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沒有什麼具體規定要公開，公開什麼信息？如何公開？這些沒有統一的規範。（C1觀察記錄）
可見，作為行政機構的話，它主要依從國家的意誌與規範從事工作，問責的主體是政府主管部門，而不是相關的捐贈者和公眾。而對於主管部門來說，募集了多少資金解決了什麼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與國家行政機構休戚與共，若沒有慈善總會係統，國家吸納社會捐贈資源就失去了合法性組織實體的支撐，因為誌願性資源不適合以國家政府名義來接收。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有登記管理部門，但其人事權、財務權、決策權相對獨立，募集動員多少資金與組織人力的規模相對應。公益誌願性資源的縮減就意味著要減員或降低人員工資水平，所以它必須以組織的使命和目標為基準來贏得公信力，保障其生存發展。其問責的直接主體是提供資金的個人與組織，主動與他們進行溝通並及時反饋信息是形成組織影響力與公信力的基本。所以，其財務治理與信息公開的主動性較強，其從募集款物至項目的運作評估至最後的結項公示，以至秘書長和組織成員的工資待遇等這類信息均得到了公開。
二、與價值關聯有關的組織專業化
A基金會目前員工為96人，平均年齡36歲。它在人力資源的構成上具有明顯的專業化特點，這可從筆者所訪談工作人員的學曆、專業背景、工作經驗等方麵可以看出，如表42。而且近年該組織人才招聘的崗位要求，增加了需要具備工作經驗和具有對口專業技能的研究生學曆，如社會學、新聞傳播、公共關係、公共管理、經濟管理、醫學、環境保護、農林等專業。另外，A基金會特別注重隊伍建設與組織文化的傳遞，提出了博愛心（Compassion）、事業心（Commitment）、進取心（Competence）、溝通力（Communication）、合作力（Cooperation）、創新力（Creativity）三心三力要求。同時，A基金會也為員工提供參與各類培訓的機會，如青年領袖新紀元培訓計劃、亞—歐跨文化遊學計劃、NGO領導力管理培訓、社會組織資源拓展培訓等。
表42A基金會訪談人員基本情況構成表
訪談對象學曆專業工作經驗目前工作內容
１研究生MBA有海外工作經驗社區發展與環境
２本科英語原為高校教師主持全麵工作
3本科社會工作原在學校團委工作過誌願者工作
4本科營銷曾在某上市公司公關部宣傳拓展
5研究生英語原為高校教師已離開A基金會
6研究生動物科學培訓師草根組織的培訓
7大專行政管理曾在蘇寧有限公司上班兒童發展中心
8本科林業曾是公務員項目管理
9研究生社會學應屆畢業生草根組織的培訓
10本科信息技術曾是銀行信息部主管捐贈者、誌願者
11研究生法學律師捐贈者、誌願者
12本科材料學專業大學生誌願者、項目探訪者
構建一支專業化的隊伍才會有專業性思想與專業化動員技術。從小的方麵來說，其專業化體現在籌款和項目運作等各個環節。對於籌款，A基金會的要求是：
有規劃，有測算，即使能預見出前兩年是虧的，可是也要預見三年後，每年是收回多少，肯定是要計算成本收益的，不能單憑風光熱鬧，是按照邏輯一環扣一環向目標靠攏的。（A觀察記錄）
具體到做項目，A基金會的要求是：
它能保障我們公益項目的專業性、職業化，能提高社會發展的水平，不是一般地發發錢啊，簡單地去做做。需要協調很多力量，而且還是多方的專業性力量，像心理谘詢、改善農業生產的一些基礎設施、改善生態環境、促進人的發展的技能培訓啊。（A訪談記錄）
從大的方麵來說，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根據外界環境的變化與組織發展的需要而適當調整戰略規劃也是專業化的表征。1993年，A基金會董事會做出了將工作重點從華東地區轉向西北、西南部貧困地區綜合發展項目的戰略決定，與國家的西部大開發、八七扶貧工作計劃形成有效結合體。2007年，為應對國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對於A基金會提出的挑戰，A基金會邀請了專業的第三方專業谘詢顧問來做規劃，召開了戰略規劃會議，在項目整合、管理規範化、一體化等方麵做出了分析，並提出對策。而自2008年開始，隨著境外資源的減少，A基金會做出積極拓展國內籌資渠道的轉型。
隨著我國經濟起來之後，你國內的資源不能開發出來，那你就很難了。（A訪談記錄）
為了保障戰略規劃的有效性，2011年8月，A基金會聘請了德國的專門谘詢公司，以封閉式研討和大型考察相結合的方式對未來5年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分析與應對。由於A基金會具備了這種專業的、積極做事的、創新發展的氛圍，所以，盡管公益行業工資待遇相對較低，但還是吸引了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人。這種通過共享價值觀和共創事業的認同來凝聚和規範組織人力資源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價值關聯式”。
同事間都互稱為“老師”，可能因為很多同事都有高校經曆的緣故吧，我們的秘書長也都稱之為“老師”。
但為什麼我（注：某大學的研究生）會在這呢，就像YZ說的，同事之間的關係很融洽；每個人隻要有好的想法，就很有可能被采納和實現，沒有太多的限製，我能做我想做的一些事情，有發展空間。雖然收入少很多，但工作蠻充實的，很開心。你能夠被重視你的創造性，能夠被需要，去發揮，你能有自己的發展空間。有很多領域需要你去做，去努力。而可能在其他的公司，你被指定去做某件事，你必須要按照指定的程序一點點地去做。
A基金會給了我很大的空間，很信任我，讓我們發揮，不管我，知道我不會隨便亂來。人一輩子，很多時候，發現有自己的快樂是很重要的。
三、基於項目籌資的橫向交叉網絡
自2006年起，A基金會作為一個地方性機構年籌資規模超過1億，在籌資關係網絡上形成了成熟的“項目化網絡機製”。
我們每一筆錢都是通過我們策劃項目募集過來的，我們專心地把每個項目做好才能夠籌集更多的錢，然後才能更好地做事。
2010年，我們的境內捐款超過了2000萬，約占當年籌集資金的30%，增長很快；境外資金的籌集相應減少。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外機構（主要是教會）對我們的支持政策也有轉變，我最近才申請的一個項目說要減少80萬，減少的話，做深做好項目會有難度。但是它們也很規範，為什麼要減少，都有相關文件通過郵件發給你。
現在我們機構開始重視國內市場了，2004年成立了宣傳籌資部。每年國內的籌資額都在提升，但這幾年公益慈善發展挺快，青年誌願者組織也特別多。麵對國內的競爭市場，要適應中國籌資的特點，真正幹出實際成績也不容易。
從以上訪談內容中，可以看出，籌款的“項目化”是A基金會誌願性資源動員的重要特征。所謂“項目化”就是根據調研的社會需求，事先定好資金的主要目標人群和事項，然後麵向海內外機構進行宣傳和策劃。海外很多機構會定期對其項目進行實地考察與評估，形成了良好的互動與溝通網絡。A基金會項目運作資金分布於全國31個省、200多個市縣區，每個項目在相應地區都有“項目辦”及其誌願工作者。這些“項目辦”往往依托項目區域設在相應政府部門，如衛生廳（局）、扶貧辦、科協等。
它（注：A基金會項目辦）也是兼職的，可能是統戰部的，民政局的，宗教局的，他們幾個人就湊成了一個項目辦，他們也有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和我們基金會對接，每年報一個項目給我們，我們再去考察評估，他們就是反映一些問題，不是提出項目，然後我們去考察確定需求，我們再做項目。要不然，我們的人員也不可能遍布中西部那麼多地區。（A訪談記錄）
可見，A基金會的項目網絡有效鏈接了捐贈者、捐贈區域與項目區域的政府機構及其誌願者，達到讓公眾廣泛認同A基金會的理念與宗旨，在全國範圍內讓潛在捐贈者知道它在做什麼，在怎麼做。如此，公眾才有動機與意願主動提供捐贈和服務。這種項目籌資網絡機製的建立需要有專業化思想與籌劃，比如對誌願性資源的市場流向有確切的了解，從而決定哪些目標群體最需優先考慮；比如考慮那些目前尚未積極參與或者那些最有可能參與並帶來價值的個人或群體；考慮流失的捐贈者、新的合作夥伴、與當前的捐贈者或誌願者類似的人員、尚未開發或尚未積極開發的某一年齡層等；比如製訂計劃以項目形式分撥資源，通過積極的信息反饋建立與這些重要捐贈者的有力關係網絡。這是一種借鑒市場經濟中的營銷規則和方法的籌資網絡。A基金會這種“項目網絡機製”在更大範圍與區域中的資源動員上有著優勢，從而使資源拓展貫穿組織發展的核心。它不僅帶來了有形的捐贈資金；而且也擴大了組織網絡，向公眾推銷了組織，贏得了社會的認同與支持等潛在資源。
不過，A基金會的這種項目網絡機製也是嵌入在國家體製中的，需要依賴當地政府的支持與協助。2009年，A基金會在政府的倡導與支持下成立了社會組織培育中心，幫助入駐的草根社會組織搭建平台，形成資源對接，也幫助他們以項目形式籌資。這一新型組織機構的成立不僅鏈接了A基金會與政府與草根組織之間的網格化互動，也擴大了各自的影響力，達到了多元互贏。
也不能說和政府是隔絕的，很多事情也是和政府，比如民政局溝通的。社會組織培育中心是由我們A基金會一家發起的，民政局是合作單位。××區××街道提供場地。2009年成立，當時還沒有什麼人，我是借這個契機進來了。很少的錢能看到很高的效率，能讓政府看到好的結果，就是說，我們做這樣的項目是有意義的，並且投入的資源不是很多，能改變政府的一些想法和觀念，促進政府把它們的資源投入到這個領域中去。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目標，這是我們做任何項目，所有的事情也好，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基金會一年隻有１個億多一點點的，J市政府它做一個工程，可以有一百多個億，所以說，我們對於政府來講，相當於是大海裏的一滴水，我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政府的資源是非常大的。我們通過自己實施的這樣一些項目，能夠讓政府看到這種效果，能夠把它們的資源投入進來。（A訪談記錄）
另外，A基金會的“項目辦”也是由當地政府人員構成的，因為單憑組織的人力往往是無法準確了解服務需求並做出全麵的評估與反饋，信息不全不準的服務需求會影響捐資人的捐贈意向。這種情況尤其在A基金會那種純粹的金錢資助項目中比較明顯，如孤兒資助項目。
上次我到河南去探訪，看到了一個孩子確實挺可憐的，我就資助了他，也見麵了啊。後來，反饋給我的信息說這孩子19歲了還在上小學。後來一問，農村上學晚，因為成績不好什麼的，確實在上小學，可是他人並不在學校了，早就打工去了。你說，這做得太不實在了吧。真的，有時候我們去探訪，會有一些想法的。有一個朋友資助了一個孤兒，後又得知其實他父母都在。我感覺A基金會規模大了，跟以前不太一樣了。可能每個機構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可是你不紮紮實實做事，我們資助的人會覺得資助不值。（A捐贈者訪談記錄）
不過，A基金會依賴的政府體製內“項目辦”人員，也並非對公益慈善價值與理念有著一致的認同；而且“項目辦”工作人員會在政府資助與民間資助中進行權衡比較，這有可能形成政府資助對民間資助的“擠出效應”，影響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存在價值與發展價值，從而整體上影響組織的資源動員機會。而且，在與政府的合作交流過程中，政府機構對於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往往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戒備心理；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對於與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合作也具有成本—利益上的權衡，如在A基金會開展的首次公益交流展示會中，A基金會將交流會信息與邀請函發送到了相關民政局和社會組織管理處以及街道，但邀請效果不是很理想。
可以看出，“組織化網絡”與“項目化網絡”間存在差異。“組織化網絡”通常以特定單位與行動者為目標，依賴體製內科層程序進行資源動員，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但也有被動性。“項目化網絡”通常以匿名的捐贈者為目標，以類似市場分析與營銷模式進行資源動員，具有較強的主動性。前者的弊病在於“行政力”介入所產生的“依賴性”和“惰性”；對於後者，筆者認為其如果涉及的項目領域過寬，體現不出核心項目和品牌項目的競爭優勢，也有可能失去潛在的捐贈者。有重點項目才可能打造又“精”又“專”的品牌項目，才能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與品牌資源。
你說沒重點沒主線啊，可是誰要想捐贈都可在這(注：A基金會)找到項目，這也是優勢，民間機構的資金是很大問題，有些資金充足的項目也不能舍棄，像我的這個每年項目資金有4000萬，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更好維持組織的發展。（A訪談記錄）
這是民間機構資源動員所麵臨的主要矛盾，沒有充足的資金保障就難以維持機構的運轉。而且這兩類不同的籌資網絡間目前互動與合作不多。其實，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若像扶貧基金會一樣，開始逐步向市場導向轉型，那麼，我國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與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將會得到很好的互補融合。
四、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治理參與戰略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是我們反複強調的，但一個在改革中和發展中的國家與社會，肯定也會有矛盾，有陣痛，有不公平。此時，青年誌願者組織作為社會治理主體之一，就發揮著維護社會發展與和諧穩定的調節功能，發揮著維護社會公平與社會福利提供的補償功能。在A基金會二十五周年的紀念冊中，其成績單是這樣寫的：
迄今為止，A基金會共籌集到各類項目捐贈資金約合15億元人民幣，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多個縣、區，開展了社區發展與環境保護、公共衛生與艾滋病防治、災害管理、助學助孤、社會福利、教會與社會服務、教育與國際交流以及社會組織能力建設等項目，為上千萬群眾提供了有益的幫助。A基金會的許多項目區也因此成為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驗基地。
QZH在訪談中多次表明：
應該多說些項目的結果，著眼點是在一定的參與程度上，讓老百姓受益，以人的發展為中心，而不是簡單的發錢。
A基金會的社會服務側重於服務對象的能力發展和社會整體的發展，這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邏輯。可持續發展從理論上來看，是以公平為核心的、兼顧經濟、社會、環境友好發展的理念。可持續性發展從實踐操作上來看，是指通過共同參與來緩解社會問題症狀，同時注重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並且進行長期的耐心投入；或根據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和不同社會問題的性質來更新與製訂戰略方向，而不是簡單的即時性地捐贈資金或直接提供服務。從1993年開始，A基金會農村發展項目的主要方向由單一項目轉為綜合發展項目。因為A基金會認識到，造成貧困的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綜合發展項目不是單個項目的隨意組合或簡單拚盤，關鍵在於加強綜合發展項目的內在有機聯係和各項目間的相互促進作用。因此，A基金會特別注重受助對象本身的參與，從而在中西部地區扶貧開發項目工作中率先形成了群眾參與、專家參與和地方政府參與的“三個參與”模式，並提出了“三個一點”原則（A基金會資助一點，地方政府配套一點，受益群眾主要以義務投工投勞等形式自籌一點）和“三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並重的目標。“三個參與”和“三個一點”並不是經濟上的權宜之計，主要是為了減少當地群眾的依賴性，增強群眾的自立性，最終使項目區群眾實現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下麵是訪談中了解到的一個案例：
我負責社區綜合發展項目，中緬邊境就有一個村子，我們進入之前，被公認是最窮最亂的村子。後來，我們介入後通過提供種子資金，把他們集中起來團結起來做一件事，種甘蔗，收入後的錢不用來分配，而是去幫助村裏更窮的人，而且還組織了籃球比賽、歌舞活動，當沒有球服時，一隊就赤膊上陣，另一隊穿衣服上陣以作區分。這些事情真正把他們凝聚起來團結起來了。你現在到村民家去，他要是不在家，肯定是去別家幫忙蓋房啊之類。
A基金會的戰略式公益慈善提升了人的自我發展能力。以汶川災後重建為例，政府通過資金的直接救濟恩惠卻成為災民們不滿、衝突的根源，出現了“麻將越打越大”“等靠要”的福利依賴。為什麼會有福利依賴？因為受助者自己沒有感到自己的責任，以旁觀者的姿態生活在理應接受救助的角色中，並把這歸咎於政府，而不是通過自我改變來走出這個角色。
趙榮.從政府公益到社會化公益:巨災後看到的公民社會發育邏輯[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7578.
我國的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障體係本身是針對當下現實的問題而設計的，在對貧困和貧困者的理解方麵，長期以來一直以“絕對標準”去界定城鄉貧困，將貧困等同於無法解決溫飽問題，所以社會救助和其他反貧困行動的目標主要是“解決溫飽問題”。
關信平.朝向更加積極的社會救助製度——論新形勢下我國社會救助製度的改革方向[J].中國行政管理,2014(7):1620.
相對來說，將目標定位於關注和改善貧困者自身原因的反貧困行動較少，如貧困者的懶惰、依賴、不負責任、不願就業等，而關注人本身的發展則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很多人，什麼事都不做，隻打麻將而且還要打大的。他們都抱著一種觀念：國家的貸款我們是不會給國家還的，要房子由你國家把它拆了就行了，要錢沒有。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多。在我們這裏尤其××大隊那一帶這類的人有很多。現在有的地方形成了好吃懶做的風氣。
這些人不自覺，人家給你建房你連忙都不幫一下，自己還在那裏打麻將。還有跑到外地打麻將的……當時在那段時間裏政府下令不許打麻將……（汶川誌願者訪談記錄）。
有時給錢是個好方法，但從長遠來看，這不是一個很好方法，實際上作為公益機構就是要研究如何把項目做好，怎麼讓更多的人受益，在同樣的資源下或者說以解決它長期受益的根本問題，而不是你給錢你激動一下。那今天給了明天還給不給，每年每人1000塊錢，今年用完了，你明年再給嗎？沒完沒了嗎？永遠得給下去啊，救災是有點特殊性。但我們也不讚成直接發現金，那比如說蓋房子，就需要資金購買材料，你給他錢去購買材料這也是說得過去的，那很清楚，他房子損壞了。那旱災年當然是糧食少打了，給他個糧食補貼，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們更多的考慮還是要發展，關鍵是如果說你培養他們的能力，授人以漁，甚至養魚，賣魚，形成一條龍，那就不需要你再去幫助他們了，而他們還能幫助更多的人，所以我們一般現在講公益項目或者慈善項目，更多的講是發展項目，所以我們稱我們機構是社會發展機構。（A訪談記錄）
事實上，汶川災後重建資金的60％來自國家各級慈善組織與誌願者組織，但慈善會係統主要是接收捐贈資金，較少有資金支配權，這是慈善總會機構作為行政單位的重要依據。但社會發展水平不僅僅是用看得見的數字指標來衡量的過程，單純給錢不是長期之法。因為任何問題與矛盾總是涉及人的心理與精神方麵、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協調，所以誌願者組織更應該促進群眾的參與、共享成果，以及在人的精神關懷上去進行開拓。這是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與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在服務績效標準上的重要區別。
第四節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公信力
關於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研究大多從高校學生工作管理的角度對其做出探討，認為學生組織具有促進學生個體的個性化與社會化的成長功能；是實現德育的重要載體；也具有價值引導、社會溝通和機構管理等社會功能。
孫興洋.論高等教育個體發展功能的生成——以解構大學生社團本質為例[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7(7):5960.
王占軍.高校學生社團運作及功能研究述評[J]江蘇高教,2006(5):112115.
但已有研究分析大多是一種相對總體化的自上而下的邏輯推演與描述，缺乏實證支持與分類研究。而與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直接相關的研究文獻更少，研究焦點主要集中於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第三部門特征或者公民道德實踐功能，認為其是培育和發展公民社會的重要力量。
劉朝陽.高校學生組織的第三部門特征及其潛在功能[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6):114116.
劉爭先.高校公益社團公民道德實踐的社會功能探討基於華中師範大學聖兵愛心社的個案[J].青年探索,2010(2):5357.
有關研究也探討了學生公益性組織運作尤其是生存發展中的資源動員過程；
王占軍.高校公益性學生組織的組織資源動員——關於北京師範大學“農民之子”的案例研究[J].複旦教育論壇,2008(1):2629.
另外也有研究者對大學生公益創業及其教育體係的構建進行探討。
唐亞陽等.高校公益創業教育：概念、現實意義與體係構建[J].大學教育科學,2011(5):4953.
這些零星的研究多是一種宏觀的理論分析，對於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如何實現資源動員，促進組織功能實現較少探討，也未對新時期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創新實踐和所麵臨的困境進行探討，而這是國家、社會、高校等係統能對其進行有力扶持和有效管理的基本依據。隻有深入分析與探討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機製與功能實現途徑，才能有針對性地對其進行管理、引導並支持好這些學生組織，以充分發揮它們在學生成長、校園文化建設及社會服務中的功能，本書中選擇的I1、I2、I3、I4四個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基本情況參見表43。
表43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個案的基本情況
個案與高校體製
的關係以該組織是不是校級組織或在社團聯合會登記為標準。一般來說，校級組織較為正式，能得到高校團委與相關管理工作部門的大力支持，如青年誌願者協會；而自發成立的學生組織歸屬校社團聯合會登記與管理，自治性強，有的學生組織不去登記同樣也在校園內很有影響力，如I1、I4青年誌願者組織等。而I3是由原有的濟困助學小組漸漸發展成校級組織的。成立
時間組織目標成員規模服務範圍與對象
I1（草根）
未注冊2005年倡導和促進中國社會的公平與健康發展，培育大學生的公益精神和社會服務能力約100人鄉村小學，城市弱勢群體
I2在社團聯合
會注冊2010年從助盲入手，喚起大學生對弱勢群體的關懷約50人盲校孩子們及其他弱勢群體
I3在校注冊1994年濟困助學約120人資助邊遠山區的貧困高中生
I4（草根）
未注冊2009年紮根工人，服務工人，促進工人與學生的溝通與了解約15人城市建築工人
一、組織的能力表現
（一） 組織外部資源動員路徑
資源是組織運作的首要因素和關鍵因素。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是學生自發成立的，不是依賴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力的結果，因而其所能獲得的體製內資源相當有限。
我們沒注冊，要注冊的話，我們也希望能獲得什麼資源，但很多時候學校機構也提供不了資金，設備也提供不了。所以，我們還沒考慮去注冊。（I4訪談記錄）
沒錢，主要靠自己去籌吧，學生公益就是這樣，籌起來難，花起來容易。像找企業讚助啊，都要有非常好的策劃，他也要回報，而這種回報又是很難看出什麼效果的。所以也很難，他也不會長期穩定地說，每年在這個活動上資助你多少，都是臨時的。有時，也靠義賣來積點錢。（I1訪談記錄）
雖然I3因為獲得了中央電視台、新華日報、文彙報等多家媒體報道，以及學校領導還獲邀至中央電視台錄製談話節目，使學校的影響力得到提升，從而被校團委認定為校級組織，獲得了與學生會等學生組織同等的校內資源，如場所、設備等，但也並沒有專門的資金支持，所以，它還是主要麵向社會來進行資源拓展，依靠自己的勞動力量如回收舊物、義賣、和校外社會組織的合作來獲得資源，而並不完全依賴高校相關行政管理部門，見表44。
從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拓展方式來看，資源主要來源於組織的主動籌劃，通過與社會其他組織機構如社會組織、企業、商家等進行溝通合作來獲得資源，或通過自身的勞動付出來獲取一定的資源保障，而不是向高校管理機構尋求支持。
放映機是別人捐的，就是有一個公益組織吧，我們主動跟它聯係的，當時也想和A聯係，它當時也對我們比較感興趣，我們交了材料給他們，然後就沒有回音了；還有一個組織，就是我們學長創辦的一個組織，叫土豆玉米公益基金什麼的，說也給我們提供幫助，但也沒有回音；我們就自己想辦法了，不能光等著人家來找，寫了份策劃申請給那個組織，那個組織覺得我們挺好的，然後就捐給了我們一台。那個組織叫什麼組織這個不能說，那個組織挺好的。(I4訪談記錄)
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通過與社會性組織的積極互動，來展現組織的個性化服務，這是組織成員學會生存、學會認知、學會交往的社會化過程，這也是諸多文獻所強調的學生誌願者組織的育人效果。
表44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方式
個案來源1來源2來源3來源4
I1與A基金會合作的項目資金回收軍服義賣成員分攤
I2與A基金會合作的項目資金和公益企業合作的義賣該誌願者組織通過學姐的關係，和上海一家製作明信片殘疾人企業聯係，拿了一批貨在南京仙林大學城擺攤義賣，籌資收入有近八千；後來將其以“優愛”教科書製作專項資金形式捐贈給了J市盲人學校。學校周邊小商家的讚助
I3經營報紙、文具等產品獲得收入尋求合作單位如“中國移動”、《東方早報》、房地產冠名的讚助回收飲料瓶、舊書義賣
I4和社會公益組織合作的項目資金如放映機的捐贈參加公益大賽的獎金回收舊衣物義賣教育谘詢及高校本身在場所、設備資金上的支持
（二） 組織內部資源動員方式
對於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來說，激勵組織運轉並不僅僅是學生組織每年的先進個人評選和綜合測評加分等可以量化的標準，尤其對於那些未注冊的草根性組織來說，其組織激勵首先源於一種情感價值黏合機製，而不是規範服從機製。
我們有一種理想主義教育在裏麵，想影響大家的價值觀，可以引導他們去思考，因為我們交給他的，我們傳遞給他們的東西，是他以前的生活經驗裏麵沒有的，他沒有這方麵的體驗，電視上也沒有告訴他，他周圍的人也沒有告訴他，就是這些東西。（I4訪談記錄）
我們是一個大家庭，周圍的人都在那樣做，自己情不自禁把道德層麵提高了，同化了，堅持下來了，而且我們讓每個人感受到自己的價值，然後告訴我們自己這是人生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I1訪談記錄）
但它與社會領域中以生產和激發崇高道德價值的誌願者組織不同的是，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因為並不完全依賴資金來運作，更多的依賴人力資源來運作，投入的是自己的時間、知識、技能、創意等，通過參與這一實踐過程，組織成員更多地張揚了自我價值。
這真的是場不得不奔赴的偉大盛宴，而這與偉大無關（支教生涯）。
可能主要是一種情感在支撐我吧，每當我看到那些學生，看到他們那麼苦的學習條件，我就覺得當一個老師，教他們學點東西，很有意義。
公益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吧。(I1訪談記錄)
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講的更多的是你能收獲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是無形的。能力也好，朋友也好，情感也好。這些東西遠遠比那些獎狀來得有價值得多。而且你這個時間也能充分利用。(I4訪談記錄)
同時，組織本身的影響力也是對組織成員的一種激勵。對於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來說，老師的參與、明星的支持及其他組織的關注對其組織的發展形成了重要的動力來源，這代表著認可與認同，從而激勵組織不斷創新，獲得新的發展力量。
這些年來支教活動很成功，也很有影響，所以我們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社團。
每次支教活動，報名都有七八百人，我們要進行幾輪麵試的，然後也要進行兩到三次的培訓，我們會去請教科院的一些老師來上課，他們都願意來的，義務的。(I1訪談記錄)
我們把貧困鄉村小學的孩子在國慶節期間接到J市來玩了幾天，是和別的大學合作的，我們拉到了一個大讚助，當時斯琴高娃在J市嘛，她剛好又是某個公益組織的愛心形象大使，所以聯係上她了，她還到招待所看望了我們帶來的小朋友。(I2訪談記錄)
盡管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在資源獲取、組織架構等方麵對社會具有很強的模仿性與主動嵌入性。但它並不存在社會正式組織中的科層性或者市場化中的利益關係，而主要是充分以組織共享的價值觀、傳統和信念來規範組織的發展，實現組織目標。
I4每周以讀書會的形式來傳導組織文化。
我們有專門的主持人會策劃讀書會，我們不是一般的公益組織，我們要讓大家特別是核心成員認識到，助人自助的責任感，還有方法等，並且能提出促進社會進步的想法。
I1定期有總結會、茶話會這樣的組織活動，以促進團隊成員之間的溝通，達到相互信任；I3每年都有自己的公益晚會；I2則將其組織輕鬆界定為：
我們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為公益做點事，這也是一種玩。我當時就是因為這個（社團）名字挺好聽的才加入的。
與自上而下的縱向科層製相比，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以對話為主要溝通機製，並根據個性能力來均勻分配組織權力和成員義務，突出組織成員間所產生的積極社會關係如友好、平等等，形成了以合作、互信、平等的組織文化。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負責人每年的“公選”很能體現這種民主平等文化機製。
學生會組織內部那種關係很明顯的，開會，誰坐哪，誰先發言怎麼怎麼的，邀請誰什麼的，有先後的。我們不一樣，我們是一個FAMILY，大家關係非常好。(I1訪談記錄)
“公選”就是會員大會投票嘛，可以自己把自己當作候選人，講講在組織裏的表現，讓大家一起來考核你啊。因為經過一年的活動，大家都知道誰是比較負責的，有點能力的。一般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異議。(I3訪談記錄)
二、組織的績效表現
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通常沒有固定的活動場所，每年需要換屆並招新，這一特點決定了其隻能以活動項目策劃作為組織發展與整合的基本取向。
做活動是根本，沒有活動就沒有活躍性，影響力，組織就是散的。要不斷打開活動領域，這樣會有好的項目，才能吸引人。（I3訪談記錄）
“做活動”是對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成員的能力、個性培育的基本著力點。正是在“做活動”的過程中激發了組織成員對組織價值的認同與自我的認同，構成了一種在“創造開辟各類活動過程中獲得前行動力”的反身性激勵。
郭於華，等.事業共同體——第三部門激勵機製個案探索[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54.
從以下四個個案的活動結構來看，各類型活動在所有材料來源中覆蓋的百分比參見表45。
表45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組織活動結構表
主題概念鄉村教育義賣活動精神關懷其他
在訪談材料
來源中覆蓋的
百分比39%32%25%4%
主要節點支教活動；
青少年讀物捐贈活動;
鄉村小學圖書室活動；
與貧困山區學生結對交友活動；
鄉村學生的城市體驗活動；
以經營產品活動的創收收入來資助貧困山區學子等幫助社會企業義賣產品；
回收舊貨義賣；
自製產品義賣；
聯合其他社會組織活動義賣等有聲雜誌——盲校廣播站：
為工地工人放電影並定期為其組織文藝演出；
為農民工子弟學校學生進行課外輔導工作等
老年服務；
公益促銷等
第一個主題概念——“鄉村教育”在所有材料節點中覆蓋的百分比最高，這與我國曆年來的扶貧政策及每年高校團委的“三下鄉”活動傳統是相連的。
南大不是在寧夏有支教團嗎，主要是大四的同學，他們就提出了那邊的學生需要些課外讀物之類，所以我們在盲童之外還做圖書室項目，也是因為和A基金會有了經常聯係，認識到了‘愛心之旅’的人，其中有個人就是小學老師，通過他就和那所小學聯係上了，就在他們的五六年級中開展捐書，然後我們負責整理送給對方。（I1訪談記錄）
第二個主題概念——“義賣活動”是與組織的生存發展聯係在一起。盡管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很多時候自己掏錢承擔交通費或者餐費，但開展任一活動除了必要的人力，總要支出一定的費用。
有時也向學校有些部門申請經費的，但很難成功；有時能申請到，但希望我們積極為學校出報道，為學校展現形象。
很多時候主要是自己想辦法，回收舊衣舊書進行義賣得點錢，還有最近我們回收軍服入了幾百塊，回收軍服也是有同學得知有廠家需要，把信息告訴了我們，然後我們聯合做的，就是幾塊錢一套地回收，然後賣給廠家。（I1訪談記錄）
義賣是高校校園內公益性活動最為頻繁的一種類型，也是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主要資源拓展方式，但這類資源通常也很少，因而不可能像社會誌願者組織一樣，可以點對點的將資金捐給他人。所以，與我國慈善總會及紅十字會等準官方公益機構不同的是，大學生不是籌錢來資助誰，看得見錢捐給誰了，而是更願意將錢花在一個活動上，在服務對象的心理、精神關懷方麵去開拓，這是學有專長的大學生們所擅長的。
第三個主題概念——“精神關懷”。在這一主題概念下的節點信息反映的也是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常規化活動品牌。I1從最開始的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意識逐步轉向以支教助學作為核心活動；I4以給附近工地工人放電影、組織演出的方式豐富工人精神生活作為核心活動；I2以主創盲校廣播站為核心活動；而I3以經營相關產品的收入來進行直接捐助，與社會思潮中的“公益創業”聯係在一起。
所以，從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最終實現的社會價值來看，這一價值成果具有無形的、不可量化的、卻又是涉及心理與文化的特點。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給其服務對象帶來的不是可見的金錢，而是一種認知、學習能力或者說主體性。
我們其實真正想做的是，能從根本上給那些困難的群體提供幫助，希望他們自己的主體性可以出來，自己有能力，能自立，（這樣他們）就不需要外邊的人來幫助，我們這些人社會工作者都是沒有用的了。
反過來，積極參加誌願者活動的成員自我價值在活動過程中得到了錘煉、定位，並有可能使其職業規劃得到明確。I1最初的負責人即成了A基金會的成員，而現在的負責人則這樣表達：
我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內斂的人，可是當組織這麼大的活動時，你根本不可能這樣，有時也有支撐不下去的時候，懷疑自己能不能做下去，很痛苦，因為不停地有問題要解決，不過都熬過來了。
I4負責人明確表示：
我以後可能會進社區工作，也可能天天和大媽大爺打交道，我隻希望我的社會工作專業技能好好用起來。
對於成人來說，這種自我教育自我成長自我價值展現的過程並非是一定需要的，而對於處於為未來生活與事業做準備的大學生來說，其負載的價值是不可多得、不可見、不可量化的。
三、組織運作中的管理支持
從已有文獻來看，對於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研究多為對一種價值假設的邏輯推演，偏重於從管理的角度探討其對校園文化建設、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功能。盡管從邏輯上來看，這種功能需求與維護是必要的，高校對此應大力支持。但高校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管理與服務大多是缺位的，普遍存在“口頭和思想上重視，而人力、物力投入不足，評估激勵不足”問題，
李毅昂.社會轉型期高校學生社團的變革和發展[J].改革與戰略,2005(5):60.
沒有為維護、宣揚、擴大這種功能而提供足夠製度化支持。在本研究分析探討的四個個案組織中，I4因為被學校樹為社團典型並獲得了社會媒體的報道，從而獲得了學校有關支持。但從深層意義上看，I1也存在組織在獲得校外資源受到學校限製的情況下，轉而與學校積極溝通爭取資源的艱難過程，組織負責人甚至幾次等在校長開會的會議室門口以期能解決賣報場所問題。而其他三個個案基本上是在高校體製外運作。
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是一個亞層自治性組織，即它往往以其他組織為其生存基礎。
石國亮.高校學生組織研究的幾個前提性問題[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7(12):6265.
高校團委是其管理登記的主管部門，但其往往不以這類行政化組織機構為生存基礎，而是將其生存發展的空間從校內廣泛延伸到了校外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也就是說，高校團委等相關管理機構對於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支持與激勵是有限的，對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沒有向心力，至多是提供一種組織的合法化身份，以便於進行校外活動。
做校外活動不需要學校審批報告的，是很自由的，學校不管的，做校內活動才需要，比如場地申請、借用器材之類。
和支教地區的教育部門、學校聯係啊、安全協議、交通什麼的都是我們自己來做，不過，院裏幫我們誌願者買了保險，其他的沒有什麼支持了，沒錢就是我們大家自己掏錢分攤。可是，等到要總結時，學院也會來找我們，肯定我們的。
我們是注冊了的，也沒什麼管理，也就是每幾個月做個總結，發給社團聯合會信箱的。也沒什麼獎勵機製，每年會有社團評比，比如優秀社團之類，像我們就是優秀新興社團，主要是看社團做了哪些事，效果怎麼樣，影響怎麼樣，就是一種榮譽。（I4訪談記錄）
從以上訪談資料來看，高校對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管理主要屬於一種“文本管理”，“文本”是指高校製定的學生組織管理辦法等其他管理製度，對社團的成立、注冊、撤銷、獎懲、監督管理做出規定。而所有實際性的管理執行行為均由社團聯合會這一非群眾性學生組織負責，高校團委不直接介入社團活動的指導與交流。這一“文本管理”模式突出了製度化效率，但割裂了學生組織與學校機構及管理者之間的交流機會與親和性，以及相關信息資源的共享性等。所以，很多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不願申請注冊，一是因為其服務對象並非限於校內，而是主要麵向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社會接觸麵廣，校內活動很少；二是注冊也不能給組織帶來實質性幫助。
但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極易因資金、信息溝通等方麵的不足而自生自滅，所以組織生存發展的基礎如資金、信息等需要從校外組織場域中獲得。訪談資料表明，各個高校間對學生組織功能的激發與管理是有差異的，而且也正在發生變化。比如，南京財經大學對學生社團組織進行星級管理，每年給予800—1500元的經費支持，並通過在寧高校大學生誌願服務活動創意大賽的形式來激發了大學生參與誌願服務、追求公益目標的精神，提升了南京財經大學在大學生公益服務方麵的知名度。
第五節監督懲處約束機製下的公信力
青年誌願者組織與企業不一樣，因其操作與使用的資金資源具有準公共物品性質，是一個“公共責任的多麵體”，
王俊,駱威.公共責任的多麵體——大學基金會的複合性公共責任的困境及其改善[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7(4):6173.
因而其運作與服務具有天然的道德承諾性與效率承諾性，承諾兌現與否就構成監督懲處的核心問題。從組織內外環境來說，監督懲處機製可分為組織內部的自律自罰和外界主體的他律他罰。從外部相關利益者來說，青年誌願者組織具有的承諾體現為四種公共責任：
一是，財務責任，即資金的正當利用。確保資金運用在確定的領域，資金支出要遵守適當的規則。
二是，過程責任：積極作為以確保職責的履行；行動過程中嚴格遵守既定的規則和工作程序。
三是，項目責任：它關注的焦點是組織的“工作質量”，又稱為效益責任。
四是，優先項設置方麵的責任：這一維度關注組織所提供服務的“相關性或適當性”。
Leat D.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Theory and Practice[C].\/\/Anheier H.K.Seibel W.: The Third Sect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A].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90: 36.
具體來說，它要求服務設計中的“顧客取向”——科學測定顧客的需求並有針對性地滿足顧客的需求。財務責任與過程責任是遵守規則和避免不當行為的低層次責任。而項目責任與優先權設置方麵的責任是強調項目效果,強調服務與需求銜接的高層次責任。從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目前監督懲處管理現狀來看，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監督與懲處處於財務責任與過程責任兩個層麵。且監督多由新媒體中的輿論引發並擴大。在監督與懲處機製上製度化供給不足，監督機製相對形式化，而懲處機製相對缺位。
從組織內部自律角度來看，C1慈善總會和C2慈善總會通常每年會有一次理事會通報上年工作情況和下年的工作計劃，理事會上作為總會會長的省市領導將出席並講話，這構成一種政府的監督。另外，在社會監督機製上，C1慈善總會設立了行風監督員機製，每年通過座談會的形式進行互動交流。A基金會盡管在財務透明化管理方麵很及時很全麵，便於社會監督，但在組織內部管理機構上並沒有設監事會，其主動的監督性工作是“向民政部門和政協作一些工作彙報之類”。
從外部監督機製來說，國家與社會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目前的監督多為財務監督與過程監督，屬於低層次的監督。監督主體主要為政府與媒體。政府方麵主要是通過民政部門實行“登記管理機關”(即各級民政部門)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審核、雙重負責、雙重監管的原則。青年誌願者組織每年將財務情況通過年檢上報，並接受審計機關的審計監督，這是一種事後監督。登記管理機關每年年初依法對基金會進行年度檢查，包括上一年的收入支出、業務活動、重大公益項目、內部治理等方麵的情況,若發現違法行為，依法給予行政處罰。這對當年青年誌願者組織的運行過程監督是缺位的。從法律與政策規製方麵來看，我國關於青年誌願者組織的人事、財務等方麵並沒有係統的規範。不過，從慈善組織的層麵來看，2016年我國的《慈善法》對慈善組織的信息公開有專門的規定，《慈善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慈善組織、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應當依法履行信息公開義務。信息公開應當真實、完整、及時；第七十二條規定慈善組織應當向社會公開組織章程和決策、執行、監督機構成員信息以及國務院民政部門要求公開的其他信息。上述信息有重大變更的，慈善組織應當及時向社會公開。慈善組織應當每年向社會公開其年度工作報告和財務會計報告。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的財務會計報告須經審計；第七十四條規定慈善組織開展定向募捐的，應當及時向捐贈人告知募捐情況、募得款物的管理使用情況等。不過，《慈善法》中對於由什麼主體對慈善組織達成這些指標的情況進行評估沒有充分明確，對於不公布以上所列信息的組織有何懲處沒有明確。
媒體監督主要表現為公眾借用媒體平台對捐贈者以及慈善腐敗行為“問責”。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青年誌願者組織的一言一行均置於隨時隨地的社會監督視線中。如“高調慈善事件”借助新媒體平台幾何級地擴大了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公信力危機，且大多由新媒體中的個人注冊信息所引發。這種監督的結果是有效的，它促使青年誌願者組織無論是在日常管理與運行中，還是在資源動員手段的合法性上,均要更為嚴謹地遵守行業規範與要求。但它是種偶發機製，在整個國家層麵並沒有建設起預防性的製度化的監督管理平台，也因而更容易擴大公眾對整個誌願服務事業發展的不信任。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英國的慈善管理委員會是一個對非營利組織實行綜合管理的組織，不隸屬於任何部委,也獨立於任何黨派和政治權力而存在，向法院而不是政府部門負責。它的監管職責主要通過四個層次來實現：第一個層次是普遍性的行為監管，即對組織可能涉及的各種受到一般監管行為的監管。第二個層次是基於法律形式的規範，
例如誌願者組織若登記為有限公司，則需受《公司法》規製。
第三個層次是慈善委員會對公益慈善組織的規製。第四個層次是理事團對公益慈善組織的規製，即自律監管，也是最基本的監管層次，
例如所有年收入在1000英鎊以上的誌願者組織需在慈善管理委員會登記並接受委員會的監管規製。
馮英.外國的慈善組織[M].中國社會出版社,2007:3132.
美國政府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監管主要以稅法為主，對符合稅法規定的青年誌願者組織才給予免稅。但要達到這一要求，組織監管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是否完備；怎樣處理員工舉報的不正當行為；聘任主要領導人的方法和過程是否全麵公開；是否有向監管委員會成員支付勞務報酬等細節都需要彙報填寫，並讓社會公眾可查。在政府的監管之外，美國還有很多獨立的評級機構能起到監督作用。美國“慈善導航（Charity Navigator）”網站是專門給公益慈善組織評定等級的網站，組織本身也是一家靠社會捐助建立的非營利機構，此機構每年刊登全美5500家以上最大的公益慈善機構的調查報告，內容包項目支出、行政支出、籌款支出、籌款效率、籌款增長、項目支出增長和營運資金比例等，根據各類指標的評價得分評定公益慈善組織的星級，兩顆星以下，則表示組織運營情況不良，所謂不良包括籌款回扣率排行、財務危機排行、贈款囤積花不出去排行等情況。有了一目了然的公益慈善機構財務與項目運作情況信息，社會捐贈者在選擇捐贈機構時就有了評判標準或者依據，這一評判是在信息較充分較確定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這即是公信力形成過程，是一種有約束機製的信任。這種約束體現為信息的主動公開、組織的評級、組織行為的管理處罰等方麵。所以，信任始終是在有條件的、有約束的、有疑慮的製約下進行的。
翟學偉.信任的本質及其文化[J].社會,2014,34(1):126.
在2011年H省進行的社會組織評估與公信力建設的工作中，首批獲得5A等級的有6家，A基金會是其中一家。雖然這是一個主要由政府進行評估定級的過程，但也大大激勵了青年誌願者組織謀求更規範更持續的發展。
組織的評估定級還是看機構的專業能力的，我們做的項目主要是長線項目，是一年一年持續下來的，所以有品牌有特色，我們能獲得5A。（A訪談記錄）
如果約束機製交給社會又怎樣去做呢？在訪談中，A基金會的QZH提出了一個“組織自律—行業自律—行業互律—國家法規約束”這樣一個逐步深入的社會監督程序，從而形成“自然的淘汰機製”。
你像在一些發達國家，它們都有社會的民間的評級機構認證機構。它每年啊都會更新。它的研究報告會給機構一個新的等級。然後，它會排出來，人家捐款人呢就是看它相信哪一個民間的評估機構，認證機構，因為這個也要競爭啊，也是一個市場……這個認證呢也是這樣，越有資信的老百姓它就會去看，越相信。一查，哦，這是某某認證機構，好，我就找這個，這家有公信力。然後呢，它就找它們發的公告，在公告上一看，A基金會是第一家，或者扶貧基金會是第一家，或者哪家好，這個肯定誠信是沒問題……這樣子的話，你整個的一個業態啊，它就健康了協調了相互之間的自律，自己內部的自律，行業內部自己的自律，他律就是機構與機構之間的監督，另外行業內機構可以監督你，這也是很好的一個辦法，當然最後還不行那就是政府動用法律，就是你要觸到法律底線了，政府就根據法律來處罰你。這樣呢，看不出行政管理的“政府的手”，而是看不見的市場的一個淘汰機製。或者是一個淨化器。做得不好就淘汰掉。那如果發展公報當中，你老是最後，那人家肯定不捐錢給你啊，那你就沒得戲了。那你要麼做好，要麼你就死掉。它是通過市場這看不見的手進行了管理。那它也有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要出麵了。那就是法製了，不行就是取消登記。或者你領導人本身卷入這些醜聞當中，那就是終生限定你不能從事這個工作，或者這個機構的領導你幾年內不能做。這不就好了，行政力量是一部分，完全依靠也不行，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國家需要解決的問題。（A訪談記錄）
QZH所推崇的是一種“以市場自然淘汰機製為主，以國家行政強製懲處為輔”的治理模式。但我國公益誌願事業處於起步階段，青年誌願者組織監督管理的市場機製和國家機製主要還隻是一種理想構思。無論是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還是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自律監督規範均相對不足，監督管理基本上是一種事件應對式和事後補救型。如果沒有統一的監督懲處平台與法律規範建設，公信力重建的道路將更長。不過，有些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雖沒有統一的監管委員會機製，但因其資源動員的合法性主要來源於公信力，所以自律意識相對較強。2006年1月，A基金會和其他機構聯合發起了“中國公益性非營利組織自律行動”，並委托NPO信息谘詢中心作為自律行動的執行機構，後製定了《中國公益性非營利組織自律行動準則》並發布。其中規定NPO資金使用應當符合非營利組織的使命和目標；應當接受獨立的審計機構的審計；應當每年公布經審計的年度財務會計報告，接受社會監督和質詢。信息公開的內容應當包括組織使命、服務領域、理事會的成員名單和背景、財務信息、項目信息、年度報告等。其核心宗旨是“倡導和推動NPO公信力建設，並通過公信力件建設營造NPO自律文化，促進公益組織的發展，全麵提高公益組織的能力，並逐步建立NPO的良好社會（公眾）形象”。可見，監督懲處機製從國家層麵來說，國家可從《慈善法》《社會組織法》這些剛性的約束規範來提升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公信力。可以促進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向民間轉型，建立統一的支持與監管平台，有利於官民組織之間平等競爭方麵加以建設。同時，要大力支持發展青年誌願者組織第三方監督評估機構。所以，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與國家的規製參與是分不開的，國家的參與是作為環境因素而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發展起作用。因為國家的監督懲處對於青年誌願者組織尤其是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公信力建設是重要杠杆，而公信力又關乎捐贈者的信任與捐贈選擇，也就是組織的資源動員水平。
第六節青年誌願者組織公信力來源比較
我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具有明顯的經濟主義至上的價值取向。這種經濟主義借助高端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利潤最大化原則為驅動力，形成了一切以財富或GDP作為發展的主要指標。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遵循了這一現代化的數字績效觀，表現出明顯的依附於國家權力運作方式來滿足公共利益邏輯。所以，官辦組織的專業化水平具有明顯的科層化思維，其網絡化結構以行政組織網絡為本，其透明化管理與監督懲處機製不具有內生的動力，其績效宣傳特別注重“募捐額度”與“救助人次”的雙高標準，並以其作為國家社會保障的有益補充來定位。
民間的A基金會則相對注重公益慈善的“發展”目標，注重自律和專業化建設，注重多元參與網絡的建構與服務對象的能力發展，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籌資觀，需要長期的積累而得到實現，所以其服務績效通常無法量化，也往往得不到公眾輿論的足夠關注。這種公信力來源的差異在於組織與社會中心製度的接近性不同。希爾斯（Shils）認為，在所有社會的結構中都存在中心與邊緣的區分。在規則製度層麵，經由國家製訂並執行的既有的法律規則或製度具有影響與統攝地方區域與邊緣知識的力量。因為它構成主導社會象征、價值與信仰的中心區域。
Schneider L.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J].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75, 14(4): 417.
這就是社會中心製度，它安排了不同組織和行為與其的親疏關係。越接近社會中心製度的標準，組織的公信力也就越強。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主要以行政權威來領導和組織活動，國家賦予了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一種權威，其與國家權威和意識形態的接近性是不證自明的。
以C1慈善總會參與慈善立法工作為例：C1慈善總會於2006年7月召開第二次會長辦公會議，討論了《H省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06—2010）》；2006年10月，C1慈善總會全體工作人員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框架草案稿》修改意見的討論；2009年5月，C1慈善總會參與了對正在起草的《H省慈善事業促進條例》的實地調研工作。2009年7月，C1慈善總會參與了對正在起草的《H省慈善事業促進條例》修改工作。C1慈善總會通過參與立法調研、立法討論、立法修改的過程，表明了其與國家中心製度的接近性，其他的青年誌願者組織是沒有這種參與機會的，這也是公益慈善研究學界常呼籲要“開門立法”的主要原因。這種接近性使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能借用行政權威，將其分解給“單位製職業團體”。雖然，我國“單位”係統不再承擔社會保障等功能,但單位的政治功能被延續了下來，其中的從業人員依然要順從其中的權力意誌。
陳映芳.行動力與製度限製:都市運動中的中產階層[J].社會學研究,2006(4):120.
所以，在募捐中、救助中、救災中、慈善立法中、媒體宣傳中，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均占據了顯性位置。
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公信力地位主要取決於理事、董事、捐助者、誌願者、服務對象、媒體的平等給予，而不取決於權力當局或發布命令的人。A基金會的組織地位主要是通過組織管理與服務的規範性、與行業內著名組織的聯盟、開拓國際交流合作渠道、建立支持性培育機構來獲得承認。這類似於巴納德的權威接受論，隻不過，它並不涉及職務級別的上下等級關係，而隻是在一個相對平等的多組織多層次場域中，以組織的實力與公信力論序列。當然，這一場域的規模和力量與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相比懸殊，所以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能理解以績效來兌換政府認同的必要性。
其實資源很多時候在政府行政部門，怎麼樣才能得到他們的資源，最重要的還是先付出，先把事做好。先付出才能有信任。哪怕給我們的資金不多，但是我們可以把事情做下去並做好。他們感謝我們，我們也感謝他們，很多事情就是這樣起來的。（民政部門社會組織座談交流記錄）
這是A基金會近年特別重視政府機構到其組織進行調研、考察、合作、級別認證的主要動力。但要將公眾經常視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的服務為政府恩惠的心理文化中解放出來，這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有賴於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和相關法律規範的健全與完善。從當前階段來看，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強、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弱的組織生態可能還會持續。
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運作主要源於社會價值體係的牽引拉力和組織的聚合內力。前者主要表現為價值機會結構的形成，後者主要表現為組織運作過程和組織活動結構。機會結構在社會學中通常指在既有製度框架下，被相關主體經營和擴張的相關主題發生的可能路徑與可能空間，多特指集體行為理論中的政治機會結構。政治機會結構是指“由於社會結構的變遷所帶來的政治權力關係變化的總和”
McAdam Doug.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41.
“這一變化對於集體行動者形成一定程度的限製或可能性，並且提高或降低了行為動員所需要花費的成本”。
何明修.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J].台灣政治大學社會學報,2004(37):38.
有鑒於此，價值機會結構在此指的是由於社會結構的變遷所帶來的價值關係的變化總和，這一價值關係的變化給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成立提供了牽引力，也提供了實踐公益目標的機會空間。這一價值機會結構由兩大要素構成：公益價值觀日益主流化，優秀學生的共鳴與積極行動。價值機會結構其實決定了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內在天然功能：價值倡導與社會服務。但這僅是一個啟動的原點，有了這一原點，必須有能夠將這一價值功能進行傳遞與放大的團隊組織，否則原點發出的價值倡導信號有可能如同星火入了大海。所以，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運作的過程與組織活動結構的形成是其功能生成的聚合內力，這兩個方麵成為決定組織生存發展的兩大結構性要素，也是組織個體實現自我價值與自我教育功能的根本。其中，組織運作主要包括資源拓展、組織管理、組織激勵、組織文化等多個方麵；組織活動結構則區分為活動類型與活動價值兩個方麵。在社會的拉力與組織內力之間還有一個中介推力，即高校的管理推力，如高校提供項目資金、提供製度激勵等。總之，
社會的拉力、組織的內力、高校的推力是影響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公信力的三個主要因素，在現階段中，組織的內力最為關鍵。
總結歸納起來看：行政化的青年誌願者組織公信力主要來源於科層權力，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公信力主要來源於組織的能力與實力，而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公信力主要來源於組織的價值認同和活動本身的影響力。
第五章動員技術與資源動員
第五章動員技術與資源動員
新製度主義學派認為，組織離不開所麵臨的環境支持，而這一環境可以區分為製度環境與技術環境。技術環境是從技術的角度看待組織的運行,要求組織的結構、程序、人力資本構成圍繞技術效率來安排，這包括組織外部的資源與市場、組織內部將資源轉化為產出的技術方式、體係等。從廣義上說,製度環境指組織生存於其中的法律製度、文化觀念和社會規範等因素,但製度學派所關注的製度環境主要是社會的共享觀念及規範因素,也就是支撐社會生活穩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號體係及其共同意義。
斯格特.組織理論:理性、自然和開放係統[M].華夏出版社,2002:125.
也就是人們在不斷重複實踐與行動中形成，對人和事的共同認知、共同定義與共同框架。製度環境可以用第三章所闡述過的政治機會結構來代替，因為製度環境所講究的合法性機製實質上就是組織借用、掌握與創造政治機會的過程。技術環境就是組織為了生存的實務操作過程，通常屬於營銷學或經營管理學範疇。對於青年誌願者組織來說，它就主要表現為資源動員的策略、方法及其使用的效率。米歇爾·諾頓認為，NGO籌款的主要原則包括必須去求人、了解捐助人的想法、組織信譽與公共關係、具有個性的方法、籌款是一種人事、籌款是一種推銷、向捐助人致謝、讓捐助者長期參與獻身、責任與彙報等主要原則。
米歇爾·諾頓.全球籌款手冊:NGO及社區組織資源動員指南[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915.
這種分析並未區分資源動員的基礎性要素與技術性操作要素，前者主要以無形資源的動員為主，如機會結構中的合法性資源、公信力結構中的認同與網絡資源；後者往往以實體資源來主，就是以能看得見的資源為目標，如金錢和時間。這在奧立佛和馬維爾（O1iver and Marwell）關於動員技術的論述中做了較好的區分。在探討包括社會運動與慈善事業的過程、包括某些政治活動與誌願活動這類集體行動中的動員技術時，奧立佛和馬維爾將其區分為生產技術與動員技術兩類。前者是有關如何實現諸如遊說、示威、罷工或參加公開舉行的聽證會等等之類目標的方法的一整套知識。後者是有關如何積累起生產技術所必需的資源（如時間、金錢等）的方法的一整套知識。人們使用幾乎同樣的方法來為慈善團體和社會運動籌款。他們也認為動員金錢與動員時間的技術是不一樣的。動員金錢的技術包括兩大類技術：一是專業化技術，如尋求大型捐助者的資助、尋求津貼和合約、直接郵寄勸捐和電話推銷等，在這一類別中也包括了直接從職工工資中扣除捐款的方法；二是誌願籌款，主要是通常開發籌款活動來動員資源，包括開辦集市、出售舊衣服和烤麵包、舉行晚宴、抽獎義賣等。動員時間的技術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對參與的有限的和公開的請求並傳遞請求的技術，涉及同已經認識的人們即預先存在的溝通渠道進行接觸；二是聯合式動員技術，涉及以個人方式接觸現有組織的領袖人物，並勸說他們引導其成員參與進來。
帕米拉·E.奧立佛,吉拉爾德·馬維爾.集體行動的動員技術[A].\/\/艾爾東·莫裏斯,卡洛爾·麥克拉吉·繆勒.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287308.
在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實踐中，以上動員技術都或多或少有所體現，但不同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動員技術的顯著度並不相同。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更多地依賴科層製力量進行動員，比如文件、儀式等。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運用得最多的直接發郵件、短消息、參與式籌款活動等技術。從有關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技術的文獻來看，大多是從籌資的視角來進行論述，從加強與政府的合作關係、提高組織的公信力、市場導向運作、符號資本的運作等宏觀與中觀視角來分析，較少從直接微觀的層麵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動員技術進行探討。這可能是因為我國公益誌願性資源動員在2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成熟的動員技術，比如舉辦集體儀式、召開動員會議、培養積極分子、樹立典型模範帶頭等。這些技術在我國公益誌願性資源動員中已接受了檢驗並形成製度慣性，這裏也不再一一詳述。這裏探討基於國外經驗，基於三類青年誌願者組織的比較視角來分析三者之間動員技術的差異與創新性特征。從動員金錢的技術來看，目前青年誌願者組織主要有開展特定活動的參與性動員、新媒體技術、市場導向經營技術等。從動員時間的技術來看，它主要集中於對誌願者的動員。
第一節參與動員技術
公眾參與在公共政策製定與城市規劃中是一個專業性研究概念，是指政府或組織在決策過程中，以各種方式與公眾互動，聽取和采納公眾意見的開放決策過程，也是公眾參與影響那些涉及他們生活、生計、他們的社區、環境等社會事務的決策過程來管理自己的過程。所以，公眾參與是一個雙向交流過程。謝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通過對公眾參與實踐的分析發表了《市民參與的階梯》，認為公眾參與的程度依次為：不是參與的參與（操縱、治療）、象征性的參與（信息通報、谘詢、安撫）、市民權利的參與（夥伴、代理權、市民控製）。
梁鶴年.公眾(市民)參與:北美的經驗與教訓[J].城市規劃,1999(5):4953.
這些領域的參與討論主要是圍繞公眾意見的效力來講的，是對一種新型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探討，偏重於政治參與性質。對於青年誌願者組織來說，由於其麵對多重責任者，它同樣講究公眾意見的效力，公眾與輿論對青年誌願者組織公開透明的要求就是如此。
但其參與效力並非是政治性的。處於社會領域中的青年誌願者組織，往往是通過多方力量的合作參與才得以完成組織目標與使命，參與是為了提倡價值觀和聚合資源，參與是作為資源動員的一種技術而體現出效力。參與是指公眾或公眾團體，基於公民意識的覺醒，以追求公共利益和利他價值為導向，透過健全的參與通道，付出自己的感情、知識、意誌與行動，以影響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的一種自發的公民行動。這種影響對於公益慈善事業來說，就是促進與提升對慈善的認知，影響並帶動更多的公眾關注公益、參與誌願活動。但公益誌願事業的參與者並不是簡單地捐錢，或僅僅隻是捐贈，甚至此後對自己的捐錢去向不聞不問的參與，這是較低層次的參與。孫立平認為，參與到公益項目的執行工作中、介入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管理與運作、或參與到組織的決策工作中，從而形成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這種全方位的參與可稱之為“一體化參與”。孫立平以“希望工程”為例，區分了泛道德化參與、市場導向參與、行政化參與三種類型。
孫立平.動員與參與:第三部門募捐機製個案研究[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97198.
因而參與動員是指人們參加、介入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過程中所受的影響。這裏所說的參與,主要是指人們對公共事務、公共管理的介入,對民主生活、政治生活的關涉,對事關個人發展和利益的選擇。
鄭永廷.論現代社會的社會動員[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40(2):2228.
參與動員是指動員主體通過廣泛的媒體宣傳引導、社會活動造勢讓市民普遍知曉參與本身的價值，並憑借各種人們喜聞樂見的活動方式吸引他們主動參與進來。
費愛華.新形勢下的社會動員模式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2009(8):5356.
從參與的效用來看，人們通過介入現代慈善公益生活過程,感受到情感觸動和人際交往價值，從而強化其對公益慈善事業的參與意識和責任擔當，如此，動員與參與間形成互惠互利性循環關係。
一、符號化參與動員
符號互動論為符號資源概念的通行做了足夠的貢獻，“一個符號是這樣的東西，它除了本義以外還可在思想中表示其他的東西”。
Barthes Roland.The semiotic challenge[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31135.
所以，符號很多時候是一種紐帶資源。在現代信息發達社會，符號不僅是社會各主體相互作用的中介，而且也是人們標榜身份與事業意義的重要標記，因為人就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
Bowie Fiona.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38.
人類所有社會活動是不斷創造意義、利用意義、規定意義而又被意義所規定的過程。現代公益誌願事業作為一項“意義事業”也是儀式與符號互動與建構的產物。這種儀式化的符號通常由語言、姿態、行為、表演等元素組成為一種認知工具，它可以促成社會公眾對某一社會事實的認知解放與認同信任並付出相應行動。對於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來說，其符號資源的獲得充分借用了體製內權威力量，這種借力性關係有利於橇動可見的物質誌願性資源，但也極易使其符號資源的運作成為一種形式主義甚或一種強製力。
在C1慈善總會與C2慈善總會中，借助紅頭文件和領導講話來募集各類資源是一種傳統方式。以民政部門起草的《關於加快發展慈善事業的意見》為例，這一文件經省人民政府同意，轉發給各市、縣人民政府，省各委、辦、廳、局，省各直屬單位，要求各單位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文件首先賦予慈善事業以重大意義陳述，然後要求“各級宣傳、編製、發展改革、經貿、教育、民政、財政、勞動保障、衛生、審計、民族宗教、稅務、廣電、工商、金融等部門要認真履行職責，加強協調配合，主動承擔任務，落實相應措施，共同推進慈善事業的發展”。其中對宣傳工作力量做出了單獨的要求，即“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媒體要把慈善宣傳列為重要工作內容，開設專欄或專題，並無償提供一定的宣傳篇幅和時間”。文件在這裏作為行政權力符號的載體，其所傳遞的權力意誌對科層化體製內的主體都是有效的。所以，慈善總會的儀式活動通常特別多：春節慰問款物捐贈暨慰問物資發放儀式、“慈善一日捐”啟動儀式、義工團體授牌儀式、各類捐贈儀式。每次儀式活動借助省、市、區（縣）的層層行政網絡的號召式通知進行，並均有相應的省市領導出席並做重要講話，均有相應級別的官方媒體參與報道。這是政治符號對公益誌願性資源動員產生效力的主要模式，其中的媒體參與是關鍵性要素。“政府主要是通過塑造芸芸眾生在模棱兩可的情境中的認知來影響其行為的。它幫助創造出了關於什麼是合適的正當的信仰；幫助創造出了什麼才是事實的知覺；以及大眾應該做什麼的期待”。
Edelman M.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M]. Academic Press, 1971:7.
在這一“製造共意”的過程中，埃德爾曼（Edelman）把由新聞報道組成的社會建構物稱為“政治景觀”。
Edelman M.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8, 10(3): 239246.
在公益誌願領域中，則可以用“公益政治景觀”一詞對儀式化動員中的媒體參與進行概括。因為符號的意義隻有在儀式中被媒體放大，其所包含的符號規範才會影響其他捐贈者的行為，也會對大型的企業捐贈者形成相應的形象宣傳吸引力。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說，這是企業“做大做強”的一種“善因營銷”方法。
各類誌願者組織也通過積極出版組織刊物、發布新聞信息的形式擴大組織的影響力，吸引社會資源。
你捐贈了資源，我們積極宣傳，是正能量，也是種榮譽。
這些儀式化符號是一種被承認的文化資本，因而公益誌願性資源動員有時成為一項政治任務，這是我國目前希望官辦組織去“行政化”的根源。但有些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認為行政化動員模式是需要保持甚至加強的。C1慈善總會的XLL認為:
民間機構（慈善總會人員均認為自己的組織是隸屬於民政係統的民間組織）屬於成長階段，需要政府的推動，政策支持，領導支持，舉辦大型活動領導要到場，出席率還需要更多，還是需要領著走路。（C1訪談記錄）
紅頭文件、領導參與、媒體報道構成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符號化動員技術中的三要素。這三要素同樣體現在其開展的一係列表彰活動中，如開展“慈善之星、愛心形象大使、慈善工作先進單位、慈善宣傳優秀通訊員、先進慈善義工和義工團體”評選與表彰工作等。表彰是一種榮譽的給予，榮譽是意義的象征，包含了情感、願望或者信任價值。按照社會交換理論邏輯，情感、信任、榮譽是促進人們捐贈內在動機的媒介之一。表彰和激勵的主要目標是號召社會各界學習慈善之星的精神，以其為榜樣，積極參與慈善事業，擴展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影響力，建構慈善事業的正當性。這種表彰激勵對於企業捐贈行為尤其具有吸引力，捐贈者因為捐贈獲得了社會讚同，而捐贈的接受者獲得了幫助，而提供社會讚同的政府則獲得了民心，誌願者組織獲得了發展。所以，資源動員的最大訣竅是需要將多元主體的需求結合點有效開發出來，從而在共贏中推動誌願服務事業的發展。
從資源動員的內在邏輯來說，政府領導的支持本身是必要的，公益誌願需要政府的支持，誌願性資源動員本身不能依賴純粹的道德神話而達成結果，它需要價值交換結合點。這個結合點是建立在一種自願的未做規定的義務與信任關係的基礎上，而不是經濟交換中以契約合同來強製實現等值的給予和回報圖式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對行政權力的依附與回報基礎上。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作為政體內的成員，其要求政府領導在儀式中到場本身具有正當性，可以要求這類符號資源的授權，公眾與企業則將和政府領導共同參與出席某一儀式視為企業發展的社會資本，以期獲得更大的發展。
二、一體化參與動員
從A基金會的公眾參與實踐來看，參與是建立在與公眾或其他組織合作互助的基礎上的一種一體化參與，以喚起公眾對慈善捐助這一公共議題的關注和貢獻為目標。“一體化”有兩個緊密相關的層麵：一是青年誌願者組織在其所倡導的價值目標與動員對象的需求交叉點上形成意義框架；二是利用公共平台將社會多樣的群體與組織相互聯係起來，並納入一個共同行動框架。對於青年誌願者組織來說，一體化參與的設計重在影響公眾捐贈行為及其選擇。根據訪談資料分析與編碼，可將這一動員技術區分為認知性參與動員、專業性參與動員、決策性參與動員三種類型。
（一） 認知性參與動員
已有研究表明，社會公眾的慈善認知水平和對組織的感知程度是影響捐贈意願與行為的重要因素。
劉能.中國都市地區普通公眾參加社會捐助活動的意願和行為取向分析[J].社會學研究,2004(2):6878.
對於青年誌願者組織來說，設計與開發認知性參與動員活動的目標有兩個：一是通過各類創意活動來衝擊社會成員在公益慈善行為方麵已經形成的固有觀念、行為模式與社會關係形態，從而產生重構觀念與關係的新空間，以認同現代慈善理念；二是將倡導性活動與籌款活動結合起來，讓更多的潛在捐贈者獲得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相關信息並參與組織的各類活動，激發公眾對組織的認同與信任，從而獲得實際的捐贈成果。這裏可以用A基金會的公益探訪和公益沙龍來說明。
公益探訪是種比較好的形式，我們也是學了戶外俱樂部的公益旅遊形式而來的，主要也多是有錢人。但也不是直接能收到效果，但是能帶動大家認同我們A基金會，對我們所做的事認同，而且也能通過其親戚朋友的關係，帶動大家對我們A基金會的關注。
上次我（注：A基金會的一位誌願者）到河南去探訪，看到了一個小孩確實挺可憐的，我就資助了他。
公益探訪是以誌願者身份參與對項目對象情況的調查或者交流，以親臨現場或直接麵對受助者的“零距離”方式來喚起捐贈者的捐贈意向。
我們探訪A基金會資助的孤兒，還探訪了飲水工程的進展情況，參觀了山裏近幾年建成使用的小學。還幫村民們挑磚，挑水，挖地溝埋水管，可是我們這些城裏孩子和村民比起來能幹多少活呢？我們真的沒幹多少。可村民們一個勁地說我們辛苦了，留我們吃飯。就連他們最缺的水，也毫不吝嗇地舀出來給我們洗手……我們實在不敢浪費，偷偷將幹淨的水倒了回去。
公益探訪為城市裏的誌願者、捐贈者了解需求發現需求提供了一種客觀真實的體驗方式。A基金會的公益沙龍並不直接與錢相關，它的目標是從人力資源拓展角度來講的。它每周在相對固定的地點與時間，圍繞公益慈善議題，探討和交流我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現狀、問題或創新經驗，如“國際社會組織麵麵觀”“當公益遭遇創意”“社區建設你我他”“公益慈善為啥傷不起”“公益社團春日戶外體驗”“公益創投風暴”等。
公益沙龍的定期舉辦，一個是讓更多關注公益的人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每個月開展各種主題的公益沙龍，第二是通過討論引發大家一些思考，培養一些對公益感興趣的公益人才，宣傳真正的公益，你接觸人也是一個交流的平台，不同經驗的交流，也會引發他們自己的思考。因為這些沙龍中有很多大學生、很多年輕的企業工作者，比如一個大學生畢業後不去公司，而是來做公益，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二） 專業性參與動員
專業性參與動員主要是指青年誌願者組織根據外界環境中的信息與機會，適時適當地開發設計特定的籌款活動。其專業性體現在它有對捐贈市場與動員對象的需求評估，有對籌款成本與產出效率的預算，也有對項目與活動未來發展潛力的估算，從而體現出專業化的品牌戰略意識。這可以從A基金會的項目籌資和公益交流展示會的品牌式發展這兩個節點來分析。
項目籌資中的參與性在於，捐助者可就資金的使用方向按照自身的偏好來輸送，比如孤兒資助項目；而且能夠對項目進行實時了解、建議並監督。
通常，海外資金隻要向海外機構提出相應的項目申請書和申請款額就成，因為我們講信用，講規範，很透明的。每半年一年要做項目彙報書給他們，他們還會到實地來了解和監督項目的，他們不僅問項目的事，還會和服務對象接觸，很實在的。
國內捐款人的監督不一樣，大家對這個錢用到哪個項目了，用在哪個人身上都非常敏感，也很容易進行監督，比如孤兒助學，想要監督的話跑過去就到了，然後問小孩每年有沒有拿到資金啊。
（A訪談記錄）
品牌活動中的參與性在於，它以公共活動平台的形式，將各類對公益慈善的關注者和需求者聚集起來形成一種交互動員效用。A基金會借鑒北京和深圳公益項目交流會經驗於2011年舉辦了J市首屆公益交流展示會。活動的基本目標：一是“通過此類活動讓政府關注公益，看到公益的效果，從而推動政府支持我們開展公益活動”；二是將本土公益青年誌願者組織“展示給普通公眾，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做什麼的，是怎麼做的，從而讓他們參與到我們的公益事業中。”但從最後的動員結果來看，由於是首次運作，在技術與經驗上不免欠缺。公益圈外旁觀者認為“公益誌願事業在國內已經很有氛圍了，特別是青少年頗有激情，不過宣傳和運作還比較稚嫩，要商業化才可以長久發展”。而A基金會組織內部也對協調不力等原因反思了活動本身的成效。因而到了2012年，這一曾經設想的品牌項目創新成為“公益季”項目，擬每年開展一次，有序推出公益交流展示會、A誌願者嘉年華、公益沙龍、公益創投、公益評選、公益組織係列活動等各具特色的主題活動。從主辦方和媒體參與來看，2012“公益季”品牌邀請了省市政府領導、大型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官方媒體與社會化媒體參與，這一參與規模遠遠勝於A基金會舉辦的首屆公益組織交流會的展示規模，首屆活動的聯合主辦或承辦方主要是A基金會培育出的草根組織，沒有一家官方媒體。而“公益季”現場募集的捐贈就達8萬多元，××企業在前期合作的基礎上參加了公益季開幕式並再次捐贈1000萬元。首屆公益組織交流展示會在這方麵是沒有成果的。這一參與性動員框架對於任一參與主體來說，其實都是一個互惠過程：政府得到了重視“民生”的好形象；企業得到了與其事業發展關聯的宣傳效應；事業單位獲得了好的口碑；媒體有了好的新聞點。對於個人來說，個人的“好玩”“好奇”“見見世麵”“有意思”或是“幫助他人”“能認識很多人”“體驗一下，鍛煉一下”的需求均可在這一活動平台中找到參與方式。而且，政府與組織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組織與個人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借助活動平台可以拓展自身的關係網絡資源，A基金會則獲得了公益誌願性資源，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力，這是一個多主體參與式營銷場的形成。
（三） 決策性參與動員
決策性參與是指社會公眾或組織作為第三方，參與公益青年誌願者組織的有關重大問題與事務的決策與規範製定過程。這可從A基金會董事會的治理性參與及與政府的業務合作中可以看出。董事會作為組織的治理核心，其參與性在於“不僅要做決策，做規劃，還要籌集資源”。
理事會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很多非營利組織是一個人發起的。對於企業公司來講是董事會，而非營利組織就是理事會，這樣的理事會作用很大，原來大家都是不重視這一塊的，實際上有了理事會之後，會幫助它，第一是幫助組織獲得資源，第二可以幫助組織規範，比如每年開理事會，總結過去的工作或者問題，確定今後一年兩年的發展方向。如此，組織裏就有一個團隊在幫助它確定組織的方向。
A基金會的董事會治理性參與主要表現為一種智力性支持，在決策與規劃上的治理功能較為明顯。A基金會剛成立時，其理事會主要由宗教界和政協部門的人員組成，這兩種地位身份的人員約占95％，其他5％為學界和教育界人士。這與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有較為顯著的差別。以C1慈善總會為例，其理事會的治理性參與主要在於監督和籌集資源層麵，規劃與決策主要由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行政性管理登記部門進行。比如，在筆者訪談期間，C1慈善總會擬引進2位工作人員，但引進誰，如何引進這種決定權通常是由民政部門來完成的。
為了開拓與加強與政府間的合作關係，A基金會和政府合作於2009年成立了社會組織培育中心，對社區組織與公益性民間非企業組織提供各類培訓服務與資源對接平台。J市某區民政局為其提供了辦公場所和10萬元啟動資金。這一機構的設置並沒有走以往的人事部門批編製、設立事業單位的傳統模式。目前這種官民聯合孵化社會組織的模式正在H省其他地區陸續推廣。政府部門在其中的參與性在於，在選擇入駐組織的標準上，民政局有發言權，即“社區群眾有需求，政府的工作職能沒覆蓋到，企業又不願意做的公益性社會組織”。而且，社會組織培育中心每周四的例會，均有民政部門相關工作人員參與。他們不僅給培育中心帶來一些政策信息，還參與日常的策劃活動，形成了政府與民間組織互補共生的關係。
2010年6月份的時候，J市民政局負責我們社會組織培育中心的×××科長和基金會的S老師打算把J市的公益組織聚集起來，做一個向公眾展示的這麼一個活動，然後我和培育中心的Z老師、××大學的一個公益社團和一些誌願者，我們三方共同起草了一個策劃書，這是一個原稿，然後參加了北京和深圳兩次公益展示交流會，然後修改之後就付諸實踐。就像我們這樣聊天聊出來的一個想法。
“籌款人所麵臨的任務，就是構思出新穎的、足以激發捐助人和公眾激情的活動。或者是以充滿激情和想象力的方式來展示自己的工作。環境是不斷變化的，新的機會也在不斷湧現。因此，籌款人需要不斷尋求新的方法來從事籌款工作，而不是僅僅依賴於過去的經驗”。
米歇爾·諾頓.全球籌款手冊:NGO及社區組織資源動員指南[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915.
米歇爾·諾頓其實指出了官辦與民間兩類組織在參與性動員方麵的根本區別：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依附於體製內權威，依賴於領導的出席率，參與與出席是相等的，符號表演性強。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缺乏這種權威性資源，其參與動員依賴於組織的主動籌劃與創意開發，參與是整體性的、一體化的。因而，它創意出融旅遊、實地調研、項目了解與監督於一體的公益探訪籌款活動形式，也通過公益沙龍、公益交流展示會的形式來展示自己的工作以創造資源拓展的機會，這種參與動員“它能夠滿足人們的多方麵需要,能夠使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而和諧,因而它能作為人們本職工作和正式組織參與的重要補充,在社會中得到迅速發展”。
鄭永廷.論現代社會的社會動員[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40(2):2228.
三、智力嵌入式動員
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雖是高校內部亞層組織係統的身份，但從其組織運作來看，同樣具有提供準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擁有對組織運作過程中的合作夥伴、捐資者、服務對象、組織成員及誌願者負責的“多重責任”身份位置，更多的時候代表著學校學生組織的身份在社會多組織場域中進行合作互動。所以，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是一個聯結校內校外、橫向縱向的多組織場域。與其他學生組織相比，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體現出較強的“社會嵌入性”。這一嵌入性首先表現在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在組織架構與管理形態、組織活動與文化等方麵，對社會組織具有模仿性與趨同性；其次表現為組織與校外社會組織、校內其他學生組織之間的合作互動、資源的交換、關係的持續、共享性知識的開發等要素構成一種關聯結構，借助這一關聯結構形成組織間、成員間、組織與成員間的“橫向聯係”（horizontal collection），其包含的最主要內容就是社會信任、互惠規範以及公民參與網絡。
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89.
這種橫向聯係不僅是增強社團成員協作精神、領導能力、社交能力或職業技能的重要方麵，也是當前我國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目標的重要方麵，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一種和諧的社會關係。
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動員技術主要以成員智力投入來喚醒他者組織或誌願者的合作與參與。這是由其組織的屬性及成員的性質所決定的。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不具有法律地位，不具有固定的組織設施，而是由有一定專長的、且流動性強的大學生組成。因而，組織在為弱勢或邊緣群體提供服務時，直接提供物質性關愛的可能性較低，更多的時候是以其知識、技能、友誼、道德承諾等無形資本來為組織資源動員提供基礎。這形成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智力性公益”特點，如I1通過參加公益創意大賽獲得了資金，這是通過智力投入獲得的資源。在I1曆年的暑期支教活動，每一次活動的資源基本都是因為他們的智力投入而得到化解的，而保障組織的這種智力性資源是通過一年一屆的“招新”來實現。
會彈琴的、會繪畫的，會燒飯的，還有懂科技製作、小發明製作的，反正團隊的夥伴們都有拿手的，這可是構成我們支教的本領。
（I1支教日記）
現在我們這一屆應該在600人左右，剛剛招完新嘛，就是正式在冊的，招新因為我們校級組織都是校團委統一安排的，同樣的時間地點，15個校級組織在一起，在北區廣場，提前做些宣傳吧，有15家校級組織，如學生會、科協、社聯、青協、禮儀團、新聞中心、團刊、團委辦公室、團委宣傳部、團委組織部、廣播台、夥管會、大學生素質拓展基地、星火基金會，大概就這些，因為相當於我們就是隸屬於學校團委的吧，所以，時間都是統一安排的，包括場地劃分啊，招新是我們每年下半年新生入校後的第一個重大活動，我們也是要做比較長時間的準備的，因為招新關係到今後組織的發展，不僅是這一年的活動也好，人才儲備也好，我們說組織的發展，總要後繼有人啊。（一高校青年誌願者協會負責人訪談記錄）
可見，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遇到的資源瓶頸很多時候是因為所做之事的道德性和智力性而化解的。因此，可以認為，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是專業性、組織性誌願者儲備庫。它在國家基於資金幫扶保底的社會保障體係之外，可在開展社會心理、精神關懷、人的能力發展方麵展現力量，而這些方麵也是社會治理的重點與難點。
第二節市場導向動員技術
市場導向動員是指借鑒市場經濟場域中企業管理的規則和方法，比如契約技術來“經營”慈善以動員資源。麥卡錫和左爾德對於美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專業化資源動員闡述就建立了市場——經理型資源動員模型，這一模型的邏輯是社會運動組織人員要像企業那樣通過做廣告等營銷手段來獲取資源，而不僅是從內部組織成員中獲取資源，因為市場中存在足夠的可動員資源。至20世紀80年代，這種市場導向趨勢已在美國非營利部門占據重要地位。在非營利組織財政來源基礎上，其從收費與銷售中所得到的收入超過了私人捐贈,也超過了政府的支持；從結構上看，教育、保健、公民組織、社會服務等領域的非營利組織從市場導向機製中得到了較多的收入。
Salamon L M. The Marketization of Welfare: Changing Nonprofit and ForProfit Roles in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93, 67(1): 1639.
“近年來，發達國家很多非營利組織為了拓寬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和減少組織的依賴性，開展了越來越多的經營活動，但同時也麵臨著一種日益增長的危險，即逐漸變得像企業。”
鄧國勝.非營利組織評估[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3.
這種市場導向趨勢顯然會引發一個嚴重的問題：當非營利組織變得越來越像商業組織並追逐利潤的時候，其非營利性如何保存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公益與商業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尤其是在對於公益慈善賦予極高道德責任的我國。因為這與組織的“非營利”宗旨看似是相悖的。
從其他國家立法實踐來看，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營利行為有絕對的禁止主義、原則禁止主義、附條件的許可主義，或者最寬泛的允許。我國目前基本上是原則禁止主義：《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社會團體不得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民間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規定民間非企業單位不得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而在《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又明確基金會可以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而從實際情況來看，隨著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規模的擴張，資源競爭趨勢開始顯現，公益與商業合作無論是在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中，還是在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中都有涉及。
但對於公益與商業合作的質疑在學界有諸多討論：大量從事商業活動時候會不會危及非營利組織的屬性？會不會模糊和削弱公益組織的宗旨和使命？所獲利益會不會用來分配，產生腐敗？公益與商業掛鉤後產生的風險責任誰來承擔？公益品牌借用給企業會不會使得公益品牌不斷稀釋？公益組織也從事商業活動，商業企業也從事商業活動，如果公益組織帶有財稅法優惠，會不會對營利性公司造成不正當競爭？在公益慈善業界，對於公益與商業之間的關係所達成的基本共識是：市場導向形式是可用的，關鍵是所得不能用來分配。
這些非營利組織是有利潤的，但是這個利潤怎麼用決定了它的性質，對於非營利組織他自己的利潤用於行政開銷、員工的工資，除去之後剩下的錢怎麼辦，它嚴格規定第一個它絕對不能分紅，絕對不能說，今天我們贏利了，今天我們幾個把錢分了，這是絕對不可以的，這個錢隻能用在它自己所從事的這個服務和業務，可以投資去購買一些設備啊。（A訪談記錄）
不是說公益機構不能賺錢，而是說賺錢是為了他人，基金會是受托人，是看護者，看好捐贈者的錢。這是我們的義務。錢不歸我們所有，而是通過機構歸社會所有，我支持公益目標通過市場導向運作，達到盈虧平衡，像我們的麵包坊一樣。能做到更大，能服務更多的殘疾人群，不更好嗎？這是創新。（A訪談記錄）
盡管我國目前已有青年誌願者組織運用商業化策略來募集資源，如企業化管理、與商業企業合作的公益營銷、創辦社會企業、實行收費製、商業投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等。
張玉磊.困境與治理:非營利組織的市場化運作研究[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5(4):170180.
但普通公眾並不一定能接受這一籌資理念。盡管有些服務的收費製隻是收取成本中的一小部分，有利於克服公共服務中的搭便車行為，也是青年誌願者組織獲取充分而穩定的誌願性資源所必需的，但“收費還能算是慈善嗎？”就國際慣例來看，市場導向動員技術已成為一種潮流。“現代非營利機構必須是一個混合體：就其宗旨而言，它是一個傳統的慈善機構；而在開辟財源方麵，它是一個成功的商業組織。當這兩種價值觀在非營利組織內相互依存時，該組織才會充滿活力。”
弗斯頓伯格.非營利機構的生財之道[M].科學出版社,1991:177.
可見，在當前公益慈善多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整個國家與社會都需要進行籌資理念的轉向，並對這一行為製定相應的監督管理措施，以保障其非營利性的宗旨與使命。公益與商業合作在現實生活中的合作模式是非常多樣化的，本書結合個案對目前已經為公益慈善界和社會相對認可的四種形式進行分析：即企業化管理、公益營銷、創辦社會企業、政府購買服務。
一、管理方式的改革：嵌入企業化經驗
羅文恩和周延風認為行政化運作帶來的諸多困境是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走向市場導向的直接動因。立足於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轉型，他們通過扶貧基金會和紅十字基金會的分析，認為人事製度變革、引進企業化管理模式、塑造項目品牌和組織品牌是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在目前製度環境下走向市場導向的三個相互獨立而又相互聯係的關鍵點。
羅文恩,周延風.中國慈善組織市場化研究——背景、模式與路徑[J].管理世界,2010(12):6573.
“人事製度改革”的最大變化是取消原來的行政事業單位編製，轉變為自收自支的社會團體方式，工作人員不再享受公務員或者準公務員待遇，其工資和福利直接和組織績效掛鉤。“企業化管理模式”則反映在組織架構重塑中：包括財務管理中的“投入—產出、收益—成本”最大化；人力資源管理中“內部崗位競聘”、薪酬與績效掛鉤和崗位培訓等機製。
C1慈善總會和C2慈善總會作為依托民政部門中最具有官辦性的組織，其在人事製度方麵目前不太可能有太大的變化。從訪談情況來看，C1慈善總會的人員招聘是掛靠在民政局係統下進行，有編內和編外的區分。不過，對於招聘人員的素質提出了相應專業化要求。在C1慈善總會工作人員的招聘進程中，有一位是從海外畢業具有公益行業相關經驗的人員。另外，在組織架構上，C1慈善總會和C2慈善總會也有重塑的意向，因應社會形勢的發展做出局部的改變是可能的。2008年，C1慈善總會在誌願服務的熱潮中成立了義工部；C2慈善總會目前也在醞釀成立誌願者部，目的在於滿足社會公眾參與公益服務或實現心願的要求，這也是一種市場導向取向，以社會需要為宗旨來重塑組織架構。
A基金會組織的人事製度、組織架構、項目品牌等方麵均是獨立自主的，是按照組織的生存與發展目標來確定。其區別於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全員籌資”機製，即確立籌資在機構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以效率和效益為指導思想，完善激勵機製，形成人人有壓力，人人有動力的工作局麵。
郭於華.事業共同體:第三部門激勵機製個案探索[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77.
每一個部門都有籌款目標，我們部門去年是要籌資250萬元，但去年我們隻完成了40幾萬，籌款的多少其實跟能做的事多少成正比，若沒有什麼項目可做的話，我們作為工作人員的生存其實也就存在問題。（A訪談記錄）
但A基金會在企業化管理方麵目前尚缺乏足夠的激勵機製，比如留住人才，推進競爭等。
我們A基金會目前還沒有搞績效考核，準備搞呢，不知道怎麼搞，現在大家幹得怎麼樣，沒有什麼激勵的東西來推。有人很忙，有人還是閑的。（A訪談記錄）
績效考核就是你籌款金額與你的待遇是掛鉤的。有些基金會一個部門籌集的資金不用全部上交，可以按比例留一點下來作為部門績效考核資金，根據各人表現來給的。對於公益機構來說，這肯定會有問題，比如兩個部門都向同一個企業去籌款的話，出現這種撞車的情況怎麼辦？總不能相互使勁踩吧。他們實行首問製，就是誰最先和那個企業建立關係的就由它去做，另一個部門則要通過最先和那個企業對接上的部門來籌款。（A訪談記錄）
盡管我們還沒有搞績效考核，也還出現了問題，你比如誰負責某一業務，很多資源都在他手裏，而他又可能具體負責相關的其他業務。沒有統籌協調，搞不好就浪費資源。其實，進A基金會的人都是抱著一定的理想主義來的，愛心啊善良啊，但是作為一個組織機構，總有高層、中層之類的結構，所以，基金會組織如何管理運作其實大有學問。（A訪談記錄）
可見，企業化管理模式重在根據社會市場的需要適時調整組織架構與動員策略，並對組織成員實行績效考核，打破傳統的“吃大鍋飯”“幹多幹少一個樣”的單位管理模式。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缺乏獨立的人事權，財務自治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製，很難有深入的企業化行為。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本身具有企業化管理的基礎要素，如何推進深入，並保障組織的持續發展和宗旨使命的共進還需要有更多的實踐驗證。
二、公益營銷：已認同的技術
公益營銷是指企業與非營利機構，特別是和青年誌願者組織合作將產品銷售與社會問題或公益事業相關聯，在為相關事業進行捐贈、資助其發展的同時，達到提高產品銷售額、實現企業利潤和改善企業社會形象的目的。
李伍榮,盧泰宏.營銷新策略:事業關聯營銷[J].經濟管理,2002(9):5860.
公益營銷主要涉及企業與青年誌願者組織之間的雙贏關係。不過，目前，無論是企業界還是學界特別側重於公益營銷中企業獲得的形象與口碑，產品與服務借此獲得的認可度與市場占有率，對公益營銷中的社會發展價值相對忽視了。
C1慈善總會的企業冠名基金是一種較好的“公益營銷”模式。它通過給企業冠名的方式來激發消費者對企業的心理認同感和參與企業活動的熱情，有效地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提高其購買意願，實現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的兼容，而青年誌願者組織則獲得了資源。企業之所以和慈善總會聯合是因為慈善會係統在我國具有足夠的知曉度與認同度。況且，慈善總會屬於體製內組織，在媒體報道和政府領導人的互動上都具有機會優勢，企業可以借此拓展其在體製內的關係網絡。
總會是一個平台，嚴格地按照平台規範，按照社會需求你才有生命力，最近這個潤華馬上又要跟我們聯係跟我們簽一個協議，紅十字會，那邊不是有個醫院嗎，要搞這個低保對象住院啊個人支付很困難，他要認捐3000萬，每年200萬，搞一個潤華慈善醫院，他就跑過來跟我們落實這個事，企業看到你這個是真心地做事的，心裏就對你很信任。（C1訪談記錄）
同曦集團每年提供300萬成立生命關愛基金，提出標準是使用在家庭困難、救命、給家庭帶來希望的人身上，非常熱心，非常低調。（C1觀察記錄）
C2慈善總會於2011年與××銀行攜手設立了“××銀行兒童重大疾病救助聚寶愛心基金”。基本模式是市場導向的：首先，客戶隻要成功申辦愛心卡，××銀行即向聚寶愛心基金捐贈1元人民幣；其次，持卡人首次使用愛心卡消費，××銀行即向聚寶愛心基金捐贈
0.1元人民幣；第三，持卡人使用愛心卡消費一筆，××銀行即向“聚寶愛心基金”捐贈0.01元人民幣；第四，持卡人可致電××銀行信用卡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按照1000積分兌換2元的比例進行××銀行信用卡積分捐贈；第五，持卡人也可以向C2慈善總會指定銀行賬戶發起捐款；第六，持卡人還將有機會受邀參加C2慈善總會舉辦的各項公益活動。通過此方式募集到的善款將用於貧困家庭重大疾病患兒的救助，但其所能募集到的善款總額與××銀行的信用卡發行量及消費總額是緊密相關的。對於××銀行而言，這是一種公益營銷;對於C2慈善總會而言，這是一種市場導向戰略，雙方是互贏的。但這種“賣多少產品，捐多少錢”的公益營銷模式如果沒有規範化運作和監督機製來防止其過度商業化操作，那也有可能給青年誌願者組織和合作企業帶來負麵效應，這是普通公眾不能輕易接受公益與商業合作的主要原因。
不過，對於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來說，其資源開發與企業“公益營銷”戰略的結合往往遵循由青年誌願者組織先設項目，再找企業捐助的程序，這裏麵有可能涉及不自願的情況，也可能涉及承諾了不兌現的情況。
大學生圓夢工程就是經常找到了幾個需要救助的孩子然後再找一家企業來捐助，然後再聯係媒體搞個儀式，現在主要靠企業，這是很有障礙的，因為沒有長期的係統的規劃啊，要是斷了，人家不願意了，人家哪有錢捐給你。（C1觀察記錄）
跟很多愛心人士企業不能較真，不簽協議，不強迫，自願。像大型公益活動，義工想來就來，義工組織鬆散，開表彰大會也有不來的；也有企業承諾了不兌現的。（C1訪談記錄）
我就想弄個律師團，利用我的影響力在總會搞一個律師顧問室，我負責組織律師，不僅僅是我所在的事務所律師啊，也包括其他機構的律師，來和捐贈企業之間形成業務關係，就是說，我們免費擔任企業的法律顧問，而企業每年把這筆法律顧問費捐贈給總會，這樣不就是一種持續的機製嗎？我們提供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也是資源了。而企業也得到了服務，總會得到了穩定資金，對於律師來說，他也認識了更多的人，尤其是企業界的。我想，企業應該會樂意的，現在企業的法律顧問都不顧不問的，而且錢還不少，比起我們專業律師來又差遠了，像我沒2萬以下，我都是不接的。然後，審計領域也成立一個這樣的顧問室之類，按照這種模式讓資源流動起來，要不然，我覺得總會他們的運作會是有問題的，其實，老百姓對這種半官方的機構又很不信任，所以想辦法籌集資金也不容易。（C1誌願者訪談記錄）
也就是說，從理論上來說，公益營銷應形成一種長期合作關係，讓資源流動起來，各得其所，而不僅僅是簡單的被動的臨時性合作。A基金會是在國家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的第三域組織，因其初期接收的國際資源較多，對於公益營銷的理念是積極認同的。不過，因其國內市場的開拓起步於2004年，所以其公益營銷技術的動員成果近兩年才初見成效。它與企業的合作通常以競爭性投標項目的形式進行。
我們的策略是塔尖慈善，人人公益並舉。塔尖是努力爭取企業支持。像那些慈善總會等官辦機構，他們通常和企業建立聯係較容易，所以他們說他們年底是非常忙的。但並不是所有企業都如此，當時蘇寧的冠軍課堂項目，我們的項目書就從50個項目中脫穎而出，我去談的。
要有溝通技巧，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溝通的方式就不一樣，要分別懂得如何打交道。（A訪談記錄）
2009年A基金會與騰訊網合作在全國首推網絡支付平台月捐計劃；2011年，A基金會與×數碼公司合作《重返大海》項目，與某省一大型企業合作成立了“公益創投基金”；
2017年A基金會網絡籌款達到了1.6億。A基金會“塔尖慈善”策略運作的效率初步顯現。這一策略模式和官辦組織的“企業冠名基金”具有類似的資源動員效果。
三、社會企業：有爭議的技術
一般而言，社會企業是指為減少或緩和某個社會問題，或彌補市場失靈問題成立的創投事業（Business venture），並且通過企業家精神、創新、市場機製等商業技巧來運作，在運作的同時又能產生社會價值的一種誌願性資源聚集技術。社會企業可以是從屬於某一組織中的一個部門，也可以是獨立的法人組織，或者是營利\/非營利組織的附設機構。營運成功與服務社會是社會企業相輔相成的兩個目標。目前，公益界的“公益創投”和“新慈善革命”的核心問題就是通過做正確的投資來構建一種現代化的有效率的慈善產業。這場新的慈善革命有兩個主角，一個是慈善家即社會投資家，另一個是被投資的對象，即社會企業和其締造者——社會企業家。新一代慈善家要自己來做社會投資家，自行選擇優秀的社會企業家和社會企業進行正確的投資。但其與其他產業企業的重要區別是它們的運行不以“營利為目的”，它們“經營”所得的“盈餘”不能用於股東和出資人的分紅，而是用於擴大公共服務的宗旨。通俗地說，就是用“商業化手段獲得一定利潤來做慈善事業”。A基金會通俗地將其稱之為“以商業養慈善”的籌資模式。
A基金會社會服務中心的“麵包坊”是為16—40歲智障者提供工作機會和訓練的場所，同時以經營麵包坊及其點心屋贏取一定的利潤，來投入社會服務的社會企業。但我國社會企業的運作還處於起步階段，實踐與製度供給均不足。如何維持公益形象和市場競爭的均衡是最為困擾的問題。為了市場競爭，服務或產品必須持續保有獨特性及品質，單憑公益形象吸引消費者前來購買，並不能建立忠實的顧客群；而太過重視公益形象，也可能導致消費者對於商品品質有所懷疑。這些都使得組織在生產與營銷之間必須權衡決策。從實踐經驗來看，經營成功者一般將組織定位為一般企業，不以弱勢和道德優勢自居，反而更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關於A基金會麵包坊的營銷就有過爭議。在其最開始轉型為商業化社會企業之初，在營銷策略上，以麵向“愛心企業”的“愛心牌”艱難起步。“愛心企業”認購或個人認捐是“月餅”營銷成功的法寶，當時的營銷口號是——你購買的不是麵包，你購買的是“愛心符號”。但有人認為，“愛心牌往往被等同於低價、等同於不專業、等同於服務不好等負麵營銷，因為愛心買一個產品，你們會多次購買嗎？”“A基金會麵包坊不能拿愛心作為差異化，而應該拿品質跟服務作為差異化營銷策略”。目前，A基金會在支持“眾心捧月·心存餘香”麵包坊義賣活動外，還實施了麵包坊網店營銷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