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這類不確定性的原因主要有:

(1) 工程管理中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不確定疊加而形成的綜合不確定性。

(2) 重大工程大時空尺度或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自組織演化和湧現產生的情景不確定性。

(3) 重大工程強關聯結構形成的不確定性。

(4) 主體對重大工程複雜機理尚未認識或認識模糊、對工程管理客觀規律存在本質上的不確知等主觀能力不足與信息缺失造成的不確定性。

(5) 以上各種原因的綜合。

無論如何,哪怕人們尚未梳理清楚這一類嚴重不確定性的複雜形成機理,但事實上已經明顯地感知到傳統的相對簡單的分析和處理不確定性的理論、工具與方法多已不適用於這類不確定性。因為這類不確定性比傳統的不確定性更嚴重、更強烈、更深刻。

為統一起見,我們稱這類源於重大工程管理實踐活動的、傳統和常規處理不確定的思想、工具與方法不再適用的更為嚴重的不確定性為“深度不確定”,這一概念在重大工程決策與風險管理中尤為重要。

5.1.4情景(環境類概念)

在重大工程建設整體過程中,工程管理活動如同依時間順序展開的一個個相對獨立又有連貫性的故事。凡故事都有背景情節與情節的發展,即都有情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決策、組織研究在許多時候就是在研究工程環境以及管理主體自適應行為綜合而成的情景與情景變化。

情景概念在許多管理領域早有運用,但重大工程管理的特殊屬性需要對傳統的情景概念進行重構並賦予情景概念新的內涵,情景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

1. 情景概述

“情景”源自劇本故事的情節發展(plot development),原是指對未來情節有順序與演化的表述。對情景的研究最早出現在軍事領域,目前,情景主要應用的管理領域有戰略管理、政策分析、風險評價、決策管理等。近年來,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出發,對情景概念的內涵給出了不同的描述性定義。例如:

(1) 試圖描述一些時間假定的發展過程,可能出現的未來以及實現這種未來的途徑的描述就構成了一個情景。

(2) 情景是一套合理可行的,但結構不同,具有內部一致性和挑戰性的關於未來的描述。

(3) 情景是描述性敘述可選擇的未來。

學者關於情景的以上定義雖不盡相同,但其中的共識充分概括了情景概念的基本內涵,這對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研究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當然,重大工程管理是人類有著特定規定性的實踐活動,因此活動中涉及的情景內涵、特征、描述方式及它在管理問題中的作用都有自身特點與表現形式。也就是說,重大工程管理中的情景有著自身的個性與特點,隻有把它與上述情景的一般內涵結合起來,重構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情景概念才能體現出情景概念真正有用的價值。

那麼,從上述“情景”的基本內涵出發,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情景概念有哪些重要的含義呢?

(1) 雖然情景在許多情況下是關於未來的現象,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除了要關注未來的情景,還要關注過去和現在的情景,即同時要關注情景的重構與再現,因為重大工程本身就是嵌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連貫曆程中的一個重要情景。

(2) 重大工程未來情景的形態本質上是複雜的和深度不確定的,雖然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依據經驗與知識以及可推導的因果關係來構建、預測與想象未來情景,但不能認為人就可以完全憑借自身的偏好與意誌來設計和指定未來情景,未來還可能會出現不僅從未見過甚至連想象都困難的難以預測的意外情景,而這些意外情景,遠遠超過了工程設計者的預測和想象能力,並給工程帶來很大的潛在風險。

(3) 重大工程管理環境或問題中的未來情景,除了包括工程環境係統產生的情景,還包括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湧現出來的情景。因此,工程主體不能完全站在重大工程之外來旁觀情景,而要認識到有時正是重大工程本身和人自身的造物與管理行為製造了情景。

(4) 重大工程有著充分大的未來情景空間。簡言之,要樹立未來什麼情景都可能發生的理念,因為未來包含著現在與過去,但並不完全包含在現在與過去之中。這樣,我們應該充分估計到會有各種可能的未來情景出現,並會對重大工程建設與管理造成各種可能的影響。因此,管理者需要做好必要的情景風險防範,不能憑借經驗隻關注自以為有更大可能性的情景(一般稱為前景),也不能憑借價值偏好而隻關注更理想和美好的情景(一般稱為願景),更不能主觀地把自己不希望出現的情景從未來情景可能空間中剔除掉。

因此,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情景概念,不能僅僅通過預設不同參數與結構、擴大可能空間等簡單方法來獲取。因為,首先,人的認知能力有限;其次,當前與未來之間的重大工程情景因果鏈太長、關聯關係太複雜,其中充滿了許多我們知道、部分知道甚至根本不知道的事情。這表明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研究中需要有對情景新的認知和用新的方法來生成、預測和發現情景。

2. 重大工程管理情景認知

前麵我們對一般意義上的情景及重大工程管理中的情景特點分別做了概述,在此基礎上,現在我們來集中介紹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情景概念。

以重大工程決策為例,決策者總希望能獲得一個好的決策方案。如何衡量決策方案的好壞呢?從重大工程長生命期與工程對環境影響巨大等特點出發,自然希望決策方案對於工程環境未來情景而言不僅是恰當的,而且麵對未來情景的可能變動,決策方案的功效始終是有效的,即對情景變化是魯棒的(穩健的)。從工程風險防範意義來講,決策方案基於未來情景的魯棒性非常重要。因此,僅僅考慮前景與願景是不夠的,因為我們既不能保證現在自以為有更大可能性的情景一定在未來出現,更不能要求未來情景聽命於我們的主觀偏好。麵對未來情景的深度不確定性,我們隻能希望決策方案所釋放出來的有效性在未來各種可能情景下,包括在最極端或最負麵的情景下也能正常發揮並且是魯棒的。

從以上重大工程管理活動重要實踐背景出發,可提出如下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情景概念。

所謂情景,是重大工程環境或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在整體層麵上形成的宏觀現象、現象的演化以及形成該現象的可能路徑。

在這一概念中,需要強調說明如下:

(1) 無論在哪一個時間點上,對工程主體而言,現在、過去或未來都有情景的生成與演化,並且是一個連貫過程。

(2) 情景的生成與演化不完全是由人能夠設計和規定的。情景主要是包括人、工程與環境在內的複合係統的自組織與演化結果。正因為如此,特別是人的行為複雜性對情景的生成與演化有著深刻的影響。簡言之,重大工程情景既是重大工程管理的背景與條件,也是重大工程與管理製造出來的。

(3) 一般情況下,情景是一個普遍而普通的現象。但重大工程管理情景是一個有著複雜內涵的概念,特別是情景空間的廣泛性、情景形成路徑的未知性以及情景的變動與演化等,都是一般意義上的情景所不具有的。而出現這些獨特性質並能形成一類專門的情景規則,主要與大尺度、複雜性,特別是與深度不確定性等概念緊密相關。

(4) 情景的複雜形成過程與複雜形態決定了需要運用多種手段與方法來描述它,如可以用具有邏輯關聯但非因果關聯的語言進行敘事分析,用一定粗粒度的結構化的數學模型以及計算機技術進行情景重構與生成等,而更多的時候是用這些不同手段與方法的綜合集成。關於這些內容,本書將在第四篇第9章“重大工程管理研究的專門性方法”中加以介紹。

現在我們舉一個實例來加深對重大工程管理情景概念的理解。

改善長江航運狀況、提高通航能力是中國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重要功能之一。這就要對工程周邊地區的未來交通運輸情景進行預測,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船閘通過能力設計。事實上,“自2003年三峽工程蓄水以來,三峽船閘通過貨運量年均增速高達12.2%,2011年即突破1億噸,這一情景與當初工程設計能力相比,大大提前了19年”。

工程環境這一未來情景與當初的工程功能設計之間的誤差已經越來越突出,並成為製約長江水道發展的瓶頸問題。在過閘需求繼續快速增長、通過能力缺口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專家提出了建設三峽樞紐水運新通道的設想。而這一工程的選址、技術難度、移民搬遷、生態環境保護等都十分複雜,估計論證建設過程需要15—20年。由此可見,對工程環境未來情景的準確預測對重大工程決策的科學性是多麼重要。

另外,三峽工程建成後,工程與周邊環境即形成了新的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重大工程情景的科學內涵告訴我們,這一新的係統在若幹年後可能會湧現出原來沒有出現過的一些新情景。事實正是如此,三峽工程蓄水後,長江下遊水幹淨了,含泥沙少了,但長江水位下降了,原來居民飲水和工業用水的取水管因水位下降抽不到水了。另外,長江沿岸出現江岸垮塌,原來穩定的地方出現了不穩定狀況,並有進一步發生潛在災害的可能。這是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新情景的湧現,它也會給重大工程功能與目標的實際效果帶來極大影響。

中國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這兩方麵的實際情況,具體、生動地反映出重大工程不同類型的情景現象及其對重大工程管理決策理論研究和風險防範的重要價值。

5.2專題性概念

在重大工程管理理論概念體係內,有一類所謂的專題性概念,這類概念一般不如基本概念那樣具有普適性與根本性。它們更主要是重大工程管理要素某一方麵屬性的抽象,或是對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某一管理職能的凝煉。

本節下麵介紹幾個基本的專題性概念。

5.2.1管理主體與序主體(主體類概念)

所謂重大工程管理主體是指在重大工程管理過程的各個階段擔負某一管理任務(職能)的人群。例如,政府、工程業主、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監理、科研、谘詢、供應等個人、部門或企業都是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中的重要成員。他們組成的群體通過職能互補、經驗互補、知識互補與智慧互補,並在整體上形成更強大的能力來駕馭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複雜性。但是,各主體又因為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標與利益訴求而需要良好的溝通、協調機製,這在客觀上就需要在主體群內部產生一個更具引領和主導作用的主體,它的產生可能是因為行政地位高、資源優勢強或者其他什麼原因。相比之下,它比其他主體具有更強的話語權與決定權,在對主體之間進行協調時具有更大的權威與裁量權,我們稱其為管理主體群中的“序主體”。“序”意味著它更能夠保證和維持主體群行為的整體秩序。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中的一般主體會根據管理職能與任務的變化,從主體群中進進出出,但序主體在重大工程管理全程中一般是穩定的,政府部門(包括委托單位)、業主等都是常見的序主體。

我們把上述概念的基本含義總結如下:

(1) 重大工程管理主體一般是個群體概念,即由多個相對獨立的自主主體彙集組成。主體在一定的製度與規則下執行並完成各自的管理任務,在主體群中,一般有一個起引導和主導作用的序主體。

(2) 無論是主體群還是單個主體,都可以通過組織程序與自學習行為,依據一定的規則及自組織來整合資源、增長才幹、確定解決問題的方法。當出現難以解決的問題時,主體之間會通過多種方式協商,擴大共識範圍,湧現出更強的管理能力。

(3) 序主體會根據重大工程建設環境和管理任務的實際需要更新相關主體,實現主體群的調整與優化。也就是說,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的組成與結構在整個管理過程中一般是變動的、柔性的。

(4) 重大工程管理主體能力是指主體群的整體性能力,它既不是序主體的個別能力,也不是單個主體能力的簡單相加,而是在序主體主導和製度規約下主體群係統能力的整體湧現。

例如,重大工程建設一般都會遇到重要的關鍵技術難題,特別是其中的一類難題具有技術突破性與明顯的閾值跨越性,包括跨越“原理閾值”“材料閾值”“裝備閾值”與“技術閾值”等,若不實現某一方麵的跨越,重大工程關鍵技術難題將無法解決。而對這類難題,不僅施工企業缺乏成熟的經驗,甚至國內外工程行業也缺少先例,主體必須通過技術創新取得關鍵技術的突破才能解決難題,否則,重大工程建設也就不具備相應的技術支持與保障。

顯然,實現技術跨越往往不是施工企業這個單一主體就能完成的,而要由業主、設計單位、施工企業、監理、科研機構和大學等多個主體組成的主體群共同完成。其中,業主往往起著引導和協調作用,工程施工企業是其中的主體力量,而其他單位則起著支持作用。雖然每個主體都具有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業主的主導地位以及引導和協調作用,能夠很好地彌補企業信用與能力不足的缺陷,並且在資金提供、資源整合、政策製定、糾紛仲裁等方麵都有著獨特的優勢。這樣,業主在重大工程關鍵技術難題突破過程中,就成為技術創新主體群中的序主體。圖5.1是這一關係形成的結構圖。

圖5.1工程技術創新主體的結構關係

5.2.2管理平台(組織類概念)

“平台”一詞借自計算機科學,如軟件開發平台、運行平台等,它主要指一種環境和條件。有了平台,便可以支撐、擴展和實現新的係統功能。重大工程管理組織都可以理解成一個平台,因為它的本質職能並不是直接或者主要為重大工程管理問題提供具體的方法和方案,而是提供形成方法與方案的環境與條件。

在一般相對簡單的工程管理中,人們隻要根據管理任務的需要,對管理組織職能進行崗位設計,確定每個崗位的職能以及相應的約束機製和激勵機製,一個這樣的剛性管理組織在工程管理中一般就具備了全部必要的管理能力。但是,重大工程管理職能要複雜得多,例如,重大工程在前期要進行總體規劃、總體論證和總體設計,要提出工程建設總體方案。其中包括對工程與環境關係的分析,工程價值和目標的確定,確定工程投融資模式與工程建設方案等;在工程建設階段,又要通過對管理問題的係統複雜性分析,構建目標、整合資源、建立工程管理組織、優化技術路線、保證現場執行力等等。不難看出,這些問題不僅自身非常複雜,而且相互之間的關聯也很複雜。所以,要完整有效地完成這一係列管理任務,已經不是一個剛性的管理組織能直接、全部完成的。事實上,這一係列管理任務需要管理組織設計者特別是序主體完成以下任務:

(1) 動態地選擇與組合管理主體群中的各單元主體,並充分利用組織與自組織作用使主體群根據不同的問題需求,形成駕馭管理問題複雜性的能力以滿足重大工程管理的需要,這實際上就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平台的環境(製度)設計。

(2) 製定主體群內部的工作規則與流程來保證上述駕馭能力的形成與運行,這實際上就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平台的條件(機製)設計。

這樣的平台適應性地彙集了各方麵專家的經驗、知識與智慧,整合和配置了各種管理資源,因此,它是能夠形成必要的管理能力的基本保證。

由此可見,對重大工程管理而言,平台最重要的功能主要不是自己直接提出和確定解決複雜性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構建一種形成解決複雜性管理問題的環境和條件,並由這種環境與條件湧現出駕馭複雜性問題的能力,這是重大工程主體群,特別是序主體的一項根本性的管理職能。

這深刻地告訴我們,重大工程的管理組織模式,其本質是一個管理平台設計與選擇的結果。中國當前正值社會經濟重大變革時期,有時,雖然一種工程建設管理模式,如工程建設指揮部的名稱可能長期不變,但是,它的管理職能與機製等在不斷發生深刻變化,這意味著它作為工程管理平台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因此,分析和比較一種重大工程管理模式時,不宜望文生義地簡單化、概念化地理解,而要從提供駕馭管理問題複雜性能力的環境與條件等方麵考慮,分析哪一種平台模式更加恰當和更加合理。

例如,中國蘇通大橋是21世紀初建設的長大公路橋梁工程,大橋地處長江口,路線全長32.4千米,跨江大橋長約8.2千米,主橋為7跨鋼箱梁斜拉橋,主跨 1088米,預期工程壽命100年,2003年開工,2008年年底建成通車,工程總投資約80億人民幣。大橋麵臨氣象條件差、水文複雜、基岩埋藏深和橋區通航要求高等挑戰,大橋工程建成時擁有當時世界最大斜拉橋主橋跨徑、最大最深群樁基礎、最高橋塔和最長拉索等,工程技術和管理複雜性十分突出。為了能有充分的能力實施對大橋工程複雜性問題的組織管理,業主設計並構建了“省部協調領導、專家技術支持”的組織管理平台模式:成立省部協調領導小組,研究解決大橋建設的重大問題;由交通部和江蘇省人民政府共同聘請國內外橋梁界專家,成立技術顧問組和專家組;引進世界著名的丹麥COWI公司,為蘇通大橋建設提供技術支持。實踐證明,該平台在工程建設全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體情況介紹如下。

(1) 省部協調領導。為了適應大橋建設需要,由國家交通部、江蘇省人民政府成立了“蘇通長江公路大橋省部建設協調領導小組”。省部建設協調領導小組是蘇通大橋建設期間的最高決策機構,是蘇通大橋建設的最高領導層,通過定期和不定期的部省聯席會議,對蘇通大橋建設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協調。

省部建設協調領導小組這一強有力的組織機構保證了國家交通部和江蘇省人民政府對蘇通大橋的最高領導地位和宏觀管理,為整個工程項目的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支持條件和包括技術環境、施工環境、投資環境、資源和政策環境等在內的環境保障。

(2) 專家技術支持。蘇通大橋為當今世界複雜的橋梁工程之一,工程圍繞關鍵技術開展了100多項實驗研究和技術攻關,攻克了多項世界級技術難題。

大橋建設依靠國內外力量進行自主技術創新,整合全球智力資源攻克關鍵技術和難點,為此聘請了國內外知名橋梁專家為蘇通大橋技術顧問,並組建技術專家組提供技術支持;同時,蘇通大橋首次創新性地引進了著名的丹麥COWI公司提供技術和工程建設管理的全程谘詢服務。技術顧問、技術專家組和丹麥COWI公司組成了蘇通大橋建設過程中的三重技術支持。

上述省部協調與專家支持的平台構建,從重大工程管理必要的行政公權力與工程技術兩個重要方麵提供了駕馭蘇通大橋管理問題複雜性的條件和環境,確保了相應的管理能力的形成。

5.2.3多尺度(行為類概念)

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同一個管理特征、要素、參量等會在同一個維度上出現可分辨次序的現象,我們稱此現象為重大工程管理的多尺度現象。重大工程管理多尺度概念是對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的某一管理特征或要素在一個維度上表現出的次序性與層次性現象的抽象,至於這一要素與特征是用定性方式描述還是用定量方式描述,並不重要。

多尺度現象是重大管理活動和管理問題的一種客觀屬性,提出多尺度概念並在多尺度意義下開展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研究,對於精細分析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複雜結構和設計複雜的解決方案有著重要意義。

下麵我們列舉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的幾個具有多尺度意義的管理要素或管理現象。

(1) 時間多尺度。現代重大工程往往具有百年及數百年的工程預期生命,如果以此為工程的大時間尺度的話,則工程規劃、建設階段的數年與十多年可認為是工程的小時間尺度,而兩者之間的工程運營階段則為中時間尺度。雖然這一劃分並不十分嚴格,但對重大工程管理而言,就此提出多時間尺度概念是重要的。許多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現象與問題在不同的時間尺度內會表現出不同的屬性與特點,因而需要我們運用不同的管理理念與方法來區分和分析它們。例如,在小時間尺度上,重大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務是構建出完整的工程實體,所以,主要是設計和實現工程的物理功能,包括工程的物理功能的完整性與保證工程物理功能的品質。但在大時間尺度上,重大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務則是對工程功能有效性的維護,包括工程功能狀態的健康監測與對功能持續穩健性的控製等。

(2) 空間多尺度。空間多尺度主要源於重大工程兩個方麵的特點:第一方麵,重大工程體量規模巨大,自身就是一個大空間尺度的實體。如中國青藏鐵路全長1956千米,經過中國西部廣闊的高海拔地帶;中國南水北調工程是旨在緩解中國華北和西北地區水資源短缺的國家戰略工程,分東線、中線與西線三條調水線,把長江、黃河、淮河與海河四大江河聯係在一起,其中東線工程供水範圍涉及中國5個省市、中線工程經4個省市,為沿線20多座城市供水,工程地域輻射麵極大;而西氣東輸工程是由兩條平行的直徑為1.5米大口徑輸氣管把中國西部地區天然氣輸送至中國東部,西起新疆塔裏木油氣田,終點為上海,東西橫貫中國7個省區,全長4200千米。工程貫穿於如此廣闊的地理空間,必將遇到不同空間尺度的地域與自然環境,從而顯示出不同的工程特點和差異性極大的管理問題。

第二方麵,重大工程功能影響範圍與作用空間尺度大。重大工程無論是構成性功能、生成性功能還是湧現性功能,無論是積極、正麵的功能還是消極、負麵的功能,無論是顯性功能還是隱性功能,一般其影響範圍都相當大。即使一些構成性的物理功能直觀上似乎隻是作用於工程現場周邊的一個小空間範圍,但該功能對社會經濟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會逐漸釋放出來,並拓展、衍生至更廣闊的空間地域。基於這樣的背景,重大工程功能在空間多尺度內自然會有大、中、小空間尺度的區分。

例如,中國三峽水利工程的發電功能隻與大壩、庫區等鄰近的小尺度空間直接有關。但是,三峽水庫清水下泄造成庫區下遊堤岸崩潰和使洞庭湖口衝深,進一步導致洞庭湖水量大幅度減少,則是工程空間中尺度的衍生功能表現,而清水下泄至長江口,沙量不能連續供應,上海原來計劃的長江入海口造地就造不成了,這是工程大尺度空間功能的體現。

不僅重大工程功能能夠體現出空間多尺度特點,隨著重大工程施工工廠化製造模式的發展,工程施工現場的大宗資源供應鏈也呈現出大空間分布式結構。例如,中國港珠澳大橋工程所需40餘萬噸鋼箱梁就由包括中國東北、華東、華中等地的相隔上千公裏的多個工廠共同製造。工程供應鏈的這一多尺度空間分布式結構,一方麵保證了現場所需鋼箱梁的質量與數量供給,另一方麵也給工程物流協調管理帶來許多新的複雜性。

不要以為重大工程管理的多尺度概念隻涉及如時間、空間等一類易量化的物理要素。其實,多尺度概念對於任何管理要素,即使它隻能用定性方式描述,隻要該要素在某一維度上展示出次序性和層次性,就存在某種多尺度內涵。下麵介紹的幾個例子就屬於這一類情況。

(3) 層級多尺度。重大工程前期立項論證時要對工程社會經濟效益、工程技術可行性等一係列問題進行係統分析。例如,中國港珠澳大橋前期論證時對數十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論證分析,並把這些問題分為宏觀、中觀與微觀三個層級,即三個層級尺度,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完整的決策問題體係。另外,對一個複雜的決策問題的多個目標(指標),也可以通過權重分析,建立基於目標序(重要性層級)的多尺度概念,並製定後序目標服從前序目標的規則,這也是重大工程決策管理中的一種多尺度類型。例如,因為“一國兩製”體製,需要對港珠澳大橋跨境通行口岸模式進行決策,依據目標重要性的“序”規則,在決策權重維度上可分為司法管轄權、社會、經濟、管理與技術等層次,而口岸空間位置必須與司法管轄權一致。基於對“一國兩製”體製的法律尊重,司法管轄優先權必然要大於社會、經濟及其他目標優先權,這樣的“序”尺度理念能夠大大降解這一決策問題的複雜性。

(4) 複雜性多尺度。複雜性是重大工程管理的本質屬性,也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的基本出發點。複雜性雖然是一個認知意義上的整體性概念,但是,在具體的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複雜性不應該是鐵板一塊,而應有程度上的不同。例如,複雜性依據嚴重性或強度可以分為淺度、中度與深度三個尺度。其中,淺度複雜性大體為一般係統性,如重大工程質量、進度管理等專門職能型問題的複雜性;中度複雜性則相當於工程的生成性功能和工程現場綜合協調等問題的複雜性;而深度複雜性包括湧現性功能分析、重大工程立項論證及工程情景發現與預測等問題的複雜性等。

(5) 代理麵多尺度。重大工程因其公共品屬性,從而使“公眾—政府—政府部門—專業機構—業主(序主體)—項目管理者”構成了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層次政府式委托代理關係。它體現了重大工程組織模式的實質,也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中的“主體與序主體”概念的拓展,並將形成對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有重要影響的“遞階式委托代理原理”。(詳見6.5節)

在這一關係中,政府接受社會與廣大公眾的委托行使重大工程建設與管理的重要主導性職能。這樣,政府就成為社會與公眾的代理,同時具有最廣泛的代理麵,這決定了政府在重大工程管理中將采取超越一般主體利益訴求的價值觀與立場。政府部門是政府某一職能的具體代表,既有與政府基本一致的代理麵,又因為各部門行使不同的管理職能,其代理麵較同級或上級政府小。至於專業機構,業主,工程建設管理主體中的承包商、供應商、監理等,更因其自身的價值取向與利益訴求,各自的代理麵一般僅局限於一個單位或企業。這樣,從政府逐漸往下構成的重大工程管理委托代理關係中,形成了代理麵從大到小的多尺度結構。

(6) 問題結構化多尺度。研究重大工程管理問題首先要對問題進行表述。比較而言,在眾多的問題中,有一類能清晰地表述問題各個要素、各個部分之間的邏輯關係,能夠用嚴格的推斷與程序表示出問題的關聯性與輸入\/輸出關係,這一類問題稱為結構化問題。重大工程管理中的工程技術領域或由自然規律支配的問題基本上都屬於結構化問題。如果問題中的一部分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清晰和明確地表述出問題各個要素、各個部分之間的邏輯關係,或在某些關係或關聯表述中含有不確定或模糊性成分等,我們稱其為半結構化問題。例如,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一些對社會經濟係統影響的問題,大體就是半結構化問題。再進一步,如果半結構化問題中要素之間的關聯性與邏輯性更加含混不清,甚至難以用清晰、準確的定性方法來表述,則稱其為非結構問題,例如包含較多人的行為、心理活動與文化價值觀等因素的管理問題。

不難看出,結構化越強的問題,描述、分析與解決起來都比較簡單和容易;反之,則越來越複雜和困難,彼此之間相應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也有著很大的差別。為了反映重大工程管理中這一客觀情況,可提出問題結構的多尺度概念。

此外,在管理組織柔性程度、管理方案形成路徑的迭代方式以及管理主體多元化程度等方麵也都有多尺度內涵的體現。

由此可見,重大工程管理中的多尺度概念是普遍存在的。其核心思想是在重大工程管理問題中,某一維度的管理要素的特征存在著一定次序或層次的變化趨勢,並且這一趨勢導致了這一管理要素表現出不同的性質和特征,而這些性質與特征之間的差異性在重大工程管理實際活動和理論思維中需要區別對待而決不能視為鐵板一塊,需要重視它們的實際存在和造成的影響。實踐證明,多尺度概念有助於我們更細致地認識、分析和應對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複雜性,也會促進人們在重大工程管理實際活動中的行為準則的形成。

5.2.4適應性(行為類概念)

5.2.4.1兩類基本的適應性類型

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一般都是在深度不確定情景下進行的,而且管理問題又主要是各類複雜性問題,這就要求重大工程管理主體具有認知、分析和駕馭複雜性的行為能力。否則,如果主體隻有簡單性與一般係統性的行為能力,那麼他將無法認知問題的複雜性和掌握處置複雜性的本領。

但是,任何作為個人的管理主體隻有有限理性和智能性,並且因為個人之間認知和價值觀的偏差,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具有上述完整行為能力,即使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也難以保證一定擁有足夠的應對複雜性的能力,這是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普遍存在的實際狀況。

那麼,管理主體是如何形成自身必要的應對複雜性的行為能力的?這一過程又是如何進行的?

John Holland(1995)關於“適應性造就複雜性”的著名論斷為這一問題做了極好的注釋,並在很大程度上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

“適應”(adaptation)源於拉丁文adaptatus,原義為調整、改變。它在不同學科中意義各不相同,但基本內涵是一致的,即主體根據外界環境與條件的變化,主動改變自身特性、行為、組織模式與功能等,使自身保持與新環境的協調以繼續生存、發展和發揮作用,這種行為能力則為適應性。

根據上述概念的基本思想,不難理解,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主體是通過自己的適應性行為來提高認知、分析和駕馭管理複雜性的行為能力的,即通過造就複雜性來應對複雜性。同時,由於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多樣性以及主體自身行為的自主性,主體的適應性行為也會呈現出多種不同的形態。

另外,除了主體行為本身,主體最主要的一類行為結果(主體所選擇的管理方案)在某種意義下也表現出一種獨特的適應性屬性,即所謂管理方案關於情景變動的適應性,這是重大工程管理在適應性範疇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兩種類型,下麵分別給予介紹。

1. 第一種類型:主體行為的適應性

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所謂主體行為的適應性就是指主體通過與各方麵廣泛的交互作用,並在不斷學習與積累經驗過程中,形成和提高應對管理問題複雜性的能力。例如,主體通過學習,對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本質屬性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由知之片麵到知之全麵,以及由知之膚淺到知之深刻。這樣,管理主體就深化了對重大工程管理問題複雜性的認知。另外,主體還會根據管理活動的需要,恰當而及時地調整和完善自己的管理理念、目標、組織結構與行為方式等,以使自己對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的認知、分析及解釋等能力更強。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適應性主要來源於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內管理主體間的自主性與自組織能力,是一種主體的主動適應性。

主體行為適應性對提高重大工程主體自身能力至關重要。事實上,主體能力從來都不是靜態的、固化的,主體在管理活動中真正起實際作用的能力都是在工程管理過程中,在工程管理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共同作用下,通過不斷自適應學習與積累經驗湧現出來的。這主要是因為新的能力往往是在改變主體自身行為方式、組織結構中,甚至通過組織重構而獲得的。因此,提高能力既是主體自適應行為的目的,也是自適應行為的結果。

下麵我們對此進行總結:

(1) 適應性是管理主體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通過各種形態的變化來應對環境深度不確定和管理問題複雜性的基本行為準則;

(2) 主體適應性的強弱是衡量主體管理能力與水平的重要標誌;

(3) 適應性能力是管理主體自學習和自組織的結果,它主要是管理主體應對重大工程管理問題複雜性的一種“活”的主動性反應(包括提前反應),也是問題複雜性與行為適應性兩者相互耦合形成的管理活動整體行為現象。

2. 第二種類型:管理方案的適應性

當然,重大工程管理主體自適應能力的提高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基於主體能力的提高而做出高水平、高質量的管理方案,從而保證工程複雜性問題的有效解決。在這個意義上,必須重視重大工程管理方案這一主體適應性行為結果表現出的另一種獨特的適應性現象,即所謂管理方案關於情景變動的適應性(管理方案的適應性)。

重大工程長生命周期的特點,要求重要的管理方案,特別是重要決策方案的功能與效用在長生命期內保持有效性。這除了要求方案能全麵體現工程堅固的物理質量與可靠性外,更要求方案在環境出現深度不確定變動或新的情景湧現時,其功能效用還是穩健的。即這類情景變動與湧現不會影響方案功能的正常釋放,否則可能導致工程自身功能損傷甚至失效。管理方案的這一品質實際上向我們揭示了重大工程管理中的另一類適應性的科學內涵。

根據係統原理,任何重大工程管理方案都是主體設計的一個人造複雜係統,方案的效用則是這個係統的整體性功能。但是,任何功能都有一個效用正常釋放所對應的環境變動範圍。如果這個範圍大,說明該方案抵禦外部幹擾的能力強,或者說方案對環境變動的適應性強。從工程管理方案的角度考慮,一般時間越久,抗幹擾能力會降低,這意味著適應能力在減弱,就像人的年齡越大,身體抵禦外界變化能力越弱,越容易生病。但重大工程環境的變動是客觀的,我們無法要求環境在工程長生命期內的變動隻限製在一個我們期望的小範圍內。這樣,重大工程管理方案是否具有很強的關於環境情景變動適應性就成為工程管理方案質量的一個重要屬性,也是最終考核管理主體行為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不難看出,方案的適應性不同於主體行為適應性。它不是活的主體關於環境變動的主動性反映,而是主體行為適應性最終結果的屬性體現,即人造複雜係統功能品質的反映。其實質是對管理方案功能與工程環境情景變動之間長時間尺度耦合程度的整體性度量。

這樣,我們就需要構建一套方法來度量這一適應性,例如,首先要研究如何預測與發現重大工程管理環境情景及其變動的技術,其次還得研究如何度量方案功能與情景變動之間的耦合程度,等等。顯然,這些技術、方法與一般工程管理中運用的常規預測和評估方法會有很大不同,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基於深度不確定下的複雜係統整體行為的問題,需要我們通過方法論創新才能解決。因為這部分篇幅較長,有關內容請見後麵第6章中的情景魯棒性原理和第7章中的重大工程深度不確定決策。

現在,我們把以上兩種類型的適應性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管理主體行為適應性—行為能力提高—行為成果形成(形成管理方案)—管理方案適應性”這樣一個基於適應性概念的邏輯鏈。

不難理解,管理主體行為適應性在管理活動中有著多方麵的體現,如管理組織的適應性、管理方案形成路徑的適應性以及管理目標的適應性等等。但我們認為,對於重大工程管理活動而言,管理主體行為適應性是最根本的、起主導作用的,而管理方案關於環境情景變動的適應性是主體行為適應性最重要的質量表征,也是最充分體現重大工程管理品質的屬性之一。所以,我們把這兩類適應性作為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關於適應性概念的基本內容,而把其他適應性內容當作這兩類基本類型的拓展和衍生。這樣,可以使理論的基本概念更加簡潔。

5.2.4.2主體適應性行為的意義

前麵指出,管理主體行為的適應性是在主體與環境、主體與主體交互以及主體麵對複雜問題的過程中,通過包括在實踐中自我學習和不斷總結經驗而逐漸提高的。這樣,主體的自學習行為就成為整個重大工程管理活動適應性的重要前提與主要路徑。由於重大工程管理主體一般是由多主體組成的主體群,因此,應該把主體的自學習行為理解為主體群的自學習行為,這一行為的重要標誌是主體群對複雜問題共識的形成。下麵我們對此稍作分析。

解決重大工程複雜性問題,首先,需要不同領域的知識,其次,需要主體群形成共識。開始,各個主體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麵、不同領域的經驗與專業知識出發,對重大工程複雜性問題形成自己的認知。不同主體之間的認知必然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這就是主體群對複雜問題認知過程中初期的非共識現象。在這一階段,每個個體的認知中一般既包含主體知識與智慧中的正確部分,同時也可能或多或少存在著片麵與謬誤,因此,需要把不同主體認知中的科學、正確的部分保存、集中起來,並對其中的片麵與謬誤部分進行修正和完善。而主體群的自學習行為也是對非共識認知反複進行修正和完善,並不斷提高主體群共同認知的科學性與集中度,逐漸形成主體群的認知共識。最終的主體群共識比之前任何的階段性非共識都更加科學、全麵和深刻,這就是主體適應性學習行為的意義。

1. 主體群共識形成的基本規律

在對重大工程複雜性問題形成共識的整個過程中,既有管理主體對數據、信息的加工處理,也有對信息的轉化、變換與挖掘。在這一過程中,除了一般性數據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對人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創新思維的綜合。例如,通常人們較多掌握簡單性和確定性的知識,但缺乏關於複雜性與深度不確定性的知識。因此,在實踐中,人們一般是通過對簡單和確定知識的集成來認識問題的複雜性和深度不確定,這就構成了人們認識論上的試錯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的知識與智慧起著關鍵的作用。這裏的“人”一般不是指個體,而是指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因為群體的知識與智慧才更全麵、更準確,才更能保證在整體上形成駕馭複雜性問題的能力。

從認識論上講,共識是主體群對管理問題本質屬性與一般規律的全麵掌握,共識的形成也是主體群認知行為和能力的湧現。這樣,共識就體現了主體群在認識能力上相對於個體的優勢。但是,共識不是個體認識的簡單疊加,也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在對複雜管理問題的由非共識向共識的演化過程中,一般都要通過對個體不同認知進行比對、篩選與修正,並在反複多次的互動下,最終使主體群的認識逐漸收斂並形成一致,這既是主體群新的整體認知的湧現,也是主體群適應性能力的湧現。

2. 主體群共識形成的基本路徑

根據工程思維,對每個重大工程的某個具體的複雜性問題,主體群共識的形成路徑總是獨特的、唯一的。但從共識形成的一般規律出發,主體群共識形成有它的基本路徑,該路徑一般由以下四個階段構成:

(1) 集成

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問題特征和解決問題的需求,選擇主體個體並由序主體設計管理平台的運行規則。例如,在解決重大工程關鍵技術方案時,業主會聘請國內外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專家和谘詢單位,會同設計單位和施工單位在一起研討。在選擇個體的過程中要注重個體的差異性,差異性包括垂直差異和水平差異,垂直差異主要指個體上下層次的差異,水平差異主要表現為不同領域、不同專業知識之間的差異。適當的差異可以保證個體意見的廣泛性與完備性,對於一些複雜問題,因為存在較大的差異性,會導致最終達成共識的過程較長,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合理的、必要的,快速“消滅”差異性反而是危險的。

(2) 互動

對於複雜問題,專家個體對問題的看法不僅有差異,還可能會有衝突。這時,需要主體彼此之間通過討論與學習調整對問題和解決方案的認識。組成群體的個體一般都有自己的經驗和專長,因此很難輕易放棄自己的認識。此時,擔任組織者和引導者的序主體要有效地引導個體之間的互動,協調不同專家的認識衝突,歸納和凝煉主體群的共同認識,最終使主體群的認識趨於完善和統一。

(3) 校核

主體群形成的共識需要進行科學的校核,這一過程實際上是對主體群共識在工程可行性和現場可操作性意義上的檢驗,是工程技術對工程理念、工程原理與工程現場的檢驗,也是工程思維和理論思維的深度結合過程。盡管一些共識的理論原理是正確的,但如果工程現場存在較大的困難,共識也會因此而修正,這充分體現了工程思維的重要性。

一般,對主體群共識的校核需要在技術可行性、經濟可行性、現場可行性和環境可行性綜合意義下進行。

(4) 共識

主體群對一個複雜工程管理問題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新的知識。但在運用這類新的知識時,要遵循工程思維原則,因地製宜,不能一味強求。要樹立共識不是凝固的意識,隨時跟蹤共識在具體現場的表現與實際效果,及時補充和實時修正。

以上四個階段形成的基本過程如圖5.2所示:

圖5.2主體群共識形成的基本過程

5.2.5功能譜(目標類概念)

重大工程具備什麼功能最能體現人們通過工程想達到的目的和想實現的意圖?

實踐中,重大工程因生命周期長而成為大時間尺度工程,同時也是使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具有較高複雜性的一類工程。據此,我們可以以時間尺度與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複雜性程度為維度來引入重大工程功能譜概念(如圖5.3所示)。

圖5.3重大工程功能譜構成圖

如圖5.3,我們大體上可以對重大工程各種類型的功能在該區間內的分布進行劃分。其中,區域Ⅰ表示重大工程所涉及的時間尺度較小、工程—環境複合係統複雜性較低的那一部分功能。在這一區域,工程環境總體比較平穩,環境變動對工程功能的有效性正常釋放造成的幹擾和衝擊相對較小,這時的重大工程功能主要表現為通過工程硬資源直接構成的一類最基本、最直接的物理功能,稱為構成性功能。例如,大型橋梁工程的通車功能、人造運河的通航功能、水利大壩的發電功能等都屬於構成性功能。

區域Ⅱ為重大工程涉及的是時間尺度較小,但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較複雜的那一部分功能。在這一區域內,雖然工程環境基於時間的變動和對工程功能有效性的幹擾和衝擊較小,但是,工程建成後新的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有可能出現較多的新的情景現象,並進一步在這些新的情景現象催化下可能釋放出對人類社會有利或有害的情景性功能。這類可能功能不是工程立項決策者擬通過工程物理結構直接構成的,而是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內部相互作用在更高層次上自組織生成的新功能,一般稱其為生成性功能。生成性功能一般不屬於工程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功能,是構成性功能輻射、衍生、拓展而形成的間接功能。例如,重大交通工程建成後形成的人口聚集功能、房地產與旅遊業帶動功能等。一般,區域Ⅱ既有構成性功能,又有生成性功能。

區域Ⅲ表明重大工程涉及的時間尺度大,但重大工程—環境係統複雜性相對較低的那一部分功能。在這一區域內,大時間尺度導致工程環境可能會出現強烈變動與演化,因此,有可能會對工程立項設計的功能有效性造成較大幹擾和衝擊,也可能會使新的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產生另一類衍生和拓展功能,這些都屬於一類生成性功能。例如,重大工程建成後,經過長時間、緩慢的積累形成了地域性文化的變異或轉移,因此,區域Ⅲ也既有構成性功能,又有生成性功能。

區域Ⅳ表明重大工程涉及的時間尺度大,同時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複雜性高的那一部分功能。這時,除了大時間尺度與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複雜性各自獨立產生的影響外,二者之間還會相互作用並在不同係統層次上引發出更多、更複雜的情景現象,例如,重大工程功能的影響與新的複合係統的作用逐漸從局部擴大至全局。這樣,功能鏈的傳遞距離大大拉長,並可能出現功能作用的層次跨越,使得功能鏈兩端的功能因果之間的關聯越來越模糊。這時,

新的複合係統所產生的新的功能,形成機理更為複雜,新功能的突發性、奇特性和無法覺察性與構成性、生成性類功能相比,往往更難以預測和解釋,

它們更多的是以功能湧現與功能隱沒的方式出現,我們總稱為湧現性功能。例如,大型水利大壩工程使大壩上遊水速變緩,局部生態環境變化並促進了微生物和寄生蟲的生長,造成了人類傳染病的蔓延與人類健康和生存環境的嚴重破壞,又進一步引發了較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使原本繁榮的人口居住地荒蕪。另外,大壩水利工程對大壩下遊局部流域小氣候特別是降雨量減少造成影響,加之大壩的攔水作用,使下遊局部地區的水量一直充沛的湖泊頻繁出現幹枯,並進一步造成城鎮荒蕪、人口遷移等等。因此,區域Ⅳ既有構成性功能,又有生成性功能,還有湧現性功能。

上述關於重大工程複雜功能形態與特點提醒我們,雖然工程決策者總是從對自己意圖最有利的角度出發,努力設計和構造既多又好的工程功能,但是,重大工程這一人工複雜係統的複雜性本質使得工程在被直接構造出基本功能後,還會生成和湧現出其他類型的功能,在表現出好的功能的同時,還極有可能表現出不那麼好或者很不好的功能來。這告訴我們,人們在構造重大工程顯性功能的同時,還可能不知不覺地埋下了某些隱性功能的種子,而且,這些種子發芽後是否結出苦果,人們自己往往也不知道。我們要特別關注和警惕重大工程這一類意料之外並有嚴重危害功能生成和湧現的可能性。它們的出現可能會大大損傷重大工程立項決策最初的目標預期,而導致重大工程立項決策出現重大偏差和失誤。

從以上重大工程功能的形成分布看,依據時間尺度與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的複雜性的變化,重大工程的功能具有從構成性功能依次向生成性功能和湧現性功能拓展的整體趨勢,這可以看作重大工程功能結構的普遍規律(如圖5.4所示),我們稱這類重大工程功能類型的有序排列為重大工程功能譜。

圖5.4重大工程功能譜

功能譜是重大工程功能的重要屬性,它顯示了重大工程整體性功能可以在某些維度上進行分解而呈現出更精細和多樣性的微觀結構。

最初,重大工程的功能設計反映了人們對工程建設目標的認定,因此,功能譜也是一個與人的工程目標(目的性)緊密關聯的概念。通常情況下,隨著工程從一般工程逐漸向重大工程演進,人的工程目標也從單目標、多目標向目標體係演進。這時,人的目標維度或目標層次在不斷增加。而現在,功能譜概念使我們不僅在維度和層次上豐富了工程目標的含義,而且在同一個維度上還拓展和深化了工程目標。簡單地說,人的重大工程目標不僅有層次與維度的區別,而且有“譜係”的內涵。正是功能譜概念告訴我們,即使人們對重大工程目標的設計都是善意的和用心良苦的,也有可能生成和湧現出反其道而行之的功能。這不僅豐富了我們關於重大工程目標的認知,還告訴我們,重大工程目標設計的風險遠遠大於一般工程。在這個意義上,重大工程功能譜也可以理解為重大工程的“目標譜”,其中有些目標是構成性的,而有些目標是生成性的甚至是湧現性的,即重大工程目標既包括主體自身的他組織成分,又包括人造複雜工程係統的自組織成分。

5.3概念體係的邏輯化與係統化

本章我們提出了9個基本概念作為構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論概念體係的一次嚐試。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的概念,首先是對管理實踐活動各個主要環節及重要組成要素本質屬性的凝煉與抽象,是人們對管理活動認知的基本單元。為構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論而提出的核心概念,要能夠從根本上體現管理活動與管理問題屬性的同一性、普遍性與規律性,而不可能像在一個已經成熟的理論體係中那樣,為了研究一個具體問題而提出某個說明性概念,這樣的說明性概念往往缺乏理論思維原則的同一性與理論拓展能力。

那麼,本章提出的9個核心概念能否符合上述要求並在概念之間形成邏輯化與係統化關聯,這將決定我們擬構建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論是否具有可靠、紮實的基礎,是一件重要的事。

為此,我們先回顧本書關於重大工程管理理論思維原則的論述:不論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研究的是怎樣的問題,問題的本質屬性都被規定為複雜性。這一論述雖然簡潔,但以它為準則確實能檢驗我們前麵提出的基本概念的品質和意義。

在介紹上麵核心概念時,本書都對它們的實際管理活動背景,包括現象、情景及主體行為等作了具體說明與描述,由此能夠清楚地看出,9個基本概念都源於重大工程管理的實際活動與現象。因此,它們都有著重大工程管理的複雜性屬性的根,即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實質性地遵循了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的思維原則。

(1) 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這一概念抽象了重大工程建成後與原來工程環境集成在一起形成的新的複合體。由於該係統中除了包括工程區域原來的社會、經濟與生態等複雜環境,又增加了新的複雜人造工程實體,特別是該係統在長時間尺度內,可能演化與湧現出新的係統整體行為與功能,更體現了重大工程管理的複雜性。

(2) 複雜性。這一概念包含了重大工程環境、多主體、主體能力不足與工程係統高度集成化形成的各類複雜性。它既包括了重大人造工程係統,又包括了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的複雜性;既包括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各環節與主要要素的複雜性,又包括了管理活動整體複雜性。因此,該概念全麵梳理了形成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的主要原因,為我們針對不同類型的複雜性問題選擇不同的管理方案提供了指導。

(3) 深度不確定。深度不確定既是對形成重大工程管理環境與問題複雜性重要原因的深刻揭示,也是對重大工程主體行為特征根源的高度概括,特別是由於深度不確定是引發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的直接或間接原因,因此,這一概念進一步深化了對重大工程管理本質屬性的描述。

(4) 情景。這一概念主要是指重大工程環境或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在整體層麵上形成的宏觀現象、現象的演化以及形成該現象的路徑,指出了在一定情況下,正是重大工程本身和人的造物行為製造了複雜性情景。關於情景概念的一係列內涵重構,大大深化了我們對重大工程管理情景複雜性的認知。

另外,情景的複雜形成過程決定了對其一般規律的研究不能采用傳統的分析與預測方法,而要采用包括計算機實驗在內的多學科綜合方法,因此,該概念還將極大豐富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研究的方法論。

(5) 管理主體與序主體。重大工程主體實際上是由多個自主主體組成的主體群,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主體為序主體。這一概念清晰地指出了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是個有結構、有層次的複雜自適應係統,並指出了主體群能力是在序主體主導下的整體能力的湧現,清楚地揭示了重大工程管理主體能力的形成機理。

(6) 管理平台。管理主體群在實際的管理活動中是以管理組織職能形態出現的,但因為管理問題的複雜性,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核心職能已不再是直接製定各類管理方案,而是通過構建平台提供必要的環境與條件,使主體群能夠湧現出駕馭管理複雜性的能力,這同時揭示了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的科學內涵。

(7) 多尺度。該概念進一步凝煉和抽象了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管理要素在一個維度上可分辨次序性變化的現象與特征,這對於精細辨識與分析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複雜結構有著重要意義。

(8) 適應性。這一概念緊緊圍繞著管理主體自身行為複雜性,既描述了其行為表現與特征,又刻畫了主體行為主要結果(提出的管理方案)與環境複雜性的整體耦合程度。因此,這一概念充分突出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最重要的主體行為基本準則及行為結果的品質。

(9) 功能譜。從重大工程自身和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的複雜性出發,揭示了重大工程功能所表現出的“嚴重的”複雜性。例如它同時具有結構化的構成性功能、半結構化的生成性功能以及非結構化的湧現性功能,即不僅在功能結構上有多維度特點,而且在同一維度上還有反映功能類型有序排列的譜係特征,“譜”實際上是對重大工程功能和目標複雜結構的描述與刻畫。

由上麵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本章所有的基本概念都是對重大工程管理活動重要環節與要素的複雜性屬性的提煉與抽象,即使有些概念的科學術語,如複雜性、情景等在其他學科已經存在,但在這裏都進行了概念內涵的重構,不僅嵌入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複雜性的本質屬性,並且注入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形態的規定性。相反,如果我們僅僅把複雜係統科學、物理學、生物學現成的類似概念簡單、直接地移植過來,那不可避免地會使重大工程管理基礎理論體係核心概念標簽化和泡沫化,失去理論構建必要的特有學理意義。

進一步地,重大工程管理理論是對包括環境、主體、客體、目標、行為等基本要素的管理活動和問題的理論思維成果,因此,必然要遵循活動和問題的現實邏輯性與人的思維邏輯性。也就是說,作為理論體係的基本概念不能孤立化與碎片化,不僅要能夠對重大工程管理活動與問題有較好的整體覆蓋,而且彼此之間還要有較緊密的邏輯關聯。即在理論體係中,核心概念除了在內涵上要充分保證源於重大工程管理活動實踐外,還要充分體現概念之間的係統性與邏輯化,否則,人們無法以概念為基礎,並通過概念與概念的組合,形成理論體係中的基本原理與科學問題。

現在,就讓我們來檢驗一下上述核心概念是否具有這樣的邏輯關聯性。

(1) 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重大工程管理客體(包括環境與工程本體)的整體性抽象。

(2) 複雜性:重大工程管理主體、客體與環境共同本質屬性的抽象,它直接體現了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的思維原則。

(3) 深度不確定:重大工程主體、行為與環境特征的抽象,也是重大工程管理本質屬性根源的提煉。

(4) 情景:主要是對重大工程管理環境特征,特別是環境演化特征的抽象。

(5) 管理主體與序主體: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複雜結構的抽象。

(6) 管理平台:重大工程管理組織職能複雜性的抽象。

(7) 多尺度:重大工程管理主體行為準則與行為結果品質的抽象。

(8) 適應性:重大工程主體、平台基本行為準則及行為品質的抽象。

(9) 功能譜:重大工程人造係統功能與主體關於工程目標複雜結構的抽象。

由此可見,這些概念包括了重大工程管理環境、主體、客體、組織、目標、思維原則與行為準則等,較好地覆蓋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核心要素,特別是它們不僅緊緊圍繞著複雜性本質屬性這一核心,而且,在一定的邏輯關聯下,它們能夠形成重大工程管理活動與問題的基本邏輯框架,並清楚地表述了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各自的職能與作用。

由此可見,本章提出的核心概念具有良好的係統性與邏輯化品質,這也是本書擬構建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良好品質的前提與保證。(見圖5.5)

圖5.5核心概念邏輯化與係統化

本章一共提出了關於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的9個核心概念,但這絕不意味著這9個核心概念對於擬構建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是完備的,即體係的原理、科學問題等完全可以以這9個概念為基礎,從這9個概念導出,而隻能認為:

(1) 本書隻是對構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的一次探索,是一次從某個視角與基於一定的工程管理實踐而構建理論體係的嚐試。今後,不同學者的更多探索與嚐試將會不斷豐富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的基本概念。

(2) 這裏的9個概念在一定的學理意義上的確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中最具基礎性、概括性、拓展性與覆蓋性的核心概念。另外,隨著理論體係的不斷拓展,特別是到了理論體係的科學問題層麵,還會在具體的科學問題範圍內產生新的概念,並逐漸豐富和拓展概念體係的層次與結構。例如,在重大工程深度不確定決策科學問題中出現了情景魯棒性概念;在重大工程現場管理科學問題中,出現了戰略資源供應鏈概念等。這些都反映出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

參考文獻

[1] Baccarini D. The concept of project complexity: a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6, 14(4): 201204.

[2] BoschRekveldt M, Jongkind Y, Mooi H, et al. Grasping project complexity in large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TOE (Techn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rame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1, 29(6): 728739.

[3] Chapman C B, Ward S. Managing project risk and uncertainty: A constructively simple approach to decision making[M]. Chichester: Wiley, 2002.

[4] Chapman C, Ward S. Why risk efficiency is a key aspect of best practice proj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4, 22(8): 619632.

[5] Cook K S. Trust in society[M].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6] Davies A, Mackenzie I. Project complexity and systems integration: Constructing the London 2012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Ga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4, 32(5): 773790.

[7] Eisenhardt K M.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1): 5774.

[8] Fahey L, Randall R M. Learning from the future: competitive foresight scenarios[M]. New York: Wiley, 1998.

[9] Flyvbjerg B, Bruzelius N, Rothengatter W. 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 Geraldi J G, Adlbrecht G.On faith, fact, and interaction in projects[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38(1): 3243.

[11] Harty C, Goodier C I, Soetanto R, et al. The futures of construc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struction future studies[J].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2007, 25(5): 477493.

[12] Head G L. An alternative to defining risk as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1967: 205214.

[13] Heimer C A.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rust[M].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1999.

[14] Hobday M. Product complexit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sation[J]. Research Policy, 1998, 26(6): 689710.

[15] Holland J H. Hidden order: 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M]. AddisonWesley, 1995.

[16] Hu Y, Chan A P C, Le Y. Understanding determinants of program organization for construction megaprojects success: a Delphi survey of the Shanghai Expo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2014, 31(5): 1061.

[17] Kahn H, Wiener A J.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 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J]. Daedalus, 1967, 96(3): 705732.

[18] Lessard D, Sakhrani V, Miller R. House of Project Complexity: understanding complexity in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J]. EngineeringProject Organization Journal, 2014, 4(4): 170192.

[19] Meier S R. Bes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practices in the preacquisition phase for federal intelligence and defense agencies[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39(1): 5971.

[20] Miller R, Lessard D R.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large engineering projects: Shaping institutions, risks, and governance[M]. MIT press, 2001.

[21] Munns A K. Potential influence of trust on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 projec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Project Management, 1995, 13(1): 1924.

[22] Schoemaker P J H. When and how to use scenario planning: a heuristic approach with illustration[J]. Journal ofForecasting, 1991, 10(6): 549564.

[23] Shenhar A J, Dvir D. Toward a typological theory of project management[J]. ResearchPolicy, 1996, 25(4): 607632.

[24] Shenhar A J.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projects: Exploring classical contingency domains[J]. ManagementScience, 2001, 47(3): 394414.

[25] Sderland J, Geraldi J, Sderlund J. Project management, interdependencies, and ti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ing Projects in Business, 2012,5(4): 617633.

[26] Van der Heijden K. Scenarios: the art of strategic conversation[M]. John Wiley & Sons, 2011.

[27] Vidal L A, Marle F. Understanding project complexity: implications on project management[J]. Kybernetes, 2008, 37(8): 10941110.

[28] Ward S C, Chapman C B. Risk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 the project lifecyc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5, 13(3): 145149.

[29] Ward S. Requirements for an effective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process[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30(3): 3743.

[30] Williams T M, Eden C, Ackermann F, et al. The effects of design changes and delays on project costs[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1995, 46(7): 809818.

[31] Williams T M, Eden C, Ackermann F, et al. Vicious circles of parallel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5, 13(3): 151155.

[32] Xia B, Chan A P C. Measuring complexity for building projects: a Delphi study[J].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 2012, 19(1): 724.

第6章重大工程管理基礎理論的基本原理

第6章重大工程管理基礎理論的基本原理

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基本原理主要是管理主體行為基本準則與管理活動運作的基本定律,是人們對重大工程管理活動實踐經驗的固化與基於基本概念進行邏輯推理形成的知識表述。另外,原理的形成,特別是原理體係的形成,是一個不斷發展與深化的過程,需要長期探索和不斷完善。本章提出以下5個基本原理,作為構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論基本原理的嚐試。

6.1複雜性降解原理

前麵2.3.4指出了複雜性是重大工程管理的本質屬性。這意味著,不論重大工程管理活動有著多少不同的形態,究其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核心與關鍵應當是如何應對和駕馭問題的複雜性,即從思維層麵上講,應把問題複雜性盡量降低與緩解。換句話說,管理主體分析和解決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基本行為準則應當是複雜性降解。

6.1.1複雜性降解基本原理

首先,重大工程是由各類物質型資源構成的具有獨特規定性的人造複雜係統實體,因此,自然表現出由工程實體決定的物理複雜性。一個具體、確定、實實在在的工程實體,其物理複雜性也是具體、確定、實實在在的。同時,任何具體的重大工程實體都是人們從工程概念到工程實體一步步演化過來的,也是人們對工程物理要素屬性及其關聯的認知從抽象到具象一步步演化過來的。

因此,在工程概念與認知的抽象階段,人們主要是在理論思維層麵活動。在這一階段,人們依據理論思維把工程硬係統的屬性進行抽象並將屬性之間的關聯係統化,形成複雜工程屬性的邏輯體係,我們稱此體係為工程虛體。顯然,與重大工程實體的物理複雜性不同,重大工程虛體的主要表征是工程要素屬性的係統複雜性。

這樣,工程虛體通過工程要素屬性的邏輯化與係統化,確立並豐富管理主體對重大工程整體屬性與功能的認識,支持主體構建工程實體的籌劃,並以此通過對工程要素屬性之間的各種關聯關係的推斷,指導重大工程現場的管理活動。

另外,工程虛體既然是人們依據理論思維建立的工程要素屬性與關聯的邏輯體係,人們自身的個性化價值取向與認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會影響和決定如何抽象工程要素屬性及如何確定屬性關聯。也就是說,即使同一個工程的物理複雜性形態,也可能由於主體思維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虛體工程形態。我們可以利用虛體工程形成過程的這種可變性,在不改變工程物理複雜性的前提下,設計某種技術路線來降低和緩解該工程的固有複雜性。特別是,這種降低與緩解是在工程要素抽象的屬性與關聯層麵上開展的,在許多時候,僅僅表現為一種概念化和邏輯化形態,更類似中國古代的紙上談兵和現代的戰爭推演,並沒有真正影響和破壞工程的固有物理複雜性。但是,它能夠在一定粒度與性能意義上,幫助我們更清晰、簡便地認識和分析原本難以理解和認識的工程固有複雜性。

當然,在真實的工程管理活動中,特別是到了構建工程實體的具象階段,管理主體還是要完整地麵對重大工程實體固有的屬性及其關聯,特別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重大工程物理複雜性的主要屬性及關聯。因此,任何實際的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絕不能僅僅依據虛體思維的概念、假設和一般邏輯,更不能僅僅依據上述降低和緩解複雜性的思維,而要實實在在依據實體思維,把重大工程各種屬性、關聯及其固有的複雜性整合為一個完整的工程實體。

這意味著,管理主體在認識和分析重大工程要素屬性與關聯性時,可以充分利用工程要素屬性及關聯的邏輯體係,基於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認知的可變性,通過各種可行路徑在思維層麵上適當、合理地降低或者緩解係統複雜性(簡稱複雜性降解),幫助我們搞清楚複雜性背後的規律和道理。當然,這是為了在工程虛體邏輯體係內幫助管理主體提高認知能力而采用的思維假設與理想化,是一種支持管理主體認知複雜性的手段,也是為了緩解管理主體在管理活動中認知複雜性的困難和能力不足,幫助管理主體發現管理複雜性規律。

進一步地,在實際的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又需要管理主體運用實體思維麵對具體的工程物理實體,還原其真實的複雜性,絕不能因為虛體工程思維對重大工程實體的複雜性有任何實質性的破壞或損傷。

由此可見,複雜性降解的完整過程,需要充分體現和保證虛體思維與實體思維相結合、重大工程個性特征與一般屬性規律相結合的原則,並形成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綜合集成思維。總體來說,在重大工程管理前期,主體可依據工程虛體可變性原理,通過假設與理想化的降解行為,幫助和支持管理主體對管理複雜性的認知與分析,並在重大工程管理中後期,再通過實體思維複原工程固有的物理複雜性,以保證重大工程實體造物的真實與完整,這就是所謂的複雜性降解基本原理。

可以認為,複雜性降解原理是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管理主體麵對複雜性問題時的首要行為準則與先導性目標。具體地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來理解複雜性降解行為的原理:

(1) 降解中包含的降低行為,主要是從主體能力提高方麵來說的,例如,通過主體自學習來提高自身的分析與駕馭複雜性能力。這時,可以完整保持工程原來固有的物理複雜性形態。因此,降低在一定意義上更多地體現了一種整體論思維。

(2) 降解中包含的分解行為,主要是在虛體思維層麵上對工程原來固有的整體物理複雜性進行一定的分割以降低原有的複雜性。因此,分解在一定意義上更多地體現了一種還原論思維。

(3) 不論哪一種情況,它們對工程實體原來固有的物理複雜性都沒有任何實際的損壞,但又都能夠幫助管理主體提高分析和駕馭複雜性的能力,同時要注意,無論管理主體采用何種降解行為,都不能使工程原來固有的複雜性丟失,更不能使固有複雜性特性發生任何質的變化。

6.1.2複雜性基本降解路徑

如前所述,複雜性是重大工程管理的本質屬性。這裏的複雜性是一個綜合的整體認知,因為它綜合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環境、組織、主體、問題等多方麵、多層次的複雜性,也集成了重大工程物理複雜性、係統複雜性等在管理領域的反映。

從管理的基本思維來說,重大工程管理主要就是管理主體對複雜性問題的管理,因此,管理主體當然希望問題簡單些、複雜性低些。但管理複雜性是管理主體在重大工程虛體層次上對重大工程實體固有屬性的認知,是重大工程固有複雜性在管理主體頭腦中的映象,因此,必然會依管理主體不同而不同,依管理主體認知能力變化而變化,這告訴我們,實際的複雜性降解過程中有著多種不同的複雜性降解路徑。

如何根據複雜性來源和成因設計具體的降解路徑和如何把握好降解的分寸,盡量做到恰到好處,是複雜性降解行為重要而關鍵的一點。以下是幾條基本的降解路徑。

1. 提高管理主體認知的降解路徑

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複雜性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麵:一是本體論觀點,即來源於管理環境與問題自身的複雜性;二是主體論觀點,即來源於管理主體的認知缺陷,包括知識、經驗與能力不足等。在實體複雜性與主體認知之間,如果主體認知能力提高了,相對而言,問題複雜性就降低了。

在很大程度上,主體的複雜性認知能力在於其學習能力,這是因為認識管理複雜性、駕馭管理複雜性和提高管理能力等都涉及對重大工程管理客觀複雜性的認識廣度和深度。因此,管理主體的自學習是提高管理主體認知能力並降低問題複雜性的重要途徑。

管理主體自學習是指主體在管理活動中自覺地通過多種途徑和手段獲取各種必要的知識,並內化為自身分析、預測、調控問題複雜性能力的自我發展行為。在管理主體自學習的過程中,學習的內涵應該是廣泛而全麵的,既包括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又包括經濟管理、法律法規及哲學曆史。自學習的主體不僅指管理個體,更是指管理主體群。要形成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持久有效的自學習機製,包括設計有利於提高管理主體群特別是序主體自學習的組織模式。

中國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一般都有技術與管理的技術顧問和專家組,還會聘請國外著名公司與專家,對分析和解決工程複雜問題給予多方麵的智力支持,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有效的管理主體自學習的組織模式。例如中國東海的杭州灣跨海大橋管理主體在前期論證工作中,為確定橋位、橋型方案、基礎結構以及經濟性等開展了廣泛的國際技術谘詢。

2002年8月和2004年,管理主體就大橋初步設計中的鋼管樁防腐、混凝土耐久性、橋梁上部結構施工、鋼橋麵鋪裝等問題,多次向美國林同炎國際顧問公司進行技術谘詢;2003年7月和2004年9月,就預應力混凝土箱梁防腐、斜拉橋結構體係等問題,又先後向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國際著名橋梁建築工程大師鄧文中進行了谘詢。他們在這些複雜的技術管理問題上,給予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除了通過自學習來提高管理主體能力並降低複雜性外,還可以通過現代信息技術獲取更豐富的信息資源來降低因信息缺失和信息處理能力不足形成的問題複雜性。

事實上,重大工程管理活動同時需要邏輯思維、形象思維與靈感思維,特別是由這三種思維形式綜合集成形成的複雜性思維。人在這一過程中的優勢主要是在形象思維、頓悟與經驗方麵的發揮,特別是在解決複雜性問題時必不可少的創造性思維。但是,所有這些優勢現在越來越需要依靠對信息的搜集、處理、存儲和傳遞的支持。人也隻有在此支持下,才能精準、全麵、實時地利用信息與信息分析結果,再結合自身的經驗、知識和智慧,提高管理主體駕馭複雜性問題的能力。

由此可見,豐富的管理信息資源與資源管理能力能夠有效降低由人的心理或生理因素產生的認知誤差,降低因為人的閱曆、性格、情緒、思維方式與價值觀缺陷產生的認知局限,並通過運用信息技術幫助管理主體實現降低複雜性的目的。

2. 改進管理方法的降解路徑

為了降解複雜性,還可以通過改進管理方法來實現,例如:

(1) 凝煉與統籌管理目標

重大工程管理目標的多元化導致的管理複雜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① 管理目標的多層次與多元化;② 管理目標之間的矛盾和衝突;③ 管理主體價值觀變化,導致管理目標出現動態性與複雜性。

針對上述情況,可以通過對管理目標進行凝煉與統籌來降低管理複雜性。

所謂管理目標的凝煉是在目標設計之時,對重大工程的構成性目標、生成性目標以及湧現性目標進行篩選、合並與提取,突出和保證戰略型、基礎型目標的地位。

例如,建立重大工程管理目標的層次性。工程目標一般都具有層次性,位於最高層次的是工程戰略目標,它揭示了該工程的綜合目的和意義,是工程主導性目標;往下依次是工程的策略性目標和執行性目標等,分別用以表述工程的領域目標、實施計劃或措施。重大工程上層目標一般比較抽象、宏觀和不可完全預測,而重大工程下層目標一般是比較具象、微觀和可測的。

進一步地,重大工程管理必須充分考慮各凝煉目標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注意統籌兼顧。在重大工程管理目標凝煉的基礎上,通過對部分目標進行剔除、限製和補償,盡量保證目標之間的整體均衡,兼顧好直接與間接,眼前與長遠,以及功能性、社會性與戰略性目標之間的均衡,此即工程管理目標的統籌。

管理目標的凝煉與統籌使目標的多元性得到一定的壓縮,增強了目標之間的結構化關聯,因此,有利於提高管理目標的有序性與可度量性,從而降低分析和評估目標的複雜性。

5.2.3中介紹的依據目標重要性的“序”規則,進行港珠澳大橋跨境通行口岸模式決策,就是典型的通過目標統籌路徑降解該決策複雜性的成功實例。

關於管理目標的凝煉與統籌,後麵的6.2節中將有更詳細的介紹。

(2) 工程未來情景的緊縮

情景概念告訴我們,複雜係統的未來情景空間是充分大的,不僅存在管理主體能夠想象的情景,還可能出現主體難以想象甚至無法想象的情景,而且任何一個未來情景出現的可能性常常是不知道的,也難以預測它是如何從當前的現實情景演化成未來情景的。

這樣,當前重大工程現實情景與工程未來情景之間的演化關係一般為:由一個情景點經一束不確定和模糊路徑中的某一條路徑,演化至一個充分大的情景空間中的某一個不確知情景點。由現在往未來看:第一,未來的那個情景點肯定存在,但現在不知道是哪一個,並難以預測;第二,無法確知究竟哪一條路徑是現在與未來兩個情景點之間的現實演化路徑,也難以預測。而我們就是要在未來情景不確定與演化路徑不確知的背景下完成重大工程管理任務,這顯然是一項困難的任務。困難還在於未來越遙遠,對應的情景空間會越大,未來的情景點與對應的演化路徑也會越分岔和模糊,導致管理複雜性越強。

我們無法消除這一客觀狀況,因為這是由重大工程多尺度特征與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的複雜性造成的,而人是不能完全確知自己從現實到未來的所有情景與行為的。

這時,我們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① 以管理主體群的經驗與知識為基礎,鎖定未來情景空間內的一些具體的特別有意義的情景;

② 把未來情景視為對環境狀態的預測,通過設定一些條件和參數來生成未來情景;

③ 設定未來情景空間內的一個子空間,依據一定的原理認為未來情景在這個子空間內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④ 設定一些有特定含義的情景作為未來情景的閾值,即規定在閾值附近的一個小範圍內的任何情景都是可接受的或者不可接受的等等。

不難看出,以上各種方法的學術思想都是通過壓縮重大工程未來情景空間的深度不確定性來降低管理複雜性。

(3) 管理方案的比對與迭代

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的挑戰之一就是難以確定管理方案,如重大工程前期決策、施工方案的確定等,涉及工程多目標、多主體,涉及工程技術、資金、裝備和人員的整合,涉及工程、社會、經濟與文化多個領域,既有工程規律、技術規律,又有管理規律和人文規律。

這時,管理主體可通過多次比對、調整、逼近的技術路線,將整體性的問題複雜性化解為分階段、分領域相對簡單的複雜性進行分析和處理,並最終獲得解決方案。

關於這一基本原理,本書在6.4節有進一步的說明。

3. 關聯性切割的分解路徑

下麵首先論述由重大工程要素強關聯以及管理要素高度集成化形成的管理複雜性。

一般工程的管理要素常以層次關係為主,橫向關聯相對較少,工程目標一般都是可預測的和可實現的。這時,在工程管理中,因果關係一般是顯性的和直接的,因此,工程管理在橫向上往往可以分解成若幹相對獨立的部分。這樣,工程複雜性也就可以被局限在各個相對獨立的部分,從而容易被劃分為相對獨立的管理職能。這樣的情況有利於我們在還原論基礎上,把工程質量、進度、成本等直接管理目標進行分割,並通過類似於故障模式的影響分析技術及風險因素分析技術,提出局部問題或各管理職能領域內的解決方案,最終以疊加的方式來解決整體性問題。

但是,重大工程不僅是材料、裝備、資金和技術等硬資源的集成,而且是組織、管理、信息、價值等軟資源的集成。這時,不僅重大工程各部分之間的集成性提高了,而且各部分之間的橫向交互作用也更為強烈,甚至超過重大工程縱向層次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影響力上,有些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不再是局部性的,而可能是全局性的,甚至能逐步擴大成為支配全局的整體行為。這時,重大工程的功能設計不再是完全可預測的,因果關係也變得不那麼直接和顯然。

例如,由於重大工程要素之間的高度集成性,工程要素的一些微小變動可能被放大,形成整體性後果,使故障發展成為事故。這就是為什麼重大工程風險的因果關係會變得模糊、風險難以預見和突發性問題頻現。重大工程管理要素的這類強關聯和高集成引發的管理複雜性,我們稱之為重大工程管理中的關聯複雜性。顯然,重大工程關聯複雜性增強了管理複雜性。因此,可以考慮在管理過程中恰當地切割重大工程局部與全局的關聯來降低管理複雜性。

如何對重大工程管理要素關聯性進行切割呢?這是一個理論與經驗並重的問題,主要思路如下:要認識到所謂的關聯性切割,僅僅是管理主體對工程虛體屬性之間的隸屬關聯、包含關聯、並列關聯、因果關聯、相關關聯等進行拓撲結構或者邏輯結構分割,是一類在認知思維上的假設與理想化,而不是對重大工程實體的任何固有物理複雜性的肢解。

重大工程管理要素關聯性切割前要根據屬性關聯方式進行分析,並按照下麵的原則進行:

(1) 對一類在關聯網絡中存在相對薄弱關聯的情形,我們可以從相對薄弱處切割,被切割的各個部分的複雜性一定有所降低,然後再對它們進行拚裝,恢複成原係統(如圖6.1)。

圖6.1關聯係統各個部分的切割與拚裝

(2) 對那些不存在上述相對薄弱關聯的情形,可以簡化關聯模式和強度進行隱形切割,降低複雜性後再綜合。

以上兩個原則實質上是“關聯—切割—再關聯”的過程。管理主體試圖將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整體分解為多個複雜性相對較低的部分,在對這些部分複雜性逐一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再將它們的關聯性複原。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與三地著陸點複雜性分析中就采用了這一降解技術。

需要強調的是,不論采取何種切割方法,絕不能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對實際存在的管理要素物理性關聯進行實體意義的肢解和破壞,否則將損壞重大工程固有的物理整體性。

6.1.3複雜性降解的“度”

在複雜性降解過程中,一個重要而困難的問題是,如果管理主體采用了複雜性降解技術,那麼何時應使降解過程停止,即在實際中降解行為如何適可而止。

坦率地講,目前我們還很難對這個問題有精細的、可量化的答案。正如我們很難定量度量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複雜性,也就很難度量降解複雜性的效用,從而明確判斷在什麼時候應該停止降解。總之,關於重大工程管理中複雜性降解恰當的“度”的研究是一個極具理論前沿性的問題。

這裏,我們僅僅從複雜性降解的基本內涵出發,對這個問題做如下簡要的分析。

首先,任何對複雜性的降解,都絕對不能把係統複雜性降解為一般係統性甚至簡單性,即不能一味用還原論思維來降解複雜性。

其次,複雜性降解是在工程虛體層麵上幫助管理主體認知和分析管理複雜性的一種輔助手段。因此,凡是管理主體有能力,或者能力有所提高並能夠駕馭複雜性時,就可以停止降解了。停止後,如果管理主體發現自己仍然還存在某一方麵能力上的不足,那可以繼續進行降解,這往往要在逐步降解過程中綜合考慮管理主體在後麵修複原來固有複雜性的能力有多大。

詳細地說,要明白複雜性降解的後果不都是無代價的,因為主體不僅需要把降解後的虛體複雜性還原至工程原來固有的實體複雜性的自然形態,而且要對降解造成的認知損傷進行補償。所有這些降解的逆向行為本身也是複雜的,有時甚至可能比降解更困難,而且降解得越多,還原起來的困難會越大。

還有一點,就是並非所有的降解複雜性行為都是有效的,都能如願以償。正如5.1.2所述,有時,一個降解複雜性的善意或初衷,卻會引發另外某一類新的複雜性,而對這類新的複雜性缺乏估計與預防,又可能導致新的、更嚴重的、更複雜的後果。

實踐告訴我們,在實際管理活動中更多的是管理主體充分發揮自身適應性自學習能力,通過管理主體群共識的形成來確定用什麼降解方法和降解到什麼時候停止是恰當的。

當然,即使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降解方法和降解的度均已確定,我們也不得不思考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降解的有效性問題。我們在前麵也提到了停時準則,即複雜性降解到什麼時候是有效的,畢竟它對重大工程管理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若複雜性降解不當,要麼過度降解,使原來固有的複雜性變成了簡單性或一般係統性;要麼就是降解不夠,使得管理主體仍然難以駕馭複雜性。這一問題本身不僅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基本原理的關鍵問題,也成為管理理論體係中重要的基本科學問題之一。

最後,從以上各點並綜合本書2.3.4關於重大工程管理問題分類的概念(圖2.2與2.3)出發,我們對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降解的“度”再做一個原則上的論述。

根據重大工程管理問題分類,如果把A類問題降至B、C類問題,或者根據重大工程管理問題體係,把最高層次問題降至下麵兩個層次問題,這時,問題複雜性一般是有基本結構的,即使存在動態性與不確定性,也並不以湧現性與深度不確定性為主。對這一類問題一般通過項目管理為主的綜合技術是能夠解決的。例如,重大工程前期立項論證屬於複雜性管理問題,通過工程功能譜的設計與分解,將立項論證分解為數十個相對獨立並相對簡單的子論證專題,同時考慮到它們之間的關聯關係,隻要在項目管理和一般係統工程技術範疇內,各專題問題能夠解決,工程論證複雜性降解的度就是恰當的。又如,工程標段的劃分也是重大工程管理中一類複雜性問題。大的整體標段建設必然複雜,對承包商的綜合能力要求也高,這時,將整體標段劃分為較小標段就是一種降解複雜性方式,但同時也增加了不同標段之間與不同承包商之間的接口與界麵的協調工作。這時,一方麵要考慮承包商駕馭較小標段複雜性的能力,另一方麵要考慮接口與界麵之間複雜性的協調難度,而解決的原則是在均衡以上兩方麵的前提下,保證承包商在項目管理範疇內能夠實施和完成任務。

一般說來,複雜性管理問題相對集中在工程前期和中前期,而在工程建設中後期和後期,總體上管理問題的複雜性會不斷降低,因此,在前期較為集中的複雜性降解過程中,擬把複雜性問題降至在項目管理範疇內能夠解決,就是複雜性降解有效和恰當的度。

6.2適應性選擇原理

6.2.1適應性選擇的科學內涵

在一般性意義上,選擇是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基本形態,也是管理主體在管理活動操作層次上最普遍和最基本的行為。典型的選擇行為包括規劃論證方案的選擇、投融資方式的選擇、組織模式的選擇、承包商和供應商的選擇等等。必須看到,主體的所有選擇行為都是在現實的深度不確定環境和問題的客觀複雜情景中進行的。因此,主體必然要從複雜性降解的工程虛體思維回歸到對複雜性的工程實體思維中來,這就要遵守主體現實行為的適應性準則。(見5.2.4)

我們稱基於適應性準則的主體選擇行為為適應性選擇。它是主體在管理活動操作層麵的行為現實。

適應性選擇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科學內涵呢?

首先,適應性是主體選擇行為的目標。重大工程環境與問題各種複雜性的存在,要求主體必須改變傳統的目標最優化思維,而代以新的目標適應性思維。對複雜性而言,適應性即最優性。例如,能夠適應深度不確定情景變動的工程決策方案是最優的,能夠適應不同管理問題複雜性的柔性組織模式是最有效的,等等。當然,以適應性為目標,很大程度上會嵌入主體的主觀價值偏好,容易使選擇走偏。應對這一點,第一,要提高主體自身的自適應學習能力,提高主體的認知與分析能力;第二,要堅持選擇是一個不斷試錯、迭代、逼近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其次,適應性選擇是主體在操作層麵上對複雜性降解的“補償”。複雜性降解是主體麵對管理複雜性最基本的思維原則和先導性目標,但降解隻是主體在認知和分析問題過程中的一種虛體化假設。而在真實的重大工程造物活動中,工程固有的複雜性依然存在。所以,主體麵對仍然真實存在的複雜性並要確定管理方案和解決問題時,還需要將工程客觀複雜性從虛體還原到實體,這需要調整自己的行為。無論是客觀還原,還是主觀調整,主體的有限理性決定了這必然是一個不斷試錯、修正的選擇過程,因為隻有經過多次選擇,才能形成逐漸逼近問題真實複雜性的認知序列,並以此序列為基礎,構建和重組解決問題的方案序列。因此,可以認為,適應性選擇是對複雜性降解所造成的關於複雜性偏差與損傷的一種補償與複原。

最後,適應性也是主體選擇過程中自身行為準則與行為能力的標誌。為了能夠駕馭管理複雜性並解決複雜性管理問題,主體在選擇過程中要不斷通過自身的適應性學習行為積累經驗,提高能力。因此,主體自身的適應性學習是其適應性選擇的先決條件和前提,也是主體能力與水平的重要標誌。從係統科學原理看,任何重大工程管理方案都是主體設計的一個複雜係統,也同時造就了多種類型和層次的複雜性。這是主體應對重大工程管理問題複雜性的主動性反應(包括提前反應),也是兩者相互耦合形成管理活動整體行為的基礎。因此,需要主體在適應性自學習基礎上通過對不同方案複雜性進行比對和對方案進行選擇,以保證方案的可行性和其他品質。這樣,凡是對重大工程複雜問題方案進行選擇時,主體自然都要采用適應性自學習路線,這就是主體適應性選擇過程中自學習行為的基本內涵。

這樣,適應性選擇就成為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主體最重要的一類實際操作方式,也成為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主體行為的基本原理之一。特別是,如果把它與複雜性降解原理聯係在一起,不難看出,這兩個原理都是以主體行為為核心,共同形成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新的綜合行為準則。其中,降解在思維層麵上通過工程實體的虛體化幫助主體認識和分析工程管理複雜性,而基於適應性原則的選擇又在操作層麵幫助主體從虛體化思維回歸到實體化實踐。這樣,主體既利用了降解思維提供的認知啟發,又在操作層麵避免了虛體化可能導致的認知偏差。這在一定意義上是係統科學通過還原論與整體論結合,綜合形成係統論,也是重大工程管理主體在管理活動中基於複雜整體論的行為體現。

適應性選擇在管理學其他領域,如資源計劃管理中多有應用,主要是主體通過適應性自學習過程來獲得新的知識,不斷改進管理政策。但是,與這一類注重政策設計與優化的適應性選擇不同,重大工程管理必須尊重工程建設的不可逆規律,講究一次性造物成功,而無法像資源計劃管理那樣允許摸著石頭過河以及推倒重來的反複過程。因此,重大工程中的適應性選擇原理強調在關鍵管理階段,如提出重要管理方案時,必須在充分的適應性自學習基礎上,反複思考、分析、模擬、實驗,最終一次性地形成完整方案而不能再有重大變更。這必然會使主體在自學習基礎上的選擇行為難度大大增加。

在重大工程管理實踐中,適應性選擇可分為被動式適應性選擇和主動式適應性選擇。

被動式適應性選擇如圖6.2所示,是指從一個備選方案出發,通過分析、模擬、修正等主體適應性自學習,最終將備選方案變為滿意方案。在工程實踐中,這種被動式適應性選擇通常出現在已經基本確定某個備選方案,但需要對它進行局部修正時。

圖6.2被動式適應性選擇圖

主動式適應性選擇如圖6.3所示,是指從多個備選方案出發,通過比對、篩選、修正等主體適應性自學習,最終確定一個備選方案為滿意方案的行為。在工程管理實踐中,主動適應性選擇應用非常廣泛,通常多在同時出現幾個差異性較大的備選方案,並需要進行同等深度比對時運用。

圖6.3主動式適應性選擇圖

6.2.2適應性選擇的管理策略

明確了適應性選擇的基本內涵後,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設計適應性路徑來確立其選擇行為策略。一般地,適應性是對主體群(管理組織)之管理目標選擇、管理方案形成、管理組織機製設計以及方案質量評估等重要行為構成的自適應屬性的度量,因此,如果期望有較高的適應性,就必須在這幾類行為方麵進行優化設計與安排。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麵。

1. 管理目標的適應性選擇

實踐中,主體的任何適應性選擇,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管理目標,而這又取決於重大工程目標譜結構和主體偏好。由於重大工程管理目標具有強烈的主體利益偏好和價值偏好,因此,即使對同一個工程,不同的主體也會提出不同的目標和目標之間不同的權重。這樣,主體在管理活動中提出的管理目標,哪怕經過了認真、慎重的選擇,也是主體基於有限理性和某一個階段的選擇結果,或者是不同主體各自獨立提出的目標集合。因此,為了不因為目標集合存在的缺陷(如目標不完整、層次與關聯模糊、衝突性目標沒有預處理等)而影響對工程總體管理目標的評價,需要對目標集合進行適應性選擇。

要在目標廣泛設計的基礎上,對目標進行合理的篩選、合並,提取更具本質性的核心目標。選擇和構建多目標體係不是對多目標一般意義下的疊加,而要進一步揭示多目標體係複雜關聯性,以對工程物理複雜性與係統複雜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並對目標進行綜合。綜合的難點主要是對衝突性目標的協調。為了做好目標整體意義上的選擇,重要的是要科學地構建目標體係,即要準確處理好:① 目標的多元化;

② 目標的層次性;③ 目標的關聯性;

④ 目標的非可加性(非可加性是指部分目標雖然有同一屬性,但並不具簡單可加性,如風險,不能認為若幹個小風險之“和”,就是工程大風險;另外,不同屬性的目標之間往往也不具可加性,如我們無法將工程質量管理目標與安全管理目標相加);⑤ 目標的動態性;

⑥ 目標的均衡性(目標體係結構應該是穩定的、協調的,過分強調某一些目標可能會損害另一些目標,造成工程目標整體上的缺陷);⑦ 目標的優先權(目標體係中,位於不同層次的目標其重要程度不同,同一層次的目標在不同時段其重要性也不同,可根據各個目標的重要程度賦予其不同的優先級)。

在宏觀上,目標的適應性選擇要遵循下麵兩個原則:① 局部目標服從整體目標;② 目標在技術上和管理上是可實現的。

在微觀上,目標的適應性選擇要做好以下幾件事:

① 相關性分析,根據目標的性質及相互關係,進行目標正相關、負相關、可加性、層次性、關聯性分析等。

② 衝突分析,目標之間是否存在衝突。考慮衝突目標能否協調、怎樣協調等。

③ 時間分析,不同時間尺度的目標分類及重要性分析。

④ 資源分析,分析實現目標的資源消耗與成本等。

⑤ 收益分析,分析實現目標的收益。

⑥ 風險分析,分析目標與工程管理風險的關係,關注容易出現變異的目標,減少變異,降低風險。

目標適應性選擇需要主體通過自學習,掌握更多的信息與知識,提高分析目標複雜性的能力。

例如,在製定重大工程進度控製方案時,需要主體統籌工時與工效、好與快的目標衝突,為此,主體要不斷學習並豐富和掌握以下信息:① 同類工程建設的一般規律;

② 國內外已建同類工程實際進度情況與進度控製經驗;

③ 綜合分析待建工程的自控條件;

④ 係統分析擬采用技術的風險;

⑤ 綜合平衡待建工程主要直接目標;

⑥ 全麵考慮並評價工程相幹者對工程的期望;

⑦ 把工期作為重要資源來配置。

由此不難看出,雖然工程進度控製的直接表征隻是時間,但主體在設計時間控製方案時,不僅要全麵統籌工程風險、質量、投資、安全等其他控製任務,而且要在更高層次上統籌工程主體群的價值偏好,充分保證工程進度控製目標的綜合性。

由此可知,由於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主體在設計管理方案目標時,必須充分考慮到:

(1) 管理環境變動,將導致管理目標發生變化;

(2) 管理主體自身價值偏好的變動,將導致管理目標發生變化;

(3) 方案製定過程中,主體的認識和能力的變化,將導致管理目標發生變化。

可見,重大工程管理目標會因為多方麵原因而變化,這時,主體必須對目標進行適應性調整,避免造成管理方案的失效或失誤。

2. 管理組織的適應性機製

根據上麵的分析,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作為管理平台,其自身要有適應性機製。這樣,平台才能提供主體群開展適應性選擇的基本條件與環境。

“機製”一詞,本義為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如果把機器理解為一個係統,則其構造與工作原理可視為係統的結構及流程。所以,機製可以視為一個係統或組織的要素組成、相互關聯及工作流程等。

那麼,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平台如何形成基本的適應性機製呢?

第一,組織平台根據問題(任務)、主體、資源和環境四個主要要素設計適應性機製。

(1) 問題(任務)。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種類多、涉及領域與層次多,其中不乏重要的大問題、難問題,主體的一切適應性選擇行為都必須以問題(任務)為導向,問題的性質、特征就是主體在工程思維下的適應性方向,更是適應性目標。

(2) 主體。不同的管理問題(任務)對主體的能力有不同的要求。例如,難問題需要主體有更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大問題意味著需要主體必須具有與該問題相匹配的事權,即主體要有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對該問題進行決策、提出解決方案的權力,這往往比主體具有的知識與經驗更重要,因為它直接關係到重大工程管理方案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另外,問題(任務)的複雜性特征又要求主體群具有形成共識的適應性自學習能力。所有這些,要求重大工程管理組織要由與問題(任務)相適應的主體組成,特別不能出現主體事權的缺失與僭越。

(3) 資源。這裏所謂的平台資源主要是指序主體通過選擇主體、設計平台結構,提供主體湧現適應性選擇能力的條件等。這裏強調的是,平台必須形成由個別主體分散能力向主體群整體能力演化的運作機製,這是管理組織最重要的功能性資源。

(4) 環境。這是指管理組織內部的運作環境與協調機製。例如,根據問題(任務)特征選擇主體之間的關聯與協作方式。

① 合同契約方式:以法律規定形式明確各主體權責,從而使主體行為穩定在法規的製約下,並成為相互約束和自己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

② 關係契約方式:關係契約是在一般契約的基礎上,更加關注主體之間的文化聯係與行為習慣,並在合同契約之外,通過關係的作用來維持主體之間的關聯、化解彼此的衝突。關係契約主要表現為麵臨一些特別情況時,有關各方擬采取靈活的彼此均能理解和接受的處置方式,其宗旨是各方都有共同關注長期合作和利益的基礎,期望建立相互高度信任的戰略合作聯盟。關係契約具體表現形式有夥伴模式、動態聯盟、戰略合作聯盟等。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內部往往既有正式的合同契約方式,也有非正式的關係契約,彼此互相補充,效果很好。

③ 組織契約方式:這種方式是一種麵向具體問題(任務)的團隊合作方式,它不再以衡量各方利益為主線,而是強調任務的完成,主要用於管理過程中多主體跨職能的合作。這時,一般要進行機製、協議、文化和技術等方麵的接口設計,如工作協商例會製度、樹立共同的理念和使命感、構建共享的信息平台等。

綜上所述,管理組織內部的適應性環境與協調機製,在宏觀上表現為合同契約,在中觀上表現為關係契約,在微觀上表現為組織契約。

第二,管理組織平台根據上述四個要素的動態變化設計適應性機製。

在重大工程管理實際活動中,上述四個要素會出現各種變化,由此,組織平台應相應產生各種變更並體現平台的適應性功能。其中,問題(任務)的變化是根本的和主導的,起著導向性作用,組織平台的所有變更應該說都是由問題(任務)變化引起的。例如:

(1) 平台主體的變更。問題(任務)的變化必然對主體的事權、知識和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平台一定要有相應的變換主體等適應性機製,一般地,變更一般主體情況較多,變更序主體情況較少。

(2) 平台結構的變更。問題(任務)的變化,可能會引起平台主體之間的相互關聯及作用發生變化。這時,會直接要求對平台結構進行變更或者重組,以湧現出新的必要的能力和功能,這通常表現為工程管理模式的變更。

(3) 平台機製的變更。主要指平台內部工作流程等的變更,如在工程前期階段,業主與研究單位可能是直接的委托—代理關係,而後來則變更為通過設計、施工單位間接的委托關係。又如,起初業主可能是通過承包商與分包商建立業務聯係,但後來則變更為直接的專業分包合同關係等。

上述組織管理平台表現出的多方麵柔性品質充分體現了它在應對複雜性管理問題(任務)時,通過適應性機製構建駕馭管理複雜性的能力的基本原理。這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優良品質,也是主體群適應性自學習行為的積極結果。

3. 管理方案適應性評估

在5.2.4中,我們提出了第二種適應性類型,即管理方案的適應性。這雖然不屬於主體行為的適應性,但方案作為主體適應性選擇行為的最終結果,它的質量必然會成為對主體適應性選擇行為質量的直接考核。

什麼是管理方案質量,方案質量是不是就是工程質量,應該如何根據重大工程複雜性特征確立對管理方案質量評估方法,等等,這一係列相互關聯並前後有序的問題都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新的科學問題,需要我們在理論思維原則下,通過基本概念與原理的論證,明確相關結論。

從我們現在初步構建的理論看,考察重大工程管理方案質量的核心與關鍵是管理方案能否在工程長生命期內持續發揮其功能(效用),並能在環境情景可能的深度變動中保持其穩健性。

這一理論觀點充分揭示了在重大工程管理的複雜性特征下,管理方案的質量內涵,同時提出了擬用方案功能與環境情景深度變動整體耦合程度來評估、度量方案質量的技術路線。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環境情景變動包括了以下兩類情景變動:

(1) 重大工程實體形成前,周邊區域環境的情景變動。

(2) 重大工程實體形成後,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湧現出的情景變動。

而這又涉及如何發現和預測重大工程情景變動,如何度量管理方案與環境情景變動之間的耦合程度。有關這一方麵的內容,本書將在7.2節“重大工程深度不確定決策”中給予介紹。

綜上所述,適應性選擇是重大工程管理主體在管理活動中的基本行為準則與主體行為能力。在管理實踐中,適應性選擇要充分體現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相互結合,它的主要內涵是通過對目標的適應性選擇和對管理組織平台適應性機製的設計來提高管理方案的適應性。

6.3多尺度管理原理

由5.2.3知,重大工程管理中的多尺度概念是普遍存在並有實際意義的,其核心思想是在重大工程管理問題中,某一維度的管理要素存在一定次序性的變化趨勢,而且這一趨勢將導致這一管理要素依維度表現出明顯不同的性質和特征,需要我們在重大工程管理的實際活動和理論研究中仔細分辨和區別對待。這樣做會提高分析管理要素的精細程度與重大工程管理水平。例如,重大工程決策要同時考慮各類問題,其中工程與自然環境協調問題就是一類多時空尺度問題。在具體的決策過程中,主體不僅要同時考慮那些不同時空尺度的問題,還要把它們統籌在一起進行綜合評估,這就要對不同尺度進行處理,是把大尺度縮小,還是把小尺度放大。這意味著,無論在實踐層麵,還是在理論層麵,重大工程管理活動都要關注和加強對多尺度屬性的分析與管理。

6.3.1多尺度管理基本內涵

所謂多尺度管理是指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充分注意並區別同一維度管理要素多尺度屬性引起的特征差異性,並針對這些差異性設計和構建相應的管理原則、流程與方法,使管理活動能夠更加精細地體現這一類差異性。

多尺度管理首先基於以下理念:管理要素不同尺度引起的差異性對於重大工程管理活動內容以及管理效果有著重要影響,並且往往正是這些差異性形成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動某一方麵的複雜性,因此不能簡單化地對這些差異性不加區別。例如5.2.5指出的,不同時間尺度形成了重大工程構成性、生成性與湧現性等不同功能類型的重大差異,而不同類型之間的差異性又決定了不同的功能形成路徑及評價方法,這就在傳統的工程多功能概念基礎上,形成了能深刻反映重大工程複雜性的功能譜概念。如果我們在重大工程實際管理活動或理論研究中,對這一多尺度現象不加區分,就極易忽視重大工程功能譜的精細結構而導致我們違背重大工程管理從係統性到複雜性的思維原則。

那麼,對重大工程多尺度應該如何管理呢?從多尺度自身內涵的邏輯出發,主要可以從下幾個方麵考慮。

6.3.2多尺度管理:多尺度劃分與特征提取

1. 要不要進行尺度上的區分

雖然多尺度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是並不是在任何時候和對任何問題都要對該管理要素進行多尺度劃分,是否劃分主要擬根據下述兩點來做決定:

(1) 要依據該管理要素不同尺度對分析與解決管理問題是否有重要影響,如果該要素在不同尺度上的特征對管理問題有顯著影響,這時一般應對該要素的維度進行尺度分割,並賦予相應的不同特征加以描述與區分;反之,如不同尺度上的要素影響甚微,則沒有必要進行分割了。

(2) 要以分析與解決管理問題的精細度要求為導向。一般地,分析複雜性管理問題需要精細地分析管理要素對問題的影響,這就要重視多尺度的作用。但是,如果對問題的分析不需要那麼精細,那就沒有必要對此管理要素進行尺度劃分了。

2. 如何對要素進行尺度劃分

如果需要對某一管理要素進行尺度劃分,那麼如何劃分尺度呢?在同一維度上劃分多尺度,好比在直線上劃分數個不同的區間。但是,多尺度的劃分要比區間劃分複雜得多,尺度一般不具有區間長度等直觀度量特征,而多數情況下僅表現為定性的或直觀的品質與形狀體驗。如對時間維度,可用近期、中期與遠期作為尺度;對空間維度,可用小範圍、中範圍與大範圍作為尺度;對不確定性,可用淺度、中等與深度作為尺度;對供應商所在地,可用集中式與分布式作為尺度;對於抽象後的問題,可用結構化、半結構化與非結構化作為尺度;等等。由此可見,尺度的背後一般都有著某種具體的物理、工程或管理內涵,尺度的劃分往往是模糊的,不可能都像區間劃分那樣有著明顯的數量或幾何特征。一般把尺度劃分理解為主體在直觀上可區分要素特征的邊界分割。

3. 如何提取各個尺度上管理要素的特征

這一問題其實在多尺度劃分設計時就已基本上搞清楚了。起初,我們正是已經發現了管理要素在同一維度的不同尺度上表現出重要的不同特征,並且認識到不同尺度中的特征對管理問題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與影響,才提出多尺度概念。由此可見,管理要素在不同尺度上的特征對管理問題的影響往往會成為一種引導人們進行多尺度劃分的導向。這說明劃分多尺度是一種有著高度目的性和實踐性的管理行為,其重要依據是在提取管理要素不同尺度特征前提下,開展管理問題與要素不同特征之間的關聯分析,特征的同一類關聯基本上應該屬於同一尺度。例如,在單尺度意義下,人們往往隻注重重大工程的直接性物理功能,即構成性功能;在近、中期尺度意義下,人們一般會區分構成性功能與生成性功能;如果再增加遠期尺度,根據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行為特征,又會考慮到湧現性功能,由此完整地揭示了重大工程功能譜獨特的尺度性表征。

4. 如何充分利用多尺度特征的作用

提煉管理要素不同尺度下的特征,其實際意義是充分揭示不同特征對管理問題的影響,並由此精細化分析和解決複雜性問題。這是多尺度管理最基本的作用和意義。

具體地說,這裏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在準確地提取各個尺度下要素特征的基礎上,如何對尺度特征進行表述或提取,如何清楚分析和建立各類特征與管理問題之間的關聯作用與相互影響。如果沒有做到和做好這些工作,多尺度管理就難以體現其實際意義。

為此,既要根據理論思維提取不同尺度上的屬性特征及其特征所包含的工程管理內涵,又要從工程思維出發,考慮不同特征與管理要素的關聯關係,明確特征對管理現場的實際影響。

例如,基於時間維度的多尺度是一類普遍現象,但不能簡單地一概把時間維度劃分為近期、中期與遠期,以為這樣就體現和完成了多尺度管理。因為這一劃分的真實意義是要根據管理要素的科學內涵尋找在不同尺度上的特征表征。如重大工程功能這一管理要素在不同時間尺度上的表征為功能的不同形成路徑,而且形成路徑之間有著重要的差別,接著,將功能的不同形成路徑這一特征嵌入重大工程功能設計管理中,再根據不同的形成路徑,就可以開展某一重大工程實際的功能譜設計活動。其中,構成性功能與生成性功能一般采用傳統的工程規劃設計與工程社會經濟綜合分析方法,但僅僅采用這些傳統方法往往無法預測和發現湧現性功能。這時,需要通過新的方法預測和發現重大工程環境大時間尺度情景演化現象,並在此基礎上,形成重大工程大時間尺度的湧現性功能。

需要指出,即使同樣的維度,例如將時間維度劃分為近期、中期與遠期三類尺度,究竟提取什麼樣的特征,也要看是在研究什麼問題、問題和要素屬性有著怎樣的關聯、關聯是否能夠區分出屬性更細致的特征等等,絕無固定答案。

例如,同樣的時間維度,對於重大工程管理環境而言,不同時間尺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環境不確定性的嚴重程度上。所以,有必要依據時間的近期、中期與遠期,將不確定性劃分為淺度、中度和深度三個不同級別,這和基於不同時間尺度的功能譜概念就完全不同了。至於不同維度上的管理要素,在多尺度意義上提取的屬性表征與描述方式,以及它們對管理問題的影響,所有這些問題呈現出的不同的管理內涵,都需要我們結合具體的工程管理問題一個個地分析和明確。

6.3.3多尺度管理:多尺度向維度的整合

對一個維度上的管理要素進行多尺度劃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主體在理論思維層麵上的一種複雜性降解手段,而重大工程管理實踐活動又要求我們不僅要有麵對虛體工程的尺度劃分,更要有麵對實體工程的尺度向維度的整合。這需要我們把管理要素由多尺度綜合至原來維度,並在原來維度上整體性地研究管理問題。這是多尺度管理在實際操作中的重要步驟,如果沒有這一步,我們即使通過多尺度概念精細化了同一維度管理要素屬性的複雜性,這裏的複雜性也隻是被分解了的複雜性。因此,必須在此基礎上,將其向管理要素所在維度進行整合,得到在維度整體意義上的複雜性。

因此,總結起來,多尺度管理主要由以下兩個階段組成。第一階段為基於還原論思維對維度進行尺度劃分,並通過提取不同尺度下屬性特征,分析問題與管理要素屬性的關聯以及對管理問題的影響;第二階段為基於整體論思維對多尺度分析進行維度層次上的整合,形成在維度整體意義上對管理問題的認知。這樣兩個既包括還原論尺度劃分,又包括整體論維度整合的階段集成在一起,就形成了係統論意義上的多尺度管理。

關於多尺度管理的具體技術與方法,在多尺度劃分階段,某個尺度所對應的工程管理活動內容與環境背景相對集中和簡單,該尺度下的問題特征、要素屬性、彼此影響與作用等也相對清楚。這意味著,這時更有利於人們集中於管理要素中的某一部分複雜性。從工程管理相關技術與方法的規定性與適用性看,這時一般多采用係統分析技術和方法。

至於在維度整合階段,主要是整體論思維原則的體現。因此,一般擬采用管理目標(功能)的統籌方法和各類綜合評價技術。

綜合評價技術的基本原則為建立一個包括主體價值取向及各尺度屬性、作用與影響在內的綜合的效用函數(指標),作為管理要素在維度整體意義上的表征,並結合具體方法,得出主體基於客觀屬性與主觀價值相結合的認知。

常用的典型綜合評價方法有:

(1) 對非結構化突出的問題,如重大工程宏觀、戰略性管理問題,因為難以定量描述,也難以建立結構化模型,所以常采用專家定性綜合評價為主的方法。

(2) 運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及聚類分析等方法進行多尺度特征與影響的綜合評價。

(3) 運用係統分析中的評分法、關聯矩陣法及層次分析法進行綜合評價。

(4) 運用模糊識別、模糊綜合評價等方法進行綜合評價。

(5) 通過計算機仿真進行過程分析與綜合評價。

(6) 通過人機對話,將多尺度特征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相結合,形成交互式多目標綜合評價方法。

(7) 將兩種或多種綜合評價方法集成與改進,獲得更為綜合的評價方法,如將模糊評價方法與聚類評價方法集成為模糊聚類方法,與人工智能方法集成為模糊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等。

(8) 進一步地,基於方法集組合的綜合評價方法與基於計算機的評價支持係統等。

以上各類方法主要是多年來在各個領域內形成並取得成功應用的綜合評價方法,其基本思想對我們解決和處理多尺度綜合有不少啟發和可用之處。不過係統綜合及其評價從來都是複雜困難的,不能認為隻要把在許多其他領域成功應用的綜合評價方法直接套用到重大工程多尺度管理中就實現了多尺度綜合,這其中除了如何選擇和借用一些適當、成熟的綜合評價方法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我們在工程管理實際活動中堅持理論思維、工程思維與其他思維的綜合。

綜上所述,多尺度管理是在重大管理活動中對管理要素進行多維度分析的基礎上,對同一維度管理要素屬性進行多尺度劃分,分析不同尺度下屬性特征對管理問題的影響,進一步以多尺度分析為基礎向整體性維度進行整合,此即多尺度管理的基本原理。

6.4迭代式生成原理

前麵指出,基於適應性準則的選擇是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主體最普遍和最基本的行為。但是,在理論上還應該了解主體選擇行為在實際操作層麵上的一般規律,如需要進一步搞清楚主體選擇行為的主要目的導向、選擇行為的基本程序以及選擇過程中技術路線等等。這實際上是管理主體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的一類基本行為準則。隻有進一步搞清楚這些問題,才能對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主體行為的一般規律有更透徹的了解。

6.4.1選擇過程中的主體行為迭代性

從工程思維的角度看,主體全部選擇行為,或者選擇的全部目的,都是提出和確定好的解決管理問題的方案,這是主體選擇行為的根本目的。

對一個相對簡單的工程管理問題,因為其管理目標清晰、問題結構化程度高,一般可以采用明確目標、嚴格分析、建立模型的方式,通過優化技術,從若幹可行方案中選擇解決問題的最優方案。我們稱這一類方案生成方式為最優式生成原理。

但是,對於重大工程管理中的複雜性問題,這樣的最優式生成方式會因問題的複雜性而遇到極大的障礙,這主要是因為:① 複雜性問題的管理目標具有多層次、多維度和多尺度特點;② 複雜性問題難以完全用結構化模型表述;③ 即使勉強構建結構化模型,也會因為模型非常複雜而難以對模型求解。

這樣,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雖說主體選擇行為仍然以提出和確定解決管理問題的方案為主,但由於主客觀原因,主體很難通過優化式生成原理生成方案。

這時,主體隻能根據適應性準則以自適應行為來應對問題的複雜性,如主體要通過自學習途徑提升自己的知識與能力。就問題而言,主體還要對問題複雜性進行降解,對管理目標進行凝煉與綜合,對問題屬性進行多尺度劃分,等等。那麼,主體所有這一切在實際中是怎樣操作與實現的呢?下麵我們就來分析這一操作與現實的實際過程。

1. 主體第一層次迭代

對於管理主體中的個體,為了提高自身的選擇能力,必須開展自學習活動。對人來講,學習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特別是為了提高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認知和駕馭能力的學習,更是一種基於創造性思維的學習,屬於一種智慧行為。它既包括理解、領會及知識的積累,又包括突變、飛躍與頓悟過程。正如認知學習理論的格式塔學派認為的,最終要在主體的認知上形成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即完形,而不是僅僅形成刺激與反應的聯結。無論怎樣,主體的自學習必須逐漸把握待解決問題的本質,並把學習成果遷移到問題的情景中去。這顯然是主體認知思維的一個自我迭代過程。在這樣一個不斷迭代的過程中,主體自身的信息與知識不斷豐富起來,對問題及如何解決問題的認知不斷全麵、完善和深刻起來。這一迭代過程的長短與效果因人水平而異、因問題難易而異、因過程軌跡不同而異。但不論是誰,都不能一蹴而就,這是由人的學習與認知規律所決定的。

這一類發生在主體個體身上的迭代行為,我們稱為第一層次的迭代行為。它是重大工程管理方案選擇過程中最基礎的一類迭代行為。

2. 主體第二層次迭代

由於重大工程管理問題涉及政治、社會、經濟、技術、文化等多個領域,而單個或少量主體不可能擁有管理活動所需的全部知識與全部資源,因此,選擇並確定重大工程管理方案,不僅要求各管理主體個體對問題的認知、分析和綜合能力均達到一個較高的層次,還必須由一個多領域個體組成的主體群來協同解決問題。在實際中,解決不同的問題需要不同的事權與不同的專門知識,這就決定了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的組成一般不能是固定不變的,而要根據問題性質的不同,在序主體的主導下,對主體進行不斷選擇和對主體群的結構進行適當變換,以形成一個新的主體平台。從選擇過程的視角看,這既是管理主體群又是管理平台在重組或重構意義下的不斷迭代。正是通過這種迭代,管理平台適應性地產生了與所需解決問題相匹配的事權和能力。這是在重大工程管理方案選擇過程中發生在主體群中的迭代行為,我們稱為第二層次的迭代行為,它是重大工程管理主體行為選擇過程中的管理平台層次或管理組織意義上的迭代行為。

管理平台的迭代不是目的,它隻是為了高質量完成管理方案選擇的組織保證。進一步地,需要主體群在這一平台的動態迭代基礎上,采用一種有效方式完成管理方案的選擇。

3. 主體第三層次迭代

一般地,對於某個管理問題,根據平台工作機製,一開始主體群會形成一個或多個初始方案,通過對這些方案進行多方麵的分析與評估,並根據分析與評估結論,主體群或者對原始方案進行修正與完善,這實際上是方案在縱向過程意義上的迭代;或者對原來多個方案進行比對、剔除與重組,這實際上是方案在橫向過程意義上的一次迭代。在實際管理活動中,無論縱向或者橫向迭代都需要多次才能最終完成,這主要是因為:

(1) 對重大工程管理方案的比對,實際上是一個對管理方案係統功能的動態綜合評價。這不僅要從對方案功能的單項評價轉變為對方案功能的多項評價,還要基於方案功能譜意義開展綜合評價。特別是在評價過程中,隨著主體認知的深化與價值觀的變化,方案的迭代必然會出現多次修正甚至反複。

(2) 在方案比對過程中,相關的數據與信息、專家的知識與經驗都十分重要。但是,在實際中,相關數據和信息隻有在多次比對中才能不斷豐富和完備起來,專家的知識和經驗也才能被不斷釋放出來。

(3) 總體上說,對方案的比對是要求在方案選擇過程中形成主體群的共識。主體群共識之“共”,標誌著主體群中各個體對問題複雜性認知的逐漸集中與趨同,這一過程首先取決於問題自身的複雜性程度,複雜性越高,趨同越困難,比對迭代次數可能越多。其次,還取決於主體自學習形成的價值觀的演變。例如,主體的環保意識加強了,就可能會否定原先認同的環保質量較低的方案而提出環保質量更高的方案。這表明,原先的共識可能逆向變成了非共識,這樣曲折與反複的迭代方式在重大工程管理實踐中是經常發生的。

由此可見,重大工程管理方案的選擇過程在現實操作層麵上,主要由對方案的縱向或橫向迭代所構成。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主體的綜合評價、認知提升,還是主體群對方案共識的形成,都體現為一種“不斷比對、逐步逼近、最終確定”的普遍模式。這是在重大工程管理方案選擇過程中,發生在主體群共識形成上的迭代行為,我們稱為第三層次的迭代行為,它也是重大工程管理方案選擇過程中最高層次的迭代行為。

綜上所述,重大工程管理方案的選擇行為在操作層麵上,表現為一種由“主體個體自學習迭代——主體群平台迭代——主體群共識形成迭代”組成的三個層次、相互反饋的綜合迭代模式。具體程序是主體不斷對某一階段性的方案進行縱向或橫向比對、調整和修正,甚至推翻原方案重新設計新方案這樣一個不斷迭代的過程,最終以逐次迭代方案序列逼近最終方案。

從理論思維看,如果重大工程某個管理問題存在一個最優方案,那主體在現實的方案選擇過程中,是通過一個不斷比對與修正的迭代過程向這一最優方案逼近,我們稱此為重大工程管理方案的迭代式生成原理,並常以比對、迭代、逼近概括其整體操作程序與過程。

不難看出,從提出方案的技術路線看,前述優化式生成原理是把問題複雜性一次性地整體納入方案的選擇行為中,在實踐中要能夠這樣做,一則問題不能太複雜,二則主體能力要非常強。但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這兩點往往都做不到。而迭代式生成原理則是把問題的整體複雜性分解到方案生成過程中的各個階段,不僅使主體在每個階段遇到的複雜性隻是整體複雜性的一部分,而且采用了多次適應性迭代形成的方案序列逼近問題最終方案。這種實際操作行為既體現了主體的複雜性降解準則,又體現了適應性選擇準則。

其實,這種迭代式生成原理,即通過比對、迭代、逼近某一複雜問題最優方案的原理,在其他學科領域也多有運用。例如在數學中,求一個圓的周長是一個複雜性問題,在人們尚沒有發明微積分之前,即人們的認知水平還相對較低的時候,可先分別計算該圓的內接正三角形、正四邊形、正六邊形、正八邊形等的周長,通過正多邊形邊數的不斷增加,形成一個該圓的內接正多邊形周長迭代序列,並以此來逼近該圓周長。當然,這樣的用圓內接正多邊形周長逼近圓周長的方法,對任何有限次迭代來說均有誤差,但可以用增加該迭代次數來減小誤差。在實際計算過程中,究竟要迭代多少次,要看我們提出的精度要求,這一點和複雜性降解過程何時停止相類似。

圖6.4圓周長求解的迭代示意圖

6.4.2選擇過程中技術路線的迭代性

如上所述,重大工程管理方案的迭代式生成原理在操作層麵上,集中表現為主體的比對行為,而比對所采用的基本技術主要是綜合評價,其關鍵技術路線包括評價目標的綜合與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綜合評價技術。雖然在一般意義上,這兩方麵的關鍵核心技術在管理實際中運用很廣泛,其中的一些典型方法我們在6.3.3中也作了簡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它們自身也都體現出鮮明的迭代性特征,強調這一點,對我們恰當使用它們有著指導意義。具體說明如下:

1. 綜合目標比對的迭代性

無論是對管理方案的縱向還是橫向迭代,應在同樣環境下對方案進行同等深度與統一價值觀的比對,這就需要主體提出綜合評估技術中的綜合目標。

例如,中國某一重大橋梁工程在招標方案比對中,初步遴選出35個指標。為使評價指標更具代表性和全麵性,管理主體對這35個初選指標進一步凝煉,並通過集值迭代法進行指標重要性排序和聚類分析,最後凝煉成15個評價指標,既具有較廣泛的代表性,又突出了評價目標中的主要因素。

由此不難看出,綜合評價過程中對目標的處理,需要主體對每一個階段的目標進行篩選或合並,對目標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定性或定量的判定。而到下一個階段,主體要在上一階段評價的基礎上,進行類似的迭代。這是主體采用的目標綜合技術路線所反映出來的迭代式內涵。

2. 定性與定量綜合集成的迭代性

因重大工程管理方案的複雜性,主體往往一開始要形成方案的整體思路、設想與概念,這一階段主體主要是在已有科學理論、經驗知識的基礎上,綜合主體群的智慧,形成以語言和文字描述為主的直觀判斷。這就是所謂的方案生成中的定性方法,如主體對方案目標、功能的總體分析與設計,對問題與環境的關聯性分析及形成方案的技術路線設計,方案綜合評價指標與評價準則的製定等。觀察、敘述、案例與檔案分析、實地調查等都是常見的定性方法,定性方法的研究結果多為經驗性假設、規劃、方案初步設想、技術路線表述等。

但是,要提出一個重大工程管理方案,還需要對方案要素之間的關聯進行精密的量化表征。因為,一般的語言或文字描述對工程造物活動而言顯得過於粗糙,我們需要運用邏輯推理、模型、數據分析與仿真實驗等方法對問題及方案中的部分關聯進行精密計算和嚴格論證,這就是方案生成中的定量方法。定量方法一般要以定性方法及所得結論為基礎,運用嚴謹的邏輯推理與數學演繹進行精密求解與論證。如不同方案性能的精細比對、方案中的參數確定等都廣泛運用定量方法。數據采集與分析、數學建模與模型求解、計算機模擬與仿真等都是典型的定量方法。

對於重大工程管理方案,其中結構性部分的設計多采用定量方法,非結構性部分的描述多采用定性方法,而問題的整體性方案選擇既要運用定性方法,又要運用定量方法,更要運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

那麼,在重大工程方案選擇中,如何處理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之間的關係呢?

首先,人們在一開始認識、分析問題複雜性時,隻能以描述的方式說明其外在的表現特征,用語言文字表述思辨性內容,用經驗判斷與感覺的靈活性建立概念框架。這既符合人們擅長自下而上、從個別到一般的認知特點,同時也符合複雜性問題中非結構部分難以精確量化描述的特征。在這一階段中,人們的歸納、理解、知識、經驗發揮了基本的作用,並為進一步采用標準程序和精確手段進行問題的嚴密和精細分析奠定了基礎。定性階段主要依靠主體對問題和方案認知的不斷深化,因此,自然表現出不斷深化的迭代特點。

其次,許多重大工程方案及關鍵技術,對工程有著直接而重大的影響。對這類問題,我們不能隻停留在定性的描述上,而需要清晰、精確地分析和描述,才能避免出現差錯,保證整個工程管理方案的質量。定量論證,特別是采取多種定量方法,對於完善定性認識和保證工程重大方案的科學性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重大工程中的複雜性問題,由於其整體性強、與外部深度不確定環境聯係密切,主體需要在初始階段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上,經曆一個逐步深化認識的過程,例如采用數據采集與分析、跟蹤監測與仿真、預測方法的選擇與改進等多種定量方法,還要對自身的定量結果進行修正,這些也都是在不斷迭代中完成的。

最後,對於重大工程複雜性問題需要定性定量相結合。工程複雜性問題一般具有跨學科、跨領域、多層次的特點,因而對所研究問題的經驗性假設,通常不僅僅是某一領域、某一學科的專家就能完成的,而需要多個不同領域、不同學科的專家構成專家群體,並在一定的機製下形成群體經驗、知識、智慧的集成,形成群體共識,這就是定性的綜合集成。不僅如此,在運用定量方法時也需要根據總體目標,采用多種模型、多種計算工具、多種量化手段的集成,這就是定量的綜合集成。

定性綜合集成與定量綜合集成在工具與方法上主要是運用信息化、網絡化實現專家的知識、智慧、經驗的集成,通過建立模型庫(概念模型、結構模型、數學模型)、數據庫、方法庫、規則庫等實現定量的綜合集成,同時建立以知識庫、信息庫為核心的決策支持平台,作為定性與定量綜合集成過程的知識儲備與智力支持。由此可以認為,重大工程複雜性問題方案的選擇不僅需要運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更需要運用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

不難看出,在上述過程中,定性階段與定量階段內部都會多次迭代才能完成,而且定性迭代與定量迭代會相互影響,引發彼此新的迭代需求,形成定性定量相結合整體中的互動迭代特點。

雖然在重大工程管理方案的選擇過程中,我們會運用多種技術與方法,但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是最主要和普遍運用的技術與方法。無論是在定性綜合集成內部、定量綜合集成內部,還是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兩者之間的相互轉換,都表現為一個不斷迭代的過程。正是這樣一種多層次迭代方式,在發揮定性與定量方法各自作用的同時,彌補了各自方法的不足,形成了新的更強的選擇能力,同時揭示了主體在方案選擇過程的操作層麵上所表現出的迭代式生成這一基本原理。

6.5遞階式委托代理原理

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在管理活動中不是一個無序的主體集合,而是一個多層次和結構複雜的管理平台。在實際的管理活動中,它表現為一個遵循一定機製與約束的管理組織。一般情況下,一個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具體模式和形態將根據工程自身的特點、工程環境、工程主體,特別是序主體的文化價值觀及管理習慣呈現出多元化與多樣性特點。但是,隨著重大工程所有權與決策權、管理權、建設權、經營權逐漸分離,工程主體之間產生了一種遞階式委托代理關係。這一關係使得重大工程組織平台除了具有多層次、多尺度等係統複雜性外,還呈現出多主體協調與權力配置等管理複雜性。因此,從遞階式委托代理基本原理出發,不僅有利於分析重大工程多主體間的複雜關係,而且有利於設計和優化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

重大工程管理中的遞階式委托代理原理體現了管理主體群內部複雜動力學機製及管理組織行為的形成動因。

6.5.1重大工程遞階式委托代理關係概述

重大工程是滿足社會公共需求的基礎設施工程,具有較強的公共品屬性。重大工程一般以公共財政投資為主,所以,從產權上講,社會公眾具有重大工程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所有權。但是,由於各種原因,社會公眾不可能人人都親自直接參與重大工程建設事務的決策與管理,隻能作為初始委托人,通過政治、法律與民主的形式授權給某一級政府進行重大工程的決策與管理,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了重大工程所有權與決策管理權的分離。

一開始,政府作為重大工程主要決策主體,在接受社會公眾的委托後,通常會按照相關法律與市場規則,將重大工程的決策與管理職能全部或大部分委托給政府某些職能部門或者社會專業機構,這就進一步產生了重大工程決策權與管理權的分離。

上述職能部門或者專業機構在保證對工程管理控製權的基礎上,會進一步將工程建設與管理任務細化,並通過招投標等環節,將具體的工程建設任務委托給專業的設計單位、施工單位、供應商單位和監理單位等,這就產生了重大工程管理權與建設權的分離。

因此,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中的主體都經曆了所有權、決策權、管理權、建設權的多次、多層級委托代理過程並被吸納到工程組織平台中來,成為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係統)內的基本主體要素。而公眾—政府—政府部門—工程管理者—建設單位這一委托代理鏈在整體上也就形成了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遞階式委托代理關係鏈,簡稱為重大工程遞階式委托代理關係,或者重大工程政府式遞階委托代理關係。如圖6.5所示。

圖6.5重大工程遞階式委托代理關係圖

由於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中各委托主體與代理主體的異質性,因此,要通過一定的機理才能實現穩定的、均衡各方利益的“委托與被委托”和“代理與被代理”關係。在重大工程管理實際活動中,這一關係既要充分體現政府作為主要主體的行政作用,又要充分體現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並形成多種形式的、對相關方都有約束力的“行政—市場”協同的組織契約關係。正是這種契約關係保證了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穩定結構和整體能力,這種整體性的契約關係體係及其穩定運行動力學機製就是重大工程委托代理原理。

根據圖6.5,在重大工程遞階式委托代理鏈中,主要有以下幾類委托代理關係。

第一類:公眾與政府的委托代理關係。社會公眾作為納稅人,向國家繳納稅款,並依據法律委托政府實施基礎設施工程建設與管理,實現納稅人的公共利益。這種公眾與政府間的委托代理關係是重大工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政府式委托代理關係。它與製度經濟學意義上的標準委托代理關係不同,可以認為,這是政治意義或者法律意義上的委托代理關係。在實際中,與某一工程有著密切利益關聯的社會公眾隻占整個社會公眾的一小部分,而政府的行政公權力相對來講總是強大的,因此,就容易出現“弱委托、強代理”的現象,並可能引發多方麵的問題。其中最普遍的問題是,如果對政府缺乏監督,那可能會導致政府自身公權力行為的異化。例如,公眾作為初始委托人,理應對代理人(政府)行為實施監督和評價,使代理人的行為結果與委托人的利益和目的相一致。但由於公眾和政府之間不存在經濟意義上的有形契約和合同,不能利用合同條款激勵與約束政府,並且重大工程的眾多信息又容易被政府“專享”,公眾監督的成本極高,從而導致政府(其實,在實際中往往就是政府中的某個部門或某些個人)的某些行為有可能背離社會公眾委托宗旨而夾帶其自身的各種“尋租”行為,造成對初始委托人利益的損害。

第二類:各級政府機構之間的委托代理關係。政府是有上下級層次的,越是規模大、影響大的重大工程往往越會有高層次政府介入。這是因為這類工程涉及的地域更廣,所需資金投入更多,對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作用更大,這就需要決策主體(主要是政府)具有更大的事權和更強的資源整合能力,而滿足這種要求的必然是較高層級的政府。另外,不論什麼樣的重大工程,它的實體邊界都是有限的,一般隻在某一或某些地方政府管轄區域內,因此,在實際工程建設和管理過程中,上級政府在許多時候必然要委托工程所在地的下級政府來處理和完成工程建設與管理相關問題,這就形成了上下級政府(包括上下級政府某一職能部門)之間的委托代理關係。特別是工程中涉及地方的具體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供給事項,更要由上級政府委托給下級政府來做。例如,上級政府委托下級政府根據當地的社會、經濟、環境現狀組織專業部門對工程建設的預可行性進行分析,並根據下級政府提交的分析報告與項目建議書作出是否立項的決策。這也是一種行政意義上的非標準委托代理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下級政府作為代理人在執行過程中擁有較為明顯的信息優勢,因此,作為代理方的地方政府很容易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信息不對稱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論證結論與方案選擇,並對上級政府施以隱性的誘導和影響,導致上級政府在立項決策時產生認知偏差。

第三類:政府與專業機構的委托代理關係。政府本身一般不具備重大工程管理所需的專業技術能力,因而需要委托專業機構對重大工程的重要決策與技術問題進行分析和論證。由於雙方社會地位與性質不同,因此,這裏的委托代理關係應該是一種標準的契約關係。在實際中,專業機構既會主動發揮其專業優勢,運用各種有效的技術手段來完成政府委托的任務,但也可能出於自身具有的信息優勢和經濟人特征雙重原因,出現道德風險問題。例如出現將研究成果與知識產權占為己有等行為,或者乘機謀求不正當的經濟利益。

第四類:政府與項目管理者的委托代理關係。工程管理者在重大工程的建設管理中具有核心作用,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重大工程的建設管理方式經曆了從傳統的基建辦公室和工程指揮部到代建製模式的變革。目前,已有部分工程建設管理實行了代建製,但傳統的管理方式依然占較大的比例。因此,政府與工程管理者的委托代理關係中,存在著兩種方式:一種是傳統型工程管理模式下的行政性委托代理關係,其委托代理問題與第二類(政府機構之間的)委托代理關係類似;另一種是代建製管理模式下的政府部門作為委托人,通過公開招標方式,選擇專業化的項目業主負責工程的投資管理和建設管理任務。這種情形下的政府部門和工程業主之間構成了標準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委托代理關係,其可能出現的問題與第三類(政府與專業機構的)委托代理關係類似。

第五類:項目管理者與承建單位的代理關係。為了有利於社會分工和更好地提高重大工程建設質量與效益,工程管理者通常采用招投標的形式選擇承建單位。工程管理者作為委托人,在保證對重大工程的控製權的前提下,委托專業的承建單位在限定資源、限定時間條件下完成具體的工程建設活動。由於重大工程建設工作量大、建設周期長、關係複雜,現場控製難度大,因此,工程管理者與承建單位之間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性與契約執行的不確定性。在某些情況下,承建單位可能會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與多種機會主義行為,損害業主等工程管理者的利益,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這樣,工程管理者與承建單位之間構成了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委托代理關係,其問題也與第三類(政府與專業機構的)委托代理關係類似。

6.5.2重大工程遞階式委托代理的特征

由上可知,重大工程多層次主體之間形成了多層次的遞階式委托代理鏈。相比而言,標準的企業委托代理問題一般僅僅具有單委托人—單代理人的單鏈特性。而在重大工程委托代理關係中,由於層次與主體更多、關係更複雜,如果運作原理不好,管理組織平台效率損失會更大、成本會更高,因此,需要我們總結和提煉出這一多層次遞階式委托代理關係鏈的基本特性。

(1) 委托代理關係的統籌性。重大工程任務眾多,各參與主體有各自的目標與行為,委托代理關係不僅需要將參與主體的職能充分發揮出來,還需要將眾多參與主體職能統籌起來。以中國港珠澳大橋為例,僅在工程前期工程論證期間,工程管理者就委托不同機構分別開展了港珠澳大橋水土保持、大橋跨界管理、口岸布設方式以及大橋工程對中華白海豚影響等數十個專題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再對工程開展總體上的綜合論證。因此說,重大工程委托代理關係充分體現了工程目標、主體行為、管理要素關聯以及外部環境等綜合關係的統籌性。

(2) 委托代理關係的動態性。重大工程參與主體多,各階段主要管理任務變化大,工程管理者需要在不同階段針對不同任務委托不同主體參與工程管理,從而形成了由不同主體組成的動態委托代理鏈。這實際上也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平台的動態重組與演化。

(3) 委托代理主體地位的雙重性。當權利和職能沿工程管理組織層次由上而下移動時,每一委托代理主體(除了最上端和最末端的主體之外)往往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例如,工程管理者對於政府而言是代理人,對於承建單位而言是委托人。作為代理方,工程管理者一般都會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而作為委托方,他又具有信息優勢與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動機。就政府而言,其地位亦具有雙重性:當政府作為代理人時,其代表了社會公眾而具有強大的決策權與話語權;而當其為委托人時,通常又以行政關係或者契約方式為紐帶,委托相關部門或專業機構代表其從事相關職能。這時,重大工程管理委托代理關係與標準委托代理的假設條件一致,代理契約是建立在自由選擇和權益明晰化基礎之上的。

6.5.3重大工程委托代理的遞階式機理

重大工程委托代理是遞階式的。“階”的意思是指等級、層次,表明重大工程主體間的關係並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層次、逐級地形成組織整體的穩定結構。除了上述所說的在結構上形成了多層次委托代理鏈之外,還有其更為本質的機理屬性。“遞”的意思是指傳遞、輸送,重大工程在建設過程中,各主體之間存在著物質與信息流的傳遞與轉換。對於重大工程委托代理中各類流的傳遞,第一,從委托方到代理方與從代理方到委托方的關係流是不同的。例如,由政府委托專業機構時,政府作為委托方,向專業機構傳輸的主要是資金流和信息流,而專業機構作為代理方,向政府傳輸的主要是知識流和技術流。第二,資金流與信息流從初始委托人公眾逐步流經各級政府、工程管理者,最終到達終端代理人工程施工單位的過程,同時也是資金流與信息流逐漸被利用並轉化為工程實體的過程。(見圖6.6)

圖6.6重大工程委托代理流的傳遞

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做特別說明,即當今的重大工程是市場經濟環境下的造物實踐活動,一方麵,人們的行為方式與理念都強烈地受到市場經濟規則的約束與影響,工程資源的整合與配置、工程承包商的決策與行為等等,都強烈地受到市場法則的支配;另一方麵,重大工程實體往往既體現了一定的公共品屬性,也體現出一定的商品屬性,例如,工程投融資模式與運作遵循了金融市場規則,而在工程竣工後可能采用收費還貸的市場運營模式。因此,重大工程委托代理關係整個是在市場環境下進行的,故本節的主要內容應更準確地表述為市場條件下重大工程的政府式遞階委托代理原理。

6.6基本原理的邏輯關聯分析

在前述5個基本原理基礎上,本節在整體上做一個邏輯關係分析。

根據理論思維原則,如果對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的現象與問題進行抽象分析,並提取其中最根本、最普遍的兩個要素,應該是:主體與複雜性。

主體,是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起著主導作用,並具有認識與實踐能力的人與人群。沒有主體,就沒有重大工程管理活動。

複雜性,是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最重要、最能體現重大工程管理特征的本質屬性。沒有複雜性,就不是重大工程管理活動。

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的原理既要在理論思維的屬性認知上充分反映重大工程管理的本質,又要在工程思維的價值意圖上充分體現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特征,還要在兩者結合上實現理論的邏輯化。所以,原理必須圍繞著主體與複雜性這兩個最根本、最普遍的要素,充分揭示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主體行為與對象特征的基本規律。能否做到這一點,是衡量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基本原理學術品質的主要標準。

下麵我們就這個問題進行論述。

在本章內,我們一共提出了複雜性降解、適應性選擇、多尺度管理、迭代式生成與遞階式委托代理等五個基本原理。

首先,重大工程複雜性在其物理背景、係統內涵與管理活動之間的相互轉換規律,突出了複雜性這一本質屬性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的重要地位,而複雜性降解原理提出了主體可以充分利用對工程虛體複雜性認知的可變性,適當、合理地降低或者緩解複雜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主體在認知複雜性過程中的困難與能力不足,這是主體在重大工程管理活動中最基本的行為準則與主導性目標。

主體的行為適應性既造就了複雜性,同時也成為以複雜性“對付”複雜性的一種手段。因此,主體可以通過把適應性原則嵌入工程決策方案選擇、組織模式選擇、承包商與供應商選擇等過程中,形成一類在管理操作層次上以適應性選擇為主要形態的行為準則,並以此作為對複雜性降解的“補償”,它比複雜性降解更具現實操作性和可實施性。

另外,根據複雜性降解原理,主體可以對管理活動普遍存在的多尺度現象進行必要的尺度劃分,分析不同尺度特征對管理問題的影響,把管理要素複雜性精細化,並在此基礎上,分類開展多尺度管理的管理活動。

這樣,在主體的適應性選擇與多尺度管理兩個行為準則的共同作用下,主體的降解複雜性行為有了可遵循的基本“抓手”,提高了主體駕馭複雜性的可操作性與實際能力。

進一步地,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的全部行為,以及行為的全部目的都是設計和提出解決複雜性管理問題的方案。因此,在現實的管理活動中,主體能力的局限性隻能在複雜性降解原則下,把問題整體複雜性分解到方案生成過程的各個階段,使主體在每個階段麵對的複雜性隻是整體複雜性的一部分,從而得到某個局部階段的、難度相對較低的解決方案,再把各個階段這樣的方案組成方案序列,並用這一序列的迭代來逼近整個階段的問題方案。主體在實踐中的這一迭代式生成方案的方式既充分體現了複雜性降解準則,又充分體現了適應性選擇準則,是主體在實際管理活動中的一類普遍的、現實的操作方式。

由此可見,在複雜性降解原理導向下,通過適應性選擇與多尺度管理兩個原理,進一步從不同角度形成了主體行為更具操作性的行為準則,而迭代式生成方法則是將上述三個原理完全整合到一起,形成的主體管理行為和操作手段的一般範式。

最後,遞階式委托代理關係維係了重大工程管理主體群的組織結構,並使之穩定化,主體群內部主體之間“委托與被委托”和“代理與被代理”的各類契約關係,一方麵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平台結構和整體能力的基本保證,另一方麵是發揮組織平台效能的基本原理。根據這一原理,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主體構成與行為規範、管理機製設計等都有了保證。

綜上所述,本章提出的五個基本原理均源於重大工程管理實踐,並緊密圍繞著主體與複雜性這兩個根本性的管理要素,充分揭示了重大工程管理現象中的邏輯關係、因果關係的基本規律以及主體的行為準則與普適性操作原則,它們之間彼此有著緊密的關聯性。

具體地說,從重大工程管理複雜性這一本質屬性出發,在管理複雜性與主體駕馭複雜性的衝突和博弈中,首先在主體認知階段,通過對工程虛體認知的可變性,在總體上確立主體的複雜性降解先導性行為準則;為了提高主體管理行為的實際操作性,同時從提高主體行為能力和降解固有複雜性兩個方麵,以適應性選擇與多尺度管理來進一步拓展主體的行為操作準則;在主體的上述這些行為準則共同作用下,一種迭代式生成方式就成為生成主體管理行為的普遍現實範式。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主體群在基於遞階式委托代理契約關係形成的管理組織平台上實施和完成的。這樣,遞階式委托代理的各類契約關係就成為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平台運行機製的基本動力學原理。由此可見,上述五個基本原理以主體與複雜性為核心,構成了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邏輯化的基本原理體係(見圖 6.7),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用前麵提出的核心概念與基本原理推導出具有學理品質和理論價值的重大工程管理科學問題。

圖6.7基本原理的邏輯關聯

參考文獻

[1] Asgari S, Awwad R, Kandil A, et al. Impact of considering need for work and risk on performance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An agentbased approach[J].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2016, 65: 920.

[2] Auyang S Y. Foundations of complexsystem theories: in economics,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statistical phys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Baccarini D. The concept of project complexity: a review[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6, 14(4): 201204.

[4] Bobylev 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selected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using the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J].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2011, 20(8): 10301040.

[5] BoschRekveldt M, Jongkind Y, Mooi H, Bakker H, Verbraeck A.Grasping project complexity in large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TOE (Techn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rame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1, 29(6): 728739.

[6] Chu D, Strand R, Fjelland R. Theories of complexitycommon denominators of complex systems[J]. Complexity, 2003, 8(3): 1930.

[7] De Bruijn H, Ten Heuvelhof E. Process management: why project management fails in complex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0.

[8] De Bruijn J A, ten Heuvelhof E F. Networks and Decision Making[M]. Lemma, 2000.

[9] ElMashaleh M S, Rababeh S M, Hyari K H. Utiliz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benchmark safety performance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0, 28(1): 6167.

[10] Flyvbjerg B, Bruzelius N, Rothengatter W. 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 Gransberg D D, Shane J S, Strong K, del Puerto C L.Project complexity mapping in five dimensions for complex transportation proj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2012, 29(4): 316326.

[12] Harty C, Goodier C I, Soetanto R, Austin S, Dainty A R, Price A D.The futures of construc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struction future studies[J].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2007, 25(5): 477493.

[13] Holt G D, Olomolaiye P O, Harris F C. A review of contractor selection practice in the UK construction industry[J]. Building andEnvironment, 1995, 30(4): 553561.

[14] Holt G D, Olomolaiye P O, Harris F C. Factors influencing UK construction clients choice of contractor[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1994, 29(2): 241248.

[15] Jap S D, Naik P A. Bidanalyzer: A method for estimation and selection of dynamic bidding models[J]. Marketing Science, 2008, 27(6): 949960.

[16] Lessard D, Sakhrani V, Miller R. House of Project Complexity: understanding complexity in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J]. EngineeringProject Organization Journal, 2014, 4(4): 170192.

[17] Mahdavi I, MahdaviAmiri N, Heidarzade A, et al. Designing a model of fuzzy TOPSIS in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08, 206(2): 607617.

[18] Maylor H, Vidgen R, Carver S. Managerial complexity in projectbased operations: A grounded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39(1): 1526.

[19] Meier S R.Bes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practices in the preacquisition phase for federal intelligence and defense agencies[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39(1): 5971.

[20] Meng F, Chen X. A new method for triangular fuzzy compare wise judgment matrix process based on consistency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zzy Systems, 2017, 19(1): 2746.

[21] Mihm J, Loch C, Huchzermeier A. ProblemSolving Oscillations in Complex Engineering Projects[J]. Management Science, 2003, 49(6):733750.

[22] Nguyen A T, Nguyen L D, LeHoai L, Dang C N.Quantifying the complexity of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using th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5, 33(6): 13641376.

[23] Nureize A, Watada J.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in contractor selection under hybrid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cs, 2011, 15(4): 465472.

[24] Owens J, Ahn J, Shane J S, Strong K C, Gransberg D D. Defining complex project management of large US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Analysis[J]. Public Works Management & Policy, 2012, 17(2): 170188.

[25] Ozbek M E, de la Garza J M, Triantis K. Efficiency measurement of bridge maintenance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 Systems, 2010, 16(1): 3139.

[26] Pheng L S, Chuan Q 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work performance of project manager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6, 24(1): 2437.

[27] ShafieiMonfared S, Jenab K. A novel approach for complexity measure analysis in design project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Design, 2012, 23(3): 185194.

[28] Shapira A, Goldenberg M. AHPbased equipment selection model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5, 131(12): 12631273.

[29] Shen L Y, Lu W, Shen Q, Li H. A computeraid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assessing a contractors competitiveness[J].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2003, 12(5): 577587.

[30] Thomas J, Mengel T. Preparing project managers to deal with complexity: Advanced project management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8, 26(3): 304315.

[31] Turner J R, Cochrane R A. Goalsandmethods matrix: coping with projects with ill defined goals and\/or methods of achieving th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Project Management, 1993, 11(2): 93102.

[32] Van de Ven A H. 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2007.

[33] Vidal L A, Marle F, Bocquet J C. Measuring project complexity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1, 29(6): 718727.

[34] Vidal L A, Marle F. Understanding project complexity: implications on project management[J]. Kybernetes, 2008, 37(8): 10941110.

[35] Wang J, Xu Y, Li Z. Research on project selection system of preevaluation of engineering design project bidd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9, 27(6): 584599.

[36] Wiendahl H P, Scholtissek P.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complexity in manufacturing[J]. CIRP annals, 1994, 43(2): 533540.

[37] Williams T M. The need for new paradigms for complex projects[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9, 17(5): 269273.

[38] Williams T. Assessing and moving on from the dominant project management discourse in the light of project overruns[J]. IEEE Transactions on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05, 52(4): 497508.

[39] Xia W, Lee G. Grasping the complexity of IS development projects[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4, 47(5): 6874.

第7章重大工程管理基礎理論的科學問題

第7章重大工程管理基礎理論的科學問題

關於理論體係中科學問題的一般內涵與意義,我們在4.4節中已經作了論述。現在,我們以第5、6章提出的核心概念與基本原理為基礎,運用核心概念來描述並通過明確的基本原理來推導具有學理品質和理論價值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中的科學問題。顯然,這一工作對構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的意義十分重要,因為隻有在形成“核心概念—基本原理—科學問題”的完整邏輯鏈後,擬構建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才是基本規範和完整的。

理論中的科學問題更強調問題內涵的抽象性、普遍性和問題內核的可衍生與可拓展性,更注重在理論思維層麵上對問題本質的揭示和對基本規律的凝煉。因此,科學問題的提出除了體現理論體係形成路徑的規範與完整外,主要是如何對問題內涵與內容進行學術思想以及技術路線等進行界定與描述,而不能,也做不到對每個科學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特別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給出深入、詳盡的研究結論。即使是對這些科學問題的選擇和凝煉,也是本書作者的一孔之見。

事實上,從理論發展的客觀規律看,一個學科領域的理論體係究竟應當包括哪些基本的科學問題,哪些問題是最核心和最根本的,一方麵依賴該領域實踐的豐富程度,因為隻有實踐才是理論源泉;另一方麵,還依賴理論體係本身的成熟程度,因為理論體係為科學問題的挖掘與生長提供了適宜的學術生態環境。所以,本書提出的若幹科學問題表達了筆者

主要源於中國實踐並在構建理論體係初期

的初步思考,而絕不意味著對這些問題的描述和解釋都是完善的。工程管理領域的學者們在構建和完善重大工程管理理論體係中的科學問題方麵,有著極大的空間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本章初步提出了六個較為基本的科學問題,涉及重大工程組織、決策、現場、工程金融、技術管理與風險等,體現了對重大工程管理基本實踐活動與基本管理職能的較廣泛的覆蓋。

7.1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及動力學分析

與其他領域的管理活動一樣,重大工程管理活動最基本的兩極也是管理主體與管理對象。所謂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就是由管理主體群構成的具有對管理對象實施管理功能的係統。而管理組織模式是由管理組織中主體構成、管理事權配置、運作流程、組織結構、決策支持綜合形成的組織整體行為與功能的原理等。顯然,關於重大工程管理組織與組織模式的研究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基本的科學問題。

具體地說,關於重大工程管理組織與組織模式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主要包括:

①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形成機理與特征;

②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基本功能與結構;

③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動力學分析;

④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微觀主體行為是如何通過中觀模式的組織與自組織機製湧現出宏觀行為與功能的。

把上述問題作為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科學問題研究,主要是因為:

這些問題有著深厚的重大工程管理實踐背景;

這些問題的研究在整體上都遵循複雜性的思維原則;

這些問題都以本書第5、6章提出的核心概念來描述,並用相關的基本原理來推導,體現和保證了重大工程管理理論形成路徑的完整性。

7.1.1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概述

在本書2.4節,我們指出,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由決策主體平台、總體決策支持體係平台與總體執行體係平台三個基本部分構成。各個平台分別由不同主體構成,並有各自的組織運行方式及基本功能。每個平台本質上都是一個複雜自適應係統,平台之間相互關聯、耦合,構成了一個更為複雜的重大工程遞階分布式管理組織係統,它是以複雜係統為子係統的複雜係統體係(複雜係統的係統)。這便是我們對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係統本質和複雜性屬性的認知。

另外,本書5.2.2還指出,任何重大工程各類管理組織的主要職能並不是直接為重大工程管理問題提供具體的方法和方案,而是提供形成方法與方案的環境與條件。因此,需要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體特別是序主體完成以下任務:

(1) 動態地選擇與組合主體群中的各主體,並充分利用組織與自組織作用,使主體群根據不同的問題需求,湧現出駕馭管理複雜性的能力,這就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環境(製度)設計。

(2) 製定主體群內部的運作規則與流程來保證上述駕馭能力的形成與運行,這就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自身的條件(機製)設計。

關於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是一類平台的認知,體現了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自組織與自適應的特征。作為複雜係統體係,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並不遵循“人多力量大”的簡單係統原則,而是以構建與提高組織整體行為能力為導向,選擇和優化主體,包括主體的層次、事權、專業、關係、能力、知識的完備性與彼此的協同性等,這主要反映了對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他組織行為。

另外,複雜係統思維十分注重工程管理組織的機製、流程設計與事權配置等,以有利於組織內部通過相互關聯與相互作用,湧現出不僅高於單獨個體而且高於個體簡單疊加的駕馭複雜性的能力。這主要反映了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自組織與自適應行為。作為複雜係統體係的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其整體行為能力的形成,特別是對管理對象複雜性駕馭能力的形成,是管理組織他組織與自組織綜合作用的行為湧現。其中,自適應與自組織機理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可以這樣認為,如果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功能與行為能力是通過組織靜態結構與職能規定等他組織方式形成的,並無組織的自組織與自適應能力,則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不可能具有對複雜性的駕馭能力,因為複雜性是動態演化、不可完全預測和不可完全被規定的。

這樣,以下一些科學問題就顯得特別關鍵和重要:

(1) 如何選擇和優化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的主體要素,它們各自的屬性與作用是什麼。

(2) 這些主體之間通過怎樣的關聯形成組織的基本結構,這一結構首先應該是穩定的,並能表現出基本的管理職能。

(3) 更重要的是,這一結構要具有自組織與自適應功能,即在主體微觀層次與組織宏觀層次之間具有一種新的行為與能力生成、轉換與湧現方式,使管理組織整體行為能力既與微觀個體行為有關,能用個體行為解釋,但又不完全由個體行為簡單疊加決定和不能完全用個體行為解釋清楚。其中,增長、拓展、衍生出來的能力部分就是所謂組織整體行為的湧現。對重大工程管理組織設計和優化,特別重要的就是自組織機製的設計,因為該機製能夠湧現新的駕馭複雜性能力。

7.1.2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解析

根據工程思維原則,重大工程不同的管理組織應有不同的構成要素、關聯結構和整體能力,而這些都與組織的主體構成有著直接的關係。不同屬性的主體或同一屬性但不同層次的主體都會直接影響到管理組織能否最終形成相應的行為與能力。例如,主體的事權屬性就直接關係到管理組織能否合理合法地開展決策工作,而主體能力屬性又直接關係到管理組織能否提出高質量的決策方案來。一般地,我們必須根據工程管理問題的需求特性,充分考慮到需要配備什麼類型的主體,他們需要具備哪些必要的事權與能力,才能做到既不會形成管理事權的缺失,又不會造成管理事權的冗餘,做到避免管理資源與成本的浪費。

在此基礎上,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內的管理流程、管理事權配置以及各類管理資源的轉換方式等,如同形成了一部機器的運作流程和工作原理,即運作機製,管理組織在這樣的機製下就能夠“生產”出具有駕馭管理問題複雜性的能力。這實際上就是所謂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組織模式。

“模”是指事物存在或為了使事物能夠維持某種穩定性狀而作用在它身上的原則、規則與方法等,“模式”就是指這一類發揮作用的原則、規則與方法的樣式抽象。

換句話說,所謂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是指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在個體品質、行為規範與資源配置的基礎上,依據一定的流程及信息轉換方式而形成穩定的整體性功能的規則與原理,也就是所謂的組織穩定的整體性功能的形成樣式。其中,什麼樣的樣式能激活管理組織的自適應與自組織能力,從而使組織湧現出整體性能力尤為關鍵和重要。

由於政府一般是重大工程的決策與投資主體,因此,管理組織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以權力為主導的強控製與強話語特點。另外,組織內每類主體或者擁有某種權力,或者擁有某種資源,而且在實際中,權力與資源之間又是可相互轉換和相互利用的。所以,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必然以工程綜合目標為導向,協調工程多幹係人利益與行為關係,其中,各類權力的配置與行使準則是關鍵和重點。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內部通常的權力類型有行政權、事權、財權、執行權等。其中,行政權是一種公權,是政府(或政府行政部門)依據法律規定,接受公眾委托而在管理組織中管理重大工程建設並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力。事權,是指行政部門按照相關法規進行重大工程管理中某類具體專門事務決策、管理與監督的權力。財權是指主體關於重大工程建設資金或財產的擁有權與配置權。執行權主要指管理組織中主體對重大工程決策、建設與管理方案實施與監控的權力。

一般地,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中的權力配置有其基本原則,如合理、合法的權力委托與代理製度等。權力配置會受到經濟、社會、文化等環境的深刻影響,特別是管理組織模式要考慮到工程建設管理主體自身能力和如何縮小自身能力的缺口。

例如,中國地域廣大,經濟發展水平與工程企業能力差異性大,因此,在重大工程建設中,管理組織模式就出現了因地域而異的多樣性狀況,即使在同一地區,也會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以及管理傳統習慣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管理組織模式。

以中國的重大交通工程建設為例,主要有以下三種管理組織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以政府為主導的自行管理(臨時指揮部)。由政府組建工程建設管理法人統一負責工程建設管理的全部工作,政府充當項目業主,直接承擔工程建設項目的組織管理,對工程建設的質量、安全、造價和進度進行全麵監控。政府針對工程建設需要專門成立臨時性的項目建設指揮部,招聘工程項目管理人員(在中國主要是從行業各單位借調管理人員),開展工程建設的組織管理工作。在這種政府為主導的自行管理模式中,行政權、事權和財權主要控製在政府手中,而執行權交由政府組織的指揮部負責,工程建成後即解散指揮部。這種模式能充分發揮行政權力高效整合與配置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最大限度地保證政府對重大工程公共品屬性的管理職能,但也容易出現公權力過度與不恰當介入、過度幹預工程建設、幹擾工程建設客觀規律的現象。隨著項目法人製的實施,這種政府主導的自行管理(臨時指揮部)模式已迅速減少。

第二種模式是項目法人製。建設管理法人對工程項目管理負總責,按照合同約定對建設管理法人負責。其主要內涵是指具有自主建設、自我經營、自我發展能力的法人對自己所投資的建設項目,從設計、施工到營運養護,對工程質量、安全、進度和造價全過程開展組織、協調與管理。對於建設規模大、技術複雜的項目,項目法人責任製的組織管理模式較為普遍。

第三種模式為代建製。代建製是指工程項目投資主體或建設管理法人缺乏足夠的管理能力時,根據一定的程序,通過招標等方式選擇代建單位,委托其承擔建設管理工作,並與代建單位簽訂代建合同,明確各自的職責與權力。

這三種模式屬性對比見下表:

表71中國重大工程組織管理主導模式屬性

自管模式項目法人製模式代建製

相關

權力

分配

行政權中央、地方政府中央、地方政府中央、地方政府

事權行業主管部門行業主管部門行業主管部門

財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或地方

融資平台地方政府或地方

融資平台

執行權政府臨時組建的

指揮部具有法人地位的

項目公司招標委托的

專業化隊伍

工程

環境

經濟環境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發展迅速市場化

技術環境硬技術(裝備、設計、施工工藝、材料)和軟技術(建設、建設管理能力)主要通過政府整合負責工程建設的項目公司基本具備工程建設所需的硬技術、軟技術暫時缺乏長期、穩定、專業化的工程建設隊伍

法律環境工程建設相關法律法規、政策還未完善工程建設相關法律法規日益健全工程建設相關法律法規日益健全

7.1.3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基本力係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是以社會人為基本要素形成的具有基本結構和基本功能,能夠湧現出駕馭管理問題複雜性能力的複雜係統體係。

由不同層次、不同屬性的幹係人形成具有上述複雜整體性功能的組織,必然有其基本原理為基礎。從重大工程管理特征出發,弄清楚這一基本原理,我們才能掌握重大工程管理組織運行的一般規律,設計可行、有效的管理組織模式。

最初,在管理組織尚未形成之前,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的各個幹係人是相互獨立、離散和不相關的。但一旦他們成為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內的個體要素,每個幹係人既是獨立的,又是與其他個體相關聯的。這時,個體的完全獨立性與離散性不再是主要的,每個個體與其他一個或多個個體之間建立起了何種關聯是主要的。這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在形成前後的一個重大變化,後麵許多複雜的組織現象與問題都由此而產生。

眾所周知,兩個原本相互獨立的個體建立起某種關聯,意味著個體之間被某種形式(方式)黏合了。這一思想我們在前麵已經提及過,如工程管理組織內部個體擁有的行政權、事權、財權和執行權等都屬於個體之間產生相互黏合的作用方式。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在更一般和更本質的層麵上建立一種話語來刻畫這種現象。多年來,學者們發現原本獨立的不同個體被某種黏合劑作用,而建立起某種關聯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在不同場合下,人們用不同概念來描述這種黏合現象。但最常用也最直觀的是物理學領域中使用的物體之間的力的概念,如兩個物體之間的相互引力、摩擦力、磁力、核力等,並由此發展成各種不同的黏合特征與基本原理。

人們從物理學到生物學再到社會學的統一認知角度出發,指出用力的概念可以表述係統內部要素之間廣義的關聯關係。例如,歐陽瑩之在Foundations of Complexsystem Theories(1999)中說,一個集合要成功地形成一個係統,其中要素之間的黏合作用必須很強,如果黏合力大於將要素分開的力或者被外部吸走的力,這個集合就能夠形成一個整體上有穩定結構的係統。

根據這一學術思想,不論來源於外部還是它們自身,工程管理組織內部這種黏合劑一定存在,否則各個主體一定仍然處於獨立與遊離狀態。

這樣,在一般意義上,我們可以借鑒力這個概念對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個體之間的相互關聯進行描述。由於組織中個體是人,因此,這裏的力不僅要遵循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基本原理,還要體現重大工程管理的特殊內涵,而不能簡單地套用物理學中的機械力、原子力等概念。具體地說,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個體之間的力要服從市場條件下政府式委托代理關係原理,是一種受到“政府—市場”二元張力深刻影響的力係。

這樣,稍加總結,我們可得到以下基本觀點:

(1)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要由各級政府、政府主管部門、業主、承包商、供應商、監理、科研單位及大學、社會公眾等主體構成。

(2)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內主體之間普遍遵循著“市場條件下的政府式委托代理關係”原理的力的作用,如行政力、經濟力、法製力、契約力及文化力等,並在個體層麵和整體層麵綜合形成組織的力係(力的係統)。

(3) 管理組織中的力不僅有不同的內涵與屬性,而且在不同的情況下還會表現出內涵與屬性的動態性與演化性,這是造成管理組織功能及組織整體行為複雜性的根本原因。

我們在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及組織模式研究中引入力的概念,完全是一種對重大工程組織係統內部關聯形式形象化的話語表述。因為在實際管理中,管理組織主體之間的各種相互關聯與關係、影響與作用,既不能像物理力那樣能夠被儀器測定與度量,也難以被人們直觀感知與明晰界定。正因如此,借用力這一概念,僅僅是借助物理學的基本認知,通過形象化思維手段幫助我們構建重大工程組織管理的話語形態,便於理解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微觀層麵上個體及個體之間的基本行為原理。

總結以上內容,以下三點特別重要:

(1) 一個具有某種穩定形態的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其主體之間力的作用不僅是強壯的,而且是穩定的,否則,主體之間力的相互作用不可能維持彼此的關聯並使組織具有穩定的形態。

(2)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體之間力的作用不僅表現在強度上,而且表現在力的種類、特征和形態多樣性上。正是這種多樣性,才使得管理組織表現出不同的功能來。

(3)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功能是組織整體意義上的行為表征。它既與組織內主體之間力的相互作用,力的種類、特征和形態緊密關聯,又與外界環境與內部的自組織形態緊密關聯。這說明管理組織宏觀層麵上的功能,必然要通過微觀層麵上的個體狀態與行為、中觀層麵上的模式與機製,即組織內部多層次的力學體係原理的遞階作用才能在宏觀層麵上形成。

根據市場條件下政府委托代理關係,下麵一一闡述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內部幾種基本“力”的內涵。

1. 行政力

行政力(又稱公權力)是指公共組織,如國家、社團、國際組織等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和提供公共品(如國防安全、公共基礎設施工程)過程中,根據公共意誌賦予公共組織部分成員或者負責人進行決策、指揮、組織、管理的權力。公權力是社會成員在一定範圍內的授權。因為公權力主要指公共管理權力,而國家權力是最重要的公共管理權力,所以,行使公權力的主要是國家機關,也可以是國家機關依法委托的團體或個人。

由此可見,行政力的本質是由社會公眾授予,以維護公共利益、成就公共事業為目的的公共團體與責任人在職務上的權力,一般表現為基於社會公眾意誌而由國家機關行使的強製權力,並使這種強製權力製度化和法律化。

顯然,行政力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公共性是行政力的核心,即行政力是“公”權力、“共”權力,而非“私”權力、“排他”力;第二,行政力行使的對象應為公共事務,而非純粹的私域事務;第三,行政力承擔著公共責任並為公共利益服務,公權力不能被異化為私權力。

所謂行政力就是指重大工程組織內體現社會公眾意誌並由國家行政機關行使的公權力。

重大工程是承載著社會與廣大公眾利益的公共品,它是集中代表社會公眾需求與利益的載體。這樣,在重大工程決策、建設與運營過程中,代表社會公眾利益並接受公眾委托的國家(政府)必然要站在整個社會公眾的立場上,為重大工程科學決策和管理行使一切必要的公共事務管理權。也就是說,在重大工程決策與管理活動中,公權力必然有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與作用,同時公權力在行使過程中不能被異化為私權。在實踐中,行政力在重大工程前期決策階段的地位特別重要,作用特別重大。

2. 經濟力

重大工程是由多種資源整合而成的係統。在這些資源中,相當大的部分是能夠直接通過市場經濟活動、運用貨幣交換而獲取的。也就是說,在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市場條件下的經濟利益輸送和交換不僅是重大工程實現資源整合、配置的重要方式,也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主體之間建立穩定、有效關聯的基本保證,這就是經濟力的內涵。這其中,經濟利益輸送,特別是利益的貨幣支付方式是最重要的手段。

比較而言,行政力代表了社會共有的公權,而經濟力代表了市場活動中的私權。市場條件下的重大工程管理活動,同時表現出行政力與經濟力,這正是工程管理組織遵循市場條件下政府委托代理關係原理的基礎,也是重大工程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公共品與商品二元屬性的原因。

所謂經濟力就是指重大工程組織內主體之間通過經濟利益輸送與交換形成的相互關聯作用。

3. 法製力

當今社會是一個不斷完善的法治社會。在基本法治環境下,很多國家對重大工程決策與建設管理都製定了一係列專門的法律和法規。這些法律與法規對重大工程決策和建設主體行為、對工程管理組織主體之間關係、對工程建設不同階段各項專門事務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所有這些都成為重大工程建設與管理主體在管理組織內的行為準則,具有重要的強製力與約束力。

所謂法製力是指法治環境對重大工程組織內主體行為具有的強製與約束的法律、法規力量。

4. 契約力

契約原指不同主體之間在市場交易活動中按照法律自由訂立的一種社會協議形式,是雙方或多方之間的一種自由約定。締結契約的不同主體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包括權力的平等與履行必要義務的責任,彼此都不能夠有超出契約規定的特權。

“守信”是契約行為的靈魂。契約守信表現為締約各方在訂約時不欺詐、不隱瞞真實情況、不惡意締約、履行契約時盡責等。這些基本行為從習慣上升為精神倫理時,即形成了所謂的契約精神,精神是一種力量。所謂契約力就是契約精神的力量。

今天,原本在私法領域中形成的契約精神已經發展到公法領域,發展到社會人際關係中,形成公私法交叉的契約精神,如公權力不濫用,不隨意幹涉和微觀介入個體之間契約自由與平等,在私體契約麵前保持中立等規範。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主體之間的關聯,既有市場活動中個體(個人、企業等)的契約關聯,又有行政力介入的公私法交叉的契約關聯。因此,政府、業主、承包商、供應商、社會公眾等能否遵守契約精神,不僅關係到管理組織基本結構的穩定與功能的正常發揮,更關係到公權力不發生異化、工程主體發揚社會責任等現代工程文明等問題。

契約力不同於行政力、經濟力與法製力,它是現代社會環境下通過契約精神培育和體現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體現代文明倫理與公民行為規範的重要促進與約束力量。

5. 文化力

文化是人類精神活動及其產品的總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精神形態。在當今社會,文化已成為社會、經濟,也包括重大工程管理的重要資源。所謂文化力就是文化這一重要資源巨大能量的表征。

具體地說,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體之間的文化力是以下四個部分的綜合:

① 主體之間共同、共有的價值觀、精神追求與倫理力量;

② 主體之間自學習、創新等理念與行為的協同力量;

③ 主體之間相互溝通、應變、執行與自適應能力;

④ 主體共同表現出來的社會責任、公民行為、公眾認同與社會和諧形象,這是物化的文化力。

以上這些能力雖然主要表現為主體的倫理與價值形態,但它們擁有融通主體價值觀、凝聚人心、統一意誌的強大力量,起著行政力、經濟力等不可替代的作用。

概括起來,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體之間主要表現出的力的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72重大工程組織主體之間力的類型

主體間的關係力的類型

公眾—政府法製力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政力、法製力、文化力

政府—專業機構行政力(或經濟力)、法製力、文化力、契約力

政府—項目管理者行政力、經濟力、法製力、文化力、契約力

項目管理者—承建單位經濟力、法製力、文化力、契約力

圖7.1描述了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力係的基本結構。

在此基礎上,如果再對管理組織主體之間力的相互作用與效果的動態變化及綜合效果進行分析,則可凝煉出以下關於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幾個重要的基本科學問題:

①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即究竟什麼樣的力學原理與機製會導致某種管理組織模式的形成?

②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整體行為是如何在某種力學原理與機製下湧現出的?

③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某些典型的組織行為,如主體之間的合謀行為的動力學分析。

④ 如何運用動力學原理實現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治理?

7.1.4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體力係的複雜形態

如前所述,僅僅指出主體之間存在幾種力的類型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主體之間表現出的力係的複雜形態以及基於力係複雜形態的自組織如何使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呈現出整體層麵上的複雜行為與功能。

所謂形態,即事物的外部形狀、內部構形以及整體神態。形態是事物的客觀屬性,不同事物的形態是有差異的。事物形態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變的,又會因各種原因而變化,但一般僅是局部量的改變,而全局質的改變,則意味著已不是原來的事物。另外,雖然主體各自的力係的形態沒有變化,但主體彼此發生自組織現象,也可能使係統發生重要的整體性變化。

現在,我們對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體進行力係的複雜形態分析。

任何重大工程管理組織都是在一定環境下形成的、由多種類型主體組成的人工複雜係統。這裏的環境除了一般的自然地理環境外,更重要的是國家或區域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曆史文化環境。

正因為如此,環境為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主體提供了法製力、行政力以及文化力的根據與淵源。這裏的提供既包括了對主體行為的支持,又包括了對主體行為的約束,即使是經濟力、契約力等,也會受到環境的深刻影響。

根據市場條件下的政府式委托代理原理,在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政府(或政府部門)作為主體往往具有最重要的地位而成為序主體。特別是在工程前期決策、重要資源整合和配置等重要管理問題上,政府有著極大的決策權與事權。因此,政府主體在工程組織中的力學形態究竟怎樣,這對管理組織的整體行為與功能的形成有著最重要的影響,現對此進行細致的分析。

政府是社會公眾遵循一定法律與程序委托的公共事務代理人,因此,它在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具有相應的決策、管理行政權(公權力、行政力)。但是,政府也是一個組織,在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具體行使這一行政權的其實是政府(或政府某一部門)的代表,即具有行政權的社會人。社會人首先是個體人,因此,政府的代表在工程管理組織中行使行政權以及與其他主體進行關聯活動時,將同時充分表現出其個人獨立的心理與行為偏好、文化與價值取向等,如自身的記憶、知識、信息、感覺、認知、判斷以及學習、創新和對環境的自適應能力等。

這樣,政府代表在管理組織的實際管理活動中,將不隻擁有自身的行政力,而往往是把行政力與環境賦予的法製力、契約力與文化力,以及自身的心智、偏好,尤其市場條件下的個人利益訴求融合在一起。進一步地,這些具有某些附加成分的力的融合,絕不像物理學中力的矢量相加那樣簡單,而會形成主體在社會學意義上的複雜行為。例如,如果政府代表不敬畏和不遵守法律力的約束,在人際社會關係中不尊重私權的契約精神,不能夠做到抑製公權力對私權的微觀介入,這將直接導致政府代表自身原來應有的力的性質出現變化,甚至會出現政府代表自身行為的異化,如脫離公權規範而謀求個人私利,與工程主體中的私人主體產生合謀行為等。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具有行政力的個體通過自身力的自我形態變化的結果。由於政府代表個人品德、法律意識不同,這一情況在實際中時有發生,表現不一、形態各異。

又如,承包商也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一類重要的主體,他們更多地表現為市場中的經濟人,因此,在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多以經濟力和契約力與政府、業主、供應商等建立關聯關係。不同的承包商因法律意識、契約精神、文化價值不同,雖然都以經濟力和契約力為關聯紐帶,但在法律力、文化力等共同作用下,也會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綜合性的力的形態或產生變異,如有的出現偷工減料、肆意變更方案而套取利益等。

管理組織中其他類型的主體在力的綜合形態上也都會出現多樣性與變動性。

因此,在實際中,管理組織中每個主體的力的綜合形態都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包括力的綜合作用的性質、強度與影響範圍等。這是因為每個主體在不同情況下,自身的行為、心理及其社會性特征都會發生自組織變化。

下麵我們用一個簡單的示意圖來表述這一現象。

圖7.2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主體之間力係的自組織

上麵左圖為管理組織中政府、業主與承包商之間最初的力係形態,這時管理組織的整體行為與功能體現為規範的市場條件下的政府式委托代理關係。中圖表示了在實際中承包商以經濟手段向業主與政府人員進行利益輸送,從而導致原本存在的法律力與契約力作用虛化,並進一步造成政府與業主在管理組織中原來應有的監控、管製及約束等功能弱化。進一步地,如果承包商加大對政府代表和業主的利益輸送強度,政府代表則可能嚴重喪失社會公眾代理人規定的職責,或業主摒棄自身的行為規範而在兩者或多者之間出現不應有的合謀行為(見圖7.2右圖)。

7.1.5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組織行為的形成機理

在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研究中,最困難的是微觀個體行為是如何形成宏觀組織行為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要說清楚中觀的動力學機製即組織模式是怎樣運作和發揮作用的。

前麵關於管理組織主體之間的力學分析正是為此構建了一種理論框架。當然,這隻是一種嚐試和探索,它完全不排斥用另外的概念和原理來分析管理組織主體之間的結構與關聯,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模式的理論研究。

另外,即便構建了這一理論框架,期望通過中觀結構將組織微觀個體行為、中觀模式機製與宏觀整體功能連貫起來,說明它們之間的行為是如何傳導與轉化的也是十分困難的,因為這三個層次的行為之間已不是行為狀態的簡單變換與傳遞,而是出現了複雜組織係統在自組織與自適應作用下層次之間功能的湧現與隱沒。

下麵我們通過對兩種機製的分析來研究這一問題。

基於各個主體的自然屬性、行為屬性、社會屬性、關聯屬性,工程管理組織內部所有主體的力係的整體形態及其動態演變,就是工程管理組織的內部動力,而環境與工程管理組織之間的相互影響產生了外部動力,在這兩種動力的共同推動下,管理組織的宏觀組織行為與功能就形成了。這是從組織微觀個體力的複雜形態到組織宏觀整體行為與功能的動力學機製。

具體地說,上述機製由以下兩種基本機製構成。

第一個機製:自組織機製。這一機製是指管理組織內部主體主動地、在目標驅動下按照相互默契的力的關聯規則,各盡其責又相互協調地自動形成組織的有序結構,自發形成整體行為或主體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關係。這一機製使管理組織受內在機製驅動,自行地從簡單向複雜、從粗糙向精細方向演化,並不斷提高自身的組織性和有序性,簡稱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自組織機製或自組織過程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自組織過程因為有人參與而充分反映了人的適應性,重大工程管理組織通常表現出來的結構、功能的自適應變化,其原理就在於此。

第二個機製:廣義進化機製。這一機製是指由宏觀的某種限製(如資源的限製)而引起的外部競爭從而產生的進化機製。如工程管理組織的主體之間以某種力係的複雜形態進行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在局部相互作用擴展到全局的自組織過程中,其組織結構與運行方式會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自我完善,以提高自身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整體行為與功能的形成及演化過程取決於在上述兩個基本機製共同作用下,每個主體力的複雜形態、主體力係之間相互作用方式和程度的變化,以及最終導致的管理組織宏觀結構與整體行為的演化路徑。

由此可見,重大工程管理組織微觀主體層麵與宏觀組織層麵之間,存在著一個以主體各種力的複雜形態為基本元素的相互作用過程,它們構成了一個介於微觀與宏觀層麵之間的中觀層麵的動力學原理,這一中觀動力學原理即管理組織宏觀行為與功能的形成原理,也是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組織模式

在這裏有必要對這一重要過程的內部運作情況再做些分析。每個主體作為個體,因其社會定位及職能定位不同而有著自己原本規範的內部力係與外部力係。內部力係是自身與組織內其他主體之間的各類力的關聯體係,而外部力係則為自身與外部環境之間各類力的關聯體係。這兩類力係相互耦合、變化,呈現為動態、演變的形態。這裏的形態不僅包括力的類型,還包括力的強度、方向以及力與力之間的反饋與轉換方式。所有這些力的相互作用的整體形態與演變過程,相當於一部機器完整有序運行的工作原理。管理組織的整體行為與功能就是這部機器運行與工作的整體結果。

按理說,最初人們在設計與構建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時,有著明確的目的與功能,因此,也必然有著各類主體原本力係的規定性。一開始,人們更多的是對組織主體進行選擇,對組織基本結構進行設計,對組織基本功能進行安排,這些都是對管理組織的“他組織”。實際上,組織內部的主體之間在力係複雜形態作用下還會自發形成新的超越當初設計預期的組織整體行為與功能,這就是所謂的管理組織的“自組織”,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整體行為與功能實際上是上述他組織與自組織的綜合結果。這就是所謂的管理組織宏觀層麵上的整體行為湧現。

湧現是管理組織的宏觀行為與功能中不能由微觀主體力係直接或簡單相加而得到的部分。

關於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整體行為湧現主要有以下理論觀點:

(1) 湧現是管理組織在組織整體和宏觀層麵上的行為與現象,對此需要對組織整體和宏觀層麵進行新的認知,引入新的概念,而這些在主體微觀層麵上都是沒有的。也就是說,宏觀湧現與微觀個體力係之間存在斷層。

(2) 組織湧現現象的產生往往不需要組織內有新的主體出現,而主要是由於主體自身的力係屬性發生了變化或者整體力係之間出現了新的關聯方式,或者這兩種情況同時都出現了。這樣,管理組織宏觀結構可能出現了變化,也可能因為一部分主體的行為發生變化,組織中絕大部分主體的行為產生變化。主體之間這種一係列自組織行為經過組織中觀層次的運行機理的作用會逐漸放大,或演變為一係列更無法預測的整體行為與功能,管理組織新的形態與功能的湧現也由此而生。

(3) 組織湧現現象形成於組織的動態過程中,這一階段主體力係的複雜形態既不同於上一個階段,也往往不同於下一個階段。在下一個階段中,無論主體力係自身,還是主體力係之間,都可能出現新的、人們預料不到的新的動力學現象。這些現象可能阻斷了主體之間某些原有的關聯性,也可能產生了某些新的關聯性。這說明在重大工程管理組織整體行為與功能的形成過程中,無論主體自身的力係形態還是主體力係之間相互直接而顯現的關聯都會產生一係列複雜而深刻的演化。

(4) 上述情況使人們無法完全準確地預測湧現形成的路徑。因此,湧現現象事先一般是不能被預測,但對後來觀測到的湧現現象一般可以解釋它的起因與路徑由來。即我們可以在觀測到湧現現象後,在宏觀認知概念框架下,通過用微觀主體力係形態之間的關聯來解釋,但不能事先用主體力係的相互關係來推算。特別是,我們可以在宏觀層麵上引入一些新的思想和概念來加以解釋。例如,對於微觀層麵上不同的組織主體力係形態產生的宏觀組織行為現象,我們可以通過組織外部環境影響、組織動態過程中的偶然因素以及組織行為出現的臨界條件與閾值跨越等進行解釋和說明。

由上可見,由管理組織微觀層次上主體力係的複雜形態,到中觀層次主體之間力係的相互作用與演化,直至宏觀層次組織整體複雜行為與功能的湧現,這是我們認識與分析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科學問題的主要技術路線。

7.1.6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合謀行為的動力學分析

運用重大工程管理組織的基本力係及複雜形態的概念不僅可以研究組織的一般行為,還可以研究組織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的特殊行為。例如工程管理組織中常見的“合謀行為”。

合謀是社會、政治、經濟活動中的一種常見現象,《牛津大辭典》認為合謀是“為了損害第三方利益,或者不為任何目的,兩個及兩個以上的團體私下達成的一種協議”。合謀的經濟學認知是指當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總契約不完全時,擁有信息優勢的多個代理人之間達成某種契約,提高自身效用的行為。

在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具有信息和權力優勢的工程主體(包括政府、業主、承建單位、監理等)利用信息不對稱、製度缺陷、監管漏洞與其他主體結盟、串謀,通過某種不合法或不合規的手段來獲得自身利益,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為便是工程中的“合謀行為”。可以說,“合”是指兩個及兩個以上的主體之間互相配合做某事或共同承擔某項工作,“謀”本指籌劃、謀劃、謀求,但這裏常有“陰謀”之意。因此,合謀主要是共同謀劃某項違規或違法的事件。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存在著多種合謀行為。例如,工程招投標階段不同投標企業間的圍標、串標行為使得合適的投標人被擠出局(或者抬高了工程競價),嚴重損害了項目投資人的利益。因此,構建重大工程合謀治理機製非常重要,而這一研究必須建立在厘清合謀行為的發生機理和演化路徑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用主體力係視角去看待與分析合謀行為。

合謀行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工程管理組織內個人微觀層麵的合謀,即一個組織中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個人為獲取非法收益而采取的合謀行為;另一類是組織間合謀行為,是組織與組織之間所產生的合謀行為。

根據委托代理關係的層級結構,合謀行為還有另外的分類方法:一類為代理人與委托人之間或代理人與監管人之間的縱向合謀,表現為不具有信息優勢的委托人與具有信息優勢的代理人或者不具有信息優勢的代理人與具有信息優勢的監管人之間的非正常合作。這一類合謀行為甚至可表現為跨越同一層次委托代理關係的兩個主體間的合謀,例如政府與承包商合謀,即承包商直接越過項目管理者而與政府代表合謀,具體方式可能是政府代表利用行政權力迫使項目管理者將工程合同交於某承包商。另一類為同級代理人之間的橫向合謀,表現為不同效能的代理人之間可能結成的合謀聯盟。

為了更深刻地揭示合謀行為產生的內在機理,需要從組織力係角度分析合謀行為的內外部演化以及演化路徑。

下麵以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的主要參與主體為例來剖析合謀行為的動力學架構與演化路徑。

1. 政府—工程管理機構

圖7.3政府—工程管理機構力係結構演化圖

作為例子,本書以代建製模式來分析政府與工程管理機構間的力係與行為演化。

在一般代建製模式中,政府通過招投標的方式委托具有豐富工程建設管理經驗的機構進行代建,彼此之間形成了契約力與正當的經濟力。而工程管理機構則通過經濟力與契約力,以自身的工程建設管理能力獲得經濟利益,並通過經濟力實現工程資源配置與整合。此外,政府以行政力為紐帶,行使重大工程決策與管理的公共事務管理權,並在工程相關法律法規(法製力)的強製下以法製力規範各主體行為。

然而,如果法律法規或行業環境的相關製度不完善,或者防範機製或監管機製不健全,有關政府代表捕捉到這一“漏洞”時,為了政績,可能會自上而下地加大對工程管理機構行政權力的影響,有時甚至向工程管理機構進行本不該有的利益輸送,從而形成與工程管理機構的合謀如幹預工程可行性分析,使得工程順利上馬。這是一種在權力自上而下配置下的管理組織內的具有政治內涵的合謀行為。

另外,工程管理機構有可能利用法製環境不健全、合同不完備、信息傳遞滯後等,向具有決策權和審批權的政府代表進行利益輸送,並可能逐漸加大利益輸送強度,直到政府代表因不敵利益的誘惑而與其結成合謀聯盟。這時,原本存在並極為重要的法製力與製約力可能減弱甚至消失,並由此產生雙方之間的合謀行為,並從政府那兒套取種種不正當的利益。

2. 承建單位—工程管理機構

圖7.4承建單位—工程管理機構力係結構演化圖

這裏,仍然以代建製模式來分析工程管理機構與承建單位之間力係與行為的演化。

在代建製模式中,工程管理機構在開放市場條件下通過契約力與承建單位締結合同,並支付合同款,從而形成了經濟力,承建單位理應在國家法製環境下,通過法製力接受工程建設相關法律法規的監管。

然而,承建單位是在開放條件下以獲取利潤為目標的企業,自然希望自身收益最大化。其中,個別企業可能抱著僥幸與法不責眾的心理,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向工程管理機構輸送經濟利益,從而削弱了契約力以及法律環境對自己的約束與監管,並進一步形成承建單位與工程管理機構的合謀行為。例如,這時,工程管理機構可能會利用自身的行政力將合同交付給與之合謀的承建單位以獲取工程回扣,而承建單位則通過原本不該存在的經濟力的黏合獲得工程合同。

更有甚者,承建單位向具有決策權和審批權的政府及政府機構的代表直接輸送經濟利益,而政府代表則利用自身的權力通過強化行政力迫使工程管理機構將合同交予承建單位。此時,法製力和契約力被行政力和經濟力腐蝕,並導致契約所規定的各主體職能變異甚至喪失。這屬於管理組織中運用自上而下異化的權力優勢來減弱正常契約力而獲取不正當收益的合謀行為。

以上案例均屬於縱向合謀行為,從中可以看出,縱向合謀行為多是由自上而下的權力高度集中或是多層次組織架構中信息不對稱引發的。橫向合謀行為則發生在同級代理人之間,這主要是由共同的經濟利益訴求導致的、原本沒有力係關聯的兩者之間形成了不正常的經濟力。由於力係變化較簡單,對於橫向合謀行為,這裏不作過多論述。

綜上分析可見,重大工程管理組織中每個主體的力的綜合形態都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會跟隨宏觀環境、組織結構、微觀主體屬性等發生自組織變化,而管理組織行為也並不是僅由幾個因素、幾個觸點造成的,而是通過內部力係不斷演化、湧現與自組織而形成的。可以說,本節的動力學分析驗證了本章前幾節的觀點。

總體說來,合謀行為形成的核心驅動因素在於合謀所獲得的利益大於其所承擔的風險,這裏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等。這啟發我們,合謀行為治理的核心就是如何將經濟力和行政力約束在合法範圍內,並強化法製力與契約力的約束與規範作用。

7.1.7重大工程決策組織的動力學分析

本章前麵對一般意義上的重大工程組織模式的動力學概念與原理進行了論述。其實,如果針對工程某一具體組織模式,如工程決策組織、工程施工組織等進行其動力學力係結構及動力學原理分析,組織的獨特性能夠使分析更聚焦和更有細節感。

本部分以中國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模式為案例進行動力學原理分析。

1. 中國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概述

中國港珠澳大橋是在中央政府主導下,以粵港澳三地政府為投資主體建設的大型交通基礎設施工程。由於工程跨越三地,涉及中國“一國兩製”製度下的法律、行政、經濟環境及議事決策程序之間的特殊情景,這就要求必須在中央政府主導下,由三地政府及國家有關部門共同作為決策主體,形成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模式。

另外,為了保證對複雜決策問題給出科學、恰當的決策方案,需要有多學科、多領域專家組成輔助決策支持平台。

再則,港珠澳大橋決策問題涉及麵廣,問題層次與尺度不盡相同,因此,為了提高決策組織能力和決策效率,需要以不同性質的決策問題為導向,構建相應的冗餘性小、效率高的決策組織模式,故在決策過程中,宜形成自適應動態決策組織模式,而不宜構建結構固化的剛性決策組織模式。

以上三個方麵是設計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平台)的基本原則。

2. 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基本力係分析

大橋決策主體必須擁有相應的公權力,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決策所必要的事權,而決策主體與決策支持平台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直接或間接通過公權力來委托和維係的。

港珠澳大橋工程決策組織模式大體可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決策的主要任務是在政治、社會、經濟等宏觀層麵上,對大橋工程建設的重要性、必要性等進行綜合評價,並確定是否有必要對工程開展可行性研究。完成這一決策任務的行政權與事權主要在中央政府,三地政府通過行政權做好決策支持工作。而為完成好決策綜合評價任務並保持決策公正性,中央政府可直接委托權威的專業職能部門執行決策評價任務。由此可見,在這一階段,政府受社會公眾委托作為決策主體,通過公權力的直接與間接讓渡而構建具有相應事權的決策組織平台。其中,為保證決策業務正常開展,政府部門與專業機構之間即使有少量的經濟契約關係,但這與整個決策組織內強大的行政力係的能效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何況執行決策任務的專業機構性質也決定了其主要行為並非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市場行為。

這樣,在此階段,決策主體間力係的主要成分便形成了如下的決策組織內部力係圖(圖7.5)。

在具體執行中,中央政府指令國家宏觀經濟計劃與管理部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代表其負責此項決策工作,因此,這一階段實際的決策組織力係結構圖如下圖(圖7.6)所示。

圖7.5第一階段決策組織內部力係圖

圖7.6第一階段決策組織力係結構圖

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決策任務完成後,第二階段的主要決策任務是以工程可行性分析為主的各專題論證,如交通量調查與分析、工程內容及主要技術標準、建設條件、橋位方案選擇、工程建設方案、口岸及設施布置、環境影響評價、投融資方案等決策問題。這些決策問題的重心下移,並直接關係到粵港澳三地各自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現狀,三地決策偏好既有共同性,又有差異性,甚至會引起利益衝突,因此,一方麵,三地政府在這一階段的決策組織內的作用更加直接和重要,另一方麵,組織內部主體之間的摩擦力也會增多。考慮到三地政府的行政平等地位,擬在此階段的決策組織中增加專司三地行政力協調機構,即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具體的執行權則交由其下設的常設機構(協調小組辦公室),並規定了其工作原則與程序。

另外,在此工程可行性階段,需要論證大量的專業性決策方案,必須有專業的論證隊伍。這可以通過市場渠道招投標選擇權威的、獨立的法人機構進行論證,並通過經濟力和契約力來保障雙方的責任與義務,同時由法製力為雙方提供行為規範的環境。這時的決策組織內部力係圖如圖7.7。

這一階段實質的決策組織力係結構圖為圖7.8。

圖7.7第二階段決策組織內部力係圖

圖7.8第二階段決策組織力係結構圖

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決策組織是在行政力與經濟力的二元張力作用下開展決策工作的。行政力保障了決策事權的權威性,特別是三地政府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組成的協調小組有效地保證了決策主體各方公權力的協同作用,並盡量化解彼此之間力的衝突,具有某種潤滑作用。在此基礎上,通過法製力不僅構建了高效的決策支持平台,還可選擇有能力的可行性論證機構。這時,行政力轉換釋放出來的經濟力則作為社會的、獨立的專業法人機構與港珠澳大橋協調小組辦公室之間的紐帶維係著雙方的責任與義務。而法製力與契約力則規範和保障了這一紐帶的運行,契約關係、法律關係強化了專業法人機構的職責,保障了高質量決策方案的形成。

第三階段:隨著工程可行性論證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基礎性的工程建設決策方案獲得三地的一致認可,但關於三地政府的出資比例、口岸模式的司法管轄方式、中華白海豚保護的生態補償等決策問題的複雜性日益凸現出來。港珠澳大橋是跨境公共工程,三地政府是工程立項與投資的主體。而三地政府對港珠澳大橋工程的立項、投融資、口岸模式等重大問題決策有著各自不同的行政管理規則與程序,彼此的差異性必然會增加很多彼此間的接口界麵以及彼此的溝通與協調環節。特別是,由於港澳二地具有高度自治與獨立的行政管理權,粵港澳三地需要充分溝通與變通才能形成決策上的共識。比如港珠澳大橋的口岸模式選擇,在口岸方案製定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由於口岸布設方式不同帶來的部分橋麵管轄權和移交方式等法律問題。在中華白海豚保護決策中,白海豚保護與橋位選擇發生的衝突形成了港珠澳大橋這一階段決策工作的難點。麵對這些決策問題的複雜性與協調難度的增加,三地政府間的行政力係結構必須根據三地行政力的非同向性以及地方政府各自行政力權威不充分的新情況,提供能保證決策組織整體行政力有序和有效並能夠對三地非同向力進行仲裁的行政力。根據這一原則,在實踐中,即在三地政府之上成立了更高級別的權威性機構——專責小組。“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交通部、國務院港澳辦、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代表共同組成,主要負責協調由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提交的決策議案和重大決策問題以及中央政府交辦的其他問題,解決大橋項目前期工作中涉及中央事權及三地存有爭議的重大問題。

這樣,通過專責小組的行政力來對事權高於三地政府行政權或三地政府出現非共識狀態的具體問題進行協調,這實際上是增加了中央政府對港珠澳大橋決策的行政力,改變了新的決策問題導致的決策組織內部力係能力不足的情況,提高了決策效率。這時的決策組織內部力係圖如圖7.9,

這一階段實際的決策組織力係結構圖為圖7.10。

圖7.9第三階段決策組織內部力係圖

圖7.10第三階段決策組織力係結構圖

本階段專責小組新的行政力增強了這一階段諸多複雜問題決策事權的權威性,特別是強化了“一國兩製”製度下三地法製力、行政力的政府協同,進一步完善了原決策組織內部的力係協調機製。

例如口岸模式決策事實上超越了粵港澳三地政府行政力的權限,專責小組代表中央政府直接介入可以保證在國家行政與法律層麵解決該問題。又如,中華白海豚保護決策,涉及建橋工程與白海豚保護之間的衝突,這直接關係到重大工程能否體現工程文化力意義下的工程社會責任,必須在嚴格行政力與法製力的保障下,根據工程建設充分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的原則,通過尋找法製力與文化力意義下的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均衡點,進行功能補償以實現整體守法。因此,這一階段成立專責小組,補充了行政力,強化了法製力與文化力,調整了原來的決策組織內部力係結構,使總體決策事權不出現缺口、決策組織功能得到更好的釋放。

第四階段:港珠澳大橋工程可行性論證全麵完成後,進入工程建設協調決策階段。決策問題更多地表現為穩定、常態的現場決策問題。該階段的重心是保持決策能力的穩定性和執行力,因此需要使用最簡潔與順通的組織架構與模式,運用較短的決策路徑來提高決策效率。

因此,具體地體現在保留專責小組、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協調小組的前提下,設立一個常設職能機構。該機構接受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委托,從而被賦予了相應的決策事權,同時該機構的職能配置與靈活的管理機製有利於完成相關的決策管理任務,並在出現重大非常規決策與突發性決策情況下,能夠臨時處理相關問題。在實踐中,該機構被命名為港珠澳大橋管理局。這樣,原來的組織決策力的重心下移到管理局,使其具有更快捷的解決現場決策問題的執行力。

這時,決策組織的內部力係圖如圖7.11,而在具體執行中的組織力係結構圖為圖7.12。

圖7.11第四階段決策組織內部力係圖

圖7.12第四階段決策組織力係結構圖

對於港珠澳大橋這一特大型重大工程而言,進入建設協調階段,決策組織內部力係的核心力仍為行政力,因為還需要繼續發揮這一階段中必需的行政力的優勢。原因在於:① 港珠澳大橋在建設階段仍存在三地差異,還需要中央行政力的參與,因此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不可缺失。② 考慮到粵港澳三地是獨立的法律和經濟實體,由代表三地的委員組成委員會以平等協商或根據事權適當區分協商決策的方式進行有關決策比較公允。因此,根據三地協議,粵港澳三地政府在友好協商的基礎上,按照屬地法律原則,組建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來共同負責大橋工程建設中的重大決策事項、協調有關公共事務並對主體部分項目法人(即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實施監督,是必要的、合理的。由此可見,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實際上是中央政府與三地政府通過協議方式授權設立的負責項目準備、建設、營運決策及進行相應管理的常設機構,享有中央行政力與三地政府行政力共同授予的進行港珠澳大橋協調決策的事權。③ 考慮到政府的監管控製權力、港珠澳大橋的公共工程屬性、三地法律法規的差異等,三地政府通過政府式委托代理原理組建了事業型法人——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其在以行政力為核心力的引導下,負責大橋主體工程全生命期的投資、建設、運營、管理的具體實施的執行權。可以說,港珠澳大橋管理局集行政力、法製力、經濟力於一體,實現了三地政府間行政、經濟、法律的平衡,也直接構成了決策組織的平衡,引導了決策組織事權與能力的充分釋放和配置。

綜上所述,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力係結構的柔性演變過程如下:

圖7.13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力係結構柔性演變示意圖

港珠澳大橋作為一個複雜的重大人造工程係統,在具有動態性和開放性的決策環境下,隨著工程立項論證與建設的逐漸深入,決策問題更加複雜,決策涉及麵愈加廣泛,大橋決策組織所麵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嚴峻。為了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高效性,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適時進行了力係結構重組和自適應變化來獲取更高的組織效能。從宏觀規劃階段行政力的充分釋放到可行性分析前期的行政力與經濟力的二元作用,再到衝突協調階段中央行政力的進一步加強,到工程建設協調階段行政力優勢的持續與穩定發揮,各個階段決策組織主體力係不斷演變從而強化了決策權力,實現了決策能力與決策問題的合理匹配,保證了各項決策活動有序、有效開展。具體演變分析見下表:

表73港珠澳大橋各決策階段的力係結構演變分析

決策階

段分析

事項國家宏觀規劃階段三地政府協調

決策階段中央政府協調

決策階段工程建設協調

決策階段

決策

問題工程的政治、經濟、社會效益進行宏觀綜合評價工程可行性分析階段關於交通量調查與分析、工程內容及主要技術標準、建設條件、橋位方案選擇、工程建設方案等基本技術方案口岸司法管轄權引發的口岸模式、中華白海豚法律約束下的生態補償問題、投融資模式三地體製的不同等工程現場穩態的決策問題

決策

主體中央政府與三地政府共同開展,委托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具體事務三地政府直接參與,前期工作協調小組進行具體事務決策、協調與管理中央政府與三地政府共同組建專責小組,由專責小組進行協調仲裁由管理局作為序主體負責工程建設工作

決策

權力行政權:中央政府

事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執行權:國家綜合運輸研究所行政權:三地政府及國務院有關部門

事權:前期工作協調小組

執行權: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行政權:專責小組

事權:前期工作協調小組

執行權: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行政權:專責小組

事權: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

執行權:管理局

組織

動力行政力為核心力,法製力進行約束與保障行政力與經濟力的二元作用,經濟力維係契約關係,契約力強化職能安排,法製力進行約束與保障中央政府行政力的強化力係結構保持簡潔、暢通,發揮行政力的優勢

從表中,我們不難得到以下的基本規律:

(1) 在重大工程決策過程中,政府是決策組織的核心主體,通過行政力行使對重大工程重要問題的決策是合法、合理的,作用亦是無法替代的。政府的政治地位、代表性、權威性和整合資源的能力在決策過程中是任何其他社會組織與個人無法相比的,因而在決策組織中,行政力必然是主導的核心力。

政府作為社會公眾的利益代表和投資者,對是否提供、何時提供、提供什麼樣的工程公共產品做出重要的選擇和決定,這是重大工程決策過程中政府的社會責任。而要完成這一責任,政府除了要有做出這一選擇、完成這一責任的權力,即有決策事權外,還要有對重大工程效益、功能、風險、成本的深刻分析與整體評估的能力和水平,即還要具有必要的決策事能。港珠澳大橋決策組織隨著決策問題的變化而適時演變的過程,較好地體現了決策組織的權力、職能、能力與支持等關鍵決策資源要素與需要解決的決策問題複雜性之間的匹配和對接。不同的決策問題,所需要的權力有大有小,需要的能力也不都一樣。因此,為使不出現權力冗餘和權力缺失現象,唯有柔性決策組織及組織中力係的不斷演化並保持與決策問題相適應,才能提高決策質量和決策效率。

(2) 雖然行政力是決策組織的核心力,但行政力又有大小、級別之分,應依據決策問題需要的權力屬性不同而有不同級別的行政力及應對之策。因此,決策時需要明確哪一類決策問題該由哪一級政府進行決策,否則級別高了,會造成權力冗餘,這也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越位;級別低了,做出的決策方案缺乏權威性和可操作性,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權力越位;或者出現擬決策問題與政府級別未能建立恰當對應關係的現象,這就出現了權力盲區或政府缺位。因此,在重大工程決策過程中,決策組織要保證決策不越位、不缺位,按決策事項的權力屬性、重要性、相關性建立分層協調機製,並按各級政府公權力的大小來定位各級政府的責權,發揮好各級政府各自不可缺少並不可替代的作用。

(3) 跨界工程的決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權力衝突,通常依靠高層次的行政力來解決衝突。以港珠澳大橋的法律衝突為例,港珠澳大橋橫跨粵港澳三個“法係”,從而使決策活動受到三地法律、行政法規的約束。有時,在三地政府層次上,行政力無法解決這一衝突,這時必須由中央政府介入以保障法製力的準確執行和決策組織內部力係的平衡。因此,在決策過程中,在法律力的約束下,充分尊重三地屬地法律,並在法律法規的相互界麵上,充分運用行政力的補充性政策與條款來彌補三地法律法規之間的縫隙,起到了很好的實際效果。

7.2重大工程深度不確定決策

Simon(1977)說過,“管理就是決策”。這一論斷的思想對於重大工程管理而言意味著,雖然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內容與形態多種多樣,但管理主體最重要的活動形態為決策活動。

從總體上講,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決策有著層次之分。僅就決策問題而言,大體有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的決策問題大量存在於工程管理的基層,具有常態性與重複性特點。這類決策問題涉及的要素相對較少、要素確定性程度較高、輸入\/輸出關係明晰,所以決策主體基本上可以根據規定的流程與規則完成決策任務。這是一類有章可循和程序化的決策問題,多為結構化決策問題。

第二層次的決策問題多出現在工程管理中層,如重大工程施工標段的劃分,這是一個同時涉及工程進度、質量、風險等多要素且包括多方麵不確定性的決策問題。這類問題涉及要素增多,要素間關聯緊密且不確定性增強。這一類決策問題中的一部分可通過建立結構化模型來處理,而另一部分則要通過演繹、類比、比擬等半結構模型方法來表述,多為半結構化決策問題。

第三層次的決策問題多出現於重大工程管理宏觀層次,這一類決策問題涉及要素更多,要素之間關係複雜,決策目標難以明晰化、不確定性嚴重,充分反映了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的複雜整體性,如工程立項論證、社會經濟效益評估、投融資模式選擇等,多為非結構化的複雜性決策問題。

不難看出,對於上述重大工程管理的三類決策問題,解決第一、第二層次問題相對簡單,方法比較成熟,決策主體一般也具備相應的決策能力。但第三層次的問題,因其複雜性而成為重大工程決策活動的難點與重點,需要對這類決策問題確立新的認知、揭示新的規律、設計新的方法。

7.2.1重大工程決策基本論述

為了重點體現重大工程決策活動的複雜性屬性,從現在起,我們把重大工程管理的上述第三層次決策問題作為研究重點,並簡稱為重大工程決策問題。至於另外的第一、二層次決策問題,因其與一般工程決策問題性質與方法基本一致,因此,不再與第三層次問題混雜在一起。也就是說,本書所謂重大工程決策問題即指重大工程管理中一類複雜性決策問題。

一般地,以下三類實際問題都屬於重大工程管理中典型的複雜性決策問題:

1. 工程建設中的基礎決定性決策問題

這一類決策問題一般對重大工程實體的功能、質量及工程運營具有全局性影響,如工程選址、工程整體方案設計等。這一類問題的複雜性主要體現在:其一,問題涉及工程幾乎所有的要素和工程全過程;其二,決策問題多集中於工程建設初期,此時,解決問題所需信息不完全、主體能力不充分等情況更加突出;其三,決策結果對工程後續施工與運營影響大、敏感性強。

2. 工程建設中的需求創新性決策問題

這一類決策問題常常麵臨難以完全預知的自然環境與技術難題,需要通過創新才能解決,如重大工程關鍵技術選擇與主要施工方案設計等。這一類決策問題的複雜性主要體現在:其一,決策主體普遍缺乏決策需要的完整的知識與能力;其二,決策主體往往需要通過構建創新平台才能實現創新目標,而這本身又會引發一係列新的複雜性決策問題。

3. 工程建設中的發展戰略性決策問題

這一類決策問題的目標具有明顯的宏觀、戰略與全局意義,如重大工程整體功能目標設計等。這一類決策問題的複雜性主要體現在:其一,決策目標具有多層次、多維度與多尺度特征;其二,決策問題與環境的深度不確定有著緊密關聯;其三,決策主體的工程價值觀對決策影響很大。

不論以上哪一種類型的決策問題,最終決策主體都要提出相關的決策方案。根據本書前麵所述,在係統意義上提出一個決策方案就是對一個人造複雜係統的功能譜進行設計(包括其中的湧現功能),這一人造複雜係統既包括重大工程硬係統,也包括重大工程軟係統,前者即形成重大工程的物理功能、關鍵技術,而後者則形成重大工程管理方案。另外,係統功能是在要素關聯及結構基礎上的係統整體行為與係統屬性的表現。因此,主體在提出決策方案的過程中,實際上是通過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結合,在既尊重一般規律又體現主體獨特意圖的基礎上,對上述兩類人造複雜係統的整體行為與屬性進行預設與籌劃。一般情況下,主體預設與籌劃的價值觀都是善的,而且希望將來的工程實體能夠釋放和實現這些預期的善的功能。但因為重大工程自身以及重大工程—環境複合係統的複雜性,這些善的屬性並非都能如期實現,甚至還可能出現主體並未籌劃也不期望出現的惡的功能。這反映了重大工程決策目標設計的複雜性。

這裏有一個複雜性思維的邏輯關係需要搞清楚。任何係統屬性最終都不能脫離實體而存在,而在提出決策方案時,一部分係統屬性是主體在虛體工程層麵上理論化設定的,即在主體假設與理想化條件下預設的,是脫離實體的。但決策方案的功能價值與作用恰恰又必須通過工程實體與管理活動實踐來體現與實現。這表明,重大工程決策方案從設計、形成到實現的過程,是決策主體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相互結合,以及總體上從理論思維到工程思維轉化的過程。而這一轉化本身既體現路徑依賴性,又充滿了不確定與演化特點,這是重大工程決策過程與決策主體行為複雜性的主要體現。

由上可見,重大工程決策活動充滿了多方麵的複雜性。

7.2.2重大工程深度不確定決策

在工程思維層麵,重大工程決策活動有著多樣性的具體內容與形態;而在理論思維層麵,研究重大工程決策又要從決策活動的基本屬性入手。

當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抽象和理解這種屬性。例如,由於重大工程決策目標具有多尺度特征,因此,可以認為重大工程決策是一類多尺度決策;從決策方案形成的迭代式路徑出發,可以認為重大工程決策是一類迭代式決策;等等。

但是,最能體現重大工程決策獨特性的應是以下現象:決策主體需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做出一個在相當長時間內(工程全生命期)都能保證其功能始終穩健的決策方案。而在這個相當長時間內,工程環境因為深度不確定可能會形成各種可能的複雜情景及情景的演化。這樣,決策方案就要具備關於情景的魯棒性的品質。沒有這一品質,決策方案的功能有可能在工程生命期內受損嚴重,這將直接影響到工程決策主體本來的意圖與工程自身價值的體現。

由此可見,由深度不確定性而引起的決策方案關於情景的魯棒性是衡量和評價重大工程決策質量的一個新的、獨特的、根本性的學術觀點,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正是這種深度不確定性,使得:

(1) 重大工程決策活動在許多方麵與環節中出現了更多、更嚴重的數據不精確、信息不完全與情景不明確等現象;

(2) 重大工程決策目標與方案功能譜同時呈現多層次、多維度與多尺度等新的特點;

(3) 情景魯棒性所反映出的重大工程決策方案功能譜對工程全生命期內與環境情景變動的適應性將成為重大工程決策的一種新的客觀屬性,並可成為重大工程決策方案質量的核心度量標準;

(4) 決策主體需要逐步確定和深化對決策深度不確定的認知,才能形成高質量的決策方案,所以,重大工程決策方案隻有在“迭代式”生成過程中才能形成;

(5) 基於上述情況,需要提出針對深度不確定特征的重大工程決策新的研究方法,例如,關於情景生成與預測的方法、關於情景魯棒性的度量與優化技術等。

由此可見,深度不確定性對重大工程決策形成了深刻的、全麵的、根本性的影響,而決策的多尺度、迭代式等特征,都可以基於深度不確定這一特質得到延伸或拓展。因此,可以認為,深度不確定最能體現重大工程決策活動的本質特征,因此,我們認為重大工程決策是一類深度不確定決策

將重大工程決策基本屬性凝煉和抽象為深度不確定性,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一,它揭示了重大工程決策活動與決策問題複雜性的主要根源,這有利於人們從深度不確定性出發,設計解決重大工程決策問題的思路與技術路線。

第二,深度不確定概念與重大工程理論中的情景、多尺度與適應性概念以及複雜性降解、適應性選擇、多尺度管理與迭代式生成基本原理等有著緊密的邏輯關聯。這樣一來,也就把重大工程決策完全置於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的基本概念與原理之中,進一步強化了重大工程管理理論的係統性與邏輯化。

第三,後麵我們會看到,在重大工程管理方法體係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針對如何處置工程管理深度不確定問題的,這樣,也就為如何具體解決重大工程決策問題構建了必要的橋梁。

就理論思維的邏輯性而言,將重大工程決策視為深度不確定決策,有利於進一步對決策要素屬性進行抽象並進行關聯分析與因果分析,從而在決策理論層次上形成更細致的關於重大工程決策的基本原理與科學問題。

當然,深度不確定性是重大工程決策最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屬性。因此,對重大工程決策的全麵認知與分析,還要根據工程思維的實際需要,細微地凝煉和抽象出其他概念與特征,以全麵揭示重大工程決策的複雜整體性。例如,我們前麵提到的決策目標(功能)的多尺度、決策方案形成路徑的迭代式等等,雖然不能認為是重大工程決策的最基本的屬性,但它們也是重大工程決策問題複雜性的某個側麵。因此,在具體分析和解決重大工程決策問題時,它們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們在實際中能夠幫助我們設計決策主體行為準則和構建決策方案技術路徑等。

7.2.3重大工程深度不確定決策基本原理

首先,重大工程深度不確定決策是決策範疇中的一種類型,因此,一般決策的基本原理自然也是它的基本原理。例如,重大工程決策活動同樣由決策主體、決策問題、決策流程、決策目標、決策方案等基本要素構成。特別是,由於任何決策方案都是決策主體關於人造係統功能的設計,因此,係統分析既是決策的基礎,也是決策的輔助技術,自然也是重大工程決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外,就一般程序而言,重大工程決策活動也是以具體的決策問題為導向,確定整體性的決策目標,構造備選的決策方案,通過搜集與分析數據,信息與資料、運用定性定量相結合方法以及計算機模擬仿真技術等,對備選決策方案進行比對、重組與優選,在一定的準則下或者構成決策方案,或者進行上述程序的重新迭代,並最終得到認可的決策方案。

當然,既然是重大工程決策,它必然要體現重大工程管理活動的基本原理,例如,根據複雜性降解原理,在工程目標及功能譜設計的基礎上,一般會把整體性的決策問題適當分解為若幹個相對獨立的子決策問題,並對其分別進行決策,得到各自的決策方案。進一步地,在此基礎上,在適應性選擇與迭代式生成原理的指導下,或者直接形成一個同時與這些子方案兼容的整體方案,或者對部分子決策方案進行調整而形成一個整體性的兼容方案。

下圖是對上述決策過程的示意:

另外,在工程思維與可操作層麵上,完整的重大工程決策活動是由多階段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子決策活動過程組成的,這些子活動過程在決策實踐中同時表現為決策實踐中的實際管理職能(見下圖)。

圖7.15工程決策過程

在上述一般決策基本原理中,我們能夠看出決策過程中存在著一條決策主體的基本行為主線,即主體對解決決策問題所確定的價值準則以及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對數據、信息的處理與轉換。

那麼就這兩個基本點而言,重大工程決策原理是如何體現深度不確定固有的特征並形成有著自身規則性的技術路線與方法的呢?

簡單地講,在工程思維的籌劃與操作層麵,重大工程決策原理要能充分體現出以下三點:

① 有效降解深度不確定而導致的重大工程決策複雜性,提出能夠體現重大工程決策特有質量概念的決策方案形成路徑;

② 設計好能夠適應深度不確定的決策組織平台與功能;

③ 構建與深度不確定決策相匹配的決策方法體係和決策支持體係。

沒有以上這些基於深度不確定性的關於重大工程決策新的認知、組織模式及關鍵技術與方法,就不能認為已經確立了關於重大工程決策特有的基本原理。因為正是在以上各點綜合作用的基礎上,才能形成較為完整的重大工程決策主體行為原則、決策流程與決策方法,也才能形成重大工程決策的基本原理與一般範式。

關於重大工程深度不確定決策基本原理更詳細的解讀將在後麵給予闡述。

7.2.4重大工程決策質量概述

對於重大工程,人們經常談論工程決策水平的高、低,甚至決策是否出現失誤,等等。這些都反映出人們關於工程決策質量的意識。那麼,如何理解重大工程決策質量,如何評價與度量重大工程決策質量,又如何提高重大工程決策質量,等等,這些都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論中決策領域新的重要科學問題。

眾所周知,管理學領域中的質量概念始於製造業,最初是針對所製造的物質型產品而言的,如產品材料的物理性能、產品直接使用功能的耐久性與穩定性等都是人們對於產品質量最直接的感知(BusinessDictionary; ISO9001:2008)。人們最初關於工程質量的認知,基本上也是在這一範疇內,是從人造工程硬係統的物理屬性,如工程是否堅固、是否經得起環境變化等來衡量工程質量的。

隨著人類“製造”實踐內涵的拓展,越來越多的以非物質屬性為主要特征的產品被製造了出來,如人們的重大工程決策活動就“製造”出了決策方案這樣的產品。因為決策方案的功能與作用不再以物質屬性,而是以非物質屬性體現它的存在與價值,即它通過對一個人造複雜係統功能譜的設計而表現出對解決某個決策問題所做出的規定性。至於這一方案是否合理、有效,在工程整個生命期內是否能夠保持穩健,最終是否讓人們滿意以及滿意度的高低,等等,這些實際上就是重大工程決策質量的基本含義。

根據這一思想,不難看出:

(1) 重大工程決策活動的確具有質量屬性,這一屬性主要體現為重大工程決策方案對解決某個具體決策問題提出的規定的合理性、有效性與穩健性。

(2) 重大工程決策活動是一類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相結合的實踐,因此,決策方案必然既體現工程建設與管理的一般規律,又體現決策主體在具體工程籌劃中的意圖與價值偏好。對一個決策方案的質量評價,首先應尊重它對解決決策問題的實際客觀作用和效果,至於決策主體的滿意程度,隻能在尊重這一客觀作用與效果的前提下,兼顧主體的價值意圖。絕不能以主體的客觀偏好淩駕於決策方案所揭示和反映出的客觀規律性之上,這一情況往往是重大工程決策出現問題甚至出現重大失誤的主要原因。

(3) 重大工程決策活動主要是在工程虛體層麵上、在工程實施前期所開展的管理活動。因此,決策方案更多地包含著決策主體對某一決策問題的經驗與認知,它充分反映了決策主體對該決策問題的預設與理想化。而決策方案的可行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都需要在重大工程造物的實際活動中接受實踐的檢驗,因此,即使一個決策方案經迭代式多次逼近才形成,也不能就認為它就是完美的。特別是重大工程決策是一類深度不確定決策,許多深度不確定性隻有在工程建設與管理實踐中才會有最真實的暴露,並且一些新的、人們事先無法預知的深度不確定性也隻有在實踐中才會真實地湧現出來,因此,即使形成了主體很滿意的決策方案,方案也還有可能存在隱性和潛在的問題,需要進行完善與變更。所有這些都告訴我們,對於重大工程決策質量的評價與認定,切記:

實踐是唯一的檢驗標準。

(4) 長期以來,人們常常把工程質量與工程決策質量混為一談,認為工程質量好,就說明工程決策質量高,反之亦然。其實不然。工程決策質量更多的是決策主體在工程虛體層麵上的人造係統功能譜的設計質量,而工程質量則更多的是主體在工程實體層麵上的人造係統的物理質量。前者反映了決策主體主意出得好壞,而後者則反映了根據這一主意東西做得好壞。事實上,既有決策主意好,但建成了一個豆腐渣工程的案例;也有工程決策是錯誤的,倒是建成了一個堅強工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