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出生在東京的庶民區,1913年到上海,浸泡在“中國五大樂道——吃、喝、嫖、賭、玩”的世界中,變成了“中國風俗研究家”,是個所謂的“中國通”。魯迅對其人及其翻譯都不滿意,在給增田涉的信中寫道:井上紅梅翻譯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並不同道。(中略)近來看到他的大作《酒、鴉片、麻將》更令人慨歎。(1932.11.7)
井上氏所譯《魯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來了。譯者也贈我一冊。但略一翻閱,頗驚其誤譯之多,他似未參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譯的。我覺得那種做法,實在太荒唐了。(1932.12.19)同樣的文字,在其他地方也出現過幾次。盡管並不完善,但《魯迅全集》的出現,使魯迅終於為日本的出版界所接受。
這樣到了1935年6月,佐藤、增田共譯的《魯迅選集》被列入了岩波文庫。日本的知識分子通過這個文庫本了解魯迅的人實在不少。中村光夫就是根據這個文庫本,將《浮雲》和《孤獨者》的“絕望”進行比較而寫下了論文。中村是在此前一年剛由東大法文科畢業的銳氣十足的評論家。
在魯迅的晚年,林芙美子、長與善郎、野口米次郎、橫光利一、武者小路實篤等日本的文學家,都曾訪問過上海,會見過魯迅。比這早些時候,旅歐途中的金子光晴也曾一時逗留在上海,與魯迅有過交往。他們都分別寫過與魯迅的會見記與印象記。
另外,無論日本還是中國,圍繞著“轉向”問題,魯迅曾談到過林房雄,林房雄也曾將魯迅的“憂國”精神加以合理利用。這從日本人的中國觀、魯迅觀或是精神史上來加以考察,也是很有意思的材料。但這裏無暇將問題擴大,還是限定在翻譯、研究或是接受魯迅方麵多少有直接關係的問題上。
七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其後不久,改造社出版了《大魯迅全集》全七卷,1937年2月開始刊行,8月結束,比中國《魯迅全集》的出版約早一年。山本實彥是個很受擁戴的有獨特個性的社長,改造社也早就擁有許多非常關心中國問題和中國文學的編輯,所以這樣的籌劃並非首次。中國的《全集》在當時是很令人滿意的,是完全接近於“全集”的,而日本的實際上隻能說是“選集”,而且還有許多誤譯,但在理解魯迅方麵卻未有紕漏,魯迅的被稱為“隨筆”、“雜文”或“雜感”的工作,就是因此而為日本讀者所知。
讀這《全集》,覺得做了出色工作的人物當推中野重治。對於他的工作,我作為一個讀者也始終懷著普通人的關心和敬愛,盡管他晚年的政治性言論和行動我並不讚成。然而,由於他晚年行動的緣故,他對魯迅的評價雖然並未改變,他的魯迅論盡管獲得很高的評價甚至達到極限,也依然被他晚年的行動所遮掩,或者至少說是有欠均衡。這在中野身上有著怎樣的聯係,或者說在中野身上有著怎樣的變化,這個問題這裏也無暇涉及。
魯迅逝世時,佐藤春夫曾惋惜地敘述說:為拯救日益惡化的日中關係,兩國的知識階級從現有的固執中解放出來,以人類同事的溫暖的心為基礎握手言歡是第一而且是惟一的良策,魯迅是對方痛快地伸出了手的人。中野重治批評了這一說法。他這樣寫道:我期望日本和中國知識分子握手決不亞於佐藤春夫,但決不認為那是搞好日本和中國關係的“第一而且是惟一”之策。(以下刪除五行)從《歌日記》開始,許多文學都描寫了日俄戰爭,但決不描寫“在本國土地上任其他兩國戰鬥的國民”的心。偶爾寫時,也隻是描寫“中國人都是日軍糧食提供者,住宿提供者,是有用的間諜,又為俄軍誘以私利私欲,成了幹間諜的下等奴隸,再就是在兩軍槍林炮火下拾臭槍子的國民”。正是這樣的被描寫者,通過國民與國民間的聯誼才能得以糾正,我以為這是第一要義。比之對魯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談從事文學活動核心動機的理解來看,這裏更顯示出一種共鳴。這在當時的日本,還是為數不多的。
《分裂為二的中國及其他》一文,寫在《大魯迅全集》出版之前。文中蘊藏的對魯迅的共鳴,與其說是源於魯迅,莫如說是中野早就有過,或是在日本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中就曾出現過的。然而,1939年他寫的《魯迅傳》一文,內容卻與題名有些不符。寫魯迅傳是需要描述的,但他卻用大半篇幅,寫他怎樣讀魯迅因1926年3月18日的所謂“3·18事件”——段祺瑞政府屠殺市民和學生而寫的一係列雜感,應該說是讀書筆記。他在文章中闡述了魯迅雜感中詩和政論的統一,文學家與現實主義者的並存,魯迅因此也才具有理論家、政論家的性格,這隻要讀一下魯迅的具體文章就很清楚。正統派解讀外國文學時也不過如此,但在戰前日本,對魯迅思想、政治的戰鬥性有如此深刻理解的,中野之外並無他人。
八
小田嶽夫的《魯迅傳》比中國寫的傳記要早,受前麵中野《魯迅傳》一文的啟示,他還寫了“後記”。
小田的《魯迅傳》,是在魯迅著作中搜集自傳性要素寫成的,所以他在“後記”中說,由於幾乎沒有傳記性的參考材料,隻好依靠魯迅的全部著作,“一麵探索魯迅走過的道路加以編述,一麵時時將魯迅所處的環境氛圍簡單地加以點染,這便是本傳的大概”。在視角方麵,也盡量避免主觀的解釋和主張,澹泊的態度貫穿始終,無意識中卻也遵循著一條線索。他說:魯迅所謂“愛國”者的一麵,在敘述中不知不覺地更加集中了。這也許能通過一個人的生涯看到魯迅那顆熾烈燃燒的心。青年時期以後,魯迅幾乎終生都對為政者權利者充滿了憎惡與反感。他那真正“愛國”之情的根底,我以為讀過本傳的讀者是容易了解到的。“愛國”一詞,怎麼解釋都帶有曖昧性。在這一詞語的用法中,大概能看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戰前夜的空氣對小田的影響,但他從魯迅身上發現的東西,多少還是很準確的。他曾指出:魯迅在臨終前寫的文章中,在對同胞進行尖銳辛辣的揶揄和驚人諷刺的冷酷的內麵,滲透著他溫暖的淚水,然後接著說道:作為原因之一,我以為可令人回到魯迅所處的弱國的環境中去。
因了這真正的文學,才看得到弱國人的代表性的表現。其實,我是在遇到這一文學之後,才開始接觸成為思索對象的強國人的文學的。
我們之中,有誰能夠像魯迅那樣,在味同嚼蠟般瑣漠的憂鬱、苦悶麵前,高喊出我們的不幸來呢?他用“弱國”一詞所表述的東西,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大概接近於所謂被壓迫民族吧。從魯迅身上領會到這一點,並以此為參照,回顧刻印著“強國”——帝國主義文化性格的日本文學,這樣的姿態應該給予高度評價。魯迅逝世之際,佐藤春夫之外,新居格、室伏高信等人也都寫了回憶悼念文章,小田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之中是優秀的。
確實像在“弱國”、“愛國”這類語彙中看到的那樣,小田的思想決不是很明確的。本質上為文人氣質的這個作家,比之對魯迅思想的理解來,對魯迅心情的共鳴是難以否定的。他在太平洋戰爭中談“魯迅的思想”時,寫了下述談論這方麵問題的文章。中國知識階級汪洋的愛國熱情是近代中國之光。但一方麵沒有善於引導它的大政治家,另一方麵這些熱情後來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朝著不盡令人滿意的方向流失,最後凝聚為抗日的力量,這實在是值得惋惜的。然而,比起率先在亞洲覺醒並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汪精衛一派的許多政治家來,想到許多學者型的知識分子時,暗下裏也想像得到重慶陣營中知識階級的精神不也在開始萌生新的創造的幼芽嗎?不過,讀這篇文章時,不要忘記他是寫在1943年的這一事實。這期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開戰,使日本國內的精神麵貌有了極大的改觀。開戰之後,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大量被逮捕,來自權力方麵的鎮壓日趨強化。知識分子內部的變化也很大,因太平洋戰爭開戰而一時“迷失”轉向,肯定戰爭的人不少。這是眾所周知的,後麵論述竹內好時當再細談。粗略地說,30年代後半期,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被鎮壓之後,接踵而來的便是包括“轉向”者的部分良心,以及勉強維護著的自由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思考,都被塗上了奉若神明的軍國主義的色彩,這已是1941年12月8日以後的事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若將小田1943年的文章與1941年的文章直線相連,參照1943年的文章來評價1941年的《魯迅傳》,也許是有片麵性的。
小田文章的缺憾,毋寧說他迫近魯迅的姿態過於天真。在這一點上,我以為竹內好的下述批評是切中肯綮的。是一本寫得很好的書。……
說寫得好,是由於他認真整理了魯迅的文章,又重新建構而成。但我略感到有點別扭。……文章易讀,且有許多感人之處。這多半是因作者人格的緣故吧。流暢無阻,讀者是能夠想像出魯迅其人的。
難道因此便說這傳記是成功的?我並不那麼想。……如果要我說出不滿意的問題,那就是作者過於素樸,過於相信文章本身了。他未能看到文章深處蘊藏的東西,卻把表麵現象當作了問題。(中略)《魯迅傳》用魯迅最討厭的花鳥風月,討厭地處理了魯迅。竹內好寫於1943年,44年出版,後來對日本魯迅研究界給予決定性影響的《魯迅》一書,對小田的《魯迅傳》也繃緊批判的發條。
竹內好以後
九小田嶽夫的《魯迅傳》出現三年之後,又出現了竹內好的《魯迅》。這是一本對後來的魯迅研究起了決定性影響的書,時至今日則稱之為“竹內魯迅”。竹內好以後所有的魯迅研究者,都從這本書中得到過許多東西。從各種角度提出的與竹內不同的魯迅形象,盡管感到與竹內魯迅很不協調,是經過深入發掘培育出的自己的魯迅形象,但在某種意義上說,都依然處在竹內的強烈影響之下。
“竹內魯迅”為什麼具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呢?這毋寧說是竹內好論本身的一個主題,盡管這裏不能全麵論述,但為了梳理問題,還是想舉出幾點。例如魯迅在仙台醫專學習中,看了中國人被日軍處刑場麵的幻燈片於是棄醫從文,這一段有名的插話,增田、小田的《魯迅傳》都原封不動地搬入傳記之中,但竹內卻認為那是“傳說化”,“對它的真實性抱有懷疑”。他說:他不是抱著用文學來拯救同胞精神貧困的熱切願望離開仙台的。我想,咀嚼屈辱恐怕是在他離開仙台之後。因為醫學無用便去弄文學,我以為他沒有這種閑情逸致。……總之,幻燈事件和文學誌望沒有直接關係,這是我的判斷。
我執拗地抗議他的傳記的傳說化,這決不是在吹毛求疵,而是關係到從根本上解決魯迅文學的問題。不能因說話風趣便曲解真實。我看不出魯迅文學的本質是功利主義,是為人生,為民族或是愛國主義的文學。魯迅是誠實的生活者,是熱烈的民族主義者,又是愛國者,然而他並未以此來支撐他的文學,毋寧說撇開這些他的文學才得以成立。魯迅文學的根源,應該說是稱為無的一種東西,獲得這一基本的自覺,才使他成為文學家。非如此,民族主義者魯迅、愛國主義者魯迅,畢竟隻是措辭而已。我是站在把魯迅稱做贖罪文學的體係上,提出我的抗議的。當然,竹內也並非認為魯迅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寫的事不是真實的,至少他主張下麵兩點:
第一,他在方法理論上主張:魯迅小說本來就包括以散文、回憶等形式所談論的東西,魯迅在文章裏所談之事與魯迅體驗本身之間有距離,而且魯迅在談自己的時候,時而將具有複雜側麵的事情單純而簡單地加以描述,時而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輕描淡寫或是調侃般地加以敘述,倘若忽視他的文章和他自身之間存在的曲折,就會使魯迅形象簡單化乃至遭到歪曲。前一節中引用的竹內對小田的批評:“未能看到文章深處蘊涵的東西,卻把表麵現象當作了問題”,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今天看來,作為文學研究方法雖然不過是最基本的東西,但至少在魯迅研究中初次意識到了魯迅寫了什麼,還有怎樣讀魯迅的問題。“竹內魯迅”把日本的魯迅研究第一次提高到真正的研究水平上來的原因之一,也就在這裏。
第二,竹內在關於魯迅文學和政治關係方麵的獨特見解,是“竹內魯迅”的一個重要支柱。竹內在這裏並沒有簡單地否定魯迅的文學、思想中的政治性,更沒有把魯迅說成是藝術至上主義者,而表達的是對魯迅政治與文學關係複雜而曲折的理解。關於這一點,從下麵的引文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政治和文學既不是從屬的關係,也不是相克的關係。迎合政治,或對政治投以白眼,都不是文學。真正的文學,是在政治中消卻了自己影子的東西。所謂政治和文學的關係,是矛盾的同一的關係。
文學誕生的本來的場地,常常必為政治所包圍,那是讓文學之花盛開的苛烈的自然條件。它不撫育纖弱的花朵,而讓秀勁之花獲長久的生命之力。這是我在現代中國文學和魯迅身上所看到的。武田泰淳把這本書叫做“惡戰苦鬥的書”。竹內對於“政治和文學”的那種曲折理解,最明顯地顯示了他的一種惡戰苦鬥。那惡戰苦鬥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
大家知道,竹內是1934年創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他是核心成員。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是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解體約半年之後,唯物論研究會、曆史學研究會創立兩年之後,中井正一等人的《世界文化》創刊一年前。這時期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有組織的活動幾乎都停止了,日本軍國主義走向對中國全麵性的侵略,進而發展為太平洋戰爭,僅有一些民主的有良心的文化運動在繼續。
關於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動機,竹內舉出了三點,即對東大“漢學”的反撥,對京都“中國學”的不滿和對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中國研究的批判。他們曾多少與馬克思主義有點關係,1943年是曾試圖重新探索自身思想和文學的立腳點,這些問題這裏也無暇詳細探討,僅限於為看到竹內的《魯迅》是在怎樣背景下誕生的最小限度。在考慮這一點的基礎上,有兩篇或許已是眾所周知的文章無論如何也得談到。12月8日是宣戰大詔頒布之日,日本國民的決心燃成一體。心情爽快,人人都覺得安心,抿著嘴走路,用親切的目光望著同胞,不言不語。建國的曆史來去匆匆,那是不言自明的。
直率些說吧,我們對於中國事變,感情是難於馬上認同的,疑惑困苦著我們。……恥於頭腦笨拙,我們忘卻了所謂聖戰的意義。迄今為止,我們曾經懷疑:我日本國不是躲在建設東亞的美名下欺負軟弱國家嗎?……今天一切都處於光天化日之下,我們的疑慮煙消雲散。美言可以騙人,行為卻騙不得人。在東亞播布新秩序和解放民族的真正意義,現在已經是我們徹底的決心。……我們和我日本國是一體。……在這世界史的變革壯舉之前,想到中國事變作為一個犧牲是能夠維持到底的。像對中國事變感到道義上苛責而沉湎於女人似傷感之中迷失了前進大計的我們一樣,真正悲哀的應該是思想的貧困者。……中國文學研究會千餘會員諸君……傾耳靜聽,難道聽不見那遙遠的遮掩了夜空的雷鳴嗎?天快亮了。……諸君,現在我們就在新的決心下戰鬥吧!諸君,一起戰鬥!在日中戰爭即當時所謂的中國事變中,抱有懷疑與肯定、批評與歡迎太平洋戰爭的人都有不少,這對日本近代思想史來說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如果說30年代中期以來的“轉向”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轉向”,那麼在太平洋開戰時日本知識分子更多顯示的態度則是脫離合理主義和科學思考本身的轉向。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30年代轉向的“完成”和目的地。就竹內而言,他自己在後來也承認“作為政治判斷……徹頭徹尾地錯了”,另一方麵,與戰後他的論文《近代的超克》相關聯,成為他思想的一個軸心,這也是眾所周知的。關於戰後他的評論活動全貌,當另找機會論述。竹內後來的走向,我也不想用“轉向”的語言來描述,但那“宣言”在當時是百分之百歡迎太平洋戰爭的,這種思想性、政治性的作用卻是不能曖昧處理的。確認這一點後,這裏的問題就是竹內的複雜性了。就在寫這“宣言”後僅一個月,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際,他又寫了下麵的文字:明確點說,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對日本文學報國會來說,也許是個很合適的集會,但中國文學研究會是不應該出席的。不是說不歡迎中國的文學者,歡迎而且是歡迎值得歡迎的人,這是我們的做法。……至少我覺得這次聚會,其他方麵雖不了解,但日本文學代表和中國文學代表的這種會同,是不能令人誠服的。昭和17年某月某集會,是日本文學報國會主持的,中國文學研究會沒有參與,這在現在是最佳的協作方法,因此將會寫在百年後日本的文學史上。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竹內對12月8日是抱有幻想的,隨即又從幻想中醒來。在《關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引文最後略去的地方,可以看到這樣的話:“之所以不能令人誠服,是因為完全確信將來能夠會合,即有自信於文學上實現12月8日”,可見“12月8日”對竹內好來說依然具有獨特的意義。而且今天回頭看去,這篇文章在那個時期寫就,對日本的中國文學者來說也是一個拯救。就我個人而言,“文化大革命”期間每當耳聞目睹許多“交流”的時候,心頭總要浮起竹內的這篇文章,作為支撐自己的一種力量,我至今也不認為自己判斷有誤。
話又說回來,竹內在寫了這篇文章不久之後的1943年春,又開始寫《魯迅》,脫稿是1943年11月。這之後的12月,竹內應召作為士兵被派遣到“中支”。從下麵年表中可看到這期間日本思想、文學界狀況的一個側麵。
1941年12月召開文學者愛國大會,形成全國文學者統一的決議。這一年,多數文學者被征用為報道班成員。
1942年5月根據文學者愛國大會決議,創立日本文學報國會。
9月—10月“近代的超克”座談會。
11月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1943年3月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創立。穀崎的《細雪》被禁止連載。
7月中村武羅夫等人祭祈後初去磨練。
8月召開大東亞文學者決戰大會。
這就是說,幾乎所有的文學都被作為完成戰爭的手段,作為統一日本人民思想的手段受到動員。在文學家之中,一部分人對此還積極加以呼應,他們高唱正是為戰爭的文學才是能夠取代歐美近代文學的高度文學的“文學論”。而多數文學家在政治方麵不必說,思想方麵也缺少抵抗力。就是在這種潮流中,作為對那種文學模式的反撥,“作為對在同樣潮流驅使下的自身的支撐”,竹內寫了《魯迅》這本書。他說:“我從魯迅的文學中,看不到本質上的功利主義,看不到為人生或是為愛國的文學。”首先可以感受到,這是對上述日本文學現狀必死的抵抗。然而問題不在於承認還是否定這本書對日本文學現狀的抵抗,而在於由此深入一步,看他的抵抗所獲得的“文學家魯迅”形象的內在必然性是什麼?怎樣去看待它?關於這一點,我所知有限,對此表現出深刻理解的是本多五郎。他說:使文學變得無力的是政治,文學無力是對政治而言。政治在近代是宿命,是命運。竹內好用“政治與文學”的形式所抓住的問題,其實是同時代日本文學被“宿命與自由”、“命運與意誌”或是“從絕望中再建自我”的形式所煩惱的問題有相同點,亦即那裏有共同的體驗,文學史上稱其為謝斯托夫體驗。竹內好的《魯迅》,談的正是竹內一流的謝斯托夫體驗。關於這種“謝斯托夫體驗”,他在別處也曾談道:“在生命的本源裏,用理想主義和合理主義而不能理解的某種不合理的醜陋的東西,處於無路可走時,不容分說的一種東西出現了。尼采的‘人有蛇牙會是怎樣?有人把腳後跟搭在我們額頭上都不知道’的真理,昭和文學通過謝斯托夫體驗告書訴了我們。”
上述日本當時的狀況和竹內的體驗,使竹內對“思想”的見解形成了濃鬱的獨特色彩。例如,他竭力避免說魯迅的思想已經形成……主義,或是分類為馬克思主義、進化論等等。許多批評家都說魯迅這一時期已經完成了轉變。……用各種各樣的語言描述這一轉變,例如從進化論到階級鬥爭,從個人到社會,從虛無到希望等等。我並不認為這些語言沒有恰當的表現力,但是倘若認為他們起什麼決定性作用,我是不同意的。那是把思想從人身上抽出的方法。這種方法就那事情本身來說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把它看作超越行動的人之上,是不能作出成功與否的判斷的。
我所關心的事,不是魯迅如何變,而是如何不變。他當然變化了,然而他沒有變,可以說我在不動之中看到了魯迅。竹內承認:魯迅在其一生各個時期中,對各種各樣的思想產生過共鳴,並在某種意義上選擇過它們,魯迅在這些方麵有過變化;但在另一方麵,他探求的是貫穿在魯迅這一變化之中的不動因素。他用“回心”、“文學家的自覺”等語言所表現的東西,正是魯迅身上幾乎性格化、氣質化了的某種因素。結果如何?竹內是不能用語言來加以定義或說明的,大概他本人也不可能弄清這些。然而,包括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在內的許多思想家,不但政治上受挫,“思想”也很容易變化,換句話說,將“思想”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是相當困難的,竹內對此有深刻的體驗。他所直麵的問題是:對於人來說,最後留下的是什麼?人靠什麼而生存?從這一角度去思考魯迅是很自然也是極為切實的工作。而且那也是理解魯迅所說:在近代中國曆史中,“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不過,如前所見,竹內對政治與文學的理解方法是極為複雜的,他自己後來也曾反複指出在“政治與文學”方麵並無成果。盡管如此,他在這本書中提出的“文學家的自覺”問題,正如岡崎俊夫也曾指出的那樣(參見《日本的魯迅形象》),他把文學與政治對立的文學觀遺留下來,不能否定他在“政治與文學”的框架中來理解魯迅。對於竹內的魯迅形象來說,隻有在了解了魯迅青年時代參加打倒清朝的革命組織光複會和否定它的兩種說法基礎之上,才能契合魯迅文學的本質(目前正在確認魯迅參加光複會之事)。關於這樣的問題,以不同的觀點,根據新的資料構築魯迅形象,則是60年代以後提出來的。
十
戰後魯迅之所以被廣泛閱讀,是由於竹內好的翻譯,時間是在戰後稍晚幾年的1953年。竹內好譯的兩種書所以能賣掉,原因之一是戰後數年間幾乎沒有翻譯魯迅。戰後不久曾計劃出版《魯迅作品集》全3卷,但出到2卷後因占領政策而中斷。竹內譯的《評論集》當初也曾約定由大阪朝日新聞社出版,也因占領政策未能出版,和約生效後才由岩波書店出版。所以,如果說日本讀書界對魯迅的關心有所提高是有什麼原因的話,那麼作為一般條件可舉出的是:由於中國革命的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日本的進步人士對中國的關心也在提高,如果限定在魯迅方麵,依然是竹內有著極大的影響。戰後不久,竹內再版《魯迅》之外,又出版了書名雖同內容卻有別的《魯迅》,還以魯迅為中心,精力充沛地發表了有關中國文學、日本文學的評論。特別是關於1950年共產黨情報局批判日本共產黨而發表的《與日本共產黨》和翌年出版的《現代中國論》等,給日本思想界以巨大的衝擊。
這裏打算簡明扼要地談一下竹內這些言論所闡述的主張。眾所周知,這個問題太寬泛,因為它牽涉整個戰後日本思想史,但為了深入論證,有必要在最低限度內加以論述。
第一,竹內好的中國論,比起論述中國本身來更傾向於論述日本。如果不怕說過了頭,則首先是批評日本文化、社會的“近代主義”,並在反麵設定其具有中國性格。而且在某種場合承認與現實的中國有分歧的基礎上,作為一種有意識的“方法”加以領會,但不是那種應時的方法意識,又不是沒有一個假定的“形象”在孑孓獨行,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
第二,竹內尖銳批判了在日本的馬克思主義中看到的“近代主義”,至少當時日本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有一定的弱點,這是不容否定的。而日本共產黨從60年代起逐漸明確了獨立自主的姿態,將它作為政治路線而確立的過程,就是在竹內預想不到的狀態和深度中克服那一弱點的過程,這是我的想法。但日本共產黨並不把它作為思想、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植根於日本的現實鬥爭之中,確定為政治路線,形成國際國內的一股潮流,在這一點上,可看到超越竹內的政黨的功績。然而,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對竹內的批評,包括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方麵對竹內的反批評,應該用適合於竹內提出問題的形式來做回答,這一工作作為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責任還有待於完成。
還是回到原點,魯迅之於竹內,是體現著實現了與日本“近代”不同的近代中國特征的文學家、思想家,是對他本身、對日本近代批判的一麵鏡子。產生於竹內的這種魯迅形象,之所以在戰後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是為了反思帶來那場戰爭的日本的“近代”究竟是什麼?而且認真思考未能阻止戰爭的弱點是什麼?反過來則對經過那場戰爭而誕生了新中國的中國抱有驚詫和敬意。魯迅就是這樣吸引了日本許許多多人的心。
如果說40年代後半期是對日本近代的反省和對中國再發現的時期,那麼則應該看到,50年代前半期包括對魯迅在內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又加入了新的動機。那就是對美國占領軍政策的批判。從40年代末開始,人們已經一點一點認識到占領軍政策的重點是將日本築成反共的防洪堤壩。但進入50年代,由於批判共產黨情報局、六·六剝奪共產黨幹部公職、朝鮮戰爭、查禁《赤旗》和清共等急遽發展的現實,又意識到占領軍是對日本人民的自由和獨立的壓迫者。可以說,日本人民第一次體驗到“被壓迫民族”的悲哀。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描寫中國人民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小說,讀起來好像和法國抵抗運動小說具有同樣的共感。關於魯迅,戒能通孝說的一些話,在當時像空氣一樣廣為傳播。最近我讀魯迅的小說,感到非常之有趣。其實這是很令人困惑的。……魯迅寫的是中國的事,那當然是與我們社會不相關的別國的事情。……但現在卻完全不同了。……評論的文字從前雖為人家所說,但現在卻正變成我們自己想說的話。……日本完全變成了魯迅筆下的中國。岩波版《魯迅全集》,可謂這個時期最後的裝飾。
十一
倘若說50年代中期的魯迅研究多少是建立在上述共同問題意識之上,那麼50年代末以後的魯迅研究可以說是從幾種主要因素中開始分化、多樣化的時期。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這一時期日本資本主義的顯著複興,人們再次認識到日本和中國的差別,像50年代初期那種“被壓迫民族”的直接共感已經很難區別。第二,則是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中國的反右鬥爭和世界曆史的震蕩,迫使日本的研究者中產生了各種各樣不同的見解。第三,尤其是中國反右鬥爭以後的文學狀況,開始出現了難於理解,難於認同的東西,不得不讓人感受到的失調感和距離感接二連三地出現。特別是對於魯迅晚年“國防文學論爭”問題反右鬥爭後中國方麵的說明,比起過去中國的魯迅研究所感受到的政治性傾向或是迫近魯迅精神的獨特性來,開始出現了更為極端的模式,即強調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及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的傾向,這對日本許多研究者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它增大了對中國研究的不滿。
至於這以後的研究,我不想逐一加以說明。翻譯和研究著作都在增多,也無暇一一敘述,即使隻涉及有代表性的,因為我本人是當事者之一也很難寫,有其他研究者的文章可供參考。我這裏隻是概觀一下60年代到現在的傾向中有特點的東西,與此相關,並想無序地展望一下今後的若幹課題。
第一,在日本的諸研究中,實證性傾向在增強。在中國,近年來也可見到出色的實證性研究。但中國的情況是:“文革”時期集中出現而現在受到批判的極左文化政策下,從思想、理論角度研究魯迅有可能招致危險,實證研究便應運而生,有意無意地成了避風港。而日本的實證研究,則如前所述,來自中國與日本的有距離的一種自覺。由於自覺地感受到中國和日本的現實有差距,日本的研究者不僅依賴對魯迅和中國文學的直接的共感,而且需要某種埋葬這一距離的方法,或者反過來說,“文革”加強了這一傾向。“文革”中提出的許多論點恰恰是和實證相反的,雖然那在中國隻是議論本國之事,而日本的一部分研究者,盡管有許多人明知那是日本人並不清楚的事實,卻依然照樣接受下來。尤其是批判周揚,從前麵提到的對“國防文學論爭”(反右鬥爭時的處理)的批判開始,日本的研究者就對其充滿懷疑,現在又成了對“文革”抱有幻想的一個原因。因此,對於那些對此抱有懷疑態度並能從批判角度看問題的人來說,執著於事實,再依次對中國提出的事實本身進行探討,進一步發掘與之相關的事實,構築自身的曆史形象,無論如何也是必要的。
第二,基於這種實證性曆史的再發掘,圍繞著魯迅的諸事件,魯迅周圍的文學家們乃至與魯迅對立的作家以及戰後中國公式化文學史評價中流露出的若幹史實不斷得以明確。在“文革”後的中國,反右鬥爭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正在恢複名譽,有動向表明要追溯到胡風,這大有一種要一氣解除束縛之感。大概問題還不僅在於解放後,還要重新看待調查五四運動後的整個文學史。在中國年輕一代的部分人中,似乎也有一種意見,即認為魯迅身上也不是沒有極“左”傾向。在有限範圍內相對地看待魯迅是很有必要的,我也並不反對,但如此重估文學史,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還是未知數。過於強烈的“正統和異端”的想法是曆來都有的,結束對“異端”的盲目性再評價,並不意味著脫離曆史條件而陷入這樣或那樣的議論之中。將包括魯迅在內的這些人重新放在真實的曆史之中,縱使考慮到可能性,那些難以究明的原因有可能得到曆史的解釋,他們各自的個性也許會起到曆史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必須要有明確的方法意識,為了具備這一點,說到底我以為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為進一步深入魯迅的內部世界,應該開辟更多的領域和方法。近年來北岡正子所做的工作是劃時期的工作。她詳細探討了魯迅留學日本時所寫論文的材料來源,包括青年魯迅有時像用剪刀加糨糊組成的立論部分,但不管怎麼說,在剪刀加糨糊的方法之中依然顯示出魯迅很強的獨立性。不過,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係,今後仍是應該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還有人重新關注曆來為人提到的大問題,如魯迅與古典文學的關係問題。舉不勝舉,這裏隻想舉出一例關於原文的批評、鑒定的問題。譬如,馮雪峰在“文革”中寫的一篇文章闡明了有關魯迅晚年的若幹史實。他在文中證明說:魯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三篇文章,是由他起草的,也即前兩篇文章是“完全按照他(魯迅)的立場、態度和多次談話中他所表示的意見寫的”,後一篇也同樣由馮雪峰所寫,但魯迅說“前麵部分都可用。後麵部分,有些事情你不太清楚,我來弄吧”。所以自己寫了一部分。在反右鬥爭中,該文被認為是馮代寫的,強調馮的原稿還保留著,“文革”中那又成了對周揚等人的歪曲,證據就是保存下來的魯迅遺稿。這個矛盾終於被解開了。1976年在日本的“魯迅展”展示的書籍就有魯迅這手稿的一部分。馮寫這篇文章的當時,正是把《魯迅全集》第六卷注釋有關馮起草《答徐懋庸……》一文作為對“周揚等人的歪曲”而進行尖銳批判的時候,馮敢於承認是自己起草的,大概是很有自信。問題究竟在哪裏?馮反複說:“這件事其實不重要……那些話都是他自己說過的,同‘口授’的差不多。所以,這件事關係很小。重要的是他原來要寫這篇文章。”問題因此就能澄清嗎?就像反右鬥爭後那樣,說該文是馮代筆,與魯迅無關,這自然是歪曲的說明,但是否就可以說它應該同魯迅自己的文章一樣對待,這依然值得人懷疑。寫文章之事,是人的頭腦中有了想法構思之後才形成文章的,或者反過來說它推動了思想。如果說人的思考與文章有關的話,那麼魯迅的思考,經由馮寫成文章的時候,有沒有被剪掉?或者反過來說,由於馮寫了文章,又影響了魯迅的思考呢?至少這些文章顯示出:要麼不曾走出魯迅思考的矢量,要麼就是滑向了另一方向。總之,突破路線論、運動論的框框,向魯迅獨特的精神本身逼近,我以為這是不容輕視的問題。
篇幅已所剩無幾。在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也開始一分為二。中國的研究在幾經周折之後,如今已經走上正軌。雖然在資料方麵不能不感到有限,但在日本能做的工作,日本方麵能夠作好的工作也有不少。建立在實際工作基礎上的與中國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合作,也是今後的課題。為此,但願那有形無形的障礙完全消失的一天早日到來。注釋
① 青木正兒:《本邦中國學革新的第一步》。引文原則上照錄不誤,但字體不敢拘於正字。關於這篇文章,倉石五四郎這樣說過:“青木早就要這樣寫,所以五號上發表了停止漢文舊讀法的文章。後來問小島(佑馬),據說當初要在創刊號刊出,但在京都怕不合適,便拖到後來。”(《學問的回想·座談會——圍繞倉石五四郎博士》,《東方學》第40輯,1970.9,東方學會)青木文章末尾作:(九年十月稿),可見與倉石五四郎所說相近。
② 《魯迅全集》(1981年版)13卷第453頁,11月14日是12月14日的誤記。《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第八冊》(80.6,文物出版社)所收的原信是用片假名寫的。
③ 《日本及日本人》508號,明治42年(1909)5月1日,文藝雜事欄。參照藤井省三《日本介紹魯迅文學活動最早的文字》,《複旦學報》1980年第2期。
④ 戈寶權《魯迅著作在日本》,魯迅研究會《魯迅研究》1(1980年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
⑤ 關於《北京周報》的詳細情況,請參照小島麗逸《〈北京周報〉與藤原鐮兄》(《亞洲經濟》13卷12號,1972年),飯倉照平《北京周報與順天時報》(竹內好、橋川文三編《近代日本和中國》上,朝日新聞社1974年版),另外,小島麗逸編的《革命搖籃時期的北京》(社會思想社1974年版),曾對《北京周報》的主要記事加以分門別類整理過。
⑥ 清水安三:《中國新人和黎明運動》(1924.9,大阪屋號書店),同《中國當代新人物》(1924.11同書店)。
⑦ 後來改正了字句,方紀生編《周作人先生的事》(1944.9,光風館)也轉載了該文。再有,大阪屋號書店的這兩冊書中,應該是句號的時候卻點了逗點,該句讀的時候卻什麼也沒有。或許單純的誤植(在《周作人先生的事》中做了訂正)會被認為是著書格調的一個特色,所以除明顯誤植(如把“科舉製”誤為“科學製”)之外,一切均照原文。
⑧ 筆者當時在和光大學任職,曾通過同大學藝術科的武者小路穰教授向武者小路實篤詢問過,卻也不清。又聽說當時擔當編輯事務的是世本寅氏,拜訪該氏,該氏特意同筆者一同來到武者小路宅第,促成了直接拜訪實篤氏的機會,但二人都忘卻了。
⑨ 有關這件事的經緯,佐藤春夫在小說《人間事》中有過記述。
⑩ 詳情請參照飯田吉郎《關於現代中國文學的介紹——從無產階級文學者身上看到的》(《東洋大學紀要》第12集,1958.2),祖父江昭二《30年代的日本文學——一張示意圖》(《文學》1976.4—5)。
關於革命文學論爭及其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的批判,請參照拙著《魯迅與革命文學》(1972,紀伊國屋新書),尤其是第二章。
山田清三郎:《訪問中國的兩位作家》, 藤枝丈夫《中國的新興文藝運動》。
據《國際文化》刊載規約,該研究所“是以工人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及資本主義各國中創造的文化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文化批判的研究為目的”。所長秋田雨雀,主事為小川信一,其他有藤枝丈夫、林房雄、藏原惟人等16名成員。還有“成員之外為《國際文化》執筆的人”,如中國人素克昂(素是麥的誤植,即郭沫若)、錢杏邨、蔣光慈、石厚生(成仿吾)、李初梨等人。
藤枝丈夫:《中國的左翼出版物》(《國際文化》創刊號,1928.11)。
大內隆雄是山口慎一的筆名。《滿蒙》是中日文化協會(大連)發行的,該協會以前稱滿蒙文化協會,後又改稱滿洲文化協會,好像是靠滿鐵內部及周圍的人們發行的雜誌。協會的性質、沿革和雜誌的目的等詳情,均有待調查。
《太陽》1928.5,錢杏邨《現代中國文學作家》(1928,泰東書局),又收入李何林編《魯迅論》。關於這篇文章的內容,今村與誌雄在《中國魯迅評價的變遷》(《魯迅指南》及該氏的《魯迅與傳統》)中作過扼要說明。
大高嚴:《魯迅再吟味》(《滿蒙》13卷9號,1929.11)。關於大高嚴的詳情,請參照本書所收佐治俊彥《關於藤枝丈夫與大高嚴》一文。
鈴江言一:《中國無產階級運動史》,1929.11,滿鐵調查資料第109編。1953.9,由石崎書店改題為《中國解放鬥爭史》出版。
山上正義:《談魯迅》(《新潮》,1928.3)。
丸山升:《一個中國特派員——山上正義和魯迅》,1976,中公新書。
關於井上紅梅譯的《中國革命畸人傳》,我曾這樣寫道:
《阿Q正傳》的日文翻譯,1928年上海的日文報紙《上海日日新聞》曾發表過井上紅梅的譯文,那好像是最早的了。《上海日日》上的譯文我雖未見到,但可推測與1929年11月《奇譚》雜誌上發表的大體相同。這是在日本國內首次公開發表《阿Q正傳》。在昭和初年色情、變態、荒謬時代發刊的《奇譚》雜誌的編者梅原貞康(北明),最近好像又公開出現。在這本雜誌裏,《阿Q正傳》不是以《阿Q正傳》的名字,而是以《中國革命畸人傳》之名,同《浮世澡堂談議》、《近代遊蕩文學史》、《女人何處能引起男人注意?》、《男人何處……》、《中國惡食考》等篇名並列,而且同那珂良二的《從肚臍到肚臍》一起,冠以《奇人珍人》總題,筆者都成了井上紅梅。就是說,隻看目錄是不見魯迅和《阿Q正傳》之名的。想要明白,必須打開正文那頁,讀這樣一段前言:“魯迅氏的《阿Q正傳》,作為中國文藝複興時期的代表作已名噪歐美,被譯成幾國文字,但本邦好像還沒有譯文。這裏借本誌的篇幅全譯過來,改題為《中國革命畸人傳》。作品取材於一個可悲的犧牲於革命的農民的一生。魯迅氏以一流的諷刺觀察並表現了革命當時的社會狀況。這樣犧牲者作為彼國的國情在現代的訓政時期想必也有許多。所謂畸人實際是正常人,這是本傳的妙味。”
看過這些之後,覺得井上如此處理題目和目錄,他畢竟是不能理解魯迅的。但《阿Q正傳》的日文翻譯,最初在國內雜誌發表時是以這種形式出現的,卻不應為人所忘記。(《一個中國特派員》)
鬆浦圭三譯《阿Q正傳》,中國無產階級小說集第1集,1931年9月白楊社。林守仁譯《中國小說集·阿Q正傳》,國際無產階級叢書,1931年10月四六書院。
佐藤春夫:《翻譯魯迅的〈故鄉〉和〈孤獨者〉的時候》,增田、鬆枝、竹內編《魯迅入門》(1956,岩波書店),又收入《文藝讀本·魯迅》(1980,河出書房新社)。
佐藤春夫:《月光和少年——魯迅的藝術》,《中外商業新聞》1936.10.21。收入講談社版《佐藤春夫全集》第11卷。
岡崎俊夫:《日本的魯迅觀》,收入《魯迅入門》。
增田涉:《魯迅的印象》(1970,角川書店)第15、16、61、24頁。
增田涉的《魯迅的印象》1948年講談社初版,1956年部分增補後再版。又,1970年增補版以角川選書刊行。鍾敬文的中文譯本19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魯迅的回憶》(1979,社會思想社)一書,彙集了內山談魯迅的文章。以“魯迅之友會”的山下恒夫為主編撰的這本書,與同時期出版的這類書相比,是相差懸殊的很出色的一本書。
井上紅梅譯《魯迅全集》,1931.11,改造社。
魯迅致增田涉書簡(原文是夾雜著片假名的日文),在《魯迅的印象》中收有58封。《魯迅選集》(岩波版,1956年版黃封皮的第12卷,1964年以後的改訂版藍封皮的第13卷)中收27封。中國81年版《魯迅全集》是全譯,據此翻譯的學研版《魯迅全集》當然也全部收入。
在中國,《魯迅書信集》(1976.8,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1981,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與中譯文一起附有原文(將片假名改成了平假名),還出版了《魯迅致增田涉書信》(1975,文物出版社)影印本。除此之外,最近整理出版了增田涉翻譯《中國小說史略》和其他文章時,詢問不明點而得到的回信,即伊藤漱平、中島利郎編的《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1986.3,汲古書院)。
關於井上紅梅,請參照三石善吉的《後藤朝太郎與井上紅梅》,竹內、橋川編《近代日本和中國》下(1974.8,朝日新聞社)。
中村光夫:《魯迅與二葉亭》,《文藝》1936.6,收入《文藝讀本·魯迅》。
中野重治:《分裂為二的中國及其他》,1937.1.22,《報知新聞》;據築摩書房版《全集》(舊版)第7卷。
中野重治:《魯迅傳》,《文學家》1939.10。收入築摩版《全集》(舊版)第8卷,新版第20卷。
小田嶽夫:《魯迅傳》,1941.3,築摩書房。戰後改題為《魯迅的生涯》,補充之後由鐮倉文庫(1949)出版,後再改回《魯迅傳》,由乾元社(1953)出版,再度補遺後,由大和書房(1966)刊行。
小田嶽夫:《緬懷魯迅》,《時事新報》1936.10.21—22。引文部分揭載於22日。
小田嶽夫:《魯迅思想巡視》,《三田新聞》1943.5.25。
竹內好:《花鳥風月》,《新日本文學》1956年10月。收入《新編魯迅雜記》(1976.11,勁草書房)及《竹內好全集》第2卷(1981.1,築摩書房)。
竹內好:《魯迅》,東洋思想叢書18,1944年11月,日本評論社。1946年11月,刪去該叢書的名稱,將“支那”改成“中國”,作部分修訂後由同社再版。之後有1952年9月創元文庫、1956年1月河出文庫、1961年5月未來社各版。1980年9月收入築摩書房《竹內好全集》第1卷。創元文庫以後各版附有1949年寫的《作為思想家的魯迅》一文。
“竹內魯迅”的叫法,在中國人的文章中好像使用過。呂元明《日本的魯迅研究史》(1980年11月在成都召開的全國外國文學會第1次年會的報告原稿、打印稿,後來增補後刊登在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魯迅研究年刊》上)及北京大學嚴紹璗致筆者信中也曾使用過。但好像不是指竹內氏的魯迅論、魯迅形象,而是誤解為竹內本身。
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第65頁,《全集》第1卷第56、70、60頁。
同前,第71、60-61頁。關於文中的“傳說化”一語,在戰後的注釋中說是指增田、小田的解釋。
同前,第163、143-144頁。關於文中的“矛盾的同一的”一語,竹內在戰後加的自注中說:“這是從西田哲學中借來的用語,是受當時讀書傾向的影響,今天看來既表現了思想的貧乏,又沒有西田哲學用語的嚴密性。”
同前,第164、144頁。
同書《解說》,創元文庫版,第197頁;未來社版,第204頁。
與高橋和己的對談《文學·反抗·革命》,《竹內好對談集·狀況》,1970年10月合同出版,33、34頁。
竹內、岡崎俊夫、武田泰淳三人是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中心人物。竹內在大阪高中學習時,曾受懷疑與參加了黨組織的學生有關係而被拘留過一個晚上。他還讀過馬克思主義文獻,不過,因為對參加運動的朋友不信任,經常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在東大學習時,參加了以馬克思主義文獻為主的學生讀書會——R.S組織,該會會場常設在他家裏(立間祥介編《中國文學研究會年譜·到研究會的成立》,《複刻·中國文學》別冊,1971年3月汲古書院)。岡崎在東大中國哲學科時代,屬於專門科,與中國問題研究會、藝術部會等有聯係。1923年在克普被鎮壓時曾被拘捕(同前)。武田在浦和高校學習時屬於反帝組織,入學東大後去中央郵局撒傳單被捕,其後因發送《第二無產者新聞》又曾三次被捕(同前及古林尚編《武田泰淳年譜》,《海》1976年2月)。
《大東亞戰爭和我們的決心(宣言)》,《中國文學》(80號,1942年1月),這篇無署名文章出自竹內之筆已得到竹內自己的承認。全文曾被引在竹內著《日本與中國之間》(1973年7月,文藝春秋社)的《編集附記》(筆者為飯倉照平)之中,此外又收入《竹內好全集》第十四卷。
竹內的原文如下:現在說來是很簡單的,那個宣言作為政治性判斷是錯了,徹頭徹尾錯了。但通過文章所表現的思想,自己卻不認為有錯。無論別人怎麼定罪,我隻有帶著那一思想走向地獄。這就是寫文章的宿命。文章一旦公開發表就不能消掉,因為它是和血肉融為一體的,而且寫文章時就準備不予取消,至少我是那麼想。戰後我的言論,自己覺得不可能與作為編集者而寫的那份宣言割斷關係。譬如關於太平洋戰爭的兩重性的假說和“近代的超克論”的恢複等等,雖然並不知別人是怎麼想的,卻感到那是自己賭注失敗的根本原因。(《為了了解中國》第三集百“謎”,《全集》11卷第157頁)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7卷,1959年11月,築摩書房。收入《竹內好全集》第八卷。
竹內好:《關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國文學》89號,1941年11月。收入《全集》第14卷。
對談《中國和我》,見注 《狀況》第245頁,又見《中國文學研究會年譜》43年一項寫道:“這年一月,竹內《魯迅》擱筆。”
《中國文學研究會年譜》中寫道:竹內自己也說“完成這本書後便來了召集令”(創元文庫版後記)。
岡崎俊夫:《日本的魯迅觀》,參照注 。
本多五郎:《物語戰後文學史·完結篇》,1965年6月新潮社,第48頁。
本多五郎:《續物語戰後文學史》,1962年11月新潮社,第92頁。
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第132-133頁。《全集》第1卷第116-117、47-40頁。
《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竹內好譯《魯迅評論集》,1953年2月,岩波新書。同譯《魯迅作品集》,1953年5月築摩書房。由於這本書獲得了好評,同書房又於1955年7月出版了《續魯迅作品集》,但“《續》不太好賣”。(對談《中國和我》,第244頁)
增田涉譯《阿Q正傳》,魯迅作品集第1卷,1946年10月,東西出版社。後部分增刪,改題為《魯迅入門》再刊(1953年6月,東洋書館)。收入《全集》第2卷。鬆枝茂夫譯《朝花夕拾》,同第2卷,1947年1月同社。第3卷預定是鹿地亙譯《隨筆集》。
竹內好:《魯迅》,世界文學手冊之一,1948年,世界評論社。後部分增刪,改題《魯迅入門》再刊(1953年6月,東洋書館)。收入《全集》第2卷。
竹內好:《魯迅雜記》(1949年6月,世界評論社),後增補分成《新編魯迅雜記》(1976年11月,勁草書房)、《續魯迅雜記》(1978年2月,同書房),收入《全集》1—3卷。
竹內好:《與日本共產黨》,《展望》,1950年4月。
竹內好:《現代中國論》,1951年9月,河出書房。
《每日新聞》,1954年6月17日夕刊。又引自岡崎《日本的魯迅觀》第147頁。
增田、鬆枝、竹內編譯《魯迅選集》全12卷,別卷《魯迅入門》,1956年5月—11月,岩波書店。後除別卷外,1964年出了第13卷的增補版。
作為最近的文獻目錄,在三省堂書店為創業百年紀念而召開的“魯迅誕辰百年展”的《魯迅誕辰百年展目錄》(1981年5月,三省堂書店)第43-47頁中,有按時代順序排列的翻譯、研究書的目錄。這一部分係筆者所寫,但僅限於單行本、專著。又有飯倉照平《主要參考文獻》,《文藝讀本·魯迅》,1980年9月,河出書房新社。同《文獻索引》,同氏著《魯迅》,人類知識遺產69,1980年11月,講談社。
伊藤虎丸:《魯迅論中表現的政治和文學——圍繞“幻燈事件”的解釋》,同氏《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1975年11月,龍溪書舍。山田敬三《戰後日本的魯迅論》,同氏《魯迅世界》,1977年5月,大修館。
“文革”時,我對與魯迅相關問題的看法,如有關30年代的諸問題,請參照拙稿《關於一九三五、六年的“王明路線”——國防文學論爭和“文化大革命”Ⅰ》、《關於“國防文學論爭”——同Ⅱ》。這兩篇文章收入拙著《現代中國文學的理論和思想》,1974年9月,日中出版。
《關於來自周揚等人的“曆史的歪曲”——國防文學論爭和“文化大革命”Ⅲ》,《東洋文化》56號,1976年3月,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作為問題的三十年代——從左聯研究·魯迅研究的角度》,收入藤井省三編《三十年代中國研究》,1975年11月,亞洲經濟研究所。
如前麵提到的《東洋文化》56號三十年代特集所揭載的諸論文。還有做了一係列先驅性工作的,應該舉出竹內實所做的一連串的工作。如該氏所著《中國·同時代的知識分子》,1967年5月,合同出版,收入《被批判的作家們》第一部中的諸篇。還有同氏的《魯迅與柔石》,《文藝》1969年11月—12月,增補後收入同氏著《魯迅周邊》,1981年4月,田鈿書店。總之,可以看到共同的問題。我與竹內氏所論述的若幹問題也不是沒有異議,但那是另外的問題。
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說材源考筆記》,《野草》9號(1972年10月)起連載。
最近林田慎之助寫了一部《魯迅中的古典》(1981年2月,創文社),這是唯一的一部。
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1979年2月《新文學史料》第2輯。馮的文章執筆於1966年8月。
本文譯自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編《近代文學中的中國和日本》(汲古書院,1986年10月2日出版),原題為《在日本的魯迅》。（《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對魯迅
《狂人日記》的解讀
——以竹內好的《魯迅》和伊藤虎丸的
《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為中心吳曉東魯迅研究在日本漢學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奠定了日本魯迅研究的裏程碑式的著作——竹內好的《魯迅》(1944)開始,魯迅研究在日本半個多世紀的曆史過程中已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魯迅研究界的一個參照和互補。其中竹內好(1910—1977)與伊藤虎丸(1927—2003)先生的魯迅研究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二人在對魯迅的精神曆程的探索和闡釋中又具有沿承性和連續性。竹內好先生在他的《魯迅》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回心”與“贖罪的文學”的概念,從此成為解讀魯迅文學生涯的重要範疇。在此基礎上,伊藤虎丸先生繼續探索魯迅的生命與文學命題,他一方麵把“回心”與“贖罪的文學”的範疇進一步引向深入,另一方麵又提出了關於魯迅的“終末論”思想。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專著《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1995)收錄了伊藤虎丸先生在魯迅研究方麵的重要著述,提供了我們進入伊藤先生的魯迅世界的一係列重要文本。本文擬以竹內好的《魯迅》和伊藤虎丸的《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為中心,以二人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解讀為切入點,具體討論二人對魯迅的核心命題的歸納與探索,並試圖在中國與日本的不同曆史語境(context)中檢討這些命題的得失。
一
“回心”(加かいしん)是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先生用來把握魯迅的核心概念。在《魯迅》一書中,竹內好把魯迅《狂人日記》發表以前的北京生活時期,即所謂的第一個“蟄伏期”(林語堂語)看作魯迅的最重要的時期:他還沒有開始文學生活。他在會館的“鬧鬼的房間”埋頭於古籍之中。外麵也沒有出現什麼運動。“呐喊”還沒有爆發為“呐喊”。隻能感到醞釀著它的鬱悶的沉默。我想,在那沉默中,魯迅不是抓住了對於他一生可以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回心的東西了嗎?①(《魯迅》第46頁)十年論魯迅——魯迅研究論文選(2000—2010)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對魯迅《狂人日記》的解讀“回心”是從佛教那裏借用來的一個術語,“指對於信仰的回心轉意;或指由於悔悟而皈依。這裏指魯迅走上文學道路的一個關鍵性的契機”②:“在所有人的一生中,大概有某種決定性的時機以某種形式存在吧。大概不是各種要素都作為要素發揮著機能,而是總有某種可以形成圍繞著一生的回歸之軸的時機吧。”③
竹內好試圖為魯迅的一生尋求某種近乎“原點”的東西,一個“作為魯迅的‘骨骼’形成的時期”,這對於那些從發展的觀念來看待魯迅的一生的研究者來說,也許是難以接受的。魯迅真的存在所謂“圍繞著一生的回歸之軸的時機”嗎?這是不是有些所謂“決定論”的痕跡?如果真有那樣一種“具有決定意義的回心的東西”,它又會是什麼?
竹內好對魯迅的所謂“回心”的把握,與其說出於深思熟慮,毋寧說更出於某種深刻的直覺。他的闡述的方式也是比喻性的:一讀他的文章,總會碰到某種影子似的東西;而且那影子總是在同樣的場所。影子本身並不存在,隻是因為光明從那兒產生,又在那兒消逝,從而產生某一點暗示存在那樣的黑暗。如果不經意地讀過去就會毫不覺察地讀完。不過,一經覺察,就會懸在心中,無法忘卻。就像骷髏在華麗的舞場上跳著舞,結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髏這一實體。魯迅負著那樣的影子過了一生。我稱他為贖罪的文學就是這個意思。而且,可以認為,他獲得罪的自覺的時機,除了在他的傳記中這段情況不明的時期之外,別無其他了。(《魯迅》第47頁)“這段情況不明的時期”正是魯迅1918年創作《狂人日記》之前在S會館槐樹下的寓所裏鈔古碑的沉寂期。竹內好認為魯迅獲得了他的“回心”的時期正是這段漫長的日子。但魯迅在這段日子中所獲得的那“具有決定意義的回心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竹內好卻缺乏係統的和邏輯的論證,它也許的確隻是一個影子,就像魯迅《野草·影的告別》中那個“彷徨於無地”的影子。在另外一個地方,竹內好又把它理解為“無”:“魯迅的文學根源是應該被稱為‘無’的某種東西。獲得了那種根本的自覺,才使他成為文學家。”(《魯迅》第60頁)這就似乎更近於玄學了。但恰像本雅明(Benjamin)的寓言批評所具有的無與倫比的生命力和穿透力一樣,竹內好以他的比喻方式提供了對魯迅的他人無法企及的理解。同時也正是在對魯迅的理解過程中,竹內好也獲得了他自己的“回心”,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真正伴隨了竹內好一生的,卻是那在《魯迅》中以“黑暗”、“無”所表現的終極性的文學正覺,那是一個黑洞般吸進所有光明、影子般無法實體化的、骷髏一樣的存在,它的無法實體化,在於隻能通過對圍繞著它的光明進行闡釋來暗示它的存在;而它的終極性位置在於,假如所有對於光明進行的闡釋不圍繞它進行,最終就會變成一盤散沙甚至是一些沒有靈魂的技術性論證而已。④這段論述反過來說對於理解魯迅也是同樣有效的。魯迅的“回心”從某種意義上說難道不正是“黑暗”與“無”嗎?它也是影子般無法實體化的,我們所能看到的,隻是由那個黑暗的中心產生的光明,而那個難以企及的黑暗才是真正的本原性的存在,它遠遠比由它產生的光明更廣大。它不是魯迅自己所說的“我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的黑暗(《〈自選集〉自序》),也不是“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兩地書》)的那種黑暗,正如竹內好所揭示的那樣,它在魯迅的一生中是一種終極性與本原性的。而竹內好之所以創作了他的這部在日本文壇影響深遠的《魯迅》,其動機也恰恰“隻針對一個問題”:即“他(魯迅——引者按)的唯一的時機,在其中形成他自身的原理性東西,使啟蒙者魯迅現在得以形成的某種根本的東西”(《魯迅》第150頁)。
或許正因為它太過舉足輕重,所以竹內好也好像在小心翼翼地繞開它,或者回避著它。而竹內好的比喻方式也說明了想完全抵達那個黑暗的中心確乎是不可能的,竹內好選擇了“贖罪的文學”和“罪的自覺”的表述,則似乎在暗示著它們也許是接近那個“黑暗”的中心的某種通幽曲徑。這個可能性的途徑就是魯迅的也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二
在竹內好這裏,《狂人日記》由於“表現了某種根本的態度而有其價值”(《魯迅》第81頁)。但竹內好僅僅滿足於點到為止,那“根本的態度”究竟是什麼竹內好卻語焉不詳。這裏自然也多少顯露了竹內好的比喻方式的含混性和無法深入下去的欠缺。然而有時真正有思想力的洞見往往一句就夠了。竹內好啟發後人的也正是他的《魯迅》對原理性問題的關注和揭示,哪怕這種揭示僅僅是訴諸一種暗示性的比喻語言。
“竹內魯迅”構成了許多日本漢學界魯迅研究者的起點。伊藤虎丸先生就說“竹內好氏的《魯迅》為我國研究魯迅的出發點。他從《狂人日記》背後看到了魯迅的‘回心’(類似於宗教信仰者宗教性自覺的文學性自覺),並以此為‘核心’確立了‘魯迅的文學可以稱為贖罪文學’這一體係”⑤。“贖罪文學”也許並不像伊藤虎丸所說的那樣在竹內好那裏形成了“體係”,否則“竹內魯迅”就會成為一個缺乏生長性的封閉結構。正因為它不是體係,竹內好的某些閃光論斷在後來者那裏不斷成為繼續探索的生長點。伊藤虎丸先生便是在竹內好的基礎上深入思考“回心”與“贖罪文學”的思想。
《狂人日記》在伊藤虎丸這裏也被理解為一個轉折性的文本。他稱“我同竹內好先生一樣在《狂人日記》的背後,看到了作為魯迅文學‘核心’的‘回心’。而且,我們看到了從魯迅留學時期從事的評論和翻譯的文學活動(相當於《狂人日記》中的狂人要求人們改心換麵的呼籲),即我稱之為‘啟蒙文學’或‘預言文學’開始,在向著竹內好先生稱之為‘贖罪文學’的發展中,《狂人日記》乃是其中決定性的轉折點”⑥。
這意味著,在慣常的理解中被看作中國現代文學“啟蒙主義”的第一聲的《狂人日記》,在它問世的那一天也同時標誌著魯迅向“贖罪文學”的轉折。這就是從竹內好到伊藤虎丸的魯迅觀向中國魯迅研究界展示的別樣的視野。
竹內好所謂的“回心”,也被伊藤虎丸理解為魯迅的第二次文學自覺。相對於《狂人日記》時期這“第二次文學自覺”,伊藤虎丸把魯迅世紀初葉留學日本接觸到了西歐近代文藝思想,從而形成了“獨自覺醒的意識”時期稱為第一次自覺,那時的魯迅是一個“精神界之戰士”,“自身想代替預言者耶利米”,具有一種領導者的意識,“這種意識還常常同生疏感以及被害者意識互為表裏”,並在《狂人日記》中延續,表現為“被害妄想狂”的狂人與其他正常人的對立以及那種“被吃”的恐懼。然而,“為了使這種‘覺醒的意識’能夠真正擔負起變革現實世界的責任……僅僅靠第一次自覺是不夠的。所以有必要再一次從已經有了‘獨自覺醒的意識’的自身把自己再脫離出來的第二次‘回心’”⑦。
或許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所謂“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在《狂人日記》中,它表現為最終令狂人無比震驚的“我也吃過人”的發現。伊藤虎丸把狂人“我也吃過人”的認識叫做“加害者有罪意識”的自覺。我們則不妨說這是狂人對自己的“原罪”意識的自覺——對自己與吃人的舊時代的無法割裂的深層維係的體認,從而才產生了竹內好所謂的魯迅的贖罪的文學。
伊藤虎丸把狂人的這種“自我脫離”看作魯迅文學的核心,由此,他進一步發展出了關於魯迅的“終末論”的思想。
所謂終末論是一種宗教哲學,提倡“在必死中求生”,即在舊的人格、倫理的消亡中,求得新的精神之再生。⑧“這一頗有點佛教的‘涅槃’味道的在舊的人格、倫理的‘死亡’中獲得人的‘精神的再生’的思想,表現了人的精神追求的蛻變過程。”⑨這種蛻變過程在《狂人日記》中獲得了充分的表現:如同我們看到的那樣,狂人當初所感受到的恐怖,隻不過是本能的、感覺的。但是,隨著作品的展開,這種恐怖愈來愈變成了“被吃”的死的恐怖。死,開始隻是自己的死,但不久就推而廣之,被當作“四千年吃人”的死來理解了。小說末尾,主人公覺悟到“我也吃過人”時,死,已被當作“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的死的意思,再一次和自己本身聯係起來。這種死,至今已不再是生物的生命完結的死了,而是一種社會的、人格的死了。隨著死的恐怖在小說中的展開,從單純的本能的恐怖,變成了社會的、人格的恐怖。小說主人公的自覺,也隨著死的恐怖的深化(?)而深化,終於達到了“我也吃過人”的贖罪的自覺的高度……與其說不理解死在於生,不如說覺悟到生在於死。小說末尾,主人公覺悟到自己的存在擔負著“四千年吃人履曆”的重擔,已經把死作為和現在的生的本身是不可分割的這一事實來理解了。這恰好同“所謂終末,並非預想到這個世界的末日,而是說,這個世界說到底乃是終末的”這種理論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這種死的形式,必須說,的的確確是終末論的死。(《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135頁)這種體現在魯迅身上的“終末論的死”或許與海德格爾的“先行到死”有暗合的地方。但若仔細分辨,海德格爾的“先行到死”更屬於存在論的層麵,而魯迅的“終末論的死”恐怕恰如伊藤虎丸所說,更是社會的、人格的、倫理的,它基於“深刻的人格的即倫理的‘有罪自覺’”,“是基於‘吃過人的人’及其世界,‘不能將其存在的根據拿到自己手中去’這樣的‘背負著死的罪人’的自覺”。正因為有了這種“死”的根本“自我否定”經驗,“人才開始真正獲得人格的,即在社會上作為個體的自覺即緊張和責任感”。⑩
三
伊藤虎丸的所謂“第二次文學自覺”以及終末論的思想對中國魯迅研究界是具有啟示意義的。它至少啟發我們對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的魯迅思想複雜性的深入認識。按伊藤的觀點,魯迅在他的《狂人日記》所代表的激烈反傳統的啟蒙時期就已經完成了對狂人式的覺醒的“精神界之戰士”的形象的超越。伊藤虎丸先生這樣評價魯迅的這種“回心”,或者叫“文學自覺”:如同從許多青年身上看到的那樣,獲得某些思想和精神,從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獨立出來,可以說是容易的。比較困難的是,從“獨自覺醒”的驕傲、優越感(常常伴隨著自卑感)中被拯救出來,回到這個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為對世界負有真正自由責任的主體),以不倦的繼續戰鬥的“物力論”精神,堅持下去,直到生命終了之日為止。——這是比較困難的。(《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148頁)懷著被吃的恐懼的狂人正停留在患被害妄想狂的獨自覺醒階段,而發現自己也無意中吃過人的狂人,才真正是覺醒的戰士。這是對《狂人日記》以及對魯迅獨到而深入的理解。也許,易卜生《人民公敵》式的姿態是容易的,而真正如伊藤虎丸所說回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對世界負有真正自由責任的主體,成為一個持之以恒韌的戰鬥的主體,卻是困難的。因此,伊藤虎丸認為,魯迅以《狂人日記》為出發點的創作活動“以及其後一生不斷奮鬥和前進,這一切,隻有具有終末論的自覺即責任感,才可能有這樣人格的和社會的(文學的即政治的)行動。——否則是無法理解的”。
這就為《狂人日記》的闡釋史,增加了一種新的想象。在以往的《狂人日記》的評論中,自然不乏一些階段性的深刻洞見,例如林毓生先生對狂人世界的邏輯的辨析:“無論自覺抑或不自覺,中國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是‘吃’人的人;中國人並無內在的資源借以產生一項導致仁道社會的思想與精神變革。令人覺得難堪的是,隻有當一個人變得‘瘋狂’以後,他才能理解到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真正本質。……但當一個人清楚地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本質並意識到從其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必要時——魯迅的《狂人日記》的內在邏輯卻顯示——他反而失去了改變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能力。”因為他隻能被其他人的世界視為一個瘋子。而倘若狂人回複到其他人的正常世界,“他的狂病一旦痊愈,便泯滅了與他在狂態中所否定的環境的界限,重新被環境同化,‘赴某地候補矣’”。《狂人日記》正文前麵的文言文的小序正象征著同化狂人的傳統社會與正常人世界。
因此,林毓生認為,魯迅借助《狂人日記》提出了一個“可怕的無法解脫的‘吊詭’(paradox)”。他進而揭示道:因此,在魯迅麵前等著他去做的基本工作是:透過思想與精神革命去治療中國人的精神的病症。然而,一個在思想與精神上深患重屙的民族如何能認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與精神呢?這種“吊詭”式的洞見應該說是相當深刻的。從小說的文本內部出發,林毓生所理解的“吊詭”有其內在邏輯的合理性。然而邏輯的並不等於曆史的,衝破邏輯的悖論和怪圈的可行方式是引入經驗和曆史的維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竹內好的贖罪意識和伊藤虎丸的終末論思想為我們重新觀照《狂人日記》以及魯迅的精神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小說中的狂人也許墮入了林毓生所揭示的邏輯的吊詭,但曆史中的魯迅卻由於對罪的意識的獲得,完成了他的“第二次文學自覺”,從而“成為對世界負有真正自由責任的主體”。而“《狂人日記》,如果從反麵看的話,那是一個患被害妄想狂的男人被治療痊愈的過程,也必須看作作者脫離青年時代,並且獲得新的自我的記錄。(如果這樣考慮的話,再一看就明白了:作者不是明明白白在《狂人日記》前言中寫道,這是一位疾病早已痊愈,正在‘赴某地候補’的友人的日記嘛!”)伊藤虎丸這樣來理解《狂人日記》文言小序中的“赴某地候補”,也可謂別出心裁。《狂人日記》因此成為一個真正新生的寓言。魯迅在他其後的文字裏也屢屢表達了這種與舊我告別的思想。他的《墳》固然一方麵流露的是“留戀”,另一方麵則是“埋葬”;《野草》題辭中也表達了對“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的“大歡喜”,對“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的“大歡喜”。這或許都印證著伊藤虎丸先生的終末論思想的合理性。
但是,合理性也許並不意味著唯一性。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先生的“回心”、“贖罪文學”與“終末論”的觀點力圖揭示魯迅一生中的原理性與終極性的存在——一個近乎“黑暗”與“無”的原點,可以說構成了一種整體把握魯迅的圖式。這種視野或許能夠彌補中國學界由於多年來受各種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術模式的圈囿所形成的盲點。但倘若把贖罪意識和終末論看成魯迅的唯一原點的話,就可能同時遮蔽了魯迅的豐富性。也許對原理性與終極性的問題的迷戀最終要警惕的正是某種一元論的陷阱吧?
四
竹內好和伊藤虎丸借助“回心”的範疇形成了他們自己的魯迅觀。那麼,這種獨特的魯迅觀的民族與曆史語境是什麼?與中國學界有什麼不同?
盡管在竹內好與伊藤虎丸那裏都表現出了自覺的東亞的視角,試圖與中國知識人一道追求“共同的內省課題”,表現出一種對於“日中之間建立知識共同體”的渴望,把魯迅置於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視野中考察,但身為日本人,他們仍然表現出了鮮明的本民族的立場和眼光,從而有別於中國魯迅研究界的固有視點。而本文更有意思的題目就是考察竹內與伊藤的魯迅與中國魯迅研究界的差別,以及形成這種差別的文化語境。
從這個意義上看,“回心”的概念之所以是切入兩位學者魯迅研究的核心範疇,還因為竹內好與伊藤虎丸把“回心”引申到了文化領域,構成了他們對現代(即竹內好與伊藤虎丸所說的“近代”)進程中的中國與日本在文化類型上的基本判斷。
竹內好說過:“東方的近代是西歐強製的結果。”伊藤虎丸沿襲了這個思路:“可以說,把亞洲的近代化看作是被近代化,這才是主體性的態度。”從這個態度出發,兩位學者都在與中國的參照中反思了日本脫亞入歐的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化類型:“竹內氏稱日本近代為‘轉向’型,認為這段曆史是由身上兼有‘優等生文化’與‘奴根性’的‘近代主義’者所承擔的,這一點與中國近代恰成鮮明的對比。”而中國文化則是回心型。這是“回心”在竹內好和伊藤虎丸的思想中的又一個層麵。
“轉向”型與“回心”型的根本區別在哪裏呢?竹內好稱:“回心以抵抗為媒介,而轉向無須媒介”,伊藤虎丸解釋道,兩者的差異在於:“這個‘回心’並未成為‘他人’,而是成了‘更高意義上的自我’,總之是‘自我回複’。依此,則是以‘西歐的衝擊’為契機,達到了‘國粹的複興’。”亦如有論者闡述的那樣:“中國的近代是一種不斷指向自身內部的‘回心’文化,它不斷以抵抗為媒介而促進自我的更新。”而在“轉向”型中,抵抗的缺乏,“‘使得任何東西都不加傳統化’,這是日本思想(‘雜居文化’)的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竹內好與伊藤虎丸都強調了魯迅所習用的字眼兒——“掙紮”,竹內好並且為魯迅的“掙紮”賦予了“抵抗”的涵義:掙紮這個中國詞彙具有容忍、忍耐、折騰等意思。我覺得它作為理解魯迅精神的線索很重要,所以,我屢次以原文本身的樣子加以引用。勉強譯成日語的話,按現在的用法,它接近於“抵抗”一詞。(《魯迅》第152頁)竹內好對魯迅的“掙紮”的理解也有兩個層麵:“他喜歡使用的‘掙紮’一詞所顯示的強烈的淒愴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把有自由意誌的死拋在一方的極點,我是無法理解的。”(《魯迅》第6頁)這還是從所謂死的自覺的層麵理解“掙紮”;而當竹內好從文化視野中審視“掙紮”,它所具有的“抵抗”的涵義則使魯迅演變成為現代中國的文化主體。由此,“魯迅使得中國的近代與世界史發生了關聯,這種關聯性的媒介產生於抵抗行為之中”。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通過他的“掙紮”——“抵抗”,使他成為現代中國“回心”文化的體現者。
考察竹內與伊藤對“回心”的運用,其曆史語境是對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無抵抗地全盤西化的反省。而在反省過程中,竹內和伊藤可能都偏於過分估價了中國的所謂抵抗的回心型文化。“回心型”的概念用於文化上是一個有待展開和論證的範疇,它的有效性和普適性其實還需進一步追問。當竹內好和伊藤虎丸過分地強調了中國的抵抗的文化姿態,就有可能忽略了中國的現代曆史追求“現代化”的層麵。而中國現代史更複雜的麵貌則表現為一種“現代性的焦慮”,正像伊藤虎丸發現李澤厚在對中國現代“啟蒙與救亡”兩條曆史線索的概括中反映了兩者(啟蒙與救亡)的內在矛盾與悖論一樣,“現代性的焦慮”中也體現了東方對西方的現代性的矛盾,它涵容著既追求又質疑的悖反態度。恐怕不是單純的“抵抗”所能涵蓋的。
需要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當我們認同了關於魯迅“贖罪文學”意識,認同了魯迅對狂人式的“精神界之戰士”形象的超越的同時,必須承認“啟蒙主義”仍構成著魯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魯迅的“啟蒙主義”的立場中,激烈的反傳統仍是其固有的內涵。也正由於這一點,《狂人日記》才可能在當時的曆史情境下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由此看來,伊藤虎丸稱“從一開始,中國近代便以這種‘保守性’為特色,即通過傳統文明的頑強‘抵抗’使傳統自身產生變革”,進而達到“國粹的複興”,則有某種主觀臆度的成分,低估了五四激烈的反傳統的文化姿態,同時把中國現代所謂的“國粹的複興”與回心型文化理想化了。
也許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中國現代文化是否就是抵抗的,也不在於抵抗的文化是否就優於轉向的文化。而更在於何以竹內好和伊藤虎丸先生都同時迷上了“回心”與“抵抗”的概念。其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對日本文化的反思構成了他們的真正主導動機。中國和魯迅由此成為了文化的“他者”,成為參照。兩位學者在發現了魯迅的同時也就重新發現了日本。這也許正是比較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吧?
2000年3月6日於北京大學注釋
① 竹內好:《魯迅》第46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下同。
② 竹內好:《魯迅》第46頁譯者注。
③ 竹內好:《魯迅》第47頁。
④ 孫歌:《文學的位置》,《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298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下同。
⑤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17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下同。
⑥ 同上書,第151頁。
⑦ 同上書,第147頁。
⑧ 同上書,第136頁,譯者注。
⑨ 孫玉石:《思考曆史:日本一代有良知學者的靈魂——序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24頁。
⑩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150頁。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第26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下同。
吳曉東:《魯迅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魯迅研究動態》1989年第1期。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第256頁。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150頁。
參見溝口雄三《“知識共同”的可能性》,《讀書》1998年第2期。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9頁。
同上書,第170頁。
同上書,第72頁。
孫歌:《文學的位置》,《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第307頁。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5頁。
孫歌:《文學的位置》,《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第314頁。（《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2期）“仙台經驗”與“棄醫從文”
——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生原因的一點分析高遠東一、問題的提出
近十年來,竹內好的思想借助孫歌的研究介紹,在中國大陸學界發生了很大影響,尤其是對於年輕一代。竹內好的許多重要問題(如他的近代論批判、主體論)是通過他對魯迅和中國革命的理解提出並接近答案的,他關於魯迅的構圖,因此成為其思想建構的核心之一。
但是,竹內好筆下的魯迅乃至中國,隻是他為了建構其理想的日本現代主體——尤其是日本現代文學的主體——而傾注其主觀價值、追求解放的對象,他的魯迅及中國形象隻是用來映照他所理解的日本問題的一麵鏡子,是十足“竹內主義”的“機能化”視象。它雖不同於明治以來日本近代主體建構中對中國元素的刻意“排異”,但對魯迅及中國的理解和利用畢竟不是客觀的。也就是說,竹內好的魯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遠離魯迅的曆史性存在為特征,以放棄對魯迅的“實體性”理解為代價的。不少中國研究者似乎不明白這點,對此缺乏足夠的警惕,存在把它當作曆史的客觀認識的危險性。
像魯迅的文學如何發生,或者說魯迅文學的“原點”問題,就是一個例子。
在《魯迅·思想的形成》一章,竹內好把魯迅文學自覺的產生定在了他在北京蟄居的“紹興會館”時期——用竹內的話說是“魯迅的骨骼”形成在他發表《狂人日記》之前居住在北京的所謂“蟄伏期”。這時魯迅還沒開始文學生活,而埋頭於一間鬧鬼的房子中“抄古碑”,“呐喊”還沒成為“呐喊”,隻讓人感到正在醞釀著呐喊的凝重的沉默。竹內好問道:我想象,魯迅是否在這沉默中抓到了對他的一生來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可以稱作回心的那種東西。我想像不出魯迅的骨骼會在別的時期裏形成。他此後的思想趨向,都是有跡可尋的,但成為其根幹的魯迅本身,一種生命的、原理的魯迅,卻隻能認為是形成在這個時期的黑暗裏。
讀他的文章,肯定會碰到影子般的東西。這影子總是在同一個地方。雖然影子本身並不存在,但光在那裏產生,也消失在那裏,因此也就有那麼一點黑暗通過這產生與消失暗示著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經心,一讀而過,注意不到也就罷了,然而一旦發現,就會難以忘懷。就像骷髏舞動在華麗的舞場,到了最後骷髏會比其他一切更被認作是實體。魯迅就背負這樣一個影子,度過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做贖罪的文學就是這個意思。而他獲得罪的自覺的時機,似乎也隻能認為是在這個在他的生平傳記裏的不明了的時期。①基於這一認識,竹內好對魯迅《呐喊·自序》中關於產生“《呐喊》的來由”——魯迅自己對其文學如何發生的自述——提出了質疑,其論點是:
十年論魯迅——魯迅研究論文選(2000—2010)“仙台經驗”與“棄醫從文”1. 由於《自序》是對事實進行追憶的文字,不是“以進入事實裏麵去的方式在處理事實”(第50頁),因而其中必定存在著“虛構的成分”。如《狂人日記》產生於“金心異的來訪”的說法。
2. 魯迅關於仙台醫專留學時“棄醫從文”的故事也不足信,“這是他的傳記被傳說化了的一例,我對其真實性抱有懷疑,以為這種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理由是:
3. 對於“同一件事”,《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的處理“多少有些差異”——可能“幻燈事件”之前發生的日本同學的“找茬”事件,對其形成文學的“回心之軸”更重要:“幻燈事件和找茬事件有關,卻和立誌從文沒有直接關係。我想,幻燈事件帶給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別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與其說憐憫同胞,不如說是憐憫不能不去憐憫同胞的他自己。他並不是在憐憫同胞之餘才想到文學的,直到憐憫同胞成為連接著他的孤獨的一座裏程碑。如果說幻燈事件和他的立誌從文有關,那麼也的確是並非無關的,不過幻燈事件本身,卻並不意味著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為形成他的回心之軸的各種要素之一加入了進來。”
4. “在本質上,我並不把魯迅的文學看作功利主義,看作為人生,為民族或是為愛國的。魯迅是誠實的生活者,熱烈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但他並不以此來支撐他的文學,倒是把這些都拔淨了以後,才有他的文學。魯迅的文學,在其根源上是應該被稱作‘無’的某種東西。”
竹內好對魯迅文學屬性的上述理解,以重構魯迅自述的“仙台經驗”為中心,試圖在根本上顛覆魯迅的自述,但它又與魯迅創作中——尤其是如《野草》、《彷徨》等作品體現的某些精神深刻相連,與魯迅文學最深處——涉及自我的部分——有著強烈的共鳴。這就造成了複雜性。我想從魯迅涉及“仙台經驗”的文本《呐喊·自序》、《藤野先生》入手,聯係魯迅留日時期思想形成的流程,揭示其文學發生的多原點特征;通過理解其個人遭遇和民族曆史“經驗的同構性”,弄清魯迅文學的政治性的由來;通過梳理其以《域外小說集》和《懷舊》為中心的翻譯和創作活動,理解《狂人日記》之前文學骨骼的形成,以及其中現代性的由來和創造性之所在。
二、《呐喊·自序》中所述文學發生的“來由”
魯迅對其文學的發生是怎樣敘述的?在《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南腔北調集》中《〈自選集〉自序》(1932年12月14日)和《我為什麼作起小說來》(1933年3月5日)等篇,都有大同小異的說明。這些自述,如同他作品結集時作的諸多序跋一樣,首先便該在“實體”意義上,把它作為可以實證把握的曆史和心理\/經驗對象來理解。
在《呐喊·自序》,魯迅辟首就說: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呐喊》的來由。這魂回夢繞、不能忘卻的是些什麼內容呢?其中包括:
1. 父親的病與“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屈辱,這使他“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最終去了仙台醫專學醫。
2. 發生了幻燈片事件,導致“棄醫從文”。魯迅的自述是: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爭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3. 出版《新生》失敗,之後“感到未嚐經驗的無聊”,“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隻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曆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4. 金心異來約稿,其“毀壞這鐵屋的希望”的說辭打動了魯迅,於是提筆創作了《狂人日記》。魯迅的文學由是開始,“一發而不可收”。
以上陳述涉及兩方麵的內容:一是事實,一是對事實的感應和“追憶”。用我自己的話概括,它涉及魯迅文學發生問題的幾個要點:
首先是主體的經驗,尤其是屈辱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就前者而言,魯迅第一次經驗屈辱是在故鄉紹興,由家道中落——所謂“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所致。第二次經驗屈辱則是在日本仙台,竹內好雖極力強調“幻燈事件”與“找茬事件”的差異,其實就感受屈辱而言,它對魯迅文學發生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所不同者,隻是魯迅感受屈辱的原因由家而國,而民族:範圍在不斷擴大,但其結構內核卻不變。就後者而言,創辦《新生》的失敗和回國後遭受的挫折——包括對辛亥革命的失望——對於魯迅文學性格的形成可能更重要,事實上,魯迅的文學是他經曆了一係列挫折失敗之後創造力的某種飛躍或“補償”作用的產物。沒有這些挫折失敗,魯迅留日時期形成的自我肯定和強調反抗的浪漫主義是不會變為五四時期自我質疑、側重否定性思考的深沉的現實主義文學形態的。
其次是基於這種體驗發生的精神上的化學反應——在寂寞、痛苦、懷疑、反省、記憶、忘卻之中形成了一種悖論性思維,它是魯迅再出發的起點。
第三,更重要的是,魯迅的自我體驗與中國近代民族經驗的同構性,在魯迅個人的遭遇中“寓言式”地隱含著中國民族的近代遭遇,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核心問題深刻相連。這是魯迅文學之政治性的根源。像竹內好那樣把魯迅的文學視為根源於“無”和“黑暗”的深刻的現代個人主義的文學,並不能完整描述和準確把握魯迅文學的本質。
總之,魯迅《呐喊·自序》所述內容,事實層麵的,可作客觀的實證調查,如“幻燈片”影像的有無,魯迅的敘述是否存在虛構等等。不過由於條件所限,魯迅所述其實無法一一驗證,這就給竹內好的“質疑”以巨大能量,使之能無視魯迅傳記的“實體性”,致力於主觀價值的建構。而對事實的感應和“追憶”——涉及魯迅心理\/經驗的部分則不好武斷,因為它無法客觀化。比如,“棄醫從文”的轉變發生於魯迅的內心,無論對它的敘述還是意義的引申,其真偽都是無法判斷的:魯迅的敘述,我們隻能討論它是否真誠,而不能討論它的真偽。竹內好把矛頭指向了《呐喊·自序》的“虛構”——所謂“必定存在著‘虛構的成分’”——但連他自己也不能在實證的意義上討論這個問題。他所謂“傳記被傳說化”的推測,對“找茬事件”與“幻燈事件”的辨析,乃至對魯迅文學“回心”之形成的觀點,隻是在邏輯層麵做文章:他的方法是玄學主義的,建構目標則是文學主義的,是把魯迅文學發生的真實條件純化簡化之後的一種再創造。
事實上,魯迅的文學是在近代中國思想和文學的對立、論戰條件下發生的:梁啟超和章太炎,功利主義和反功利主義,啟蒙者和文學者,政治和文學……這些對立項以一種悖論關係凝結於魯迅文學發生的“原點”。魯迅的個人經驗和國民經驗是高度統一的,這是半殖民地人民的無奈,即使其中當真存在“被稱作‘無’的某種東西”,也無須把它與魯迅的其他經驗對立起來而將其“拔淨”。魯迅的思想和文學都具有“複調性”,其不同主題、不同經驗、不同身份、不同追求之間的關係才是我們要把握的關鍵。魯迅的文學是在文學者魯迅與思想者魯迅的關係中發生的,思想者魯迅先於文學者魯迅出現,魯迅的文學則是二者結合的一種特殊形式。為竹內好著迷的二元論結構如政治\/文學、希望\/絕望、虛無\/實有、為人生\/為藝術等關係隻是魯迅文學借以展開的平台,魯迅的文學超越了它們又一再為其所製,保持著由此而來的結構性緊張。對我來說,啟蒙者和文學者、政治和文學、功利主義和文學主義、為人生為民族或是為愛國的和“在其根源上是應該被稱作‘無’的某種東西”,這種種對立都是魯迅文學本質中不能“拔淨”的要素,無論去掉了哪方麵的內容,對魯迅文學的完整性、深刻性、豐富性都是一種傷害。
既然魯迅的文學是多原點發生的,對於中國的近現代史而言,具有百科全書式的廣度和概括性,那麼,竹內好為什麼要從中提煉和樹立一個自我的、文學者的、根於虛無的、有罪的自覺的、反抗政治的、體現了現代性問題深度的絕對現代主義的魯迅形象來標榜呢?看來,起作用的是竹內好自己的價值和出發點。
三、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生原因的分析
竹內好曲解魯迅對其文學發生原因的自述,對魯迅文學的原點提出假設,其“生平傳記中晦暗不明的時期”當然是他理想的施展拳腳之地,因為此時此地的“黑暗”“虛無”,不僅連結著魯迅的《野草》、《彷徨》和《呐喊》中的部分作品,而且連結著西田幾多郎的哲學和日本浪漫派的近代課題。而《呐喊·自序》陳述的事實因為阻礙著竹內的假說,它當然得被相對化——說到“虛構”,竹內好的假說其實比魯迅的自述更純粹是創作:“棄醫從文”的戲劇性,就其“虛構”的程度而言,是遠遠不及竹內好筆下關於魯迅文學“回心”產生的那個神秘意境的。
魯迅的文學,作為第三世界文學現代性的代表者,作為第三世界現代經驗——遭受屈辱、進行啟蒙主義和民族主義相扭結的文化抵抗、追尋真正的獨立和解放之路——的傑出表達者,其與西方現代的連結方式,與中國傳統的連結方式,與中國民族現代的連結方式,尤其是以一己承擔“被現代”的苦惱而從人生虛無和黑暗中再出發的精神掘進,其中隱含的德國新浪漫派及章太炎的文化浪漫主義的課題等,對於無論竹內好的近代論批判還是主體論,它都是一個致命的吸引。竹內好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全部價值擁抱並重鑄了魯迅。
竹內好通過魯迅來對日本近代主義進行批判,進行其關於近代文學主體的價值構圖,這種構圖是借助把魯迅分割為啟蒙者和文學者、愛國者和孤獨個人等的對峙,再強調文學者、個人等對立項乃是魯迅的根本和出發點來實現的。由於魯迅的思想和文學有多重身份複合的特征,是所謂“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合一,竹內好不得不麵對其“實體”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除了那個符合其價值理想的孤獨個人的文學者魯迅,他的魯迅構圖還必須容納愛國者的、啟蒙者的——跟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命運發生關聯的“民族魂”的那個魯迅,怎麼辦?竹內好自有高招,他是通過一種特別的方式——所謂矛盾的“同義反複的解釋結構”(子安宣邦語)來解決的,像魯迅文學中啟蒙者和文學者的關係,就被表述為“文學者魯迅無限地生出啟蒙者魯迅的終極之場”;魯迅的政治性,也被解釋為一種文學性的“反政治的政治性”。
這種文字遊戲式的解決能否視為真實的解決?我以為它反映的其實是竹內好的矛盾和困境。當他避開魯迅文學存在的曆史性,作玄學主義和文學主義合一的凝神觀照時,雖解放了自己,也因與魯迅文學中涉及自我的部分產生高度共鳴而具備了解釋力,但對於魯迅思想文學的完整性卻是一種傷害。竹內好自己也省悟其構圖並不能完全容納魯迅的思想和作品,比如《關於作品》第四節對於《故事新編》的討論,就流露出他的困惑。其實,探討“文學者魯迅的文學自我之形成原理”,拋開或割裂啟蒙者的、愛國者的、政治的、革命的、為人生的、與中國近代史深切連結的“民族魂”的一麵,未必是正確的方法。讓魯迅的文學從屬於政治固然不對,讓魯迅的政治從屬於文學也大可不必。魯迅的文學和政治雖然存在密切關聯,但卻各具獨立意義——文學家的魯迅並不能完全替代或取消知識分子魯迅的意義。
就魯迅文學的發生問題而言,竹內好忽視思想者和文學者魯迅的獨立意義是不應該的。他對此問題的理解,隻專注於魯迅寫作《狂人日記》之前的“紹興會館”時期,凝神於魯迅的黯淡敘述,幾乎完全忘記魯迅留日時期完成的著作,無視文言小說《懷舊》的存在,無意於《狂人日記》來龍去脈的曆史追蹤,不顧思想者魯迅早於文學者魯迅形成的事實,這使他的有關解釋不夠結實。他的魯迅構圖,我們如果不把它視為一種十足“竹內主義”的“機能化”視象,視為一種主觀價值的投射,而是誤以為它就是魯迅的客觀的曆史形象,就會出大問題。事實上,“竹內魯迅”這筆遺產在竹內好的日本繼承者那裏早有好的表現,竹內好的一些問題早已得到有效的修正。比如,丸山昇的魯迅研究以曆史主義的方法糾正了“竹內魯迅”過於強烈的玄學性格,還原了魯迅“革命人”的一麵,就政治和文學的關係有著較竹內好更切近曆史實際的理解;伊藤虎丸則執著於竹內好近代批判的思維,將其玄學主題曆史化,他對魯迅留日時期思想的形成跟當時日本流行的西歐思想和文學之關係的探討,所謂“原魯迅”命題的提出,都可以糾正竹內好玄學主義的想當然,即使是關於“罪的自覺”的探討,似乎也因其基督教信仰更具親切感和可信性;木山英雄則立足知識者個人閱讀的立場,進入魯迅思想和作品的深處,探討魯迅之為魯迅的那些元素、方法、邏輯、風格,對魯迅的思想和文學深有了悟,別有會心,可謂發掘魯迅文學價值方麵的竹內好的最佳繼承者,其感性、知性、理性並用的方法,有力地消除了“竹內魯迅”的神秘性,在竹內好開創的魯迅研究格局中把魯迅研究帶入了另一種勝境。
四、“仙台經驗”的完整性
“仙台經驗”不止促成了魯迅的“棄醫從文”,促成了魯迅一生最重要的轉折,而且使魯迅的個人經驗與家國之恨刹那間合一,整合為再出發的前提和條件。但何謂“仙台經驗”?是否隻有喚醒其作為中國人的自覺的“幻燈事件”和“找茬事件”才代表魯迅“仙台經驗”的本質呢?其實不然。閱讀《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可知,所謂“仙台經驗”,除了負麵的“找茬事件”和“幻燈事件”,還包括魯迅的“隨喜”日本之心,以及跟藤野先生的結識——這四者合在一起,才是魯迅“仙台經驗”的完整表述。這兩方麵內容在竹內好討論“仙台經驗”之於魯迅文學的發生時完全被忽略,魯迅“隨喜”日本之心的消失和藤野先生作為民族國家體製超越者的意義,並未納入有關討論,這很可惜。我以為,它作為魯迅“棄醫從文”時間鏈條上重要的一環,涉及魯迅在仙台醫專時期“清國人”身份的認同情況,跟魯迅文學發生的問題息息相關,值得我們關注。
魯迅的“隨喜”日本之心,見於《呐喊·自序》的敘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爭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所謂“須常常隨喜”,雖然不無適應環境之意,帶有某種被動性,但它並未刺激魯迅的民族自尊心,像“找茬事件”中關於“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的激憤反應,像“幻燈事件”所導致的“棄醫從文”的嚴重轉折,在這裏並未產生。而魯迅的“隨喜”日本同學,主動抑製、隱蔽“中國人”立場、身份的情況,在日俄戰爭期間,倒是帶有某種曆史的真實性的。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戰爭爆發時,魯迅尚在東京,曾跟同學陳師曾議及此事。②據周建人回憶,當時有日本人看出魯迅是中國人,走過來跟他講中國話,魯迅總裝著不懂。也有人譏笑魯迅:“為什麼不回去流血,還在這裏做什麼?”有一次甚至在路上發生了衝突。③這些挑釁跟魯迅在仙台的經驗比起來,按理說更能刺激人,但魯迅卻並無激烈反應。
今天我們都知道,日俄戰爭是列強在中國土地上爭霸的帝國主義戰爭,它的發生代表著中國國權淪喪、人民塗炭的恥辱,激發的是民族主義情緒。但在當時,清政府卻宣布“嚴守中立”,輿論界和魯迅的同學中頗有人站在日本一邊,認為它是“同文同種”的“亞洲人”對歐洲人的戰爭。蔡元培在上海創辦《俄事警聞》日報,就“袒日抑俄”,魯迅曾予以批評,忠告他們不可以“同文同種”欺騙國人。④但不管怎麼說,把日俄戰爭視為亞洲人與歐洲人的戰爭,在當時中國、日本乃至西方,都是大有人在的。像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1905年1月14日)中一方麵從階級鬥爭觀點評價其意義,視其為“新舊資產階級世界之間的戰爭”, 一方麵也把它視為亞洲“對反動歐洲的一個打擊”⑤, 是“亞洲戰勝了歐洲”⑥。看起來,當人們以類似“亞洲”“歐洲”這樣的大區域概念思考問題時,區域或文明的“共同感”確實是可以弱化乃至轉化其“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感的。
魯迅“隨喜”日本同學的“拍手和喝采”,也許尚存感奮“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的醫學的事實”之意,但身處仙台這一日俄戰爭時期罹患著軍國主義高燒的城市,不斷的祝捷會、提燈遊行、“日俄戰爭教育幻燈會”的種種活動,尤其是1905年9月發生的“找茬事件”和1906年1月發生的“幻燈事件”,終於使魯迅的“醫學救國”夢破滅,徹底消散了“隨喜”之心,走上“棄醫從文”之路。
跟藤野先生的結識則是魯迅“仙台經驗”中具有境界提升和道德超越作用的大事。對於“清國”留學生周樹人,藤野先生毫無勢利之心,平等待人,認真督責,其作為民族國家體製超越者的精神長久地感召著“棄醫從文”的魯迅,可以說,在離開仙台之後,藤野先生在魯迅心中才確立了其超越解剖課老師的精神導師的重要位置: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五、《域外小說集》的重要性
《域外小說集》是魯迅“棄醫從文”的結晶之一,雖然當時影響不大,但其中卻透露著魯迅文學發生的媒介要素,魯迅說他寫《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⑦,其實還應加上文言小說《懷舊》的練筆——這篇主觀化的抒情諷刺小說已內含了與傳統的斷裂及“20世紀初歐洲文學的最新潮流”⑧。這“百來篇外國作品”到底指那些作品?我們無法確定其具體內容,不過,根據魯迅的描述,大致包括他翻譯介紹“尤其注重的”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這樣的眼光和趣味在《域外小說集》以及後來翻譯的《現代小說譯叢》、《現代日本小說集》中都可以發現。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小說集》共收小說37篇,魯迅譯了3篇,為俄國安特來夫的《謾》《默》和俄國迦爾洵的《四日》,但這些卻並非“叫喊和反抗”之作,而是直麵現代人內麵生活本質的“神秘幽深”之作,無論為啟蒙或為宣傳,似乎都與魯迅的陳述不符,為什麼會這樣?它們與魯迅後來的小說創作有什麼深層聯係呢?
我以為這正是魯迅小說的深刻性和複雜性的來源之一,魯迅的文學如果有“原點”的話,那一定是多“原點”的,其思想和文學的“原點”都不止一個,其作品因而成為多原點的複雜關係的產物。就其小說所寄托的文思而言,雖然魯迅抱持啟蒙主義“為人生而且改良這人生”的立場而寫作,之後關於其創作的說明也多強調其為社會、為公眾的方向,但在《域外小說集》的翻譯中,表現現代人內麵生活本質的“神秘幽深”之作——安特來夫和迦爾洵的作品對他卻更具吸引力。可以說,魯迅的文學起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為民族的和為個人的、為社會的和為自我的、涉及宏大曆史敘事的和有關精微的內在精神病理的,這些錯雜乃至相互矛盾的內容,一開始就並存於魯迅文學的深處。近年來嚴家炎、吳曉東討論魯迅小說的“複調性”⑨,我想,其源頭可能正是隱藏在這裏吧。以《狂人日記》為例,大家都知道果戈理《狂人日記》(1835年)是魯迅《狂人日記》的來源之一,但隻要對照一下就會明白二者的差異:果戈理的《狂人日記》隻是在現實主義的構架中講述一個寓意單純的故事,寫一個替科長修鵝毛筆的小書記,單相思愛上了上司的女兒,進而發花癡的心理狀態;魯迅的《狂人日記》卻在現實主義的情境中寄托著複雜的象征,以“迫害狂”患者驚人敏銳的感受濃縮中國文化的“吃人”性,其中“尼采的渺茫”有之,安特來夫的“神秘幽深”有之,魯迅自己的“憂憤的深廣”有之,在這篇小說中,多種聲音多種立場並存,思想性的批判與文學化的深切表現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
《域外小說集》是魯迅小說的媒介之一,也是魯迅文學骨骼成長史的重要一環。在與古今中外思想文學的學習和超越中,在對自己民族和個人生命的自覺和反省中,魯迅的文學骨骼慢慢長成了。這一過程雖然有波折起伏,有挫折創傷,不乏戲劇性,但它確實與竹內好筆下紹興會館那個神秘詭異的玄渺意境無關。
2005年9月草於磨磚居
2007年3月改畢注釋
① 竹內好:《魯迅》,見《近代的超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3月版。
②④ 沈瓞民:《魯迅早年的活動點滴》,《上海文學》1961年第10期。
③ 喬峰:《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關於魯迅的片斷回憶》。
⑤《列寧全集》第8卷第135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旅順口的陷落〉一文提綱》,同上,第368頁。
⑦ 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⑧ 普實克:《〈懷舊〉: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見樂黛雲編《國外魯迅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⑨ 如嚴家炎《複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3期;吳曉東《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複調問題》,《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4期）魯迅與弘文學院學生“退學”事件( 上)［日］北岡正子著靳叢林譯一
事件的經過:來自同鄉會雜誌的記述
日本遺留的一則資料
隻有在《弘文學院沿革資料》明治35年(1902年)5月記載的寄宿生姓名一項中,可以看到周樹人的名字,此後在這一時期內看不到直接表現周樹人的記述。可是,最初就在本院宿舍生活並且是速成普通科在籍學生的魯迅,在“本院學生”、“本科生”事項中作為其一員卻很有關係,可以認為他也參加了各項活動。
那麼,下麵記載周樹人名字的有3月份的一項,與《學生異動報告書》和《中國人留學生在籍者名簿》相對照,我以為這個名單之中明顯有兩三處誤寫,訂正後如下。
本學院學生多數同盟攜帶行李妄宿院外。其名單如下:
劉廼弼顧琅伍崇學周樹人
張邦華汪興準張修爵夏斌
彭樹滋周霖吳翔慶於璜
楊煦濮祁顧琪洪繩祖
程崇泗陳福頤顧沛然黃軫
馬毓福餘德元沈明道汪步揚
紀鴻李書城阿勒精阿施哷本
談錫恩胡錚陳文哲周維楨
陳榮鏡劉雲龍楊毓麟韓永康
沈祚延韓清泉章毓蘭許壽裳
施霖李祖虞周承菼錢永複
壽昌田陳介厲家福倪壽齡
據留學生同鄉會雜誌的記述等等可知,這就是曆來所指的弘文學院留學生的所謂“退學”事件。之所以說記述“等等”,是因為其他通過魯迅致許壽裳書簡(1910年11月20日)和周作人日記也能夠知道魯迅也與這事件相關。這些都是留在中國方麵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同鄉會雜誌是了解事件經緯的唯一的資料。
十年論魯迅——魯迅研究論文選(2000—2010)魯迅與弘文學院學生“退學”事件( 上)對於此事的這個記錄是日本方麵殘留的原始資料。迄今為止,筆者尚未確認除此而外還有同類原始資料的存在。這個記錄之中,未曾記述“同盟攜帶行李妄宿院外”的經緯和理由。但是,由於其中寫下了中國方麵資料所見不到的人名,以此為線索可以推察事件發生的各種要因。倘若將這兩種資料對照來看,是能夠理解這一事件究竟如何的吧。
通過同鄉會雜誌追尋事件
首先,作為理解的前提,必須要從知道發生了怎樣的事件開始。為此,不得不依據對弘文學院采取批判立場的同鄉會雜誌的記述。其中盡可能避開對事件的判斷和解釋的部分記述,依據追溯事件展開的事態記述來複原事件的原委。
同鄉會雜誌的記述有三:《浙江潮》第三期(1903年4月17日)揭載的《記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全班生與院長交涉事》;《湖北學生界》第四期(1903年4月27日)揭載的《弘文學院學生退校善後始末記》;《江蘇》第一期(1903年4月27日)揭載的《弘文學院學生退校善後始末記》。這其中,《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的記事,除略有語句脫落和二三字不同之外,內容大意幾乎相同。這大概是兩個雜誌刊載了同一篇記事。由於《江蘇》的創刊是在這一事件完了之後,也許是轉載了為《湖北學生界》準備的這篇記事。所以決定對照《浙江潮》與《湖北學生界》揭載的記事來看具體的事件。但日期《浙江潮》為陰曆,《湖北學生界》記為陽曆,同一事項也未必是同一天的記事。略做判別,於是以為《湖北學生界》一方的日期和記述的內容比較放心。因此決定依《湖北學生界》記載的日期。
可是,後世談到這一事件的文章,是否是看過《浙江潮》與《湖北學生界》(或《江蘇》)兩個雜誌後所寫的內容呢?首先,細野浩二的《境界上的魯迅——追尋日本留學的軌跡》(《朝日亞洲評論》28號,1976年)與龔濟民的《魯迅與弘文學院的學潮》(山東師範聊城分院中文係·圖書館編《魯迅在日本》,1978年12月),好像僅依據《浙江潮》。但前者也含有據日本方麵資料所作的部分記述。楊天石的《釋“擠加納於清風,責三矢於牛入”》(《魯迅研究資料2》1979年),係據《浙江潮》與《江蘇》,但不是全麵對照兩雜誌的記述而寫。其次,馬力的《魯迅在弘文學院》(《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二輯》1982年),據注釋可知參照了上述三篇文章,而原始資料的雜誌看過與否不能確定。何以故,譬如關於事件發端的日期則注為“1903年3月26日”(龔濟民和細野浩二兩文作25日),這是由於兩雜誌(用陽曆和陰曆所記)的日期開始就不一致,依據雜誌所衍生的錯誤沒有發現的緣故。
事件的展開——發端
下麵就此追究一下事件的展開。
以下［］內是將《浙江潮》的陰曆改為陽曆記入。還有,盡可能努力依據雜誌的表現寫下來,必要時在()內加注釋和說明。
3月26日[25日]
舍監(學監)大久保(高明)、教務幹事三矢(重鬆)、會計(庶務幹事)關(順一郎)召集學生部長(明治35年弘文學院寄宿宿舍開設時製定的《學生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學生分為數部,各部設部長)十餘人,出示新定規則十二條。內容皆有關留學生全體的經濟問題。學生部長回答不能當即決斷,需要商量。會計說不必商量,這是學院所定規則,4月1日(《浙江潮》為“三日後”)開始實行,沒有與他人(學院當局以外者)商量的權力。部長們再三交涉抗辯,終於被允許帶回規則給學生們。
當晚,學生們召開“同窗會”,修改規定中最重要的三條,由學生代表傳達給會計。會計回答說需要請示院長,似無誠意。代表因實行之日迫近,約定要翌日得到答複,若無答複,後天開始罷課,直接找院長。
《浙江潮》還接在弘文學院製定的三條之後刊載了學生們修改的條目。下麵是引用《浙江潮》的原文:一除告退外無論臨時告假歸國及夏假中歸國者每月須納金六元半
一洗滌一月三次每次一套自備之物宜由學生自理
一患病者兩周之內醫藥金皆由學院支出逾則學生自理
右(原刊物豎排版稱右,以下同——譯者注)弘文所定者
一臨時告假歸國者如議夏假中歸國者不納
一洗滌一月四次被單等亦宜洗(被單亦宜洗者因弘文學費雖同成城而被褥等皆由學生自備也)
一診醫以十四次為度藥費亦如之逾則學生自理
右學生所改者
3月27日[26日]至晚十時,因院方未有答複,派代表去問原由,並告以明日罷課。
三矢發言使學生態度硬化
3月28日[27日]
早八時,會計來告僅應允修該三條中之一。代表與學生們商量,強烈要求修改剩下兩條中的一條。(接受修改的條目、要求修改的條目是哪一條,沒有具體的記述。)會計說要請示院長,午後二時再次召集部長十餘人,最終告之不能更改。
當時,在座的教務幹事三矢的話激起了學生代表們的憤怒。他說:“諸君於心臆計中,必劣弘文而優同文及成城,然一校有一校之性質。餘弘文之性質,非同文成城比。校長已有定見,諸君力爭如是,誠不可解。無已,其退校如之何?我決不強留也!”聽到這話,十幾個部長們一起拂袖而去。
當晚,學生們召開特別會,一致議決“退學”,向(留學生)總監督和各(地方別的留學生)學監陳述實情,再商談退學告之方法(告退之法)。總監督和學監們出於無奈不能製止。
整理行李離開弘文學院
3月29日[28日]
午前七時,學生們收拾行李,寫信致加納治五郎告之退學,讓總監督直接轉給加納治五郎,於是“弘文學院內生五十二人”(《浙江潮》),即“年半速成師範科八人三年速成師範科十三人浙江師範科十二人本科五人速成本科十四人”(《湖北學生界》)同時離開弘文學院。
晚上,加納治五郎召集各部學生代表一二名,說:“諸君皆官費學生。非有政府之命令不得擅自退校。諸君其知之否?”他們回答說:“政府於留學界之交涉,以總監督為之代表,我等退校之說,已陳之於總監督,總監督已陳之於貴院長,何不得退校之有?”加納治五郎說請再斟酌勿悔,學生諸君唯唯而退。
3月30日[29日]
加納治五郎對各學監及總監督表示要“改良課程”收拾事態,各學監將之轉達給學生。
返回學院的七條要求
3月31日[30日]
學生們開了“同窗例會(《湖北學生界》為同窗會)”。總監督在此表示意見:與其強行退校,莫如返校達成改良之約,以不斷送弘文學院師範學生學習前途為好。於是,決定全員返回學校,並要求開設自費留學生走讀製度及以下七條要求:
一、撤去荒謬之教務幹事及會計
二、學生平日得與校長直接議事
三、特開通學之例以便自費學生(通學即走讀,日本學校之大半皆有此例)
四、各科課程皆須更訂以圖改良
五、保送本校卒業生入各專門學校,不得有官費、私費、通學不通學之歧視
六、實行學生請改之二條(《浙江潮》為二條,《湖北學生界》是三條,但都未記述具體條目)規則
七、實行原定學校代備教科用書之規則
總監督認為學生的要求甚為妥當。
4月2日
總監督除“撤去會計”和第七條未曾道及,其他都轉告加納。加納治五郎慨然允諾。
至此,事態已趨於結束,但解決事件還須經過一個階段。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圍繞學生們作為返回弘文學院條件而要求建立的走讀製度問題,再次發生了糾紛。
走讀製度——學生的要求與學院的答複
4月[3日](此項隻依《浙江潮》的記述)
湖南剛來的師範科留學生進了弘文學院。他們與弘文學院尚無交涉,事態又剛剛有了眉目,加納惟恐他們有什麼不安。(具體有什麼則未記述。)
於是,發生了第二次違約。
4月7日[5日]
總監督致學生信,通告決定明天返校之事。因有十餘名自費留學的入學(入院)生希望享受走讀製度,總監督再次與加納治五郎交涉商定走讀製度與酌納學費。(《浙江潮》——以有私費學生,擬囑加納氏即開通學之例,於是再請汪總監督與加納締通學之約。)
可是,加納回答說走讀製度的建立須待他日,另外設外塾而授課與本院(本塾)一樣。計劃一定即當實行。(“另外……”以下係《湖北學生界》的記述。)總監督交涉已久,未見成果,不得已將走讀被拒一項通知學生,以定明日是否返校。
4月8日[6日]
學生們(《湖北學生界》——全校學生、《浙江潮》——學生諸君)又開會。鑒於先前七項要求被減為六項,且要求建立走讀製度也被否定,其他要求也未實現,決定還是要保住原來的七項要求。學生代表將其告之總監督時,唐寶鍔來,傳達加納已經應允走讀一項,並出示其條件。唐寶鍔是1896年來日的13名清國留學生之一,在弘文學院學習。後入東京專門學校,1905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這時正在弘文學院當日語教師。後來曾為長崎代理領事、山東巡撫,還曾做過律師協會會長。如前所述,前年成城學校入學事件時,身為長崎領事館翻譯的他在弘文學院又被委任為翻譯。
加納治五郎出示的條件如下:
一、弘文學院於住院生外添設通學生
二、通學生隻限於自費生
三、通學生之權利義務如住院生一律
四、通學生之入學按其誌願學力分編各科各班,但誌願一科者滿二十人以上者得另添一班
五、通學生暫不設額,學院教室可容即得編入
六、通學生按月納在學費四元,其餘房飯書籍衣服等費概歸學生自理
七、通學生須同住一寄宿舍,由院長派人同住,監督品行,照料學事,至監督費由學院支給
八、通學生須著學院製服
九、通學生寄宿舍應用器具學院得量力借與,應須各款,學院亦得代墊
同時也出示了表明退學的寄宿生的“複學式(回院式)”,這是隻有《浙江潮》刊載了的。
一、回院式先由學生向院長謝措置冒昧之失,從此勉學如前
二、院長向學生述職員辦理之過,並將撤去教育幹事之事當眾宣告
三、除前承諾各件外,一切善後規則與總監督熟商,務於學生均有便宜
學生們決定翌日在(清國留學生)會館就複學之事進行商談。
學生的主張
4月9日[7日]
參加者很少。十數名(《湖北學生界》)反對者認為出示的條件不能實行。(以下僅為《浙江潮》的記述)關於要學生道歉,大家表示:無失之可謝,無端受辱實與國際名譽有關。於是,提出以下三條,與會者一致讚成。
一、速成師範之通學生按月納在學費四元,其餘房飯書籍衣服等費概歸學生自理。惟普通科年限較長且無譯人準納半額
二、通學生滿十人以上者同住一寄宿舍,惟如有陸續踵至之少數學生不便特住一寄宿舍者,準其暫寓旅館,至監督之有否一惟學院自便
三、回院式先校長演說,次學生答辯
學生們要求總監督將這三條要求向加納治五郎轉達,總監督沒有答應。(以下係《湖北學生界》的記述)對此事,有人認為回院後仍可商改,何必迫於今日過甚之舉。於是,決定明日再議此兩種意見。
4月[8日](此項為《浙江潮》的記述)
學生們又聚之(清國留學生)會館討論。有人認為:昨日所提三條未得公認當廢棄。討論發生糾紛而不決。於是決定翌日召集(清國留學生)會館各幹事與各省同鄉會職員評議。
返回弘文學院
4月14日[9日]
九時,(清國留學生)會館各幹事和各省同鄉會的職員(《湖北學生界》——各幹事)聚集開會(《湖北學生界》——談話會)。(以下係《浙江潮》的記述)幹事們勸學生全部複學(回院),然後說了如下一番話:總監督已問過加納,不必定須謝失。其餘兩條,複學後仍可由總監督與之商改。於是,決定次日返回學院。
4月[16日](這一項僅為《浙江潮》的記述)
十時,全體學生返回學院。回院式上,先由總監督向加納致歉詞。接著,加納要學生發言,學生默然。約過一分之久,加納隻好站起講述職員不善之過。其後,學生代表做了答辯。
從雜誌記事看到的事件概要
從3月下旬到4月中旬,幾乎持續了20天的“退學”事件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這裏整理一下從雜誌記事讀到的事件,概要如下。
弘文學院學監大久保高明、教務幹事三矢重鬆、庶務幹事關順一郎向學生部長們通告了《新定規則十二條》。這新規全與經濟問題相關。學生部長們強烈要求與學生商談,帶回了規則。學生方麵要求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三條,到翌日如不答複,就宣布後天罷課。當天早晨,學院方麵回答隻允諾修改其中一條。學生方麵再次要求修改一條。午後,學院方麵答複說不能更改,當時三矢重鬆的講話激怒了學生。第二天,52名學生聲明退學一起離開了弘文學院。院長召來學生代表勸之慎重行事,又通過各留學生學監、總監督向學生傳達“改良課程”以收拾事態之意。總監督同意不強行退校,達成改良之約返回學院,以不斷送“師範學生”(學師範教育的學生)的學習前途。學生方麵通過總監督出示了七條要求,因而決定返回學院。總監督將第一條中“撤去會計”部分和第七條未向學院傳達,院長痛快地應諾下來。
學生們返回學院前一天,湖南來的留學生到弘文學院。其中自費留學生希望走讀。於是通過總監督與加納治五郎商定開設走讀製度,學費酌量,卻被拒絕馬上開設走讀製度,而欲在弘文學院準備外塾。學生方麵態度強硬之時,經唐寶鍔傳達:院長允許開設走讀製度與新設走讀製度的條件以及“回院”式的三個條件。學生們商量之後,針對出示的這些條件又提出三條,請總監督向院長轉達卻未被接受。對此有人發生疑問,意見出現分歧,結果是清國留學生會館和各省同鄉會的幹事商量之後達成諒解。當時,傳達了總監督問到對三個條件如何處理時院長的態度(不必定須謝失,其他兩個條件複學後商談)。學生們決定返回弘文學院。主張不舉行“回院”式的全體學生回到了學院。在“回院”式上,總監督致歉,院長講述職員過失,學生們終於沒有道歉。
二、所謂《新定規則》
幾個疑問
據同鄉會雜誌記述的事件概要來看,出現了幾個疑問。
第一,在雜誌上,僅知道部分規則,而所定規則及走讀製度的整個內容又是如何?第二,盡管所出示的都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新規則,但針對學生的抗議,院長的答複卻是“改良課程”,並進一步決定“建立走讀製度”,為什麼所“出示”的與所“決定”的問題相脫離?第三,作為抗議手段的退學,對於教務幹事講話的憤怒,針對拒絕馬上實行走讀製度的態度的強化,拒絕在“回院”式上道歉等等問題,因要求部分修改規則而引發的事件,為什麼那樣反應過敏並充滿了感情色彩?
怎樣才能解答這些疑問呢?
《新定規則》係《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照行細則》
關於第一個問題,即留學生的所謂《新定規則》與走讀製度,當時弘文學院所定規則留了下來。
還是先從弘文學院出示的《新定規則》的內容開始介紹吧。
《弘文學院沿革資料》明治36(1903)年3月一項中,與《此月本院章程施行細則昭示學生》的記事一起,訂有活版印刷的《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照行細則》。這就是《新定規則》。這個《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照行細則》,其實在弘文學院關聯資料中還有一種,它被單獨裝在信封中保存著,也是活版印刷的,與裝訂起來的相比較,活字的種類、大小、行數等完全相同。條文內容雙方除有一處誤植外全部一樣。不過,有一點不同,即信封保存的細則標有一行製作日期:“明治三十六年四月訂之。”這大概是添上日期後另外印刷的吧。從保存的狀態推測,也是可以那麼考慮的。要而言之,這兩個細則是同一種東西。但又都不是出示給學生而引起事件發端的最初的條文,而是4月開始生效的修改後的細則。
《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應納學費》
那麼,帶有這第六章細則的《弘文學院章程》又是如何?明治35(1902)年4月,弘文學院向東京府知事提出“私立學校設立認可申請”時,添附了《私立弘文學院規章》。這一規章的具體內容已經介紹過。《弘文學院章程》就是這《私立弘文學院規章》的中國語版。除表記全文為漢語外,各章和條文的內容基本一樣。《第一章本學院主意》、《第二章肄業年限學年學期休日》、《第三章教科目及授業時分》、《第四章考試及畢業》、《第五章進學退學及賞罰等》、《第六章應納學費》、《第七章本學院職員》,全七章二十六條。其中第六章中有如下第二十四條、二十五條。這裏將《私立弘文學院規章》與《弘文學院章程》並列引用如下:第二十四條學生應預付寮費、教育費、書籍費、膳費、被服費、柴炭油費、零用費及其他費用一年金三百元,但經本學院允許可將一個月份或數月份分期預先交納。獲準退學之學生,其預付學費餘額應予返還。
第二十五條學生患病時,學監委托本學院囑托之醫務人員診察,以學院經費療養,但依病狀交保人領回,其後費用自理。(私立弘文學院規章)
第二十四條學生應納學費即係學寮費、教育費、書籍費、膳費、衣服費、柴炭燈油費、日常零用銀等項一年共計叁百元正,此等各費須將一年份一並先付,惟如有事故或將一月份或將數月份分期交納者須申請於本學院,經允許後方可準行。
第二十五條學生遇有疾病應由學生監令本學院所請醫生診治,有本學院給發藥費俾得調養,視其病狀應交與保人收管以後費用歸其自辦。(弘文學院章程)的確,全七章中涉及經濟問題的,隻有關於定下學費的這第六章。其施行細則的內容係經濟問題乃理所當然。下麵引用信封中保存的資料《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照行細則》(誤植已訂正)。
《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照行細則》
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照行細則
第一條本學院學生。因有事故。不請退學暫行回國。不在學寮者。期間學費。應與例定學費內。將其膳費並零用銀扣除。所餘之數。分為兩半。以其一半交納學院。但因有故不請退學。暫行回國者。無論何時。逕準回學肄業。
第二條每年應給衣服等類。開列於左。
夏衣一套(進學初年特給兩套自次年起給一套)
冬衣一套
夏短衫並褲子兩套
冬短衫並褲子兩套
皮鞋兩雙
領子兩條(進學初年特給三條)
襪子每月一雙(進學初年特給兩雙)
鞋墨兩個
鞋刷每一室給一個(每加十名添給一個)
第三條外套、帽子及帽蓋、腳袢(即護腳布)等三件。每三年應給一次。即於進學時先給。
第四條學生中途退學。未至前兩條所定年分者。必須補納衣服費。[第二條所開衣服費全數。分十二個月。第三條所開衣服費。分三十六個月(即三年)。以上兩項均按在學月數。於例定學費項下扣除算清。所餘之數。即係應補納衣服費。如未滿一月者。以日算定。]學生如有卒業出學。未至全兩條所定年份者。亦須一律補納衣服費。
第五條學生如中途退學。而再準進學者。從新給予衣帽。
但從前所給衣帽。如果堪用者。亦可準其仍用舊衣。惟此等學生衣服費。或於卒業出學。或於退學時。應由學院於已納學費內。其穿用月數。算清歸還。
第六條衣服皮鞋等類。每六個月一次。由學院出資修理。如有此外再要修理者。其費悉歸自辦。
第七條本學院所給衣物。即以左開次數為準。應由學院出資洗浣。
短衫褲子每月四次
但在暑季(六月起九月止)加倍
襪子每月四次領子每月二次
但在暑季(六月起九月止)加倍
夏衣六月起九月止每月四次
但如有願洗例給物件外衣物者。其費悉歸自辦。惟願洗之物。雖在例給物件外衣物。即與上開衣物同種之物。而與例給物件一並洗浣。算其次數。不逾例定次數者。學生毋庸出資。
第八條學生如有丟失例給物件。或在例給物件保存日期內。竟行傷損者。須由本人自行備補。
第九條學生如有疾病者。由本學院發給藥費。俾得調養。惟以不逾十四日為限。如逾此限者。悉歸自辦。但雖在十四日以內者。視其病勢輕重。隨時交與保人收管。以後費用歸其自辦。
第十條學生因有疾病。來往醫院車價。悉歸自辦。
第十一條學生因有疾病。如有願請學院所定以外醫生診治者。其費悉歸自辦。
第十二條學生因有疾病。入病院調治者。應於其間學費內。扣除膳費及零用銀。將其所餘之一半。按日算還本人。
第十三條學生如有經準旅行。或因有事在外住宿已過七日者。均可扣除期間膳費。
明治三十六年四月訂之
以上
弘文學院
這細則現在日本沒有留下日文文本。
與三條問題相比較
看這《細則》,從第一條到第八條以及第十三條是《章程》第二十四條的學費問題,從第九條到第十二條相當於《章程》第二十五條的醫療部分。第十二條也與《章程》的第二十四條有關。還是把它與留學生作為問題的三條對照一下吧。
上述細則與弘文學院向學生出示的《浙江潮》揭載的條文與表現完全不是同一文本。從內容來看,相當於那有問題的三條的是第一條、第七條、第九條。
第一條是對暫時歸國者不在學生宿舍期間學費問題的規定。這是把《章程》第二十四條學費的細目之中,扣除膳費和零用錢,其他向學院繳納半額的事記載下來。它相當於“弘文所定者”(《浙江潮》刊載)的第一項,即臨時告假歸國及夏假中歸國者每月須納金六元半。
第七條是關於發給留學生的衣物由學院負擔洗滌費用的規定,且記下了衣服的種類與洗滌次數。如前所見,次數因種類與季節而不同。例給物件外衣服自費,但與例給衣服同類,在所定次數之內則免費。這相當於“弘文所定者”的第二項,即洗滌一月三次每次一套自備之物宜由學生自理。
第九條是關於醫療的規定。有病者以十四天為限弘文學院負擔治療費用,此外則依病勢明記自費之事。這相當於“弘文所定者”的第三項。那第三項與這第九條幾乎一樣,醫療費兩周以內弘文學院負擔,逾則自理。
作為整體來看,同鄉會雜誌對《新定規則》就是《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之事全無記載。還有,雖然記下了《新定規則》十二條,但現存細則全部則為十三條。再就是將這一細則與《浙江潮》揭載條文的表現比較來看,可知《浙江潮》記載的條文要點,未必就是原文照錄。以上就是兩者可以看到的異同。
細則所反映的學生的要求
然而,《浙江潮》揭載的《新定規則》,嚴格地說即使不是弘文學院出示的細則條文的表現,但據此可知當初細則內容的有效性卻不容否定。況且,其他又未有記載該內容的資料。因此,關於有問題的三條,從“弘文所定者”(《浙江潮》揭載的)與前麵的實行細則的異同方麵來看“學生所改者”,他們的要求在“修改後”的細則中添加了怎樣的內容呢?
第一,關於學生不在宿舍期間的學費的規定。
“弘文所定者”第一條中有而細則第一條沒有的事項,即夏假中歸國者學費的規定。關於繳納的金額,兩者雖都有記述,但表述不同。這裏保留有異有同的判斷。
“學生所改者”中“夏假中歸國者不納”一項,細則第一條看來是反映了學生的這一要求。
第二,關於學院發給衣物的洗滌費的規定。
“弘文所定者”第二條與細則第七條相比較,“一月三次每次一套”次數完全一樣,但因衣服種類、季節而次數則有不同。領子除外原則上每月四次,但暑期次數加倍。
“學生所改者”與這一並考慮,“一月四次”的要求基本上實現了。但係學生私物的被單要由學院出資洗滌之事卻未實現。
第三,關於患病學生醫療的規定條目,已如前述。
“弘文所定者”第三條與細則第九條沒有不同。
據“學生所改者”,把醫療十四日改為十四次,可認為這一要求學院未予采納。
這樣看來,學院方麵最終采納修改的是第一條和第七條,未曾采納的是第九條吧。
三、“走讀製度”的開設
有關走讀製度的資料
有關走讀製度的現存資料有如下兩份。一個是《走讀生細則》(弘文學院關聯資料),另一個是與《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照行細則》一樣被訂在《弘文學院沿革資料》三月一項中的《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前者是在弘文學院用紙上以毛筆書寫的日文草稿,後者是活版印刷的中文。其他有《走讀生管理細則》,又《學生異動報告書》(弘文學院沿革資料)中也有部分記載。《走讀生管理細則》是製定走讀製度約半年後的9月製作的。內容大部分與《走讀生細則》重複,但部分添加了走讀學生交納學費和生活狀況的具體規定。《學生異動報告書》是用毛筆寫的日文,有寄宿生與走讀生流動的記述。
現在開始有必要敘述一下開設的走讀製度,即《走讀生細則》和《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這日文和中文的兩份資料隻有使用的語言不同而內容卻是一樣。
《走讀生細則》
先從《走讀生細則》開始介紹。這個草稿留有兩種,但幾乎相同,大概是根據《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所製。
《走讀生細則》
據弘文學院章程第一章第三條製定走讀生相關細則如下:
第一條自費生經院長允許可為走讀生
第二條走讀生入學視本學院現存班級缺員時準入,但有數學生同時申請入學,其學曆大略相等,且本院以為足開新班,則不受本條所限,可特許入學
第三條中途退學者,須與保人列名鈐印,具明事由,申告學院請其允準
第四條一旦退學則不可再次入學但據情節實有可酌量允許者,亦可獲準入學
第五條因疾病或其他不得已之事故而缺課時,應用另紙依第一號文式明記其事由,經走讀生學監提交教務科
第六條歸國、轉居或二日以上旅行時,應用另紙依第二號文式提出申請,經走讀生學監提交本院請其允準
第七條在學學費每月金四元,不問出席一律完納但夏假休業中一天也未授課時,每月減半
第八條在學學費必須預付三個月份
第九條入學者如在三個月之內退學,已納學費概不退還
第十條入學或退學之月學費,不論該月在學日數多少全額繳納
第十一條走讀生在院外也應受學院監督,學監可隨時到其住所稽查其行與修業狀況
第十二條走讀生除獲本院特許外,務於本院左近以可成多數共同寄宿
第十三條進院時務必於門衛房前掛牌處取各自名牌隨身攜帶,上課時置於自己課桌右上側,退院時掛回門衛原位
第十四條無論進院時或平時外出須著用本學院製服製帽
第十五條與本學院職員相遇時,必須行禮致敬
第十六條有辱學生體麵之場所禁止靠近
文式第一號
弘文學院教務科
病假(缺席請假)條
本日患病(何種原因)不能出席甚歉(第幾課時缺課),特此請假。
年月日住所班名姓名印
文式第二號
弘文學院
歸國(旅行轉居)申請書
今因××事情欲歸國(旅行轉居),請準予成行,特此申請。
年月日住所班名姓名印
《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
下麵引用《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明顯的誤植已經訂正。
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
本學院茲按照本學院章程第一章第三條。酌定管理通學學生(通學生謂日往就學不住學寮者)細則。將其各條。開列於左。
第一條自費學生。倘經學院長允許。方能通學。
第二條凡有通學學生。稟請進學者。隻於本學院現在學班員額果有空位。方可準其進學。
第三條通學學生。如有中途翼退學者。須與保人列名鈐印。具名事由。申告本學院請其允準。
第四條學生如有一經退學者。不準再行進學。惟有情節實可酌量允許者。亦可隨時準其進學。
第五條通學學生。倘因疾病。或有不得已事故要缺功課者。應照列後第一號文式。具名事由。即經通學學生監申報教育科(掌管教務之員)。
第六條通學學生。如欲暫行回國。或遷居或出外旅行。要過二日以上者。須照列後第二號文式。具名事由。即經通學學生監稟請本學院允準。
第七條在學學費。每月定為金四元。無論上學與否。必須完納。但夏期休業(放學)中。如有全月不授功課之時。則其月學費。應即減半。
第八條在學學費。須將三個月份。一並先行交納。
第九條凡學生進學之後。在三個月以內。如翼退學者。雖有已納學費。概不發還。
第十條凡進學或退學時。其月應納學費。不論在學日數多寡。必須完納全數。
第十一條通學學生。雖在學院外居住。亦歸本學院管理。固不待言。應由通學學生監。隨時往視。稽查諸生形狀。並其修業情形。
第十二條通學學生。必須在本學院左近。數人合為同住。以便稽考。惟經本學院允準者。不在此例。
第十三條凡通學學生。上堂之時。須在門衛房前掛牌處。各自取其名牌。帶在身邊。至授課時。置於各自座位右邊。至退堂時。仍將名牌複掛原處。
第十四條通學學生。無論上堂或平常出外時。必須穿用本院所定衣帽。以持禮麵。
第十五條通學學生。如有遇見本學院職員時。必須行禮致敬。
(文式第一號《疾病缺課假條》及《回國旅行遷居申請書》省略)
以上
弘文學院
《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與《走讀生細則》的不同隻有第十六條。第十四條末尾的“以持禮麵”,也可認為是反映第十六條主旨的表現。
《學生異動報告書》的記載
這裏據《學生異動報告書》的記載,隻介紹一下《走讀生細則》中不曾寫到的地方。那裏麵盡管沒有標題,但卻把《走讀生細則》的主要部分縮寫下來。
先是在開頭部分有如下前言:“至本年四月,依清國留學生總監督汪大燮之請求,始設走讀製度,隻限自費生走讀。概要如下記之方法以為監督實施教育。”接著是關於學費的條目:“在學學費須預付三個月份,入學如在三個月內退學,學費概不退還。滿三個月以上在學而轉為走讀者,既納學費若有殘餘則返還。”(底線係筆者所加)從前言來看,可知走讀製度的建立緣於留學生總監督汪大燮的要求。關於總監督的要求,已經在事件經過的敘述中有過接觸。關於學費的條目加了底線的部分是《走讀生細則》中沒有的。這是《學生異動報告書》中記載的,接下去有住院生往走讀生或少數走讀生往住院生流動的記錄,由此可以判斷這“滿三個月以上在學而轉為走讀者”,是指從住院生轉為走讀生的學生,這裏記錄的是作為住院生預付學費的精算。不是什麼製度發足時的經過措施或公約事項之類,一看《走讀生細則》的草稿,訂正文言措辭的痕跡比比皆然。《學生異動報告書》的記載,我以為是這中途的插曲。
關於《走讀生管理細則》,因其是後來出現的,且另有機會接觸,這裏不再談及。
據《弘文學院章程》所定的細則
這個細則,根據前言可知它原來是依據《弘文學院章程第一章第三條》所做的明文規定。
那麼《弘文學院章程第一章第三條》究竟是何內容?這第三條,其實就是依這前一條的“第二條”所定的條目,“第二條”即《章程》原文的《私立弘文學院規章第一章第二條》的條文:“本學院令學生住院內宿舍,根據本學院宗旨加以監督熏陶;但獲本學院特許者可走讀。”簡言之,前述《弘文學院章程》也好,還是這《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製定的根據都是這“第一章第三條”。
將這《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與4月8日唐寶鍔帶回的弘文學院的走讀條件(《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等揭載)相比較,內容有疏密之差。共同之處是:自費生可以成為走讀生;走讀生在教室(班級)員額空缺情況下可以入學;學費月額四元;須著用製服等四點。《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一方,內容做了很大的調整,《湖北學生界》和《浙江潮》的記述,並不是弘文學院出示的本來的文本。還有,對此,學生方麵的修正方案,結局是也未見成果。關於兩者的不一致,這裏不再重複推論。
《弘文學院章程》(《私立弘文學院規章》)是私立弘文學院設立得到認可時製作的,所以該是弘文學院入學學生理應知曉的規章。依據規章製定細則對弘文學院來說是預定之事,不會給予學生以唐突之感。特別是《弘文學院章程第六章照行細則》對隨時入學、中途退學、不同的修業期間等問題,都是以對學習條件各異的留學生們能共同適用為基準製定的。又,《私立弘文學院規章第一章第二條》令學生“住院內宿舍”以鎖定教育的弘文學院,是明文規定了對宿舍生活全般所應負的責任。如前所述,弘文學院在發足後約一年的短時期內,在留學生教育上便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其經驗促進了細則的製定,而實際上這工作也並不是那麼簡單。看這條文可以想得到它是學院苦心經營的產物。可是,它又造成了事件的發端。再說,由於《私立弘文學院規章第一章第二條》同樣明記獲弘文學院允許者可以走讀,《弘文學院管理通學學生細則》早晚也該製定出來。對於開設走讀製度的要求,加納麵無難色地允諾下來,也是因為有校規為根據。不過,這也因為拒絕馬上實施而將事件時間拖長。對弘文學院這樣的運營學校,留學生們究竟是怎樣考慮的呢?
四、為何成為“改良課程”？
留學生的主張——《浙江潮》的記事
這裏該考慮第二個疑問了。
至此,已經講到了弘文學院向學生們出示的細則都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校規第六章,這已據資料得到確認,製定細則乃是預定之事。但不清楚的是,僅隻這些,為什麼加納治五郎為解決事態而與學生們達成“改良課程”的約定呢?可以設想或許還有其他理由。前麵少許接觸到的同鄉會雜誌的記事,雖然記述了事件的經過,但其論調是對弘文學院的批判。因此,這裏將目光投向他們批評批判色彩較濃的部分,打算探討那一事件背後是否還有什麼其他因素。
首先,在《記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全班與院長交涉事》(《浙江潮》)的開頭,有如下概略的陳述:辛醜冬(1901),北京警務諸君來日。加納治五郎設弘文學院以教授之。至去年春夏之交,來者日眾,加納氏力能及者皆招徠之。其間有誌願速成師範者與各種專門學習者,於是仿日本中學校章程,設一普通科,畢業後則保送專門學校。又創速成師範講習會,六個月畢業,演講教育授之大意,並參觀學校以資考察。自此以後,加納氏以熱心代興教育為己任。但試讀《支那教育問題》一過,加納氏巧滑牢籠之術若燭照。其普通科之因循遷延,尤非親睹者所不信。接著,又介紹了一個小插曲。
有某君與北京警務諸君同級,逍遙曠課,弘文絕不懲處,蓋因其父在肅親王之邸中,故待之極巴結。自去冬起(1902年末),不顧弘文章程所定學費二十五元,擬月取其學費三十五元。某君不允,又索之於總監督,說“此君吾特別待之者也”。總監督拒絕說:“貴院有特別學生,非吾所敢知也。”這個某君,據說是加納治五郎前一年在北京拜訪肅親王時,肅親王親自派遣的。想來此人是指王華綰。接下去又記述了對普通科教育的不滿。弘文學院普通科不完善是盡人皆知。學生常要求改良課程,加納氏皆承諾而從未有改革之一日。
這些都是記事中談到的“此次退學”事件的“種種遠因”,並非僅是一時之公憤。向學生部長們出示新定規則十二條時,部長諸君“初以為改良之課程也”,而其中“無一關於學課,不過為賺錢計耳”。倘若知道這些事情,就能夠理解那種表現的意思。
這一記事的最後附有記者的感想:吾記此事竟,不覺萬感集於胸中。回念祖國,唏噓之久。聊附數語於篇末。然後繼續寫道:吾國開學堂之議論,充塞於朝野。但現狀卻是“課程腐敗,職員頑梗,形式未完”,遑論精神。然吾國之無腦筋無血氣者睹外人之代興教育,而沾沾自喜,豈不知那外人處心積慮欲奪教育之權。諸君將奮袂而起,鼓造其國民之精神,激發其熱誠,普及其常識,以樹定普通教育之基礎。……我國有以教育為己任者,速抖擻精神普及教育,先完善其常識,後負笈而東渡。勿夢想扶桑三島乃吾國所創之學林,為培植人才之福地也!
所謂“鼓造國民精神”及其後敘述的精神教育的“精神”與“常識”,也就是普通教育授予的一般知識。
留學生的主張——《湖北學生界》的記事
還有一篇《弘文學院學生退校善後始末記》(《湖北學生界》第四期)的開頭,大體上這樣寫道:加納氏素托名熱心於清國教育者,欲以“服從主義”奪吾邦之教育,並創弘文學院設師範科,專注招引師範學生。但為開設師範科,迫於基礎未堅固,便於短期內設置警務科、速成警務科、六個月速成師範科、八個月速成師範科、半年三年各速成師範科、本科與速成本科等。這些學科名,不是取法於歐美,也並非取法於他所說的“宗國之日本”,要言之,是照我國政府派遣留學生文件上所以命名我學生者名之。由於(學科開設的)宗旨本來就不清,留學之目的無法實現,況且其管理之荒謬,竟有足使全校學生離去之勢。關於這一事件,即由“三矢氏之一語”而促其發動也。且幾天前禁止全校學生使用電話,對於抗議又置若罔聞,所以對於這次的規則,學生們務必要商談並與之相爭。
《支那教育問題》係批評的開端
從這樣的記述當中可以讀取到的,是對加納治五郎的清國留學生教育方針的強烈批判和很深的不信任感,以及對開設日期很短的弘文學院無正常的學校運營的各種不滿和對在本國不能實現近代教育的焦躁與遺憾。
關於對加納治五郎的批評與不信任,是以前一年(1902)10月,加納治五郎在給弘文學院第一批畢業生——湖南省派遣的速成師範科學生送別時的講話為發端。講話進行了二次,圍繞其內容,又二次與在座的楊度進行過討論。對這所謂《支那教育問題》的內容與反響,雖已說過,這裏再簡單複述一下。
那是有關對中國救亡有無作用的教育問題的討論。加納認為:振興教育提高國民程度以圖國民思想的形成,在政治方麵以維持體製為前提行漸進的改革,這是現實的最佳的救亡之策。另一方麵,楊度也表示讚同國民思想的形成,認為“精神教育”是必要的,但培養急進的改革(革命)精神則是教育的使命,這是基於這一點來考慮發揚民氣挽救國家滅亡的。楊度思想中急進的改革樣板是法國革命以來的歐洲革命和明治維新,不是那種意味著維持清朝現行體製的改革。二人主張的立腳點開始就不同,尤其是與國民性和教育相關的討論,其主張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對於楊度所問:加納對於中國人教育具體該怎樣實行?加納是這樣回答的:中國的國體,是“支那人種”(漢族)臣服於“滿洲人種”(滿族)之下而立國,所以“支那人種”的教育,必以服從“滿洲人種”為其要義。……“滿洲”和“支那”從其性質來看,已趨向於統治與服從,為政者與臣下的位置已固定。這是民族優劣之別。上述同鄉會雜誌的《支那教育問題》中的“服從主義”,作為討論的核心部分,明顯地受到了指摘。
夾雜著複雜要因的《支那教育問題》
這一點是討論的重要部分。綜合理解這一討論的話,必須看到:加納治五郎講話的動機和內容是根據數月前考察中國教育的經驗得到的,他們討論的背景中有共同認識到的針對白色人種的危機認識,經過激烈的討論,楊度與加納各自加深了對自己的認識和對方的理解,以此為契機,二人的討論歸結到惟以公理主義教育是從一麵來。
但是,由於《支那教育問題》,加納治五郎失去了作為教育者的信譽,學生們難以抹掉自己受了奴隸教育的念頭。這裏所說的學生其實是一種曖昧的說法,嚴密地說該是漢族留學生。
弘文學院作為私立學校得到正式承認是在前一年,那時已經有以“北京官費”名義派遣來的八旗出身的留學生,他們在離學院內宿舍很近的外塾生活著。“北京警務諸君”即是。關於他們,已經屢屢說到。在上記的同鄉會雜誌中,弘文學院對“北京警務諸君”“狡猾”的“特別待遇”,卻並未換來他們的支持。在日本的漢族留學生的民族自覺或民族自卑大概由於他們滿族留學生就在身邊的緣故,顯得尤為敏感。加納治五郎的講話便涉及了這微妙的機杼。“北京警務諸君”加入這“退學”事件的資料未曾見到。
意誌未曾溝通的關係
如前所述,弘文學院在不滿一年的短期間內,盡力接受了出身、學曆、留學目的、修業期限各異的各種各樣的留學生,但與此不能同步,卻受窘於教師、校舍、宿舍的準備。如果客觀地看待這一問題,也不僅是弘文學院方麵不做準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中國方麵急於著手近代教育和培養教師的緣故。然而,對於他們留學生來說,是以作為國民教育的普及普通教育為燃眉之急,所以充實普通科課程至關重要,這從前引記事之中也可以理解。這樣的學生,對還不完善的普通科課程感到不滿,並非沒有道理。對學生“改良課程”的要求,加納治五郎總是頷首卻又投其項背。所以,發足不久,弘文學院實行的錯誤的教育形態,就在他們的眼中,變成不過是離理想差得很遠的聊以充數的東西罷了。
可是,如果僅此而已,就因為出示了預定的校規細則,學生便會馬上想到“改良課程”的被無視嗎?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加納治五郎傷害了他們的民族感情。信賴關係受到了極大的損傷。他們把加納對弘文學院的經營,解釋為玩弄“巧滑牢籠之術”。對於出示《新定規則十二條》,那有關經濟事項的校規細則前提上已被視之度外,認為是對取消“改良課程”的背信行為。此前發生的限製學生自由使用電話,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高壓措施。恐怕加納治五郎也會明白這一事件不是基於“一時的公憤”。因此,可以斷定他們反複提出的“改良課程”的要求也就成了解決事態的突破口。因為普及普通教育本來就是加納一貫的主張。
第三個疑問的答案,也可以這樣大致考察。
疑問之三,作為要求修改部分規則而成為事件發端這一問題,果真是學生們反應過敏並感情用事?這個問題一如前述,因《支那教育問題》傷害了學生們的民族自尊而毀壞了信賴關係是最大的原因。學生對學校抱有難以擺脫的不信任感,妨礙了雙方意誌的溝通。因此,學院的意圖不能正確地傳達給學生。學生受到無視要求的“背信行為”,便把院方的一切行動都看成“籠絡之術”。而且看不到解決事件的線索。報道這一事件的《浙江潮》和《湖北學生界》的記述,本來就帶有學生的這種很濃的主觀色彩。
(待續)（《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1期）魯迅與弘文學院學生“退學”事件(下)［日］北岡正子著靳叢林譯五、弘文學院的記錄——事件的主人公們
“退學”事件學生一覽
把學生們的這種反應看作引起事件的要因,但又不僅僅如此。這裏稍離開這些雜誌的記述,據另一份資料《弘文學院沿革資料》,從另一側麵看一下這一事件。
《弘文學院沿革資料》為我們留下了“同盟攜行李妄宿院外”的學生即這一事件的主人公48人的名字。他們都是怎樣的人物呢?主要資料是《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報告題名錄》、《中國人留學生在籍者名簿》等,再把這些敘述的若幹相關資料綜合起來看,是能夠告訴我們一些有關他們的情況的。
下麵的《“退學”事件一覽表》,為了敘述便利,整理了出身省份,分項記下姓名、年齡、派遣費的種類、來日月份、在籍的學科、班名、畢業或退學的年月,並有備考。
“退學”事件一覽表
凡例
“年齡”係據《第二次報告題名錄》(自壬寅9月起癸卯止 \/ 1902年10月—1903年1月)。但與前麵提到的講道館牛入分場入門者名(據《講道館館員名簿第一》)記載(1903年3月)的年齡不一致的場合,如下列圖表所示。兩份都是自己寫的年齡。
下線、表示《講道館牛入分場入門者名》記錄的一方小一歲(兩條線為兩歲)。
上線、表示《講道館牛入分場入門者名》記錄的一方大一歲。
點線、隻在《講道館牛入分場入門者名》中有記錄。
十年論魯迅——魯迅研究論文選(2000—2010)魯迅與弘文學院學生“退學”事件(下)“派遣費”有兩種類時並記。
“來日月份”全員於光緒二十八(1902)年來日本,故紀年省略,隻記舊曆月份。
所據資料為舊曆,因此也有不能正確改成陽曆的情況,但依其他資料而知陽曆月份時,下補數字。
“班名”事件當時的名稱。
“卒業”或“退學”年月用西曆表示。
“備考”中寫明同鄉會雜誌(《遊學譯編》、《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的編者與執筆者、後來參加拒俄義勇隊者,僅限弘文學院畢業後已知者。但關於同鄉會雜誌的編者、執筆者,抱歉的是隻記下了已知者。
當該事項不詳或資料相互矛盾時,用“?”表示。出身省份有疑問時,在姓名欄中加“?”。【不明】是上記資料中任何線索也沒有者。
姓名年齡派遣費來日
月份學科班名卒業
(退學)備考[江蘇省](十六名)1顧琅23南洋官費三·4普通科浙江班04.3正則英語預備校·東京帝國
大學(工科)2伍崇學23南洋官費三·4普通科浙江班04.3東京高等師範學校3張修爵25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4夏斌25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拒俄義勇隊5彭樹滋23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拒俄義勇隊6周霖27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續表)
姓名年齡派遣費來日
月份學科班名卒業
(退學)備考[江蘇省](十六名)7吳翔慶27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8於璜25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9濮祁27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10楊煦26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11顧琪27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12陳福頤24同上·自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東京高等商業學校13顧沛然25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14李祖虞20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15倪壽齡?自費九·?師範科？？拒俄義勇隊16汪興準2·3·自費·官費六·9普通科?(03.7)千葉醫學專門學校[浙江省](十一名)17周樹人21南洋官費三·4普通科浙江班04.3《浙江潮》仙台醫
學專門學校18張邦華25南洋官費三·4普通科浙江班04.3國民英語學校·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韓永康19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4.3拒俄義勇隊東京
高等師範學校?20沈祚延23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4.3研數學館·東京
高等商業學校21韓清泉18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4.3金澤醫學專門學校22章毓蘭21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4.3東京高等師範學校?23許壽裳21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4.3《浙江潮》拒俄義勇隊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24施霖23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3·4)正則英語預備學校·
第二高等學校(中退)·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25壽昌田20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4.3振武學校陸軍
預備入聯隊26曆家福1·9·?官費九普通科浙江班04.3《遊學譯編》正則
英語預備學校·
金澤醫學專門學校(續表)
姓名年齡派遣費來日
月份學科班名卒業
(退學)備考[浙江省](十一名)27周承菼19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4.3振武學校陸軍預備
入聯隊·陸軍士官
學校[安徽省](三名)28劉廼弼25南洋官費三·4普通科浙江班04.3法政大學29洪繩祖27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03.730程崇泗26南洋官費五·6普通科南京乙班?[湖南省](三名)31陳介19浙江官費八·9普通科浙江班04.3《遊學譯編》
東京帝國大學32黃軫29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03.5)《遊學譯編》
拒俄義勇隊33楊毓麟32自費·
官費十師範科?(03.4)《遊學譯編》早稻田
大學高等預科·
早稻田大學
政治經濟科[湖北省](十四名)34馬毓福30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03.535餘德元29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03.536沈明道30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03.537汪步揚39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03.538紀鴻27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03.5東京高等師範學校?39李書城21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湖北學生界》拒俄
義勇隊陸軍士官
學校40阿勒精阿29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東京法學院大學(續表)
姓名年齡派遣費來日
月份學科班名卒業
(退學)備考[湖北省](十四名)41施哷本22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東京法學院大學42談錫恩29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東京高等師範學校43胡錚22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44陳文哲29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湖北學生界》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45周維楨24湖北官費五·6師範科湖北速成
師範班(03.5)《湖北學生界》
拒俄義勇隊46陳榮鏡27自費十一師範科?日本大學
高等師範部·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47劉雲龍27自費十一師範科?(03.5)陸軍士官學校【不明】(一名)48錢永複?????最初發生疑問的是周樹人即魯迅的年齡。魯迅生於西曆1881年9月25日,從1902年9月25日到1903年9月24日為滿21周歲。《第一次報告題名錄》(自壬寅一月起八月止\/1901年12月—1902年9月)中,魯迅自己寫為20歲。其他如明治37(1904)年6月1日向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提交的魯迅親筆寫的《學業履曆書》中,記入的年齡是“二十二歲”。當時那是他的周歲年齡。其他人的年齡如何呢?由於不知道生年月日很難判斷,但許壽裳的年齡是算後記入的。至少可以認為,魯迅當時自己記入的是周歲年齡。但正如讀者所見,年齡差個一兩歲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
看這個一覽表,學生幾乎都是出生於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除少數自費留學生外,都是南洋官費、浙江官費、湖北官費派遣的留學生。這其中1902年6月以後的官費派遣生,出發當時就已決定入學弘文學院,從來日開始便在學習與生活方麵一起行動。比他們先到的南洋官費生,即魯迅等數人,來日後到決定入學弘文學院雖然需要不少的時日,卻還是開始與他們一起生活。
《弘文學院續報》記載的學生們
已經在“三—1”中敘述過,但看傳達進入弘文學院留學生消息的《弘文學院續報》(《國士》45號)的留學生的姓名,實際與前麵一覽表的學生們有所混同。該部分這裏再次略記如下:……最近來日應入同院學生數十名,就中兩江總督劉坤一派遣下記學生十三名,應修理工科相關學科。
南京官派學生(13人姓名——省略後述)
又,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遣下記師範學生及警察學生不久也將來日。
師範學生(三十人姓名——省略後述)
……中略……
警察學生貳拾名(姓名——省略後述)關於這三組學生也已說過,下述事實則已知曉。
兩江總督劉坤一派遣的第二陣“南京官派學生”——南京乙班
先是關於兩江總督劉坤一派遣的“南京官派學生”。他們是明治35(1902)年6月入學住進本院宿舍的。7月,這13名“南京官派學生”遷往上月開設的東五軒町外塾。那是為了要在他們的住址處蓋“大講堂”,同年11月,他們再次回到本院宿舍。其中10人於明治36(1903)年7月“本科”畢業。說是本科,也就是普通科。這“南京官派學生”是“南洋官費”的第二陣留學生,也稱江蘇留學生,班級被稱為“南京乙班”。前麵引文省略姓名部分的13人如下,全員都是《“退學”事件學生一覽表》中出現的人:
3張修爵4夏斌5彭樹滋
6周霖7吳翔慶8於璜
9濮祁10楊煦11顧琪
12陳福頤13顧沛然29洪繩祖
30程崇泗
出身是江蘇省11人,安徽省2人。其中,12陳福頤變成了自費,但那是弘文學院畢業以後的事。當然,在事件發生的3月,還在本院宿舍。
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遣的“師範學生”——湖北速成師範班
接下來是關於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遣的“師範學生”和“警察學生”。他們是以“湖北官費”資格派遣的留學生,分別被稱為“湖北速成師範班”、“湖北警務學生”。這30名“師範學生”於明治35(1902)年6月入本院宿舍。明治36(1903)年2月,這30名“師範學生”中的12人畢業。作為“八個月速成師範卒業者”,這些畢業生的名字被記入《學生異動報告書》中。當然,這12名畢業生與事件無關。這30名“師範學生”是同時入學,可以推測是修業年限不同的人混雜在一起。關於這年2月尚不曾畢業的餘下的18人,看前述省略部分所寫姓名,有下述13人出現在《“退學”事件一覽表》中:
32黃軫34馬毓福35餘德元
36沈明道37汪步揚38紀鴻
39李書城40阿勒精阿41施哷本
42談錫恩43胡錚44陳文哲
45周維楨
這些人中有湖南省一人,湖北省12人。13人中7人於明治36(1903)年5月退學,其他人何時畢業不詳。
另一方麵,20名“警察學生”於明治35(1902)年7月入上月剛開設的赤城下外塾。同月,20名“警察學生”中的10名,應湖北學生監督的要求轉學到成城學校。“警察學生貳拾名”下省略部分的姓名,在《“退學”事件一覽表》中沒有出現。他們之中沒有人與事件有關聯。我以為是他們一直住在赤城下外塾的緣故。畢業是明治36(1904)年6月。
上述為《弘文學院續報》記載的學生們。
兩江總督劉坤一派遣的第一陣南洋官費生與浙江官費生——浙江班
最後,探討一下《“退學”事件一覽表》中剩下的以浙江省為主的一夥。先是弘文學院成立時,作為南洋官費生第一陣的由兩江總督劉坤一派遣的學生們:1顧琅2伍崇學17周樹人18張邦華28劉廼弼。
也是由兩江總督劉坤一派遣的晚來此數月的浙江官費生是:14李祖虞19韓永康20沈祚延21韓清泉22章毓蘭23許壽裳24施霖25壽昌田27周承菼31陳介26厲家福也覺得是浙江官費,但不能斷定。
與他們一起來日的浙江官費生,其他還有一人叫錢家治。但“同盟攜帶行李妄宿院外”者中沒有他的名字。或者,《“退學”事件一覽表》中僅有一個人“48錢永複”,他在上述關聯資料中沒有任何線索,也看不到他的名字,想來這也許是錢家治的誤記,但這也不能斷定。第一陣的南洋官費生有6人,其中徐慶鑄在明治35(1902)年12月開始記錄的《學生異動報告書》中已經見不到他的名字。
第一陣南洋官費生最初是作為“江南班”聽課的,其後與後來的浙江官費生合流成為“浙江班”。第一陣南洋官費生開始就住在本院宿舍,而9月入學的浙江官費生不久一分為二住在外塾,11月全員入本院宿舍。“浙江班”的學生,在3月份都已住在本院宿舍。其出身是:江蘇省三名,浙江省11名,安徽省1名,湖南省1名。他們在明治37(1904)年3月畢業。
自費留學生5人
加上自費留學生5名:15倪壽齡16汪興準33楊毓麟46陳榮鏡47劉雲龍和【不明】的一名:48錢永複,弘文學院方麵資料記載的姓名共有48名。其中16汪興準和33楊毓麟後來好像是成了官費生,但當時是自費生,所以分類在這裏。
這5個自費留學生,據《學生異動報告書》而知,他們在3月事件時住在本院宿舍。還有,自費留學生由於來日時期與官費留學生不同,即使是同省出身在籍學科也與他們一樣,但是否在同一班級卻不清楚。
這樣看來,這一事件的主人公都是本院宿舍的寄宿生,而其中大半是弘文學院初創時期的速成師範科的入學生和修業時間較長的普通科的學生,並且是張之洞和劉坤一派遣的官費留學生。他們幾乎都是弘文學院創立之初到9月份入學的留學生。下麵詳細探討一下這些人。
六、主人公們的位置
當時的寄宿生
弘文學院關聯資料之一的《學生異動報告書》,是從“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現在學生”開始記錄的。那時全員在冊留學生共有104人。翌年(1903年)1月到3月,除有一兩個入學和退學者外,2月送走湖北官費師範科留學生15名,加上2月和3月送走的北京官費警務科留學生,總計27名。事件發生的明治36(1903)年3月末弘文學院在冊的寄宿生記錄為63名。如前所述,湖北官費的“警察學生”中留在弘文學院的10名在赤城下外塾,在本院宿舍的寄宿生是53名。參加事件的是48名,占其九成,即為全部寄宿生63名的四分之三強。
參照《第一次報告題名錄》和《中國人留學生在籍者名簿》等資料的記載,看本院宿舍53名寄宿生的出身,有江蘇省16名,浙江省12名,安徽省3名,湖南省3名,湖北省18名,不詳1名(1月入學的樂達明)。其中參與這一事件的,江蘇省、安徽省、湖南省出身者是全員,浙江省除錢家治一人外是11人,湖北省14人。如果假定派遣在籍等一切不清的“錢永複”是“錢家治”的記錄錯誤,那麼浙江省出生的人便是全員參與了事件。我以為,寫在《弘文學院沿革資料》中的這48人一齊離開宿舍之時,本院的授課就不能成行。還有,參照迄今為止的探討,《浙江潮》和《湖北學生界》記載的52人的總數、在籍學科及其人數,都不很嚴密,好像是粗略的統計。
弘文學院的記錄所複寫的主人公們
那麼,把從弘文學院方麵記錄推導出的事態加以整理,大致是這樣的。
事件的主人公們幾乎都是官費生。而從派遣單位來說,可一分為二:兩江總督劉坤一派遣的“南洋官費”生和“浙江官費”生,以及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遣的“湖北官費”生。他們是明治35(1902)年分四組(4月一組、6月二組、9月一組)來日,進入弘文學院的。之後,在弘文學院,他們被編成“南京乙班”、“湖北速成師範班”、“浙江班”三個班級。這也是一個月後接受日中兩國高官們觀摩教學之中的三個班級。包括自費生在內,他們的出身集中為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等五省,除湖北省以外,幾乎全都是本院宿舍的寄宿生。在這一事件中離開弘文學院的學生,約占本院宿舍寄宿生九成,為48人。從當時寄宿生的數目來看,他們“退學”,則意味著使弘文學院的教育機能陷於癱瘓狀態。
還有一點應該關注,即40阿勒精阿和41施哷本二人是駐防八旗出身,係滿族學生。這一事實表明,不能將他們單純地看作僅隻是八旗出身的問題。又如前述,已經指出講道館牛入分場的入門者33人都是這事件的主人公,也接觸到阿勒精阿和施哷本也是入門者。他們作為湖北師範班的學生一直和漢族學生一起行動。
部分八旗出身的學生與漢族學生的這種交流,其他地方是否還有?作為今後的研究課題,這倒是值得留心的。
在學學生很多的弘文學院
關於當時中國留學生在籍學校和出身,《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一次報告——自壬寅一月起八月止》的《分校分省人數統計表》中有詳細記錄,可做參考。從時間上看,可認為是到明治35(1902)年9月份的統計。在學學生數目最多的是弘文學院的172名,其次是成城學校152名,這兩校占總人數的56%。之後,依次是二桁台、精華學校、同文書院、陸軍士官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出身省別最多的是江蘇省115名,湖北省85名,浙江省84名,廣東省60名,安徽省46名,湖南省42名,旗籍31名,福建省31名,直隸省25名……順便說一下,上述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五省約占總人數的65%。以此來看弘文學院,還是以這五省來的學生為多。這作為一般傾向也為弘文學院認可。
旗籍學生頗多的弘文學院
弘文學院的特征是八旗出身即旗籍學生很多。廣東省的學生同樣也多,但他們在明治35(1902)年12月已經畢業。另一方麵,在《分校分省人數統計表》中,除陸軍士官學校3名在校生外,餘皆在弘文學院學習。《第二次報告題名錄》的記錄雖略有不同,但他們的教育都是弘文學院一手承攬。在弘文學院,這五省和旗籍學生除外,直隸、江西、四川各省在學學生合起來不滿10名。大部分旗籍學生是前記“北京官費的警務科留學生”,即再三提到的“北京警務學生”。他們是包括宗室在內的八旗出身的人,是在弘文學院正式作為私立學校被認可之前的明治34(1901)年秋天來日的最早的一批,未有本院宿舍之前在江戶川外塾生活,也與本院宿舍的學生一起行動。上一年8月,為避暑一起去過伊豆的伊東,還在那一年正月一起參加過高官們的觀摩教學。他們在明治36(1903)年的2月或3月畢業,這期間入學弘文學院的學生大概不知道他們的存在吧。
“新年團拜禮”的排滿演說
這裏將目光轉移到學院外這些留學生的行動上。
明治36(1903)年1月29日,即清光緒二十九年春節,各省留學生聚集在駿河台的清國留學生會館舉行“新年團拜禮”。據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和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其情況大體如下。
1903年陰曆初一,為歡迎載振貝子(欽差出使英國專使大臣),留學生們在清國留學生會館舉行新年團體祝賀會。參加者千餘人,蔡鈞公使也蒞臨。當時,馬君武和劉成禺發表了排滿演說。據說是受孫文之命。二人述說滿洲吞並、滅亡中國的曆史,主張排除滿族恢複漢人主權以拯救中國。慷慨激昂的演說贏得了滿座的掌聲。滿洲宗室的長福雖站起來反駁,但被眾人的斥責聲淹沒。因為此事,劉成禺被成城學校除名而不能入陸軍士官學校。家宅也遭搜查並被逐出東京去了美國。長福是靠蔡鈞的斡旋當上橫濱領事的。這一排滿思想,表明與前一年(1902)4月27日章炳麟等人發起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有牽連。馬君武也是發起人之一。
由於前述《分校分省人數統計表》記載的留學生總數是573人,“其他預備入校者四十一人”,這“千人”是相當誇張的表現,大概是考慮到“新年團拜禮”有在京大多數留學生參加的緣故吧。弘文學院的學生當然也包括在內。反駁排滿演說的長福也是弘文學院在籍的“北京警務學生”。這些學生們總的年齡比較大,長福是33歲,出身是“宗室正紅”。之後,他們旗籍學生與其他學生的關係不能認為是良好的。然而,弘文學院與其他學校不同,漢滿留學生同士有一個和睦相處的環境。這年2月,長福成了比其他“北京警務學生”先行一步畢業的6名之中的一員,就在“新年團拜禮”後不久出了弘文學院。
雜誌發刊的機運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件,與同省出身的留學生組織同鄉會並以此為基礎創刊雜誌的機運並非無緣。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比別人先行一步的這一事件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同省出身的同鄉會成員一事。明治35(1902)年12月,《遊學譯編》(湖南省)創刊,明治36(1903)年1月《湖北學生界》(第六期開始改為《漢聲》,湖北省)創刊,同年2月《浙江潮》(浙江省)、4月《江蘇》(江蘇省)發刊。浙江同鄉會的出現,是在前一年秋季的舊曆11月。
黃福慶把清末留日學生們創刊的雜誌內容分成四類:介紹新思想新知識;發揚愛國精神;提倡女權和女子教育;振興中國工商業的。並以前二者為上述雜誌的內容來舉例。又,作為“編輯及發行人”,《遊學譯編》是黃軫、許直、楊毓麟、張孝準等人;《湖北學生界》是王璟芳、尹媛一等;《浙江潮》是孫翼中、蔣智由、蔣方震;《江蘇》是秦毓鎏、張肇桐、汪榮寶。
湖南編譯社的《遊學譯編》
《遊學譯編》是由湖南留學生的湖南編譯社發行的刊物。它把從日本人的著作和報紙雜誌上翻譯的文章分成“學術”、“教育”、“軍事”、“理財”、“外交”、“曆史”、“地理”、“時論”等欄目編輯刊載,以“擴充本國見聞,增益國民智識”為旨趣,不是論述而是以翻譯介紹為主,然而說不上是客觀的學術性的介紹,其內容中看得到排滿救國的意圖。一方麵有“十九世紀學術史”、“學校行政法”,另一方麵則有“支那滅亡之風潮”、“埃及滅亡慘狀記”、“民族主義之教育”、“滿洲問題”、“湖南自治論”(社論)等。“遊學譯編第二期譯員表”中,列有如下翻譯者的名字(附有譯員表的隻有第二期):“周家樹(學術·軍事)\/黃軫(教育)\/周宏業(理財)\/曾鯤化、梁煥彝(時事)\/楊毓麟(曆史)\/範銳(地理)\/許兼(外論)\/張孝準(世界大勢一班)”。
同鄉會雜誌《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
《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都是作為同鄉會的機關雜誌創刊的。其旨趣率直地說:是“輸入東西之學說,喚起國民之精神”(《湖北學生界·開辦章程》)。
這三個雜誌都設有“學說”(社論·論說)和“學術”(政法、經濟、教育、軍事、實業、曆史、地理、理科)、“小說”、“時評”、內外和留學界的“記事”等欄目,都是大同小異,也提出各省的問題。因此,作為主要的共同論述的問題是:作為國民的條件是什麼?國家存立的條件是什麼?可以說創造“國民”論是其基調。他們所說的“國民”,是指與清政府治下隸屬地位的人相對置觀念下的“國民”。《國民教育論》、《論中國合群當自自治始》、《憲政發達史》、《國際法上之新國家觀》、《國民新靈魂》、《論中國衰弱女子不得辭其罪》、《支那當改造政府》等等,從論說到雜錄舉不勝舉,展開了眾多的論述。進而在這一基調之上,表現出更尖銳化的排滿主張,或者是對於留學生身邊發生事件的民族性的憤怒。例如《俄日之滿韓交換的密約》、《革命其可免乎》、《軍國民教育會之組織》、《大阪博覽會人類館女子事件》等,這也是數不勝數。拒俄義勇隊的結成與禁止、第五次國內博覽會上民族侮辱事件等,對於留學生來說的重大事件,三個雜誌都同樣報道。弘文學院的事也是同樣處理的,正如已經看到的那樣。
這些執筆者的全貌雖然不大清楚,但《湖北學生界》(第一期、第二期)的目錄中記有姓名:張繼煦(論說教育)\/李書城(論說)\/萬聲揚(教育)\/但壽(學說)\/權量(政法商學)\/王璟芳(經濟)\/藍天蔚(軍事)\/王榮樹(農學)\/範鴻泰(工學)\/屈德澤(實業理科)\/傅汝勤(醫學)\/劉成禺(曆史)\/李步青(地理)\/陳文哲(時評)\/張鴻藻(雜俎)\/周惟楨(雜俎時評)\/張孝移(外事)\/金華祝(國聞)\/程明超(湖北調查部記事敘例)。第三期以後的《湖北學生界》與《浙江潮》、《江蘇》中,論文和記事似不署名,即使有名字也幾乎都是筆名。《浙江潮》的編集與許壽裳有關,所以常向周樹人(魯迅)索要原稿之事已廣為人知。上述雜誌後來都被禁止。以同鄉會為母體的這些雜誌的發刊,意味著他們以出生地為一個單位凝聚起力量吧。還有,以同鄉會作為母體,他們的主張結成一個“愛國精神的發揚”,這其中也訴諸同鄉意識與國民意識的並存吧。團結起來的力量不斷地引起連帶的作用。
排滿運動的助跑
在部分範圍內已知道一些人的名字,他們在編集者和執筆者之中,已經作為與弘文學院事件的關聯者出現:黃軫、楊毓麟(《遊學譯編》);李書城、陳文哲、周惟楨(《湖北學生界》);許壽裳、周樹人(《浙江潮》)等。
還可以覺察到,在他們這些編輯者和執筆者之中,這一年4月,參加東京中國留學生組織的拒俄義勇隊的人也大有人在。隊長藍天蔚,分隊長王璟芳、尹媛一,隊員秦毓鎏、張肇桐、黃軫、周宏業、李書城、劉成禺、周惟楨、許壽裳,本部的楊毓麟等。所謂拒俄義勇隊,是義和團事件之後非法駐留在東三省的俄國對撤兵條件提出了新的要求,留學生們因此組織起抵抗俄國的武裝集團。清政府由於輕視他們的抗議,進一步釀就了排滿運動的事件。翌年,黃軫(興)組織了黃華會。
與弘文學院事件相關的學生中參加拒俄義勇隊的人也很多。隊員中有夏斌、倪壽齡、韓永康、許壽裳、黃軫、李書城、周惟楨。本部有張修爵、彭樹滋、濮祁、楊毓麟、餘德元。這其中,上述雜誌的編集者和執筆者的名字重複出現,即黃軫、楊毓麟、李書城、周惟楨、許壽裳等。
與弘文學院事件有關的學生們,當時已經具有這種帶有地域性的表明共通意誌的場所(雜誌)。對於他們來說,有了互相連帶的條件。粗略地說來,他們已經處於明顯化的排滿運動的中途。弘文學院學生“退學”事件,似乎也成了那一運動助跑的要素。
七、魯迅的決意:剪掉辮子
二個資料傳達的一顆心
有關這一事件的其他資料所存甚少,都是片段的記錄。
首先,在作為報告留學生動向的《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雜之部》(外務省記錄)中有如下畫了圈的秘密文書。甲秘第五十一號
清國留學生會合之件
外務大臣男爵小村壽太郎殿下:
昨四日牛入區赤城元町出租會場清風亭有清國留學生六十九名會合,暗查其目的,為浙江省同鄉會惟恐他日感情流失陷於自暴自棄,最慎之深思熟慮以遂其誌。俟日後歸國之為本國盡力雲雲,暗中不過為非難弘文學院學生之輕率也。
前此申報
明治三十六年四月五日
警視總監大浦兼武清風亭是留學生經常利用的弘文學院附近的出租會場。出席江蘇省同鄉會的,當然也有弘文學院以外的學生。讀這報告,可以使人看到出現了對這所謂“退學”手段的批評。報告顯示出警視廳滴水不漏的暗探聽得出學生們的不同見解。
還有“陰曆四月十日”的《蘇報》“東京留學生彙述”一欄,刊載了這一事件的簡單的報告。講述“弘文學院的同盟退校”的理由是:夏期休假中也要收取學費和一月洗滌三次製服以外自費之事,學生們反對這些而提出了六條要求。要求的內容是:(一) 撤換舍監與加納治五郎直接交涉;(二) 改良課程;(三) 撤銷洗滌物品的限製;(四) 增印教科書;(五、六) 不詳。而且添加了下述逸話。
——同盟退校之後,一學生向汪總監督說:我是六個月速成師範班的學生,現在已經過了四個月,不久即能歸國。我其實不想退校,是迫於眾人不得已才做。汪大力讚賞說,你這樣的人才是通達事理的人,學生沒有理由同這個國家的大教育家拔刀相戰,那是必敗無疑的。這是多麼可笑的話!
事件的主人公中沒有“六個月”速成師範科的學生。而《蘇報》的取材竟然如此,可見不很嚴謹。這一報道道清了《蘇報》的立場。這個學生是同破壞罷課者一樣的。
這裏列舉的兩則資料所表現的意圖完全相反,但在對於所謂“退學”的手段方麵表現出留學生之間見解不同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姑且不管表現意圖如何,它還意外地傳達出與事件主流脫離的留學生的某種心境。
想來這些留學生們的心情,一方麵也與主人公們一樣有共通之處吧。就連傳達這一事件的《浙江潮》的記者的感想,也是遊移在必須在外國接受近代教育和保衛民族性的自尊之間,那種二律背反的苦澀的心情不是都存在著麼。
傳給弟弟的事件消息
據近年公開刊行的《周作人日記》(影印本),可知這一事件傳到了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遊學中的周作人。他當時在宿舍。話頭雖然有點兒混雜,但與要敘述的事情有關,還是抓住要點介紹吧。
癸卯三月十二日(1903年4月9日),周作人收到魯迅信(4月2日),告之托歸國友人謝西園捎回衣服和書籍,據同信中目錄而知有照片兩張。即弘文學院班級同學照片和剪掉辮子的照片(弘文同學攝影一張,斷發之相一張)。送信者大概是剛從東京回來的人,向周作人講述了弘文學院的退學事件(弘文散學)和姚監督因此事逃去的最新消息。
幾天後,謝西園送來了東西。照片也在其中。又過了兩三天(4月18日),謝西園把忘送來的雜誌又帶來了。謝西園似也談起了弘文學院的退學事件。學監因二人談弘文學院退學事件而大恐懼,當晚召出周作人大加斥責。周作人早就希望留學日本,而這時學監卻說,即使校長派你留學也必阻之。義憤填膺的周作人決定,如果希望落空就退學返歸故裏,並把這一心情寫信告之魯迅。當時,《蘇報》也常常報道江南陸師學堂和浙江大學堂等校的“散學”事件。在周作人日記中,這樣的事也常常出現,還記錄過他寫信表明被浙江大學堂學生喚起的相當的共鳴。學監是神經過敏,聽到這樣的事便引起想象:莫不是在跨洋越海交換“散學”的情報?
此後約一周,魯迅的信(4月18日)送到。信封中有剪掉辮子的照片,並寫到弘文學院事件結束已返回學校。可知魯迅親自寫信將弘文學院的事件告訴了周作人。《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也被送到。這10天左右,魯迅又有信到,內容是勸周作人打消退學念頭。
這故事說明:東京弘文學院事件的消息通過留學生傳到了中國,在本國也引起人們的關心。其反映也與留學生同調,並害怕給學堂的學生們以影響。
剪掉辮子的魯迅
這裏值得關注的是:魯迅在這一事件中剪掉發辮之事。關於此事,魯迅留學時代的摯友許壽裳多年後寫下了“至今還曆曆如在目前”的印象。……那時江南班還沒有一個人剪辮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監督(略)不允許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監督姚某,因為和一位姓錢的女子有奸私,被鄒容等五個人闖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後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辮子,掛在留學生會館裏示眾,我也興奮地跑去看過的。姚某便隻得狼狽地偷偷地回國去了,魯迅剪辮是江南班中的第一個,大約還在姚某偷偷回國之先,這天,他剪去之後,來到我的自修室,臉上微微現著喜悅的表情。我說:“阿,壁壘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頭頂,相對一笑。
(《亡友魯迅印象記·剪辮》)江南班這時已經被合並到浙江班。讀這文章可知,這裏所指係當初魯迅等“礦務學生”班級(江南班)的成員。
被剪掉辮子的姚文甫
關於這姚某,《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學生監督並視察員部》中留下了通知其到任的清國公使致外務大臣的公文。據此而知受江南陸師學堂委托作為南洋官費留學生監督赴任的乃是姚煜。下文介紹的《蘇報》中的姚文甫,名煜,字為“文甫”。章太炎所記“陸軍學生監督姚甲”(《鄒容傳》),這“姚甲”就是“姚某”。在前麵引用的《蘇報》“東京留學生彙述”同一欄目中,有關於這一事件的報道。這是人們熟知的話題,其他地方也有記述,但報道事件經過比較詳細的是《蘇報》,這裏據此作一介紹。
——據說南洋學生監督姚文甫,曾妨礙特定的留學生入學成城學校和聯隊(在近衛聯隊作為見習士官而來的留學生)。於是發生成城學校的南洋(官費)留學生八人毆打一人而成重傷之事。姚文甫說:軍人打架是常事,八人打一人,定是被打者惹起眾怒才招致的,把受傷的學生(從學校)攆出去!聽了這話,八人也怕受牽連而被趕走,結果雙方和解,一起遷怒於姚文甫。同鄉者騷然,都指向姚文甫欲鳴不平,說什麼我們也用很多人揍他(姚文甫)一頓吧。姚文甫如此惹怒眾人,是因為品行不端而遭眾人嘲笑。留學生會館和浙江同鄉會幹事那裏陸續收到許多責難之信。正當浙江同鄉會開會考慮處理這一事件時,事先有人出來要讓他回國並要在他家裏收拾他,而且將此事告訴了姚文甫。3月31日,他自己決定兩天以內坐船歸國。當晚10點,幾個人來到姚文甫的寓所,他們曆數姚文甫對學生們的罪狀,最後指責他品行惡劣。一個人抓住他的辮子用剪子剪掉,還剩一點兒頭發根,又一次剪幹淨。然後,扇他的嘴巴說:“明天五點滾出東京,不然就結果你!”(……略)翌日晨(4月1日)五時,姚文甫坐火車去了橫濱(……略)。目前,姚文甫的辮子上寫著“南洋學生監督留學生的公敵姚某的辮子”,懸掛在(清國留學生)會館。
周作人和許壽裳寫的姚姓監督的事件,簡單地說來就是這事。自己剪掉辮子是表示反滿的意誌,而被人剪掉其意相反,被視為叛徒。作為懲罰品行惡劣監督的手段,這大概是最合適的吧。當時也有其他同樣的例子,據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外務省記錄》是很容易弄清的。
表示意誌的斷發
魯迅後來的小說《頭發的故事》,就是取材於這個事件。辮子(男子的剃發垂辮)原本是滿族的習俗,明滅亡清立國之後,公布剃發令強製漢民族也留這發型。那意味著臣服於大清,其嚴厲則謂之“留頭者不留發,留發者不留頭”。如若反抗,必當喪命。清末留學日本的學生們,剪掉辮子者,是表示反滿的意誌。在風習不同的日本,處於對辮子的好奇心而成為被蔑視的對象之事,增加了他們的痛苦。魯迅在這小說中寫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隻因為這不痛不癢的頭發而吃苦,受難,滅亡。”
托人捎來的裝有照片的包裹中魯迅給周作人的信是4月2日寫的。姚文甫離開日本是4月1日。斷發的魯迅出現在許壽裳的自修室好像是在這之前。自修室在弘文學院的本院宿舍中。看許壽裳關於魯迅斷發和姚文甫事件相關的回憶,覺得沒有將這兩件事的時間分開來談。在這一事件中,學生們一齊離開弘文學院是3月29日,再次返回則是4月16日。就是說,魯迅剪掉辮子大概是在他們還在弘文學院的三月末左右。至少也該認為是在弘文學院事件當中。也就是說,送給弟弟周作人的照片是在剛斷發之後。剪掉辮子的魯迅,先告訴了好友許壽裳,又給弟弟寄去了照片。那是他明確地公布自己意誌的宣言。
追尋弘文學院“退學”事件的足跡,思考魯迅這樣的行為,在我看來,這一事件正是喚醒魯迅自覺的民族意識決心的契機。
魯迅的決心
魯迅把斷發的照片也送給了許壽裳。照片的背後寫了一首詩。
關於所贈的這首詩,許壽裳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有四次提到。……在民元前九年留學東京時,贈我小像,後補以詩,曰:
靈台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黯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我所認識的魯迅》1936年10月27日原載《新苗》11期
民元前九年(1903)他二十三歲,在東京有一首自題小像贈我的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懷舊》1936年12月19日原載《新苗》13期
詩抄第一首《自題小像》是其二十三歲時贈餘者。其逝世後,拙作《懷舊》文中首先予以發表……
《魯迅舊體詩跋》1944年5月4日原載《雲南晚報》
別後,他寄給我一張照片,後麵題著一首七絕詩,有“我以我血薦軒轅”之句,我也在《懷舊》文中,首先把它發表過了。
《亡友魯迅印象記·仙台學醫》1947年10月峨嵋出版社最初兩篇,是魯迅逝世後不久寫的文章。最後一文,是戰後許壽裳轉到台灣後晚年寫的。同一人寫同一事的文章,卻相互間有不一致的地方。共同之處隻是這首詩是留學時魯迅寫在照片上贈給許壽裳的。許壽裳寫到是最初發表的。魯迅晚年時自己也寫過,那是“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寫之,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現在收在《集外集拾遺》裏。
關於這首詩是何時寫的,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首先關於年齡,許壽裳說是23歲,魯迅自己說是21歲。關於收到這首詩的時間,許壽裳一說是在東京時,一說是魯迅從仙台寄來的,這是產生諸說的原因。魯迅寫在這詩上的“辛未”年是1931年,魯迅算來已是“五十一歲”。如果“二十一歲”也是同樣的算法,那麼魯迅當時還沒有來日本,也不曾剪掉辮子。如果是滿周歲的話,1903年3月時是“二十一歲”。如前所述,魯迅當時將自己的年齡記為周歲年齡。寫作這詩的時候,若是記為“二十一歲”,那麼與許壽裳所說“民元前九(1903)年”“二十三歲”,由於與滿周歲的算法不同就不相矛盾。但寫這詩的照片所在不清,不能據以確定。
但,另一方麵,許壽裳回憶中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是關於贈這首詩的時間,三次反複而具體地寫作“民元前九(1903)年”、“二十三歲”、“東京”。他還在同樣的回憶中,鮮明地寫下過他記憶中魯迅剪掉辮子時的姿態和狀況。進一步說,筆者以為如果認為這首詩的內容表示了魯迅的民族的決心,那麼作這詩贈給許壽裳就不是在剛剪辮之後。
遺憾的是沒有寫著這首詩的照片。身著弘文學院製服剪掉辮子的照片留有幾張,但都不是剛斷發之後的。因為發辮是剃掉前額部分而將後部頭發編起垂在身後,這些照片的前額部分都已長出了頭發。
詩很難解。關於其內容仍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在日本有高田淳的《魯迅詩話》(中公新書,1971年),伊藤正文譯《自題小像》並附《譯注》和《譯者解說》(《魯迅全集9》學習研究社,1985年),都是嚴加關注中國的解釋所做的認真的解釋,也表現出許壽裳在上述回憶中的解釋。所以,據此大體上可以理解該詩的意思。
許壽裳說,最後一句是直抒懷抱,是一句畢生實踐的格言。的確,無論是魯迅晚年再次抄寫這詩,還是許壽裳悼念亡友魯迅時先發表了此詩,不是都顯示出這詩中表明了魯迅後來所走的道路嗎?
前一年春4月,因為是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魯迅在日本的生活,決不能說是心靜如水。以弘文學院的“退學”事件為契機,他終於決意走自己所選定的道路。犧牲自己獻身於漢民族,真正表明了明確的意誌,是高屋建瓴般的宣言。我們聽到的,是初到日本的留學生魯迅希望民族回生的率直的聲響。
並不限於魯迅,留學生中有這同一誌向的人一定有很多。經過這一事件,他們之中也在發生變化,然而,弘文學院方麵似不能理解。恰恰是弘文學院提示的條文的意思,留學生們似乎也未能夠理解。
這事件就這樣結束了。《弘文學院沿革資料》中這樣寫道:○此月(三月)汪總監督並各省監督高鳳謙(浙江)、王宗炎(江蘇)等諸氏前一同同盟出院,一同帶學生來院,向院長謝無端出院之罪。爾後悔悟誓勉勵之旨,許可再入學校。(括弧內為筆者注)
○此月解除教授兼教務幹事三矢重鬆囑托職務,委以三澤力太郎氏教授兼教務幹事。當初協助加納治五郎開辦留學生教育的三矢重鬆,姑且離開了弘文學院。譯者附記:
本文譯自北岡正子著《日本異文化中魯迅——從弘文學院的入學到“退學事件”》(關西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31日)之《八弘文學院學生“退學”事件》。（《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2期）一位羅曼·羅蘭教導過的中國留學生
——記我父親1929—1937年留學伏利堡天主教大學閻守和引言
在1929年,羅曼·羅蘭委托瑞士伏利堡天主教大學找一位中國留學生,為他解釋魯迅的作品,以滿足他了解中國的強烈願望。這位被選中的學生就是我的父親閻宗臨。他1929年進入伏利堡天主教大學攻讀文學碩士,有幸得到了文學院的德穆南克(Marcde Munnynck)教授的推薦,結識了比自己年長40多歲的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從1929年到1937年他得到博士學位回中國的8年間,父親和羅蘭大師有過斷續相處的機遇。父親從來都沒有忘記過他和羅蘭先生的相處,也從來都沒有忘記羅蘭對他的那段悉心教導的往事。
1971年我因胸部大手術後養病,回到父母身邊。那時,母親要我和父親談他在歐洲的留學際遇。她認為這是讓父親從當時不愉快的現實中解脫出來,改變他痛苦的精神狀態的好方法。
我記得很清楚,在許多往事中,父親講得最多的是他和羅曼·羅蘭相識的際遇:羅曼·羅蘭非常敏銳和非常深刻是他觀察問題的特點;他也是一位很幽默很有人情味的長者;父親總括這段相處的感受說,羅蘭是位嚴格的教授,也是很會關愛青年人的好祖父。
我是一名生物化學工作者,科學工作是無止境的,越做越會想做得更多更好。我在做實驗,寫論文,寫綜述,最後還用英文寫自己的科學專著,直到2009年那本專著書在倫敦出版了。緊張、漫長、奮鬥的科學生涯已把我推到了退休的年齡,我也開始寫回憶錄了。羅蘭大師對父親的教導和關愛,自然是我最想要寫的內容。
我於1984年到歐洲,1988年得到魯文天主教大學的博士學位後,留該校在生物化學領域的不同實驗室工作至今。歐洲的生活幫助我加深了對父親的理解,也使我願意把他沒有完成的事做好。特別是我願意告訴法國人民,我父親始終沒有忘記羅蘭先生對他珍貴的關愛和幫助。我也感謝伏利堡天主教大學把為羅蘭先生工作的珍貴機遇交給了他。我也想說,我們中國人永遠都尊敬愛護和幫助過自己的人。
十年論魯迅——魯迅研究論文選(2000—2010)一位羅曼·羅蘭教導過的中國留學生一、我父親和羅曼·羅蘭的相識
(1) 羅曼·羅蘭想通過魯迅的作品了解中國
據父親說,羅蘭先生想了解中國很大程度是受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Tolstoi)的影響。然而,他想通過魯迅來了解中國卻是來自一個偶然的機會。1926年,名叫敬隱漁(Jing Yinyu,1901—1931)的中國青年,把魯迅的《阿Q正傳》譯成法文(La Vritable histoire de AhQ),從裏昂寄給羅蘭先生,希望得到他的幫助,使譯作在巴黎發表。這是羅蘭先生第一次接觸魯迅的作品。他立刻被阿Q那張痛苦的臉深深吸引,產生了要通過魯迅了解中國的強烈願望。在羅蘭先生的幫助下,《阿Q正傳》第一部法文譯稿,在1926年5月15日的第41期《歐羅巴》雜誌上發表了。
1922年羅蘭先生為了保護自己的獨立性,也為了不受幹擾,搬到瑞士西南部的沃德州(Canton de Vaudois)Villeneuve城居住,這座小城鄰近法國;羅蘭居住的奧爾嘉別墅(Villa Olga)在虹河(LHongrin)入萊蒙湖(Lman)附近。(羅蘭在法國中部他的故鄉克拉姆西［Clamecy］山村小鎮有另一所住房。)他的父親帶著女兒和他在一起住。此時的羅蘭先生決定要實現他了解中國的願望,於是,就近請伏利堡天主教大學推薦一位能為他講《阿Q正傳》並回答提問的人。我的父親有幸被大學推薦並被羅蘭先生聘用。
(2) 父親第一次見到羅曼·羅蘭
那是1929年11月下旬,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六早上。父親很早從伏利堡乘火車到洛桑,再換車沿萊蒙湖到Villeneuve城,找到羅蘭先生家已是十點左右。正在別墅庭院裏散步,身材瘦高的羅蘭先生停在父親麵前,伸出手說:
“早上好!我想,你大概就是我要等的那位中國年輕人吧。我叫羅曼,你呢?”
父親回答:“羅蘭先生好,是的,我姓閻名叫宗臨。”
羅蘭先生接著說:“我能叫你臨吧,這對我比較容易些。而你,可以叫我羅曼。”
“很好,羅蘭先生。”父親隨即回答。
這時,羅蘭先生轉過頭笑著問:“你不認為叫我羅曼比叫我羅蘭先生更容易些嗎?”然後,用一隻手抱起他的貓,又做了個手勢,說:“跟我來。”
父親跟在後麵,有些靦腆地回答:“是的,羅曼。”進入了小客廳兼書房,父親看見裏麵到處都堆滿了書和報。羅曼說:“隨便坐,我們就在這裏工作。”擺在父親眼前的是中文、英文和法文的《阿Q正傳》,這時的父親已經不再緊張了。
(3) 羅曼·羅蘭驚喜父親來自魯迅身邊
羅曼要父親先介紹自己的簡曆。他吃驚地問:“啊,你是農民的兒子。在中國農民的孩子是不是都能上學?”“不,不是的,極少的農民的孩子能有我這樣的好運氣。”父親回答。羅曼又問:“你為什麼要來歐洲,為什麼要選擇來法語國家留學?”當父親回答,他來歐洲和到法國都是受魯迅先生的影響時,羅曼更為吃驚,也更加興奮地問:“你認識他?你見過魯迅?說說他。”父親回答自己到北京考大學,常跟年長的同鄉去魯迅家,不僅認識他,還和他有過不少交談,至今還寫信給他。魯迅鼓勵青年人到法國留學,目的是要我們在國外的體驗中,尋求中國的前途。羅曼要父親詳細介紹魯迅的音容笑貌,魯迅怎樣和年輕人接近,父親回答了羅曼所有的問題。此時,一切都變得很簡單,很自然了。羅曼很興奮,也很滿意地說,不敢想象他竟然會有如此好運氣,找到一位來自魯迅身邊,又和魯迅還有聯係的年輕人為他講魯迅的作品。他連說了好幾個不可思議,“真的是不可思議!”
羅曼當即就對父親說他被錄用了,又講了工作要求和報酬,還問父親是否滿意。出乎意料的父親連說很滿意,還說在法國打工從來沒有得到這麼多的報酬,開始該有試用期,等你對工作滿意再拿這麼多錢。羅曼笑著回答說,說謝謝吧,這是我的事。
二、翻譯《阿Q正傳》時父親受到的教導
《阿Q正傳》英文版(The True Story of AhQ),是1925年美籍華人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先生譯,他是美國新澤西州出生的華僑,他把譯作寄魯迅審校過,得到魯迅的同意,出版後寄2本給魯迅。敬隱漁先生譯法文版,也寫信告知過魯迅。
羅曼第一次要父親做的工作是講該書的題目,隻講這4個字。父親看著眼前的羅曼,流露出不理解的表情,心想一次隻講4個字,要多少時間才能講完這篇作品。羅曼好像能知道父親的想法,解釋說,無論讀什麼都要先讀懂題目,如果你對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做了個擇要,題目就是擇要的擇要。果然,羅曼就《阿Q正傳》的題目,提出了父親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
(1) 為什麼魯迅要給他的小說主人起名為阿Q
父親聽到他的問題,立刻就呆住了,結結巴巴地說,“對不起,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在中國從來沒人提出過這樣的問題,請讓我寫信去問魯迅先生”。“難道你不願意自己想想,給我一個回答嗎?”羅曼說。“那是我自己的猜想,不是魯迅先生的回答,這完全不同。”父親為自己第一個問題就答不出而懊惱,低下了頭。羅曼卻很高興地說:“臨,說說你的猜想,一個聰明的讀者應該能猜出作者的思想。我喜歡聰明的讀者,年輕人勇敢點,大膽講你的猜想,我願意聽。”
父親想了想說:“我認為英文的26個字母中,隻有P和Q像當時中國男人戴著一根辮子的光頭。如果哥哥叫P,弟弟就該叫Q,也許是這樣吧。”羅曼連連說了很多個對和好,“魯迅是在講阿Q隻是變了名字,他的頭腦和頭腦裏的東西並沒有變。看來不該隻想了解阿Q痛苦的臉,更該了解的是他的頭腦。”羅曼還笑著說:“年輕人,你也能算個聰明的讀者,我很滿意。”他的鼓勵使父親從懊惱的心情中解脫了出來了。
羅曼見父親不那麼緊張了,他說關於起名字的事,他想問在這方麵中國人和歐洲人有什麼區別。他見父親又不理解他的問題,又陷入了思考,便主動再解釋,歐洲人的名字多來自《聖經》,中國人的名字是不是來自佛經或者受佛經的影響。他想知道東西方這兩種有代表性的宗教,對人社會生活影響的深度。他使問題變得簡單明確了,好回答多了。父親說:“中國人的名字不是來自佛經,是表達家長對子女的祝願。”羅曼又問:“中國人,特別像魯迅這樣的文人有很多的名字,是不是他們的家長對他們有很多祝願?”父親又解釋了大名、小名和筆名、字、號的區別,說大名和小名是家長起的,其他如筆名,字和號都是自己起的,多半是文人、紳士等的自我表達。父親還說他在魯迅日記裏有個筆名是已然(或已燃),就是他自己給自己起的名字,表示他已經覺悟並積極行動起來了。父親反問歐洲人的名字來自《聖經》,是不是要表示他們對《聖經》或聖人的敬重。羅曼想了想說,可以這樣理解,也不完全是這樣,好像更是曆史和習慣的表現。
父親解釋中國人的命名多用3個字,中國的一些大家族,都有族譜,由族長決定每一輩人按順序用一個共同的字來表達。這樣家長給自己的孩子起名字時,隻能取另一個字。換句話說,從這些大家族中人的名字能說明他們在家族中的輩分。羅曼說歐洲人的輩分是用數詞和形容詞來表達的。例如約翰的兒子,可以起名為小約翰。費力普國王的兒子可以起名為費力普二世等等。他們找到了法國和中國起名的共同點在於出家人如和尚、尼姑、修女、神父他們都隻有名字而不用姓了。他們一老一小常是這樣在比較中認識東西方兩種社會的差別。
(2) 為什麼魯迅在小說題目中要用“正傳”兩字
羅曼就小說題目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要用“正傳”兩字,這兩字代表什麼。這個問題雖然也沒有意料到,卻不難回答。父親就自己所知說明了傳記主要類別。解釋了正傳、外傳和小傳等,以及傳記和故事的區別。父親說阿Q是很多人的綜合代表,魯迅很可能是為了強調阿Q存在的真實性,才特意用正傳字樣,因為中文裏正有正式和真正的含意。隨後,父親又用中國構字法說人和專兩個字合在一起就變成了傳字,它意味著對某人的專門記載。父親沒有意料到他的附加解釋引起了羅曼極大的興趣。
第一次隻就題目,工作了4個字,羅曼知道父親沒有消除對工作進度的擔心。他說:“年輕人,你比我的時間多得多,我都不嫌慢,你急什麼。如果我們倆分開做今天的工作,誰都不知道要多少時間才能做完。”一星期後,穆南克教授講完課把父親留下,他說羅曼·羅蘭很滿意父親的工作,謝謝他推薦了一位很有見解,來自魯迅身邊的中國青年人。羅曼·羅蘭告知他錄用了父親。穆南克教授要父親努力做好羅蘭先生交給他的每一件事。
在以後的工作中,羅曼很多次表示了他對中國構字法的讚賞。例如,他發現一和二的區別是隻差一劃時,他要父親寫三。當他知道三比二也多一劃時,直說太對了,中文的構字很科學。他又要父親從一寫到十,然後自己寫1866他的出生年,說自己的運氣很好,因為這四個字都不難寫。並解釋八是不同方向的兩個一,六字要先寫個一,下麵放個八,上麵加個點。羅曼讓父親用中文讀他的出生日。又要他寫下十、百和千三字。羅曼說十字和千字都很好寫,它們都像十字架,隻是千字代表十字架上有耶穌,十字沒有。麵對父親迷茫的表情,羅曼補充說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難時,他的頭不是直的,像中國的千字。他的解釋讓父親聽到了一種全新的學習方法。父親不僅佩服羅曼極敏銳的觀察和想象力,還體會到天主教在歐洲的影響,確實要比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大得多。
羅曼常用很幽默的方式來表達他對待中國的文字興趣。一次,他要父親把“大”字寫在整張紙上,他看了又看後,站起來兩腿叉開,兩手向兩邊伸平,擺著這個姿勢,得意地笑著說:“臨,你看我是大羅曼。”父親蹲在他麵前,把他原來向前的腳尖挪向兩邊,再伸出大拇指高興地說,“現在你是真正的大羅曼了。”這時兩人都很愉快。
談到文字,羅蘭先生又很自然地問中文的語言與文字的關係。他說:“中國的語言和文字間的關係遠不如歐洲緊密。歐洲是拚音文字,會說就很容易也會寫。中文的說和寫完全不同。”他想知道要學會多少字,才能自己看書。當他聽到回答是三千以上時,搖頭歎氣地說:“我的上帝啊,我這輩子也達不到。”父親很誠懇地對他說:“我在你身邊學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知識,我很願意繼續幫你工作,我會努力做好你的助手。”後來羅曼真的滿足了父親的要求,他說:“你幫我了解魯迅的阿Q,我幫你了解羅曼的米開朗琪羅。”在《阿Q正傳》工作結束後,大約1931年羅蘭先生不僅斷續指導父親翻譯米開朗琪羅傳,還在大約1936年主動提出為父親的中譯本寫序。這段時間,父親則繼續為他講魯迅的其他作品,介紹魯迅塑造的其他中國人。就這樣他們在一起斷續工作到1937年父親得到瑞士國家博士學位返回中國。告別時,羅曼說他也要在1938年的夏天搬回法國中部故鄉克拉姆西鎮(Clamecy)。他把故鄉的地址留給父親,叮囑不要忘記把由他寫序言的中文版《米開朗琪羅傳》寄給他。
(3) 阿Q表達了中國社會什麼樣的倫理道德
羅曼不懂為什麼阿Q受了欺負,總要說“哦,這是兒子在打老子”,為什麼阿Q總要把他自己當成老子,把欺負他的人當成兒子?父親回答說,中國倫理道德的核心是忠孝,老子打兒子是管教,是無可非議的。但兒子打老子則是不孝,這是大逆不道的。阿Q把打他的人看成是兒子,把自己看成是老子,完全是愚蠢的自我安慰。隨即父親介紹了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曆。羅曼感慨地說,貧困愚昧是不可分割的一對雙胞胎,它像鴉片一樣是害人的毒品。他很理解魯迅棄醫學文是要喚起民眾,使他們擺脫麻木愚蠢和想象中的精神安慰。羅曼斷定,魯迅是位觀察力敏銳、戰鬥性強、文學造詣很高的作家。他說從表麵上看魯迅用他深邃而強勁的筆法刻畫出的阿Q有一付既可愛又可憐的臉,再透過表麵現象看本質,又會認識到那是一張既可悲又可恨的臉,也是一張應該喚醒和改造的臉。
當父親向羅曼介紹了魯迅筆下的農村婦女祥林嫂的苦難經曆,羅曼對這位魯迅筆下的普通中國婦女特別同情,很感興趣。他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他不懂她有什麼罪。(她的兒子被狼咬死了和她的丈夫病死了都是她的罪嗎?)為什麼要她向廟裏捐門檻贖罪?羅蘭說天主教認為贖罪是向上帝懺悔,祈禱能得到他的寬恕。父親很坦誠地說,當時很多的寺廟都利用民眾無知搜刮民財,這是中國社會的陰暗麵。羅曼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一個可憐的女人生前被兩個男人占有,她死後還要鋸成兩半,分給占有她的每個男人?如果一個男人占有很多女人,他死了要不要也被鋸開平分?父親回答:長期中國社會男女不平等,男人不被平分。
魯迅先生積極支持的“五四運動”就是反帝、反封建,主張民主、科學的社會變革。羅蘭先生非常感慨地說:“魯迅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我越是了解他,就會越想見到他,想和他討論許多問題,可惜沒有機會。”父親告知他要回國收集做博士論文的資料,並在中法大學任教一年,他願意把為羅曼的工作的情形轉告魯迅。
三、羅曼·羅蘭要父親對比在魯迅身邊和在他身邊的感受
差不多在1931年的秋天,我父親在羅曼身邊結束了《阿Q正傳》的工作後。父親不想中斷自己的好運氣,他對羅曼說自己是個幸運的青年,不僅有機會幸運地接受過魯迅的教導,也能在瑞士羅曼家裏,在他親自指導下工作。“我真有好運氣,你給了我很多學習的機會。”
此外,羅曼越是讚美魯迅,他就越是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和魯迅見麵。他對我父親重複說:“是的,臨,你是個幸福的男孩,有很多好運氣。我也是,我是個幸福的老人,有幸能得到你這樣一個來自魯迅身邊的年輕人,給我解釋他的作品。我認為我們倆都應該感謝上帝。為此幹杯!”
這時的羅曼提出要父親把他和魯迅做一個對比,說說魯迅和羅曼兩人之間的異同。父親沒有想過他會提這樣的問題,很為難地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自己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羅曼笑得很高興,他說:“是的,這對其他人來說將是個很重要,也很好的題目,夠他們去研究。而我隻要你從一個年輕學生和兩個不同的作家老頭子接觸感受到的不同影響說起。我們兩個老頭完全一樣,還是有些地方一樣,有些地方不同。年輕學生大膽講,因為我不願意放過我的好運氣。”他還說,“天曉得我會不會再有機會找到一個來自魯迅身邊的人為我工作。我如果現在不借此光,可就變成了天下最笨的人了,你懂嗎?”
父親想了一下回答:“好,我完全懂了,我願意盡可能好地試著回答你的問題。你們倆都像一塊磁鐵,我好像一見到你們就被吸住了。但是再細想你們倆吸引我的方法並不完全相同。魯迅像老師,他吸引我是因為他講了許多我不懂的道理,我每次從他那裏出來都覺得自己有了新的進步,還想再去。而你,羅曼像老師也像個祖父,我說你像老師因為你總是不斷地向我提問題,提那些我從未想過,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的問題。我說你像祖父因為你很慈祥地分析問題,講述你的看法,讓我覺得你像祖父。我在你提的問題中懂得了更多的內容,我越是回想,就越會感到你的想法充滿了智慧和哲理。”
父親又進一步總結說:“去魯迅那裏我剛剛中學畢業,總是跟著比自己年長的人去受教育的,即使魯迅提問也輪不到我來回答,除非他指名問我。到你這裏,我是來工作的,我不再感到自己完全是個學生。我的工作是回答你向我提的問題,你總是要我自己回答問題,不許我寫信問了魯迅以後再來答複。這樣我得到的收獲,至少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勞動果實,羅曼,你懂我說的差別嗎?”
羅曼回答說:“講得很好,一個好作家應該是一塊好磁鐵,他的作品能吸引人。一個好讀者應該是塊好鐵,他在磁鐵的作用下也能變成磁鐵,再吸引別的鐵。”羅曼問父親還有什麼想法。父親說:“從感覺上來分析,自己每次去魯迅那裏都是高高興興的跟著比自己年紀大些的人去,也不要做些什麼預備,回來也是高高興興的感覺到自己有提高。但是每次到你,羅曼,這裏我都會做很多猜想,你會問什麼,我該怎樣回答。回到學校裏我常會一次、又一次地想你提的問題,檢查自己的回答。我覺得好像自己在你麵前比在魯迅麵前長大了許多。”羅曼很高興地問:“你離開中國幾年了?”父親回答:“我是1925年12月5日離開中國,1926年1月8日到達法國的馬賽,至今都快五年了。”
聽完了父親的話,羅曼接著說:“臨,這五年裏你學了法語,為了生活你又打過工,現在你進大學讀書,是該長大了。”他還說以後有什麼要羅曼幫助的事都可以直接說,他很願意盡力。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傾訴了他幾個月來的心願。有沒有可能在羅曼的指導下試著把一部他的著作翻成中文?父親解釋這樣做是為了學好法文。羅曼很高興地回答說:“好主意,你幫我了解了魯迅的阿Q,我幫你了解羅曼的米開朗琪羅。”羅曼·羅蘭向父親建議從試著翻譯他的《米開朗琪羅傳》開始,那時大約是1931年秋天。
最後一項兩位作家間的對比是羅曼自己提出的。那是發生在1937年,父親最後一次如約去羅曼·羅蘭家,他送了自己的肖像照片,作為對這位文豪追隨的回憶和感謝。羅蘭先生看了父親謄寫好的《米開朗琪羅傳》全部書稿和他寫的序言譯文,又聽了父親已在上海聯係好了出版書的事,非常高興。父親在離開羅曼家時,告訴他魯迅先生於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因肺結核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55歲。羅曼連說了好幾次太可惜了,這是中國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接著羅曼對父親說,“臨,你又幫我找到了一條我們兩個老頭子,羅曼和魯迅,一樣的地方。我也被肺結核病困擾,我從小就被這個壞蛋折磨著。”父親聽了羅曼這樣的話,呆在那裏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兩個人相對無言沉默了很久,像是在為魯迅致哀。
四、羅曼·羅蘭指導父親譯米開朗琪羅傳並親自為譯作寫序
羅曼·羅蘭認為父親為應該向中國先介紹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這本書,羅曼說相比之下,此書不太長,適合父親的要求。他允許父親繼續到他家裏,並願意解答父親的問題。父親提出他會把自己的問題寫好先寄來,最多三五個月左右來一次,每次來的時候父親都會為羅曼介紹一個魯迅小說中的人物。父親還提出以後羅曼不必再付車費和工錢了。他講了自己因為學習成績優秀,特別是拉丁文考試成績突出,得到校長岱梧(D vaud)主教的固定資助。羅曼連忙搖手說,你這樣說可是會引起我的嫉妒心,為什麼你隻接受校長的幫助,不讓我也給你點幫助?這是我的問題,你隻要管好工作!
事實上《米開朗琪羅傳》的翻譯工作遠比父親想象的難度大得多。父親說他了解米開朗琪羅可是比羅蘭先生了解阿Q笨得多。他常常是每個字都認得,好像懂了,又覺得不敢確定中文該寫什麼好。父親決定放下翻譯工作,先去了解米開朗琪羅和意大利的文藝複興運動。他告訴了羅曼·羅蘭這些真實情況,說他至少需要用幾個月的時間來完成翻譯前的準備工作。羅曼·羅蘭很高興父親所做的決定,他說不必急。
當父親第一次向羅曼出示一些譯稿和問題時已是1931年的秋天。父親剛跨進門,羅曼就伸出手來,用拉丁文向他說:“年輕人,一年不見了,日子過得如何?”父親呆了一下,連忙也用拉丁文回答:“先生,托你的福,一切都很順利。”兩個人都很高興地進到書房工作。父親帶著謄寫得很工整的問題和很少的第一部分書稿去羅曼·羅蘭家。羅曼指著第一頁封麵就很高興地看來看去,說:“啊,這簡直不可相信,我變得什麼都不懂了,這些整齊的小方塊圖就是米開朗琪羅和羅曼。”他很感慨地說:“我大概隻會寫米字,因為隻有它在我的頭腦裏是和英國的國旗圖案相似。”他畫了一個米字以後,很高興地讓父親為他校正。
父親又向他重複了傳字是由人字和專兩個字組成,這個字的意思是對某人的專門研究。父親提醒羅曼他在翻譯魯迅的《阿Q正傳》時介紹過這個字。羅曼·羅蘭想起了這件事,他問父親說:“魯迅對阿Q用正傳,我的米開朗琪羅是不是也要用正傳?”父親說了他不用正傳的原因有兩條,第一,魯迅的阿Q是一個虛構的人,他集中了很多人的共同點,所以魯迅要用正傳來表示他的真實性,而米開朗琪羅是真實的世界著名人物,不需要再加正字。第二,法語和中文不同,翻譯加個正字會給讀者畫蛇添足的感覺,父親把這個成語解釋給羅曼聽。羅曼很快就懂得了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父親的小楷寫得很工整更加使這位法國大文豪讚歎不已。
父親翻譯《米開朗琪羅傳》進展緩慢,第二次去羅曼家是1932年,與第一次相距一年之後,羅曼表揚了父親法語的進步。父親向羅曼介紹了魯迅的作品《故鄉》,特別介紹的是魯迅兒時的朋友,閏土。
這次父親告訴羅曼自己要回中國,問有沒有什麼事要他在中國辦理。就是這次,在羅曼家父親得到了羅蘭和甘地1931年的合影照片。羅曼希望父親把他的敬意帶給魯迅,把他對魯迅的阿Q的理解也帶去。
1932年一次討論米開朗琪羅譯稿之後,父親說岱梧校長提供資助讓他回中國收集博士論文資料,同時他有了在中法大學任教一年的機會。羅蘭先生很高興,要父親告訴魯迅,他最佩服的兩個亞洲名人,第一個是甘地,第二個就要算魯迅。他親自到印度去拜訪過甘地,他和甘地在一起討論過很多問題。遺憾的是他沒有機會到中國會見魯迅和他討論問題,他隻能托父親轉達羅曼希望父親把他的敬意帶給魯迅,把他對魯迅的阿Q的理解也帶去。羅蘭先生還特意把1931年甘地到他家的照片交給父親,介紹了照片上的另外兩人:甘地的秘書史拉德(Slade)女士和羅曼的姐姐Madeline。史拉德女士是甘地的養女,原為英國人,她的印度名是Mirabehn Gandhi,她是通過羅蘭先生了解甘地,並追隨甘地,入了印度籍。父親在照片的背麵記下了得到這張照片的時間是1932年,同時還有一行法文記錄:Gandhidans le stud is de Romain Rolland et miss Slade.意為:甘地和史拉德小姐在羅曼·羅蘭的沙龍。
這張羅蘭先生1931年會見甘地的照片,1932年起一直跟隨父親,1937年父親離開瑞士回到中國,在中國這張照片和父親一起經曆了八年抗日戰爭,4年內戰和各種天災人禍,照片雖然已發黃了,還是完好無缺地保存至今快80年了。當時記在照片上的那一行父親的親筆法文小字,成了這段刻骨銘心往事的真實曆史見證,伴隨了父親的一生。
直到1934年的秋天父親重返瑞士,他在邊做博士論文的同時,恢複了和羅曼·羅蘭的聯係。父親繼續介紹了魯迅寫的劉和珍和子君等知識分子。羅曼總是很願意為父親解決翻譯中的理解問題,當父親譯稿過半時,羅曼·羅蘭還自我推薦,很高興地提出他要親自為父親的中譯書寫一篇不長的序言。這篇序言完成的時間大約是1936年前後。
1936年父親終於完成了《米開朗琪羅傳》這部書的譯稿和那篇無價的羅曼·羅蘭親筆序言的中文翻譯。父親最後一次如約去羅曼·羅蘭家是1937年,父親給這位文豪送去自己的半身肖像,讓他看了謄寫好的《米開朗琪羅傳》全部書稿,並告知已和上海聯係出版之事。這天午飯時,33歲的父親向這位長輩說自己即將結婚,他要娶的是位比自己小五歲的中國姑娘。婚後可能會回中國,也有可能留在瑞士,他已經得到了伏利堡大學的教授職位。羅曼·羅蘭希望父親慎重選擇今後的出路,他說這是個隻能由他自己決定的問題。他很希望盡早得到《米開朗琪羅傳》出版的中文本。父親回答,他會把《米開朗琪羅傳》書稿先寄回上海出版,請羅曼放心。羅曼告訴父親,他打算38年夏天離開瑞士的奧爾嘉別墅,留給父親他的永久聯係的地址,是他的故鄉法國中部的克拉姆西鎮(Clamecy)。
五、父親沉痛的遺憾喚起我們找尋羅曼序言的希望
羅曼·羅蘭不知道父親在他指導下翻譯的《米開朗琪羅傳》中文書稿毀於日本侵略軍對上海的野蠻轟炸。戰火毀掉了父親寄到出版社的書稿,也炸沉了裝滿父親歐洲十年收集的全部資料和《米開朗琪羅傳》翻譯過程中的記錄。做事一向謹慎的父親,沒有逃過戰時的天災人禍,致使父親失去了重譯此書的可能。這是父親終身最大的遺憾!
1944年的12月30日,世界人民的文學大師羅曼·羅蘭最終被尿毒症奪去了生命,享齡78歲。父親說他多方打聽才知道這位從小肺結核病纏身的文學大師從1942年起到1943年又受心髒病困擾,他的直接死因是一次尿毒症的危機。羅曼·羅蘭去世的消息傳來,父親悲痛萬分。1971年我回家養病,父親對我說:抗戰期間他保住了我們五個孩子,卻沒有保住羅曼·羅蘭的中譯書稿和他親自寫的序言。父親最後悔的是沒有想到再抄一份羅曼·羅蘭親自寫的序言,他對不起羅曼。父親說他常常會猜想,他相信羅曼·羅蘭去世前一直都會希望收到他親自關心的《米開朗琪羅傳》的中譯本。誰也算不清,誰也忘不了那場日本鬼子的毀滅暴行給人類文明帶來了多少災難。多少無可彌補的災難!是日本鬼子的暴行至少造成了羅曼·羅蘭看不到他譯作出版的遺憾。然而,日本鬼子的暴行對父親造成的豈止是遺憾,那是憤怒和仇恨!
父親寄厚望於羅曼為他寫的序言還有手稿留存在或許什麼地方,或許在什麼圖書館裏。他對我多次強調說,一定要找到這篇序言,因為出版它不僅是羅曼·羅蘭的願望,更是因為序言傳達了羅曼對中國的友好深情。
1963年8月26日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以人大代表身份來太原視察。父親向她出示了羅曼和甘地的照片,講述了羅曼·羅蘭對魯迅的深情。許先生囑咐將有關情況寫成文章發表,並贈給父親她親筆簽名的《魯迅回憶錄》一書。不幸的是在種種磨難下,已經成為曆史學教授的弟弟守誠,隻找到了《回憶羅曼·羅蘭談魯迅》——那是一篇沒有寫完的手稿,將它發表在山西的《晉陽學刊》1981年第5期上。這張羅曼·羅蘭贈送的他和甘地的照片除了50年代初曾在山西大學展覽過以外,一直為守誠弟弟珍藏著,直到2009年,第一次刊登在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三代人留歐際遇》中我寫的這段曆史的中文回憶錄裏。
盡管羅曼·羅蘭的《米開朗琪羅傳》不僅早已被後來的人譯成中文了,也已經再版了無數次,但是沒有任何人的譯稿能和父親的譯稿相比,因為父親是在羅曼·羅蘭的親自許可、親自指導下翻譯的,更有他親自寫的序言。不難理解父親對不起羅曼·羅蘭的自責是何等沉重,何等的無可奈何。如今父親的遺憾早已是不可挽救的了,因為我們的父親已經在1978年去世了。
與此同時,我們產生了彌補父親遺憾的希望,就是要找到羅曼·羅蘭自願為父親的《米開朗琪羅傳》中譯本寫的法文序言。我們相信羅蘭先生寫的序言一定有存底,一定會留在他的檔案中。檔案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由專門機構保管,想查閱檔案的人要經嚴格的審批。我們的陳述理由得到具體工作人員的同情,但沒有批準。我們很希望那些愛羅蘭先生,又有可能查閱檔案資料的人幫助我們把這份在1936年前後羅蘭先生寫的珍貴史料找出來,在法國或瑞士公開發表。我們會把它譯成中文,這是使羅曼·羅蘭的遺憾能變成滿意的可行途徑。這也是讓中國人民了解羅蘭先生最好途徑。不言而喻,我們希望父親對羅曼·羅蘭的承諾得以實現。
我收集了我們全家人的回憶,把這些回憶的一朵朵小花,編成一個心靈的花環獻給大文豪羅曼·羅蘭,為了答謝他給予父親的所有慈愛和教導。也獻給瑞士伏利堡天主教大學,感謝他們給過父親為羅曼·羅蘭工作的如此珍貴機遇。我本人和我的全體家人,和所有中國人一樣,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些愛護和幫助過我們的人。
2010年5月,寫在第二次去伏利堡尋父親蹤跡前（《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9期）
第四輯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之建立
——文協與抗戰初期的魯迅紀念活動段從學傳統既然是當下曆史語境中的文化主體對過去的想象和記憶,而非一個簡單的由曆史經驗堆積而成的自然實體,因此傳統的基本功能,就在於為主體在當下的文化選擇和其基本立場提供合法性資源。從1930年代開始,新文學運動的參與者就開始有意識地總結新文學運動的曆史經驗,建構新文學自身的傳統,試圖把新文學自身的曆史轉變為新文學發展的合法性資源。到1930年代後期,新文學傳統已經逐漸獲得了元話語的性質,借助新文學傳統來確立當前文藝運動的合法性,已經變成了一種普遍性的話語方式。抗戰爆發之後,這種趨向進一步得到了延續和強化。以自覺地維護五四新文學傳統著稱的胡風,就曾多次強調,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藝“建立了一個革命的傳統,這是任誰不能否認的事實”,抗戰文藝正是這個新文藝傳統在戰爭時期的延續和發展。①在胡風看來,正是這個“二十多年來的新文學的傳統”,教育和指導了新文學作家,使抗戰時期的“整個文藝進程”獲得了正確的方向,②保證了抗戰文藝運動的健康發展。除此之外,文協在組織和發起各種文藝運動的時候,也一直注意運用新文學傳統來謀取相應的合法性。在新文學傳統已經演化成了一股左右新文學發展方向的權力話語的情形之下,如何書寫新文學傳統的曆史形態及其內部秩序,就成了與抗戰時期的文藝運動和文學發展方向密切相關的話語實踐行為。
作為一個以領導和組織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為根本目標的全國性文學組織,文協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情境中積極參與抗戰初期的魯迅紀念活動,最終於1940年從新文學運動的角度,以集團的名義確立了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為以後進一步書寫新文學傳統的曆史形態和內部秩序奠定了基礎。
魯迅逝世之後,上海進步文化界隨即舉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動,由此形成了在魯迅忌日開展大規模的全國性紀念活動的慣例。今天來看,進步文化界的這些紀念活動,一般都帶有鮮明的現實功利目的,主要是為了借用魯迅的影響力和社會文化地位,通過紀念魯迅來宣傳自己的社會文化主張和政治立場。但是,正像文學之為文學不是取決於自身的內在本質特征,而是取決於文學之外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的共識一樣,魯迅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同樣建立在這些看上去與文學無關的紀念和闡釋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文化影響之上。在這個意義上,這些紀念活動,雖然與作為文學家的魯迅沒有多少直接關聯,甚至和我們今天從新文學視野中看到的魯迅存在著衝突,但卻在擴大魯迅的社會影響,確立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為後人從文學自身的立場來闡釋魯迅,確立魯迅在新文學史上的領導地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會文化基礎。
十年論魯迅——魯迅研究論文選（2000—2010)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之建立文協對魯迅傳統的書寫和闡釋,也是從參與這種社會性的紀念活動開始的。
1938年10月,魯迅逝世兩周年之際,正值武漢撤退。文協雖已經從武漢遷到了重慶,但留在文協武漢辦事處的文協同人,仍然和魯迅先生紀念會一起,“邀集在漢文化人,於十月十九日下午三時”③,在漢口舉行了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大會。這次紀念會雖由文協和魯迅先生紀念會兩個文化團體的名義共同發起,但魯迅先生紀念會當時隻有胡愈之一人,不可能承擔什麼實際事務,文協不僅承擔了這次紀念大會的一切費用,而且擬定了在《新華日報》以文協名義出版紀念專刊的計劃,④隻是後來因故未能刊出。文協同人在漢口組織的這次紀念會雖然規模不大,但卻自有特色:那就是除了張季鸞等少數新聞界人士之外,其餘的參與者基本上都是當時在政治部第三廳工作的左翼進步文人,如郭沫若、田漢、胡愈之、馮乃超、葉以群等。加之周恩來和秦博古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因為紀念魯迅先生而特意趕來”參加紀念大會並做了重要發言,⑤高度評價了魯迅的戰鬥精神,闡釋了在抗戰中紀念魯迅的意義,故此這次紀念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左翼進步文化界對魯迅的公開評價。
就在武漢辦事處的文協同人積極發動和組織紀念會的同時,文協也積極聯絡重慶文化團體,在重慶組織了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1938年11月12日,重慶文化界有關文化團體召開了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籌備會。在這次籌備會上,與會的二十五個文化團體“公推文協代表為主席,討論紀念會籌備事項”,最後決定由文協等6個文化團體具體負責大會籌備工作。⑥據報告,文協主要負責相關的文字工作,一是“征集並分配紀念文字,以備各報紙出特刊之用”,二是“寫紀念文字,並印成小冊子,備大會送到會人士之用”。⑦經過文協和有關團體的認真籌備,重慶文化界於10月20日舉行了兩千多人的紀念大會。⑧此外,文協會刊《抗戰文藝》還編輯出版了“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特輯”,刊發了魏猛克、端木良、方殷、沈起予、宋之的、梅林、老舍、姚蓬子等8人的詩文。⑨此後又接著刊發了周文和台靜農為紀念魯迅而撰寫的專門文字。⑩這些紀念文字,大都以表達對魯迅的崇敬之情為主要內容,雖然談不上對魯迅多少深刻的認識和分析,但卻起到了擴大魯迅的社會文化影響的重要作用,為此後的闡釋和紀念活動提供了基礎。
與武漢的紀念活動不同的是,重慶的紀念大會除了國民黨中宣部部長邵力子擔任主席並做大會發言之外,大會籌備組還“函請教育部社會部派員指導”籌備工作,使得這次紀念大會帶上了濃厚的官方色彩。
1939年10月,魯迅逝世三周年之際,文協又與重慶社會各界一起組織了隆重的紀念會。這次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大會,出現了三點值得注意的變化。
第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國共兩黨均有代表參加紀念會並發表講話,對魯迅做了肯定性的評價。《新華日報》的報道,詳細描述了當時的會場布置情形:主席台的中央,在孫中山先生遺像的底下,鮮花簇擁著魯迅先生的畫像。這個有意義的布置似乎已經說明了魯迅先生是繼中山先生之死而後的最大的損失。
主席台上坐著國民黨中央委員邵力子先生及中宣部副部長潘公展先生,中共領袖陳紹禹同誌,重慶國民黨市黨部洪蘭友先生,塔斯社羅果夫先生,中蘇文化協會張西曼先生,中國文藝社王平陵先生,青年記者學會範長江先生,作家胡風先生等。此外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等文化團體及各代表千餘人,擠在千餘群眾裏麵的有中共參政員秦博古、董必武、吳玉章、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同誌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同誌暨本報總編輯吳克堅、編委許滌新、戈寶權、閔廉諸同誌。所有這些代表各黨派各階級的大會參加者都一致起立向著這位在臨終前遺以“團結抗戰”向全國呼號的偉大戰士的遺像,致著最崇高的敬禮。除了會場布置體現出來的象征意義之外,從邵力子、王平陵、胡風、羅果夫、潘公展、陳紹禹等人的發言來看,國共兩黨在紀念魯迅的現實意義這個問題上,也沒有什麼根本性的分歧,都是圍繞團結抗戰和民族戰士兩個基本主題來肯定學習魯迅、紀念魯迅的現實意義。這種各黨派共同參與紀念活動的行為,尤其是國民黨官方代表人物的出席,一方麵擴大了魯迅的社會文化影響力,更重要的是把紀念魯迅的周期性活動變成了一種合法的社會儀式,為進步文化界進一步闡釋和書寫魯迅傳統的具體內涵奠定了合法性基礎。
其次,從參加者的基本情況來看,一千多名與會群眾中,“大部分是進步的青年、文化人、文藝工作者、工人、學生、廣大的市民群眾”,這表明魯迅的影響力已經超出一般知識分子的範圍,擴散到了普通民眾中間,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力量。木刻家力群發表紀念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的進步青年對魯迅的社會文化影響力量的認識:“今天作為中國的前進青年的,如果要不能深深地認識魯迅先生,那也將是一種更大的恥辱。”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變化,就是盡管大部分紀念文字依然緊緊扣住團結抗日,甚至反對汪精衛的投降日寇等當時的時事主題來做文章,但還是不少紀念文字突破了表達個人感想,以及從當下的需要出發談論紀念魯迅的現實意義的一般套路,開始深入觸及魯迅精神的具體內涵,並且出現了把魯迅的個人選擇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方向的努力。《新華日報》社論,根據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明確提出了魯迅精神的具體內涵:魯迅先生是偉大的,魯迅先生是不朽的。毛澤東同誌曾告訴我們,魯迅先生有政治的遠見、奮鬥的精神和犧牲的精神,這幾個特點的綜合,就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當此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時,我們每一個真誠的人,都應該繼承“魯迅精神”的這種偉大傳統,來堅持我們民族的抗戰,這也就是我們紀念這位偉大的民族戰士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另吳敏的紀念文章則提出了魯迅的普遍意義:“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最光輝的代表者。他的紀念將永遠保留在中國民眾的心中,他的思想,他的奮鬥的榜樣,他的堅強不屈的戰士精神,給予廣大的青年以啟示和鼓勵,引導他們走上有意義的人生的道路。”這種把魯迅從當下的具體曆史境域中獨立出來,確定其具體內涵,進而提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方向的努力,意味著魯迅傳統開始擺脫了具體曆史事件的實用功利目的製約,形成了一股獨立的文化力量。從後來的發展看,文協和左翼進步文化界對魯迅傳統的闡釋和利用,正是以這種獨立的文化力量為基礎展開的。
在抗戰初期的魯迅紀念活動中,1940年10月的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活動,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此次紀念活動,重慶進步文化界一方麵利用國民黨官方對魯迅的承認和魯迅的社會影響力,沿著實用功利主義的思路和紀念模式,把紀念魯迅的儀式演化成了反對國民黨文化專製主義的文化活動,另外一方麵則沿著將魯迅提升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力量的新趨勢,把魯迅塑造成了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確立了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
從利用魯迅的社會影響力來為當下事件謀取合法性這個角度看,1940年的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會,標誌著國共兩黨對魯迅的理解出現了分歧,紀念魯迅由此開始變成了中共及其左翼文化界反對國民黨文化專製的一個重要武器。這次紀念會之召開的過程及其具體情形,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和以往一樣,文協和有關文化團體,很早就開始了紀念會的籌備工作:十月初,為了紀念偉大的中國民族革命的作家魯迅的逝世四周年紀念,在陪都的幾個文化團體開始了大會的籌備會,參加的有十二個全國性的文化團體,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蘇文化協會、青年記者協會、中國文藝社、國際反侵略中國分會、國民外交協會、青年記者協會、中華職業教育社,以及全國戲劇界、電影界、木刻界、音樂界抗敵協會等十二個團體。並籌劃出版紀念特刊,由文協負責編輯、出版。10月11日,《新華日報》也報道了重慶文化界舉行紀念活動的消息,並預告了部分紀念特刊的具體內容。
但臨到開會前夕,卻受到了重慶衛戍司令部的阻撓,被告知不準開會。為此,老舍不得不找馮玉祥出麵周旋。馮氏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事情經過:晚,中蘇文化協會老舍先生來,為的是明日開紀念魯迅先生大會,計參加團體十多個,他們說接到衛戍司令部通知,不準召開,說是轉市黨部社會部的命令。究竟是不準露天開會,或不準在巴蜀小學開會,或根本不準開會,請我設法解決。在老舍的請求下,馮玉祥答應出麵找重慶衛戍司令劉峙斡旋:討論的結果,是我打電話,〔向〕劉峙總司令問問。劉總司令說,會是開的,不是不叫開會,是不要亂罵。最好打電話問問市黨部。
因為市黨部的人我不認識,遂問問中央黨部葉秘書長。他說隻要衛戍司令部允許就沒問題了,不過這是社會部穀正綱的事,我們可與其一電話。
事情決定了,明天二時開會,惟我不願去當主席,因為屆時他們又是亂罵,臉上不好看,免〔勉〕強推脫說同時英大使請客,不能為此而忘了國家事。他們又要延長至三點,無再推,隻好去了,預告會場要有秩序。從國民黨有關方麵要求召開紀念會時“不要亂罵”,而馮玉祥本人也因為擔心“屆時他們又是亂罵,臉上不好看”而不願擔任大會主席等情形來看,紀念會實際上已經演化成了左翼進步文化界反對國民黨文化專製的一種社會實踐,而不再是單純的儀式了。
正因為此,《新華日報》獲知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會受到禁止後,很快在10月19日刊出了這樣一條抗議性消息:今日為魯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紀念,渝市文藝及文化界原定本日下午二時在巴蜀小學舉行紀念會,現以某種特殊原因,原定紀念辦法,不能實現,聞現正設法恢複原定計劃中,惟截至記者執筆時,尚未得有確定消息,今日下午紀念會能否舉行尚未可知。據胡風回憶,由於紀念會籌備者“沒有及時和《新華日報》通氣,《新華日報》隻聽到了紀念會被禁止的謠傳,當天就登了一條帶抗議意味的報道”,影響了群眾到會,結果僅有三百多人參加了紀念會。顯然,這則“帶抗議意味的報道”,隻能是在分歧和衝突早已存在的情形之下才能迅速產生出來,反過來又強化了這種早已存在的分歧和衝突,使之變成了一種公開的政治立場。
從大會主席團成員的構成及其言行,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國民黨官方對待魯迅紀念會的態度之變化。這次紀念會的主席團由馮玉祥、沈鈞儒、梁寒操、郭沫若、陳仿先、老舍和周恩來等7人組成,馮玉祥為大會主席,表麵上依然包含了不同黨派的成員,實則不然。除了馮玉祥本人並不願意參加這次紀念會,更不願意擔任主席,紀念會的籌備者事先也無意讓馮氏擔任大會主席,隻是由於受到阻礙,不得已才求助於馮氏。因此,馮玉祥之擔任紀念會主席,無論就其本人還是大會組織者而言,都是無奈之舉。胡風在回憶說,“馮玉祥到會一會兒就說有約會要走,隻好請老舍設法留住他,並請他擔任主席”。因此,馮玉祥參加紀念會,主要出自老舍等人的私人交往,並不代表國民黨官方立場。重慶市黨部代表陳仿先也隻是在“再三邀請之下”,才站起來“大聲地說要學習魯迅先生的奮鬥精神”,沒有更多表現。
會前受到的阻撓,以及國民黨官方人士在紀念會上的具體言行,表明國共兩黨在“團結抗戰”的基礎上形成的有關魯迅的共識,已經宣告破裂。在這個意義上,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會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主要由進步文化界主持的活動,帶上了明顯的政黨政治鬥爭色彩。在以後的幾次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活動中,這種政黨政治鬥爭的色彩越來越濃烈,紀念魯迅最終演變成了中共反對國民黨文化專製政策和政治壓迫的一個重要方式。
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會上出現的這種分歧和衝突,與延安對魯迅提出了全新的闡釋和理解有著密切關聯。大致說來,1940年之前的魯迅紀念活動,總體上是在民族主義的話語空間中展開的,進步文化界和國共兩黨都集中在“團結抗戰”的政治目標之下,從民族戰士這個角度來闡釋魯迅,塑造魯迅的基本形象。也就是說,國共雙方對魯迅的理解和闡釋,從根本上說並沒有超越三民主義的基本範圍。最典型的例子,是魯迅逝世三周年之際,《新華日報》的文章仍然以“為抗戰勝利而奮鬥,為創造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為口號,闡釋紀念魯迅的現實意義。國民黨中宣部長梁寒操在魯迅逝世4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仍然延續了在民族主義話語空間之內來闡釋和理解魯迅的思路。據報道,梁氏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乃是“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進而通過魯迅和孫中山之間的比較,肯定兩人在革命精神上的一致性:他說,“中山先生與魯迅先生在革命精神上是同樣的,他們都是以反帝反封建為行動目標。所不同的,中山先生是革命總流的領導者,魯迅先生是從心理方麵來領導革命的。文藝是改變精神思想最有效的工具。魯迅先生是以戰鬥的態度來改革人民的精神”。最後,梁先生勉力大家要認清我們革命的前途,大家努力戰鬥,才能不愧於今日的紀念,才能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不過,就在國民黨官方繼續在三民主義的範圍內來理解和闡釋魯迅,把魯迅當作文化領袖看待的同時,延安方麵卻對魯迅提出了全新的闡釋。
1940年2月,毛澤東根據無產階級革命的邏輯需要,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對魯迅做了全新的闡釋和評價,確立了魯迅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核心地位。毛澤東認為,“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論”。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定、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個論斷,奠定了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史上的曆史地位,開辟了共產黨人自己獨立闡釋和理解魯迅的話語空間,在相當一段曆史時間之內,左右了現代文學研究者闡釋和理解魯迅的基本思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及其對魯迅的高度評價,顯然正是重慶地區的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會上,國共兩黨的分歧和衝突之根源。分歧和衝突的焦點則是:雙方都意識到了魯迅的重要意義,承認了魯迅在文化界的領導地位,但國民黨是在民族主義的話語空間中,繼續根據三民主義的相關理論資源來闡釋和評價魯迅,而延安方麵則在共產主義的話語空間中,根據新民主主義文化論,把魯迅塑造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領袖。
國共雙方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和理解魯迅在文化界的領導地位,自然是為了利用魯迅的社會文化影響來為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謀取合法性,而不是因為先有了政治文化的合法性,才有了魯迅的領導地位。換言之,魯迅作為文化領袖地位,是建立在先於他所代表的文化傳統而存在的社會文化影響力的基礎上,而不是他所代表的文化傳統賦予的。承認魯迅在文化界的領導地位,實際上也就在無形中擴大了魯迅的社會影響,強化了作為一種獨立文化力量的魯迅傳統之存在。從魯迅傳統之形成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國共兩黨和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幾次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已經把魯迅塑造成了一股具有強大的文化力量,一種國共雙方都無法忽視的權力資源。
這一事實,為文協從新文學的傳統的角度來闡釋魯迅,確立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提供了社會文化基礎。
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結束之後,文協同人緊接著以聚餐會的形式,在當天晚上召開了“魯迅紀念會”,決定次日在中蘇文化協會舉行魯迅紀念晚會,以“討論及研究魯迅之作品”,並報告關於魯迅之回憶等事項。正如文協承認的那樣,這次聚餐會,無論從哪方麵看都“可以說是紀念會的繼續的發展”,帶有明顯的抗議性質。而周恩來、沈鈞儒和田漢等人的發言,更進一步強化了聚餐會的政治色彩。
1940年10月20日,文協組織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的晚會,在胡風主持下如期舉行,30多名重慶地區的文協會員參加了會議。根據胡風的總結,文協同人在這次晚會上,達成了這樣的共識:“第一,大家都認為我們應該接受先生的領導,研究先生的遺著,學習先生的戰鬥精神;第二,我們要認識先生的現實主義方法和精神,並加以認真的研究和學習。”文協研究部的工作報告,對這次晚會所取得的“共同的意見”之敘述,細節上雖有出入,主要觀點卻沒有差別:（1） 肯定了魯迅精神是中國文藝運動的領導精神,魯迅先生是中國文藝運動的領導者。這一點,由老舍先生提出,全場衷心地表示同意。
（2） 我們應該學習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方法。
（3） 建議文協理事會本部應設立“魯迅研究會”。根據晚會的提議,文協總務部隨後很快成立了“魯迅研究會”,以製度化的形式把學習和研究魯迅的活動變成了文協的一項日常工作。此外,成都、桂林、昆明和延安等地的文協分會,也同時舉行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呼應著文協對魯迅之領導地位的承認,把文協同人的關於魯迅的“共同意見”與相應的實踐活動結合起來,使之變成了一種有著常規化的生產活動,並且可以通過這些生產活動不斷得到更新和強化的意識形態知識。
不難看出,文協對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的確認,與毛澤東在延安對魯迅在新民主主義文化中的領導地位的確認,明顯地構成了知識譜係上的內在關聯。事實上,文協同人不過是在新文學傳統這一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具體領域之內,重複了延安方麵的有關論斷。文協在重慶文化界的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會受到國民黨官方阻撓的情形下,毅然單獨出麵召開“魯迅紀念會”和“魯迅晚會”,以及“全場由衷地表示同意”確立魯迅為新文學傳統領導人這種書寫文學史結論的特殊形式,也使得文協對魯迅之文學史地位的確認,帶上了濃厚的權力特征。
但是,換個角度來看文協從參與社會各界共同舉行的魯迅逝世紀念活動,到最後以自身的名義確立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的曆史過程,文協同人對魯迅之文學史地位的書寫,卻又離不開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在“團結抗戰”的民族主義話語空間中對魯迅的積極評價,以及社會各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文協實際上是把國共雙方對紀念魯迅之現實意義的肯定,以及社會各界大規模的紀念魯迅活動生產出來的普遍性的文化權力,巧妙地轉化成了自身獨立書寫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的文學史權力。就此而言,文協確立了魯迅的領導地位,其實也就等於把彌散在整個社會生活領域的普遍性文化權力,凝聚成了自身書寫新文學傳統的內部秩序,左右新文學發展方向的一種特殊的文學史權力。
魯迅在新文學傳統中的領導地位被確定之後,對魯迅的闡釋和評價,反過來又成了書寫新文學傳統、確立新文學發展方向的一個基本途徑。1941年11月,中共南方局借助文協等民眾團體,發起了聲勢浩大而影響深遠的“郭沫若五十壽辰暨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把郭沫若塑造成了魯迅的後繼者,由此創立了通過公開的紀念儀式來書寫新文學傳統,確立當下文學運動方向的話語運作方式。1944年的紀念老舍創作生活二十周年,1945年的紀念茅盾五十誕辰等活動,都是這一話語運作方式的產物。這些紀念活動所確立的文學史秩序,迄今仍然或隱或現地左右著今天的現代文學史格局。注釋
① 胡風:《民族戰爭與我們——略論三年來文藝運動的情勢,紀念抗戰三周年》,《胡風全集》第2卷,第626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 胡風:《今天,我們的中心問題是什麼?》,《胡風全集》第2卷,第604頁。
③ 記者:《文藝簡報》,1938年10月29日《抗戰文藝》第2卷第8期。
④ 馮乃超:《從武漢撤退》,1938年11月12日《抗戰文藝》第2卷第11期。
⑤ 欲明、密林:《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昨日下午在青年會舉行》,1938年10月20日《新華日報》第3版。
⑥ 《魯迅紀念會籌備記》,1938年10月22日《抗戰文藝》第2卷第7期。
⑦ 總務部:《會務報告》,《抗戰文藝》第2卷第8期。
⑧ 記者:《嚴肅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會特寫》,《抗戰文藝》第2卷第8期。
⑨ 參見《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特輯》,《抗戰文藝》第2卷第7期。
⑩ 台靜農:《魯迅先生的一生》,周文《學習魯迅精神》,均見《抗戰文藝》第2卷第8期。
述周:《戰時首都千餘群眾紀念民族戰士魯迅先生》,1939年10月20日《新華日報》第2版。
力群:《不知道魯迅先生即是一種恥辱——為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而作》,原載1939年11月5日《文化前鋒》,引自張夢陽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第2卷,第1228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
《紀念偉大的民族戰士魯迅先生》,1939年10月19日《新華日報》第1版。
吳敏:《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紀念魯迅先生》,1939年10月20日《新華日報》第4版。
記者:《記“魯迅紀念會”和“魯迅晚會”》,1940年12月1日《抗戰文藝》第6卷第4期。
集納者:《國內外文壇》,1940年10月11日《新華日報》第4版。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馮玉祥日記》第5冊,第934-935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陪都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四周年》,1940年10月19日《新華日報》第2版。
胡風:《回憶錄·重慶前期》,《胡風全集》第7卷,第487頁。
《他——活在我們心裏——魯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記》,1940年10月20日《新華日報》第3版。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1940年2月15日《中國文化》創刊號,第19號。
《渝文藝界今開晚會研究魯迅先生作品》,1940年10月20日《新華日報》第3版。
研究部:《研究部報告（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年十二月底）》,1941年3月20日《抗戰文藝》第7卷第2、3期合刊。
總務部:《會務報告》,《抗戰文藝》第6卷第4期。（《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7期）延安時期“魯迅傳統”的形成(上)袁盛勇一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不幸病逝。這一消息傳到當時即將進駐延安的中共中央,毫無疑義引起了相當強烈的震撼,中共中央對此作出了熱切反響。中共中央在隨後發表的唁電和文件中對魯迅作了非常之高的評價,比如說他是“我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的權威、文壇上最燦爛光輝的巨星”,又說他是“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於抗日救國非凡的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並且明確指出他“對於我中華民族,功績之偉大,不亞於高爾基之於蘇聯”。①與此同時,左翼文化界中那些曾經跟他大有扞格的人,也都遵照黨的指示,對他采取了貌似非常崇敬的態度:魯迅在他們筆下也確乎越來越不像一個人,而是一個神了。這種現象在延安這一特定的政治區域又無疑得到了空前有組織的開展,並且隨著政治情勢的發展和需要,對魯迅的理解也越來越褊狹化了。這就是說,魯迅愈來愈被抽象化,單一化,符號化,即越來越被意識形態化了。那麼,這種現象在延安是否經曆了一個過程?倘是的,它又經曆了一個怎樣的過程?本文試圖從魯迅接受史的角度,作一些學理性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