革命的偉大英雄。雖然法國大革命後，拿破侖稱帝，但是決不能否認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英雄的事實，絕不是什麼暴君。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就產生了偉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偉大的民族英雄孫中山。由此可見，中國曆史沒有進步以及革命必然產生暴君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黑格爾說兩千年來中國曆史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是基本符合史實的。從秦朝建立中央集權皇帝專政的政體開始，直至1912年清朝覆亡，確實是百代都行秦政製。嚴複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嚴複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401頁。
美國著名已故中國近代史專家史華慈指出，對於至高無上的專製主義皇權，中國人從未給它設計過一個替代品。胡適說：“（我們）始終沒有法可以解決君主專製的問題，始終沒有建立一個製度來限製君主的專製大權。”胡適：《自由主義》，《胡適論人生》，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16頁。費孝通說：“人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保障自己權利的製度，一定要等暴君充分暴露了他的苛政，才興兵把他趕跑；趕跑了一個，不久又來了一個，以暴易暴的循環不已。”費孝通：《民主·憲法·人權——作之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51頁。《論自由》一書的作者約翰·穆勒認為，自由隻適用於文明社會，“對於野蠻人，專製製度是一種正當的統治方式，隻要其目的是改進他們的境遇”。John S. Mill, ed., Elizabeth Rapaport, On Liberty, Indianapolis,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8, p.10.但是後來的曆史演變證明，千古興亡不是亡於一君，也不是亡於一相，而是亡於獨裁專製。1942年前，晚年陳獨秀在總結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經驗教訓時說：“我們不能把一切歸罪於斯大林一人。”“我們若不從製度上尋找缺點，得到教訓，隻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或別國產生出來。”據此陳獨秀得出結論：“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慶躍先、李季林編：《安徽哲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199頁。鄧小平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製傳統比較多，民主法製傳統很少。”“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2333頁。由此可見，秦朝建立起來的皇帝專製政治製度，不僅僅是中國曆史上動亂、起義和後來革命發生的基本原因，也是形成一亂一治曆史周期律的製度原因。
最後，隻有落實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政製，才能跳出曆史周期律。
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要論證的主題很簡單：革命歸根究底是集權專製製度造成的。“專製製度是社會動蕩之源。”法國舊的專製製度是因，大革命則是果。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動亂、起義和革命都是秦朝建立專製製度惹的禍。“在專製政體下生活的民眾之所以鍾情於烏托邦，正是因為他們看不到政府改良的任何現實希望。”Alexis de Tocquevi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uart Gilbert (trans.),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p.142.中國曆史上農民起義之多規模之大是世界曆史罕見的。農民起義和戰爭都提出要均貧富的口號，以致發展到太平天國要求消滅私有製，建立一個天下為公沒有壓迫剝削的人間天國——大同社會。馬克思稱它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這種烏托邦的幻想正是延續兩千多年專製製度埋下的種子和結出的苦果。專製製度下是很難告別革命的，也不可能跳出曆史周期律的。1904年，廣州《時敏報》刊文說：“中國之專製一日不變，則革命之風潮一日不息。……吾聞是言，為之更進一解曰：中國之專製不變，則新政不能大行。”《立憲法議》，《時敏報》1904年11月12日。在專製政體條件下，正如馬克思所說，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專製是革命的盟友，共和是專製的天敵。要從根本上跳出周期律，告別革命，隻有終結專製政治製度，走向民主共和，建立起專製和革命要素無法生長的社會製度，把兩者都關進製度的籠子裏。民主和法治是消除專製和革命最有效的製度安排。
1945年7月，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怎樣才能跳出曆史周期律的疑問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當時也讚成毛的看法，說“這話是對的。隻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讓民主打破周期律，是有效的。黃炎培：《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上海：文彙出版社，2000年，第205頁。這個著名的“窯洞對”也七十多年了。
1958年1月，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唐君毅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中，也主張用民主來跳出曆史周期律。他們說，“中國文化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之民主製度之建立。中國過去曆史中，除早期之貴族封建政治外，自秦以後即為君主製度。在此君主製度之下，政治上最高之權源，是在君而不在民的……以致中國之政治曆史，遂長顯為一治一亂的循環之局。欲突破此循環之唯一道路，則隻有係於民主政治製度之建立”。龐樸主編：《20世紀儒學通誌·紀事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3頁。“中國政治製度中，僅有政府內部之宰相禦史等，對君主權力所施之限製，必須轉出而成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權力，對於政府權力作有效的政治上的限製。僅有君主加以采擇與最後決定，而後施行之政治製度，必須化為由全體人民所建立之政治製度，即憲法下之政治製度。”龐樸主編：《20世紀儒學通誌·紀事卷》，第284頁。這就是說，要由中國傳統的所謂“民主”，即“你是民，我是主”的為民做主，轉變為“民有、民治、民享”的近代民主，即共產黨所概括的“人民當家做主”。今天看來，毛澤東要用民主打破周期律的看法至今仍是正確的。曆史事實證明：隻有終結專製政治製度走向民主共和，才能最終跳出“暴君產生革命，革命產生暴君”的曆史周期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經濟學家楊小凱因看到假借革命名義恢複專製主義的現象，一度反對革命和主張“告別革命”。後來他根據美國公共選擇理論代表人物、經濟學家庫爾曼·奧爾森的有關學說，重新肯定了革命的正當性。他說：“一個穩定的秩序會使既得利益者尋租行為製度化，而革命和動亂卻能打破製度化尋租。”頡家樂著：《經濟概論》，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第209頁。結論是：“革命對統治者總是一種威脅，沒有這種威脅，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承諾就不可信；有威脅，其行為就不會太離譜。……即使有些革命和動亂是以暴易暴，那至少比一暴到底要好。”向繼東：《回憶楊小凱的一次談話》，鄢烈山編選：《中國雜文年選2004》，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418頁。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斐遜說，造反是對政治暴政的製約，“自由之樹必須時時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使之鮮綠才常青”轉引自[美]克裏斯托弗·希欽斯著：《托馬斯·傑斐遜傳》，彭娟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74頁。，武裝起來的公民是對暴政最好的防範。他之所以熱衷於騷亂和定期起義，是因為可以避免被領導者叛賣，保持政府原初建國原則的忠誠。中外曆史證明：民主共和政治製度下，隻會有個別騷亂，不太會出現全國大規模暴動。王長江教授說，在近代以前，西方國家也和中國一樣，經曆了反反複複的王朝更替。但在建立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政治之後，這一過程便總體上停止了。王長江：《關於“甲申悲劇”的再思考》，《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3期，第11頁。我也有同感。事實上，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做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
地上天國的理想和實踐
地上天國的理想和實踐薑濤薑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關於太平天國在《天朝田畝製度》中提出的理想製度與實踐的差距，羅爾綱和蔣廷黻都表達過各自的觀點。事實上太平天國所推行的主義，即是在天京全城實行男女別營，人無私財，供給衣食，義務勞動並強化意識形態灌輸控製等的戰時共產主義。而在農村地區，太平天國曾明確宣布以“貢獻”取代征收錢漕的賦稅製度。作者通過考察太平天國定都之初的戰時管理體係，指出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天朝田畝製度》已陷入空想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太平天國所實行的各項過激措施的消極方麵愈益顯露，迫使太平天國領導人在實踐中不斷加以修正，最終形成“照舊交糧納稅”的局麵。
關鍵詞《天朝田畝製度》地上天國照舊交糧納稅
羅爾綱先生於1950年出版了《太平天國的理想國——〈天朝田畝製度〉考》羅爾綱：《太平天國的理想國——〈天朝田畝製度〉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0年。一書，正麵歌頌太平天國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綱領性文件《天朝田畝製度》，從而修正了他在此書前身《太平天國天朝田畝製度實施問題》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在那篇文章裏，他曾援引蔣廷黻教授和他說起的一條口碑：“太平天國並沒有實行均田製度，惟在安徽某一縣實行；現在那一縣的農民無論如何不受共產主義宣傳的影響”雲雲羅爾綱：《太平天國天朝田畝製度實施問題》，《太平天國史叢考》，南京：正中書局，1943年，第106頁。。但這一口碑傳說並不準確。而在此書中，這一口碑傳說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刪去了。應該指出的是，蔣氏所述口碑並不準確，但事出有因——太平天國所推行的主義，即是在天京（即南京）對全城居民實行男女別營，人無私財，供給衣食，義務勞動並強化意識形態灌輸控製等的戰時共產主義。而在農村地區，太平天國曾明確宣布以“貢獻”取代征收錢漕的賦稅製度。正是在此城鄉政策的基礎上才有了《天朝田畝製度》的頒布。然而過激政策無法長期堅持。江西、安徽的農村地區於1854年7—8月間開始照舊交糧納稅。天京城內也於同年9月恢複正常的城市生活。
一定都之初的軍事共產主義
太平天國於1853年3月占領東南第一大都會南京之後，即將其建為自己的首都——天京。如何管理這個城市，如何對待居住在城中的數十萬居民——其中有一部分昨天還屬於敵對的營壘——成了擺在太平天國領導人麵前的頭等大事。他們采取了一係列激烈的，然而在短期內卻很有效的措施——將全體南京居民強行納入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的戰時管理體係。按照當時人的說法，就是“欲將闔城之人皆脅為賊兵”。滌浮道人：《金陵雜記》，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以下簡稱《太平天國》）（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1頁。
首先是拆散家庭，嚴分男行女行。
分別男行女行，本是金田起義之初為安置合家舉族投軍者和加強部隊戰鬥力所采取的臨時性措施。在建都前所占大城市，如武昌，也曾在部分願意“拜上”的居民中實行過。對於建都後是否在天京推行這種做法，太平天國領導層內部曾有過不同意見，但這些反對意見遭到東王楊秀清的斷然否決。
1853年3月23日，也即破城後的第四天，即開始實行男女別營。年力精壯的男子充作“牌麵”，必須隨時準備外出執行作戰任務；60歲以上15歲以下及有殘疾者編為“牌尾”，差使較輕，不出打仗，但“不各另處”。有技藝專長者則入專門的館衙。後因有人建議，並得到主事者的讚許，又在城內專設老民殘廢館，“每日藉檢拾字紙打掃街道為事”，也可逐日領取米穀；又借此衍生出菜園豆腐館、掩埋館、水龍館等等。滌浮道人：《金陵雜記》，《太平天國》（四），第621622頁。婦女除部分善女紅者入繡錦營外，均被編入女軍，並須經常承擔各種勞務，如劈竹簽、挑磚、負米等。
其次是實行人無私財的聖庫製度。
聖庫製度亦形成於金田起義之初，且與嚴別男行女行相輔相成，對維係軍心、保障供給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一製度在金田起義後逐步發展完善。建都天京後，由於在城市居民中拆散了家庭，相當徹底地嚴分男行女行，從而保證了同樣徹底地實現人無私財。聖庫及其各種衍生機構也空前繁盛。金銀珠寶、參茸、錢鈔、衣服等物，由聖庫負責收藏。糧米收納支放，實行典入聖糧和典出聖糧。日用百貨及副食供應，則有典買辦、典油鹽、典茶心、典天茶、漿人衙、宰夫衙、藥庫等，將各類貨物分別集中調撥使用，原有各種私營店鋪則一律取締。其中，典茶心“供茶食果品”；漿人衙“供酒漿作料及小菜”；宰夫衙是“殺豬養雞鴨供給各王者，各軍領肉亦於此”，每逢禮拜之期，殺豬動以千計。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709頁。私營手工業則被準軍事性的諸匠營和百工衙取代。“百工技藝，各有所歸，各效其職役，凡軍中所需，咄嗟立辦”，“各儲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賊情彙纂》，《太平天國》（三），第117、139頁。
其三是強令蓄發變服、敬拜上帝。
蓄發變服，即是恢複滿人入關前漢人原有的發式和服飾。太平天國之人因蓄發而被稱為“長毛”。
而於敬拜上帝，太平軍入城後，即布散《舊遺詔聖書》《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幼學詩》《十全大吉詩》《三字經》等“令人誦讀”。“又有詞句讚美上帝為天聖父雲雲，約十餘句，令人於早晚兩飯時，無論男女孩童，均須誦念。違者即加鞭撲；有謂天父並無者，立將其人五馬分屍。”滌浮道人：《金陵雜記》，《太平天國》（四），第611612頁。對於所誦經句，要求必須熟記。途中相遇，對方驀提一句，必須隨接下句。如接不出，就有可能作為奸細論處。城中男女，有不少人因不能背誦經句而被鞭撲，甚至有因而自盡者。滌浮道人：《金陵雜記》，並參見《時聞叢錄》，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77頁。
為強化意識形態方麵的統治，太平天國繼續實行搗毀廟宇邪神偶像的政策，並下令焚除一切孔孟諸子百家等所謂“妖書邪說”，並嚴禁買賣藏讀。雖有開科取士之舉，但試題必須以太平天國官方刊印的宣揚拜上帝教義的典籍為準。此外，太平天國還極為嚴厲地禁止吸食鴉片和黃煙，以及飲酒、嫖娼等種種惡習。
所有這一切都是有條不紊地進行的，因而受到太平軍內貧苦農民出身的老兄弟姊妹們的讚佩。後來成長為太平軍統帥的李秀成即回憶道：
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歸］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民家，出城門去者，準手力拿，不準擔挑。婦女亦由。男與女不得談及，子母不得並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親書供詞》（影印本），第六頁上。
然而這一切卻不為城市居民，亦即所謂的新兄弟、新姊妹們所擁護。因為它使得具有多重社會經濟職能的城市，蛻變為幾乎隻具單一軍事職能的兵營。城市的原有生活節奏遭到了徹底的破壞。一些汙泥濁水固然被蕩滌，但城市的生機也被扼殺了。
二陷入空想的《天朝田畝製度》
太平天國在推行上述措施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社會改革方案。約在1853年3—4月間，也即占領南京後不久，太平天國發布了體現其社會經濟政策基本構想的《百姓條例》。經查有關記載，在述及該條例時分別作“內有傳百姓條例”、“內有待百姓一條例”、“內有百姓條例”等，並無一致的正式名稱。本文統一作《百姓條例》，簡稱《條例》。這一條例，可以說是《天朝田畝製度》的先聲。《條例》原文已佚。根據《金陵述略》的記載，其內容大約如下：
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皆係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歸於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給米一擔“每月大口給米一擔”雲雲，有記載作“每年大口給米一石”，前者為後者的12倍。本人對此曾有所考辨，認為《條例》原文當以“每月大口給米一擔”為是，而“每年給米一石”雲雲，乃係有意的歪曲誣蔑。詳見薑濤：《太平天國〈百姓條例〉考》，載《鹽城師專學報》1984年第1期；並載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1984年第5期。，小口減半，以作養生之資。所有少婦閨女俱備天王選用。店鋪買賣本利，皆係天王之本利，不許百姓使用，總歸天王。如此魂得升天，不如此即是邪心，即為妖魔，不得升天，其罪極大……金毓黻等：《太平天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81頁。
從上述記載中提及對農、商、婦女等不同對象分別采取相應措施的情形來看，《條例》的原文應相當周詳。它勾勒了一幅將全部生產、生活資料歸公，而由國家保證生活資料分配的新製度的藍圖。
1853年8月，太平軍在西征安徽途中發布“曉諭”，號召廣大農民“放膽寬心，以勤稼穡”，並正式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天朝斷不害爾生靈，索爾租稅，爾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糧米”。《殿左一檢點曾天養等曉諭》，羅爾綱、王慶成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以下簡稱《太平天國續編》）（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頁。這一曉諭的精神與上述《條例》是一致的。
同年秋，安徽黟縣人黃德華在《紀賊》詩中寫道：
助徹取民製，賊乃不謂然。民貨皆其貨，民田皆其田。誅求猛如虎，蝗過無稍□（賊謂之曰：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貨皆天王之貨）。黃德華：《瑣尾吟》，南京大學曆史係太平天國史研究室編：《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4頁。
貢助徹相傳為夏殷周三代的租賦製度。詩中特別言明太平天國否定“助徹取民製”，即指太平天國以“貢獻”代替征收錢漕的賦稅製度。《書·禹貢》：“任土作貢。”疏雲：“不言作賦而言作貢者，取下供上之意也。”又說：“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貢者，從下獻上之稱”。可為太平天國以貢獻取代賦稅之舉作注解。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廣大農民對貢獻政策持熱烈歡迎的態度。一位鄉村士人李召棠記皖南貴池農村情形時說：
九月中旬……出見他村進貢皖省。……斯時也，偽示遍懸，小人得誌，流言煽惑，一鄉之人皆若狂。欲與之辯，口眾我寡。憤悶之心，無從發泄。李召棠：《亂後記所記》，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總34號，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180181頁。
另一士人朱景昭記皖中廬州郊區情形時也說：
賊來尚遠，餘諷諭鄉民以大義，且為陳事後之利害，無不目笑者。既而供獻迎賊，所在如狂。……言之使人悶悶。朱景昭：《無夢軒遺書》卷九《劫餘小記》。
這兩位鄉村知識分子，因受官方正統意識形態儒學的熏陶，對太平天國的有關政策是持懷疑或否定態度的，他們都用一個“狂”字，道出了當時鄉民們的普遍心態。
在《百姓條例》提出的基礎上，太平天國於1853年12月（癸好三年十一月）製定了更為係統、翔實的綱領性文件——《天朝田畝製度》。全文載《太平天國》（一），第319326頁。全文雖僅3000字，內容卻十分豐富，從田產均耕的土地製度、兵農合一的基層社會組織，直到宗教與教育、司法、選舉與黜陟等等，幾乎囊括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但其核心為田產均耕的土地製度，全篇亦因此而得名。
《天朝田畝製度》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田產均耕”的第一要義是土地所有權歸公。《天朝田畝製度》雖未明確宣布土地為國家所有，但從“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等規定來看，實際仍是企圖建立土地公有製。
其次是按人口平分土地。且明確規定婦女可與男子一樣受田。
其三是取民政策。與《百姓條例》相較，主要體現了由“全部征收、重新分配”到“剩餘歸公”的原則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天朝田畝製度》以25家的“兩”為基本單位，甚至所謂“國庫”之設，也以此25家為單位，這說明太平天國所試圖建立的土地國有製是以農村公社經濟為基礎的。
《天朝田畝製度》原文的最後有“欽此”二字。表明這份文件很有可能出自天王洪秀全本人的手筆或至少體現了他的旨意。其中有關農村公社製度的構思，也完全符合其早年宣道書中“天下為公”的主張。
然而《天朝田畝製度》並沒能起到其應有的指導運動的作用。它屬於恩格斯所批評的那種僅是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的解決社會弊端的空想方案，因而，“越是製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4頁。它終於被束之高閣。《百姓條例》於頒行之初還曾轟動一時，而《天朝田畝製度》的頒布卻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以至清朝方麵專門搜集太平天國情報的張德堅多方打探，仍對其一無所知，並懷疑其是否“梓行”了。張德堅《賊情彙纂》雲：“凡賊中偽書首一章必載諸書名目，末一條即係偽《天朝田畝製度》，應編入‘賊糧門’內。惟各處俘獲賊書皆成捆束，獨無此書，即賊中逃出者亦未見過。其賊中尚未梓行耶？”見《太平天國》（三），第260頁。
三過激措施走向反麵
隨著時間的推移，太平天國所實行的各項過激措施的消極方麵愈益顯露，迫使太平天國領導人在實踐中不斷加以修正。
文化政策中，對於禁毀儒家經典乃至一切古書的極端做法，東王楊秀清可能早就有著不同的見解。為籠絡人心，1854年3月2日，他假借“天父下凡”，公開宣布了對“四書”、“十三經”和曆代史鑒的肯定性評價。見《天父聖旨》，羅爾綱、王慶成等：《太平天國續編》（二），第323324頁。
南京居民對家庭和私有財產遭到破壞深感怨憤。但在分設女館後，由於軍令極嚴，無人敢入內侵擾。雖時常派有苛重工作，婦女的安全和衣食仍能得到保證。然而夫妻不能完聚，甚至老兄弟、老姊妹們也不能長期忍受。1854年3月，東王楊秀清即因丞相陳宗揚夫婦觸犯天條“私合”並想勾合其他姐妹之事，假借天父下凡，將其夫婦一同斬首示眾，並將位居侯爵而私合的盧賢拔革職下獄治罪。此事在天京城內引起極大震動，以至4個月後不得不以東王名義發布對天京城廂內外所有兄弟姊妹的誥諭，表白太平天國號令森嚴，約束兵士，為此保全了闔城數十萬兄弟姊妹的生命；而後分為男行女行，亦是仰承天意，暫時分離，以杜淫亂之漸，將來攻下北京時肯定還會讓大家團聚。誥諭也不得不承認“在爾民人，以為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忽然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最後則是勸諭天京城內的兄弟姊妹“須要一心認識天父天兄生養之恩，才能保得性命。性命既在，享福自然有時也”。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文書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14115頁。
但家庭和私有財產的恢複，直到聖庫供給製難以為繼之後才成為現實。
太平天國在向南京進軍途中，以收繳、納貢等各種方式獲得大量銀米財物。在占領南京等城以後，接管的公私財物及豐備、複成等倉儲米穀更是不計其數。這是太平天國得以在天京推行聖庫供給製的強大物質基礎。然而數十萬軍民的浩繁開支不能不成為太平天國的沉重負擔。
以糧食供應為例。太平軍在初入南京城時，對城內所有新老兄弟姊妹的糧食發放根本無數，“來取者即與之”。到了六月“設立門牌，逐戶編查”以後，“既有名數可稽，始議每日發米數”。到1854年年初，也即癸好三年年終盤存時，豐備倉、複成倉、貢院三處屯貯穀127萬石、米75萬石。但這些米穀僅足支放4個月口糧。張德堅的《賊情彙纂》中記有上述數字。但他對這一數字開始是持懷疑態度的。後據句容探報，到1854年5月間，“賊糧僅存十餘萬石”。張德堅即按他在1854年得到的供應標準算了一筆賬：“江寧賊眾與被虜之民，男婦不下數十萬，即以五十萬人為斷，所發錢米如賊中定製，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發米二百斤……以此核算，每月應發米十七萬石有奇……益以偽官加倍之數，統計所發米錢與難民所述之數實相去不遠。”《太平天國》（三），第278279頁。天京的實際人口，很可能不止50萬人。但即使按張德堅的推算，維持天京糧食的供應也是十分沉重的負擔。到1854年6月間，太平天國當局不得不下食粥之令。而到8—9月間，竟出現斷糧的緊急狀態，城內大批男女不得不出城“割稻自食”。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太平天國》（四），第656658頁。可見，天京一城的“大鍋飯”就已使太平天國力不從心了。
天京的糧食供應曆來靠上遊地區。太平天國西征的首要目的即是采集糧食。然而貢獻政策卻因沒有法定的統一標準而給采供雙方都帶來了不便。據《賊情彙纂》記載：
……鄉民方幸領得貢單，高揭門首，可為護符。孰知不數日，二起三起收貢之賊又至……甚至一月之中，收貢之賊五六至。鄉民疲於奔命，所貢之物亦漸次減略。如初貢也，富厚之家必千金數百金，穀米數百擔，豬數口，雞數十隻，配以群物。以次遞減，最後之賊至，即鬥米隻雞亦可塞責。《太平天國》（三），第270頁。
太平軍基於船運的方便，收貢往往囿於近水地方，其他地區則很少或沒有任何貢獻負擔，有些僻遠山區竟成了所謂的“桃花源”。到1854年，除新占地區外，老區的貢獻實際已無法進行了。正如《賊情彙纂》所述：“今沿江數百裏農民知賊之貢單無益，鮮有貢者……其初陷之處，貢單仍盛行焉。”《太平天國》（三），第236頁。
人們不願主動進貢了。天京糧食供應的緊張使得一些太平軍部隊采取了強製征收的極端措施，並名其曰“打貢”。按：“打貢”之“打”並非攻打、進攻之意，而表示通過一定手段完成某項任務，在此處即是通過強製手段征收貢獻之物。安徽英山和湖北蘄水等縣，都是太平天國業經設官安民之地，但在1854年春，竟都出現了強索錢米的“打貢”。這就激化了太平天國政權與當地民眾的矛盾。甚至一些同情太平天國的人士也不讚成徹底否定征收錢漕的舉動，如湖南安化的李汝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