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專論
胡小石講授
吳翠芬筆錄
王立興整理南京大學出版社圖書在版編目（ＣＩＰ）數據楚辭專論 \/ 胡小石講授; 吳翠芬筆錄, 王立興整理.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8
ISBN 9787305232862Ⅰ. ①楚…Ⅱ. ①胡… ②吳… ③王…Ⅲ. ①楚辭研
究Ⅳ. ①I207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0)第082743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 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書名楚辭專論
編著者胡小石講授
吳翠芬筆錄
王立興整理
責任編輯張敏編輯熱線：0258359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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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徐州緒權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718×10001／16印張2325字數350千
版次2020年8月第1版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3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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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前置詞：欲把金針度與人——胡小石師“楚辭專論”全錄紀言王立興1
楚辭導讀1
研讀楚辭的必要參考書1
楚辭辨名25
屈原生平與作品37
屈原作品講析63
離騷63
九歌（十一篇選七）164
東皇太一170
雲中君178
湘君182
湘夫人189
少司命196
山鬼200
國殤206
招魂213
答諸生問249
附錄一胡小石有關楚辭的論著256
《離騷》文例（1924年）256
《遠遊》疏證（1926年1月）266
《楚辭》郭注義徵（1941年）273
楚辭辨名（1944年）314
屈原與古神話（1957年1月）318
附錄二334
周勳初：《胡小石文史論叢導讀·楚辭》334
吳翠芬：獨向深山深處行——憶胡小石師341
後記355
前置詞：欲把金針度與人
前置詞：
欲把金針度與人
——胡小石師“楚辭專論”全錄紀言王立興
恩師胡小石先生1907年（19歲）考入兩江師範學堂農博科。1913年開始研究楚辭，考證其中的花草樹木。1921年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國文部主任，開始講授楚辭。此後數十年，先生先後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南京金陵大學、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重慶中央大學、昆明雲南大學、重慶白沙女子師範學校，以及抗戰勝利後回遷南京的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高校講授楚辭。新中國成立後，先生又於1954年9月—1955年6月為南京大學中文係三、四年級學生開設了“楚辭專論”課。吳翠芬和我當時都是三年級學生，她有幸成為該課的課代表，負責師生的溝通。這門課她聽得特別認真，課堂筆記（包括圖表）也記得很詳細，並不時向先生討教問學。正是在先生的教誨啟迪下，她對古代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確立了終生的專業方向。大學畢業時，恰逢全國首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即碩士），學校確定先生招收四名，先生當時點名翠芬免試做了他的研究生。從此翠芬受業於先生門下，學習討教了更多的楚辭問題。1957年，我和翠芬結婚時，先生作為我們的主婚人，參加了在南大小禮堂舉行的簡約婚禮，對我們勖勉有加。此情此景，先生的關愛之情，永刻於心。
胡小石先生1962年逝世後，學校成立了“胡小石教授遺著整理委員會”，將先生有關書學史、楚辭劄記、各類手稿及詩詞創作等材料一並集中於中文係小樓上，並由專人負責保管。不幸的是，“文革”初期先生的整箱資料被紅衛兵抄沒，從此散失，不知所蹤。這一不可彌補的損失，令翠芬痛心疾首，也正因此，翠芬對所記先生的兩本“楚辭專論”筆記十分珍惜。“文革”以來曆經紅色風暴及多次搬家，很多材料都舍棄了，唯獨這兩本筆記翠芬始終珍藏著。改革開放以後，看到先生的一些著作開始整理出版，翠芬也萌生了整理先生“楚辭專論”的念頭，隻是當時赴美講學在即，回國後任務繁重，事情太多，無法付諸實踐。翠芬罹患癌症後，在整理書稿時，又取出這兩本筆記，撫摸歎氣。見此情景，我寬慰她說，等你身體好後，我來協助你一同整理，不會讓恩師的楚辭研究成果在我們手中湮沒。如今翠芬走了，我決定完成她的心願，在整理出版了她的《流星集》、《散花集》兩本著作後，就立即投入了此項整理工作。曆經三個寒暑，三易其稿：第一稿，抄錄筆記，含翠芬研究生期間先生授課時所涉及的楚辭內容；第二稿，逐字逐句、逐章逐節地查證核實引用材料，作出注釋；第三稿，對文字的修潤、謄清。如今終於完成，已交南京大學出版社審核。本書出版，當可告慰天國中的翠芬，也是我們向天國中恩師的一個回報、禮敬。
胡小石先生是楚辭研究的頂級專家，從1921—1955年，先生先後在十多所高校，二十多次講授楚辭。“楚辭專論”是先生最後一次為學生係統地講授楚辭了。此後由於身體原因，先生除作過一兩次有關楚辭的講座外，就再也沒有係統地講授過。可以說，“楚辭專論”是先生楚辭研究成果的結晶，彌足珍貴，其所建構的認知體係，學術價值無需贅言。
胡小石先生是當代著名的文字學家、文史學家、書學史家、文物考古學家，學問淵博，治學精審。數十年來，長期在高校講授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古代詩歌、楚辭、杜詩、唐人七絕詩，以及中國書學史、《說文解字》、程瑤田考古學等，尤潛心於中國書學史、古文字學、古音韻學及屈原、陶謝、杜甫、唐人七絕詩的研究。
先生也是著名的書法家和詩人。他的書法師從李瑞清先生的金石書派，並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各體，孤峻橫絕，遒勁靈動，自成一體。先生為金陵書法界領軍人物，聞名遐邇。今有書學史專著、書法集傳世。胡小石《中國書學史》，遊壽整理，中國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胡小石書法選集》，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先生早年從陳三立先生受詩學，由唐人七絕入手，兼習各體。他所作七絕風神雋永，直逼中晚唐，三立先生讚其詩“仰追劉賓客（禹錫），為七百年來罕見”。錢仲聯先生主編的《近代詩鈔》輯入先生詩作八十多首，讚其詩“玄思窎想，百鍛千煉”。可見先生在近代詩壇的地位。
“從來才大人，麵目不專一。”龔自珍《題王子梅盜詩圖》。可以想見，先生以此博學多才所開設的“楚辭專論”課，自有其獨到之處和特異風采。
小石先生繼承了清儒樸學的成就，從小學入手，貫通群經、子史、文學，綜覽百家，經緯古今。先生尤精於古文字學、古音韻學的研究，著有《古文變遷論》、《齊楚古今表》、《甲骨文例》、《讀契劄記》、《金文釋例》、《說文部首疏證》、《說文古文考》、《聲統表》、《廣韻正讀》等，以上各文，分別見《胡小石論文集》一編、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995年版。《廣韻正讀》已完成平、上、去三聲，為未完稿，惜“文革”時散失。對古文字的源流演變，對各體文字結體的析釋，對文字形、音、義關係的論述，戴震《轉語二十章序》：“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先生據此音義對轉的辯證方法，訓釋了屈原詩作中不少難解的問題。都能條分縷析，新義迭出。先生以此深厚學養講授楚辭，自能探其幽奧，發其精微，叩開楚辭的堂廡。我們看到，先生在講解《離騷》、《九歌》、《招魂》時，對文字本源及其在詩句中的內在蘊涵，都逐字逐詞逐句地加以訓釋，逐章逐節地加以分析，使原本古奧難解的楚辭文字躍然鮮活了起來，從而使我們觸摸到詩歌語言的張力及詩人心靈的律動。
針對屈原詩歌中涉及的很多古代名物、典章製度和古史內容，先生以廣博的文獻學、博物學、神話學、民俗學的知識，都一一作了疏證。除了文字的訓解外，先生還特地製作了各類圖表，讓我們可以簡明直觀地了解詩中的含義。一學年下來，先生根據詩中語境，前後共繪製了四十多幅圖表，小者如蘭草、蕙草、白芷、荃蓀圖，粱、稷、黍圖，鑿、枘圖，排簫圖，戈、戟圖，戰國銅劍圖，冠纓圖，跪、坐、箕踞圖等；大者如夏王朝更迭興亡表，夏正圖，古冀州圖，昆侖山位置圖，東周宮室及庭堂樂舞演奏陳列圖，經堂入奧圖，五架梁房屋結構圖，車製分解圖，戰車駕禦圖，六簙行棋圖等。為了讓我們對詩中寫到的一些花草樹木有親切感受，他還讓我們去尋訪南京沿玄武湖城牆上的薜荔，雞鳴寺香市水塘邊的澤蘭，南大校園中的木蘭樹。為了便於了解屈原生平及其遭際，先生還繪製了屈原年表，楚世係及屈原祖係表，屈原流放圖，楚國疆域圖（局部）等。先生這種圖文並茂、注重實物的授課方式，大大拓寬了我們的視野，激發了我們探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濃厚興趣。
小石先生曾和我們說：一個好的大學老師，既要授人以魚，也要授人以漁。先生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他自己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的楚辭課教學，不僅授人以知識，而且還精心傳授了科學理念和科學研究的方法。
先生在開篇的“楚辭導讀”三個專題中，介紹了研讀楚辭的必要參考書、楚辭辨名、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為我們開啟了研究屈原及楚辭學的門徑。結合對屈原作品的解讀，教我們如何閱讀先秦典籍，如何辨析各種文獻材料，如何使用各種工具書，如何從名物、訓詁、音韻、校勘諸方麵來訓釋勘正作品中的文字，等等，這種通過例證來訓練我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實起到舉一反三的效果。
先生早年在兩江師範學堂攻讀農博科時，即接受了係統的科學方法訓練，所以他在研究楚辭時，已經突破了章句考訂之學的樊籬，從語法的角度對屈原作品作整體的排比分類，厘定其在詩句中的作用。他說，讀古書一定要懂得文法。早在1921年，先生在北京女高師講授楚辭時，就寫了《離騷文例》一文，《離騷文例》，見本書“附錄一”。以油印本發給學生。《離騷文例》共三十二例，若幹例下又分列諸小項，均舉出例證，加以辨析。這種從語法角度和修辭角度研讀楚辭，找出內在語言規律的方法，實開了楚辭研究的先河。《離騷文例》之後，先生還寫了《甲骨文例》、《金文釋例》，從語法結構角度詮釋甲骨、金文，在甲骨、金文研究中也是開創性的，為學術界所稱許。除虛詞外，先生還就屈原作品中使用實詞的一些特點也作了語法分析，如三動詞可以連用，三動詞連用，如《離騷》：“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餘乃下”。三形容詞可以連用，三形容詞連用，是屈原的創例，如《招魂》：“像設君室，靜閑安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但三名詞不可以連用，其首個名詞必為動詞。《離騷》：“菉葹以盈室兮”句，王逸注：“三者皆惡草。”“，蒺藜也。”先生認為屈原作品中三名詞並列沒有先例，兩名詞前的“”字必為動詞。他據《詩經·小雅·甫田》：“如茨如梁”句，《毛傳》訓茨為積也。而“茨”為“”的本字，故《離騷》此處“”字應為動詞。再如屈原作品中的“餘”必為領格，“予”必為賓格，但“餘”如在句中間有時則變性為連詞。如《離騷》：“忳鬱邑餘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餘上征”。此兩處“餘”為連詞，猶“而”也。屈原詩中語法常有變化，如《離騷》：“既替餘以蕙兮，又申之以擥茝。”“蕙”為名動結構，“擥茝”為動名結構。名詞在前，動詞在後，在先秦語言中多見，如《天問》，即“問天”也。另外，先生還總結出楚辭中“同名異義”的用詞原則，指出同一詞語，在不同語境中，意象也不同。如“皇”、“靈”、“陸離”、“偃蹇”等都有多種意象；同一名物，如“蘭”，既有草本植物的澤蘭、石蘭，又有木本植物的木蘭。屈原用詞靈巧多變，如果不辨析清楚，就很難理解詩中的義蘊。先生以“屈”解“屈”，在“楚”言“楚”，從詩歌本身找材料作比較分析，這是一種科學的方法。
總之，先生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貫穿課堂的始終。他不放過屈原作品的每一個字，循名責實，言必有據，對王逸注釋文字的肯定與否定，都有大量證明，務求精審準確，實在無法解釋的詩句或注文，則說現在還講不清楚，不能亂猜。他對廖平、胡適等人否定屈原的存在提出批評，指出曆史是多方麵的，研究曆史說“有”容易，說“無”難，所以說“無”要十分謹慎，廖平、胡適否定屈原的存在，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這真是為學的經驗之談。先生說，科學研究不能摻入任何雜質。他鼓勵我們要長期積累資料，打好基礎，培育科學精神，掌握科學方法，這樣才能有所發現，有所突破。先生的言傳身教，使我們終身受益。
小石先生還不止一次地說：學有造詣的人應兼具“儒林”、“文苑”之所長，既能搞研究，又能搞創作，在知識領域要達到既深且廣，在創作領域也要有所曆練，做到科學精神與藝術探討的結合，這樣的楚辭研究才能進入一個新的境界。先生鼓勵我們嚐試一下詩歌創作，因為有無創作經驗對屈原作品的領會是不一樣的。
事實確是如此。先生身兼“儒林”與“文苑”之長，將兩者完美地融通起來，這就使他的楚辭教學、楚辭研究呈現出很多新的景象。
試舉數例說明之。
例一，關於屈原流放問題。自古至今學術界認為屈原被流放一至兩次，而先生則根據屈原作品及有關古文獻材料，認為屈原遭到三次流放。第一次，由郢都流放到漢北；第二次，由郢都流放到夏口；第三次，由夏口流放到漵浦；最後由漵浦東行至汨羅江自沉。先生以曆史地理學的文獻材料，論證二放時《哀郢》記敘的“過夏首而西浮兮”句，“西浮”當為“東浮”之誤，“東浮”才能“遵江夏以流亡”；《哀郢》中的“陵陽”，從文意看，不是地名，而是傳說中的“波神”。先生認為《涉江》中“山皋”與“方林”對舉，係指三放時所經地貌，“枉渚”係指枉水上的一片小洲，“辰陽”係指辰水之北，“漵浦”係指漵水之濱，都不是特定地名。從文學角度考量，這裏泛指更好，泛指地域更廣，更貼合詩意。而王逸指為地名，未免偏隘了些，且還有錯判，因辰陽漢才置縣，漵浦地名唐代才有呢。
例二，關於靈氛、巫鹹勸屈原去留的問題。學界曆來有兩種意見，多數人認為靈氛、巫鹹均勸屈原去國他適；少數人認為巫鹹和靈氛的意見不同，係勸屈原留國求合。如清人梅曾亮就說：“靈氛勸其去而之他，巫鹹則勸其留而求合。‘勉陞降’二句，是求合之大旨也。”見馬其昶《屈賦微》引梅曾亮語。先生是讚同其意見的。但梅曾亮語焉不詳，先生從三個方麵作了補充，其一，從文情看，巫鹹的占詞是勸其留。巫鹹為天上大神，地位在靈氛之上，而文中隻提到靈氛的“吉占”，未提及巫鹹，顯然是對勸其留的否定。其二，從藝術構思上看，屈原兩卜，如靈氛、巫鹹都主張去，則文氣平直，而兩卜一去一留，則文氣迭蕩，更有韻味，這正是詩人藝術構思的精妙處。其三，有文獻材料可證。《禮記·曲禮上》：古代求占，“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即古代求占可一卜，一卜有疑慮，可以再卜，甚至三卜，以定吉凶休咎，但事不過三。還規定一卜、二卜占詞不能因襲、重複。可見詩人行文符合古代求占的禮儀規定。
例三，關於巫鹹的曆史定位問題。王逸和洪興祖都認為巫鹹是殷人，殷人何能知悉其後的呂望與文王、寧戚與齊桓事。表麵看很有道理，其實他們的失誤有二：一是他們未厘清巫鹹從黃帝、炎帝、帝堯、殷商到戰國時都有。巫鹹已是通名，不是專指某一個人；二是《離騷》是文學作品，即使巫鹹是殷人，那也是屈原以幻想手法請來千年前的人迎神問卜，與之對話。文學作品不必過於拘於史實，就像相聲“關羽戰秦瓊”，《儒林外史》中王員外請關羽降壇填《西江月》詞一樣，超越時空，這隻是文學創作的一種手法。先生結合曆史文獻從文學角度來解讀巫鹹其人，當然較王、洪要通達得多。
先生很重視對屈原作品藝術成就和詩美的發掘。他說，分析文學作品首先應從作品的藝術性入手，文學作品是通過藝術構思、藝術手段、藝術語言來表情達意的，詩歌尤其如此。不管什麼類型的文學作品，如果沒有高超的藝術表現力，不能給人以心靈的啟示和美的享受，思想內容再好也是蒼白無力的。像屈原這樣大情懷、大格局、大手筆的作家，他的作品所以能橫空出世，光耀千古，就在於詩人立足於現實，思接千古，視通萬裏，以卓絕的藝術創造力，將自己清貞高潔的思想情愫藝術地呈現給人世大眾。“誰會靈均九死心。”胡小石詩《十七夜樓對月》。見《胡小石論文集》一編“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先生的心與屈原的心是相通的。先生以對詩人的景仰之情，從大文化視域，將科學性與藝術性結合起來，高屋建瓴地詮釋屈原及其作品，對屈原真幻圓融的創作思想，匠心獨運的結構安排，香草美人的象征方法，以類相從的藻采手段，鮮活多姿的文詞運轉，都做了全方位分析和會心評價。先生還以自己的藝匠詩心，對其中一些詩句做出細致分析。先生認為，詩重想象，想象力是詩人特有的思維能力，如“老冉冉其將至兮”（《離騷》），將抽象事物化為動態的具體形象；“光風轉蕙，氾崇蘭些”（《招魂》），將聽覺印象化為有色的視覺形象；“娭光眇視，目曾波些”（《招魂》），將目光形容如水波一樣流轉美灩；“桂櫂兮蘭枻，斵冰兮積雪”（《湘君》），將斵冰如積雪來形容波濤；這些極富創造力的意象都很美。先生對屈賦中的一些名句也很關注，如《離騷》：“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雲中君》：“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等，都做了精到的分析。先生認為藝術就是要用心靈表現別人想不到的刹那間的獨特感受，屈原的高明處就在於此。記得先生在講《湘夫人》時，為我們吟誦了《湘夫人》全詩，吟誦完後，他微閉著眼睛，讚歎道：啊！詩情畫意，真是太美了，太美了，美得無可言表。先生沉浸在濃鬱的詩美中，也把我們引入了美的藝術殿堂。
小石先生的教學藝術也是有口皆碑的。楚辭課條理明貫，脈絡清楚，開合有致，卷展自如，無論是詩句的內核還是外延都講得十分通透。楚辭字句艱深，先生除運用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加以剖析外，還不時引用曆史人物和曆史掌故，隨口背誦古人詩詞加以印證，使原本困惑的問題一下子昭昭然。先生有一股清冽溫潤之氣，講課時雍容仁和，不疾不徐，循循善誘，入理入心，加上遒美的板書和板畫，整個講堂上似乎有一個強大的氣場，深深地吸攝著我們。真是如聽樂音，如沐春風，淬煉心智，淨化心靈。可以說，聆聽先生的每一節課，都是極大的精神享受。先生傾蓋相予、真誠奉獻的風範，永遠定格在我們的心中。
欲把金針度與人。小石先生捧著一顆赤子之心，滋蘭樹蕙，傳道授業，培根鑄魂。屈原的精神氣骨，先生的精神氣骨，已然汩汩流淌在莘莘學子的血脈中。
本書“附錄一”收了小石先生已經發表的五篇楚辭論著，以便較完整地將先生的楚辭研究成果呈獻給讀者。在輯錄過程中，五篇論著都重新作了校訂。其中如《楚辭郭注義徵》一文，就根據郭璞注《山海經》、《穆天子傳》、《爾雅》、《方言》、《史記·子虛賦、上林賦》、《文選·子虛賦、上林賦》，以及《藝文類聚》輯錄的郭璞楚辭注，還有郭璞《山海經圖讚》、道藏本《山海經圖讚》、《爾雅圖讚》有關楚辭條目，都逐條作了核實，補正了原先出版時校訂中的一些失誤。也深歎先生搜輯之廣，用力之勤。本書“附錄二”收入了周勳初先生《胡小石文史論叢導讀·楚辭》的部分及翠芬的《獨向深山深處行——憶胡小石師》一文，以便讀者進一步了解小石先生及其楚辭研究。
需要說明的是，先生的“楚辭專論”課，除開篇“楚辭導讀”三個專題外，原計劃對屈原的重要篇章《離騷》、《九歌》、《天問》、《九章》（一部分）、《招魂》等作係統講授。因時間不夠，現隻講授了《離騷》（全部）、《九歌》（十一篇選七）、《招魂》（全部），而《天問》、《九章》雖有所涉及，但未能作完整講授，這不能不是一個缺憾。本書收錄的“答諸生問”，係根據先生第二學期期中解答學生提出的一些問題整理的。
2019年7月7日於上海浦東仁恒河濱
楚 辭 專 論楚 辭 導 讀
楚辭導讀
教學目的|通過此課程，對楚辭進行科學研究，培養同學們的科研能力。本課程將對楚辭及作者屈原的有關問題求得解決，對楚辭的重要篇章《離騷》、《九歌》、《天問》、《九章》（一部分）、《招魂》的每字、每句能有所理解，對作品中所涉及的有關問題能知曉掌握。基礎打牢後才能步入楚辭研究的殿堂。
研讀楚辭的必要參考書
清代大的學問都有人寫成書，如講經學的書，清康熙時浙江人朱彝尊就作了《經義考》，包括《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三傳》、《論》、《孟》、《孝經》、《爾雅》以及《樂書》、《四書》、《逸經》等，按諸經分類編排考論。如講小學的書，乾嘉時江西人謝啟昆就作了《小學考》，包括訓詁、文字、音韻等。楚辭從漢代到近世著述很多，抗戰時有人輯過大小著作約有幾百種，其中有存有亡。楚辭著作可以成一專門學問，可以作“楚辭學考”。“楚辭學考”留待將來人作，很值得作，這是楚辭研究的一個方向。
楚辭著作很多，初學者感到無從下手，這沒有必要。我們可以爬梳剔抉，從中選取最必要的參考書，供學習研究。現分別介紹如下。（吳翠芬課堂筆記首頁）有關楚辭合集，基本讀物介紹三種。
一、 《楚辭章句》十七卷東漢王逸注
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是今存楚辭注本中最早的一部。這十七卷本從何而來？這需要對屈原作品流傳情況及楚辭成書過程，作一簡要介紹。
屈原創作的《離騷》等作品，在他生前就已開始流傳，他投汨羅殉節後，其作品迅速廣為傳布。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後敘》雲：“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可見屈原死後其作品作為教材，在楚地廣為流傳。其間屈原弟子宋玉以及景差、唐勒之屬對“教傳”可能都起了很大作用。但這還是口頭傳播、私相授受的階段。屈原和其他楚辭作品編輯成書，這要到西漢武帝時了。
楚辭成書的第一大功臣應屬劉安（前179—前122）。劉安繼父劉長後襲封為淮南王，其受封的都邑壽春（今安徽壽縣附近）是楚國最後的都城。楚在壽春前後經營了十八年（前241—前223），想來保存的楚國文獻典籍很多。當時楚人“以相教傳”的屈原作品，必然保留在其中。劉安本人喜為辭賦，《漢書·藝文誌·詩賦略》著錄“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均佚。他招有賓客文士數千人，其中多數應為楚地人，他的賓客搜集屈原等人的楚辭體作品是很容易的事。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他們將收集到的屈原、宋玉、景差、賈誼等人的楚辭體作品，加上賓客淮南小山的仿作《招隱士》，編為《楚辭》一書。這可能是最早的《楚辭》輯本。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劉安赴京覲見，進獻了他編輯的《楚辭》一書。因武帝也喜好辭賦，遂命他作《離騷傳》。《漢書·淮南王劉安傳》：顏師古注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可見“傳”即注，《毛詩傳》即毛公給《詩經》作的注。據說他作的很快，一天就完成了。《漢書·淮南王劉安傳》：武帝即位初，劉安入朝，獻《淮南子》及主編的《楚辭》一書，武帝“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隋書·經籍誌·集部》楚辭《序》：“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為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這是給《楚辭》第一個作傳（注）的人。注文今已不存，隻有一兩條尚存於他書中。劉安還為《離騷》寫了“敘”。敘大部分為司馬遷所節取，見於《史記·屈原列傳》中，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誌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劉安這一段話是對《離騷》的最早評論，是對屈原的最高評價、讚美。可見劉安對屈原及其作品是有認識的，評得很恰當。司馬遷引用劉安《離騷傳·敘》的內容，這從班固《離騷序》和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也可得到證明。
劉安《離騷傳》注文，今存的一條見於班固《離騷序》。《離騷》中有：“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五子是指夏太康時夏後啟之子五觀。五子即五觀，他因叛亂鬧內訌，快把夏搞亡了。但劉安《離騷傳》卻說五子為五子胥，班固《離騷序》也同此說，所指存疑。見王逸《離騷經章句後敘》附錄班固《離騷序》。漢人解釋東西常常如此古怪、費解。
楚辭成書的第二大功臣是劉向（前77？—前6）。淮南王劉安因謀反被誅，他編的《楚辭》進呈本也長期禁閉於秘閣，越百年，直到劉向時才得見天日。劉向是西漢後期的博學家，元帝時領校中秘書，成帝時任光祿大夫，校理經傳諸子詩賦等天下典籍，撰寫了《別錄》，後由其子劉歆撰為《七略》，成為《漢書·藝文誌》的藍本。劉向任職秘閣，他當然有機會接觸到包括劉安編輯的楚辭類作品，因此他在劉安輯本的基礎上，將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加入集中，東方朔、嚴忌、王褒三人作品是否劉向輯入，因無材料證實，存疑。又將自己作的《九歎》也參列其中，遂成十六卷本。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後敘》：“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劉向校訂的十六卷本，從《離騷》起到《九歎》止，包括屈、宋及西漢人的作品，構成楚辭文體的一個係統。定名《楚辭》，就始自劉向。另劉向在其《新序》一書中，還寫了屈原小傳，可以與《史記·屈原列傳》互相參照，對我們了解屈原生平很有幫助。見劉向《新序·節士篇》。其《九歎》對屈原遭際及其作品發出的深沉歎讚，也很有意義。
劉安、劉向後，東漢初又有人為楚辭作注。為《離騷》作注的最多，如班固（32—92）的《離騷經章句》，賈逵（30—101）的《離騷經章句》，王逸《離騷經後敘》：“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複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按賈逵，古文學大師，《說文解字》作者許慎之師。馬融（79—166）的《離騷注》，《後漢書·馬融傳》：融安帝時為校書郎中，於東觀典校秘書，才高博洽，為世通儒，鄭玄出其門。“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可惜這些書都亡佚了。班書今僅存《離騷》兩序，為王逸收入《楚辭章句》中，班書與賈書注文今僅存數條。百年前南京學者顧懷三作《補後漢書藝文誌》（收入《金陵叢書》），從很多唐前書中找到班、賈書的幾條。我們從《離騷》洪興祖補注中找到一條賈注。《離騷》“羿淫遊以佚畋兮”句下，洪補注引：“《說文》雲：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雲：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也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後也。”馬書也亡，但在《楚辭·大招》洪興祖補注中，也引有一條馬注。《大招》：“鴻鵠代遊，曼鷫些。”洪補注：“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曰鳳皇別名。馬融曰：其羽如紈，高首而修頸。”除給《離騷》作注外，還有人喜給《天問》作注。自西漢即如此，劉向、揚雄都注釋過，現也不存了。見王逸《楚辭章句·天問後敘》。現存漢人關於楚辭的完整著作隻有王逸的《楚辭章句》十七卷本，但這距劉向典校的十六卷本，又過去了一百多年。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東漢安帝元初（114—119）中為校書郎，順帝時官至侍中。見《後漢書·文苑傳》。王逸父子皆善作賦。王逸賦，今僅存殘篇《機婦賦》、《荔支賦》，嚴可均輯入《全後漢文》中；子王延壽作《魯靈光殿賦》（收入《昭明文選》），寫古代建築，很現實，可惜二十多歲就溺水死了。王逸任校書郎時，可以入東觀博覽群書，他得見劉向典校的《楚辭》當在此時。王逸與屈原同為楚地人，對屈原作品及其高潔人格十分激賞，他根據劉向校訂的本子，又把自己寫的《九思》也列在其中，成十七卷本。漢人作《九懷》、《九歎》、《九思》，以求與《九章》、《九歌》、《九辯》名稱相合，蓋“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王逸《楚辭章句·九辯序》。所以“九”在楚辭中很多見。
王逸《楚辭章句》是現存最早的楚辭合集，是我們研究屈原和楚辭的基點，其功厥偉。王逸作《楚辭章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1）從注文看，王逸不光是辭人，而且是經人。漢朝講經文，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古文在西漢時長期處於分離狀態，到東漢時，學者漸漸打破此界限，如總結漢代經學的有名人物鄭玄就不分今文、古文，把今文、古文融而為一，被人稱為“通學”。王逸注《楚辭》，也兼采今文、古文，他講《春秋》用左氏，講禮儀用周官，講《詩》用魯詩。魯詩為今文，王逸共采用了八十八條，這種對古詩今文經學的解釋，對研讀《詩經》是很寶貴的材料。王逸還吸收了劉向、揚雄及同時代人班固、賈逵等楚辭注釋中的一些觀點，博采眾長，陳述己見，這都很可貴。
（2）王逸書名《楚辭章句》，這是漢代注書體裁的專稱。漢人給經書作注，如毛公解《詩》稱毛傳，鄭玄之注稱鄭注，何休注《公羊》稱解詁，這些文字都很簡古。而章句則不同，章句體裁是把一句話的訓詁名物、一字一句先講清楚，即先解釋一字一句，然後再講大義，講一章之義，講得很詳細清楚。王逸還為《楚辭》各篇寫了敘文，並為《離騷》、《天問》兩篇寫了後敘，論述各篇寫作背景和題旨，這些對初學者都很有用。章句今存的隻有兩書，一是趙岐的《孟子章句》，一即是王逸的《楚辭章句》。
（3）王逸所處時代去古未遠，其注釋多用前人典籍及先賢之訓詁，有所依據。加之他生於楚地，對《楚辭》中的方言俗語、民俗風情釋解得頗為精當，為我們閱讀《楚辭》提供了方便。
（4）王逸對屈原及其作品都有很高評價，認為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認為“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後敘》。其崇賞之情溢於言表。
王逸注很可貴，但也有缺點：
（1）迂拘難通。《楚辭》原文很簡，而王逸注很詳，流於囉嗦瑣碎，經其解釋後反而難懂了。尤其是對《九歌》的解釋，他找不到出路，很混亂難懂。
（2）經生頭腦。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國造成正統思想。中國講經學，尤其王朝官學，就如歐洲教會教廷一樣，全根據王朝統治思想而來的。武帝後儒家思想高高在上，王朝正是以此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我們試以漢代兩大史學家司馬遷和班固對屈原的不同評價為例，說明王朝正統思想對二人的依違影響。司馬遷並不專尊儒學、專尊皇權，對漢皇室也多加以嘲諷，表現出一種異端思想。在《屈原列傳》中，他悲屈之誌，對屈原怨君斥佞，充分肯定。而班固則是正統思想的俘虜，他所作的《離騷序》，雖體察到屈原作品的文學價值，認為“其文宏博雅麗，為辭賦宗。”但他以君權至上觀念，承認屈原忠君愛國的一麵，又反對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與黑暗勢力作鬥爭的一麵，批評他“露才揚己”，不明“全身遠害”、“明哲保身”之道。對屈原借助神話、神女的種種描述頗多微詞，認為這種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與傳統文學不符。見班固《離騷》二序。王逸收入其《楚辭章句》中，名《離騷序》、《離騷讚序》。對班固的非議屈原，王逸雖有所不滿和批評，認為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後敘》。但他也和班固一樣，都是經生頭腦，很多方麵仍然以正統思想之“尺”量屈。屈原生在司馬遷之前，自然儒學思想更少一些。而王逸的思想是官學思想，他以漢儒說經的方法解釋屈原作品，依經立義，有些顯然是錯誤的；他的一些注文穿鑿附會，其手法就是以比興方法歪曲屈原作品。這正如《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明明是講男女戀愛的，而漢人將男女之情解釋為君臣關係，“後妃之德”。就像《聖經》上有些情詩，教會將此歪曲為教義一樣。所以王逸以比興之法解釋《楚辭》，有一些是歪曲屈原的。
王逸《楚辭章句》今有單注本與補注本。單注本隻有王逸注；補注本在王逸注後帶有洪興祖的補注，而今天更為流行的是補注本。
洪興祖補注很好。洪興祖（1090—1155），字慶善，南宋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北宋政和（1111—1117）中登上舍第，南渡後曆任秘書省正字、太常博士，出知真州、饒州。洪博學洽聞，勤於撰述。因文字之禍杵秦檜，貶死昭州。檜死，得以昭雪。見《宋史·儒林傳》。
漢人注書，大抵簡質，又往往舉其訓詁而不備列其考證，而洪興祖《補注》很好，他博采曆代楚辭的傳本，如《文選》五臣注，六朝古本，唐代寫本，以及宋代傳本二十餘種，校勘王逸《楚辭章句》，寫成《楚辭補注》十七卷，並附古本《楚辭釋文》一卷及《楚辭考異》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誌》著錄“《補注楚辭》十七卷”、“考異一卷”雲：“（洪）自序雲：以歐陽永叔、蘇子瞻、晁文元、宋景文家本參校之，遂為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楚辭》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十四五家參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書成，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用力亦以勤矣。”從中可窺知洪興祖著述的經過。此書列王逸注於前，補注於後，《釋文》、《考異》原各單為一卷，今刻本已分竄於補注前後。此書訓詁釋義，考異補正，征引了很多新的材料，訂正了王逸注文中的不少缺失。《釋文》今存七十多條，對研究《楚辭》古字、古音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此書實為王逸《楚辭章句》後之集大成者，是研究者必讀書。
關於王逸《楚辭章句》今存版本，檢其要者：單注本，宋本有《湖北叢書》影宋本，商務印書館曾輯入《叢書集成初編》中，此本很好。今所見到的明刻本中，也多為景宋本，如正德本、正德本，明正德十三年（1518）高第刊黃省曾校《楚辭章句》，有王鏊序。隆慶本，隆慶本，明隆慶五年（1571）豫章夫容館刊《楚辭章句》，有王世貞序。明萬曆年間的俞初刻本，明萬曆十四年（1586）俞初刻本，有吳琯序，為夫容館重刻本，但編次略有不同。也與宋單注本同一來源。另外《四庫全書》所收紀昀家藏本，也很好。補注本，版刻很多，未見宋刻本。今所能見到的是明翻刻宋本，如現藏於南京圖書館的丁氏八千卷樓本，內有丁丙跋，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收錄的即是此本。現在大家最常見到的為明末清初毛晉、毛扆（yǐ）父子刊刻的毛氏汲古閣本，這也是來自宋本。此本有清一代翻刻的很多，流布很廣，《四庫全書》所收即為汲古閣本；還有同治十一年金陵書局校刊的汲古閣本，都很好。此外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也都取自汲古閣本。單注、補注本都涉及《楚辭》版本學問題，初學者學習《楚辭》時，手頭有一本補注本就可以了。
二、 《楚辭集注》南宋朱熹注
從晉到隋，有關《楚辭》的專書約有十餘種，可查《隋書·經籍誌·楚辭類》目錄。這些書除王逸《楚辭章句》外，大都散佚，但也有幾種值得注意的。一是郭璞注《楚辭》三卷，已佚。今從各種典籍中輯其佚文，仍可補正王逸注文訓解之疏失。郭注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也很精當。可見胡小石師《楚辭郭注義徵》，見本書“附錄一”。一是隋釋道騫《楚辭音》一卷。《隋書·經籍誌·楚辭類》敘錄雲：“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隋誌》著錄《楚辭音》共五種，前四種均佚，隻道騫《楚辭音》在敦煌石室中藏有寫本殘卷上百條，均為《離騷》部分。《楚辭音》敦煌寫本殘卷，為法人伯希和盜去，藏巴黎國民圖書館。王重民攝影以歸，並著有《巴黎敦煌卷敘錄》（載《圖書季刊》2卷3期）。殘卷存《離騷》八十四行，正文一八八字，注文九六字。正文起“駟玉虯以乘翳兮，溘埃風餘上征”的“乘”字始，訖“為餘駕飛龍兮，集瑤象以為車”的“瑤”字止。其中絕大多數都有音注（切音或直音）。這是現存《楚辭》最早的本子，十分可貴。道騫能為楚聲，對楚辭注音、校勘很有文獻價值。
到了唐代，唐人作賦的很多，但給《楚辭》作注者很少，除王逸《楚辭章句》仍在流傳外，為《楚辭》作注的，今僅見初唐李善《文選注》，開元時呂延祚集輯的《文選五臣注》。《文選五臣注》，由呂延祚集輯，由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合注。此外，還有開元時陸善經的《文選離騷注》和《招魂注》，惜已殘缺。唐寫殘本《文選集注》藏日本金澤文庫。1918年羅振玉據之影印，有羅振玉序，今浙江圖書館有藏本。此寫本有陸善經《離騷注》（後一小段殘缺）和《招魂注》（大部殘缺）。《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除沿襲《隋書·經籍誌》有關著錄外，均無有關唐人《楚辭》的記錄。
宋代重文治，文人研讀《楚辭》也多了起來，北宋歐陽修、蘇軾都有《楚辭章句》抄校本。蘇軾門人晁補之（1053—1110）刪去王逸《九思》一篇，成《重編楚辭》十六卷，他還取宋玉以下與楚辭相類或祖述《離騷》的文辭，分別編成《續楚辭》、《變離騷》各二十卷，可惜均佚失。晁補之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很有見地，並以史家的眼光勾畫了《楚辭》的源流衍變。但他畢竟是詩人，所作的注文並不重要。在此之後，南宋洪興祖在校勘王逸《楚辭章句》時，竟然采集到了二十多家宋人藏本，完成《楚辭補注》。此也可見楚辭傳寫在宋代的興盛情景。
朱熹《楚辭集注》是繼洪興祖《楚辭補注》之後，將楚辭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注本。
朱熹（1130—1200），字晦庵，南宋理學家，學問很大，解釋古書眼光很好。《楚辭集注》是朱熹晚年將死前注的。他為什麼注《楚辭》，這有其曆史背景，因為他當時遭遇了黨禍。南宋時，外戚韓侂胄當政，與韓對立的是宗室趙汝愚。雙方政見不同，鬥爭激烈，而朱熹是站在趙一方的。鬥爭結果，趙被貶永州，暴死於湖南途中，朱熹也作為“偽學”、“逆黨”的重要人物，落職歸裏。朱熹此時作《楚辭集注》，把趙比作屈原，屈原與楚王同姓，因政治失敗而死，趙的遭遇也相仿。所以朱熹注《楚辭》是有所寄托的，是政治鬥爭的手段，是作為對抗韓的武器。周密《齊東野語》卷三《紹興內禪》：“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為之注《離騷》以寄意焉。”當然，朱熹作《楚辭集注》，還有特定的時代因素。南宋時，內憂外患，主戰派和主和派鬥爭相當激烈。朱熹是抗金派，但卻橫遭誣陷，貶出朝庭，這和屈原“忠而被謗”的遭遇極其相似。他頌揚屈原“忠君愛國之誠心”和“不顧其死，特立獨行”的“英烈之氣”，分別見朱熹《楚辭集注序》及《楚辭後語·反離騷》注評。是有很深的寄寓的。我們看到當時和朱熹心氣相通的洪興祖作《楚辭補注》，吳仁傑作《離騷草木疏》，他們都借此歌頌屈原的愛國精神和高潔人格。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這都是時代促成的。
朱熹受到屈原精神和藝術光輝的感召，對屈原作品早有研究，對王逸《楚辭章句》和洪興祖補注熟稔於胸。他對王、洪的訓詁名物之功有所肯定，但對他們不顧作品意旨、旁引曲證的繁碎冗雜訓釋有所不滿。晚年的政治遭遇，觸發了他對屈原作品的詮釋求正，於是重拾“舊編”，加以修訂。《楚辭集注》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完成的。朱熹《楚辭集注序》。
《楚辭集注》重新把楚辭編為八卷，前五卷依王逸本之舊，收屈原作品七題二十五篇；後三卷與王逸本不同，收了宋玉、景差、賈誼、莊忌、淮南小山五人作品八題十六篇。朱熹根據自己的取材標準，刪去舊本《七諫》、《九懷》、《九歎》、《九思》，增入賈誼《吊屈原賦》和《服賦》。朱熹《楚辭辯證目錄》雲：“《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以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複以累篇帙也。賈傅之詞，於西京為最高，且《惜誓》已著於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並錄以附焉。”另外，《楚辭集注》後還附有《楚辭辯證》二卷，《楚辭後語》六卷。前者訂正舊注之謬誤，後者以文學眼光對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篇目有所取舍增補。《楚辭後語》自荀卿至呂大臨計五十二篇，前十七篇有注，後三十五篇無注，係未完稿。
朱熹在作《楚辭集注》時，吸取了洪興祖補注的一些成果，又參校了洪未見的《楚辭章句》傳本的一些異文，對王注洪補《楚辭章句》多所勘正。但此書的主要成就是，作者重在對屈原作品作整體的義理探求，抉發其深層的文義，以文學眼光詮釋屈原作品男女君臣之喻的意旨，用興比賦探求其藝術方法，這較之此前舊注以字句訓詁為主的著述是一大突破，這是治楚辭者由漢學到宋學的一大轉變。之後，《楚辭》有了兩個係統，一為王注洪補《楚辭章句》十七卷本，一為朱熹《楚辭集注》八卷本。兩相比較，兩書異義頗多，但朱書比王書好，因王書很多解不通的地方，朱書能解得通。當然，朱熹作為理學家，其對屈原作品義理的探求，也有一些迂腐之論，如他認為屈原“誌行”“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朱熹《楚辭集注序》。他對屈原作品中神話傳說的曲解否定；他用客觀唯心主義解釋《天問》中的某些問題，頗為荒誕，這都是《楚辭集注》的不足之處。另外，《楚辭後語》所選作品可以看到與屈賦的傳承關係，但他在篇末選了理學家同道張載《鞠歌》和呂大臨《擬招》，透露了濃重的理學氣息，顯然違背了他選文的準則，不足為法。
《楚辭集注》今傳有兩種，一是真正的宋本，為朱熹孫朱鑒刻於宋理宗端平乙未（1235），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已影印出版。此書包括《楚辭集注》、《楚辭辯證》、《楚辭後語》三部分，《後語》裏收有鄒應龍、朱在、朱鑒三篇跋語，最為完備。一種為元刻本，計有1930年掃葉山房影印的元至正二年（1342）建安傅氏刊本；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日新刊本，此本為黎庶昌於日本獲得，後收入《古逸叢書》中。《楚辭集注》明清近代以來翻刻者眾多，易見者有《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
三、 《屈原賦注》清戴震注
明清兩代研讀《楚辭》的人很多。明人最喜讀《楚辭》，但他們往往把《楚辭》解成八股。明代八股取士，文人迂拙疏陋，不通小學（不識字也），頭腦裏充滿了八股格式。思想是八股式的，把文章先後也分成八股式，解讀《楚辭》也是如此。這風氣到明末清初還未消歇，如清初林雲銘（1628—1699）注的《楚辭燈》很流行，《楚辭燈》四卷，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林氏挹奎樓刊本；民國六年（1917）中華圖書館石印本。方法就是用時文之法解《楚辭》，詞旨淺陋。再如蔣驥（1674—1741）的《山帶閣注楚辭》，其對《離騷》結構分析雖有可取之處，但也是八股式的。此書較有價值的，是他輯集了有關屈原史料，繪製了《楚辭地圖》五幅，就屈原史蹤及作品創作的時地作了考索，雖附會較多，不可全信，但可以參考。其所附《楚辭說韻》一卷，對古韻有很多發明，很好。《山帶閣注楚辭》六卷，卷首一卷，餘論二卷，說韻一卷。有雍正五年（1727）原刊本；民國二十二年（1933）北平來薰閣影印本。明清之際也有另類楚辭的著作，這就是王夫之的《楚辭通釋》。王夫之（1619—1692），號薑齋，明亡，隱居於衡山石船山。思想家，反清誌士。王夫之激於社稷淪亡之痛，借通釋楚辭，褒揚屈原，以抒發胸中之壘塊。《楚辭通釋》立足於屈原“本事”分析作品的“情”與“誌”，重在文意的闡發上。此書對屈原的忠貞氣節、高尚人格及卓越的藝術品質，發出由衷歎賞，並做出高度評價，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清王朝在修《四庫全書》時未收錄此書，也是必然的。此書後收入《船山遺書》中，可查閱。《楚辭通釋》最早刻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後收入道光二十八年（1848）、同治四年（1865）湖南所刻《船山遺書》中。
有清一代對楚辭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應數戴震。
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乾隆舉人，曾任《四庫全書》纂修官，一生著述甚多。其所著《屈原賦注》七卷，後附《屈原賦通釋》二卷，《屈原賦音義》三卷，共十二卷。《屈原賦注》二十五篇係據《漢書·藝文誌》屈原賦二十五卷篇名，《屈原賦注》書名即自《漢誌》而來。
《屈原賦注》有鮮明特點。《屈原賦注》七卷是全書主體，注釋簡明精審，不作繁瑣征引，重在通過詞句的訓釋，逐章逐段闡明作品的意旨。釋詞、釋義、釋韻均極精核。戴震精通古音，長於訓詁，所附《通釋》二卷，是解釋楚辭的一般問題，如山川沼澤和草木鳥獸蟲魚等專名。《音義》三卷，是訓釋文中的字義、字音，可見後二者是主體的補充，十二卷是一個完整的結構。
戴震是清朝大學者、樸學大師，對經學、語言學有卓越貢獻。清朝考訂之學按地域分為兩路，一為徽學，在安徽徽州興起，創始人即戴震；一為吳學，在江蘇蘇州興起，創始人為惠棟。客觀上看，戴的治學方法更進步些。惠為漢學，較墨守漢儒舊說，而戴不墨守漢學，而是以證據說話，從證據比較中得出結論，方法更接近科學。戴震作《屈原賦注》時不過三十歲左右，是他最早的著作。一般治學是早年比晚年差，但他學問基礎好，方法進步，所以此書超過明代和清初學者（如林雲銘、蔣驥等）很多。他把明代以來以八股權衡楚辭的風氣掃除一空，為楚辭研究開拓了新路。此書尤其精彩的是講釋《九歌》部分。王逸《九歌》注很難懂，變成了不可解的；朱熹比王逸有進步，注釋得文從字順，可懂了，但有些地方還是講不通；而經過戴震解釋則完全可以理解了。戴震解釋《九歌》精要處，在於他把《九歌》每一篇中口氣變換搞清楚了。《九歌》難懂即在口氣不同，其中有問答，有口氣轉換語，戴震之前都未搞清楚。
《屈原賦注》十二卷本，最早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歙縣汪鳳梧氏不蔬園刊本，其後廣為刊印，最著者有民國十二年（1923）《湖北先正遺書》精抄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安徽叢書》本。
另外戴注屈賦還有三卷本，隻有《離騷》、《九歌》、《天問》三篇，是未完成的書。自然三卷本比十二卷本在前，可能他先寫了三卷，不滿意，再寫了十二卷本，而把三卷本棄去。此三卷本過去未見過，直到抗戰前皖人印《安徽叢書》時，將其收入。有收藏者歙人許承先《後記》，介紹甚詳。三卷本特別之處，內中有戴對屈賦所寫的論述，評析很到位。戴是樸學大師，講樸學的人不大愛講文章。過去史書自《後漢書》始，就把讀書人分為兩類，一類入“儒林傳”，專攻學術的學問家；一類入“文苑傳”，專作詩詞、文章的文士。戴震是學問家，不大作詩、文，但他在三卷本中，卻以文章家的視角論析屈賦，且眼光很敏銳，三卷本的價值就在於此。另三卷本中，關於“離騷”一詞的訓釋，戴震認為乃“牢騷一聲之轉”，“離騷”即“猶今人言牢騷”。此不同於司馬遷、班固、王逸的解釋，值得重視。
總之，楚辭自漢至今，大小著作不下幾百種，很難查閱，初學者不必看這麼多，隻需看以上介紹的三種，基本參考用書就夠了。現購舊本難，如三種買不到，就用王注、戴注兩種；兩種也買不到，就用王注一種。王注雖有缺陷，但漢人注楚辭僅此一種，仍有許多可取之處，所以研讀楚辭，一定要讀王逸注，當然包括洪興祖補注。
下麵簡要介紹幾種屈原作品的單篇著述。
一、 《離騷》
《離騷》為楚辭的主體，也是屈原的代表作品，自漢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起，賈逵、班固作《離騷經章句》、馬融作《離騷注》，宋以後陸續有人為《離騷》作注，主要的有：
（1）《離騷集傳》宋錢杲之撰宋刻本單刻
《楚辭》王注今已無宋刻本，錢注有宋刻本，為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隻一卷，字很大，現歸北京圖書館；鐵琴銅劍樓還有影宋抄本。此書文字好，它與羅振玉影印唐寫殘本《文選集注》文字很相近。三十多年前，羅在日本找到唐寫殘本《文選集注》，於1918年設法印出。此《文選》很特別，為120卷本。唐開元時，《昭明文選》為30卷，無注；後加上李善注，為60卷。而此本為120卷，除李善注及五臣注外，又加上陸善經注，為國內《文選》注本所無。唐寫殘本我很喜愛，此本存有屈原《離騷注》（後一小段殘缺）及《招魂注》（大部殘缺），經與錢杲之《離騷集傳》相校後，發現兩書文字相近。這也可證明錢注《離騷集傳》是早期傳本，很可貴。
（2）《離騷箋》二卷清龔景瀚撰乾隆五十九年（1794）澹靜齋刊本有自序
此書箋注無多新意，重在《離騷》章法意旨的闡發，有可取處，但尋繹文意，雜有八股味。
（3）《離騷賦補注》一卷清朱駿聲撰有道光年間刊本
清代專注《離騷》的有好多家，朱駿聲注的很好。朱為元和（今江蘇蘇州）人，清末偉大的小學家。著有《說文通訓定聲》。他的《離騷賦補注》逐句補注全文，並對《離騷》中複句、複詞、複字、長句加以歸納。他以小學家的眼光和方法考訂《離騷》，解釋得很好，很細致，音韻注釋，也很精當。
二、 《天問》
除注《離騷》外，前人對《天問》也很有興趣，因為《天問》最難解。屈原思想博大新奇，在《天問》中發出很多問題，計有172個之多。主要分兩部分，一是問自然天象。太陽晚上藏何處？何以月亮缺又圓？等等。對宇宙構造、天地開辟、日月運行等傳統見解提出質疑；一是問神話和古史，對古代神話和古代曆史有關傳說記載有點不信，提出質疑。《天問》引用神話很多，屈原不是傳布神話，而是懷疑。他打破很多古代傳統說法，問難質疑。這種大膽懷疑、追求真理的精神，反映了他樸素的唯物主義宇宙觀和進步的社會曆史觀。《天問》的主要價值就在於此。曆史上，西漢劉向、揚雄都注過《天問》，可惜都佚失了。王逸注《天問》時，可能借鑒了其中一些內容，此中有些不可解的問題至今仍無法解釋。今舉一些有關著述：
（1）唐柳宗元《天對》（存於《柳河東集》中）。此是今見最早單獨解答《天問》的著述，對後世有一定影響。《天對》和《天問》雖在思想上有相通之處，但對《天問》中具體問題則無力訓解。可以說《天對》實即“天不對”，牛頭不對馬嘴。
（2）南宋詩人楊萬裏《天問天對解》一卷（存《誠齋集》中）。此書合屈原《天問》和柳宗元《天對》各為之解，訓釋淺易，由於因襲《天對》較多，缺少新義，無多少價值。
（3）清初毛奇齡《天問補注》一卷，共三十四則（存《西河合集》中）。此人學問淵博，對《天問》的解釋有幾則（如“顧菟”、“石林”等）為學術界所認同，但大多屬臆判之詞，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