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 \/ 龍永紅著. 南京 :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9.6

ISBN9787305214899

Ⅰ. ①青… Ⅱ. ①龍… Ⅲ. ①青年誌願者行動-研究

-中國 Ⅳ. ①D43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012796號

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

書名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

著者龍永紅

責任編輯陳佳編輯熱線02583621450

照排南京南琳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江蘇鳳凰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787×9601/16印張 15.5字數 262千

版次2019年6月第1版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14899

定價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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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熱線025835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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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

目錄

目錄

第一章導論1

第一節選題背景2

第二節研究問題8

第三節研究意義9

第四節文獻綜述11

第二章研究框架26

第一節基本概念26

第二節理論工具34

第三節分析框架54

第四節研究方法57

第三章合法性與資源動員62

第一節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合法性結構62

第二節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出場合法性”64

第三節政府治理限度下的組織合法性67

第四節救災動員中的組織合法性73

第五節體製驅動下的組織合法性79

第六節機會結構下的組織合法性85

第七節資源動員與合法性的關係模式90

第四章公信力與資源動員93

第一節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公信力結構94

第二節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公信力101

第三節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公信力108

第四節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公信力118

第五節監督懲處約束機製下的公信力128

第六節青年誌願者組織公信力來源比較133

第五章動員技術與資源動員136

第一節參與動員技術138

第二節市場導向動員技術148

第三節媒體動員技術158

第四節誌願者的動員166

第五節動員技術的借用與比較172

第六章資源動員路徑與邏輯175

第一節資源動員結果的差異176

第二節資源動員的發展路徑181

第三節資源動員的價值邏輯186

第四節資源動員互惠利他鏈的建構191

第七章資源動員的轉型與創新203

第一節官辦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的轉型203

第二節民間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的創新205

第三節青年誌願者組織主體性的建構206

第四節國家在資源動員中的作為210

第八章結論與討論218

第一節研究的創新219

第二節研究的不足220

參考文獻222

後記237

附錄訪談提綱239

圖表目錄

圖表目錄

表11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模式\/ 12

表21資源動員要素與指標\/ 56

表22個案訪談對象情況表\/ 58

表41青年誌願者組織公信力結構要素\/ 100

表42A基金會訪談人員基本情況構成表\/ 110

表43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個案的基本情況\/ 119

表44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方式\/ 121

表45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組織活動結構表\/ 124

表61民政部門和慈善會接收捐贈款物情況\/ 177

表62C2慈善總會和A基金會2008—2011年捐贈水平比較\/ 177

表63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要素(結果)的定性比較\/ 178

圖11個人捐贈非營利組織行為模型\/ 19

圖21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分析框架\/ 57

圖61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的互惠利他邏輯\/ 190

圖62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互惠利他鏈模型\/ 197

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

第一章導論

第一章導論

我國社會正逐步從總體性社會向後總體性社會轉型。一方麵,體製改革釋放出了較多的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另一方麵,貧富差距、底層群體矛盾、環境惡化等問題突出,同時,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和複雜化,使重塑社會普遍認可的核心價值體係,凝聚社會力量成為現實需要。因而,誌願服務組織獲得了發展動力與創新空間,誌願服務精神與行為被公眾、媒體、政府和商業等各個領域廣泛提及、倡導並實施。

現代誌願者組織是基於公眾愛心與誌願行為基礎上的、以滿足或增進有特定需要群體的生活質量,或以促進國家與人類化解共同的社會問題和風險能力為目標的非營利、非政府社會組織。1994年12月,中國青年誌願者協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時,團中央將誌願者組織的性質定義為:自願參與社會服務和社會公益事業的青年的群眾性社會團體。強調自願性、服務性和群眾性是青年誌願者組織的三個基本特征。安國啟.誌願行動在中國:中國青年誌願者行動研究[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91.2017年度我國誌願者總數為1.58億人,經測算實際有6093萬名誌願者通過131萬家誌願服務組織參與了誌願服務活動,服務時間達17.93億小時,誌願者貢獻價值548億元。楊團.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8)[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96108.誌願者組織的主要服務領域為扶貧濟困、助學助殘、環境保護、應急救援等領域,它們在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推動社會發展方麵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成為社會治理與服務主體之一。應社會發展需求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青年誌願者組織因其自治性、靈活性、影響力吸引了眾多大學生和社會公眾的參與,成為社會倡導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誌願精神和社會風尚的重要載體,成為公眾參與社會活動與社會治理的基礎平台。那麼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中,青年誌願者組織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其資源依賴與動員是如何實現的,其價值實踐如何推進社會治理成為重要研究議題。

第一節選題背景

2016年對全國29個省份的2211個誌願者組織的調研表明,52.19%的誌願者組織認為在誌願服務過程中經費不足是麵臨的最大挑戰。作為依賴於外界環境中的資金與人力來運作的第三方組織,誌願者組織對於各類資源的需求非常重視。它們的任一行動都會考慮到資源動員、互動及交換的可能性。“動員”是指“為追求集體目標而組成群(crowds)、團體(groups)、社團(association)以及組織的過程”。Oberschall Anthony.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3: 102.對於高度依賴社會公眾的捐贈選擇來彙聚資源,提供準公共物品的誌願者組織來說,它“必須找到一個財源來支持它的工作,就像一個商業機構必須找到願意出錢購買其產品或服務的顧客一樣”。弗斯頓伯格.非營利機構的生財之道[M].科學出版社,1991:77.不過,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特殊性在於,它通常不生產可見產品來獲取利潤去提供社會服務,這就有一個動員開發資源的過程。

當前,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發展因應體製改革與社會轉型的外部環境獲得發展動力,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總額獲得快速增長,尤其在後現代風險社會中,展現了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在汶川地震中,社會捐贈總額即達到了1070億元,且個人捐款超過了企業捐款。但與發達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誌願捐贈水平仍然偏低。201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4400美元,達到收入中等偏上國家的水平,但社會捐贈總額占GDP的百分比僅約為0.176,而美國占GDP的百分比為2;2016年我國社會捐贈總量為1346億元,占全國GDP的百分比為0.19,美國社會捐贈總量占GDP的百分比保持穩定,還是2。可見,我國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能力還需要提升。同時,隨著近年我國社會組織,尤其是未進行登記注冊的“草根”誌願者組織規模快速增長,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規範化發展、官辦組織的行政化、社會資源的競爭壓力等問題也突顯出來,這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能力提出了挑戰。在以往的實踐場域與研究視域中,青年誌願者組織往往置於“國家與社會”的理論範式下思考其主體性效能,其基本預設是國家塑造的製度條件對於培育社會組織主體性有著重要意義。已有研究對誌願者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功能、政府培育的責任、國家政策的支持分析探討得較多,對於青年誌願者組織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資源動員問題研究分析不多。事實上,青年誌願者組織發揮社會治理功能麵臨著公共性不足、嵌入性困境、可持續性支持困境、合法性危機困境,這些均對組織的資源動員產生影響。

一、青年誌願者組織公共性不足

若無公共性的持續生產,任何社會都不太可能有實質性的社會協同與公眾參與,社會活力將麵臨“無源之水”境地。當國家作為規劃者和管理者將社會服務中的資金、需求滿足、項目開發、學校質量評價等權力分配到地方政府、學校和社會組織時,人們從私人領域中走出來,就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和需求開展討論和行動,由此實現協同治理,維護公共利益就是一個公共性生產的過程。可見,沒有公共性導引下的共同體組織的參與,社會治理、社會活力、簡政放權會成為一種“空轉”實踐。公共性生產的關鍵是需要具備從“私人領域走出來”的公共理性精神和以民主協商、對話為特征的討論與行動這兩個要素,公共性精神和行動發育不足恰是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發揮社會治理主體性困境之一。

青年誌願者組織公共性精神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是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民主化參與與谘詢不足。社會政策的設計與製定更多依賴於專家治理,誌願者組織基於基層實踐的反饋,建議、需求較少得到實質性接納,誌願者組織作為社會治理主體之一,平等性不足。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鮮明的不同。比如,在西方發達國家關於高等教育的一輪輪治理中,其具有標誌性貢獻的治理行為很多是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如卡耐基教學促進基金會發布的《高等院校分類標準》已被廣泛應用於大學評估排序、大學新生和家長就讀高校選擇等方麵;其相繼發表的《大學:美國本科生的就讀經驗》《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藍圖》《博耶報告三年回顧》等報告在高等教育質量治理中發揮著強影響力。這種差異或許與我國家族倫理與差序格局傳統心理文化有關,因為兩者都是從血緣這個私域起點發展起來的,扶危救困、樂善好施的對象以親疏遠近來劃分,對作為公共領域中的誌願者組織缺乏一種內在的集體意識認同。

二是青年誌願者組織很多時候成為政府行政職能的承接者、社會服務的配送者,較少在價值目標、政策方針的製定方麵發揮誌願者組織的優勢,而多停留於和其他主體的技術合作治理。技術治理往往以量化數據、任務指標的完成來體現組織的價值與目標。但是社會治理與一般治理的區別在於,它麵向的是人的發展,人的發展成果往往並非是數據與指標能衡量的。比如,協作者社區發展中心為困境兒童提供社區課堂、小組活動、陽光暑期成長營服務需要幾年乃至十幾年才能呈現社會治理效果;中科院等機構發起的農村教育行動計劃,曆時兩年所做的嬰幼兒早期發展現狀的研究報告,以及探索的養育師入戶輔導、建設村級養育中心等幹預實踐,麵向的價值目標是未來人力資本的質量和有效切斷貧困代際傳遞。青年誌願者組織要改變單純的承接者角色,需要通過研討會、主題討論、聽證會、社會實驗等技術在政策倡導、價值引領和文化傳承等價值治理方麵發揮主體性作用。

二、青年誌願者組織嵌入性困境

新時期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實行雙重管理體製,在民政局注冊並需掛靠相應的業務主管部門。近年來,深圳、廣東、江蘇等地均在嚐試擴大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範圍製度、社會組織備案製。不過,這主要限於草根社會組織與社區社會組織,公信力、影響力強的社會組織多是在雙重管理體製中成長起來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均質疑這種管理體製製約了社會組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認為這種體製依附性會帶來治理失靈。但也有研究認為,誌願者組織在資源、合法性、製度支持方麵嵌入於國家,而國家的意誌與目標卻嵌入在誌願者組織的運作中,從而提升政體的治理能力。這種“雙向嵌入”的結構使得國家與社會雙方的權力都得到了提升,形成“雙向賦權”。紀鶯鶯.從“雙向嵌入”到“雙向賦權”:以N市社區社會組織為例——兼論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構[J].浙江學刊,2017(1):4956.國家與誌願者組織之間事實上形成了一種互惠利他發展關係。所以,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發展會存在一個從體製依附性向結構嵌入性轉身的問題:既看到結構的限製,也看到結構中的機遇。

“嵌入性”概念首次提出者是卡爾·波蘭尼(Karal Polanyi)。他認為社會關係被嵌入經濟體係之中。馬克·格蘭諾維特認為:“行動者既不是像獨立原子一樣運行在社會脈絡之外,也不會奴隸般地依附其所屬的社會類別賦予的角色。他們具有目的性的行動企圖實際上是嵌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係係統之中的。”馬克·格蘭諾維特.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M].羅家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7.所有在治理網絡中相互嵌入的主體都是彼此行動的協調者和影響者。可見,關係或者說網絡是嵌入內涵的關鍵詞。如果青年誌願者組織“遊離”於正式的治理網絡之外,尤其是在重要公共產品配置、秩序調適中處於無足輕重的位置,也就很難發揮治理主體的功能與作用了。我國社會組織在這方麵麵臨的主要困境是,無論是民間還是官辦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或多或少存有嵌入式合作關係,但其與教育學界、市場企業、社會組織之間良好的嵌入性關係暫未形成,跨界的、跨域的一體化嵌入治理網絡形成還需要時日。嵌入本身不僅是主體能力的表現,更是資源動員能力的核心要素。因為,嵌入會給嵌入主體帶來社會資本,“如信任、互惠規範(norms of reciprocity)和網絡,(它們)往往具有自我增強性和可積累性。良性循環會產生社會均衡,形成高水準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參與和集體福利,它們成為公民共同體的本質特征”。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M].王列,等,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08.

三、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合法性危機

青年誌願者組織如何保持自主性,在擴大影響力的籌劃中,保持與國家機構與企業合作的平衡點,而不是依附於政治國家的威權,或者作為企業產品與形象宣傳的手段,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之間一種聯結的新形式與中介體,激發社會責任感,以利他、關愛、互助等精神價值來維護良好的社會關係,維護公共空間價值,與國際慣例中的第三域發展規範契合,這些均與誌願者組織的合法性密切相關。在社會組織業界和學術研究界,包括從事社會組織管理的政府機構都傾向於對社會組織做出“官”和“民”的兩類劃分。徐永光將我國社會組織分為“權威型”“強勢型”“平庸型”“創新型”“草根型”五類,對於創新型社會組織的界定是:那些能夠把握政府職能轉換的時機,適應市場經濟發展中社會需求的新變化應運而生的各類公益誌願者組織、基金會、慈善會、社區組織、行業協會。這類“創新型”機構在中國NPO“官民轉換”進程中起著引領方向的作用,舉足輕重。徐永光.從“英雄時代”到“製度時代”——中國NPO治理的現狀和展望[J].中國青基會通訊,2005(1).商玉生在對我國基金會進行類型劃分時就將其分為官辦民助型基金會、民間官助型基金會、(純)民間基金會等類型,並認為社會發展趨勢是從官辦至民間的轉型。商玉生.我國基金會的現狀及體製分析[J].慈善,2002(4):4647.但我國將誌願者組織區分為包括青年誌願者協會等具有官辦背景的組織,和民間自發的草根組織兩大類的思想目前還比較普遍。不過,政府機構人員認為“官辦組織的人、財、物要和相關單位脫鉤才算是真正的社會組織,而且脫鉤得越徹底,就越有生存能力”,而民間誌願者組織則認為“其實資源很多時候在政府行政部門,怎麼樣才能得到他們的資源,最重要的還是先付出,先把事做好”。玉樹上百億善款被要求彙繳惹來爭議,基金會聯名抗交營利性收入所得稅等事件可以看作是這一官民轉換進程的具體表征,反映出社會要求公益誌願組織去行政化而向民間回歸的發展趨勢。因而,“官辦社團”“官辦NGO”“公立誌願者組織”等名詞不僅在大眾傳播媒介中出現的頻率較高,而且官辦社團的“轉型”實踐研究已進入學術視野。但在我國當前的行政體製下,在公眾對慈善公益、誌願服務還未有足夠現代認知情況下,“官民轉換”的改革方案目前難以成形。目前最有意義的實踐是某些官辦誌願者組織,如社區、工會誌願者組織等自覺地逐步向社會化與市場導向轉型,從“政治性、運動型、傾向性”轉向自治性、獨立性,以重塑組織與政府部門的關係。但實現從官辦到民間的轉型是一個自然的逐步讓渡過程,還是需要有國家力量的統一規劃,抑或是其他路徑,目前尚無定論。

四、青年誌願者組織可持續發展困境

提供更好更公平的、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社會服務是未來社會治理的方向。在當前的公共服務市場中,政府往往通過服務外包或項目製形式將政府的公共職能轉移出來,包括艾滋病防治、失能老人養老服務、教育基本公共服務、教育培訓服務、教育技術性服務,等等。

一方麵,這些外包的服務項目內容主要是常規事務性工作、臨時性的輔助工作,所以項目資金多以短期的為主,這與長期的公共服務需求、長周期的人的發展之間存在矛盾,承接服務的社會組織無法對治理資源有穩定的預期。通常多數發達國家的做法是,對有實力有能力的社會組織實施長期購買服務戰略,保證社會組織在適當的市場競爭中有穩定的服務資源預期。這是當前項目製社會治理中麵臨的不可持續發展支持的困境之一。

另一方麵,在項目製的服務外包過程中,政府各部門與誌願者組織之間是一種委托—代理的契約關係。隨著權力的分散和眾多半自治實體參與公共服務項目,傳統的協調任務變得困難起來。多元主體的利益分歧和目標分化、溝通協調成本的增長、治理活動的碎片化等問題又成為治理的問題。比如在我國高等教育的項目代理係統中,高等教育中的“事”與“人”的分割、項目供給與項目競爭的碎片以及完整項目被切分與他用,異化為各種利益與工具象征的碎片熊進.高等教育項目製治理的碎片化及其整體性治理[J].教育科學,2016(6):5563.已為學界所警覺。這其實是青年誌願者組織治理主體性不可持續發展困境的另一個極端。主體性是符合組織目標與願景的行動能力,當治理行為偏離了目標和願景,此時組織主體性也已被異化。所以,麵對治理的碎片化問題,整體性治理理論得到了快速發展。整體性治理是一種通過橫向和縱向協調的思想與行動,從而實現預期利益的治理模式,包括通過消除政策間的矛盾和緊張以增加政策的效力,減少重複以更好地利用稀缺資源,增進某一政策領域中不同利益主體的協作,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無縫隙服務四個方麵。Christopher Pollitt. JoinedUp Government: a Survey[J].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3(1): 3449.所以,構建高度協同的整體社會治理結構成為社會組織主體性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深層保障。

以國際慣例標準來看,青年誌願者組織是處於政府與企業這第一、二部門之外的第三部門,屬於非政府非營利的社會組織,而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大多隸屬於共青團係統或民政部門,很多情況下是具有行政級別的事業單位,享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和人員編製資源。這一雙重身份使其在資源動員上具有優勢,但也最容易遭遇信任危機。民間誌願者組織由於政府對其的注冊登記管理程序始終沒有完全放開,又往往麵臨沒有公募權的合法性困境,極大影響了其資源動員能力和合作溝通能力。當官辦與民間都不足以承載吸納社會公益誌願性資源時,個體直接的一對一的慈善救助行為,如通過發紅包的形式來幫助邊遠山區的貧困家庭,如“免費午餐”微公益行動等成為我國公益誌願服務的新景觀。因為它們不需要誌願者組織的參與運作就做成了公益之事。這些公益誌願行為均麵臨如何組織化得以可持續發展的難題;而對於現有的誌願者組織來說,它如何將這些散狀資源吸引過來,並對其進行有效整合和運用是目前我國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生態治理中的重要問題。

第二節研究問題

青年誌願者組織遭遇信任危機,從而使個人捐贈資源麵臨縮水處境,這是社會追求“效率優先、透明至上”公益生態目標的一種反映。而民間公益誌願者組織在這種信任危機中吸引了更多的關注,2016年我國新登記注冊誌願者組織相比2015年,增速為106%;2017年未注冊或備案草根誌願者組織規模得到快速增長,為41.47萬家。翟雁,辛華,宋煜.2016年中國誌願服務發展指數報告\/\/楊團.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7)[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75122.自2005年,非公募基金會成為激勵民間參與公益的嶄新途徑開始,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非公募基金會也超過公募基金會規模,很多大型企業開始建立自己的基金會,這使公募基金會所能獲得的公益誌願性資源受到影響。這一係列公益誌願行為進程使公眾的捐贈選擇與公益行為多元化,從而帶來了公益誌願性資源的細分市場。從國際公益資源市場來看,我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實力,使境外誌願者機構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承擔起更多的公共服務職能,因而它們將更多的資金轉而投放在非洲那些相對更貧窮的地方。在這種近乎“內憂外患”的公益資源分布格局中,公益誌願資源的競爭格局出現,尋求高效而穩定的募款途徑成為青年誌願者組織生存與發展的關鍵。

可見,資源是青年誌願者組織運作的首要關鍵因素。因為青年誌願者組織是一個發現開發資源、募集整合資源並有效率地傳遞資源的中介組織,沒有資源這個啟動的原點,組織的生存就會麵臨困境。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無論是公益慈善的信任危機、還是草根組織登記注冊的身份認同問題、抑或是公平的社會捐贈競爭環境,這些都和公益誌願性資源的分布、動員、輸送格局緊密相關。因此,本書將關注以下主要問題:

(1) 青年誌願者組織何以能動員資源?什麼樣的動員技術才能籌集到足夠多的組織資源?

(2) 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邏輯是什麼?

(3) 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與其價值實踐行動的關係是什麼?

(4) 青年誌願者組織作為社會域的代表,在其資源動員過程中,國家的責任與作為是什麼?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模式是怎樣的?

第三節研究意義

一、理論意義

(一) 拓展青年誌願者組織研究的新視角

近幾年來,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組織的日益規範管理、誌願者隊伍的發展、誌願服務精神日益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等。已有研究主要對青年誌願者組織的功能與服務模式進行分析,對作為功能實現的資源基礎較少分析,因為沒有資源,組織的目標與功能無法實現。因而,從資源動員這一對於青年誌願者組織最為關鍵與根本的運作基礎來透視這些現象,從而在公益的生成論與政府的關係模式論之外,提供青年誌願者組織研究的新視角。這在當前社會捐贈競爭格局開始形成的階段,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領域,本身蘊含了理論意義。

(二) 拓展資源動員理論應用領域,豐富社會組織理論

資源動員理論範式一般用於解釋社會運動及其組織,大多數學者將其運用於政治傾向的抗爭運動與運動組織。但社會運動理論中往往將社會運動區分為共意性運動與衝突性運動,在這一分類框架中,青年誌願者組織不是衝突性的抗爭運動組織,而是共意性的建設組織。筆者以組織理論為基礎,結合我國三類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實踐,對資源運作的體製背景、關係網絡的拓展、社會信任的確立、符號資源的經營等過程進行了分析,以拓展資源動員理論在我國社會組織籌資經驗中的應用與重構,在經驗現象與基本理論之間建立邏輯聯係,發覺和建構適合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的模型。

(三) 建構青年誌願者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實踐框架

善治是世界各國政府社會治理的共同目標,核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這意味著政府政治領域、市場經濟領域、社會公共領域的協同治理。作為社會公共領域重要組織形態的青年誌願者組織在社會組織及其社會生態係統、公民社會及其公民價值體係、公共領域及其社會表達與倡導係統的建設中發揮著促進社會治理創新、價值引領功能。但政府對誌願者組織服務的購買或其他項目的資金支持具有臨時性、零散性,缺少專門的政府預算資金和可持續的資金支持,這限製了青年誌願者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與空間。通過明晰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要素與模型,分析青年誌願者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創新路徑,推進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本的積累與聲譽發展,從而促進組織資源動員的良性循環。

二、現實意義

(一) 為青年誌願者組織可持續發展提供現實借鑒

我國2016年印發的《關於支持和發展誌願服務組織的意見》指出,“到2020年,我國基本建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布局合理、管理規範、服務完善、充滿活力的誌願服務組織體係”。但青年誌願者組織要獲得可持續發展,需要改變過多依賴政府動員資源的做法,增強自身造血功能,發揮公益運作的主體作用,引導公益公平、有序競爭,通過對自身能力的提升來吸引資助者,爭取各方資源,為組織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對三類青年誌願者組織的案例研究,以深入訪談與觀察記錄的方法對其資源動員效能、模式及其價值實踐進行探討,可以為國家合理規範公益誌願資源競爭市場和動員社會發展資源提供經驗依據,為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規範化、現代化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示。

(二) 為推進青年誌願者組織獨立自治,發揮其社會治理功能提供經驗依據

在我國轉型的社會情境中,真正從民間長大的青年誌願者組織不多,本書所選擇的個案A基金會、I高校青年誌願者組織,民間性相對較強,如在A基金會30多年的發展曆程中,其已具備較強資源動員能力並形成規範的組織製度,獲得了較為廣泛的社會認同。以這些組織為個案,探討與建構民間具有合法性身份的青年誌願者組織資源動員模型,為依賴體製內資源的官辦或準官辦的青年誌願者組織轉型提供參考,為尚無合法性身份的草根青年誌願者組織的資源動員提供經驗與動力,從而推進我國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獨立自治,促進其更好發揮社會治理與社會創新功能。

第四節文獻綜述

關於青年誌願者組織的研究,無論中西,往往更多地與非營利組織研究交集在一起。非營利組織主要有五個方麵的共同特征:一是非營利組織都有相應的製度和結構,即組織性;二是非營利組織在製度上與國家相分離,即私有性;三是非營利組織不向其經營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潤,即非營利屬性(非利潤分配性);四是非營利組織基本都是獨立自主處理組織事務,即自治性;五是非營利組織接受一定程度的時間和資金的自願捐獻,組織目標與公共利益相聯係,而不是法律框架內的強製安排,即自願性。非營利組織這一定義能涵蓋被視為第三部門或公民社會部門的大量實體組織。萊斯特·M.薩拉蒙.全球公民社會——非營利部門視界[M].賈西津,魏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34.青年誌願者組織是代表這類實體組織的重要類型。從組織的生存發展角度來看,青年誌願者組織作為慈善事業體係中重要組織類型,同樣建立在利他主義價值基礎上,社會本身存在貧富差別是其存在的內生性;同時,接受社會捐贈是其經濟基礎;捐助者的意願是組織資源運作與項目實施基礎,公眾普遍參與是其發展基礎。閆坤,朱俊立.慈善事業在汶川地震中凸顯力量的經濟學思考[J].財會研究,2008(20):6370.因而,捐贈動機是資源動員中的重要主題,也是進行資源動員必須充分考慮的因素。

一、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理論與研究

(一) 西方關於非營利組織的研究

1. 非營利組織的生成論及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在西方關於非營利組織的研究中,諸多研究者認為福利國家強加於資本之上的管理和稅收負擔抑製了投資的動力,阻礙了市場力量的有效發揮;也抑製了工人努力工作的動機,降低了效率;而且福利國家不消除個體不幸和需要的原因,隻對這些事件造成的後果進行補償;另外福利國家利用官僚製作為再分配的機構,這構成福利製度無效率的根源。麵對這種種困境,非營利部門作為福利國家中的替代性工具受到了極大重視。克勞斯·奧菲.福利國家的矛盾[M].郭忠華,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2939.這方麵最主要的研究主題有兩個:一是非營利組織的生成論。如美國經濟學家伯頓·韋斯布羅德(Burton A. Weisbrod)提出了“政府失靈論”,Weisbrod B A. 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a ThreeSector Economy[A].\/\/Phelps E S.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C].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171195.即公眾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政府的幹預與控製中未得到有效滿足,而是出現了浪費、濫用、效率低下等情況,可能導致社會福利削弱的後果。亨利·漢斯曼(Henry Hansmann)提出了合約失靈理論(contract failure theory),Hansmann H. Economic theor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J]. Nonprofit Sector Research Handbook, 1987.認為由於政府機構與營利組織的局限從而為非營利組織的生成提供了空間。二是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論。吉德倫(Gidron Benjamin)、克萊默(Kramer Ralph)和薩拉蒙(Salamon L.M)等人認為,所有的福利服務中有兩個關鍵要素:一是服務的資金籌集和授權,二是服務的實際配送。以這兩種要素為核心變量,他們提出了政府與非營利部門關係的四種基本模式,參見表11。Gidron B, Kramer R M, Salamon L M.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Sector: Emerging Relationships in Welfare States[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2: 18.在這四種模式中,政府支配模式與第三部門支配模式是兩種分別由政府、第三部門獨立進行資金籌集與服務配送的模式,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沒有合作互動,雙重模式與合作模式本質上都是相互支持的模式。

表11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模式

功能政府支配模式雙重模式合作模式第三部門支配模式

資金籌措政府政府\/第三部門政府第三部門

服務提供政府政府\/第三部門第三部門第三部門

2. “誌願失靈”論與“第三方治理論”

薩拉蒙的“誌願失靈”論與“第三方治理論”介於非營利組織的生成論與關係論之間。薩拉蒙認為,作為集體物品的提供者,誌願製度的主要缺陷有以下幾種:

一是,“慈善不足”:即資源缺乏。它無法產生充足的、可靠的資源來處理發達工業社會中的人類服務問題。這個缺陷部分源於集體物品生產中固有的“搭便車”問題,也是由於經濟財富的波動性所致。所以,接受政府的資助成為解決這一誌願失靈問題的重要方麵。

二是,“慈善的特殊主義”:誌願組織及其捐助人集中關注人口中的特殊亞群體。由於控製誌願組織資源的人很可能不會平等地支持社區中所有部分,而是有所偏愛,從而使誌願組織所代表的亞群體有缺口,或帶來服務的重複與浪費。

三是,“慈善的家長式作風”:如果個體捐助是誌願部門的唯一支持,那些控製公益誌願性資源的人可以決定資源用來做什麼、為誰服務。所以,誌願部門的偏好是由富人來塑造的,並創造了窮人對富人的依賴關係。

四是,“慈善的業餘主義”:誌願部門缺乏專業的處理方式,而誌願部門的這些弱點是政府的長處。因為政府有潛力提供更為可靠的資源;還可以在民主政治程序的基礎上,確立優先考慮提供的公共福利等事情,而不是根據富人的偏好來提供。所以,政府可以通過建立權利而不是特權來部分抵消誌願製度的家長式作風;可以通過建立質量控製標準保證照顧的質量。而誌願組織比政府更能提供個人化的服務,可以在更小的範圍內運作,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而不是政府機構的結構來調整服務,允許服務提供者之間一定程度的競爭。萊斯特·M.薩拉蒙.公共服務中的夥伴——現代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M].田凱,譯.商務印書館,2008:4451.

可見,誌願組織與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各有長處,因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是一種夥伴關係,薩拉蒙進而提出了“第三方治理(thirdparty government)”理論。他認為第三部門組織並不是“政府失靈”和“合約失靈”下的替代性選擇,而是對於公共服務的社會需求與對政府機構敵意之間的矛盾調和,這是一種第三方管理模式:一方麵,政府在公共福利提供中的作用得到了增強,這主要表現為公共福利服務提供了更多的資金;另一方麵,又避免了一個不符合美國治理傳統的、龐大的政府官僚機構的出現。Salamon L M. Of Market Failure, Voluntary Failure, and ThirdParty Government: Toward a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J]. Nonprofit &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1987, 16(1—2): 2949.

3. 政府、市場、誌願部門相互依賴理論

羅伯特·伍思努(Robert Wuthnow)認為國家是“由形式化的、強製性的權力組織起來並合法化的活動範圍”構成的。國家的主要特點是強製性的權力。市場是由“涉及營利性的商品和服務交換關係的活動範圍”構成的,“它以與相對的供給和需求水平相關的價格機製為基礎”,所以市場主要以非強製的原則來運作。誌願部門由“既不是正式的強製,也不是利潤取向的商品和服務交換的剩餘活動範圍”構成,它主要以誌願主義的原則來運作。Kramer R M.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y Robert Wuthnow[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1, 21(5): 691.但在實踐中,政府、市場和誌願部門的關係正變得日益模糊,三者之間存在著頻繁的互動和交換關係,這包括:競爭與合作、人力資源、公共關係、資金及符號等方麵的相互交換。所以,政府、市場、誌願部門之間是相互依賴的關係。

4. 非營利組織演進的模式論

羅森鮑姆·納爾遜(Rosenbaum Nelson)提出了美國非營利組織演進的四個階段:

一是民眾互助階段(自16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此階段中,政府在百廢待興中無法提供民眾所需的福利與安全,在個人與家庭的有限力量之外,因而發展出鄰居互助組織,例如自己組織救火隊、互幫鄰居建造穀倉。不過,這種互助組織模式僅適用於利益一致及經濟水平較低的社會團體。

二是慈善讚助階段(自20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曆工業革命以後,社會財富迅速集中在少數家族企業手中,為了照顧員工及回饋社會,減少貧富差距產生的衝突,企業將部分盈餘資源投入公共教育及文化事業等活動,並依法成立信托基金或基金會,如摩根、卡內基、洛克菲勒等基金會。此種模式對於美國的教育文化事業有很大幫助。

三是人民權力階段(自20世紀40年代到元20世紀60年代):世界大戰使經濟蕭條、社會受創,政府將治理重心轉移到國家與社會的重新建設中,人民也因本身的權益而對政府充滿期待,因此社會服務和民權組織紛紛成立。政府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開始協助地方組織和服務機構的成立,推動各項社會重建工作,如支持各種小區組織、民權組織、婦女運動組織等的發展。

四是競爭與市場導向階段(自20世紀60年代至今):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已發展出類型眾多的各種非營利組織,不過,70年代的世界性能源危機使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資助與支持相應減少,非營利組織開始獨立麵對一個公益慈善資源競爭市場。這促使非營利組織更重視組織和管理的健全性,並開始以營利行為作為增添資源的手段來增加組織發展的經費。Kotler P, Andreasen A R. Strategic marketing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 Prentice Hall, 1991: 289303. 這即薩拉蒙所分析的非營利部門收入來源的“市場主導型”模式,Salamon L M. The Marketization of Welfare: Changing Nonprofit and ForProfit Roles in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93, 67(1): 1639.此模式特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資金來源的商業化。1977—1989年間,美國非營利部門增長的主要來源是服務收費和其他商業性收入,占了非營利部門總體增長的55%,幾乎是私人捐贈速度的兩倍。二是非營利部門構成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政府在總體上減少了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財政支持,但又重點支持了醫院、教育、社會服務等領域中的非營利組織,其中保健領域中的非營利組織得到了政府支持非營利組織總資金的77%,美國非營利組織服務領域也就從社會服務轉向了醫療保健,表現出明確的市場導向。萊斯特·M.薩拉蒙.公共服務中的夥伴——現代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M].田凱,譯.商務印書館,2008:240242.可見,美國非營利組織非常注重商業創收、合同的競爭、新興捐助者和社會企業家對於資源獲取的影響。

5. 社會資源動員論

在美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第三種模式與第四種模式發展的交界處,麥卡錫與左爾德(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奠定了資源動員理論的基礎。他們的研究想要解釋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社會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增多了;二是,對美國社會運動的發展趨勢進行預測。為什麼社會運動與非營利組織交集在一起呢?因為在他們看來,廣義的社會運動是“以期給社會帶來變化的人們所支持的一種誌願性集體行為”。“它包括以任何形式對運動思想的支持行為”。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 Morristown.N.J.;General Learning Press,1973: 214.環境保護、改善城市貧民區狀況、人權運動、女權主義等均可成為社會運動維護的目標或者價值,美國的社區行動項目和美國誌願服務機構均可稱之為社會運動組織。政府本身也是社會運動組織的支持者。在有些項目運作中,政府本身也會創建受資助的公民組織(citizens groups)。正是在公民組織的意義上,青年誌願者組織被視為社會運動組織的一種,即共意性社會運動組織。公益行為是改良型社會運動行為,具有非政治性、教育性、人道主義特點。研究者們對社會運動的性質作如此轉向定義,從而招致了諸多批判。麥克亞當認為,麥卡錫和左爾德文中提到的大量社會運動都是一些小規模低目標的改良型社會運動,他們所提到的許多組織,比如美國老年人健康協會、美國消費者利益協會、福利權協會等等,甚至都不能算是社會運動組織,而僅是民主社會中一般的利益集團組織。Mcadam D.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215225.但資源動員理論強調外來資源(來自公司和政府部門的資源)對於社會運動組織的關鍵作用,以及他們提出的市場—經理型資源動員模型,即要參照企業拉讚助的方式從捐贈者的成本—收益權衡的功利主義心理出發,以專業化手段來開發資源等,McCarthy J D, Zald M N.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6): 12121241.這與目前非營利組織的企業化經營和市場導向邏輯相一致。